异地高考改革

异地高考改革（精选6篇）

异地高考改革 篇1

编者按:2003年, 国务院针对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提出了“两为主”, 即以流入地管理为主, 以公办学校为主, 允许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在流入地就读。十年过去了, 当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开始要考高中、考大学了, “异地高考”这个问题就成为一个客观的、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2011年3月24日, 20名学生家长向教育部学生司工作人员递交了《学籍与户籍分开, 以居住地和学籍确定高考地的建议方案》。这些家长都是外地来京工作多年, 孩子当中大部分在北京完成了小学、初中教育, 马上就要面临高考。2011年10月, 他们又向社会公开了民间版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 并递交教育部。这份方案提出, 不再把户籍作为高考报名的限制条件, 高考报名资格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的标准认定。具体措施是子女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 至高中毕业在该地有3年以上连续学籍的, 高中毕业即可在该地参加高考和录取。对于北京、上海等情况较为特殊的区域, 方案中也有明确设计: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 至高中毕业有连续4年以上学籍的, 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之后, 这些非京籍家长每个月到教育部信访办提交公开信, 希望能够得到明确答复。同时, 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家长志愿者自发组织, 在地铁口、广场等公共场所进行社会宣传, 目前, 已争取到接近10万人次的公众签名。民间版《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就是他们在调研、征求意见, 组织专家学者、家长、媒体记者召开研讨会的基础上拟成的。

2011年8月30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 (后文中简称《意见》) 。2012年9月7日,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文件主要精神有三点:一是要积极解决。文件规定各地在年底前要出台解决办法。二是要有条件准入。家长、学生和城市都要符合条件。家长基本条件是, 有稳定的工作, 有稳定的住所, 有稳定的收入, 并且交了各种保险, 是这个地方的常住人口;学生本人条件是, 有可能在这里学了小学、初中、高中, 也可能只是高中才来, 可能高中三年都在这里, 也可能高中一年在这里, 因此各地会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什么样的学生跟本地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是城市条件, 要考虑城市的发展需要和承载能力。三是因地制宜。各地根据流入地的具体状况, 制定具体的办法, 提出具体的条件。

那么, 本次出台的三个条件是否能够满足异地高考的诉求,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围绕异地高考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本期《深度报道》特邀教育政策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对此进行深入剖析。

异地高考改革 篇2

异地高考“破冰”自主招生“掐尖”农村生源“升学难”渐渐驶入“深水区”的高考改革也逐渐面临深层次的矛盾与困难。高考的主要目标是选拔人才，但选拔人才必须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因为“教育不公”是最大的不公。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逐步解决考试招生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如何处理好公平与选才的关系，破解高考改革深层次矛盾，成为一些来自基层的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异地高考”破冰：

既促教育公平又防高考移民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近日透露，异地高考方案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一些代表委员认为，此举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但如何避免“高考移民”更加突出，是一个新课题。

“这对于数千万农民工子女是一场及时雨，但对于现行教育体制来说，则是一场严峻考验。”江苏省启东中学校长王生代表说，现有高考招生计划是根据各地发展水平考生数高教资源等分配，是一种“相对公平”。异地高考如果考虑不周，在实施中会侵占京沪江苏等高校富集地区考生的升学机会，带来新的不公。

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王战代表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在这一背景下，即将出台的异地高考方案是顺势而为。但在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的情况下，一旦过快放开，很可能引发新一轮“高考移民”，因此异地高考要渐进式改革，坚持“小步快走”。

如何避免新一轮“高考移民”?沈志刚代表建议，异地高考方案可率先在外来人口较少的地区试点，同时因地制宜出台限制条件。当然，国家应努力缩小教育资源的地区差距，从根本上避免出现大规模“高考移民”。

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实际需求，沈志刚代表认为，异地高考可以首先开放高职教育，逐步降低由职业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的门槛，使更多“农民工二代”获得在城市发展的一技之长。

自主招生“掐尖”：

要科学选才不要二次高考

两会前夕，“北约”11所高校和“华约”7所高校同日举行自主招生考试，“卓越联盟”9所高校紧随其后，一场高校“掐尖”混战引发代表委员关注。

“高校自主招生录取的还是原本高考能考上的学生，这说明改革创新不够，仍然是分数论。”上海控江中学校长张群委员说，为了应付自主招生考试，现在高三普遍不上新课，课程超前加大学业压力。很多考生不仅提前大半年进入高考冲刺，还需额外花钱报名参加专门的校外培训班。

“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并没有错，但自主招生确实增加了考生和家长的负担。”东华大学教授严诚忠代表说，随着“裸考”上名校比例的`降低，“广撒网”赢得更多机会成为考生必然选择，这是又一场高考疲劳战。

“不改变过度依赖考分的评价机制，自主招生无异于普通高考，很难实现科学选才。”王生代表说，如何探索学生综合评价机制，是自主招生试点能否成功的关键。今后可探索社会化考试之路，由第三方命题考试，取消集中录取，学生可以拿考试结果自主申请相关高校。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荣华代表认为，现在国内高校大都往综合性大学上“靠”，同质化严重。“没有中小学的素质教育做基础，没有高校特色化办学为引领，只在自主招生方式上玩把戏，这项改革将很难走远。”

求解“寒门升学难”：

要优惠招生更要机会公平

针对高校农村学生比例持续“缩水”现象，近年来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纷纷出台自主招生优惠政策，向农村地区的考生倾斜，引发叫好声。

但部分代表委员认为，名校的照顾只能泽被极少数学生，“寒门学子”大规模成才，还需政府“系统性帮扶”。

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代表坦言，去年共有8名贫困县农村家庭的学生通过优惠政策考入清华。今年，清华大学联合南京大学等推出“自强计划”，入选的考生可享受30分至60分的投档优惠。“当然，相较于面广量大的农村考生，这只是杯水车薪。”

“高等教育“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既涉及教育公平，也事关社会稳定。”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代表认为，高校招生结构应更科学，更多顾及农村学生的升学权益。

“考上大学只是农村子弟成才的第一步。”南京大学教授高抒委员表示，一些美国高校很早就降低分数招收黑人子女，但由于进校后疏于管教，成才率并不高。对于录取的农村学生，高校应在教学生活就业等方面制订专门的培养方案，提高其成才率。

“异地高考”破冰 篇3

10月31日，黑龙江省率先公布了2013年异地高考报名规定，规定称：“须具有我省高中学籍且高中阶段在我省连续就读3年以上，父母在我省有合法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外省籍随迁子女可在当地报名就地高考（自2013年高考开始实施）。”

短短几十字，跨过了外省籍学生在当地参加高考的门槛，成为第一个明确异地高考具体条件的省份。

2012年8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四部委发布通知（以下简称46号文件），要求各地在2012年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期待多年的公众开始对各地方实施异地高考的具体方案翘首以待。

截至11月20日，北京、上海两地异地高考方案仍在酝酿之中，而山东、福建、浙江等10余个省市亦开始表态：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具体方案最迟将于今年年底前公布。让人“意外”的是，“异地高考”地方方案却率先在并不是高考热点地区的黑龙江省破冰。

“就地高考”开始实现

回忆起三个月前的离开，18岁的高中生陈嘉铿觉得自己差了一点运气，这个大男孩怎么也想不到黑龙江省竟然成为首个开放异地高考的地方。

陈嘉铿拥有广州户籍，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跟随父母来到哈尔滨，但由于户籍限定，已读到高三的他不得不提前回广州准备参加当地的高考。

“再见，哈尔滨。”2012年8月3日早晨，陈嘉铿告别哈尔滨之前用手机写下日志。

“虽然很期待广州的高三生活，但特别舍不得哈尔滨的这些同学。”陈嘉铿说，当时他和在哈尔滨的同学相约，一定要再考回冰城读大学，并日记里写下豪言：“真的英雄回来再见。”

让陈嘉铿没想到的是，在他离开哈尔滨两个月后，10月31日，黑龙江省公布高考报名条件时，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符合相关条件即可在黑龙江省报名参加高考。

陈嘉铿惋惜的背后，社会上关于“异地高考”的讨论已有时日。据《中国新闻周刊》查阅资料，自从2008年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地高考问题，异地高考讨论开始热烈。后经两年多的漫长讨论，2011年两会上，异地高考开始拨云见日，2011年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表态，教育部正在和上海、北京研究，逐步推进异地高考。

进入2012年，开放异地高考的脚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2012年3月，袁贵仁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开幕会上再次透露，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将在10个月内出台。2012年7月，异地高考方案获国务院同意。

在这期间，部分家长反对“异地高考”的声音也日渐增强，其中以北京、上海两地反对声音最为激烈，甚至在微博上设立反异地高考联盟的账号。他们认为，异地高考会大大增加本地考生的竞争压力，同时也会使得流动人口大量涌入本已不堪重负的城市。

异地高考，究竟会不会放开？又何时才能放开？

在双方争论之中，陈嘉铿愈加纠结。他曾经想过在哈尔滨继续读高三，等临考前再回到广东，“但这毕竟是关系前途的大事，那样太过冒险。”陈嘉铿说，经过再三考虑，陈嘉铿最终还是决定回到广东原籍读高三。

政策“不敢等”

在陈嘉铿为了是否回广州左右为难的时候，黑龙江省招生考试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招考办）正着手研究开放本省异地高考的政策。

国务院46号文件的表述是：“做好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本地户籍就业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工作。”黑龙江省招考办副主任车行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是说。

“这意味着，不仅仅要解决异地高考问题，还包括一系列的升学问题。但如果一次性推出完整的细则，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车行全说。

但是像陈嘉铿一样即将参加2013年高考的学生等不起，对于大多数高三学生来说，现实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更何况高考的报名时间现在要提前半年左右。

车行全介绍，近年来，为防止艺术类以及其他考试过程中出现替考等舞弊行为，教育部要求，各地的艺术类考试，需要再进行身份认定后进行。“教育部要求艺术类考试必须在2013年的春节前完成，那么就意味着2013年高考报名就必须在2012年年底完成。”

这对于黑龙江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同样是一个考验。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拿出一整套外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升学考试细则，显然是不现实的。

经过研讨，黑龙江招考办决定高考先行，后续出台方案细则。

就这样，在2012年10月31日公布的《关于做好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中，加入了“非我省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须具有我省高中学籍且高中阶段在我省连续就读3年以上，父母在我省有合法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这样一段文字。

“在当地连续就读3年以上”，这样的门槛明显低于教育部此前的要求。而且在新规中，黑龙江并没有对父母在当地缴纳社保的年限进行规定，对父母的工作要求也仅仅是“合法”。

车行全说，“没有限定社保和稳定收入，主要是考虑到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存在流动性大这一特点。”

车行全指出，“只要父母一方能够提供劳动合同、纳税证明、单位介绍信这三者中任何一个文件。同样合法稳定的住所的证明，也只需要提供租房合同或居委会介绍信即可。”

这样的方案受到大部分异地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欢迎。在陈嘉铿看来，这个政策要求其实很人性化。他说，如果他在黑龙江参加高考，父母也不需要为证明材料太头疼。

与黑龙江的率先突破不同，虽然教育部对于推行开放异地高考的力度不断加大， 11月13日，教育部办公厅再次发文，督促各地尽快将方案上报，但截至11月20日，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异地高考方案仍迟迟未公布。

2012年2月，山东省曾率先表态开放“异地高考”，但事实上，2013年山东夏季高考仍仅限本省户籍考生参加。而5月宣布开放“异地高考”的福建，2013年高考也仅在高职高专单招考试中对外省户籍学生开放。而湖南、新疆等已出台2013年高考报名政策的省区，也没有向外省籍随迁子女开放。

与上述省份不同，江苏和安徽的步子更快一些，由于江苏省2013年高考报名已于2012年11月4日结束，该省表示，符合条件的外省籍考生将可以在江苏“异地高考”方案出台后补办高考报名。安徽省则提出，当地高考报名将在11月20日开始，近期亦将公布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条件。

为什么是黑龙江？

各地的具体方案迟迟未出，为什么黑龙江能率先突破？

黑龙江省招考办副主任车行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制定这条规定时，曾经对全省的外省籍考生做过一个全面的调研。“根据调研，我们预估2013年外省籍人员可以在黑龙江参加高考的人数在三百人左右。”

“这个数量相对比本省的20万考生来说，比例非常小，对本省考生的冲击是在我们可控范围内的。”车行全说。

据车行全介绍，调研途径主要为，通过省内15个地市级单位对在读学生进行调查，同时统计在历年高考中持外省身份证号的考生数量。

事实印证了省招考办的判断，截至11月20日，该省全省共有189名符合规定的外省籍考生。其中哈尔滨市只有65名，齐齐哈尔市36名。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亦了解到，与北京、上海部分家长的激烈反对不同，黑龙江省内的学生和家长对于放开异地高考的事情，并没有太多的反对。

目前正在读高三的学生王俊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外省籍考生的加入，可能会使得竞争更激烈，但自己好就行了呗。”哈尔滨师范大学附中的王晨则说，“希望在放开外省籍学生可以参加考试的同时能够适当增加录取名额。增加分母的同时也增加分子。”而更多的学生对于这条政策并不十分在意。

这倒有点出乎车行全的意料，他说，省招办当时还出台了一些应急方案。如果一旦有家长学生提出反对意见时该怎么办。但时至今日，他并没有接到反对意见的电话。

即使如此，为保证政策执行，黑龙江省招考办会陆续出台一些政策，例如在后续政策中规定少数民族、特长生等加分政策中对本省学生和外省学生加以区别，同时车行全表示，“倘若在录取过程中名额紧张，会向教育部申请名额补充。”

异地高考改革 篇4

观察家

推进异地高考改革，本地考生权益不一定必然受损，教育部可以单独核定异地高考考生的招生指标，增量指标从国家增量中统一解决，从而化解京沪等本地考生的顾虑。

民众翘首以盼的异地高考问题终于有了官方的声音，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和副部长杜玉波的先后表态，标志着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在年内出台几成定局。此前的2月29日，山东更是开全国先河，宣布“起，允许非户籍考生在山东参加高考”，成为了实践的首例。

据有关报道，教育部酝酿中的异地高考改革方案与山东出台的`政策“思路上一致”。但众所周知，山东之所以出台这样的政策，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其既非人口流入大省、且高考竞争异常激烈有关。这种政策，在京沪这样的人口流入密集、高考指标多、升学率高的城市能否落实，恐怕不容易。

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的表态，也印证民众担忧“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之所以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

诚然，京沪等地高考指标多、升学率高均是历史遗留问题，如果突然改革、影响到考生“权益”，确实有可能面临较大的阻力。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在正视既有合理存量的前提下，针对“增量”做文章，才能团结最大多数支持改革的力量。

因此，保证京沪等地的考生高考录取率不被下降，或许是使得京沪等地政府、市民不抵触异地高考的前提。推进异地高考改革，也不必搞成随迁子女得益、所在城市考生必然权益受损的“零和游戏”。比如，异地高考改革初期，可由教育部在不核减流出地招生指标的基础上，按照不低于或者略低于流入地的录取比例，单独核定异地高考考生的招生指标，所需增量指标从国家增量中统一解决。

当然，在京沪这样随迁子女较多的城市，一下全面放开或许不现实，符合什么条件能参加异地高考，必须考虑多方因素，通过公开、透明的决策程序加以确定。《新京报》联合凤凰网针对“异地高考应具备什么条件”等问题进行的调查显示：考生在当地接受完整的教育;家长在当地工作，并具备一定年限的纳税证明;家庭在当地拥有固定房产一定年限是普遍比较认可的条件。有关部门应结合实际，结合学校、家长、专家、政府等异地高考相关利益方合理确定条件，以尽可能在保证合理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剔除“高考移民”，减轻改革压力。

很多人关注的京沪与西部内陆省份和广大农村地区高考录取比例差距大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涉及教育公平的宏大命题，不属于异地高考的解决范畴;即使解决起来也是一个逐步推进的漫长过程。如果异地高考方案企图解决这一问题，那最终只能是拖累异地高考的推进、耽误随迁子女的“终身大事”，而使改革陷于多难的境地。

异地高考,难在哪里? 篇5

近期不断的利好消息，让在大城市工作生活、但户口不在本地的家长和孩子们似乎看到了希望——不为户籍所累，在当地参加高考。

2月29日，山东省出台相关政策，率先突破户籍限制，从2014年起将允许非户籍考生在山东参加高考。

虽然此举在政策上的突破显著，不过但凡是了解或参加过高考的人都清楚：山东省历年高考门槛都很高，其一本重点分数线在全国一直名列前茅。“同样考600分，在北京可以念北京大学，但是在山东连山东大学也念不了。”一位高三学生说。

显然，山东省提供的“便利性”在“分数”面前有些吸引力不足。于是，人们期盼的目光锁定了北京、上海等拥有大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同时分数线较低的大城市。

3月5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态，自去年1月起，教育部就在各地展开对异地高考的方案调研工作，现在到了最后一个时期。教育部很快就会出台一个总的文件，同时鼓励各地积极推进，出台自己的高考方案，方案公布时间会在10个月之内， “不一定山东最早（实施）”。

袁贵仁表示，异地高考不意味着完全开放，而是存在“条件准入”：一方面要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家长满足在当地工作等条件。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随后也表示，各地要在年底前出台有关允许“异地高考”的时间表，但“最后实现年限”由当地政府决定。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

异地高考，难点何在·

难点一：谁有资格·

两会现场，虽然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袁贵仁还是耐心地向大家纠正了一个概念上的错误。他表示，大家说的“异地高考”，其实是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所謂的异地高考其实是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不在这个地方上学却在这里参加高考。而我们要解决的是进城务工子女的高考问题，指的是父母在这里务工，达到一定年限，孩子在这里上学能够就地高考。”

谁家的孩子将符合这一标准·“一定年限”是几年·政策出台后，会不会像北京车市、楼市“限购令”一样，还有其他的附加条件·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异地高考是社会教育公平最重要的一环，它意味着农民工子弟可以在城市里高考了，现在高考受户籍制度管理太严，其实是用户籍制度保证了城市孩子的特权，早晚要开放，只是各个城市处于自我保护的心态，不一定很快接受。“这意味着以前享受特权的人就要损失一些，要失去一些优势。”朱清时说。至于准入门槛的设置，朱清时认为还是有必要的，“不能够像春运大迁移一样都拥到城市去考试”。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理学院教授王玉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待异地高考不能“一刀切”，不同的地区、城市，根据不同的人员、孩子、教育资源状况，要有不同的解决办法，“比如你在当地工作多少年，纳税情况怎么样，孩子教育情况如何，地方应设不同的‘台阶’，北京、上海‘台阶’可以高一些，但一律不解决是不对的。”

王玉凤认为，地方政府应根据当地非户籍孩子的人口数量、当地的教育资源数量进行设定，“如果放开，能有多少人要参加高考，会占用多少高中教育资源的空缺·会给城市带来多大问题·这都需要地方政府好好调研。”

她还建议，从国家层面上出台指导意见，这样各地才会按要求拿出解决异地高考的办法，“最初的口子可以开得小一些，然后逐步放开。”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她认同考生可以在异地高考的政策，对于“资格”问题，她建议可以规定一定年限，比如初中、高中都在本市就读的学生，或者再“严厉”一些，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在本市就读的学生。

各地将怎样制定规则，还是一个未知数。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坦承，有关异地高考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其他省份的问题都不是很大。

难点二：谁给录取指标·

如果实行异地高考，是占用户籍地的指标还是高考所在地的指标·这也是政策设计者和各省市执行者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如果真的实行异地高考，设计操作会很复杂，这是对招生资源的重新分配。”这意味着高校的招生指标等都要重新分配。如果异地高考考生由考试所在地录取，就必然挤占了当地考生的名额；但如果该考生回到原籍录取，又可能因考卷不同、无法排名而产生新的不公平，诸如此类。

对此问题，朱清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如果真的下定决心，教育部完全可以重新分配教育指标，全国考生一视同仁，统一分配指标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表示，异地高考牵涉的利益很复杂，这不是教育部一家就能解决的问题。教育部门需要和方方面面协调，一方面是看给各地的名额怎么改变，一方面是看能否在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难点三：新高考移民·

异地高考，是否会带来新一批的高考移民·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院长伍中信认为，开展异地高考，总体上有利于教育公平，但也会产生一些难以操作的问题。目前的高考是很多地方自己命题、标准不一，导致非农民工人口产生随机流动，带来新的不公平；高考移民合法了，对录取分数线低的地区带来冲击，怎么办·

伍中信表示，异地高考对正在艰难推进的素质教育也会产生冲击。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不如中部一些省份，但不能因此说京、沪生源考生的总体综合素质要差一些。异地高考可能会“驱动”中部地区的“中等生”成为西部地区的高考移民，这些考生再以“优等生”的分数考上京沪名校。而北京、上海地区因为推行素质教育，结果是高考分数不如“高考移民”，这会逼迫那些重视素质教育的地区转而为了升学率去重视应试教育。

难点四：户籍改革能否联动·

朱清时表示，若异地高考真的要实施，首先还是要解决户口问题，取消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差异，如果农村城市户口一视同仁，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异地高考的难度，不是1～2年能解决的问题，10～20年都是乐观的估计。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李逸平表示，要真正实现异地高考，恐怕还要和户籍制度改革联系起来。李逸平强调，实现异地高考需要系统设计，包括入学模式、户籍制度、初高中阶段教学大纲等通盘考虑，但关键点还是户籍制度改变问题，“上海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但要在教育部的指导下进行。”

吴启迪表示，从教育部门看，考生在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技术上没问题。但当地的利益就不是教育部能管得了的了，要把各种因素进行仔细分析，因为现在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么单一。她透露，现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专门研究考试问题，今后还有可能成立一个国务院层面的委员会来协调这些事情。她也强调了户籍制度改革对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应太慢。

(声音)

全国政协委员、

教育部副部长 杜玉波

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朱清时

异地高考是社会教育公平最重要的一环，它意味着农民工子弟可以在城市里高考了，现在高考受户籍制度管理太严，其实是用户籍制度保证了城市子女的特权，早晚要开放，只是各个城市处于自我保护的心态，不一定很快接受。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王玉凤

对待异地高考不能“一刀切”，不同的地区、城市，根据不同的人员、孩子、教育资源状况，要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地方应设不同的“台阶”，北京、上海“台阶”可以高一些，但一律不解决是不对的。

全国人大代表、

教育部原副部长 吴启迪

异地高考牵涉的利益很复杂，这不是教育部一家就能解决的问题。教育部门需要和方方面面协调，一方面是看给各地的名额怎么改变，一方面是看能否在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异地高考的困境与路径 篇6

一、异地高考凸显的背景

“异地高考”一词，是在2008年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地高考问题时出现的。异地高考，是指考生不在流出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而是在流入地（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流动人口2.6亿人。在这2.6亿流动人口背后，有5800万留守儿童和2700万随迁子女。庞大的随迁子女群体如何参加高考，使异地高考问题凸显。从2008年8月启动制定，到2010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异地高考一直是被社会关注与热议的问题。

2010年12月，异地高考被列入国家教改试点，首先在山东、湖南及重庆试行。2011年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透露，教育部正在与上海、北京研究逐步推进异地高考。同年10月，部分非京户籍随迁子女家长共同起草的异地高考民间方案《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公布。该方案建议，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依据学籍和父母常住地等标准来认定高考报名资格。同月，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等学者联名向总理上书，提请国务院审查并修改《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呼吁取消有关“学生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和招生”的规定。以上“民间方案”与“学者上书”倒逼高考制度甚至是户籍制度变革。

《教育部2012工作要点》明确提出，“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2012年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列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时表示，异地高考改革方案现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用不了10个月就会公布。但异地高考并不意味着完全开放，而是存在条件准入。同年7月5日，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为河南省高校的校长书记作报告时透露，四部委即将出台“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意见，这个意见国务院已同意将适时发布。杜玉波说，意见将根据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城市资源承载能力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连续就学的年限来确定具体方案。距离2013年高考报名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杜玉波的讲话，一石激起千层浪，再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议。

二、异地高考面临的困境

从目前社会反映的情况来看，异地高考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流入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无法绕过异地生源聚集的大城市。有不少人担忧，一旦实施异地高考，相应的“高考移民”、教育不公平等问题会随之出现。

第一，异地高考无助于促进教育公平。《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显示，26%的农村流动人口愿意“农转非”，其中68%的人希望落户大城市，其主要目的是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袁贵仁表示，农民工在一个城市就业时，同时要想到其子女的就学问题。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结果显示，48%的人认为，户籍制度是导致城乡与区域教育不公平的根本原因，如果突破户籍制度实施异地高考，就能有效促进教育公平。也有19%的人认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招生制度不合理是教育不公平的根源，异地高考无论怎么设计改革方案都无助于促进教育公平，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不公平。从表面上看，异地高考是为了解决流动人口与当地人口的教育平权矛盾，而实际上只是满足少部分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接受高等教育的美好愿望，不仅影响了当地部分人的教育权益，而且对全国大多数户籍依然与高等教育资源挂钩的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如果说，以户籍来分配教育资源和机会是不公平的，再创造出一个以父母能力、经济实力作为分配标准的异地高考，教育不公平就是雪上加霜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异地高考是为少部分人争取教育特权，不仅不能缓解教育不公平问题，可能还会带来更大的教育不公平。

第二，异地高考会引发新的“高考移民”浪潮。由于教育资源不均衡、高校招生计划指标投放不均，全国各省份形成了高考“高地”与“洼地”。大城市高等教育资源集中，历年来考生录取率较高，同时有一些西部省份人口较少而录取率较高，这两种地方就形成了高考“洼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担心异地高考政策一旦出台，会再次引发“高考移民”奔赴高考“洼地”。我国古代唐朝首都长安作为科举“洼地”，就引发过“科举移民”，如大诗人王维本应在户籍地蒲州考试，但王维善弹琵琶，博得了某公主的欢心，在其干预下，王维在京兆府应试。古代这种“科举移民”叫“冒籍”，是严重的舞弊违法行为。虽然清代对科举报名有严格限制，规定必须是考生本人“入籍20年以上方准应试”，但“冒籍”现象还是屡禁不止。这就是说，只要有高考“洼地”，就会有“高考移民”。如今，我国每年有近千万考生参加高考，假如实施异地高考，难免会出现大量“高考移民”。从这个意义上讲，异地高考哪怕设置再高的门槛，有能力的家长也会不惜代价，让孩子流动到高考机会更大的“洼地”。可见，异地高考不是简单的就地高考问题，如果不能同步填平高考“洼地”，就一定会引发新的“高考移民”浪潮。

第三，异地高考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复杂问题。2000年以来，我国全面推动各省份高考自主命题，现在已有过半数的省份实行自主命题。各省份不仅考卷难易程度不同，分数线高低也存在巨大差异，甚至连命题范围和考试科目都有区别。2005年以后，高考报名严格限定学生只能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一些随迁子女在城里长大，已不适应原籍的教育，因为不能在居住地高考，给继续读书、升学带来很大不便，异地高考的呼声日益高涨。近年来，尽管教育部鼓励各省份结合实际，尽快推出异地高考方案，但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结果显示，认为异地高考能够很快落实的人寥寥无几。有23%的人认为，异地高考不仅是在什么地方考试的问题，而是与考试制度和宏观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牵一发动全身”的复杂问题，也是教育部门无法单独解决的高难度问题。比如，在北京读小学、初中的随迁子女有近48万人，相当于本市户籍同龄学生的半数，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数万人的速度增长。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2000万，房价居高不下，交通拥堵。一旦实施异地高考，可能会使流动人口千方百计地让子女来北京接受基础教育。如此一来，北京的房价不可避免地还会攀升，交通会更加拥堵。

三、异地高考实施的路径

诚然，实施异地高考将会引发许多新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且必须应对的。值得欣慰的是，异地高考国务院已同意，教育部正会同有关方面制定异地高考方案并将适时发布。但这个方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何时能公之于众，社会各界依然十分关心与担心，怀有许多的期盼。

第一，高考改革要公开征求民意，吸收民智。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其他城市，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在高考问题上都存在利益冲突。可见，异地高考是牵扯面广、影响深远、关系到教育公平的重大决策。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要求：“作出重大决策前，要广泛听取、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然而，《教育部2012工作要点》中提出：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教育部负责人也表示，放开异地高考要“积极推进，要有条件准入，分省实施”。教育部的这些提法显然未公开征求民意，有悖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精神。因此，对于异地高考改革无论是放开的时机，还是具体操作办法，教育部都应改变以前自行其是的做法，要广泛开辟公开征求民意、吸收民智的渠道，让不同群体进行博弈，并在充分吸收民意的基础上，以条例或法律形式发布异地高考方案。

第二，高考改革要兼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考试公平是指完全依据考试成绩来录取考生，区域公平是指通过区域配额来调控各地区间考取人数的悬殊差异。在人口众多、各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差异很大的中国，如何既保证考试公平，又能维持不同区域录取率的相对平衡，是古今大规模选拔性考试都会遇到的两难问题。我国古代科举制开辟了依据成绩公平录取人才的先河，从唐朝后期开始，北方士子在国考中竞争优势逐渐减弱，南方士子后来居上，北宋的9630名进士中95.2%都是南方人。明代为了缓解地域不公平问题，全国被分为南、北、中三部分，按比例录取进士。清代也通过对录取名额分配的控制，以照顾文化不发达地区。20世纪20年代，尽管我国各高校实行单独考试凭成绩自行录取，但由于各校在全国采用统一的录取标准，出现了一些边疆及文化落后省区绝少考生考上北大、清华的现象。为了解决区域严重不公平的问题，高校把招生名额的一部分分给各省区，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间的不公平状况。区域公平与考试公平可谓“此事古难全”，难于一蹴而就，需要二者协调兼顾。因此，制定异地高考改革方案也要兼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

第三，推进统一高考多元录取，才是正确出路。当前，应该以实施异地高考为契机，积极地推进高考制度改革。事实上，异地高考的症结不在于考试地点和居住地之间的空间差异，从其涉及的复杂利益关系来看，不管是高考指标的划拨，还是户籍的开放，都涉及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协调，牵涉到政府、高校、省份的沟通和利益平衡，需要在全国范围统筹各方利益。所以，不宜由各省份出台异地高考方案，而应由国家进行高考制度改革，制定统一的高考方案，实行全国统一高考，消解高校招生的地域歧视，保障国民的平等受教育权。解决异地高考的根本措施应该是，摒弃教育功利化取向，推进教育资源分配的均衡化和获取教育资源机会的均等化。目前，在推进教育均衡化和均等化的过程中，要遵循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兼顾的原则，废除高考分省命题，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根据考试成绩多元录取。有人认为，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对全国近千万份试卷进行集中评阅很不现实，分省份评阅宽严尺度无法完全统一。但笔者认为，这些技术上的问题与推进教育公平的重大意义相比，是不难作出抉择的。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