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的公平性

高考的公平性（精选12篇）

高考的公平性 篇1

高校招生考试不仅是人才选拔的重要方式,也是确保高等院校新生质量的关键。高校招生考试对个人成长、高校发展和国家进步至关重要。然而,高校招生考试政策由于制度设计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公平性经常受到人们的怀疑。本文主要叙述现行有关高考政策的公平性、合理性,详细分析了影响我国高考公平的原因。

一、我国高考政策的合理性

1. 高考政策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由于近年教育平等问题引起了大众的关注,高校招生也开始致力于为实现教育公平而努力。一是高考政策体现了教育的公平性。从1999年扩招至今,招生部门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相应地出台了一些能够体现教育公平的招生政策,为大量考生提供了上大学的条件,使更多的考生能平等地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二是通过高考政策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高校招生是选拔人才的一种有效手段,根据不同的招生政策,能把不同的考生输送到不同的学校、学习不同的专业,满足社会上不同岗位的需求。三是高考政策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是教育的重心,是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有效途径,而招生政策是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前提,可为高校解决人才资源问题,给高等教育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地基,这个地基是高等教育进步发展的可靠保障。

2. 高考政策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我国在出台新的高校招生政策前都会认真调研,科学论证,以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政策制定者充当着“催化剂”的作用,对制定的政策进行试点,达到了预期效果,并经过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最后对其进行进一步完善,才真正开始执行。如该项政策严重违背了制定目的,就会马上被禁止。可见,只有当制定者从群众利益出发,使政策按照大部分人的利益执行,政策才能继续发挥作用,解决问题。

3. 高考政策使大部分人民群众受益

在每一项高校招生政策实施后,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政策在转化为实际行动后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如实施高校扩招,最显著的效果是普及了教育平等观念,让更多的人享有高等教育的机会。从长远来看,高校扩招能够满足大众化的需求,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虽然,高校在扩招后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等问题,但整体上扩招毕竟使更多的人受益了,因此,可以说实行扩招是比较正确的。

二、影响我国高考公平的原因

高考政策的责任是实现高考公平,但并不是所有的高考政策都可以带来公平的结果。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高考政策及制度性不公的产生及其衍生的各种社会现象,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还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现实背景。

1. 政府行政理念尚未转变

高考的公平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富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社会阶层的分化严重,那些在资源和权力方面具有优势的阶层,会将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和权力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传递下来,从而保持着阶层地位的继承性和稳定性。教育作为现代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常常是优势阶层维持社会再生产的机制之一。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高校宁愿少招外省高分考生而多招北京市分数低的考生。这种资源占有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生源质量的不足,维持优势地位。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各高校自由竞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敢这样做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敢冒这样的风险吗?北大、清华招生倾向北京本市而难以得到纠正,根源在于中国政府行政主导体制下的教育资源垄断分配。这说明,教育体制受制于国家政治体制,政府行政的价值理念尚未转变,高等教育发展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机制,因而高考实现真正的公平也比较困难。

2. 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

国家经济和文化水平差异很大,社会贫富差距也在扩大,严重影响到高考公平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人均纯收入低下,城乡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家庭经济能力差距影响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些来自农村家庭的子女即使能够考上大学,要承担高等教育费用还是相当困难的。笔者对甘肃省本专科高校的收费调查显示,全省公立本专科高校每年的学费是4000元之间、私立在8000元以上,住宿费1200元,生活费8000元左右,加上考生的路费等大学四年一个学生至少得花6万~8万元左右。为此,国家己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大学生贷款制度、贫困家庭学生助学金制度、奖学金制度、勤工俭学制度等,但是只有部分学校真正把这些制度和措施作为学校发展战略来考虑。

3. 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

建国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城乡二元分割结构,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整体分割,形成“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天壤之别。其结果是统一社会下不同的成员及其子女必须宿命地面对着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一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地区差异明显且还在扩大。按照高等教育在校生数量进行高等教育规模分级,第一级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南京、武汉、西安;第二级的城市有哈尔滨、长春、沈阳、天津、重庆、成都、广州等城市。从高等教育规模绝对量的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地区高等教育规模较大的城市非常密集,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为稀疏。二是区域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存在严重失衡。以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高校为代表,上海有高校60所,“211工程”学校有9所,占到了15%。北京有91所高校,而“211工程”的高校占到了26所,其比例高达28.5%,甘肃45所高校中“211工程”学校只有1所,占到了2%。可见,上海、北京和甘肃的差距有多大,这也说明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两地所拥有的高等教育资源也是其他省区(含甘肃省)望尘莫及的。

4. 考试法治不健全

近年来,在高考中的违法犯罪活动越来越频繁,破坏的强度和广度不断增加,尤其是高科技舞弊现象已成蔓延趋势,不法分子利用手机短信、互联网贴吧、博客、微博、QQ群等传播方式进行考试泄密,考生利用高科技无线设备进行作弊或者集体舞弊。针对新的社会形势和复杂的考试环境,高考考风考纪面临严峻的挑战。各省采取各项措施加强高考考风考纪,严厉打击考试舞弊,但是对不法分子处罚却缺少法律依据。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机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法律中都有了不少可涵盖教育考试活动的法律,但是专门的教育考试法或考试法却是空白。为了保障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人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的公平公正,考试需要立法。考试立法不仅是实行考试制度的基本保障,更是保证考试公平的客观需要。

5. 教育特权现象依然存在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短缺,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高考一度被人们认为是“一片绿洲”,但是在自主招生、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艺术院校及专业招生、保送生招生等方面缺乏相应的制约和规范,受到社会特权和腐败行为侵扰,导致一些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行为扭曲,破坏了高考的公正公平。如,2010年吉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省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于兴昌在招生期间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953万元,法院最终判处其无期徒刑;2012年辽宁省招办两名干部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原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利用学校自主招生受贿案震惊全国,涉案金额达数亿元,让社会对自主招生产生了质疑。这些事件均属典型的权力和金钱腐败的产物,教训十分沉痛,暴露了少数单位管理松懈,考试管理制度办法不严密,对人员的教育和管理不到位,监管督查力度有待加强等问题。

高考作为国家选才的一种重要手段,是社会正常流动的一种重要机制,高考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为此,我们应该从理念认识、制度建设、机制创新和措施保障等各方面着手,创造良好条件,不断促进高考公平,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参考文献

[1]王后雄.我国高考政策的公平性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8.

[2]杜建慧.高招及其政策公平性研究综述[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3]赵中刚.浅谈高校招生公正公平的问题成因与对策[J].甘肃:教育革新,2007(5).

[4]杨东平.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与教育公平[J].湖北招生考试,2005(20).

高考的公平性 篇2

为何教育公平千呼万唤不出来？近日，随着高考一批次录取结束，关于教育公平和高考地域歧视的讨论又激烈起来。据网易新闻相关报道数据显示，今年清华大学在京录取考生295人，在京总扩招比例达45%；北京大学在京录取考生294人，在京扩招33.6%。面对人民和媒体的质疑，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北京考生报考踊跃，而且生源质量较好。”这个解释实在令人吐槽无力。难道在他看来，其他地方考生都不喜欢报考北京大学？他们和北京考生相比就是劣质品？人们越来越怀疑北大、清华到底是中国的北大、清华，还是北京的北大、清华？自恢复高考以来，这种地域歧视现象就一直存在，虽然名牌大学多为部属，靠中央财政拨款办学，也就是拿全国纳税人的钱来办学，但是他们却给予了属地考生过多的名额比例，而其他地方考生则遭遇了太多的不公平。并且这种不公往往会影响考生一生，工程师和包工头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无不为之嗟叹！但是，几十年来无论大家怎么呼吁，这种现象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这在某一方面显示了国人逐渐失去了对国内教育公平的信任和期待。如果我们不尽快改变这种不公现状，终将导致人才大量流失、国家失去发展后力，到那时候恐怕真的就“亡羊补牢，为时晚矣”！

（冠县清泉街道办事处 赵晓帅 2012年7月30日）

“高考公平”不公平 篇3

人们之所以将高考与社会公平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村人”与“城市人”在社会权利方面出现了很大差异。而高考的功能，在于能使一些出身农村、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和城市，拥有与“城市人”一样的身份和体面的工作，并通过这个平台实现向上流动。这个逻辑也适合于城市中下层家庭子女改变命运的企求。显而易见，比之于低三下四地求人和挖空心思地贿赂，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可以说是最光明正大、最令人自豪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最为社会各方赞赏和认同的方式。基于这种认识，社会各阶层普遍认为高考是我国社会中最公平的制度，应极力维护和坚持。

脆弱的高考权利

然而，人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公平其实是很脆弱的，是由某种神秘的力量左右着的。比如1966年春天，当师生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准备高考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席卷全国，打断了高考进程，再恢复时，已是12年后的1978年（所谓的77级是1978年3月入学的）。而当年意气风发的中学毕业生，已经“人到中年”，不得不和自己的学生（当年参加高考的许多人是中学教师）甚至子女同堂考试，同校上学。同样，在1977年的夏季及以前，谁也没有料到国家会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

虽然此后高考再没有中断，然而，决定高考命运的仍然是某种神秘的力量，而我们却始终没有想到从这个逻辑中走出来。我们没有想到应建立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以保证高考权利，以至于后来出现“取消高考年龄限制”“高校扩大招生”等决策，都只能是被动接受。这里不讨论这些决策的正确性，只是探讨其形成过程，其背后依然有铁腕人物拍板的影子，与此前的高考变化遵循的是同一逻辑。而社会对此问题的反映是：媒体多年来关于高考的报道，除了一遍一遍地重复感谢外，少有对高考体制的深刻反思以及对这种逻辑的质疑和探究。而由某种神秘力量决定高考命运的现象，依然故我地存在。

可见，高考公平这种幸运终究不是我们天然的权利，或者是由法律明确给予保护的权利。多年来的这些高考方案、应试化教育以及教育的功利化和工具化现象，我们除了接受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有关部门出台各种方案的理由都是为了“让人民满意”，但“人民满意”的标准是什么？所以，若仔细分析“高考公平”，就会发现其中的许多说法令人生疑。

高干子女的高考特权

我国过去有过专供“高级干部子女就读的大学”，或者说是高干子女比较集中的大学，比如“人大”“哈军工”“西军电”等高校。这些大学现在已完全对社会开放，那高干子女到哪儿上大学了呢？这个问题引发笔者联想到“文革”后期的“工农兵上大学”期间，陆续有“被解放干部”的子女，或通过组织安排进入高校，或其父母通过关系要到大学指标（在当时的“知青点”中，许多家庭有背景的知青都陆续离开农场或农村，方式之一就是父母通过关系为子女要到上大学或当兵的指标）。而对于当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走后门”问题，就连一向激烈批评官僚主义的毛泽东也破例予以容忍，做出“从后门进来的未必是坏人，从前门进来的未必是好人”的指示，其言外之意是，干部子女是可以被照顾的。恢复高考制度后的“人大”“哈军工”现象是如何变化的，国内现在尚未看到专门的著述，但从当时的老干部在平反后普遍被恢复待遇的角度看，自然而然有可能恢复相应优待他们子女的政策。而这个恢复，是因循旧例由组织上安排还是通过个人影响力及各种关系照顾，则是个需要考证的问题。而他们的子女是否像其他人那样，遵循“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参加高考，也是一个需要证明的问题。按照当时的“走后门”“裙带风”现象推断，高干子女享受高考特权的现象可能是存在的，只是人数很少或途径隐蔽，因而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

当然还有另一种被人们认为“习以为常”的情况。因为有一段时期，人们认为为革命做出贡献的老干部们，享受特权理所应当，这其中包括他们的子女可以优先上大学、上“好”大学。但是，如果高干子女如今还同解放初期一样享受各种优惠政策，那“高考公平”就令人费解了。这就表明现行的高考公平，只是一种层际公平，而不是全社会范畴的公平。

“等级制”影响下的不公

我们的高考是教育部“统一领导、管理”的产物，而这一制度是遵从“等级制”基本形态产生的一种从属性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人民”与“敌人”之分，从而出现了“出身有问题”家庭子女受教育权利被限制的不公平事实。这种现象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从整体上消失了，但从社会层次上并没有进行深刻的反思，某些思想观念和精神意蕴还残存在现实的高考制度中。

此外，由于城市与农村、“汉族省”与“民族省”的区别，所谓的“统一考试、统一录取”只限定在各个“省”内，而各省之间的情况差异往往会令公平打了折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高考录取分数低于一般省份，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高考移民”现象以及近年来“异地高考”引发的争论，都是对高考公平的质疑。

还有来自普通教育方面的不公平。由于在普通教育中，存在着“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省、市、县级）的区别，且各类学校的教学条件差别很大，因而不同学校学生的知识起点和学习重心不同，造成“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实际结果，是公平名义下的实际不平等。最近有研究表明，北京大学等“985”大学的新生中，出身农村家庭的新生比例过低（仅22%），且有继续下降趋势。这说明真正的高考公平，不能只是高考阶段的公平，还应兼顾高考前的教育公平问题。而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现实社会中的“等級制”形态。这就导致高考公平的公平性只存在于社会下层，亦即在社会下层的工农子女之间是公平的，而在社会的不同层级之间，则很难实现。

nlc202309031206

“出口公平”更重要

社会所认同和期待的高考公平，固然有大学“入口”方面的公平，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更需要有“出口”方面的公平。我国传统教育制度与政治、经济制度密切相关，在这个制度中，学生受高等教育权利的获得，预示着他们将来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获得。然而，这种理论上的公平在实际中的表现却是多种多样。例如过去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原则多年来都是“服从国家分配，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由于有这一政策依据，学校主管教师有权利对学生做任何分配，而学生基本上只有服从的权利。但以后的事实证明，顺从地服从这个政策的，多数是家庭无权力背景的學生，而有背景或善于寻找关系的人，并没有被束缚，而是各显神通地留在了大城市或理想的单位，即使在“大学黄金时代”的1980年代初、中期，权力、关系、金钱也在大学毕业分配中发挥过很大作用。

随着毕业生“双向选择”制度的实施，传统大学“入口”与“出口”密切联系的形态已被打破，而人们在习惯意义上所寄托的高考公平，此时也很容易被“官二代”“富二代”所打破，权力、关系、金钱在此时发挥的作用，已从隐蔽趋向公开。有调查表明，当前所谓的“出口”公平，主要表现在对学生个人能力要求较强、工作专业性较强的领域，比如医生、教师、记者等行业；而在福利好且较轻松的工作领域，比如公务员、国有大中型企业等领域，还是“官二代”“富二代”较占优势。在现实情况下，高考领域也难以成为世外桃源。单是现在招生中100%的“提档”原则，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试看一些大学在录取前校园里的车水马龙，不少人为保证子女顺利录取的“托人拜佛”，“相关人员”在录取期间的“公事繁忙”，就可知“高考公平”被打了多大的折扣。

被忽略的教育公平

对于“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公平，人们显然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这种公平是否是教育的公平？众所周知，公平的基础是合理，即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那么教育的合理是什么呢？是教师心情舒畅、积极主动从事教育活动，是在其热爱教育、追求自己的教育理想和抱负、展示自己的教育艺术和风格基础上自觉自愿的活动，这就是国外教育理论所总结的“教师教学的自由”；同时是学生愉快、自觉、主动的学习活动，即学生与老师在和谐的关系中，真诚地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和引导，将老师所传授的知识和人生道理内化为自己的智力结构和个人思想、精神的活动，也就是所谓的“学生学习的自由”。而要保证这两种自由，就应该顺其自然，让学生上适合自己的学校，让学校选择适合自己特点的学生。然而这一切，在我们目前的高校招生中很难做到。

目前的高考，无论是前期的应试教育，还是后期的“从高分到低分”的“统一”招生，都抑制和忽略了学生的个性、特点、兴趣、理想，忽略了学校（具体而言是老师）的特点和要求，这对教育无疑是不公平的。应该说，高校教师被排除在大学招生活动之外，有违教育规律。仔细分析高考公平观念形成的原因，可以发现人们并没有在意大学教师是大学生学习引导者的这个因素，没有在意大学教师对许多学生而言，是其一生的精神导师和力量源泉的这种性质，而只在意学生只要进了大学，就能够拿到文凭并通过文凭找到好工作这一功利性目标。这其中的思想基础还是“读书做官论”以及“书中自有黄金屋”等功利性观念。按理说，高考公平应该保证的是一个良好、健康的高等教育，但如果大学培养出来的相当部分学生，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这样的“公平”有什么意义？

综上所述，“高考公平”并没有促进教育在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实质性进步，也没有促进社会“公平平台”的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的高考公平，并非是一种真正的、完全的、积极的公平，而只是一种局部的、有限的、不完整的公平。人们之所以信奉和崇尚这个公平，是因为他们在其他方面难于得到公平。而这，或许才是“高考公平”能够被广泛传播的原因。

（作者系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高考加分政策与教育公平性研究 篇4

一项政策实施的正当性, 首先是基于特定的确定性基础, 而这种确定性一般被当作是成文法律所赋予的, 正如对少数民族实施的高考加分政策, 似乎就是有关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平等权是十分重要的权利, 是公民人格成长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为参与未来的社会竞争提供可能。受教育的歧视必然使公民无法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中, 使表面上向他敞开的机会失去意义, 也使社会的发展蒙受了损失。

但是, 这里说的平等权不是绝对平等, 而是相对平等。少数民族在我国属于弱势群体, 主要生活在偏远的地区, 受教育的权利受到严重冲击。如果不给他们事实平等的机会, 他们就很少有机会学习先进的思想理念,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很不利。这样又影响了我国社会的整体进步, 违反了宪法中民族平等的原则, 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团结。因此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考虑事实平等或者实质上的平等, 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度的优惠是合理的。

2 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问题

2.1 加分对象多, 随意性严重

从实行加分政策至今, 高考加分政策对象从工农类学生、少数民族考生、华侨增加至现在的近200种。并且教育部对很多加分对象的范围界定不明。如对思想政治品德突出者的评价, 存在主观性, 往往根据事件受关注的程度, 其评定结果将存在差异, 这也将导致不公平现象的发生。

2.2 加分政策在实践中发生偏离

由于地方录取名额有限, 目前实行的少数民族预科制更多的转变为服务于地方官员和社会精英阶层, 存在一定的走人情、拉关系、收取钱财等不良现象。另外, 除了预科班学生外, 随着经济的转型, 高等教育里的本科生学费也由免费制转向了收费制, 高额的高校收费等问题日益显露, 这就使众多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大学生陷入了上大学的经济困境。

2.3 少数民族加分对象划归不平等

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学生由于种种原因已经从欠发达地区迁移到了发达地区, 接受较高水平的教育, 与汉族考生无异, 但在高考中却同样享受到加分政策。另外, 不能获得加分的学生学习积极性受到影响, 家长们暗地里想办法希望能给自己的孩子改头换面, 更改民族成分。这种权势潜规则导致了整个高考天平失衡, 甚至变相地导致了社会诚信的缺失和道德败坏。

3 对加分政策的措施改进

3.1 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高考加分政策调整应在实现受教育机会均等的前提下, 考虑由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同所带来的教育上的差距, 要特别考虑到对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以及人口较少民族的照顾, 对贫困偏远地区也应给予相对照顾。

3.2 明确加分范围

各省市要严格按照国家统一标准来实施加分政策, 取消当地的“土政策”, 教育部直接参与各部门高考加分的认定过程, 由教育部统一规范高考加分的对象与加分幅度。要细化加分项目, 明确加分额度并逐步减少加分分值, 缩小范围。对于照顾性加分对象, 应取消加分政策, 采取优先录取。对于鼓励性加分对象, 应适当减少加分分值。

3.3 明确加分对象, 控制加分人数

加分人数所占比例控制在5%以内。就照顾性加分而言, 加分对象可以保留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政策的施行, 必须与少数民族聚居地户口结合起来, 采用加分政策只适用于目前在聚居地居住人员及脱离少数民族聚居地5年以内人员。学校也应做好学生资料登记, 严格管理学生学籍档案。就鼓励性加分而言, 应取消“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加分。

3.4 规范加分程序, 设立专门有效的监督机制

高考加分政策的程序正规化极为关键。全国各地在贯彻执行过程中, 应程序公开, 操作透明, 接受社会监督严防造假行为。要建立和完善规范与责任追究机制, 出台制度性的处罚措施。更应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 在高考前后, 对拟加分人员名单应予以公示, 做到公开化、透明化。

3.5 制定严格的审核和惩罚制度

为了避免实践中因审核标准不统一而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 必须制定严格的审核标准和程序。符合高考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考生, 要到户口所在地户籍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办理资格审核手续。对在享受高考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中弄虚作假的行为, 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取消考生的高校招生录取资格, 已被高校录取的, 一律取消学籍。

4 结语

减少高考加分维护高考公平 篇5

正所谓兴一利生一弊，任何公共政策都是利弊相依的，关键要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加分政策而言，其利在于可在一定程度上破除唯分数论，但相比而 言，其引发的种种弊端更加严重和普遍如果说高考唯分数论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公平，高考加分政策是为追求更高层次的公平，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不仅更高 层次的公平如同镜花水月，连较低层次的公平都屡遭破坏，这自然让人们无法容忍，宁愿回归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较低层次公平。在这个意义上，大幅削减高考加分，并非表明此政策一无是处，而只是利弊权衡的结果。尤其让人欣慰的是，这次削减高考加分项目没有拖泥带水，而是大刀阔斧、快 刀斩乱麻，对很多加分项目不惜一刀切。这是维护高考基本公平的需要，也是对民众呼声的诚恳回应，显示了中央提振高考公信力的决心。

减少高考加分，就是增加高考公平，尽可能压缩加分项目，就相当于将弄虚作假、徇私舞弊、钱权交易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最小。高考公平事关千万考生的切身利益，关 乎无数家庭的喜怒哀乐，清理、规范高考加分意在维护高考基本公平，而素质教育只有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才能开花结果。

[减少高考加分维护高考公平]

高考的公平性 篇6

一、对待高考的两种对立态度

对高考的态度大概可分两种。一种观点认为，高考是目前可行的教育选拔制度，是当今社会惟一能保证公平的制度，在没找到比高考更好的选拔方式时，我们仅需改革高考的弊端，克服其负面影响，发挥其正面功能，确保高考更有利于基础教育和高校的人才选拔。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必须取消高考，认为高考是造成应试教育的根源，严重摧残了学生健康发展，甚至说能否消灭高考关系到中国能不能成为发达国家。

本文以为，高考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据此主张取消高考的观点误解了高考缺点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肯定高考的观点虽然注意到高考保障选拔公平方面的优点，但未注意到公平有实质性公平和形式公平两方面——只看到高考维护形式公平的优点，忽略了高考保障实质性公平的不足。

二、对高考结果的滥用是高考现有弊端之源

高考的确存在很多缺点如导致应试教育，但高考的缺点不是考试本身所致，这些缺点并非高考特有，即使废除高考也难以消灭应试教育，真正原因是我们错误的使用了高考的测量结果。高考只是一种测量工具，测量工具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关键在于怎么使用工具。

从历史的角度看，考试的是与非同施测者的态度存在直接联系。中华文明之所以连绵不绝，既与中华民族的勤勉聪慧有关，也建立在祖先所创设的各种先进制度之上，反思历史上的文官制度及科举考试将给分析高考提供一些借鉴。文官制度是保证农耕文明既能保持开放又能做到内敛的重要工具，而这一制度的最重要环节是官员的选拔，选拔手段——科举考试具有选拔性考试的特点。众所周知，科举制度兴起的原因是士族地主阶层通过九品中正制、出身考核等不公平制度垄断了官员的进举权，导致士族门阀林立、庶族地主的真实人才不被举荐的无效率状态。隋唐统治者为维护统治使用了科举制度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成功既得益于考试的组织合理，更与施测者即统治者的科学观念有直接关系。因为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明代，为加强专制统治，统治者的观念发生变化，不再需要贤能之士，需要的是刻板的道德模范。此刻，虽然科举考试的性质未变，但其目标发生异化，整个制度也随之蜕变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因此，应用端正的态度对待高考这种教育测量和评价工具，按其内在规律灵活运用，避免错误的用高考衡量教师的工作成绩而忽视对学生真实素质的评价；防止过分强调高考的选拔性而忽视高考矫正性功能，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高考出现类似科举考试的蜕变。

三、形式公平保障功能是高考的突出优点

目前高考是进入高校学习的独木桥，在高校招生数量有限的情况下高考的竞争日益激烈。高校的录取竞争越大，高考的社会权重也就越大；在一考订终生的情况下，坚持使用高考是保障公平的重要手段。因为虽然高考招生容易导致千军万马奔高考，但如果取消考试或夸大非考试手段的权重比如实行推荐入学，那么情况将是千军万马奔推荐。由于高考具有更完善的程序，因此可保证选拔的公平。

在我国这样一个重视人际关系的社会环境下，放弃高考采用非考试形式会极大增加选拔的不公平。如果过度强调高校自主招生，则权力、财富等社会资源就会绕过高考进入选拔过程，导致无权、无钱的社会阶层在较量中失利——因为没有类似高考这样的严格程序保护，弱势群体必败无疑。高考保证凭真才实学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它摒弃了权力、出身和人际关系对选才的干扰，是维护社会公平、保持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手段，在维护选拔公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此外，从教育测量统计学角度看，高考并非完全不能反映施测对象的学习成效和学习能力。从总的趋势看，在高考中化学成就较高的学生，比那些成绩较低的学生在有关化学专业的学习上应更有成效。同时，通过合理安排化学高考结构，在确保试卷实体效度的前提下，高考完全有能力考察出施测对象的理解应用能力、识别判断能力、逻辑推理能力以及分析综合能力等综合素质。

四、提升实质公平保障功能是高考改革的突破口

高考的公平保障功能是否无可挑剔了呢？从现在的情况看，未必如此。因为严格的程序虽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形式上的公平性，但对实质性公平的保护方面却不容乐观。

实质和形式是相对的两个范畴，其对立恰如程序和实体、过程与结果类似。高考坚持标准化和程序化原则，施测对象面临同一试卷，考试程序及评分标准也实现了标准同一，从而实现了形式公平。这固然有利于维护形式公平，但是让不同的施测对象使用同一试题，致使统一性掩盖了差异性，过分的“求同”反而不利于人尽其才。因此，高考在保障实质性公平方面存在很大不足。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设高考的测量结果仅与施测对象的智商有关，在使用同一程序和同一试卷情况下，智商相对较高者与智商相对较低者的答卷情况肯定存在很大差异。这种情况很像体育比赛中让轻量级选手与重量级选手进行竞技，其结果必然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是实质上的不公平。

虽然使高考兼顾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很难，但仍有一些途径可供尝试，如促进高考标准化，加强题库组卷技术研究，强调施测主体多元化，丰富测量和考试方式，重视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评定等。本文认为，在增强高考保障实质公平功能的过程中，值得加以推广的是加大对开放题的编制研究，在高考中进一步引入开放题并逐步提升其比重。因为开放题可以为不同水平的施测对象提供自我展示的平台和自主发展的信心，可以培养施测对象批判性创新精神与探究实践能力6。因此，目前的问题不是高考的存废，而是高考的完善和改革。从公平保障角度看，提升高考保障实质公平功能是目前高考改革的一个突破点。

高考公平与否不只是教育的事 篇7

从宏观层面看, 由于省与省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 其发展教育的能力也必然有差异, 对于考生来讲, 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区域, 接受教育的机会就可能不平等。就某一地区来说, 由于不同人群经济状况不同, 其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几年前, 笔者到四川一所规模较大的中职校调研, 其校长说, 该校从建校以来所接受的学生, 除一人是科级干部的子女外, 其他全部是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

近几年来, 尽管国家一再强调不能让学生因贫困而上不了学, 各高校也全力解决贫困生的入学问题。但从实际入学情况来看, 进入大学的生源分布比例, 城市学生越来越高, 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其中有农村学生总体数量减少、部分农村划入城市的原因, 但主要还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 导致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村孩子, 很难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高考的公平性 篇8

一、招生公平的认识盲区

招生公平通常也称为“高考公平”，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热议焦点。其内涵最普遍的理解是“基于考试成绩的公平”，或者说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有学者从个体权利、国家治理、考试技术和社会影响四个层面阐述高考公平的内涵范畴，指出高考公平必须体现考生在考试权利上的公平。同时，更多的研究聚焦招生不公平现象。概括而言，研究认为属于招生不公平的现象主要有5类：一是违纪舞弊产生的不公平；二是考生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公平；第三类是招生计划分配不均导致的不公平；第四类是高考加分政策的争议，认为高考加分政策严重破坏了公平；第五类是点名招生，俗称“点招”。

总结上述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对招生公平的正向阐述，还是对不公平现象的反向论说，其视角都是研究“考生之间”的公平，即考生之间的竞争的公平性。而考生与高校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公平问题，则成为招生公平认识的一个盲区。

考试招生制度在形式上是教育领域一种调整、管理学校招收新生活动的制度，但从社会、从国家治理层面看，考试招生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利益分配制度。招生关系就是制度在调整招生录取各方主体行为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关系主体的利益及其实现方式在制度上表现为其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而在社会生活中，利益的表现形式对不同主体而言则是不同的。如考生寻求的直接利益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实质利益是隐藏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背后的社会地位、就业、事业发展等隐性利益。同样，高校也在寻求他们的利益，最直接的是生源，实质利益是因生源而产生的更多学费收入、节约教学成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赢得社会声望、吸引更多的财政投入或更多的社会捐助等利益。这些利益的载体，即招生关系客体，作为中介将招生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联系起来。大家最为关注的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招生计划即入学机会的物化）这一招生关系客体，却长期忽视另一重要客体，即考生。招生关系主体，无论是高校还是考生，都在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社会利益分配的实质，决定了参与招生活动的各方主体都存在一种公平分配利益的基本诉求，改革必须以公平为首要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质上是一场深度的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因此，招生公平的内涵不能仅局限于考生之间的公平，而应涵盖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

将招生公平局限于考生之间的公平，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一，在理论研究上导致了对招生关系及主体的研究的薄弱。任何一种制度，其核心都是关于各方主体权利义务的分配。明确制度所调节的关系及其主体的地位，是析理、评判、改革、设计任何一种制度最基本的出发点。主张一方的权利，必同时承担对另一方的义务，这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点。

第二，在实践中导致了考生权益保护的薄弱。由于未将考生与高校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公平问题纳入视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及实践长期将焦点聚集在考生之间的竞争上，导致实践中只是对考生之间的权益分配进行细化和改变，制度因而“精细化”“极端化”。但从宏观上考生作为一个整体，与高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未得到有效改变。当前的改革实践与研究，似乎有一种倾向，即把对高校违规行为的打击视为保护考生权益的核心举措。事实上，遵纪守法是一种普遍义务，而不是对等义务，是制度执行问题，而不是制度设计问题。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重点要解决的，恰恰是制度设计问题。

第三，有把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引向歧路的危险。将招生公平局限于考生之间的公平，导致了当前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中的“绝对公平论”倾向，导致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在人才选拔的科学性和考试招生公平性上的割裂乃至对立，对考生公平的保障，成了限制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关键原因，从而导致改革实践中分数作用被无限放大、路越走越窄。另一方面，由于在呼吁高校自主权的同时忽视扩大考生的权利对抗，高校招生自主权逐渐有演变成高校招生“特权”的风险。

二、促进招生关系主体间的公平：浙江方案的改革举措

（一）浙江高考改革方案系列改革举措

制度并不直接分配利益，而是通过调整关系主体间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间接实现利益分配。着眼于促进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调整主体间利益分配格局，浙江高考改革方案规定了系列改革举措。

1. 考试科目自选。

即取消文理分科，实行部分科目选考。改革方案考试科目实行“3+3”模式，即必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3门，选考科目3门，由学生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等7门设有加试题的高中学考科目中，选择3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理论上讲，考生有35种组合选择。与此相适应，高校须分专业（类）提出选考科目要求，考生所选的3门科目中，至少1门符合拟报考学校专业的要求。实行选考后，不再分文、理科。形象地说，现行高考实行的是套餐制，只提供两种选择，非文即理；方案则是自助餐，考生自主选择3门科目进行组合。

2. 多次考试机会。

除语文、数学只提供1次考试机会，在每年6月全国统一规定时间高考之外，外语和所有选考科目均每年安排2次考试，考生根据本人学习情况，自主选择考试时间，每科最多可以报考2次，并自主选择其中一次成绩计入高考总分。现行高考听力和技术有2次考试机会，占总分值的比例为本科4%，专科约24%。改革后，多次考试的科目占总分值的60%，占总科目数的2/3。

3. 取消招生批次。

长期以来，招生录取工作实行“学校分批、考生分段”的办法，即将所有高校分为若干批，前一批次高校招生录取结束，再开始下一批次高校的录取。与学校分批录取相对应，每一批次会划定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只有分数线上考生才能报考该批次高校。改革方案规定，取消录取批次，所有高校的所有专业均同批录取。

4. 实行单层制志愿。

我国统一高考招生长期实行双层制志愿，即将志愿分为院校志愿和专业志愿，考生在填报时，先选定院校志愿，再从志愿院校所设专业中选定专业志愿。改革方案实行“专业（类）+学校”单层制志愿，即考生每个志愿均需明确表示其报考的具体某所院校的某个专业（类）。考生各个志愿之间是独立的关系，如考生第一志愿报考A院校的X专业（类），第二志愿可报考B院校的Y专业（类）。

5. 平行投档到专业。

在双层制志愿下，录取投档实际上是分为两个环节，首先是省级招办根据各院校的招生计划总数，将考生平行投档到院校，投档时，省级招办投档只看考生院校志愿，而不看（无法看）考生的专业志愿；院校接收到考生档案后，再根据本校各专业计划数，将考生投档至具体专业。实行单层制志愿后，两个环节合并为一个，即由省级招办按考生志愿将其直接投档至具体院校的某个具体专业（类），院校不再对考生进行分专业投档。

（二）改革措施促进了主体之间的公平

上述改革措施的核心，是通过扩大招生关系主体的选择性，促进主体之间的公平。

1. 进一步促进了考生之间的平等竞争。

首先，变指定科目为选考科目，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偏科”考生的权益。选拔标准实质上是利益分配标准。在按文理分科指定考试科目的前提下，所谓“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总分面前人人平等”，要求考生每门科目必须平衡发展，只要有几门、甚至是一门科目“短板”，也就是所谓的“偏科”，就意味着在激烈的高考竞争中的失利。实行选考后，“偏科”考生可以避短扬长，与各科均衡发展的考生同台竞争。

其次，多次考试机会降低了一次性考试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使考试结果更加真实地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保障了一次考试发挥失常学生的权益。

第三，平行投档到专业进一步保障了具有学科特长或专业意向明确的考生的权益。假设某高校有A、B两个招生专业，其中A专业有单科成绩要求。在平行投档到院校的规则下，省级招生办按学校总计划投档，结果可能是所有考生或多于B专业计划数的考生单科成绩不符合A专业的要求，而符合B专业要求的考生数量已超过B专业计划数，这样，实际上是单科不符合条件的考生阻碍了符合条件考生利益的实现，导致符合要求的考生将在尚有计划的情况下失去录取机会。实行平行投档到专业后，省级招办直接按A专业的计划投送符合要求的考生，确保符合条件考生按学校的规则得到录取机会。

2. 着力构建高校之间的平等竞争平台。

首先，取消批次意味着取消原先批次在前的高校优先选择权。在分批录取规则下，前一批次高校录取结束后，才能开始后一批次高校的投档录取。因此，批次的设置，实际上是招生录取优先权的配置。在师资、设备等办法条件未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只要提升录取批次，其投档线就可以大幅提升[1]。此外，批次还带来大量的额外利益，如社会知名度、高校排名考核等等。可以说：批次制度使批次在前的学校赢在了起跑线上。取消批次之后，原批次在前的高校将失去优先选才的权利，所有高校同时开展招生录取工作，平等接受考生选择。

第二，单层制志愿与平行投档到专业（类）相结合，构建了不同类型、不同特色高校之间平等竞争的平台。在双层制志愿下，招生单位是学校，专业是学校内部招生单位。单层制志愿下，招生单位细化为学校的各专业（类）。假设甲学校有A、B两个专业，乙学校有C、D两个专业同时招生，如果某考生的真实意愿依次是甲学校A专业、乙学校C专业、乙学校D专业、甲学校B专业。双层制志愿下，该考生须先选定院校志愿，因最向往甲学校A专业，而以甲学校为第一院校志愿，这样，他的志愿就确定为：

(1)第一学校志愿：甲学校第一专业志愿：A专业

第二专业志愿：B专业

(2)第二学校志愿：乙学校第一专业志愿：C专业

第二专业志愿：D专业

投档时，该考生进入甲学校，但A专业分数不够，于是就被B专业录取。显然，双层制志愿不仅提高了甲学校B专业被优先填报的机率，也赋予了该专业优先录取考生的机会。在实践中就产生了热门专业带动冷门专业的现象。有些医科、财经等热门学校，其非热门专业可以十几年无第一专业志愿考生，但照样能足额录取到与热门专业成绩水平接近的考生。而在单层制志愿下，该考生志愿可以表现为：第一志愿———甲学校A专业；第二志愿———乙学校C专业；第三志愿———乙学校D专业；第四志愿———甲学校B专业。那些总体实力或知名度较弱学校的特色专业因此获得展现特色、吸引优质生源的平台。显然，单层制志愿更好地保障了学校之间平等竞争的权益。

3. 建立起考生与高校之间对等选择平台，促进考生与高校之间的平等。

从单独招生转为统一招生，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即考生自愿报考，学校评价录取。但在报考录取程序上发生了重要改变：

单独招生中，由高校发布招生简章，考生自愿报考若干所高校，这些高校经过测评，分别告知考生是否录取以及录取在什么专业，考生在接到所有结果后，再作出自己的最终决定（见图1）。考生与高校的选择是双向互动的，可以称为是“双向选择型”程序。

由于单独招生中考生档案（表现为考生个人的申请材料）可以同时提供给其所报考的各所学校，其中一所学校的录取结果并不影响另一所学校的录取结果，因此也可以将其称为“并联型”程序。如果用图2描述，这一特征呈现更加明显。

单独招生考试录取程序的最主要特征，一是考生可以同时与多所学校互动；二是录取程序终结于考生，由考生在掌握全部信息后，综合权衡后自主作出最终决定。

实行统一招生后，主要有两种投档办法，一种是“传统志愿”，一种是近年来推广的“平行志愿”（平行志愿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投档办法改革，而不是志愿改革[2]）。两种投档办法主要程序是相同的，即：考生填报志愿后，省级招办按其学校志愿投档到其中一所学校；学校按进档考生专业志愿进行二次投档，确定录取专业（或不录取）（见图3）。

省级招办投档时，考生档案在一次投档中只能提供给一所高校，只有在前一志愿高校不录取的情况下才会考虑是否投档到下一志愿高校；考生只有填报志愿这一次选择机会。因此，可以将其称为“串联型”（见图4，黑框环节内含二次投档程序）。

与单独招生相比较，统一招生投档录取程序最主要的特征，一是考生档案一次只能投档给一所高校；二是实行两次投档，即省级招办按院校志愿投档和高校按专业志愿投档；三是录取程序终结于高校。

程序上的变化，引发考生与学校两类主体之间的地位变化，主要体现在决策信息与承担风险上：

在单独招生中，考生通过报考行为先作出“预选择”，再收集所有高校的录取决定后，在最充分的信息的基础上从容作出最后决定。而高校在录取时，并不确定考生是否最终选择本校，可能为录取最优考生而放弃次优考生，一旦最优考生最终选择他校，高校就可能面临生源不足的风险。因此，这是一种“考生主动型”程序。

在统一招生中，因为只有填报志愿这一次选择机会，因此考生必须在不能准确地预知拟报考学校的生源冷热状况的情况下，作出带有冒险性的志愿决策。在随后的录取中，他可能因成绩没有达到报考学校的投档线，从而成为“死档”；由于双层制志愿，达到学校投档线后，还会在二次投档环节中面临“专业落榜”或是被高校调剂录取到非志愿专业。而高校在二次投档中，已从本应与考生平等的招生关系主体升级成为一个管理主体，掌握了充足的决策信息，并可灵活避免风险：如果所有专业生源数量充足，则可以坚持按原计划录取，多余考生直接退档；如果生源不平衡，则可以通过调整专业计划，或对考生进行调剂录取。其录取的所有考生不会有流失的风险。因此，这是一种“高校主动型”程序。

改革方案通过单层制志愿和平行投档到专业（类）的组合措施，将投档程序改为省级招办直接将考生投档到具体学校的具体专业（类），取消了高校对进档考生进行二次投档的环节，从而对考生与高校相互地位进行了平衡（见图5）。

首先，取消二次投档后，使高校从管理主体重新回归到与考生平等的招生关系主体。第二，有效消除了考生在二次投档中面临的“专业落榜”风险。第三，考生志愿对其真实意愿的表达更加准确，高校不再有对考生调剂录取的权利，确保了高校的每一个录取结果都符合考生的明确志愿。第四，将高校行使自主权的时间从投档后改为考生填报志愿前，要求高校必须事先明确本校各专业的录取规则，杜绝了高校事先含糊表述、进档后灵活调整的空间，确保考生有平等“对抗”高校招生自主权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因考生与高校处于平等的对等选择地位，这一程序可以称为是“对等选择型”程序。

4. 减少国家对利益分配的直接干预。

在考试科目上，允许考生自选考试科目，国家不再统一限定；在录取时间上，取消录取批次，国家不再以行政审批手段人为安排高校录取顺序，高校平等竞争，同时接受考生选择；在投档中，国家根据考生志愿和高校各专业（类）事先明确的规则投档，而不再要求考生先选学校后选专业。改革后，国家在招生录取中只扮演两种角色，一是提供专业化的考试服务和录取系统平台，二是监督纠正违规行为。改革大幅度减少了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不再对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进行直接干预，转而通过考生和高校之间的对等选择、考生与考生之间及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平等竞争实现利益分配的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三、改革预期目标和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通过促进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浙江改革方案对考生招生制度利益分配格局进行了新的调整，将引导教育发展生态的多样性，从而实现考试招生制度公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1.为考生个性化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改革方案为考生提供了“考其所长”的平台，也为考生提供了自主决定“学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的灵活机制，考生在招生关系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得到了保障。因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这一效应将会引导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就开展生涯规划，按个人特质和发展目标选学，从而使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理念得到落实。

2.为高校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制度驱动。改革方案将“高考指挥棒”指向了高等教育。取消录取批次后，国家不再对高等教育进行“重点”“普通”“三本”、高职高专之类的人为等级划分，民办学校、高职院校将与其他高校同台竞争。同时，实行单层制志愿并平行投档到专业（类）将使招生竞争单位从学校细化为专业（类），各类学校可以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开展特色化的教学改革来提高招生竞争实力。可以明确地预见，在方案实行一段时间后，一些民办学校、高职院校比部分原先批次在前的公办学校、本科学校更受欢迎、一些专门学校的特色专业投档线超过综合大学的一些弱势专业，同一学校不同专业分差拉大，学校发展从追求“大而全”转而追求“小而精”，不再盲目新设专业，并对现有专业进行“优胜劣汰”、升级改造，等等，都将成为新常态，高等教育将因接受“市场竞争”考验而更有活力。

3.促进各类“排名”考核体系的科学化。当前建立在“投档线”基础上的各类排名考核体系，都将因投档录取办法的改变而将无法执行，促使管理部门、研究部门摒弃简单地以学校分数线论英雄的排名考核办法，转而从学科特色、办学成果等软实力角度进行评价。在财政投入、大型课题招标、社会捐助等方面，“学校霸权”也将让位于专业实力。体现在招生录取上，争“状元”之类的现象将明显淡化。

作为试点，改革方案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未来的发展方向，预计会主要围绕3条主线展开：

一是进一步加强对招生关系主体及其权益保障的研究。改革方案只是对促进招生关系主体间的公平进行了探索，但还需要更多的理论支撑和深化。

二是在制度设计上进一步扩大考生、高校的选择性。如考试科目上，考生的选择权将会进一步加大，不再限定在3门，可以选更多，也可以选更少。

三是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将会进一步深化。强化综合素质评价在招生录取中的作用，将打破目前考试招生中利益分配向纸笔考试成绩、文化知识成绩更高的考生群体分配的格局，从而保障其他考生群体的利益，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为实现此目标，综合素质评价将在科学性、公平性、方便性等方面作进一步探索。

摘要：当前大部分研究将招生公平窄化为“考生之间的公平”,这是认识上的盲区,在积极意义上应关注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浙江高考改革方案促进招生公平的内涵主要包括:一是进一步促进了考生之间的平等竞争,二是着力构建高校之间的平等竞争平台,三是建立起考生与高校之间对等选择平台,促进考生与高校之间的平等,四是减少国家对利益分配的直接干预。

关键词：高考,招生公平,招生关系主体

参考文献

[1]应朝帅.高校统一招生制度规则体系的公平性审视——基于招生关系主体平行的视角[J].中国考试,2012(5).

高考的公平性 篇9

关键词：高考改革,教育资源,公平公正

国务院常务会议于2010年5月7日审议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提出高等学校普通本科招生的改革方针将以统一入学考试为基本方式, 并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实行分层次择优录取、高校自主招生等, 从而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可以看出《纲要》中的高考改革部分侧重于解决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一次考试定终生的问题, 意图在突破统一高考、打破一考定终生的现行模式。但是, 高考改革的顺利推进, 必须首先解决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 否则, 难见成效。

一、公平公正是高考改革的首要追求

受教育权是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也是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的、最低的权利。而且, 教育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自由流动, 从而矫正社会的不公、实现社会的平等和正义, 受教育权本身即蕴含的自由、平等、人的尊严等宪政理念。

《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人认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指的是公民在适用法律和遵守法律上一律平等, 即法律实施上的平等和守法上的平等, 而不包括“立法上的平等”。如果对宪法这样理解的话, 那就意味着只要制度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做到一视同仁就符合了宪法的要求, 而不需要考量制度本身是否符合公平的精神。很明显, 上述解释有悖于平等、公平等基本的宪法原则。

但目前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讨论, 首先涉及的恰恰就是制度本身的公正性问题, 亦即是人们在制度上应不应该受到平等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9条第2款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 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36条第1款规定, “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由此可见,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仅包括法律实施上的平等和守法上的平等, 还包括“立法上的平等”。“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和“受教育权”的法律规定可转换出“平等受教育权”的语意, 即公民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然而,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我们对受教育权的认识, 往往偏重其在人才培养、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方面的功利性价值, 而其作为基本人权的本真意义及其社会功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受教育权所蕴含的自由、平等、人的尊严等宪政理念未能得到充分彰显的情况下, 也就很难指望人们会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及其运作中基于宪法的精神去追寻教育公平的实现。

高考之所以要改革, 一个最主要、最重要的原因是, 为了让高考公平, 让公民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高考是选拔性考试, 首要价值取向是科学、公平、公正。换言之, 高考成为了社会育人、量人、选人的重要机制, 成为社会机遇和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同时, 高考作为底层社会阶层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其改革的成功与否, 事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必须慎之又慎。

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影响高考公平的根本症结

我国因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尚未高度发展, 优质教育资源不可能被绝大部分人充分拥有, 人民群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普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这就注定了高考的激烈竞争将会长期存在。

高考的竞争, 首先表现为对国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 本质上是对较高社会地位、较多社会资源的争夺。由于这种竞争关系到考生个人及其家庭乃至后代的利益, 为了从竞争中胜出, 考生不得不“无所不用其极”, 如此, 搭建公平的竞争平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就显得尤其重要。但是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社会, “重人情、讲关系”是这个社会传统文化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之我国的法制建设时间不长、不健全, 监督机制不完善, 太多的人为因素导致教育资源的严重分配不均。

教育资源分享中的不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制性制度安排的结果, 但其制度成本的承担者大多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弱势群体。特别是现行高考制度下的高考地区特权与城乡差别等人为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 已经影响到我们社会的文明进步, 正在摧毁神圣的高考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严重有悖公平。

所以一切围绕高考的改革, 必须首先解决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教育资源公平分配是本, 其他诸如高考改革等都是标。解决不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任何有关高考的改革都是治标不治本。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是一切教育不公的前提和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公, 让不同地区的学生、不同身份的学生, 在受教育的一开始就处于不公的起跑线上。相比教育资源优势的学生, 教育资源劣势的学生, 起跑的时候就差了一大截, 再怎么变化, 都无法改变竞赛不公的事实。而我国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首要体现为教育特权——高考的地区特权与城乡差别, 其本质就是教育资源不公。资源的不公, 无形中扩大和催化了制度的弊端, 久而久之, 就成为一种公开存在的不合理、世人无可奈何的不公平。

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在广义上国家的任何公权力机构不得对公民给予没有正当理由的区别对待。但是现行的招生体系即违反了宪法平等的原则。

最简单的事实是, 各个高校在决定各省的生源比例时, 都在为照顾本地考生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站得住的理由。无论是地方高校, 还是部属院校, 每一所高校的招生方案都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翻本。在高校录取方面, 发达地区明显比其他地区具有较大的“优势”, 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教育不公——不仅是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还有享受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 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 在北京能上重点的, 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等现象早已见怪不怪。2006年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提出“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这样响亮的口号, 但时至今日, 中国政法大学在北京的招生数量也只是略有减少。

重点高校生源本地化表明现行的高校录取制度存在事实上的就学机会不平等, 实质上是存在教育特权。

高校的“偏爱”以及教育政策上的倾斜只是一个表象因素, 根子在于, 北京、上海等地区拥有着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雄厚而优良的教育资源, 高校林立, 名校众多, 这就使得北京、上海等地区的高考生有了更多、更大的自主选择余地。从而直接导致了高校录取分数线长期划定相对较低。而其他地区的考生则缺乏北京、上海等地区考生这样的机会, 在“一窝蜂奔北大清华而来”的背景下, 名校在北京以外地区的录取分数线岂能不“水涨船高”?

发达地区的高考特权, 其实是教育资源不公平投放而产生的“不公正果子”, 与高考制度本身其实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越是名校, 获得的财政投入和社会资助就越多, 这让整个社会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地区的少数名校手中——这种错位的资源投放如果不加以改变, 高考特权根本就无从破除, 高考改革更无从谈起。就算是利用招生制度或者是行政举措强制进行“打压”, 也只能是摁下葫芦飘起来, 治标不治本。

《纲要》提出高等学校普通本科招生将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分层次择优录取、高校自主招生等。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旨在引导学生学习和掌握各门学科最基本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从而对学生从德智体美劳等的全面发展情况进行考评。但一个学生德智体美劳的综合成绩, 更多的取决于学生所在学校、所在地区教育条件优劣与否, 教育条件不好, 综合素质就难以提高。举个例子, 有些农村学校连单双杠都没有, 怎么让他们的体育成绩好?有些农村学校的音乐、美术课基本的教学工具都没有, 怎么让他们提高“美学”?有些农村学校连智力开发最基本的教学设备都没有, 怎么让他们提高智力?而相反, 城市学生, 家庭条件好, 教育资源发达, 从小就可以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综合素质评价自然要好于农村学生。这样一来, 在综合素质评价上, 城市学生好于农村学生、大城市学生好于小城市学生。

以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99年的招生为例, 两校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有902人, 仅为17.8%, 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两校在北京招生的情况则显示, 在全中国8~9亿农民中, 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再以复旦大学为例, 2006年, 该校录取的298名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上海各重点高中, 来自普通高中的学生所占比例很低。而同样进行自主招生的上海交通大学录取的300名幸运儿中, 无一人不是重点高中学生。

改变一考定终生, 在高考中增加学分测试和综合评价, 这改变了唯分数论, 但对于教育资源匮乏的农村, 却又加大了高考的不公。因为, 唯分数论, 在教育资源匮乏的农村, 学生还可以通过勤奋弥补;但综合素质评价, 这可不是靠智力和勤奋就能提高的, 匮乏的教育资源带给他们的是雪上加霜, 使其在高考竞争面前更处于弱势。

从社会阶层的角度而言, 难以确证哪一个阶层的子女更聪明、更具有努力的意愿并最终获得成功, 家庭背景的影响当然是直接而深刻的, 但家庭背景并非孤立地发挥作用, 它必然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被有意无意地放大或缩小。迄今, 已有15省区公布高考改革方案, 但基本与农村考生无关, 其背后的教育不公和权利劣势等因素明显可见。笔者以为, “农村学生”似乎成了一种符号, 承受着孤岛的代价。种种迹象显示, 我们必须对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农村孩子命运进行理性观照, 对农村孩子无法享受公平教育资源和机会进行冷静审视。教育差距的表现, 也是社会阶层差距鸿沟的表征。

高考一考定终生不好, 高考增加学分测试和综合评价不利于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学生——也不好, 高考为何难随众愿?根本原因, 在于我国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是一切教育不公的前提和基础。教育平等权的部分落空, 招生名额资源分配的不合理, 已影响到社会公平的实现, 危及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三、高考改革必须以解决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为基点

所以, 一切围绕高考, 甚至一切事关教育的改革, 都必须解决让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 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受教育者享有平等的权益。

首先, 政府必须基于“公正”原则, 大力推行体制改革, 要补充和完善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有关高等教育公平的条款;取消现行高考制度人为地设置户籍鸿沟, 实行以学籍为主户籍为附的高考报名资格审查制度, 从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合理的户籍樊篱, 缩小城乡差别。保障公民享有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平等”, 使那些勤奋学习了十多年的学子不会因为家庭背景、民族、地域等原因而失去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 重塑高考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其次, 在目前各省高考自主命题的前提下, 各高校 (特别是重点大学) 招生录取指标应当根据各省份的考生人口基数按比例分配。并且高等教育资源要遵循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原则, 向高等教育资源薄弱的地区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考生倾斜, 促进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均衡化, 从而保证所有的考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有相等的录取机会, 激发每个公民奋发向上追求知识追求自身发展建功立业的热情和信心, 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一切的改革措施都是为了废除那些不合理的政策制度, 给国民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 让国民更多的享有公平和正义。

当今中国, 已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 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贫富差距扩大, 社会阶层流动固化等社会不公问题日益明显, 业已引发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种各样的矛盾层出不穷, 中国的发展已面临关键的临界点。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继续深化改革, 形成社会阶层之间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动结构, 努力构建一个公正、和谐、稳定的社会。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 教育公平的观念才会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并成为社会秩序维新与演变的强大动因。

在公民接受教育的问题上, 必须要保证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结果的公平。特别是起点的公平, 要保证所有的考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有相等的录取机会, 这样才能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 才能激发每个公民奋发向上追求自身发展建功立业的热情和信心, 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周军, 周轩, 郑启跃.对高考制度的现状分析及改革建议[J].教育科学研究, 2004, (05) :20-25.

[2]王瑛, 杜渊, 范泰.三个有助于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J].山西教育, 2003, (18) :10.

[3]张宇.高等教育的公平性探析[J].大学时代, 2006, (09) :52-53.

[4]汪金元, 汪龙.高考改革中的两难问题纵览[J].教育学术月刊, 2009, (03) :94-97.

取消高考加分维护竞争公平 篇10

维护高考公平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然而, 在某些地方, 新课程改革旗帜下的高考加分项目竟然成了官员与教师子女的专利。只要有钱有关系, 从未参加过航模类比赛, 缺乏相应能力与特长的同学, 也可以享受高考加分政策。在加分考生的挤兑下, 高考“裸分”状元落选名牌大学。本该公正科学地考查学生特长素质的高考加分政策俨然成了权力寻租、制度走私的道具。如此高考加分政策不仅失去公正要义, 教育功能也被异化。对此, 有网友调侃说:“哥加的不是分, 是特权。”

山东省教育部门顺应民意, 适时调整高考加分政策, 全部取消省内制定的加分等照顾性政策。尽管有“一刀切”之嫌, 但是有利于维护广大考生利益与公平竞争的教育环境。

当然, 笔者这样说, 并非全盘否定高考加分政策。应该承认, “从高分到低分录取”的高考制度, 确实存在一定的缺陷, 以分数论英雄也不是教育的本意。高考改革确有必要。但是高考加分政策执行情况太随意, 让教育公平很受伤。何况, 公众看多了高考加分的特权与腐败, 谁还会相信高考加分的可信度呢?

“从高分到低分录取”仍然是公众普遍认可的公平竞争规则。这种“一刀切”的招生模式固然容易扼杀特殊人才, 但是在当前的制度语境下, 指望权力阶层主动放弃既得利益并不现实。越是“一刀切”的政策, 权力寻租的空间越小。如果高考招生自主权过大, 高考加分政策太滥, 而相关制度建设没有同步跟进, 高考改革制度可能成为某些人权力寻租的工具。这一点从某些地方高考加分项目被官员与教师子女垄断的现实教育生态中得到验证。

盲人高考关乎教育公平 篇11

残疾人也是中国的公民，他们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高考作为国家性教育考试，理应考虑到残疾学生的特殊化需求，这不仅是社会公平的需要，也是我国相关法律的明确要求。因而，在高考中设立盲人考场，为盲人提供必要的考试服务，是盲人群体的合法权利，盲人李金生申请参加高考不仅是一个人的需求，更代表一个群体的呼声，需要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或许，有人认为，为了数量不多的盲人布置高考考场，实施特殊化考试，程序繁杂，投入大，惠及群体较少，不如现有的特殊教育高等院校单独招生省时、省力。这种想法从经济投入与操作简易性来讲，确实如此。然而，这终究是正常人群的思维模式。如若换位思考，站在盲人角度着想，难道盲人对于高等教育就没有多元化选择的需要？他们就没有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资格吗？

高考的公平性 篇12

当下, 高校招生时采取的是分省录取的方式, 面向全国招生的高校一般由各省根据所分配的名额按分数从高到低录取, 但各省名额并非按考生数量平均分配。这就出现了各地之间录取率、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比如, 一个能考上北大、清华的北京考生, 如果在湖南、湖北、山东等省份参加高考, 则可能连一所普通重点大学的门槛都难以企及。也正因为如此, 作为高考录取体制的主要表现载体———高考录取分数线饱受非议也就不足为怪了。自1999年武汉大学万湘鄂教授向两会提交《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建议》的议案开始, 高考录取“倾斜的分数线”问题就成了历年“两会”热点话题之一。2006年西南科技大学学生黄海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际, 在互联网上发布《一名大学生对“两会”的期待》的帖子, 呼吁对高考录取的地域差异制度进行改革。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徐源远据此提出建议, 高考由国家统一命题, 所有省、市、自治区纳入统考范围, 录取时取消地域界限, 按照考生分数高低统一录取。

由此形成了“倾斜的高考分数线”的争论。而争论实则反映的是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的问题。考试公平论主张“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认为高考应该实行全国统一考试、按统一分数线录取的制度;区域公平论者强调区域之间入学机会的大致均衡, 认为高考分数线的倾斜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 应兼顾省区之间差异。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问题的讨论, 随着高考制度的改革, 逐步深入到分省命题、重点大学招生的属地化和名额分配的公平性等问题中。

考试公平论者认为, 教育公正由考试成绩所体现, 优胜劣汰就是公正, 以才取人就是平等。这种认识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教育发达的地区本来就享有丰富的教育资源, 这些地区的学生会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区域公平论者认为, 各个省区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东部明显优于中西部, 经济发达地区优于经济落后地区, 这样导致教育资源丰富的地方的学生获利较多, 如果没有这些优越的教育资源, 那么, 发达地区的考生不会在高考中取得高分。而这种高分是在牺牲教育资源相对落后地区考生享受平等教育资源的权利基础上获得的, 因此, 应该给予政策倾斜。然而, 事实是“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却导致某些最发达地区的考生反而得到“倾斜”———“较低录取线”。显然, 违背了区域公平的政策初衷。

高考, 不是简单的一个考试制度, 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 是公正公平原则的重要制度设计和生动社会实践, 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对此, 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面进行分析阐述。

一、高考是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

自从人类历史出现第三次大分工后, 选拔人才的机制必然诞生。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 而是自然形成的, 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 这种力量压迫着人, 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脑体分工使得必须从人群中选拔出社会管理人员或其他主要从事上层建筑的脑力劳动者。由于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总是少数, 围绕社会分工而展开的竞争就不可避免。

为了让多数社会成员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分工的事实, 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合理的竞争平台是关键。通过公平竞争, 决定社会分工, 促进阶层流动, 推动社会和谐。为规范竞争程序, 确保竞争公平,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 我国的先贤们发明了考试, 考试是一种相对公平合理的竞争办法, 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高考作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育人、量人、选人的机制, 成为了社会机会和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也就理所当然。高考教育资源在目前情况下属于稀缺资源, 无法充分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这就注定了高考的激烈竞争将会长期存在。高考的激烈竞争首先表现为对国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由于这种竞争关系到考生个人及其家庭乃至后代的利益, 为从竞争中胜出, 考生及家长“各显神通”, 甚至是“无所不用其极”, 如此, 搭建公平的竞争平台就显得尤其重要。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 “重人情, 讲关系”是我们这个国度的传统文化习惯, 再加上法制尚不健全, 监督机制尚不完善, 有着太多的影响竞争的公正公平的因素。因此, 选择考试这种相对比较客观的选拔办法, 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高考制度一再改革, 从建国之初的学校自主招生, 到“文革”期间废除高考, 将家庭出身、政治表现、路线觉悟等主观因素作为选拔“学员”的主要标准, 再到恢复高考后, 借鉴和引进国外的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包括高考理念, 使得我国高考制度得到不断完善, 比如定向录取、调剂录取、特长生录取等辅助录取方式, 以确保生源质量;参考学生在中学时期的表现及其平时考试成绩, 对某些优秀学生进行加分、降分录取等。

二、高考的主要社会功能是进行社会分工

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文官政治的先河, 社会各阶层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了重新分工和向上流动, 大批社会底层的优秀人才通过这种选拔方式参与国家和地方政务管理。表面上看, 高考只是为高校选拔新生的考试, 其实是青年人参加的国家举办的社会分工选拔竞争。这种选拔竞争不受血缘、种族、权势、金钱等因素的影响, 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进入备选行列。根据恩格斯的观点, 一种社会制度受血族关系支配愈浓重就愈落后, 相反, 社会各阶层之间相互流动才能促进社会进步。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 每年GDP一直增长, 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但是,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化, 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日益明显, 弱势群体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所得到的待遇成为难以解决的顽疾, 一些难以抚平的种种不良情绪也在不断蔓延, 矛盾变得集中和尖锐化。形成社会阶层之间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动结构, 构建一个公正、和谐、稳定的社会成为当务之急。而高考涉及各个层面、各个阶层, 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最为集中。

高考制度为建立公平的社会分工、人才流动的机制, 为实现人民大学入学权利的公平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这个平台是实现公平公正选拔人才的平台, 其社会意义深远。正因为此, 才有数以千万计的寒门学子进入高等院校深造, 成为国家的管理人才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

三、高考制度重塑社会文明秩序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高校选拔人才是以“成分”为根本前提。1977年恢复高考, 高校主要招收对象是“工农及其子女”, 只有他们才“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 而确实表现好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属于“适当招收”范围, 政审成为很多青年学生难以逾越的“槛”。此后, 在邓小平等同志的努力下, 确立了“出生不能选择, 重在本人表现”的高考政审原则, 扩大了优秀人才选拔的范围, 使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那些家庭出生背景不好而低人一等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终于能够与工农子女和革命干部子女一样, 平等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正因为如此, 我们说高考制度的恢复重建与改革创新, 促进了出生地位的公平, 重塑了社会文明秩序。

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 新中国成立后, 一直坚持和平发展理念, 主要通过农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推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因此, 我国出现了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城镇居民轻农村居民的倾向。在政策制度上, 实行农村服务于城市, 农村居民让位于城镇居民。也就是说, 劳动就业制度长期向非农业人口居民倾斜, 招工招干方面的户口身份歧视性严重, 农村青年难以享受招工招干方面的公平机会。高考制度的恢复与重建, 突破了户口身份的限制, 农村户口的学生与城镇户口的学生都平等享有参与高考选拔的机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村青年学生通过高考进入高等院校深造, 逐步成长为高素质的工人、干部和科技工作者,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2007年, 教育部考试中心和《中国青年报》联合开展“纪念恢复高考30年大型公众调查”。有高达90%的被访者认为高考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事实也已表明, 高考制度的恢复重建与改革创新, 促进了户口身份的公平, 改变了农村青年学生的命运。

高考之所以被公认为是最公正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 就在于它有一套严密而公正的秩序。其中, 严密的监督机制和学生诚信档案是这套秩序的重要保证, 严密的监督机制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命题、监考、招生工作人员的源头防范机制, 二是招生计划调整、提档分数线划定等环节的集体决策机制, 三是由学校招生管理部门审核、纪检部门复查、学校主管领导审定构成的新生录取监督制约机制, 四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纪检监督部门的监查机制, 五是面向考生及其家长的咨询举报机制, 六是舞弊案件的快速反应机制。高考制度“有诉必应、有错必纠、有责必问、有案必查”的监督机制, 维护了高考秩序的公正公平。在高考考生中建立了“诚信档案”是教育部推出的有力举措, 在高考前普遍开展了诚信考试专题教育, 并组织广大考生签订了“诚信高考承诺书”。2007年, 教育部更是推出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机制, 实施部、省两级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网络管理。

高考制度的恢复重建与改革创新为社会发展和进步重构了一个全新的文明秩序, 它既重开了人才向上流动的通道, 为社会重建了一套以知识、智力、能力为标准的社会分工体系, 彻底颠覆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 又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人才的尊重、对知识的信仰、对文明的崇尚。

四、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是其他社会文化的典范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 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 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高考的本质是一种考试形式, 主要的出发点是为国家和社会选拔合格的人才。我国考试的历史源远流长, 由世袭、察举而至科举, 再到建国后的高考制度, 考试作为一种深入人心的人才选拔标准, 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段渐进的历史中, 经过继承和扬弃, 高考才具备了成为一种先进制度文化的可能性。

公平与公正是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观念, 也是构建理性社会、和谐社会的基本准则, 更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就学理而言, 公平和公正尚有区别, 公正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 并强调这种价值取向的正当性;而公平则带有明显的操作性, 强调衡量标准的同一性, 显然, 公平与公正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高考制度的恢复和建立, 反映了人人享有教育资源的价值观念, 反映了人们对这一观念的认同和信心, 反映了社会的理性和进步。应该说, 高考的实施和运作, 更多的是反映对公平原则的理解和操作。为深入贯彻这一理念, 教育部和地方各级教育部门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重点在考试与招生两方面的透明、公正上大做文章,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高考作为一种制度文化, 具有传统文化的根基, 以其公平、公正性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和需求, 还以创新性主动适应了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功能需求, 不能不说是一种先进文化的代表。

参考文献

[1]江雪松, 赖秀兰, 张昌辉.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由我国高考录取地域差异看受教育权平等.江苏高教, 2007 (4) .

[2]余国源, 胡坤华.公正公平:高考制度的本质意义.成都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8, 22 (10) .

[3]赵书生.小平同志亲自修改政审标准.中国教育报, 2007-12-26 (6) .

[4]汪立琼.高等教育公平研究述评.江苏高教, 2006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