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公平性

经济公平性（通用12篇）

经济公平性 篇1

近年来, 国家越来越重视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 (国发[2007]13号) 指出:“加大财政投入, 落实各项助学政策, 扩大受助学生比例, 提高资助水平, 从制度上基本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财[2007]8号) (以下简称《意见》) 明确了对家庭经济困难生的界定, 规范了困难生的认定程序。与此同时,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如, 设立国奖奖助学金, 实施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等, 不仅提高了资助比例, 也提高了资助水平。

一、困难生认定的基本界定

根据《意见》规定, 困难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 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认定标准可设置一般困难、困难和特殊困难等2~3档。[1]但是对困难生的档次则不同机构有着不同的界定:“有能力支付教育费用, 但发生暂时性困难的为一般困难生;支付教育费用很困难的是贫困生, 而无力支付教育费用的则是特困生。”[2]

困难生认定的程序一般为:学生提出申请——班级或年级评议——学院评定——学校资助部门认定, 经过层层审核与把关, 最终确定贫困生名单。[3]

二、困难生认定中影响公平性的因素

经过多年探索实践, 各高校都总结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困难生认定规章制度。由于困难生的认定涉及学生所获得的资助, 在实际认定过程中, 依然存在一些有失公平的问题, 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种。

1. 申请材料弄虚作假

在高校认定为困难生不仅可以享受到各种有偿或无偿资助的资格, 也可以享受到许多其他实在的好处。又由于学校对申请困难生的学生家庭情况无法做到一一调查核实, 这就使部分学生怀有侥幸心理, 想尽各种办法利用生源地相关部门对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管理的疏漏或利用家庭所具有的社会资源, 开具虚假家庭贫困证明, 报送虚假个人申请材料, 比如家庭年总收入和家庭成员所从事职业极度不符等, 以便可以争取到困难生, 挤占真正贫困学生的应有资源。

2. 认定标准难以统一

按照一般认定程序, 在各班级和年级评定、各学院认定、学校认定的过程中, 虽然评定过程有直接划定档次、打分求平均值等方式, 但评定人员存在对困难生相关概念的不清晰, 出现标准理解不一致的现象, 这种不一致在小范围内可算公平, 到学校等上一层面就造成集体分数偏高或偏低的不公平情况。比如, 教育部文件解释“支付教育费用很困难”的是一般贫困生。从以上解释来看, 教育部对贫困的理解是一种定性描述, 没有量化界定的标准。[4]这样对“很困难”的理解就产生了各种解释, 到底能或不能支付多少学费才算困难, 没有了一个严格的区分。再比如, 计算机、艺术学院有设计课程, 需要配备计算机, 而文科类学院则不需要配备计算机, 这样就会出现认定人员对配备计算机贫困的分歧。

3. 民主评议过程拉票

在困难生评定过程中, 为了保障公平公正, 往往都采用由全班同学选出评议小组进行民主投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情民意,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有部分同学和评议小组的人员关系较好或者同一个宿舍, 从而进行拉票贿选等。这就导致人缘好、性格外向的同学比一些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的同学评上困难生的比例更大一些。但恰恰是那些沉默内向的同学才有可能是真正需要帮助的。

4. 评价指标主观性大

困难生认定的民主评议一般都是根据评价指标对学生申请材料评定档次或打分。评价指标客观上包括学生个人家庭成员收入情况、有无重大事故发生等。这些指标都可以在学生家庭开具的调查表中查询。另外就是主观上学生个人描述的部分, 比如, 学生的日常消费、有无奢侈浪费习惯等。这些指标是无法定量查询的指标, 只能根据评议小组的主观印象。如果学生乱写或评议小组乱评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困难生认定的公平。

三、困难生认定中保障公平性的建议

困难生认定的公平不仅是落实国家资助政策的必然要求, 也是经济困难生享受正常就学权利的一种保障, 因此公平的保障应贯穿于困难生认定的全过程。

1. 认定前的教育

在困难生认定前应加大宣传政策信息, 使所有学生明白困难生认定的意义、程序等。这里的教育一是指对意欲申请经济困难生的诚信教育, 保障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结合评奖评优等学校其他方面建立起学生的个人诚信档案, 一经发现材料虚假及时记录在诚信档案里;二是指对参加评定小组成员进行培训, 统一评定小组成员对困难生分档程度的理解, 提高评定成员的责任意识, 规范评定成员的操作规范, 避免因个人情绪等因素造成的不公平。

2. 认定中的保障

在认定过程中, 要推进困难生认定的科学化和信息化。一是建立起第三方的材料审查和民主认定监督制度, 审查材料是否前后一致, 监督认定程序是否公开规范。二是建立申请材料匿名认定规范, 不但可以保护学生的个人隐私, 也可以避免评定过程中的拉票贿选等。三是建立科学可评估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认定指标体系, 降低认定中主观性评价的权重。四是建立困难生认定监督投诉渠道, 不仅可以形成困难生认定的公平监督力量, 也可以发现问题并且及时纠正问题。

3. 认定后的管理

困难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有些困难生的困难是暂时性质的, 过了一段时间, 或许经济情况好转就不再困难了, 这就需要建立起困难生追踪与管理制度。这样不仅可以及时更新困难生的信息, 也可以随时抽查认定上困难生的学生情况, 如有发现生活奢侈浪费或材料弄虚作假的, 及时取消困难生认定资格并给予相应处理, 从根本上杜绝部分学生的侥幸心理, 进而建立起困难生认定工作的公平氛围。

总之, 困难生认定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要保障其公平公正, 不仅需要所涉及人员思想观念的跟进, 也需要制度上的保障。这样才能使真正需要资助的困难学生得到关爱, 促进资助工作的科学发展。

摘要：高校经济困难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对他们进行认定是高校资助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系统过程。高校困难生认定如何做到既保护学生尊严, 又保障其认定过程公平, 是每一个资助工作者都要深入思考的课题。

关键词：困难生,认定,公平

参考文献

[1]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DB/OL].http://www.Paedu.net/xueshengzizhu/z h e n g c e/d a x u e/2 0 1 1 0 9/xueshengzizhu_48352.htmL.

[2]赵炳起.高校贫困生认定机制——优化与重构[J].教育财会研究, 2006 (04) :20—26.

[3]黄少玲.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高校贫困生认定机制初探[J].肇庆学院学报, 2009 (07) :77—80.

[4]于晓丹, 陆浩东.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过程的量化探索与思考[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2 (01) :121—122.

经济公平性 篇2

姓名：陆乃佳

班级：财管1004

学号：2010013090

内容提要: 公平价值是经济法根本的价值取向，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所应遵循的方向，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是经济法整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应服从经济法公平价值的目标。尽管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中的很多制度设计都体现出对税收公平的考虑，但由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模式以及存在征管漏洞等的缺憾，致使经济法公平价值在个人所得税法的静态和动态层面都被弱化了。本文主要是从经济法大系统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个人所得税法中公平价值被弱化的原因，进一步阐述了个人所得税法属经济法之域的应尊从性，提出一些矫正经济法公平价值被弱化的建议。

关键字： 经济法；公平性；《个人所得税法》

正文：个人所得税法是经济法的子部门法，其价值追求应符合经济法根本的公平价值取向。然而，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本身制度的设计存在一些弊端，导致公平价值在这部法的实施过程中没有得以真正地实现。本文拟对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内容以及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中公平价值的应然目标和实然状况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一些矫正之见。

一、经济法公平价值的解读

我国法学界对经济法的价值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学界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一元价值说、二元价值说、多元价值说，这些观点各有其理，对我国经济法价值的确立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综观这些论述，多数学者都认为公平价值是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或是其中之一）。以下仅从众多阐述中分别就一元说、二元说、多元说代表性地列出，旨为笔者好在后文加以分析。“公平说”认为公平是经济法的真正价值所在，效益是经济法追求公平价值的客观结果。“经济效率和经济公平说”认为经济法是法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同一般法的价值一样，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价值，它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经济法的中心价值环节应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总体的实质经济公平。“社会公平与经济民主说”的学者认为社会公平包括竞争公平、分配公平和正当的差别待遇。“社会整体效益与公平说”认为经济法作为政府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的法律，从法律角度而言，是以公平为宗旨，兼顾社会整体效益和公平，实现两者的统一。现代经济法赋予了公平以更加丰富的含义，其内容包括了现代意义上的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等内容。另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价值为发展、公平、安全三位一体。

从上面的各学说的观点中，尽管我们没有看到对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究竟是什么或是包含些什么持一致的认识，但是，都基本将公平作为价值取向（或之一）。从经济法在我国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以及实际的地位来看，公平价值应该是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经济法是在公法对私法的介入、以国家之手对市场失灵的干预中产生的，以社会为本位，在其产生之前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孟德斯鸠、霍布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从天赋人权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法律是自然的理性表现，是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在经济学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学派认为，人是自身利益最大限度的追求者，是理性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从而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所以认为人为干预市场调节的行为越少越好，即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为此，那个时期里民法得到长足的发展和重视。而社会发展的现实证明，市场调节根本不能解决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必须借助于国家之手的调节才能使社会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经济法便应运而生。

在民法那里，是以抽象的人格平等和个人自由为条件，将作为民事主体的个人看成是完全相同的理性人，而忽视客观存在的环境以及个人本身特质的差异，法律给予同等的保护，可以说，民法上的公平是一种形式意义的公平。实质中，恰好是形式的公平带来的却是结果的不公平，经济法恰恰重视个体的差异，将市场主体按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同种类别给予同等对待，以实质公平为更高的价值目标。由于形式公平只能保证每个主体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性，有均等的机会进行生产、经营和交易活动；而实质公平所指向的是结果公平，社会生活中因为个体的地位、经济实力和禀赋能力存在诸多差异，导致每个主体实际上处于潜在的不平等地位上，为此，国家干预经济之正当形式——经济法可以使最终结果趋于公平，从而也体现整个社会的公平。尤其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经济的发展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实质性的公平。而传统民法强调经济自由、机会公平，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着眼于效率，可见，要增进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益，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最终达致结果的公平，任务当然就降至经济法之上。当然，经济法并非否定形式公平，而是既追求形式公平又追求实质公平，二者是统一的，因为没有实质公平的形式公平，形式公平的目标最终也不能实现。概言之，公平价值特别是实质公平价值是作为新兴法域之经济法的根本价值目标。

二、个人所得税法应该遵循实质公平的价值要求

经济法价值是经济法法律秩序的目标，它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所应遵循的方向。在经济法的整个大系统中，作为子系统的各部门法都必然统一于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之下，这也是建构现代经济法体系的内在要求。简言之，只有追寻和服从共同的经济法价值目标，才能使经济法体系中的各部门法可以在价值目标同一的基础上相互配合和作用，不致因价值的紊乱而互相冲突，近而有助于我国现代经济法的理性运作。个人所得税法作为经济法的部门法，其法律价值的确定，应受制于经济法公平价值之下，其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动态层面的实施均不能弱化公平价值。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在他的《赋税论》中，比较深入地研究了税收问题，第一次提出了税收标准理论，即围绕公平负担赋税观点来论述。他认为，“公平”就是要对任何人、任何团体“无所偏袒”，税负不能过重。英国古典学派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每一个国家的臣民应当他们各自的能力尽可能地为维持政府作出自己的贡献，也就是应该根据他们在国家的保护下所享受的收入按比例作出贡献。即衡量一种税是否公平的重要标志是纳税人税负的轻重是否同其享受公共利益的数量相适应。当代着名的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在对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的税收原则理论进行了理论总结归纳后，认为：“每个纳税者应对政府费用承担他„合理的份额‟。”尽管确定“合理的份额”可能有很多标准系数，但可以清楚看出马斯格雷夫对税收分配的主张是应该以“公平”为价值取向。

政府的使命是履行公共职责，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而社会的每个成员又必然受益于公共产品，甚至为了更好地、安全地享受自己的既得或是期待利益，他们强烈呼吁政府提供更完善的公共产品，这必然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尽公民的义务，向政府缴纳税收，承担公共产品的成本，以维护政府的有效运行。在现实中，那些收入高、来源多的人在社会

中无形受益会更多（尽管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他们理应较多地分担公共产品的成本，近而才能体现实质上的公平。另外，任何法律都有她生存、运行的环境，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威胁社会和谐的警戒线，作为秩序维护手段的法律当然应该发挥其价值，个人所得税法通过对个人社会收入的分配调节，以尽力缩小贫富差距，维系社会安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细之，就要求公民赋税上的公平，每个公民（除那些残疾人等外，应对他们给予不征或少征的关照）都应纳税，同时，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对不平等的收入实行干预，如规定累进制税率等，使收入越高的人纳税的比率越高，收入低于法定纳税水平的公民则不纳税，即采取“劫富济贫”来实现结果公平。这种貌似不公平的设计恰好是个人所得税法应追求的实质公平价值目标，毫无疑问也是个人所得税法身为经济法之子部门法所必须遵从的价值要求。

三、经济法公平价值在个人所得税法中体现不足

我国于1980年《个人所得税法》实施以来，经历了五次修正，不管是扣除标准的改革，还是超额累进税率制度的设计等，都体现出了对税收公平的考虑，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模式以及存在征管漏洞等的缺憾，工薪阶层成为了个税的主要来源，那些收入渠道多且高的人很多都没有足额纳税，在纳税个体之间形成一道隐形的不公平屏障，使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也远未得到发挥，经济法基本的价值取向——公平价值在个人所得税法的静态和动态层面都被弱化了。主要表现在于：

1、扣除不合理。现行个人所得税采用定额、定率和简单综合扣除的方法，忽略了我国家庭复杂的人口结构与支出结构等重要因素，由于我国领土面广、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小城镇、农村地区，很多家庭只是一个人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其他成员均靠唯一的收入来生活，即使是在城市双收入家庭，很多是来源于农村，面临的是要赡养双方没有收入的老人。所以，这种不区分纳税主体的差异，实质上是加重了一些纳税人（有同样的收入但实际必要的支出过多的人）的负担。以工薪所得项目费用扣除为例，即便是现在将扣除额提高到 2000 元，但由于住房、医疗等市场化项目的支出急剧升高，而且正如前面所说，很多纳税人要用工薪所得的较大一部分来赡养老人和抚育子女，甚至一些家庭就靠一个人的薪金来维持生活，这种整齐划一的2000元扣除标准很难保障开支需要，进而造成潜在的不合理、不公平。

2、分类征收模式难以实现公平。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所得税制模式，将应税项目划分为11大项，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项目采用了不同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同时又采用源泉一次课征的办法。正如此，在两个收入总额相同的纳税人之间，一个是收入项目较多，每项收入都未达到或微超扣除额，其在分类征收的弊端下或恶意利用该弊端，在分类扣除制度下多次正常扣除或恶意将一项高收入分解为多个项目的收入，就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或逃避纳税；而另一个收入项目单

一、薪水固定的纳税人，只要收入超过了扣除额就要纳税，这就致使收入相同的人却缴纳不同的税，产生不公平。另外，不同项目所得的计征时间规定又有所不同：有的按月征收，有的按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有的则按次征收，不能反映纳税人的真实所得，很难按个人收入总额确定总的税负水平。这种税制模式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少交税甚至不交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比较集中的人却要多交税的现象，导致实质不公平。

3、征管存在漏洞。如前所述，对于所得来源单

一、收入固定的纳税人而言，从源泉上即

可扣缴，必然是足额纳税；而对收入来源渠道多、甚至包括以实物形式表现的福利和职务消费等实质性收入名目多的纳税人，其个人收入隐性化、多元化，加上在个人汇总申报纳税时，出于各种原因通常是申报不实或隐瞒不报、漏报，又不具有一个有效完整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因而征税不足。这就导致了所得来源少只有固定所得的纳税人税负重于所得多或来源多的纳税人。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中的上述设计缺陷，使作为“经济人”的纳税个体有了可乘之机，利用这些制度设计上的不足或良性或恶性地少缴或不缴应该承担的税，不能体现“多得多征，公平税负”，显然弱化了经济法所追求的公平价值取向。

四、对矫正个人所得税法公平性不足之处的几点建议

兼具公、私法性质的经济法，是既能满足公权调整需要又能满足私权调整需要、能对市场运行和国家干预进行控制的法律。在个人所得税法中，各项制度的设计都要在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与享受该产品的个体（即纳税人）之间做利益权衡，旨在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最终体现结果之公平，进而使经济法公平价值在个人所得税法中得以具体化。前文中对公平价值被弱化的情形也做了分析，既然个人所得税法是经济法大系统中的子部门法，其实然之价值已渐趋偏离经济法基本的公平价值追求，那么就有必要对其中的缺陷制度加以改进，从而使应然之公平价值真正得到实现。针对上述对个人所得税法中存在的缺陷之剖析，未来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可以通过如下的设计或改进来矫正经济法公平价值被弱化的状况。

1、完善费用扣除方法。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薪收入者和承包经营者实行单一标准的定额生计费扣除办法，未综合考虑纳税人的自然状况。这种办法虽简便易行，但很不合理。为了克服这一弊端，可以考虑确定一个基本扣除额，以工薪为例，考虑到现在各类物价都已经涨到很高的水平，确定2000元的标准显然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可提高到3000元。并结合各地收入及消费水平再确定一个浮动幅度，如在上海、北京及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实行不同的幅度。另外加上必要的抚养、赡养、住房、教育、医疗等特别费用支出，经过这样调整后的扣除额作为扣除的依据。这种个税变“家税”的办法既考虑到不同纳税人所负担的家庭人口的多少，又考虑到住房、医疗制度改革等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实际上，就是把对个人表面收入分配的调节体现在对净余收入的调节上，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2、将现行的分类征收模式改为混合征收模式。各国个人所得税有三种模式：一是分类所得税制，该税制指对同一纳税人在同一时期的各种所得，按其不同来源，将他们分为不同类别的所得，如工资、薪金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等，并对每一项所得按单独的税率计算其所得税的制度。二是综合所得税制，是指归属于同一纳税人的各项所得，无论其来源如何，都作为一个所得总体来对待，并按一个税率计算纳税的税制模式。三是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所得税制（即：混合征收模式）。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我国是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对个人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的。实行分类税制，课税简便，能够进行源泉控制，能防止偷漏税，但不能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难以实现公平税负，所得来源多、分项收入少、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反而不缴或少缴税。为了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中的作用，并充分结合我国征收管理还比较低的情形，可考虑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改为混合征收模式，即对个人经常性的、同属于勤劳所得的项目如工薪所得、个体户生产经营所得、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实行综合征收；而对非经常性的、较难控制的其他所得项目，实行分类征收。这样可以较好地解决当前加强收入分配与征管水平之间的矛盾，待条件成熟，再过渡到美、英、法等发达国家实行的综合所得税制模式。

3、征管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可分为按月计征和按年计征，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业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特定行业的工资、薪金所得，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实行按年计征应纳税额，其他所得应纳税额实行按月计征。在具体征收中，实行源泉扣缴与自行申报并用法，注重源泉扣缴，但因税务机关人员、装备、素质等因素制约，还有纳税人自行申报意识的薄弱，致使征管中漏洞很多。为此，可将个人所得税划归中央统一征收，建立全国范围内统一的纳税人税务号码，借鉴美国的做法：采用统一的纳税代码对纳税人进行登记，如果没有纳税代码就不能在银行开户，就无法享受社会保险，交易合同没有纳税代码也无效。这样一来，使隐性收入显性化，有利于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打击偷逃税行为，为工商、司法等部门查清公民财产状况成为现实。而且通过建立起严密的收入监控系统，加大对个人收入的控管，可增加财政收入，公平税负，调节分配，同时与国际个人所得税征管方式接轨，使每个应税公民都平等地按其所得负税。

五、结语

NBA的公平竞争经济学 篇3

本周，最令火箭队球迷兴奋的事情是国王队的明星球员阿泰斯特被交换到火箭队，火箭队的实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说到NBA中的球员交换，既是一门生意，又是保证公平竞争的一门学问。

就在本文截稿前不久，NBA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滑稽事。2007年联盟最佳防守球员、连续3年的联盟“封盖王”马库斯·坎比被老东家掘金队几乎以0回报“交易”给了同在西部的快船队，这则交易被当地媒体记者斥责为“坎比换泥娃娃”。交易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掘金总经理瓦肯提恩(Mark Warkentien)无奈地说：“我们是被迫做这样的交易。”

强迫瓦肯提恩白白送走一员内线大将的，不是坎比的买家快船队，而是NBA的工资帽制度。简单地说，白白送走坎比，有可能帮助掘金节省超过3000万美元的巨额开支。

这件特殊新闻的根源是NBA的劳资双方订立的劳资协定(cBA)。

NBA的劳资协定里面包括很多内容。其中关于劳资双方享有的权利义务听起来和一家普通公司的劳动合同规定相差并不大，例如合约范本、解约条款、保险、工伤、意外死亡以及违法行为的处理等等。只有一点——就是工资帽(salary cap)和“奢侈税(luxury tax)”制度与普通公司不同。随着NBA的普及，这两项制度变得越来越为人所熟知。

事实上，这两项制度是公司制的职业体育联盟保证公平竞争的好办法，北美四大职业联盟中有3家(橄榄球NFL、冰球NHL、篮球NBA)现在都采取这套措施来平衡球队实力，只有职棒大联盟MLB没有工资帽(不过MLB也有“奢侈税”)；英式、澳式的橄榄球联赛也采取类似工资帽的制度。关于这两项复杂得不知从何说起的制度，让我们借张惠妹的一首歌开头：拿什么限制你，我的大款。

拿什么限制你，我的大款

“奢侈税”是工资帽衍生的一个概念，因此可以简单统称为工资帽。这个概念的核心就是：不能让职业体育变成老板斗富、烧钱的竞技场。

在NBA的老板之中，有各色各样的巨富。例如开拓者老板保罗·阿伦是比尔·盖茨的合伙人，长期名列富豪榜前列，为太空飞机研制悬赏千万美元的微软老板就是他；小牛队球迷兼老板，光为球队鸣不平交的罚款就高达160万美元的库班是互联网造就的新富豪；掘金老板克伦科是体育产业巨子，他的妻子安妮是沃尔玛家族继承人之一，克伦科自己不但在美国的橄榄球、冰球大联盟以及若干小联盟都有球队，去年还把触角伸向海外，大肆吞并英超豪强阿森纳的股份。

比这些亿万富翁老板更有钱的，是湖人老板巴斯家族、尼克斯所有者MSG集团等超级大都会球队的老板。由于强大的市场支撑，这些球队收入惊人，因此他们不管花多少钱都不会亏本。在强大的“奢侈税”威胁下，开拓者和尼克斯这样的球队仍然敢长期占据NBA球队薪水榜榜首。就是不怕烧钱的典范。套用一句流行语，敢花1年1亿美元找15个人给他打篮球的老板，就不在乎再多花几千万美元税钱。有税尚且如此，无税更何以堪。看一看阿布拉莫维奇收购切尔西之后挥金如土，收购整支球队他才花费1.5亿英镑，而几年来购买球星的转会费已经超过3亿英镑。再看看皇马世纪之交出售训练设施地皮后两年内花费1.7亿美元购买菲戈、齐达内和罗纳尔多打造银河战舰的事情，可知如果不加以限制，职业联赛烧钱可以烧到什么地步。

事实上，那些发生在欧洲的贫富差距导致的豪门明星堆积的情况在北美也有，在没有工资帽的职棒大联盟就可以看到，虽然他们的劳资协定中有“奢侈税”，但是纽约扬基、波士顿红袜以及洛杉矶天使这样的球队，一两个超级明星的工资就抵得上某些穷队的整队薪水了。MLB一些底层球队的总薪水只有扬基薪水的1/4到1/5，甚至1/10，二者之间的竞争力也就不言而喻。甚至MLB总裁赛利格也承认，30支职棒大联盟球队中，“只有12支球队有理论上的季后赛(季后赛共8个名额)可能性，而有可能夺冠的更是寥寥无几”。

顺带提一句，容易被误解的一点是，虽然工资帽限定联盟球员总薪水“不能超过”联盟总收入的57％，但是控制支出(球员薪水是运作职业体育的主要成本之一)并不是工资帽的主要成就，实际上，工资帽还规定了球队的最低薪水额，以防球队无限降低薪水以节省开支。而在不设工资帽的职棒大联盟，同样能够采取其他措施控制球员总薪水相对联盟收入的比例。

工资帽不是蜗牛壳“奢侈税”线不是高压线

长话短说，工资帽和“奢侈税”就是两道线。球队总工资超过工资帽之后，只能在指定条件下做交易和签球员；而如果超过“奢侈税”线，超1元钱交1元钱税，不打折扣。交上去的“奢侈税”联盟扣除一些特定开支后再重新分配给球队，所有不超过“奢侈税”线的球队都可以得到这笔钱的1/30作为补偿。“奢侈税”三个字之所以加上引号，因为这只是这种税的俗称，官方并没有给这种税起一个特定的名字。

可以看出，联盟虽然设定了一帽一线，但这不是刚性的壳或者一触即死的高压线，让人完全不能越雷池一步。球队“玩过界”的代价是在花钱方面大受束缚乃至被课以重税，而不是立即取消比赛资格。事实上如果深究的话，联盟不但设立了两条软线，而且其中的“奢侈税”线还有特别的“人性化处理”，名为“悬崖保护”措施。对于那些“不小心”越过了“奢侈税”线一点点的球队，仍给予一定补偿，不至于立刻从“盈利”的平台堕入“亏损”的深渊。

以下是从工资帽引申出的一些规则列表和简介：

显然，联盟不但不把工资帽设成死局，还为超过工资帽的球队设计了保留本队球星和有限度补强的机制，以保证球队利益，不让越界球队的经营操作变成死局。当然，对于过了“奢侈税”线的球队，联盟除了悬崖保护措施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保护性规则了，一切由钱说了算。

在这种政策下，正常运作的球队一般会把工资总额控制在这一帽一线中间，既不会浪费薪水空间，也避免被课税。所谓薪水空间，是指球队工资总额低于工资帽标准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差额，如果工资帽标准是一个水箱，那么薪水空间就是球队可以利用的、继续盛水的那部分空间。

薪水空间有点像股权认购证，股权认购证在兑现为真正的股权之前并不能带来实际利益，薪水空间在用于签约球员之前也不能为球队带来实力提升。一般说来只有彻底重建的球队会寻求主动制造薪水空间，然后利用这种空间就可以在CBA规定下向自由球员(合同到期后，原球队不再拥有限制权或者限制权

被削弱的球员)提供尽量多的薪水，从而得到优质球星，建立新的球队。

目前联盟就有很多球队在打这样的主意。现在联盟中最火热的若干新星，包括年轻的超级巨星勒布朗·詹姆斯。在2010年都有成为自由球员的选择权。许多球队现在、甚至在一年前就开始为那个美好的时刻做准备，千方百计控制工资，确保在2010年球队能有空间追逐自由球员市场上的大鱼。这种优质球员和大量薪水空间同时存在的事情就好像火箭的液态燃料和氧化剂相遇，瞬间就会爆发巨额能量。这份能量有多大?以2000年为例，那一年有包括格兰特·希尔、蒂姆·邓肯、特雷西·麦克格雷迪在内的大量超级球星或者潜力球员成为自由球员，还有很多球队提前准备好了空间想要抢人。在那个疯狂的夏天，仅年薪500万美元以上，或者合同总额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合约，总额就达到10亿美元之多，那可是8年前的10亿美元!一直到去年，这批集中诞生的巨额合约中的最后一批才彻底履行完成。

工资帽是球队运作的基础，“奢侈税”线就是上限。由于“奢侈税”的存在，线下球队可以通过“奢侈税”制度获利，线上球队则要赔钱，所以进出格外的大。没有一支球队情愿付出“奢侈税”，球队一般只有在能看到总冠军希望的时候，才会不顾“奢侈税”风险坚决补强球队。甚至有些比较穷的球队宁可总冠军拿不到，也绝不把能赚钱的生意做成赔本买卖。大多数在“奢侈税”线之上的球队都是无可奈何被迫交钱，并且一有机会就要设法摆脱困境，例如我们在文章开头看到的掘金队。

坎比换泥娃娃

现在可以回过头看看前面的“坎比换泥娃娃”的怪事了。

掘金是一支典型的经营不善的俱乐部。球队早年为了成绩，把队内大合同清空，积攒了巨额的薪资空间，得以高薪签下了肯扬·马丁这样的大牌自由球员；同时在选秀中选到了两名优质新秀，巴西人内内和03届新黄金一代的代表之一安东尼。但是由于花钱过于大手大脚，锁死了球队继续操作的弹性，导致球队在内内和安东尼两份高额续约合同生效后，立刻陷入“奢侈税”深渊，几经调整虽然得到了巨星艾佛森，总薪金却一直居高不下。上赛季，掘金缴纳了1350多万美元的巨额“奢侈税”，而球队的豪华阵容战斗力却不强，季后赛第一轮被科比的湖人队横扫出局。

花钱买不到成绩，就不能继续花冤枉钱。于是瓦肯提恩做了这笔交易，把坎比和他的巨额薪水一并送走，换来的是薪水为O的交易特例和未来选秀权方面的利益。坎比的合同包括保障性薪水和任务奖励两部分，但是大致上未来两个赛季都不会低于1000万美元。

同时，由于球队不做交易下赛季铁定还要交“奢侈税”，因此按照1比1的缴税比例，球队还省下了下赛季1000万美元以上的“奢侈税”，甚至有望在下赛季把工资额控制在“奢侈税”线以内，从而由缴税的角色变成分享“奢侈税”(本赛李此项收入约300万美元)的角色，总共加起来，这笔白赔了一个优秀球员的交易的价值至少是3000万美元，甚至可能高达4000万美元。

而这出戏的合作者，洛杉矶快船队也通过交易得到了好处。在NBA，所谓交易是这样的事件：球队之间可以在规则范围内互相交换球员(连同他的合同)、选秀权、现金以及某些特例。交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新球队接受一名球员的同时，必须无条件接受该球员原有的合同(有时候甚至要给的更多——因为有些球员合同里规定球员一旦被交易，就将额外获得补偿)。快船在交易中得到了坎比和他的大合同，不过对快船来说合同不是问题。

快船今年刚刚失去了队内两根台柱——布兰德和马盖蒂都是因为合同到期自由离去，因而球队实力大受损失，不过同时也拥有了巨额工资空间。坎比对球队实力是良好的补充，而吃下坎比的合同也不会让快船发生“奢侈税”的麻烦，所以快船也乐于通过交易达到双赢。

实际上，由于快船老板一向抠门，快船经常有机会扮演这种利用薪资空间空手套白狼的角色。这次快船失去的当家球星之一的马盖蒂，8年前就是通过类似的交易来到快船。当时魔术队百废待兴，为了腾出薪水空间，在大鱼成群的2000年自由球员市场上有所斩获，着力把球队内的保障性合同大举派送出去，其中就包括用一个当年的选秀权加上马盖蒂等人向快船交易未来选秀权的怪事发生，等于把现货(10号选秀权，很好的现货了)换成大体等价的期货，还要白赔几个球员。可是魔术此举同时送走了几个球员和10号新秀对应的工资，空出的600多万美元空间对于那时的NBA球队已经是很大一笔数字了。后来魔术果然在2000年捕获两条大鱼，当时如日中天的格兰特·希尔和天才新锐麦克格雷迪。如果不是当年魔术破釜沉舟，也许麦迪现在还没有机会拿巨额合同，从而和姚明一起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球星呢!

“奢侈税”下的几种活法

前面提到过有些球队宁可拿不到总冠军也不肯交“奢侈税”，马刺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代表。这支主场在圣安东尼奥的球队没有广阔的转播市场，只有球迷的热情支持球队的运作。但是热情不能当饭吃，在赔本和损失成绩之间，老板果断地选择了后者。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马刺虽然穷，却有相当精明的经营团队。大体来说，球队的策略就是保持高质量的核心球员(“海军上将”大卫·罗宾逊、“石塔”蒂姆·邓肯等)长期稳定；对角色球员不签订高出实力水准的合约，要价太高时宁可白白放走；利用冠军级别的实力吸引成熟老将低价加盟，少花钱多办事；尽量签订较短的合约以便调整。

由于不肯付高薪，马刺几乎每次夺冠之后都会有重要的角色球员离队，也导致球队9年之中拿了4个总冠军却从来不能卫冕，但是毕竟在最近10多年里，马刺没有被工资限制打败，始终保持了球队运作的弹性。不能卫冕代表了缺少绝对的成绩高峰，但与此同时，球队在10年中始终保持高水准，期间的总胜率排名北美四大职业联赛之首，成为高工资时代俱乐部经营的奇迹。马刺的经理层也因此广受其他NBA球队的青睐，骑士、超音速、开拓者等围绕年轻球员建设的球队都在重建过程中聘请了有马刺背景的经理人主持球队建设。

马刺是成功的典范太阳队就是悲情的主角

太阳队的经营模式和马刺颇有不同。这支位于西海岸的球队像菲尼克斯的太阳和沙漠一样热情，从来不害怕大规模重建。从凯文·约翰逊和巴克利的时代到基德的时代到马布里的时代到现在纳什和斯塔德迈尔的时代以及引进大鲨鱼奥尼尔，每当球队发现自己的阵容已经不可能再提升的时候，球队都会果断拆散原有阵容，重建球队。依靠这套策略。太阳几次冲击到总决赛、西部决赛，可惜运气不佳，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这种有机会就果断出手的风格也影响到他们对待“奢侈税”的态度。以球队

最近一次复兴的过程为例，2004年纳什来到太阳，立刻成为教练德安东尼、内线新星斯塔德迈尔以及其他实力球员马里昂、乔·约翰逊等优质原材料的催化剂。原本的烂队一跃成为太平洋区头名，一路杀入季后赛西区决赛才抱憾回家。

此后太阳就开始了持续的补强行动。为了节省开支，球队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做了很多交易，但是总体上，在2004年重建第一年薪水达到4400万美元的低点之后，球队的薪水开支就一路走高。由于核心球员的续约和改善阵容所做的努力，到2007年球队工资总额已突破7000万美元，成为“奢侈税”俱乐部一员。

无奈球队在季后赛总是运气不佳，在纳什、斯塔德迈尔、马里昂核心连续3年没能实现突破的情况下，球队决定利用纳什最后的黄金时代做千金一搏，用马里昂换来了大鲨鱼奥尼尔。

老去的奥尼尔虽然已不是湖人三连冠时代那个内线霸主，不过他确能够改变太阳队内线强攻能力不足的弱点，但是此举也宣告了主帅德安东尼快攻打法的终结。果然赛季结束，德安东尼下课，远走纽约，标志着太阳进入新的建设阶段。球队在得到奥尼尔之后，未来几年肯定还将生活在“奢侈税”阴影之下，但是如果这样可以把握住纳什、斯塔德迈尔的生涯高峰期，豪赌又有什么可担心呢?

和这些“穷人”相比，尼克斯是财大气粗的典型。可惜光有钱是不够的。尼克斯近年来屡次遇到低水平的总经理。从乱花钱签一堆高薪低能球员的斯科特·雷登开始，到曾经的超级球星以赛亚·托马斯入主，不顾队员特点的冲突累积大牌球员，尼克斯的总薪水一路飙升到过1亿美元。很多时候缴纳的“奢侈税”就够底层球队全队薪水开支，可成绩始终不如意。雷登时代还能进季后赛，托马斯治下的尼克斯干脆沦落到乐透球队(无法进入季后赛，抽签决定球队选秀位次的球队)行列。忍无可忍的尼克斯管理层终于彻底失望，在2007年4月份刚刚和托马斯签订续约合同的背景下，今年夏天果断出手炒掉了著名的“微笑刺客”，现在尼克斯的主要目标就是静待2010年球队巨额薪水解套，以纽约城的超级转播市场为诱饵争夺勒布朗·詹姆斯。

同样曾经是豪华阵容的开拓者，在皮蓬等老一代球星退役和转会之后，就只剩下薪水的豪华，不再是战绩上的巨人了。高薪养活的球星们打球稀松，场外惹事儿却拿手，毒品、闹事、违章驾驶样样来，开拓者一度被刻薄的评论员谐音起名叫“监狱开拓者”队。这让老板保罗·阿伦的巨额投资逐渐有打水漂的危险，这位身价百亿美元的富豪2006年甚至一度要求波特兰市政府支援球队，因为他估计这支混乱的球队在未来3年内能令他蒙受1亿美元的损失。

公平市场经济简论 篇4

16世纪以后西方逐渐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新时代。市场经济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为西方国家带来了巨额的物质财富。特别是,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 为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的基石, 从此以后, 一些经济学家几乎欢呼雀跃, 把市场经济描绘成“自动机”、“和谐经济体”。然而, 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资本话语权决定了公平的丧失。1825年发生了市场经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 《泰晤士报》等报道:“目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是最近三十年来所没有过的”“穷人濒于饿死, 各阶层居民都苦于时运不济”“忍饥挨饿的失业工人被逼得走投无路, 以至爆发了公开的暴动”。于是发生了法国里昂工人运动、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等。法国的圣西门称早期自由市场社会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 傅立叶将之比喻为“复活的奴隶制”, 英国的欧文历数市场制度的罪恶, 呼吁建立“新和谐公社”。马克思则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资本主义, 以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没有走马克思的道路, 但是他们把“公平”补充到了市场经济的“效率”之中。十九世纪末以后, 股份制从银行、贸易、工程建设逐渐走向了工业企业, 传统的个人私有制被改造成公众私有制, 大型私人企业被改造为公共企业;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被制度化、法律化, 工会也逐渐合法化;俾斯麦首先在德国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 到1948年英国则率先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现在, 发达国家都形成了几乎覆盖全民、包罗万象的高标准的社会福利安全网。还有, 累积性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税制发挥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作用。目前, 瑞典、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20%最富裕人口仅占有40%多的社会财富, 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5-0.30的低水平, 日本目前大约为0.27 (王文元:发达国家的和谐之术, 小康, 2007 (7) ) 。可见, 现代市场经济不同于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 它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 是“公平市场经济”。

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很短, 从效率方面来看,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是高度垄断的经济体制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扭曲变形, 以至于有形成“权力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官僚市场经济”的危险———在一些领域贪污腐败盛行, 贫富分化加速, 地区鸿沟过大, 城乡结构失调, 在教育、医疗、财政、金融、股市、土地、住房、环境、养老、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占有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的状况, 亟需制度层面的改善。

二、什么是公平市场经济

所谓公平市场经济就是“非权力化、非官僚化、非垄断化”的市场经济, 就是“政府有责、公民有权、机会均等、保障完善”的市场经济。

一般认为, 市场经济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美英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 或者叫消费导向型市场经济;二是以德国、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三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 也叫亚洲模式或东亚市场经济。

本文所说的公平市场经济既有自由市场经济的遏制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排斥特权和垄断、减少寻租腐败的特点, 也有社会市场经济的强调公民平等、民主管理、社会保障的特点, 还有东亚市场经济的民本主义、均富主义、父爱主义的特点。但是, 公平市场经济克服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强者通吃、过度竞争、两极分化, 社会市场经济的低下的行政效率、沉重的福利负担等问题, 以及东亚市场经济的政经不分、政企不分、政银不分等弊端。

也就是说, 公平市场经济的“非权力化、非官僚化、非垄断化”是指:遏制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的无端干预, 阻止“权力市场经济”、“官僚市场经济”的形成;打破国有垄断、行政性行业垄断和市场垄断, 瓦解“权贵市场经济”, 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小政府”或者“适度政府”、“有效政府”、“低成本政府”。

公平市场经济的“政府有责、公民有权、机会均等、保障完善”是指:政府不缺位、错位、越位, 履行在国防、治安、公民权利保护、公共物品供给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扶贫、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责任;公民摆脱弱势地位, 拥有监督政府、问责政府的权力以及话语权、舆论权和媒体主导权;在市场经济中排除特权、腐败和垄断, 使得每个人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 做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 尽可能地缩小贫富差距、阶层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健全社会福利安全网, 做到“结果公平”。当然, “结果公平”不是平均主义, 而是效率与公平的均衡与相互促进。

北欧的丹麦、芬兰、瑞典以及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既有高效率的市场经济, 其贫富差距又极小, 是公平市场经济的典范。

三、公平市场经济的基本主张

要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公平现状, 唯有建立“公平市场经济”一条路可走。本文建议:政府顺应民意, 将“公平市场经济”写入决策性文件, 将公平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纳入政府的发展规划之中大力推进。

公平市场经济的基本主张是, 界定政府的作用, 维护公民和弱势群体的权利, 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秩序,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弘扬人文关怀的文化。

公平市场经济的特征有如下几点。

其一, 拥有“优质”政府、“瘦”政府、廉洁政府、透明政府。政府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社会正义、促进分配公平、提供公共产品、优化市场环境, 为此, 政府必须精兵简政、清正廉洁、公开透明。

其二, 权力多中心化, 改变博弈力量不平衡以及弱势群体权利贫困的状况, 从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转向以公民权利为中心的社会。只有大力保护公民权利, 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民生。

其三, 机会均等, 公平竞争。金融、财政、货币、产业、就业政策皆公正透明, 各种所有制平等角逐, 消除特权、垄断、寻租、官商勾结和信息不对称。

其四, 建立公民导向、以人为本的话语体系和现代教育、医疗、养老、扶贫、社会保障、金融、财政、生态、环境制度。

具体地说, 公平市场经济要求政府 (此处指大政府, 包括立法、司法机构) 履行以下职责。

其一, 文化责任。主要是传承文化, 传播道德, 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信仰与公民意识。

其二, 制度责任。主要是确立宪政制度和市场制度, 建立现代金融、财税、投资、分配体制和独立的审计、监察制度。

其三, 公平责任。公共服务不能排他, 公共政策不能有歧视性, 政府应当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国民和经济主体, 为此, 必须废除在金融、财税、就业、产业政策、户籍待遇等方面的种种歧视性、不合理的规定。

其四, 维护公民权利的责任。民权是民生的根本, 政府必须维护公民的话语权、监督权、参与管理权、迁徙自由权, 等等。

其五, 明晰产权、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低收入群体住房等公共产品供给方面责不容辞, 保障国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其六, 公共治理与行政的责任, 包括社会治安与法治责任、保护生态环境和国土安全的责任。为此, 必须建设善治、合作、公开、透明、廉政、负责任、可问责的政府。

政府责任不包括竞争性产业的投资、非战略性的投资、非政府组织及公民自治的事务等。

从上可见, 公平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不缺位、错位、越位;公民的人权, 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充分的保障;市场开放、平等、有序;社会清廉、公正、法治。

四、如何建设公平市场经济

建设公平市场经济的关键是建立公平制度或者说现代制度, 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政治法律制度、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现代社会文化制度, 进行国家的公平性再造。

社会主义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国家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者、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者;通过人民民主, 制约公权力, 监督公权力;保障公民的话语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树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 以宪法铲除特权、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建设法治政府, 消除法律专横与法律歧视, 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保司法、监察、审计系统独立于行政, 维护司法公平;实行无罪推定, 不得逼供, 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建立严格保护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

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产权多元、治理科学、分配合理、保障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财税制度、现代分配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打破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行政型垄断, 实行民有制、股份共有制;建立科学、公开、严格预算、公民监督的财政体系和有利于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橄榄型的分配结构。

社会主义现代社会文化制度———废除户籍身份歧视, 保障农民、农民工、外来人员的平等权益;建立公民广泛参与、保护举报人、可以进行财政公益诉讼的现代反腐败制度;形成有利于民众、有利于弱势群体的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教育制度, 确立正义平等的文化观、公平高效的价值观。

总之, 建立公平制度, 就是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建设民本政府、法治政府。在市场经济中, 弱者最需要政治权利和民主权利。民主是公平的制度化基础, 是市场经济的矫正力量。

建立公平制度, 还要进行企业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的创新, 打破国有垄断、权贵垄断, 发展民营经济, 让普通人受益其中;实现社会自治, 发挥工会、农协、商会的独立作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以帮助弱势群体进行团体的博弈。

建设公平市场经济, 还要确立公平信仰、弘扬公平道德, 关键是将公平制度建设与公平信仰、公平道德建设结合起来, 以公平制度奠基公平信仰与公平道德, 以公平信仰、公平道德巩固公平制度。

摘要：本文阐述了市场经济的公平性的历史与现状, 提出了公平市场经济的概念、特征和基本主张, 论述了建设公平市场经济的方法, 强调确立公平市场经济的关键是建立公平制度与公平信仰。

关键词：公平市场经济,公平制度,公平信仰

参考文献

[1]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商务印书馆, 1982.

[2]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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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寿龙等: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 2000.

[7]朱宗伟、于建嵘:现代经济分析的原则和工具[M].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

政府经济学(公平与效率提纲) 篇5

小组提纲：

（一）政府经济与公平

公平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道德理论等的社会学范畴。在经济领域，公平是和分配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公平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一是社会成员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为追求公平目标，应开展的主要工作有：（1）机会均等。（2）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3）合理运用税收、社会保障等政策工具，控制收入差距。

（二）政府经济与效率

效率是指社会资源配置中投入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能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产出结果，就称之为资源配置效率高，反之，成为效率低。

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政府直接控制和掌握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政府通过对市场和微观经济行为调节，克服市场失灵，引导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两者在社会整体资源配置中呈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

（三）、政府经济与公平和效率的选择

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的两大基本准则，但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中，政府在两者之间的选择，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1、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

尽管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但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是较为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关系。

2、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既有矛盾性又有统一性，政府经济决策有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种不同的政策组合。

第一，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政策选择。

第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选择。即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增强整体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首要目标，同时注意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这也是我国现行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指导方针。第三，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政策选择。即在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中，优先考虑收入和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调节收入差距，为贫困阶层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体现社会公平。同时，尽可能减少收入公平分配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消极影响。

小组成员：李明明、刘奇、姚春芳、冯纳、靳媛媛、李欣、毕瑾华、刘跃、邓凯、曹娅、陈萌、马莎莎、左克强、李兆龙、刘少刚王林举

组长：李明明

试论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的关系 篇6

一、效率与公平的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效率，由于理解的不同，对二者关系的把握和阐述就有差异。

泰勒认为经济效率是指在社会资源和技术条件一定的前提下，社会能够实现满足人们的需求的产出最大化。西方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是经济学家帕雷托提出的最优化标准。他认为，对于某种经济的资源配置，如果不存在其它可行的配置，在至少有一人受益的同时又不使其他任何人受损，那么这个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最有效率的。中国海派经济学创始人程恩富认为：“经济学上的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如上面几种定义中所体现的，人们提到经济效率，往往想到的是企业、公司等的微观经济效益，具有明显的追求“生产性的效率”的倾向。但是，我们不能就只追求这种“生产性的效率”，而应该追求社会的整体效率，应该包括多重经济价值在内的社会综合性的肯定效应，不仅表现为社会生产的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比例的高生产率，而且要体现包括市场分配、政府调控在内的社会公平分配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合理的贫富差距、充分就业等综合指标。

公平是指一定社会中人们之间利益和权利的分配的合理化。它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总受到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基础的制约。分配公平不等于平等分配。

目前，我国学术界看公平，主要从三个角度：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起点公平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詹姆斯·M·布坎南曾指出：“‘起点平等’即使作为一种理想，也不真正意味着每个人在进入每一次竞争时在所有四个因素方面(指出身、运气、努力和选择——引者注)与其他人都平等。”起点平等只能是理论的抽象。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把起点平等分为先天的平等和后天的起点平等，他承认先天的起点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后天的起点不平等就是社会政策的选择。人们主要不满的是受教育的机会、健康的机会、迁徙的机会等等的不公平。机会公平貌似公平，但若起点不平等，机会平等也不是公平。可见机会平等是否公平，关键还是看起点是否平等。再说结果平等，从基尼系数几可以看出我国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根据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65，已经突破了0.4的警戒线，超出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范围。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列到了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水平。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是基于劳动差别和贡献差别而形成的收入差距呢?所以说，关于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的思路只能是理论的抽象，构建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转变思路，设计绝对的公平不可能，那我们就着力于从制度、体制、政策等方面来消除不公平，让尽可能多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成果。

二、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是否应该淡出

近年来，在这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论争中国内有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能改变，概括起来，理由有三：(1)认为只有重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能把蛋糕做大，才能解决分配不公问题；(2)效率和公平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效率属于生产问题，公平属于分配问题，生产决定分配，强调效率优先就是强调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强调效率；(3)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认为在我国市场经济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化不可避免，从而认为坚持效率优先仍然必要。

笔者认为以上几条理由都难以成立，将——分析如下：

首先，对于“不把蛋糕做大，何来公平分配”的认识，笔者认为它既缺乏逻辑上的因果联系，也无充分的实际例证，只是一种抽象的推理。也许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蛋糕做大了，可能会公平分配，但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并不必然存在这种关系。从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蛋糕是做大了，而恰恰这时，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其实一个社会公平与否，从根本上来讲，是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效率基本相同的条件下，一个社会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一个社会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两种制度下的收入分配，谁更公平，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分配公平与否，直接由分配制度所决定，与政府的税收制度和财政制度等一系列具体制度相关。当然，我这里只是反对在蛋糕做大与公平分配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并不是反对把蛋糕做大，反对提高效率，效率之于公平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为公平的分配制度下更好的实现公平分配提供物质基础。

其次，认为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违背了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的道理，是放弃发展生产是要重视效率的原则。这是一种误解。为了更快更好的发展生产力，就需要调动广大劳动者包括科技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就需要完善分配制度，更加重视分配公平和社会公平。应当明确的是：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有提法，并不是要放弃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中重视效率的原则。生产决定分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分配也会影响生产。分配不仅仅是被动的劳动成果的分配，分配是否公平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为此，不能用重视生产效率就把分配公平摆在“兼顾”的地位。因此，生产决定分配作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论依据也不能成立。

最后，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型”经济假说来论证“效率优先”的必要性。库兹涅茨在1995年的一篇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中研究人均财富的差异(即平等或公平)与人均财富的增长(即发展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时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提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国内主流经济学据此认为，在我国市场经济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倒U型”理论进一步证明了坚持效率优先的必要性。事实上“倒U型假说”并不具有普遍性，它根本不是什么客观规律，人们可以举出大量例证证明这一假说的非真实性。如亚洲的“四小龙”工业化初期的经济腾飞期间，收入不平等都有所改进而不是恶化。

解析经济机会公平的障碍与排除 篇7

作为经济社会中的公平, 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机会、经济结果的公平。其中, 经济机会公平是指社会为人们“提供相同的进入工作、教育和其他社会体系的途径”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 2004) , 可见, 赋予所有人经济机会公平是经济社会的内在要求。

目前,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期,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扩张, 为人们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机会, 但依然存在着许多阻碍实现经济机会公平的问题。十七大的战略目标之所以将公平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是因为公平体现着“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基本发展理念。从长期看, 严重的经济机会不公平不仅危及社会的安定, 而且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相背离的。

实现经济机会公平的障碍是多方面的, 也会有多种排除这些障碍的政策措施。限于篇幅, 我们仅从户籍制度、行业垄断、税收体系三个方面, 分析经济机会公平的障碍以及提出排除这些障碍的政策建议。

二、实现经济机会公平的障碍与排除

(一) 体现等级制度的二元户籍制度

1958年政府颁布《户口条例》, 以法律的形式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有效地将农村人口排斥在城市体制之外, 形成了所谓二元户籍制度。通过户籍制度, 将城乡分开, 将农民排除在城市福利体系和城市劳动就业体系之外。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中指出, 经济福利是能与货币尺度建立联系的满足和不满足。显而易见, 货币收入的前提取决于工作机会, 而工作机会的获得与劳动力市场化的程度有关。但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歧视、人为的分割以及对于人员流动的限制。尤其是金融、电力、邮电、铁路等垄断性行业禁止农民工进入, 或者设置了很高的进入障碍。

据估计, 我国农村有2亿以上的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 二元户籍制度为2亿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设置了进入障碍。尽管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有1亿左右的农民加入了流动劳动力的行列, 这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农民工进城务工后普遍面临着工资待遇偏低、劳动时间过长、工作环境恶劣、社会保障不全、合法权益屡被侵犯等不公平待遇, 同时农民多是城市的“过客”, 并饱受因此所带来的各种不公正待遇, 如落户、子女入学、就业、住房等。从这个意义上说, 二元户籍制度“与其说是一种管理制度, 不如说是一种等级制度” (宋晶, 2005) 。在法理上, 二元户籍制的确于理不通, 于法无依, 把它看作是各种“荒唐政策”的“罪魁祸首”也不为过 (傅勇, 2005) 。这一系列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确切的。

但也有的观点称, 因为城市资源的稀缺, 二元户籍制度对上述限制是必要的。由于城市的公共资源已经非常拥挤, 如果对有限的公共资源自由开放, 公共资源会遭受毁灭性的滥用。一旦取消对进城农民的户口限制, 本来限于城市居民享受的福利和公共资源将会骤显极度短缺, 甚至会对城市带来破坏性冲击 (傅勇, 2005)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指出, 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 它们建立了一个社会, 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诺思, 1999) 。因此, 持有赞成二元户籍制度观点的偏颇之处主要在于, 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的扩展, 即经济中产出水平的增加, 需要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进步, 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进步的前提是市场机制的充分运用。城市资源只有在此条件下, 才将由短缺转为充分供给。

还有, 城市资源的创造并非是由享受着城市资源的人自己创造的, 城市资源的创造离不开“进城农民”, 以及“城外农民”的贡献。而体现等级制度的二元户籍制度是将创造城市资源的参与者———“进城农民”、“城外农民”排除在外, 这于情于理都是难以解释的。

不过, 可喜的是近年来河北、辽宁、山东、广西、重庆等12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已经先后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 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 这就为农民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 具有排挤性的行业垄断

行业垄断通过将一部分人排挤出该行业, 从而使被排挤出该行业的那部分人丧失了在这些行业中的经济机会。在传统管理体制下, 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航空、邮政、燃气、自来水等垄断性产业的主要业务都是由政府的企业 (或机构) 垄断经营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性垄断, 而不是基于自然垄断的经济性垄断。这种行政性垄断, 会导致一系列低效率问题。同时, 这种行业垄断因为垄断社会资源而获得了高于其他非垄断行业的收入。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在1993～2004年对中国GDP增长贡献最大的十个行业中, 五个垄断性行业分别为社会服务 (医疗保健等) 、金融、电信邮政、电力、教育娱乐。十个行业占全国GDP的36.4%, 其中, 五个垄断性行业的GDP占十个行业GDP总量的15.5%。不可否认, 这些垄断性行业的业绩与其自身经营有关, 但主要原因还是这些行业垄断了社会资源, 从而通过实施垄断定价实现的, 而这种垄断地位又大多是政府赋予的。垄断性行业员工的高收入, 主要不是来自这个行业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 也不完全是来自他们的努力, 而主要是与政府为其设计的薪酬机制有关。1994年以来, 垄断性行业的高额利润全部留归企业自行支配, 这就为这些垄断性行业员工的高收入提供了重要资金来源。垄断性行业和市场化行业的收入差距, 反映出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依靠政府赋予的垄断地位而获得高收入, 违背了市场经济赋予所有人“经济机会公平”这一基本原则。同时, 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价格与薪酬形成机制也将受到破坏。

垄断的存在必然导致垄断价格和利润的产生, 当产品的垄断价格高于平均成本或边际成本时, 一些消费者就减少甚至不购买这类商品, 必然产生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以及经济机会的不均等。同时, 允许垄断的存在将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有的学者20多年前就警告说, “收入分配格局严重不对称的国家, 常常缺乏社会的内聚力, 要动员起来完成特定的目标相当困难。”“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由于收入分配的格局普遍存在严重不公平的现象, 爆发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的潜在可能性很大” (莱斯特.R.布朗, 1985) 。许多国家和地区由于收入分配的格局严重不公平所引发了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的事实, 证明了上述警告确实是发聋振聩的。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单纯的市场制度在解决经济机会公平问题上会出现失灵, 这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从体制和机制改革出发, 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地利用生产要素的环境, 实现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和机会均等, 破除垄断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当务之急。经济学已经证明, 只有尽可能发挥竞争机制的功能, 资源的配置才是有充分效率的, 才会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经济机会。

(三) 缺乏经济机会公平的税收体系

近20年来, 分配不公平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得到了计量研究的许多证明。例如, Persson和Tabellini1991年利用美国和8个欧洲国家19世纪中叶的数据分析表明, 不平等和增长存在显著负相关;Alesina和Perotti1993年对70个国家1996～1985年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 财富不平等与社会政治不稳定显著正相关。

财富的再分配应当体现着经济机会公平, 而目前的税收制度尚缺乏有效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功能。

据2001年的数据统计, 最高收入阶层的实际税率不足0.6%。拥有储蓄总额80%的富人, 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10% (赵维加, 2005) 。我国暴富群体拥有的个人收入数量非常惊人, 45%的边际税率在抑制暴富方面明显有些力不从心 (李玉梅, 2005) 。在一定时期内, 即使是市场经济国家对最富有的人的边际税率也很高。例如, 美国对1%的最富有的人的纳税税率, 1912年为12%, 二战期间为91%。这一税率虽然一直在变动, 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 该税率仍然在60%以上。

遗产税是否开征可能是最受争议的税种。1950年国务院《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要开征的14个税种中包括遗产税, 但一直没有正式开征。1994年税制改革, 是否开征遗产税仍无定论, 致使这一问题争论了十几年之久。近年来, 在每年两会上都有不少代表和委员提出开征遗产税的建议。尤其是2005年末至2006年, 学术界曾经对是否应立法开征遗产税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当时,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布了一篇名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报告, 指出造成目前中国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遗产税的缺失。但随后财政部的有关负责人又在公开场合表示, 遗产税的开征条件尚不成熟, 近期没有开征遗产税的立法计划。

税收制度存在的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并正在着力解决。胡锦涛在十七大上作报告时指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对此前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做出了改变。税收制度的重大突破是2006年废止农业税。农业税曾经助长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拉大了贫富差距, 而废止农业税就是解决这一差距的开始。有许多学者也提出了值得借鉴的税收改革方案, 例如, 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等 (李玉梅, 2005) 。

可以相信, 随着税收体系的不断完善, 税收制度对于解决经济机会公平问题的作用将得到应有的体现。通过税收体系改变收入分派不平等的格局, 使其趋向于合理的水平, 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公平。

三、结束语

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市场化不断扩张, 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会, 但仍然存在着不能实现经济机会公平的许多障碍。其中, 户籍制度、行业垄断、税收体系等尤其引起社会的关注。因此, 依据市场经济为人们提供经济机会公平的要求, 排除那些不利于经济机会公平的障碍, 对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在经济体制转型期, 积极推进改革实现经济机会公平, 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4.

[2]、宋晶.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基于劳动力市场管制视角的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 2005 (10) .

[3]、傅勇.户籍改革易渐进有序[J].经济学家, 2005 (4) .

[4]、莱斯特·R·布朗.纵观世界全局[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抉择: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 篇8

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 经过20年的努力探索, 中国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推动并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与此同时, 20年来也积累了一些不公平不可持续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今天, 中国的转型与改革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迫切要求市场化改革导向的战略性转变, 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实现这一转变, 决定着中国转型与改革的成败, 决定着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前景。

改变政府主导, 追求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 而不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的有限作用

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的产物和过渡性体制安排, 适应了经济起飞的客观需求。问题在于, 这种增长方式过度倚重行政力量, 限制市场作用, 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大, 忽视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不改变政府主导, 难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难以改变总量扩张型的增长模式。就是说,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 需要尽快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

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需要改变政府主导

与欧美国家不同, 中国的潜在消费需求规模巨大, 经济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上升通道。我们估算, 中国潜在居民消费需求规模将从2011年的16万亿元提高到2020年的50万亿元左右, 这将为未来10年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要使这个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释放出来, 不仅取决于政策调整, 更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与市场环境的优化。

为什么过去10多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而潜在消费需求始终难以释放?2000年-2010年, 最终消费率从62.3%下降到47.4%, 居民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3.8%。这个悖论的重要根源在于, 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成为一种很强的惯性力量, 牵引着国民经济长期在投资主导的轨道上运行, 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 影响了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 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提升。

与此同时, 政府主导过度倾向重化工业, 导致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 使供给结构难以适应全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由此, 加大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这就需要尽快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 实现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

调整优化投资结构需要改变政府主导

中国有巨大的消费需求, 也有巨大的投资需求。未来10年, 中国的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至少还有10～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从短期看, 投资对保增长是重要的。从中长期看, 投资只有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 才能有效地转化为消费, 才能形成巨大的内在增长动力。这就需要把投资有机地融入消费主导的转型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践一再说明, 经济结构转型、投资结构优化, 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产物, 而不主要是行政干预的结果。

现实的突出问题在于, 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 过于依赖投资, 过于依赖资源能源消耗、过于偏向重化工业, 导致投资结构扭曲, 难以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这种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主要依赖行政力量的推动, 是不可持续的。应以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为导向, 利用市场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 以在短期保持一定投资规模的同时, 为中长期走向消费主导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需要改变政府主导

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 使行政权力主导资源配置, 导致要素使用的低效率和比较严重的浪费。土地、资源、资本、劳动等要素价格人为压低, 客观上刺激了投资冲动, 使投资挤占居民消费;更为重要的是, 导致资源配置与社会需求脱节, 增加扩大居民消费的困难。

这种状况长期持续, 必然形成弱化市场的倾向, 造成某些市场化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中国30多年的实践说明, 任何其他机制, 包括政府在内, 都不能取代市场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改变政府主导, 就是不能用政府替代市场, 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

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 以公益性为目标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

发展方式转变, 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改变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 重在国有资本的合理配置;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理顺利益关系, 需要国有资本及其收益能够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10年前中央政府就强调, 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 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10年后的今天, 尽管国有资本的战略性重组有重要进展, 但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规模过大、范围过宽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

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 需要确立公益性的战略目标

毫无疑问, 这些年在做大国有资本方面取得重要成绩, 对此需要充分肯定。但是, 国有资本运营缺乏应有的公益性、盈利性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明显偏低, 也是不可忽视的突出问题。从公共产品短缺的基本国情出发, 建议把公益性作为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目标和重点。

这是因为, 第一, 国有资本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社会资本, 哪里有盈利就往哪里去;第二, 把公益性作为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的战略目标, 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有利于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第三, 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 是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第四, 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 就是把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不是削弱而是在强化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控制力。

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 加快实现国有资本的公益性回归。

主要建议是:第一, 适应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 调整投资结构, 使新增国有资本投资主要配置在自然垄断领域、公共产品领域, 以及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领域;第二, 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 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第三, 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 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 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优势, 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 以提升国家竞争力;第四, 对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 要提高收租分红比例, 争取5年左右由目前的10～15%, 提高到25%左右, 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 使城乡居民直接受益。

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 需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

强调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 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打破垄断, 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从而促进优胜劣汰。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的具体建议是:第一, 对改革严重滞后的铁路、盐业等行业, 尽快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第二, 对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 应将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 在自然垄断环节强调国有资本主导, 在竞争性环节对民营经济放开;第三, 对城市公用事业, 要尽快健全特许经营制度, 形成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以破除行政垄断为重点, 深入推进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 在提升国有资本配置公益性的同时, 扩大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 为民营经济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形成公平分配的利益关系

中国“十二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寄希望于通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释放全社会的消费潜力, 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多年来,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 使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出体制性、机制性失衡, 并且有不断恶化的趋势。突出表现为国民财富分配长期向政府与企业倾斜, 城乡、区域和不同行业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 某些领域收入分配秩序混乱, 既得利益不断膨胀等。这种国民收入分配现状, 不仅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 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滑, 使投资与消费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 而且增大了经济社会风险, 构成经济社会生活的严峻挑战。

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需要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现行的增长方式事实上具有国富优先发展的特征, 国家生产能力的提升快于老百姓消费能力的提升。具体表现为:GDP增速长期快于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速;国家财政收入长期成倍快于GDP增速;国有资本扩张速度长期快于GDP增速。应当说, 国富优先是一种过渡性的增长方式, 它对于做大经济总量、改变短缺经济有着历史性贡献。

未来5～10年, 中国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基础和前提都在于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这就需要确立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 加快推进以民富优先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改革, 构建民富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第一, 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力度, 明显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二, 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第三, 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切实改善民生。未来一两年, 能否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对消费主导的转型具有牵动全局的决定性影响。

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需要着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少、比重低, 目前只有20%左右;更重要的是,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严重缺失, 很难支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这就需要尽快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 并努力在未来10年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 争取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达到40%左右。在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 实现这个目标是有可能性的。

有研究预测, 2025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可能达到5.2亿人。在我看来, 关键是要有实实在在的措施。例如:第一, 改革制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税制结构, 对城乡居民实施全面的结构性减税, 使国民财富更多地向居民倾斜;第二, 加强居民财产权利保护, 尤其是保障广大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 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机制, 使农村居民通过土地要素增值来积累财富。

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需要以公开透明为重点理顺收入分配秩序

从现实情况看, 利益关系失衡突出表现在收入分配秩序混乱上。既得利益者希望固化现有的利益格局, 希望通过维持现有的某些制度安排, 以不断获取所谓合法的高收入。这样, 权力寻租就会有增无减, 各种名堂的灰色收入也会有增无减, 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更会有增无减。这些乱象, 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国民收入分配公开透明的基础性制度的缺失。

面对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现状, 现在到了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财产公开透明的时候了:第一, 尽快建立居民收入登记制度与完善的纳税申报制度, 争取“十二五”末期覆盖所有的城镇居民, 2020年覆盖所有的城乡居民;第二, 未来2～3年全面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第三, “十二五”全面实现财政预决算的公开透明。应当说, 以公开透明为重点理顺收入分配秩序, 主要不是技术条件具不具备的问题, 而是改革有没有决心与魄力的问题。

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 关键在于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与政府改革: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 关键在于能不能扭转增长主义政府倾向, 能不能实质性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以公益性为导向改变国有资本配置的格局, 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能不能到位, 某些竞争性领域的行政性垄断能不能实质性打破;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关键在于能不能改变政府的自身利益倾向, 取消各种形形色色的特权, 并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 破解公平分配的难题。

论市场经济中公平的收入分配 篇9

1.1巴泽尔的所有权最优配置原则

巴泽尔的公共领域理论认为, 当多人共同拥有某项资产时, 决定所有权最优配置的总原则是:对资产平均收入影响倾向更大的一方, 得到剩余的份额也应该更大。

如果可以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公平收入分配, 比如, 一家普通公司的利润是由投资者, 管理者, 技术员工等共同创造的。利润分配就可以根据生产要素对总平均利润的影响大小而进行。因为这家公司的利润是由这些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 利润就应当由这些要素共同所有, 即, 利润可以看作是处于公共领域当中。如果可以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分配, 其结果是比较公平和理想的。

1.2欧拉分配定理

欧拉分配定理是一种假设条件比较苛刻的公平的收入分配方法。欧拉定理指出:如果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 而且厂商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 那么在市场均衡的条件下, 所有生产要素实际所取得的报酬总量正好等于社会所生产的总产品。公式:Q=L*MPL+K*MPK

1.3二者的一致性

巴泽尔的所有权最优配置原则应用于收入分配时与欧拉分配定理实质上一致的。为便于比较, 利用巴泽尔的所有权最优配置原则来进行收入的分配原则也可写成类似的数学公式。如, 劳动和资本对总平均利润的影响大小可以分别用mpL和mpK来表示, 总利润P=L*mpL+K*mpK

欧拉分配定理中的MPL和MPK分别指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品, Q是总产量。边际量越大, 对平均总产量的影响也就越大, 这一点可以从数学上得到证明。

另外, 根据巴泽尔的思想, 我们还可以将欧拉分配定理的一条假设条件去掉, 从而使欧拉分配定理的应用范围更广泛一些。因为, 欧拉分配定理要假定规模报酬不变, 否则, 产品分配会产生不足或剩余。而将巴泽尔的所有权最优配置原则应用于分配领域时, 如果存在规模报酬递减或递增, 我们就可以根据要素对平均总产量的影响来进行分配。甚至不管总产量Q是多少, 我们都可以公平地进行分配。

1.4上述分配方法的局限

1.4.1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 如,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 对平均利润的影响大小和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是很难准确度量的, 因此, 理想的公平收入分配是较难实施的。

1.4.2上述分配方法的实质是根据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或贡献来分配。但是, 由于各个行业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 其结果是造成行业收入的差距。

行业收入 (或待遇) 差距的结果, 就是吸引更多的参与者进入高收入的行业, 最终这一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供给>需求, 从而可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如, 考公务员热的现象;医生行业等等。因此, 平息行业收入的过分差距不仅可以促进公平同时又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1.4.3公平收入分配还必需结合要素的成本来进行。如, 医生行业。社会对医生的需求是有限的, 他们足以解决社会的健康问题, 而勿需过多。医生治病救人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很高, 甚至不可用金钱来衡量。假如一名富人生病, 他就必须要找医生, 此时医生就拥有了强大的垄断力量, 然后他可以利用病人对专业知识的不了解, 而巧立名目向富人索取很高的报酬。这名医生通过救治这名富人, 可间接为社会创造很高的价值。如果单纯按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或贡献来分配, 那么这名医生得到的所有收入都是理所应当的, 他得到的都是病人愿意在这次交易中所付出的, 即市场上需求方评价供给方的价值。那么, 最终医生这个行业的收入会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结果一方面是行业收入差距的过大, 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强烈的社会不公平。

因此, 在决定医生应得的公平报酬时, 不仅应考虑医生所创造的价值, 还应综合考虑他所付出的劳动, 即,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同样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 行业之间的差距和人与人之间能力的差距, 都是很难确定的, 因此,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非常难以确定的。绝对公平很难实现, 但我们可以努力接近公平。

1.4.4考虑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时要考虑效率

公平与效率在很多情况下是一对矛盾, 此消彼长。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必需要考虑一下孰重孰轻, 如果公平问题突显, 就有必要牺牲一小部分效率来着重解决公平问题, 反之亦然。这样才能在保持经济的健康增长的同时给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带来最大化的福利。

总结:

公平的收入分配一方面要考虑要素的贡献, 同时还必需要综合考虑要素的成本。这与马克思提出的“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来进行收入的分配”是一致的。允许收入差距的存在, 但必需要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二、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决定和不公平现象

2.1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决定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工资、利率等都是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共同来决定的, 同时也就决定了收入的分配。这样, 市场经济下供给和需求关系决定的收入分配便与公平收入分配的理想状态不一致, 即是不公平的 (即便存在公平也是“刀刃上的”公平) 。假如认为这是一种剥削的话, 那么市场经济的结果可以描述为:市场上相对稀缺资源剥削其它资源。 (垄断也可视为一种相对稀缺的供给)

只有市场中所有资源的需求与供给相适应时, 才可以达到均衡状态。这意味着, 几乎所有资源的价格处于均衡状态。因为, 对任一种资源来说任意的需求和供给都可以实现均衡, 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源达到了最优或次优配置, 而只有几乎所有资源的价格处于均衡状态时, 才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收入差距的缩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2.2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由于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决定与理想的公平收入分配状态的差异, 现在我国经济社会中大致存在以下现象:在市场中, 供给<需求的行业里 (如, 存在垄断供给和刚性需求的行业) , 它们的价格更容易受到供给方影响, 最终更接近其使用价值。而在供给>需求的行业里, 它们的价格往往更容易受需求方影响, 最终更接近其成本。

参考文献

[1]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尹恒, 龚六堂, 邹恒甫。当代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J]。经济研究, 2002, 08

经济公平性 篇10

一、经济困难大学生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及其体现

(一) 经济困难大学生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 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济困难生也有获得公平教育的权利, 国家对经济困难生有提供资助的义务, 这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是很明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37条规定, “国家、社会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少年、青年, 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9条规定, “国家采取措施, 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和经济困难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这些条款是公民高等教育权的直接表现, 说明所有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民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 必须经过竞争和选拔, 只有保证竞争机会均等, 才能保证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平等。同时, 这一条文也意味着成功机会均等, 不仅在招生选拔上要体现机会均等, 而且在整个高等学校学习期间都应体现机会均等,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54条规定,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可以申请补助或者减免学费”;第55条规定, “国家设立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基金和贷学金, 并鼓励高等学校、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设立各种形式的助学金, 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获得贷学金及助学金的学生, 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些条文规定了我国公民如果经济困难影响接收高等教育时有接收资助的权利, 当然法律也概括规定了享受权利同时也应履行相应的义务。

此外, 《高等学校财务制度》第27条规定, 学生奖贷基金是按照规定提取用于发放学生奖学金和贷款的资金。勤工助学基金是按照规定从教育事业费和事业收入中提取的, 用于支付学生开展勤工助学活动报酬以及困难学生补助的资金。财政部和教育部还出台了将高校学费的10%用于助学的具体措施, 最终建立起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努力确保广大经济困难学生都能通过获取一项或多项资助政策, 顺利完成学业。

这些法律规定, 为建立和完善我国高校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和保障。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 权利本位的法律制度要求各国要不断保障和发展公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不仅肯定个人包括经济困难生有受教育权利, 而且进一步认为国家有提供必要的教育条件、保障受教育机会平等的义务。

(二) 建立和完善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 体现教育公平

接受教育是公民不可让渡的权利, 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平等也是公民的权利, 不应该受到经济匮乏等因素的限制。考取大学的经济困难家庭学生, 存在着个人自身努力与家庭无力承担经济支持的矛盾。经济困难学生由于家庭无力负担高额的学杂费而被拒之门外, 或是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无力支付正常生活费而得不到应有的教育, 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很多, 但是究其根源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教育不平等。

为了确保经济困难生能享受高等教育机会, 政府要采取措施来建立与完善和收费制度相配套的高校学生资助制度。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2月13日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改革学生上大学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 逐步实行收费制度。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 学生上大学原则上均应缴费。设立贷学金, 对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国家、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学校均可设立奖学金, 对品学兼优的学生和报考国家重点保证的、特殊的、条件艰苦的专业学生给予奖励。要创造条件, 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勤工俭学, 对家庭确有困难的学生, 可减免学杂费或提供贷学金。这样, 在我国各个高校基本确立了“奖、贷、助、补、减”式资助体系, 并在后来工作中不断完善。特别是1999年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全面启动, 标志着高校学生资助制度进入新的阶段。2002年《国家奖学金实施办法》、2004年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以及2005年教育部的《关于切实做好2005年高等学校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工作的紧急通知》的出台, 从不同方面对我国现有的资助体系进行不断完善, 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资助力度也不断加强。通过资助向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援助, 能改善或缓解其经济拮据状况, 增强其受教育的支付能力, 使其不至于因经济条件差失去入学的机会, 真正体现教育的公平性, 保证其受教育权利的实现。我国高校对经济困难生的资助制度体现了高等教育公平的大学理想价值追求。

二、我国高校资助工作中不平等现象剖析

(一) 资助制度本身导致助学资源分配不公平

我国高校资助体系的建立对于经济困难学生来说是一种经济上的补偿机制, 从总体上来说是教育资源的一种重新分配机制。从资助体系产生的背景来说, 其有利于公民高等教育权的实现, 真正做到教育公平。但是, 过分地强调对部分公民 (经济困难生) 进行资助政策上的倾斜, 有可能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形, 导致一种新的不公平出现。

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高校经济困难生的学费减免、特殊困难补助和部分助学金、勤工助学的资金来源于所有学生正常上缴的学费, 是按一定比例划拨出来构成的。1999年6月, 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工作的通知》。同年, 对原国家教委、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设立勤工助学基金的通知》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 规定从1999年9月新学年开始, 各高校每年须从学费收入中划出5%的经费设立资助基金。2005年上海市规定高校学费的10%用于资助经济困难生。《江苏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意见》中要求“各高校要严格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 每年从学费收入中足额提取10%专门用于支付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和资助经济困难家庭学生”。从资源分配角度来看, 一方面, 如果说教育资源是一定的话, 如果分配政策对某些部分过分倾斜的话, 其他部分必然会相对获取较少的资源, 对这部分公民来说实质上是不平等的;从家庭方面来讲, 因为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收费制度, 资助制度的相关规定实质上是要求家庭经济比较富裕的学生来承担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的部分学习生活费用。因为学生没有经济来源, 是纯粹的消费者, 其生活和学习的开支来源于家庭。这也意味着在学生之间教育资源的分配或转让就演化成了家庭之间资源的分配和转让问题。由经济富裕的家庭为经济困难的家庭补偿其子女教育开支, 这不能说是一种平等的补偿制度, 甚或被疑指为劫富济贫。

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 学费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 政府部门投向高校的经费明显严重不足, 而随着物价上涨及学校规模的扩大, 高校的支出也日益加大, 办学经费越来越紧张。任何社会在就业和高等教育方面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对经济困难生的过分优待就直接意味着对非经济困难生某些权利的剥夺, 这与我们追求一个理想的机会平等的社会资助体系的初衷是相背离的。

(二) 经济困难学生受助权利、义务不对等

一种权利的产生, 就必然要求某种义务与之相适应, 权利和义务相随相生, 是一对孪生姐妹, 有权利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 没有所谓纯粹的权利, 也高教论坛·教书育人10|200917不存在绝对的义务, 这是法律发展到现在的必然要求, 也是法理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现行宪法第33条就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这从根本法的地位践行了这一法理原则。我国《高等教育法》第55条也规定:“国家设立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基金和贷学金, 并鼓励高等学校、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设立各种形式的助学金, 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获得贷学金及助学金的学生, 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也就是说, 经济困难生在享受国家各种形式的助学权利的同时, 理所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 这是法律原则也是法律条文规定的。因此, 经济困难生受资助权利、义务必须对等是指导我国高校开展经济困难生资助工作的原则, 不得违背。遗憾的是, 我国现有的对经济困难大学生资助体系中大量存在着无偿资助情形, 经济困难生享受了助学的权利却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 权利与义务二者之间未能实现对等, 违背了权利与义务对等这一基本的法律公平原则, 使得经济困难学生在享受教育资源方面不公平。

目前, 我国高校资助工作理论和实践注重对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形式和数量, 而不注意资助内容和质量, 过分强调对高校经济困难生进行直接的经济援助。然而, 对高校经济困难生在享受了助学权利之后, 应当承担何种义务, 以及隐含在权利义务关系中的法律公平问题的探讨却极为有限。这样直接导致高校经济困难生资助项目主要是无偿资助的形式, 是一种“输血”式资助。资助项目中无论是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减免学费, 还是特殊困难补助和助学金, 受助学生都是没有承担相应义务的权利享受。虽然助学贷款中学生有付出低息的情况, 勤工助学中学生也要付出一定的劳动, 但这仍不符合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因此, 有学者把我们现行的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高校经济困难生资助体系称之为“免费午餐”式的经济困难生资助模式, 直接给经济困难生发放“免费午餐”的方式是在追求大学生物质上的结果均等, 但也造成了经济困难生与非经济困难生经济机会上的不平等。这种资助体系表面上扶贫助困, 彰显人道主义道德, 但实质上有违法律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 是有违法理的。这种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的资助模式不利于受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生活观, 对于其他通过自己劳动来坚持学习和生活者其实也是很不公平的。

诚然, 现有的资助体系一般能保证经济困难生顺利完成学业, 促进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综合平稳发展, 达到制度设计的基本目标, 但同时付出的代价也是重大的, 这种资助体系不利于受助学生良好价值观的形成, 对非经济困难学生以及追求依靠自己努力坚持学习生活的经济困难学生不公平, 有碍于一个公平、和谐环境的形成。我国高校经济困难生资助体系和运行机制应从“输血”式的“免费午餐”转向“造血”式的社会扶贫工程模式, 引导经济困难学生不断努力奋斗, 解决眼前暂时的经济困难, 努力为受助与非受助同学之间营造一个公平、和谐的环境。

(三) 资助过程中经济困难学生之间不公平

1. 经济困难生的认定程序不公平

我国高校资助工作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界定经济困难学生。中国地域宽广,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状况差异较大, 即使同一地区的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也有不同, 家庭经济还因不可抗力的因素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要准确了解一名学生每月从家中得到多少生活资助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高校不可能对每一个申请资助的学生进行实地调查认定。在实际操作中, 高校在认定家庭经济困难生时, 为了操作方便、减少认定成本, 往往将认定成本外化, 即严重依赖于地方政府开具的经济困难证明。由于地方政府对经济困难的认定程序不规范等原因, 导致经济困难证明的可信度降低。而且各地区划定经济困难的标准不一样, 使得生源地开具的经济困难证明不具有横向可比性, 有些证明材料所认定的经济困难生并不一定就是学校应该认定的绝对经济困难生。再者, 当地基层组织 (民政部门等) 被动应学生所求, 或主动为学生争利, 在开具经济困难证明材料上欠缺客观性, 导致经济困难证明失真。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差异性直接导致资源分配目标上的误差, 学校据此分配助学资源, 必然导致不公平现象的产生。

2. 学生资助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非正常影响行为

按照相关规定, 现行学生资助工作中, 包括经济困难生身份的认定、各项奖助学金的评选以及其他形式的学生资助, 都应当经过班级学生代表民主评议程序评选, 经辅导员修订, 班级公示后上报各个学院, 学院集中公示后上报学校批准, 学校集中公示确认无异议之后具体落实。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辅导员在进行修订班级民主评议结果时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会对班级同学民主评议的结果进行变更。学校名目繁多的各项奖助学金的推荐权全都掌握在辅导员手中, 有可能出现因为辅导员掌握信息不全或不准确以及个人偏好问题, 使得部分同学连续、多重享受学校的资助政策, 同时又有确实需要学校资助的同学受资助的额度很少, 甚至没有受到资助。这种情况发生的数量不是很多, 但是却会使学生对于学校资助工作的公平性产生怀疑, 在经济困难生的心理上产生不良的影响, 影响学校学生资助工作成效。对于同样是经济困难学生来说, 可能会因为某些个人的好恶等问题产生受助者之间不公平现象。

经济公平性 篇11

经济人国家政策公平竞争机制“求真务实”一直以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准则和优良传统。我认为，在国家管理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最大的务实就是承认和尊重个人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把人正视为理性的利己主义者，承认和保护个人通过公平竞争所获得的应得利益。不能把人都视为是大公无私的，并以此为基点来制定国家政策。而是应务实的考虑如何把个人对合理的物质利益的追求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使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相统一，建立合理的激励制度，维护和鼓励公平竞争，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同时完善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避免或减少单一的竞争所带来的弊端和社会问题。只有这这样，才能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快速、稳定的发展。

一、“经济人”假定与国家政策的制定

现代经济学里，有三个非常著名的假定，即“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这三个假定可谓是经济学的精髓。其中的“经济人假定”，是指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即认为人是自私的。我认为，这个假定不但在经济学领域内具有根本性和实用性，而且对于许多方面的国家政策的制定，包括政府管理机制建设，市场管理机制建设等，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济人假定”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认为人是自私的。但这里所谓的人是自私的，并不是否认在人类社会中有大公无私的人和事。无私奉献的人和事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社会都举不胜举。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以天下为己任，毫无利己之求的人与整个人类群体相比毕竟是少的，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大公无私的品质正是因为稀贵和超乎常人才被人们所广为传诵，这种品质和精神也只是存在于特定环境下或特定人物的身上而已。而本文所说的人是自私的，则是从普遍性的意义和层面来说的。在社会的宣传和教育中，我们可以大力的提倡、歌颂无私的品格，但在国家的体制建设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我们必须正视人的自私性，许多国家政策的制定必须以“经济人假定”为基点，把人看作是自私的，这样才能制定出符合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政策，反之，则很可能造成决策的失误。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有一个著名的“好人假定”理论。他认为，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致坏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所以在制定国家制度时必须把人就假定为“经济人”，把人都看作是自私的。否则，就必然会导致政策的重大失误。

在建国初期正是因为忽视或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人的自私理性主义，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制定出了许多不符合实际的政策，使我国的建设事业受到了巨大损失。忽视人对物质利益的正常要求，忽视物质上的刺激，而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精神的鼓励和宣扬上，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不符合实际，不符合我党所提倡的务实的精神的。不可否认当时的做法在一定时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却是不可能长久的，久之势必使人的劳动积极性受到限制和损伤，从而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我不是要否定精神的作用，而是认为精神作用在更多时候只能是辅助方面的，而不能把他作为主导。我们必须在承认人总体上、普遍意义上的自私性的基础上，来做好精神方面的教育和宣传，才能使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

在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中一直以来把官员都假定为大公无私，毫不利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仆，在激励中重精神，而轻物质。正是因为把政府官员都当作是无私奉献的圣人，所以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结果如何呢？一是政府效率低，二是腐败屡禁不止。各国经验表明，高薪未必一定养廉，但低薪必然会成为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官员要求极为严苛，铁面无私。他对腐败官员竟使用“剥皮食草”之刑，处罚不谓不重，但腐败屡禁不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官员的俸禄极低，有的竟难以养家糊口，官员大权在握，却处境寒微，自然滋生腐败。

事实上，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的社会劳动者，他们都有口腹之欲，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因此，在制定国家政策时，必须正视人自私的本性，把个人都看作是自私的，重视物质利益的满足和刺激，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好政策”。

二、遵守自然法则，建立公平竞争机制

如果我们把人看作是自私的理性主义者，那么通过怎样的途径使人的利益得到满足才是公平合理的哪？怎样使个人对利益的追求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实现更好的统一哪？这就是要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遵循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通过竞争实现合理的利益分配，促进社会的发展。

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是大自然恒古不变的法则。竞争是自然界物种进化的根本动力。人的社会性使人不同在于大自然的其它物种，但人也是生活在自然界中具有自然属性的动物，所以，同样要遵循大自然的法则，必须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整个人类社会也正是在竞争中不断得到发展进步的。国家必须承认和维护公平竞争，如果否定竞争，否定了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那么这个国家将不会得到发展。但是一个国家不发展，不等于整个社会都不发展，人类社会始终在按照这个自然法则发展进步着。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处在激烈的竞争中。那些很好的尊重自然法则、尊重竞争的国家在很快的发展着，于是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国家便逐步被淘汰。中国在近代史上遭受外侵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将自己置身在世界的竞技场之外，置身于世界发展的大潮之外，企图过自己自足的太平日子。但这却是不符合自然法则的，必然受到其惩罚。中国闭关锁国，逃避竞争的做法，造成了近代史上中国的落后，而落后就必然要挨打。因此，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在近代史上所遭受的侵略是一种历史必然，是人类社会始终在按照自然法则，通过竞争以实现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

从国家政策的制定来说，必须要尊重人为获得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公平竞争，必须要承认和保护优胜者在通过公平竞争所取得的合法利益。否则就是在否认或人为的逃避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就会阻碍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当生产力的发达程度，

社会的物质财富以及人的思想意识水平还没有达到平均分配，共同富裕的要求时，就必须在公平的竞争机制下，按照个人通过不同的劳动付出所取得的不同的劳动成果进行利益分配。否则就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中國在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采用了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从根本来说就是一种竞争机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靠的就是竞争。

但是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是，竞争机制不健全，出现了严重的利益分配多元化，形成了许多的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分配不公平，人均收入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公平的竞争机制必然会导致不公平的现象的出现，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如果的得不到妥善解决，就有可能使矛盾激化，产生社会动荡，影响和阻碍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遵循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尊重和维护公平竞争。同时，人类社会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简单的自然竞争法则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竞争中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所获得的利益不同，久之必然产生贫富差别，随之产生贫困、失业、贫富差距悬殊等社会问题，从而产生社会矛盾。如果这种矛盾得不到有效的调节，就会不断加深，最终激化，造成大规模的暴动，引起社会动荡。因此，国家在维护公平竞争的同时，还必须采取必要措施，缓和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距，以达到社会的相对公平，避免社会动荡，实现社会的良性稳定的发展，实现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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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税负公平与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篇12

从税收总收入增量看, 全国税收收入从1994年的5070.79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7636亿元, 民营企业的税收收入由1994年的377.94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495.2亿元, 民营企业的税收收入增长快于全国税收收入。从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看, 民营企业除1995年和1996年的税收增长率低于全国税收收入增长率外, 其余年份均高于全国税收收入增长率。民营企业2006年的税收收入比2005年增长28.6%, 高于全国6.7个百分点;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为9.28%, 比2005年提高了0.48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税收收入的份额逐年加大, 地位逐步提高。因此, 在今后的税收工作和税收政策的制定中, 应加大对民营企业的重视, 消除对其的差别待遇。

2 民营经济税负不公的表现

2.1 按税种分析的税收差别待遇

2.1.1 所得税

(1) 对民营企业重复征税。

除了同样与中央企业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外, 民营企业的税后利润还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2) 费用列支过严。

外资企业在工资支出、广告费支出、利息支出、公益救济性捐赠等支出项目, 可在税前按实列支, 而内资企业不能享受这一优惠。

(3) 折旧年限规定过严。

外资企业可实行加速折旧, 而对内资企业中机器设备由于超负荷运转而磨损快, 但因费用列支不予照顾加重了税收负担。

2.1.2 增值税

(1) 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过高, 对中小企业存在歧视。

工业企业年销售总额达不到100万元、商业企业年销售总额达不到180万元, 不管其企业会计核算是否健全都被划为小规模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进项税额不能抵扣, 造成购货方因不能足额抵扣进项税额而不愿购买小规模纳税人的货物, 影响了规模普遍较小的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2) 税率偏高。

小规模工业企业的增值税率为6%, 商业企业为4%。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率为17%或13%, 但前者按销售全额征税, 后者按增值额征税。当毛利率低于35.3%或23.5%时, 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比一般纳税人重, 而毛利率的变动幅度一般在8%～15%或15%～20%, 低于税负相等的标准。另外, 增值税和营业税还存在起征点偏低的问题。

2.1.3 营业税

金融业的营业税按利息收入征税, 不符合国际惯例, 不利于金融业的竞争和金融产品的创新, 影响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

2.2 税收减免方面的不公平

主要表现为税收优惠手段单一。在我国, 对民营企业的税收优惠规定仅局限于两种方式——税收减免和优惠税率, 而发达国家的优惠手段更为多样化, 如加速折旧、税收抵免、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法。

3 解决民营企业税负不公的政策建议

3.1 所得税的改革与完善

3.1.1 企业所得税制的改进

(1) 贯彻公平税负原则, 实行由低到高的多级超额累进税率。这样可使企业所得的多少与适用税率的高低相联系, 体现对民营企业的照顾, 维护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

(2) 降低税率。特别是要降低中小民营企业的税率。对中小民营企业应继续实行优惠税率, 同时提高优惠税率的所得额限额标准。

(3) 放宽和规范税前费用列支标准。改革的具体做法是:取消“计税工资”规定, 改按企业实际支付的工资金额税前列支;取消对公益性、救济性捐赠的限额, 准予税前列支;取消只按国家银行贷款利率标准列支利息的限制, 对不违反现行法规的融资利息支出都应准予按实税前列支。

(4) 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提高折旧率, 以加快民营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3.1.2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

将现在的分类税制模式改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在费用的扣除标准上, 也应做适当调整, 使费用扣除更为科学化和人性化。另外, 税率、级距及应税项目应作调整。在征收管理办法方面, 可采用对综合类作预扣制, 按月按时预扣, 年终再申报。为吸引高新技术人才, 可考虑对从事高科技产业的高级人才的个人所得税给予优惠。

3.2 改革增值税

第一, 将现行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 以便鼓励固定资产更新换代、促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益, 并消除重复征税。同时也可提高高科技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第二, 降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为确保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 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应扩大一般纳税人的征收范围和比重。可考虑将生产场所固定、能够按会计制度和税务机关的要求准确核算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和应纳税额, 年销售额在50万元以上的, 都可以核准为一般纳税人;对商业企业有固定经营场所、能准确核算进项、销项和应纳税额的, 且年销售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经纳税人申请由县区级国税机关调查核实也可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第三, 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可考虑把商业行业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的征收率由现行的4%降为2%, 工业行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由现行的6%降为4%, 以扩大民间投资和促进就业, 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

第四, 取消小规模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定率限制。对于民营小规模经营业户, 应按照经营销售货物的金额开具13%或17%税率的增值税发票, 经税务机关查验确保开具符合实际商品货物, 并做好台账登记, 这样有利于扩大小规模纳税人商品流通, 并促进小规模经营者不断加强管理、扩大再生产。

3.3 优化对民营企业的税收服务

税务机构要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和意识, 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当前税务部门应适时纠正在服务上“重大轻小”的倾向, 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税收宣传和纳税辅导, 免费提供税收资料, 使其能及时获得税收法规的信息。税务机关还应及时为民营企业办理涉税事宜, 积极推行对民营企业的税收代理制度, 充分发挥税务代理机构的作用, 尽量减少纳税人因不了解纳税细则而造成的纳税申报中的失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纳税申报程序, 以节省纳税时间和纳税成本, 同时税务机关应加强对税务代理中介机构的管理, 提高税务代理水平, 减轻民营企业涉税负担。

3.4 治理收费渠道, 规范税费分配, 减轻企业负担

在当前存在不少非规范性制度外收费的情况下, 应着力于理顺税费关系, 建立以税收为主、收费为辅的财政收入运行机制。应根据不同的内容对现行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实行取消、改税、规范和转制。具体做法是:第一, 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费项, 通过扩大现有税种税基或设置新税种的办法实施改税, 以更为规范的税收形式来取代收费形式, 确立税收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主体地位。第二, 取消非规范的制度外收费, 如部门越权设置或凭借行政管理权、执法权强制收取的费项等。第三, 对的确需保留的收费项目, 要对收费标准、方法以及收入的用途予以公开, 通过法律法规予以规范, 实行准税收管理。

摘要：税收政策制定和实施应体现公平性、管理性、竞争性、优惠性和保护性, 而我国的税收制度中存在对民营企业的税负不公的问题。为了促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 必须在税收政策上给予其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同样的政策。本文从民营企业税收状况入手, 分析民营企业税负不公的表现, 并提出解决措施。

关键词：税负不公,民营经济,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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