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市场经济（精选12篇）
公平市场经济 篇1
一、市场经济的公平性历史与现状
16世纪以后西方逐渐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新时代。市场经济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为西方国家带来了巨额的物质财富。特别是,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 为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的基石, 从此以后, 一些经济学家几乎欢呼雀跃, 把市场经济描绘成“自动机”、“和谐经济体”。然而, 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资本话语权决定了公平的丧失。1825年发生了市场经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 《泰晤士报》等报道:“目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是最近三十年来所没有过的”“穷人濒于饿死, 各阶层居民都苦于时运不济”“忍饥挨饿的失业工人被逼得走投无路, 以至爆发了公开的暴动”。于是发生了法国里昂工人运动、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等。法国的圣西门称早期自由市场社会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 傅立叶将之比喻为“复活的奴隶制”, 英国的欧文历数市场制度的罪恶, 呼吁建立“新和谐公社”。马克思则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资本主义, 以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没有走马克思的道路, 但是他们把“公平”补充到了市场经济的“效率”之中。十九世纪末以后, 股份制从银行、贸易、工程建设逐渐走向了工业企业, 传统的个人私有制被改造成公众私有制, 大型私人企业被改造为公共企业;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被制度化、法律化, 工会也逐渐合法化;俾斯麦首先在德国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 到1948年英国则率先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现在, 发达国家都形成了几乎覆盖全民、包罗万象的高标准的社会福利安全网。还有, 累积性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税制发挥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作用。目前, 瑞典、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20%最富裕人口仅占有40%多的社会财富, 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5-0.30的低水平, 日本目前大约为0.27 (王文元:发达国家的和谐之术, 小康, 2007 (7) ) 。可见, 现代市场经济不同于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 它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 是“公平市场经济”。
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很短, 从效率方面来看,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是高度垄断的经济体制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扭曲变形, 以至于有形成“权力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官僚市场经济”的危险———在一些领域贪污腐败盛行, 贫富分化加速, 地区鸿沟过大, 城乡结构失调, 在教育、医疗、财政、金融、股市、土地、住房、环境、养老、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占有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的状况, 亟需制度层面的改善。
二、什么是公平市场经济
所谓公平市场经济就是“非权力化、非官僚化、非垄断化”的市场经济, 就是“政府有责、公民有权、机会均等、保障完善”的市场经济。
一般认为, 市场经济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美英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 或者叫消费导向型市场经济;二是以德国、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三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 也叫亚洲模式或东亚市场经济。
本文所说的公平市场经济既有自由市场经济的遏制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排斥特权和垄断、减少寻租腐败的特点, 也有社会市场经济的强调公民平等、民主管理、社会保障的特点, 还有东亚市场经济的民本主义、均富主义、父爱主义的特点。但是, 公平市场经济克服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强者通吃、过度竞争、两极分化, 社会市场经济的低下的行政效率、沉重的福利负担等问题, 以及东亚市场经济的政经不分、政企不分、政银不分等弊端。
也就是说, 公平市场经济的“非权力化、非官僚化、非垄断化”是指:遏制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的无端干预, 阻止“权力市场经济”、“官僚市场经济”的形成;打破国有垄断、行政性行业垄断和市场垄断, 瓦解“权贵市场经济”, 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小政府”或者“适度政府”、“有效政府”、“低成本政府”。
公平市场经济的“政府有责、公民有权、机会均等、保障完善”是指:政府不缺位、错位、越位, 履行在国防、治安、公民权利保护、公共物品供给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扶贫、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责任;公民摆脱弱势地位, 拥有监督政府、问责政府的权力以及话语权、舆论权和媒体主导权;在市场经济中排除特权、腐败和垄断, 使得每个人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 做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 尽可能地缩小贫富差距、阶层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健全社会福利安全网, 做到“结果公平”。当然, “结果公平”不是平均主义, 而是效率与公平的均衡与相互促进。
北欧的丹麦、芬兰、瑞典以及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既有高效率的市场经济, 其贫富差距又极小, 是公平市场经济的典范。
三、公平市场经济的基本主张
要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公平现状, 唯有建立“公平市场经济”一条路可走。本文建议:政府顺应民意, 将“公平市场经济”写入决策性文件, 将公平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纳入政府的发展规划之中大力推进。
公平市场经济的基本主张是, 界定政府的作用, 维护公民和弱势群体的权利, 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秩序,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弘扬人文关怀的文化。
公平市场经济的特征有如下几点。
其一, 拥有“优质”政府、“瘦”政府、廉洁政府、透明政府。政府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社会正义、促进分配公平、提供公共产品、优化市场环境, 为此, 政府必须精兵简政、清正廉洁、公开透明。
其二, 权力多中心化, 改变博弈力量不平衡以及弱势群体权利贫困的状况, 从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转向以公民权利为中心的社会。只有大力保护公民权利, 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民生。
其三, 机会均等, 公平竞争。金融、财政、货币、产业、就业政策皆公正透明, 各种所有制平等角逐, 消除特权、垄断、寻租、官商勾结和信息不对称。
其四, 建立公民导向、以人为本的话语体系和现代教育、医疗、养老、扶贫、社会保障、金融、财政、生态、环境制度。
具体地说, 公平市场经济要求政府 (此处指大政府, 包括立法、司法机构) 履行以下职责。
其一, 文化责任。主要是传承文化, 传播道德, 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信仰与公民意识。
其二, 制度责任。主要是确立宪政制度和市场制度, 建立现代金融、财税、投资、分配体制和独立的审计、监察制度。
其三, 公平责任。公共服务不能排他, 公共政策不能有歧视性, 政府应当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国民和经济主体, 为此, 必须废除在金融、财税、就业、产业政策、户籍待遇等方面的种种歧视性、不合理的规定。
其四, 维护公民权利的责任。民权是民生的根本, 政府必须维护公民的话语权、监督权、参与管理权、迁徙自由权, 等等。
其五, 明晰产权、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低收入群体住房等公共产品供给方面责不容辞, 保障国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其六, 公共治理与行政的责任, 包括社会治安与法治责任、保护生态环境和国土安全的责任。为此, 必须建设善治、合作、公开、透明、廉政、负责任、可问责的政府。
政府责任不包括竞争性产业的投资、非战略性的投资、非政府组织及公民自治的事务等。
从上可见, 公平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不缺位、错位、越位;公民的人权, 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充分的保障;市场开放、平等、有序;社会清廉、公正、法治。
四、如何建设公平市场经济
建设公平市场经济的关键是建立公平制度或者说现代制度, 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政治法律制度、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现代社会文化制度, 进行国家的公平性再造。
社会主义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国家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者、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者;通过人民民主, 制约公权力, 监督公权力;保障公民的话语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树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 以宪法铲除特权、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建设法治政府, 消除法律专横与法律歧视, 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保司法、监察、审计系统独立于行政, 维护司法公平;实行无罪推定, 不得逼供, 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建立严格保护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
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产权多元、治理科学、分配合理、保障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财税制度、现代分配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打破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行政型垄断, 实行民有制、股份共有制;建立科学、公开、严格预算、公民监督的财政体系和有利于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橄榄型的分配结构。
社会主义现代社会文化制度———废除户籍身份歧视, 保障农民、农民工、外来人员的平等权益;建立公民广泛参与、保护举报人、可以进行财政公益诉讼的现代反腐败制度;形成有利于民众、有利于弱势群体的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教育制度, 确立正义平等的文化观、公平高效的价值观。
总之, 建立公平制度, 就是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建设民本政府、法治政府。在市场经济中, 弱者最需要政治权利和民主权利。民主是公平的制度化基础, 是市场经济的矫正力量。
建立公平制度, 还要进行企业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的创新, 打破国有垄断、权贵垄断, 发展民营经济, 让普通人受益其中;实现社会自治, 发挥工会、农协、商会的独立作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以帮助弱势群体进行团体的博弈。
建设公平市场经济, 还要确立公平信仰、弘扬公平道德, 关键是将公平制度建设与公平信仰、公平道德建设结合起来, 以公平制度奠基公平信仰与公平道德, 以公平信仰、公平道德巩固公平制度。
摘要：本文阐述了市场经济的公平性的历史与现状, 提出了公平市场经济的概念、特征和基本主张, 论述了建设公平市场经济的方法, 强调确立公平市场经济的关键是建立公平制度与公平信仰。
关键词：公平市场经济,公平制度,公平信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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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市场经济 篇2
特别是日前提交人大讨论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的一系列制度更是引发对经济实质公平的争论。
就个税征收而言，实现经济实质公平需要经济法基本理念的支撑和大量相关制度的共同协调。
关键词 形式公平实质公平经济法基本理念 差异原则
一、经济法实质公平与经济法基本范畴的关系
人类对公平的追求可谓源远流长，自古希腊时代起哲学家们就开始了对公平的探索，柏拉图的哲学不仅是正义之学，同时也是名副其实的公平之学。
自此以降，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诸多学术流派都开始不断地认识何为公平。
可以说，公平是实现正义这个终极目标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经济公平是指任何一个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以一定的物质利益为目标的活动中，都能够在同等的法律条件下，实现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之上的利益平衡。
豍经济公平不仅是市场经济主体进行市场交易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要求。
然而，如果人类所应当自然拥有的经济权利无法经过实证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实然权利，那么整个经济法的存在都将被持续的受到质疑，一切所谓的经济权利也只能是无保障的虚幻之物罢了。
我们需要借助范畴这个工具去构建、理解与论证经济权利。
经济法基本范畴应当是经济学界乃至经济立法得以建立的基石，目前我们可以得出经济法的初始范畴就是经济权利，特有基本范围是经济平等权、经济自由权与国家干预权。
我们在谈论经济平等权时就不得不注意经济公平权，可以说，经济平等权与经济公平权是一对共生而不可分割的权利。
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与经济民主、经济公平等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要求来看，二者都应当属于经济法基本范畴。
对经济法范畴讨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必须注意经济法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为何，而相对于民法以平等求得形式公平，通过意思自治保障交易公平，经济法的特色在于以不平等求得实质公平，通过限制意思自治实现结果公平。
经济法的目的在于如何解决使市场更有效，从而保护市场主体的权利，归结到一点即为保护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这需要在经济法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的指导之下予以慎重考虑。
本文以当下讨论热烈的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例，试图讨论在个人所得税征收领域对经济法实质公平的理解和未来个税制度的构建。
二、《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难以体现经济法实质公平
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大规模的用钱的手段导致全球陷入了严重的通胀，高涨的`物价再次掀起了对个税起征点的讨论。
今年的2月27日，温总理接受中网和新华网的联合专访时透露，国务院将于近期内讨论提高个人所得税薪酬的起征点，官方的正式表态就此拉开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与税率改革的序幕。
4月22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议案未被审议通过，原因在于起征点定的依然偏低。
此外，本次个税改革的第二个关注点在于对税率的调整。
我国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尽管不断地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但对税率却始终没有变化，本次《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不仅将个人工薪所得税免征额由元上调至3000元，最引人关注的是将实行多年的9级税率制缩减为7级，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这也是向国际通行的所得税制度变化的一个趋势。
《修正案》降低了中低工薪阶层的税负，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和局，这也试图与“提低、扩中、调高”的收入分配改革相一致，然而从下图所示其局限性也相当显著，无论技术层面还是整体方略都有重大缺憾。
表一是起征点3000元与起征点2000元相较少缴税金的数额，通过图一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二者相比将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实际少缴的税金数额相当有限，其所带来的现实减负意义不大。
图二是《修正案》提出的7级税率标准与速算扣除数额，为能与现行税率相比得到直观的比较，见图三所示的现行9级税率。
由上述三表所示，若修正案通过，低收入及中等收入者的税负将略微减轻，低收入者更明显一些，同时高收入者税负相应提高。
然而，修正案仅仅限于技术性的调整，例如将9级税率降低为7级，调整了累进级距。
但是，由于政府担心过大改革导致财政减收过多，不仅没有降低最高边际税率，而且对中高工薪阶层还增加了税负。
由图表所示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在于将适用40%税率的应纳税额并入45%的最高税率，这必然导致高收入工薪阶层的负担。
中国当前真正需要的是减税，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激励以及为经济法主体经济权利的维护提供切实的制度保障，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做到藏富于民，然而，本次修正案过于保守的设计意味着短期内可能需要再调整。
对中低收入者，降低的税额几乎可以忽略;然而对中高收入者而言所承受压力却有所增加。
我们通过一组具体数据比较两类不同收入的实际交税情况：假设保险与公积金暂不考虑，第一组(中低收入者，月入4000元)，按现行标准(4000-2000)?0%=200;按草案标准(4000—3000)?%=50。
第二组(中高收入者，月入20000)，按现行标准(20000-2000)?0%=3600;案草案标准(20000—3000)?5%=4250。
通过比较，尽管低收入者税负有所减轻，但力度明显太小;相较而言，中高收入者的税负却明显增加。
考虑到现实情况，我国中高收入阶层主要居于在生活成本较高的大中型城市，这显然加重了其生活的负担。
《修正案》的制度安排似乎缺乏实证的考察，并未考虑到我国工薪阶层收入来源的具体情况。
在民间投资渠道极度匮乏和对房屋的刚性需求前提下，以固定工资收入为主的中等收入者成为纳税主体，这是我国中产阶层难以有效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种意义上说，个人所得税已经演化成了极不合理的单纯的“工资税”。
由于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产收入和其他隐性收入，收入来源的不固定导致高收入者能够合理避税，反而缴税较少，实际情况中的高额税率往往无法使用，这导致了我国收入和财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经济公平难以得到保障。
交易数据公开有助市场公平 篇3
5年前，上海证券交易所旗下的上证信息公司推出中国证券交易史上的一大创举：大面积披露上交所的行情和交易数据，推出了TopView赢富数据。
根据这些数据，用户可以追踪到每一个交易日机构席位的资金动向，可以说让机构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阳光下。
尽管因此惹来很多纷争，但一时间，上海市场中拉抬股价、恶意炒作的游资因此收敛了不少。但仅仅历时1年多，该数据就被高层叫停。
和内地不同的是，香港交易所一直都为投资者提供免费的T+1日查询股东持股的服务。
彼时TopView赢富数据刚推出时，上交所曾提到此举可使市场更加公开、更加透明，体现“三公”原则。
港交所能提供股东查询服务，我们就不可以？
有人可能拿美国的例子堵支持数据公开的嘴巴，说美国就不公布每天股东变动情况。他们可能说：“如果说在比较公平透明的美国，为了隐私、保密的需求，交易所不公布细致到交易席位的数据，国内又有什么理由推出呢？”
诚然，细致到机构席位的交易数据，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会公布。我们只能说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在中国内幕交易屡禁难止的情况下，公开交易数据，是清理资本市场、维护市场公平的一剂良方。
再谈收费问题。
2007年，纽交所旗下的电子交易所MyseArca曾因从免费到收费的转变遭到美国证券行业和金融市场协会的“炮轰”，认为收费方案涉嫌利用其垄断地位和投资者对交易信息的不可或缺，伤害了投资者和金融服务商的利益。
而当年TopView赢富数据遭到攻击的一个原因也涉及收费。
彼时数据商需要向上交所支付高达百万元的授权费，数据商卖给客户的数据售价也就高达一套2万元。
反对数据公开者认为，上交所凭借着垄断的数据获得了高额利润，而普通投资者没有能力担负那么高的价格，造成了信息上的不对称。
但必须看到，美国的交易所都是盈利机构，交易所首先要对股东负责，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国内交易所的职责更多是监管，交易所不应也不必从卖数据上获取利润。
目前，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功能正在分离，这种利益上的分离是一件好事，交易所必然会去追求它的利益。但即便如此，垄断产品的价格标准完全可以借由政府制定出一个合理的标准而解决。
抉择: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 篇4
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 经过20年的努力探索, 中国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推动并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与此同时, 20年来也积累了一些不公平不可持续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今天, 中国的转型与改革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迫切要求市场化改革导向的战略性转变, 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实现这一转变, 决定着中国转型与改革的成败, 决定着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前景。
改变政府主导, 追求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 而不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的有限作用
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的产物和过渡性体制安排, 适应了经济起飞的客观需求。问题在于, 这种增长方式过度倚重行政力量, 限制市场作用, 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大, 忽视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不改变政府主导, 难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难以改变总量扩张型的增长模式。就是说,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 需要尽快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
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需要改变政府主导
与欧美国家不同, 中国的潜在消费需求规模巨大, 经济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上升通道。我们估算, 中国潜在居民消费需求规模将从2011年的16万亿元提高到2020年的50万亿元左右, 这将为未来10年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要使这个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释放出来, 不仅取决于政策调整, 更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与市场环境的优化。
为什么过去10多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而潜在消费需求始终难以释放?2000年-2010年, 最终消费率从62.3%下降到47.4%, 居民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3.8%。这个悖论的重要根源在于, 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成为一种很强的惯性力量, 牵引着国民经济长期在投资主导的轨道上运行, 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 影响了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 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提升。
与此同时, 政府主导过度倾向重化工业, 导致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 使供给结构难以适应全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由此, 加大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这就需要尽快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 实现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
调整优化投资结构需要改变政府主导
中国有巨大的消费需求, 也有巨大的投资需求。未来10年, 中国的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至少还有10～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从短期看, 投资对保增长是重要的。从中长期看, 投资只有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 才能有效地转化为消费, 才能形成巨大的内在增长动力。这就需要把投资有机地融入消费主导的转型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践一再说明, 经济结构转型、投资结构优化, 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产物, 而不主要是行政干预的结果。
现实的突出问题在于, 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 过于依赖投资, 过于依赖资源能源消耗、过于偏向重化工业, 导致投资结构扭曲, 难以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这种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主要依赖行政力量的推动, 是不可持续的。应以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为导向, 利用市场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 以在短期保持一定投资规模的同时, 为中长期走向消费主导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需要改变政府主导
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 使行政权力主导资源配置, 导致要素使用的低效率和比较严重的浪费。土地、资源、资本、劳动等要素价格人为压低, 客观上刺激了投资冲动, 使投资挤占居民消费;更为重要的是, 导致资源配置与社会需求脱节, 增加扩大居民消费的困难。
这种状况长期持续, 必然形成弱化市场的倾向, 造成某些市场化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中国30多年的实践说明, 任何其他机制, 包括政府在内, 都不能取代市场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改变政府主导, 就是不能用政府替代市场, 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
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 以公益性为目标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
发展方式转变, 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改变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 重在国有资本的合理配置;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理顺利益关系, 需要国有资本及其收益能够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10年前中央政府就强调, 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 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10年后的今天, 尽管国有资本的战略性重组有重要进展, 但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规模过大、范围过宽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
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 需要确立公益性的战略目标
毫无疑问, 这些年在做大国有资本方面取得重要成绩, 对此需要充分肯定。但是, 国有资本运营缺乏应有的公益性、盈利性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明显偏低, 也是不可忽视的突出问题。从公共产品短缺的基本国情出发, 建议把公益性作为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目标和重点。
这是因为, 第一, 国有资本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社会资本, 哪里有盈利就往哪里去;第二, 把公益性作为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的战略目标, 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有利于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第三, 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 是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第四, 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 就是把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不是削弱而是在强化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控制力。
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 加快实现国有资本的公益性回归。
主要建议是:第一, 适应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 调整投资结构, 使新增国有资本投资主要配置在自然垄断领域、公共产品领域, 以及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领域;第二, 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 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第三, 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 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 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优势, 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 以提升国家竞争力;第四, 对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 要提高收租分红比例, 争取5年左右由目前的10～15%, 提高到25%左右, 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 使城乡居民直接受益。
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 需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
强调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 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打破垄断, 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从而促进优胜劣汰。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的具体建议是:第一, 对改革严重滞后的铁路、盐业等行业, 尽快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第二, 对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 应将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 在自然垄断环节强调国有资本主导, 在竞争性环节对民营经济放开;第三, 对城市公用事业, 要尽快健全特许经营制度, 形成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以破除行政垄断为重点, 深入推进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 在提升国有资本配置公益性的同时, 扩大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 为民营经济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形成公平分配的利益关系
中国“十二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寄希望于通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释放全社会的消费潜力, 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多年来,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 使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出体制性、机制性失衡, 并且有不断恶化的趋势。突出表现为国民财富分配长期向政府与企业倾斜, 城乡、区域和不同行业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 某些领域收入分配秩序混乱, 既得利益不断膨胀等。这种国民收入分配现状, 不仅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 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滑, 使投资与消费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 而且增大了经济社会风险, 构成经济社会生活的严峻挑战。
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需要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现行的增长方式事实上具有国富优先发展的特征, 国家生产能力的提升快于老百姓消费能力的提升。具体表现为:GDP增速长期快于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速;国家财政收入长期成倍快于GDP增速;国有资本扩张速度长期快于GDP增速。应当说, 国富优先是一种过渡性的增长方式, 它对于做大经济总量、改变短缺经济有着历史性贡献。
未来5～10年, 中国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基础和前提都在于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这就需要确立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 加快推进以民富优先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改革, 构建民富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第一, 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力度, 明显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二, 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第三, 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切实改善民生。未来一两年, 能否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对消费主导的转型具有牵动全局的决定性影响。
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需要着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少、比重低, 目前只有20%左右;更重要的是,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严重缺失, 很难支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这就需要尽快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 并努力在未来10年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 争取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达到40%左右。在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 实现这个目标是有可能性的。
有研究预测, 2025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可能达到5.2亿人。在我看来, 关键是要有实实在在的措施。例如:第一, 改革制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税制结构, 对城乡居民实施全面的结构性减税, 使国民财富更多地向居民倾斜;第二, 加强居民财产权利保护, 尤其是保障广大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 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机制, 使农村居民通过土地要素增值来积累财富。
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需要以公开透明为重点理顺收入分配秩序
从现实情况看, 利益关系失衡突出表现在收入分配秩序混乱上。既得利益者希望固化现有的利益格局, 希望通过维持现有的某些制度安排, 以不断获取所谓合法的高收入。这样, 权力寻租就会有增无减, 各种名堂的灰色收入也会有增无减, 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更会有增无减。这些乱象, 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国民收入分配公开透明的基础性制度的缺失。
面对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现状, 现在到了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财产公开透明的时候了:第一, 尽快建立居民收入登记制度与完善的纳税申报制度, 争取“十二五”末期覆盖所有的城镇居民, 2020年覆盖所有的城乡居民;第二, 未来2～3年全面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第三, “十二五”全面实现财政预决算的公开透明。应当说, 以公开透明为重点理顺收入分配秩序, 主要不是技术条件具不具备的问题, 而是改革有没有决心与魄力的问题。
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 关键在于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与政府改革: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 关键在于能不能扭转增长主义政府倾向, 能不能实质性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以公益性为导向改变国有资本配置的格局, 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能不能到位, 某些竞争性领域的行政性垄断能不能实质性打破;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关键在于能不能改变政府的自身利益倾向, 取消各种形形色色的特权, 并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 破解公平分配的难题。
如何营造公平的卷烟市场环境 篇5
岳合军
对烟草商业来说，整个市场就象阵地，每个卷烟零售户都是在这个阵地上拼打的士兵，行业所有业绩都是通过卷烟零售户从这个阵地上实现的。可以说这个市场运行的怎样，直接关系行业前景。而市场竞争环境是否公平直接影响着卷烟零售户的积极性。所以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卷烟零售户开展良性竞争，是实现效益的前提和条件。那么如何才能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呢？作为一名客户经理，结合自己工作，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努力：
一是思想上高度重视。卷烟属于专卖体制下的瓶颈物资，本身就是垄断的产物。短时间内感觉不到竞争现象，容易从思想上出现放纵，认为不管零售户怎样竞争，也不影响烟草公司利益，有这种思想就是不重视零售户。其实，行业的快速发展是在全国零售客户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下实现的，如果没有零售客户的配合与支持我们烟草不可能取得如此骄人在业绩。所以，零售户是我们发展的力量和源泉。能够为零售户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是我们争取零售户支持和配合的基础。作为客户经理，在日常工作中要把努力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作为自己的长期工作。
二是公平地开展各项工作。首先，坚持定期走访每位卷烟零售户，如果客户没有关门，一定不要拉下任何一个零售户，避免零售户心里有不受重视的感觉。在每个零售户那里都认真作好每项工作，千万不潦草完事，包括签字、摆放卷烟、货源宣传、品牌介绍等，让零售户
感到我是认真对待他们的。其次，掌握每位零售户基本信息，如家庭成员姓名、电话等，加深客我感情；三是货源提供公开透明。对每个零售户都说明卷烟投放政策，限量供应牌号说明限量原因，争取零售户理解；定点投放牌号解释清楚投放条件，并引导零售户向这个条件努力；临时断货牌号积极引导客户作好品牌转换。四是公平的划分零售户，并给予适当的激励和指导意见。对经营能力比较强，销量和档次比较高的客户，积极为其争取优惠，比方定点投放牌号、积分客户、促销客户可以优先选择这些客户，让这些客户感到他们的经营得到了认可；对经营能力居中销量和档次不高但比较稳定的客户，为其制定发展方案，逐步引导他们向更高层次的零售户努力，比方可以帮助其开展婚庆市场等；对经营能力比较弱的客户，这些客户一般是老弱群体，经营卷烟基本属于打发时间。对于这类客户，主要是提供标准化的服务，如到货通知、新品推荐等，另外通过加强与客户的感情联系维系客我关系，提高客户满意率。同时，宣惯相关法律法规，避免他们不懂法律而销售外烟影响其他零售户经营积极性。
三是加强经营指导，提升零售户经营能力。融入市场经济的卷烟商品，不是有什么卖什么，也不是卖什么就能提供什么。所以，有些牌号卖不动很正常，卷烟断档也很正常。作为客户经理能够指导客户把动销慢的牌号慢慢卖出去，当卷烟断档时能够指导客户作好品牌置换，算是提升了客户经营能力。这就要求客户经理根据零售户所属商圈不同、经营业态不同、资金周转能力不同、经营方式不同，根据客户特点，有针对性地推荐经营品牌，提供卷烟陈列、专卖管理等方面
知识的宣传，同时根据SWOT分析零售户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分析客户经营重点和商机，挖掘客户潜在获利能力，并且及时提供货源调拨、品牌缺货方面信息，做好客户的咨询顾问。
四是确保零售户能够挣钱。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市场竞争中，零售户经营卷烟也是为了获取利润这一根本目的，无利可图便会无心经营，利润微薄便会打击经营积极性。因此确保零售户赢利对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至关重要。具体做法：一是明码实价。明码标价给每一个客户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但是真正公平的价格环境需要每位零售户坚持明码实价，只标不执行也一样会扰乱市场价格。客户经理平时要多强调，使零售户紧蹦价格这根玄。认真了解客户之间的相互评价，掌握经常降价销售卷烟的零售户，对多次降价销售卷烟的零售户采取停货等强硬措施，确保整个卷烟市场价格稳定。二是严格控制投放量，避免卖大户。有时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往往会找几个有实力的零售户多定货，实际这种方法不可取。卖大户容易让这些大户掌握价格，导致其他零售户无法执行零售价。我们行业有个合理定量模块，实际就是为了避免卖大户。
五是严格执行零售户合理化布局。合理化布局是避免无序竞争，提高零售户盈利水平的要求。某一区域零售户过于“扎堆”，就会造成客户间恶意竞争，为打击对手，不惜血本的大降价，造成合理利润的流失，最终损害的是所有零售户的利益和整个卷烟市场的混乱。
客户经理在日常工作中，与专卖人员多结合，严格把好零售许可关。对于需要照顾的弱势人员，可以给予一定的照顾，但一定作好解
释工作，避免引起其他零售户的误解。
公平市场经济 篇6
2007年12月11日，新华社受权全文公布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此前5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签字意味着该项行政法规的生效。其中的内容，则早在11月2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原则通过。
从“两税合一”的基本法出台到实施条例的出炉，经历了从慢到快的过程。在“两税合一”被推迟了至少两年之后，2007年3月，《企业所得税法》在“两会”期间获得通过。由于该法将从2008年元旦开始实施，紧迫的时间倒逼着实施条例加快了制定的脚步。
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外资的强烈需求，旧版《企业所得税法》曾在税收方面向外资做出幅度很大的倾斜。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统一市场条件的完善，政、学两界要求“两税合一”的呼声不断高涨。
“在2007年初通过基本法回归内外资公平税负的原则之后，此番通过的实施条例，则在配套设施上细化了市场公平。”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孙刚说。
苦乐不均彻底成为历史
“两税合一”之前，外资企业18%的企业所得税率与内资企业33%的高税率成为学界批评炮火最集中的所在。
实施条例出台之后，由于规定较多，专业性较强，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出台以答记者问形式出现的条例解释。
在谈到工资薪金支出的税前扣除时，三部委负责人说：老税法对内资企业的工资薪金支出扣除实行计税工资制度，对外资企业实行据实扣除制度，这是造成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均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施条例的起草者在接受采访时，就此规定做出了具体的解释：假设在内资企业工作的人员月工资为5000元，老税法的扣除标准为1600元，实施条例的扣除标准为据实扣除——5000元。也就是说，公民缴纳个税的标准虽未变化，但免税税基由1600元拓展为5000元，企业因此避免了3400元范围内的企业所得税。
在企业非常关心的业务招待费方面，实施条例也就税前扣除进行了明确。此前，内外资企业扣除标准不一，外资宽松而内资从紧，新税法的实施条例统一将扣除标准定格在业务招待费发生额的60%，其总额的上限不能超过当年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
“这一次不分行业，同时追加了企业的责任，比如企业每花出1万元的招待费，就要自己负担其中的4000元。”起草者说。
另外，实施条例还统一了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税前扣除。老税法对内资企业实行的是根据不同行业采取不同比例限制扣除的政策，而对外资则没有此限制。
起草者称，和业务招待费一样，由于此前各行业扣除标准不一，新税法也将造成不同行业“苦乐不均”的情况。其中，医药、化妆、食品等行业由于原先扣除比例较高，在2008年之前拥有更多资金投入宣传,此番收获了“苦果”，而一般加工业等原先扣除比例较低的行业正好相反。“通过这一调整，对主要靠打广告生存的行业造成了影响。同时，和医药等行业一样，外资的优惠幅度也有所缩小。”
需要注意的是，实施条例规定，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举例来说，某企业2008年度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达到当年营业收入的20%，多出的5%可以结转到之后的年份；但是，如果该企业2008年度廣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只有当年营业收入的10%，减少的5%则不能流转到之后的年度。
另一项通过扩大免税税基的规定来自公益性捐赠。老税法对内资企业采取的在比例内扣除的标准为应纳税额的3%，对外资企业则没有限制。《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将这一标准统一提升为12%。
“长期以来，国家对捐赠与税收之间的关系没有做出清晰的规定，也因此广受诟病，此番通过《企业所得税法》予以了明确。”孙刚说。
新政策下的新规
与老税法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一样，新税法也体现了新政策的强大威力，中央近年来的一系列旨在缩小“基尼系数”的政策均在实施条例中有着明文规定。
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实施条例通过细化农、林、牧、副、渔的税收优惠，来具体引导农业生产。《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从事农、林、牧、副、渔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在广泛调研之后，实施条例对此进行了细化，用起草者的话来说:并不是所有农副项目都能免税。例如，花卉、茶、鲍鱼、海虾等海水养殖由于收益很高，只能享受减半征收的待遇。
出于对公共财政转型的考虑，《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从事国家扶持的重点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可以减免税收。实施条例就此明确为：企业从事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项目投资经营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给予“三免三减半”的优惠。
“过去对内资企业只有‘两免三减’，对外资有过‘五免五减’，免三年减三年还是第一次。”孙刚说。
同时，在落实节能减排政策方面，实施条例同样对符合标准的项目给予了“三免三减”的税收优惠。
在鼓励企业加强社保、加强工会职能、重视教育方面。条例规定了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的扣除标准，相应的扣除标准虽然仍为14%、2%和1.5%，但是，免税税基却从“计税工资”拓展为“计税工资总额”，扣除额也就相应提高。
出于贯彻自主创新战略的考虑，《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4个方面的优惠，实施条例分别进行了明确。其中的一个规定是：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起草者称,这是在鼓励企业加快技术流转，从而推动全社会科技进步，而不是死守着“秘方”不放。
除了上述几项新政策的落实，实施条例还通过间接减免税这一方式拓展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的空间。例如，实施条例规定: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并符合规定比例。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
“过去税收优惠通常采取直接优惠的方式，比如‘两免三减’，而符合国际潮流的间接减免方式虽然也已经开始出现，但却很不规范”，起草者说，“通过实施条例，国家第一次对间接减免进行了规范”。
起草者解释说，间接减免的好处在于政府可以通过收入总额计算简单得出经济活动的相关数据，而直接减免由于减免部分统计吃力，平添了不少管制成本。
实施条例中，环保、节能、安全生产、创业投资、技术进步等方面均部分实施了“间接减免”。
基本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宁国市市长牛传勇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表示,由于“两税合一”后将造成地方税收上的苦乐不均，安徽所在的地方受到很大的影响。《企业所得税法》对此没有做出规定，如果实施条例也未规定，地方上将考虑出台政策抵消这一“负面影响”。
这位市长所担心的，就是此番实施条例中仍然没有做出规定的汇总纳税。由于公司总部多处大城市，中部和东北面临着这一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西部由于实行15%优惠税率而抵消了这一“负面影响”。
在接受采访时，起草者表示，即使是作为基本法的《企业所得税法》也无权解决这一问题，除非财政体制发生变革。因此，在实施条例施行后，国家将根据“统一计算、分级管理、就地预缴、汇总清算、财政分配”的原则，合理确定总分机构所在地政府的分享比例和办法。在财政、税务部门负责制定的办法出台之前，财税两大部门采取了一些内部规定来对此进行规避。据了解，中央部委在集团汇总纳税方面的审批已经从紧，“甚至可以说停止了审批”。
类似采取“另行出台办法规定”之处，在实施条例当中有10处之多，除了汇总纳税和合并纳税，还包括税收过渡期、高科技企业认定等方面。
起草者称，作为一部基本法，“两税合一”对《企业所得税法》提出了太多需要改变的“要求”，总计133条的实施条例无法全部容纳。另外，“类似税收优惠期这类只在5年内有效的短期规定，理应另行制定，而不是放在一部长期有效的法规中”。
论市场经济中公平的收入分配 篇7
1.1巴泽尔的所有权最优配置原则
巴泽尔的公共领域理论认为, 当多人共同拥有某项资产时, 决定所有权最优配置的总原则是:对资产平均收入影响倾向更大的一方, 得到剩余的份额也应该更大。
如果可以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公平收入分配, 比如, 一家普通公司的利润是由投资者, 管理者, 技术员工等共同创造的。利润分配就可以根据生产要素对总平均利润的影响大小而进行。因为这家公司的利润是由这些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 利润就应当由这些要素共同所有, 即, 利润可以看作是处于公共领域当中。如果可以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分配, 其结果是比较公平和理想的。
1.2欧拉分配定理
欧拉分配定理是一种假设条件比较苛刻的公平的收入分配方法。欧拉定理指出:如果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 而且厂商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 那么在市场均衡的条件下, 所有生产要素实际所取得的报酬总量正好等于社会所生产的总产品。公式:Q=L*MPL+K*MPK
1.3二者的一致性
巴泽尔的所有权最优配置原则应用于收入分配时与欧拉分配定理实质上一致的。为便于比较, 利用巴泽尔的所有权最优配置原则来进行收入的分配原则也可写成类似的数学公式。如, 劳动和资本对总平均利润的影响大小可以分别用mpL和mpK来表示, 总利润P=L*mpL+K*mpK
欧拉分配定理中的MPL和MPK分别指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品, Q是总产量。边际量越大, 对平均总产量的影响也就越大, 这一点可以从数学上得到证明。
另外, 根据巴泽尔的思想, 我们还可以将欧拉分配定理的一条假设条件去掉, 从而使欧拉分配定理的应用范围更广泛一些。因为, 欧拉分配定理要假定规模报酬不变, 否则, 产品分配会产生不足或剩余。而将巴泽尔的所有权最优配置原则应用于分配领域时, 如果存在规模报酬递减或递增, 我们就可以根据要素对平均总产量的影响来进行分配。甚至不管总产量Q是多少, 我们都可以公平地进行分配。
1.4上述分配方法的局限
1.4.1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 如,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 对平均利润的影响大小和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是很难准确度量的, 因此, 理想的公平收入分配是较难实施的。
1.4.2上述分配方法的实质是根据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或贡献来分配。但是, 由于各个行业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 其结果是造成行业收入的差距。
行业收入 (或待遇) 差距的结果, 就是吸引更多的参与者进入高收入的行业, 最终这一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供给>需求, 从而可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如, 考公务员热的现象;医生行业等等。因此, 平息行业收入的过分差距不仅可以促进公平同时又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1.4.3公平收入分配还必需结合要素的成本来进行。如, 医生行业。社会对医生的需求是有限的, 他们足以解决社会的健康问题, 而勿需过多。医生治病救人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很高, 甚至不可用金钱来衡量。假如一名富人生病, 他就必须要找医生, 此时医生就拥有了强大的垄断力量, 然后他可以利用病人对专业知识的不了解, 而巧立名目向富人索取很高的报酬。这名医生通过救治这名富人, 可间接为社会创造很高的价值。如果单纯按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或贡献来分配, 那么这名医生得到的所有收入都是理所应当的, 他得到的都是病人愿意在这次交易中所付出的, 即市场上需求方评价供给方的价值。那么, 最终医生这个行业的收入会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结果一方面是行业收入差距的过大, 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强烈的社会不公平。
因此, 在决定医生应得的公平报酬时, 不仅应考虑医生所创造的价值, 还应综合考虑他所付出的劳动, 即,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同样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 行业之间的差距和人与人之间能力的差距, 都是很难确定的, 因此,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非常难以确定的。绝对公平很难实现, 但我们可以努力接近公平。
1.4.4考虑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时要考虑效率
公平与效率在很多情况下是一对矛盾, 此消彼长。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必需要考虑一下孰重孰轻, 如果公平问题突显, 就有必要牺牲一小部分效率来着重解决公平问题, 反之亦然。这样才能在保持经济的健康增长的同时给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带来最大化的福利。
总结:
公平的收入分配一方面要考虑要素的贡献, 同时还必需要综合考虑要素的成本。这与马克思提出的“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来进行收入的分配”是一致的。允许收入差距的存在, 但必需要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二、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决定和不公平现象
2.1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决定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工资、利率等都是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共同来决定的, 同时也就决定了收入的分配。这样, 市场经济下供给和需求关系决定的收入分配便与公平收入分配的理想状态不一致, 即是不公平的 (即便存在公平也是“刀刃上的”公平) 。假如认为这是一种剥削的话, 那么市场经济的结果可以描述为:市场上相对稀缺资源剥削其它资源。 (垄断也可视为一种相对稀缺的供给)
只有市场中所有资源的需求与供给相适应时, 才可以达到均衡状态。这意味着, 几乎所有资源的价格处于均衡状态。因为, 对任一种资源来说任意的需求和供给都可以实现均衡, 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源达到了最优或次优配置, 而只有几乎所有资源的价格处于均衡状态时, 才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收入差距的缩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2.2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由于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决定与理想的公平收入分配状态的差异, 现在我国经济社会中大致存在以下现象:在市场中, 供给<需求的行业里 (如, 存在垄断供给和刚性需求的行业) , 它们的价格更容易受到供给方影响, 最终更接近其使用价值。而在供给>需求的行业里, 它们的价格往往更容易受需求方影响, 最终更接近其成本。
参考文献
[1]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尹恒, 龚六堂, 邹恒甫。当代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J]。经济研究, 2002, 08
公平市场经济 篇8
关键词：公平,效率,关系
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为中国的飞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与现代化建设相向而行的公平,使百姓更温暖、更幸福。然而在如今各种社会问题频发与经济发展目标之间,公平与效率,到底该如何权衡,在两者关系的处理上,何者应该占据更多的比例,是当下经济社会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概念与关系
(一)公平
公平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甚至不同的人,对公平的理解是不同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有关经济活动的规则、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它是调节社会关系和财富分配关系的一种规范,它不只是一种主观观念,而是具有客观的内容,它受制于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客观性。
1.观念的公平。“观念公平”作为体现为理想和价值的公平观,突出强调公平的多元化和地方性,而不是大一统的公平。不同的利益主体必然会有不同的公平观点。
2.现实的公平。探讨公平,多数情形是从公平的反义入手,从对不公平现象的讨论开始。人类具有天生公平感,也具有天生不公平感。现实的公平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经济公平,另一种是社会公平。前者意指国家通过赋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财富合理的调节和二次分配,经济公平可以在优先发展效率的基础上进行和完成;后者具有比较宽泛的领域,当前主要是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司法公平等等。这两个领域的公平已经基本涵盖中国目前关于公平的大部分争议。
3.制度的公平。制度的公平,是由公平相对稳定的内涵和人们更高层次的期许构成的,即维持公平最低限度的法律原则和实现更高层次公平的方针政策。
(二)效率
效率,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一般来说,投入或成本就是利用一定的技术生产一定产品时所需要的资本。产出或收益指的是人们利用一定的技术、投入一定的资源生产出来的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或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物品或服务。
(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1.公平和效率之间完全是矛盾的关系。支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平等,公平和效率就像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要效率就不能要公平,要公平就必然会牺牲效率。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效率优先,西方自由竞争的各个学派认为自由竞争是最平等的,主张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反对政府通过行政干预进行收入的再分配,认为这样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公平优先。公平应该作为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2.公平和效率是可以兼容的。公平和效率可以相互促进、相互统一,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的。公平有助于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可以更进一步促进公平。分配是否公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以及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成为效率提高的必要条件;而效率的提高可以使人们在比例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分配。
比较符合这一观点的说法就是,公平和效率两个政策目标同等重要,没有先后次序之分,二者必须兼顾,即如何以最小的不平等换取最大的效率,或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的公平。市场机制的作用要限制,但是不能限制过分;收入均等化措施要有,但不能过度。
3.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统一。公平与效率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一面。
两者具有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只有效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了剩余物品之后,才出现公平问题。在效率低下、还没有产生剩余物品时,空谈公平就失去了意义。而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只有物质财富更加丰富时,公平才会增长,越是在不发达的阶段,收入分配就越不公平。另一方面,公平促进效率。公平的分配能够使各个阶层的劳动者权益得到维护,从而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相反,严重的分配不公,无论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还是收入差距过大乃至产生两极分化,都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
二者之间也存在此长彼消的矛盾关系。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开始提高了,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为了达到公平,要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而为了促进效率,又要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
二、公平与效率关系协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社会生活方面
1.信仰弱化,国民凝聚力下降。随着城乡、地区、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群众利益诉求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同时,文化的多样性使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融,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使得形成社会共识的难度加大。这种文化氛围影响下造成的信仰弱化,就必然对固有的国民凝聚力形成挑战。
2.贫富矛盾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可以宏观地划分为以占有财富、权力和知识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以贫困农民、城市失业者为主的弱势群体。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以及在社会舆论和话语权掌握中占据主要地位;弱势群体则缺乏有效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要求。这种社会不公平缺陷急待弥补,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利于公平和谐社会的构建,甚至危害社会稳定。
3.社会价值观混乱,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横行。公平与效率关系处理中得不当,导致了许多人形成了金钱至上的观点,换句话说只关效率无关公平,才有了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下降,炫富成为时尚,违法犯罪行为层出不穷等社会现象。
(二)经济发展方面
1.从经济发展差距角度看问题。(1)地区差距。市场经济的价值法则,在效率优先的促使下,使得本来就具有某些优越条件的区域获得更加快速的发展,从而拉大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居民与中、西部居民在收入、购买力、富裕程度和消费结构方面的差距。(2)贫富差距。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一个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的国家。如果这种现象变成一种固定的发展趋势,那就意味着中国的贫富差距将呈一种稳定拉大的态势,其造成的种种社会不公平问题会日益严重。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由下岗工人、城市贫困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引起整个社会高度重视,但这类事件的真正有效治理,还在于从根本上保证弱势群体的公平生存和公平发展。(3)城乡差距。中国改革发端于农村,而其结果和效益却主要惠及了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城市,农村则成为不公平的改革牺牲品和负价值的承担者。如果说今天中国城市已经汇入现代化和国际化潮流,那么中国农村却出现了某种边缘化倾向。事实上,目前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已经达到了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最大值。
2.富人移民狂潮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富人移民潮正在对中国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富人移民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另一方面是对未来对信心不足,担心利益受损。富人也会“缺乏安全感”。
反观中国,大部分资本都在公共部门、企业和部分的高收入阶层手里。在这种背景下,效率优先的受益者,却在兼顾公平中一再退缩,拥有大量购买力的富人移民海外,无疑会使本就疲软的内需雪上加霜。
三、如何正确处理现实问题
(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从十六大提出“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 年翻两番”,到十七大提出“202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 年翻两番”,再到十八大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 年翻一番”,不难发现,随着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也在不断完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既有国家的总量目标到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80 万亿元,又有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新指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从追求“人均GDP”到“人均收入”的改变,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路径也由此更加向社会和谐的角度靠拢。
(二)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
随着社会的进步,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在不断变化之中,我们对公平与效率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第一,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市场主体具有“经济人”的本性,也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最有效的经济手段就是按照市场原则和生产要素的贡献取得收入,激发他们劳动和经营的积极性。第二,在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中体现公平。对高收入者征收各种调节税,对低收入者和贫困地区实行转移支付,如提供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临时性的社会捐助,尽可能地缩小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第三,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调节不合理的分配行为,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打击非法收入。第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注意把握效率和公平的均衡点。既包括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的均衡点,也包括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均衡点,还包括个人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均衡点。
四、结语
公平市场经济 篇9
一、农村教育公平是和谐农村社会的重要内容
教育公平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在享受公共教育资源时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对待。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战略选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公平正义、民主法制、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包括教育公平在内的公平正义) 是和谐社会首要的、内在的、基本的内容, 没有或者缺少公平正义的社会谈不上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更谈不上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和谐社会不能少了教育公平这一重要内容。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促进社会公平牵涉面特别广, 只能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促进教育公平也是这样。因此, 我们必须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按照国家基本教育政策,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要尽力而为, 就是要求我们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教育公益性质, 强化政府责任, 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 通过重点部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及“重视学前教育, 关心特殊教育”等项任务, 优化教育结构, 不断扩大教育机会,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全面提升国民素质, 为人力资源强国建设打下可靠的基础。促进教育公平要量力而行, 就是要求我们立足国情、因地制宜, 让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倾斜, 推动农村同城镇、中西部同东部的教育协调发展,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健全学生资助制度, 切实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让所有的城乡新增劳动力都能接受必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同时, 从各地实际出发, 规范教育收费, 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拓展教育资源。当然, 我们促进教育公平, 还要紧紧把握素质教育的主题, 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增强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的素质, 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 不断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 努力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二、农村教育公平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我国教育本身的不公平问题日益严重, 反而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和社会公平的因素。我国2004年国内GDP突破人均1000美元大关。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 当发展中国家GDP突破人均800~1000美元大关, 即进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冲突的多事之秋。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这代人身上。在任何社会, 社会的阶层分化都客观存在, 现代社会的分层与一个人的教育水平相当, 教育不公平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甚至形成底层民众无法上升的“断裂的社会”。这种分化通过代际传递到第二代, 甚至第三代, 一辈子难以跳出, 让弱者失去希望。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之一是公平和正义, 而教育的不平等是摆在我们社会面前的一个历史难题。教育不公不仅危及社会公平和社会效率, 而且会危及社会稳定。和谐社会的建设, 是以包括教育公平在内的公平正义为重要基础和重要前提的。没有这个基础和前提, 就没有和谐社会这个最重要的一块板, 和谐社会就无法建成, 无法可持续发展。所谓“和谐社会”就象是在沙滩上盖楼, 随时有坍塌的可能。
我国教育不公的主要表现是:第一, 城乡教育水平差距巨大, 根据调查, 占人口总数不到40%的城市人口获得了77%的教育投资, 占总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 只获得2 3%的教育投资。第二, 高校招生存在不公平现象, 高考招生分省定额, 划线录取的方式, 加速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原已存在的教育不公平。高校招生中的“定向生”和“保送生”等也导致了教育不公平, 且容易孳生教育腐败。第三, 非义务教育费用超出一般家庭承受能力, 大学高昂的学费把贫困家庭子女拒之门外, 中学择校风严重。四是不同教育阶段,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中央教育经费投入高等教育超过70%, 投入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教育阶段的不到30%。
造成这些情况出现的原因是:第一, 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经费分配不合理。为了解决教育经费不足, 一些地区政府允许大中学提高收费标准, 导致学费上升。城市与农村,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 重点校与非重点校, 教育投入的不均衡, 使得不同人群难以获得平等的教育。第二, 贫富差距。改革开放以来, 人民的收入差距加大, 占有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更多地依靠个人的财力和权利。由此形成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不满, 加深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 影响了社会和谐。第三, 教育改革滞后, 与我国的改革形式相比, 教育改革明显滞后。最后, 教育乱收费也易导致教育不公。
总之, 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的最伟大的工具, 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一个社会不可能做到财富的绝对公平, 但要尽力做到机会的公平。而教育公平是机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工作。
三、农村教育公平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
有了教育机会的均等, 有了教育过程的公平, 有了教育质量的公平, 社会弱势群体才有可能与社会其他阶层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 才有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 社会各阶层才有正常流动和分化的可能, 全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而不至于让社会弱势群体无路可走, 铤而走险, 这一点已为历史和现实所证实。所以, 农村教育公平是实现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为促进教育公平, 我们提出几点建议:
1、大力解放和发展教育生产力, 激发教育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有效地促进教育公平。教育自身内涵的生产力功能是教育常常被功利化的诱因。教育内涵着固有的生产力功能即经济功能。教育可孕育新生产力, 为经济发展注入活性激素。在当今的反贫困战场上, 教育的反贫困功能被人们普遍看好。久而久之, 教育就异化为人们脱贫的工具。大力培育教育新的增长极, 加快发展民办教育, 努力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共同参与、公办和民办学校公平竞争协调发展的多元化办学格局。
2、千方百计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学校的扶持力度, 加大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 使教育事业在加快发展中求均衡, 在均衡发展中求公平。政府要明确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渠道及办法, 按教育法规定, 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 县乡两级管理, 以县为主的原则, 要明确各级投入的职责, 如教师工资、福利、学校经费应由县区级财政统一拨付, 校舍的新建、维修以及教学设备的投入应由区乡村三级共同负担, 以乡村为主, 区级政府给予补助。教师工资的拖欠、医药费的报销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也极大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已成迫在眉睫之势。国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保证农村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逐步实现农村教师工资由省财政统一发放, 并且给农村教师必要的以工资形式发放的补贴;解决农村教师住房等待遇问题;完善农村教师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3、健全和完善政府主导、学校联动、社会参与的保障弱势群体正常就学机制。认真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农村贫困生“两免一补”政策, 扩大覆盖面。建立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助学制度, 进一步完善“奖、贷、助、补、减”高校困难学生资助体系, 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正常完成学业。
4、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深入治理教育乱收费。对此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确保这一新机制的顺利运转。在各类招生中实施“阳光工程”, 保证招生的公正公平, 从根本上给群众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教育环境、更加公平的受教育条件。要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 依法行政, 依法治教, 充分认识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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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鄢明明著.略论小康社会教育, 载《理论月刊》.2005年第10期
[4]宋梅著.农村离免费义务教育有多远.中国新闻周刊
公平市场经济 篇10
行政管理是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对应不同的社会公共事务, 可以细分为国民经济管理、文化教育管理、军事管理、司法管理、民政管理和外交事务。本文讨论的是行政管理中的国民经济管理的效率问题。行政管理效率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所获得的劳动效果、社会效益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比率关系。
市场运行公平属于规则公平, 即市场竞争主体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项活动的规章制度公开透明, 不允许某些人通过对规则或程序的控制而谋取不当利益。规章制度的公开透明是防止某些人破坏规则并从中渔利的有力保障。
二、二者统一性问题
1. 行政管理效率具有客观性。
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评价行政管理效率高低, 可以通过定量分析对比得来, 通过数据说明效率高低, 数据是客观的。 (2) 行政管理效率的效果可以用社会效益进行考察, 而社会效益也是可以用客观数据进行总结的。 (3) 行政管理效率还表现在行政管理制度上, 而管理制度的优劣可以通过管理学的相关指标进行评价, 也是客观的。综上分析, 行政管理效率是客观存在, 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之后的一种客观事实。
2. 市场运行公平具有主观性。
体现在以下方面: (1) 面对数量众多的市场竞争主体, 行政管理提供的社会服务功能很难尽善尽美, 些微纰漏即可能使部分市场主体感觉制度不够公开透明, 在这个信息传播飞速的时代, 个体的这种不满在网络上的扩散速度、被网民的认可度之高都是有例可循的。 (2) 行政机关内部或者内外部结合的利益集团, 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完全消除, 因此完全排除利益集团给市场运行造成的不公平的可能性很低。 (3) 每个市场主体对市场运行不公平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 因此市场个体对市场运行的公平感受不同, 形成市场运行公平的评价标准难以明确表述。
综上所述, 市场运行公平有较强的主观性, 是每个市场主体对行政管理公平感受的加总, 反映的是市场主体对行政管理带来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满意程度。
3.
经济学中将消费者对消费行为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 以效用衡量消费某种产品带来的心理满足程度高低, 效用越大, 心理满足程度越高, 效用越小, 心理满足程度越低。如果通过市场主体对行政管理形成的社会资源分配结果的满意程度, 评价市场运行公平与否, 用效用衡量这种满意程度高低, 可以得到如下公式:
在这一公式中, 市场运行公平和性质管理效率具有了统一性。
三、促进二者统一的讨论
1. 影响行政管理效率的因素。
本文以行政审批为例, 讨论行政效率的影响因素。以最有代表性的营业执照审批来说, 一般营业执照是本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 如果办理过程遇到在一些媒体上暴露的波折过程, 涉及的影响因素前面5项都有可能, 比如审批前置程序, 如果行政机关之间不能协调办公, 前置程序可能会成为部门之间推诿的理由, 这涉及到的是行政机构的设置是否合理;由于办理程序复杂, 应该由行政级别较高的工作人员负责一站式办理材料的统一解释, 而不应由具体办事人员向申办人士各个说明, 还经常面临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这涉及的是行政职位的职责设置是否合理;如果申办人员由于不很清楚申办营业执照的材料导致出现问题, 审批机构能否给予及时方便的帮助, 而不是漠视不理, 涉及的是行政管理是否科学、行政人员素质如何, 以及在工作中遵循的原则是否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一个很小的营业执照的行政审批环节, 事实上可以反映出工商行政部门的行政效率高低问题。
2. 促进市场运行公平的措施。
(1) 增加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比重, 降低政府直接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比重。一是坚持不间断进行改革行政审批制, 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可以把相当多事项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或备案制;二是持续改革行政管理体制, 精简机构, 科学划分政府机构职权范围, 加快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的步伐;三是通过各种方式 (进修或考核) 提高行政管理水平, 尤其是行政部门之间综合协调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科学预案降低行政管理漏洞出现的概率。 (2) 建立竞争有序的统一市场体系。现阶段, 我国市场体系存在诸多有待改进之处:一是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尚未真正建立, 资源在地区之间按照市场机制进行流动的比例较低;二是广泛存在的行业保护、地区保护、行政垄断等现象, 严重降低了市场竞争性, 而市场机制恰恰是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配置的;三是失信、欺诈、恶性竞争等违法违规行为盛行, 市场秩序混乱有待整顿;四是各类市场发展不平衡, 商品市场发达但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而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等资本市场发展滞后, 跟不上经济发展, 不能为市场主体更好地提供发展所需各种要素, 制约了商品市场的更高层次的发展。 (3) 市场主体的诚信守法和行政工作人员的履职担当并重。一是坚决消灭“官本位”思想, 行政工作人员无论职务高低, 都应形成依法行政、依规行政的行为习惯。二是政府切实执行社会服务职能, 提高公信力, 有利于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的良好行为向的建立。三是科学行政、科学治理社会, 对市场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处理, 承担政府应尽的职责和责任。
四、总结
行政管理效率和市场运行公平具有统一性, 较高的行政管理效率有助于提高市场运行公平程度, 表现在市场主体对市场运行的公平感来自于行政管理带来的社会资源分配结果的满意程度。政府通过采取相应措施改进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将会提高市场主体对市场运行的公平感, 使之自觉诚信守法, 降低行政管理社会的难度, 也是降低了行政管理的成本, 对于社会资源也会带来节约使用的益处。
摘要：在市场经济下, 资源配置的首选方式是市场机制, 政府应该是处于辅助地位。然而政府在通过自身行政管理实现市场公平时, 存在一个适度问题, 或者叫边界问题, 在界内, 有助于实现公平, 过界则于公平有害。本文通过对行政管理效率与市场运行公平的研究, 希望有助于找到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边界问题答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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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玉珍.找到政府和市场关系准确定位的有效途径[EB/OL].南京日报, 2012-3-4.
公平市场经济 篇11
从经济跨界教育的这些年来，他不遗余力地推广并践行着一个概念：慕课（MOOC）。它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简称，通过互联网技术，可以实现教学课程的全程网络参与：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上课、讨论、做作业、考试、拿到证书。
慕课风暴始于2011年秋，被誉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2013年被称为中国“慕课元年”。2015年初，汤敏出版了《慕课革命：互联网如何变革教育？》一书。作为国内较早关注慕课的学者，他全面阐述并践行着慕课理念。
还是2015年，他的慕课实践终于影响到政府决策，获得一个重大突破。11月18日，广西教育厅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区74个县（市）的148所农村中小学，开展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和人大附中共同发起的创新式教育扶贫项目“双师教学”项目试点。
汤敏总是面带微笑，戴着眼镜，温文尔雅。他是一位时刻观察、思考着的经济学家、教育学者;他还是拥有782万微博粉丝的“大V”，不时发表着自己对慕课、对经济、社会现象的看法，还会转发些冷笑话。
他的公益创业，正在改变着中国很多农村孩子的命运。大概没有什么比《慕课革命》一书的后记，更能说明他跨界的理由与初衷：“通过用经济学者的眼光，用扶贫专业的视角，用互联网的思维，在慕课中我看到许多能解决中国教育众多死结的希望，也看到了在这场悄悄的革命中，一个民族落后的危险。”
城乡老师的联合课堂
“4x2-10x-14”，一个因式被写在黑板上。特别的是，黑板左边是一块电子白板，播放着另一个课堂的录像。那里，穿着红白相间校服的学生们走上讲台，分解着同一个因式。校服后背，是四个大字：人大附中。
“好，人大附中同学开始做题了，我们试着与他们PK一下好吗？”数学老师覃海礼向台下学生们发出邀请。他笑容满面，地方口音稍显浓厚，把“附”字发成了“hu”音。很快，一男一女两位同学走到黑板前，开始计算。
汤敏。摄影/ 张沫
这是广西南宁市三里中学的一堂数学课。覃老师采用了“双师教学”法，即在课堂上适时播放人大附中数学课堂的录像，讲授一样的教学内容。于是，一位在远程的城市优秀老师，一位当地的乡村现场老师，配合着共同上课。
2015年12月7日下午，汤敏坐在这教室后方，专注地听着。他穿着一件普通的深色西装，皮鞋裂了点口子。他的行程异常紧张：上午刚在附近县城参加完另一个艺术教室项目的挂牌仪式，中午赶到三里中学，晚上还要返回南宁，为第二天参加广西自治区教育厅组织的一次研讨会。
双师教学是友成基金会与人大附中合作的成果，自2013年秋季学期起试点，如今已扩展到了中西部22个省（区）的200多个贫困地区乡村学校中。三里中学所在的上林县，距离南宁不过100多公里，但仍属国家级贫困县。
三里中学附近有一所小学，汤敏和同事们曾去调研。走进教室，看见的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木桌子。他问同学们想要什么体育器材，孩子们回答，排球和足球。他有些感慨，对同事苗青说：“你看，就这些东西，对小孩子来说也是宝贝呢。”
他去了另一所河北赞皇的初中。老师告诉他， 刚入学的初一班上有些同学连九九乘法表都不会背。这些本该是在小学就掌握的内容，老师不得不在初中加班补上。如此种种，不断提醒着汤敏，在当下中国，教育差距几乎无处不在。
听课这一天，汤敏很兴奋。他看到，在黑板上做题的那位女生，第一步便将因式“4x2-10x-14”中的公因数2提取出来，正确地分解为“2（2x-7）（x+1）”。这是覃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过的方法。
随后播放的人大附中课堂视频中，也有一位人大附中学生如此解答，得到了数学老师的极力表扬。汤敏觉得，乡村学生一点也不比人大附中的孩子差。
“23分22秒、29分08秒、33分20秒”，这是覃海礼老师写在教学简案上的精确时间点。这一节课上，他选择这几个时间点播放视频。这些看似无意义的数字，是他前些天反复研究人大附中的授课视频后，根据项目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的。
“对人大附中的录像，我是看得越来越多，用得越来越少。”下课后，覃海礼告诉汤敏。汤敏又激动了，这正是他期待中的双师教学成果：不只教会学生，更在培训老师：“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课课示范、天天培训，它是对乡村教师进行了一次全程培训。”
试点第一学期结束时，友成基金会常青义教项目组统计了试点学校的期末成绩。他们惊喜地发现，大部分“双师教学”班级的平均数学成绩高于年级平均分。比如，内蒙古和林二中，年级平均分是39.5分，试点班则为59.7分;广西阳朔朝板山中学，年级平均分是56.6分，试点班的平均分则高达92.7分。
教育改变命运
汤敏曾是一位中学数学老师。1953年，他出生于北京;5岁时，随家人迁居广西南宁。高中毕业后，被挑选进入南宁师范学院短期培训班，随后被分配到南宁四中当了一名数学老师。
他上的第一堂课，内容是有理数。他上得异常费劲，至今印象深刻：“备了好几个星期的课，几乎每一个字都要写下来，写了好多页纸，上完课时一头大汗。”他暗暗担心，一堂课就这么操心，以后天天上课，可怎么办？
那时，他有些心虚。中学时碰上文革，高中一年还在学工学农学军，几乎没怎么认真上过课。高中毕业后，他插队去了一个公社，后又抽调去修防洪堤，回来只在南宁师范学院学习了一个月。虽然说是“知识青年”，但他戏称自己是“无知识的青年”。
汤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里有个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汤敏就每天搬个凳子在他的班上听课，第二天轮到自己上课时，便模仿着讲。如此“偷师”，汤敏硬是听了一个多学期。
后来，他还成为数学教研组的副组长。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只要跟着好老师，哪怕只是模仿，也是一条捷径，“开始就走对一条路，会受益一辈子”——这也是他发起双师教学实验的信心所在。
双师教学模式的直接启发，来源于神十宇航员的一次“太空授课”。2013年6月，航天员王亚平从太空给孩子们上了一堂课，展示了单摆、陀螺，还用一个水球做出了一颗“红宝石”。
受此启发，汤敏开始筹划一个新型远程网络教育项目。他想将全国最好学校的课程，送到最差的那些乡村学校中去。当他把这个想法向一些教育人士咨询，得到的却是，“几乎所有做教育的人都不太相信这种办法有用。”
一位教育局官员甚至当着他的面说，“教育，还是校长来搞比较好。”这句话的潜台词在于，因材施教，是中国教育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人大附中与乡村学校，两端师生基础差距太大，不可能对接。
汤敏夫人左小蕾是个急性子，因此有些愠怒。汤敏却正好相反，耐心且温和，就连左小蕾也几乎从没见他生气过。他是这样说服对方的：“第一，我们得试。第二，我们相信，同样的学生，有好的老师会比差的老师要好。第三，不需要跟人大附中的学生比，我们跟自己比。比原来好，不就可以吗？”
汤敏几次找到同是国务院参事的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问能不能把老师的课拿到全国让大家都听。最终，刘校长同意合作。两人共同商定，选择教材版本更通用、更容易讲解且提升较快的数学课堂作为试点。
人大附中的数学课堂，让汤敏自己都受益颇丰。他当老师时，讲究“师道尊严”，要板着脸，不能和学生太亲近。人大附中的老师们，则亲切地俯下身，称呼学生为“孩子们”。第一堂课，人大附中老师讲的是数学在生活中的作用、历史上的数学名人。这不在教纲里，是他们自己补充的。一位南宁退休教师因此感叹，他们当时想都不会这么想。
“他做这件事情，是要借助互联网技术来提高教育的劳动生产率，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左小蕾说。两人是武汉大学数学系同学，可以说是教育公平的受益者。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汤敏从南宁考入武汉大学，同时攻读数学和经济。
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当了5年中学教师的汤敏参加了高考。那时，广西市规定25岁以下考生才有资格报考，这意味着，这是汤敏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考上大学，这位中学教师的人生从此转向。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后赴美留学，获得国际金融与贸易、计量经济学博士。随后，他在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2010年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2011年4月，他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可以说，教育改变了我的命运”，身为经济学家的汤敏，一直对教育念念不忘。
早期的创业课程
2011年夏天，还在英国伦敦留学的女学生彭天，在一个地铁站出口见到了汤敏。他穿着简单的西装外套，朴素而正式。两人走到附近一家小小的中餐馆，只有四五个细长条沙发。汤敏出钱，请彭天吃了龙抄手和其他中式小吃。
汤敏向彭天提起“创业咖啡”的想法。他在美国参观创业大街，发现投资人和年轻学生们一起在咖啡馆里讨论创业。他还在广西师范大学参观过一家咖啡馆，学生自己集资创业，贫困的女学生担任服务员。但学校没有创业课程。
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年轻的汤敏也进行过小小的创业实验。那时候，图书馆杂志少，看的学生多，总是供不应求。他们一帮同学自己出钱，订《小说月报》《人民文学》，再租借给学生，两分钱一天。他们甚至买了一台洗衣机，洗一桶衣服五分钱。
于是，他想将咖啡馆打造成创业孵化器——让咖啡馆里发生好的创业课程，分享给其他地方的咖啡馆。那时，大学里几乎没有创业课程。想创业的学生们，可以在咖啡馆里学习、商谈，将理想变为现实。
如果非要追根溯源，启发他的是原来在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发展基金会的工作经历。正值世界金融危机时，他参与了很多国际远程视频会，以传递、分享信息。在他看来，基于互联网的远程视频技术已非常成熟，潜力巨大。
他邀请彭天回国执行这个项目。理由有许多，其中一条带着“诱导”性，“你看，印度人普遍会说英语，能通过互联网分享最好的内容，多少年后，我们怎么和他们竞争？”
那时候，彭天不是太感兴趣。她本科在北京大学，课程资源应有尽有，很难想象其他高校的贫乏状况。不过，她被汤敏言语间流露出的紧迫感打动了：“他真的在为国家和下一代人的未来感到‘捉急。”
第一次创业咖啡课程，启动于2011年10月。地点设在北京大学一间教室，连接上不同大学的咖啡馆。第二年，这个社团活动提升为北京大学承认的通选学分课——友成得到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章政副院长的支持，改造了一门原有课程《社会企业家精神培养实验》。
友成请来的师资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教授;新东方的徐小平、王强;宜信公司的唐宁等等。期末考试时，学生们分组拿出自己设计的创业项目计划书，由学校请来当地的企业家评分。优秀者，可获得友成基金会提供的“社会企业创业实践种子基金”。
如今，已有约100所大学引入了这门课程，包括许多教育资源不那么丰富的二类、三类本科和高职高专——那些彭天之前都不曾听说过的学校。
有一次，彭天为各地学生创业社团报销开支时发现，一所学校的海报打印费用明显高于其他学校。她追问，对方回答说，校园里只能打印A3黑白海报，如果要打印友成提供的A2彩色海报，要骑着摩托车到镇上去打印——这是她第一次对于创业课程在不发达地区的覆盖面有了认知。
2012年前后，汤敏开始关注“慕课”。那一年被《纽约时报》命名为“慕课元年”。由斯坦福大学两位教授创立的Coursera在线免费课程、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手的edX网络在线教学计划等，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慕课平台。
那时，创业咖啡课程已创办一年。不过，与高大上的世界慕课潮流不同，汤敏认为，中国慕课应该走另外一条路，即解决教育公平问题、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解决创新能力不够的问题。中国慕课应该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这也是他开办创业课程、试点双师教学的初衷之一。
“从汤老师身上，我能感觉到，在技术和意识无限开明的时代，我们确实可以求仁得仁。我们所追求的，确实有路径去实现或无限接近。”彭天说。她负责的创业咖啡，计划进一步扩展课程，将网店店主、微商店主等也邀请上讲台。
差距与公平
“假如印度10年后有几千万哈佛、麻省理工，或世界最好的职教慕课毕业生，我们怎么办？”这是汤敏总拿来说服旁人的口头禅、撒手锏之一。凡是谈到慕课，他言必拿印度这个体量、规模与中国相当的国家作比较。
汤敏曾看到哈佛大学edX的一个统计数据，中国学生仅仅是印度学生的一半，拿到毕业证的只有印度的三分之一。在Coursera中，印度学生占比约为10%，仅次于美国学生比例。还有一位17岁的印度男孩阿莫尔·巴韦，因为在edX《电路与电子学》课程中的考试得分在前3%之列，被麻省理工学院破格录取。
他非常担心，在这一轮教育革命中，中国将被印度抛在后面。
从美国毕业后，汤敏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亚洲开发银行。这是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宗旨是通过发展援助帮助亚太地区发展中成员消除贫困，因此，他很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
他曾负责孟加拉国工作，分析该国的经济、政策问题，提供政策建议。他看到，很多人家里只是一个草棚，没有床，没有炉子，就搭起一口锅。有铁皮屋顶的，算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了。
孟加拉国还常有“罢工”，往往是示威游行、罢工罢市、打砸抢烧一起上。“看得多了，就会思考，如何不让自己的国家变得这么动荡、这么贫困？”
他也曾被中国农村的贫苦当头打了一棒。他在南宁市区长大，父母是知识分子，没怎么受过苦。直到插队时，才发现很多农民家里，除了床板、蚊帐、席子，没有什么家具。农活不忙时，只能喝玉米粥。粥喝不了多少，撒两泡尿后就没了，却还要连续干好几个小时的活。
偏偏，温和的他同时还是个倔强的人。一位与他一起插队、修防洪堤的同学至今记得，有一次，汤敏走路都摇摇晃晃，还坚持在堤上挑土。被连队指导员发现，押着去了卫生院，一查体温，40度。打完一瓶点滴后，他又回到大堤上。
到了武汉大学，汤敏第一次看到展示现代化社会的外国电影。启程去美国留学，他被洛杉矶机场里的厕所震撼了，“那时候中国的厕所都脏得不得了，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干净、漂亮的厕所。”
整个前半生，他行走在美国、中国与孟加拉、越南等国之间。所见所闻越多，越发感到差距、平等这些词语的涵义。作为一位经济学者，他的博客中充满了创业、融资、通胀、中小企业等关键词;他还和几位经济学家一起，仿效孟加拉国穷人银行小额信贷模式，在山西一个小山村搞起试点。
他也越来越坚信，一个国家的进步，核心在于教育。1998年，他因一封建言高校扩招的信被国家采纳，被称为“扩招之父”，从此介入教育问题，亦因此毁誉参半。最近5年，他以创业咖啡、双师教学等项目，正式跨界教育。
学者的“野心”
“听说，您打算支持基金会50万块钱？”12月8日下午，在广西南宁一处古色古香的办公室，汤敏与一位有意资助的企业家喝茶、商谈。他似乎不太适应这类对话，说到50万时，声音略微轻了一些。
这位企业家很年轻，发型吹得高高的。他一口答应下来，但提出了若干条件：共同冠名、挂牌、请政府相关部门背书等等。汤敏和同事苗青，仔细听着、略微点着头，大致了解后便起身告辞。
“我自己不太会去找钱。”汤敏笑着说自己不太会“忽悠”企业家。不过，在苗青看来，这天已经是汤老师很大的突破了，以前他从来不会说到具体数额，为此汤敏还曾向她抱怨，“怎么办？我总是不好意思跟人家张口要钱。”
目前，中国公益界常常还是“看眼泪资助”，捐助能亲眼所见的校舍、硬件比较容易，培训师资这种不可评估量化的事儿，很多人犹豫。还有企业家说，培训老师应该是国家的事情。汤敏总是回答：“大规模推广，一定是国家的事情。但前面这些试验、探索得由公益组织来做，所以，需要民间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来推动改革。”
一旦捐助有戏了，他就开心地给下属发信息，“咱们有钱了！快来写方案！”
汤敏好说话，常有企业家们冲他和夫人左小蕾的名声而来。有人问企业困难怎么融资，有人想上市向他请教，还有人要规避风险。汤敏的原则通常是，先谈慕课，再说经济。
“我的强项是，有很多新的想法和主意，有能够融合各界的资源;但我不是执行管理型人才。”汤敏如此评价自己。加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5年来，他从一个学者变成半个企业家、半个公益人，开始学会怎么把一个理想、乌托邦，慢慢变成一个现实。
他毕竟是一位经济学家，有着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天真。曾有同事提议，双师教学应该设置一些门槛，比如，项目学校也应该出一部分钱，或是请当地教委、企业家配套一些资金。汤敏很为难，表示反对，都是贫困县了，哪里还能让别人出钱？
双师教学项目推进时，汤敏曾雄心勃勃地提出“百校计划”“千校计划”，希望尽快达到成百上千个项目校。他想当然地以为，人大附中这么好的课程，老师们怎么可能不感兴趣呢？
事实上，由于缺乏激励机制，当地老师的参与度多少，还是靠本人自觉性。友成发放的一些教师账号，发现有一部分压根没有后台活动。这意味着，有一些当地老师，只是慕名跟风要去了账号，却没有真正使用。
汤敏承认自己过于理想主义，他立刻建议步子放缓，并开始考虑从学校和制度层面如何给老师以激励。后来，友成也启动了项目学校的淘汰机制，对那些参与度低的老师，将适时收回账号。
“他是个很讲理的人。”彭天说。如果实在做不到，他也不生气，“嘟个嘴巴”而已。
汤敏和友成，正在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常青义教计划，请城市退休高级教师送教下乡;电商扶贫培训计划，将慕课理念引入农村电商培训;教室艺术普及教育，探索在乡村地区运用慕课进行大规模艺术教育普及;电子书包项目，为乡村学生配发平板电脑，实现提前预习、上课讨论模式的翻转式课堂;千千树幼儿园，面向打工子女和农村儿童的优质、示范性、平价幼儿园……
他想做的还有更多。比如，办一个网上保姆学校，培训家政服务员;筹办一个网络大学，实现职业人的终身教育;他甚至还设想过与军队合作，给退伍转业军人提供创业培训。他也明白，目前的试点模式，与真正的慕课模式还有差距，需要再试验、再提升。
他颇有信心：“我心目中的教育理想状态是：第一，教育更公平;第二，教育更创新，能培养出真正的创新人才;第三，教育真正惠及所有的人群，而不仅仅是在校学生。在互联网时代，教育能做很多原来做不了的事情。”
获奖理由
他是最早关注并践行、推广“慕课”这一自印刷术发明以来最大的教育革命的学者。他还将“慕课”延伸到中国最缺乏也最需要优质教育的偏远乡村，让那里的孩子有机会得到和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为改变他们的命运提供了最具操作性的思路，为在农村实现教育机会公平提供了可能。
汤敏
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解析经济机会公平的障碍与排除 篇12
作为经济社会中的公平, 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机会、经济结果的公平。其中, 经济机会公平是指社会为人们“提供相同的进入工作、教育和其他社会体系的途径”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 2004) , 可见, 赋予所有人经济机会公平是经济社会的内在要求。
目前,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期,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扩张, 为人们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机会, 但依然存在着许多阻碍实现经济机会公平的问题。十七大的战略目标之所以将公平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是因为公平体现着“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基本发展理念。从长期看, 严重的经济机会不公平不仅危及社会的安定, 而且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相背离的。
实现经济机会公平的障碍是多方面的, 也会有多种排除这些障碍的政策措施。限于篇幅, 我们仅从户籍制度、行业垄断、税收体系三个方面, 分析经济机会公平的障碍以及提出排除这些障碍的政策建议。
二、实现经济机会公平的障碍与排除
(一) 体现等级制度的二元户籍制度
1958年政府颁布《户口条例》, 以法律的形式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有效地将农村人口排斥在城市体制之外, 形成了所谓二元户籍制度。通过户籍制度, 将城乡分开, 将农民排除在城市福利体系和城市劳动就业体系之外。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中指出, 经济福利是能与货币尺度建立联系的满足和不满足。显而易见, 货币收入的前提取决于工作机会, 而工作机会的获得与劳动力市场化的程度有关。但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歧视、人为的分割以及对于人员流动的限制。尤其是金融、电力、邮电、铁路等垄断性行业禁止农民工进入, 或者设置了很高的进入障碍。
据估计, 我国农村有2亿以上的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 二元户籍制度为2亿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设置了进入障碍。尽管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有1亿左右的农民加入了流动劳动力的行列, 这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农民工进城务工后普遍面临着工资待遇偏低、劳动时间过长、工作环境恶劣、社会保障不全、合法权益屡被侵犯等不公平待遇, 同时农民多是城市的“过客”, 并饱受因此所带来的各种不公正待遇, 如落户、子女入学、就业、住房等。从这个意义上说, 二元户籍制度“与其说是一种管理制度, 不如说是一种等级制度” (宋晶, 2005) 。在法理上, 二元户籍制的确于理不通, 于法无依, 把它看作是各种“荒唐政策”的“罪魁祸首”也不为过 (傅勇, 2005) 。这一系列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确切的。
但也有的观点称, 因为城市资源的稀缺, 二元户籍制度对上述限制是必要的。由于城市的公共资源已经非常拥挤, 如果对有限的公共资源自由开放, 公共资源会遭受毁灭性的滥用。一旦取消对进城农民的户口限制, 本来限于城市居民享受的福利和公共资源将会骤显极度短缺, 甚至会对城市带来破坏性冲击 (傅勇, 2005)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指出, 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 它们建立了一个社会, 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诺思, 1999) 。因此, 持有赞成二元户籍制度观点的偏颇之处主要在于, 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的扩展, 即经济中产出水平的增加, 需要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进步, 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进步的前提是市场机制的充分运用。城市资源只有在此条件下, 才将由短缺转为充分供给。
还有, 城市资源的创造并非是由享受着城市资源的人自己创造的, 城市资源的创造离不开“进城农民”, 以及“城外农民”的贡献。而体现等级制度的二元户籍制度是将创造城市资源的参与者———“进城农民”、“城外农民”排除在外, 这于情于理都是难以解释的。
不过, 可喜的是近年来河北、辽宁、山东、广西、重庆等12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已经先后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 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 这就为农民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 具有排挤性的行业垄断
行业垄断通过将一部分人排挤出该行业, 从而使被排挤出该行业的那部分人丧失了在这些行业中的经济机会。在传统管理体制下, 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航空、邮政、燃气、自来水等垄断性产业的主要业务都是由政府的企业 (或机构) 垄断经营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性垄断, 而不是基于自然垄断的经济性垄断。这种行政性垄断, 会导致一系列低效率问题。同时, 这种行业垄断因为垄断社会资源而获得了高于其他非垄断行业的收入。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在1993～2004年对中国GDP增长贡献最大的十个行业中, 五个垄断性行业分别为社会服务 (医疗保健等) 、金融、电信邮政、电力、教育娱乐。十个行业占全国GDP的36.4%, 其中, 五个垄断性行业的GDP占十个行业GDP总量的15.5%。不可否认, 这些垄断性行业的业绩与其自身经营有关, 但主要原因还是这些行业垄断了社会资源, 从而通过实施垄断定价实现的, 而这种垄断地位又大多是政府赋予的。垄断性行业员工的高收入, 主要不是来自这个行业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 也不完全是来自他们的努力, 而主要是与政府为其设计的薪酬机制有关。1994年以来, 垄断性行业的高额利润全部留归企业自行支配, 这就为这些垄断性行业员工的高收入提供了重要资金来源。垄断性行业和市场化行业的收入差距, 反映出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依靠政府赋予的垄断地位而获得高收入, 违背了市场经济赋予所有人“经济机会公平”这一基本原则。同时, 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价格与薪酬形成机制也将受到破坏。
垄断的存在必然导致垄断价格和利润的产生, 当产品的垄断价格高于平均成本或边际成本时, 一些消费者就减少甚至不购买这类商品, 必然产生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以及经济机会的不均等。同时, 允许垄断的存在将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有的学者20多年前就警告说, “收入分配格局严重不对称的国家, 常常缺乏社会的内聚力, 要动员起来完成特定的目标相当困难。”“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由于收入分配的格局普遍存在严重不公平的现象, 爆发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的潜在可能性很大” (莱斯特.R.布朗, 1985) 。许多国家和地区由于收入分配的格局严重不公平所引发了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的事实, 证明了上述警告确实是发聋振聩的。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单纯的市场制度在解决经济机会公平问题上会出现失灵, 这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从体制和机制改革出发, 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地利用生产要素的环境, 实现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和机会均等, 破除垄断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当务之急。经济学已经证明, 只有尽可能发挥竞争机制的功能, 资源的配置才是有充分效率的, 才会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经济机会。
(三) 缺乏经济机会公平的税收体系
近20年来, 分配不公平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得到了计量研究的许多证明。例如, Persson和Tabellini1991年利用美国和8个欧洲国家19世纪中叶的数据分析表明, 不平等和增长存在显著负相关;Alesina和Perotti1993年对70个国家1996～1985年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 财富不平等与社会政治不稳定显著正相关。
财富的再分配应当体现着经济机会公平, 而目前的税收制度尚缺乏有效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功能。
据2001年的数据统计, 最高收入阶层的实际税率不足0.6%。拥有储蓄总额80%的富人, 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10% (赵维加, 2005) 。我国暴富群体拥有的个人收入数量非常惊人, 45%的边际税率在抑制暴富方面明显有些力不从心 (李玉梅, 2005) 。在一定时期内, 即使是市场经济国家对最富有的人的边际税率也很高。例如, 美国对1%的最富有的人的纳税税率, 1912年为12%, 二战期间为91%。这一税率虽然一直在变动, 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 该税率仍然在60%以上。
遗产税是否开征可能是最受争议的税种。1950年国务院《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要开征的14个税种中包括遗产税, 但一直没有正式开征。1994年税制改革, 是否开征遗产税仍无定论, 致使这一问题争论了十几年之久。近年来, 在每年两会上都有不少代表和委员提出开征遗产税的建议。尤其是2005年末至2006年, 学术界曾经对是否应立法开征遗产税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当时,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布了一篇名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报告, 指出造成目前中国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遗产税的缺失。但随后财政部的有关负责人又在公开场合表示, 遗产税的开征条件尚不成熟, 近期没有开征遗产税的立法计划。
税收制度存在的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并正在着力解决。胡锦涛在十七大上作报告时指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对此前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做出了改变。税收制度的重大突破是2006年废止农业税。农业税曾经助长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拉大了贫富差距, 而废止农业税就是解决这一差距的开始。有许多学者也提出了值得借鉴的税收改革方案, 例如, 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等 (李玉梅, 2005) 。
可以相信, 随着税收体系的不断完善, 税收制度对于解决经济机会公平问题的作用将得到应有的体现。通过税收体系改变收入分派不平等的格局, 使其趋向于合理的水平, 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公平。
三、结束语
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市场化不断扩张, 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会, 但仍然存在着不能实现经济机会公平的许多障碍。其中, 户籍制度、行业垄断、税收体系等尤其引起社会的关注。因此, 依据市场经济为人们提供经济机会公平的要求, 排除那些不利于经济机会公平的障碍, 对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在经济体制转型期, 积极推进改革实现经济机会公平, 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4.
[2]、宋晶.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基于劳动力市场管制视角的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 2005 (10) .
[3]、傅勇.户籍改革易渐进有序[J].经济学家, 2005 (4) .
[4]、莱斯特·R·布朗.纵观世界全局[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