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法公平与效率分析

证券法公平与效率分析（共10篇）

证券法公平与效率分析 篇1

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 运用综合调控手段, 扩大高收入税收级差, 充分运用税收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格局:一是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二是灰色收入问题, 三是垄断性企业高管高薪问题。

其次,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发展中西部经济, 缩小区域差异。我国城乡收入差异和区域差异极为严重, 是造成收入不公平性的重要原因, 只有运用相应的政策倾向来发展农村经济和区域经济, 使得经济效率跟上城市和发达地区, 才能缩小其中的不公平性。

最后, 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鼓励各种劳动者群体公会的合理发展, 使得劳动者群体拥有强有力的后盾, 在自身合法利益的追求上能获得相应的申述和保护;要在各种保障体系上逐步完善, 切实落到实处, 尤其是农村保障体系同城市保障体系的逐步接轨, 削弱城乡保障的差异和不公平性。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效率和公平问题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如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中国经济的同时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从而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 维持好社会的和谐稳定, 是中国现阶段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我国目前的现状和问题

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我国的经济迅速增长, 从1978年刚刚确立市场经济体系, 国内生产总值3645.2亿元, 人均产值381元到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249529.9亿元和人均产值18934元, 即使剔除掉物价的因素, 我国的经济依然以一个令其他国家惊讶的, 超过10%的高速增长着, 这是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效率体现。

但是市场机制下, 必然存在着经济发展和收入的差距, 只有产生差距, 才能产生竞争和效率, 借先富起来的地方和个人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进而带动余下的一批地区和个人共同富裕起来, 就目前现状, 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城乡差距、两极分化、利益冲突等, 这些都是公平性得不到很好体现的结果。

由上我国体制改革下的效率和公平还不能很好的协调起来, 公平性在目前不能很好的体现出来。就目前现状, 归纳起来有以下的三个问题:

一是个人收入差距过大, 据统计, 2008年我国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 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其中, 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 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

二是城乡收入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同我国大体相当的国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体上是1.7倍左右, 而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2007年约为4.5:1。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是我国最为重要的收入差距, 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逐年增加。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居民总体收入的比重超过50%, 对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增加值占80%, 这说明我国的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比较严重的国国家之一。

三是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差距扩大。。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78年是西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2倍, 20033年为1.5倍, 2007年为2.5倍。城镇居民纯收入东部地区1978年是西部地区的1.5部, , 2003年为3.5倍, 2007年为4.8倍。

二、城乡二元结构下收入分配差异的分析

在收入分配差异的衡量方面, 我们用基尼系数来表示, 在全部居民收入中, 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百分比。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 数值越低, 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1、根据我国的官方统计的基尼系数从1997~2008之间分别为:0.3706、0.37840.3892、0.4089、0.4031、0.4326、0.43860.4387、0.47、0.496、0.5、0.469。

我国整体基尼系数从0.4跨越到0.469, 整体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并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这说明了我国的全体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渐扩大, 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几个方面。

2、由于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 对于收入差距的衡量, 可以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方面。下面通过两组数据, 来衡量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我们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0.4, 以下是来自中国统计局的相关数据:

从1978年到1999年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124, 0.2407, 0.2406, 0.2417, 0.2416, 0.2439, 0.2267, 0.3042, 0.3045, 0.3026, 0.3099, 0.3099, 0.3072, 0.3134, 0.3292, 0.3210, 0.3415, 0.3229, 0.3285, 0.3369, 0.3361, 0.362, 0.365, 0.3701, 0.3763, 0.3692, 0.3751, 0.378。

而同期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16, 0.16, 0.15, 0.15, 0.15, 0.16, 0.19, 0.19, 0.20, 0.23, 0.23, 0.23, 0.24, 0.25, 0.27, 0.30, 0.28, 0.28, 0.29, 0.30, 0.295, 0.3364, 0.358, 0.3624, 0.3732, 0.3489, 0.35, 0.356。

由以上数据可见, 农村内部基尼系数在2005年就达到0.37左右, 逼近0.4的警戒线, 意味着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不平衡也十分严重;与此相应的是才城镇居民内部的基尼系数虽然还在合理范围以内, 但是却和农村基尼系数曲线有着相同的上升趋势, 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日益严重的。

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 但是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都还在合理范围以内, 说明我国城乡二元的收入差距是巨大的, 因此造成了我国的整体的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 我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很好的兼顾到城乡发展的公平性, 城乡二元收入差距的问题解决迫在眉睫。

3、在区域经济的收入差距上, 这里有一组各省的贫富差距系数数据可以说明, 我国东部沿海率先发展的一部分省份和城市是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区

中国各省区贫富差距指数:广东0.65、北京0.61、上海0.57、浙江0.54、福建0.53、湖南0.52、海南0.49、广西0.49、新疆0.49、江西0.47、山西0.47、辽宁0.46、重庆0.46、四川0.45、湖北0.45、内蒙古0.44、河南0.44、云南0.44、江苏0.43、黑龙江0.41、安徽0.4、河北0.38、天津0.36、山东0.35、吉林0.35、贵州0.34、陕西0.34、甘肃0.33、宁夏0.33、青海0.3、西藏0.28

如广东, 北京, 上海等发达城市的系数远远超过西部不发达地区的, 说明了我国经济在迅速发展的时候, 效率优先的政策下并没有很好的兼顾公平, 使得少部分地区很少部分的人确实率先富起来了, 但是如何带动不发达地区和另外的一些人共同富裕起来, 依旧需要更大的努力。

三、原因和改善措施

通过以上分析, 我国的收入分配差异度过大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在公平程度的兼顾不够, 很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的滋生, 在追求发展效率的同时, 要牢记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那么, 公平性在收入方面的体现必须要得以彰显。提出以下几点措施来对现状进行改善:

首先, 完善税收政策, 调整分配机制。改变现行税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制度缺陷, 完善税收调节体系, 使税收调节分配的功能在居民收入、存量财产、投资收益等各个环节得到有效发挥, 建立多税种, 立体式、》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8,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 、周云波.覃晏.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实证分析【M】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3] 、段西宁, 郑爱文, 对“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提法的分析企业经济2007 (1)

证券法公平与效率分析 篇2

关键词：公平效率；税制改革；公平优先

1.引言

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更好的发挥税收对国民经济的调控和促进作用，是一个存在很大分歧的难题。在中国深化税制改革中，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能够完善中国的税制结构，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公平是基本的税收原则。国外学者对此比较统一的定义为：税收公平，是指纳税人之间在税收的负担上应公正、平等，即国家征税要使每个纳税人承受的税收负担与其经济负担能力相适应，并使纳税人之间的税收负担水平相均衡。税收效率是指以尽量小的税收成本取得尽量大的税收收益。

然而，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两者是矛盾统一的：税收公平与税收效率是相互促进，互相协调的；但是，在具体税种的设计上，二者又是相互矛盾的，往往难以兼顾。

2.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基本理论

税收公平包括：一是相同纳税能力的人负担相同的税收；二是不同纳税能力的人负担不同的税收。税收效率原则是指税收对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不产生影响，从而使税收额外负担最小，额外收益最大。

而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公平原则强调的是税收负担，而效率原则强调税收应尽量避免对经济产生干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稳定增长，要实现这一目标，就会产生贫富差距，从而破坏公平原则。但从整个经济运行的方面来看，公平原则是实现税收效率原则的前提。只有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原则为前提，才能谈及效率问题。如果不以一定的公平为前提，政府征税就不会为纳税人接受，进而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扭曲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当然也就无法提高效率。从另一方面看，效率原则为公平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动力。效率的提高可以保障公平更好地实现。盲目的平均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只有在整个经济都很活跃的时候，公平程度才会向前迈进一步。

3.我国税制改革的历程

平均主义下的税制改革，在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一时期，我国的税制改革都以“简化税制”为原则，这一时期的税制改革只是为了追求分配结果的绝对均等。因而，税制几经变革，走的都是片面简化之路，其结果是税种越来越少，税收的作用范围也越米越小，税收制度形同虚设，无法真正发挥其经济杠杆的作用。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的税制改革，1978年底，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政府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摒弃了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观，主张拉开收入差距，促进效率的提高，并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阶段。根据政府公平效率观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体制的逐步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制改革主要包括1978年一1993年的税制重建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会议明确提出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我国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强调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的税收收入和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都有很大的提高。然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就使税收制度在公平方面缺失严重，难以真正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无法适应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更与目前和谐社会目标的不相符。

4.税制改革的核心是公平

4.1原因分析

收入差距过大，首先，必然使部分社会成员心理失衡，“仇富”现象严重，贫富两大阶层的矛盾日益激化，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其次，使得整个社会对金钱的期望和依赖增加，“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蔓延，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社会风气败坏。再者，容易引起社会有效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总之，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已成为现阶段我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及人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高度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已刻不容缓。而税收作为国家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针对当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必然要求税制改革以公平为核心为准则，加强税收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完善其对低收入者的扶持政策，更好地发挥税收公平的调节作用，以缓和因贫富悬殊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使我国的税收制度在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取得更大成效。

4.2税种改革实现公平

对于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存在很多的偷漏税现象，所以需要高效率的征管措施来贯彻设计良好地税收制度，这样不仅能够在税收上“查漏补缺”，还可以抑制腐败。根据推算，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中来源不明收入约为6.2亿万亿元，占GDP约为12%的比重。这些收入既不是劳动报酬，也不是按资本、人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获取的收入。如果能将这些收入纳入到税收征管范围之内，财政收入将会有很大的提高。基于此，有以下两条可视为提高税收征管水平的措施。一是大力推行非货币支付。在现代网络普及的情况下，推行非货币支付将使得收入由隐形变为显性。二是推行税收征管系统和银行系统的对接，利用现代化的手段自动识别非常规的收入，并敦促个人积极的缴纳税款。

对于房产税，目前，我国房产税改革问题正处在研究之中。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该税是主要发达国家基层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现代社会的房产税主要是按照房产价值普遍征收。在英美国家，房产税的税率是基层通过公共选择的方法按照“以支定收”的办法确定。这种按照房产价值为计税依据的房产税征收方式使得房产税成为矫正纳税人获取公共服务与付出扭曲现象的重要机制。显然，该税是实现经济公平的重要手段。对于我国可以进行征收房产税来实现税收的公平。

对于消费税，消费税改革也是我国目前经济转型期的重要话题。从消费税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来看，消费税具有公平的原则，因为符合“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另外，对一般商品课征一般增值税的前提下，对奢侈品加征一道消费税，这就符合公平的原则。

就消费税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可以考虑：一，在税收征管技术提高和奢侈品合理界定的前提下，逐步将某些实物奢侈品和服务纳入课征范围之内。这些实物奢侈品如私人飞机、名贵红酒、名包、名贵眼镜等。二，将营业税应税项目中的某些奢侈性消费纳入消费税的课征范围之内，或者对其按照较高的营业税税率课税。这些行为如桑拿、五星级酒店服务和美容服务等。

5.总结

总之，在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下，中国税制改革应当也必须突出公平二字，将公平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从而严格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科学、合理、规范、公平的税制。（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刘铸，《对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兼顾的思考》，《辽宁财税》，2000年第12期.

[2]韦敏，《论税收的公平原则》，《税务探讨》，2002年第2期.

公平与效率的经济学分析 篇3

1 公平与效率经济学上的内涵

公平的内涵呈多层面性, 既有理论意义上与经济意义上的公平, 又有法律意义上与人权意义上的公平。正因为公平内涵具有复杂性和难以衡量性的特征, 因此, 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倾向于用一个比较容易测量的指标———“平等”来表示“公平”。在他们看来, 公平即平等, 平等即公平, 二者等同。而他们所谓的“平等”主要是指“收入的均等”或“机会的均等”。为此, 他们设计了以洛伦兹曲线为衡量工具、以吉尼系数为衡量指标来检测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

我国的经济学家对公平的理解与西方学者有所不同, 他们从辩证的角度出发, 更加强调公平的客观性、相对性和历史性的特征。我国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认为“经济学上的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法律的平等和合理。经济公平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相对性”。他进一步指出, “把公平视为一般的永恒范畴, 否认 (其) 在不同的经济制度和历史发展有特定的内涵是历史唯心论分析方法的思维表现, 把经济公平视为无须前提的绝对概念, 否认公平与否的辩证关系和转化条件是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的思维表现。”[1]

至于经济学上效率的内涵, 中西方经济学家皆认为效率主要是指人们对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达到全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增进或社会财富的最大增值之境态, 即达到西方经济学上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在这种生态条件下, 若想进一步改善任何一部分人的处境则必须以另一部分人的处境恶化为代价, 故此时的经济效率最高。反之, 资源配置与利用则是低效率。

2 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 这种相关性即为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内在属性与二者互相冲突或对立的潜在可能性。首先, 就经济公平而言, 公平与效率具有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内在统一性。

其次, 就经济效率而言, 效率的高低必然会产生收入之差别。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 经济效率不会因收入的转移与再分配而必然降低, 甚至还会因之而提高。综上所述, 从整个社会角度看, 公平与效率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内在机制, 而非必然的相互替代或对立的关系。从长远看, 公平的竞争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 而效率的提高则更有利于经济平等的实现, 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内在统一关系。

3 西方经济学家有关“公平与效率”之争议的剖析

3.1 公平与效率在西方私有制社会里发生冲突的必然性

西方经济学家大多数都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相互抵触, 二者之间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内在矛盾性。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就如此认为:“平等与效率之间的 (冲突) (是) 我们最大的社会经济选择, 它使我们在社会政策的众多方面遇到了麻烦, 我们无法既得到市场效率的蛋糕又公平地分享它。”[2]这是因为西方社会的私有制按资分配的社会制度, 使公平与效率之间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转化为冲突发生的必然性与现实性。

在西方社会里, 私有制按要素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决定了公平与效率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即便如此, 公平与效率的其中之一也难在西方现行的社会制度下得以真正地实现。换句话说, 在西方私有制社会里, 既不可能实现他们所说意义上的“公平”, 也不可能实现他们所说意义上的“效率”。

3.2 在西方私有制社会里不可能实现所谓的“公平”或“平等”

西方社会的不平等有其必然性, 其产生的根源就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赞美的私有制与按要素分配收入的分配制度。在现行的西方私有制社会里, 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实现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所宣扬的那种“平等”或“公平”。

3.3 西方私有制社会也不可能实现“效率”

经济学上的效率是指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与合理利用。垄断与失业皆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消除的根本社会现象, 二者产生的归根源是私有制。只要有私有制存在, 垄断与失业就存在, 也就必然存在着资源的浪费。因此, 在西方现行的私有制社会里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效率”。

4 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途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按劳分配原则

4.1 按劳分配原则的内涵

按劳分配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收入分配原则, 是指凡是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都必须参加劳动, 尽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劳动;社会对社会总产品做各方面必要扣除之后, 按照每个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分配每个社会成员的消费品, 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 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有劳动能力而不劳者不得。

4.2 按劳分配可以实现公平

按劳分配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其根本前提, 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上的实现形式。首先, 在公有制经济中, 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 共同占有、支配、使用公有的生产资料, 生产出来的产品归共同所有。社会产品在做各项扣除之后, 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 以满足社会成员每个人的消费需要, 从而实现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占有上公平。其次, 按劳分配要求每个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各尽其能, 劳动成为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的义务。而生产资料公有则为每个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创造了参与劳动的均等机会和条件, 实现了劳动的公平。再次, 按劳分配原则, 劳动成为衡量每个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分配社会产品的惟一制度, 实现收入分配计量标准的公平。此外, 按劳分配是对不劳而获的人剥削人的按资分配制度的根本否定, 也是对平均主义分配的根本否定。按劳分配承认劳动差别, 而平均主义则抹煞这种差别, 既不公平也无效率。尽管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天赋劳动能力、劳动强度及劳动熟练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出现收入上的不平等, 但这种不平等会通过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而得到弥补, 从而实现了收入上的相对公平。因此, 按劳分配可以实现经济公平。

4.3 按劳分配可以实现效率

第一, 实现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这就必然鼓励劳动者自觉地努力提高劳动技能和劳动熟练程度, 自觉遵守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效率, 不断地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次, 实行按劳分配有利于按劳分配实施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再次, 在社会化大生产中, 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增长, 不仅仅取决于劳动者个人劳动的状况, 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生产的科学分工与协助、劳动的合理组织与管理以及与此有关的一整套的科学管理。最后, 在社会主义阶段, 劳动人就是谋生的手段。按劳分配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使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达到充分、全面地发挥, 效率也因此得以较大的提高。

4.4 正确理解十五大报告中:“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现实含义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经济发展, 保持社会稳定”。正确理解“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含义,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136.

[2]保罗·A·萨缪尔森, 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1247.

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 篇4

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使收入差距限制在合理范围内，使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效率与公平是市场经济的两个重要范畴。关于在分配制度中体现效率与公平，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中首次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强调和阐述了这一分配原则。全面理解这一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提出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是我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分配制度、分配原则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的分配制度反思的结果。新中国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分配制度上，按劳分配原则从来没有被真正落实过，在实践中它早已被扭曲。分配中平均主义普遍存在，"大锅饭"现象随处可见，个人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职工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割裂了收入与贡献的联系，使经营生产无动力，使劳动群众无积极性，这必然限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我们逐渐认识并纠正分配中的偏差。党的十三大指出了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党的十四大进一步强调：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一方面，我们看到效率和公平是分配中的两个基本范畴，二者必须兼顾，不能偏废，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上述提法还是把效率与公平并列起来或追求结果的公平，还没有把效率的提高放到优先考虑的地位。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分配问题上发生了质的理论飞跃，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距离，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分配问题上的又有新的突破，指出，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可以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我党在分配制度、分配原则问题上的成熟，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把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处理分配关系的首要原则，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没有效率的提高，只能是共同贫穷，不能走向共同富裕。当然也要兼顾公平，这也是搞好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这样把效率与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学含义

效率优先的经济学含义

这里讲的效率指市场效率即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效率优先就是在分配（主要是初次分配）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抓住竞争这一核心，鼓励先进，人们的收入与收益和其投入的生产要素和贡献紧密结合，通过分配能激发人们劳动、投资的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对于人们的合法收入国家予以保护。具体要求及表现如下：

1、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要均等，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参与机会，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及重要表现。

在市场经济中，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们应该大体上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即参赛机会均等。首先，具有同等机会支配和使用社会稀有资源，不允许少数人凭特权垄断这些资源。其次，要素流动的条件均等，通过市场各种要素自由流动。如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通过劳动力市场招用所需的各类劳动力，劳动者通过市场自由选择职业。这样，运用价值规律、竞争机制、工资信号的指导，把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更加有利于效率更高的环节上去，从而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水平。最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责任要均等，经营者可以依靠市场变化自主地安排生产和经营，盈亏要自负。

当然，效率优先要求机会均等不是绝对的，完全机会均等是做不到的。条件的差异，信息掌握的不同会引起实际上的机会不平等。

2、经济活动中竞争的规则应该是平等和公平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不承认任何特权，每个市场竞争主体都必须遵守共同的规则。市场经济越发达，越要求建立、健全法律、规则，规范人们的行为。

3、收入必须与投入相适应、相对称。市场经济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各生产要素要合理配置，在分配上也要以投入的要素为依据，投入劳动获得工资，投入资本获得利息，投入土地获得地租。报酬量要由有效劳动量决定，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固然以投入的劳动量为基础，但受供求关系的影响，符合社会需求的部分即社会必要劳动量能实现其价值，而有一部分劳动因其不为社会所需要而不能实现其价值，投入这部分劳动的劳动者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

兼顾公平的经济学含义

公平分为市场公平和社会公平。实际上，我们讲的效率优先就是要实现市场公平，而兼顾公平指兼顾社会公平。

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每个人的主观条件不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在收入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甚至出现两极分化。因此对收入要适当调节即兼顾社会公平。

在国民收入分配（主要是再分配）领域，国家运用法律、经济手段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对各类人员的收入关系进行调节，以实现社会公平。

1、通过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最低工资法》等，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收入。

2、运用累进税率的个人所得税调节高收入，运用遗产税、赠与税、财产税等适度限制非劳动收入，调节社会成员的个人收入分配关系。虽然一些法律在我国尚未制定、实施，但根据市场经济要求和其他国家的做法，这些法律、法规是必不可少的。

3、建立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社会保险互助互济功能，对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及失去工作岗位等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者地位，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的劳动者予以支持帮助，保证这些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等，这有利于社会安定，符合人道主义。

为什么把效率放在优先考虑地位？

1、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和观点，有利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占主导地位，只有把效率提高放在首位，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消灭贫穷，为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物质条件。

2、从公平与效率关系看，只有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才能不断提高社会公平的含金量，否则公平的实现也是无源之水，只能共同贫穷。

3、从中国过去和现行收入分配格局以及不少人的观念看，平均主义的分配现象和观念还存在，需要以效率优先的分配机制去冲击和打破平均主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束缚，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的不一致或矛盾方面。前面已提到，理论上可以讲人们在竞争中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实际上难以做到这一点，由于主客观条件制约，人们之间的收入必然存在差距。政府为了保证社会与经济的稳定、发展，要对收入作一些适当调整。这样，为了公平必然牺牲一部分效率，一些人不能得到应得的全部报酬，处理不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向上的动力。而追求效率的许多措施必然拉大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造成一部分人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报酬，或者干脆失去工作岗位，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处理不好就会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使社会处于动荡的状态。

效率和公平具有一致性。效率和公平有矛盾的一面，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处理好二者关系，可以保持社会稳定，促使效率不断提高。只有效率的提高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公平的实现提供物质保障；只有实现社会公平才能为效率提高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效率与公平可以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计划经济中，由于公有制，生产资料为大家所有，没有必要谈竞争条件的平等，只能考虑分配结果的公平，只能是分配的均等，吃大锅饭，实行平均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积聚，必然出现收入差距悬殊，导致两极分化，不能实现社会公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可以把效率与公平统一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和允许一部分人靠诚实劳动和经营致富，允许个人凭借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获得收入，这样就能调动人的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同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利用行政、经济及法律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从制度上防止两极分化，做到公平分配。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共同富裕

效率优先与共同富裕并不矛盾，兼顾公平与共同富裕又不是一回事。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谓共同富裕是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以生产不断发展和效率持续提高为前提，全体社会成员逐步跨入富裕之门的经济过程。共同富裕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保障，以不断发展生产和提高效率为前提。因此，共同富裕与效率优先不矛盾，没有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贫穷基础上，更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那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证券法公平与效率分析 篇5

一、公平、效益在社会保障体制内的存在意义和对应关联探究

结合党的十六大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核心规范纲要解析, 为了进一步协调后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 对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适当做出重整, 只有这样才能令内部公平、效率指标规范基础更加稳固。归结来讲, 关于公平、效率两类要素本身存在着矛盾激化节点, 尤其经过社会保障制度多元化改造和协调发展之后, 为了真正克制上述矛盾问题, 就必须从中体现社会整体团结、公民分配结果公平的特征。而公平自身是不可脱离效率加以延展的, 一定技术规范空间下, 公平效能的有机实现将令日后社会保障管制工作景致工作机制异常完善, 但一旦对其结构做出偏重调试, 就会令后续要素潜在适应功效承受限制, 危及日后工作效率的合理扩散特性。

(一) 公平原则

公平浅层理解结果就是强调公民分配结果的公道、平等状态, 但是其内涵实质往往令世人难以捉摸, 如今被划分到人员道德基准层面之中, 经过伦理学理念的引导, 将对后期社会价值判断流程造成深度影响。第一, 具体借助哲学角度理解, 公平可被理解为一类宇宙观, 对于社会成员角色特征和适应地位加以重新定义, 毕竟在哲学观视角下的生存权利就是对公平特性的一种回应。再就是单位社会成员都时刻保留自然环境下的物质、能力交换需求, 而劳动权界定范围下的公平内涵机理就此呈现。第二, 结合经济学角度分析, 公平集结了收入、机遇均等效应元素, 其中后者在通俗定义空间内被认定是发展起点和疏导流程的人员均等现象。而在现实生活状态下, 机会均等似乎比收入均等结果更加难以实现。结合美国学者阿瑟奥肯观点加以补充验证, 经济不均等实质上透过机会不均等结果逐层绽放, 相对地比机会均等空间下的经济不均结果更加令人难以自然接受。

(二) 效率内涵

这部分内容主要强调在预设规范条件下的实体投入、产出结果或是成本、收益之间的对应衔接比例关联, 从中彰显的是人员自然环境改造和社会规则适应的能力水准。首先, 从哲学层面理解, 效率可以说是大幅度提升人类生活安定和谐秩序的前提概念, 人类整体生活状态下的物质基础会顺势过渡到物料生产层面之上, 进而在自然斗争环节中迎合人类的一切物质需求。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任何时期人们总会运用最大效率进行成本降低, 尽量运用最低收入创造出最大数量的物质产品, 进而令物质资料得到再生产, 效率是为人类物质系统化生产提供所有支撑动机。其次, 从经济学领域审视, 人作为经济人, 保留更多理性控制因素, 希望透过最大效率追求降低生产控制成本, 提高后期产出效益, 所以效率在经济生活结构中的核心控制地位永久延续, 也就是说人员在追求效率最大化过程中是对既定经济规律的全面尊重。

而公平、效率之间的关联形式较为复杂, 长期维持对立统一趋势。效率毕竟是人员基础物质、精神生活中拥护的准则内涵, 但是公平却是长久以来人们不断向往且从未真正实现的绩效指标。相关社会保障机制规划人员不能够深刻界定人员过往、目前、今后生活状态下的公平缺失迹象, 至于物质资料生产环节中衍生的任何突兀性状况也被顺势埋没, 也就是说, 如今社会保障公平特性缺失, 与工作效率有限结果是息息相关的。结合人类长久历史发展阶段观察分析, 涉及公平都是以往历史层次提升变动的推动要素, 透过一类陈旧公平、效率平衡节制点转向一类全新控制风尚。事实就是这样, 任何历史变革活动都是针对社会保障机制既有公平、效率规划原则进行重组的行为, 可是这两类因素重构工作需要管理人员事先赋予其一定程度的理性分析结果, 需要人类多元化智慧的全程补充。由此可见, 针对社会保障制度下的公平、效率衔接关联加以有效维护, 将会令原有社会秩序得到进一步协调发展, 使得今后社会财富数量大幅度提升, 社会整体安定协调状态也将延续得更加长久。

二、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下的公平、效率改革活动隐藏的技术性问题提炼整理

我国实质上从经济时代起步阶段便树立起相互对应的传统社会基础保障体制, 表现出低工资、高补贴、高福利的国家-企业-职工统包结构关系, 而农村则是透过家庭保障和集体经济救济端口实施保障效能扩展策略。此阶段, 作为社会保障体制对于职工生活和社会稳定功效开创各类协调支持媒介, 可是因为其间管理者过度关注内部公平、效率调节的均衡特点, 使得平均主义色彩过于浓厚, 对应社会改造动力机制承受百般限制, 而经过改革开放政策大力拓展之后, 涉及我国既有社会保障体制开始决定重新审视内部公平、效率关系结构形态。之后经过将近30年之久的保障机制改革过后, 社会保障效应覆盖面域逐渐壮大, 其间受益人群数量同步扩展, 这部分调节理念已经在国家、社会成员个体责任意识内得到回归性转变, 由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步入全新适应阶段。但是, 其中隐藏的冲突性问题仍旧广泛, 具体细节表现为:

(一) 公平和效率关联问题始终缺乏对应长远指导验证理念的支持

在这类背景影响下, 社会具体保障立法活动明显衍生滞后效应, 使得对应保障机制完善和发展进程难以精准预测。具体来讲,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管理工作处理得极为混乱分散, 而公平、效率问题作为社会制度的核心掌控元素, 其间如若理论缺乏高度统一规范实力, 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工作必然承受不同时期的冲突隐患牵制, 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综合研究工作等。至此之后, 我国社会保障控制目标始终未能得到精准定位, 而改革政策布置前期的计划经济范围下的福利、工资保障政策, 始终关注极端范围下的公平均衡效应。而经过经济改革体制深度贯穿过后, 效率终于被相关管理人员放置在首位, 但是却在无形中增长了国有企业改革配套效应, 一时间令社会保障体制在社会基层人民分配结果公平支撑效能上有所欠缺。如今在进行公平、效率关系问题分析过程中, 十六大报告结果已经对内部效率优先和公平兼顾含义做出了系统规范表述, 同时首次强调效率和公平重新调节的重要性。可是在具体实施改革方案期间, 一类企业对于分配保障创新制度认知和处理能效上都不尽理想, 因为这方面科学分析力度缺失, 使得社会保障机制常常陷入两难境遇。

(二) 社会基础保障制度覆盖范围不全, 难以有机彰显公平、效率协调价值效应

自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 涉及社会保障机制范围下的一个中心、两个确保、三个保障线方案得以顺利实施, 可是现实中截至目前, 有关乡村贫困人口最低保障制度尚未全面贯彻, 城镇部分贫困区在三条保障线左右早已徘徊许久却未曾真正触碰体验。需要注意的是, 此类保障体制引导能效实际覆盖范围将和后期社会基层成员实际缴费结果保持相互因果对应关系, 使得后期工作覆盖面调节难度暴涨, 至于国内部分私营或是国有企业争相运用不同途径进行赖账。在此基础上, 社会保障体制实施主体必须采取高费率进行企业秩序协调, 而大部分地区雇主缴费基本上都会超出员工工资数量整体范围的3成以上, 其中个人三项保险费用缴纳合计数量占据工资数值的1成。就是因为这部分过高的缴费效率一时间令企业人工成本和后期赢利实力全面受限, 因此对应企业主体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参保逃避。在这类状况下, 社会保障体制不管在公平、效率调节层面上都欠缺一定的支撑力度。同时经过既有行政管理体制的交接调试, 使得企业和政府管理范围下的社会保障水准产生了全面变化, 后期各类冲突矛盾必将由此迅速扩展。由于社会保障资金不足, 养老保险的转制成本问题没有很好解决, 个人账户资金挪用作现期支付, 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 据估计空账金额至少在2000亿元以上。由于我国老年社会即将到来, 加上改制不规范, 现行保障制度实际上仍潜伏着很大的风险。

三、系统改革和科学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内部效率、公平统一关联效应的措施解析

(一) 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原则

第一, 全面推动我国社会基础保障体制结构下的法令条文创新规划步伐, 令公平价值效应真正得到法律维护。现如今因为我国始终缺乏高度统一的社会保障控制法律内容, 尤其经过不同区域异质化规范条例交叉执行过后, 尽管灵活性较为可观, 但是后期社会大众分配结果公平效应基本难以全面保证。后期相关规范管理人员的首要任务便是在立法中充分体现公平优先的原则。社会保障立法可根据缓急和难易程度, 制定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法, 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然后以此为基础形成完整的社会保障立法。

第二, 明确政府、企业、个人的责任, 以保证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实现。三者责任的模糊既影响公平, 又有损效率。在财政支出上应该明确区分政府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 在统一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的前提下明确区分中央政府责任和地方政府责任。对于企业, 应该在划清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的前提下, 尽快明确企业的责任并迅速实现企业负担平等化。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按统一的费率标准向所有符合法律规定的企业征收社会保障费, 要体现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明确个人责任。

第三, 不断完善支出结构, 积极推进公共财政建设。美国史学泰斗汤因比指出:“人不仅仅是靠面包过活的。无论人的物质生活可能被提得多高, 也无法治愈他精神上对社会公平的需要。”西方经济学中的“收入外部效应”, 就是指一个人对收入的满足感并不仅仅取决于绝对收入, 同时, 也取决于其相对收入, 即他与其他人的相对水平。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等经济增长理论也告诉我们, 当经济增长总量达到一定水平后, 社会分配应该趋向平等。不公平将鼓励人们不进行“生产性努力”, 而只进行争抢瓜分有限财富的“分配性努力”, 产生“分配性冲突”, 影响投资, 抑制消费, 妨碍甚至破坏经济效率的提高。

(二)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改革和完善保障制度

首先, 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 转变传统的单位福利观念和体制, 剥离单位的社会保障功能, 强化个人自我保障意识,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由国家、单位、个人共担风险的社会保障机制。

其次, 建立收、支、管、投四个环节相分离的管理和运营机制, 向市场化、技术化和经营化方向迈进, 更好地增进社会效率。

最后, 加快社会保障立法工作, 树立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观念, 在更高层次上提高效率。国家必须尽快创造条件, 着手制定统一、规范的社会保障法。

四、结语

综上所述, 面对如今我国基础社会保障制度下的公平、效率衔接关系冲突现象, 相关规范管理人员需尽量在既有法令条文指引方向上, 高度制定并积极实施各种社会保障的单项法律、法规, 在运用中发现问题,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最终建立起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的社会保障法体系。相信长此以往, 必将为我国社会大众基础分配结果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奠定深刻适应的条件。

参考文献

[1]郑秉文.费改税不符合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战略取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0, 11 (05) :77-85.

[2]汤昌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审计月刊, 2010, 20 (09) :78-94.

[3]王艳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再分配职能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 2010, 23 (05) :47-66.

[4]丁建定.略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完善[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1, 20 (05) :108-117.

证券法公平与效率分析 篇6

一、政府干预住房金融的必要性

住房金融市场是住房金融产品交易的场所和机制, 它肩负着为住房消费融资的功能以及对住房市场的调节功能。但现实中的住房金融市场也存在着失灵的问题, 使住房金融市场的功能不能有效地发挥。

1. 住房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在住房金融市场上, 银行作为贷款人与作为借款人的购房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即当购房者向银行申请贷款时, 银行对购房者的还贷能力并不能像借款人自己那样了解其真正的还贷能力。不同购房者贷款人的还贷能力是不一样的, 由于银行很难真正去区分各类购房者的还贷能力, 对不同购房者的贷款风险难以详细区分, 只能根据整个市场的平均风险水平来确定贷款利率和贷款的条件。这种不对称则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 引发道德风险, 因此而增加了交易的成本, 并引发市场的低效率。

2. 住房金融市场的外部性

在住房金融市场上, 其外部性表现为某些住房金融主体的行为活动对整个金融体系以至于整个经济体系造成负面或正面影响, 但却没有承担相应的成本或获得相应的收益。外部效应的存在, 使得住房金融产品的市场供应不能平衡, 只能是过多或过少, 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因此, 政府对住房金融中的外部性问题, 特别是金融风险问题, 必须进行有效的干预。

3. 住房金融市场的垄断性

垄断市场由于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使得产量减少而价格上升, 这在住房金融市场上可能表现为抵押贷款规模减少、贷款利率上升、贷款条件苛刻以及服务质量下降, 结果导致资源浪费和社会福利损失, 加剧住房分配不公, 抑制住房金融业的发展。为了纠正这种市场失灵, 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制定反垄断政策;也可以在保证一国金融安全的前提下, 逐步开放一国住房金融市场, 促进市场竞争;或者采取管制措施进行干预, 包括利率管制和贷款规模管制, 即规定住房贷款的最高利率以及发放贷款的最小规模。

二、政策性住房金融运行目标的多样化

从效率与公平的角度看, 政策性住房金融运行的基本模式可以划分为“效率优先型”、“公平优先型”、“效率与公平兼顾型”三种。

1. 效率优先型的政策性金融运行

作为效率优先型的典范, 美国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主要以私人供给为主导, 政府的角色主要是照顾市场无法满足其住房需求的人群, 如老人、失业者、单亲家庭、外来工等, 他们在劳动市场中已经处于不利地位, 也因此更难以在自由的房屋市场中满足住房需求。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刺激经济的发展, 美国政府利用发达的金融市场与金融机制, 运用抵押贷款方式促进住房建设和居民购买自有住房, 一般可以给买房的居民提供相当于房价70%至80%的住房信贷, 很多中低收入家庭依靠这种信贷获得住房。给买房者以优惠, 包括降低贷款利率和对用来还本付息的个人收入免征所得税。

所以, 美国的政策性住房金融的运行体现的是以市场为主体的效率优先型运行模式, 政府主要是通过提供抵押贷款担保为主要的政策手段而不是直接干预的方式解决居民的自有住房问题, 也就是说, 美国政府对住房金融市场的干预, 注重的是发挥市场的力量, 通过引导市场来实现政府的住房福利目标。

2. 公平优先型的政策性住房金融运行

公平优先型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以新加坡为代表。新加坡中央公积金于1955年建立, 从简单为退休后或不能继续工作的会员提供经济上的保障的强制储蓄, 以人民自力更生为基础, 雇员和雇主根据工资缴纳, 所缴纳的公积金不缴所得税, 存款属于雇员, 存款享有利息, 存款和努力成正比, 雇员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可一次性提取存款的一种制度。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不仅有效地将个人 (每个人对自己的中央公积金存款的安排有很大的控制权) , 同时也把他的家人、他的雇主、社会和政府都纳入到了社会保障中。新加坡公积金的存款来自雇员和其雇主所缴付而获政府豁免纳税的公积金。其公积金缴交率一般是工资的40% (或更高) , 即雇员付20%, 雇主付20%。

新加坡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是以强制储蓄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为基础, 政府全面干预住房金融资金的来源与运用, 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公平原则。

3. 公平与效率兼顾型的政策性住房金融运行

日本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是公平与效率兼顾的代表。其按资金来源可分为政策性金融和民间融资两大类。其中政策性金融, 即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自治团体所提供的住房融资, 在整个住房金融体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日本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是以住宅金融公库为核心主体, 以商业银行为辅助机构, 以公库住房融资担保协会、住房金融普及协会、公库团体信贷特约人寿保险公司为中介服务者的金融组织机构及其体系相互的协调, 兼顾效率与公平。在日本, 凡是居民建造或购买的住房在是国家规定的标准内, 均可向住宅金融公库申请低息贷款, 其平均利率比商业银行的贷款低30%左右, 贴息则由财政部门承担。财政补贴和融资制度是日本建设指导和管理住房建设的重要途径, 不仅个人能申请, 地方政府如住房建设资金短缺也可向公库或公团申请, 而且民营企业也可以通过公库的中长期低息贷款进行各种项目的住房建设。日本的民间金融机构在住房信贷方面也非常活跃, 提供众多的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这样, 民间和官方相互结合, 公平与效率兼顾, 较好地满足了日本住房金融的资金需求。

三、我国政策性住房金融运行目标的选择

针对公平优先、效率优先、效率与公平兼顾三类政策性住房金融运行目标, 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 在住房发展中对效率与公平采取不同的取向, 我国应建立政策性住房金融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运行机制。

1. 发达的住房金融是政策性住房金融发展的先决条件

要解决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 就必须在住房金融的调节中实现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 所以, 必须构建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 即围绕住房由政府发起或支持成立的金融机构体系, 以调控住房贷款规模和结构、提高住房贷款流动性, 实现政府对住房金融市场的政策性促进职能。所以, 建立发达的住房融资体系, 势必能使住房投资资金进入良性循环, 也有助于住房市场合理均衡地发展, 降低住房金融的风险。

2. 政策性住房金融的重点仍应以消费者金融为主

在西方的住房解决实践中, 从20世纪60至80年代也曾有过大量建造经济适用房、低价房的情况。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这种政策己经在西方国家被逐渐彻底抛弃, 已经几乎看不到任何发达国家的政府有直接或间接出面建造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其原因应该是人们逐渐发现这种经济适用房政策效果并不佳, 产生很多的副作用, 存在着重大的内在缺陷。

而与以建造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供应主义路线相比, 许多发达国家住房政策中, 对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支持主要从需求入手, 即, 通过各种形式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来帮助中低收入者提高在住房消费上的支付能力, 由中低收入者自己去选择在市场上的购买或租赁, 自己选择所需要的住房。目前, 我国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以经济适用房为中心的住房金融体系建设已经走到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 充分吸取国际经验, 顺应国际潮流, 建立适应我国经济与社会现实情况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体制。

3. 完善的住房社会保障体系是政策性住房建设金融发展的必要保证

完善住房保障和建立分类住房供应体系是实现住房公平的基础条件。在住房问题解决得好的国家, 无一例外地建立起住房社会保障制度, 形成住房分类供应体系。可以肯定的是, 各国居民中的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低收入阶层, 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经济支持, 是很难解决好住房问题的;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最佳方法, 是实行分类供应, 即对高收入者住房不给优惠, 对中低收入者住房以政策性优惠, 分类供应让居民根据自己的经济收入获得相应的住房, 又能各尽其能, 相比较而言, 优于其他住房供应体系。

4. 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融合

确定适合本国国情的政策性住房金融运行目标, 是关系政策性住房金融发展成效的长远战略问题。要解决住房问题, 增加社会福利, 需要“综合治理”和一系列的适配条件。尽管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是以借鉴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的成功经验为开端的, 但在具体的各个方面却有很多不同之处。我国地域辽阔, 住房市场高度分散, 各地环境与条件迥异, 地价差距很大, 因此我国并不能完全仿造新加坡建立完全公平优先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效率优先的美国模式更加不适合我国, 因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多地少的国情、居民收入结构、金融市场效率等方面的条件与其有明显差异。因此, 现实的选择是效率公平兼顾型的发展模式, 而公平与效率兼顾型模式又有不同的发展道路, 必须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

摘要：相较于居民收入而言, 现阶段我国住房价格较高, 这使得居民购房成为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难题之一。解决住房问题不能完全依靠财政, 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 政策性住房金融的实施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我国的政策性住房金融的运行, 要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 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

关键词：住房金融,公平,效率,运行目标

参考文献

[1]黄小彪黄蔓慧:论政府对住房金融的干预[J].中国房地产金融, 2002 (06) :7-9

证券法公平与效率分析 篇7

所谓的证券市场效率, 通常是指证券市场合理配置资金的效率。美国经济学家威斯特和惕尼克根据证券市场的资金配置功能和市场交易营运能力, 将其划分为证券市场的“外在效率”和“内在效率”两类。“外在效率”指的是证券市场资金配置功能的高低, 其衡量标准是证券市场上相关信息能否及时、准确、完全地反映在证券价格上, 如果证券市场信息能够及时、完全、均匀地披露, 使投资者都能在同一时间获取相同数量、相同质量的信息, 强调信息的充分性和可得性, 从而证券价格能根据信息迅速地进行调整, 证券市场引导资金流向急需融资且资金使用效率最高的企业, 那么该证券市场在“外在效率”上就是有效的。“内在效率”指的是证券市场的交易营运效率, 反映的是证券市场具备高效的组织和服务功能, 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低的费用, 使买卖双方完成交易。如果交易所需的时间过长、费用过高, 则会影响到投资者根据信息调整投资组合, 完成交易的速度, 这将影响到市场的“外在效率”。

2. 证券市场效率的理论基础:有效市场假说

在证券市场发展的过程中, 证券市场效率的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其理论基础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欧根法玛 (E.F.Fama) 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该假说以理性预期为假设前提, “有效”是指证券的价格能够充分、及时、准确地反映市场相关信息, 投资者无法以掌握的信息调整投资策略获得长期超额收益。只要所有与证券相关的信息快速完全地反映在资产价格中, 那么证券市场就是有效的。实际上, 证券市场有效性问题指的就是信息对证券价格的影响问题, 涉及信息内容和速度两方面。

由于信息在证券价格的形成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法码将信息分为反映市场历史交易资料的历史信息, 如以往股价、成交量、收益率等;在市场上公开披露的如公司财务信息和未来前景预测的公开信息;以及只有上市公司内部人员才能获取的内部信息这三类信息。不同信息对证券价格的影响不同, 法码将其定义为三种不同程度的市场效率, 分别为弱式市场效率 (Weak form) 、半强式市场效率 (Semi-Strong form) 和强式市场效率 (Strong form) 。在弱式市场效率, 现期的证券价格完全反映了历史信息, 包括历史股价、成交量、回报率和其他的市场信息。这些信息已被充分披露、分布且被投资者完全利用, 这些历史信息与现在、未来的证券价格无关, 投资者不可能使用这些信息获得超额收益。在半强式市场效率, 当证券价格对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及时、准确地作出调整, 由于信息一经公开, 便反应在证券价格上, 投资者亦无法通过公开的信息获取超额利润。强式市场效率属于最高层次的证券市场效率, 反映的是证券价格完全包含了所有公开的和未公开的公司内部信息, 包括只有上市公司董事会、经理层、财务会计才掌握的信息。在这种市场中, 内幕交易是不存在的, 因为所有信息都是以极低的成本同时披露给每一位投资者, 因而, 投资者也就不可能得到高于平均收益的利润, 在现实中证券市场效率难以达到这个层次。

3. 我国证券市场效率现实表现

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初, 经过将近20年的改革与发展, 已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市场体系,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的问题。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 扫清了市场发展的障碍, 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了重要的一步。但同时, 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 由于市场各个方面监管的不完善、中介机构经营的不合规, 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问题, 严重制约着我国证券市场效率的提高。从证券市场外在效率来看,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不合规、不完整、不真实、不及时, 导致市场投资者交易存在较大的风险;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扰乱了市场秩序, 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切身利益。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问题, 使其难以合理准确地体现在证券价格上, 造成外在效率的低下。

4. 信息不对称影响证券市场的投资效率

证券市场效率的高低, 很大程度体现在证券价格上是否充分完全地反映了市场的各种相关信息, 包括宏观方面的经济、政治局势、社会文化、外交状况和微观方面上市公司本身的经营业绩、财务状况、预期发展前景等等。信息披露体制的不健全,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不完善, 信息不对称现象, 使证券价格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市场信息。价格的扭曲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影响到资源配置功能, 导致证券市场效率低下。

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其产生的原因来看, 上市公司与证券市场其他相关主体相比, 是信息的优势方。上市公司对其本身筹集到的资金的使用去向、公司的经营业绩、成长前景、以及面临的投资风险等方面信息的掌握程度, 是远远大于证券机构和市场投资者的, 后者对公司信息的了解只能通过公司的每季度、每半年、每年披露的财务报表。各个投资机构即使花费巨额成本也不可能获得上市公司真实的运营战略计划。由于信息占有的优势, 一些和上市公司交往密切的相关利益主体, 可能比一般投资者更早一步得知重要信息, 提前买入或卖出股票, 待消息正式公开时, 从证券价格异常波动中获取收益, 也就是所谓的“内幕交易”。

市场信息不对称表现在理性的投资者与噪声交易者 (非理性的投资者) 之间的博弈, 导致市场效率的低下。当证券市场相关信息发布时, 理性投资者基于信息的分析判断, 调整投资组合, 而噪声交易者基于对信息错误、非理性的判断进行操作, 会使证券的价格进一步偏离价值, 结果证券价格并非如理性判断那样发生预期逆转, 反使理性投资者亏损。占市场主导的噪声交易者操作所造成的风险施加在理性投资者身上, 后者的分析必然要考虑前者的操作行为才能获利, 这可能促使部分理性投资者变成噪声交易者。从整体上看, 这种不对称信息会引发市场运行机制的扭曲, 证券市场运行效率的低下。

5.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提升证券市场效率

信息披露是有关企业在申请证券发行、上市以及证券交易过程中, 依照证券相关法律、证券交易所、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通过一定的方式, 向社会公众公开反映公司经营状况和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信息披露制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其核心是改变证券市场上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建立一个完善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 有助于极大地提高证券市场效率。

5.1 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需要遵循及时性和完整性的原则。信息披露主体要将与公司有关的重要信息, 包括重大事件的发生, 公司经营方针的变化, 新投资项目的引入等对股价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及时地通告市场, 使投资者快速作出投资选择。就信息的完整性来说, 这几乎是世界上所有证券市场对信息的首要原则, 它要求披露的证券信息真实准确地反映事实, 并且在信息出现变动时, 有关负责人要及时予以更新。要及时性和完整性地保证证券市场公平、高效、有序地运行。

5.2 强化证券中介机构的责任

在证券市场, 上市公司是信息的优势方, 各类投资者, 尤其是大量中小投资者, 是信息的劣势方。证券中介机构, 承担着保证信息质量的重要任务。中国的证券中介机构, 如会计师事务所, 其违规的成本很低, 应严格规范证券中介机构制度, 对违背职业操守的会计师及事务所给予严厉的惩罚, 必要时取消其执业资格。建立注册会计师民事赔偿机制、中介执业审查机制等, 以足够高的代价和成本规范中介机构的职责, 使证券中介机构客观、公正、独立地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监督, 保证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通过各方监督机构的努力, 实现透明化、规范化的信息披露, 消除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5.3 强化信息披露中的监督机制

注重信息披露过程中的监督工作, 发挥证券监督委员会、证券交易所以及证券中介机构的作用, 全面监督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有效性和完整性。规范信息披露的时间、方式、内容的选择, 防止信息欺诈行为。信息披露的内容大多与财务有关, 财务会计标准成为信息的重要衡量指标。国际上将美国通用会计标准GAAP用于在本国上市的公司, 将国际会计标准IAS用于外国上市的公司。如今, 海外上市已经十分普遍, 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采用国际通用的会计标准。会计标准的规范和统一, 有利于监管标准的趋同, 从整体上可以提高监管效率和信息质量。

参考文献

[1]王铮, 王紫怡.我国证券市场效率相关问题探析[J].中国商界, 2008, (9) .

[2]何兴旭.信息披露与证券市场效率分析[J].商场现代化, 2008, (6) .

[3]解保华.中国证券市场的效率分析[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1.

[4]何晓雷.证券市场效率与信息:理论、实证及政策建议[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0.

证券法公平与效率分析 篇8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 积极参与世界分工并于2001年加入WTO。通过相关数据显示, 1978年至2008年, 我国进出口总额年平均增长达到41.96%, 其中2007年进出口总额更是突破两万亿美元达到21 738亿美元, 同比增长23.5%, 2008年进出口总额25 616亿美元,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的2009年, 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也达到了22 073亿美元。但是在我国外贸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国外针对我国产品的“双反双保” (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别保障措施) 、技术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社会责任标准等贸易摩擦不断增加。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也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

1 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改革历程综述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在多年的探索中不断改良和完善。从建国初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统制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发展到今天贸易自由化的新阶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道路, 并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纵观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

1.1 高度垄断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 (1949~1978年)

1949年,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最终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9月, 各党派人士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其中也确立了中国最早的对外贸易基本国策即国家统制。建国以后,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 在对私营工商业完成改造之后, 我国开始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 并由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各外贸公司统一经营。1958年, 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的决定》与《关于贸易外汇体制的决定》, 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我国当时高度垄断的对外贸易体制[1]。

这种体制的建立在建国初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 同时, 在百废待兴的背景下有利于中共中央对我国外贸的管理。但是, 由于长时间的应用, 直至改革开放, 使得这种外贸管理体制弊病丛生, 高度垄断扼杀了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 企业也缺少自主经营机制, 造成地方没有发展对外贸易的积极性, 国家背负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时代要求我国必须对这种高度垄断的外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1.2 对外贸易经营权逐步下放 (1979~1987年)

1979年, 我国扩大了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贸易经营权, 准许两省可以自由安排和经营本省的对外贸易, 并设立地方外贸公司。而其后该政策得到全面推广, 各省市相继成立自己的外贸公司从事进出口业务, 并且一些中央部委也加入其中。同时, 改进技术和多数产品的审批权悉数下放, 甚至还给予了地方政府一定比例的外汇留成[2]。在这一阶段, 虽然进出口经营权的下放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但由于其仍然处于国家计划经济之下, 并没有改变我国当时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 政府垄断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从根本上也没有产生变化, 仅仅是中央垄断被地方垄断所代替而已, 而且也不能解决当时出口亏损严重的问题, 国家财政负担日益沉重。

1.3 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 (1988~1993年)

1987年, 我国开始对部分外贸企业公司进行经营承包制试点。1988年, 在承包基数内由中央定额补贴的基础上, 全国外贸总公司、工贸总公司及地方政府分别向中央政府承包出口收汇和上缴外汇指标。承包合同期约三年。承包指标再层层往下分解到外贸经营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 盈亏由各单位负责。在轻工、工艺、服装行业, 国家则取消出口补贴, 完全实行自负盈亏。并于1991年至1993年新一轮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中, 国家对企业出口补贴全面取消。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施, 打破了由国家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经营模式, 外贸公司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可以独立进行外贸经营, 这一阶段是我国外贸管理体制改革道路上的显著标志。

1.4 开放外贸经营权 (1994~2003年)

1993年11月, 中共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方向即“统一政策, 放开经营, 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 推行代理制”。从1994年开始, 除了极少数重要商品由指定外贸公司经营外, 对外贸易领域全部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企业真正成为了市场经营的主体, 除了法律法规规定的特殊情况外,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实行自由[3]。在外汇管理上。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单一汇率制度的实施, 国家取消了外汇留成制度, 实行结售汇制度。在这一阶段, 可以明显看到我国已经开始向贸易自由化过渡, 但是增加了非对外贸易经营权企业的外贸业务成本, 同时也为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企业利用代理特权坐收代理费大开方便之门。

1.5 贸易自由化 (2004年至今)

2004年7月1日, 我国新《对外贸易法》颁布实施, 标志着我国进入贸易自由化阶段。对外贸易经营权范围空间扩大至所有企业和个人, 对外贸易审批权寿终正寝, 而代之以备案登记制度。在具体经营范围方面, 新法强调“国家准许货物与技术的自由进出口”。同时, “国家可以对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 “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只能由经授权的企业经营”, 对于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和经授权的经营企业则实行公开透明的目录管理。新法只对极少数涉及国家安全的限制进出口商品实行配额管理和许可证管理, 对部分进口货物实行关税配额管理, “进出口货物配额、关税配额, 由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其它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和效益的原则进行分配。[4]”

2 结论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 我国对外贸易体制得到不断完善、不断发展, 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在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中智慧的结晶, 也是在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过程中, 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正确的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结果。十六大以来, 党和政府在关注效率的基础上越来越关注社会公平, 并正在着手解决社会上的不公平问题, 如十七大就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解决公平问题的途径不仅仅只是分配上的公平, 更重要的是制度公平。纵观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数十年历程, 可以看到其与其它体制改革一样, 是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 从缓解内外部压力的不自觉或“摸着石头过河”到向以WTO制度框架为核心的国际规范的主动靠拢的过程, 这中间也经历了一个先易后难、先表象后实质的渐进式过程。

从高度垄断的外贸管理体制到现如今贸易自由化, 更加体现出市场的基础性地位, 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我国市场经济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打下坚固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黄晓玲.中国对外贸易概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3.123.

[2]宋卫刚.中国贸易安全危机思考[J].决策与信息, 2006, (1) .

[3]姚景源.中国经济形势展望[J].中国对外贸易, 2004, (2) .

[4]李佩林.我国贸易顺差的态势分析与政策建议[J].大经贸, 2007, (7) .

改革：公平与效率的兼顾 篇9

那么，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和险阻？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又指向何方？

中国的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内涵是法制、平等、信用，这些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素，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走出一条发展自己经济的道路、发展国有企业的道路。

本届中国政府的第一份工作报告，把深化改革放到了突出位置。而作为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在进行的国企改革，依然是改革的重点。政府面临着一个困难的选择：颠覆性的改革，势必带来的短期社会、经济成本上升，而不改革，则会引发长期的经济增长困难。中国现阶段的国企改革要取得新的突破，国资改革的配合是不可或缺的。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与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近几年国企改革与发展的步伐放缓。社会上对国企的地位、作用和贡献也出现了争议。之所以国有企业被人诟病，主要是因为国有部门资本投入过多而生产率偏低，民营企业虽然生产率较高，但是却因为面临种种约束而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资本在国有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存在严重错配，这导致了整个社会效率的下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提高效率，国企改革遭遇的瓶颈是用工、薪酬、治理等机制方面无法获得突破。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一个效率如何提高的问题。同时，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破除国有企业的垄断可以营造一个更加公平、透明、公正的一个市场竞争环境。这其实对国有企业本身也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改革的压力。中国的改革应该从过度的追求效率转向公平与效率的兼顾。

目前，无论是“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还是“贵州产权制度改革打头炮”，只有国企改革要国资改革要并行，才能真正如中国总理李克强所说的那样更大地“释放改革的红利”。

效率与公平 篇10

危机,“白条市场”与《泡沫法案》

16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正处在“重商主义”当中,在这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对原始资本的积累。在看似繁荣的资本主义扩张中,连续三次引发了金融危机,随即是股票市场的大崩盘。

其中影响较大的要算是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在1720年之前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以后欧洲的经济体系和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法国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常备军,对外推行侵略政策,与西班牙、荷兰等国发动参与了一系列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导致法国国库空虚,政府债台高筑。所以当时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欧洲各国政府在这一时期为了掠夺殖民地的黄金白银,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当战争债券陆续到期时,还是还不起钱,所以只好“打白条”。此后人们把这些摞成一堆还不了款的“白条”债务就叫做“存量”。当时的法国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但债务到最后还是要还,于是当时货币理论的一代怪才约翰·劳的建议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就是要建立一个“市场”卖掉“白条”,这个“白条市场”就是今天股票市场的雏形。

但是,如何赋予“白条”价值,让人们去购买约翰·劳认为“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它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未来的现金流就是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在这期间“东印度公司”不断向社会发布虚假信息,过分夸大公司在海外的实力,劝告公众购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再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就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而引发了人们疯狂的投机行为。虽然短期经济飞速增长,金融市场繁荣,但随着东印度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泡沫随之破裂,引发了“密西西比金融危机”。即法国之后,欧洲各国竞相效仿,最终爆发了英国“南海泡沫”等三次金融危机。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金融市场的本质。1720年英、法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政府则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一百年之久。而法国由于很多公司是向银行借钱炒股票,所以法国政府禁止银行这个词150年之久。

“重商主义”在这个阶段似乎走到了尽头,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在当时的环境下应运而生。1776年,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表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这就是当时的民营化和市场化。

亚当·斯密提出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以强大的法律为支撑。否则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就会出现“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现象,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当时的欧洲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根源,就是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867年,在《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横空出世,创造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是社会不公产生的根源。他理想中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就是在保证初始机会人人平等的条件下通过外在条件的改进提高效率。《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

公平,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

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追求财富的同时,如何保证初始机会的公平,这一切必须以强大的法律体系支撑。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英国大法院开始研究衡平法,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础。普通法系所追求的,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

现在世界存在两大法律体系:英美法系,也称普通法系,另一个是大陆法系。说到两大法系的区别很多人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但给人最直观的认识是在美国电影中,法庭上律师在陪审团面前唇枪舌剑的辩论,而陪审团的存在正是普通法系的重要标志。在面对案件的审判,大陆法系的法官在确定事实以后首先要考虑的是法条的规定,根据案件情况找到相关的法律解释,以求法律的绝对公平。但是在审判的过程中,很多案件无法在现有的法律中找到依据,甚至钻了法律的空子,例如当初一些公司的欺诈事件因为找不到相关的法律依据而逃脱惩罚。

普通法系是如何把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普通法系法官在确定事实之后,首先考虑的是以往类似案件的判例,将本案与判例加以比较,从中找到本案的法律规则,而且陪审团态度对案件的判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律师要说服陪审团是关键。陪审团的成员都是普通的民众,他们也许没有很高的学历,甚至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的道德是非观点来自于周围人的熏陶,是这个社会的缩影,比如面对企业欺诈事件,不需要知道哪条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只要你进行了欺诈,就是不对,就是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是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

除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种新形式的平等之外,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却一直存在,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美国在1890年颁布《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所以欧美各国在法律层面上,寻求一种公平,化解贫富差距。

《反托拉斯法》这种维持公平的精神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很多企业家都会热心于慈善事业,捐出财富成立各种基金会,因为他们认为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努力以外,更是整个社会的哺育,所以取之于社会,就要反哺于社会。

一个国家要想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就要缩小贫富差距,藏富于民。现在每一个消费者通过保险金、各种福利和股票市场,将他一生的财富寄托在未来的现金流当中。由于人口不断膨胀,所以资金的投入是不断的增加,它反映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美国的严刑峻法下不得不有的信托责任使公众得到回报。那么在退休之后,就老有所养,老有所终。

如何创建一个公平的财富再分配市场?美国政府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职业经理人,他就必须披露企业正确的信息。政府通过一系列法律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而且确保他对公众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

用严刑峻法的方式,保护弱势团体,保护全国老百姓,以民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战的。每一位公民的财富通过保险金,股市的再分配,美国的股民通过他所赚的一块钱,通过市盈率而放大到三十倍,真正做到了藏富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