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平的算式

不公平的算式（共9篇）

不公平的算式 篇1

摘要：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微观数据,测算中国居民收入分布的公平不平等与不公平不平等程度,并衡量不同环境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结果显示:中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个体不能控制的环境因素导致的不公平的不平等,公平的不平等占总收入不平等的比重不到15%。其中,出生地、性别和户籍等非责任变量对不公平不平等的贡献最大,性别歧视、城乡失衡和区域不均衡是导致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据此,政府应加大对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调节力度,当前的重点是通过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调整,弱化和消除性别歧视、城乡失衡和区域不均衡等问题。

关键词：公平不平等,不公平不平等,努力,环境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是否都需要政府通过再分配政策进行干预和调节? 一直以来,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都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 事实上,回答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判断收入不平等中是否存在合理或公平的部分。 如果收入不平等是公平的,则社会能够接受和容忍,显然也就不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干预和调节。 那么,是否存在公平的收入不平等? 如果存在又该如何对其进行测度? 亚当斯提出的公平理论认为, 公平的收入不平等是存在的,如果个体获得的报酬与其付出的努力相比是合理的,则其收入就属于公平收入,公平收入分布的不平等即为公平的不平等;[1]Roemer提出了测度机会不平等的经济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将影响个体收入的变量区分为努力因素与环境因素,前者是个体可以控制从而可以为之负责的变量;后者是个体无法控制从而不需要为之负责的变量。[2]Roemer的这一分析框架为测度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思路,即只要能够明确区分努力变量和环境变量, 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是可以衡量的。 陈东和黄旭峰根据这个思路分析了机会不平等,但是在比较机会不平等与实际收入不平等的偏离时采用的方法较为简单,难以反映两者实际偏离的程度。[3]Jenkins和Higgins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方法来测度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他们首先构造了一个“反事实”的公平收入分布,进而通过比较公平收入分布与实际收入分布的偏离,分离和测算出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的程度。[4]

本文以上述研究的思想为基础, 借鉴Cappelen和Tungodden的方法, 对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进行测度,并对其进行分解,识别不同环境因素对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5]

二、测度方法

为准确测度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 首先必须明确区分影响个体收入的努力因素和环境因素。 Cohen[6]和Roemer[2]提出应以个体能否控制作为划分努力和环境变量的依据。 根据这一原理,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性,我们选择居民个体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单位所有制类型作为个体可控制的努力变量,居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调整和改变自己的教育程度和工作单位,记为xiR(R=1,2);选择性别、出生地、户籍、父亲工作单位、父亲最高教育水平以及家庭年收入作为个人不可控制的环境变量,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户籍状况、出生地或家庭背景,记为xiNR(NR=1,2,3,4,5,6)。

构建居民个体的收入决定方程:

其中,y是居民收入;xiR是个体努力变量向量(责任变量);xiNR是个体的环境变量向量(非责任变量);εi是随机误差项;其余是待估系数。

根据公平收入的对等原则,公平的收入分布应等同于个体的应得收入分布,所谓“应得收入”是指与个体自身努力程度相匹配的收入。 比如,如果受教育程度是决定收入水平唯一的努力变量,则个体的应得收入就应与其受教育程度相匹配。

对每个个体i,定义其应得收入为:

式(2)的含义是:令全体居民都付出与个体相同的努力水平,但令其各自处于自己的外部环境中,计算在这一假定下每个居民的收入水平f(xiR;xjNR)(j=1,2,…,n),求取这一收入分布的平均值,即为个体i的应得收入。

定义个体i的公平收入水平:

式(3)的含义是:以个体i应得收入占全体居民应得收入总额的比例为权重,将实际总收入中的对应比例配置给个体i,即为个体的公平收入i。 应得收入g(xiR;.)和公平收入zi的区别是:g(xiR;.) 加总后的总额有可能会超过实际收入总额,比较g(xiR;.)收入分布和实际收入分布的不平等时,有可能无法剥离出收入增长的影响;而zi加总后的总额必然等于实际收入总额,因此两者之间不存在总收入的增长,可以确保我们考察的是纯粹的分配问题。

如何度量实际收入与公平收入的偏差呢?Cowell提出一个由广义熵指数发展而来的度量指标,能够较好地度量两个分布的变化。[7]该指标的公式如下:

其中,yi为个体i的实际收入,zi为个体i的公平收入。 系数 α 表示的是指标J对分布f和z的不同部分的敏感性:当 α 取正的较大值时,指标J对分布的上尾部分比较敏感;当 α 为负值时,则指标对分布的下尾部分比较敏感。

当个体的收入完全由环境因素决定,则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应视为不公平的。 此时,居民的平均收入就相当于公平收入(也就是说,既然收入都是由非责任因素决定的,那么公平的分配模式应该是所有人获得相同的收入), 任何与平均收入的偏离都是不公平的。 如果将式(4)中的公平收入替换为平均收入, 则J指标就等同于测度单一收入分布不平等程度的泰尔指数,衡量的是所有个体实际收入与平均收入的偏离程度。 定义这一指数为JαGE。

当个体的收入不仅由环境因素决定,还取决于个体努力程度时,可以根据式(3)测算出公平收入。当式(4)中的zi为个体的公平收入时,指标J度量的是实际收入与公平收入偏差值的不平等程度,即完全由环境因素决定的不公平的不平等。 定义这一指数为JαF。 因此,环境因素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即为JαF与JαGE的比值。 此外,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环境因素中具体包括的变量,从而根据JαF与JαGE的比值的变化来考察不同环境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 定义:

式(5)中 Ф 衡量的是总收入不平等剔除由环境差异导致的不平等后的剩余部分,可以视为由努力因素导致的不平等,即公平的收入不平等部分。

基于上述方法, 我们采用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微观入户调查数据,测算中国居民收入分布的公平的与不公平的不平等程度,并衡量不同环境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以期为政府有针对性地设计收入再分配政策提供定量依据。

三、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一)数据处理

为确保实证分析具有可行性以及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对CGSS数据样本做相关限定和处理。一是将样本对象限定为年龄在25~55 岁之间的个体。 因为25 岁之后无论居民的学历如何,大部分个体均处于工作状态, 而25 岁之前大部分个体处于非工作(在校学习)状态。 并且由于我国女性的退休年龄为55 岁,限定样本对象为55 岁以下可以有效避免样本中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 二是将变量具有缺失值或未应答值的对象剔除。 三是删除了某些变量的异常值, 比如删除父亲教育程度是 “私塾”和“其他”两类、户口登记状况中是 “军籍” 和 “ 没有户口”的个体。 最终采用的样本量为1902 个。

(二)变量选择

我们选取居民个体的收入水平作为收入决定方程的被解释变量, 在CGSS中个体收入等于个体职业收入与非职业收入之和。 遵循既有做法,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性,选择如下变量作为收入决定方程中的解释变量:(1)努力变量,即个体能够控制从而可以为之负责的变量,具体包括个人最高受教育程度、个体工作单位或公司的所有制类型;(2)环境变量, 即个体不能控制从而不应为之负责的变量,具体包括性别、出生地、户籍、父亲最高受教育程度、14 岁时父亲工作单位或公司的所有制类型。①其余变量的含义以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参看表1。

四、实证结果

(一)收入决定方程的估计结果

根据式(1)和表1 中的变量,具体构建如下收入决定方程:

其中,lny为个体收入的自然对数;gender为个体性别;age和age2分别为年龄和年龄平方,之所以将平方项引入是为了考虑可能存在的收入的“生命周期”效应,即在年轻时收入偏低,中年时收入偏高,退休后收入又偏低;birplace为出生地;hktype为户口类型;work和f_work分别为个体及其14 岁时父亲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edu和f_edu分别为个体及其父亲的最高受教育程度。εi为随机误差项。其余为待估系数。

表2 汇报了个体收入决定方程的估计结果。 考察努力变量对个体收入的影响。 结果显示,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对其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没有工作的样本个体相比,学历越高的个体平均收入越高,拥有大学及大学以上学历的个体相对而言平均工资最高,由此表明目前在中国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具有较高的回报率。 与在国有或国有控股单位就业的个体相比,在集体所有或控股单位就业的个体显著具有更低的收入水平,而在港澳台和外资单位就业的个体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30 年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日趋完善,外资企业较好的经济效益保证了其职工获得更高的工资薪金,而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国有企业的利润水平不断提高,也为其职工获取更高的收入创造了条件,而集体所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则不具有规模优势和政策优势,与外资企业相比又不具有体制和市场优势,从而导致其职工工资和待遇相对偏低。

考察环境量对个体收入的影响, 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出生地对个体收入有显著的影响。 (1)女性的收入水平显著低于男性,表明目前中国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这从某些单位和产业在招工时对女性设置显性或隐性 “门槛”中可以得到印证。 (2)年龄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呈现“倒U” 型的特征, 个体收入水平随年龄的增长先增后减。 (3)与出生在东部地区的个体相比,出生在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具有显著更低的平均收入。 (4)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相对于农村户籍居民而言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但是这一效应并不显著,由此表明拥有农村户籍相对于城市户籍来说收入虽然依旧处于劣势水平,但这一情况目前有所缓解,这与近年来对农村和农业的补贴力度加大、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逐渐改善等公共政策偏向有关。 (5)父亲的工作类型和教育程度对子女收入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有意思的是,父辈在国有或者集体所有的单位工作比在私营、民营或者外资单位工作对子女收入水平具有更大的正向影响,这与个体单位所有制性质对收入的影响效应恰好相反,反映出改革开放背景下两代人在不同类型单位之间收入地位的改变。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二)公平与不公平收入不平等的测算结果

基于上文的式(2)和式(3),对居民个体的公平收入进行具体测度。 首先,利用对数线性收入决定方程,界定应得收入:

利用应得收入,构建公平收入的测算公式:

从式(8)可以看到,公平收入是以个体应得收入在应得总收入的占比为权重,对实际总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而得到的。 基于式(4)、(5)、(8)并利用上面的收入决定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测算公平收入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结果如表3 所示。

从表3 可以看到,当努力变量包括个体工作单位所有制性质和最高受教育程度时,环境变量能够解释的收入不平等(不公平的不平等)占总收入不平等的比重达到了85.58%或89.28%, 由此判断当前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绝大部分是由个体不能控制的环境因素导致的,由个体努力差异导致的合理的不平等(公平的不平等)仅占总不平等的10.72%或14.42%。

考虑到个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户籍状况,因此也有研究将户籍视为努力变量。 为考虑这一因素对测算结果的影响,我们也将户籍类型作为努力变量引入模型,由此获得的测算结果并无明显改变。 增加一个努力变量后,不公平的不平等占总不平等的比重依然超过85%。

(三)不公平不平等的分解结果

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不同环境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从不公平的不平等指数中分解出来,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I(f)是实际收入分布的不平等指数(后文我们同时考察基尼系数、泰尔指数);I(c)是剔除特定环境变量影响之后的收入不平等指数。 因此,I(f)-I(c)衡量的是所剔除的环境变量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Ω 衡量该变量的相对贡献。 表4 汇报了不同环境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 表中数字为I(c)的计算结果,括号中的数字为 Ω 的计算结果。 可以看到,无论采用哪个不平等指数,出生地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是最高的;其次是性别和户籍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 这说明地区、性别和城乡差距是中国当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而父亲教育、父亲工作类型的贡献较小,说明在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上一辈的经济社会状况对子女收入的影响逐步弱化。 这些结论与上文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注:括号里面为 Ω 值。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微观数据, 在明确区分影响个人收入的责任变量(努力)和非责任变量(环境)的基础上,测算中国居民收入分布的公平不平等与不公平不平等程度,并衡量不同环境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 实证结果显示:第一,不公平的不平等占总收入不平等的比重超过85%,公平的不平等占总收入不平等的比重不到15%,当前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绝大部分是由个体不能控制的环境因素导致的;第二,在影响个体收入的环境因素中,出生地、性别和户籍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 由此表明,地区、性别和城乡差距是当前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由于绝大部分居民收入不平等属于非责任因素导致的不公平的不平等,因此加大政府对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调节力度是极有必要的,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 当前的重点应该是通过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调整,弱化和消除由性别歧视、城乡失衡和区域不均衡等问题导致的居民收入不平等。

参考文献

[1][美]亚当斯,罗森鲍姆.工人关于工资不公平的内心冲突同其生产率的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Roemer John E.Equality of Opportunity[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3]陈东,黄旭峰.机会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收入不平等?[J].经济评论,2015,(1):3-16.

[4]Jenkins Stephen P.,O'Higgins Michael.Inequality Measurement Using“Norm Incomes”:Were Garvy and Paglin onto Something after All?[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1989,(3):265-282.

[5]Cappelen Alexander W.,Sorensen Erik.,Tungodden Bertil.Responsibility for what?Fairness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10,(3):429-441.

[6]Cohen G A.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J].Ethics,1989,(3):906-944.

[7]Frank A.Cowell.Measures of Distributional Change:An Axiomatic Approach[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5,(1):135-151.

不公平的算式 篇2

2、有了你，我迷失了自我。失去你，我多么希望自己再度迷失。

3、我爱你长长久久

4、年轻人说：“爱情是一个最伟大的魔术，可以使顽石点头铁树开花。比如古希腊有个雕塑家叫皮格马利翁，他爱上了自己雕塑的一尊少女石像，从此神不守舍，心往神飞，天天守着那少女石像，拥抱她、亲吻她，和她说悄悄话，求她嫁给他。果然，精诚所至，顽石点头。一天，这石头雕的少女居然活了，还毫不犹豫地投入了雕刻家的怀抱！怎么样？爱情是什么？难道不是一首最美丽的歌？一幅最迷人的画？一片最多情的海？”

5、展博，你是一个男人。是男人就不要像女人一样陷入这种牛角尖。她说她不清楚要什么，这只是表面现象。如果这样东西是一个男人真心送给她的话，就被赋予了附加价值。比如说，浓浓的情意，那么这样东西就比另一样更加珍贵。

6、你是落日弥漫的橘天边透亮的星。

7、走在一起是缘分，一起在走是幸福。

8、爱，是牵挂着的辛苦；爱，是思念着的孤独；爱，是相拥着的幸福，爱，是天长地久的守护；爱，是我对你默默的思念。

9、※丶他深知我爱他VS她深知我爱她

10、你不知道，我的心情一直被你左右。有时候，躲避是为了让自己不那么失望。

11、无论是恋爱还是分手，女人最爱问的就是为什么。似乎找到原因才能接受结果。但这不过是给了别人撒谎的机会。爱情是一件只重结果不重理由的事。就算找出天大的借口，分手就是分手，没差别。要记住，当一个要离开你，他说的任何理由都是谎言，唯一的真相就是，他不爱你了。——陆琪

12、本来打算告诉你当你不在我身边的这段时间里，我遇到的所有糟糕的事。但最后，我只想告诉你，我很想你。

13、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14、谁是谁生命中的过客，谁是谁生命的转轮，前世的尘，今世的风，无穷无尽的哀伤的精魂。

15、每个人都有过经历爱情的机会，但每个人对于爱情的感受会有不同。

16、肖晨经常打电话给小小，叮嘱今天有雨，别忘记带伞；天气变冷，记得多穿点；胃不好，不许贪凉……遇到肖晨很得意，或者很郁闷的事情，都会找小小出来，在极其安静的小酒吧喝酒、聊天。小小还如从前一般，越加的喜欢，越加的依赖肖晨。一切的一切，安静、有条不紊。让人安逸的毫无防备。每日里，等待肖晨的电话，等他不变的问候，等他来找她，成了小小在陌生城市，生活下去的唯一支柱。

17、不要在镜前去陶醉你的外在美。

18、后来也就不说话了，喜欢把事情放在心里慢慢发酵，所有的沉默都成了自我保护的独家武器，面对再热情的人情与世事都难以感动，突然发现，我的孤独与他人无关。

19、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会永远等着你的。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总会有这么一个人。

20、纯洁的散文爱情散文：纯洁

21、“我以后可能会爱上别的女孩。”“嗯...”“她可能会轻轻地叫你一声：妈妈！。”

22、爱情既是友谊的代名词，又是我们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可靠保证，爱情是人生的良伴，你和心爱的女子同床共眠是因为共同的理想把两颗心紧紧系在一起。

23、寂寞就是你说话时没人在听，有人在听时你却没话说了。

24、傻傻的对你说爱丨乖乖的聆听表白

25、我怕相爱太深、不能跟你终身

26、人生最宝贵的不是时间和金钱，不是权力和地位，不是名誉和事业，而是亲情和友情。亲情和友情是千百年修来的缘，在大千世界纭纭众生中，能相亲相爱，相见相处，是多么难得的缘份，愿每个人都能珍惜这份缘份！缘到，报之以欢笑；缘散，报之以不厌。

不公平现象对创新的影响 篇3

目前我国社会中突出的影响创新的不公平现象

1. 差距加剧与社会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 在优先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下, 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 在社会公平方面的显著变化是随着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的逐渐退出, 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空前高涨, 社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但另一方面,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相互交错, 人群之间特别是城市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社会创新资源培育的重要因素。

根据《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 尽管中国人类发展取得明显进展, 但社会不平等问题仍很突出, 并有进一步加剧的倾向。其突出表现为:在收入分配、财富分布、就业和工资待遇、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分配、公共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税收和财政收支等方面存在着城乡、地区、性别、行业之间的巨大不平等。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8月发表的研究报告《亚洲的分配不均》指出, 在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22个亚洲主要国家中, 中国的贫富差距排在首位;从1993到2004年, 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3, 接近拉美地区水平;其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 达到11倍, 远高于其他亚洲国家。因此, 亚行提出, 中国需要减少不平等, 实现包容性增长。中国社科院经过数年跟踪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也显示, 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为世界最高。从现实情况来看, 我国近年来的社会分化剧, 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十分严重。一面, 我国出现了一个遭到社会广泛诟病显富阶层, 另一方面, 我国还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各类社会弱势人群和贫困人口。这些人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 其基本的生活权利、健康权利和发展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

那么, 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是如何造成的呢?从根本上说, 造成上述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所有制结构改革和分配机制的变化, 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确立, 使得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得以先富起来。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 除了上述制度性创新的因素之外, 资源分配上的机会不平等和不公平竞争等因素在造成我国社会的不平等格局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2. 机会不平等与不公平竞争

从近年来看, 我国社会中的机会不平等和不公平竞争的问题仍然很严重, 其不平等程度并不亚于人们在收入和财富方面的差距。这种不公平已经成为制约社会的创新资源投入和创新动力的主要障碍。

首先, 不同人群在生存和发展机会方面存在显著不平等, 这造成了人们在竞争起点上的先天鸿沟, 剥夺了一部分人创新潜能的发展机会。以教育为例, 我国的义务教育资源投入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分配存在严重不平衡, 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沿着直辖市市区→直辖市县→一般市区→一般农村的顺序依次降低, 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十分匮乏。与之相应, 高等教育机会在区域之间的分配也严重不平等, 2007年, 海南省的高考录取率达到85%, 上海市达到84%, 而贵州、甘肃等省则仅为43%, 高低相差约一倍。在公共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格局同教育机会一样, 几乎同样严重。这些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实际上预示着不同人群在发展机会和竞争起点的先天不平等。相对于财产和收入的不平等, 机会不平等是目前中国更为严重的问题, 也是更难以为民众接受的社会问题。近年来, 我国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使得教育和健康领域的不平等问题进一步突出, 教育支出和大病医疗费用成为许多家庭致贫的诱因, 也是制约农村和落后地区靠创新求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次, 相比能力和投入, 身份归属因素在收入分配中仍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据有关研究, 城乡差距以及垄断行业工资增长过快所导致的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是造成收入差距增大的主要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 垄断行业与制造业和农业在工资收入上的差距近年来不断拉大:1980年, 电力、金融等垄断行业与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的比例为1.4和1.0, 该比例在—年间浮动不大, 年为1.3和1.0, 但到2005年, 该比例提高到了1.6和2.0。如果进一步按行业细分, 行业间的工资差距更为显著, 2006年证券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农业的近10倍, 是纺织业的近8倍。而实际的收入差距可能比这些统计数据显示的更为巨大。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年中国统计年鉴, http://www.stats.gov.cn/tjsi/ndsj/

再次, 从竞争过程来看, 权力、“关系”等因素仍然对竞争结果起着重要影响。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 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 起点不公平更为严重, 过程的不公平最为严重, 其中, 利用权力干预资源分配、干预市场运行以及与权力相关的收入差距悬殊在今天仍是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不但给部分官员创造了寻租的机会, 也使得竞争结果或多或少存在着与权力、“关系”、财富等因素挂钩的现象, 造成竞争主体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平等, 履行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不平等, 竞争结果不公平。比如, 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市场环境、融资、政府支持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通过关系或贿赂官员低价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 大型项目审批和投标中的权钱交易等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 但收入差距本身并不是导致社会不公平感的最重要根源。权力、职业和行业被公众认为是导致当前中国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三种主要因素, 其中, 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3种不公平现象”, 大约六成的人 (61.5%) 选择了“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 同时大约三成的人选择“因职业造成的不公平” (29.1%) 和“因行业造成的不公平” (27.9%) ;另外选择比例较高的还有地区因素 (24%) 、单位因素 () 和学历因素 () 。调查显示, 人们心目中的不公平现象, 主要来自竞争中的非市场因素和非能力因素。这也说明, 对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政策而言, 加强竞争的公平公正比追求结果平等更为重要。

3. 数字鸿沟与知识贫困

2001年12月13日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中国与知识经济:把握21世纪》指出,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是“知识差距”, 面对日益增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压力, 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知识化, 也就是发展知识经济, 在全社会实现知识化, 从而直接完成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 实现全社会的广泛知识化, 提高知识、技术、信息、制度等无形的软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 正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实际上, 我们提倡的自主创新战略, 其根本也就是知识发展战略, 加强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是其核心。但是已有的研究表明, 中国离知识型的社会还比较远, 特别是普遍存在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以及相当部分民众在知识上的“贫困”成为制约知识性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按照国际电信联盟 (ITU) 和世界经合组织的定义, 数字鸿沟主要是指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在应用和普及方面的不平衡现象。有关研究显示, 我国城乡、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 总体来看, 不同教育水平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大于城乡之间数字鸿沟, 而城乡数字鸿沟大于地区数字鸿沟。2005年, 我国城市主要信息产品拥有量总体水平是农村的6.4倍左右, 领先农村7-8年左右;城乡之间差距最大的是计算机, 城市家庭计算机拥有量约为农村的近20倍, 时间差距在10年左右;其次是互联网普及率, 城市是农村的6.5倍, 时间差距8年左右。并且从变化趋势看, 城乡数字鸿沟在时间差距上没有出现减小迹象。从区域来看, 2005年, 东部主要信息技术产品拥有量整体上仍约为中、西部地区的2.2倍, 时间上领先5年左右;其中, 互联网普及率的地区差异最大, 东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比中部地区高出116%, 比西部地区高出105%;全国互联网普及率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为8.6%, 北京互联网普及率最高, 达到28.7%;贵州最低, 仅为2.8%, 两者相差约10倍。其中, 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初始成本和使用成本以及收入差距是造成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在城乡和各地区内部, 不同教育水平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更为突出。2005年, 大专以上人口的互联网普及率为84.8%, 而占全国人口总数3/4以上的高中以下人口的互联网普及率仅为1.8%, 前者是后者的47倍, 可见教育水平是导致数字鸿沟的最重要因素。

表面上来看, 数字鸿沟是一种现代通信基础设施拥有量和使用水平方面的差异, 然而从本质上看, 数字鸿沟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差距, 数字鸿沟的背后是知识鸿沟和经济鸿沟, 或者说是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鸿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数字鸿沟问题是在全球信息化进程中, 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应用程度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所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我国西部地区的知识发展水平仅相当于东部的35%, 其中获取知识能力仅相当于东部的14%, 吸收知识能力水平相当于东部的81%, 交流知识能力相当于东部的31%。大多数西部地区均属于知识资源水平较低的地区, 其中西藏、贵州、青海、云南等省的知识水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而北京的知识发展水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1倍。

从创新型国家的角度来看数字鸿沟, 我们认为, 数字鸿沟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出现的社会成员之间在知识、信息以及创新基础方面的分化, 是一种新的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与经济、机会的不平等互相纠结, 不仅将在知识迅速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过程中继续扩大和加深原有的经济不平等, 而且将对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产生相对独立的消极影响。

不公平现象对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不良影响

上面我们简单讨论了中国社会中突出存在的三种不平等现象。下面我们来看它们对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影响。

首先, 其直接影响是造成中国公众的不公平感上升, 社会矛盾激化, 创新所需要的稳定社会环境面临挑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在2002年对城镇住户的调查, 认为我国收入分配“很公平”的人不到2%, 认为“比较公平”只在左右, 而回答“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的比例加起来超过了80%, 即使在高收入组, 绝大多数人也认为当前收入分配状况“不太公平”或“很不公平”。

这种普遍的不公平感问题应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充分关注。因为相对于收入不平等, 不公平感更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 威胁社会稳定;近年来我国社会矛盾加剧, 民众的仇富心态, 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象不能不说与此社会心理有关。有学者指出, 90年代以来, 我国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加剧, 并呈现出断裂社会的倾向, 这已经并将继续酝酿和加剧种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种种迹象说明, 贫富差距过大和不公平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从而可能成为影响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障碍。

其次, 不公平现象的存在, 特别是竞争规则向权力和资本倾斜, 使得人们对公平竞争原则和创新创造财富的法则产生质疑甚至否定, 导致我国社会风气恶化, 浮躁和造假之风盛行, 整个社会的创新动力受到严重抑制。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在公众眼中, 我国现实的收入分配模式与其理想收入分配模式有较大的差异:大多数公众认为, “有技术专长的人” (75.3%) 、“有文化/有学历的人” (72.6%) 、“吃苦耐劳的人” (50.4%) 应该获得高收入;而对于现实情况, 绝大部分公众 (72.6%) 认为当前“当官”的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这意味着, 人们所期望的理想的收入分配原则是能力主义分配原则, 而人们眼中现实的收入分配模式却主要基于权力。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无疑会形成对整个社会价值倾向和个人发展动力的误导, 近年来我国社会中各种急功近利行为、造假欺诈行为、利用职权为自己捞取好处的行为泛滥, 以及整个社会的浮躁、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等现象, 不能不说与这种竞争规则和结果不公平的示范作用有很大关系。近年来关于社会问题的调查中, 贫富分化和腐败问题往往名列前茅, 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问题已十分严重。

按照世界银行的观点, 权力的不平等会形成将权力、地位和财富的不平等永久化的制度, 这种情况通常也不利于长期增长所依赖的投资、创新和冒险;当市场不完美时, 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转化为机会的不平等, 导致生产潜力浪费, 资源分配丧失效率。良好的经济制度在根本上应是公平的, 社会要繁荣, 就必须创造促使绝大多数人口进行投资和创新的激励机制。那些走上促进持续繁荣的制度化道路的国家, 是因为政治影响力和权力平衡的公平度增加, 才走上了这种制度化道路。

从长远来看, 这种以非制度性手段实现短期获利的投机行为和寻租行为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理, 将对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动形成某种“创新替代”。这种状况十分不利于创新型国家建设, 已经到了不能不下决心根治的时候。

第三, 贫富差距过大和数字鸿沟在给我国社会带来极大的结构性风险的同时, 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创新资源的培育。大量的研究表明, 一个社会的信息化和知识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基本上是正相关的, 知识与信息资源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战略资源;同时, 个人拥有知识和信息的多少也已成为决定个人经济收入和发展空间的决定性资源。而贫困和数字鸿沟使得我国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庞大人口基本被排斥在信息化之外, 成为信息时代的落伍者和信息社会的边缘人, 成为知识贫困、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相互重合叠加的三重贫困人口。如此大量的深层次的贫困人口, 将成为阻碍广大农村地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障碍, 并使全社会的广泛知识化为泡影。

从创新资源投入的角度来看, 我国存在的大规模的低收入人群对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 知识水平低下, 发展基础和创新潜力都受到人力资本不足的严重制约。这既影响了整个社会创新资源的充分开发, 也造成贫困人群代际间的社会流动受阻, 贫困和落后在代际间传递, 从而可能造就一个陷入长期贫困和“永久性依赖”、与创新和发展相隔离的下层阶层。

现实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年来, 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状况一直不够理想, 来自企业的研发投入虽然总量增长较快, 但企业研发支出占营销收入的比重一直没有大的增长,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韩国等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而楼市、股市等获利快捷、投机性强的行业却吸引了大量企业资金进入。以至于经济学家郎咸平在2007年关于“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演讲中专门对中国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问题提出强烈警告。他认为, 中国经济的第一大危机是近年来中国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和大面积腐败, 致使大量虚靡性资金进入楼市和股市, 从而形成股市和楼市泡沫, 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控制将对中国经济带来强烈冲击。我们暂且不论近年来中国的投资营商环境是否出现急速恶化, 但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目标以及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现状来看, 从根本上解决不公平问题无疑是今后一段时间非常重要的政策选择问题。它对于保证今后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以及创新型国家目标的实现极为重要。

政策建议:增进社会公平, 为创新提供制度性保障

为了消除前述不公平现象对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不良影响, 基于公平和创新的要求,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而言, 重要的是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 通过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调节使人们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并采取更为有力的政策措施保障贫困人口生存和发展, 以化解创新可能导致的不平等扩大给社会带来的总体性风险。这是创新型国家建设中需要关注和未雨绸缪的重要政策议题。

(2) 重新对政府功能进行定位, 政府的角色需要从资源控制者和生产组织者, 转变为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公平环境的构建者和管理者。我国已经实现了在消费领域的市场化, 但在重要资源的供给领域, 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垄断和政府干预, 市场化水平还比较低。这种状况不仅给腐败提供了温床, 而且很不利于资源的配置效率, 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感。

(2) 公共政策应该更关注公平问题 (特别是起点和过程的公平) , 以建立公平竞争的制度框架, 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从公正的角度看, 机会的均等分配要比结果的均等分配更为重要, 起点和机会不公平在中国社会也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所以, 公共政策应该更关注公平问题, 包括更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 (特别是教育资源、健康资源、信息和技术资源等) 、抑制权力对竞争和收入分配的过多干预、消除身份归属因素对个人收入和发展机会的决定性作用、扩大下层民众的发展机会和民主参与权利等等, 以使各个阶层都能够积极参与到创新大潮中去。正如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2006:公平与发展》中所言, 将增长政策和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是错误的, 其关键在于总体的一揽子政策和相关程序的公平性。

(3) 加强技术应用、扩散与创新的体系建设, 特别是要加强面向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的技术扩散体系, 加强创新成果的全社会可及性与适用性。对我国而言, 在整个经济中更多更有效地使用技术、更加广泛迅速地传播技术 (既包括新技术, 也包括旧技术) 十分重要;政府应对技术传播给予更高的重视和更多的资源, 引导更多的公共研究资金用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促进农业、环保产业的发展以及传统优势产业的开发, 等等。

(4) 改革教育, 提高全民的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对于我国教育体制而言,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离实现人人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 教育体制也还不能适应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所以, 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 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改善教育资源的分配结构, 增加教育机会的公平度。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供给应改变目前的城市导向, 适度向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倾斜, 并把提高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的教育质量作为重要的教育改革目标。为有效利用迅速扩大的知识基础, 还需更重视高等教育中的创新导向和全民终身教育, 这要求实现教育课程的现代化, 在公办教育之外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体系, 开发互联网的教育潜力, 等等。

(5) 大力建设信息基础设施, 消弭数字鸿沟, 利用全球知识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创新型国家的框架下, 我们应对数字鸿沟和知识贫困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 (NTIA) 在系列著名报告《在网络中落伍》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中曾经提出, 在美国, 数字鸿沟已成为主要的经济和公民权问题之一, 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但在我国, 物质上的贫困和收入差距作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已经受到社会的重视, 而不断扩大的知识差距和知识贫困作为加剧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的新因素、作为社会不平等的表现, 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 不断扩大的数字鸿沟问题也还没有得到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广泛重视和有效解决。特别是对于那些农村地区和相对落后的地区, 如何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通讯技术带来的契机, 直接分享各种先进技术与知识的“外溢收益”, 尽快缩短与发达地区的知识差距和经济差距, 实现跨越式的“追赶”, 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政策问题。显然, 加强对农村和落后地区在现代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 加快中西部地区以及农村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政府补贴方式降低中西部和农村地区使用现代通讯设施的成本, 使人人享有信息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享有低成本获取外部知识与信息的机会、进而享有各类发展机会, 消除与现代社会的信息隔离和知识隔离, 应成为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总之, 对于创新型国家建设而言, 公开、公正、公平、法制、“公正至上, 起点平等”等都是关键词。以公平作为创新政策的中心, 是对发展思想和创新理论的提升和整合。令人欣喜的是,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把民生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 并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优先发展教育作为加快改善民生的六大任务之一。这些给我们建设一个公平型的、创新型的社会提出了目标和任务, 也带来了莫大的希望。

我国社会中的机会不平等和不公平竞争的问题仍然很严重，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创新资源投入和创新动力的主要障碍。

相对于财产和收入的不平等，机会不平等是目前中国更为严重的问题，也是更难以为民众接受的社会问题。

表达不公平的句子 篇4

2、是的，你我都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平，贫穷，现实，无助，但我要你明白，这个世界永远不止这样，我要你看到光明，梦想，努力和希望。没有人能回到过去重新活着，但你我都可以从现在起，决定我们未来的模样。就像慢吞吞的绿皮火车，也许他很慢，但时间总会到达你的那一站。

3、我们每个人都是肩负使命而来。有的人可能含着金钥匙出生，而有的可能一生下来就天天和泥土垃圾为伴。我们虽然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环境，但我们可以去改变我们生活的环境。生活得好不是说我们要有多少多少钱，要有车有房，只要你在你生活的环境里能做愉快的事即可。

4、我们只有在不公平的环境中奋斗，在与不公平的斗争中完善，才能升华我们的人生价值，成就不平凡的生命。

5、要明白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公平所言。这就好比世界上的花，为什么有的开得绚烂夺目，而有的却瘦小枯黄。原因在于她们所处的位置不一样，环境不一样。绚烂夺目的花可能长在肥沃的土地上;瘦小的花则可能来自岩石缝中或是贫瘠的土壤。

6、因为不平，泰山才有了它的巍峨;因为不平，黄河才有了它的奔腾;因为不平，大海才有了它的波澜，因为不平，生命才更显得不平凡。

7、这个世界到处充满着不公平，我们能做的不仅仅是接受，还要试着做一些反抗。我身边有那么多不幸的人，面对不幸，很多人像我一样表现的异常坚强，却又不知道究竟偷偷哭了多少回。祝愿所有不幸或者备受折磨的人平安健康幸福。

8、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第一眼喜欢上了那就是喜欢上了，第一眼喜欢不上，看一百眼也喜欢不上。但是有些人要试着爱一爱才知道可不可以爱，有些人要试着去不爱才能知道是不是可以不去爱。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珍惜眼前的幸福。

9、别总是抱怨不公平，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相对的世界，你的不公平对别人来说就是公平的。对于一个不懂得珍惜良机的人来说，无论机会多好，都是与他无缘的。

10、“不幸，是信徒的洗礼水，强者的进升阶梯，弱者的无底深渊。”我们应该做生活中的强者，在不公平的暴风雨中接受生命的磨练，去追求生命的公平。

11、不公平是相对的，不用在条件不同时去和别人比。

12、不要抱怨生活对你不公平，因为生活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

13、不要感叹上帝多么不公平，生命的巨斧在为你雕凿。在屈辱中成就辉煌的人，从没追问过不公平;在坎坷中抱着乐观旷达的人，从没哀叹过不公平;在生与死之间选择自刎的人，从没感慨过不公平。

高考公平与否不只是教育的事 篇5

从宏观层面看, 由于省与省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 其发展教育的能力也必然有差异, 对于考生来讲, 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区域, 接受教育的机会就可能不平等。就某一地区来说, 由于不同人群经济状况不同, 其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几年前, 笔者到四川一所规模较大的中职校调研, 其校长说, 该校从建校以来所接受的学生, 除一人是科级干部的子女外, 其他全部是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

近几年来, 尽管国家一再强调不能让学生因贫困而上不了学, 各高校也全力解决贫困生的入学问题。但从实际入学情况来看, 进入大学的生源分布比例, 城市学生越来越高, 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其中有农村学生总体数量减少、部分农村划入城市的原因, 但主要还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 导致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村孩子, 很难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社会分配不公平的原因分析 篇6

当轰隆隆的历史车轮驶入现代社会的时候, 电脑、汽车、温文尔雅的教养都成了现代人们享受的东西。但是回头一看, 人类历史上却充满了压迫和剥削,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眼光中的人类发展史。历史上奴隶、农民、工人拼命的工作, 却总不能摆脱贫穷;奴隶主、地主、资本家不劳动却能享受富裕的生活。这是为什么?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找到了它的答案!马克思把生产的过程分成了生产资料和劳动两个要素进行深入研究。

马克思发现生产资料处于劳动的上游, 垄断的生产资料可以剥削劳动。奴隶主剥削奴隶, 地主剥削农民, 资本家剥削工人, 都是生产资料剥削劳动。马克思又认为生产资料只是转移商品价值, 本身并不创造价值, 只有劳动才创造商品价值。因此, 奴隶主、地主、资本家都是不劳而获。

资产阶级理论家并不同意这一点。他们说, 劳动包含在商品里面, 我们同意。我购进的生产资料也包含了我以前的劳动 (实际可能是他以前剥削别人的劳动) , 我投入了5个劳动, 你投入了3个劳动, 商品销售时卖了10个劳动的钱 (他们是按边际产品计算的价格) , 你说我那5个劳动仅是价值转移算白干!我们不能接受, 要赚都赚, 要赔都赔。资产阶级理论家坚持用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去分配。无产阶级讲, 根本没有10个劳动, 原来5个劳动, 现在投入3个劳动, 就是8个劳动, 当然你只能得到你原来的5个劳动。资本家又反驳说:新产品产生了新的使用价值, 原来的使用价值已经失去, 它们本来就不可比, 不能是原来使用价值的简单叠加, 新的使用价值创造了新的价值, 同样是劳动, 可为什么说我那5个劳动不能创造价值呢?

关于分配的问题,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达不成协议, 无产阶级退了一步。就按你们的边际产品讲, 你们也对我们进行了剥削!无产阶级讲了这样一个道理:

我们发现劳动这个生产要素的供需平衡点可能没有移动 (以下内容参见文献[3]) , 劳动要素价格下降时, 劳动要素就使用了较低的边际产品, 你们的图形上劳动丢失了一个长方形面积, 上面生产资料除了原来三角形又加上了一个长方形。因此, 生产资料对劳动形成了剥削!

无产阶级讲的道理是正确的, 因为事实上资产阶级越来越富, 工人越来越穷, 历史上资本家常常延长工人劳动时间。

现在, 让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 继续做出剥削的判断:不但垄断生产资料可以产生剥削, 任何垄断的生产要素都可能在市场上获得巨大的利益, 甚至产生剥削。我们下面将要继续论述这一点。但是, 对资产阶级提出新增加了价值, 我们也不能忽略, 如果由于人类技术进步等因素, 确实带来了这样的东西?那么资本与劳动应该去公平分配它!

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垄断、特权与剥削

当计划经济在中国暂时画上句号, 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建设。当然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中, 也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问题, 我们就用我们的放大镜去研究这些企业细胞, 希望这些问题的发现, 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案例一:一个私营野山鸡厂。

小张经过多年的研究与探讨, 掌握了饲养野山鸡的技术, 雇佣5名工人, 小张的野山鸡厂年获利1 000万元。小张怎么分配这1 000万财富?

首先, 这1 000万是谁创造的?全部由工人创造当然不对!全部由小张创造也不对!

我们现在开始这道题的解题思路:按必要劳动时间考虑分配, 确定劳动对象是山鸡。首先将自己的生产资料饲料等 (也是小张以前的劳动所得) 投入到山鸡这个商品里, 然后小张将自己多年的知识获得的劳动成果也转移到山鸡这个商品里面, 这个商品最后交到工人手里后, 经过工人的劳动生产出了价值1 000万的成品山鸡。这样简单抽象的概括大家都还能接受。

关于剥削的分析:按生产要素边际产品考虑分配, 工人每人可得2万元, 共得10万, 小张得990万元, 其中养山鸡技术边际效益产品500万元, 工厂投入饲料等生产资料后应得边际效益产品490万元。如果工人没有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 或者5个工人干了6个人的活, 那么小张这个资本家剥削了工人。如果小张不是将技术投入自己的山鸡厂而是投入小李的山鸡厂, 并且小张执意得到510万元, 在工人工资不变时, 小李工厂收益小于自己的边际产品, 那么小张这个雇佣者就剥削了资本家。对于小张这个既可以剥削工人, 又可以剥削资本家的家伙, 我们认为原因是他掌握了一项垄断的或稀缺的技术资源, 这是垄断产生的剥削问题。

案例二:社会生产中的剥削。

某包工头 (包工头即企业主:自己投资有铲车、汽车等工程机械, 又雇佣有工人) 承包一段公路建设工程, 工程由各个施工方或个人逐级转包, 包工头接到工程时已经是第四次转包。这个案例中, 包工头的企业没有利润, 利润被各个没有劳动的承包商剥削, 各个承包商垄断了整个工程的交易, 剥削因此产生, 这也是垄断原因。

案例三:社会生产中其他的垄断因素。

1. 北京的房价与河南省的房价虽然有了1倍以上的差

别, 显然劳动与生产工具都不占主要因素, 建筑工人与称“企业主”的建筑商也别想多得1倍的收益。土地这个不凝结任何劳动的要素, 却占了主要份额, 但是不能因此认为马克思按劳分配失灵。因为马克思说过,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 也是使用价值 (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 的源泉。”因此, 北京土地这个来源于自然界的要素, 也可以是财富的源泉。就像你在荒郊野外采集到了一块宝石, 自然界的资源合理地成为你的财富。我们这里举出这个例子, 不是让你低着头去郊外找宝石, 是在说明土地这个并不属于劳动创造的要素也可以变成巨大的财富。更甚至对这个要素的垄断经营和买卖, 也可以把企业主大量的剩余价值 (利润) 转移干净。这个例子还是在证明任何垄断的生产要素都可以获得巨大利益, 甚至产生剥削。

2. 城市菜贩子剥削与被剥削的例子, 也可以对这个问题再加以证明。

在没有公平交易平台的情况下, 菜贩子可能对菜农形成不公平交易, 对菜农进行剥削, 因为菜农进城卖菜会受到城管的限制, 菜农只能把菜卖给菜贩子, 这是菜贩子对菜市场的垄断。进一步分析, 如果我们把菜贩子作为一个私营企业进行研究, 我们发现, 菜贩子在购买菜农的劳动成果时, 少支付了菜农的工钱, 但是菜贩子不能因此而成为富翁, 他 (她) 还要另外购买一些市场经营权、市场管理费等生产要素。而能够在市场上平稳、持续经营这个生产要素的支出, 也可能使菜贩子的“私营企业”没有利润可赚。因此, 菜贩子也会受到垄断的剥削!

以上各个事例告诉我们, 剥削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剥削就是强占了别人的劳动成果, 垄断因素不但可以剥削工人, 甚至也能剥削企业。我们不但要消灭像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资料的垄断, 即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 也要消灭社会生产中各种垄断方式而产生的剥削。

三、利润从哪里来的争论

解题后总结, 上面案例基本是这样的事实:按照劳动、生产资料两个要素划分, 大部分情况是企业主先将自己的生产资料 (企业主以前的劳动成果) 转移到商品里, 如养鸡场老板的饲料、修路包工头的建筑材料等, 然后投入工人 (或许还有企业主) 劳动以后变成了成品。这些生产资料和劳动的依次投入, 就像我们工厂生产的流水线。

资本主义是这样阐述它的财富增值理论:资本家说, 新的使用价值不是原来成本价值的叠加, 又创造了价值。即A产品可以用5个劳动交换, A的边际产品就值5个劳动, 而新发明的B产品可以替代A产品的使用价值, 而B产品包括工人和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总共投入两个劳动, 而社会却认可B产品与A产品有一样价值, 它的边际产品也就值5个劳动, 那么多出的3个劳动决不是商品交易过程中欺诈产生的, 应认为是B产品生产过程中各种劳动创造的。社会主义者并不赞成这个观点, 它继续不认可这3个多余的劳动。

我们再次理清这样的分歧。资本主义认为B产品的价值是由B产品的供需平衡决定的, 市场认可B产品多少钱它就值多少, 它的价值与投入的劳动成本没有必然关系, 他们认为价值决定劳动, 所以B值5个劳动, 利润来源于市场价值与成本。无产阶级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 认为B产品的价值等于劳动成本, B产品投入两个劳动就值两个劳动, 他们认为劳动决定价值, 不能以市场价格判断它的真实价值, 利润来源于工人活劳动的转移。

关于B产品到底值多少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会停止争论, 但是他们都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客观讲, 边际理论、劳动价值理论也是能够一致的, 因为他们都强调了投入者平等的受益权益, 这样的基础即使存在社会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 也是能够接受共同分享。但事实是资本主义环境下却失去了资本、劳动二要素的平等权, 且资本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劳动的剥削。

四、分配与国家干预分配

我们还是把生产过程财富分配的问题再放下来, 让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资本主义的理论家继续去争辩剥削的问题。我们换个话题来讨论, 我们用望远镜去瞄准国家整个的宏观财富分配, 为此, 我们再来找一些话题:有钱人打算做什么?他们会不会破坏我们生活?税收的责任更应该让谁承担?国家的财政支出会不会让钱流向富人?

由于中国有钱人太有钱了, 且没有更多消费需求;而穷人急需消费却没有钱。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并且我们还在担心它是否还会加剧?

银行里存了较多钱的人们开始投资买房, 他们并不需要住房, 只是希望投资实现他们的资产保值, 因此拉动了房价。这是我们对房价升高的一种推测, 没有过多的证据证明它, 只是因为过多的交易货币, 会抬高任何一种有利可图的商品。炒房使房价升高, 国民不愿意了, 中央不满意了, 最后, 板子不明不白地打到地方政府和房产开发商的屁股上, 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是他们炒卖地皮抬高了房价。实际上客观讲, 房价升高的真正原因决不是土地价高, 而土地价高的真正原因却是房价高涨。如果不是土地推高了房价, 那么这一切的麻烦都将指向居民过多的存款, 指向这些存款盲目的投资!中国国民的投资渠道已经严重匮乏, 中国的民营企业不死不活, 人们不愿意去投资它们, 而多余的资金也不知投向何处?投资房产似乎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人们已经越来越愿意脱离实体经济, 温州8 000亿资金脱离实体经济的事情已经发生。这就是中国企业生态与国民心态的真实画像。

关于财富再分配的问题, 我们先从奥肯漏桶谈起。奥肯漏桶规律是一个著名的规律, 简单地说, 就是当把富人的财富装到漏的桶里, 提给穷人时, 一部分会漏掉。意思是当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时, 会影响社会的效率, 减少社会生产总值, 这是经济学家奥肯给社会的提示。因此, 在国家进行财富再分配时要充分考虑负作用最小。国家调节财富分配的主要手段是税收, 我们也希望中国税收还能够调节投资、稳定房价, 解决我们上面提到的房价飞涨。为此我们需要对一些税种做一点分析或评价。

盐税:中国古代及旧社会都使用盐税, 实际就是人头税。由于每个人都需要吃盐, 每个人身上赚1元钱, 全国10亿人, 就是10个亿。古时的中国实行盐铁专营, 为政府募集钱财。以前, 山区的农民上山打一天柴, 可以换到2两盐, 够一家4~5口人, 吃4~5天。当然这在现代中国是被废弃的, 中国政府决不会再以此作为收入, 盐税不能均衡社会财富。

个人所得税:这是各国政府都普遍采用的税种, 更是资本主义国家最主要的税种。美国使用最成功, 他们甚至在探讨取消企业税收, 全部并入个人所得税。日本也下了很大工夫, 建立了税理士制度, 为个人所得税的使用奠定了基础。事实上, 真正搞清楚个人收入与个人财富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这也是个人所得税制度真正成功的关键。美国、日本等国家如果不如实申报个人收入就不敢报侥幸!他们国家基本上能够掌握国民个人收入的真实情况, 并对富人进行高额征税, 若有人不如实申报被查处将给予重罚。美国人把人均食物消费的3倍作为贫困线, 对于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实行负所得税, 政府给予不同数额的补贴, 使其所有困难家庭都达到最低标准。

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并不成功, 在中国如果国民不如实申报, 你很难有充分的理由对他们进行处罚, 因为我们不具备搞清楚他们收入的科学根据。中国对于补助的困难家庭则采取了相同低保标准, 没有根据家庭收入具体情况, 考虑多少差别。

个人所得税的特点, 限制了富人获得财富, 补贴了穷人收入, 实现了社会基本均衡。如果个人所得税在中国不能真正实施, 那么贫富差别的严峻问题, 就不会得到根本改变。

增值税:增值税是产品比例税 (如17%) , 虽然由企业逐级交纳, 但是由于企业的所有收入都是来源于商品成本销售差价, 因此企业承担的增值税及企业的利润等最终都是通过较高商品价格, 由消费者承担。这样, 你即使购到某个成本价, 也一样交了成本17%税。并且, 增值税有这样一个表现:消费了商品就是交纳了税收, 而把钱存到银行不消费就不用交纳增值税。这样你就可以看到, 增值税能降低消费者的财富!富人80%的财富存起来不消费就不用交增值税;而穷人不存款全都消费, 增值税就会对穷人所有财富有影响。另外, 由于“不富人”太多, 实际上总的“不富人”消费量大于富人, 因此增值税“不富的人”总体贡献更大, 这一点与个税正好相反, 国外个税主要依靠富裕人。

增值税是中国最主要税种, 它虽然也是消费类税, 增加了穷人负担, 但它比盐税好的多, 因为富人的人均消费更大。上面我们知道了, 中国财政收入来源与美国有很大差距, 但我们不能因此丧失信心!而要正视它!

社保金:职工按工资比例交纳, 用于职工养老等。美国称工薪税, 是美国第二大税源。

公有制企业收益:公有制企业的垄断经营问题, 很多人认为, 垄断的公有制企业不应该以效益为目的。因为, 这些公有制企业从社会赚取财富, 就会提高社会经营成本, 不管上缴了多少税收, 但最后总是要返还给社会, 这样来回折腾, 是一个无效率的过程。并且还要考虑这些公有制企业是怎么赚钱?赚了谁的钱?谁受益了?还要考虑这些垄断企业无效率的行为, 会不会降低社会的生产效率?当然, 国家需要资金, 贫困地区需要资金, 但依靠公有制企业盈利的方法是否恰当, 也要靠实践再检验。

以上叙述了政府收入几个主要来源, 当然还有其他税收及预算外收入等等。在政府取得了税收以后, 接下来就涉及财政支出。

一种可能的假设这样描述:占30%GDP的财政收入相对“固定”的流向, 逐渐富裕了一部分群体, 有与政府联系密切的建筑商、政府消费供应商等等, 关键的政府职员也会受益。这种假设真伪不须考证, 事实是中国已经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且有一部分富裕群体的人一不消费, 二不经营实业, 并在银行造成很大储蓄。而企业年年纳税后, 不能实现资本积累, 仍然是资金短缺, 贷款困难。也就是说, 在银行里, 中国再分配以后企业扩大经营的钱会变成储蓄的钱!

如果这个问题一直如此, 那么, “滞胀”也会在中国发生。“滞胀”就是经济停滞、失业或隐性失业及通货膨胀同时发生, 它是资本主义国家, 通过国家不恰当干预社会经济产生的不良后果。中国经济的“超速”发展掩盖了“滞”的预期。个别地区常常公布较高GDP速度, 但是人们总在怀疑他们的GDP真实性, 因为各地的GDP汇总与国家发布的GDP严重不一致。再者, 也没有见到他们公布该地区在劳动力基本就业情况下的潜在GDP, 因此对该地区的实际GDP与潜在GDP的缺口更是一筹莫展, 在此情况下人们更无法对该地区经济向好做出判断?另外, 国内生产总值GDP, 显然没有国内净产值NDP的概念理想, 后者扣除了GDP资产折旧部分, 更能反映国民实际财富的增加。频繁翻修的马路, 短命的建筑, 人家一百多年的建筑寿命, 我们只有四十年!扣除了折旧, GDP实际会缩水。且实物财富在流通领域的过早退出, 只有靠增加货币的发行来弥补。这样的GDP可能掩盖“滞”的发生, 若是一旦出现了“滞”, 那则不是一年半年能解决的事, 中国经济将不堪设想!

如果我们的税收不能调节贫富差别, 不能引导投资、消费, 我们的税收就不能算是成功。如果我们牺牲的生产性资金没有带来最理想的效果, 我们的财政干预也不能算是成功。

五、剥削是由于垄断资本而不是资本

我们带着客观的观点, 对中国经济进行了近距离远距离的观察, 我们没有对中国经济进行脱离实际的赞美, 反而透露更多忧虑!下面我们还要进行本文最后一个观点阐述。

对于剥削的观点, 我们仍要加以强调。垄断产生剥削, 我们举了土地、工程承包等例子。对于资本主义的剥削, 我们也解释为资本的垄断而不是资本, 同样可以用垄断解释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各种资本剥削。文中还认为对穷人过多的税收也是对穷人生存权的剥削。

有人认为, 中国宪法中不能出现保护私有企业的生产资料财产权的条款。他们认为,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消灭私营企业, 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 是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标。因此出现这些条款, 就是认可这些剥削因素的存在, 会导致中国宪法中出现尴尬现象。那么具体的情况, 是否真的是这样呢?

认真考察企业的生产方式是很必要的, 让我们再来看商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企业主 (或国家) 先将自己的财产转化为生产资料, 然后再将工人及自己的劳动投入到生产资料中。生产资料与劳动的融合, 这是私人企业, 也是任何所有制企业, 任何历史阶段, 任何复杂商品生产的基本形态, 共产主义生产也不例外。

马克思这样描述共产主义的生产:“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取方式, 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 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 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 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段话, 马克思二次描述了他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个人所有制, 一个地方他以“否定的否定”, 肯定了“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另一个地方他讲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方式建立“靠劳动本身生产的”个人所有制。因此, 劳动成果的私有也是共产主义的分配模式, 而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按需分配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按需供给。

马克思反对剥削的思想, 成为马克思公平思想的基础。建立没有剥削的“个人劳动财产私有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的目标。

个人生产资料应该不应该得到保护?首先, 生产资料也是个人的劳动成果, 保护个人财产权中排除生产资料, 就是不保护个人劳动,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否定, 不是维护!其次, 生产资料是否产生剥削, 与生产方式有很大关系。生产资料本身作为物的东西它不会产生剥削, 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占取, 垄断生产资料后的占取才产生剥削;社会主义人人平等合作生产, 公有制的生产资料及个人的生产资料都不会对个人劳动产生剥削。因此, 我们宪法中应该是:不保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而不是不保护生产资料的财产权。

保护生产资料与发展公有制主体经济并不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劳动与生产资料平等的关系, 能够从根本上消灭生产资料对劳动的剥削。个体经济与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保护生产资料是对马克思“个人劳动财产私有制”的坚持, 而不是篡改!且生产资料或资本能为我们创造财富, 形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技术、文化积累, 而这种积累又是现代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因此, 保护它们才能真正为中国打开那扇通向富裕、强大的财富之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5.

[3]张劲.生产要素是不是得到了它应有的份额[J].经济研究导刊, 2011, (16) .

不公平的算式 篇7

叫停与升学挂钩的奥数竞赛培训, 原本应该是减轻学生与家长的负担, 让教育回归素质培育轨道的好事, 但部分家长似乎对此并不认同。他们担心:“弃奥”之后的小升初会不会更加“拼爹”, 甚至有人提出“如弃奥数, 应恢复统考”的建议。这究竟是缘于难以割舍的“奥数”情结, 还是反映出人们对教育公平的由衷期待?

“奥数”是1956年由华罗庚教授从苏联引进尝试的舶来品, 其初衷是为了激发学生的数学兴趣, 发现学生的数学天赋, 进而推动数学科学的普及与发展, 但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变, “奥数”日益成为竞赛与博弈的平台。随着1998年“小升初”统一考试的取消, “奥数”培训直指升学与择校目标的功利色彩愈加凸显, 甚至沦为一些不法之徒骗钱牟利的工具。也许, 正是因为“奥数”几经起落的发展史和与升学挂钩的选拔功能, 人们不无担心, 北京市此次的紧急叫停是不是“奥数”竞赛的寿终正寝?在学校十分在意优等生源和热衷追求升学率的背景下, “不奥数”之后会不会来个“奥英”什么的?

事实上, 尽管“免费”“免试”和“就近”是体现“义务教育”含义的三个关键词, 但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极度不均衡和不合理, 好学校与差学校, 重点校与一般校, 在办学条件、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等方面的悬殊差别, 成为让人们忌恨的无奈现实, 也是“择校热”高烧不退的真正原因。那么, 重点中学是如何选择生源的?据知情人透露, 不少重点学校的生源主要来自四个渠道:有一部分是推优生, 一部分是共建生或条子生, 还有一部分是由奥数培训或蹲坑班选拔的, 另外还有来自电脑派位的。如果说“推优生”“条子生”都难免与权力和金钱有染, 那么, 参加“奥数”或“蹲坑”就只能是无权无势又不愿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家长实现“择校”梦想的唯一通道, 如今“奥数”叫停, “拼爹”无疑会愈演愈烈。由此看来, 并非“奥数”走了, “拼爹”来了, 而是弃了“奥数”, “拼爹”更甚。

不公平的算式 篇8

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随着CPI系数的增长, 我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却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而且全国总体基尼系数不断升高, 收入差距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据相关报道,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0.4的警戒线, 高达0.45以上。由此看来,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成为一个凸显的社会矛盾。

一、关于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状的研究

关于我国收入不公平的现状的研究中,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了以下一些研究。

石瑞勇 (2010) 指出, 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主要表现在利益主体的起点和机会不公平, 在“财富效应”的作用下使结果产生不公平。刘慧平 (2003) 则认为, 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镇居民间收入差距扩大、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这四个方面。王学力 (2010) 主要谈了我国GDP“蛋糕”的分配问题及工资总量的二次分配问题的不公平。王晚霞、刘英 (1994) 则认为, 收入分配不公平主要表现在过分要求平均主义以及收入过分悬殊两个方面。

刘琼华 (2007) 研究了和谐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 认为分配不公还表现为部分社会群体所得与应得不对等、司法不公正等问题。李惠蓉、朱红涛 (2007) 研究了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及会带来的后果。文常明、李悦书、裴立宁 (2010) 也做了类似的研究。陈蕾 (2011) 从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税收政策缺乏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本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悬殊、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这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状。

国内一些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城乡地方收入分配不公平。金双华 (2011) 做了关于地方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统计评价的实证研究, 分析了辽宁省的情况。刘洪银 (2010) 通过数据分析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但近几年变化不明显的一个现状。康清恋 (2010) 从恩格尔系数研究了我国各地区的贫富差距情况。郭月梅 (2010) 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的变迁。

此外,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目前教育不公平与收入不公平的关系。易培强 (2007) 研究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教育不公平的现状;李明芳 (2007) 分析了教育机会不均问题日益凸现及其与收入分配、城乡差距之间的关系。

二、关于造成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成因研究

对于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成因的研究, 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做了以下不同的研究。

石瑞勇 (2010) 从政府职能、管理体制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冲突与博弈三方面剖析“收入分配不公平”根源。刘慧平 (2003) 从收入分配政策、行业垄断、体制转轨时期制度缺位三方面分析了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王学力 (2010) 也做了类似的研究, 但他还提出了收入分配文化美国化、比较收益使低工资成为可能等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原因。王晚霞、刘英 (1994) 认为, 形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非常复杂, 但他们指出了其中平均主义, 分配体制不健全、劳动平等公平观还没有树立等主要原因。

李惠蓉、朱红涛 (2007) 不仅分析了体制、政策及分配机会方面的原因, 还提出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合理也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张素芳 (2009) 则认为, 超经济行政化分配方式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根本原因。李文经 (2007) 认为, 是初始条件不公平、要素分配不公平及政府职能缺位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徐生教 (1989) 认为, 收入分配不公平是我国分配领域实行重要变革后不可避免的, 也是合理的。刘洪银 (2010) 分析了我国城乡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制度性成因。

贾建国 (2011) 总结了前人分析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原因, 还提出财富中的灰色成分及工业化过程也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于卫军 (2009) 也提到工业化过程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他还提出权力寻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郭月梅 (2010) 认为, 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城乡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巨大差距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三、关于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途径的研究

如何通过正确的途径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是关乎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大局。目前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方面。

石瑞勇 (2010) 提出, 要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就必须要政府主导收入分配, 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和规范建构公平的收入分配。刘慧平 (2003) 提出要通过税收机制的调控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王学力 (2010) 提出, 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 加快我国非公有制的建设及塑造新的分配观等措施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金双华 (2011) 在实证研究辽宁省农村收入分配时提出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推进农村低保工作, 劳动、教育部门要完善及加大对农民的职业教育等措施来实现农村收入分配的公平。王晚霞、刘英 (1994) 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完善工资体制、鼓励劳动致富、取消非法收入等措施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刘琼华 (2007) 提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收入分配过程中要以公平正义为导向, 建立利益调控机制, 要求政府依法执政, 维护弱势群体权益从而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李惠蓉、朱红涛 (2007) 提出, 在收入分配过程中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现社会发展机会的均等、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文常明、李悦书、裴立宁 (2010) 也做了类似的研究。张素芳 (2009) 认为, 要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主要要深化市场化改革, 建立健全分配机制。

赵履宽、杨体仁、文跃然 (1988) 提出, 要健全市场机制, 提高市场的定价权利, 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等措施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李文经 (2007) 提出, 要通过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和税收政策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吉献忠 (2009) 认为要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应当从建立起点公平的权利保障制度, 加强和完善税收调节功能, 构建平等的收入分配制度, 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 培育收入分配机会公平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入手。陈蕾 (2011) 认为, 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缓解收入分配不公平。刘洪银 (2010) 认为, 要实现农村收入分配公平就要实现城乡农村劳动力平等就业, 普及农村教育培训, 加大对落后地区和贫困地区公共服务支持力度。

贾建国 (2011) 认为, 要采取一次分配要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 提高劳动报酬在分配中的比重, 打破垄断等措施。于卫军 (2009) 提出, 要通过实行公共财政加强财政转移支付, 加大加快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郭月梅 (2010) 认为, 要建立农村生产效率体制与机制, 打破城乡二元体制,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更好地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此外, 还有的学者研究了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公平的问题。易培强 (2007) 认为, 应当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加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和统筹力度,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来完善社会资助体系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李明芳 (2007) 提出, 要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应当实现城乡教育机会的均等, 建立规范、公平、有效的义务教育资金转移支付制度。

四、总结

综上所述, 国内关于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研究为我们以后开展相关研究准备了丰富的理论营养。在方法和结论上对我们的研究也富有启发意义。然而, 时代不同、空间不同, 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状也不相同。而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领域及局限于国内, 实证研究和国外情况很少有学者分析, 这样的经验研究所得出的经验论断必然有其时空局限性。因此笔者认为, 今后应当加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实证研究, 多借鉴国外一些好的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措施, 从而加快实现我国收入分配的公平。这对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摘要：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日趋凸显。过分悬殊的收入差距会导致两极分化, 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目前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 关注和思考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 研究应对该问题的制度规范,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 国内关于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我国收入不公平的现状的分析, 对问题成因的分析, 以及提出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途径。

不公平的算式 篇9

1 背景

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没有疾病”的概念, 而是人们社会功能的具体体现, 是其在所生活的社会背景下具有良好的适应状态[1]。每个人具有良好的健康状况是每个社会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但是, 过去对健康的理解与评价都集中在生理方面, 健康的主要威胁是传染性疾病、饥饿和近百年来所出现的慢性病。近年来, 吸烟、酗酒、不合理膳食和体育活动不足对健康的影响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是, 个人不重视这些因素不一定会产生不良的健康状况, 因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是其根源[2]。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是指人们出生、成长、居住、工作的环境等影响人们健康、疾病暴露、易感状况和患病结局等方面的相关因素。具体表现在职业环境、居住环境、教育水平、社会参与度、获得健康与社会保障服务方面的可及性与途径等, 这些因素都与社会地位、性别、种族、价值观和社会歧视程度等相关, 也正是这些因素造成了人群在易感性和疾病风险方面的差异, 导致了不同区域或人群在期望寿命上的较大差异, 出现健康不公平性的状况[3]。如在澳大利亚, 其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与普通居民之间的期望寿命相差近20岁。由于种族和社会地位的差异, 社会的弱势群体对流行性疾病的高度易感, 使很多人处在贫困、失业以及食品不安全的状态中, 死亡率与其他群体相比也出现了较大的差异[2,3]。因此, 每个国家都应重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 并通过国际合作, 以及国内多部门的合作来减少健康的不公平性 (图1) 。

2 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分析

WILKINSON和MARMOT在1999年就基于个人基因易感性、生活习惯, 以及社会环境等健康影响因素, 将生物学与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并在2005年提出了10个与健康相关的社会决定因素, 即社会等级、压力、儿童早期生活、社会歧视、工作、失业、社会支持、吸毒、食品和交通。事实上, 这几个因素也是在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2]。因此, 笔者基于以下3个因素的分析, 以点带面, 加深对这些因素的理解 (图2) 。

2.1 社会等级 (Social gradient)

健康状况反映了个人的社会地位或所处社会群体的等级, 其差异与受教育水平、雇佣状态、居住条件、社会参与度等相关。每个社会等级都有其特定疾病的风险模型和暴露的概率。暴露有类型、时间和数量方面的差异。如处于较低社会等级的人群在工作和家庭环境中都更容易暴露在危险因素之下 (如有毒物质的暴露) , 可能会比那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人更易患病。以东欧为例, 相关研究已经显示了社会经济水平、性别和地理位置所导致的健康差异[3,4], 提示贫困人口、移民、流离失所的居民以及少数民族的健康状况往往处于劣势。如果社会健康保障体系比较薄弱, 卫生保健服务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支付, 则人们所获得的卫生服务就会受到限制, 间接产生了健康的不公平性;也有实证研究显示[5], 灾难性支出会使贫困人口的比例增加3%~9%。

不断有实证研究表明[4], 失业、职业环境不安全和工作不稳定 (农民工、短期合同工、童工等) 会导致不良的健康状况;同时, 工作要求高、薪酬不平衡等也是导致身心健康问题的危险因素。如通过对瑞典在死亡率和患病率资料方面的研究发现, 在管理层次上, 蓝领死亡和患患者数比白领要高;匈牙利45~64岁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差异主要是由于工作环境和其他心理应激因素所致。因此, 改善职业卫生和促进职业健康教育等措施能够减少病假的数量, 改善人群的健康状况, 以及减少健康的不公平性。另外, 职业性别的差异, 即男女性别在某一职业的构成的差异, 也是造成男性和女性的健康状况差异的一个因素:如男性多从事建筑和机械制造业, 就常常受到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 而女性多在公共部门工作, 则常常受到公共部门裁员的影响;同时, 性别发展指数 (简称GDI, 于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上首次提出[5], 衡量人类发展状况, 尤其是男性与女性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当男性与女性发展成就差异大时, 该指数就会升高) 也是造成健康不公平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欧洲地区, 性别发展指数是全世界最高的, 男女差异较大, 健康的不公平性表现在男性总死亡率、癌症以及外因死亡率高, 女性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高, 男女性别之间获得卫生服务和治疗的可及性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2.2 儿童早期生活

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体现在一个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 因此, 要干预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就需要明确其干预的最佳时期。有实证研究显示[3,6,7], 尽管人生各阶段对暴露因素的耐受程度有所不同, 但是, 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 (包括性别) 对儿童早期所产生的影响最大, 并在其生理和心理上留下明显的痕迹:生活在富裕家庭的孩子可能受到较高水平的教育, 而这正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优先条件, 所获得的收入也能够保障其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与高质量的生活环境;相反, 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儿童就不太可能获得高水平的教育机会, 也只能进入一个不需太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 在可能面临种种健康风险的环境中赚取微薄的收入, 也难以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 一个儿童早期的经历对其一生的发育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儿童早期发育包括生理、社会 (情绪和语言) 以及认知能力, 每一个都同等重要。早期儿童发育会对其在社会适应能力、肥胖或发育不良、心理健康、心脏疾病、认字识数、犯罪和经济生活的参与方面产生较大的影响, 当然还有一些外部因素, 如贫穷影响认知能力, 社会和情感发展影响寿命的长短等。而且, 这种影响开始于胚胎发育期。如父母的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 以至全球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儿童的生存和发育状况, 如一个出生在日本的儿童可能比出生在塞拉利昂的儿童多活43年。在2002年, 全世界有近1 100万儿童不满5岁就死亡, 其中98%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生理和社会心理危险因素如早期的营养不良、环境污染 (如室内燃料的使用) 、压力和社会互动少都会影响其发育过程, 也会受到社会因素如性别歧视、亲子教育少、卫生服务可及性低、贫穷等方面的影响。有研究显示, 尽管这些危险因素的暴露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是, 其早期干预的效果也很明显。这不仅能够直接解决营养不良和碘缺乏等问题, 而且, 可以通过改善贫困和性别歧视等问题来减少危险的社会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干预越早效益就越大。社会通过投资来干预儿童早期的发育过程将有助于其更健康的成长, 并对社会产生积极的效应, 以及减少健康的不公平性现象。

2.3 社会歧视 (Social exclusion)

社会歧视是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4个方面交互作用所导致人们对资源利用、能力提升和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现象, 而这些是人们满足基本需求, 提升社会参与度、以及和谐人际关系的基本要素, 一旦失衡, 就会产生健康问题[8,9]。社会歧视不仅与收入低、贫困或获得服务的经济障碍有关, 也取决于人们的意识。FARRELL等人[6]认为, 这是将部分人排斥在社会活动、权利和决策活动范围之外。这不利于个人和社区的发展, 危害社会整体, 并导致不良的健康结果。如无家可归的人延迟就医不一定是因为费用问题, 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卫生部门存在歧视, 或者以身份来确定服务供给质量的现象。以社会歧视和艾滋病的关系为例, 艾滋病的流行可以说既是社会歧视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正是那些受到歧视的国家和社会群体, 处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弱势地位的人们, 是高度易感的人群。这些群体中的人们或者居住在该地区的人一旦感染, 就会因为其获得诊断和治疗服务的有限性而处于更不利的地位。艾滋病患者人数的增加, 以及因感染HIV而受到的歧视, 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排斥, 这些人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不公平性将进一步加剧。

3 小结

各国政府都应该与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一样, 收集与研究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方面的相关问题。这不仅是采取行动的需要, 也是告诉我们从何处着手的需要。目前, 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不多见, 但是, 这些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所导致的健康不公平性状况已显而易见, 这需要我们从国家层面开始进行干预。世界卫生组织所推出的EB124.R6号决议, 即从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来减少健康不公平性行动计划, 奠定了世界各国实现健康决定因素平等性行动长远计划的基础。因此, 我国可以据此结合我国国情提升对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的重视程度, 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卫生系统的职能, 加强各部门的合作与协同, 促进对影响健康的相关部门增加投入, 关注贫困人口的健康需求, 防止因病致贫现象的出现, 以切实解决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所导致的健康不公平问题。

参考文献

[1]WHO,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Macroeconomics and Health2001.Macroeconomics and Health:Investing in Health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R].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1.

[2]BHARGAVA T.Modelling the effects of health on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01, 20:423-440.

[3]DEATON A.Health,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3, 41:113-158.

[4]ERIXSON F.Aid and development:will it work this time[R].London:International Policy Press, 2005.

[5]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Human Development Report[R].New York: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5.Chinese

[6]FARRELL C.Tackling health inequalities-An all-Ireland ap-proach to social determinants[R].Dublin:Combat Poverty Agency and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in Ireland, 2008.

[7]GUPTA I, MITRA A.Economic growth, health and poverty:an exploratory study for India,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J].2004, 22 (2) :193-206.

[8]SHENGELIA B, TANDON A, ADAMS OB, et al.Access, utiliza-tion, quality and effective coverage:an integrated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measurement strategy[J].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005, 61:97-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