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责任的法理分析

公平责任的法理分析（共3篇）

公平责任的法理分析 篇1

除了股东之外，债权人可否纳入董事民事责任的范围?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53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显然该法仅规定了股东作为董事民事责任的范围予以保护，却将债权人排除在外。本文认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并非以直接损害第三人为必要条件，只不过是由于董事有违反规定的行为而赋予第三人的一种特别权利。从理论上说，虽然公司为股东所设立和拥有，为董事和经理所实际控制，但公司的债务并不是股东的债务，更不是公司职工的债务，因此公司的债权人就难免在公司董事工作疏忽或者恶意情况下受到损害。另外，公司不仅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为目的，而且还担当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如公正公平地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我国公司立法应当对公司债权人提供特别保护，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赔偿责任中的第三人范围应当包括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

董事的个人责任，是指董事因为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董事的民事责任是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中关于董事个人责任规定中最为薄弱的部分。从我国《公司法》第21条和第150条规定来看，强调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当利用关联关系或者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简单化了董事对公司的赔偿责任与董事对债权人等第三人赔偿责任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董事对债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仅在现行《证券法》第69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告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上市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而我国《公司法》缺乏一般性规定。不难看出，在公司内部人控制盛行的今天，尤其是部分非上市的股份公司不受证券法调整的情况下，对股份公司债权人等第三人合法权益保护是与发展市场经济不相协调的。然而，从保护受害人利益及恢复正义的角度来说，民事责任却又是最为直接和最为重要的一种责任形态。在民事责任中，损害赔偿责任被认为是民事责任中最重要、最常用和最有效的责任形式。因此，加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对债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研究可以为完善公司法及相关法规提供理论支持，有利于进一步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公司董事对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理依据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冲突。

一、股东有限责任制度与债权人利益冲突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设计都是在人们相互之间利益的分配和调整，最终引起人们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变动。在一定的时空下，利益总量是一定的，一方的利益增长必然以他人利益的相对下降为条件的。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减少了股东的投资风险，但它却是以牺牲另一方利益为代价的，其中最主要是公司债权人利益。股东对公司债务仅以其所持股份为限承担责任，这就意味着公司不能清偿其债务时公司债权人利益被迫落空。通过股东有限责任，将公司不能偿还债务的风险由股东转移给公司债权人。在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利益相冲突的时候，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不能排除以牺牲债权人利益向股东利益倾斜的可能。大家知道，法律的目的是要以实现公平正义为己任，而公平正义在交易中体现为交易各方利益的平衡。为了恢复被打破的平衡关系，公司立法设立了一系列的原则，例如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等。通过分析和实践来看，资本三原则保证公司有一定的责任财产和保证该责任财产的维持，为债权人债权的实现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是，在公司成立之后，公司的财产状况因公司的经营而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故而法定资本原则仅能保证公司在设立之际拥有公司章程规定的资本额，不能保证公司在设立之后的每时每刻都具有公司章程规定的资本额。资本维持原则与股东并无直接利益关系，加上股东受有限责任制度的保护，因而对董事违反此原则漠不关心，而公司债权人因为一般不参加公司经营管理却无能为力。另外，我国《公司法》为鼓励投资，改过去的法定资本制为现在的折中资本制，规定有限公司股东、股份公司发起人设立公司时可以分期缴纳出资，导致两年内公司的注册资本尚未完全到位的可能性。为此，债权人在与公司交易时应当知道公司的注册资金尚未完全到位的事实，并据此判断现阶段公司的财务实力和做出谨慎决策，从某种程度上说相应增加了债权人利益不能实现的风险。在公司实践中，不乏控制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规避法律义务，逃避契约义务，欺诈债权人;在关联公司关联交易关系中，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损害债权人利益。因此有限责任制度的引入，使公司债权人处于相对股东的弱势地位，从而使风险与利益相一致的原则遭到破坏，产生了对公司债权人特别保护的必要。

二、公司机关制度与债权人利益冲突

董事会是股份有限公司必设机关，董事作为公司机关担当人，其在以公司名义为公司行为时，其人格即为公司人格所吸收。因而一般认为，董事的行为非担当董事的自然人的个人行为。对董事行为的后果，不论是其职责范围内的行为还是其职责范围外行为，不论是对相对人有利的行为，还是对相对人不利的行为，均由公司承担，与董事个人没有直接法律关系。这就表明董事行为就是公司机关行为。因此，在董事以公司名义与相对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时，作为相对人的债权人于是指望公司而不是公司董事来履行债务。但是在公司出资不实，公司实有的责任财产小于公司标示的责任财产，公司即将陷于破产而相对人不知情时与公司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由于董事的行为后果由公司承担，债权人的债权就极有可能得不到实现。根据公司机关制度，机关担当人的职务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责任，造就了作为行为人的机关担当人在特定情况下实施对公司债权人不利的行为，导致公司机关制度与债权人利益在特定情况下发生冲突，因而公司债权人有必要董事赔偿责任制度来加以保护。

三、董事责任制度缺陷与债权人利益冲突

我国《公司法》只规定公司董事对公司承担忠实义务、谨慎注意义务和竞业禁止义务。董事在代表公司进行活动时，如果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履行其应尽义务而致使公司受到损失时, 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然而, 董事在执行职务时是否就其过错行为对公司债权人负责，如董事对外代表公司进行活动时是否就其侵权行为直接对债权人承担责任，该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那么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的侵权行为就是公司的侵权行为，应由公司对债权人承担责任，而董事对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公司法上缺乏特别规定而予以免责。当董事的侵权行为使公司遭受灾难性损害甚至成为公司破产的原因时，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就面临公司不能清偿或不能完全清偿而有过错的董事却能免责的窘境。但依据传统公司法理论，公司债权人除非依据其与公司之间的契约主张权利外，不得参与公司事务的管理活动。因此，董事损害公司资财的行为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增加了债权人利益不能实现的风险。由此可见，董事责任制度缺陷凸现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必要性。

确保董事自由经营公司与有效防止董事滥用经营权，保护公司利益和包括债权人在内的第三人利益，保护投资者积极性和促进公司良性发展，适当强化股份公司董事责任，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实现法律公平正义之价值，也有利于我国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和公司治理水平提升，从而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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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滨曹顺明:论公司法上的经营判断规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5 (1) :38

公平责任的法理分析 篇2

关键词：交通肇事,主要责任,因果关系

一、案例

2013年8月25日20时许, 被告人徐某驾驶无号牌的越野车从安城市商场路由西向东行驶, 至华山路路口时减速欲停靠至临时停车位停车等人。刚减速尚未停靠期间, 刘某驾驶鲁AVJ9xx号摩托车载熊某同方向驾驶, 与徐某的越野车尾部追尾碰撞, 致使轿跑车受到了损坏、而摩托车主刘某当场死亡, 熊某也身受重伤。在事故发生之后, 徐某马上驾车逃逸。徐某和其肇事越野车在2013年8月29日被公安机关缉获。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 被告人徐某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逃逸, 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刘某酒后驾驶机动车, 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二、分歧

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 存在以下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 徐某驾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 导致一人死亡, 并且在肇事后逃逸, 这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 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 交通事故发生在徐某的逃逸行为之前, 其逃逸的行为不是引发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按照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因, 徐某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三、评析

本文不同意第一种观点, 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 行政违法责任与刑事责任不同, 不可以直接将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引用, 就此断定为刑事责任。

在发生交通事故后, 通常由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行为人的责任, 检察官以及法官, 作为案件的起诉者和审判者, 并不是对于所有事情都是了解的, 通常其对于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不是很熟悉, 所以在案件的解决过程中会将交警部门的处理意见作为依据。但是交警部门在处理时也只是依照交通法的有关规定做出责任认定, 而这种最后的认定结果多是出于交管的需要, 认定的也只是行政违法的相关责任, 而非刑法规定的责任。所以在判定行为人的责任时, 不应该只是依据交管部门的意见, 应该遵照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素进行最终的决定。

第二、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不在徐某, 而是受害人自己的酒后驾驶行为导致追尾。

徐某的驾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在道路行驶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交通事故, 驾驶人要马上停车, 对现场进行保护;若有人身伤亡出现, 驾驶人要马上抢救受伤的患者, 同时报警并拨打急救电话。因为抢救受伤的人员对现场变动的, 要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驾车人员以及行人应及时给予帮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当发生了交通事故后, 其当事人没有采取救助行动而逃逸的, 则由逃逸的当事人将事故的全部责任承担。但是, 如果当事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在此交通事故中也存在着过错, 那么可以减轻当事人的责任。”交警认定徐某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刘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是因为徐某的事后逃逸行为, 而不是因为有证据证明徐某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

第三、徐某的事后逃逸行为不是事故发生的原因, 与事故发生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第一种观点认为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 无非是出于以下考虑:1.根据刑法第133条的规定, 因为违反了交通法的规定而出现了重大的交通事故, 使人员发生了重大的伤亡、死亡或是财产受到了损失, 处理方法是对责任人处以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是拘役, 而在造成交通事故后肇事逃逸或是有其他的恶劣的情节, 处以最少3年最多7年的有期徒刑;因责任人逃逸而导致了人员死亡发生的, 处以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 (一) 项的规定:因为交通事故造成人员1人死亡或是3人重伤以上的, 则承担此次事故的所有责任或是主要的责任, 处以拘役或是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3.根据《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 (六) 项规定:因为交通事故造成人员1人以上重伤的, 那么肇事者承担事故的所有责任或是主要的责任, 而肇事者为逃避法律的追究, 而逃离事故现场的, 就以交通肇事罪来对其定罪处罚。

以上的规定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就是行为人的行为和事故发生之间的在刑法上具有的因果关系。文中徐某的其他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是否要对事故负有全部的或者是主要的责任?在具体事实不能够查明的情况下, 应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进行处理。在明显不具备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机械的适用法条和司法解释, 不从法理上分析案件的构成要件, 机械地认为徐某负事故主要责任, 且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 徐某就构成交通肇事罪, 就颠倒了因果关系, 是把量刑情节作为定罪情节用来定罪。

公平责任的法理分析 篇3

山西煤炭资源丰富, 全省国土面积15.7万平方千米, 含煤面积5.7万平方千米, 占近40%, 全省118个县级行政区中94个县地下有煤, 91个县有煤矿。1995年全国第三次煤田预测资料显示, 全省2000米煤炭资源总量为6400亿吨, 占全国的16%, 截至1996年年末累计探明储量2662亿吨, 占全国27% (其中:煤焦煤占57%) , 保有储量2613亿吨, 占全国的27%, 境内各类煤矿批准占用储量约1500亿吨。煤炭品种齐全, 煤质优良, 开发自然条件优良。

得天独厚的煤炭开发环境, 造就了成批的煤炭生产企业, 长期以来山西省煤炭行业小、散、乱、差制约了山西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造就了煤炭企业事故频发, 安全问题成为政府和煤企共同头疼的问题。

2 山西煤炭安全现状及加强煤炭安全监管的必要性

山西省煤炭行业安全基础薄弱, 重大事故多发, 特别重大事故仍未杜绝, 安全生产形势严峻。2008年全省煤矿发生重大以上事故5起, 其中特别重大事故1起。2009年2月22日, 焦煤集团屯兰矿又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 死亡78人, 教训非常深刻。2010年3月28日, 中煤集团一建公司63处碟子沟项目部施工的华晋公司王家岭矿北翼盘区20101回风顺槽发生透水事故。事故发生时, 井下共有261人作业, 造成153人被困, 经全力抢险, 115人获救, 井下38人遇难。当前全国经济下滑, 又遇山西煤炭企业重组大任, 地方经济发展相对困难, 一些市县和煤矿正在复工生产, 进一步加大了安全生产的压力;同时, 安全生产又成为制约生产的一个重要瓶颈。

不解决好安全与生产的关系问题, 便很难解放山西煤炭生产力, 使煤炭生产上升一个台阶, 更不能保障煤炭职工的利益和山西经济的利益。由此, 提高煤炭安全的效率便成为重中之重, 迫在眉睫。本文从动态博弈模型入手, 并做出一些发展, 来研究山西煤炭安全生产中的博弈问题, 以便提高煤炭安全效率。

3 山西煤炭安全监管及博弈模型

山西地方煤炭安全监管中, 主要存在着两个博弈方, 即煤炭监管部门和煤企施工单位 (以下简称监管部门和施工方) , 施工方违规施工有一定概率会导致事故发生, 发生事故后, 基于责任公平, 安监部门同煤企均会受到处罚。建立模型如下:

x表示安监部门, y表示施工方, Lx, Ly分别表示监管部门和施工方的得益, 对其加上标1, 2分别表示发生事故和不发生事故下的得益情况。

监察度X反映了安监部门对安全生产的监管投入程度且设置其范围在[0, 1], X=0表示安监部门不对施工方做出任何监察, X=1表示安监部门投入全部精力最大限度的监察施工。

违规度Y表示施工方违规施工的严重程度其范围也是[0, 1], Y=0表示施工方正规操作, 不存在违规现象, Y=1表示施工方违规的最严重情况。

产量Q表示在违规度Y下的施工量或完成任务量, 初始收益R指在产量Q下, 施工方可获得的收益。

P表示在违规度为Y的施工下, 发生事故的概率。

[Lundefined, Lundefined]表示发生事故后安监部门和施工方的得益;[Lundefined, Lundefined]表示没有发生事故时, 安监部门和施工方的得益。

假设事故发生的概率仅取决于施工方的违规程度, 二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即P=f (Y) , 且undefined。

假设不计施工效率对产量Q的影响, 则产量仅与违规度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而初始收益R=p·Q (p表示单位产量价格) , 意味着R与Y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不妨假设有关系R=G (Y) 。

成本Cy表示施工方的生产成本, 其与产量和违规度有关, 且与Q存在正相关, 与Y存在负相关。鉴于Q与Y的关系, 将C表示为C=h (Q, Y) =H (Y) 。

设W为安监部门的初始收益, 与事故发生概率正相关, 事故发生可能性越大, W值越大即对安全监管的预投入越大, W=t (P) =t (f (Y) ) =T (Y) , W未考虑安监成本Cx以及相关处罚的收益。成本Cx表示安监部门的监察成本, 与监察力度正相关Cx=V (X) 。

为保证监察部门对施工安全的重视, 假设发生事故后, 安监部门和施工方均受到处罚, 对两者的处罚总量为在施工方初始收益的基础乘以处罚力度的值, 执行过程中, 先对安监部门进行处罚, 处罚量为安监部门初始收益基础上乘以处罚力度的值, 对施工方的处罚量为处罚总量减去对安监部门的处罚量。对安监部门的处罚理解为对其职责疏忽间接导致事故的惩处, 也是对施工方出于责任公平方面的一种弥补。

Kx与Ky分别表示事故发生后对监管部门和施工方的处罚力度。Kx=M (X) , 且Kx与X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即安监部门监察的越严格, 事故发生后对其处罚越轻, W·Kx即为对安监部门的处罚量;Ky=N (Y) , 且Ky与Y存在着正相关, 即施工方违规越严重, 事故发生后对其处罚越重, R·Ky-W·Kx即为对施工方的处罚量。

由以上得出施工发生前后的得益情况。

[Lundefined, Lundefined]=[W-Cx-W·Kx, R-Cy-R·Ky+W·Kx]

[Lundefined, Lundefined]=[W-Cx, R-Cy]

进而得出安监部门和施工方在博弈前的期望得益:

Lx=P·Lundefined+ (1-P) ·Lundefined

=f (Y) · (W-Cx-W·Kx) +

[1-f (Y) ]· (W-Cx)

=W-Cx-W·Kx·f (Y)

=T (Y) -V (X) -T (Y) ·M (X) ·f (Y)

Ly=P·Lundefined+ (1-P) ·Lundefined

=f (Y) · (R-Cy-R·Ky+W·Kx) +

[1-f (Y) ]· (R-Cy)

=R-Cy- (R·Ky-W·Kx) ·f (Y)

=G (Y) -H (Y) -[G (Y) ·N (Y) -

T (Y) ·M (X) ]·f (Y)

该博弈存在纳什均衡, 当且仅当:

undefined

4 结论

由于概率P, 产量Q, 成本Cx、Cy, 施工方初始收益R往往具有客观性, 因此它们各自的函数关系不具有操控性。而监管部门的初始收益W, 处罚力度Kx与Ky具有可操控性, 事实上, 政府正是通过出台各样的政策, 来调节W, Kx与Ky各自函数的具体形式, 来达到控制安全的目的。本文只是初步列出了博弈方之间的关系, 各变量的函数关系仅为一般式, 至于其具体解析式以及如何调控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以便更加量化的处理煤炭施工方面的安全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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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玉亮.双赢博弈的产业结构调整还是逆市场化:“国进民退”现象透析———以中粮控股蒙牛、山钢重组日钢和山西煤炭兼并重组为例[J].探索, 2010 (3) :95-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