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公平与政府的责任

效率公平与政府的责任（精选7篇）

效率公平与政府的责任 篇1

当前,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实践来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果只注重效率与增长, 而不注重公平、正义, 人民群众就有可能分享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不但不能成为改革的受益者, 反而会成为改革的牺牲者。

一、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 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从深层次看, 这些问题的出现, 既与政府的职能缺位、越位有关, 也与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有关。

(一) GDP的增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GDP年均增速达9.8%。2007年我国GDP是1978年的15倍, 而城市、农村居民2007年人均实际年收入则只有1978年的7.5倍、7.3倍。从1983年以来, 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就一直是下降的。1995—2007年, 劳动者报酬在GDP当中的比例从51%下降到39%, 同期企业盈余从23%上升到31%。在发达国家, 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 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一般在55%以上, 在中国则不到42%。

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比例失衡。总体上讲, 收入分配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 而不是向居民倾斜的。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经济发展了, 但民众尤其是以工农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却没有能享受到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 甚至经常受到资本和权力的侵害。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增加群众收入的口号, 但相关政策却一直没有跟上。

(二) 贫富差距有拉大的趋势

2009年9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 尽管近年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 但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却越来越不公平。城乡收入差距、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使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2008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达到331%, 即城镇居民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多。而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 则达到24倍。从2000年开始, 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2009年已升至0.496。

收入分配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 更不能将收入分配改革简单地理解为加工资, 或者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改革。邓小平早年就指出, 收入分配是一个大问题。制度经济学认为, 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 主要依据两个因素:权利界定和市场供求。即“收入”首先是一项权利。每个人通过工作获得收入的过程, 不如说是实现权利的过程。以此不难发现, 现实中很多劳动者之所以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 其根源就在于权利的缺失。现行的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 使得农民不能获得像城里人那样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现行的土地制度也使农民很难获得财产性收入。收入分配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 而制度安排的核心就是权利的分配和保障。在各种“不公”中, 最严重的就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公。前者是现象, 后者是本质。也即先有权利的不平等、不公平, 才会出现起点和机会的不平等, 进而产生收入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及其他一系列不公平。

(三) 政府的公共支出比例过小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9%以上, 国家财政收入更是保持在年均15%以上的增速, 到2009年, 我国财政收入已达到6.8万亿元。与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长相比, 国家对社会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200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大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29.2%, 比人均收入相当的国家低24.8个百分点。1993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 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在20世纪末达到4%, 但迄今为止, “4%”的政策目标尚未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一国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应不低于5%。发达国家如英国为8%、德国为11%、美国则超过了15%, 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也超过7%。截至2008年, 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依然不足5%。从1994—2009年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来看, 支出最大的两部分依然是“经济建设”和“政府行政管理费用”。政府公共支出不足, 不仅影响到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而且制约了整个社会的消费。

(四) 政府直接干预市场

在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这支“看不见的手”的同时, 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也一直在发挥作用。在本次金融危机中,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达到了高潮。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 已经成为企业和个人之外的又一经济主体。

在经典经济学家看来, 一个市场是不可能有企业和政府两个经济主体的。作为政府, 只能充当“掌舵人”、“守夜人”、“裁判员”的角色, 除了监管、调控市场外, 就是提供私人不愿意也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 除非遇到像金融危机这样百年不遇的重大事件, 政府是不会直接插手市场的, 更不会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财政专家倪红日指出, 中国30多年增长的全过程, 政府部门始终都是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投资者。可以说, 政府最擅长的不是掌舵和服务, 而是“投资”。

有人说中国模式就是政府和市场同时起作用, 这是当前的事实。但其弊端却是显而易见的, 不能因本次金融危机的个案而证明其合理性。长期来看, 政府直接干预市场, 是政府职能的错位和越位, 其结果不但会破坏市场秩序, 而且会损害整个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二、市场失灵与政府的责任

实践证明, 市场机制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通过合理的市场竞争能够有效解决效率问题。但是, 市场并不是万能的, 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也会产生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既有损于经济效率, 也破坏了社会公平。第一, 由于市场存在外部性, 单纯的市场机制不能调节公共产品的供给, 也不能解决生态与环境的破坏等公共问题。第二, 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 市场机制本身孕育着潜在的垄断因素, 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导致垄断。而在无外界力量干预的条件下, 垄断会反过来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第三, 市场不能完全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 市场的自发调节易引起收入差距扩大, 引发社会矛盾。第四, 单纯的市场调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单靠市场本身并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增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调节与政府作用有机结合的经济。市场调节的效率、政府作用的优劣, 都取决于政府职能的准确界定。

(一)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调节应着重总量调节

由于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分散性以及市场机制的不完备, 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不均衡成为一种常态, 引入政府的调节,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和浪费。另外, 对于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 比如农业, 由于生产周期较长、抗风险能力低, 一旦受到市场的冲击, 在短期内将遭受重大损失, 也需要政府干预。对于一些带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或部门, 因为成本高和不确定的发展前景, 单纯依靠市场难以实现充分发展, 引入政府调节也成为必要。

(二)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调节应是第二次调节

市场调节是市场经济中第一层次上的调节, 市场能够调节的政府就不必再去干预, 而市场无力调节, 或者在资源配置上低效率时, 则由政府再调节。市场的第一次调节和政府的第二次调节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相对市场调节, 政府调节是更高层次的调节, 是总体上、全局上的调节。一般说来, 现实中的市场调节以效率优先, 而政府通过社会保障等方式进行的第二次调节则更为注重公平、正义环境的营造。

(三) 政府应尽可能提供足额、优质的公共产品

市场机制难以在一切领域达到“帕累托最优”, 特别是在公共产品方面。这就需要政府出面弥补这种“市场缺陷”。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由公众共同享受的物质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社会物品总量恒定的情况下, 政府提供物品的增加, 就是市场生产物品的减少, 政府提供物品的多少是衡量政府责任的重要指标。公众赋予政府权力, 尤其是税收和举债的权力, 就是为了获得或者说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政府的财力可能有限, 但政府可以通过掌握的公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 尽可能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西方财政理论认为, 当代政府在履行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时, 既克服着市场失效所产生的效率损失、分配不公, 其本身也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的公共政策具有双重功能, 即:一方面, 政府的公共政策必须保障、促进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充分、有效发挥, 而不是人为地改变乃至扭曲这种作用;另一方面, 政府又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克服和矫正市场的固有缺陷, 解决那些市场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问题。这样, 政府的公共政策就面临着效率和公平的挑战。

三、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

实际上, 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的同时, 也就承担起了相应的公共责任。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不是政府的恩赐, 而是政府的责任。如果政府抛弃自己的责任, 或者将自己的责任转嫁给市场主体, 那就是政府的失职。

(一) 公平正义是公共政策最重要价值标准

作为政府权威输出的公共政策, 其价值偏好是对社会期望的适当回应, 社会大多数人期待公平正义, 公共政策就必须将公平正义作为首选价值目标。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指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性的分配”。公共政策的权威性根源于它以效率为前提, 承认、维护并增进了社会的公共利益, 因而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在于它以促进全社会的进步和正义为宗旨, 维护和增进的是社会公共利益, 而不是某些个人或集团的私人利益;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表现为制定公共政策的主体表面上看是握有公共权力的政府, 实则为社会公众。在宪政背景下, 尽管公共政策的作用对象是作为客体的社会公众, 但因为主权在民, 政府也仅仅是在授权治理而已。公共政策的这三个特点都是以经济效率为其存在基础、以社会公平为其根本目标的。公共政策不承认、不促进效率, 就会丧失其有效性、权威性;不维护、不保障社会公平, 社会成员就会抵制它, 它就会失去存在的基本价值, 更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应体现在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上, 应寓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除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外, 还应考虑或兼顾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这也是公共政策道德性要求的必然结果。

(二) 公共政策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机制与公共政策作用范围的不同, 规定了市场机制主要解决效率问题, 而政策机制主要解决公平问题。市场机制作为一种基本的调节手段, 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市场机制的竞争性为效率的实现提供了保障。但是, 市场机制也有其自身克服不了的缺陷, 这些缺陷归结到一点就是使社会失去公平, 进而可能有损于效率本身。公共政策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 为弥补市场缺陷而登场, 其本质功能就在于维护一个公正、有序、健康的公共秩序和提供市场提供不了的公共产品。要完成这个使命, 公共政策就必须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首先, 公共政策要强调效率效应。要在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 追求高效率的政策产出, 把“蛋糕”做大, 为公平的实现提供基础。政策的效率效应的高低实际上是政府能否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一个衡量标准, 如果公共政策的效率效应很低, 那么久而久之, 将会使社会陷入无序状态, 进而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这不但无法实现公平, 甚至会破坏公平。其次, 有了较高的政策产出效率效应并不必然导向社会公共福利的增长与良好社会秩序的维持。要考察政策产出效率效应的转化结果, 还需要引入另一个变量, 即公平。只有当一个公共政策承认、维护并增进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时, 它才能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这就要求在追求政策产出高效率的同时, 还要充分贯彻公平原则, 兼顾个人、集体、国家等不同主体的利益主张, 统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微观和宏观等因素, 平衡与之相关的利益冲突, 使政策的效率产出最终导向公共利益实现的方向。

(三) 公共政策将公平正义作为首要价值目标的重要意义

从市场经济运行和公共政策作用的实践经验来看, 政府公平职责的发挥, 不仅有利于维护市场公平, 而且可直接实现社会公平。市场公平是一种“场内公平”, 是靠市场本身的运行来实现的, 但在许多情况下, 它也需要政府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加以维护;而社会公平则是一种“场外公平” (对市场来说是一种外在的公平) , 只能靠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机制来实现。政府利用经济、政治、行政、法律等公共政策杠杆, 调节收入差距 (限制过高收入, 扶持过低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 才能使整个社会维持相对的公平。如果公共政策将效率放在公平正义之前, 政府就会像企业那样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 就会对除经济以外的其他公共性职能丧失兴趣, 忽视甚至放弃维护社会秩序、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这样, 不仅由政府承担的非赢利性公共事业将处于全面衰败之中, 腐败现象也会愈演愈烈。与传统政府习惯于单纯追求公平的“分配型思维”相比, 现代政府则越来越注重既承认效率, 又重视公平的“生产型思维”。这种新的价值取向, 既有利于维护市场公平, 为提高效率提供最起码的保证, 更可以直接、有效地实现社会公平, 完成政府的特定职能和社会分工。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及目标以公平正义为主, 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并不矛盾。解决公平问题主要靠政策机制, 而解决效率问题则要靠市场机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 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 就必然地要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另一方面,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离不开政府及其公共政策的干预, 公共政策的作用主要是弥补市场缺陷, 通过制定规则来维护市场和社会秩序, 并解决效率 (市场) 造成的社会不公平问题。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 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离不开政府及其公共政策的干预。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要靠效率, 但要分配好“蛋糕”, 则要靠公平、正义的分配制度。公共政策的作用主要是弥补市场缺陷, 通过制定规则来维护市场和社会秩序, 并解决效率 (市场) 造成的社会不公平问题。

关键词：市场经济,公共政策,价值取向, 效率,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2]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效率公平与政府的责任 篇2

小组提纲：

（一）政府经济与公平

公平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道德理论等的社会学范畴。在经济领域，公平是和分配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公平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一是社会成员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为追求公平目标，应开展的主要工作有：（1）机会均等。（2）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3）合理运用税收、社会保障等政策工具，控制收入差距。

（二）政府经济与效率

效率是指社会资源配置中投入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能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产出结果，就称之为资源配置效率高，反之，成为效率低。

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政府直接控制和掌握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政府通过对市场和微观经济行为调节，克服市场失灵，引导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两者在社会整体资源配置中呈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

（三）、政府经济与公平和效率的选择

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的两大基本准则，但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中，政府在两者之间的选择，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1、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

尽管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但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是较为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关系。

2、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既有矛盾性又有统一性，政府经济决策有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种不同的政策组合。

第一，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政策选择。

第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选择。即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增强整体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首要目标，同时注意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这也是我国现行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指导方针。第三，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政策选择。即在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中，优先考虑收入和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调节收入差距，为贫困阶层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体现社会公平。同时，尽可能减少收入公平分配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消极影响。

小组成员：李明明、刘奇、姚春芳、冯纳、靳媛媛、李欣、毕瑾华、刘跃、邓凯、曹娅、陈萌、马莎莎、左克强、李兆龙、刘少刚王林举

组长：李明明

效率公平与政府的责任 篇3

郎咸平：的确，我早在2012年5月20日就在媒体发出过抛弃“政府办市场”的改革呼吁，现在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强调“要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

关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什么意思？就是让政府最大限度地退出市场，通过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透过负面清单制度来实现“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对此，我在新书《改革如何再出发》中透过8个图表进行了全新解读。

关于政府和社会的边界，我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一定是政府承担公平责任和能够自我治理充满活力的社会。政府该承担公平责任的部分，比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最应该避免的就是“过度市场化”。而应该由社会自我治理的部分，政府过去习惯于大包大揽，既然大包大揽，你就要承担全部责任，所以百姓形成了出问题就找政府的习惯。在这里，我就问了，你有那么大能耐把一切事都办好并让每个老百姓都满意吗？你为什么要把一切责任都主动揽到自己身上？因此，要厘清“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就必须下放权力给社会，没有别的办法。

记者：2013年9月成立的上海自贸区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政府进行金融改革的一个突破性尝试，也被寄予了很大希望。对此你怎么看？

郎咸平：这种改革的魄力我个人是支持的，我认为就需要做一个试点，搞清楚是不是我们过去对金融管得太严了，是不是太多利益集团阻碍了金融的改革？我们倒是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一个自由贸易区里面尝试在没有监管主体、没有利益集团牵制的条件下，搞出一个更好的体制来。

记者：继2013年6月北京出租车涨价之后，北京的地铁最近也在酝酿涨价。对北京市民普遍反映的地铁拥挤、打车难等问题，你认为靠涨价可以解决吗？

郎咸平：我们先以下水道为例，为什么一下雨就积水，你不能怪下雨是不是？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的下水道系统出了问题。同样的道理，市民出行不方便不是因为价格太低，而是因为我们的交通系统存在缺陷。举个例子，你猜一下，北京地铁总长度是多少？456公里。可以说，这是全中国地铁最密集的了。可是我拿另外两个大城市相比，人口也和北京差不多的纽约和东京，纽约地铁长度1300公里，是北京的3倍；东京更可怕，是北京的4.5倍。因此，地铁长度我们是严重不足，不但长度严重不足，而且规划也不够科学。北京市的地铁是格子状的，从“睡城”到市中心你得换两趟车，浪费时间不讲，还浪费资源。

记者：对“单独”家庭开放二胎政策，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欢迎，有些专家说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继续享受人口红利。对此你怎么看？

郎咸平：我本人当然支持单独二胎政策了，因为于情于理于法，这是走上了正确的一步。我认为老龄化问题并不可怕，重要的是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只要提高生产力，不但可以解决老龄化问题，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甚至可以更有效地推动整个社会进步。对此，我在新书《改革如何再出发》中也详细介绍了美国是如何透过降低成本和技术创新来发展制造业、提高生产力水平的。解决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提高制造业的竞争能力，进而大幅提高中国的生产力，也能够把我们担心的老龄化问题和城镇化问题给解决了。

记者：你认为目前改革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 篇4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诸多研究表明, 影响教育公平最重要的因素, 一是教育经费投入水平, 二是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应该承认, 尽管各级政府在增加教育投入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由于教育财政体制不够健全等原因, 我国公共教育投入水平长期偏低, 经费不足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而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又加剧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状况, 使得教育公平形势日益严峻。解决我国的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 不断增进教育公平, 首先要从解决教育经费合理投入和教育资源有效配置入手。

扩大教育的有效供给, 保障适龄儿童和青少年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 享有同等的公共教育服务, 是教育公平的基本内容。当前, 学前教育有效供给不足,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 是影响教育公平的两大突出问题, 其主要原因在于教育投入不足。改革教育财政体制, 提高政府教育投入水平, 应该成为当前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增进教育公平的主要措施。现阶段, 应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府分级负责的教育经费分担机制, 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 不断增加教育投入, 落实政府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财政责任和与之相关的教育公平责任。中央政府重点解决教育发展的地区不平衡问题, 省级政府重点解决教育发展的城乡不平衡问题, 县级政府重点解决区域内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以及校际发展不平衡问题。

教育资源配置均等是教育公平的重要内容。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是基础教育中的基础, 确保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 也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当前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两个问题, 一是公共教育资源只满足小部分群体的优质学前教育需求, 二是流动儿童入读公立学校的比例较低, 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阶层子女不能享有同等的公共教育服务, 其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 如何确保社会弱势群体子女尤其是规模庞大的低收入家庭子女和流动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是教育公平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应不断加大政府对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比例, 优化公共教育投资结构, 引导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向, 探索适应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发展新情况的动态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不断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 为我国教育逐步走向公平奠定良好的财政制度基础。

效率公平与政府的责任 篇5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教育是一种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服务, 只不过不同阶段的教育的公共程度或私人程度不大一样。而义务教育的公共物品性质最强, 基本属于纯公共物品。对于提供公共物品、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来说, 由于义务教育产生的利益为社会所共同享有, 政府就应当承担起弥补义务教育供给不足的职责, 建立和完善保障机制, 从资源配置、经费投入、政府责任等方面构建促进教育公平的保障体系。

一、影响教育公平的历史渊源

1、上世纪50年代, 国家为集中力量办好一小批重点学校, 把义务教育的功能定位在向上一级学校输送拔尖人才。这个与义务教育理念截然不同的定位, 把小学升初中以及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变成了“小高考”。

2、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精英教育价值取向, 将城市置于资源配置的重心, 倾向于维系城市与农村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间的“二元结构”, 这些诱发教育不公平的价值特征在如今的教育政策制定中仍具有极大的惯性。

3、原本出自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效率优先”概念, 未经论证就成为教育发展不容置疑的“硬道理”, 从而在理论上模糊了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特定职责, 以及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的义务的概念, 将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共产品”变成民众需要花钱购买的服务, 架空了弱势人群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和权利, 加大了教育不公平。

二、历史渊源造就的教育不平等现状

1、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教育资源的不平等

1986年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以后, 上世纪50年代把义务教育的功能定位于向上一级学校输送拔尖人才的“精英教育”的做法, 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不复存在, 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举办的面向每一个适龄孩子的强制性教育。然而至今, 少数“优质学校”与大多数普通学校甚至薄弱学校并存的格局仍没有改变。一批占据了优质教育资源重点学校, 在每年大笔收取动辄数万元择校费的“支援”下, 校园优美、学生爆满、教师高薪;而另外一所学校却由于是所谓的普通校, 校舍凋敝、教师无奈, 学生不断流失。

2、城市与农村教育资源的不平等

我国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农村教育经费缺乏、师资力量薄弱、教师流失情况严重, 农村地区广大群众受教育水平和受教育机会明显落后于城市, 难以实现公平教育。

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实行“分级管理, 以县为主”, 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构成, 只有8%由中央财政支出, 另外92%则由各级地方财政支出, 其中大部分由县级以下财政支出。相当一部分县级政府财力严重不足, 因此这种制度无法避免在教育经费上的不平等。在贫困的乡镇, 不仅学校更少、校舍破烂以及经常拖欠教师工资, 教育经费仍是乡镇政府不堪的负担。一些调查指出, 在贫困地区, 教育经费一般占乡镇财政支出的75~80%。事实上, 这笔钱仍是出自贫困的农民之手, 是乡镇政府以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的名义征收上来的。地区间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不平衡, 决定了以县为主的投入体制不能保证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农村学校教师资源的缺失现象同样不容忽视。现行的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政策是2001年制订的。按照这个标准, 城市、县镇和农村的生师比, 小学分别是19:1、21:1和23:1, 初中生师比则为13.5:1、16:1和18:1。这一编制标准以压缩编制和效率优先、城市优先为导向, 存在编制标准整体偏紧、城市偏向和城乡严重倒挂的突出缺陷。这个标准实行几年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 农村教师编制大幅减少, 造成了中小学校运转和发展实际需要与人员编制的严重不匹配。同时, 教师工资收入水平城乡差距依然较大, 全国农村小学、初中教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分别仅相当于城市教职工的68.8%和69.2%, 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农村难以吸收优质的教育资源。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编制紧缺、数量严重不足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村教育质量提高的瓶颈之一。

三、建立和完善制度和政策是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

1、推进全民型教育价值取向, 均衡教育资源, 确保教育公共政策的公正性、科学性。

面对择校造成的教育不公现象, 很多地方政府之所以不作为, 是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群体, 名校本身不愿意丧失自己的垄断地位, 而名校不仅是政府的形象窗口, 更是一些人享受“优质教育”的“近水楼台”。这是择校问题难以解决的关键。

但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并非没有治本的路径可循。第一, 是取消“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划分, 改变义务教育的精英型取向;第二, 逐步均衡学校的办学条件。其次, 在硬件投入和校舍建设方面也要实现均衡化, 防止出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第三, 通过建立教师定期交流制度, 促进教师均衡配置, 促进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的均衡发展;第四, 教育资源共享。

2、完善农村教育投入体制, 缩小城乡差距

要进一步完善保障机制, 一是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 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经费总量不足的突出问题。根据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及教育成本, 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义务教育 (小学、初中) 阶段最低经费投入标准;二是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应承担的责任。例如, 规定地方政府按地方税收的一定比例投入义务教育, 不达最低经费标准者, 由上级政府给予转移支付。同时, 将在经费的分配和使用制度化, 规定相应的分配原则和使用范围。三是针对目前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仍然没有真正纳入县本级财政预算, 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 需要建立新的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同时, 改变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政策, 让政策制定向农村倾斜, 稳定农村中小学现有的教师队伍, 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3、完善政府责任机制, 各级政府职责共担

《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 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义务教育的公益性、非市场性、非功利性特征决定了这项重大的公共事业应该由公共的力量即由掌握国家教育资源的政府而不是由社会团体和慈善机构来办, 使每个适龄儿童、少年能够公平地享有教育机会和公共教育资源, 政府是实现和保障教育公平的第一责任人和法律主体。因此, 依法明确中央和地方之间、人大和政府之间、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教育行政和督导部门之间在促进教育公平发展方面的工作分工, 把各级政府的具体职责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不应让老百姓过多的承担教育成本, 为政府买单。只有这样, 才能促进教育公平发展的事权统筹与责权利对称, 才能使义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得到根本保障。

保障教育公平, 政府责无旁贷;维护教育公平,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只有让每个孩子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 义务教育真正成为面向人人、面向大众的平民教育, 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和最大范围内促进义务教育的公平。

摘要：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现在教育领域内的延伸和反映, 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义务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教育的重要阶段。义务教育的公共物品特性, 决定了推进义务教育公平, 就需要政府建立政策和制度上的保障。本文着重从“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教育资源的不平等”, “城市与农村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两个方面, 阐述教育不公平的产生原因、现状和政府应承担的职责。

关键词：教育公平,义务教育,公共物品,重点学校,城市与农村,政府责任

参考文献

[1]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222.256.

[2]高培勇、崔军:《公共部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42.

效率公平与政府的责任 篇6

1 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研究现状

以“教育公平”、“政府责任”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检索,仅从论文数量来看(见下表),国内对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的研究在21世纪前一直缺失。2003年后才有学者开始关注该问题,但研究仍处初步探索阶段,未成系统。

2 教育公平问题中政府责任偏差的归因

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是保证教育公平的第一责任人。综合现有资料,国内对教育不公平中政府责任偏差的归因集中在以下方面:

(1)投入。我国教育经费长期供给不足,国家财政的有限性直接导致分配不均,严重制约教育公平。国务院在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自1994年以来,4%的目标仍未实现,但5.2%是世界各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我国在教育上的低投入,以致“僧多粥少”,造成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机构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在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农村教育内部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之间分配时出现了有违公平的事情,加剧了教育不公。(1)

(2)教育资源。教育资源缺乏是引发教育不公的重要因素,这对解决教育不公也不利。政府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责任缺失、自身教育资源缺乏等,使得教育不公日益严重。“我国原先的制度设计将稀缺的公共教育资源过多的向城市、东部地区、富裕地区、重点学校倾斜”,造成教育机会不平等。这反应在学生是否可以进入好学校,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家长在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上的竞争,引发了严重的教育差距和非均衡、不同步发展。(2)

(3)政策。择校问题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很多学者认为这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合理的重点学校制度有关。我国现行的教育政策、制度存在着不公平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政策表现出明显的特征:城市偏向、高等教育偏向、公办教育偏向以及精英教育与效率优先。政府在决策中强调对教育的约束而轻视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强调教育的经济理性而忽视社会效益,教育政策的伦理缺失、执行不力等都是引起教育不公的重要因素。

(4)监督和管理。1985年以后,国家颁行的决定、法律、细则和纲要都强调基础教育的“地方负责”和“分级管理制度”。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能力很不平衡。我国教育资源仍是短缺资源,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多渠道筹措来提高现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但由于政府监管不善,未形成有效制约,市场元素的介入给实现教育公平带来新的麻烦。

3 关于政府责任视野下推进教育公平的策略研究

综合已有研究成果,为了更好的实现教育公平,政府需要站在一个新的视角上看,并在行为上有具体的行动,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将教育公平理念强化为国家教育政策的首要价值基础。人民的公平愿望难以得到重视和体现,与教育决策者公平意识淡薄密切相关。教育决策者缺乏基本公平理念,决策过程缺乏法制化和民主化的机制。对此,政府应在实现教育公平的过程中做“第一责任人”,把教育公平视作教育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础。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教育公平氛围,激发全体公民尤其是教育决策者的公平意识,树立教育公平理念,把教育公平作为教育决策部门的根本指导思想。

(2)建立合理投资体系,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要想更好地推进教育公平,国家要保证投入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同步,加大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整体投入力度。政府要实行补偿原则,加强对农村、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缩小地区差距,使教育资源分配相对均衡。把财力更多的投入基础教育,合理调整教育经费分配结构。

(3)政府要公平合理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建立相应的平衡机制。要推进教育资源的分配公平,最大地发挥资源的优势,各级政府要在全国范围内合理调配教育资源。资源分配的绝对均衡不现实,但政府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应使差距保持在“理性合理的范围内”,促使教育资源的分配处于相对均衡状态。针对我国当前教育资源分配失衡,应建立覆盖校际、区域甚至全国的教育资源配置平衡机制系统,使因经济、社会发展不同而造成的教育发展水平悬殊逐步缩小。

(4)推进教育决策与政策实施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调节教育活动、解决教育不公,首先要确保政府教育政策公平。政府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主体,可通过“完善政策、健全制度、规范管理、加强监督”,重点强化我国教育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更好地推进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教育政策的城市偏向、高等教育偏向和精英教育与效率优先等,要大力扭转;对于教育决策的民主参与程度,要大力提高;对于教育决策与政策实施制度,要提高其科学性、合理性;对于现行的“精英决策”模式,要推行“渐近决策”模式。

(5)从制度上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强化教育的监督管理。政府既是提供教育的主体,也是教育管理和监督的主体。政府应监督相关教育制度的具体实施,把教育范畴内的活动都纳入到法制轨道上,及时、规范、安全和有效的使用教育经费,铲除权力寻租和腐败的土壤,消除教育领域内的特权,使政府、学校、公民真正做到在教育公平问题上“有法可依”。确保在制度上保障教育公平的实现,各级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明确化,实现教育“四化”——制度民主化、决策科学化、经费开支透明化、供给公平化,并建立权威性的教育公正评估指标体系。(3)

(6)建立政府主导下,市场与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教育公共治理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导、市场介入、社会参与,借助政府主导作用,科学处理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的关系,更好地推进教育公平。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对教育实施宏观调控,为全体公民提供基本教育服务,营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促进受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保障教育公平性。允许有条件的营利性组织参与义务教育产品的提供,鼓励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参与提供教育服务,形成政府与非政府合作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新格局。

4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研究的特定以及存在的不足

在明确教育公平内涵后,揭示教育公平领域内各种不公平现象,进而探讨导致教育不公的政府责任因素,最后提出建设性建议。反思当前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相关概念界定混乱。教育公平、教育平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相近之处,但本质上仍有区别。教育公平是主观性很强的概念,甚至实现教育公平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教育理想,它与教育平等的价值内涵、属性明显不同。因而,完全用衡量平等的标准审视教育公平的程度是不适合的。而现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基本概念界定不清,如果使用上不作区别,必然会带来认识上的混乱。

(2)因果错置。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对教育不公与政府责任进行了错误对号。失学和辍学儿童总量居高不下、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问题、城乡和阶层差距拉大等,都是他们研究中发现的教育不公问题。但教育不公问题很多,而引起教育不公的原因有多方面,从宏观到微观、外控到内发、量到质、起点到过程——按照不同标准,可分为很多类,政府责任缺位只是引起教育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却不是唯一原因。不能将教育不公平问题都归因于政府责任缺位,这不正确也不可取。

(3)缺乏前提批判,理论联系实际不够。从所得文献资料看,目前研究仍以理论研究为主,已有研究多侧重于教育公平的内涵界定,而对政府责任定位却涉及较少,实践研究也不够。就政府对于教育发展的责任而言,目前国内研究在责任的定位、性质、取向、范围和边界等方面不明晰。可以说,现有研究对教育实际中不合理的现象只是停留在表层描述和原因探析上,这使得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研究缺乏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框架指导,显得零散、杂乱,缺乏整体感和流畅感。

摘要：本文从研究现状、政府责任偏差归因、政府举措等方面对我国的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关键词：教育公平,政府责任

注释

1[1]陈大勇.教育公平视野下的政府责任.政法行政,2007.11.

2[2]夏家春.对教育公平的思考.学术交流,2004.7.

效率公平与政府的责任 篇7

管理审计是由内部审计师实施的、对管理部门所有层次的活动所进行的一种面向未来的、独立的和系统的评价, 其目的是通过改进管理职能的履行, 促进计划目标的实现、提高社会效益、促进员工的发展和提高本组织的盈利能力并实现其他目标。管理审计的目的在于建立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互信关系, 优化资源配置。管理审计的根本在于受托管理责任的履行, 同样, 政府管理审计的根本在于公共部门的受托管理责任的履行, 因而定义政府管理审计应该从公共部门的受托管理责任出发。简单地说, 政府管理审计就是检查公共部门的受托管理责任履行情况的一种审计。政府管理审计关系如图1所示:

政府管理审计是一个外延相当大的审计概念, 它包括我们通常所讲的效益审计、合规性审计、经济性审计、效率性审计和效果性审计等等。

根据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项目评估工作小组的意见, 审计和评价可以分成以下七种: (1) 合规性审计:有关规则是否得到遵守? (2) 经济性审计:所选方式是否代表了特定业绩对公共资金的最经济使用? (3) 效率性审计:所获得的结果是否与所利用的资源保持一致? (4) 效果性审计:所获得的结果是否与政策目标保持一致? (5) 对政策一致性的评价:政策中所使用的手段是否与既定目标保持一致? (6) 对政策影响的评价:政策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是什么? (7) 对政策效果的评价和对因果关系的分析:所观察到的结果是由政策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

根据上述内容, 政府管理审计应包括对政策一致性的评价、对政策影响的评价、对政策效果的评价和对因果关系的分析。它要回答以下三个基本问题: (1) 公共部门是否在以正确的方式行事? (2) 公共部门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情? (3) 公共部门是否把正确的事情做好了?

二、现有政府管理审计在公平和效率方面的不足

传统观点认为, 公共部门受托管理责任的评价标准是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即对公共部门使用公共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审计被称为“3E”审计, 但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三个标准不能全面反映公共部门受托管理责任的履行情况。“3E”审计最大的不足就是没有考虑或不重视公平性审计。其中, 效果性审计主要是指公共部门的工作是否实现了政策目标, 也就是说这里的效果是定位在政策目标上的。政治家和行政官员根据具体情况和各自的利益制定政策, 政策不一定符合公众的愿望, 因此公平性问题更加难以解决。政策目标不一定合理, 以是否达到了政策目标来评价公共部门的管理业绩有所不妥。另外, 即使政策目标合理, 公共部门在实现该目标时, 可能同时又损害了其他合理的目标, 例如破坏了公平性、破坏了环境等等。

“3E”审计中的效果性审计往往只考虑某项政策的目标、某个项目的目标能否实现, 这样的“效果”并不全面, 没有考虑资金的分配是否合理、公平。我们应该检查公共部门的资金运用在各个项目之间的分配是否合理、公平, 这样才可以判断公共部门运用资金的总的效果。“3E”审计中的“经济性”和“效率性”体现的都是节约资金, 对资金的更好利用。从资金的付出、购买资源到资源的投入使用、生产出产品, 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对比付出的资金和生产出来的产品, 就可看出这一过程的效率。如果将这一连续的过程人为地分为两个阶段———购买资源的阶段和资源投入的阶段, 并对前一阶段用经济性来评价资金的使用, 对后一阶段用效率性来评价资源的使用, 对它们进行独立的评估, 就割裂了两个阶段的联系, 两个阶段的经济性和效率性并不能说明这个过程的整体效率如何。

对效率的评价不能不与目标联系在一起, 如果撇下目标, 单独评价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 那么这样的评价是毫无意义的。从资金的付出、资源的投入到产品的产出, 再到政策目标的实现, 在这一个完整的过程中, 我们应将产出与政策目标的实现联系起来, 审计机关必须检测公共部门的产出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政策目标, 换句话说就是产出对实现政策目标的贡献有多大。如果经检测, 发现公共部门的产出对实现政策目标的贡献很小, 那么对公共部门使用资源的效率评价应评定为是低效率的。存在这样一种情况, 公共部门的生产或提供的服务是高效率的, 但产品或服务对实现政策目标的作用不大, 这样公共部门对资源的使用实际上是低效率的。因此, “3E”审计中的效率概念含义过于狭窄, 未能说明从资金的付出到目标的实现这一过程的综合效率是多少, 真正的效率应将经济性和效果性考虑在内。

总而言之, “3E”审计在对公共部门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的评估中忽略了对公平的审查, 同时对效率的评价也不够全面。

三、实行“公平—效率”双导向政府管理审计的必要性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指出, 把效率和经济作为公共行政的指导方针是有必要的, 但仅此是不够的, 必须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二个理论支柱, 使公共行政能够回应公民的需求。某一公共方案对一些公民来说非常有效率, 但对另一些公民来说则没有效率。并且, 某一公共方案对一些公民来说可能是经济的, 但对另一些公民来说则是昂贵的。如果不考虑政策实施的分配效果, 不遵循社会公平的理念, 公共行政可能忽视全体公民的合法利益。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一书中讲到, 市场是必不可少的, 但它必须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他认为, 在生产领域里, 应以效率为先, 但它必须被恰当控制才能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 增加社会财富;而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多, 则是实现较为平等分配的前提。在生产领域之外, 也就是在再分配领域里, 则应把平等原则贯彻进去, 通过政府的功能去消除不均。

在这里我们要对平等概念作一说明, 有时候我们将平等理解为公平, 有时候我们将平等理解为相等。当我们将平等理解为相等时, 平等的就不一定是公平的, 而公平的可以是平等的, 也可以是不平等的。对于市场经济来说, 对于机会均等的公平观来说, 平均主义的分配是不公平的。

公平的, 可以是有效率的, 机会均等的公平也可以是有效率的。公平观不仅包括机会均等, 而且包括一定程度的分配平等、扶贫济弱, 我们可以定义一种最有效率的公平分配标准, 它与效率是不矛盾的。只有偏离这种最有效标准的分配, 才是与效率相矛盾的。

政府审计在促进政府履行其公共受托责任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过去到现在, 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信息的膨胀使得政府的受托责任从简单变得复杂、从不透明变得透明。随着政府受托责任的发展, 政府审计的内容和技术也跟着发展。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的竞争, 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 也出现了各种不公平的现象,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 政府的一大受托责任就是要缓解不公平的状况。回应政府的这一受托责任, 政府管理审计应审查公共部门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是否遵循了公平原则。另外, 经济发展到今天, 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资源稀缺的压力, 一国竞争力的提高要依靠效率。我们不仅要构建和谐社会, 而且要构建节约型社会, 政府在这方面要起领头作用, 制定高效率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这就是现代政府的第二个受托责任———建设高效率的社会。政府管理审计应以公平和效率为核心来设计审计的内容、审计的方法和报告的内容, 现代政府管理审计的特点就是围绕公平和效率进行审计。

四、“公平—效率”双导向政府管理审计机制的构建

1.“公平—效率”双导向的政府管理审计。

政府管理审计的根本在于公共部门的受托管理责任, 要研究政府管理审计的审查内容, 就要从研究公共部门的受托管理责任入手。现代政府管理审计要围绕公平和效率来进行, 审查公共部门在履行其责任过程中是否遵循了公平和效率原则。公共部门的责任包括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审查其行为责任时, 要从公平和效率两个维度对责任进行剖析, 分析公共部门应遵循哪些内含公平、效率的法律法规, 公共部门对这些法律法规的遵循情况如何, 公共部门的内部控制是否有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审查其结果责任时, 也要从公平和效率两个维度对该责任进行剖析, 分析公共部门执行政策的结果、使用公共资金的结果对公众来说是否是公平的, 从所花费的时间、资源上评估公共部门最终的效率。因此, “公平—效率”双导向的政府管理审计应审查公共部门在两个责任履行中围绕三个方面对公平和效率的遵循情况, 其审计关系的构建如图2所示:

具体来说, 现代政府管理审计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审查公共部门对法律法规的遵循。这里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指那些适用于该公共部门的内含公平、效率的法律法规, 遵循法律法规属于受托管理责任。审计人员在审查该方面内容时, 首先要找出相关的法律法规, 依据相关的条款检查公共部门的政策、命令、文件、会议记录和账本等, 进而确定公共部门对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情况。

(2) 审查公共部门的内部控制。这里的内部控制主要是指有助于促进公平和效率的一些控制活动, 这也属于受托管理责任。公共部门应实施合理的内部控制以保证公平和效率在公共部门内部的实现, 也要保证公平和效率在公共部门与外部的关系上实现。审计人员在审查该方面内容时, 首先要检查公共部门的一些内部制度、规定和政策, 评估它们是否符合公平和效率原则;其次检查这些制度、规定和政策在实际中的执行情况。

(3) 审查公共部门的工作结果。公共部门的工作结果就是其使用公共资源的产出, 表现为政策目标的实现、公共部门计划项目的完成、外部顾客 (公众) 的满意和对社会的贡献, 这是公共部门的受托管理责任。审计人员审查公共部门的最终工作成果, 要确定其结果是否公平, 对外部顾客 (公众) 是否公平, 所取得的结果与投入相比是否值得, 是否有效率。审计人员要运用一些社会指标来评价结果的公平性和效率性。

2. 公平和效率的协调———公平的效率和效率的公平。

我们需要有公平的效率, 也需要有效率的公平。说一个社会是有效率的, 就是说它能够以同样的投入取得比别的社会更多的有用产品, 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和价值, 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即自然、社会和人文资源优化配置的社会。当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使越来越多的人改善境况且同时又没有人因此而境况变坏, 则意味着效率提高了, 这是一种理想的效率。就投入产出而言, 投入的是人力、物力和财力, 产出包括一切由该投入所引起的对外界的影响, 对社会来说, 产出就是该行为对人们所产生的影响, 包括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公共部门的行为, 如某些行政行为、建设某个项目, 都可能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如贫富差距拉大、环境遭到破坏等。若将环境成本、社会成本等考虑进产出中, 那么这种效率就是公平的效率, 公共部门追求的应是这种效率。

我们也需要有效率的公平。从管理上说, 任何公平的政策都必须借助于有效的管理来实现。无论公平还是效率, 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增进社会公共福利。没有效率, 公平难以实现;而没有公平, 效率只会扩大原有的不公平。不公平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无秩序, 进而会带来无效率;从微观层面看, 不公平会影响人们的情绪和工作积极性, 导致行为效率低下、工作效率低下, 这与效率都是背道而驰的。

总之, 公平需要效率, 效率需要公平。公平是目标, 效率是手段。兼顾公平和效率, 公共部门才能更好地履行受托责任。

参考文献

[1].钱伯斯等著.陈华等译.内部审计.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5

[2].马国贤.政府绩效管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3].乔治·弗雷德里克森著.张成福等译.公共行政的精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4].蔡春等.现代审计功能拓展论.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6

[5].阿瑟·奥肯著.王忠民, 黄清译.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