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效率

公平效率（精选12篇）

公平效率 篇1

一、对行政管理效率和市场运行公平的定义

行政管理是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对应不同的社会公共事务, 可以细分为国民经济管理、文化教育管理、军事管理、司法管理、民政管理和外交事务。本文讨论的是行政管理中的国民经济管理的效率问题。行政管理效率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所获得的劳动效果、社会效益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比率关系。

市场运行公平属于规则公平, 即市场竞争主体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项活动的规章制度公开透明, 不允许某些人通过对规则或程序的控制而谋取不当利益。规章制度的公开透明是防止某些人破坏规则并从中渔利的有力保障。

二、二者统一性问题

1. 行政管理效率具有客观性。

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评价行政管理效率高低, 可以通过定量分析对比得来, 通过数据说明效率高低, 数据是客观的。 (2) 行政管理效率的效果可以用社会效益进行考察, 而社会效益也是可以用客观数据进行总结的。 (3) 行政管理效率还表现在行政管理制度上, 而管理制度的优劣可以通过管理学的相关指标进行评价, 也是客观的。综上分析, 行政管理效率是客观存在, 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之后的一种客观事实。

2. 市场运行公平具有主观性。

体现在以下方面: (1) 面对数量众多的市场竞争主体, 行政管理提供的社会服务功能很难尽善尽美, 些微纰漏即可能使部分市场主体感觉制度不够公开透明, 在这个信息传播飞速的时代, 个体的这种不满在网络上的扩散速度、被网民的认可度之高都是有例可循的。 (2) 行政机关内部或者内外部结合的利益集团, 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完全消除, 因此完全排除利益集团给市场运行造成的不公平的可能性很低。 (3) 每个市场主体对市场运行不公平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 因此市场个体对市场运行的公平感受不同, 形成市场运行公平的评价标准难以明确表述。

综上所述, 市场运行公平有较强的主观性, 是每个市场主体对行政管理公平感受的加总, 反映的是市场主体对行政管理带来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满意程度。

3.

经济学中将消费者对消费行为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 以效用衡量消费某种产品带来的心理满足程度高低, 效用越大, 心理满足程度越高, 效用越小, 心理满足程度越低。如果通过市场主体对行政管理形成的社会资源分配结果的满意程度, 评价市场运行公平与否, 用效用衡量这种满意程度高低, 可以得到如下公式:

在这一公式中, 市场运行公平和性质管理效率具有了统一性。

三、促进二者统一的讨论

1. 影响行政管理效率的因素。

本文以行政审批为例, 讨论行政效率的影响因素。以最有代表性的营业执照审批来说, 一般营业执照是本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 如果办理过程遇到在一些媒体上暴露的波折过程, 涉及的影响因素前面5项都有可能, 比如审批前置程序, 如果行政机关之间不能协调办公, 前置程序可能会成为部门之间推诿的理由, 这涉及到的是行政机构的设置是否合理;由于办理程序复杂, 应该由行政级别较高的工作人员负责一站式办理材料的统一解释, 而不应由具体办事人员向申办人士各个说明, 还经常面临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这涉及的是行政职位的职责设置是否合理;如果申办人员由于不很清楚申办营业执照的材料导致出现问题, 审批机构能否给予及时方便的帮助, 而不是漠视不理, 涉及的是行政管理是否科学、行政人员素质如何, 以及在工作中遵循的原则是否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一个很小的营业执照的行政审批环节, 事实上可以反映出工商行政部门的行政效率高低问题。

2. 促进市场运行公平的措施。

(1) 增加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比重, 降低政府直接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比重。一是坚持不间断进行改革行政审批制, 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可以把相当多事项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或备案制;二是持续改革行政管理体制, 精简机构, 科学划分政府机构职权范围, 加快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的步伐;三是通过各种方式 (进修或考核) 提高行政管理水平, 尤其是行政部门之间综合协调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科学预案降低行政管理漏洞出现的概率。 (2) 建立竞争有序的统一市场体系。现阶段, 我国市场体系存在诸多有待改进之处:一是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尚未真正建立, 资源在地区之间按照市场机制进行流动的比例较低;二是广泛存在的行业保护、地区保护、行政垄断等现象, 严重降低了市场竞争性, 而市场机制恰恰是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配置的;三是失信、欺诈、恶性竞争等违法违规行为盛行, 市场秩序混乱有待整顿;四是各类市场发展不平衡, 商品市场发达但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而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等资本市场发展滞后, 跟不上经济发展, 不能为市场主体更好地提供发展所需各种要素, 制约了商品市场的更高层次的发展。 (3) 市场主体的诚信守法和行政工作人员的履职担当并重。一是坚决消灭“官本位”思想, 行政工作人员无论职务高低, 都应形成依法行政、依规行政的行为习惯。二是政府切实执行社会服务职能, 提高公信力, 有利于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的良好行为向的建立。三是科学行政、科学治理社会, 对市场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处理, 承担政府应尽的职责和责任。

四、总结

行政管理效率和市场运行公平具有统一性, 较高的行政管理效率有助于提高市场运行公平程度, 表现在市场主体对市场运行的公平感来自于行政管理带来的社会资源分配结果的满意程度。政府通过采取相应措施改进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将会提高市场主体对市场运行的公平感, 使之自觉诚信守法, 降低行政管理社会的难度, 也是降低了行政管理的成本, 对于社会资源也会带来节约使用的益处。

摘要：在市场经济下, 资源配置的首选方式是市场机制, 政府应该是处于辅助地位。然而政府在通过自身行政管理实现市场公平时, 存在一个适度问题, 或者叫边界问题, 在界内, 有助于实现公平, 过界则于公平有害。本文通过对行政管理效率与市场运行公平的研究, 希望有助于找到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边界问题答案。

参考文献

[1]陈桂生.行政管理学[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1.

[2]李长安.制度上保证经济社会运行的公平性[EB/OL].深圳特区报, 2013-11-18.

[3]王玉珍.找到政府和市场关系准确定位的有效途径[EB/OL].南京日报, 2012-3-4.

[4]济南市民吐槽行政审批:办营业执照跑4趟仍没影[EB/OL].济南日报, 2014-2-17.

公平效率 篇2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建设，我国的物质财富不断累积，但是经济发展的效率与社会领域的公平之间的不平衡问题日益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如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不公平现象更加凸显。资源分配不公平不但破坏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而且危害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甚至会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掣肘。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公平效率问题呢？主要是：

一、重视发展经济，忽视改善民生的政绩观念。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总量、三个产业的上缴利税、社会总体就业都是硬的发展指标，都是漂亮的政绩，而城镇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平均教育质量的提高、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也是定性指标，也是政绩；

二、重视政府投入，忽视群众消费的发展观念。经济模式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是经济片面依靠出口的发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发展模式，也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经济模式。

三、重视政策激励，忽视社会保障的执政观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依靠提供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激励地区产业优先发展，带动社会总体就业，却忽视了如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基本保障领域的投入。总而言之，公平效率问题的出现是在初次分配中体现了效率原则，而在再次分配过程中没有充分体现公平原则。

在促进科学发展、构建社会和谐的时代背景下，要切实落实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在经济领域首次分配注重效率优先，在民生领域的再次分配注重兼顾公平，要统筹兼顾、多管齐下、多策并举，以科学发展观念统领我国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发展。

要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级党政领导要一手抓、负总责，同时发扬民主集中制，完善包含民生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加强经济社会总体规划的论证工作，提高处理复杂局面和统筹城乡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倡导以人民群众高不高兴、答不答应、满不满意为主要出发点的工作氛围。

要完善制度安排。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完善上级领导巡视监督、同级部门工作监督、人民群众基层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完善社情民意的信息反馈机制，充分发挥职能部门联席会议的作用。

要加强教育培训。地方各级职能部门要加强社会主义理论和相关业务知识的学习，提高处理工作事务的能力，要加强党的宗旨观念、科学发展观的学习，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

公平与效率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涉及到我国的长治久安，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 篇3

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使收入差距限制在合理范围内，使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效率与公平是市场经济的两个重要范畴。关于在分配制度中体现效率与公平，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中首次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强调和阐述了这一分配原则。全面理解这一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提出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是我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分配制度、分配原则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的分配制度反思的结果。新中国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分配制度上，按劳分配原则从来没有被真正落实过，在实践中它早已被扭曲。分配中平均主义普遍存在，"大锅饭"现象随处可见，个人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职工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割裂了收入与贡献的联系，使经营生产无动力，使劳动群众无积极性，这必然限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我们逐渐认识并纠正分配中的偏差。党的十三大指出了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党的十四大进一步强调：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一方面，我们看到效率和公平是分配中的两个基本范畴，二者必须兼顾，不能偏废，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上述提法还是把效率与公平并列起来或追求结果的公平，还没有把效率的提高放到优先考虑的地位。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分配问题上发生了质的理论飞跃，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距离，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分配问题上的又有新的突破，指出，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可以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我党在分配制度、分配原则问题上的成熟，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把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处理分配关系的首要原则，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没有效率的提高，只能是共同贫穷，不能走向共同富裕。当然也要兼顾公平，这也是搞好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这样把效率与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学含义

效率优先的经济学含义

这里讲的效率指市场效率即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效率优先就是在分配（主要是初次分配）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抓住竞争这一核心，鼓励先进，人们的收入与收益和其投入的生产要素和贡献紧密结合，通过分配能激发人们劳动、投资的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对于人们的合法收入国家予以保护。具体要求及表现如下：

1、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要均等，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参与机会，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及重要表现。

在市场经济中，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们应该大体上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即参赛机会均等。首先，具有同等机会支配和使用社会稀有资源，不允许少数人凭特权垄断这些资源。其次，要素流动的条件均等，通过市场各种要素自由流动。如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通过劳动力市场招用所需的各类劳动力，劳动者通过市场自由选择职业。这样，运用价值规律、竞争机制、工资信号的指导，把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更加有利于效率更高的环节上去，从而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水平。最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责任要均等，经营者可以依靠市场变化自主地安排生产和经营，盈亏要自负。

当然，效率优先要求机会均等不是绝对的，完全机会均等是做不到的。条件的差异，信息掌握的不同会引起实际上的机会不平等。

2、经济活动中竞争的规则应该是平等和公平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不承认任何特权，每个市场竞争主体都必须遵守共同的规则。市场经济越发达，越要求建立、健全法律、规则，规范人们的行为。

3、收入必须与投入相适应、相对称。市场经济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各生产要素要合理配置，在分配上也要以投入的要素为依据，投入劳动获得工资，投入资本获得利息，投入土地获得地租。报酬量要由有效劳动量决定，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固然以投入的劳动量为基础，但受供求关系的影响，符合社会需求的部分即社会必要劳动量能实现其价值，而有一部分劳动因其不为社会所需要而不能实现其价值，投入这部分劳动的劳动者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

兼顾公平的经济学含义

公平分为市场公平和社会公平。实际上，我们讲的效率优先就是要实现市场公平，而兼顾公平指兼顾社会公平。

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每个人的主观条件不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在收入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甚至出现两极分化。因此对收入要适当调节即兼顾社会公平。

在国民收入分配（主要是再分配）领域，国家运用法律、经济手段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对各类人员的收入关系进行调节，以实现社会公平。

1、通过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最低工资法》等，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收入。

2、运用累进税率的个人所得税调节高收入，运用遗产税、赠与税、财产税等适度限制非劳动收入，调节社会成员的个人收入分配关系。虽然一些法律在我国尚未制定、实施，但根据市场经济要求和其他国家的做法，这些法律、法规是必不可少的。

3、建立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社会保险互助互济功能，对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及失去工作岗位等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者地位，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的劳动者予以支持帮助，保证这些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等，这有利于社会安定，符合人道主义。

为什么把效率放在优先考虑地位？

1、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和观点，有利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占主导地位，只有把效率提高放在首位，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消灭贫穷，为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物质条件。

2、从公平与效率关系看，只有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才能不断提高社会公平的含金量，否则公平的实现也是无源之水，只能共同贫穷。

3、从中国过去和现行收入分配格局以及不少人的观念看，平均主义的分配现象和观念还存在，需要以效率优先的分配机制去冲击和打破平均主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束缚，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的不一致或矛盾方面。前面已提到，理论上可以讲人们在竞争中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实际上难以做到这一点，由于主客观条件制约，人们之间的收入必然存在差距。政府为了保证社会与经济的稳定、发展，要对收入作一些适当调整。这样，为了公平必然牺牲一部分效率，一些人不能得到应得的全部报酬，处理不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向上的动力。而追求效率的许多措施必然拉大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造成一部分人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报酬，或者干脆失去工作岗位，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处理不好就会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使社会处于动荡的状态。

效率和公平具有一致性。效率和公平有矛盾的一面，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处理好二者关系，可以保持社会稳定，促使效率不断提高。只有效率的提高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公平的实现提供物质保障；只有实现社会公平才能为效率提高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效率与公平可以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计划经济中，由于公有制，生产资料为大家所有，没有必要谈竞争条件的平等，只能考虑分配结果的公平，只能是分配的均等，吃大锅饭，实行平均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积聚，必然出现收入差距悬殊，导致两极分化，不能实现社会公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可以把效率与公平统一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和允许一部分人靠诚实劳动和经营致富，允许个人凭借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获得收入，这样就能调动人的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同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利用行政、经济及法律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从制度上防止两极分化，做到公平分配。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共同富裕

效率优先与共同富裕并不矛盾，兼顾公平与共同富裕又不是一回事。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谓共同富裕是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以生产不断发展和效率持续提高为前提，全体社会成员逐步跨入富裕之门的经济过程。共同富裕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保障，以不断发展生产和提高效率为前提。因此，共同富裕与效率优先不矛盾，没有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贫穷基础上，更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那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效率与公平 篇4

危机,“白条市场”与《泡沫法案》

16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正处在“重商主义”当中,在这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对原始资本的积累。在看似繁荣的资本主义扩张中,连续三次引发了金融危机,随即是股票市场的大崩盘。

其中影响较大的要算是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在1720年之前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以后欧洲的经济体系和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法国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常备军,对外推行侵略政策,与西班牙、荷兰等国发动参与了一系列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导致法国国库空虚,政府债台高筑。所以当时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欧洲各国政府在这一时期为了掠夺殖民地的黄金白银,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当战争债券陆续到期时,还是还不起钱,所以只好“打白条”。此后人们把这些摞成一堆还不了款的“白条”债务就叫做“存量”。当时的法国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但债务到最后还是要还,于是当时货币理论的一代怪才约翰·劳的建议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就是要建立一个“市场”卖掉“白条”,这个“白条市场”就是今天股票市场的雏形。

但是,如何赋予“白条”价值,让人们去购买约翰·劳认为“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它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未来的现金流就是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在这期间“东印度公司”不断向社会发布虚假信息,过分夸大公司在海外的实力,劝告公众购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再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就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而引发了人们疯狂的投机行为。虽然短期经济飞速增长,金融市场繁荣,但随着东印度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泡沫随之破裂,引发了“密西西比金融危机”。即法国之后,欧洲各国竞相效仿,最终爆发了英国“南海泡沫”等三次金融危机。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金融市场的本质。1720年英、法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政府则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一百年之久。而法国由于很多公司是向银行借钱炒股票,所以法国政府禁止银行这个词150年之久。

“重商主义”在这个阶段似乎走到了尽头,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在当时的环境下应运而生。1776年,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表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这就是当时的民营化和市场化。

亚当·斯密提出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以强大的法律为支撑。否则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就会出现“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现象,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当时的欧洲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根源,就是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867年,在《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横空出世,创造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是社会不公产生的根源。他理想中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就是在保证初始机会人人平等的条件下通过外在条件的改进提高效率。《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

公平,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

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追求财富的同时,如何保证初始机会的公平,这一切必须以强大的法律体系支撑。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英国大法院开始研究衡平法,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础。普通法系所追求的,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

现在世界存在两大法律体系:英美法系,也称普通法系,另一个是大陆法系。说到两大法系的区别很多人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但给人最直观的认识是在美国电影中,法庭上律师在陪审团面前唇枪舌剑的辩论,而陪审团的存在正是普通法系的重要标志。在面对案件的审判,大陆法系的法官在确定事实以后首先要考虑的是法条的规定,根据案件情况找到相关的法律解释,以求法律的绝对公平。但是在审判的过程中,很多案件无法在现有的法律中找到依据,甚至钻了法律的空子,例如当初一些公司的欺诈事件因为找不到相关的法律依据而逃脱惩罚。

普通法系是如何把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普通法系法官在确定事实之后,首先考虑的是以往类似案件的判例,将本案与判例加以比较,从中找到本案的法律规则,而且陪审团态度对案件的判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律师要说服陪审团是关键。陪审团的成员都是普通的民众,他们也许没有很高的学历,甚至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的道德是非观点来自于周围人的熏陶,是这个社会的缩影,比如面对企业欺诈事件,不需要知道哪条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只要你进行了欺诈,就是不对,就是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是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

除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种新形式的平等之外,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却一直存在,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美国在1890年颁布《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所以欧美各国在法律层面上,寻求一种公平,化解贫富差距。

《反托拉斯法》这种维持公平的精神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很多企业家都会热心于慈善事业,捐出财富成立各种基金会,因为他们认为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努力以外,更是整个社会的哺育,所以取之于社会,就要反哺于社会。

一个国家要想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就要缩小贫富差距,藏富于民。现在每一个消费者通过保险金、各种福利和股票市场,将他一生的财富寄托在未来的现金流当中。由于人口不断膨胀,所以资金的投入是不断的增加,它反映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美国的严刑峻法下不得不有的信托责任使公众得到回报。那么在退休之后,就老有所养,老有所终。

如何创建一个公平的财富再分配市场?美国政府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职业经理人,他就必须披露企业正确的信息。政府通过一系列法律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而且确保他对公众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

用严刑峻法的方式,保护弱势团体,保护全国老百姓,以民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战的。每一位公民的财富通过保险金,股市的再分配,美国的股民通过他所赚的一块钱,通过市盈率而放大到三十倍,真正做到了藏富于民。

公平效率 篇5

确立科学的公平观,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公平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主要是经济利益关系)的`评价,它表达的是人们对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合理性的认同.公平与效率呈正相关联性,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正确的公平观应该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促进经济效率为客观标准,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公平观应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基本原则.机会公平兼顾结果公平的公平观符合这一基本原则,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本质相符合,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

作 者：朱冬英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江苏,镇江,21刊 名：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NGS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4(2)分类号：B82-053关键词：公平效率 机会公平结果公平

失业保险公平与效率 篇6

失业对失业者本人和他的家庭来说，显然是一种不幸。政府对此同样忧心忡忡，这头失业率上去了，那头不安定因素必然增加。因此，如何保障失业者的生活，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是各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优胜劣汰是它的惟一法则，也是它的活力所在。但站在全社会的角度看，效率并不是惟一可取的东西，我们应该尊重竞争的胜利者，但不能因此而抛弃出局者。对那些失了业的社会成员，政府有义务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并为他们参加培训、重新就业提供帮助。道理很简单，杂技运动员高空走钢丝，身上得系安全带，下面得挂防护网；这样，表演才更惊险，更好看。当然，也有艺高胆大的，前几年，曾有人在钢丝上横跨三峡，而且没有防护措施。我们佩服他的勇气，但不赞成他的做法，更不主张效仿他。

目前，我们的失业保障，有三条保障线：第一条是由再就业服务中心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这是1998年搞起来的。职工下岗，先进入企业设立的再就业服务中心，由服务中心发给基本生活费，帮助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钱从哪里来？财政拿一块，企业出一块，社会筹集一块，这就是所谓的“三三制原则”。严格说来，这个时候，还不叫失业，因为职工还没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但如果在服务中心呆了三年，还没有找到工作，那就得进入第二条保障线，领取失业救济金了。1999年1月22日，朱 基总理签署第258号国务院令，发布了《失业保险条例》。《条例》打破所有制界限和从业人员身份界限，把覆盖范围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扩展到城镇所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同时提高了失业保险金的缴费比率，企业缴纳工资总额的2%，个人缴1%，总计为3%。职工领取失业救济金，最长不超过2年。到时候仍没找到工作，就由民政部门接管。这就是第三条保障线，即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没有期限限制，保障支出列入财政预算。为防止把有些人养懒了，躺在国家的身上吃救济，三条线的保障水平是有梯次的。最低生活保障低于失业救济金，失业救济金低于再就业服务中心发放的基本生活费；而基本生活费，比当地的最低工资水平还要低一些。目的就是敦促职工积极找工作，实行再就业。

不久前从中国发展论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上传出消息，国家将花5年左右时间，实现由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制度的转变。转变将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继续办好再就业服务中心，并进行向失业保险转变的试点；第二步是失业保险制度比较完善以后，再就业服务中心不再接纳新成员，职工下岗，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领取失业救济金；第三步是再就业服务中心里的职工完全出清以后，前两条保障线合二为一，统一为失业保险。这样一来，现在的“三条线”，就成了两条线。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当然也包括失业保险，有一个基本的困难，就是如何处理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保障水平太低，达不到保障的目的；但水平太高，大家都不去找工作，又会损害效率。这方面，西方许多国家是有教训的，我们常说的福利国家病，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对此，很多人都提出了尖銳的批评，改革方案也提了不少，可问题在于，不管你的方案在经济上多么划算，在政治上却很难行得通。常言说，跑顺了腿，吃惯了嘴，社会福利这个东西，一旦水平提上去，老百姓尝到了甜头，别说压下来，就是增长幅度不够大，都可能惹得怨声载道。

哪个精明的政治家，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去捅这个“马蜂窝”？西方的福利国家病，像害上了“牛皮癣”，久治不愈，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前面有车，后面是辙，我们的失业保险，从一开始的制度设计上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把人们的胃口吊得很高，以后免不了会有大麻烦。

效率公平与政府的责任 篇7

一、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 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从深层次看, 这些问题的出现, 既与政府的职能缺位、越位有关, 也与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有关。

(一) GDP的增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GDP年均增速达9.8%。2007年我国GDP是1978年的15倍, 而城市、农村居民2007年人均实际年收入则只有1978年的7.5倍、7.3倍。从1983年以来, 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就一直是下降的。1995—2007年, 劳动者报酬在GDP当中的比例从51%下降到39%, 同期企业盈余从23%上升到31%。在发达国家, 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 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一般在55%以上, 在中国则不到42%。

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比例失衡。总体上讲, 收入分配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 而不是向居民倾斜的。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经济发展了, 但民众尤其是以工农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却没有能享受到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 甚至经常受到资本和权力的侵害。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增加群众收入的口号, 但相关政策却一直没有跟上。

(二) 贫富差距有拉大的趋势

2009年9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 尽管近年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 但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却越来越不公平。城乡收入差距、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使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2008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达到331%, 即城镇居民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多。而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 则达到24倍。从2000年开始, 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2009年已升至0.496。

收入分配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 更不能将收入分配改革简单地理解为加工资, 或者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改革。邓小平早年就指出, 收入分配是一个大问题。制度经济学认为, 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 主要依据两个因素:权利界定和市场供求。即“收入”首先是一项权利。每个人通过工作获得收入的过程, 不如说是实现权利的过程。以此不难发现, 现实中很多劳动者之所以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 其根源就在于权利的缺失。现行的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 使得农民不能获得像城里人那样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现行的土地制度也使农民很难获得财产性收入。收入分配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 而制度安排的核心就是权利的分配和保障。在各种“不公”中, 最严重的就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公。前者是现象, 后者是本质。也即先有权利的不平等、不公平, 才会出现起点和机会的不平等, 进而产生收入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及其他一系列不公平。

(三) 政府的公共支出比例过小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9%以上, 国家财政收入更是保持在年均15%以上的增速, 到2009年, 我国财政收入已达到6.8万亿元。与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长相比, 国家对社会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200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大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29.2%, 比人均收入相当的国家低24.8个百分点。1993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 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在20世纪末达到4%, 但迄今为止, “4%”的政策目标尚未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一国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应不低于5%。发达国家如英国为8%、德国为11%、美国则超过了15%, 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也超过7%。截至2008年, 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依然不足5%。从1994—2009年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来看, 支出最大的两部分依然是“经济建设”和“政府行政管理费用”。政府公共支出不足, 不仅影响到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而且制约了整个社会的消费。

(四) 政府直接干预市场

在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这支“看不见的手”的同时, 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也一直在发挥作用。在本次金融危机中,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达到了高潮。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 已经成为企业和个人之外的又一经济主体。

在经典经济学家看来, 一个市场是不可能有企业和政府两个经济主体的。作为政府, 只能充当“掌舵人”、“守夜人”、“裁判员”的角色, 除了监管、调控市场外, 就是提供私人不愿意也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 除非遇到像金融危机这样百年不遇的重大事件, 政府是不会直接插手市场的, 更不会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财政专家倪红日指出, 中国30多年增长的全过程, 政府部门始终都是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投资者。可以说, 政府最擅长的不是掌舵和服务, 而是“投资”。

有人说中国模式就是政府和市场同时起作用, 这是当前的事实。但其弊端却是显而易见的, 不能因本次金融危机的个案而证明其合理性。长期来看, 政府直接干预市场, 是政府职能的错位和越位, 其结果不但会破坏市场秩序, 而且会损害整个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二、市场失灵与政府的责任

实践证明, 市场机制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通过合理的市场竞争能够有效解决效率问题。但是, 市场并不是万能的, 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也会产生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既有损于经济效率, 也破坏了社会公平。第一, 由于市场存在外部性, 单纯的市场机制不能调节公共产品的供给, 也不能解决生态与环境的破坏等公共问题。第二, 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 市场机制本身孕育着潜在的垄断因素, 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导致垄断。而在无外界力量干预的条件下, 垄断会反过来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第三, 市场不能完全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 市场的自发调节易引起收入差距扩大, 引发社会矛盾。第四, 单纯的市场调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单靠市场本身并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增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调节与政府作用有机结合的经济。市场调节的效率、政府作用的优劣, 都取决于政府职能的准确界定。

(一)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调节应着重总量调节

由于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分散性以及市场机制的不完备, 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不均衡成为一种常态, 引入政府的调节,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和浪费。另外, 对于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 比如农业, 由于生产周期较长、抗风险能力低, 一旦受到市场的冲击, 在短期内将遭受重大损失, 也需要政府干预。对于一些带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或部门, 因为成本高和不确定的发展前景, 单纯依靠市场难以实现充分发展, 引入政府调节也成为必要。

(二)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调节应是第二次调节

市场调节是市场经济中第一层次上的调节, 市场能够调节的政府就不必再去干预, 而市场无力调节, 或者在资源配置上低效率时, 则由政府再调节。市场的第一次调节和政府的第二次调节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相对市场调节, 政府调节是更高层次的调节, 是总体上、全局上的调节。一般说来, 现实中的市场调节以效率优先, 而政府通过社会保障等方式进行的第二次调节则更为注重公平、正义环境的营造。

(三) 政府应尽可能提供足额、优质的公共产品

市场机制难以在一切领域达到“帕累托最优”, 特别是在公共产品方面。这就需要政府出面弥补这种“市场缺陷”。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由公众共同享受的物质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社会物品总量恒定的情况下, 政府提供物品的增加, 就是市场生产物品的减少, 政府提供物品的多少是衡量政府责任的重要指标。公众赋予政府权力, 尤其是税收和举债的权力, 就是为了获得或者说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政府的财力可能有限, 但政府可以通过掌握的公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 尽可能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西方财政理论认为, 当代政府在履行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时, 既克服着市场失效所产生的效率损失、分配不公, 其本身也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的公共政策具有双重功能, 即:一方面, 政府的公共政策必须保障、促进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充分、有效发挥, 而不是人为地改变乃至扭曲这种作用;另一方面, 政府又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克服和矫正市场的固有缺陷, 解决那些市场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问题。这样, 政府的公共政策就面临着效率和公平的挑战。

三、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

实际上, 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的同时, 也就承担起了相应的公共责任。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不是政府的恩赐, 而是政府的责任。如果政府抛弃自己的责任, 或者将自己的责任转嫁给市场主体, 那就是政府的失职。

(一) 公平正义是公共政策最重要价值标准

作为政府权威输出的公共政策, 其价值偏好是对社会期望的适当回应, 社会大多数人期待公平正义, 公共政策就必须将公平正义作为首选价值目标。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指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性的分配”。公共政策的权威性根源于它以效率为前提, 承认、维护并增进了社会的公共利益, 因而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在于它以促进全社会的进步和正义为宗旨, 维护和增进的是社会公共利益, 而不是某些个人或集团的私人利益;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表现为制定公共政策的主体表面上看是握有公共权力的政府, 实则为社会公众。在宪政背景下, 尽管公共政策的作用对象是作为客体的社会公众, 但因为主权在民, 政府也仅仅是在授权治理而已。公共政策的这三个特点都是以经济效率为其存在基础、以社会公平为其根本目标的。公共政策不承认、不促进效率, 就会丧失其有效性、权威性;不维护、不保障社会公平, 社会成员就会抵制它, 它就会失去存在的基本价值, 更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应体现在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上, 应寓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除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外, 还应考虑或兼顾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这也是公共政策道德性要求的必然结果。

(二) 公共政策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机制与公共政策作用范围的不同, 规定了市场机制主要解决效率问题, 而政策机制主要解决公平问题。市场机制作为一种基本的调节手段, 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市场机制的竞争性为效率的实现提供了保障。但是, 市场机制也有其自身克服不了的缺陷, 这些缺陷归结到一点就是使社会失去公平, 进而可能有损于效率本身。公共政策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 为弥补市场缺陷而登场, 其本质功能就在于维护一个公正、有序、健康的公共秩序和提供市场提供不了的公共产品。要完成这个使命, 公共政策就必须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首先, 公共政策要强调效率效应。要在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 追求高效率的政策产出, 把“蛋糕”做大, 为公平的实现提供基础。政策的效率效应的高低实际上是政府能否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一个衡量标准, 如果公共政策的效率效应很低, 那么久而久之, 将会使社会陷入无序状态, 进而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这不但无法实现公平, 甚至会破坏公平。其次, 有了较高的政策产出效率效应并不必然导向社会公共福利的增长与良好社会秩序的维持。要考察政策产出效率效应的转化结果, 还需要引入另一个变量, 即公平。只有当一个公共政策承认、维护并增进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时, 它才能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这就要求在追求政策产出高效率的同时, 还要充分贯彻公平原则, 兼顾个人、集体、国家等不同主体的利益主张, 统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微观和宏观等因素, 平衡与之相关的利益冲突, 使政策的效率产出最终导向公共利益实现的方向。

(三) 公共政策将公平正义作为首要价值目标的重要意义

从市场经济运行和公共政策作用的实践经验来看, 政府公平职责的发挥, 不仅有利于维护市场公平, 而且可直接实现社会公平。市场公平是一种“场内公平”, 是靠市场本身的运行来实现的, 但在许多情况下, 它也需要政府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加以维护;而社会公平则是一种“场外公平” (对市场来说是一种外在的公平) , 只能靠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机制来实现。政府利用经济、政治、行政、法律等公共政策杠杆, 调节收入差距 (限制过高收入, 扶持过低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 才能使整个社会维持相对的公平。如果公共政策将效率放在公平正义之前, 政府就会像企业那样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 就会对除经济以外的其他公共性职能丧失兴趣, 忽视甚至放弃维护社会秩序、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这样, 不仅由政府承担的非赢利性公共事业将处于全面衰败之中, 腐败现象也会愈演愈烈。与传统政府习惯于单纯追求公平的“分配型思维”相比, 现代政府则越来越注重既承认效率, 又重视公平的“生产型思维”。这种新的价值取向, 既有利于维护市场公平, 为提高效率提供最起码的保证, 更可以直接、有效地实现社会公平, 完成政府的特定职能和社会分工。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及目标以公平正义为主, 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并不矛盾。解决公平问题主要靠政策机制, 而解决效率问题则要靠市场机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 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 就必然地要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另一方面,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离不开政府及其公共政策的干预, 公共政策的作用主要是弥补市场缺陷, 通过制定规则来维护市场和社会秩序, 并解决效率 (市场) 造成的社会不公平问题。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 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离不开政府及其公共政策的干预。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要靠效率, 但要分配好“蛋糕”, 则要靠公平、正义的分配制度。公共政策的作用主要是弥补市场缺陷, 通过制定规则来维护市场和社会秩序, 并解决效率 (市场) 造成的社会不公平问题。

关键词：市场经济,公共政策,价值取向, 效率,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如何理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篇8

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争论背景:收入差距的拉大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被正式确定为我国的个人收入分配原则。该原则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 针对原有体制下的平均主义, 为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而提出的。所以, 该原则最初目的就在于强调机会平等, 倡导按能力付报酬, 旨在提高效率、反对平均主义。

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日渐突出, 并表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农村和城市内部。如2000年统计, 当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为2.79:1, 位居世界第二;贵州与上海两地人均GDP则相差8.5倍;且我国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呈现超过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因为城市中既有抓住市场机遇迅速富裕起来的人, 也有大量下岗、失业人员, 农村中的富人和穷人也同时涌进了城市。

由于收入差距问题的突出, 人们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关注日益增多, 我党对分配原则也开始不断调整, 从最初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到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 解决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到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 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到十六届六中全会, 再次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

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争论的核心:利益调整的合理性探究

争论产生的原因虽然是收入差距的扩大, 但由此而引起争论, 还在于人们对“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持有的不同态度。

认为需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观点实质是对“收入差距扩大”的肯定。

依据为:第一, 该原则本是针对分配领域中平均主义严重提出的, 而当前分配领域中平均主义劫富思想仍然存在, 所以, 以收入差距来调动生产积极性的原则仍然适用。第二, 由于公平与效率相互对立, 两者发生矛盾时, 先要效率, 再要公平, 将促进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

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需要修正的观点认为: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劫富”, 而是“劫贫”。某些社会群体的正常收益得不到体现才是突出的社会问题。如农民工在城市做最苦、最累的活, 却得不到基本的劳动和福利待遇;国企改制中的下岗、失业人员, 年轻时为国家积累了财富, 一旦下岗失业便会失去基本的生活和劳动保障。因此, 当前情况下, 社会公平应该得到更多重视。

此外, 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提出异议的另一种观点认为, 原则中所用概念含义的不清晰, 是引发争议的另一主要原因, 如上述两例中, 赞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观点, 对公平的认知主要在平均主义用法上展开。而要求对该原则修正的观点中, 对公平的认知就既包含对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益的要求, 又包含对弱势群体进行平均主义政策保护的倾向。

其实, 当把公平等同于平均主义, 并把效率看作经济效率时,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具有一定合理性。当在“能力和天赋平等”含义上使用公平, 效率仍然局限为经济效率时, 效率与公平的内涵相同,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就会成为伪命题。而如果付出了劳动和能力, 却得不到平等的报酬, 长远来看, 不论经济效率还是社会效率都不可能达到最优。

因此, “公平”与“效率”的多重含义, 使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中“公平”与“效率”进行清晰界定, 成为正确理解该原则的关键。

三、理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关键:科学界定核心概念

效率一般被理解为资源投入与生产产出的比率, 即生产领域理解的效率, 也称经济效率。此外, 效率还包含社会效率, 即从分配领域认识的效率, 指在生产性效率提高、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状态得到改善的同时, 人们之间生活改善的差异程度能够保持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的范围内。所以, 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率是效率的两重主要含义。

公平的含义更丰富, 甚至有“一人一观点”之说。但虽然如此, 公平仍然具有一个基本含义, 即“给人应得”或“不给人不应得”。所以, 公平与平等具有内在密切联系。对于平等, 人们依其产生把之分为自然的平等和社会的平等两大类。自然的平等指因天赋或能力不同而带来的以结果不平等为表现的能力平等。社会平等更多指机会和权利平等, 特别是“生而平等”的平等权利。

当公平与自然平等等同时, 公平指按能力大小获得不同的收益。这时, 公平与效率相一致;当公平与社会平等等同时, 就意味着在存在因天赋不同而带来客观不平等结果时, 需要借助制度对这种不平等结果进行适度的、均等化倾向的干预和调整, 以维护人们的平等权利。因为, 天赋或能力不同带来的财富不平等具有累积性和延展性, 会使机会或权利平等不真实。而因财富积累引起的实际权利的极端不平等, 最终将引起人们对潜在能力挖掘程度的不同, 并导致经济和社会效率的降低。所以, 为保持效率的持续提高, 对因天赋或能力不同而带来的不平等结果进行均等化倾向的调整非常必要。这是在坚持按能力付报酬, 提倡效率优先时, 必须进行的对平均主义的兼顾。

“漏桶原理”:要公平还是效率 篇9

假定有这样一个贫富分化的国家, 这个国家只有富人和穷人, 他们分别集中居住在东部和西部。国家每天分给他们同样多的粥。东部的富人人数少, 粥相对来说就多, 每天的粥喝不完, 富人就倒了喂小狗小猫之类, 浪费了很多;西部穷人那边人很多, 粥根本不够喝, 很多人饿着, 穷人们嚷嚷着说这样很不公平。

于是政府决定, 从富人的锅里分出一桶粥, 送给穷人吃, 以减少不公平现象。政府的这种愿望和做法很美好, 但不美的是, 为了把粥送到穷人那里, 政府需要增加很多开支, 比如要买装粥的桶, 要雇挑桶的人, 有时更不幸的是, 用的那个桶还是个漏桶, 下面破了个洞。这样, 等粥送到穷人那里, 一路上稀稀拉拉漏掉了不少。为了公平而增加了很多开支, 甚至还漏掉了粥, 这些都是效率的损失, 而损失的多少取决于开支增加的多少和桶的漏洞大小。

其实这个故事要说的意思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 政府用征税的办法, 从富人那里征税, 把税收转移给穷人, 但结果, 穷人实际上得到的却比富人失去的少。差额在转移的过程中消耗掉了一部分被必要的开支用掉了, 另一部分有可能因税收转移方法不严密而漏掉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就像漏桶一样, 为了追求公平损失了效率。

于是, 奥肯说了一句名言:“当我们拿起刀来, 试图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平均分配时, 整个蛋糕却忽然变小了。”这里“蛋糕变小”, 也是说效率的损失。 (摘自:《晚报文萃》2008年3月31日编辑:周南)

制度设计应兼顾效率与公平 篇10

评判这一现象是否为“乱象”,首先要搞清楚谁在“转”,其次要搞清楚为何“转”。

根据了解,主动“转”的是灵活就业人员、关闭破产的企业职工、个人补缴费用过多的退休职工和农民工;被动“转”的是部分集体企业职工。以上各类人群累计约占职工医保参保总人数的14%。从个人参保意愿分析,已参加职工医保人员随缴费年限增加,“转”的意愿与之成反比;新参保人员因城乡医保个人缴费相对职工要少且待遇优越,主动选择“性价比”高的参保,即为隐性的“转”。以一个2014年6月毕业后自主创业的农村大学生选择参加2015年宁夏基本医疗保险为例进行说明: 其一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选择参加职工医保:按照在岗职工社平工资52185元的60% 即31311元为最低缴费基数(宁夏筹资标准为“8+2”,有参保单位的职工,单位缴纳8%,个人缴纳2%即626元;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等则需缴纳10%即3131元), 3131元中有787元进入个人账户, 152元进入大额补助基金, 2192元进入统筹基金;享受787元个人账户资金、门诊大病待遇、实际报销比例约为68% 的住院待遇;个人缴费标准随社平工资逐年增长,如此缴费30年后,可不再缴纳费用直接享受待遇。其二是选择参加居民医保:可选择一、二、三档缴费,个人年缴费分别为70、220、440元,财政补助372元,全部纳入统筹基金;享受330元最高限额的门诊统筹、门诊大病待遇、享受实际报销比例约为57% 的住院待遇,当个人负担6000元以上住院费用时,大病保险报销后实际报销比例可达74% ,连续3年参保可享受1次体检;终身缴费,个人缴费标准随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长,待遇逐年提高。相形之下,自然是居民医保更“划算”。

被动“转”的原因是集体企业要减负,为员工选择居民医保,几百块钱管一年,远比缴纳职工医保负担要轻。

最后要透过现象看到“转”对职工医保在职退休比的影响,从而考量是否危及基金安全。因为机关、事业、国企等单位人员结构相对稳定,影响在职退休比的主要就是灵活就业人员。仍以宁夏为例,2012年至2014年在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增幅逐年下降,分别为6.5%、6.1%和3.8%,尤其是2014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区实施后参保增幅下降更为明显。

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分析 篇11

[关键词]公平；效率；关系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4-0104-02

1二者概念分析

1.1有关公平的定义：

①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人们越来越关注起点公平。

②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重要活动的重要道德品质。公平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

③公平的经济学含义：相比较而言，公平在经济学中的定义要模糊很多。在公共经济学中，公平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的付出的税必须与(1)他的赋税能力，或者(2)他所得到的(必然说享受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相一致。不难看出，(1)和(2)本身就不是很一致。公平又可以被区分为横向公平(Horizontal Equity)和纵向公平(Vertical Equity)：横向公平(Horizontal Equity)：“相同(Identieal)”的两个人，应该付同样的税。显然，对“相同”的解释是有很多空间的。理论上，“相同”应该指的的是“能力”的相同，通俗地说也就是赚钱的能力相同，但是，能力通常是无法准确观察到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把“相同”解释为“收入的相同”。纵向公平(Yertieal Equity)：有能力多缴税的人，应该多缴税。通俗地说。就是富人应该比穷人多纳税。横向公平经常是被打破的。比如：一个能力差但勤奋的人，工作10小时赚了100块，而一个能力强的人工作5小时也赚了100块，他们俩都得纳同样的税，这就是一种横向的不公平。因此，在经济学中，公平一般是指纵向公平。显然，经济学中的公平，和我们日常说的公平、均等、平等这些概念是不同的。

④罗尔斯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并且先后有过多种表述。他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作出的最新表述为：(1)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2)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他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

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公平是人们对社会事物进行价值评价时表现出来的观念，是一种价值评价形式，一种思想意识。它可以是一种公平感，也可以是一种学说、理想、主张以及体现为一定的制度等。公平是历史的、相对的，不是永恒的。公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甚至不同的人，对公平的理解是不同的。公平受制于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客观性。公平的标准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更新，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补充新的内容。

“公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长期所忽视或者有意排斥的问题，他们的学术理由之一就是：效率有明确的指标可衡量，而公平的概念太泛，不能量化。根据中国青年报采访世界银行专家邹恒甫，社会公正至少包括四大内容：第一，机会均等。第二，过程公平。第三，按贡献进行分配。第四，确保基本生存条件。四个内涵之间可能出现冲突，例如为实现机会均等和避免绝对贫困，必须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会影响过程公平。阿马蒂亚?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社会公正的具体内容和具体体现取决于每个社会自己的选择，只要社会的决策过程是民主的、每个成员都有表达自己偏好的正式渠道、政治决策机制能综合每个公民的意见，社会选择的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

1.2公平的二重性

①相对平均性

纯粹从字面理解，公平和平均的概念似乎差别很大，但如果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公平中应该包含着平均，最起码是相对平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阶级差别和贫富差距，这也就使得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没有绝对的公平。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可以说不用付出很大的努力，甚至于根本不用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得到许多；而出生在贫穷家庭，一辈子不停地努力、奋斗，最后得到的却远不及自己的付出。

②公正性

公正性体现的是按劳分配，任何的付出都应该有所收获，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根据贡献的大小，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励人们，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如果干与不干一个样，多干少干没差别，那就不会有人愿意去干，创造不出更多的财富，社会就不能发展。公正性应该包括规则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于19635年提出了其著名的公平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不仅注重自己的绝对报酬数量，更重视自己的投入和所得与其他人的投入和所得相比较的结果。这里的投人包括个人的努力、以往的工作经验、教育背景、时间、能力等；而所得包括薪酬、奖励、认可、晋升、培训、工作条件等。当然，无论是规则、过程还是结果，要达到绝对的公平是很难的，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只是人们从心理上可以接受，就算是公平公正了。

笔者认为，真正的公平应该有相对平均性和公正性两种内涵，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对平均应该是公正的前提。因为从社会学角度看，相对平均意味着平等，而平等则是公正的基础，没有平等就无所谓公正。

1.3有关效率的定义：

①效率(efficiency)：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

②效率：给定投入和技术的条件下，经济资源没有浪费，或对经济资源做了能带来最大可能性的满足程度的利用，也是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的一个简化表达。

③经济学中的效率，中西方经济学家皆认为效率主要是指人们对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达到全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增进或社会财富的最大增值之境态，即达到西方经济学上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在这种生态条件下，若想进一步改善任何一部分人的处境则必须以另一部分人的处境恶化为代价，故此时的经济效率最高。反之，资源配置与利用则是低效率。

④在公共行政领域：效率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机械性效率，可以用数字表示的投入与产出的比率。一是社会性效率，以社会价值为目标，规范的予以衡量的效率。

怎样认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一种观点是对立论，即主张公平与效率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二者不能同时兼顾，要效率就不能要公平，要公平就必然会牺牲效率。柯密特?高登在《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一书序言中写道：“社会面临着选择：或是以效率为代价的稍多一点的平等，或是以平等为代价稍多一点的效率。”

一种观点是统一论，即主张公平和效率是可以兼容的，二者可以相互促进、相互统一，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的。公平分配有助于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可以更进一步促进公平。分配是否公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成为效率提高的必要条件；而效率的提高可以使人们在比例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分配。

还有一种观点是对立统一论，即认为，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统一，二者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一面。它们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其二，公平促进效率。它们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二者之间也存在此长彼消的一面。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开始提高了，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为了达到公平，要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而为了促进效率，又要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

2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笔者认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二者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但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是一种建立在多层面基础上的对立统一与交错互动的关系，且在不同的层面，这种互动关系具有不同的特征。

①从主观与客观的层面看，公平更多属于主观范畴，而效率更多属于客观范畴；所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是主观与客观关系的一种现实反映。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一对基本关系。客观是主观的基础，主观是客观的主导。主观与客观二者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互动关系。客观决定着主观的演化，主观影响着客观的变革。

②从规范和实证的层面看，公平是一个规范命题，而效率是一个实证命题；所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是一个实证与规范的关系问题。休谟认为：人们既不能从规范命题推出实证命题，也不能从实证命题推出规范命题。许多学者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研究，试图寻找规范命题与实证命题之间沟通的途径。这里笔者认为，实证命题与规范命题之间本质上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对立的一面是，二者毕竟是分离的，规范命题属于主观世界范畴，而实证命题属于客观世界范畴。统一的一面是，实证命题是规范命题产生的基础，规范命题也影响着实证命题的生成。所以，从一般意义看，二者至少是一个互动关系。

③从政府与市场的层面看，公平需政府主导，而效率需市场主导；所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折射。政府与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或制度安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单纯地发挥作用。现代制度经济学家G.霍奇逊认为，一个纯粹的市场体系是行不通的，“一个市场系统必定渗透着国家的规章条例和干预”，“干预”本质上一定是制度性的，市场通过一张“制度网”发挥作用，这些制度不可避免地与国家和政府纠缠在一起。所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但政府与市场在配置资源和协调社会经济活动方面又具有各自的特点。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而政府调节具有自主性；市场调节更多体现的是微观效率问题，而政府调节需更多体现宏观效率和公平问题。因此，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二者既具有互补性，也具有替代性。

④从生产与分配的层面看，公平更多从属于分配范畴，而效率更多取决于生产范畴；所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反映在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之中。生产与分配也是一对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马克思在谈到分配对象时说：就对象来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恩格斯明确指出：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

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 篇12

关键词：劳动,价值,分配制度

1 效率与公平是市场经济分配体制的基本原则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国家高度集中了资源, 也就集中了分配权, 各经营单位、企业在分配方面就没有任何自主权, 各地区之间收入平均化, 企业和企业之间收入平均化, 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与劳动贡献大小脱节, 以“大锅钣”平均主义盛行。在分配方式上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 排斥非劳动要素的分配。在分配体制上将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割裂开来, 牺牲效率去实现所谓的公平, 使分配丧失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功能。

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 市场经济的机制就会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相应的作用。这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地调节着经济社会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全过程, 调节着资源配置和人们的经济行为, 从微观上促使资源使用的效率更高, 驱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合理流动。效率成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 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个人、组织共同的愿望。在市场经济过程中, 效率成为了分配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是市场本身对社会生产总量的调节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地区差异, 环境差异, 人的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单一依赖市场调节的后果就是优胜劣汰, 但作为人类文明必须创造适合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 这就需要政府干预的另一只手通过宏观的调控来处置弥补市场本身不能实现的目标, 公平也就成为宏观调控分配过程的另一个基本原则。

2 效率分配原则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必然体现

效率是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 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实现目标的程度。价值规律是商品的交换依据两个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等而相互交换。人们从事某一项劳动, 不管是物化劳动或活劳动, 它的产品 (包括服务) 都是通过交换来实现的, 其价值是通过价格来反映的。投入、产出的高低就体现劳动效率的高低, 效率高低的反映有两种形式, 一是消耗必要劳动时间少的劳动者, 产品数量多则价值就大, 二是消耗相同必要劳动时间但产品质量好, 使用价值更丰富, 它的价格高, 其价值也大。

对于物化劳动力价值 (或效率) 的确定相对比较容易, 对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力价值 (或效率) 评估就十分复杂, 对大量重复的服务也可以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 但对不能轻易重复的服务如艺术、科学、创新等带有稀缺性和不可复制性, 其价值就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 就具有较高的垄断性。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 高效率才能带来更多可分配的物质财富, 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 才能解决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谈劳动成果的首次分配, 就是指劳动力本身价值的确定, 其大小取决于产品在市场中获取的价值, 高效率的劳动力价值就高, 能够获得的分配就多, 反之则小。虽然影响人的效率的内在因素有很多, 包括积极性、知识、能力、劳动对象的匹配等等。这些因素有先天的, 也有后天的。但个人效率提高是能够改变的, 改变的路径就是调节心态和学习创造。因此个人收入分配以其效率为前提。

3 公平分配原则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要求

公平是一个社会范畴, 主要解决社会资源分配中的权利和与义务的关系问题。要保证社会公平, 必须坚持平等自由原则和机会的公正对等原则和差别原则。

社会的全面发展依赖于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而机会平等是每一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所谓机会平等即每个人享有的基本的权利, 它包括生存权、受教育权、就业权等等。它体现为:不管什么人处于什么样的收入阶层都能够生存下去, 并且对每一个具有同样禀赋和努力的人来说, 他们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权利和成就前景。但是现实中由于市场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以及不公平的制度会造成一些人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不能维持, 这种现象严重阻碍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任何政府都义不容辞承担完善政治结构和法律体系实现社会公平。

对于分配领域中的公平原则, 应该是:“尊重劳动获得等量报酬, 等量资本, 获得等量利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个人对社会所做的贡献, 不应当单单以劳动量作为衡量标准, 它应当是在社会制度公正的前提下, 按照个人提供的各种要素 (包括劳动力、技术、资本、土地使用等) 所获得的收益作为衡量标准。在我国相当长时间内个人技术、资本等要素都不得不排除, 在社会权利贫困之处, 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后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作为了我国现阶段和将来社会发展分配的一项基本原则, 实质上就体现了社会公平随社会的进步日趋完善。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的群体, 政府必须出台特殊的政策, 提供必须的保障。所以分配要素的多样化, 公共和社会保障的普及化是社会进步、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

4 减少政府超越干预和法定垄断是贯彻效率原则的前提

效率的前提是社会公平。在市场经济领域没有在一条起跑线上展开竞争, 不正当经营、不正当交易、不正当竞争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它不仅扼杀了弱者取胜的可能性, 也阻止了弱者竞争的积极性, 最终降低了社会效率。社会公平环境的营造责任在政府, 没有政府的管理经济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政府利用宏观调控, 主要是通过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实现。政府在调节社会公平的时候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市场形态, 只要坚持消除市场准入的强制性障碍, 就会实现公平竞争。然而现实的政府机构有时被管辖的企业和当事人给收买了, 超过了干预的边界。以地方保护主义为标志的行政垄断悄悄侵蚀着公众生活质量, 挟裹着局部团体利益的行业垄断, 破坏了社会公平, 动辄涨价的垄断行为严重扭曲了价值规律, 颠覆了市场规则, 使社会资源不能按效率原则优化配置, 也加剧了社会的分配不公。

依法保护产权 (含知识、专利、特定要素) 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 保护产权社会派生垄断, 但政府只能遵循产权的普通性保护原则, 而不能保护某一方产权, 同时限制甚至禁止他方产权。因此政府的法定垄断要十分慎重, 它会造成地区差距, 会加剧地方保护, 会导致制度间的冲突加大。所以政府应尽量少地运用行政手段插手经济活动。

5 区分平均与公平是正确认识公平原则的关键

所谓平均, 就是指对生产的最终成果进行平均分配的一种思想。纵观历史, 平均是对人类的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一种意识形式。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等级特权既制造了一小撮极富者, 又同时使更多的人处于贫困边缘。这种极不对称的权利与义务体系最终使社会财富的分布呈现严重不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 追求平均在中国的泛滥并演化为中国人的一种深居心理结构。

社会公平概言之是人权的公平, 人人生而平等, 人权是人的本性的要素, 不可转让、放弃、剥夺等, 在经济领域中表现为:自由竞争的公平, 按生产要素的公平, 第二次分配的公平。

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阶段, 一方面计划体制的观念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加剧了人们的平均心态, 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和一些竞争受害者, 平均倾向更浓, 平均有它合理性的一面, 但也有许多严重的负面影响。它减弱了社会发展的风险创新意识, 不利于私有财产的有效保护, 不利于社会竞争中的强者, 不利于富人, 不利于受益者, 不利于勤快者, 不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因此, 应极力防止平均主义泛滥, 并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平均主义倾向日渐其弱才是合理的。

然而, 公平是市场有序竞争的前提, 只有公平的竞争, 才是有效率的竞争。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 或者是低效率, 建立在公平基础的竞争会产生长期效益。公平能激励人们无限的追求, 公平也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每个人能正确区分公平与平均才能真正实现公平, 才能提高效率。

6 效率与公平分配原则有机统一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路径

效率与公平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效率的提高是公平形态的物质基础。公平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和价值判断, 一个首要的前提就必须是经济效率的提高。没有效率的提高, 没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也就不可能出现需要通过公平加以解决的问题,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平理念也不会出现。在效率影响公平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在一定程序上是相通的。市场竞争形成效率原则, 它内在要求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 提高效率要求机会均等, 这既是效率原则, 又是公平原则。机会均等指的是一种起点和条件的平等, 即每一个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从公平的市场竞争意义上说, 这就要求和规定着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能够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参与市场竞争;每一个经济主体所承担赋税等义务也应当是均等的。另一方面, 公平构成了效率提高的基本保证。效率提高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必须依赖公平的规范来约束, 公平的约束既包含在市场竞争过程之中, 也包含在市场竞争之后, 因此, 不能把效率与公平两者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 应该统一起来。

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必须建立能够促进效率持续提高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原则, 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产品利润高低和调整劳动者收益的关系。按效率分配, 按贡献多少、回报多少是市场规律, 业主与劳动者都能接受。我们知道人力资源的供求是动态的, 供过于求劳动力价值就会降低, 供不应求市场会自动调整, 劳动力价值就会增高。当产品利润发生改变时, 劳动力价值就应发生改变, 但由于利润往往是在劳动力价值被确立之后反映出来的, 利润信息难以公开, 劳动者价值很难得到公正对待, 分配就会出现了不公。当利润降低时员工就会被解聘、辞退, 员工会满意吗?

二是反对平均主义和防止收入悬殊的关系。反对平均主义, 承认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是必要的、合理的, 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 只要是单位与员工双向自愿形成劳动关系, 对各劳动岗位进行了较为合理的评价、考核, 并公开了报酬, 就是公平的。反对平均主义, 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高效劳动, 生产要素投资先富起来, 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让先富起来的帮助相对贫困的人, 坚持共同富裕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本方针。

三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和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关系。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原动力, 竞争性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竞争之中、之后就有优胜劣汰, 优者获取比劣者更多的收益, 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调动和保持, 劣者为争取优者收益, 也会竭尽全力去拼搏, 从而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物质也会更加丰富, 待分配利益也会增加, 生产力就得到发展, 因此, 在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当出现“赢者通吃”的现象明显时, 就要强化政府对社会再分配的调节作用, 通过税收, 扩大公共利益项目,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从再分配上更多地体现公平。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