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平不平等

2024-06-06

不公平不平等(精选12篇)

不公平不平等 篇1

摘要: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微观数据,测算中国居民收入分布的公平不平等与不公平不平等程度,并衡量不同环境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结果显示:中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个体不能控制的环境因素导致的不公平的不平等,公平的不平等占总收入不平等的比重不到15%。其中,出生地、性别和户籍等非责任变量对不公平不平等的贡献最大,性别歧视、城乡失衡和区域不均衡是导致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据此,政府应加大对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调节力度,当前的重点是通过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调整,弱化和消除性别歧视、城乡失衡和区域不均衡等问题。

关键词:公平不平等,不公平不平等,努力,环境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是否都需要政府通过再分配政策进行干预和调节? 一直以来,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都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 事实上,回答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判断收入不平等中是否存在合理或公平的部分。 如果收入不平等是公平的,则社会能够接受和容忍,显然也就不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干预和调节。 那么,是否存在公平的收入不平等? 如果存在又该如何对其进行测度? 亚当斯提出的公平理论认为, 公平的收入不平等是存在的,如果个体获得的报酬与其付出的努力相比是合理的,则其收入就属于公平收入,公平收入分布的不平等即为公平的不平等;[1]Roemer提出了测度机会不平等的经济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将影响个体收入的变量区分为努力因素与环境因素,前者是个体可以控制从而可以为之负责的变量;后者是个体无法控制从而不需要为之负责的变量。[2]Roemer的这一分析框架为测度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思路,即只要能够明确区分努力变量和环境变量, 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是可以衡量的。 陈东和黄旭峰根据这个思路分析了机会不平等,但是在比较机会不平等与实际收入不平等的偏离时采用的方法较为简单,难以反映两者实际偏离的程度。[3]Jenkins和Higgins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方法来测度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他们首先构造了一个“反事实”的公平收入分布,进而通过比较公平收入分布与实际收入分布的偏离,分离和测算出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的程度。[4]

本文以上述研究的思想为基础, 借鉴Cappelen和Tungodden的方法, 对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进行测度,并对其进行分解,识别不同环境因素对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5]

二、测度方法

为准确测度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 首先必须明确区分影响个体收入的努力因素和环境因素。 Cohen[6]和Roemer[2]提出应以个体能否控制作为划分努力和环境变量的依据。 根据这一原理,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性,我们选择居民个体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单位所有制类型作为个体可控制的努力变量,居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调整和改变自己的教育程度和工作单位,记为xiR(R=1,2);选择性别、出生地、户籍、父亲工作单位、父亲最高教育水平以及家庭年收入作为个人不可控制的环境变量,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户籍状况、出生地或家庭背景,记为xiNR(NR=1,2,3,4,5,6)。

构建居民个体的收入决定方程:

其中,y是居民收入;xiR是个体努力变量向量(责任变量);xiNR是个体的环境变量向量(非责任变量);εi是随机误差项;其余是待估系数。

根据公平收入的对等原则,公平的收入分布应等同于个体的应得收入分布,所谓“应得收入”是指与个体自身努力程度相匹配的收入。 比如,如果受教育程度是决定收入水平唯一的努力变量,则个体的应得收入就应与其受教育程度相匹配。

对每个个体i,定义其应得收入为:

式(2)的含义是:令全体居民都付出与个体相同的努力水平,但令其各自处于自己的外部环境中,计算在这一假定下每个居民的收入水平f(xiR;xjNR)(j=1,2,…,n),求取这一收入分布的平均值,即为个体i的应得收入。

定义个体i的公平收入水平:

式(3)的含义是:以个体i应得收入占全体居民应得收入总额的比例为权重,将实际总收入中的对应比例配置给个体i,即为个体的公平收入i。 应得收入g(xiR;.)和公平收入zi的区别是:g(xiR;.) 加总后的总额有可能会超过实际收入总额,比较g(xiR;.)收入分布和实际收入分布的不平等时,有可能无法剥离出收入增长的影响;而zi加总后的总额必然等于实际收入总额,因此两者之间不存在总收入的增长,可以确保我们考察的是纯粹的分配问题。

如何度量实际收入与公平收入的偏差呢?Cowell提出一个由广义熵指数发展而来的度量指标,能够较好地度量两个分布的变化。[7]该指标的公式如下:

其中,yi为个体i的实际收入,zi为个体i的公平收入。 系数 α 表示的是指标J对分布f和z的不同部分的敏感性:当 α 取正的较大值时,指标J对分布的上尾部分比较敏感;当 α 为负值时,则指标对分布的下尾部分比较敏感。

当个体的收入完全由环境因素决定,则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应视为不公平的。 此时,居民的平均收入就相当于公平收入(也就是说,既然收入都是由非责任因素决定的,那么公平的分配模式应该是所有人获得相同的收入), 任何与平均收入的偏离都是不公平的。 如果将式(4)中的公平收入替换为平均收入, 则J指标就等同于测度单一收入分布不平等程度的泰尔指数,衡量的是所有个体实际收入与平均收入的偏离程度。 定义这一指数为JαGE。

当个体的收入不仅由环境因素决定,还取决于个体努力程度时,可以根据式(3)测算出公平收入。当式(4)中的zi为个体的公平收入时,指标J度量的是实际收入与公平收入偏差值的不平等程度,即完全由环境因素决定的不公平的不平等。 定义这一指数为JαF。 因此,环境因素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即为JαF与JαGE的比值。 此外,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环境因素中具体包括的变量,从而根据JαF与JαGE的比值的变化来考察不同环境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 定义:

式(5)中 Ф 衡量的是总收入不平等剔除由环境差异导致的不平等后的剩余部分,可以视为由努力因素导致的不平等,即公平的收入不平等部分。

基于上述方法, 我们采用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微观入户调查数据,测算中国居民收入分布的公平的与不公平的不平等程度,并衡量不同环境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以期为政府有针对性地设计收入再分配政策提供定量依据。

三、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一)数据处理

为确保实证分析具有可行性以及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对CGSS数据样本做相关限定和处理。一是将样本对象限定为年龄在25~55 岁之间的个体。 因为25 岁之后无论居民的学历如何,大部分个体均处于工作状态, 而25 岁之前大部分个体处于非工作(在校学习)状态。 并且由于我国女性的退休年龄为55 岁,限定样本对象为55 岁以下可以有效避免样本中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 二是将变量具有缺失值或未应答值的对象剔除。 三是删除了某些变量的异常值, 比如删除父亲教育程度是 “私塾”和“其他”两类、户口登记状况中是 “军籍” 和 “ 没有户口”的个体。 最终采用的样本量为1902 个。

(二)变量选择

我们选取居民个体的收入水平作为收入决定方程的被解释变量, 在CGSS中个体收入等于个体职业收入与非职业收入之和。 遵循既有做法,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性,选择如下变量作为收入决定方程中的解释变量:(1)努力变量,即个体能够控制从而可以为之负责的变量,具体包括个人最高受教育程度、个体工作单位或公司的所有制类型;(2)环境变量, 即个体不能控制从而不应为之负责的变量,具体包括性别、出生地、户籍、父亲最高受教育程度、14 岁时父亲工作单位或公司的所有制类型。①其余变量的含义以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参看表1。

四、实证结果

(一)收入决定方程的估计结果

根据式(1)和表1 中的变量,具体构建如下收入决定方程:

其中,lny为个体收入的自然对数;gender为个体性别;age和age2分别为年龄和年龄平方,之所以将平方项引入是为了考虑可能存在的收入的“生命周期”效应,即在年轻时收入偏低,中年时收入偏高,退休后收入又偏低;birplace为出生地;hktype为户口类型;work和f_work分别为个体及其14 岁时父亲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edu和f_edu分别为个体及其父亲的最高受教育程度。εi为随机误差项。其余为待估系数。

表2 汇报了个体收入决定方程的估计结果。 考察努力变量对个体收入的影响。 结果显示,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对其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没有工作的样本个体相比,学历越高的个体平均收入越高,拥有大学及大学以上学历的个体相对而言平均工资最高,由此表明目前在中国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具有较高的回报率。 与在国有或国有控股单位就业的个体相比,在集体所有或控股单位就业的个体显著具有更低的收入水平,而在港澳台和外资单位就业的个体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30 年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日趋完善,外资企业较好的经济效益保证了其职工获得更高的工资薪金,而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国有企业的利润水平不断提高,也为其职工获取更高的收入创造了条件,而集体所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则不具有规模优势和政策优势,与外资企业相比又不具有体制和市场优势,从而导致其职工工资和待遇相对偏低。

考察环境量对个体收入的影响, 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出生地对个体收入有显著的影响。 (1)女性的收入水平显著低于男性,表明目前中国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这从某些单位和产业在招工时对女性设置显性或隐性 “门槛”中可以得到印证。 (2)年龄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呈现“倒U” 型的特征, 个体收入水平随年龄的增长先增后减。 (3)与出生在东部地区的个体相比,出生在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具有显著更低的平均收入。 (4)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相对于农村户籍居民而言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但是这一效应并不显著,由此表明拥有农村户籍相对于城市户籍来说收入虽然依旧处于劣势水平,但这一情况目前有所缓解,这与近年来对农村和农业的补贴力度加大、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逐渐改善等公共政策偏向有关。 (5)父亲的工作类型和教育程度对子女收入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有意思的是,父辈在国有或者集体所有的单位工作比在私营、民营或者外资单位工作对子女收入水平具有更大的正向影响,这与个体单位所有制性质对收入的影响效应恰好相反,反映出改革开放背景下两代人在不同类型单位之间收入地位的改变。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二)公平与不公平收入不平等的测算结果

基于上文的式(2)和式(3),对居民个体的公平收入进行具体测度。 首先,利用对数线性收入决定方程,界定应得收入:

利用应得收入,构建公平收入的测算公式:

从式(8)可以看到,公平收入是以个体应得收入在应得总收入的占比为权重,对实际总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而得到的。 基于式(4)、(5)、(8)并利用上面的收入决定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测算公平收入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结果如表3 所示。

从表3 可以看到,当努力变量包括个体工作单位所有制性质和最高受教育程度时,环境变量能够解释的收入不平等(不公平的不平等)占总收入不平等的比重达到了85.58%或89.28%, 由此判断当前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绝大部分是由个体不能控制的环境因素导致的,由个体努力差异导致的合理的不平等(公平的不平等)仅占总不平等的10.72%或14.42%。

考虑到个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户籍状况,因此也有研究将户籍视为努力变量。 为考虑这一因素对测算结果的影响,我们也将户籍类型作为努力变量引入模型,由此获得的测算结果并无明显改变。 增加一个努力变量后,不公平的不平等占总不平等的比重依然超过85%。

(三)不公平不平等的分解结果

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不同环境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从不公平的不平等指数中分解出来,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I(f)是实际收入分布的不平等指数(后文我们同时考察基尼系数、泰尔指数);I(c)是剔除特定环境变量影响之后的收入不平等指数。 因此,I(f)-I(c)衡量的是所剔除的环境变量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Ω 衡量该变量的相对贡献。 表4 汇报了不同环境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 表中数字为I(c)的计算结果,括号中的数字为 Ω 的计算结果。 可以看到,无论采用哪个不平等指数,出生地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是最高的;其次是性别和户籍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 这说明地区、性别和城乡差距是中国当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而父亲教育、父亲工作类型的贡献较小,说明在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上一辈的经济社会状况对子女收入的影响逐步弱化。 这些结论与上文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注:括号里面为 Ω 值。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微观数据, 在明确区分影响个人收入的责任变量(努力)和非责任变量(环境)的基础上,测算中国居民收入分布的公平不平等与不公平不平等程度,并衡量不同环境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 实证结果显示:第一,不公平的不平等占总收入不平等的比重超过85%,公平的不平等占总收入不平等的比重不到15%,当前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绝大部分是由个体不能控制的环境因素导致的;第二,在影响个体收入的环境因素中,出生地、性别和户籍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 由此表明,地区、性别和城乡差距是当前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由于绝大部分居民收入不平等属于非责任因素导致的不公平的不平等,因此加大政府对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调节力度是极有必要的,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 当前的重点应该是通过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调整,弱化和消除由性别歧视、城乡失衡和区域不均衡等问题导致的居民收入不平等。

参考文献

[1][美]亚当斯,罗森鲍姆.工人关于工资不公平的内心冲突同其生产率的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Roemer John E.Equality of Opportunity[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3]陈东,黄旭峰.机会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收入不平等?[J].经济评论,2015,(1):3-16.

[4]Jenkins Stephen P.,O'Higgins Michael.Inequality Measurement Using“Norm Incomes”:Were Garvy and Paglin onto Something after All?[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1989,(3):265-282.

[5]Cappelen Alexander W.,Sorensen Erik.,Tungodden Bertil.Responsibility for what?Fairness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10,(3):429-441.

[6]Cohen G A.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J].Ethics,1989,(3):906-944.

[7]Frank A.Cowell.Measures of Distributional Change:An Axiomatic Approach[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5,(1):135-151.

不公平不平等 篇2

q:我是深圳一家公司的员工,在这家公司里已经工作了十多年了,厂方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时,没有签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但这还不要紧,最令人气愤的是公司在劳动合同上签的是深圳的最低工资750 元。而我们本来的工资是2500 元的底薪,其他的钱包括津贴和奖金。不知解除合同时经济补偿是按750 元算还是按实际工资计算呢?我们上社保的时候,据说也是按750 元的标准计算的,请问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老 王

a:您在公司已经工作了十多年,已经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0 条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4条做出了更有利于劳动者的规定,明确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用人单位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劳动报酬为深圳最低工资750 元,但您实际上的月工资为2500 元以上,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经济补偿应当以您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作为基数计算。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工资是您的月工资总额而不是劳动合同上所约定的750 元。在你参加社会保险时,社会保险费的缴纳也应当按照您的实际工资计算。公司如果仅仅按照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750 元缴纳社会保险费,您可以向当地社会保险征缴机构投诉。

q:我是刚离校的学生,2007 年12 月18 日通过学校组织的招聘会,到了现在的企业。企业的地址在青岛流亭工业园,是一家韩资企业。2008 年1 月3 号,企业让我们全体职工去签劳动合同,说可以签可以不签,我仔细看了看,合同是几张复印纸粘在一起的,上面落款的日期是2007 年12 月31 日,而且没有盖章。合同一式三份,说是青岛城阳劳动局来函,过两天盖了章再把另一份给我们。上面有一些条款,我感觉很不公平:1.周一到周五加班4 元/ 小时,周末是特勤5 元/ 小时。实际情况是我们平时一般每天都加班1 ~ 5 小时不等。2.值日生要7:30 到车间打扫卫生,如果检查不合格,每人罚款5 元。3.企业每月30 号发工资,但是新员工要扣押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押金(企业说春节之前会借给我们每人500 元回家过年)。4.如果辞职要提前15 天,如果在线专家:

不这么做就不发工资,按规定提出辞职后工资会过了3个月再发。我想问:公司的这些规定合法吗? 还是公司想怎么规定就怎么规定? 小 何

a:就您提到的几个问题解答如下:

1.关于“周一到周五加班4 元/ 小时,周末为特勤5 元/ 小时,平时一般每天都加班1 ~ 5 小时不等”是否合法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4 条之规定,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 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 的工资报酬。您可以将您的时薪乘以1.5 倍或2 倍,判断公司支付的加班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第41 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 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 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公司平时安排加班1 ~ 5 小时,不符合法律规定,您可以拒绝。

2.关于“值日生要7:30 到车间打扫卫生,如果检查不合格,每人罚款5 元”是否合法的问题。目前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法院支持用人单位对违纪行为进行经济处罚,且有部分地区的地方性法规也规定了违纪经济处罚的合法性。但是,必须有规章制度进行明确,且规章制度需经民主程序制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方可生效。打扫卫生被检查不合格,并不一定是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关于“企业每月30 号发工资,但是新员工要扣押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押金”是否合法的问题。《劳动合同法》第9 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第84 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以每人500 元以上2000 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你们完全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4.关于“辞职要提前15 天,如果不提前15 天提出,工资不发,提出辞职后工资会过了3 个月再发”是否合法的问题。工资是劳动者付出劳动的对价,用人单位无权克扣。但劳动者如果未提前通知用人单位而解除劳动合同,造成用人单位经济损失的,需承担赔偿责任。《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9 条规定,劳动关系双方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付清劳动者工资。您所在的公司规定员工提出辞职后工资会过3 个月再发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篇二:不平等劳动合同范本 合同书 甲方: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和国家及省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按照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调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本合同。一合同期限:

乙方在顺德奥太乐厨卫电器有限公司工作,工作期限暂 定为叁年,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日止。二岗位与职责:

1、岗位、职务

2、职责:具体见《岗位责任制》

3、在合同期内,乙方全面负责公司交代的各项任务。三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为乙方提供工作所必须的各种用具、工作台及 运输工具等。

2、乙方收入分配为:①、弧型欧机每台陆元(¥:6元 ∕台)。其它欧式烟机、消毒柜按每台拾元(¥:10元∕台)计。

3、乙方用工人数在甲方同意许可下为3-5人,工资按甲方所定标准统一发放。

4、甲方对乙方以及员工严格实行统一行政管理,具体 办法参照《公司行政管理制度》

5、若乙方不能很好地完成工作目标及任务,甲方有权 单方终止合同,并没收乙方所提供的机器设备。四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将其原厂冲压设备机器等经甲乙双方核定价格、数量和使用状况他噢噢那个是带来甲方工作地,保证正常运转。

2、在合同期内,乙方不得跳槽,不得在其它公司兼职,并有为公司保守商业机密的义务。

3、乙方所带进来员工,必须具有一定素质和工作能力。五附则:

未经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出现争议不能协商一致时,申 请劳动仲裁。

六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签字盖章生效。

甲方:乙方:

签约代表: 身份证号码

月篇三:职工拒签劳动合同的应对措施 职工拒签劳动合同的应对措施

时间:2010-11-22 18:57:36 文章分类:劳资管理 职工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的几种原因

但是,不是所有的劳动者都愿意与企业签订合同,劳动者拒绝与企业签订合同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1)、员工担心流动性受到约束拒绝签订劳动合同

比如餐饮行业,签劳动合同的比例就非常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年中或春秋忙活的时候不签订合同可以随时回家,签订了劳动合同还要终止劳动关系还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企业,否则,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基于以上原因,职工是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的(2)、员工为了逃避应当交纳的个人社保而拒绝签订劳动合同

员工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的另外一种情况是,作为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后,企业应当为员工交纳个人保险,包括养老、工伤、医疗等保险,该保险除了企业交纳一部分费用外,职工个人也需要交纳一部分费用,许多职工认为交纳保险没有实际意义,不愿意交纳自己应当支付的费用,所以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防止企业办理保险,在工资中扣除保险费。许多职工认为,保险退休以后才能享受到退休金,很多职工并不看好将来的退休保险金,反而是在现有的情况下,特别是刚刚入职的大学生,根本不在乎保险,更多的是在乎现有的工资,所以,出现许多员工为了逃避交纳保险而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

(3)、保险不好转移也是职工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的一个原因

鉴于我们国家现有的保险政策,保险不好转,流动差的情况,职工交纳保险后,如果到另外一个地方,能否将保险续接起来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职工认为交了白交,所以才会导致职工不愿意交纳保险。从而拒签劳动合同。(4)、员工担心自己与老板口头约定的工龄工资得不到保护

员工与企业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许多企业的员工担心自己与老板口头约定的工龄工资得不到保护。这种现象,在广东的东莞是比较普遍的,由于企业与员工多数都是每年签订一次合同,特别是签订合同后,原来的劳动合同都基本被企业收回,如果签订劳动合同,一般的企业老板可能会矢口否认原有的工龄,职工也就不能享受到企业支付的工龄工资,所以。很多企业员工吧不愿意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5)、担心劳动合同中存在陷阱而拒绝签订劳动合同

有许多员工是没有法律意识的,或者有法律意识但没有法律常识,担心企业在劳动合同中设定陷阱,所以拒绝签订劳动合同。(6)很少一部分职工想恶意造成企业不能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为将来索要双倍工资做准备。

职工拒签劳动合同的应对措施

但是,对于一些存心不良的职工,我们暂且叫做恶意职工,你让他签订合同他就是不签订,你通知他签订合同,他在通知上就是不签字,有意造成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状况,为将来向企业索赔双倍工资创造条件,你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构建防御措施:

1、对该员工采取劝说的方式,说明合同是为保障他的合法权益。否则,当他受到不平等待遇时,将不能得到任何保 障。

2、说明公司的立场,即假如不签定合同的话,公司将没有权利任用任何一名员工。假如他还不肯签定合同的话,公 司将立即解除劳动关系。(事实也是如此,劳动法也规定员工任用必须签定权责分明的合同)pb`9x4)`$bbs.chinahrd.netkr^,qpr+/

3、假如该员工仍不签定合同,说明该员工已经存在随时走的想法,那么,晚走不如早走,因为没有合同的劳动关系

一旦持续了一段时间,一旦员工再发生任何离职纠纷或劳动仲裁,将往往出现:公司处于仲裁的不利一方(原因:劳动法现在是偏向劳动者的,模糊处理大多数对劳动者有利)。同时,给劳动部门的印象是企业操作不规范,这对企业的社会形象有不利的影响。pb`9x4)`$bbs.chinahrd.netkr^,qpr+/ pb`9x4)`$bbs.chinahrd.netkr^,qpr+/pb`9x4)`$bbs.chinahrd.netkr^,qpr+/pb`9x4)`$bbs.chinahrd.netkr^,qpr+/

4、在新职工入职的时候,如果是考察的比较满意的职工,建议在入职时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好试用期等,对于

不办理入职手续,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建议不用聘用。

5、对于部分在入职时就明确表明不想签订合同的职工,建议不要录用,如果因为工作需要,必须录用的,建议直接

要该职工在入职时明确表明不愿意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直接在入职时向该职工送达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规定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通知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如果职工拒绝签订,责任就不再企业了,当然,签订合同通知书的样式要进行设计,防止职工扯皮,主张他们根据通知书要求签订合同,企业拒绝签订的相关说法,关于通知书的设定,本书稿会专门讲解,再次不再多说。

6、对于招用的职工,没有立即签订劳动合同,马上就到一个月的,应该怎么办呢?因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职

工在入职后一个月内企业必须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否则,职工有权要求企业自入职第二个月的第一天开始支付职工双倍工资。国家之所以制定该惩罚措施,目的是为了促进企业与职工积极签订劳动合同,防止一些企业为了规避法律,用工后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在与企业发生争议后,没有任何依据,只能承担不利后果,为此,国家在此次劳动合同法中明确规定企业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严重后果,就是支付双倍工资的赔偿。对于这种情况,企业应当即时向职工书面下达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要求职工书面签收,企业保留好证据。如果更稳妥一些,建议在下达书面签订劳动合同签署通知书的同时,最好要职工写一份声明,声明内容大体为,“职工由于个人原因,拒绝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一切后果由职工自己承担,与企业无关,职工不得以未签劳动合同为有主张2倍工资。”

7、建议在规章制度里面明确约定,职工要限期签订劳动合同,如果职工不签订劳动合同,视为公司企业通知职工签 订劳动合同,职工拒绝签订。

8、建议在职工入职通知书中先列名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具体时间,并明确表明职工不签订劳动合同视为书面通知职

工签订劳动合同,职工拒绝签订的字样,防止职工将来有意拖延签订合同,企业承担不利后果。

9、企业一定要将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的相关证据资料予以保留,并且保留期限不得少于职工离职后的一年,防止职工

离职后的一年内随时主张双倍工资。

10、企业可以召开全体职工会议,以会议的形式通知全体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并将会议记录由每位参会职工进行签

字确认,特别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公司做好备案。

11、企业在运作过程中,还存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企业通知职工签订劳动合同,职工不明确表示拒绝签署,但是,职工手中还有许多企业非常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或者是公司的一些老员工,不好意思辞退,经企业多次通知签订合同拒绝签订,对于企业书面通知拒绝签字,企业最终也没有办法,往往得过且过,结果,等项目结束,职工离职了,反过来告企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索要双倍工资,我们建议的办法就将是,如果对于拒绝接收通知的职工,可以采取邮寄送达的方式进行通知。在邮寄送达的备注栏目及中,明确写明书面送达签订合同通知书的字样,以备将来进行诉讼时可以有回旋余地。

12、除此之外,建议企业对于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最好是解除劳动关系。只有这样,企业的风险才可以将到最

低。当然,因为拒绝签订劳动合同,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企业仍旧需要支付劳动报酬但是企业可以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

13、针对职工因为逃避保险而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建议企业最好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如果不能与职工解除

劳动关系的,一定要职工自己写明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企业做好备案,以防备将来职工向企业索要双倍工资。

14、针对一些企业职工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目的是为了担心需要个人交纳社保的问题,可以与职工约定提高职工的

部分工资待遇,职工个人应当交纳的社保由企业承担,包含在社保以内。

15、关于一些职工担心签订合同会影响职工的跳槽问题,如果企业真的想保留该职工,需要该职工提供工作,企业

可以在劳动合同中作出让步,比如,可以约定职工需要离职时,可以随时离职,企业不追究职工的责任。

16、当然,需要明确说明的事情是,现在,对于职工明确表示不签订劳动合同,企业到底应当怎么做,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并不特别明确,通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杜仲裁官认为,企业通知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就要与职工终止劳动关系,如果企业不与劳动者终止该劳动关系,继续聘用该员工,如果该员工以未签署劳动合同为由主张双倍工资企业还是需要支付双倍工资的。

各位,公司有一个员工,去年进来的,那个时候还是在校生,在公司做了一年了,今年七月份才拿毕业证书,一直没有与其签定劳动合同(在校生可以签合同吗?),后来我来了,要求他签,一直拒签,工作状态也不好,就是不太想在公司做的那种,但又暂时还没提出辞职申请。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过去的一段时间,他是在校学生不可以签劳动合同。你要求签也是没有用的。

2.现在他毕业了,公司应该积极要求其签订劳动合同,否则企业承担更大的损失,这个你肯定知道的。他工作经常不在状态,由于你们没有合同,所以不存在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如果你们要这个人的话,就迅速签订合同;如果不要,则给予必要的赔偿,双方就两清了!引用、不知不觉 2011-8-17 11:45 在校生只可以签订实习协议吧,拿到毕业证之后,再改签劳动合同。你可以给他讲明劳动合同的实质作用,让他消除那种“卖身契”的感觉,尝试和他沟通,,引用 芋儿 2011-8-17 11:45 楼上说的挺清楚了,基本上从这个员工毕业之日起,如果他仍在你公司就职,就应该签定劳动合同了。如果感觉他状态不太好,尽早沟通,有利于公司,也有利于他本人。引用 lilac0094 2011-8-17 11:57 lz說的情況應該屬于學生畢業實習了﹐這種情況下我公司是一定會與學生簽訂勞動合同﹐畢竟學生的畢業實習也是與其它正式職員享有等同的工資福利待遇﹐所以沒有lz的煩惱。公司可以出通告要求員工于**時間內與公司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同時將通告以郵局速遞方式寄至員工身份証地址﹐速遞單上必須明確寫明簽訂勞動合同通告字眼﹐并保留好相關証據)﹐通告內容中可聲明如員工仍不按通告內容簽訂勞動合同﹐將視為員工自行終止與公司的勞動關系等字眼。

做完上述操作后﹐公司的風險會小很多。

发出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要求在指定日期内签订(毕业证书发出一个月内),否则视作申请离职;如果员工还在公司上班,那可以让他马上签收知悉;如果他不上班就按5楼的所说发快递了!尽量规避劳动用工风险

其实员工应该在实习期内表现还是不错的,不想失去一个有能力的员工,那关键还是沟通,和他的经理沟通相关工作情况,然后和员工沟通,消除顾虑或者看看员工是否有什么想法。引用 taopeach 2011-8-17 14:56 有那麻烦吗?对他发个通知要求签字确认,内容就是公司提出签合同,自己本人不签,后果自附上日期。如果连通知也不签,直接叫她走人,反正没有签合同,也不存在什么赔偿的问题。

引用 不会飞的猫 2011-8-18 13:59 时间掌握好,一个月内必须要签订劳动合同,否则超出一个月了发什么通知都没用,如果被告了一样要给赔偿的,管他还做不作,一定要签。引用 最爱天齐 2011-8-18 16:32 这种明显的就是骑驴找马型的,可能目前的他不满意,但是在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之前又不会走,我觉得尽早沟通,尽早摊牌,如果实在拒签,就请他走人。引用 shiyiyue 2011-8-18 21:28 同意wingwingsugar 的说法,对于这个问题我咨询过相关律师,一个月内不与公司签订合同的,直接通知其走人就行。当然公司层面的告知证据必须得有。引用 点点甜心 2011-8-26 13:33 看来现在这种心态的人还不少,我们也遇到了,跟他口头沟通了几次还不签,所以给他一个邮件提醒签订合同的截止日期,并且其直线主管也会帮助沟通这个问题,仍不接受,只能走人。

引用 sghlp 2011-9-2 13:27 一个月之内公司动议签合同,关键是要留下公司想与之签订合同的证据。引用 karin208 2011-9-7 14:42 我觉得尽早沟通,尽早摊牌引用 xiaoqi0424 2011-10-18 09:55 一个月内不与公司签订合同的,直接通知他走人。赞同留下他不愿意签订合同的证据。引用 liuxingyie 2011-10-20 08:14 这样的人留在公司也是祸害,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干掉。引用 yingkuaizi 2011-11-9 10:40 如果劳动合同的无法订立,是由劳动者的借故不签导致的,用人单位应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保留好证据),同时,根据下述具体情况确定经济补偿金的支付:

1、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2、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劳动者的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

值得注意的是,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不签劳动合同为由终止劳动关系,最迟必须在用工之日起1年内作出。如超过1年,无论是双方谁的原因导致的劳动合同未订立,都视为双方已经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无权再以劳动者不签劳动合同为由终止劳动关系,同时,还面临被追索11个月双倍工资的法律风险。

员工拒签劳动合同怎么办? 2011-7-21 15:45:00 相关评论()现在在餐饮业、建筑业这类人员流动性较大的行业,却出现了另一种怪现象:用人单位求着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员工还不愿意签。在现在就业压力很大的环境下,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近日,山东德州晚报新闻热线接连接连接到关于劳动合同纠纷的电话。据了解,原来的用工状况是员工求着企业签合同,好让自己的未来有保障。而现在在餐饮业、建筑业这类人员流动性较大的行业,却出现了另一种怪现象:用人单位求着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员工还不愿意签。在现在就业压力很大的环境下,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记者带着这个问题分别调查采访了员工、企业、律师和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相关人员。员工:把钱攥到自己手里才踏实

19岁的小娟来自陵县农村,今年春节过后经老乡介绍,来到了位于德城区大学路的一家酒店上班。过了两个月的试用期,当酒店人事部门负责人找她签订劳动合同时,她却犹豫了。几天后,小娟告诉经理她决定不签合同了。

其实像小娟这样不签劳动合同的员工并非少数,尤其是像餐饮业、建筑业这种外来人员较多、人员流动性较大的行业。一家海鲜酒店的餐饮部李经理说:“大多数员工在试用期后应该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都显得格外大方,说只要酒店讲信誉,按时发工资,不签劳动合同也无所谓。后来跟几个员工深入交谈才明白,其实是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想签这个合同。”虽然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员文化程度相对不高,但是他们也都清楚不签订劳动合同对自己也没有保障。选择不签劳动合同是因为他们觉得签了合同就限制了自己的自由,没有劳动合同限制,如果不想在这里工作就能随时离开,不用考虑合同的法律效力。

另外,不签劳动合同就不用从工资里扣钱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这样每个月拿到自己手里的钱会多一些。来自武城的小夏说:“现在的餐饮业大多长期招人,不受合同限制,看到哪家待遇好,就可以随时跳槽。要是签了合同,每月扣除保险,到自己手里的钱就变少了,把钱攥到自己手里才踏实。”

企业:让员工声明“自愿放弃”

通过调查,记者发现,餐饮业的服务员大多是18岁至25岁之间的青年男女,人员流动性很大。一家酒店人事部门的负责人表示:“现在餐饮行业招服务员太难了,我们几乎是常年在劳动力市场挂着招聘启事。我们的要求现在也放宽了,只要你愿意干就行。我们也想利用劳动合同留住员工,要不等到年底忙起来,人手根本不够用。” 为了避免日后产生纠纷,多数企业会要求员工写一份自愿放弃缴纳保险的承诺书,并声明“本人不愿与酒店签订劳动合同”。但记者从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获悉,这样的承诺和声明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根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如果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将面临处罚。即使劳动者本人书面提出不愿意签劳动合同,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其实不办保险对我们这种小餐馆来说也省去了很多麻烦。”一名私营业主说出了务工者稳定性差的情况和用工市场出现的“潜规则”——企业和员工不签订任何用工合同,也不替员工缴纳养老、失业等保险,而作为补偿,企业除付给员工约定工资外,会再多支付一定数额的现金。

主管部门:保险关系转移仍需完善

“不平等”的诡计 篇3

深海中的魔鬼

近年来,南海争端备受关注,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去年9月,罗伯特·卡普兰在美国杂志《外交政策》上发文指出:“南海是未来冲突之源。”或许他说的没错,因为该争端目前看来似乎无解。但存在几十年的争端不仅未对世界和平造成威胁,也不一定引发中美关系紧张。问题在于,如果将南海争端放进冷战思维框架中,“争端演变成战争”就会如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成为现实。最近,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题为《以实力求合作》的报告,借南海争端鼓吹在亚太扩军备战,而中国的一些观察家也似乎开始急于充当海上冷战斗士。随着美菲强化防御协定、菲越南海采油以及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南海局势将更趋紧张,军备竞赛将更趋激烈。一场新的冷战似乎正在爆发。

(陈庆鸿)

历史的未来弗朗西斯·福山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持续至今的欧债危机都说明资本主义本身出了问题。虽然美国民众对华尔街的救市计划非常不满,但美国的左翼运动却没有大的起色。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了了之,而右翼力量茶党却方兴未艾。欧洲情况也是如此,左翼萎靡不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却在抬头。左翼政治动员能力缺失的主要原因在意识形态领域。近几十年,右翼自由主义至上的观念把持了经济事务的思想高地,左翼拿不出可靠的政治议程,缺乏针锋相对的施政计划。缺乏辩论与竞争的意识形态“一边倒”的局面,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未来产生了消极影响。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正在侵蚀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又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石。自由民主制度是否会在中产阶级的衰落中幸存下来?这是每一个有识之士都需要认真思考、应对的问题。

日本国债风险正在增加野口悠纪雄(经济学家)

市场关注的国债技术指标有利率、平均偿还期、保险费率。其中保险费率以五年保险期内保费相对保险金额的比例表示。当债务无法履行时,由保险业者承担投资者损失。保险费率高意味着市场认为国债无法偿还的概率较高。金融危机后,日本国债的保险费率由万分之一上升数十倍,2012年1月已达1.5%,远高于美国国债的0.6%。另一方面,日本十年期国债的利率仅为1%,远低于美国。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是日本国债的实际利率高于美国。美国通胀率为1.64%,日本为-0.7%。因此,日本国债名义利率较低仅是负通胀率的产物,并不代表市场认为日本国债风险比美国低。2010年至2011年,日美国债实际利差已由0.5%扩大至1%,且目前差距还在拉大。这反映出日本国债风险正在上升。(徐永智)

一年多前欧债危机肆虐之时,共同货币——欧元的缺陷往摇摇欲坠的“欧猪五国”身上暴露无遗,斯洛伐克开始后悔加入欧元区,未加入的波兰和捷克犹豫徘徊,波罗的海小国爱沙尼亚却逆流而上,用欧元取代了本国货币克朗。这一选择现在看来很明智。爱已成为欧元区增长最迅速的经济体,去年增速达7.9%,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为5.8%,为欧盟最低。政府预算出现盈余,消费者和企业主可享受更低的利率,与同为欧元区成员的主要贸易伙伴芬兰的经贸关系更加密切。通过加入欧元区,爱也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进一步摆脱了邻国俄罗斯对其的压力。

加入欧元区前,爱完成了一番希腊所未做到的财政紧缩。本轮金融危机使爱遭受重创,对此政府通过减薪、增税,加大国企分红、冻结养老金等措施满足加入欧元区的财政要求。根据一项政府调查,56%的爱沙尼亚人支持此次转变,42%的人反对。反感情绪将会在未来两月内达到高潮。爱议会将讨论对希腊的救援,根据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分配,爱需出资20亿欧元。对一个2011年财政预算只有60亿欧元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徐刚)

去年发生的福岛核危机促使德国政府宣布实行“能源转折”,不但决定逐步弃用核能,更不遗余力地推动新能源研发。默克尔对新能源产业极为乐观,认为未来十年内它将成为德国最重要的产业分支,吸引人才将超过目前汽车和机械制造业的总和。但就目前发展状况看,新能源产业发展尚面临挑战。分析人士认为,核能退出后,传统能源价格上涨、碳排放标准提高已在预料之中,工业企业的竞争力将因此而受到明显削弱。新能源产业发展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而目前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培养能力远远难以满足人才需求。即使立即扩大培养规模,人才投入其中仍需数年时间。与此同时,国际范围内新能源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在该领域的投入也将呈几何式增长。据称,2008年全球新能源研发投资为1200亿美元,2012年就将达8000亿美元。目前德国在该领域尚保持领先地位,全球1/6的新能源技术交易有德国企业参与,因此,德国将继续加大投资,以确保在未来竞争中占得先机。然而在债务危机的大背景下,财政能否长期对此提供支持尚存疑问。(李超)

人物

鲍里斯·格雷兹洛夫

1950年12月出生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早年担任经济方面职务。1998年,格雷兹洛夫开始步入政坛,2001年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文职内务部长,出色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使其在短短数年内成为俄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现年62岁的格雷兹洛夫从2002年起担任“统一俄罗斯党”最高委员会主席,从2003年起连续担任第四、第五届国家杜马主席。2011年12月,格雷兹洛夫卸任,这意味着他从此走下了国家第三号人物的宝座。在被问及卸任原因时,这位寡言少语的政治家表示在杜马主席位子上工作八年时间有些长,有许多以前计划的事情需要完成。但很明显,在此次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的得票数与其他反对派的总票数持平,低于往届,这也是他离任的重要原因。目前,新的杜马主席由前总统办公厅主任纳雷什金担任,而“统一俄罗斯党”党魁的位子也很有可能在格雷兹洛夫卸任后由现任副总理茹科夫担任。看来这位稳重精干的政治家真要“告老还乡”了。

不公平不平等 篇4

1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现状分析

1.1 城镇居民内部消费差距明显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数据, 可以得出我国城镇居民分组消费支出增长如表1。

单位: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2002年-2012年) 。

从表1中可以看出, 从2002年到2012年, 我国城镇消费支出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通过计算各年的消费增长率, 发现在2002年到2012年城镇高收入户居民消费支出的平均年增长率在10%左右。并且在2012年最高收入户消费支出是最低收入户支出的5.15倍, 城镇居民内部消费不平等差异明显。

1.2 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地域差距明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78年-2013年) 。

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区域差距主要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84年, 在这一阶段我国国城镇居民消费差距在逐步的缩小, 最高省份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与最低省城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差距在300元左右波动;第二个阶段是从1985年到1996年, 这一阶段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不平等差距迅速扩大, 从1985年的471.2元扩大到1996年的3995.28元, 增长了8.5倍, 同时最省域之间的消费支出比从1985年的1.9倍增长到2.44倍;第三个阶段是1997年到2013年, 这一段时间居民的省域消费不平等维持在2.4上下波动。

1.3 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作用显著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的数据, 将我国城镇居民进行分组, 并对各组收入和支出进行对比分析。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2002年-2012年) 。

从表3中我们将各收入户的收入和消费支出进行分组, 结果发现, 各收入组的组内消费不平等与组间消费不平等均明显增加, 有时候还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尽管收入户各组内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具有一致性, 但是各收入户组间消费不平等的增长明显低于各收入户组间收入不平等的增加,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 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 当收入增加的时候, 消费也随之增加, 收入减少时, 消费也随之减少。从表中还可以发现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不平等增长率小于收入不平等的增长率。

2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实证分析

2.1 指标的选取和计算

本文采取了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组数据, 将我国城镇居民分为最低收入户 (10%) ;较低收入户 (10%) ;中等偏下收入户 (20%) ;中等收入户 (20%) ;中等偏上收入户 (20%) ;较高收入户 (10%) ;最高收入户 (10%) 并在此基础上, 假设一个指标μ来衡量不平等性。按照中国统计年鉴把收入分成7组Xn= (X1, X2, X3, …, X7) , 每组人数所在的比例为Vn= (V1, V2, V3…, V7) , V1=0.1, V2=0.1, V3=0.2, V4=0.2, V5=

由式 (2) 可知:当X1=X2=…, X7时, μ=0, 当Xn的分布越不均衡时, μ值越大。同时μ可以有效的避免对各个收入阶层变化的敏感性, 并且充分考虑到不同阶层所占的人数比重。把表3数据代入式 (2) , 可计算出消费不平等指数 (μx) 和收入不平等 (μy) , 计算结果如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 μx和μy之间存在同步变化的趋势。都是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接下来将根据计算数据进行检验。

2.2 相关检验

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对μx和μy, μx和μy进行单位根的检验, 结果表示μx和μy都是平稳序列。

协整检验:对 (μx) 和 (μy) 进行检验, 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格兰杰因果检验:对 (μx) 和 (μy) 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 滞后期为1时, 伴随概率为0.0389, 得出的结论是拒绝原假设, 所以得出 (μy) 是 (μx) 的原因, 即收入不平等是消费不平等增长的原因。

2.3 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实证部分的检验得出:消费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两者数据存在明显同步趋势。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收入不平等是消费不平等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说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原因主要来源于收入的不平等。这也意味着如果缩小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 可以有效的缓解消费的不平等。

3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上述分析来看, 我国消费不平等程度在不断加剧, 消费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两者数据存在明显同步趋势。收入不平等是消费不平等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说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原因主要来源于收入的不平等。这也意味着如果缩小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 可以有效的缓解消费的不平等。

因此, 笔者提出改善消费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建议:缩小我国城镇消费的不平等首先应该完善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 努力减小地区和城镇居民内部收入消费支出消费不平等。健全消费信贷制度, 扩大信贷范围, 让中低收入家庭通过信贷来提高近期期消费水平, 应大力支持小额信贷, 通货小额信贷的方式, 使中低收入户自身发生转变, 才能缩小消费不平等的差距。最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 首先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 使所有的城镇居民都拥有一定的保障, 并且逐渐提高我国城镇居民的保障水平, 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谢邦昌, 么海亮.中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分布测度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3, (1) :79-86.

[2]蒋南平, 刘巍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解构分析[J].消费经济, 2010, (1) :19-23.

[3]李涛, 么海亮.什么导致了中国城镇家庭的消费不平等[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3, (9) :31-40.

[4]杨秷波.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演变及其原因[J].财经理论研究, 2013, (4) :54-58.

[5]邹红, 李奥蕾, 喻开志.消费不平等的度量、出生组分解和形成机制——兼与收入不平等比较[J].经济学 (季刊) , 2013, (4) :1231-1254.

[6]杨继东.中国消费不平等演变趋势及其原因[J].财贸经济, 2013, (4) :23-30.

中国教育不平等问题论文 篇5

摘要------------------2

一、国教育的不平等现象----------------------2

1、地区和城乡差距造成教育不公平。2

2、制度设计偏颇造成的教育不公平---3

3、学生家庭收入过低造成的受教育不公平-------------------------3

4、政府规定执行不力造成的教育不公平----------------------------4 5.农民工的城市化政策缺失造成的教育不公平--------------------4

二、影响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原因-------------5

1、外部因素---5

2、内部因素---5

三、实现教育公平的对策------------------6

1、加大教育投入,合理配置资源-6

2、努力建设和谐校园----------------6

3、重视校园弱势群体,完善校园救助机制--------------------7 参考文献------------7

摘要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和谐,离不开教育的进步。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教育的不平等显现越发显著。本文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教育不平等现状出发,试图透过现象寻求背后的真正原因和实质,从而发现导致教育不平等现象的因素,最后提出对于消除教育不平等的一些看法及个人见解。

关键词:教育不平等 原因 对策

“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教育公平,二是教育体制改革。”

——2010年1月3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谈起教育时说。

“要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工作重点集中到提高质量、特色发展和促进公平上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保障不同群体公平接受教育。”

——在1月14日至15日举行的教育部2010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明确表示。

“突出重点,加大投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努力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

——在教育部2010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长袁贵仁强调2010年教育工作要更加积极主动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

一、中国教育的不平等现象

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所讲,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伟大工具。教育公平了,社会才能公平。同时,我国《教育法》规定: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不应受财产状况的限制。根据调查,中国的教育不公平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问题需要给予重视和解决。

1、地区和城乡差距造成教育不公平

目前,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明显拉大,使得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造成了教育不公平。

2009年《求是》杂志报道过20个地市的农民人均收入,上海浦东和江苏昆山是12000元,甘肃定西是1800元,仅农民之间收入就差7倍以上。据了解,一些地市之间的人均财政收入差高达10-50倍左右,在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情况下,因县财政困难,必然造成教育的困难。

前年,有人在湖南某市调查时发现,在中央明确要求为公检法每人增4万元办公费的情况下,由于当地是“吃饭财政”,通过把教育和农业的财政支出降下来解决政策要求。

一些中小学校,由于地方经费充足,校舍宽敞、楼宇考究、环境优美、设施一流,各种先进设备应有尽有,语言室、电脑室、实验室、钢琴室、乐器室、绘画室、雕塑室、游泳馆、艺术馆、图书馆、体育馆、有的还有升降式广场、休闲晨读公园等。而另外一些地方因财政投入困难,教育经费极低,造成学校场地 狭窄、房屋破旧、寄宿困难,有的学校采用的教学手段仍然是一个黑板,一枝粉笔和教师的一张嘴。

最近,有人在河南调查时发现,在紧临京珠高速、京广铁路的一个非贫困县,有一个县城内老初中全校4000多人,仅有两个多媒体教室。全县95%的学校师生共用一个旱厕所,厕所里没有上下水。下雨天,老师、学生要冒雨如厕。由于县财政投入困难,有的学校教师办公场所还在国家禁用的石棉瓦小房子里。财政困难还造成教师工资偏低,几个工作八、九年的中学教师,月收入才只有八、九百元,导致教师流失严重。很多中小学没有本科毕业的教师,教学质量甚差。

一些县财政投入困难还造成很多小学不能按国家要求在三年级开电脑课和英语(论坛)课,直至小学毕业一些学生还没接触过外语和电脑。有的学校没有音乐、美术教师,此类课程也不能开课,导致一些地区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同发达地区和城市孩子拉开了差距。

2、制度设计偏颇造成的教育不公平

一是就近入学存在问题。义务教育应该就近入学,但是就近的学校是优质学校,如果不拿钱,即便学校守在家门口也不能入学。有朋友谈到自己邻居家离中关村某小学不足50米,由于这所小学是优质学校,各方有钱人都盯着这个学校,愿拿钱让孩子入该校读书,于是学校便把附近的孩子排斥在外。邻居的孩子只好去离家约1.5公里,要过4个路口的小学就读。为了孩子上小学,家长既不能出差,又不能有病,常年风雨无阻进行接送。

广大农村的孩子,因为要就近入学必须在乡下读初中,不能进城市念好的学校。有些地区虽然有优质学校想挖优秀学生,但当地学校又不允许,这也给孩子就读造成不公平。

二是高考录取制度存在问题。我们一些大城市的学校是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通过剪刀差,从农村聚钱、借助全国一盘棋发展起来的,还有些名校是老祖宗留下的。但是,现在的招生制度并非凭分数择优录取。而是给各地方发放名额,在分配名额时,又不考虑人口和生源多少。这种招生设计给一些地方的高中生升大学造成困难。例如河南近1亿人口,每年高中毕业人数96万,能够升省外去学习的只有6000人,北大、清华在全国招生指标是8.3‰,在河南却是0.1‰,造成极大不公平。当地学生动情地说,高考对全国考生是走独木桥,对我们省的考生则是走钢丝绳。

三是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严重不均问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均,给不少省区的高考带来很大困难。以河南为例,全国每1000万人拥有普通高校14.22所,河南却不到9所;全国本科与专科在校生之比为6:4,而河南仅为4.5:5.5,本科在校生,同全国差距甚大。从重点学校布局看,河南9800万人口,只有一所211院校(郑州大学)。985院校河南没有一座。省内学校少,外边重点学校又招的少,所以他们认为只好在走钢丝中互相挤压,或花大钱到大城市去读那些公办学府兴办的收费学校了。

3、学生家庭收入过低造成的受教育不公平

政府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免费入学的政策,使得义务教育阶段人人可以入学的目标基本实现。但是,由于一些学生家庭贫困,再加上高中、大学收费偏高,仍然造成一些贫困学生面临上高中、大学的困难。特别是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家庭收入低的孩子明显减少。河南信阳高中是笔者母校,当年90%以上是农民的孩子,而今农村的孩子大为减少。我们在学生宿舍发现,多数学生床下从这头到那头摆满了鞋子,而床下只有一双鞋或只有一双拖鞋的孩子,只有几个。校长说,床下鞋少的都是家庭收入较低的、来自农村的学生。驻马店市黄淮大学办了一所与国外大学合办的学院,这个学院因三年后可以出国续读,收费较贵,在本地居民收入较低的情况下,造成大学虽然在本地,可能上学的多为外省发达地区的学生。又如,中山大学的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已经降到6%以下。北京某名牌大学报到薄显示,农民的孩子也已降到13%。这同中小学中农民子女占在校人数70%以上相比,呈现出过分悬殊。

现在大学年收费普遍在3500元以上,加上生活、住宿、书本费等,一名普通农民全年的收入(4500元人民币)都不够培养一个大学生。而资料显示,在欧洲培养一个大学生,所需费用仅相当家庭收入的10%。在我国如何朝这个目标努力,恐怕需从减少高校收费和增加农民收入两个方面去努力。

4、政府规定执行不力造成的教育不公平

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进入1990年代末,各方面都出现了乱收费。教育也不例外。本来乱收费是要进行整治的,但是由于教育的乱收费,某些主管部门有提成,再加上乱收费的优质学校收入高、受益大,很多权贵名流子孙多通过走后门在这些学校就读,于是他们的话语权处于强势。造成整治乱收费行为对这类学校进行妥协,使反对乱收费的做法退到“三限”标准,即限人数、限钱数、限分数,而且只适于高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政府规定的执行力仍然进一步被弱化,乱收费不仅限不了钱数、人数和分数,而且还把这种仅适于高中的规定,扩大延伸到优质的初中和小学。初中、小学、高中收取择校费的情况此起彼伏,力度越来越大。这样就造成有钱、有权的子女就读优质学校,无钱、无权的子女则入优质学校无门。

此外,政府早已做出规定,应允许农民工子女在居住地入学。但是,由于缺乏对政府政策的执行和监督,一些地方的部分学校仍在对农民工子女实行高收费。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报道广东佛山,几十名农民工子女的家长指问学校,为什么要让他们“自愿”交18000元赞助费,当问题反映给教育局后,有关领导却说这种情况他管不了,也不应管那么细。这给农民工子女入学带来了很大困难和负担,也造成2000多万儿童只能留守农村,长年累月与父母相分离。

5、农民工的城市化政策缺失造成的教育不公平

中国的城市化率一年增长一个百分点,这实际上与农民工进城直接相关。但是,这些年的城市化只是在统计方法上作了一个改变而已,实际上进城的农民工并没有真正市民化。农民工在一些城市打工,有的已经超过10年、20年,甚至30年,但是他们享受不到市民的住房政策、子女受教育政策和医疗、保障政策等。例如广东东莞,外来务工人员约等于本地人口的5倍,接近1000万人,地方公办中小学满足不了真正的农民工的需求,很多农民工还只能把子女留在家乡读书。有一部分农民工虽然把第二代带在身边读书,但也大多只能进民办中小学就读。这里为农民工服务的民办学校接近200所,但学校条件同公办中小学差很多。公办学校教师工资一年10-12万元,而民办学校教师工资一年仅2万多元。收入如此悬殊,农民工子女所享受教育质量也必然与公办学校造成巨大差距。

此外,同是义务教育,由于农民工子女进入民办学校,不仅享受不到两免一补,甚至教师的工资还要由这些学生家长来支付。这同样造成教育不公平。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我们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仍然问题较多。为了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仍需要在教育公平方面狠下功夫。这不仅需要加大国家财政投入,解决好财政困难县“以县为主”面临的困难,而 且要推动标准化办学,以缩小办学中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特别是要使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环境做到大体统一,而不致于在起跑线上使孩子们拉大差距。另外,关于欠发达地区的高中增设、大学配置,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子女教育、学校乱收费及全国高考招生的画地为牢等问题,都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进行认真的改革和完善。

二、影响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原因

在世界各国都在追求教育平等、大力削减教育不平等的今天,还是存在如此众多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 如种族间教育不平等,性别教育不平等, 区域教育的不平等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其成因方面进行分析,可以把影响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因素归纳如下两个方面。

1、外部因素

经济发展不均衡对教育机会平等的影响很大,这主要表现在区域的发展中经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并存,发达地区适龄人口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已初步实现了机会平等,而贫困则成了落后地区儿童享受教育机会平等的障碍;农村与城市教育机会不平等,广大农村地区在教育上处于不利境地,在入学率和在校率上,农村普遍低于城市,在辍学率上,农村远远高于城市。社会各阶层间收入的差异。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对教育的投资越多,未来收入也越多。教育经济学家认为,教育首先是一种消费,能否进入这种消费,接受什么质量、等级类型的消费与阶层收入呈正相关。由于社会各阶层的收入不同,用于教育投资的可支配收入也不同,选择进入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的机会也会不平等。家庭文化背景的制约。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环境,父母是孩子的启蒙教师。家长接受教育的类型、层次、所获得的科学文化知识与专业技术水平都会影响子女受教育机会。一般来说,父母教育程度高,则支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也高;反之,受教育较少或没有受过教育的父母,没有真正体会到知识的作用,对教育功能缺乏应有的认识,则送子女上学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

2、内部因素

内部因素可分为教育制度的弊端、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和教学模式与评价方式的弊端。

教育制度的弊端,各国教育体制主要是通过学校的考核来选拔社会的精英。法国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学校教育制度不是铲除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它以“遗传”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教育不平等。孙立平认为经过20多年改革和转型的过程,新的社会力量开始形成了并以断裂和失衡的状态呈现出来,这就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分野和裂痕。一方面,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开始构成一个巩固的联盟;另一方面,则是碎片化的弱势群体。其结果是两者争取自己利益能力的高度失衡,他们的争夺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教育方面,这种不良社会的出现,不但对社会的利益格局,甚至对整个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又有学者从政府职能转变这一角度分析教育公平,认为在计划经济下,作为由政府包办的消费性公益事业的中国的教育事业,只能惠及城镇人口以及在农村地区维持很低水平。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国家政府职能也开始转变,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之一就是强 化政府统筹公共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责任。还有学者通过对国家目标、教育价值、资源配置、发展路径、学校系统、教育权利、以及教育机会获得和教育公平评价等方面来分析新中国不同时期教育公平的制度特征和当前影响教育公平的主要因素后, 认为在1977 年后教育公平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教育权利平等转化为教育机会平等,并提出了影响教育公平的制度性因素。而且从教育目标、教育价值、教育重心、基础教育学校制度、公立学校的功能和中学教育的功能等方面对大众教育与精英两种不同的教育发展模式作了较全面的比较;并且提出转型期新的利益格局和教育产业化的发展路径也对教育机会均等造成了深刻影响。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教育资源是指确保学校教学、科研等活动有效运行而确立的制度、法规以及消耗的人力、财力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投入密不可分,教育投入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重视教育的重要条件。而有些国家教育资源的投资往往是向城市倾斜,而在城市中又向重点学校倾斜,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带来了明显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教学模式与评价方式的弊端。教育结果平等一方面是指每一个学生在接受一定的教育后都应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知识和能力标准,另一方面要尊重受教育个体能力的差异性,根据每个学生的能力和条件使其得到相应的发展,这就是相对个人的比例平等。但是一些教学模式与评价方式却是明显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如“分轨”、“分流”、“科技班”、“奥赛班”的教育模式很能说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三、实现教育公平的对策

教育不公不仅有违社会公平,而且影响社会稳定,加速矛盾尖锐化,对建立和谐社会将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为了实现教育的公平性,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入手,以消除教育的不平等现象。

1.加大教育投入,合理配置资源

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度,实现教育横向和纵向的均衡发展,是教育机会公平实现的物质保障。只有通过法律法规形式确定教育投入的总量和比例,切实提高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的比重,同时进一步调动全体社会成员重视教育、支持教育的热情,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只有具备充分的物质保障,地方院校的教育事业才能得到发展,教育公平才有可能实现。

2.努力建设和谐校园

地方院校作为社会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在和谐社会建没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努力建设和谐校园。大力建设和谐校园,既是地方院校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一方面,通过建设和谐校园,推进教学、科研、管理、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的改革创新,切实解决广大师生员工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可以更好地发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教育教学和学习生活的良好环境和氛围,不断提高学校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提供有力保障;另一方面,校园和谐了,可以为整个社会增添和谐因素,并带动各类和谐创建活动的开展。

3.重视校园弱势群体,完善校园救助机制 高校内的弱势群体主要是贫困学生和生活较困难的后勤系统教职工以及后勤系统中的临时用工。高校后勤在服务保障中应尽可能的为贫困生提供合适的勤工俭学的岗位,让其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并在这样的劳动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劳动观、择业观和创业观。后勤系统中还有不少离退休的教职工,需要后勤团体和领导的关注与理解,要定期地走访探望,组织活动,联络感情;在后勤系统中,有很多的临时用工,大都是后勤服务中一线岗位和基础建设中建设者;应给予一定用工待遇和应有的尊重,尽可能地改善他们工作、生活和再学习的条件和环境。校园内的这部分“弱势”群体集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庞大的团体,对学校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打造和谐校园,就要高度重视这部分校园弱势群体,完善与此相关的校园救助机制,使他们在建设和谐校园中,始终发挥着他们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不平等的爱 篇6

和这句话毫无关系,他的传球曾帮助太多资质平平的队友拿到大合同,而他却没有在队友的帮助下得到哪怕一次总决赛经历。

支离破碎的太阳已经和季后赛渐行渐远,但纳什这个37岁的老将宝刀未老--只要他能留在场上,太阳就会绽放出绚丽的进攻,纳什甚至有机会再度触碰到助攻王的衣襟。然而,他也来到职业生涯最后一个十字路口。

不老传奇

湖人主场迎战太阳(3月23日),这是两支去年曾相逢于西部决赛的球队,但如今已是时过境迁。湖人自从今年全明星周末后就开启了季后赛模式,目标直指三连冠;太阳则为了能搭上季后赛末班车而苦苦拼争,但如今只是剩下理论上的一丝可能。

这场比赛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当湖人在第三节就取得21分领先的时候,谁都以为比赛就会这样结束了。太阳会战略性地放弃这个客场比赛,保存体力回去主场打“背靠背”与猛龙的比赛,但史蒂夫·纳什不想就这么灰头土脸地离开洛杉矶。第三节还剩4分34秒,他在快攻中投中三分球,开始率队不断缩小分差。还剩4分16秒时,太阳再次发动反击,纳什伸手又命中一记三分球。一分钟后,纳什连续第三次投中三分球,两队分差缩小为14分。湖人的球迷起初并没有因为一个37岁老将的惊艳表现出现异常反应,但到了第三节的最后两分钟,纳什又连续送出了三次助攻,硬生生地将21分的分差追改写到个位数时,才有人在看台上倒吸了一口凉气。

纳什的努力并没有最终为太阳换来一场胜利。在这场史诗般的三加时比赛中,科比·布莱恩特用得到赛季最高分(42分)的手段把胜利留在了洛杉矶,但纳什有理由昂着头离开斯台普斯中心。加拿大人全场出战49分20秒,他已经拼掉了身上最后一丝能量,以至于在最后一个加时,他两次遭遇断球,一次三分球尝试未果--如果他没有犯下这些失误,太阳队也许会赢得胜利,但肯定没有人能怪罪他。要知道,没有多少球员能在超过37岁的年龄还出场达到49分钟,过去十年中,只有迈克尔·乔丹做到这一点,而纳什仅在本赛季就出现了两次(去年11月25日太阳主场同公牛的比赛也曾上场49分钟)。金特里之所以不愿意让爱将在板凳上多休息一些时间,除了纳什的外线攻击(三分球7投5中)是太阳追分的利器外,后者的传球也屡屡帮助队友得分--依靠全场惊人的20次助攻,纳什本赛季的场均助攻数达到了11.48次,他也暂时把朗多从助攻王的宝座上拉了下来。

事实上,在庆祝完自己37岁生日(2月8日)之后的十场比赛里,纳什的助攻次数全都上双。在NBA历史上,还没有任何球员能够在37岁(或更老)的情况下有连续超过五场助攻上双。即使是联盟历史上的总助攻王约翰·斯托克顿,在到了这把年纪后最多也就只有连续五场助攻上双。所以,看纳什的比赛,总会让人产生错觉,也许永动机是存在的,它就装在加拿大人的身体里。15年前刚入联盟时,22岁的纳什如风之子一般,喜欢带着球在场上狂奔,然后在对手的防线里杀进杀出;37岁时,他没有任何改变。或许,年龄对于纳什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今年1月13日,在太阳主场以118比109通过加时战胜篮网的比赛中,纳什还曾创造另一项联盟纪录。在这场比赛中,纳什11次罚球全部命中,从而将自己职业生涯的该数据改变成了2999罚2711中,罚球命中率达到90 394%,这让他超过马克·普莱斯(90 389%),上升至NBA历史榜首位。当然,这只是暂时性的超越,要想一直保持九成以上的罚球命中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纳什也在这场堪称犬牙交错的战役中游走在第一和第二位。

反正不管用何种标准衡量,本赛季对于纳什个人而言都是成功的。截至到三月份常规赛结束,他在70场比赛中的场均数据为15.3分、11.4次助攻,49.5%的投篮命中率和39.8%的三分命中率。即便是和他首次夺得MVP的赛季(2004-05赛季)相比,这份数据也毫不算逊色。纳什还是那个在比赛中能自如发挥,视野开阔,快攻中令人信服的大师。岁月对他的影响仿佛只是让他的跳投比以往更精纯,传球更匪夷所思,打法更自由。尽管那些年轻的后卫们,比如德里克·罗斯、克里斯·保罗和德隆·威廉姆斯等人看似已经成功接班,但任何人用任何表现也无法让人忘记纳什的印记。

悲哀的是,太阳已经在事实上告别了本赛季的季后赛争夺。日落,长夜将至,这对于纳什而言太过残酷。

日薄西山

两年前,曾经那个激情四射、进攻无往不催的太阳队,自从2004年后首次无缘季后赛,这在当时被很多人看来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这支本该消失在亚利桑那沙漠中的球队,却在上赛季常规赛赢得了54场胜利,包括在全明星周末后一鼓作气打出23胜6负。带着这种气势,太阳在西部半决赛上横扫马刺,而且以富有尊严的方式与湖人拼到第六场。太阳配得上虽败犹荣的字眼,只是这终究是一个令人感到遗憾的结果-这已经是纳什的职业生涯中第四次倒在分区决赛-这通往总决赛舞台的最后一级台阶上了。在赛后的更衣室里,打了118场季后赛的纳什潸然泪下,或许那个时候加拿大人已经预料到这恐怕是他最后一次率队冲击总冠军了。

本赛季开始后,纳什依然拥有梦想,拥有从头再来的期望,可他也知道,这会是一个无比艰难的赛季。毕竟太阳自去年休赛期开始经历了很大的人员调整。他们放走了斯塔德迈尔这个内线基石,得到了最终被证明不适应太阳体系的特科格鲁。到了赛季中期,太阳又和魔术队进行了一笔大交易,送走了特科格鲁和贾森·理查德森,换回了马辛·戈塔特和文斯·卡特。“我们的阵容和上赛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我们一直在费劲寻找自己的定位,但在一个全新的群体中找到共性是非常困难的事。”纳什很清楚这套阵容的生命线在哪儿,但他从不怯懦,他也不是认栽,这就是他的气度。

在没有了小斯在内线肆虐的情况下,太阳比以往更要利用大量坚决的投篮以弥补阵地进攻等诸多软肋。去年11月15日客场同湖人的比赛,太阳全队硬生生扔进了22个三分球,距离NBA球队单场纪录只差一个。那场比赛或许是菲尼克斯人本赛季最振奋人心的一场胜利,只可惜你不可能总是依靠这样的方式赢球。

自从本赛季开始,太阳的战绩一直徘徊在五成左右。去年12月大交易后,球队因为磨合阵容陷入连败困境,战绩一度来到14胜20负。后来,纳什率队走出低谷——继全明星周末前将战绩提升到五成以上后,钱宁·弗莱在二月份最后两场比赛接连送出绝杀,太阳的战绩达到31胜27负,重新燃起;中击季后赛的希望。可惜在这之后,太阳经历了黑暗般的三月(5胜11负),尽管纳什在这个时段的表现堪称杰出,但也于事无补,他们终于成为“狂野西部”的牺牲品。

《亚利桑那共和报》在三月结束后就下了结论:太阳队已经卸下了争夺季后赛的压力——这是一种

耻辱而无奈的轻松。“感觉起来,(赛季)已经结束了。”纳什说,

“因为我们打得不好,没怎么赢过球,这挺失望的,不过我们整个赛季都是这样失望。”当一切努力变得徒劳,但纳什依然愿意带领球队继续奋斗。“去年我们还能打进西部决赛,甚至有机会获得总冠军,但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要被季后赛拒绝的尴尬,而我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纳什在本赛季的悲情绝不只停留在赛场上,他的体内还夹杂着老婆偷情和婚姻失败的痛楚。分手注定是痛苦的,但当一切了断之后会是甜美的。纳什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他不知道这句话是否也适用于自己的职业生涯。

本赛季结束后,纳什和太阳在2009年夏天续下了那份合同只剩下最后一年。太阳队处处都是未知数,你惟一能确定的就是他们需要伤筋动骨般的重建工作。37岁的纳什,是守着一段也许不那么快乐的感情白头偕老,还是去到其他城市再发一次少年狂?他甜苦交加的人生,又到了融汇错杂的时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生活中的这两个避风港(篮球和家庭)都已经消失了,不过我总是把这些看成是让我更加成熟。变得更好的机会。”纳什说。

十字路口

在罗伯特·萨沃七年太阳老板的NBA生计里,他更换四任球队总经理,三任球队主帅,外加上数不清的惊天交易……对他而言,这一切仿佛都是短线投资,除了史蒂夫·纳什。事实上,纳什身边的队友在几年之内基本走光,如果你翻看太阳在四年前的花名册,也就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还在球队中了。

不过,即便是在本赛季遭遇诸多不测,太阳队的管理层和和主教练金特里却在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他们不会交易纳什。但是如果他们有机会重新规划自己球队的话,就肯定不会愚蠢到放弃机会的。纳什的年龄注定了他不会适合于一支处在重建期的球队,况且把他摆上交易架,肯定能吸引到很多球队的注意力,坊间甚至盛传森林狼愿意用西班牙“金童”卢比奥的签约权交换纳什。

“惟一能让我们产生交易他想法的原因是,他走到我们面前说,‘我想去别的地方了’。”金特里的话表现出了对纳什的尊敬。但纳什也许真的“想去别的地方了”,他也不会轻易说出口,毕竟他和太阳的感情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身为1996黄金一代的成员,纳什当时在首轮第15顺位被太阳选中,职业生涯中的首个落脚点就在菲尼克斯。不过,纳什当时在队中的身份并不重要,尤其是贾森·基德在1996年12月来到这里之后,原本位置就不稳固的他被挤到了球队第三组织后卫上。

纳什从来就不抱怨上场时间过少,他只要得到机会就会在场上拼命奔跑,为队友创造得分机会。1998年夏天,太阳用纳什从小牛那里换来了布巴·威尔斯和马丁·穆瑟普两名角色球员,外加两个首轮选秀权,其中一个便被太阳在1999年选中肖恩·马里昂,这也是太阳队当时的老板老克朗杰罗一直认为这是一笔很划算买卖的原因。当然,他的儿子小克朗杰罗在2004年夏天干了一票堪称是太阳队史上最精明的手笔:签回纳什。

说到纳什重回菲尼克斯,就必须感谢2003年12月成为太阳主帅的德·安东尼的大力引荐。这个在欧洲篮球浸淫多年的教练一手打造出的“七秒或更少时间”的进攻战术,纳什和斯塔德迈尔、马里昂等一众能跑善抢之辈,取得了2004-05赛季全联盟战绩第一的成绩。但即便是最强大的小球,也没办法克服自己的硬伤来夺冠,太阳最终还是在那一年的西部决赛中被马刺打得灰头土脸,以1比4败下阵来。接下来的两年时间,纳什极度渴望证明总攻击型球队不能拿冠军是个伪命题——2006-07赛季的太阳被认为是纳什时代最接近总冠军的球队,甚至要是没有罗伯特·霍里撞倒他的那一幕……

无论如何,在2004到2007年,纳什在菲尼克斯体会到了人生最缤纷的时光:两度常规赛MVP、蝉联助攻王、“180俱乐部”的常客,这些个人荣誉使他的人生浓甜到了极致。也因为此,两度被马刺淘汰、一次败给诺维茨基的苦涩,显得格外剧烈。那时节,纳什的甜和苦都锥心刺骨,但他和菲尼克斯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在2009年夏天,纳什在太阳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仍然提前一年与其续约,把合同延期至2011年。彼时加拿大人如此回答那些认为他应该去其它球队的人们,“我肯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才做出了这个选择,之前我的确考虑了很多。但是有一点毋需置疑,我爱这座城市,我爱这支球队,我也爱我的教练以及所有的队友。”

今年的2月26日,纳什率领太阳客场以114比106击败猛龙,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七个赛季率队从多伦多带走胜利。加拿大人依然用掌声欢迎自己的家乡英雄,但此时的纳什百感交集,因为他不清楚自己再来到这里的时候是否还会身穿太阳球衣。

城乡教育不平等及转变 篇7

一、农村教育弱势探因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国情已经决定发展经济我们必须要重视占更大人口比例的农村。农村人数远多于城市人数,理论上应当涌现出更多的人才来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然而一直以来,国家重视城市教育的不断创新改革,而作为对立概念的农村教育忽视了自身的建设机理,把城市教育当做其发展的目标。在这种观念下,农村教育的发展不仅仅缺乏自身特色,更大的问题则是很大一部分农村孩子得不到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对于我国农村来说,大部分农民的文化水平低下,科技素质较低,思想观念落后,这严重阻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妨碍了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劳动力素质低下严重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致使农村经济仅仅处于农业劳动获取利益阶段。政府为了发展农村教育也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在农村长期以来的教育观念下,用城市教育体制、办学模式以及教材、教学方法来创办农村教育,虽然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但并不符合农村的需求。到目前为止,农村教育的资源仍然有限,因此面向的对象并不是全体学生,而是极少数的尖子生。为了极少部分学生的升学情况,忽视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即使是在城市,所有的学生的接受能力也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何况在教育相比于城市极其落后的农村,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很难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技能水平。

二、城乡教育不平等探究

究其原因,城乡教育不平等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教育资源的不平等,而是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随着国家发展,改革的不断创新与进步,中国在教育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城市和农村在根本上处于不同的地位,人力资源、物理资源和财力资源也处于不同的水平状态。首先是城市与农村自建国以来的地位就不处在一个等级上,改革开放后城市的发展更是迅速,尤其以沿海城市深圳、广州、珠海、厦门等。反观内陆,除高速及铁路交汇处和河运中心城市,其余农村只能靠自身特点来发展自身。经济能力也是相差巨大,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地区之间所拥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上这几个因素上拥有量的落差,村教育落后也就不足为奇。近年来,国家在农村教育经费支出上在逐步加大,明显表现出对西部贫困地区的支持,并在农村教师工资及福利上做出调整,加大对农村教师的培训工作,高考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优惠政策也是国家重视发展西部地区人民素质的重大举措。其次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城乡二元体制,这是自建国以来就有的,只是到后来才被提出来。所谓城乡二元体制是指城乡之间平等发展的一种体制障碍,是一种以户籍制度为壁垒,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建立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造成城乡之间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等不对称的一种制度。

三、城乡教育的转变

城乡教育转变是我国必须面临的一个转型,国家在做出一些努力的同时也发现了在努力后所表现出来的不足,国情的基调没有多大变化,但时代的潮流总是风起云涌。如农村人员大部分涌向城市,随之而来的状况有两种:一是留守儿童与祖辈一同生活,没有父母的监护教育问题更加严峻,向着比较恶劣的方向发展,另外一个是孩子随父母一同来到城市借读,这一趋势也在逐年加剧,据统计,今年我市新生数量仅外来人员子女就比去年多了10%,达到9.8万人。这一现象虽然还在加重,但是农村教育在我国的重要地位仍不得削弱,需要更强劲的发展,协调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教育是一个应该被着重强调的方面。

总结

在当前国情下,教育体制改革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而要做好必须要尽到更大的努力才行。要做到城乡教育平等应当尽力做到以下几个具体方面:第一,以高度的责任感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第二,以教师资源合理配置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第三,以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第四,以学校合理布局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第五,以优质资源共享和乡村学校校本课程开发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建立健全教育设备资源监管制度,合理分配资源,做到在对的时间给正确的人以正确的方式传授正确的知识。

摘要:教育是根据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需要,通过传授知识使受教育者获得一定的知识技能,陶冶道德品质、发展智力创造力的一种活动。教育的目的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适应一定社会需要和促进国家发展的人。因此,教育无论是对一个家庭还是一个社会来说,都是十分关键的。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一样,都是祖国的希望,都应受到同样平等的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城乡居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城乡教育不平等现状逐渐改善。

关键词:教育不平等,基础教育,转变,教育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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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定华.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之进展[J].课程.教材.教法,2015(11).

论经济不平等及其矫正 篇8

关键词:经济不平等,垄断,再分配,共享

经济不平等违反了我国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劳动法》等的相关规定。但是, 尽管如此,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我国现有的经济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存在, 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经济不平等意味着不同收入的人群在健康状况、死亡率、生活水平、营养状况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等级差异。毫无疑问, 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是巨大的。诚如南茜·弗雷泽所言, “经济不是一个文化自由的区域, 而是文化工具化和文化顺从化的区域。因此, 名义上的经济问题不仅影响经济地位, 而且影响社会参与者的身份和特性。”[1] (P49) 政治和文化权利不被承认不仅意味着政治和文化问题, 更意味着经济问题, 意味着经济上的不平等及其渗透性。

一、经济不平等:内涵及其理解

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社会经济权利决定着人的生命权、人格权、发展权和政治权。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经济权的来源表明, 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是自觉的、有目的的, 这种改造是维系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基础, 因而人人拥有平等的不受任何形式剥夺和歧视的经济权利。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却常常面临经济不平等。经济不平等指人们在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等方面的等级差异, 不仅指经济资源分配不平等, 更指各经济主体在一定制度框架内进行差等经济活动、拥有差等经济权利的关系状态。当然, 由于人与人之间事实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 站在人道主义与社会福利的角度, 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不一定都是不合理的。换言之, 经济平等并不绝对地排斥“区别待遇”。这一点, 哈耶克是这样认为的:“人人是生而不同的, 财富不均才是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他举例说, “如果在当下的美国或西欧, 相对贫困者能够用其收人的合理部分来购买汽车或冰箱、支付飞机费用, 那么, 这完全是因为过去一些收入较多的人能够支付这些在当时尚属奢侈品的费用。而正是这些奢侈品和富有者, 是人们尝试一种最终会为大众所享用的生活方式的代价。那些将得到尝试并在日后得到发展的物品的范围的扩大, 以及那些能使大众受益的经验之积累, 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对现成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的结果。”[2]克里斯蒂安也指出, “在经济组织内部, 歧视性差别, 比如跨地区的等级制度、与价值和品序相关的个人或者集体的内在判断之类, 都是其系统性特征, 如果没有这种特征, 该系统的全部逻辑基础就会倒塌。”[3]可见, 在一些学者看来, 市场分配财富的结果是最为公正的, 而任何人为分配或国家干预所做的行为都会对自由的市场竞争产生危害。为此, 我国学者叶敏认为, 以再分配方式缩小贫富阶层差距甚至拉平阶层地位的做法虽然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但这种做法终将被时间证明是无效的, 不仅会延缓经济的整体发展速度, 而且会阻碍贫困或落后者的脚步。[2]但是, 南茜·弗雷泽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模式是需要排除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这种公共领域是这样一个舞台, 其中对话者将出身和财产等差异性特征搁置在一旁进行对话, 似乎他们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地位是平等的。在此, 起作用的是‘似乎’一词。事实上, 对话者间的社会不平等不是被消灭而只是被排出了。”[4] (P82)

由此可见, 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不公现象, 在我国居民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经济不平等会进一步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 影响实质公平。况且经济不平等会加深社会各群体的不公平感, 使贫困群体与富裕群体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 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和人们的“仇富”、“仇官”心理。更严重的是, 经济贫困导致的贫困文化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有极大阻碍。因此, 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影响广泛、影响深远的根源性不平等, 大多数不平等都与经济不平等有关。诚如罗伯特·A.达尔所指:“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 我们会发现金钱拥有一种诱使芸芸众生顺从于不同目的的魔幻力量。”[5]“如果经济权利和地位不平等, 那么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是难以达致的;同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领域与个体利益紧密相连, 经济力量已经成为个体参与社会竞争的支柱性力量, 经济领域的平等成为个体平等最主要的构成, 与社会生活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6]

二、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有学者指出, 经济不平等会引发权利缺失和劳动力市场排斥, 而劳动力市场排斥会进一步导致经济贫困和消费者市场排斥, 进而加剧社会孤立和社会割裂, 最终形成空间排斥。[7]这意味着, 经济不平等已不是单独地体现在经济权利、经济利益和经济义务上的不平等上, 而是渗透到我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 经济不平等引发政治参与不平等

在中国, 人人都应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如平等的选举权、政治参与权和政治表达权。但在现实生活中, 政治权利不平等的表现比比皆是,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权利不平等造成的, 因为经济不平等使经济贫困超越了物质贫困的传统范畴, 可以用“非制度性的社会权利失衡”来表述, 其典型表现就是政治领域的权利缺失。

弗雷泽指出, “再分配诉求表明, 现存的经济安排否认他们对于参与平等的必需的客观条件。”[1] (P30) “参与平等是民主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 而大致的社会经济平等是参与平等的前提。”[4] (P95) 这意味着, 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为人们的参与平等设置了障碍, 即经济因素对政治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我国, 这一典型表现就是“一部分拥有较多财富的人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干预政治生活, 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争取获得更多的利益。”[8]对于贫困群体而言, 他们的人数最多、政治参与的诉求最强烈、参与的功效也最明显, 但是, 他们借助体制内的渠道表达诉求的机会并不多, 在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党代表等中所占比例并不高。为此, 他们不得不借助体制外的渠道来表达, 其后果就是游行、静坐、示威事件日益增多, 以“聚访、闹访”为特征的越级上访日益频繁, 群体性事件也越来越多。陈盛勇的研究表明, 东部地区政治参与的阶层分化已比较明显, 其表现是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比例在逐步提高。[9]这说明, 在利益表达方面, 由于资源缺乏, 贫困群体往往处于被动失语和被动失权的状态, 富裕群体则能通过物资资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优先权, 进而影响政府决策, 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优势。[10]可见, 经济上的不平等产生的最大影响是政治上的不平等, 由此带来的政治权利缺失在我国已经非常明显。正所谓“要求经济再分配的主张往往建立在‘人的平等的道德价值’基础之上, 因而, 经济的再分配是一种对人的平等身份权的承认。”[4] (P18) 在达尔看来, “经济不平等是制造政治不平等的罪魁祸首, 因为经济不平等可以直接变为不平等的政治资源, 而政治资源的不平等积累将会把政治不平等推到巅峰, 其结果是权力、影响力和很多特权阶层的权威积累起来, 会进一步拉大不平等。到后来, 没有多少普通公民有能力, 当然也许不愿意去克服这种不平等的力量, 因为政治斗争的成本会变得很高, 很少有公民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金钱和其他资源而采取行动。久而久之, 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就会演化为政治资源的过度集中与政治行为的过度极权, 而这些就如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内在张力一样是难以克服的。”[11]因此, 经济不平等对政治不平等的影响尤为明显。

(二) 经济不平等引发教育不平等

教育公平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公平, 是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然而, 站在不同的学科领域, 教育公平的内涵不同:从伦理学角度看, 教育公平主要包括社会性教育公平和道德性教育公平这两个方面;从社会学角度看,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 是社会公平的一个基本准则;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教育公平就是通过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来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 是达成帕累托最优或次优的重要手段;就法学的角度而言, 教育权是公民一项神圣不可剥夺的法定权利, 是国家通过规范性法律文件对权利主体享受教育资源的保障。尽管各学科对教育公平的理解不同, 但对教育公平内涵的理解是一致的, 即教育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影响教育公平的因素有很多, 经济发展程度就是其中最显著的影响因素, 其主要的表现有三。一是发达地区教育水平普遍较高, 教育资源也比较多。二是优质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更多地被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所占有。这在基础教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 由于经济贫困, 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师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 由于父母的经济地位不高, 流动儿童在城市的教育权也受到极大的压制。例如, 冯帮的研究发现, 经济不平等对流动儿童的教育起点、教育过程、教育结果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会使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在面临高昂的学费、户籍限制和文化素质障碍时失去更多的有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12]中国社会科学院朱玲通过对四川九寨沟和松潘县的居民调查也发现, 由于高昂的教育费用, 这两个地区贫困户的财力难以支撑子女的初中学业, 来自这一群体的新增劳动者往往被排斥在劳动力流动大潮之外, 他们因此而延续了家庭的贫困;处在贫困线边缘的家庭正在奋力托举自己的孩子翻越这道门槛, 以求借助知识改变后代乃至整个家庭的命运;高收入住户则把子女送入了特级教育轨道, 其目的已经不仅仅是收益良好的非农就业, 而是立足于家庭现有财富的基础上守业和创业, 并且继续提升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13]不同收入群体在子女教育上的决策行为生动表明, 社会经济不平等是基础教育不平等的根源, 二者的交互作用会进一步加深贫困人群的教育不平等, 形成极贫人群。三是在高等教育领域,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大学收费制度, 在都能考上大学的情况下, 贫困阶层子女上得起好大学或能抓住优质大学教育资源的机会远远低于富裕阶层。在劳动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 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一个家庭进入非劳动力市场并获取收益的程度, 因而, 贫困人口的教育缺失与经济贫困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即越贫困教育水平越低、教育水平越低经济越贫困。为此, 经济学家托达罗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财富和劳动力是在非常不平等的情况下分配的, 那么平等的教育机会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14]

(三) 经济不平等诱发各种歧视

经济不平等会引发社会歧视、地区歧视和人格歧视。社会歧视现象由来已久, 常常在法律和社会政策的字里行间呈现, 当然也会在宗教的主题中发现。[15]一般而言, 歧视是指“相同的人 (事) 被不平等地对待或者不同的人 (事) 受到同等的对待”。[16]在当代中国, 受到社会歧视的群体主要包括农民、妇女、少数民族、残疾人、欠发达地区民众等亚文化群体, 这些群体在劳动就业、政治参与、社会保障、高考招生、权益维护、利益表达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 而导致他们劣势的根源是其在经济生活中遭受的不平等。因为经济上的不平等, 这些群体获取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的机会较小, 进而使他们处于一种弱势状态。这种状态的后果是严重的, 容易引起不平等群体的“逆反、仇恨、报复”等心理, 制造社会矛盾, 引发新的社会不公正。

地域歧视是指“社会上的某一群体或社会成员所共有的针对某一弱势群体或某一特殊地域的社会群体的不公平、否定性和排斥性的社会行为或制度安排。”[17]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因经济差距而导致的资源缺失和利益失衡是经济歧视在我国地域发展方面的具体反映。

所谓人格歧视, 是指具有某一方面优势的个人或者群体, 出于对他人的歧视心态, 公然实施的轻蔑或者轻侮他人人格尊严的行为。[18]人格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和基础。按道理, 作为社会成员, 不论是病残还是健康、贫穷还是富裕, 每一个人理应享有自由、平等和被人尊重的权利。每个人也不分年龄、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 其人格都是平等的, 有独立的思想、意识和行为, 有独立承认责任的勇气, 是一个独立的个人。然而, 由于经济地位不平等, 经济劣势者的人格往往容易受到优势者的践踏, 或者自己会攀附经济优势者, 使其人格成为经济优势者的附庸。

(四) 经济不平等诱发犯罪行为

经济不平等还容易诱发不平等者的犯罪行为, 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马克思认为, 违法行为通常是由不以立法者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因素造成的。这表明犯罪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因素, 其逻辑是:“贫困阶层不仅要承受来自经济上的巨大压力, 而且还要忍受来自社会上一些人的各种歧视。当人们意识到无论如何通过自身的何种努力也无法改善自己的境遇时, 必将通过过激的言辞和行动抗议、反对这种体制性安排。”[19]而且, 在与富人的比较中, 各方面的巨大反差会刺伤穷人, 使他们产生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而“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19]一旦陷入犯罪的泥潭, 人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将受到严格的区别性对待, 由此引发差等正义。

三、经济不平等的矫正:再分配与共享

经济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对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 这一点尤为突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原先由政府供给的物品如住房、医疗、教育等, 如今正在逐渐地市场化。而在市场化的过程中, 金钱和权力发挥了通天的本领, 对市场领域、公共领域、家庭生活领域和私人领域进行了极大的支配和干扰, 在这个社会, “有钱能使鬼推磨”, 钱权交易、钱学 (学术) 交易的情况时有发生。显然, 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会引发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更大不平等, 而这些不平等又反过来加速经济不平等, 形成不平等的累加和传递, 对此必须予以破除。

(一) 打破垄断:控制贫富差距

垄断是指排除、限制竞争以及可能排除、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垄断有自然垄断、法律壁垒、技术垄断和人为垄断之分, 这其中, 影响最大且最难以矫正的是人为垄断。而人为垄断之所以形成, 在于政府投资仍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手段, 而政府投资需要国有企业作为载体, 这就无疑使权力成为国有企业的保护伞。在我国, 人为垄断的主要表现是公权力插手和干预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排他性后果。公权力插手经济活动的形式主要有:利用权力和职位上的影响采用暗示、授意、指定、批示、强制性执行等手段实现其非法意图;而插手和干预经济活动的领域主要包括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投标, 承包、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房地产用地的开发和审批, 矿产资源开发权, 各类行政许可, 归其管理的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兼并、破产、资产转让等重大的经营活动项目。反过来, 为获取土地及其相关资源, 房地产商不得不依附于权力并进行钱权交易。正是由于房地产商和政府垄断了土地及其相关资源, 在群众的刚需明显的情况下, 高昂的土地价格带来了高昂的房地产价格, 权力带来了社会财富的聚集, 这是权力与经济联手垄断的必然后果。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预言:“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讲, 少数企业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对生产和市场进行控制, 并在一定的市场领域内从实质上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 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天然的弊病。”[20]在我国, 垄断的部门有水电气供应、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能源等行业, 这些垄断行业的存在是我国现阶段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事实上, 垄断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确实呈两极分化的态势。国内学者武鹏的研究表明, 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水平导致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上升了25%左右, 垄断行业要比非垄断行业的平均劳动报酬多出相当于全社会各行业平均收入水平70%的额度, 其中不合理的部分相当于行业平均收入水平的1/4。[21]截至2010年, 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和平均工资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收入差距已扩大到4.2倍之多, 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 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22]垄断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当明显, 劳动者行业选择的不同将带来数倍差距的收入, 这种“同工不同酬”现象是一种典型的差等正义, 不仅扭曲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对社会稳定也极具破坏性, 必须予以矫正。

要破除垄断、缩小贫富差距, 必须实施垄断行业的财产申报制度, 以累进税的方式对垄断行业的红利或利润征税;同时, 要积极鼓励非国营企业参与竞争, 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 打破劳动力市场上或明或暗的壁垒, 通过促进行业间劳动力的竞争流动来实现劳动贡献与收入水平的匹配;要实行阳光工资制度, 取缔垄断行业的灰色收入、隐形收入;要转变政府投资方式, 对低收入行业进行补贴。此外, 也要打破垄断行业中的高管人员流动, 减少垄断行业与政府部门的联系, 弱化利益集团对垄断行业的控制。还可将垄断行业的成本节约作为考察其业绩的主要指标, 并将其与企业领导者的升迁奖惩挂钩。

(二) 再分配:经济不平等的救济

形象地讲, 再分配就是把社会财富从一个阶层转移到另一个阶层的过程, 是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福利计划、财政公共支出及转移支付等手段均衡社会资源的过程。若从成本、效率的角度分析, 再分配有一定的局限性, 不利于社会整体功利的增加。但是, 如果从公平的角度来说, 再分配就成为了维持社会正义的美德, 原因在于再分配是社会福利权的基本体现, 可以促进互惠互利的合作体系的建立, 有利于社会公正义的实现。

在现时代, 当公众的经济平等权不一致且国家已不再拥有解决众多问题的必要的、充足的能力的时候, 不具包容色彩的经济分配模式必然难以起到缓和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 人们对正义的渴求自然越来越强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全球化不得不使有关“怎样”的问题被问题化, 这一点就像它使“谁”的问题政治化一样。[23]虽然有关正义诉求的内容有极大的差异, 但对经济再分配诉求的倾向却是极为普遍的, 这与再分配的政治含义有关, 以至在再分配受到争议与附载权力的时候, 其诸多功能并未得到限制, 因为他们是经常被视为需要由国家加以裁决的, 它可以动员公民社会, 让官员保持责任感且确保国家行动能够表达全体公民的集体意愿。正如费雷泽所指出, 当我们讨论的集体接近被剥削工人阶级的理想类型时, 我们面对的是需要再分配矫正的分配非正义。相反, 当我们讨论的集体接近受蔑视性关系的理想类型时, 我们面对的是需要承认矫正的错误承认的非正义。[4] (P21) 这意味着, 再分配是矫正经济不平等的有效手段。

再分配一般与阶级政治等同, 再分配的范式不但包含以重新评价被不公正地贬低的身份为目标的运动, 而且包括各种拒绝传统阶级政治的“基础主义”的解构趋势, 它比常规意义上的身份政治更宽泛。再分配将群体差异看作是不公正差异的显现, 全然不是这些群体的内在特征, 这些差异是被社会地构成的一种不公正的政治经济的结果, 因而, 再分配强调的是要废除而不是承认群体的差异。[1] (P9-10) 可见, 要缩小贫富差距、破除经济不平等, 再分配就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三) 成果共享:经济平等的承诺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 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 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凸显。在此背景下, 如何平衡利益格局、分配利益资源、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就成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最紧迫的任务。利益格局的失衡源于改革发展的成果没有在全社会共享。因此, 如何共享劳动成果、破除经济不平等就成为了新时期各级政府所肩负的时代责任。

作为一种价值追求, 成果共享已经超越了经济发展和执政党领导层面的价值诉求, 成为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发展成果共享既是一个政治命题, 又是一个哲学问题, 并且是一种解决当今社会发展实践中利益矛盾的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24]为此,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政府的重要责任。包容性增长意指在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指导下, 坚持以人为本、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方针, 让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成果惠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所有地区、所有阶层与所有人。包容性政策就是包容性增长理念在社会政策层面上的体现。实施包容性政策的目的在于公民平等拥有权利, 它主要通过对弱势群体赋权来减少公共政策对他们的排斥和歧视。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是成果共享, 在此意义上, 成果共享已经被提升到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中。成果共享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 而公平正义本身就意味着人们的利益共享, 这就要求不同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进行合作, 这种社会合作正是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张康之教授指出, “在这种正义原则之下开展合作, 他人不再是自我实现的障碍, 反而成了自我实现的条件;每个人自我实现的目标不仅不具有排他性, 反而获得了‘利他’的性质……合作的共生共赢性质决定了合作进程中不会形成话语霸权……所以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和不受歧视的。”可见, 合作治理能够实现参与合作的双方或多方的价值, 政府也可通过提供行动框架与规范来保障不同行动者价值的实现, 最终保障合作正义的实现。既然合作治理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途径, 而合作的基础是公平与平等, 那么, 要实现合作治理, 就必须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平等, 让全体人民共享劳动成果。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接受专访时指出:“一个公正的社会, 就是让大众来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为此, 要实现经济平等, 让所有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就必须实现成果共享。

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成因分析 篇9

1、多重二元结构影响论

有的学者从多重二元角度出发讨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别的变化, 认为我国居民总收入分配差别扩大的原因如下:经济二元结构所致, 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表现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也表现为沿海与内地的地区二元经济结构, 它们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别形成的基本动因。体制二元结构, 即体制双轨制。我国改革采取的是渐进的模式, 所以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价格双轨制和收入分配双轨制 (政府计划分配和市场分配机制) 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2、政策影响论

产生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源在于旧的体制还没有彻底根除, 新的体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就是说, 在于改革还没有到位。同时, 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收入分配差距出现的可能性, 具体反映为:调整了生产与分配,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改变了重积累, 轻消费的分配政策。提出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采取了多种收入分配方式, 扩大了收入来源。在整个社会范围内, 劳动已不再是收入分配的唯一依据和原则, 而是多种分配并存, 也就意味着必然出现收入分配的差距。

3、制度因素论

从我国在转型期制度方面看, 大量非正常收入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寻租活动, 执行资源配置功能的市场职能和政府职能的紊乱是寻租活动产生的根源所在。因此出现了合法的价格双轨制和大量具有独立身份与利益的微观经济主体, 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欲望被唤醒, 利润最大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追求的目标, 个人收入来源和消费形式的多元化, 增加了人们扩大收入和消费的可能性, 加之价格双轨制和所有制上的政策双轨导致许多法制上的漏洞和空白, 许多经济法规尚待建立和完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法制不健全, 使得对寻租活动的监督成本很高, 难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寻租收入得以混同于正常的合法收入, 寻租者和受贿者同时为其 (下转第34页) (上接第33页) 非法所得找到了保护伞。寻求地区和部门特殊政策, 寻求批文和公章构成转型期经济寻求直接非生产性利润的具体内容。

4、居民收入来源分析论

居民收入来源可以分为两大类: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劳动收入是指居民凭借其为社会所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所获取的收入。劳动收入可分为直接生产劳动收入与经济管理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指居民不是凭劳动, 而是凭借资产所获得的收入和各种渠道所获得的转移性收入, 包括资产收入和转移收入。居民收入来源于多种途径。居民拥有的劳动能力、资产、社会关系等的差异往往会带来收入差异。

5、市场机制及管理缺陷论

经济不平等问题:一个理论综述 篇10

关键词:经济不平等,现代经济学,缓解机制

中国经济在高速“起飞”阶段所产生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并且成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其实, 经济不平等问题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经济学, 经济不平等问题都是他们研究社会经济现实问题的重要方面。本文将经济学在“经济不平等”方面的论点作一综述, 以期对中国在经济不平等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机制上有所借鉴。

一、“经济不平等”的性质与形成机理的经济学考察

经济学的各种思想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流派。经济学一般按历史发展的时间轨迹分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然而, 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 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区分存在较大的差异, 由此形成了众多不同的学术派别。对经济不平等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激进主义经济学、保守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

(一)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解释

约翰·贝茨·克拉克根据收入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 收入不平等是生产力的差异而产生的报酬不均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 各要素的报酬是按其对产出的贡献而分配的。只要某种要素的边际产量价值大于边际成本, 雇主就会增加该要素的使用数量, 并支付报酬。收入不平的原因在于个人可利用的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是不同的, 创造的生产价值是不等量的, 按生产价值所得的报酬因此产生了差异 (John Bates Clark, 1899) 。

新古典经学家Gary Becker在克拉克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个人所拥有的才能和知识是不同的, 人力资本增加了劳动的价值, 从而提高了高人力资本拥有者的潜在收入。任何收入的不平等都是由于一些人的人力资本或其他资源的价值高于他人的人力资本或其他资源的价值 (Gary Becker, 1975) 。

另一部分新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 收入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基于偏好而选择的结果。认为即使个人才能是相同的, 但在发展和使用这些能力时作的选择不同, 成就也就有所不同。更偏好于未来的成就的人, 会加强人力资本或其他资源的投资, 通过教育、培训等提高其获得收入的能力。而更偏好于眼前闲暇和享受的人, 则不会为未来制订计划, 不愿牺牲目前的满足, 从而慢慢地落在后面。简而言之, 收入不平等跟个人获取和提供生产资源的选择与个人对他人所拥有的资源的需求的选择密不可分 (Edward C.Bandfield, 1968) 。

还有一部分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当今的收入不平等是技术变化带来的收入报酬的不等。其普遍认为技术的变化造成了对高技术人才需求的大幅增加, 同时消灭了大量原有的低技能的工作。结果, 专业型的高技能人员工资获得了上升, 而传统的低技能工人则不得不接受极低的工资。更典型的是出现了“赢家通吃”经济, 在电影、音乐、体育等行业出现了一小撮年薪千万的富翁, 而该行业的其他人只能获得一个平均的工资。技术变革成为了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Rorert and Philip, 1995) 。

最后, 一些古典自由主义者承认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 信息不充分、资源缺乏流动性等会使收入分配很难有合理性。市场势力的集中更会限制收入的平等分配。但是其认为自由竞争所造成收入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 但政府的干预加剧了市场的缺陷, 造成了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在没有法律和政府的保护下, 市场势力无法长期在竞争的压力下长期保持。缺乏竞争造成的收入不平等根源在于政府的干预 (C.Macpherson, 1962) 。

(二) 激进主义经济学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财产所有权产生的收入意味着剥削, 集中的私有制造成了所有者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压迫, 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平等造成了社会中收入的阶级间的不平等。在资本积累阶段, 资本家凭借政府权力的支持, 通过对内剥削、对外掠夺, 充分集中了财产和资源, 完全控制了生产资料。而大多数的公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 为了维持生计, 除了出卖劳动力别无他法, 只得忍受资本家的剥削。资本家通过资本积累规律, 加强对无产者的剥削, 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贫富分化。同时在资本主义世界, 由于大量的产业后备军的存在, 使得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迫使工人不得不接受低工资并保持高生产率。后备军的存在, 不仅使资本家获得了缓解经济变动冲击的缓冲器, 并且还成为了加强资本剥削、加剧收入不平等的工具。

制度学派的激进学者认为, 大规模生产的成本较低时, 会产生内部经济, 从而将小企业逐出, 促使资本集中, 进而形成垄断性的市场势力, 保证本企业或部门的高利润和高工资。由于一般市场主体的利润被垄断企业压缩, 相关工人只得接受低工资。而外部经济现象会造成地区差距, 当一个地方基础设施、辅助产业等形成规摸经济后, 会降低企业成本, 从而将各种资源吸引到该地区, 从而出现积累向上的经济效应。落后地区由于资源流出, 则出现积累向下的效应, 地区收入差异因此产生和扩大 (缪尔达尔, 1957) 。

一些激进主义者提出, 在现代社会中, 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分割, 出现了“主要部门”和“次要部门”。主要部门多为高人力资本拥有者聚集的企业, 这些工人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和能力, 为高工资而竞争。次要部门则充斥着低技能的工人, 由于能力较弱, 只能接受较差的工作环境和低工资。资本家通过向主要部门提供高于竞争水平下的工资, 保持其忠诚和奉献精神, 次要部门的工人的工资则低于竞争工资, 相当于次要部门的工人为主要部门的工人进行了补贴, 收入的不平等由此而生 (David, Richard and Michael, 1982) 。

(三) 保守主义经济学的看法

保守主义强调个人能力的天赋差别, 会自动寻找适合于其长处和短处特点的社会角色, 由于人性中品性的差异, 产生了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和其程度相对稳定的不平等。以美国塔尔考特以及其弟子金斯利、维尔伯特为代表的一部分保守主义者认为, 财富、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等是实现增加产出和社会秩序的社会目标的“功能”, 因此即使个人能力相同, 为了实现社会目标, 等级制和不平等依然会存在和加深。

19世纪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市场的发展会破坏社会的自然秩序, 资本主义将一部分人拉出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网, 使其成为了自私的效用最大化者, 只追求眼前的满足, 不愿通过努力确立有意义的生活。而另一部分人则抵制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侵蚀, 通过自身努力, 获得了成功。收入的不平等由此而生。现代保守主义者虽然对政府抱有敌意, 但其也不得不担心不受控制的市场会破坏自然的等级制, 危害稳定和秩序。尤其担心国际贸易会造成国内的低工资, 使不平等现象更加严重 (Kevin Phillips, 1990) 。

另一些保守主义认为政府会被利益集团利用, 颠覆自然秩序而制造新的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而懒惰、缺乏责任感、享乐主义的文化, 会使人们无法具备在经济中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 因而在此种文化中的人们成为穷人的比例较大, 加深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Lawrence Mead, 1992) 。

(四) 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论点

现代自由主义者从不完全竞争、歧视、不合理的教育体制、过去的不公正和贫困的循环着手, 解释不平等现象。现代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市场从来没有满足完全竞争的所有条件, 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 分配会背离边际生产力标准, 具有市场势力的人会利用更充分的信息、更具流动性的资源和各种优越关系剥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 从而产生不平等和贫困 (Joan Robinson) 。另一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不平等的教育体制和歧视, 使得某些人难以拥有成功的必要资源和条件, 加剧不平等和贫困现象。而过去的不公正和贫困, 使得人们在起点上就处于不平等地位, 又使得不同的人所有的成功机会不同, 导致了下一轮的不平等和贫困 (Harold and James, 1969) 。

二、现代经济学关于缓解经济不平等的对策机制研究

(一) 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策

针对贫困现象, 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赞成通过私人慈善活动帮助穷人, 缓解收入不平等, 但认为这种帮助因为减弱了工作的激励, 破坏了努力与报酬之间的联系, 应该尽可能地减少。20世纪60年代政府职能的扩张, 使得一部分古典自由学者将政府视为造成收入不平等一个重要根源, 因而主张通过政府行为采取更积极的手段缓解收入不平等现象。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 通过确定一个收入水平的平衡点, 收入高于此点的人付税, 收入低于此点的人得到政府的转移支付, 从而实现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的效果。其他古典自由学者多倡议增加福利项目, 以达到减弱不平等现象的目标 (弗里德曼, 1964) 。

还有一大批古典自由学者认为, 经济增长是解决收入不平等的最佳方法。通过提高投资率, 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可以为个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促进生产性活动, 只要提供了足够的约束激励, 个人会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积极改善自身的收入状况 (Robert, Anarchy, 1984) 。一些古典自由主义学者认为, 消除福利项目是不可取的, 但是要采取严格的资格审查, 限制福利项目的实施, 减弱福利政策的负激励性, 促使个人增强责任感, 积极通过自身而不是政府的补贴改善生活, 从而实现大的平等 (Charles Murray, 1984) 。

(二) 激进主义的解决办法

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认为, 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剥削就必然存在。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现象。因此, 其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马克思恩格斯, 1967) 。

一部分缓和的激进主义者认为在民主制度下, 工人阶级政党通过选举, 掌握政权, 实行温和的改革, 提高充分就业和卫生等保障服务, 运用福利政策来缓解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近年来激进主义者提出了减少不平等的新方案, 即“以财产为基础的再分配”。萨缪尔和赫伯特认为, 让所有的公民拥有对工作场所、住宅等财产的所有权, 使其拥有财产所有者的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 可以提高生产率和效率, 由此产生的不平等将小于由小部分人拥有财产的现在状况下的不平等。该部分激进主义者试图通过市场经济来实现社会主义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的目标。在这种经济中, 财产分配更为平均, 政府进行各种管制以缓解市场, 最终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Samuel and Herbert, 1996) 。

(三) 保守主义的措施

保守主义者对不平等多持肯定的态度, 但是也承认为了社会的稳定, 必须对收入不平等加以限制。对于缓解收入不平等, 一些保守主义者建议在公立学校中实行一种更严格的路径, 以便把孩子们导向所合适的成人角色, 并降低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平等和贫苦更多是概念问题, 而不是物质困乏的问题。如果个人自小就意识到前途的有限性, 就会减少愤怒和不满, 从而减少可能发生的社会失序。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增加穷人的机会, 其承认收入不平等和贫困不完全是个人品质的结果 (埃尔文, 乔治) , 因此极力推荐那些能恢复中间组织作用的福利项目, 包括恢复家庭、教会等作用的项目, 减税以鼓励建立和维持家庭, 以社区为单位的福利政策等, 最终通过重建共同体减轻社会的不平等问题 (Peter and Richard, 1996) 。

(四) 现代自由主义的实施机制

改变不平等的世界 篇11

我在哈佛了解到了许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也从科学发展中受益匪浅。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在于这些发现本身,而在于如何运用这些发现去减少这个世界的不平等。不论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障、宽容的经济环境——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有数百万的年轻人受人骗惑而无法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在发展中国家,有数百万的人民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和疾病之中。

我花了几十年才发现这些情况。

在座的各位毕业生,你们的时代与我求学哈佛时不同。与以前的学生相比,你们更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生涯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科技时代,我们最终该如何应对这些不平等,如何解决它们。

为了方便讨论,请设想一下,如果你每个星期可以捐献一些时间,每个月可以捐献一笔钱——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提供给能最大限度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的地方。你会选择哪里?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你发现有人竟然认为一些生命值得挽救,而另一些生命不值得,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这不可能。但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它理应成为需要我们解决的当务之急。”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它既可以帮助穷人,又能带来商业利润,还能为政治家拉来选票,那么我们就为减少世界不平等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个任务没有尽头,而且永远不会完结。但是面对这一挑战,只要你有意识地付出努力,都将会改变世界。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些对此感到绝望的怀疑主义者。他们说:“不平等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到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天都将存在。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乎。”我完全不能赞同这种观点。

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此刻在场的所有人,我们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剧,感到万分伤心,但是却什么也没做。这并非因为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现在请问问自己:

我们最优秀的头脑是否应致力于解决人类最大的问题?

哈佛是否应鼓励她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的学生是否应深刻认识世界贫困的程度、世界饥荒的猖獗、洁净水资源的缺乏?是否知道还有失学的女孩和死于可治愈疾病的儿童?

正如这个时代所期望的,我要向今天的各位毕业生提出一个忠告:你们要选择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关于人类严重不平等的问题,并成为这个问题的专家。如果你们能够以这个问题作为职业的核心,那么你们将会非常杰出。

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停止你前进的步伐。要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将解决人类的重大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在座的各位毕业生,你们长大成人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的技术是我们那一届学生所没有的。你们已经了解到世界上的不平等,而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这些。有了这些认识,要是你们再弃那些可以得到帮助的人们于不顾,就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你们就可以改变那些人的生活。你们比我们拥有的更多,所以也必须更早地开始行动,更久地坚持下去。

我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回到哈佛,回想自己用天赋和能力所做的一切。我希望那时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专业成就,还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己毫无联系的人们,你们与他们惟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具有人性的善良。

最后,祝大家好运!

I left Harvard with no real awareness of the awful inequities1) in the world—the appalling2) disparities3) of health, wealth, and opportunity that condemn millions of people to lives of despair.

I learned a lot here at Harvard about new ideas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 got great exposure to the advances being made in the sciences.

But humanity4)'s greatest advances are not in its discoveries—but in how those discoveries are applied to5) reduce inequity. Whether through democracy6), strong public education, quality health care, or broad economic opportunity—reducing inequity is the highest human achievement.

I left campus knowing litt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cheated out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here in this country. And I knew nothing about the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in unspeakable poverty and disea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took me decades7) to find out.

You graduates came to Harvard at a different time. You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s inequities than the classes that came before. In your years here, I hope you've had a chance to think about how — in this age of accelerating8) technology — we can finally take on9) these inequities, and we can solve them.

Imagine, just for the sake of discussion, that you had a few hours a week and a few dollars a month to donate to a cause — and you wanted to spend that time and money where it would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in10) saving and improving lives. Where would you spend it?

If you believe that every life has equal value, it's unacceptable to learn that some lives are seen as worth saving and others are not. We said to ourselves: "This can't be true. But if it is true, it deserves to be the priority of our giving."

If we can find ways that meet the needs11) of the poor in ways that generate profits for business and votes for politicians, we will have found a sustainable12) way to reduce inequity in the world. This task is open-ended13). It can never be finished. But a conscious effort to answer this challenge will change the world.

I am optimistic that we can do this, but I talk to skeptics14) who say there is no hope. They say,"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will be with us till the end — because people just...don't... care." I completely disagree.

I believe we have more caring than we know what to do with.

All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at one time or another15), have seen human tragedies that broke our hearts, and yet we did nothing — not because we didn't care, but because we didn't know what to do.

Now please ask yourselves:

Should our best minds be dedicated to solving our biggest problems?

Should Harvard encourage its faculty16) to take on the world's worst inequities? Should Harvard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depth of global poverty... the prevalence17) of world hunger... the scarcity18) of clean water... the girls kept out of school... the children who die from diseases we can cure?

In line with19) the promise of this age, I want to exhort20) each of the graduates here to take on an issue — a complex problem, a deep inequity, and become a specialist on it. If you make it the focus of your career, that would be phenomenal21).

Don't let complexity22) stop you. Be activists. Take on the big inequities. It will be one of the great experiences of your lives.

You graduates are coming of age in an amazing time. As you leave Harvard, you have technology that members of my class never had. You have awareness of global inequity, which we did not have. And with that awareness, you likely also have an informed conscience that will torment you if you abandon these people whose lives you could change with very little effort. You have more than we had; you must start sooner, and carry on longer.

And I hope you will come back here to Harvard 30 years from now and reflect on23) what you have done with your talent and your energy. I hope you will judge yourselves not on your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s alone, but also on how well you have addressed the world's deepest inequities...on how well you treated people a world away who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you but their humanity.

不公平不平等 篇12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0年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从摇篮到坆墓的社会福利主义工资体系(Loscoco andBose,1998;Warner,1995),尽管农村的工资差别仍然存在,但是总体工资差别还是比较小的(Croll,1995;Rozelleetal.,2002),平均主义思想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率(Knightand Song,200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企业可以在政府指导下自主决定自己的报酬体系。随着政府指导逐渐放松,20世纪90年代初,企业只需要遵循最低工资制的要求就行(Shen 2007)。尽管平均主义思想仍然在工资体系中发挥着一定作用,但是平均主义思想已越来越不被接受。工资体系的分权化和市场化使得管理者把报酬和公司利润及个人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其结果必将会为歧视创造空间(Hughes&Maurer-Fazio,2002;Knight&Song,2003;Ng,2004),拥有人力资本少的雇员很容易被付给较低的报酬。随着不断上升的失业和不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无论是在城市或是农村,或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Shen,2007)。中国在收入分配方面已从一个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变成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由基尼系数可以看出,中国已从1981年的0.3上升到2002年的0.45(Kuroda,2006),一些学者认为2007年的基尼系数甚至达到了0.495(XinhuaNewsAgency,2007)。目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所有的发达国家,如果这一趋势不变,很快就会赶上像智利、墨西哥、和巴西这样的高不平等国家。

目前,女性的工资歧视已经成为收入不平等中的一个重要现象(HughesandMaurer-Fazio,2002;NBSC 2005;MOLSS,2005;Rozelle etal.,2002;World Bank,2002)。中国到2004年底有6.3亿女性,已占到就业总人数的45%(NBSC,2005;MOLSS,2005)。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中国的性别工资不平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性别工资不平等的现象和传统的“女性也顶半边天”的观念相矛盾,中国的宪法也赋予妇女在各方面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同工同酬。中国的经验对其他转型经济体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然而很少有对过去的研究是否科学,以及分类总结解释这种新现象。

中国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收入差别到底有多大?造成性别工资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是什么?西方的研究文献适应于中国的现状吗?现有的研究文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后的相关研究,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性别工资不平等的大小和来源,为以后的研究铺好道路。本文在数据库中搜索了当前几乎所有相关的学术研究,经济学和商业同行评议以及中英学者出版物。时期选择了1990-2007年,因为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相关研究相继而至。

二、性别工资不平等的概念

性别收入不平等在很多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Blau andkahn,1994;Brainerd,2000;KatzaandAutor,1999),俄罗斯及乌克兰尤其明显(Brainerd,2000)。西方经济学家为了找出性别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把性别工资差异和工资歧视分开来研究(Arrow,1972;Becker,1957;Oaxaca&Ranson,1994;Neumark,1988)。Oaxaca&Ranson(1994)认为性别工资差别来自于试图给人力资本以合适回报,因为雇员在人力资本的占有上可能不同,他们就应该不同对待。如果男性与女性之间可以观察到有生产率之间的差别,而他们的资本特征也需要有合适的回报时,那么他们的工资就会不同。尤如Alau&Kahn(1992,1997)所说,性别工资差异会受到市场上那些能否被观察到男性与女性的技能如何被回报的影响,市场上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有合适回报的效率。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完备信息,没有交易成本,只有在男性与女性生产率不同时,性别工资不平等才存在(Hare1999)。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经常被视为是导致工资差异的罪魁祸首(Bound&Johnson,1992;Katz&Autor,1999;Juhn,Murphy&Pierce,1993),尽管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不是性别差异所特有的,但是与性别有很大的关系。

市场自由化使得人力资本有了合适回报,但也因此造成了性别工资差异。在重视平等工资政策的中央集中谈判国家,如瑞士、挪威、澳大利亚,性别工资差异就小,而在分权制、由企业谈判来决定市场工资的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性别工资差异就较大(Gunderson,1994;Blau&Kahn,1995)。性别工资歧视是因为性别偏见,而不是由生产率的不同所引起(Arrow,1972;Becker,1957)。歧视产生于当雇主不能正确地测试每一个工人的生产率,而是以那种类型的所有工人的平均生产率为标准来支付每一工人的工资(Hare,1999)。这种工资结构很容易低估,或甚至不付,一些有技能的女性由此就被歧视了。这种歧视工资产生的社会后果是妇女不被鼓励就业,不对教育进行投资,不增加技能,那么有价值的女性人力资本就得不到好好的发展和利用。

性别工资差异和歧视经常反映在产业或职业分离时,Rozelleetal.(2002)认为被解释的工资差别也归因于男性与女性在某一行业、某种类型的企业或工作的可入性,如在职业与产业的就业分配上男女就不一样。男性倾向于重工业行业的就业,而女性则倾向于从重工业分离出来。男女在不同职业所产生的生产率是不同的,这和中国尤为相关。中国农村劳动力因为户口限制而在城市的很多职业就不被准入,就如Meng(1998)所指出的,这种职业分离是造成中国劳动力转移中性别工资不平等的最重要根源,也是工资差异和工资歧视的主要因素。尽管由人力资本的不同所导致的职业分离,导致一个性别群体在一个特殊部门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很低,雇主对性别群体的偏见仍是造成性别歧视的一个例证,然而许多学者对市场力量可以减少性别歧视持积极态度,认为长期来看,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性别工资歧视不能持续,因为企业不歧视妇女要比歧视能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和效率(Arrow,1973;Becker,1957;Liuetal.,2000)。Becker(1959)认为市场可以导致较少的性别工资歧视,如果性别工资歧视和那些不歧视妇女的雇主竞争产生更多的成本的话。一些作者认为工资歧视更少地存在于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里,市场自由化将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Meng,1998b;Liuetal.,2000)。因此,可以说长期来看,平等工资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

依据Oaxaca分解法,性别工资差别是由性别工资差异和差异残差组成,残差是一个归因于歧视的非解释成分,但是也可以因为不可观察的生产率特征所导致的差异。如果西方概念可以应用于中国的情况,那么中国从中央控制的国家转向市场经济,会从两个相对方面对性别工资产生影响。一方面,市场自由化提高了经济效率和生产率,这要求对人力资本有一个合适的回报,必会加深性别工资差异;另一方面,日益增加的市场竞争会成为性别平等的一个催化剂,这会减少性别工资不平等发生的可能。

三、城市的性别工资不平等

(一)性别工资不平等的程度

直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才开始关注中国性别收入不平等问题。Azizur Rahman Khan(1996)指出,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从80年代后期,中国女性收入就是男性的80%,而在城市的私有企业仅为男性的50%。通过分析劳动统计年鉴的官方数字,Maurer-Fazio,Rawski&Zhang(1999)揭示了1988年与1994年之间无论在全国哪个城市工业,性别工资差别都在加大;未经调整的性别工资差距在34-54%。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并不大,Gustaffson&Li(2000)认为虽然城市性别工资差距从1988年的15.5%上升到1995年的17.55%,但是这一平均水平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并不算高,性别工资在年轻及有良好教育背景的雇员之间差距较小。MaurerFazio&Hughes(2002)发现,中国在1991年的性别工资差距只有14%。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的数据,Bishop,Luo&Wang(2005)研究发现性别工资差距在1988年与1994之间仅有很少的增长,从19%上升到了20%。性别工资差距在Shu&Bian(2003)的报告中只有10%,且不同意性别工资差距增长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这一差距在1988年与1995年之间是稳定的。Liuetal.(2000)认为在1988年与1994年之间,中国转型经济的市场竞争加剧,但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化所引起的工资差距上升抵消了由市场竞争所引起的差距的减少。

(二)性别工资差距产生的根源

研究性别工资差距的构成是为了找出各种不同的因素和改变模式。Bishopetal.(2005)发现在非解释因素和总的收入之间的差别率很高,尽管性别工资差距增加的幅度很小,但是性别工资歧视所占的比重在研究时期则从71%下降到了61%。Liuetal.(2000)认为工资差别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合适回报和部门的工资政策不同所引起的,歧视所导致的性别工资差距在1988年与1994年之间相对下降。Shu&Bian(2003)认为性别工资差别主要由女性一直存在的教育、就业与政治生涯和提升等不利形势所造成,只有在非常市场化的城市,不断增加的市场化才会减少性别工资歧视所占的比重。Gustafsson&Li(2000)认为工资歧视占总工资差距的比重,在1988年与1995年之间是增加的。

Millimet&Wang(2006)以随机控制概念为基础做了一个分布分析,发现在1988年与1994年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年收入和小时工资的性别工资差距。性别歧视在较低水平上解释了1/3的不平等,但是并没有解释较高水平分布上的不平等。性别歧视和女性就业在分布的较低区域则有较差的结果,但是在分布的较高区域则有较好的结果。性别工资不平等的上升在年轻女性中尤其严重。然而,作者的结论却是女性的过低报酬是歧视的一个来源,这并不能解释性别工资歧视的真正来源。Hughes&Maurer-Fazio(2002)支持了这一观点,并认为已婚妇女要比单身妇女的性别工资差距大,而且在性别工资歧视上占了很大比重。

四、农村工业性别工资不平等

(一)性别工资不平等的程度

Meng&Miller(1995)最先研究了中国农村工业性别工资不平等,在对1985年49个村镇企业的研究中发现女性比男性少挣了20%。Hare(1999)在对1989年广东省的249家家庭企业研究后发现农村企业中女性比男性少挣37.8%,存在着严重的性别工资差距。Rozelleetal.(2003)认为男性工资增长了2%,而女性工资却降低了9%,1988-1995年间性别工资差距从29%增加到了45.7%。Dongetal.(2004)对1999-2000年山东和江苏的三个县的私有农村企业的性别工资不平等做了调查,发现男性的年工资与小时工资要比女性分别高出32.9%和34.7%,这表明了私有化增加了性别工资不平等。

(二)性别工资不平等的来源

Dongetal(2004)揭示了大量的性别工资歧视,认为在私有化后期,性别工资歧视占了性别工资不平等的82.22%-93.65%,这一比例要比私有化前期高很多,而由生产率特征所引起的工资差距要小的多。Meng(1998b)认为在农村工业的总体水平上有16%是和性别工资歧视相关的,中国农村工业的性别工资歧视要比城市工业和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要严重得多,这是因为在中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妇女歧视文化比较根深蒂固。为了支持Meng的观点,Xuet al.(2006)声称农村的性别工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歧视所造成的,如对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约束和社会及家庭中的性别角色的不同。Meng(1998)发现市场与非市场群体的工资结构有很大的不同,认为日益增加的市场自由化减少了工资歧视在工资差别中的比例。然而Rozelleetal.(2003)并不同意Meng的观点,他认为在他的研究期增加的市场竞争并不能影响工资差距。

在Hare's(1999)的研究中,性别工资并没有因为个人性别的不同工资结构就有所不同。然而拥有的土地和住户人数及结构,可以通过影响个人保留工资的形成而对可以观察到的性别工资差别有所贡献。农村工业劳动力供给也对工资差别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当一个家庭所需要的农业劳动力投入低时,妇女就有可能出去工作。只有Meng(1998a)&Xuetal.(2006)等少数人关注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别和歧视。Meng认为在他的研究期农民工中有34%的显著性性别工资差别,而这主要是职业分离造成的,比如,在职业分配上的因男女特征不同产生的不同对待。性别工资差别和歧视分别占了总工资差别的27%和73%。然而,职业获得中的歧视是农民工中存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职业内部的性别工资歧视比农业工业中的工人要低。Xuetal.(2006)认为农民工之间的性别工资差距要比当地居民之间的性别工资差距小。

五、不同产权类型企业之间的性别工资不平等

很多文献认为企业产权对性别工资差别有一定的影响,如Maurer-Fazioetal.(1999)认为妇女挤聚在低报酬的企业里引起了大部分的性别工资差距。相对地,中国在1988年与1994年间,集体企业里的性别工资差距就比其他类型企业里的性别工资差距小。Hughes&Maurer-Fazio(2002)认为国有企业里的性别工资差距要比合资企业里的差距大,且企业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要比职业的影响大,特别是合资企业里的已婚妇女与其单身同事之间的工资差别要比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差别大。Liuetal.(2000)揭示了上海与济南不同产权企业的性别工资差距明显加大,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或私有企业,性别工资差距和歧视都有所增加。但是,Rozelleetal.(2003)认为工资歧视的水平与企业、产权或工作类型导向的市场化的程度没有系统的联系。Gustafsson&Li(2002)注意到收入大小与企业的地理位置和企业产权类型有很大的关系,然而他们没有明确指出性别收入差距也与这两者有关系,或是对性别工资差距和歧视有相关的影响。

六、地区间的性别工资差距

研究地区对性别工资不平等的文献较少,且结论也非常不同。Ng(2004)利用1988-1992年间24 372-30 894个人数据来研究城市家庭,并把中国分为三个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直到20世纪90年代,最不发达的西部区域存在最大的性别工资差距,而最发达的东部的男女收入比例最高(0.83-0.86),这说明了性别工资差距在减小。1991年以前,东部与中部的性别工资歧视并不明显,城市性别收入差距比农村性别收入差距低。Xie&Hannum(1996)通过分析1988年9 009个城市家庭的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发现性别对教育和工作经历的回报的影响在地区间没有区别。为了支持这一观点,Bishop,Luo&Wang(2005)从1988-1994年的地区变量数据上研究,发现没有性别工资差距的实际增长。

七、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性别工资不平等的主要来源。现有研究大都把性别工资差距和歧视分开。城市性别工资歧视占总性别工资差距的比例从0到71%,而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村工业为从16%到94%。现有研究认为教育、工作经历和婚姻状况和性别工资差异有关,当工人的教育水平提高或就业期增加时,性别工资差距会缩小。女性普遍要比男性受教育的年限少,并会因为生小孩而中断事业。和那些没有结婚的同事相比,已婚女性间断的参与就业是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产权的企业性别工资差距也不同,从个体经营户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合资企业、私有企业,其差距越来越小。除了Gustaffson&Li(2000),所有的研究都认为性别工资歧视占总差距的比重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后是减少的。因为在农村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文化,农村的性别工资歧视要比城市的性别工资歧视严重。

第二个问题是西方的研究在中国的环境中能否适应。正如在Blau&Kahn(1992,1995,1997)文献中所说的那样,西文通过对生产力特征的不同成因研究,而把工资差距和工资歧视区分开来。当分析中国性别工资不同和歧视时,所有的研究都证明西方概念同样可以应用于中国环境。第一,市场化使得以教育和工作经历为主体的人力资本可以得到合适的回报,市场导向的工资体系和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及中国经济改革,已经使得性别工资差距加大。第二,市场自由化和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的放松导致了性别工资歧视。然而,因为现有研究大都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问题,虽然对中国的性别工资差距有了更好的理解,但是并没有对理论有更进一步的贡献,惟有Hare(1999)把拥有的土地和家庭人数做为可以观察的性别工资差距的解释变量。

第三个问题是现有文献的局限性在哪里。首先,大部分研究期在1988-1999年,包括Gustafsson&Li(2000),Hare(1999),Hughes&Maurer-Fazio(2002),Meng(2003),Ng(2004),而这一时期刚好是在改革的前十年,Rozelle etal.(2003)认为性别工资歧视可能会在改革的前期产生,如5-10年之内,如果工资歧视的程度保持不变,那么在研究期就不会有改变的趋势。在前几十年,有很多的非市场企业,中国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此之后才得到了充足的发展。中国的工资范围和结构在2000年前后有很大的不同,例如1994年以前国有企业的工资要比集体企业的工资高(Maurer-Fazioetal.,1999),工人们也倾向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遭遇了财务困境而私有化之后才有所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居民到城市工作有很多限制,移民政策的改变对工作的获得和性别工资差距有很大的影响。Meng(1998)利用1995年的数据,只对有不同工作和生活经验的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距做了分析,发现农民工自1990年以后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近年来,中国通过解决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冲突和其他的社会问题,包括收入不平等和性别差距来建立和谐社会,对性别工资差距和歧视有很大的影响,这在现有的文献中并没有提及和陈述。尽管过去的研究应用了不同的研究期间,数据主要集中在1988年与1995年之间,这可能是他们得出不同结论的一个原因。

第二,虽然现有的研究数据覆盖了很广的地理空间,但只是中国宠大的劳动力的冰山一角(Maurer-Fazioetal.,1999)。中国经济宠大而多样,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工资有很大的不同,若仅选几个地区,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不一致甚至相矛盾的结论。如Xuetal.(2006)的研究对象就是一个农村经济发展很快的新城镇化的小镇,其农村居民收入要比城市居民的收入高,这种研究在中国就不具有代表性。Meng(1998a)认为非市场群体的性别工资歧视要比市场群体的严重,这和大家一致认为的计划经济的性别工资不平等没有市场经济的性别工资不平等相矛盾(Blau&Kahn 1995;Gunderson,1994),所以应用文献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第三,应该关注一下数据的应用。如Maurer-Fazioetal.(1999)指出一些研究仅从年签上找数据,并没有包含个体特征的一些信息,如研究教育时的个人经验和年龄分组。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工业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劳动力大军,但这一群体往往在研究城市问题时被排除在外。由于一些重要数据无法获得,使得研究工资差距和工资歧视哪个重要的关系时无法完成。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雇佣了很多劳动力,在中国工资体系有很重要的影响,但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在研究中也是经常被排除在外的。农民的收入差距问题研究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值得怀疑”(Warner,2002)。

八、结论

不断扩大的工资不平等,包括性别工资不平等,是中国普通大众对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来源。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后关于性别工资不平等的国外文献,主要是为了研究性别工资不平等的程度和来源。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从工资差距和性别歧视两方面导致了性别工资不平等,性别工资差距要比性别歧视占的比例大,但也比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小。农村地区的性别工资歧视因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而比城市的性别工资歧视更严重,然而现有研究的结论并不都是确定的和一致的,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文献都是对改革的前十年的性别工资不平等做的研究,并且是中国宠大人口的极小一部分,且这些研究都是应用可以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概念,对理论发展并没有太大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一个目标是为性别工资差距和歧视的进一步研究找出一种方法。根据市场竞争的最佳路径,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和谐社会的发展,性别工资差距和歧视将逐渐缩小。然而Rozelleetal.(2003)认为中国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在1988年到1995年间,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年并没有影响性别工资差距,经济改革和和谐社会的发展是否对中国性别工资不平等有影响还不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效果,应该收集更多的有代表性的数据来研究性别工资差距和工资差距和歧视的比例关系的变化。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可以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收集和分析更广泛的近几年的数据,以对性别工资差距有一个最新的全面了解;另一个是通过案例研究和精确调查做更深入的研究,而这一领域可以有很多方法。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如大学毕业生)可以找出导致性别歧视的不同因素,一些特定群体所遭遇的歧视比较大,而且在一特定时段还可以追踪这一特定群体,以研究更复杂的需要加以时间因素的问题,比如工作变换、职位提升或薪酬的增加。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要形成一个完美的市场竞争格局则需要很长时间。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加剧性别工资不平等。中国正在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减少性别工资歧视,建议改变女性早退休的现状,减少农村地区对妇女的偏见,增加她们的教育机会。户籍制度将会改善农民工的不利的居住环境,尤其是女姓,也可以减少产业和职业分离。实证研究认为这些政策对性别工资差距和性别工资歧视的影响将对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用劳动法反抗歧视也很重要。在改革前的中国,妇女有平等的就业机会,解决歧视问题也就不成为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后不断加大的劳动力市场歧视催生了1994年劳动法的出台,这是第一部解决歧视的劳动法,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在1995年也很快出台了,然而这些法律似乎并没有对妇女的就业状况有太大的改善。尽管中国政府并没有对工资的性别数据进行统计,但是仍然可以看到近些年来城市的女性就业比例的下降。女性就业从1994年的38%下降到了2001年的36.4%(从中国劳动力统计年签计算获得),很多证据表明女性仍然在劳动力市场遭受歧视。如一些雇主就在招工广告中明确表明只招男性或男性优先。近些年来,已有几起很著名的雇员赢得在身高、出生地和乙肝方面的歧视的官司,这对歧视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缺少应对性别歧视的法律和长期占据的轻视妇女的思想也是比较重要的因素。没有强有力的应对性别歧视的法律支撑,性别工资差距就不可能缩小。社会的关注也非常重要,这在供应过度的中国劳动力市场要解决这些问题都不是容易的事。

摘要:通过回顾改革开放后性别工资不平等的研究文献,发现由于人力资本的回报特征,市场化使得性别工资差别加大,而且城市性别工资差别要比农村性别工资差别小,由性别工资歧视引起的工资不平等也小于工资差异,市场竞争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减小性别工资不平等。目前,现有的文献只是对少数地区、少数人的性别工资不平等进行了研究,迫切需要大范围的实证研究以探寻经济改革对性别工资不平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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