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不平等（精选4篇）
当代中国的不平等 篇1
《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交易:中国现代农业的特色》一文于2012年3月发表在《开放时代》杂志,黄宗智教授从2011年农产品领域发生的几起舆论热点问题出发展开的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流通关系进行的研究。将该“流通关系”当作一个问题来进行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济学的契约和交易成本理论无法进行理解和分析的原因进行了对比和研究,并提出反思性问题,这种不平等交易的实际情况如何,如何用经济学观点和理论来理解。本文着重对其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学习和分析,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该文章做出评析,主要是从提出的几个问题展开:研究问题如何产生?理论如何解释?实际情况与理论之间的矛盾是什么?如何总结和提出新的概念?如何运用新的理论来理解?从黄宗智教授文中,可以获得他做研究的方法特征,并且可以使研究者得到借鉴和启示。
一、从现象出发的问题意识
所谓问题意识,实际上是源于客观事物,形成于人对客观事物辩证的认识过程,是人对隐藏在事物偶然性中必然性的一种认识和测度。这种认识和测度,其实质是对事物“内在理性”的一种突破。问题意识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关注的是事物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根本性问题,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客观性、预测性和批判性等特点。
《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交易:中国现代农业的特色》一文体现出了良好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并不是凭空建构,而是从实践出发,引入问题。在文章开篇,作者就将日常食品的价格反常暴涨作为切入点,将目前社会上广泛接受的中间商炒作与盘剥小农户的观点,作为学者将此现象的深层原因进行挖掘,展开实际情况的陈述,分别对大蒜、生姜、 绿豆、鲜奶、西红柿和苹果、粮食和棉花进行价格变动及中间商在这些产品的流通环节的运作方式进行比较,在比较之后得出一些看似无关联却实际上具有较强悖论的命题。
在实践事实陈述之中,首先明确地列出了大蒜交易的价格波动情况。在这些波动之中找到内在关联性,对其进行理论解释。将每一阶段的数据变化陈列在读者面前,再者陈述这种价格波动变化的原因,将正常的市场变动的周期与大蒜交易进行比较,发现其中部分是由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导致农民的耕种作物变化,但不能完全解释影响大幅度波动的原因,从流通环节即中间商的不正常现象着手。同时,将生姜的不正常价格波动与大蒜进行比较。它们在生产环节不同, 大蒜在生产之后由于基础设施比较完备,具备较长的储藏能力;而生姜则不具备此条件,必须短时间内脱手。接下来是对绿豆价格进行比较,绿豆则是具备较好的调控政策,绿豆的涨价是由供求关系产生的。对鲜奶流通业进行比较,在小奶站的兴起之后,中间经纪人对分散小农户具备垄断能力。西红柿和苹果市场中,则出现小农自己进行运输,掌握流通环节,但是仍然在面临掌握储藏运输条件的中间商面前无能为力。而统购统销的粮食和棉花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企业化运作公司起到了稳定价格的作用。
在这一部分,黄宗智教授列出了一系列的现象,从横向上比较了这些产品的价格变动特征,总结其共性和特性,将其内在的关联关系和价格变动相似或相异的趋势中,提取共同的影响因素。这些现象有类似也有相反,但是最后回归到他们属于同一类的生活必需品,在农产品流通环节,面临着中间商的大商业资本与小农户的不平等交易,由此提出了问题,这些现象与中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关系。
二、理论的对话与调适
在《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交易:中国现代农业的特色》一文中问题意识逐步转化为理论对于现象与问题的能动阐释,这种阐释在在理论分析和对话中体现的尤为明显。问题的价值产生于不同的理论对于一些经过大量研究的旧问题的新解释,或者是运用新的方法对于一些旧的问题进行新研究。问题的产生是在大量已有分散的研究基础上总结对比而成,将看似无关联的各种产品在市场中的价格表现进行综合性比较,提炼出新的问题。然后运用两种不同的理论来分析这些现象,并试图从两种理论的对话中,不断探索适用于解释中国农业特色的理论范式。黄宗智教授提出新的问题,运用理论对话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同时关注问题的发展变化,试图提出预测性的改革方法。这些方法,无疑是对于问题意识培养、理论本土化、方法范式等创新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理论解释中的反思。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理解这些现象,通过生产关系中的剩余价值榨取来解释农户与中间商的关系。首先从理论假设来分析是否适用于中国现象的解释, 在土地非私有的前提下,农业雇佣关系不存在,而且在此情况下中间商也不是资本家,流通模式从生产农户—产地中间商—市场批发商—市场中间商—零售商—消费者。在此流通环节,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再适用,因为其主要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环节,而不是流通环节。从这两个核心概念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农产品市场中流通环节价格波动问题。然后寻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解释,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主要以交易成本这个核心概念来解释,而在科斯则设定的交易成本适用于企业,他对流通环节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分析。在理论假设出发,小农与科斯理论假设中的企业是完全不同的主题,他们的议价能力和自主权完全不同,因此无法用信息获取、达成、拟订和执行契约的成本来解释,而是应当将其看作一种不对等的权利关系导致的高成本。这种不对等的权利关系并不是契约关系,中国的流通关系和西方的契约关系是截然不同,因此不能随意嫁接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
对话与本土化的结合。在理论的运用过程中,体现了黄宗智教授一直秉承的观点,必须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选择和运用西方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交易构建成平等自愿的契约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将其设想成为平等的公司(产业公司和销售公司)间自愿的契约关系。这两者都不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理论运用方面,总结起来是从理论假设前提出发, 将西方理论所在的生产关系与分析对象所处的情境进行比较,在其中找出是否符合理论的假设,必须在理论假设条件被满足时,理论框架才具有解释力。理论的前提不满足,直接套用西方理论,实际上是没有认清当前事实做的谬判。对理论为何不能解释这些现象,以及这些理论会推理出什么结果,将试错的过程也进行推理,在分析问题时,思路清晰,逻辑严谨。
宏微观的转换衔接。从一系列现象的观察和分析进而与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事实来进行衔接,实际上是将微观的社会实践与宏观的社会理论进行了很好的衔接,从微观层面向宏观层面过渡的过程。在微观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其核心概念,进而升华为理论的构成体。虽然在学术界,对这种反对规范化分析框架的分析路径仍存在很多异议,但从学术分析的方法论上,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中西结合的路径,将西方理论作为参照物,对中国自身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是有促进作用的。
三、概念的形成与解释
在文中,黄宗智教授提到我们与其从不符实际的理论虚构出发,再试图把实际硬塞入其中,不如从实际出发,然后由此得出交易双方间权力悬殊的“不平等交易”的基本事实和概念,由此看到小农户因此而必须付出高昂代价的现实,以及大中间商和大企业公司因此而能够获得超额收益 / 利润的现实。这就是当前农户和商业资本在流通关系中所呈现的基本“规律”或“逻辑”。从实际出发,寻求符合中国实际的解释方法,也就是新的理论构建的过程。通过与经典理论的对话,来发现新的理论视角和构建新的概念。得出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情况的总结,小农户和大商业资本的悖论共存于结合,交易双方权利悬殊的不平等交易的基本事实和概念。小农户因此必须多付出高昂代价的现实,以及大中间商和大企业公司因此而能够取得超额收益 / 利润的现实。最后将“小农户 + 大商业资本”与资本主义规模化生产进行对比,为什么在中国前者在市场中更具有竞争力?首先从土地制度来解释,制度层面确立了小农户生产模式的现实,与全球化市场中农产品的规模化商业资本兴起二者相结合便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模式。而后从经济效率角度,即农业变为副业,辅助劳动力成为农业的主要劳动力的事实,大商业资本以不达标、质量不过关等来进行打压价格,农户以隐瞒产量的违约形式将农产品转卖给其他中间商。
四、实践—悖论—反思
从文章整体上来看,作者思路是从悖论开始,将现象与学术理论的推演结果进行比较,进而尝试运用经典理论进行解释,得出不相符的地方,发现该一系列现象的逻辑和规律, 进而从中国内源性的制度和经济和劳动力结构来进行解释, 并得出结论和对现象的应对措施。
文章秉承了黄宗智教授一贯的写作手法,从宏观上超越了中西方理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而是试图从其中找到中西方理论解释模型中的共同点和中国国内本土化理论的构建。这与布迪厄的理论旨趣不谋而合,布迪厄反对任何形式的宏大理论,反对任何形式的概念浮夸,反对理性行动理论,力图建构一种社会实践的理论模式。黄宗智教授将自身的多学科背景中的方法运用的恰到好处,从实际生活现象出发,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流通环节运作进行了整理,并深入论证。
在黄宗智教授的著作中,比较的视角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在学术研究中,存在多种比较方式,理论的对话与比较, 方法的对比,现象与现象之间的比较。黄宗智教授的文章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一是现象与现象进行比较,发现其中的共同之处,也即是现象之间的联系,归纳和总结其中的相同和异同;二是提出悖论,这里的悖论通常来源于两种,与常识相悖和与理论相悖,前者是一般普通人都可以感知,但后者现象与理论之间的悖论则是研究者的心智品质的考验。以微观实证研究的方法,结合悖论来进行解释,实际上是与现有的学术传统不同的路径来进行研究,一般而言,我们通常自上而下的将经典理论与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发现其中的规律并进行解释,而黄宗智教授的研究则是立足于微观实践,从反思中探寻经验事实与经典理论之间的对话。这样可以避免西方理论的先入为主,这种对话中融入了作者的反思性,在看似习以为常的现象中寻找的悖论实际上是向经典理论包含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提出质疑,从中提炼出一个学术研究的路径选择问题:从西方理论中求同,将西方理论作为分析中国事实的基本工具,还是将自身的研究作为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延伸和补充,抑或是如同黄宗智教授那样,从中国经验事实出发对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于分析中国现象发出质疑的声音?这是一种跳出圈子的思维方式,当研究者还陷入经典的理论如何解释部分中国现象时,其实可以跳出这个思维方式,先反思西方理论产生的历史和制度背景是什么,进而对这些理论的适用假设前提与中国实际进行吻合度测试,这之中必须加以实证也就是实践方式的检验。
黄宗智教授多学科和跨文化背景也对研究的启发与意义。在文中运用了历史学的史料分析方法,将现象的在时间推移的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和矛盾进行提炼和总结,将变化和不变的部分进行比较和区分。将研究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进行很好的综合,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农业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农业经济情况进行了分析,对同一时期中国和西方的主要发展主流进行对比,将理论的产生历史背景和中国实践事实的现实背景进行比较,同时将法律和历史研究的主要关注点进行了综合,法律注重对制度的研究,历史注重对文献的分析,这些方法的运用和敏锐的问题意识也是长期的学术传统形成的成果。
五、启示
在本文中体现了黄宗智教授对规范认识和本土化的独到见解,但大多数在于经济领域。对于社会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的本土化也是值得我们反思。风笑天教授曾多次提议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从社会学回复重建到如今社会学的发展,本土化是发展的趋势。规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也必须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发源于西方的研究传统在中国必须充分考虑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并没有哪一种方法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 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也是一个不断调适和完善的过程。 而在社会学研究方法本土化的过程中,就必须明确规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相辅相成的, 特别是在解决特定的社会学问题中共同发挥作用,方法必须是结合实际和有理论作支撑的,将经验层次的问题与理论层次的社会学抽象理论进行有效衔接,是社会学规范化的要求。本土化是包含一种学术层面的理论自觉,强调必须借鉴和学习国外,又必须跳出西方的理论框架,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本土化与规范化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本土化强调的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规范化强调的是严谨地运用适应中国国情的方法和理论,而不是对西方理论话语体系进行盲目的尊崇。要破解西化规范化认识的迷局,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对社会事实进行反思。
当代中国的不平等 篇2
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居民收入也节节上升。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出现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基于城乡居民不平等而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从历史、制度和政策层面入手,对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进行分析。蔡昉、杨涛(2000)通过分析各个时期城乡收入差距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指出,1978年之前,城乡收入差距根源在于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关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这“三套马车”;改革以后,城乡差距的变化主要来源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传统体制遗留的制度。陈永正等(2005)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突破口是围绕农业产业化进行制度创新,而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实质推进,必须依赖于户籍制度、农村金融、土地制度三个方面的创新。
第二,从公共品供给的角度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分析。刘乐山等(2005)分析了城乡公共品供给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影响、对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和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李实等(2007)利用城乡居民所获得的各类隐性补贴差异,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第三,对于从城乡居民市场竞争地位的不平等的角度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则研究的不够完善,没有系统的分析和解释。速水佑次郎分析二战前日本不平等的原因时,指出农业和工业之间生产效率差异扩大引起农业和非农家庭收入差距扩大 。苏雪串(2002)认为城市化滞后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提出加速城市化进程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战略性措施。黄祖辉等(2005)利用GE指数分析浙江省1990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过程,认为转移性收入拉大了城乡区域的收入差距。王韧(2006)分析在城乡转换和经济开放的双重约束下,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Baumol(2007)指出贫困是体力和精神的障碍,贫困劳动力的低生产力会产生收入不公。Campano和Salvatore通过研究表明现代部门相对于传统部门的高劳动生产率和真实工资率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不仅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从理论上讲,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一切因素都会影响其收入差距程度的变化,这些因素来自于自然、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笔者选取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分析城乡居民市场竞争地位的不平等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和扩大,把造成城乡居民市场竞争地位不平等的因素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揭示分配理论和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矛盾。
二、理论解析:市场竞争地位的不平等与城乡收入差距
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它不是万能的。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产生了不少问题:一类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发达而造成的问题,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需要进一步完善法治才可能根本解决,而不能完全归罪于市场。另一类就是市场本身造成的问题,如我国生产函数中资本要素的效率提高速度是劳动要素的效率提高速度的数倍。如果单纯按要素贡献进行分配,资本所有者和控制资本权力的人,其收入增长速度就远远高于一般劳动力报酬。这是市场价值规律起作用的结果,对于在中国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市场背景下,注重市场效率的初次分配是以按要素分配为主的,这也是市场均衡配置资源的结果,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市场纠偏”而获得资源本身价值。初次分配追求效率是刺激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如果没有在再分配过程中政府的调控和协调,就会产生收入分配的极化问题。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民的农业收入就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直接受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农产品价格水平的制约,农民的非农收入包括外出务工收入直接受市场机制的调节,但是还要受到非市场的就业限制和户籍限制等。粮食的统购统销和后来的粮食定购制度是国家为实现工业化而掠夺农民,而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干预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的现实国情,同时农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农产品市场一直是政府强力干预的非完全市场调节的市场。总体上,在竞争性行业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部门,以市场为基础的工资形成机制已基本确立,而在农产品市场是非市场因素起重要作用。
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乃是利益与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社会成员利用市场环境获取利益的客观与主观条件是不同的。在政权软化的情况下,掌握经济与政治稀缺资源的少数人就拥有更多机会和条件谋取私利,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民阶级一次又一次的被抛弃,苦于没有组织秩序的申诉渠道和政治精英的“集体失声”,农民阶级无力将自身的利益诉求投之前台。因此,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城乡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衡现象也就越严重。生产建设型财政注定是要注重效率的,也是服务于快速经济发展的,这是发展中国家在谋求发展和赶超过程中的无奈和被迫,通过牺牲“沉默的大多数”来实现工业化,然而这种发展道路对于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向现代化过渡,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转移支付和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方面向城镇的收入群体倾斜,明显违背再分配原则。比如,诸多福利基本上只提供给城市居民而非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对于农村低收入阶层来说:一方面是国家总体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财政分灶吃饭与社会事务分级管理体制使得财权和事权高度的不一致,也使农业地区低收入保护更显无力和无助。从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公共财政,到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将建立公共财政初步框架作为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再到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这是一个需要期待的漫长过程。
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收入分配形成机制不合理,再分配体系不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的结果造成。效率目标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但社会发展还有公平目标、福利目标、人的发展目标等。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公平是社会发展的保证。所以,必须加强收入分配市场化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扭转分配秩序混乱的局面,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三、模型构建、阐释和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4年以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7》 的资料整理得出。
自1978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极大修复,农民焕发了高昂的热情,农业增产增收,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弥合;至1984年,改革重点向城镇转移,带动的是生产建设型财政支出的大力倾斜。由于农产品市场非自由性和农民非自然流动性以及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城镇居民收入增量增长迅速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量增加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绝对数呈现飞速扩大的态势。
为了分析造成城乡居民市场经济地位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建立如下理论模型:
其中,在方程左边Incgapu,r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在方程右边:I(P)表示由于工业品市场价格和农产品非市场价格所导致的收入差距,I(p)表示由于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所造成的收入差距,I(T)表示国家再分配中转移性收入的不同所造成的收入差距,I(PG)表示由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差异所形成的收入差距。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为了研究的需要,在这里忽略,另外城市居民工薪外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非生产性经营所获得的收入没有纳入研究范围。
首先,来分析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数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7》的资料整理得出。
由图2可以看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在1983年以前几乎没有上涨,此后大幅攀升,1995年以后缓慢上升,但是同比都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因为工业品中的农机具、化肥、农药等是农业的投入品,可以看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具有强烈的联动效应,由此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同时,从1988年起,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农产品销售价格指数)一直低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大部分年份维持在1988年的价格水平。在1993年-1997年间,由于经济过热,农产品价格指数在1995年上涨到最高点,随着经济软着陆,到1999年下降到最低点。农产品是工业品的投入品和消费品,但是农产品的生产价格指数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差距越拉越大,可以看出:在市场交换中,农产品市场贸易条件恶化,工业品侵占了大量农业剩余,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究其原因,我国长期实行的粮食统购政策和粮食出口政策人为压低了国内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同时一旦我国CPI升高,国家动辄就调节农产品价格,不仅违背了市场价值规律而且极大地损坏广大农民的利益,这种利用掠夺农民来发展工业造成城乡居民市场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从而使得农村居民没有享受到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好处。
其次,利用农业和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某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该产业生产总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比重/该产业劳动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来分析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7》的资料整理得出。
通过图3,可以看出我国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长期偏低,1984年以后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并且与第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较大。联系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和工业化发展的阶段,可以判断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仍居第一位,第三产业逐渐上升);同时结合“配第-克拉克定律”,可以发现我国人口逐渐向二、三产业转移,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依旧占主导,但是第三产业中的人口慢慢超过从事第二产业人口。在我国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都出现缓慢下降的态势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其原因在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其劳动力比重下降的速度。从各国发展工业化的经验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所形成的城乡居民市场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第一产业的人口不能顺利地向二、三产业转移。数量庞大的农民、政府对农业的长期投入不足和低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必然导致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过低。因此,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农民位于难以扭转的劣势,无法实现经济公平,劳动力的要素价值没有充分实现。
第三,利用在再分配收入中财政转移性收入的差异分析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图4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绝对数呈快速增加,伴随的是城乡居民所获得财政转移性收入差距绝对数也快速的拉大。市场经济体制能产生经济效率和解决有限的公平,但是会出现收入差距问题,需要国家收入再分配来有效协调。以按劳分配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初次分配,也不能完全解决效率和公平问题,同样需要财政再分配职能来矫正市场初次分配的“失灵”。财政收入分配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而我国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异表明我国城乡居民市场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并且具有明显财政再分配的“逆向调节”作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社会公平目标难以企及。
最后,通过城乡居民所获得公共物品的不同来分析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7》的资料整理得出。
政府是公共物品③的提供者,对于纯公共物品居民是被动消费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准公共产品的资本投入。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 我国农村地区准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缺失,但在之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却始终没有建立起公共物品的正常供给制度。农村地区的分散性和公共物品受益的区域性,这类物品和服务在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衰落;地方政府作为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也没有相应地承担起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而是按照“公共物品的受益原则”将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层层下推,大部分的准公共物品,特别是“软”公共物品或者不能有效提供,或者最后由农民自己承担。例如,最主要的地区性公共物品供给,公共医疗、社会保障、水利设施、道路交通等实质上实行的是农村地区“自给自足”的政策。相比之下,城市公共物品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提供。这种城乡公共物品关系的模糊与颠倒是中国农民负担过重、增收缓慢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1994年分税制的实施对于城乡公共物品提高产生极大的影响: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出现不统一,公共支出不断增加,财政收入锐减;政绩考核的唯“GDP”,地方政府更加注重生产建设型支出,而忽视公共物品投入。在工业化不断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农村地区的准公共物品对于农村市场的开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以及农民素质的提高等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并将在新一轮收入分配中会体现更加深刻的影响。
结论: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城乡居民市场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所造成;政府的不合理干预扭曲市场价格机制所发挥的作用和国家工业化政策缺乏发展性和延续性,是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因素;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过低和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投入不足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起到十分关键作用。总之,政府政策,如农产品的价格管制、户籍制度、再分配政策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
四、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笔者认为,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城乡居民竞争地位的不平等使得初次分配中无法达到经济公平是主要的、基础性的。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已经形成很大差距的情况下,依靠国民收入再分配无法得到纠正,况且我国再分配政策还具有“逆向”调节作用。因此,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首先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要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市场竞争地位,政府要成为公共型政府。其次,要废除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加快城镇化进程,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最后,实现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和盈利水平。
(一)要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市场竞争地位,政府要成为公共型政府
市场之所以能够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是因为市场主体具有利润最大化的动机,而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地位是实现市场主体最大化动机的前提。城乡居民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市场地位的不平等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正在形成经济结构深层次的危机:一个逐渐强大的经济体和日渐依赖出口的国家,而这正是由于我国城乡居民市场竞争地位的不平等所形成农村消费能力的不足;城乡居民市场竞争地位的不平等也是阻碍我国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主要因素,城乡居民市场地位的不平等造成农村居民政治利益发言权的逐渐丧失,影响到我国民主化的进程。政府发挥作用要有边界,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市场是主导,“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要及时调节,所以要构建以公平竞争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的农产品市场。政府要致力于形成和发挥农产品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以及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国际上辐射力和影响力,积极利用政府在再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功能,有效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府要成为公共型政府,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政策的时候要重视公平。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保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主要应用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农业科技以及流通、信息服务等方面,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的培训工作,使大批的农村劳动力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实现依靠科技进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二)要废除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并建立了一系列包括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在内的优惠城镇居民的城乡分割的福利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之所以能够持续,就是因为制度背后大量的隐性福利所导致利益既得者大力反对改革,影响到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城镇化的进程。这种城乡分割的发展政策极大地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得农村沉淀了大量剩余劳动力,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不能顺利转移出农村或者农业,土地边际生产率递减和众多的农业剩余人口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此外,以此对应的是城镇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农村以土地为基础的自然保障。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和无法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对接增加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成本,进城务工只能是暂时性的或流动的,使得农民在城市没有“根植性”,无法实现引导农民向小城镇转移,逐步减少农业人口。
改变农民在初次分配中的劣势地位,就要减少农业劳动力。只有把大多数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留在土地上的农民才能实现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才能将一部分原有农产品的供给者转化为需求者,从而扩大对农产品支付能力的需求,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而减少农业劳动力就必须要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三)加快城镇化进程,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废除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就业制度的公民平等权,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市场竞争地位,用市场化推动城镇化,才能够加快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其他资源的结合,才能使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趋于缩小,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
城镇化的发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为农业实现规模化经营和生产结构调整提供条件。农业人口的减少可以减少土地的分散性,有利于发展土地集约化生产方式,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效率。农业人口的减少和农业产值的提升,就会提高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经济效益和农民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
(四)实现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和盈利水平
农村居民获得平等的市场竞争地位是实现农民收入增加的条件,根本上还要提高农业自身的经济效益。因此,要大力推进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现阶段,农业发展不仅受到了资源约束,而且越来越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必须根据这种阶段性变化,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适应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和多样化的需求,提高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
要从注重产量向稳量提质转变,推进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产品的综合加工能力,实现由初级加工为主向高附加专业化经营转变,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农产品及加工制品的竞争力,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
摘要：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城乡居民市场竞争地位的不平等造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在分配过程中城乡居民市场竞争地位的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关系,所以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来加以分析。
关键词：市场竞争地位,城乡收入差距,政策
参考文献
[1]苏东水.产业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西方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3](日)速水佑次郎著(李周译).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李实,罗楚亮.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5]王韧.城乡转换、经济开放与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理论假说与双二元动态框架[J].财经研究,2006(2).
[6]陈永正.关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若干问题[J].经济学家,2005(4).
[7]黄祖辉.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收入来源角度的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
[8]蔡?,杨涛.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0(4).
[9]刘乐山,何炼成.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解析[J].人文杂志,2005(1).
[10]苏雪串.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3).
[11]Baumol,W J.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J].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07(5).
当代中国的不平等 篇3
一、英语教育不平等对社会流动的抑制作用
(一 )影响 社会和 谐
公平是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保障, 只有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赢得社会的和谐。英语教育的公平化同样重要。英语作为我们的第二语言,不像我们的母语———汉语,可以从我们呱呱坠地开始在别人的耳濡目染下自觉掌握。对于第二语言英语的学习,在没有这个环境的情况下,我们掌握它的唯一方法就是主动学习。如果这项学习的资源无法得到公平享有,自然会引起人们对社会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抱怨, 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
(二 )影响 社会 各 阶 层 流 动
阶层的流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的活力, 这也是其自身牢固存在的内在原因。在当下的现实面前,英语掌握得好,不仅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荣誉,还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学习生涯, 它是我们能否考上大学、能否出国深造的一项必备能力。相反,如果英语学习状况不佳,就可能会使我们失去继续上学的机会,因为英语是当下应试教育中一门重要的学科。一个留学的学生对比一个不会英语的人, 他们之间就有一道不可逾越的交流鸿沟,不得不承认,这道鸿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标志,这两者所接触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所拥有的价值观也有很大的差异, 必将导致这两个阶层很难便利地流动,从而阻隔社会这个大交流圈的流动。
二、英语教育不平等的表现
(一 )起点 不一 致
虽然同是奔着“学会英语”这个目标,但从一个人的出生开始就预示这种不公平的存在,就是大家常说的“输在了起跑线上”,城乡地域差异是其主要因素。城市有着丰富的师资、物资等得天独厚的条件, 城里的孩子在小学一年级甚至在幼儿园就已经接触英语。相比城里的孩子,农村的孩子则没有这方面的优势,富裕的农村可能在三年级就开设英语课,稍差点的就有可能等到上初中,而就这短短的几年,他们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
(二 )师 资 不 对等
相对于贫穷落后的农村等不发达地区, 教师为了自身的发展需要,更愿意到发达的城市,这就造成了教育中的师资力量分配不均匀。城市中教师的岗位可能是万人走独木桥,只选其一。而农村等不发达地区,大量的教师岗位却无人问津。在目前的许多农村学校中,许多英语课的教师并不是行家出生,不是准英语系,更多的是由其他专业的老师兼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导致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不高,而且会造成学生英语发音不准,对日后的英语再一步深造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改善英语教育不平等对社会流动的抑制措施
(一 )加强教 育 体 制 的 完善
英语教育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教育体制的不完善。在英语教育中,师资的不均、教育起点的不公平等现象均是其表现。虽然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一再强调要保证教育的公平,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难题。国家不仅要加大教育公平性的宣传,还要出台一些奖惩措施,保证各项制度的有序进行。
(二 )加 大 财 政 投 入
国家关注教育的平等,除了在制度上予以保证,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加强财力的补充。城乡教育的差距、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教育的区别,都可归结到地区的经济实力的差异。近几年, 国家虽然一再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方面财政的投入还要继续加大,特别是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村不发达地区的财政投入力度。在这些财政投入力度加大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很好地引导师资力量的分配,让年轻人敢于并勇于到偏远的乡村教学。
(三 )完善 社会 流 动 渠 道
有效改善英语教育的不平等, 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各阶层的流动, 但不能将社会流动的主力全部依赖于对英语不平等的改善这个层面。要想加强社会流动,从另一个角度上讲, 可以从社会流动的层面进行改善, 如疏通社会流动的渠道。社会的正常流动和经济、政治、文化都有关系,不仅仅在于教育。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改善,从而促进社会流动,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反作用于英语教育, 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英语教育的平等性。
四、结语
当代中国的不平等 篇4
有一句话我等了30多年, 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 我跟你说过, 我会回来拿学位的!”
对我来说, 在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历程。
1975年1月发生的事, 是我在哈佛最难忘的记忆之一。那天, 我在柯瑞尔公寓里给位于阿尔布开克 (译注: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城市) 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 当时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批个人电脑。我提出向他们出售软件。
我担心他们会发现我只是一个住在宿舍楼里的学生, 并会挂断电话。但是他们却说:“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 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这样正好, 因为那时我们的软件还没有做出来。就是从那时起, 我夜以继日地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 这也标志着我学生生涯的结束, 以及和微软的不平凡旅程的开始。
无论如何, 我对哈佛的回忆几乎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相关。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 同时也充满压力, 有时甚至会令人沮丧, 但永远都充满了挑战。生活在哈佛是一项美妙的特权———尽管我离开得早, 但是在哈佛的时光、在哈佛结识的朋友、在哈佛萌生的各种想法, 却永远地改变了我。
但是, 如果现在认真地回忆过去, 我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当年我离开哈佛的时候, 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有多么地不平等———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 可怕的不平等迫使无数人生活在绝望之中。
在哈佛, 我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理念, 也了解了许多科学上的新进展。但是, 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在于伟大的发现, 而在于如何利用这些发现, 来减少世界的不平等。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障制度, 还是广泛的经济机遇———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当年我离开校园时, 也根本不了解在这个国家, 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教育机会。这些我花了几十年才知道。
在座的各位, 你们读哈佛的时代与我不同。相比以前的学生, 你们更多地了解到了世界的不平等。但愿你们在哈佛求学的过程中, 都曾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这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 我们最终该怎样应对这些不平等, 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 我和梅琳达 (译注:盖茨的妻子) 读到一篇文章, 其中讲到, 在那些贫穷的国家, 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 例如, 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 还有一种我闻所未闻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会导致50万儿童死亡, 但是在美国, 却根本没有这样的死亡病例。
我们震惊了。我们曾设想, 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 而他们也是可以被挽救的, 那么世界理应将它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 并运送药物去拯救他们。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那些不足1美元的救命药剂, 并没有被及时地送到他们身边。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 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视为是值得挽救的, 而另一些生命却被放弃时, 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这不该发生。但是, 如果这真的发生了, 那么它理应成为我们努力的首要方向。”
所以, 我们用在座各位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询问:“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死去?”答案很简单, 也很残酷。拯救儿童得不到任何经济回报, 政府也不会发放补贴。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去, 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任何经济实力, 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发言权。但是, 这两样东西却是你我都拥有的。
如果我们可以将市场的力量延伸, 使更多的人从中获利, 或者至少可以让他们维持基本的生活, 以帮助那些在极端不平等的环境中挣扎的人们;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办法, 既可以帮助穷人, 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 同时还能为政治家们赢得选票, 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不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这是个永无止境的任务, 它永远不可能被完成, 但是任何应对这一挑战的自觉尝试都将改变这个世界。
对此我是乐观的, 我相信我们能做到。但是, 我也遇到过一些声称这个世界已无药可救的怀疑论者。他们说:“从人类诞生之初, 不平等就一直存在, 直到人类灭亡的那一天它也将存在———因为人类对此根本漠不关心。”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相信我们对此一直很关心, 关键是我们没有找到应对之策。
在场的诸位, 在我们的生命中, 或多或少都曾目睹过令人心碎的人间悲剧的上演, 然而我们却什么也没做———并非因为我们对此无动于衷, 而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做, 那么就一定会采取行动。
改变不平等的绊脚石, 并非是人类的冷漠, 而是世界太过复杂。为了将关心转化为行动, 我们需要找出问题所在,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并预测出可能发生的后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却阻碍了这些步骤的进行。
我们并没有太多机会去了解这些死亡事件。媒体只会报道新闻, 而在他们眼中, 数百万人挣扎在生死边缘却不是新闻。因此它们被搁置在一边不予报道, 很容易就被忽视了。另一方面, 即使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 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因为看着他人受苦, 是非常痛苦的, 更何况事态又如此复杂, 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人。所以我们选择置若罔闻。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 也只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而已, 接着还有第二步, 那就是从复杂的事态中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想让关心真正落到实处, 就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清晰而可靠的答案, 那么当一个组织或个人询问“我该如何提供帮助”的时候, 我们就能立即付诸行动———我们就能够保证将所有的关心都转化成行动。然而, 世界的复杂性使我们很难找到一种对全世界每个有爱心的人都行之有效的方法, 因此我们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的效果。
要在复杂中披荆斩棘,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可以分为这样有效的四步:确定目标, 找到最有效的方法, 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理想技术, 同时, 最明智地利用现有的技术———无论是精细的药物, 还是最简单的, 例如一顶蚊帐。
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办法之后, 接下来的最后一步就是评估工作结果, 把你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与他人分享, 这样, 他人就可以从你的努力中获益。
当然, 你必须拥有相关的统计数据。你需要证实, 你的项目让数百万儿童接种了疫苗。你还需要证实, 因这些疾病而死亡的儿童数量正在减少。这些很关键, 因为它们不仅有利于促进你的项目, 也有利于你从商界和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资助。
但是, 如果你想激励其他人参与你的项目, 除了统计数据, 你还需要展示其他东西;你必须展示其中的人性化因素, 只有这样, 别人才会感受到, 拯救一个生命对于那些身处困境的家庭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几年前, 我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了一场关于全球健康问题的会议, 会议讨论了关于如何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问题。数百万啊!想想吧, 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如此激动, 现在要把这种激动再乘以几百万倍……然而, 这又是我所参加过的最最乏味的会议, 乏味到连我都无法听下去。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 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微软某个软件的第13个版本, 观众激动得跳了起来, 他们兴奋地呐喊着。我热衷于让人们因为软件而兴奋, 但是我们为什么无法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动呢?
除非你能让他们看到, 或者让他们得到亲身的体验, 否则你无法把大家调动起来。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
同样, 对于这个问题, 我依然保持乐观。诚然, 有史以来, 人类的不平等一直存在, 但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新工具, 却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些新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充分利用人们的同情心, 这就是未来注定与历史截然不同的原因所在。
在这个时代中, 在萌芽中的和正在进行的创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机会去终结极端的贫穷和可预防的死亡。
网络的神奇之处, 不仅在于它缩短了地理上的距离, 使得“天涯若比邻”, 它还极大地增加了那些聪明才俊共商大计的机会———这大大加速了革新的进程, 让它以惊人的速度进行。
与此同时, 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 只占全球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 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无法参与我们的讨论。
那些有着实际的操作经验和相关经历的智者, 仅仅因为没有技术的支撑, 无法将自己的天赋和想法贡献给世界。我们要尽可能让更多的人掌握新技术, 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一场革命, 人类将因此能够彼此互助。
哈佛大家庭的各位成员, 在场的同学们, 你们是全世界最具聪明才智的群体之一, 那你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毫无疑问, 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赞助人, 已经尽力改善了全球人的生活。但是, 你们还能做得更多吗?哈佛人可以用他们的智慧来帮助那些甚至从来没有听过“哈佛”这个名字的人吗?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出一个请求———你们是哈佛智慧的领袖:当你们雇用新教师、颁发终身教授职称、评估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 请思考如下问题:最优秀的人才是否正在致力于解决最大的难题?哈佛是否鼓励她的老师们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全球性的贫穷、世界范围内饥荒的蔓延、清洁水资源的匮乏、无法接受教育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 等等, 这些哈佛的学生是否了解?世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 是否应该知道世上最悲惨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呢?这并非是一些假设的问题, 你们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作出回答。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 我也要向今天各位毕业的同学提出一个忠告:你们要承担一个复杂的问题, 一个有关人类社会极度不平等的问题, 然后你们要成为这个问题的专家。如果你们能让这个问题成为你们职业的核心, 那么你们就是杰出的人才。但是, 你们不必非要做那些有影响力的大事。每周只需花上几个小时, 你就可以通过强大的互联网获取相关信息, 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发现困难所在, 并找到解决的途径。不要让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你前进的步伐, 要成为一个积极的践行者, 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视为己任, 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伟大的经历之一。
各位毕业生们, 你们生在了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在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 你们掌握了我们毕业时尚未发明的技术。你们了解了世界的不平等, 我们当时对这些还都知之甚少。因为你们知道了事实, 如果对那些你们能够帮助的人们漠不关心, 可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只需一点的努力, 你们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比起我们, 你们拥有更强的能力;你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 尽可能地坚持下去。知道了这一切, 你们怎能不采取行动呢?
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重返哈佛, 回想你们曾经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做的一切。希望那时, 你们评价自己的标准, 不仅是你们的专业成就, 还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的极端不平等所作出的努力, 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 与你们素昧平生的人们, 他们与你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为人类。愿好运伴随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