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平等

经济不平等（共10篇）

经济不平等 篇1

摘要：经济不平等不仅指经济资源分配不平等, 更指各经济主体在一定制度框架内进行差等经济活动、拥有差等经济权利的关系状态。经济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是引发政治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和人格歧视的罪魁祸首。要矫正经济不平等, 就应该打破垄断, 控制贫富差距, 实行再分配和成果共享, 以实现经济不平等的救济和经济平等的承诺。

关键词：经济不平等,垄断,再分配,共享

经济不平等违反了我国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劳动法》等的相关规定。但是, 尽管如此,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我国现有的经济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存在, 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经济不平等意味着不同收入的人群在健康状况、死亡率、生活水平、营养状况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等级差异。毫无疑问, 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是巨大的。诚如南茜·弗雷泽所言, “经济不是一个文化自由的区域, 而是文化工具化和文化顺从化的区域。因此, 名义上的经济问题不仅影响经济地位, 而且影响社会参与者的身份和特性。”[1] (P49) 政治和文化权利不被承认不仅意味着政治和文化问题, 更意味着经济问题, 意味着经济上的不平等及其渗透性。

一、经济不平等:内涵及其理解

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社会经济权利决定着人的生命权、人格权、发展权和政治权。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经济权的来源表明, 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是自觉的、有目的的, 这种改造是维系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基础, 因而人人拥有平等的不受任何形式剥夺和歧视的经济权利。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却常常面临经济不平等。经济不平等指人们在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等方面的等级差异, 不仅指经济资源分配不平等, 更指各经济主体在一定制度框架内进行差等经济活动、拥有差等经济权利的关系状态。当然, 由于人与人之间事实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 站在人道主义与社会福利的角度, 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不一定都是不合理的。换言之, 经济平等并不绝对地排斥“区别待遇”。这一点, 哈耶克是这样认为的:“人人是生而不同的, 财富不均才是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他举例说, “如果在当下的美国或西欧, 相对贫困者能够用其收人的合理部分来购买汽车或冰箱、支付飞机费用, 那么, 这完全是因为过去一些收入较多的人能够支付这些在当时尚属奢侈品的费用。而正是这些奢侈品和富有者, 是人们尝试一种最终会为大众所享用的生活方式的代价。那些将得到尝试并在日后得到发展的物品的范围的扩大, 以及那些能使大众受益的经验之积累, 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对现成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的结果。”[2]克里斯蒂安也指出, “在经济组织内部, 歧视性差别, 比如跨地区的等级制度、与价值和品序相关的个人或者集体的内在判断之类, 都是其系统性特征, 如果没有这种特征, 该系统的全部逻辑基础就会倒塌。”[3]可见, 在一些学者看来, 市场分配财富的结果是最为公正的, 而任何人为分配或国家干预所做的行为都会对自由的市场竞争产生危害。为此, 我国学者叶敏认为, 以再分配方式缩小贫富阶层差距甚至拉平阶层地位的做法虽然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但这种做法终将被时间证明是无效的, 不仅会延缓经济的整体发展速度, 而且会阻碍贫困或落后者的脚步。[2]但是, 南茜·弗雷泽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模式是需要排除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这种公共领域是这样一个舞台, 其中对话者将出身和财产等差异性特征搁置在一旁进行对话, 似乎他们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地位是平等的。在此, 起作用的是‘似乎’一词。事实上, 对话者间的社会不平等不是被消灭而只是被排出了。”[4] (P82)

由此可见, 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不公现象, 在我国居民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经济不平等会进一步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 影响实质公平。况且经济不平等会加深社会各群体的不公平感, 使贫困群体与富裕群体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 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和人们的“仇富”、“仇官”心理。更严重的是, 经济贫困导致的贫困文化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有极大阻碍。因此, 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影响广泛、影响深远的根源性不平等, 大多数不平等都与经济不平等有关。诚如罗伯特·A.达尔所指:“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 我们会发现金钱拥有一种诱使芸芸众生顺从于不同目的的魔幻力量。”[5]“如果经济权利和地位不平等, 那么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是难以达致的;同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领域与个体利益紧密相连, 经济力量已经成为个体参与社会竞争的支柱性力量, 经济领域的平等成为个体平等最主要的构成, 与社会生活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6]

二、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有学者指出, 经济不平等会引发权利缺失和劳动力市场排斥, 而劳动力市场排斥会进一步导致经济贫困和消费者市场排斥, 进而加剧社会孤立和社会割裂, 最终形成空间排斥。[7]这意味着, 经济不平等已不是单独地体现在经济权利、经济利益和经济义务上的不平等上, 而是渗透到我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 经济不平等引发政治参与不平等

在中国, 人人都应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如平等的选举权、政治参与权和政治表达权。但在现实生活中, 政治权利不平等的表现比比皆是,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权利不平等造成的, 因为经济不平等使经济贫困超越了物质贫困的传统范畴, 可以用“非制度性的社会权利失衡”来表述, 其典型表现就是政治领域的权利缺失。

弗雷泽指出, “再分配诉求表明, 现存的经济安排否认他们对于参与平等的必需的客观条件。”[1] (P30) “参与平等是民主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 而大致的社会经济平等是参与平等的前提。”[4] (P95) 这意味着, 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为人们的参与平等设置了障碍, 即经济因素对政治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我国, 这一典型表现就是“一部分拥有较多财富的人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干预政治生活, 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争取获得更多的利益。”[8]对于贫困群体而言, 他们的人数最多、政治参与的诉求最强烈、参与的功效也最明显, 但是, 他们借助体制内的渠道表达诉求的机会并不多, 在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党代表等中所占比例并不高。为此, 他们不得不借助体制外的渠道来表达, 其后果就是游行、静坐、示威事件日益增多, 以“聚访、闹访”为特征的越级上访日益频繁, 群体性事件也越来越多。陈盛勇的研究表明, 东部地区政治参与的阶层分化已比较明显, 其表现是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比例在逐步提高。[9]这说明, 在利益表达方面, 由于资源缺乏, 贫困群体往往处于被动失语和被动失权的状态, 富裕群体则能通过物资资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优先权, 进而影响政府决策, 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优势。[10]可见, 经济上的不平等产生的最大影响是政治上的不平等, 由此带来的政治权利缺失在我国已经非常明显。正所谓“要求经济再分配的主张往往建立在‘人的平等的道德价值’基础之上, 因而, 经济的再分配是一种对人的平等身份权的承认。”[4] (P18) 在达尔看来, “经济不平等是制造政治不平等的罪魁祸首, 因为经济不平等可以直接变为不平等的政治资源, 而政治资源的不平等积累将会把政治不平等推到巅峰, 其结果是权力、影响力和很多特权阶层的权威积累起来, 会进一步拉大不平等。到后来, 没有多少普通公民有能力, 当然也许不愿意去克服这种不平等的力量, 因为政治斗争的成本会变得很高, 很少有公民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金钱和其他资源而采取行动。久而久之, 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就会演化为政治资源的过度集中与政治行为的过度极权, 而这些就如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内在张力一样是难以克服的。”[11]因此, 经济不平等对政治不平等的影响尤为明显。

(二) 经济不平等引发教育不平等

教育公平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公平, 是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然而, 站在不同的学科领域, 教育公平的内涵不同:从伦理学角度看, 教育公平主要包括社会性教育公平和道德性教育公平这两个方面;从社会学角度看,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 是社会公平的一个基本准则;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教育公平就是通过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来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 是达成帕累托最优或次优的重要手段;就法学的角度而言, 教育权是公民一项神圣不可剥夺的法定权利, 是国家通过规范性法律文件对权利主体享受教育资源的保障。尽管各学科对教育公平的理解不同, 但对教育公平内涵的理解是一致的, 即教育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影响教育公平的因素有很多, 经济发展程度就是其中最显著的影响因素, 其主要的表现有三。一是发达地区教育水平普遍较高, 教育资源也比较多。二是优质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更多地被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所占有。这在基础教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 由于经济贫困, 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师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 由于父母的经济地位不高, 流动儿童在城市的教育权也受到极大的压制。例如, 冯帮的研究发现, 经济不平等对流动儿童的教育起点、教育过程、教育结果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会使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在面临高昂的学费、户籍限制和文化素质障碍时失去更多的有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12]中国社会科学院朱玲通过对四川九寨沟和松潘县的居民调查也发现, 由于高昂的教育费用, 这两个地区贫困户的财力难以支撑子女的初中学业, 来自这一群体的新增劳动者往往被排斥在劳动力流动大潮之外, 他们因此而延续了家庭的贫困;处在贫困线边缘的家庭正在奋力托举自己的孩子翻越这道门槛, 以求借助知识改变后代乃至整个家庭的命运;高收入住户则把子女送入了特级教育轨道, 其目的已经不仅仅是收益良好的非农就业, 而是立足于家庭现有财富的基础上守业和创业, 并且继续提升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13]不同收入群体在子女教育上的决策行为生动表明, 社会经济不平等是基础教育不平等的根源, 二者的交互作用会进一步加深贫困人群的教育不平等, 形成极贫人群。三是在高等教育领域,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大学收费制度, 在都能考上大学的情况下, 贫困阶层子女上得起好大学或能抓住优质大学教育资源的机会远远低于富裕阶层。在劳动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 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一个家庭进入非劳动力市场并获取收益的程度, 因而, 贫困人口的教育缺失与经济贫困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即越贫困教育水平越低、教育水平越低经济越贫困。为此, 经济学家托达罗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财富和劳动力是在非常不平等的情况下分配的, 那么平等的教育机会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14]

(三) 经济不平等诱发各种歧视

经济不平等会引发社会歧视、地区歧视和人格歧视。社会歧视现象由来已久, 常常在法律和社会政策的字里行间呈现, 当然也会在宗教的主题中发现。[15]一般而言, 歧视是指“相同的人 (事) 被不平等地对待或者不同的人 (事) 受到同等的对待”。[16]在当代中国, 受到社会歧视的群体主要包括农民、妇女、少数民族、残疾人、欠发达地区民众等亚文化群体, 这些群体在劳动就业、政治参与、社会保障、高考招生、权益维护、利益表达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 而导致他们劣势的根源是其在经济生活中遭受的不平等。因为经济上的不平等, 这些群体获取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的机会较小, 进而使他们处于一种弱势状态。这种状态的后果是严重的, 容易引起不平等群体的“逆反、仇恨、报复”等心理, 制造社会矛盾, 引发新的社会不公正。

地域歧视是指“社会上的某一群体或社会成员所共有的针对某一弱势群体或某一特殊地域的社会群体的不公平、否定性和排斥性的社会行为或制度安排。”[17]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因经济差距而导致的资源缺失和利益失衡是经济歧视在我国地域发展方面的具体反映。

所谓人格歧视, 是指具有某一方面优势的个人或者群体, 出于对他人的歧视心态, 公然实施的轻蔑或者轻侮他人人格尊严的行为。[18]人格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和基础。按道理, 作为社会成员, 不论是病残还是健康、贫穷还是富裕, 每一个人理应享有自由、平等和被人尊重的权利。每个人也不分年龄、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 其人格都是平等的, 有独立的思想、意识和行为, 有独立承认责任的勇气, 是一个独立的个人。然而, 由于经济地位不平等, 经济劣势者的人格往往容易受到优势者的践踏, 或者自己会攀附经济优势者, 使其人格成为经济优势者的附庸。

(四) 经济不平等诱发犯罪行为

经济不平等还容易诱发不平等者的犯罪行为, 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马克思认为, 违法行为通常是由不以立法者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因素造成的。这表明犯罪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因素, 其逻辑是:“贫困阶层不仅要承受来自经济上的巨大压力, 而且还要忍受来自社会上一些人的各种歧视。当人们意识到无论如何通过自身的何种努力也无法改善自己的境遇时, 必将通过过激的言辞和行动抗议、反对这种体制性安排。”[19]而且, 在与富人的比较中, 各方面的巨大反差会刺伤穷人, 使他们产生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而“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19]一旦陷入犯罪的泥潭, 人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将受到严格的区别性对待, 由此引发差等正义。

三、经济不平等的矫正:再分配与共享

经济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对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 这一点尤为突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原先由政府供给的物品如住房、医疗、教育等, 如今正在逐渐地市场化。而在市场化的过程中, 金钱和权力发挥了通天的本领, 对市场领域、公共领域、家庭生活领域和私人领域进行了极大的支配和干扰, 在这个社会, “有钱能使鬼推磨”, 钱权交易、钱学 (学术) 交易的情况时有发生。显然, 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会引发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更大不平等, 而这些不平等又反过来加速经济不平等, 形成不平等的累加和传递, 对此必须予以破除。

(一) 打破垄断:控制贫富差距

垄断是指排除、限制竞争以及可能排除、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垄断有自然垄断、法律壁垒、技术垄断和人为垄断之分, 这其中, 影响最大且最难以矫正的是人为垄断。而人为垄断之所以形成, 在于政府投资仍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手段, 而政府投资需要国有企业作为载体, 这就无疑使权力成为国有企业的保护伞。在我国, 人为垄断的主要表现是公权力插手和干预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排他性后果。公权力插手经济活动的形式主要有:利用权力和职位上的影响采用暗示、授意、指定、批示、强制性执行等手段实现其非法意图;而插手和干预经济活动的领域主要包括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投标, 承包、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房地产用地的开发和审批, 矿产资源开发权, 各类行政许可, 归其管理的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兼并、破产、资产转让等重大的经营活动项目。反过来, 为获取土地及其相关资源, 房地产商不得不依附于权力并进行钱权交易。正是由于房地产商和政府垄断了土地及其相关资源, 在群众的刚需明显的情况下, 高昂的土地价格带来了高昂的房地产价格, 权力带来了社会财富的聚集, 这是权力与经济联手垄断的必然后果。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预言:“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讲, 少数企业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对生产和市场进行控制, 并在一定的市场领域内从实质上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 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天然的弊病。”[20]在我国, 垄断的部门有水电气供应、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能源等行业, 这些垄断行业的存在是我国现阶段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事实上, 垄断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确实呈两极分化的态势。国内学者武鹏的研究表明, 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水平导致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上升了25%左右, 垄断行业要比非垄断行业的平均劳动报酬多出相当于全社会各行业平均收入水平70%的额度, 其中不合理的部分相当于行业平均收入水平的1/4。[21]截至2010年, 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和平均工资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收入差距已扩大到4.2倍之多, 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 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22]垄断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当明显, 劳动者行业选择的不同将带来数倍差距的收入, 这种“同工不同酬”现象是一种典型的差等正义, 不仅扭曲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对社会稳定也极具破坏性, 必须予以矫正。

要破除垄断、缩小贫富差距, 必须实施垄断行业的财产申报制度, 以累进税的方式对垄断行业的红利或利润征税;同时, 要积极鼓励非国营企业参与竞争, 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 打破劳动力市场上或明或暗的壁垒, 通过促进行业间劳动力的竞争流动来实现劳动贡献与收入水平的匹配;要实行阳光工资制度, 取缔垄断行业的灰色收入、隐形收入;要转变政府投资方式, 对低收入行业进行补贴。此外, 也要打破垄断行业中的高管人员流动, 减少垄断行业与政府部门的联系, 弱化利益集团对垄断行业的控制。还可将垄断行业的成本节约作为考察其业绩的主要指标, 并将其与企业领导者的升迁奖惩挂钩。

(二) 再分配:经济不平等的救济

形象地讲, 再分配就是把社会财富从一个阶层转移到另一个阶层的过程, 是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福利计划、财政公共支出及转移支付等手段均衡社会资源的过程。若从成本、效率的角度分析, 再分配有一定的局限性, 不利于社会整体功利的增加。但是, 如果从公平的角度来说, 再分配就成为了维持社会正义的美德, 原因在于再分配是社会福利权的基本体现, 可以促进互惠互利的合作体系的建立, 有利于社会公正义的实现。

在现时代, 当公众的经济平等权不一致且国家已不再拥有解决众多问题的必要的、充足的能力的时候, 不具包容色彩的经济分配模式必然难以起到缓和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 人们对正义的渴求自然越来越强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全球化不得不使有关“怎样”的问题被问题化, 这一点就像它使“谁”的问题政治化一样。[23]虽然有关正义诉求的内容有极大的差异, 但对经济再分配诉求的倾向却是极为普遍的, 这与再分配的政治含义有关, 以至在再分配受到争议与附载权力的时候, 其诸多功能并未得到限制, 因为他们是经常被视为需要由国家加以裁决的, 它可以动员公民社会, 让官员保持责任感且确保国家行动能够表达全体公民的集体意愿。正如费雷泽所指出, 当我们讨论的集体接近被剥削工人阶级的理想类型时, 我们面对的是需要再分配矫正的分配非正义。相反, 当我们讨论的集体接近受蔑视性关系的理想类型时, 我们面对的是需要承认矫正的错误承认的非正义。[4] (P21) 这意味着, 再分配是矫正经济不平等的有效手段。

再分配一般与阶级政治等同, 再分配的范式不但包含以重新评价被不公正地贬低的身份为目标的运动, 而且包括各种拒绝传统阶级政治的“基础主义”的解构趋势, 它比常规意义上的身份政治更宽泛。再分配将群体差异看作是不公正差异的显现, 全然不是这些群体的内在特征, 这些差异是被社会地构成的一种不公正的政治经济的结果, 因而, 再分配强调的是要废除而不是承认群体的差异。[1] (P9-10) 可见, 要缩小贫富差距、破除经济不平等, 再分配就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三) 成果共享:经济平等的承诺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 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 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凸显。在此背景下, 如何平衡利益格局、分配利益资源、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就成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最紧迫的任务。利益格局的失衡源于改革发展的成果没有在全社会共享。因此, 如何共享劳动成果、破除经济不平等就成为了新时期各级政府所肩负的时代责任。

作为一种价值追求, 成果共享已经超越了经济发展和执政党领导层面的价值诉求, 成为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发展成果共享既是一个政治命题, 又是一个哲学问题, 并且是一种解决当今社会发展实践中利益矛盾的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24]为此,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政府的重要责任。包容性增长意指在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指导下, 坚持以人为本、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方针, 让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成果惠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所有地区、所有阶层与所有人。包容性政策就是包容性增长理念在社会政策层面上的体现。实施包容性政策的目的在于公民平等拥有权利, 它主要通过对弱势群体赋权来减少公共政策对他们的排斥和歧视。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是成果共享, 在此意义上, 成果共享已经被提升到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中。成果共享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 而公平正义本身就意味着人们的利益共享, 这就要求不同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进行合作, 这种社会合作正是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张康之教授指出, “在这种正义原则之下开展合作, 他人不再是自我实现的障碍, 反而成了自我实现的条件;每个人自我实现的目标不仅不具有排他性, 反而获得了‘利他’的性质……合作的共生共赢性质决定了合作进程中不会形成话语霸权……所以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和不受歧视的。”可见, 合作治理能够实现参与合作的双方或多方的价值, 政府也可通过提供行动框架与规范来保障不同行动者价值的实现, 最终保障合作正义的实现。既然合作治理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途径, 而合作的基础是公平与平等, 那么, 要实现合作治理, 就必须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平等, 让全体人民共享劳动成果。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接受专访时指出:“一个公正的社会, 就是让大众来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为此, 要实现经济平等, 让所有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就必须实现成果共享。

当然, 发展成果共享应是有尊严的共享, 是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兼顾的共享, 是普遍受益和合理差别的共享, 是发展型共享和普遍型共享相统一的共享。坚持经济成果共享就要从衣、食、住、行、用和生、老、病、死、教等民生问题入手, 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积极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教育强国战略, 促进社会公众的全面参与, 改善和保障民生。同时, 还要发展基层民主,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 加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坚决杜绝侵害人民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保护好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积极性。

浅析市场经济与收入不平等 篇2

摘 要 市场经济是目前为止被证明的最具效率的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差别化导致竞争,通过对财富的追求激发活力,实现发展。在竞争的过程中,由于各个微观经济个体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不一样,市场经济收入分配机制决定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收入不平等。

关键词 市场经济 收入分配 收入不平等

一、市场经济以及其分配方式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引导,而不是像计划经济一般由国家引导。市场经济就是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形成的。亚当斯密曾在其《国富论》中提到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它描述了这样一个原理:“由于个人行为的非故意结果,一种能产生善果的社会秩序出现了。”

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主要由市场来引导资源的配置,这是在目前为止被证明的最具效率的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分配机制是由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的,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机制的分配机制主要包括按生产要素分配和按效率分配。按要素分配即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社会财富都是通过各种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其分配机制就要求按照各种生产要素来进行分配。生产要素既包括出资人的货币资本,也包括出资人的资产以及土地,而且还包括所谓的企业家创新精神,职业经理人的贡献,以及工人的劳动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生产要素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共同创造了社会财富,共同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按效率分配即是按照各种生产要素对创造社会财富的贡献进行分配。哪一个生产要素的效率高,哪一个生产要素分配到的收入就多。

二、市场经济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几个因素

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能够激发各个微观经济体的积极性,更好的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在这种分配机制下,各个微观经济个体由于拥有不同的生产要素或者生产要素对社会财富的贡献不同必然会造成各个微观经济个体的收入差异。而且,市场经济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自身的局限性会导致比如垄断等市场失灵问题。市场经济的市场失灵也可能造成收入的不平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个体的收入主要包括劳动收入以及财产收入。在市场经济下,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大部分。但是,每个人所拥有的劳动的质量以及对社会财富的贡献不同,因此每个人的劳动参与收入的分配必然不尽相同。造成劳动收入不平等的要素有个人的劳动能力和技术水平、工作的强度、职业的不同以及其他方面。市场经济中,每个人生活与成长在不同的环境。经济社会中的每個人都拥有不同的身体条件、性格以及意志。生活在良好生活环境中的人更容易在竞争中胜出。在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时,那些拥有良好的身体状况,敢于冒险、有雄心壮志或者是由于某项天赋往往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每个人的勤奋程度不同也会造成收入的差别。市场经济往往会偏爱那些勤奋工作的人,给与他们更多的财富。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不同,也会导致收入差异。

构成个人收入的另一方面是财产收入。财产收入包含诸如地租、资本收入(股票、债券等投资收入)、企业家精神等。相比较于劳动收入,财产收入造成的个人收入差异性更大。在市场经济下,每个人不可能拥有一样的资本、土地,这就决定了每个人获得的财产收入也不尽相同。而且,在保障财产权的市场经济下,一些人可能因为得到遗产或者馈赠而获得大量的财产收入。美国在1999年最富的100个人里面大约有四分之一都是通过继承遗产而不是自己创造的。同时,不同的人的消费与储蓄观念不同,那些愿意牺牲目前消费而专注于将来收入的人会获得更高的财产收入。另外,一些人由于具有与众不同的天赋,拥有独特的企业家精神,而创造出巨额的财富。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投资巨头巴菲特、电子巨人乔布斯等等占据世界富人排行榜的众多个人都是由于拥有卓越的企业家精神,在市场经济的大浪中成功淘金。

当然,市场经济的分配并不一定都是由生产要素的贡献来分配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通过市场的竞争,导致了资源的相对集中,进而会在某些行业和领域出现垄断。在垄断领域,缺乏竞争可能会出现高额的垄断利润。

三、目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基尼系数到2009年已经上升到0.49,说明我国的收入的不平等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目前,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中级阶段,由此而造成的过大的贫富差距不可避免。美国经济学家库兹尼茨(Kuznets,1955)对市场经济中的贫富分化现象进行了数理统计分析,认为贫富差距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倒U型。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差距就会逐渐变小。我们在坚持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调节社会分配、减少收入差距。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调节方式,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体系等非市场手段来缩小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山口重克.市场经济:历史、思想、现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26.

[2]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双语典藏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382-401.

经济不平等问题:一个理论综述 篇3

关键词：经济不平等,现代经济学,缓解机制

中国经济在高速“起飞”阶段所产生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并且成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其实, 经济不平等问题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经济学, 经济不平等问题都是他们研究社会经济现实问题的重要方面。本文将经济学在“经济不平等”方面的论点作一综述, 以期对中国在经济不平等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机制上有所借鉴。

一、“经济不平等”的性质与形成机理的经济学考察

经济学的各种思想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流派。经济学一般按历史发展的时间轨迹分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然而, 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 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区分存在较大的差异, 由此形成了众多不同的学术派别。对经济不平等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激进主义经济学、保守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

(一)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解释

约翰·贝茨·克拉克根据收入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 收入不平等是生产力的差异而产生的报酬不均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 各要素的报酬是按其对产出的贡献而分配的。只要某种要素的边际产量价值大于边际成本, 雇主就会增加该要素的使用数量, 并支付报酬。收入不平的原因在于个人可利用的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是不同的, 创造的生产价值是不等量的, 按生产价值所得的报酬因此产生了差异 (John Bates Clark, 1899) 。

新古典经学家Gary Becker在克拉克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个人所拥有的才能和知识是不同的, 人力资本增加了劳动的价值, 从而提高了高人力资本拥有者的潜在收入。任何收入的不平等都是由于一些人的人力资本或其他资源的价值高于他人的人力资本或其他资源的价值 (Gary Becker, 1975) 。

另一部分新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 收入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基于偏好而选择的结果。认为即使个人才能是相同的, 但在发展和使用这些能力时作的选择不同, 成就也就有所不同。更偏好于未来的成就的人, 会加强人力资本或其他资源的投资, 通过教育、培训等提高其获得收入的能力。而更偏好于眼前闲暇和享受的人, 则不会为未来制订计划, 不愿牺牲目前的满足, 从而慢慢地落在后面。简而言之, 收入不平等跟个人获取和提供生产资源的选择与个人对他人所拥有的资源的需求的选择密不可分 (Edward C.Bandfield, 1968) 。

还有一部分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当今的收入不平等是技术变化带来的收入报酬的不等。其普遍认为技术的变化造成了对高技术人才需求的大幅增加, 同时消灭了大量原有的低技能的工作。结果, 专业型的高技能人员工资获得了上升, 而传统的低技能工人则不得不接受极低的工资。更典型的是出现了“赢家通吃”经济, 在电影、音乐、体育等行业出现了一小撮年薪千万的富翁, 而该行业的其他人只能获得一个平均的工资。技术变革成为了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Rorert and Philip, 1995) 。

最后, 一些古典自由主义者承认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 信息不充分、资源缺乏流动性等会使收入分配很难有合理性。市场势力的集中更会限制收入的平等分配。但是其认为自由竞争所造成收入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 但政府的干预加剧了市场的缺陷, 造成了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在没有法律和政府的保护下, 市场势力无法长期在竞争的压力下长期保持。缺乏竞争造成的收入不平等根源在于政府的干预 (C.Macpherson, 1962) 。

(二) 激进主义经济学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财产所有权产生的收入意味着剥削, 集中的私有制造成了所有者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压迫, 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平等造成了社会中收入的阶级间的不平等。在资本积累阶段, 资本家凭借政府权力的支持, 通过对内剥削、对外掠夺, 充分集中了财产和资源, 完全控制了生产资料。而大多数的公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 为了维持生计, 除了出卖劳动力别无他法, 只得忍受资本家的剥削。资本家通过资本积累规律, 加强对无产者的剥削, 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贫富分化。同时在资本主义世界, 由于大量的产业后备军的存在, 使得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迫使工人不得不接受低工资并保持高生产率。后备军的存在, 不仅使资本家获得了缓解经济变动冲击的缓冲器, 并且还成为了加强资本剥削、加剧收入不平等的工具。

制度学派的激进学者认为, 大规模生产的成本较低时, 会产生内部经济, 从而将小企业逐出, 促使资本集中, 进而形成垄断性的市场势力, 保证本企业或部门的高利润和高工资。由于一般市场主体的利润被垄断企业压缩, 相关工人只得接受低工资。而外部经济现象会造成地区差距, 当一个地方基础设施、辅助产业等形成规摸经济后, 会降低企业成本, 从而将各种资源吸引到该地区, 从而出现积累向上的经济效应。落后地区由于资源流出, 则出现积累向下的效应, 地区收入差异因此产生和扩大 (缪尔达尔, 1957) 。

一些激进主义者提出, 在现代社会中, 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分割, 出现了“主要部门”和“次要部门”。主要部门多为高人力资本拥有者聚集的企业, 这些工人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和能力, 为高工资而竞争。次要部门则充斥着低技能的工人, 由于能力较弱, 只能接受较差的工作环境和低工资。资本家通过向主要部门提供高于竞争水平下的工资, 保持其忠诚和奉献精神, 次要部门的工人的工资则低于竞争工资, 相当于次要部门的工人为主要部门的工人进行了补贴, 收入的不平等由此而生 (David, Richard and Michael, 1982) 。

(三) 保守主义经济学的看法

保守主义强调个人能力的天赋差别, 会自动寻找适合于其长处和短处特点的社会角色, 由于人性中品性的差异, 产生了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和其程度相对稳定的不平等。以美国塔尔考特以及其弟子金斯利、维尔伯特为代表的一部分保守主义者认为, 财富、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等是实现增加产出和社会秩序的社会目标的“功能”, 因此即使个人能力相同, 为了实现社会目标, 等级制和不平等依然会存在和加深。

19世纪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市场的发展会破坏社会的自然秩序, 资本主义将一部分人拉出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网, 使其成为了自私的效用最大化者, 只追求眼前的满足, 不愿通过努力确立有意义的生活。而另一部分人则抵制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侵蚀, 通过自身努力, 获得了成功。收入的不平等由此而生。现代保守主义者虽然对政府抱有敌意, 但其也不得不担心不受控制的市场会破坏自然的等级制, 危害稳定和秩序。尤其担心国际贸易会造成国内的低工资, 使不平等现象更加严重 (Kevin Phillips, 1990) 。

另一些保守主义认为政府会被利益集团利用, 颠覆自然秩序而制造新的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而懒惰、缺乏责任感、享乐主义的文化, 会使人们无法具备在经济中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 因而在此种文化中的人们成为穷人的比例较大, 加深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Lawrence Mead, 1992) 。

(四) 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论点

现代自由主义者从不完全竞争、歧视、不合理的教育体制、过去的不公正和贫困的循环着手, 解释不平等现象。现代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市场从来没有满足完全竞争的所有条件, 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 分配会背离边际生产力标准, 具有市场势力的人会利用更充分的信息、更具流动性的资源和各种优越关系剥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 从而产生不平等和贫困 (Joan Robinson) 。另一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不平等的教育体制和歧视, 使得某些人难以拥有成功的必要资源和条件, 加剧不平等和贫困现象。而过去的不公正和贫困, 使得人们在起点上就处于不平等地位, 又使得不同的人所有的成功机会不同, 导致了下一轮的不平等和贫困 (Harold and James, 1969) 。

二、现代经济学关于缓解经济不平等的对策机制研究

(一) 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策

针对贫困现象, 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赞成通过私人慈善活动帮助穷人, 缓解收入不平等, 但认为这种帮助因为减弱了工作的激励, 破坏了努力与报酬之间的联系, 应该尽可能地减少。20世纪60年代政府职能的扩张, 使得一部分古典自由学者将政府视为造成收入不平等一个重要根源, 因而主张通过政府行为采取更积极的手段缓解收入不平等现象。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 通过确定一个收入水平的平衡点, 收入高于此点的人付税, 收入低于此点的人得到政府的转移支付, 从而实现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的效果。其他古典自由学者多倡议增加福利项目, 以达到减弱不平等现象的目标 (弗里德曼, 1964) 。

还有一大批古典自由学者认为, 经济增长是解决收入不平等的最佳方法。通过提高投资率, 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可以为个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促进生产性活动, 只要提供了足够的约束激励, 个人会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积极改善自身的收入状况 (Robert, Anarchy, 1984) 。一些古典自由主义学者认为, 消除福利项目是不可取的, 但是要采取严格的资格审查, 限制福利项目的实施, 减弱福利政策的负激励性, 促使个人增强责任感, 积极通过自身而不是政府的补贴改善生活, 从而实现大的平等 (Charles Murray, 1984) 。

(二) 激进主义的解决办法

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认为, 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剥削就必然存在。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现象。因此, 其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马克思恩格斯, 1967) 。

一部分缓和的激进主义者认为在民主制度下, 工人阶级政党通过选举, 掌握政权, 实行温和的改革, 提高充分就业和卫生等保障服务, 运用福利政策来缓解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近年来激进主义者提出了减少不平等的新方案, 即“以财产为基础的再分配”。萨缪尔和赫伯特认为, 让所有的公民拥有对工作场所、住宅等财产的所有权, 使其拥有财产所有者的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 可以提高生产率和效率, 由此产生的不平等将小于由小部分人拥有财产的现在状况下的不平等。该部分激进主义者试图通过市场经济来实现社会主义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的目标。在这种经济中, 财产分配更为平均, 政府进行各种管制以缓解市场, 最终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Samuel and Herbert, 1996) 。

(三) 保守主义的措施

保守主义者对不平等多持肯定的态度, 但是也承认为了社会的稳定, 必须对收入不平等加以限制。对于缓解收入不平等, 一些保守主义者建议在公立学校中实行一种更严格的路径, 以便把孩子们导向所合适的成人角色, 并降低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平等和贫苦更多是概念问题, 而不是物质困乏的问题。如果个人自小就意识到前途的有限性, 就会减少愤怒和不满, 从而减少可能发生的社会失序。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增加穷人的机会, 其承认收入不平等和贫困不完全是个人品质的结果 (埃尔文, 乔治) , 因此极力推荐那些能恢复中间组织作用的福利项目, 包括恢复家庭、教会等作用的项目, 减税以鼓励建立和维持家庭, 以社区为单位的福利政策等, 最终通过重建共同体减轻社会的不平等问题 (Peter and Richard, 1996) 。

(四) 现代自由主义的实施机制

既平等又不平等的师生关系 篇4

那么，该如何理解平等的师生关系呢？其实，师生关系平等的内涵是非常宽泛的。

首先，教师和学生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是平等的。二者都是国家公民和社会成员， 都拥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只有认识到学生独立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平等的师生关系才能建立起来。

其次，教师和学生在人权上是平等的。学生和教师一样都应该享有生存发展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受尊重的权利。受尊重指的是利益、人格、观点意见受到尊重，受尊重的权利对学生和老师来说同等重要，不应该仅仅是形式的尊重，更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最后，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必须尊重学生的人格。因为学生是未成年人，其权益很容易受到损害，其人格很容易受到伤害。未成年时期受到伤害，对学生的影响可能是终生的，不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

那么，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如何实践平等的师生关系呢？

在教学理念上，教师要爱护关心每一个学生，相信每个学生都能成才；尊重学生的差异，不歧视任何学生。

在教学管理上，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学生逐步具备主人翁意识、责任意识、合作意识、进取意识和创新意识。

在教学行为上，我们要依法执教和自觉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尤其要尊重学生人格，更不能体罚学生。

在教学评价上，要坚持评价标准多元化，因为多一个评价标准，就多出一批优秀学生。让每一位学生树立自信、自立自强，为学生成人成才营造公平竞争的教育环境。

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师生关系中除了平等的一面，更多地体现了“不平等”。例如，教师在知识储备上要比学生多，社会经验要比学生更丰富，教师的职业身份使其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等等。只强调师生关系中的平等而忽视不平等，同样会引起教育理念上的混乱和教育实践上的无所适从，从而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正因为师生关系中还存在不平等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要认清并担负起教师应尽的职业责任。

教师应扮演好传道、授业、解惑者角色，发挥好主导作用。如果没有教师主导作用的充分发挥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学生主体性作用也难以发挥，教学的目的和社会对教育的要求都将难以实现。

教师应扮演好管理者角色。学生是被管理者，教师是解决管理与被管理这对矛盾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必须被赋予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否则，教师的职责将会丧失，学生的学业将会荒废。对犯错误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是教师职责使然，不能无端上升到违背师生平等原则的高度，让教师无所适从。

教师还应扮演好教化和示范角色。教师教书育人，为师为范，应在思想上、人格上对学生施加积极影响，在精神和道德上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

总之，师生关系既平等也不平等，不能只强调某一方面，更不能走极端。只有处理适度了，才能建立起真正和谐的师生关系，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责编 王鹏飞）

话题预告：

怎样上好开学第一课？（截稿日期：2016年6月15日）；你是如何处理校园突发事件的？（截稿日期：2016年7月15日；如何有效管控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截稿日期：2016年8月15日）

来稿要求：

1.文章立意新颖、紧扣话题、案例鲜活、题目自拟，篇幅在1000字左右为宜。

2.请在稿件题目下方注明作者工作单位、姓名、通信地址、邮编及联系电话。

3.投稿邮箱：hnjy204@163.com 栏目编辑：王鹏飞 联系电话：0371-65900905

欢迎广大教师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提供讨论话题。

经济不平等 篇5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增加收入能增加消费，而消费的增加能使效用增加，从而提高福利，因此，经济增长能增进社会的福利。然而，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 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1]中却指出一个怪现象，即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因此就出现了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这被称为“幸福悖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我国已经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财富)的提高，是否必然导致了人们的幸福感的提高呢?也即是否走出了“幸福悖论”呢?现实中，多项调查结果都表明我国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与经济发展的步伐一致，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先增后降的趋势，也即收入并不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唯一因素，还有其他一些非物质因素在其中起作用。

十八大报告提出我国到2020年要实现比2010年收入倍增。提高收入是增加幸福感的一个因素，然而，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负向因素会降低福利水平，越来越不容忽视。正如奚恺元教授的论述：“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现在的中国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的多……不过，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大……”。田国强和杨立岩(2006)[2]通过一个理论模型证实了上述观点：当经济相对贫穷时，增加收入将增加社会最大福利，当经济变得富裕时，仅仅增加收入并不能增加社会的幸福水平，甚至会降低。黄有光(2003)[3]分析了经济增长中降低福利水平的因素主要有生产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相对收入效应。相对收入效应是指一些人收入的增加会直接降低其他人的效用，这可以用心理学中的相对收入理论或攀比理论来解释，根据此种理论，个人的效用与其他人的物质消费水平负相关。因此，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必然加剧这种相对收入效应，起到拉低福利水平的作用。而且，Morawetz et al.(1977)[4]通过实证研究已经证实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分配越不平等，个人自我评价的幸福就越低。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成为一个对人们幸福感产生负作用的因素，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当然，国家决策层也认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并在着力解决，例如，调节税收、调整垄断行业收入、防治腐败等。

收入分配不平等是由个人禀赋差异和机会不平等造成的。个人禀赋无法改变，而由国家的体制、政策方面的因素导致的人们之间的机会不平等问题，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人人崇尚平等，托马斯·杰斐逊的名言“人人生而平等”是对平等理念的很好诠释。因此笔者认为，导致“幸福悖论”的更深层原因——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不平等值得深入研究。弗里德曼[5]认为，机会平等可以等价于自由，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人们的精力和才能得到释放，都可以追求自己的目标;自由意味着多样性和流动性，只要有自由，今日之穷困潦倒者就有机会成为明日之飞黄腾达者，在此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会受益。美国经济学家John Roemer (2002)[6]也指出，收入不平等是“努力(工作努力程度和责任感)不平等”和“机会(家庭背景、社会制度等)不平等”两部分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潘春阳(2011)[7]指出，当“机会不平等”占主导地位时，社会的收入流动性必然降低，容易形成“贫者恒贫，富者恒富”的代际传递，此时收入不平等扩大带来的“隧道效应” (1) 的乐观预期机制就不能成立，收入不平等中的“机会不平等”才是损害人们幸福感更基本、更重要的因素。而由于机会不平等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以及阶层固化问题，将降低居民的幸福感，使人们产生不满情绪，从而弱化奋斗动力以及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终可能使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

二、既有研究成果理论概括

基于现有研究，为了更直观，可用下面数学模型和图来概括幸福感和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间的关系。幸福感可以用经济学中的效用来代替，效用与实际收入I、收入差距IGAP和机会不平等程度UEQ等因素相关。结合上文分析，不妨假设效用U是收入的对数函数，是收入差距的二次函数，是机会不平等程度的负一次幂函数，其数学表示如下：

如图2所示，横轴代表收入I、收入差距IGAP、机会不平等程度，纵轴代表效用水平U。U (I)曲线代表效用水平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增，U (IGAP)曲线表示效用随着收入差距的增加先是递增达到最高点后又递减，U (UEQ)曲线表示效用随着机会不平等程度的增加而递减。

收入差距对效用水平的作用经过一个先递增后递减的过程。当收入差距水平在一定限度内时，主要是隧道效应起作用，而超出这个限度后，就是攀比效应起主要作用。这是因为随着机会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社会收入差距所能给人们带来的乐观预期机制(即隧道效应)就逐渐失效，幸福感下降;而收入差距的拉大，使人们之间的攀比加剧，损害了人们的幸福感，从而效用水平下降。

效用水平U随着收入I的增加而递增，随着收入差距的增加而递减，随着机会不平等程度的增加而递减。而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总效用，虽然会因收入增加而提高，但是也会受收入差距扩大、机会不平等程度提高等负向因素的影响，最终甚至会导致总效用的下降。

而现有的幸福经济学的研究也证明幸福感(效用)本身会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有正向作用，所以效用降低会对经济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为了国家的永续发展，在制定收入倍增政策的同时，需要考虑配套的政策来控制这些影响幸福感的负向因素——收入差距、机会不平等程度等。

三、机会不平等问题

目前社会的机会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各种“拼爹”、“拼关系”的现象日益频繁，优质单位的人事招聘日益流于形式，致使来自社会底层的人们进入这些单位的渠道变窄，阶层固化，严重影响底层人们的幸福感，影响社会的发展。

弗里德曼在其《自由选择》一书中说，平等分为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由于人生来的各种禀赋不同，因而不应该追求结果平等，而要强调机会平等。收入不平等属于结果不平等，而机会不平等则是我国目前最迫切需要调控的问题。所谓机会平等，借用弗里德曼的说法，就是指只要他的才能足以胜任，他自己认为值得，人人都有权追求任何社会地位而不应受到随意的干涉。下面将从教育和就业两个方面来分析机会不平等问题。

（一）教育机会不平等

教育在经济发展以及个人收入、社会地位的提升中都有重要作用，如Deng和Treiman[8]所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然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教育机会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日趋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李春玲，2003)[9]。只有在教育机会公平的前提下，教育才能够作为地位获得的自致因素存在，否则将会成为代际再生产的工具(王甫勤，2010)[10]，会使收入差距在人群之间、代际之间得以保持，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降低社会的总体福利。

我国教育机会分配现状不容乐观，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使得公共服务不均等，教育、医疗资源分布上倾向于某些特定人群，优质教育资源等长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城市偏向性(李实，罗楚亮，2012)[11]。在2006年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对国家重点高校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另有资料显示[12]，2010年清华新生中来自农村的仅占17%，而当年高考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另外，家庭收入条件的差异，会导致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性，产生子女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的差异，形成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降低代际收入流动性，强化初始状态的机会差异所导致的不平等(李实，罗楚亮，2012)[11]。

总体看来，很多研究都表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我国教育的经济收益率稳步上升，也就是说教育能够普遍提高人们的收入，改善社会地位，因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就会阻碍这种社会的向上流动性。正如上面所述，由于我国目前社会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明显少于城市，各个地区之间的人们也享受着不平等的教育资源，导致农村以及落后地区人们的向上流动渠道变窄，因而加剧了城乡、地区差距，使社会阶层固化。

（二）就业机会不平等

目前，人们的就业机会不平等问题很突出，尤其是大学生的就业机会不平等，会造成人们在现实中的无奈与不公平感，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和对社会的赞许感。这可以参阅近年来社会学中的对“不平等感知”的一些研究成果，“不平等感知”是指人们对社会的公平与否的评价。不公平意识蔓延是一个危险信号，因为人们对社会公平与否的评价直接与自身的境遇相联系，当这种不公平的感知达到峰值，人们将会采取极端行动(殷晓芬，2012)[13]。例如，可能会造成人们缺乏对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甚至对社会不满，长此以往，会使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动力不足。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也使中国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14]。

人们反对收入差距过大，其实本身并不是反对那些凭自己的才能和努力所得到的报酬比自己多的人，而是反对那些没有付出对等的努力和才能却获得了很高回报的那些人，比如就职于某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金融部门等的人。也就是说，人们关注的是“机会公平”，而不是“结果公平”。在“机会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存在收入差距也被普遍认为是公平的(Alesina, Angeletos, 2005)[15]。公平的收入差距可以提高经济效率，而且通过政府的调节完全可以控制在社会能够普遍接受的范围之内(陈刚，李树，2010)[16]。中国当前的收入差距之所以倍受关注，一些学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收入差距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由腐败导致的“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吴敬琏，2006)[17]。当然，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相关人员的努力，也不会有社会的正常运转;同样，国企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也不可忽视。但是他们中有些人的正常收入过高，而且隐性收入、灰色收入也不少，这种高收入对于大部分求职者来说，的确极具吸引力。但问题是在目前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网络中，没有背景的人如何进入这些高收入部门和行业?李宏彬等(2012)[18]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父母的政治资本能够对大学生的工资有正向的作用，并且“官二代”的子女更倾向于进入金融业、党政机关、群众组织、社会团体和国际组织等行业。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有些表现非常突出的人凭借个人能力进入了这些部门和行业，但是比例较小。也就是说目前我们的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比较窄，高收入部门和行业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近乎被那些既得利益团体垄断，而那些没有背景的人就鲜有机会进入，从而也就无法获得高收入和高的社会地位，进而社会阶层固化，富的越富、穷的越穷，整个社会可能会陷入“马太效应” (2) 。穷人的后代，他们付出加倍的努力到头来换不来理想的工作，而在看到那些能力与自己差不多或者比自己差的“官二代”、“富二代”的同学或者熟识的人，却能够获得高收入、高地位的工作时，根据相对收入理论或者攀比理论，必然会加剧相对收入效应，降低他们自己的幸福感。久而久之，会对社会丧失信心，奋斗的动力渐渐消失，向上的流动性会更差，进入恶性循环，从而影响经济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动力，最终可能使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另一方面，在目前我国这种社会阶层间上升渠道比较窄的情况下，那些凭借个人努力有幸挤上去的人，可能会由于上升的道路太过艰辛，以至于在成功上升之后，总想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来获取收入，以弥补之前的付出，并积累资本和人脉以使其后代免受挤入之苦。这样必然会助长腐败的社会风气，使社会更加趋于不公平，社会阶层更加固化，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甚至动摇国家存在的根基。

四、政策建议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教育和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弱势群体后代的向上流动渠道变窄，社会阶层趋于固化，导致人们的幸福感降低，不满情绪加重。而效用水平(幸福感)的降低，又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造成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使人们丧失奋斗动力，减少人力资本投资，使社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危及国家存在的根基。因此，我们需对症下药，以促进机会平等，提高社会流动性，增进社会活力。

首先，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以使教育和社会保障政策能够让城乡均等享有，逐步放开高考户籍限制政策，促进教育资源均等化。

其次，对于教育资源问题，对不发达地区的高校进行重点扶持，以提高其师资水平和科研力量，吸引优质学生资源，增强学校竞争力。

再次，对于就业机会问题，应该健全劳动力市场;并制订政策使社会优质单位的人事招聘程序透明化，以使其得到有关部门以及社会的有效监督。

经济不平等 篇6

关键词：经济改革,城市收入,不平等,影响

中国近来高速的经济发展引起了世界关注。在上世纪末，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出现的是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增大，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继续增长的趋势。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困扰着中国人民，并被中国政府视为一个严重问题。

改革优先考虑宏观经济的增长，尽管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收入分配和机会的均等。但在同一国家内收入差距过大会加重低收入人群心理上的失衡，甚至可能引发政治上的不稳定。要解决这一问题，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城市收入不平等的结构特征

以下我们将采用新回归解析法对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期的城市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结构进行分析。分析中所研究的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潜在因素分为两大类：职工的个体特征以及工作的性质。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政治面貌。对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研究被用来考察人口或个人的具体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它们通常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政治面貌则被用来考察政治影响的重要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工作性质包含企业所有制、所在行业以及从事的职业这几个方面。所有制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

对行业的考察则为了探究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报酬差异。同样，研究职业是否对收入不平等有重大影响也在考察范围之内，因为它代表着某一工作的地位或职责。

1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

让我们还是以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期为背景。可以从当时的收入函数中可以看出，(以1993年和2000年为例)在影响1993年和2000年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中，年龄是导致整个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所有制形式。在大部分省份，性别是影响最小的因素。除此之外，通过对各个省份进行测量而得出的结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1993年的调查结果所显示出来的各省份的不平等结构非常相似，导致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也大致相同，主要是年龄因素。到2000年，这一特点已经转变了，导致各省份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已趋于多样化。性别因素的影响在2000年有所增强，而在1993年它几乎不起任何作用。更重要的是，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经济改革以前，工作分配由政府(根据统一的工作分配制度)进行调控，工资标准也由中央在统一的工资标准等级基础上制定。工资等级主要由年龄决定，与劳动生产力不挂钩。因此，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年龄对收入起着决定性影响似乎是其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劳动力市场”一词在中国经常被提及，但它仅限于帮助人们找工作。直到90年代以后，政府明确设立了旨在创造和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目标。因此，尽管工资和用工制度方面的某些改革已经开始，1993年的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此前一元化体制的影响。在1993年，导致不平等的决定因素的一致性与以年龄为基础的分配制度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特征。到2000年，年龄对不平等的影响降低了，而教育的影响则上升了。从1993年到2000年的变化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化的结果。

2导致当时不平等性发生变化的因素分析

我们对这段时期内各种因素对不平等程度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量化研究，其结果显示，在城市以及绝大多数省份里，年龄对不平等的影响减少，性别对不平等的影响加大。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各个省份间的这些特征相似。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结果是：在这一时期，教育对不平等程度的加大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作为经济改革先锋的南方沿海省份，教育是导致不平等程度加大的突出因素。总的来说，随着基于年龄的分配体制的稳步改进，年龄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逐渐减少。然而，教育因素却在这一时期不平等程度的加大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二、教育是导致不平等程度的决定性因素

自从中国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以来，教育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中扮演的功能越来越明显。这种作用的本质体现是，教育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得以发展的动力，是其向上流动的前提。在这种状况下，为了寻求和落实个体社会成员平等的发展权，并促进最终的社会平等，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教育的平等无疑应该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首选目标，也是政府理应遵循的道德律令。

我们将探讨一下教育因素的影响，因为教育因素对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起着重大作用。在不同的受教育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的份额及其相对收入，以及同一受教育人群内部的不平等程度。

首先，我们考察受教育程度在组成结构上的变化。在1993年和2000年，具有高中学历和具有初中学历的人的总和都占到了全部受教育人口的一半，但具有初中学历的人口所占的比重在2000年有所下降。具有大学或大学以上、民办学院或职业学院以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历的人口在全部受教育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2000年有所上升。所有省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其拥有级别高于民办学院或职业学院以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历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增加了，而其学历在初中以下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减少了，这就意味着中国城市职工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升了。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在受教育程度的等级与不平等程度的等级之间存在着一种反比关系，这种关系在2000年变得更为明显。1993年，在大部分省份，在那些受教育水平高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群体中，其不平等程度比整个不平等的水平要低，而在那些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及小学或小学以下的群体中，其不平等程度比整个不平等程度要高。在2000年，这两个群体中存在的不平等的情况与1993年一致。这一结果表明，一个受过平均水平教育的人的收入会相对较高且分配平均，而受教育水平低于这一级别的人获得的相对收入较少且分配不均。

然而，就此得出中国城市收入差距是由精英阶层造成的结论未免显得过于草率。尽管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每个人在教育方面的投资额是个人所作的理性决定，然而在中国人们能否自由并理性地自主选择教育投资额是一个问题。这就引起了对中国受教育机会问题的关注。在中国，各地区以及各社会阶层在受教育机会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特别是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极其有限且分配不均，而高等教育的背景则更有可能带来高收入。这些结果表明，在中国，收入分配随着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而日益变得不平等。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三、我国城市收入不平等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快速增加意味着中国人民正被划分成一大部分的低收入人群和一小部分的高收入人群。

低收入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倾向注重平等分配的政策。从他们自身利益来考虑，这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实际政策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四、进一步的分析和启示

大量的经验事实和学术研究表明，当中国的教育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扩张时，教育的不平等也在一道增长或扩张。且不论偏远和并不偏远的农村地区的棚户学校或露天学校，单看北京城区耗资数亿元的超现代化豪华小学及其城郊散布的备受打压的民工子弟学校，这种极端对立的现实图景所展现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就足以让那些尚未麻木的公民哭泣或者愤怒。它也意味着，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急剧扩大的过程中，教育并没有发挥缩小这种不平等的作用，反而因为其自身的不平等而成为扩大整个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动力机制。

考虑到这些问题，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有必要像20世纪的许多国家那样，确立一种再分配政策，并且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重建社会保障体制，以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机会均等。

参考文献

[1]赵人伟等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

[2]李实、赵人伟、张平:《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收入分配变动》, 《管理世界》, 1998年第1期

[3]郭熙保:《从发展经济学观点看待库兹涅茨假说——兼论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 《管理世界》, 2002年第3期

校规,不需要绝对的平等 篇7

一、校规是怎么来的?

校规是伴随学堂出现的产物。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校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弟子职》。这个“校规”针对的只是“弟子”,不仅规定了学生应该如何对待老师、同学和学业,还规定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尽的义务。

宋代,随着书院的大量出现,随之产生了若干“院规”,这些“院规”开始涉及教师的职责。例如,朱熹出任南康太守时,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其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期间制定的“院规”,除了包括书院的办学目标和学生应该如何学习的内容外,还提出了教师应该如何施教等方面的要求。

近现代新式学堂的规章制度更加翔实。如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制定的校规,除了对教师的任职条件、行为举止、教育教学等方面有明确要求外,更多内容是对学生的规范,包括学生选拔、学习管理、日常行为规范、课余生活、思想品德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由此可见,校规就是学校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既“规”教师也“规”学生。从具体的实践来看,一般的校规都会有“公共规则”,也会有专门针对教师或学生的“非公共规则”。换句话说,教师和学生在校规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不同的,都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二、校规是干什么的?

一般来说,学校管理者除了通过由国家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来管理学校之外,还十分重视依靠学校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学校的各项工作,以使学校的教育教学及管理工作日益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我国中小学校规的管理功能通常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校规具有规范性和引导性,有一定的强制性,因而它能确保学校这架机器正常运转。二是提高工作(学习)效率。校规将学校组织内每一个人的语言规范和行为标准以规章制度的形式明确下来,有助于建立一个连贯、协调、稳定的学校生态体系,使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都得到保障,使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有章可循。三是促进师生发展。学校管理者依据校规来组织和评价教育教学活动,对符合“标准”或“导向”的师生行为给予肯定或奖励,对不符合“标准”或“导向”的师生行为给予贬抑或矫正,指引师生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成长。

以上功能的实现,说到底是校规通过管理人来实现的,通过对人的约束、协调、限制和激励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因此,有校规就会有管理,有管理就会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存在。相对于学生来说,教师就是管理者,而学生自然就是被管理者。那么,呈现在校规里的师生职责也就会有很大的不同,甚至看似“不平等”。这是由管理的本质决定的,与爱不爱学生、师德高尚与否无关。

三、校规里的平等与不平等

最初的校规针对的仅仅是学生,后来才涉及到教师的职责。即使在今天,校规管理的主要对象还是学生。这是因为学生才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人,才是最需要成长的核心主体。

1. 基础教育的奠基性决定了校规面前师生的“不能”平等

基础教育的底线目标是培养学生基本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我们要培养的是社会人,学生终有一天要走向社会,成为适应社会生活的公民,所以作为为学生一生奠基的基础教育,必须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一个与社会对接的生活环境。社会中有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有一些是全体公民必须共同遵守的,比如法律。但由于社会中的人分工不同、责任不同,这种社会角色的差别就决定了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社会担当,要有一些独特的、专门的约束存在。同样,在校规中有一些是师生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定,也有专门针对教师或专门针对学生的制度,这不仅是由教师和学生在学校环境中的角色和任务不同决定的,更是为了让学生适应“社会系统”所设置的。一个被学校“绝对平等”溺爱的学生,一旦走向社会必然会四处碰壁。因此,校规中看似不平等的一些规定,恰恰有利于学生适应未来的社会生活。

2. 师生关系的多元性决定了校规面前师生的“有限”平等

学生是未成年人,是一个需要成年人帮助实现社会化的群体,他们在知识学习、经验积累和品质形成上都需要教师的教化和促进。教师职业的最大特点在于职业角色多元化,比如传道、授业、解惑者的角色,管理者和示范者的角色,父母与朋友的角色等。这决定了师生关系的多元性:在知识传授上的授受关系,在人格和生活上的平等关系,在成长中的互相促进关系……这种多元的师生关系,决定了师生关系中除了平等的一面外,更多地体现了不平等。也就是说,师生关系平等不是指时时、事事、处处都平等的,这种平等应该是一种“有限”的平等。诸如社会角色中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育人中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教学中的教与学等,都决定了教师和学生要担负不同的责任。也正因如此,绝大多数校规都把学生定义为最重要的“被管理者”,对学生的约束条款会远远多于教师。

城乡教育不平等及转变 篇8

一、农村教育弱势探因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国情已经决定发展经济我们必须要重视占更大人口比例的农村。农村人数远多于城市人数,理论上应当涌现出更多的人才来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然而一直以来,国家重视城市教育的不断创新改革,而作为对立概念的农村教育忽视了自身的建设机理,把城市教育当做其发展的目标。在这种观念下,农村教育的发展不仅仅缺乏自身特色,更大的问题则是很大一部分农村孩子得不到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对于我国农村来说,大部分农民的文化水平低下,科技素质较低,思想观念落后,这严重阻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妨碍了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劳动力素质低下严重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致使农村经济仅仅处于农业劳动获取利益阶段。政府为了发展农村教育也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在农村长期以来的教育观念下,用城市教育体制、办学模式以及教材、教学方法来创办农村教育,虽然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但并不符合农村的需求。到目前为止,农村教育的资源仍然有限,因此面向的对象并不是全体学生,而是极少数的尖子生。为了极少部分学生的升学情况,忽视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即使是在城市,所有的学生的接受能力也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何况在教育相比于城市极其落后的农村,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很难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技能水平。

二、城乡教育不平等探究

究其原因,城乡教育不平等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教育资源的不平等,而是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随着国家发展,改革的不断创新与进步,中国在教育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城市和农村在根本上处于不同的地位,人力资源、物理资源和财力资源也处于不同的水平状态。首先是城市与农村自建国以来的地位就不处在一个等级上,改革开放后城市的发展更是迅速,尤其以沿海城市深圳、广州、珠海、厦门等。反观内陆,除高速及铁路交汇处和河运中心城市,其余农村只能靠自身特点来发展自身。经济能力也是相差巨大,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地区之间所拥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上这几个因素上拥有量的落差,村教育落后也就不足为奇。近年来,国家在农村教育经费支出上在逐步加大,明显表现出对西部贫困地区的支持,并在农村教师工资及福利上做出调整,加大对农村教师的培训工作,高考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优惠政策也是国家重视发展西部地区人民素质的重大举措。其次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城乡二元体制,这是自建国以来就有的,只是到后来才被提出来。所谓城乡二元体制是指城乡之间平等发展的一种体制障碍,是一种以户籍制度为壁垒,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建立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造成城乡之间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等不对称的一种制度。

三、城乡教育的转变

城乡教育转变是我国必须面临的一个转型,国家在做出一些努力的同时也发现了在努力后所表现出来的不足,国情的基调没有多大变化,但时代的潮流总是风起云涌。如农村人员大部分涌向城市,随之而来的状况有两种:一是留守儿童与祖辈一同生活,没有父母的监护教育问题更加严峻,向着比较恶劣的方向发展,另外一个是孩子随父母一同来到城市借读,这一趋势也在逐年加剧,据统计,今年我市新生数量仅外来人员子女就比去年多了10%,达到9.8万人。这一现象虽然还在加重,但是农村教育在我国的重要地位仍不得削弱,需要更强劲的发展,协调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教育是一个应该被着重强调的方面。

总结

在当前国情下,教育体制改革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而要做好必须要尽到更大的努力才行。要做到城乡教育平等应当尽力做到以下几个具体方面:第一,以高度的责任感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第二,以教师资源合理配置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第三,以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第四,以学校合理布局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第五,以优质资源共享和乡村学校校本课程开发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建立健全教育设备资源监管制度,合理分配资源,做到在对的时间给正确的人以正确的方式传授正确的知识。

摘要：教育是根据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需要,通过传授知识使受教育者获得一定的知识技能,陶冶道德品质、发展智力创造力的一种活动。教育的目的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适应一定社会需要和促进国家发展的人。因此,教育无论是对一个家庭还是一个社会来说,都是十分关键的。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一样,都是祖国的希望,都应受到同样平等的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城乡居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城乡教育不平等现状逐渐改善。

关键词：教育不平等,基础教育,转变,教育政策

参考文献

[1]吴愈晓.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1978—2008)[J].中国社会科学,2013(03).

[2]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6(04).

[3]蒋中一,戴洪生.降低农村初中辍学率和义务教育体制的改革[J].中国人口科学,2005(04).

[4]杨俊,黄潇.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内在作用机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0(03).

[5]王定华.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之进展[J].课程.教材.教法,2015(11).

人人不平等　等 篇9

然而，同样的职位，却拿不一样的薪水，同样的工种，收入却高低有别……企业里长期存在的种种“同工不同酬”现象，似乎又在昭示处处不公平，时时不平等。

如何正确看待“同工不同酬”并且合理运用之？如何做到不仅让员工感到自己并没遭受不公平待遇，并欣然接受，甚至更大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关于这个话题，仍旧有一些规律可循。

“同工不同酬”是个伪命题

蓝海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汪少海

我们这里讨论的“同工不同酬”，首先要排除国有企业编制内员工与合同工的情况，家族企业按关系亲疏安排职位、工资的情况，以及因为老板个人偏好导致工资不公平的情况。

做好排除法以后，我们再来看所谓的“同工不同酬”在现代企业中的几种具体表现。真的是同“工”了吗？

1.在公司担任同样的职位，干同样的事情，应届毕业生的工资通常要比有工作经验的员工低。那是因为大学生从校园踏入社会，需要一段时间磨合，公司需要投入更多的培训成本来帮助新人适应。部分成本会转移到员工身上，所以才毕业的员工工资会低一些。

2.即使是有工作经验的新员工，入职后工资也可能比老员工低。老板给出工资，通常要看这个员工会给公司带来多少收益。老员工除了让公司省下培训成本，还有一个贡献：“忠诚”。忠诚应该算一个公司的无形资产，如果员工流动过于频繁，就意味着公司的招聘成本要上升。所以老员工的高工资里面包含了老板对其“忠诚”的额外嘉奖。

3.还有一种隐性的“同工不同酬”，即两个人拿同样的薪水，甲却比乙多做一些工作。有员工向我抱怨这种事情时，我通常都是这样解释的。在公司，出人头地的机会并不均等，但多做一些工作可以增加脱颖而出的机会。这些积累可能会让你获得上司的赏识、得到提升。只是这部分收益可能并不立竿见影。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个仆人向主人抱怨另一个仆人得到的工钱多。主人便给了两个仆人同样多的钱，让他们到市场上去买些水果。第一个仆人完成任务回来了，主人问他：“市场上有卖土豆的吗？”仆人马上重回市场，回来报告有。主人又问：“土豆价格是多少？”仆人只得又跑一趟，再回来报告。第二个仆人也回来了，主人问了相同的两个问题，这个仆人不仅一次性回答了，最后还说：“我想您可能需要买一点土豆，我把那个商人带来了，他就在门外。”于是主人对第一个仆人说：“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了吧。”

站在老板的角度，员工在同样的职位，不一定做出了同样的贡献，不一定消耗了同样的成本，那工资自然不可能均等。

不平等才是平等

浙江金鹰广告公司总经理 梁东

比尔·盖茨曾说：人生是不公平的，习惯去接受它吧。当你的员工进入企业时，你就应该让他们明白，在企业中的不同地位就是这种不公平的重要表现。

在企业里，老板对员工，拥有恩威并济的赏罚筹码。员工对老板，除了离开，没有更多借以牵制的筹码。即使是明星员工，企业也有离开他照样运转的办法。所以企业文化应该让员工找对方法求生存，让他们明白在一个良性的组织中，每个人都应该竭尽全力为这个组织服务，不然就会被边缘化。如果员工明白这一点，他们就会明白岗位一样，工作量不一定一样，即使工作量一样，对组织的贡献也不一样，那收入自然不一样。那些游离于组织边缘没有功劳的人，是没有资格因为苦劳而对企业要求更多的。

另外，老板们也应该给员工一个事业平台，让他们觉得不是在为老板工作，而是在经营自己的人生。当他们把老板当作自己的第一顾客时，他们就不会责怪老板的苛责了。因为他们知道如何推销自己，让自己增值，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马云说过：“男人的胸怀是靠委屈撑大的。”我们要清楚一个不能经受不公平、受不了委屈的员工，对企业不一定有什么好处。对于那些有才能，但因为觉得不公平就委屈的人，我们更要设置一些障碍和考验让他们成长，当然，要在我们可控范围之内。

显然，只有那些明知工作中会遇到各种困难和不公平，仍努力奋斗的员工才真正明白成功的意义，也才能成为企业的支柱。

我的一些老板朋友总是这样告诉员工：“付出必有回报。”但每个人对这种回报的期望不一样，感受也就不一样。代价有时候会和回报不成正比。但我们应该让员工明白，按照人生得到和付出的总量相比，基本都是平等的，只是在每个时间段上有所不同。

我们还要让员工清楚，如果他们能经受住老板给予的一系列考验和工作中的艰难困苦，承受孤寂，逐步增长能力，他们甚至可能成为比老板更成功的老板。当有的员工满头大汗地爬到更高的位置，再回头看那些一边乘凉一边抱怨不公平的人，他们就知道那时的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

不公平也能管好人

杰森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唐杰

如何化解“同工不同酬”带来的负面效应，甚至巧妙运用这个杠杆，最大程度增进员工积极性和健康的竞争气氛，对老板而言，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和学习的重要管理话题。

我们来看著名的全食超市，作为美国单位面积利润最丰厚的食品零售商，它每年创造近60亿美元的销售总额。老板约翰·麦基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口号——任何秘密都向员工敞开。当然对员工来说，他们最关心的话题自然是薪酬问题。

在全食超市，每位员工都有权查阅其他门店员工的薪资状况。这种管理的透明度使管理者在薪水决策方面必须完全细节化科学化，当员工对薪资分配不满时，有权提出质疑。同时，由于所有员工的薪资状况都是透明的，就越发激励员工提高自身技能并承担更多工作责任，因为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干了些什么工作的员工可以获得最丰厚的薪水回报。

全食超市的做法可算是活用“同工不同酬”杠杆的一个上策，干脆完全透明，建立相互高度信任的机制，把考核薪酬的各项指标做到极致——为什么你们“同工”却会产生薪酬的差异，道理很简单，他干得比你好，或者干得比你更多。这种形式上的不公平，其实蕴含着最深层次的公平——按劳分配。

当然，大部分企业很难做到那样的超脱，在考核标准制定上也不可能完全细化或科学化。这时，如果老板想尽量弥补由于“不公平”所带来的不平衡感和不稳定情绪，可以试试多提供一些福利来化解。

例如，多为员工制造一些学习和培训机会，让他们感觉到企业的重视和期望；或者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如旅游、聚餐，劳方和资方经常互动，化解对立情绪；树立榜样员工很重要，每年，每季度，甚至每月每周都可以评选表现突出的员工，务必把他们的事迹阐述清楚，阐述他为什么拿得比其他人多……

上述这种方式，肯定会产生一些多余的成本，如果你既不想多付成本，又想摆平所有负面情绪，那么比较常规的做法就是：实行各种保密制度，严禁员工间相互打听薪水，模糊化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同时老板和员工间随时进行心理博弈，让每一个员工感到自己拿这份薪水都是合适的，别人拿得比自己高也是正常和正确的。然而，后者往往操作性很难，一不小心，就可能引发负面连锁效应。毕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编 辑 范佳丽

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成因分析 篇10

1、多重二元结构影响论

有的学者从多重二元角度出发讨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别的变化, 认为我国居民总收入分配差别扩大的原因如下:经济二元结构所致, 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表现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也表现为沿海与内地的地区二元经济结构, 它们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别形成的基本动因。体制二元结构, 即体制双轨制。我国改革采取的是渐进的模式, 所以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价格双轨制和收入分配双轨制 (政府计划分配和市场分配机制) 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2、政策影响论

产生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源在于旧的体制还没有彻底根除, 新的体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就是说, 在于改革还没有到位。同时, 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收入分配差距出现的可能性, 具体反映为:调整了生产与分配,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改变了重积累, 轻消费的分配政策。提出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采取了多种收入分配方式, 扩大了收入来源。在整个社会范围内, 劳动已不再是收入分配的唯一依据和原则, 而是多种分配并存, 也就意味着必然出现收入分配的差距。

3、制度因素论

从我国在转型期制度方面看, 大量非正常收入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寻租活动, 执行资源配置功能的市场职能和政府职能的紊乱是寻租活动产生的根源所在。因此出现了合法的价格双轨制和大量具有独立身份与利益的微观经济主体, 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欲望被唤醒, 利润最大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追求的目标, 个人收入来源和消费形式的多元化, 增加了人们扩大收入和消费的可能性, 加之价格双轨制和所有制上的政策双轨导致许多法制上的漏洞和空白, 许多经济法规尚待建立和完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法制不健全, 使得对寻租活动的监督成本很高, 难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寻租收入得以混同于正常的合法收入, 寻租者和受贿者同时为其 (下转第34页) (上接第33页) 非法所得找到了保护伞。寻求地区和部门特殊政策, 寻求批文和公章构成转型期经济寻求直接非生产性利润的具体内容。

4、居民收入来源分析论

居民收入来源可以分为两大类: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劳动收入是指居民凭借其为社会所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所获取的收入。劳动收入可分为直接生产劳动收入与经济管理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指居民不是凭劳动, 而是凭借资产所获得的收入和各种渠道所获得的转移性收入, 包括资产收入和转移收入。居民收入来源于多种途径。居民拥有的劳动能力、资产、社会关系等的差异往往会带来收入差异。

5、市场机制及管理缺陷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