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爱情

不平等的爱情（共12篇）

不平等的爱情 篇1

一、爱情生活中对独立的坚持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 独立意味着不被其他人或事所控制, 不依赖于其他人, 在简·爱追求爱情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把“独立”具体化:精神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独立。精神上的独立意味着她有独立的个性和思想;经济上的独立意味着她可以自给自足, 不靠他人养活。童年时期的悲惨遭遇让简·爱学会了只有拥有独立的思想意识和养活自己的能力, 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

1、精神上的独立

简·爱一直坚称“I am a free human being with an independent will” (我是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 , 当罗切斯特先生问他:“Do you think me handsome?” (你认为我长的漂亮吗?) , 她回答:“No, sir”.“If he (Mr.Rochester) expects me to talk for the mere sake of talking and showing off, he will find he has addressed himself to the wrong person.” (要是他希望我为说而说, 炫耀一番, 那他会发觉他找错人了。) 她独立的思想在此得到了完美体现, 她不是一个“yes-girl”。不会为了奉承或者讨好她的主人而说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言辞,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她独立的思想意识支配的。在她发现罗切斯特先生已婚, 而且家有结发妻子, 不得不离开罗切斯特先生的时候, 她非常痛苦, 大喊:“Let another help me”, 但是她的内心告诉她:“none shall help you, you shall, yourself, pluck out your right eye;yourself cut off your right hand…” (没有人帮助你, 你得自己挣脱, 摆脱困境) 。内心的这种冲突使简·爱意识到世上没有人可以帮她, 她必须要依靠自己, 独立面对困难, 精神上, 独立的意志再辞给了她力量使她走出绝境。

2、经济上的独立

在简·爱与罗切斯特先生的爱情问题上, 她还一直坚持着经济上的独立。罗切斯特先生在向简·爱求婚后, 承诺给她买珠宝和漂亮的服饰等等, 简·爱告诉他:“I will not be your English Celine Varens.I shall continue to act as Adele’s governess by what I shall earn my board and lodging and thirty pounds a year besides.I will finish my wardrobe out of the money and you shall give me nothing…” (我不会做你英国的塞丽娜·瓦伦, 我会继续当阿黛勒的家庭教师, 挣得我的食宿, 以及三十磅的年薪, 我会用这笔钱购置自己的衣装, 你什么都不必给我…) 。尽管罗切斯特先生很富有, 但简爱不会依赖他, 她依然是一个独立的, 自给自足的人, 她爱的是罗切斯特的人, 而不是他的钱。在发现伯莎·梅森的身份后, 罗切斯特先生要简·爱做他的情妇, 给她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 简爱拒绝了。越是在困难的时候, 经济上越是要独立, 如果她答应了罗切斯特先生的请求, 她就会成为“the successor of these poor girls (Mr.Rochester’s other mistresses) ”, 她不能忍受因被人包养而遭人歧视、抛弃的命运。所以不顾罗切斯特先生的再三挽留和恳求, 毫不犹豫的离她的心上人而去。

总之, 简·爱的爱情观不惨杂念, 她不做金钱的奴隶, 不做他人的附庸, 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 她永远是独立的, 只有独立, 才能在爱情中寻求平等。没有独立就没有平等, 因此, 无论在什么条件下, 她都不能将自己置身于别人的控制之下。

二、爱情生活中对平等的坚持

正是简·爱对平等的定义源于精神上, 所以她敢于对罗切斯特先生说“I am not talking to you now through the medium of custom and conventionalities, nor even of moral flesh:--it is my spirit;just as if both had passed through the grave, and we stood at the God’s feet, equal, --as we are!” (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 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躯同你说话, 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说话, 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 站在上帝的脚下, 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 。

在她重返桑菲尔德庄园的时候, 得知罗切斯特先生的大火中为拯救发疯的妻子而不幸双目失明, 躯体严重残疾, 丧失独立生活能力, 同时又妻亡财毁, 孤独生活的事实后, 她依然爱他, 并且和他结了婚。她对平等的理解驱使她这样做。罗切斯特先生问她:“Jane suits me;do I suit her?” (简合我意, 而我合她的意吗?) , 简·爱回答:“To the finest fiber of my nature, sir.” (你与我的天性丝丝入扣, 先生) , 这里的“finest fiber”是指道德上、精神上、情感上都是平等的, 正如我前面所述, 简·爱的爱情不是基于财富和相貌, 而是基于精神上的平等。

结束语

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 简·爱一直坚持独立和平等, 其实都是源于自尊的需要, 独立和平等是维护自尊的外在表现形式。她一踏进桑菲尔德, 便卷入了爱情的漩涡, 遇见了情敌英格拉姆小姐, 英格拉姆是大家闺秀, 但是态度傲慢, 说话咄咄逼人, 但不管情况多么恶劣, 简·爱总是从容面对, 不失尊严。自尊在简·爱的爱情生活中处于第一位, 坚持独立, 寻求平等, 正如大仲马所说:“Without respect, love cannot go far.” (没有尊重, 爱情不会久远) , 对对方的尊重是必须的, 但自尊尤为重要。从简·爱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内在人格魅力, 她正直、诚实, 高尚、纯洁, 崇尚自由, 而且忠贞于自己的爱情。简·爱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但是她对如今女性的影响依然存在, 尤其是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 女人只有保持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经济能力, 双方平等, 才能获得最终的幸福。

参考文献

[1]BRONTE CHATTTE:Jane Ey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黄源深译:《简·爱》, 译林出版社, 2010年版。

[3]罗京国:《新编英国文学选读》,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不平等的爱情 篇2

张迎春

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看着题目就有吸引力，于是上淘宝买了它。拿到后急切地翻阅，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在眼前浮现……看着这些真实的案例，我会情不自禁地把身边熟悉的家庭与书中的家庭一一对应，发现这些故事不是个案，而是全世界都相似……

《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安妮特·拉鲁。它是一本社会学的作品。她和她的助手调研了美国的一个地区的12个家庭，深入到这12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中进行观察，并一一记录下来。她的研究揭示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与贫困家庭教养儿童的两种不同方式：前者为协作培养，后两者为成就自然成长。她的研究认为这两种不同的教养方式源自于家庭的社会地位，并会影响到孩子及其生活的世界的联系，及孩子对自己的看法。

中产阶级家庭教养儿童采用协作培养。他们利用孩子的课余时间让孩子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例如篮球队、舞蹈、棒球队等，全家的生活和闲暇时间会根据孩子的活动安排来调整。这些孩子几乎没有自由活动时间。同时，这些家庭重视孩子的语言能力的培养，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

工人阶级家庭与贫困家庭教养儿童采用成就自然成长。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放养。这些孩子有很多闲暇时间，看电视、玩游戏，同伴多为邻居和亲戚。他们很少或不参加有组织的活动。个别孩子有参加活动，也是父母觉得参加活动，会降低孩子学坏的几率。父母和孩子不讨论活动，对孩子使用指令性语言。

协作培养下的孩子学会了发扬和珍视自己的个性，看起来更加自信。但是这些孩子个个看上去都疲惫不堪，家庭生活大多时候都十分狂乱（孩子多，活动多，经常会有时间冲突）。这种儿童教养方法既带来强大的优势，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成就自然成长下的孩子学会了自娱自乐。他们发明了各种游戏，也从来不抱怨没意思，身上似乎有无限的精力。他们渴望参加有组织的活动。他们与亲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这些孩子走入陌生环境和人群会显得局促和不自在。

这两种教养方式各有长短。

这两种教养方式真切地存在我们的身边。城里的家庭更多采用协作培养，一般孩子课余要参加四五种有组织的活动；乡下家庭更多采用成就自然成长，一般孩子几乎没有参加有组织的活动。我来自农村，读师范时，发现自己一无所长，什么活动都参加不了，很羡慕有特长的同学。有些来自城里的同学他们几乎都有一技之长，如唱歌、跳舞、讲故事等，他们锻炼自己的机会就多，胆子也更大，也就更自信。

我觉得现在有些家庭有些极端，让孩子学得太多，孩子没有自己时间，显得疲惫，也不知道哪种活动才是自己感兴趣的。也有很多家长没有培养孩子一技之长，让太多的时间浪费在电视、游戏中也非常可惜，能培养孩子技能的时间是有限的，应该让孩子有个一技之长，否则会经历我的痛苦。一句话，课外活动不要太多，也不要没有，适度为宜。

既平等又不平等的师生关系 篇3

那么，该如何理解平等的师生关系呢？其实，师生关系平等的内涵是非常宽泛的。

首先，教师和学生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是平等的。二者都是国家公民和社会成员， 都拥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只有认识到学生独立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平等的师生关系才能建立起来。

其次，教师和学生在人权上是平等的。学生和教师一样都应该享有生存发展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受尊重的权利。受尊重指的是利益、人格、观点意见受到尊重，受尊重的权利对学生和老师来说同等重要，不应该仅仅是形式的尊重，更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最后，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必须尊重学生的人格。因为学生是未成年人，其权益很容易受到损害，其人格很容易受到伤害。未成年时期受到伤害，对学生的影响可能是终生的，不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

那么，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如何实践平等的师生关系呢？

在教学理念上，教师要爱护关心每一个学生，相信每个学生都能成才；尊重学生的差异，不歧视任何学生。

在教学管理上，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学生逐步具备主人翁意识、责任意识、合作意识、进取意识和创新意识。

在教学行为上，我们要依法执教和自觉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尤其要尊重学生人格，更不能体罚学生。

在教学评价上，要坚持评价标准多元化，因为多一个评价标准，就多出一批优秀学生。让每一位学生树立自信、自立自强，为学生成人成才营造公平竞争的教育环境。

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师生关系中除了平等的一面，更多地体现了“不平等”。例如，教师在知识储备上要比学生多，社会经验要比学生更丰富，教师的职业身份使其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等等。只强调师生关系中的平等而忽视不平等，同样会引起教育理念上的混乱和教育实践上的无所适从，从而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正因为师生关系中还存在不平等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要认清并担负起教师应尽的职业责任。

教师应扮演好传道、授业、解惑者角色，发挥好主导作用。如果没有教师主导作用的充分发挥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学生主体性作用也难以发挥，教学的目的和社会对教育的要求都将难以实现。

教师应扮演好管理者角色。学生是被管理者，教师是解决管理与被管理这对矛盾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必须被赋予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否则，教师的职责将会丧失，学生的学业将会荒废。对犯错误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是教师职责使然，不能无端上升到违背师生平等原则的高度，让教师无所适从。

教师还应扮演好教化和示范角色。教师教书育人，为师为范，应在思想上、人格上对学生施加积极影响，在精神和道德上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

总之，师生关系既平等也不平等，不能只强调某一方面，更不能走极端。只有处理适度了，才能建立起真正和谐的师生关系，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责编 王鹏飞）

话题预告：

怎样上好开学第一课？（截稿日期：2016年6月15日）；你是如何处理校园突发事件的？（截稿日期：2016年7月15日；如何有效管控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截稿日期：2016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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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爱情 篇4

1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现状分析

1.1 城镇居民内部消费差距明显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数据, 可以得出我国城镇居民分组消费支出增长如表1。

单位: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2002年-2012年) 。

从表1中可以看出, 从2002年到2012年, 我国城镇消费支出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通过计算各年的消费增长率, 发现在2002年到2012年城镇高收入户居民消费支出的平均年增长率在10%左右。并且在2012年最高收入户消费支出是最低收入户支出的5.15倍, 城镇居民内部消费不平等差异明显。

1.2 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地域差距明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78年-2013年) 。

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区域差距主要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84年, 在这一阶段我国国城镇居民消费差距在逐步的缩小, 最高省份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与最低省城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差距在300元左右波动;第二个阶段是从1985年到1996年, 这一阶段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不平等差距迅速扩大, 从1985年的471.2元扩大到1996年的3995.28元, 增长了8.5倍, 同时最省域之间的消费支出比从1985年的1.9倍增长到2.44倍;第三个阶段是1997年到2013年, 这一段时间居民的省域消费不平等维持在2.4上下波动。

1.3 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作用显著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的数据, 将我国城镇居民进行分组, 并对各组收入和支出进行对比分析。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2002年-2012年) 。

从表3中我们将各收入户的收入和消费支出进行分组, 结果发现, 各收入组的组内消费不平等与组间消费不平等均明显增加, 有时候还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尽管收入户各组内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具有一致性, 但是各收入户组间消费不平等的增长明显低于各收入户组间收入不平等的增加,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 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 当收入增加的时候, 消费也随之增加, 收入减少时, 消费也随之减少。从表中还可以发现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不平等增长率小于收入不平等的增长率。

2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实证分析

2.1 指标的选取和计算

本文采取了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组数据, 将我国城镇居民分为最低收入户 (10%) ;较低收入户 (10%) ;中等偏下收入户 (20%) ;中等收入户 (20%) ;中等偏上收入户 (20%) ;较高收入户 (10%) ;最高收入户 (10%) 并在此基础上, 假设一个指标μ来衡量不平等性。按照中国统计年鉴把收入分成7组Xn= (X1, X2, X3, …, X7) , 每组人数所在的比例为Vn= (V1, V2, V3…, V7) , V1=0.1, V2=0.1, V3=0.2, V4=0.2, V5=

由式 (2) 可知:当X1=X2=…, X7时, μ=0, 当Xn的分布越不均衡时, μ值越大。同时μ可以有效的避免对各个收入阶层变化的敏感性, 并且充分考虑到不同阶层所占的人数比重。把表3数据代入式 (2) , 可计算出消费不平等指数 (μx) 和收入不平等 (μy) , 计算结果如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 μx和μy之间存在同步变化的趋势。都是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接下来将根据计算数据进行检验。

2.2 相关检验

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对μx和μy, μx和μy进行单位根的检验, 结果表示μx和μy都是平稳序列。

协整检验:对 (μx) 和 (μy) 进行检验, 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格兰杰因果检验:对 (μx) 和 (μy) 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 滞后期为1时, 伴随概率为0.0389, 得出的结论是拒绝原假设, 所以得出 (μy) 是 (μx) 的原因, 即收入不平等是消费不平等增长的原因。

2.3 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实证部分的检验得出:消费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两者数据存在明显同步趋势。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收入不平等是消费不平等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说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原因主要来源于收入的不平等。这也意味着如果缩小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 可以有效的缓解消费的不平等。

3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上述分析来看, 我国消费不平等程度在不断加剧, 消费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两者数据存在明显同步趋势。收入不平等是消费不平等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说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原因主要来源于收入的不平等。这也意味着如果缩小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 可以有效的缓解消费的不平等。

因此, 笔者提出改善消费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建议:缩小我国城镇消费的不平等首先应该完善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 努力减小地区和城镇居民内部收入消费支出消费不平等。健全消费信贷制度, 扩大信贷范围, 让中低收入家庭通过信贷来提高近期期消费水平, 应大力支持小额信贷, 通货小额信贷的方式, 使中低收入户自身发生转变, 才能缩小消费不平等的差距。最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 首先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 使所有的城镇居民都拥有一定的保障, 并且逐渐提高我国城镇居民的保障水平, 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谢邦昌, 么海亮.中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分布测度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3, (1) :79-86.

[2]蒋南平, 刘巍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解构分析[J].消费经济, 2010, (1) :19-23.

[3]李涛, 么海亮.什么导致了中国城镇家庭的消费不平等[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3, (9) :31-40.

[4]杨秷波.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演变及其原因[J].财经理论研究, 2013, (4) :54-58.

[5]邹红, 李奥蕾, 喻开志.消费不平等的度量、出生组分解和形成机制——兼与收入不平等比较[J].经济学 (季刊) , 2013, (4) :1231-1254.

[6]杨继东.中国消费不平等演变趋势及其原因[J].财贸经济, 2013, (4) :23-30.

不平等的民主读后感 篇5

美国学者拉瑞•M•巴特尔斯，于2011年出版了《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对美式民主提出质疑。巴特尔斯教授认为：美式民主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的现实，使之成为社会痼疾，要改变这一点，必须走出党派政治思维，否则难有解药。这是一本很有意义的著作：“如果你是左派，你可以欣赏这本书；如果你是右派，你可以批判这本书；如果你是学者，你可以学习政治学经验分析的方法；如果你只是看热闹的读者，书中记录的现象和结论会让你有些耳目一新”。本人读后在似懂非懂的状态下总结几点学习心得。

1、党派政治会造成的不同的分配结果。民主党执政时重视平等，共和党执政则注重保护资本。巴特尔斯利用美国家庭收入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下的美国，其收入分配的模式有着天壤之别。在民主党执政期间，贫富差距会有所减小；而共和党执政期间，贫富差距飞速增长。最根本原因，在于两党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直接左右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政府预算规模等经济指标，对于收入平等也有着显著的政策影响。

2、低收入阶层为什么给共和党投票。（1）选民的非长期理性造成在进行选举决策时常常“好了伤疤忘了疼”，普遍具有“短视”的特点。穷人投票率低、政治知识少、和候选人接触较少。（2）美国民众对收入增长水平觉察判断力的不同。富人比较敏感收入的增长，他们认为共和党做了很多实事，而始终在为低收入者造福的民主党仿佛在做没人在意的无用功。（3）共和党在竞选活动上的经费投入更多。虽然金钱不能直接地“购买”选票，但是共和党庞大的选战经费投入以及高明的宣传策略为他们赢得了更多低层选民的瞩目。总之经济不平等却会导致政治不平等。

3、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同样重要。美国公众在机会平等上有很强的平等主义价值观，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平等的机会很重要，但在结果平等上没有很强的信念。调查显示，公众九十年代以来赞同“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比例是下降的。即便四分之三的人意识到现在的收入差距超过20年前，但其中近一半的人没想过这是好是坏。没有把收入不平等做政治联结的另一个原因是公众对收入不平等原因的认知。多数人认为原因是教育、努力程度、天生学习的能力等，很少人将其归因于政府的政策。

4、美国是否会回到镀金时代。巴特尔斯认为在美式民主的治理下，民主变成部分人能发声，而部分无法发声，而当它逐渐寡头化时，它就背离了正义。目前美国政治并不是达尔所提出的多元民主，而是一个钱权掌控天下、庸众短视不思的奇特存在。因此政党政治会使美国回到20世纪初那种：商业上的投机风气猖獗，政治上腐败严重，不少人以不正当手段发财致富，并以炫耀财富为荣的时代。

合理的不平等 篇6

【关 键 词】荀子 阶层等级 人性恶 礼 社会分工 合理性

先秦儒学自孔孟以来,大都提倡仁、义、礼、信,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每一个人都要在道德的世界里修身养性,唯有这样才可以王业长存,百姓安乐。所不同的是,在荀子这里,他不仅主张道德的修养,同时很冷静很勇敢地将人的本性之恶裸露出来,指出了社会阶层的区分和差别,以致大多数人都不太喜欢荀子,认为“荀学中的原始民主和人道遗风毕竟大大削减,从而更为明白地呈展出它的阶级统治面目。”撇开对荀子性恶说的道德评判,我们究竟该如何来认识社会阶层和人性善恶呢?

一、等级的由来

究竟什么是人?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呢?“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辩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荀子·非相》)首先人是一个自然人,人面临着衣食住行等生存问题,做为每一个个体人,满足生存需要是无可厚非的事实。然而人与动物不同,人除去物质需求以外,更重要的是人类有意识,在荀子这里,也就是人有礼义之心,“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

然而,人虽优于万物,“最为天下贵”,但在浩瀚的自然界里,人类做为一个物种,和千千万万其他物种一样,面对自然一样的茫然和无措,所以,选择群居是必然。人类社会最早的形态就由群居而来。本来选择群居是为了壮大自身的力量,以求与其他自然存在相抗衡争得一席生存的空间,但因“凡人莫不欲安荣而恶危辱” (《荀子·儒效》)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判断和价值追求,因而矛盾也就在所难免。“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所以,“有所分”也是人类的必然选择,“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荀子·富国》)

因为“群而有分”,所以根据每个人在现实中的所作所为和所处地位,可以归入不同的阶层,从而有了君臣、父子、夫妇之别,贵贱长幼之序。在这个序列之中,忠诚和礼义是维持和谐的最有力举措。

二、等级的变动

在荀子那里,虽然人和人之间有贵贱长幼之分,但并不是每个人所处的阶层等级自出生之时起就一成不变了。当然,这里所说的变动绝非表面上的父子、兄弟之间的长幼次序,“分未定也则昭缪” (《荀子·王制》)。这里所指的主要是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士大夫。”(《荀子·王制》)这样的规则适用于每个阶层,无论是庶人还是君王、士大夫都不另外。

首先,就君王而言,要想霸业永存,只能“凝其德”,“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荀子·王制》)。王者要修身自好,勤政爱民,“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荀子·王制》)切忌不可以自己好强斗胜之心,强取豪夺,大兴战乱。因为战争最终的最大受害者是人民百姓。战乱之苦必将“伤人之民甚,则人之民恶我必甚矣。人之民恶我甚,则日欲与我斗”(《荀子·王制》)。同时,“伤吾民甚,则吾民之恶我必甚矣。吾民之恶我甚,则日不欲为我斗”(《荀子·王制》)。最终将强者反弱,因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从道不从君” (《荀子·臣道》)。

其次就君子贤者而言,“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徧能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徧知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徧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止矣。”(《荀子·儒效》)君子贤士集学、知、行于一身,“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荀子·儒效》)。但也因各自践行道德具体不同,也有俗人、俗儒、雅儒和大儒之分,唯有大儒才可以“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荀子·儒效》),但积土为山,积水为海,正身修行,就会“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荀子·儒效》)

最后,就庶人而言,“以从俗为善,以贷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荀子·儒效》)在庶人与圣人君子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荀子·儒效》)“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

所以,这样的等级区分是既定的也是变化的,“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合,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荀子·儒效》)

三、等级的合理性

荀子的社会阶层观是建立在他的人性恶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人性本来是恶的,每个人的后天道德修行不同,所成就的道德地位也就会相应的不同。“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荀子·荣辱》)“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荀子·性恶》)也就是说,在荀子看来,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的活动的结果,是人的现实创造。

作为一个自然人,也就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君子和小人没有根本的区别,都会“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恶害”(《荀子·荣辱》),且“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荀子·荣辱》)人有欲望之心,这是人性与生俱来的,“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因为有了一已私欲,所以在生活践行中,对欲望的取舍和节制就显得必不可少,那么你做怎样的取舍和节制,你就会成为怎样的人。对一个人善恶的评判不在于他的出身,而在于他在生活中成就了一个怎样的人。

人性本恶,那么人之向善的依据是什么?——礼。“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分,貧富轻重皆有称也。”(《荀子·富国》)所谓礼,就是要使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明白自己的所处的地位,明白自己的职责,每个社会成员都各得其宜,维持社会的和谐。礼并非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而是圣人所身体力行,并使之昭然成形的。“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性恶》)礼对于我们非常重要,“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社会出现等级阶层的区分,立足于荀子的人性恶说,但并不是因为人性本恶,所以才会出现尊卑贵贱,事实上,对待礼的态度不同,践行礼的程度不同,才是人之为此人而非彼人的要义所在。不仅如此,礼也是维持即定等级秩序之间和睦共存的重要原则。“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莫之以诬也。”(《荀子·王霸》)

又因为每个人的能力都是很有限的,“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荀子·富国》)“人习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荀子·君道》)所以社会分工就显得尤为重要,“人积耨耕而为家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贷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荀子·儒效》)“掩地而亩,刺屮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之事也。”(《荀子·富国》)“农分田而耕,贾分贷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候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荀子·王霸》)

礼对社会各等级阶层之间的协调,最终是为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荀子·荣辱》)。也即使每个社会成员各司其职,各得其位,社会分工协调不紊,“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候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荀子·荣辱》)

在荀子看来,礼的要义就在于有分别,“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荀子·富国》)这种分别是必然的,“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无国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在,上偏而国安,在下偏而国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荀子·王霸》)荀子以“差別为平等”来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阶层与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在荀子看为就是最大的平等所在。

四、和谐的实现

撇开对荀子将人进行区分的道德和价值评断,单纯地站在社会发展机制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平等观”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因为“真正高级的和谐或‘天人合一’是经由了严重的冲突斗争的悲剧之后的成果。”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愿望和生活动力,人类群而有分,分而有别,在这些许许多多不平等的表象背后蕴藏的是巨大的发展潜力,就像是一碗水的波动远远无法企及江河湖海的惊涛骇浪,而江河湖海惊涛骇浪后的平静也远比一碗水的波澜不惊更壮观一样,真正的和谐是历经各种风浪后的平静。

我们的和谐社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日趋显现。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人民,社会和谐进步的目的也在于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说到底我们的社会只有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时,这种和谐才是我们大众需要和追求的和谐。但是,这个过程必须是渐进的,在社会建设过程中,所有人的所有需求,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不可能同时同步同种程度地实现,因而,在社会中就会显现各种各样的不均衡、不平等,比如收入悬殊、地区差异、城乡区别等等,这些都是黎明前的黑暗、新生前的阵痛,虽然痛苦但却孕育着希望。然而,只要是痛苦我们总是尽力避免,哪怕是在所难免我们也总是希望找到某种特效药可以尽早结束痛苦。面对今天社会所发出的各种痛苦的信号,我们需要正视它,需要找到痛苦的病因,了解不平等、不均衡背后的合理性,可是这还不够,还需要我们满怀希望地去追求去改变,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最丰富最真实的和谐。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教育不平等的语言逻辑 篇7

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语言习性”

很多学者否认存在某个阶层所特有的语言, 但他们大多承认语言的公用性和阶层性是共存的。“当人们说人类社会不存在一种只供一个阶级 (阶层) 通用的‘阶级语言’时, 不能排除如下的一种可能性和现实性, 即:各个阶级 (阶层) 都尽量把阶级 (阶层) 本身的意识……在公用语结构所能允许的范围内, 塞到为社会各阶级即全体社会成员服务的语言中去。”[1]因此, 不同阶层的人就会形成不同的语言倾向系统, 即“语言习性”。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社会底层形成了什么样的“语言习性”呢?他们的“语言习性”与来自社会中层的儿童有何差异呢?为此, 我们根据李培林提出的中国阶层结构划分标准选择了两个研究样本群体———来自社会底层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A班学生) 和来自社会中层家庭的儿童 (B班学生) , 并对其语言表述进行了对比研究。

(一) “拮据”的语言词汇

通过和中层儿童语言表述进行对比, 我们发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语言习性”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语言词汇的“拮据”。

1. 专业术语的“去专业化”

词汇不仅是语言表述的组成单位, 它还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提出“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2]。而思想, 简单来说, 便是说话者对所表述对象的认识。因此, 对所表述对象认识的“专业”程度便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说话者使用词汇的“专业”程度。

我们经过调查, 在他们对“打乒乓球”的描写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所用词汇的“专业性”差异。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描写中, “打乒乓球”只是“打”, 球网被称为“中间的横线”;这些最“基本”、“普通”的只能用来勉强说明这些活动, 却无法详细描述活动的过程。因而, 在读者眼中, 这些描写缺乏“内容”。在中层家庭儿童的描述中, 我们却能看见较多的“专业”动作:“发球”、“反旋”、“小扣”、“挑”、“扣”。这些专用词汇反映出他们对这些活动具有更深层的了解, 因而使他们的语言表述更生动, 也更具吸引力。

2. 地方语言的“异地呈现”

随着社会生活的分化, 社会会出现各种社会集团和阶层。由于每一个阶层在使用原初“公用”语言时总会加入他们独特社会生活的要素或者对它们进行改造, 因此各种“地方语言”形成, 它们共存于人类社会语言材料系统之中。然而, 它们的平等共存却异常短暂。在语言分化的过程当中, 由于某些复杂的原因, 必然有某一种“地方语言”被“选择”作为“标准语言”。这样, 这一“地方语言”也就被提升至其他“方言”之上, 成为社会公认的“通用语言”。这样, 社会语言系统也就被分成两大类:标准语言和地方语言。一般意义上, 中国大陆的标准语言是普通话, 而与普通话共存的则是各地方语言系统, 他们共同形成了汉语的庞杂体系。面对这一体系,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中层家庭儿童会如何选择呢?下面是外来务工子女的描述 (括号中是中层家庭儿童的对应表述) :

他们二个一帮 (一组) , 然后再抱抱剪剪 (剪刀、石头、布) , 谁赢了就先跳, 谁输了就后跳, 等先上 (跳) 的人败了 (失败了) “才”上 (跳) 。

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 由于各种原因, 其中很重要的是学校教育的缘故, 或许还有出于相互交流的需要, 他们已经开始使用“简单”的“标准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如此,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标准语言”中仍夹杂着众多“地方语言”:“帮”、“抱抱剪剪”、“上”……。“方言”在他们的生活中仍占据一定的分量, 当他们企图用“标准语言”描述他们的生活时, 这些“地方语言”就会无意识地“蹦”出来。相比较而言, 在来自中层家庭的儿童的表述中则很难见到这些“地方语言”。

(二) “独有”的语言思维

语言, 除了表现为一系列词汇外, 它还“成了思维进行所凭借的手段, 成了思维的工具, 成了思维的表现形式”。[3]思维支配着词汇“形式”和“内容”的结合, 支配着词汇的组合, 因而也赋予了语言内在的思维特质。思维和人的生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不同的生活类型会形成人思维方式的差异。

1.“现实型”的思维

思维, 作为对现实生活及其事物的把握和思考, 在把握现实的方式上有着不同的类型。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语言表述看, 他们的思维倾向“忠实”于现实。当需要说明一个过程或一个事物时, 他们的思维总是着眼于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或者事物的每一个可见特征, 以展现其最“真实”的状态。这种思维方式具有“现实性”, 可称之为“现实型”的思维;而中层家庭的儿童, 他们的思维则倾向于对现实进行尽可能的“修饰”。当需要描述某个过程和事物时, 他们的思维总是倾向于抓住其中“精彩”点, 把这些点连接起来并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提升, 从而使这一过程或事物更具吸引力, 我们可称之为“艺术型”的思维方式。

2.“散点式”的逻辑

思维除了具有类的向度之外, 还有品质的向度, 后者指的是思维的合逻辑性。逻辑引导着说话者把要说明的若干问题按照一定的顺序组织起来。是否具有合理的逻辑决定着表述的可理解程度。合理的逻辑使得别人容易理解这一表述, 而不合理的逻辑则容易让人对此表述产生困惑。因此, 每一个说话者要清楚地表述其观点, 其言语必须具有一定的逻辑。我们通过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中层家庭儿童的语言材料的分析发现, 两者的语言逻辑也存在差异。总的来说, 中层家庭儿童语言表述的逻辑是线性的, 在对人物外貌各个部分的描写时, 他们以其空间位置为顺序;在爱好的描写中, 突出看书这一爱好, 同时“因为看书多, 所以每次写起作文来, 她都能文思如泉、笔走如飞”其中的因果联系也合情合理。

而依据我们的调研材料, 在对照逻辑规范的意义上, 我们可以认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语言表述很多时候都缺少合理的逻辑。而若要把他们语言表述中的逻辑视为与规范逻辑不同类型的逻辑的话, 我们姑且可称之为“散点式”的逻辑。在这种逻辑的引导下, 说话者缺少对语言表述的“整理”, 只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前后的意思可以没有任何联系, 也可能完全相反。因此, 这种逻辑引领下的语言表述如散落的点一样难以根据一定的规律进行整合。

(三) “平直”的语言“构思”

语言表述除了具有若干词汇和特定思维之外, 还具有一定的外部形式,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构思”。由于不同语言“构思”给读者或听者的感觉不一样, 因此它存在着“常见”和“新颖”之分。“常见”的语言“构思”虽然能令读者或听者明白表述的意思, 但“新颖”的语言“构思”还能给他们以“新鲜感”, 激起他们读或听的兴趣。因此, 不同的语言“构思”产生的语言效果是不一样的。外来务工子女和中层家庭的儿童的语言构思各有何特点呢?通过我们的调查, 外来务工子女的语言“构思”显得非常“平直”, 他们大多采用平铺直叙的表述形式。相比之下, 来自中层家庭的儿童在表述时则会努力寻求比较“新颖”的“构思”, 而尽量不落入俗套。

二、规范的“设置”:学校教育的语言要求

学校作为传递人类文化、实现人类文明传承的制度化教育机构, 它会根据统一的标准对人类文化进行筛选, 形成自己的文化标准。由于语言是重要的文化形态之外还是“民族文化的记录者和保存者”, 要接受人类文化则必须掌握语言这一工具, 因此在学校教育所选择出来的人类文化之中, 语言必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 相应地, 学校教育也具有了一定的语言标准,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来自中层家庭的儿童都要遵循它的要求。

(一) 语言词汇:“标准”与“优美”

词汇作为语言的基本要素, 是学校语言教学和学生语言学习的最小单位, 并从最根基处决定学生的语言学习。因此, 对词汇的要求是学校对学生语言要求甚至是学习要求的基础, 也就是语言标准的基础。因此, 要考察学校教育所设置的语言标准, 必须从其对词汇的要求开始。

1. 语言词汇:“标准”

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 普通话作为中国官方语言, 它必然顺理成章地成为学校教育中可以使用的唯一法定语言。可以说, 任何一本官方批准教材的语言都不可能使用方言进行表述。“请讲普通话”这种在学校中经常能够看见的标语便显示出普通话在教育中的规范地位。而且, 对于普通话的强调, 我们从现行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中也能得到直观的感受。而且, 这种要求不仅体现于学生的口头表达, 而且也体现于学校对学生书面语言的要求, 这从教科书的课文和范文中词汇的类型便可以发现。在其中, 我们很少会看见方言的影子。

2. 语言词汇:“优美”

除了要求学生掌握普通话外, 学校还要求学生掌握“优美”的词汇。它们可以使学生的表述更为“形象”和“生动”。对此,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有相关的要求:

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词语, 精彩句段, 以及在课外阅读和生活中获得的语言材料。

而在教师的评价中, 这一要求则体现为“用词形象”等类似的表述:

看得出你已经学会写日记。日记格式正确, 选择印象最深刻的事记录下, 语言优美形象, 用词准确生动。

可见, 在使用“标准”词汇的基础上, 用词的“生动”、“形象”绝对是吸引教师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二) 语言思维:“清晰”与“生动”

学校对学生除了有词汇的要求外还有语言思维方面的要求。从相关资料的分析来看, 教育者为学生设立的语言思维标准是“清晰”与“生动”。所谓“清晰”是指思维要符合一定的逻辑;而“生动”则指的是思维要具有想象力, 展现语言表述的“表现性”。在他们看来, 这两个方面是好的语言表述的重要方面。

1. 语言思维:“思路清晰”

学校教育对学生语言思维的首要要求, 也是最基本的要求, 便是“思路清晰”、“条理清楚”, 即其内在的思维要具有一定的逻辑。符合逻辑要求的思维及语言表述是学校中合法、标准的存在, 而不符合逻辑的思维和语言表述在教育中则是“劣等”存在, 也是教育必须予以“改造”的对象。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在这一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表达要有条理, 语气、语调适当。”

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教师对学生语言表述的评价。而且, 事实上, 文章清晰的条理确实是教师对学生的语言表述进行评价时的重要关注点, 然而, “清晰的条理和结构”则必须依靠组织语言的思维, 只有符合逻辑的思维才能组织具有清晰的条理和结构的语言表述。因而, 可以说对作文的条理和结构的评价反映的是教师对渗透于其中的学生思维的感受。

2. 语言思维:“形象生动”

语言除了具有交流功能之外, 还具有“表现功能”, 它还应该能够展现所描述对象的“精彩”, 从而使语言表述具有“感染力”, 即通常所说的“生动”、“形象”。虽然语言表述“感染力”的实现需要“形象”、“生动”的词汇, 但词汇本身并不能形成“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述, 还需要特有思维的刺激从词汇系统中把它们提取出来, 加以组织, 而这就是“想象力”。“想象力”在形成语言表述的“感染力”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对此,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是这样论述的:

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 发展思维能力, 激发想像力和创造潜能.逐步养成实事求是, 崇尚真知的科学态度, 初步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

因而, 在教师对学生作文的评价中, 独特的“想象力”常常成为语言表述的“亮点”。显然, 作为读者和评价者, 教师常常会被学生的“想象力”所吸引, 因而也会对该作文产生极为深刻的印象, 继而给出相对较好的评价。

(三) 语言“构思”:“新颖”

学校教育所设置的语言标准, 除了对词汇和思维的要求之外, 还有对语言表述“构思”要求。由于“新颖”的语言“构思”具有独特性, 更能展现语言表述的“优美”, 因此, 这种语言“构思”也显得比一般的语言“构思”更好。在这方面,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了这样的目标:

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见闻, 感受和想象, 注意表现自己觉得新奇有趣的, 或印象最深, 最受感动的内容。

而教师在评价时, 也会被“新颖”的“构思”所吸引。这就使得那些能够达到这一要求的学生在教师的评价中处于较有利的位置, 而那些无法达到要求的学生无疑就会处于劣势。

这篇文章结构新颖、构思巧妙, 读来令人眼前一亮!语言生动活泼, 对小伙伴的外貌、兴趣爱好的介绍非常仔细!一首小诗也为你的文章添加了色彩!

三、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语言困境

作为异质“语言习性”的载体, 外来务工子女要学习和使用学校教育的标准语言, 必须“摆脱”原先的语言及思维习惯。然而, 这一过程并非如脱去旧衣服那样简单, 事实上它却是异常的艰难和漫长。

(一) 写作中的“模糊”与“平淡”

语言移入所导致的有限“驾驭力”首先表现为外来务工子女对复杂情形进行描述的困难。他们的词汇和逻辑似乎只能满足于对简单情形的较简单的描述。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语言交流功能的实现。从他们的语言表述中我们难以完全了解他们所试图表达的意思, 而只能凭借有限的可理解的“语句”和经验猜测其中的部分含义, 其全部的含义可能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除此之外, 由于他们原有语言的思维方式和标准语言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不同以及缺少“生动、形象”的词汇, 外来务工子女对标准语言的有限“驾驭力”还表现为他们的语言表述缺少“表现力”。按照学校教育的语言标准进行评价, 他们的语言表述显得过于“平淡”。

(二) 课堂中的“失语”与“沉默”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学校除了要用标准语言进行书面的表述外, 还要在课堂上运用这一语言理解与接受所传达的意义, 回答老师的问题。此时, 两种“语言习性”的差异常常让他们在口头表达时处于“失语”的状态, 游离于学校教育的语言环境之外。

在调研时, 我们发现在很多时候, 面对教师的一些简单提问, 实际上他们只需要用自己的语言把相关内容简单复述一下就能满足教师的要求, 从而实现顺畅的课堂交流。然而, 他们给予教师的往往只有沉默。他们无法理解课文所表达的意思, 或者无法自如地使用标准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或者两者兼具。而为了使课堂教学能顺利地进行下去, 教师只能想尽办法进行提示。然而, 这种情况下, 学生还是只能重复教师的“提示”或者稍微迈出一小步, 而最终往往仍以“沉默”收场。这样, 教师的提问也就几乎成了自问自答。

学校这个传递“主流文化”的机构自身潜在地再制了社会“语言资本”的分配结构, 造成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所面临的隐藏在教育过程微观处的不平等。然而, 这一切是否如布迪厄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宿命式”存在呢?笔者认为, 虽然我们不确定这一逻辑是否能完全被打破, 但我们却可以采取各种措施减少它的影响。而在各种具体措施中, 政策上的保证无疑是最有力的。通过政策的努力减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语言困难, 加速他们对标准“语言习性”的接近实际上已经成为教育实践的要求。这样, 如何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制定语言教育政策, 如何从政策上保证年轻一代受教育过程的平等已然摆在教育政策制定者和理论研究者的面前了。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23

[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525

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成因分析 篇8

1、多重二元结构影响论

有的学者从多重二元角度出发讨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别的变化, 认为我国居民总收入分配差别扩大的原因如下:经济二元结构所致, 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表现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也表现为沿海与内地的地区二元经济结构, 它们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别形成的基本动因。体制二元结构, 即体制双轨制。我国改革采取的是渐进的模式, 所以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价格双轨制和收入分配双轨制 (政府计划分配和市场分配机制) 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2、政策影响论

产生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源在于旧的体制还没有彻底根除, 新的体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就是说, 在于改革还没有到位。同时, 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收入分配差距出现的可能性, 具体反映为:调整了生产与分配,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改变了重积累, 轻消费的分配政策。提出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采取了多种收入分配方式, 扩大了收入来源。在整个社会范围内, 劳动已不再是收入分配的唯一依据和原则, 而是多种分配并存, 也就意味着必然出现收入分配的差距。

3、制度因素论

从我国在转型期制度方面看, 大量非正常收入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寻租活动, 执行资源配置功能的市场职能和政府职能的紊乱是寻租活动产生的根源所在。因此出现了合法的价格双轨制和大量具有独立身份与利益的微观经济主体, 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欲望被唤醒, 利润最大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追求的目标, 个人收入来源和消费形式的多元化, 增加了人们扩大收入和消费的可能性, 加之价格双轨制和所有制上的政策双轨导致许多法制上的漏洞和空白, 许多经济法规尚待建立和完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法制不健全, 使得对寻租活动的监督成本很高, 难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寻租收入得以混同于正常的合法收入, 寻租者和受贿者同时为其 (下转第34页) (上接第33页) 非法所得找到了保护伞。寻求地区和部门特殊政策, 寻求批文和公章构成转型期经济寻求直接非生产性利润的具体内容。

4、居民收入来源分析论

居民收入来源可以分为两大类: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劳动收入是指居民凭借其为社会所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所获取的收入。劳动收入可分为直接生产劳动收入与经济管理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指居民不是凭劳动, 而是凭借资产所获得的收入和各种渠道所获得的转移性收入, 包括资产收入和转移收入。居民收入来源于多种途径。居民拥有的劳动能力、资产、社会关系等的差异往往会带来收入差异。

5、市场机制及管理缺陷论

不平等的爱情 篇9

纵向不平等 (vertical inequality) 一般认为包括个人之间和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与此相对应, 横向不平等 (horizontal inequality) 被定义为不同群组间的不平等, 通常的分组是按照不同的文化来定义的, 如按照种族、宗教或者人种来分组。

纵向不平等的度量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Sen (1973) 、Foster (1985) 和Sh or r ock (1988) 都讨论过纵向不平等的测算。D.Jay ar aj and S.Subr amanian[1] (2004) 通过不同分组间指标的累加得到全社会的不平等指标, 进而得到横向不平等的指标体系。同时, 在分组细化到以人为单位的情况下, 横向不平等的度量也可以推出相应的纵向不平等的度量方法。Reeve Vanneman and Amar esh Dubey[2] (2011) 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往使用支出数据来考察不平等程度不同, 使用收入的数据后, 印度的不平等程度上升。且整体收入不平等中大部分来源于各邦内部的不平等, 即横向不平等虽然已经较为明显, 但和纵向不平等相比仍然较小。

二、纵向不平等的应用:税收和养老金的视角

(一) 税收再配置效应中的纵向不平等

Kak w ani (1984) 、Plotnic (1985) and Jenk ins (1988) 讨论了转移支付过程和征税过程中, 收入重新变化的重要性。Kakwani (1980、1984) 认为税收的再配置效应可以分解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组成部分。Lambert (1985) 在Kakwani的研究框架下提出通过支出效应来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结果表明累退税实际上可能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放大了正向的配置效果。Jenkins (1988) 进一步拓展了Lamber的分析, 使得利用一些适当排序的微观数据度量纵向不平等成为可能。Frances Stewart, Graham Brown and Alex Cobh am (2009) 认为提高直接税或者间接税会提高横向不平等和纵向不平等。

Jeff Ank r om[3] (1993) 的研究结果显示压缩收入的政策可能会导致横向不平等, 伴随着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收入调节作用的消失, 大量的纵向不平等出现。Adam Wagstaff[4] (2005) 分解了税收的再配置效应, 并据此分析了收入随时间变化所引起的横向再分配效应和重新配置究竟是抵消还是增强了纵向再分配效应。

R afael Salas and Isabel R abadan[5] (1998) 在一个社会福利的框架内分析了跨期的收入不平等, 公共部门的重新配置以及收入的平滑。此外, 文章认为传统观点下通过用一系列截面数据的纵向不平等缩减指数来观察纵向再分配效应可能是有偏差的。

(二) 养老金分析中的纵向不平等

Amsber g et al. (2000) 、Bar r os and Fouguel (2000) 指出如果仅仅把退休养老金和其他养老金的支出认为是以对抗贫困为目标的社会支出, 那就是没有很好的关注这些养老金。Barros et al (1999、2000) 、Delg ado an d Car doso Jr. (2000) 度量了养老金、老龄化以及贫困之间的关系。许多截面研究发现由于老年人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公共养老金福利, 老年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当低 (Brown and Prus, 2004;Weller, 2004;Fuk aw a, 2006) 。Smeeding and Williamson (2001) 认为高水平的公共社会支出会带来低水平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

Caminada and Goudsw aar d (2005, 2010) 比较了社会公共保障和私人保障的再分配效应。他们认为私人社会保障的再分配效应小于公共社会保障。Rodolfo Hoffmann[6] (2002) 按照收入来源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考察了巴西人均家庭收入的组成部分对收入分布总体不平等的贡献程度, 结果表明养老金收入的集中度高于总收入的集中度;此外, 来自于养老金的收入对总体人均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贡献度增加, 尤其是在大城市。

Steven G.Pr us (2000) 分析加拿大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 结果表明对同一群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 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降低。Hancock and Weir (1994) 运用英国综合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 1979年到1989年间英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尤其是在后五年中, 由于是否拥有职业养老金的分化程度增加并且在拥有职业养老金的人群中不平等程度也增加了, 后五年的不平等程度增加的更为明显。

Jay Ginn and Sar a Ar ber[7] (1999) 考察了1985年到1994年老年人来自国家和私人养老金收入的变化。结果表明:尽管来自国家的养老金收入仍然是收入的主要来源, 私人养老金对总收入的相对贡献在这八年时间里增加了很多;并且, 私人养老金收入的性别差异加大。

H ancock and Weir (1994) 、Joh nson et al. (1996) 认为1980年后国家对女性养老金提供的变化极大的限制了养老金的再配置角色, 这也是养老金收入不平等上升的重要原因。Davies and Ward (1992) 认为1980年金融激励从公共的养老金计划到私人养老金的转变可能会给予女性和低收入群体更少的养老金。Legal and Gener al (1998) 认为由于女性的预期寿命更长, 在同样的价格下, 女性养老金的购买力比男性低17%。Johnson et al. (1996) 用英国家庭支出调查的数据发现, 1960年到1970年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下降, 但是随后开始上升, 到1990年上升到了1965年的程度。作者认为80年代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 主要是由于私人养老金的增加和处于收入分布上层的人群投资收益所引起的。

养老金是否加剧了不同人群组间的不平等状况?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各组间领取养老金的几率可能不是随机的, Lazear (1979) 的文章中退休历史调查的数据显示, 调查样本中49%的工人有养老金计划的覆盖, 但是黑人员工的覆盖面比白人员工低6.6%, 类似地, 女性员工的覆盖面比男性员工低8.6%。第二是养老金规模怎样随着领取人性别和种族的不同而变动。

Edw ar d P.Lazear and Sh er w in R osen (1987) 分析的结果表明养老金计划的存在似乎对黑人和白人员工的不平等有正向影响, 但是在白人员工中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没有改变。在黑人群体中, 养老金加剧了性别差异的不平等, 主要是因为黑人女性领取养老金的可能性只是黑人男性的75%。

Leibbr ant and Woolar d (2001) 运用一个多元变量模型衡量了南非家庭收入不平等中要素的贡献度, 结果表明老年人养老金所占的份额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他们发现在黑人家庭中, 养老金对收入不平等有一个很小的负的贡献度;当仅仅把农村黑人家庭包含在分析中时, 养老金和收入的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一个较小的正值。

Mar tin Feldstein (1976) 考虑了社会保障体系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效应, 利用1962年消费者财务特征调查 (SFCC) 的数据, 他发现当把社会保障的财富———远期社会保障收益的折现值包含进家庭的投资组合时, 家庭财富的不平等程度下降大约30% (基尼系数从0.72变成了0.51) 。David Domeij and Paul Klein (2002) 用一个校准的世代交叠模型考察了瑞典公共养老金的再分配效应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之间的巨大差距。结果表明, 财富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大部分拥有零或负的净财富的家庭引起的。

Olaf van Vliet et.al (2011) 利用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分析了欧洲15个国家1995~2007年间从公共养老金到私人养老金提供转变过程中的分配效应。2007年老年人的平均收入不平等程度 (12个国家) 比1995年下降了将近18%。这可能是因为更多的低收入的老年人被私人养老金计划所覆盖, 和那些高收入人群相比, 低收入人群的所领取的养老金更大一些。

Er ling H olmoy and Ky r r e Stensnes (2008) 用动态微观模拟模型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精确地考察了挪威的养老金改革, 结果表明养老金改革显著地提高了财政的可持续性, 但是这是以养老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为代价的。

Javier Oliver a (2009) 认为秘鲁的养老金改革显示了三方面的积极成效, 首先是养老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降低了, 原因是打破了从劳动收入不平等到养老金不平等的传播渠道;其次, 改革也提高了社会福利, 尽管这依赖于为个人账户所选择的贡献率的值;再次养老金债务也大幅度减少了。

Gijs Dek k er s (2010) 通过把指数化的养老金、退休年龄和养老金不平等程度的发展三者结合起来分析了养老金不平等背后的推动因素。结果表明:第一, 不论何时, 养老金越滞后于工资水平的发展, 养老金的不平等程度就越高;第二, 退休年龄越大, 养老金的不平等程度越低;第三, 退休年龄越大, 养老金的不平等程度就越容易快速地对养老金滞后于工资的发展做出反应。模型还认为制度是影响养老金不平等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长远来看, 人口老龄化, 尤其是预期寿命的持续增加会导致不平等程度的增加。

Nadia Kar amch eva and Geoffr ey Sanzenbach er (2010) 运用美国劳动统计局当代人口调查1980年到2008年的数据发现, 对于处于收入分布底层的30%的人群而言, 养老金的参与率显著下降, 造成了老年人之间养老金收入差距扩大。

和以上多数的结论相反, Esping-Andersen (1990) 发现有更多私人养老金, 以市场为导向的老年人福利体系的国家, 倾向于保持甚至增强那些退休前已经处于不利地位的工人的位置。Schirle (2009) 发现在加拿大, 随着私人养老金提供的比例的加大, 老年人之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在加大。

三、结论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 国外对纵向不平等的实际应用有丰富的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养老金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影响。研究的一个共同点是都属于同一时期的跨国比较或者一个国家的时间序列的比较, 采用的数据为宏观层面的数据, 对养老金纵向不平等的研究停留在一个整体的层面上;对于使用微观层面的数据, 并且详细讨论养老金纵向不平等特征的文献较少, 这无疑对完整的审视老年人养老金收入的不平等问题带来了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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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dward P.Lazear, Sherwin Rosen Pension Ine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不平等的爱情 篇10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0年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从摇篮到坆墓的社会福利主义工资体系(Loscoco andBose,1998;Warner,1995),尽管农村的工资差别仍然存在,但是总体工资差别还是比较小的(Croll,1995;Rozelleetal.,2002),平均主义思想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率(Knightand Song,200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企业可以在政府指导下自主决定自己的报酬体系。随着政府指导逐渐放松,20世纪90年代初,企业只需要遵循最低工资制的要求就行(Shen 2007)。尽管平均主义思想仍然在工资体系中发挥着一定作用,但是平均主义思想已越来越不被接受。工资体系的分权化和市场化使得管理者把报酬和公司利润及个人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其结果必将会为歧视创造空间(Hughes&Maurer-Fazio,2002;Knight&Song,2003;Ng,2004),拥有人力资本少的雇员很容易被付给较低的报酬。随着不断上升的失业和不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无论是在城市或是农村,或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Shen,2007)。中国在收入分配方面已从一个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变成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由基尼系数可以看出,中国已从1981年的0.3上升到2002年的0.45(Kuroda,2006),一些学者认为2007年的基尼系数甚至达到了0.495(XinhuaNewsAgency,2007)。目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所有的发达国家,如果这一趋势不变,很快就会赶上像智利、墨西哥、和巴西这样的高不平等国家。

目前,女性的工资歧视已经成为收入不平等中的一个重要现象(HughesandMaurer-Fazio,2002;NBSC 2005;MOLSS,2005;Rozelle etal.,2002;World Bank,2002)。中国到2004年底有6.3亿女性,已占到就业总人数的45%(NBSC,2005;MOLSS,2005)。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中国的性别工资不平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性别工资不平等的现象和传统的“女性也顶半边天”的观念相矛盾,中国的宪法也赋予妇女在各方面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同工同酬。中国的经验对其他转型经济体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然而很少有对过去的研究是否科学,以及分类总结解释这种新现象。

中国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收入差别到底有多大?造成性别工资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是什么?西方的研究文献适应于中国的现状吗?现有的研究文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后的相关研究,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性别工资不平等的大小和来源,为以后的研究铺好道路。本文在数据库中搜索了当前几乎所有相关的学术研究,经济学和商业同行评议以及中英学者出版物。时期选择了1990-2007年,因为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相关研究相继而至。

二、性别工资不平等的概念

性别收入不平等在很多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Blau andkahn,1994;Brainerd,2000;KatzaandAutor,1999),俄罗斯及乌克兰尤其明显(Brainerd,2000)。西方经济学家为了找出性别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把性别工资差异和工资歧视分开来研究(Arrow,1972;Becker,1957;Oaxaca&Ranson,1994;Neumark,1988)。Oaxaca&Ranson(1994)认为性别工资差别来自于试图给人力资本以合适回报,因为雇员在人力资本的占有上可能不同,他们就应该不同对待。如果男性与女性之间可以观察到有生产率之间的差别,而他们的资本特征也需要有合适的回报时,那么他们的工资就会不同。尤如Alau&Kahn(1992,1997)所说,性别工资差异会受到市场上那些能否被观察到男性与女性的技能如何被回报的影响,市场上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有合适回报的效率。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完备信息,没有交易成本,只有在男性与女性生产率不同时,性别工资不平等才存在(Hare1999)。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经常被视为是导致工资差异的罪魁祸首(Bound&Johnson,1992;Katz&Autor,1999;Juhn,Murphy&Pierce,1993),尽管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不是性别差异所特有的,但是与性别有很大的关系。

市场自由化使得人力资本有了合适回报,但也因此造成了性别工资差异。在重视平等工资政策的中央集中谈判国家,如瑞士、挪威、澳大利亚,性别工资差异就小,而在分权制、由企业谈判来决定市场工资的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性别工资差异就较大(Gunderson,1994;Blau&Kahn,1995)。性别工资歧视是因为性别偏见,而不是由生产率的不同所引起(Arrow,1972;Becker,1957)。歧视产生于当雇主不能正确地测试每一个工人的生产率,而是以那种类型的所有工人的平均生产率为标准来支付每一工人的工资(Hare,1999)。这种工资结构很容易低估,或甚至不付,一些有技能的女性由此就被歧视了。这种歧视工资产生的社会后果是妇女不被鼓励就业,不对教育进行投资,不增加技能,那么有价值的女性人力资本就得不到好好的发展和利用。

性别工资差异和歧视经常反映在产业或职业分离时,Rozelleetal.(2002)认为被解释的工资差别也归因于男性与女性在某一行业、某种类型的企业或工作的可入性,如在职业与产业的就业分配上男女就不一样。男性倾向于重工业行业的就业,而女性则倾向于从重工业分离出来。男女在不同职业所产生的生产率是不同的,这和中国尤为相关。中国农村劳动力因为户口限制而在城市的很多职业就不被准入,就如Meng(1998)所指出的,这种职业分离是造成中国劳动力转移中性别工资不平等的最重要根源,也是工资差异和工资歧视的主要因素。尽管由人力资本的不同所导致的职业分离,导致一个性别群体在一个特殊部门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很低,雇主对性别群体的偏见仍是造成性别歧视的一个例证,然而许多学者对市场力量可以减少性别歧视持积极态度,认为长期来看,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性别工资歧视不能持续,因为企业不歧视妇女要比歧视能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和效率(Arrow,1973;Becker,1957;Liuetal.,2000)。Becker(1959)认为市场可以导致较少的性别工资歧视,如果性别工资歧视和那些不歧视妇女的雇主竞争产生更多的成本的话。一些作者认为工资歧视更少地存在于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里,市场自由化将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Meng,1998b;Liuetal.,2000)。因此,可以说长期来看,平等工资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

依据Oaxaca分解法,性别工资差别是由性别工资差异和差异残差组成,残差是一个归因于歧视的非解释成分,但是也可以因为不可观察的生产率特征所导致的差异。如果西方概念可以应用于中国的情况,那么中国从中央控制的国家转向市场经济,会从两个相对方面对性别工资产生影响。一方面,市场自由化提高了经济效率和生产率,这要求对人力资本有一个合适的回报,必会加深性别工资差异;另一方面,日益增加的市场竞争会成为性别平等的一个催化剂,这会减少性别工资不平等发生的可能。

三、城市的性别工资不平等

(一)性别工资不平等的程度

直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才开始关注中国性别收入不平等问题。Azizur Rahman Khan(1996)指出,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从80年代后期,中国女性收入就是男性的80%,而在城市的私有企业仅为男性的50%。通过分析劳动统计年鉴的官方数字,Maurer-Fazio,Rawski&Zhang(1999)揭示了1988年与1994年之间无论在全国哪个城市工业,性别工资差别都在加大;未经调整的性别工资差距在34-54%。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并不大,Gustaffson&Li(2000)认为虽然城市性别工资差距从1988年的15.5%上升到1995年的17.55%,但是这一平均水平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并不算高,性别工资在年轻及有良好教育背景的雇员之间差距较小。MaurerFazio&Hughes(2002)发现,中国在1991年的性别工资差距只有14%。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的数据,Bishop,Luo&Wang(2005)研究发现性别工资差距在1988年与1994之间仅有很少的增长,从19%上升到了20%。性别工资差距在Shu&Bian(2003)的报告中只有10%,且不同意性别工资差距增长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这一差距在1988年与1995年之间是稳定的。Liuetal.(2000)认为在1988年与1994年之间,中国转型经济的市场竞争加剧,但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化所引起的工资差距上升抵消了由市场竞争所引起的差距的减少。

(二)性别工资差距产生的根源

研究性别工资差距的构成是为了找出各种不同的因素和改变模式。Bishopetal.(2005)发现在非解释因素和总的收入之间的差别率很高,尽管性别工资差距增加的幅度很小,但是性别工资歧视所占的比重在研究时期则从71%下降到了61%。Liuetal.(2000)认为工资差别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合适回报和部门的工资政策不同所引起的,歧视所导致的性别工资差距在1988年与1994年之间相对下降。Shu&Bian(2003)认为性别工资差别主要由女性一直存在的教育、就业与政治生涯和提升等不利形势所造成,只有在非常市场化的城市,不断增加的市场化才会减少性别工资歧视所占的比重。Gustafsson&Li(2000)认为工资歧视占总工资差距的比重,在1988年与1995年之间是增加的。

Millimet&Wang(2006)以随机控制概念为基础做了一个分布分析,发现在1988年与1994年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年收入和小时工资的性别工资差距。性别歧视在较低水平上解释了1/3的不平等,但是并没有解释较高水平分布上的不平等。性别歧视和女性就业在分布的较低区域则有较差的结果,但是在分布的较高区域则有较好的结果。性别工资不平等的上升在年轻女性中尤其严重。然而,作者的结论却是女性的过低报酬是歧视的一个来源,这并不能解释性别工资歧视的真正来源。Hughes&Maurer-Fazio(2002)支持了这一观点,并认为已婚妇女要比单身妇女的性别工资差距大,而且在性别工资歧视上占了很大比重。

四、农村工业性别工资不平等

(一)性别工资不平等的程度

Meng&Miller(1995)最先研究了中国农村工业性别工资不平等,在对1985年49个村镇企业的研究中发现女性比男性少挣了20%。Hare(1999)在对1989年广东省的249家家庭企业研究后发现农村企业中女性比男性少挣37.8%,存在着严重的性别工资差距。Rozelleetal.(2003)认为男性工资增长了2%,而女性工资却降低了9%,1988-1995年间性别工资差距从29%增加到了45.7%。Dongetal.(2004)对1999-2000年山东和江苏的三个县的私有农村企业的性别工资不平等做了调查,发现男性的年工资与小时工资要比女性分别高出32.9%和34.7%,这表明了私有化增加了性别工资不平等。

(二)性别工资不平等的来源

Dongetal(2004)揭示了大量的性别工资歧视,认为在私有化后期,性别工资歧视占了性别工资不平等的82.22%-93.65%,这一比例要比私有化前期高很多,而由生产率特征所引起的工资差距要小的多。Meng(1998b)认为在农村工业的总体水平上有16%是和性别工资歧视相关的,中国农村工业的性别工资歧视要比城市工业和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要严重得多,这是因为在中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妇女歧视文化比较根深蒂固。为了支持Meng的观点,Xuet al.(2006)声称农村的性别工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歧视所造成的,如对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约束和社会及家庭中的性别角色的不同。Meng(1998)发现市场与非市场群体的工资结构有很大的不同,认为日益增加的市场自由化减少了工资歧视在工资差别中的比例。然而Rozelleetal.(2003)并不同意Meng的观点,他认为在他的研究期增加的市场竞争并不能影响工资差距。

在Hare's(1999)的研究中,性别工资并没有因为个人性别的不同工资结构就有所不同。然而拥有的土地和住户人数及结构,可以通过影响个人保留工资的形成而对可以观察到的性别工资差别有所贡献。农村工业劳动力供给也对工资差别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当一个家庭所需要的农业劳动力投入低时,妇女就有可能出去工作。只有Meng(1998a)&Xuetal.(2006)等少数人关注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别和歧视。Meng认为在他的研究期农民工中有34%的显著性性别工资差别,而这主要是职业分离造成的,比如,在职业分配上的因男女特征不同产生的不同对待。性别工资差别和歧视分别占了总工资差别的27%和73%。然而,职业获得中的歧视是农民工中存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职业内部的性别工资歧视比农业工业中的工人要低。Xuetal.(2006)认为农民工之间的性别工资差距要比当地居民之间的性别工资差距小。

五、不同产权类型企业之间的性别工资不平等

很多文献认为企业产权对性别工资差别有一定的影响,如Maurer-Fazioetal.(1999)认为妇女挤聚在低报酬的企业里引起了大部分的性别工资差距。相对地,中国在1988年与1994年间,集体企业里的性别工资差距就比其他类型企业里的性别工资差距小。Hughes&Maurer-Fazio(2002)认为国有企业里的性别工资差距要比合资企业里的差距大,且企业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要比职业的影响大,特别是合资企业里的已婚妇女与其单身同事之间的工资差别要比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差别大。Liuetal.(2000)揭示了上海与济南不同产权企业的性别工资差距明显加大,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或私有企业,性别工资差距和歧视都有所增加。但是,Rozelleetal.(2003)认为工资歧视的水平与企业、产权或工作类型导向的市场化的程度没有系统的联系。Gustafsson&Li(2002)注意到收入大小与企业的地理位置和企业产权类型有很大的关系,然而他们没有明确指出性别收入差距也与这两者有关系,或是对性别工资差距和歧视有相关的影响。

六、地区间的性别工资差距

研究地区对性别工资不平等的文献较少,且结论也非常不同。Ng(2004)利用1988-1992年间24 372-30 894个人数据来研究城市家庭,并把中国分为三个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直到20世纪90年代,最不发达的西部区域存在最大的性别工资差距,而最发达的东部的男女收入比例最高(0.83-0.86),这说明了性别工资差距在减小。1991年以前,东部与中部的性别工资歧视并不明显,城市性别收入差距比农村性别收入差距低。Xie&Hannum(1996)通过分析1988年9 009个城市家庭的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发现性别对教育和工作经历的回报的影响在地区间没有区别。为了支持这一观点,Bishop,Luo&Wang(2005)从1988-1994年的地区变量数据上研究,发现没有性别工资差距的实际增长。

七、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性别工资不平等的主要来源。现有研究大都把性别工资差距和歧视分开。城市性别工资歧视占总性别工资差距的比例从0到71%,而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村工业为从16%到94%。现有研究认为教育、工作经历和婚姻状况和性别工资差异有关,当工人的教育水平提高或就业期增加时,性别工资差距会缩小。女性普遍要比男性受教育的年限少,并会因为生小孩而中断事业。和那些没有结婚的同事相比,已婚女性间断的参与就业是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产权的企业性别工资差距也不同,从个体经营户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合资企业、私有企业,其差距越来越小。除了Gustaffson&Li(2000),所有的研究都认为性别工资歧视占总差距的比重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后是减少的。因为在农村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文化,农村的性别工资歧视要比城市的性别工资歧视严重。

第二个问题是西方的研究在中国的环境中能否适应。正如在Blau&Kahn(1992,1995,1997)文献中所说的那样,西文通过对生产力特征的不同成因研究,而把工资差距和工资歧视区分开来。当分析中国性别工资不同和歧视时,所有的研究都证明西方概念同样可以应用于中国环境。第一,市场化使得以教育和工作经历为主体的人力资本可以得到合适的回报,市场导向的工资体系和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及中国经济改革,已经使得性别工资差距加大。第二,市场自由化和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的放松导致了性别工资歧视。然而,因为现有研究大都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问题,虽然对中国的性别工资差距有了更好的理解,但是并没有对理论有更进一步的贡献,惟有Hare(1999)把拥有的土地和家庭人数做为可以观察的性别工资差距的解释变量。

第三个问题是现有文献的局限性在哪里。首先,大部分研究期在1988-1999年,包括Gustafsson&Li(2000),Hare(1999),Hughes&Maurer-Fazio(2002),Meng(2003),Ng(2004),而这一时期刚好是在改革的前十年,Rozelle etal.(2003)认为性别工资歧视可能会在改革的前期产生,如5-10年之内,如果工资歧视的程度保持不变,那么在研究期就不会有改变的趋势。在前几十年,有很多的非市场企业,中国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此之后才得到了充足的发展。中国的工资范围和结构在2000年前后有很大的不同,例如1994年以前国有企业的工资要比集体企业的工资高(Maurer-Fazioetal.,1999),工人们也倾向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遭遇了财务困境而私有化之后才有所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居民到城市工作有很多限制,移民政策的改变对工作的获得和性别工资差距有很大的影响。Meng(1998)利用1995年的数据,只对有不同工作和生活经验的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距做了分析,发现农民工自1990年以后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近年来,中国通过解决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冲突和其他的社会问题,包括收入不平等和性别差距来建立和谐社会,对性别工资差距和歧视有很大的影响,这在现有的文献中并没有提及和陈述。尽管过去的研究应用了不同的研究期间,数据主要集中在1988年与1995年之间,这可能是他们得出不同结论的一个原因。

第二,虽然现有的研究数据覆盖了很广的地理空间,但只是中国宠大的劳动力的冰山一角(Maurer-Fazioetal.,1999)。中国经济宠大而多样,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工资有很大的不同,若仅选几个地区,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不一致甚至相矛盾的结论。如Xuetal.(2006)的研究对象就是一个农村经济发展很快的新城镇化的小镇,其农村居民收入要比城市居民的收入高,这种研究在中国就不具有代表性。Meng(1998a)认为非市场群体的性别工资歧视要比市场群体的严重,这和大家一致认为的计划经济的性别工资不平等没有市场经济的性别工资不平等相矛盾(Blau&Kahn 1995;Gunderson,1994),所以应用文献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第三,应该关注一下数据的应用。如Maurer-Fazioetal.(1999)指出一些研究仅从年签上找数据,并没有包含个体特征的一些信息,如研究教育时的个人经验和年龄分组。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工业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劳动力大军,但这一群体往往在研究城市问题时被排除在外。由于一些重要数据无法获得,使得研究工资差距和工资歧视哪个重要的关系时无法完成。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雇佣了很多劳动力,在中国工资体系有很重要的影响,但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在研究中也是经常被排除在外的。农民的收入差距问题研究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值得怀疑”(Warner,2002)。

八、结论

不断扩大的工资不平等,包括性别工资不平等,是中国普通大众对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来源。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后关于性别工资不平等的国外文献,主要是为了研究性别工资不平等的程度和来源。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从工资差距和性别歧视两方面导致了性别工资不平等,性别工资差距要比性别歧视占的比例大,但也比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小。农村地区的性别工资歧视因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而比城市的性别工资歧视更严重,然而现有研究的结论并不都是确定的和一致的,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文献都是对改革的前十年的性别工资不平等做的研究,并且是中国宠大人口的极小一部分,且这些研究都是应用可以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概念,对理论发展并没有太大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一个目标是为性别工资差距和歧视的进一步研究找出一种方法。根据市场竞争的最佳路径,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和谐社会的发展,性别工资差距和歧视将逐渐缩小。然而Rozelleetal.(2003)认为中国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在1988年到1995年间,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年并没有影响性别工资差距,经济改革和和谐社会的发展是否对中国性别工资不平等有影响还不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效果,应该收集更多的有代表性的数据来研究性别工资差距和工资差距和歧视的比例关系的变化。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可以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收集和分析更广泛的近几年的数据,以对性别工资差距有一个最新的全面了解;另一个是通过案例研究和精确调查做更深入的研究,而这一领域可以有很多方法。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如大学毕业生)可以找出导致性别歧视的不同因素,一些特定群体所遭遇的歧视比较大,而且在一特定时段还可以追踪这一特定群体,以研究更复杂的需要加以时间因素的问题,比如工作变换、职位提升或薪酬的增加。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要形成一个完美的市场竞争格局则需要很长时间。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加剧性别工资不平等。中国正在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减少性别工资歧视,建议改变女性早退休的现状,减少农村地区对妇女的偏见,增加她们的教育机会。户籍制度将会改善农民工的不利的居住环境,尤其是女姓,也可以减少产业和职业分离。实证研究认为这些政策对性别工资差距和性别工资歧视的影响将对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用劳动法反抗歧视也很重要。在改革前的中国,妇女有平等的就业机会,解决歧视问题也就不成为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后不断加大的劳动力市场歧视催生了1994年劳动法的出台,这是第一部解决歧视的劳动法,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在1995年也很快出台了,然而这些法律似乎并没有对妇女的就业状况有太大的改善。尽管中国政府并没有对工资的性别数据进行统计,但是仍然可以看到近些年来城市的女性就业比例的下降。女性就业从1994年的38%下降到了2001年的36.4%(从中国劳动力统计年签计算获得),很多证据表明女性仍然在劳动力市场遭受歧视。如一些雇主就在招工广告中明确表明只招男性或男性优先。近些年来,已有几起很著名的雇员赢得在身高、出生地和乙肝方面的歧视的官司,这对歧视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缺少应对性别歧视的法律和长期占据的轻视妇女的思想也是比较重要的因素。没有强有力的应对性别歧视的法律支撑,性别工资差距就不可能缩小。社会的关注也非常重要,这在供应过度的中国劳动力市场要解决这些问题都不是容易的事。

摘要：通过回顾改革开放后性别工资不平等的研究文献,发现由于人力资本的回报特征,市场化使得性别工资差别加大,而且城市性别工资差别要比农村性别工资差别小,由性别工资歧视引起的工资不平等也小于工资差异,市场竞争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减小性别工资不平等。目前,现有的文献只是对少数地区、少数人的性别工资不平等进行了研究,迫切需要大范围的实证研究以探寻经济改革对性别工资不平等的影响。

“佳话”背后的不平等 篇11

齐白石老人的节俭是出了名的,而且已经节俭到了成为一种怪僻的地步。凡是和老人有过交往的,都对此留下深刻印象。老人在画界久负大师盛名,勤奋且高寿,如此一节俭,当然就有了可观的积蓄。于是,老人在家乡湖南湘潭县购田置地,也出租。在那个年代,顺理成章,是最传统的投资。

一生无事。到了九十高龄,老人出问题了。一九五O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一年四月,湘潭县分三批进行土地改革。留在家乡的齐白石的后代,因此被指控为大地主,眼看着“地主成分”要划到老人头上。今天的年轻人读到“地主”一词,大概感觉就是某块土地的主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在那个时候,却是性命攸关的事情。有了这个头衔,说可能性命不保都不算夸张。否则一个九十老人何以如此焦虑万分。万般无奈,齐白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讲到自己的田产,均是以卖画所得购置。毛泽东将此信作了批示,转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王又将信转给当时的湘潭县长兼县委书记杨第甫。在一级级官员的关照下,虽然老人一生积蓄的田地被尽数没收。可是,免去了至关紧要的“划为地主成份”这一条。

杨第甫是个官员,也是文人。他事后拜访了白石老人。老人此时已九六高龄。回想起来,仍然感激涕零。展纸研墨,画一幅荷花相赠。罕见的是,落款一连书三个“ 白石”,据说老人是表达“在此三叩首致谢了”的意思。杨第甫非常珍视这件墨宝,把它传给了儿子,那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杨小凯英年早逝,这幅承载了一段历史的大师之作,由小凯一家珍藏,想来会一代代传下去。

“法律面前不人人平等”

读完这个故事,回想起来,觉得我不断在读到这样类似的政界和文化界名人的“佳话”。“佳话”在营造温馨的气氛,也在无形中塑造我的思维习惯。可是,假如我从另一个角度去读,一些疑问不由自主会冒出来。退一万步,就算不去质疑出租土地是否是刑事罪行,不去质疑定罪的标准,不去质疑土改在源头上其行政命令和立法执法的混淆,即使在同样的定罪标准下,我都会对程序提出疑问。换一个视角,我会很奇怪,假如白石老人,因购置土地的钱是卖画所得,就可以“免入罪”,那么,其他地主,他们购置土地的钱,都是杀人越货、抢银行得来的吗?有没有对其他地主的财产来源,都作一番甄别?他们是否能够因为购置土地的收入是合法的,就也同样“免罪”?

此类“佳话”故事,总是在正面叙述,也在无形中营造“法律面前不人人平等”的概念。久而久之,我在温馨故事面前,习惯了自己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待遇。我认同了这样的观念:只要自己和文化名人之间身份不同,在法律面前就也要“矮一截”。我也习惯了这样的制度设置,就是高级行政官员的一个批示、一封信、甚至一句话,就能够改变程序。判断不是司法程序凭借法律在做,而是官员随心所欲在做。遇到问题,我对司法会没有信心。我们会条件反射一样,要找个通道,托上名人,向未可知的上层递上话去。

只要这样的故事,还在被当作“佳话”流传,我们默默无闻的百姓们,就还很难指望司法公平。

文化资本初探之不平等的童年 篇12

一、文化资本的概念

1、概念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首先提出“场域” (field) 概念, 进而引用经济学中“资本” (capital) 的概念来对场域活动进行分析。他把资本分成三种类型:经济资本 (economic capital)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和文化资本 (cultural capital) , 并集中分析了各种资本相互间的关系。特纳将文化资本定义为“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与生活方式”。即社会各阶级和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气质以及文化背景的总和, 是一种有别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基于对文化资源的占有的资本。

2、形式

文化资本有三种基本形式:“ (1) 具体的状态, 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 (2) 客观的状态, 以文化商品 (图片、书籍、词典、工具等等) 的形式, 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 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 (3) 体制的状态, 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 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 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资产, 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故文化资本被相应的分为个体化的文化资本、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和体制化的文化资本三个种类。

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1、“不平等的童年”

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研究童年环境如何再生产, 以及所导致的未来的差异, 试图从文化资本再生产的角度来建构一个“不平等”的循环过程, 她将文化资本定义为“个体承继下来的各种技能, 这些技能可以再他们行走于各种公共机构之时被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价值”。研究对象分为三个层级: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家庭、贫困家庭, 采用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 对12个有9—10岁孩子的家庭 (6个白人家庭, 5个黑人家庭, 一个混血家庭) 进行了调研, 通过观察日常生活中孩子与父母之间的相互作用, 聚焦于孩子们如何让度过闲余时光, 家长们使用语言及惩戒孩子的方式, 家庭社交网路的性质以及敢于公共机构的策略等来研究不平等的产生机制。

在家庭教育机制方面, 中产阶级家庭的家长通常采用协作培养 (concerted cultivation) 方法, 家长遵从专业人士提出的标准并参与到孩子的培养之中, 重点培养孩子的认知技能和社交技巧, 与孩子认真的谈话和讨论问题, 使他们了解到自己的权力, 认识到自己有权积极主动地管控自己在各种公共机构场景中参与的互动, 产生一种中产阶级特有的优越感;而工人阶级和贫困阶级家庭选择成就自然成长 (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 , 中产阶级的孩子学会了如何向专业人士提出要求, 当他们成功地讲各种规则为自己所用时, 就增加了自己未来的文化资本, 而工人阶级和贫困阶级孩子面对公共机构时, 却无法令其为自己服务, 也便无法为成人后的生活获得资本。如安妮特.拉鲁所言:“有一些家庭的文化惯行, 尤其是那些与协作培养相关的儿童教养惯行, 给孩子带来了其他文化惯行所不能带来的优势。”公共机构系统是有选择性的, 这种选择性更多还是建立在某些文化模式之上, 而对另一些文化模式则少予采用。

2、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诠释

文化之所以能被称为资本, 是因为它是文化资源与价值的积累, 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实现自身的增值和再生产, 并且可以直接或间接的转化为财富 (即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其实是一种社会化的结果, 通过社会化, 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 继承他们父辈的文化资本, 从而使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异代际传递。

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两个主要阶段是家庭早期教育和学校教育, 而对于学校的选择还是较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层次上来说, 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较大程度上通过父母来传输,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手中所拥有的资源、人际关系等都构成了孩子的文化资本。不同的文化资本, 使孩子们虽同处一个时空, 但却分布在不同等级的维度上, 造成“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和“农民工子女”等不同群体的出现。

从表面上看, 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只是一种教育和生活模式、观念的再生产, 而实际上随着惯习以及社会地位的承继, 也就是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 是一种社会机构性的再生产, 即社会结构的自我复制。于是这个社会不仅会有“富二代”, 还会出现“富三代”、“富四代”。

三、有关现代社会个体发展的自致因素

郭丛斌和闵维方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 认为: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位居前列的优势社会阶层, 其子女接受的教育层次主要为高等教育;而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均处劣势的社会阶层的子女接受的主要是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并且在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方面, 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要明显大于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 而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中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略大于家庭经济资本。

当今社会, 传统的身份、地位都已高度碎片化, 很多传统社会依靠世袭的资源在当下已经渐渐消减, “自致”因素, 即个人的努力奋斗、成就动机等自我改善机制在个体发展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精英循环理论也表明非执政阶层的优秀者会因为能力突出或自身的努力上升为执政精英, 而执政阶层的平庸之辈会被淘汰出精英阶层。

但在现实生活中, 仅仅着眼于自治是不完善的, 脱离起点的不平等来谈过程与结果的不平等更是毫无意义的。

四、结论及启示

文化资本也是一种权力, 父母教育和影响在孩子的初期发展中至关重要, 甚至影响孩子的一生。在现代社会, 父辈的文化资本就是传统社会的经济和权力的隐性世袭模式。

要重视起点的公平, 才能缩小过程与结果的不公平。社会应该关注弱势群体的学校教育, 保证各阶层孩子的入学升学率升学质量, 从宏观上弥补社会中下层群体家庭教育不足、文化资本再生产处于劣势这一现象。

参考文献

[1]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192.

[2]郭丛斌, 闵维方.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 2006 (11) .

[3]包亚明, 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192-193.

[4]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M].张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