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配置论文

公平配置论文（通用10篇）

公平配置论文 篇1

摘要：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和高效是世界范围内普遍面临的难题, 在我国更表现出复杂性和紧迫性。我国卫生资源配置表现为公平和效率的双缺失, 这也正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应着力解决的问题。卫生政策法规对于卫生资源配置具有基础性作用, 可对卫生资源配置进行确认、分配和协调。面对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和低效率, 应调整卫生政策法规以使得资源配置更加公平、高效。

关键词：卫生资源配置,政策法规,公平,效率

卫生资源指提供各种卫生服务所使用的投入要素的总和。广义的卫生资源包括人类开展卫生保健活动而使用的各种社会资源, 包括卫生人力资源、卫生物力资源、卫生财力资源等。新中国建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卫生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覆盖城乡的卫生网络已经初步形成, 人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但必须看到, 一方面, 经济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使人民群众对卫生事业不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变化及医学模式转变, 给卫生事业带来一系列新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 区域和城乡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卫生管理体制和卫生服务水平相对落后, 卫生领域长期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形成卫生管理机构主要按部门、地方的行政隶属关系设置, 造成区域卫生资源条块分割、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合理、使用不合理, 卫生资源配置短缺与浪费并存等问题广泛存在。因而, 如何能够公平、合理地配置卫生资源, 是当下应当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

1 卫生政策法规对于卫生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无论何种卫生资源配置方式, 政府的、市场的、第三部门的抑或是混合机制, 都与卫生政策法规密切相关。卫生资源配置的本质是对卫生资源占用和使用的统筹安排, 这种安排是通过卫生政策法规发挥调节作用来实现的。卫生资源配置本质上是一种权利交易活动, 即配置主体间的权利交易活动。而卫生政策法规则确立了权利交易规则, 规则的存在为卫生资源配置活动提供了依据。卫生政策法规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一方面体现了卫生资源配置的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卫生政策法规对公平高效配置卫生资源的保障作用。卫生政策法规通过如下作用方式人民对卫生资源配置的要求。

1.1 卫生政策法规具有确认功能

卫生政策法规通过确定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确定卫生资源配置主体间的利益分配。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下, 雇员与雇主都是资源配置的主体, 双方均负有参加医疗保险的义务, 并缴纳医疗保险费用。雇员依法缴费后, 可以获得医疗保险待遇, 并且部分医疗保险费用在社会层面形成统筹, 用以补充雇员医疗费用支出。社会保险的强制性制度安排, 使得全体雇员间均根据收入承担缴费义务, 并使得参保雇员间可以间接地实现互助共济。因此, 卫生筹资制度的本质就是权利、义务的安排, 这种安排通过对缴费义务以及获得医疗费用报销权利的配置进而实现了卫生资源的配置。

1.2 卫生政策法规具有分配功能

卫生政策法规通过对卫生资源的分配来达到满足不同社会主体的价值追求。我国当前中央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分配呈现了非均衡化的现象, 地方负有卫生领域的投入责任。因此, 地方间经济发展差异直接影响到各地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能力。通过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地方卫生状况的差异则是较为有效的政策, 且可以实现各地区间卫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因此, 转移支付制度即通过直接分配财政资源, 以实现区域间卫生状况的公平。

1.3 卫生政策法规具有协调功能

卫生政策法规通过对不同主体加以协调而化解矛盾并实现内部和谐统一。卫生资源的配置并非单个个体的活动, 而是全社会参与的。卫生资源配置的个体理性可能演变为集体非理性。医疗服务行业中, 病患处于绝对的信息劣势, 加之医疗服务是一种经验性商品, 事先很难辨别优劣, 因此, 选择医疗设备此类“代理变量”承担了向病患传递医疗质量优劣信息的功能。因此, 医疗机构间竞相购买医疗设备最终导致医疗军备竞赛[1]。医疗军备竞赛会增加医疗服务成本, 从而推动医疗成本的上升。为避免军备竞赛这类现象, 卫生政策法规需要发挥协调作用, 对医疗机构采购设备进行协调, 避免卫生总费用增长过快。

2 我国医疗资源配置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事关13亿国人的健康与福祉, 高效且公平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 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的基本原则, 也是医疗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曾于2000年发布世界卫生报告, 对我国卫生系统总体绩效评估为全球191个国家中居144位, 而卫生系统筹资公平性的指数评估排名则为第188位。2011年, 世界卫生组织完成了《帮助中国建立公平可持续的卫生体系》独立评估报告, 报告认为我国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和健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就, 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有所提高。我国近年来的医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和低效率依然存在, 如何公平、高效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是我国医改中的艰巨任务。

2.1 医疗资源配置中的公平缺失

公平和一定程度的平等是世界上主要的道德传统所信奉的价值观体系。公平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 随着社会的发展, 公平问题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并且赋予了“公平”更加丰富的内涵。由于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社会思潮和哲学基础的影响, 有关公平的内涵莫衷一是。就卫生领域中的公平性, 世界卫生组织和瑞典国际发展组织认为, 卫生领域中的公平性意味着生存机会的分配应以需要为导向, 而不是取决于社会特权或收入差异。我国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2.1.1 卫生筹资的不公平

我国卫生服务筹资制度中, 水平不公平和垂直不公平同时存在。就卫生筹资结构性不公平而言, 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例, 依据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法》及相关政策法规, 我国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农民分别适用不同的医疗保险制度。城镇职工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筹资来源包括职工及用人单位, 个人负担部分一定程度上考虑了个人支付能力。而对于城镇居民和农民而言, 不考虑个人支付能力, 参保人员缴费标准为定额。就城镇职工而言, 公务员群体和非公务员群体分别适用的卫生筹资制度也存在差异。我国对国家公务员实施医疗补助, 即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公务员个人自付超额部分等, 由同级财政予以补助。显然, 我国当前卫生筹资制度存在结构性不公平的问题, 针对身份不同的各类群体, 分别适用不同的筹资制度。其中, 公务员医疗保障制度最为完善、个体负担最小, 城镇职工次之, 而城镇非从业居民再次, 农民保障程度则为最差。在卫生筹资垂直公平的问题上, 我国也存在结构性不公平。依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职工缴费一般为本人工资收入的2%。但在实际执行中, 个人支付能力和缴费并未实现垂直公平。以北京和上海为例, 依据基本医疗保险规定, 如职工上一年平均工资低于该市上一年月平均工资的60%的, 以60%为缴费工资基数, 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如职工工资高于相应平均工资300%以上的, 高于300%的部分不作为缴费工资基数。在这样的筹资制度下, 可能出现反向补贴的现象, 即低收入群体补贴高收入群体。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而言, 根据周忠良的研究, 新农合尽管提高了农村居民住院服务利用的公平性, 但同时也扩大了低收入居民和高收入居民门诊服务利用的差距[2]。因此, 垂直不公平也是卫生筹资制度不公平的重要表现之一。

2.1.2 卫生资源分布公平性

卫生资源分配公平性主要指按需要分配卫生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卫生服务资源分布的公平性会直接影响到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3]。总的看来, 我国卫生资源分布呈现如下问题, 卫生资源在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分布不公平, 省级行政单位之间的配置不公平和城乡之间的配置不公平。根据乙军等人的研究, 卫生机构总资产达千亿元以上的地区主要为东部沿海地区, 而海南、青海等地卫生机构总资产不足百亿元;如以每千人口的卫生资产配置衡量, 北京、上海、天津和甘肃等已达到200万元以上, 河南、安徽等次之, 贵州最少[4]。从全国范围看, 地区间卫生领域差异较大。此外, 卫生资源人口和地理分布的不公平性也存在于省内。郭振友和石武祥等人的研究表明, 2009年广西全区各种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密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时广西城区与县级卫生资源的配置水平差距也十分明显;研究表明, 无论是人口分布还是地理分布, 全区、城区还是县级, 广西的卫生人力资源分布的公平性较差[5]。发达地区也存在着卫生资源分布不公平的问题, 南京市2006年医疗资源分布明显向城区和高层次医院集中[6];上海市神经外科、胸外科、心脏大血管外科3个专科的医疗资源分布在认可配置上较公平, 但在地域面积分布上高度不公平, 医疗资源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7]。

2.1.3 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

卫生服务提供的公平也有水平和垂直之分。就卫生服务提供的水平公平而言, 包括下述标准: (1) 相同的卫生费用支出能否满足相同的卫生服务需要; (2) 相同的卫生服务需要能否获得相同的卫生服务利用; (3) 相同的卫生服务需要是否有相同的卫生服务可及性; (4) 不同人群应有相同的健康状况[8]。卫生服务利用的垂直公平则意味着不同卫生服务需要的人群, 应该获得不同的卫生服务利用, 或者对于不同健康状况的个体需要提供不同的卫生服务。具体标准包括: (1) 对相同的卫生服务需要应该根据个体具体情况提供不同的治疗; (2) 对于不同的卫生服务需要应该根据个体具体卫生服务需要状况提供不同的治疗[3]。但研究表明, 我国卫生服务利用存在不公平现象。如吴晓明的研究表明, 威海市农民居民低收入人群应就诊而未就诊比例高于高收入人群, 这反映了在不同收入的群体间, 同等的卫生服务需要没有被同等满足[9]。于浩等以广西、贵州、陕西的3个贫困县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研究表明, 收入差异对门诊服务利用差别影响较小, 对住院服务的利用差异较大[10]。而在贵州开阳县冯三镇, 高收入和低收入农民在利用住院方面受益相差不多, 但在利用门诊服务方面则存在显著的不公平[11]。赵郁馨等人的研究显示, 在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方面, 甘肃省居民门诊和住院服务均向富人倾斜, 住院服务的不公平程度大于门诊[12]。

2.2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中的效率缺失

2.2.1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倒三角

我国医疗资源配置呈“倒三角”模式, 反映了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与社会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不相适应, 不但加剧了医疗服务可及性的不公平, 还导致了医疗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巨大差异是历史形成的, 同时由于分税制财政体制下财权向上集中, 而事权向下分配, 导致了县乡财政的困境, 直接制约了县乡财政对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

我国城乡人口比例中, 城市人口占少数, 但有关学者研究表明, 我国卫生资源约80%集中在城市, 其中2/3集中在大医院, 一些高精尖医疗设备的数量已经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和资源则严重不足[13]。国家卫生经费的减少使得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水平和硬件设施逐步下降, 导致农民涌向大城市的大医院, 而患者减少更加恶化了乡镇医院的财政状况。

2.2.2 恶意诱导、过度服务导致微观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以药养医”的政策, 以弥补对医疗机构财政补助的缺口。“以药养医”允许医疗机构利用药品加成收入弥补医疗服务收入和财政补贴的补足。赵郁馨等人研究表明, 我国医疗费用在卫生总费用中占比约76%, 其中药品费用占医疗费用的70%。而我国85%以上的药品通过医院销售给患者[14]。巨大的利润驱使和政府对医院资金投入不足的压力使得医疗机构过度利用这一政策, 形成了过度依赖药品收入的局面, 造成医疗机构和医生行为的扭曲, 助长了医疗费用的急剧攀升。同时, 在药品市场上出现了“药品降价, 一降就没”的现象。低价药品加成收入低, 而进口药、合资药等高价药品同比例加成下收入自然就高, 因此, 医疗机构愿意销售高价药品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而反映到患者层面上, 则是医疗费用的剧增, 但医疗效果可能并未见相应提高。因此, 微观层面的低效率难以避免。为扭转“以药养医”带来的难题, 我国实行了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制度, 但制度执行中, 药品收入高的医院财政补助就多, 因此收支两条线并未能真正扭转局面。微观层面上的低效率仍然存在。

3 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的政策选择——以公平和效率为目标

坚持公平与效率统一, 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所明确提出的要求。卫生政策法规作为反映卫生活动中的社会关系, 并规范和调整这种社会关系的调解器, 必然要将公平和效率纳入其基本的价值规范中。这应是卫生政策法规自身的价值所在, 也应是社会对卫生政策法规的要求。

3.1 卫生资源配置政策法规与公平

3.1.1 卫生政策法规的公平价值

有关公平, 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 公平意味着社会公正或社会公平, 是一个伦理上的概念。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因为它关系到人作为个体在社会中能否得到有效的生命关怀以及这种关怀的概率有多高的问题。人的健康是人赖以从事其他活动的基础, 与此密切相关的卫生资源分配是否公平则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在经济、社会诸方面收益的公平性[15]。Mays等学者认为, 公平意味着资源的分配应以卫生服务需要 (即need of health care) 为依据, 而不能考虑特权因素[16]。世界卫生组织和瑞典国际发展组织在1996年的一份《健康与卫生服务公平性》的倡议书中也明确指出, 卫生领域中的公平性意味着生存机会的分配应以需要为导向, 而不是取决于社会特权或者收入差异。依据卫生经济学传统理论, 卫生服务需要是指依据现有的医学知识, 医学专家们认为一个人为了尽可能保持健康或从不健康状况变为健康状态所应获得的卫生服务量。而卫生服务需求 (demand of health care) 则需同时考虑一个人的主观意愿和支付能力。因此, 如果卫生资源的分配以需求为基础, 则不仅不公平, 而且可能会剥夺穷人必需的健康保护, 从而最终损害国家的总体健康状况[17]。

3.1.2 改进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的政策选择

3.1.2. 1 完善卫生筹资政策。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卫生筹资领域中, 城镇与农村采取了不同的卫生政策。对于卫生筹资政策的改进, 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进行。从短期看, 寻求城乡筹资制度的一体化与融合是不切实际的, 只能采取渐进的改革模式。从长期看, 应该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全体国民的卫生筹资制度, 实现卫生筹资的公平。笔者建议, 我国在未来卫生筹资政策的选择上, 应借鉴德国的经验, 采取强制性全民参保, 以避免自愿参保而导致的“逆向选择”。当前在城镇居民和新农合制度下均采取自愿原则, 医疗保险的自愿性筹资安排严重违反了“大数法则”, 非但不能发挥分散医疗风险的分摊功能, 反而导致“穷人补贴富人”的逆向转移支付现象。国际范围看, 英国国家卫生服务、新加坡健康医疗保险和德国社会医疗保险均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18]。另外, 政府应承担部分筹资责任, 即对低收入群体和贫困群体的缴费义务应由政府承担, 以降低此类人群的经济负担, 体现筹资制度的公平性。

3.1.2. 2 完善卫生支出转移支付制度。

自1994年开始, 我国推行了分税制改革, 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分开。在分税制下, 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但省级以下的财政体制却没有明确规定, 由此导致了制度的缺口。在利益驱动下, 省级以下各级政府的收入划分由省级政府自行决定, 导致省级的财力集中程度不断增大。在财权集中的同时, 政府的事权却在下降, 其中以卫生投入最为典型。一旦卫生资源配置的职责由基层政府承担, 则地方政府的财力必然对当期卫生资源的总量和分配造成影响。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农村与城市之间、东中西部间的卫生资源分布差异。据统计, 中央政府对农村卫生预算的投入, 仅占总支出的2%, 其余均为地方政府支出, 其中县乡镇共支出了预算的50%还多。因此, 农村的卫生资源投入因此受到县级财政收入数量及稳定性的直接影响。

从世界范围看, 公共卫生支出的责任主要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承担, 而我国公共卫生事业费则主要来自于地方财政, 地方财力则决定了地方财政支持公共卫生事业的能力, 进而导致各地区公共卫生财政支出差距较大。而在中央进行转移支付或提供专项补助时通常依据“基数法”、“来源地原则”分配资金, 因此, 当前转移支付制度并未改善地区差异, 反而导致公共卫生财政资源向富裕地区集中的现象[19]。转移支付制度应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为目标, 以公平为原则, 保障每个地区、每个阶层的人都能公平地享受到健康的权利[20]。

3.1.3 调整提高政府支出结构和规模, 改善卫生资源配置

在各地区及不同人群间存在收入差距和消费能力的情况下, 如依靠市场自发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 必然导致资源向发达和高端市场集中。这虽然有利于技术水平和能力的提高, 但必然导致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下降, 无法保证公众在需要时能得到及时、便捷的医疗服务。在市场无法公平配置资源的情况下, 必须强化政府的责任和作用, 对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各个环节进行统筹规划[21]。

3.2 卫生资源配置政策法规与效率

3.2.1 卫生政策法规的效率价值

“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概念, 其重要性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效率”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 不同研究领域的“效率”涵义差异较大。一般认为, 效率是投入与产出、成本和收益的比例关系。对于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 使得有限的卫生资源产出最佳的卫生服务, 是卫生政策法规追求的目标。对于效率的研究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进行研究, 微观角度的效率即为技术效率, 指在固定的卫生资源投入水平上获得最大的卫生服务产出。而宏观角度的效率即为配置效率, 指卫生资源配置达到最大利益程序, 也就是帕累托最优。

3.2.2 改进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的政策选择

3.2.2. 1 建立首诊制, 扭转卫生资源配置的“倒金字塔”。

他国经验表明, 卫生资源配置及利用从初级医疗服务到专门医疗服务呈“金字塔”是共同特征, 发挥就医“守门人”功能的首诊制是关键[22]。在“金字塔”型的卫生资源配置体系中, 基层即塔基部分, 应着力解决大多数人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塔尖部分则应着力解决专科医疗服务。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英国、德国和新加坡均强制要求病人需接受社区医生的首诊, 而美国则通过非强制的经济引导机制, 激励居民接受家庭医生首诊。

我国目前“倒金字塔”的结果是多因素造成的, 一方面政府配置卫生资源的职能让位于市场, 另一方面, 医保制度对医疗行为约束力较弱。如果不加以改革, 居民“看病贵、看病难”的困境将无法扭转。为扭转这一局面, 首诊制是可行的选择。通过首诊制, 有利于引导医疗机构回归本位, 合理高效配置卫生资源, 同时有利于引导一般诊疗下沉到基层, 实现“小病在社区, 大病在医院”的格局。为推进首诊制, 加强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是重要方面, 政府应在人、财、物资源等方面配备相应资源。

3.2.2. 2 彻底改革“以药养医”以切断处方行为和经济利益纽带, 提高微观配置效率。

“以药养医”是在医疗服务价格较低情况下的制度安排, 通过药费收入补偿医疗服务成本。但在“以药养医”下, 医生处方行为和经济利益直接相关, “大处方”等现象无法根治。药费居高不下, 导致卫生资源配置的微观效率低下。因此, 必须彻底改变“以药养医”, 实现“以医养医”, 降低药费比重。首先, 应完善对非营利医疗机构尤其是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 降低补偿机制对药品收入的依赖性;其次, 考虑将药品销售与医疗服务相分离, 彻底切断医院与药品销售环节的利益链条;最后, 整顿药品流通市场, 减少药品流通环节, 降低药费价格。

3.2.2. 3 建立卫生支出绩效评估制度, 提高配置效率。

进行卫生支出绩效评估, 建议以产出和成果为目标导向的卫生投入机制。医疗卫生事业财政投入效益评价指标应反映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资金运营过程的监督和执行结果、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状况以及医疗卫生保健的数量和质量等内容[23]。为确保绩效评估的效果, 应将资金的分配与效果的考核结合起来, 将效率明确为预算分配的目标。

公平配置论文 篇2

张放平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十七大代表、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张放平说：“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合理地配置有限的教育资源。”

张放平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虽然在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与此同时，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办学水平差距较大。“每次看到贫困地区破烂的教舍、陈旧的课桌时，我都会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张放平说，湖南近年来将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作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提出到２０１０年，初步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到２０１５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差距进一步缩小，困难群众受教育状况根本好转。为了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湖南省始终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倾斜，不仅以对口援建等形式改善农村学校硬件设施，还采取了城乡学校“结对子”、变学生“走读”为教师“走教”等办法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学水平。与此同时，一项名为 “农村小学教师定向培养专项计划”也正在实施之中，按照这一计划，湖南省将在“十一五”期间免费为农村乡镇以下小学定向培养１万名五年制大专层次小学教师。

公平有效配置教育资源须有法可依 篇3

公平有效地配置教育资源，有利于教育、有利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30年，到了2000年以后才有一些本来就应该明确的教育观念被认同，比如说以人为本，比如说把教育看成人们的第一需求、是一种重要的民生问题。在这些认识被确认以后，我们对教育公平和有效的探讨，才有了一个基本的平台。

教育资源的配置需同时关注公平和有效

对于教育公平和有效，在很多的学术探索当中，一开始是把它们对立起来的，就是说追求公平就很难在效率方面有所作为。其实这种认识是非常狭隘的，因为真正的公平是和最大的发展效益相关联的。公平有效观念的兼顾和认同，是在2000年以后的一些教育探讨中才真正确立起来的，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实践、教育实验的发展。

1998年笔者到西部六个省去考察教育，发现在1949年以后的40年间，西部一些地方的学校还是土坯房，还有的学校没有一个正规教师。那时笔者就想，教育资源的配置为什么差到这种程度。而在城市里，很多学校隔两年就要换一代计算机，换教育设备。当时在大城市有一所学校建设费是三亿人民币，后来又有五亿、六亿的。除了数亿的人民币一次性投入以外，这些学校每年光维修费、保养费就得上千万。他们所花费的仅维修费一项就能支撑很多农村地区的普通小学和中学的日常开销，其投入的理由何在，值得探讨与追问。

到了2006年，我们开始为西部的所有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而且这几年来又逐渐向中部和东部推进。这样一个成果，是经过全社会大力推进所实现的一个最重要公平目标。

但是在很多方面，我们的教育资源配置，在公平和有效这两方面都还存在问题，尽管在“十七大”当中提到了教育是民生的问题，注重区域创新，提倡教育均衡发展，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有些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甚至有效率更低、公平缺失的严重现象和问题。

无法可依的现状亟待改善

我们现在很多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法可依。比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出现的大量择校问题，幼儿园升小学择校、小学升初中择校，里面有许多不规范，甚至是权力寻租的问题。普通学校和所谓的重点校、示范校的距离不断加大，有些地方在新建的学校当中，为特权大开方便之门。包括一些地方为政府机关人员建设的学校，从全地区调集最优秀的教师。某地方建了一所小学，发现在这个区域内有打工人员居住区，所以就放弃再建一所小学，躲开打工子弟的地方。我们的教育资源能够这样没有顾忌地只为权势阶层、为优势群体服务吗?相关的教育督导和舆论监督为什么不发挥作用。

教育部一再强调不能乱收费，但是什么叫乱收费?什么叫合理收费?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改革开放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居然没有一部“学校法”，也就是说要办一所学校需要什么样的经费，由谁来拨给经费，能不能收费，收什么样的费用，都没有明确的权威法律限定。

日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法制方面的建设也非常到位。在东京城市里的学校和在北海道山区里的学校，在同一时期可以说是用同样图纸规划的，如果北海道的学校只有三个学生，但是要开足课程，也要配五个老师，这从制度上就提供了保障和积极、公平的价值导向。

我们现在一方面在讲基础教育阶段均衡化问题，同时在实践中却扩大这种不公平。比如，北师大的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曾提出学校评“三好生”不应和高考挂钩的问题，曾经引起教育界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一直到今年，据笔者了解，很多地区的高考还跟“三好生”挂钩，而不少地方的高中“三好生”多是“权二代”、“富二代”，社会影响很坏，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受到严重的挑战。

政策瓶颈需要突破

在现实中，人们理解的“资源”常被局限在经费的资源、校舍的资源、教师的资源等方面，但在中国还有一种资源特别紧俏，也是最容易出问胚的资源，就是我们的政策资源。例如，我们的政策规定了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只有5％能够升入高等院校，包括高等职业学校。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讲，升学和继续学习方面的前景与资源就被这种不知出于何种缘由的限制政策极大地局限了。而这种政策的出台是否经过了合理的论证，是否对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做了全面的思考呢?

笔者最近了解到，汶川地震以后，很多学校、很多地区都在做校舍防震加固工作，但是钱从哪出?没有明确的规定，压力就压在各个学校的校长身上。作为一个公立中小学的校长，虽然没有相关的政策法律规定这个压力要压在他们头上，但是也没有规定由哪一级政府要为此事埋单。

在校舍的建设方面应该是有正常出口的。但在我们的现实中，反而无理由地将这些压力压到校长身上，逼着校长在社会上求爷爷告奶奶，逼着继续出现乱收费的现象，这样的政策法规问题，应该引起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与深切反思。

除此之外，在教育发展的很多方面基础工作都不完备，一些最根本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依然缺失，包括教育投入、教育监督、教育经费预决算等方面的原则规定等，都还缺少权威的和有力的保障。

执法和监督不能缺位

从另一个方面讲，即便有了一些相应的法规政策，但在执法和监督方面的严重缺位也使得法律的权威受到挑战与质疑，使教育的正常发展没有保障。比如，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会经常听到某某慈善机构或人物在某地捐赠了一所希望小学，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体现了社会对教育的关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如果这个地方缺一所小学，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机构没有尽早去建?我们的监督机构为什么没有督促政府建这所小学?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到了今天还要让民间来捐助一所本来应该布局到位的“希望小学”，这是很令人费解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地方确实需要力一所小学，首先政府要在规划和预算中做相关的安排。政府如果缺少这样的作为，教育的督导就应该履行其督政的职责，依据相关法律推进监督政府的工作。但从现实看，这些方面的工作不仅疲软，也缺少制度的保障。

再比如说，谈到资源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经费资源，而对于有限的教育资源是主要分配给高等教育，还是分配给职业教育、中小学教育，抑或是幼儿教育、社会教育、残疾人教育，在这些方面的取合，首先要依据法律。

在相关的法律确定以后，就应该有一套法律监督体系来保障。比如，前面提到的中高职学生的补助问题，国家是有明确规定的，明确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利与责任，受益方包括公立学校和民办院校的所有学生。但在前一段我考察的部分中高职院校中，发现有一些学校中央政府的经费到位了，但地方政府的经费不到位。作为学校，作为学生个人，面对这样的情况，却没有一种正常的渠道去申诉或反映情况，以致助长了一些政府机构或部门的不作为行为。

资源使用方面的混乱需要发现和改善

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对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有了一定的意识。但在经费和资源的公平配置和有效使用方面，还存有问题，缺少科学、合理的评价与监督，以致一些乱象得不到遏制和改善。比如，这几年有些机构试图对各级各类教育的投入和产出、公平与有效做相关研究，但却面临着一个很大障碍，就是教育信息不公开，使得相关监督和研究无法进行。

而且，在教育投入的方式上，常规投入远不能满足学校办学的实际需要，比较吸引眼球的是非常规的项目投入。即便是获得的有限资源与经费，在学校的预决算方面也存在严重的模糊问题。比如很多的科研项目经费，人文学科少一点。而理工科的动辄数十万，乃至上千万，但最后是不是能拿出成果，是不是转化成产品，是不是能为社会服务，却没有人追究。在获得这些资源方面，我们的导向还要看名头、看长官意志，到最后没有约束机制和必要的追究。这不仅助长了行政化和学术腐败，也给教育资源的配置造成了很多混乱。

公平配置论文 篇4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09年《新疆统计年鉴》。

1.2 研究方法

用Excel建立数据库,采用Lorenz曲线和GINI系数评价分析方法。洛伦兹曲线由美国统计学家洛伦兹于1905年提出,最初用于衡量收入公平性大小, 20世纪70年代,洛伦兹曲线被引入卫生经济学评价中,用来评价卫生资源配置的人口及地理分布的公平性[2]。本文主要通过洛伦兹曲线与对角线的位置关系,对新疆县级医院人力资源人口及地理分布的公平性做出定性评价。GINI系数是建立在Lorenz曲线基础上的衡量分配不平均程度的定量指标。GINI系数在0到1之间。GINI系数越接近于0,表示资源分配越平均。当GINI系数越接近l时,表示资源分配越不平均。参照经济学中人群收入分配公平性的GINI系数标准:GINI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以上则属高度不公平的危险状态[3]。GINI系数方法有多种,本次研究使用的GINI系数计算公式如下:undefined

其中:n为被调查单位数,Xi为人口(或面积)的累计百分比,Yi表示资源累计百分比,i=1,2,3…n,按数量由小到大依次排列。

2 结果

2.1 服务面积公平性情况

按每平方千米拥有的卫生人力资源从小到大排序(见表1),以研究地区累计面积百分比为横坐标,以研究地区各项卫生资源累计百分比为纵坐标,绘制出新疆33所县级医院卫生人力资源按面积分布的Lorenz曲线,见图1。按服务面积分布,县级卫生人力资源公平性的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

2.2 服务人口公平性情况

按每万人口拥有的卫生人力资源从小到大排序(见表2),以研究地区累计人口百分比为横坐标,以研究地区各项卫生资源累计百分比为纵坐标,绘制出新疆33所县级医院卫生人力资源按人口分布的Lorenz曲线,见图2。按服务人口分布,县级卫生人力资源公平性的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

3 讨论

WHO认为,卫生健康领域中的公平意味着生存机会的分配,应该以需要为导向,而不是取决于社会特权或收入差异,应该是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即相等的需要获得相等的利用[4]。

基尼系数是根据Lorenz曲线计算出的反映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统计。基尼系数可作为判断一个城市和一个地区卫生服务资源配置公平性或均匀程度的客观指标[5]。新疆地区按人口计算县级卫生人力资源公平性的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按面积计算县级卫生人力资源公平性的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可见,新疆县级卫生人力资源公平性按服务人口计算为最佳的平均状态,按服务面积计算则已进入警戒状态,应该对此有所重视。究其原因可能与我国卫生服务资源配置主要是按人口分布来配置有关,忽视了由于地域不同、人口密集程度不同而带来的资源配置不公平,而新疆地广人稀,相对于我国的其他地区,卫生服务半径较大。因此卫生行政部门在考虑县级卫生人力资源的分配时,不仅要考虑服务人口的分布情况,还应将服务面积的现实因素纳入综合考虑之中,进一步提高卫生人力资源服务面积的公平性。

摘要：目的:调查新疆县级医院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现状及公平性程度,为新疆卫生行政部门优化县级医院卫生人力资源配置提供政策依据。方法:采用卫生经济学中的Lorenz曲线和基尼系数对2009年《新疆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新疆县级卫生人力资源按服务人口计算的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按服务面积计算的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人口公平性优于地理公平性。结论:县级医院卫生人力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的人口公平性和地理公平性都需要提高,对卫生人力资源配置,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

关键词：卫生人力资源,公平性,基尼系数

参考文献

[1]景彩娥,王静,宋路,等.乌鲁木齐市综合医院护理人力资源现状及分析[J].新疆医学,2006,36(2):148.

[2]冯珊珊,刘俊荣,王碧华.广州市卫生资源配置的现状及评价[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6,20(12):12-15.

[3]覃凯,郑建中.运城市农村卫生资源配置公平与效率分析[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2006,37(10):1025-1027.

[4]马伟光,李继平.四川省护理人力资源分配公平性研究[J].中华护理杂志,2008,43(1):59-61.

[5]张彦琦,唐贵立,王文昌,等.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在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卫生统计,2008,25(3):243.

[6]夏冕,罗五金.我国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分析[J].医学与社会,2009,22(2):36-38.

[7]邵静,张连生.城市社区妇幼保健人力资源配置公平性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09(24):3051-3053.

公平配置论文 篇5

关键词：教育公平 高等教育 资源配置 区域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教育资源配置是影响高等教育公平的决定性因素。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供给不足，资源配置不均衡影响了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制约了高等教育公平。

一、 我国区域高等教育资源的差异

在区域划分上，本文采用“四分法”。也就是所谓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通过对31个省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情况比较，从而总结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

（一） 西部高校数量与中东部间差异明显，且重点院极少

2011年，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409所，按照“四分法”划分的区域，东部共有高校947所，占全国高校数量的39.31%。中部高校数量为634所，占比26.32%，西部为581所，占全国高校数量的24.12%，东北地区共有高校247所，占比为10.1%。东部10个省（区）的中高校数量超过100所的就有5个省， 中部6个省中有5个省高校数量超过100所。东北三省中辽宁省高校数量超过100所。而西部所有省中未有一个省的高楼数量100所。西部12个省的高校数量不到全国高校数量的四分之一。

“985”院校及“211”大学都集中在东部，北京、上海数量最多。东部沿海各省数量较多，其中江苏、广东、山东、逝江省“985”及“211”学校的数量位于前列。西部地区则除陕西和四川外，其他各省均无985院校，每省仅有一所“211”大学。西部与中东部普通高校数量及重点院校数量差异明显，高等教育资源未能在区域间均衡配置。

（二）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不足，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低于中东部

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区域布局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的差距上。我国的高等教育采取中央和地方分级负责的制度，中央财政拨款给部属高校，而地方大学主要由地方财政拨款。

财政性预算内经费代表地方普通高校的经费水平。2011年，我国各地区地方普通高等学校财政性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平均值为7967615万元，超过该平均值的省份（直辖市）有十三个，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陕西和辽宁。其中西部地区只有四川、陕西两个作为西南和西北的门户口省份的地方普通高等学校财政性预算内教育经费超过了平均值得。而另外超过平均值的省份都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充分反映出我国地方普通高等学校财政性预算内教育经费的东西部的差异之大。2011年，我国地方普通高等学校财政性预算内经费最高的省份是广东省，高达16389946万元，最低的省份是西藏，仅为1072340万元，极差为15317606万元，超出西藏的经费数量，可见差距之大。极差的数据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地方普通高等学校财政性预算内经费在地区间的不均衡。

（三）毕业生数量偏少，并且当地就业的数量十分有限

从地区来看，大学生就业区域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按就业地区划分，在京津沪地区工作的毕业生占12.8%，在东部地区工作的毕业生占46.0%，在中部地区工作的毕业生占22.2%，在西部地区工作的毕业生占19.0%。大学生就业集中的区域都是中东部经济发达区域，这些地区经济发达，对毕业生的吸引力较大。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大学生到西部就业，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西部仍然是大学生就业较少的地区，高等教育没有为西部的开发培养出其所需求的人才。

二、 我國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高等教育公平的核心内涵是不同地区、不同个人在接受高等教育时机会均等。具体来讲就是高等教育起点公平、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及高等教育结果公平。目前，我国中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差异明显，影响了高等教育公平的实现。

1.区域高校数量差异明显，影响入学机会公平

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但占地面积广，人口多。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经费紧缺现象严重，而西部地区，土地面积为687.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5%，人口3.6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6.9%。

2011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9%。除陕西省和青海省以外，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均低于该数值。我国高考招生实行的是分省定额的方法，高校主要招生生涯为所在省市的生源，因此，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适龄青年入学机会受到了影响。显然，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差异，造成了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国家其他地区的不平等。

2.区域教学资源不同质，影响过程公平

由于各省区高等教育投入不同，使得各地区高校中的教学资源也不同。国家出台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中涵盖了十大项主要任务，而调查显示，十项任务中最重要的是“扩大中西部学生入学机会“，其次是“促进优质资源共享”。对于中西的高校，尤其是西部高校而言，由于区域的环境以及福利待遇上面的差异，西部高校中高水平的教师缺少。高校内优质资源相对不足还表现为硬件设施不够多先进，教学设备、实验器材等无法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西部的学生享受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使得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受到影响。

3.部分毕业生就业受阻，影响结果公平

西部高校较少，高校集中度相对较低，大型企业除了到陕西这样的高校较集中的地区举行招聘会以外，其它高校基本得不到这些大型企业的眷顾。这就会造成西部高校大学生就业就业信息滞后而影响了就业。另外，由于西部高校中“985”和“211”高校偏少，西部高校毕业的学生在找工作时常遭遇歧视。尽管，教育部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要做到“三个严禁”，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以及违反国家规定的有关性别、户籍、学历等歧视性条款的需求信息等。但是，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仍然会将985和211高校作为招聘时最重要的条件之一，甚至有时会实行“一票否决”，使得一些优秀的学子连参加笔试和面试的机会都没有。最后，西部高校的学生如果去东部大城市就业，由于学校知名度较低、没有社会关系、地域歧视、户口限制，也会比东部大城市高校的学生有弱势。综上，西部大学生在就业时面临的阻碍会高于东部，由于区域高校资源配置上的差异，造成了高等教育结果的不公平。

三、 促进教育公平的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对策

（一） 地方政府要确保高等教育的投入，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物质支持

地方高校的经费投入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各地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依托高等教育培养人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各级政府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各项收入，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各级政府严格按照《教育法》的规定， 切实达到“三个增长”的要求。必须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3%足额征收教育费附加， 专项用于教育事业。地方教育附加统一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实际缴纳税额的2%征收。

（二） 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尝试各地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

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财力有困难的地方进行补贴，使贫困地区的适龄青年具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支付的程序及算法要体现公平原则，具体来看要加大中央政府对不发达地区的纵向转移支付，并不断推行省际政府间的横向支持。增加过渡性的转移支付金额

的数量，根据各地实际支付能力与全国平均生均经费标准间的差异，给予各地发展高等教育所必须的经费补偿。缩小地区间高等教育资源的差距，保证不同地区的学生享有高质的高等教育质量的机会。

（三） 实现东中西部间高等教育资源的充分共享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高校资源共享可以解决资源浪费的现象，提高资源利用率，也可以使一些地区资源紧缺程度得到缓解。通过高校间的各种契约、协作等形式来实现各类具有共用属性的有限资源的高效利用。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共享教学资源，形成师资互聘的模式，使优秀教师资源在高校间得到分享，也可以通过合作办学等方式，分享优质的教育资源。切实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充分共享，由东部高校带动中西部高校发展，缩小地区间高等教育资源的差异，从而使由于资源配置问题而引发的教育不公平的程度得到缓解。

（四）鼓励用人单位招聘西部高校毕业生，禁止就业歧视

政府或者高校應该积极邀请用人单位到西部高校招聘毕业生，并为这些单位提供各种服务。对于西部高校的毕业生到异地就业，不得给予歧视。目前，只是教育部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在招聘时不得进行歧视。但是这并没有约束力，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及各地劳动与就业主管部门应该对就业歧视现象给予监管及纠正，使得西部高校在就业时免受直歧视，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参考文献：

[1]教育部.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 http：//www.moe.edu.cn/.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12：17.

公平配置论文 篇6

关键词：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基尼系数

一、研究综述

万广华 (2004) 研究收入分配的度量时曾提出, 度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相对指标应满足5项性质, 匿名性或无名性、齐次性、人口无关性、庇古—道尔顿 (Pigou-Dalton) 转移原则、强洛伦茨一致性。后来Anthony Shorrocks和万广华 (2005) 又提出了零标准化性质, 即度量结果最小值为0, 表示绝对均等。基尼系数可以作为分析卫生资源配置均等程度的指标, 具备以上性质。

李晓惠 (2006) 采用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评价深圳市区域社区卫生服务资源配置状况及其公平程度, 张彦琦等 (2008) 使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对重庆市的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进行分析, 张云霞等 (2011) 采用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对山西省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进行了研究。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基尼系数对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反应敏感, 其优点是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 能够客观形象的反映和检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得到广泛认同和采用。一般情况下, 将0.4作为收入分配的警戒线, 超过这一数值则容易出现社会动荡。

根据基尼系数的定义, 将各市人均卫生资源按照升序排列, 则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表示前k个市累积卫生资源总量占全国卫生资源总量的百分比, pk表示k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 xk表示k市卫生资源占全国卫生资源总量百分比。

本文选取医院和卫生院数、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医生数 (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三项指标, 细分到各地级市数据, 共有31个省级行政地区的282个地级市的有效统计数据。由于西藏自治区的数据统计不全, 故将其排除。各省级行政地区和地级市卫生资源数和人口数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3-2011。

三、研究结果及结论

按照上述基尼系数计算公式, 可以得知我国医院和卫生院数、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其余三项指标的基尼系数结果如表1: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由基尼系数的计算结果可知, 医院和卫生院数、床位数的基尼系数今9年基本在0.3以下小幅波动, 说明我国这两项卫生资源分配的差距不大, 维持在一个较合理的区间。而医生数的基尼系数却一直高于0.45, 处于警戒线之上, 地区差异较大, 且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基尼系数对中间水平的变动较为敏感, 而对两极的变化反应不是很敏感, 在分析两极差异时, 最高水平的20%人口的平均数/最低水平的20%人口的人均数这一指标经常被用到, 医院和卫生院数的两极差异最大, 最高的20%的市人均医院和卫生院数大约5倍于最低20%的市的人均值, 床位数的两极差异最小, 并有逐年缩小的趋势, 到2010年已经降到2.86, 医生数的两极差异倍数在3.6左右波动。

医院的数目不是最重要的, 医院内部的硬件设施才是影响一个地区卫生资源的最重要因素。虽然人均医院数量的两极差异较大, 但是其内部设施床位数的差异逐渐缩小, 这说明我国正通过优化医院内部设施, 缩减地区之间卫生资源的差异。医生数基尼系数最高, 而其两极差异不高, 说明人均医生数在中等水平的市数量较少。

以全国的282个地级市和4个直辖市卫生资源数据计算的基尼系数显示, 我国医生分布差距最严重, 早已超过0.4的警戒线, 并没有下降的趋势。以北京、上海为首的东部沿海地区, 人均医生数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贵州、安徽、江西、广西等中西部经济不是很发达、人口又相对较多的省份, 人均医生数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医院、卫生院和床位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正常状态, 这两项的地区差距不是很大。因此, 要促进我国的卫生资源均等化进程, 应加强医疗人员的均等化配置。

参考文献

[1]万广华.收入分配的度量与分解:一个对于研究方法的评介[J].世界经济文汇, 2004, (01)

[2]Anthony Shorrocks, 万广华 (2005) , 收入差距的地区分解[J].世界经济文汇, 2005 (3)

[3]李晓惠.社区卫生服务资源配置评价方法研究[J].中国卫生统计, 2006, (03) :215-217

[4]张彦琦, 唐贵立, 王文昌, 刘岭, 赵增炜, 郭波涛, 伍亚舟, 易东.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在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卫生统计, 2008, (03) :243-246

公平配置论文 篇7

以往的许多研究常用洛伦兹曲线 ( Lorenz Curve) 和基尼系数 ( Gini Coefficient) 评价我国卫生资源分布的公平性, 但是这两种测算方法存在不确定性、不全面性等缺点[1], 而且这两种方法只能反映总体的不公平程度, 无法区分不公平性是由地区间还是地区内差异造成的[3]。泰尔指数 ( Theil Index) 则可以很好的反映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差异, 并且通过计算贡献率可以直观的体现各地区及地区间对总体的影响程度。本文采用泰尔指数对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进行分析, 发现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为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资料和方法

1.1资料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分析可行性[4], 本文选择以往研究中常用的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执业 ( 助理) 医师数、注册护士数 ( 下文分别简称床位数、医生数、护士数) 三个卫生资源指标进行分析。所需资料均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根据《2012 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分类, 将我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 东部地区包括京、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琼11 个省、直辖市; 中部地区包括晋、黑、吉、皖、赣、豫、鄂、湘8 个省; 西部地区包括蒙、渝、桂、黔、川、滇、藏、陕、甘、青、宁、新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1. 2 研究方法

泰尔指数是1976 年由荷兰经济学家H. Theil提出的, 从信息量与熵的概念来考察不公平性和差异性。在取不同正数作底时, 泰尔指数结果只差1 个常数因子, 说明了泰尔指数的相对意义作用[1], 本研究取e为底。根据泰尔指数的分解原理, 本文用来分析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性, 泰尔指数越小, 说明公平性越好, 反之, 则越差。

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 各地区内部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性指数Ti为:

式1 中, 令i地区有a, b, c…等多个省份, Pia为a省人口占i地区总人口的比例, Ei和Ea分别为i地区和a省的人均卫生资源数。

各地区间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性指数TL为:

式2 中, Pi为各地区人口数占全国总人口数的比例, Ri为各地区卫生资源数占全国卫生资源总量的比例。

则全国总的不公平性指数T为:

通过计算各个地区及地区间的贡献率, 可以反映该地区不公平性对全国总体不公平性的影响程度。

i地区地区内不公平性贡献率Di=Pi*Ti/T (4)

各地区间不公平性贡献率DL=TL/T (5)

2 结果

2. 1 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状况分析

由表1、表2 可见, 2007 ~ 2011 年, 我国总体以及东、中、西部地区每千人口拥有床位数、医生数、护士数随时间的增长呈递增趋势。从床位来看, 2009 年之前为东部地区最高, 2009 年之后, 西部地区发展较快, 逐步超越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则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每千人口拥有的医生、护士数变化相对较小, 均是东部地区最高, 中部和西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国总体及各地区医护比随时间的变化也呈现出递增的趋势;5 年间, 东部地区的医护比均为最高, 而中、西部地区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全国以及各地区医护比虽不断升高, 但仍低于1:1, 医护比倒置问题仍然存在。

2. 2 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的泰尔指数计算结果

根据式 ( 1) 、 ( 2) 、 ( 3) 计算我国总体、各地区内部以及地区间资源配置的泰尔指数, 结果如表3 及图1、图2、图3 所示。可以看出, 我国总体、各地区内部及地区间卫生资源配置的泰尔指数大体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我国卫生资源按人口配置的公平性逐渐改善。并且, 床位配置的公平性最好, 医生次之, 护士配置的公平性虽然最差, 但其5 年间改善的幅度最大。

床位和护士配置公平性5 年间的变化趋势相似, 均表现为: 东部地区配置的公平性最差,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部公平性好于西部,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地区间资源配置的泰尔指数最低, 公平性较好。对于医生, 2009 年之前东部地区的公平性最差, 西部地区最好; 2009 年之后东部地区明显改善, 西部地区2009 年出现异常增高后也逐渐改善, 通过查阅相应年鉴资料发现, 2009 年西部地区的内蒙古与陕西两省医生数量出现大幅增加, 而在2010 年又明显下降 ( 可能是因为两省这几年的统计口径不同) , 从而造成了西部地区泰尔指数的异常变化, 这也表明泰尔指数对资源数量变化有很强的敏感性; 中部地区配置公平性5 年来呈现平稳改善的趋势; 地区间配置的泰尔指数最小, 公平性较好。

2. 3 各地区及地区间差异对我国卫生资源配置泰尔指数的贡献率

根据式 ( 4) 、 ( 5) 计算各地区及地区间对总泰尔指数的贡献率, 结果如表4 所示。可以看出, 各地区及地区间的贡献率变化相对平稳; 三种资源均是东部地区的贡献率最大, 其对床位和护士配置的泰尔指数的贡献率均达到了50% 左右。对于床位和医生资源, 中、西部地区的贡献率均在25% 左右变化, 地区间的贡献率最小, 说明我国病床和医生配置不公平主要受地区内部差异的影响。对于护士资源, 中部地区的贡献率最小, 西部及区域间的贡献率则在20% 左右变化; 西部地区的贡献率有逐年增加趋势, 区域间则逐年降低, 说明我国护士配置不公平受到地区内及地区间双重因素的影响。

3 讨论

3. 1 卫生资源人均拥有量逐步增加, 但仍存在地区分化现象

我国每千人口拥有的卫生资源数量逐年增加, 每千人口拥有床位数从2. 85 张增加到3. 85 张, 医生数从1. 55 人增加到1. 84 人, 护士数从1. 19 人增加到1. 67 人, 医护比从1 ∶0. 77 提高到1 ∶0. 91, 人均卫生资源拥有量有了长足的发展。根据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划[5], 到2015 年我国每千人口拥有床位4 张, 医生1. 88 人, 护士2. 07 人, 医护比达到1 ∶ 1. 1 - 1 ∶ 1. 2。因此, 我国仍然需要不断的提升各种卫生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进一步提高卫生资源的人均拥有量, 尤其是要加强护士队伍的建设, 解决医护比倒置问题。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卫生服务需求的不同等原因, 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东部地区占有更多的卫生资源, 而中、西部地区的人均卫生资源拥有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东部地区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的地区分化现象较明显。

3. 2我国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不断改善, 但人力资源公平性较差

我国总体、各地区以及地区间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逐年改善, 从而促进了我国居民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正如我国“新医改”三年总结报告所提到的: “中国医改努力缩小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人群的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三种卫生资源中, 床位分布的公平性要好于医师和护士分布, 表明我国卫生硬件资源的分布公平性要好于人力资源。张芳玲的研究也发现, 我国床位配置的泰尔指数最低, 是最公平的, 而卫生人员配置的公平性较差[6], 黄文佳的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1]。近年来, 特别是新医改实施以来, 我国加大了对基层和偏远地区的卫生投入, 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这些地区包括床位在内的硬件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但是医生、护士等人力资源仍然相对缺乏, 我国卫生人力配置公平性较差的问题仍然未得到很好解决。卫生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卫生服务质量好坏的关键因素, 我国政府必须加大力度促进基层和落后地区卫生人力资源的发展, 不断改善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3. 3 地区内部, 尤其是东部地区不公平问题较严重

从总体上看, 我国东部地区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最差, 5年来虽然不断改善, 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部地区的公平性是最好的, 其次是西部地区; 区域间配置的公平性要好于各区域内部。张芳玲的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6], 王玲等人对上海的研究[7], 张彦琦等人对重庆的研究[8]均发现经济条件最好的地区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反而是最差的。我国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处于沿海地区, 经济发达, 各方面的发展处于我国的领先地位, 拥有的卫生资源数量相对较多, 但东部地区的不公平问题却最为严重。本研究发现, 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两地每千人卫生资源的拥有量远远高于全国及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 河北、福建等地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中、西部内部各省份间的差异相对较小。实际上, 东部地区各省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 这种差异明显大于中部、西部地区内部的差异; 而我们在追求发展的时候, 往往只聚焦在地区内最发达的省份和城市, 而忽略了其他地区, 甚至牺牲边缘地区的利益[1], 这可能是导致东部地区卫生资源分布不公平性程度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此外, 国家对中、西部地区以及基层, 偏远地区重视和投入较多, 忽视了东部地区的相对落后省份, 也是导致中西部地区资源配置公平性好于东部的可能原因。

3. 4 地区内部差异是我国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通过对贡献率的分析发现, 地区内部差异是影响我国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的主要因素, 其对床位、医生、护士配置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95% 、85% 、80% 左右;并且东部地区的贡献率最大; 区域间差异对病床和医生配置的不公平性影响较小。龚向光等人的研究也发现, 东部地区的公平性最差, 东部地区的内部差异是影响泰尔指数的最主要因素, 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较小[9]。在加快中部和西部发展步伐, 缩小地区间差异的同时, 也要注意缩小各地区内部的差异, 改善各地区内部的公平性。我国东部地区人口稠密, 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最大, 在以人口为权重计算贡献率时, 东部地区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因此, 要改善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必须考虑如何改善各地区内部, 尤其是东部地区各省份之间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10]。

4 政策建议

结合上述研究结果,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1) 合理提升卫生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缩小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 尤其注重护士队伍的发展, 解决医护比倒置问题; ( 2) 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吸引医务人员到基层和中西部去提供服务, 改善人力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 3) 在关注东、中、西部差距的同时, 也应当关注地区内部公平性的改善, 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公平性问题 ( 4) 引导卫生资源合理流动, 避免资源的过度集中, 使卫生资源向短缺的地区流动, 促进供需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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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配置论文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资料来源

通过查阅2006-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获得各省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和结构方面的数据。

1.2 资料分析方法

应用Excel对定量资料进行单因素统计分析,描述全国基层卫生服务人员的数量变化和结构。利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3]计算公式,G=1-∑in=1(xi-xi-1)(yi-1+yi),分析各省份基层卫生服务技术人员分布的公平性。

2 研究结果

2.1 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分布日益均衡

基层卫生机构人员数不断增加,如表1所示,2006-2009年,全国每千非农业人口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数呈迅速增长趋势,由2006年0.13人增加到2009年0.56人;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卫生技术人员数发展平稳,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数由2006年0.99人增加至2009年1.08人。

*注:东、中、西部是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划分

以省为单位分析人力资源的分布,我国省际间每千人口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人员分布日益均衡。从表2中的数据和图2、3发现,2006-2009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布的公平性相对较好。变化较大的是每千人口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卫生技术人员配置公平性,2006年其Gini系数为0.65(高度不公平),到2009年降低到0.24,公平性状况明显改善(参见表2、图1)

2.2 基层卫生服务人员结构

人员结构反映了人力资源的质量和合理性。在年龄构成上,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乡镇卫生院的卫生技术人员年龄主要集中在25-44岁,占60%以上;而村卫生室卫生技术人员年龄较大[4]。在学历水平构成上,基层卫生服务人员学历水平普遍较低。2009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所有工作人员中,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员仅占17.90%和5.30%,村卫生室几乎为0;从全国情况来看,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占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比例为60.40%[5],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分别为57.00%、38.70%、4.51%;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中专及以下学历人员分别为61.30%、95.49%,占主导地位。在技术职务构成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绝大多数为初级及以下职称,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所占比例仅4.20%、0.80%,远远低于全国卫生技术人员的平均水平(33.5%)。在专业结构构成上,全国经过岗位培训的全科医师有6万名左右,仅占执业医师总数的3.5%[6];而在大多数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没有建立全科医生概念,从事预防保健工作的卫生技术人员多为医疗部门分流人员或非卫生技术人员[7]。

来源:2007-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9年村卫生室学历结构大专及以上、中专及以下分别为4.51%、95.49%。

3 讨论

3.1 基层卫生服务人员数量增加,地区间分布的公平性状况逐渐得到改善

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稳定是基层卫生服务机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本研究发现我国基层卫生服务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地区间差别逐步减小,学历水平有所提高,人员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基层卫生服务人员的能力有所提升。2006年《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8]以及9个相关配套措施的出台有关,各地加大对社区卫生的重视和投入,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数量增长较快,且地区间人员分布的公平性得到明显的改善为加快推进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3.2 基层卫生服务技术人员学历、职称、专业结构不够合理,高层次人才短缺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与2005年相比,目前我国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的学历、职称水平均有所提升,但是人员的学历、职称结构还不尽合理,高层次人才比例较低。具有大学及以上和中级职称以上人员的比例较低,与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中等发达国家人力资源配置标准高级、中级、初级职称人员的比例为1:3:1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9]。此外,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全科医生所占比例依然较小或者还没有建立全科医生的理念,难以满足人群健康需求的变化和健康管理模式转变的需要。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基层卫生服务机构补偿机制、运行机制还存在较多的问题。由于补偿机制不完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缺乏稳定的经费投入及增长机制,基本建设还比较薄弱,工作环境和条件相对较差,人员工资水平较低,难以吸引人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10]长期以来,我国卫生领域人事制度改革步伐缓慢,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尚未建立,人事分配制度难以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理念,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同时,由于“重治轻防”的观念比较严重,全科医生制度尚未建立[11],关口前移、重心下移未能得到真正落实,基层卫生服务工作人员的职业发展前景不被普遍看好,基层医务人员的社会地位难以提升,也是造成全科医生较为短缺以及难以吸引人才从事基层卫生服务工作。

4 建议

第一,建立稳定的基层投入和增长机制,加强政策引导,为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明确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性质,科学核定和落实人员编制,加大投入力度,制定基层卫生人才引进、培养、考核、使用和管理等相关政策,建立和完善全科医生制度等,对于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给予适当政策倾斜等,对于东、中、西部采取不同的人才支持政策,促进基层卫生服务人员分布的公平性,积极吸引和留住人才。

第二,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引导高层次人才到基层服务。一方面,采取激励措施引进人才。鼓励和引导高校医学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业,如继续实施和完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项目;另一方面,吸引和鼓励执业医师到农村服务,探索并逐步建立为农村卫生机构吸引、稳定人才的长效机制,明确村医身份,解决村医待遇和养老保障等问题;此外,建立对口支援的完善机制,如鼓励大医院高中级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定期指导社区、城市医院对口支援县医院等制度。

第三,建立和完善全科医生的培养和规范化培训。贯彻2010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出台的《关于印发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的通知》,建立以全科医生团队为主的基层卫生服务队伍。一方面,深化面向基层卫生人才培养的高等医学教育改革,同时通过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提升在岗人员学历层次。另一方面,加快建立全科医生的培养制度,采用多样、灵活的培训模式,加快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医生、护士等转岗培训。[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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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之鑫:到2020年争取培养30万名全科医生[EB/OL].(2010-12-24)[2011Apr 25]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2/24/c_12916265.htm

[8]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发[2006]10号)[EB/OL].(2006-02-23)[2011-06-24].http://www.gov.cn/zwgk/2006-02/23/content_2088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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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夏益俊,赵伟.关于建立和完善乡村医生保障机制的思考[J].劳动保障世界,2010,6:48-49.

[11]梁鸿,余兴,仇玉彬.新医改背景下社区卫生服务若干政策问题的探讨[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0,3(7):2-8.

公平配置论文 篇9

1 资料与方法

1.1 抽样方法与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首先按照医院规模和年收入, 把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19个乡镇 (苏木) 卫生院分为好、中、差三类, 然后从每类中随机抽取3个乡镇 (苏木) 卫生院, 共抽取9个乡镇 (苏木) 卫生院进行人力资源的公平性调查。

1.2 调查内容

2004-2008五年间卫生人力资源信息、职工总数及其构成情况、卫生技术人员年龄、性别、学历、职称构成情况等。

1.3 调查方法

1.3.1 资料收集方法

调查采用文件抄录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为了保证调查的顺利开展和调查质量, 我们对调查的每个环节都实行了严格的质量控制。

1.3.2 资料的数据处理

本资料均采用SPSS15.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2 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2004-2008五年间通辽市科尔沁区乡镇 (苏木) 卫生院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量稳中有升, 卫生技术人员有所增加, 医生与护士比例有所提高;女性卫生技术人员所占比例略高于男性;卫生技术人员以31～55岁为主;本科及专科学历的卫生技术人员所占比重有所提高, 但中专及以下学历的卫生技术人员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高、中、初三级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也有所增加, 但仍以初级卫生技术人员为主, 见表1。

3 分析与讨论

3.1 卫生人力总量及其构成情况

科尔沁区乡镇 (苏木) 卫生院职工总数变化不大, 基本维持在50人左右, 卫生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基本维持在 85%左右, 且呈小幅度增加趋势。

3.2 卫生技术人员类别构成情况

2004-2008年5年间, 每所乡镇 (苏木) 卫生院拥有的医生、护士、医技人员的数量较为稳定, 其中每所乡镇 (苏木) 卫生院拥有医生和护士的数量呈现稳中有升的状态, 而护士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较差, 这与临床上重视治疗轻视护理有关[6,7];2004年我们所调查的9所乡镇 (苏木) 卫生院医护比例是1∶0.27, 2008年此比例增加到1∶0.31, 我国现阶段医生与护士的比例为1∶0.42, 大多数国家医护比例为1∶2。以上数据表面护理人员严重缺乏, 急需大力培养,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护理需求。

3.3 卫生技术人员性别构成情况

2004-2008年5年间, 科尔沁区乡镇 (苏木) 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女性人数略多于男性。但乡镇 (苏木) 卫生院实际情况之一是护理人员较少, 有的乡镇 (苏木) 卫生院 (例如:孔家乡卫生院) 甚至没有护理人员, 护理工作由医生兼任, 与城市大医院相比略低。

3.4 卫生技术人员年龄构成情况

年龄是衡量卫生技术人员工作能力、技能和效率的综合指标。合理的年龄结构有助于发挥不同年龄层次的卫生技术人员长处, 可保持卫生人力资源的延续性和稳定性。9所乡镇 (苏木) 卫生院, 均以31～55岁组人员数所占比重最大, 平均在80%左右;其次是30岁及以下年龄组人员, 平均在17%左右;这说明中、青年卫生技术人员已成为通辽市科尔沁区乡镇 (苏木) 卫生院的主力军。

3.5 卫生技术人员学历构成情况

2004-2008年5年间, 通辽市科尔沁区9所乡镇 (苏木) 卫生院拥有本科、专科、中专卫生技术人员人数分别上升了6%、0.7%;、5.3%, 高中及以下卫生技术人员人数下降了1.4%。通辽市科尔沁区乡镇 (苏木) 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的学历层次在逐步提高, 结构正逐步优化;但具有中专和大专学历的卫生技术人员占有较大的比重, 今后应重视这部分人的继续教育工作和注重引进高层次、高学历人才工作。

3.6 卫生技术人员职称构成情况

职称反映一定的能力和技术水平。在一定人才群中, 只有一种技术职称, 即使水平很高, 工作效率也不一定很好, 不同职称人员应有合适的比例。我国高、中、初三级卫生技术人员比例为1∶1.7∶1, 而世界卫生组织制订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为1∶3∶1。通辽市乡镇 (苏木) 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的职称构成以初级职称为主, 平均为70%左右。其次是中级职称平均为26%左右, 而高级职称仅为3%左右。此外无职称者也有一定的比例。从各类职称比例来看, 高、中、初三类职称所占比例均呈缓慢增长趋势。三类职称之比2004年为1∶9.4∶27, 2008年为1∶8.2∶19.9, 说明职称结构已发生改变, 向优化方向发展, 但距离我国的标准和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尚有相当大的差距。

3.7 卫生技术人员按照城区距离构成情况

通辽市乡镇 (苏木) 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以城区为中心, 呈圆形分布, 距离城区半径越近, 卫生技术人员配置越好, 表现为人数多, 学历高, 职称高, 趋于合理。原因是越接近城区, 效益越好, 待遇越高, 条件越好。

4 结论与建议

通辽市科尔沁区乡镇 (苏木) 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缺乏、总体素质不高、技术水平有限, 护理资源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性等, 此结果与我国其他地区检测结果较为一致[1,5], 亟待加以解决。

4.1 积极推进乡镇 (苏木) 卫生院的改革

调整现有乡镇 (苏木) 卫生院的合理布局, 在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后, 原则上每个乡镇应有一所卫生院。调整后的乡镇 (苏木) 卫生院为政府举办, 严格控制规模, 按人口分布、地理分布、工作项目等因素核定工作人员, 卫生院的人员、业务、经费等划归旗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按职责管理。对其余的原乡镇 (苏木) 卫生院可以进行资源重组或改制。积极推进乡镇 (苏木) 卫生院运行机制改革, 探索搞活卫生院的多种运营机制, 实行全员聘用制, 形成有生机活力的用人机制和分配激励机制, 提高乡镇 (苏木) 卫生院服务效率。

4.2 增加乡镇 (苏木) 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的数量, 努力提高他 (她) 们的整体素质

高等医学院校应该针对乡镇 (苏木) 卫生院实际需要, 通过改革培养模式, 调整专业结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 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方式为基层乡镇 (苏木) 卫生院补充适用型、用得着、留得下的高级卫生专门人才。鼓励医学院校毕业生和城市卫生机构的在职或离退休卫生技术人员到基层乡镇 (苏木) 卫生院服务。建立健全继续教育制度, 加强乡镇 (苏木) 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 鼓励有条件的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接受在职学历教育。对卫生技术岗位上的非卫生技术人员要有计划进行清退, 对达不到执业标准人员要逐步分流。从而增加乡镇 (苏木) 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的数量, 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4.3 急需增加基层乡镇 (苏木) 卫生院的资金投入

通过上级拨款、地方资金配套、自筹、捐赠、入股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 对现有卫生院房屋进行新建或改建, 对其专业设备进行必要的装备, 改善就医环境, 提高医护人员的薪酬和福利待遇, 改善卫生技术人员的工作、生活环境, 只有这样, 才能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 最大限度地满足当地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

摘要：目的:研究科尔沁区乡镇 (苏木) 卫生院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现状与公平性, 阐述其存在的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 为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卫生院卫生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谐社会建设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科尔沁区乡镇 (苏木) 卫生院2004-2008五年间卫生人力资源配置情况进行调查, 结果采用SPSS15.0软件进行处理。结果:2004-2008五年间科尔沁区乡镇 (苏木) 卫生院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稳中有升;本科及专科学历的卫生技术人员学历层次有所提高, 但中专及以下学历的卫生技术人员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高、中、初三级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也有所增加, 其职称以初、中级为主;3155岁之间的卫生技术人员占绝大多数。结论:2004-2008五年间科尔沁区乡镇 (苏木) 卫生院在卫生人力资源配置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同时也面临着卫生技术人员缺乏、总体素质不高、技术水平有限、护理资源配置公平性较差等诸多问题急需加以解决。

关键词：基层卫生院,人力资源,配置,公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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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配置论文 篇10

一、构建面向农村的金融倾斜机制

构建有利于农村融资的金融倾斜机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农村融到资金, 从而使农村切实享受到融资带来的好处。我们认为, 构建此种机制需要采取如下措施:

1. 实现“三个有机结合”:

把政策性银行支农做大、把商业银行支农做强、把民间金融支农做活。笔者认为, 要实现这三个有机结合, 需要采取如下措施:

(1) 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支农作用, 特别是要注重运用政策性融资弥补农村经济发展中需要资金但难以筹集到资金的产业的发展, 使得政策性金融在支持农村发展的广度上取得突破。但我国目前政策性银行在支持农村产业做大方面还有很多路要走。以农业发展银行为例, 其业务基本局限在粮、棉、油的收购贷款上, 支农功能单一化格局十分明显。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市场化的背景下, 由于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购销主体的多元化, 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更是严重萎缩, 贷款总额显著下降, 其对农村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自然受到削弱。此外, 国家开发银行等为农村地区提供的政策性资金规模和项目覆盖范围都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特别是在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等增加农业生产力的开发性和基础性功能等方面还存在缺失。

(2) 把商业银行支农产业做强。我们认为, 这一方面的核心含义就是要利用农村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情况, 吸引商业贷款进入这些领域。特别是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农村龙头企业, 通过发挥其自身的优势, 借助商业资金来大力发展自己。

(3) 充分发挥民间金融的灵活性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对于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银行的资金供给, 民间金融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一方面, 民间金融作为非正规金融其抵押机制是十分灵活的。比如, 一些正规金融机构不看好的权利产品, 都可以成为民间金融的抵押标的:如劳动抵押、青苗抵押、林木抵押、果实抵押、活畜抵押等等;另一方面, 民间金融对违约行为的监督和解决也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非正规金融对交易和约执行情况的监督主要是一个与日常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 由于这无需专门的人员采用特有的技术进行监督和管理, 因此不但监督费用很低, 而且纠纷解决的费用也很低。这主要是因为一旦发生违约行为, 常常采取双方协商或中介人和解的方式, 而很少进入诉讼程序。由于民间金融的这种灵活性, 正好契合了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进程中“小而全”等特征, 因此它能够以多样的形式、灵活的资金融通方式,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 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覆盖率。

与城市人口相对集中和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情况相反, 农村可谓地广人稀且生活水平普遍不高, 同时, 农户的资金需求在层次上可以说是十分丰富的:既有几百元、几千元的融资需求, 也有上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融资需求, 因此, 如何让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惠及到这些不同层次的农民群体, 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如果听任金融机构的自我选择, 那么金融机构肯定只会扶植那些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户, 对那些住在偏远山区的、经济条件不好的农户, 其融资的可能性则几乎为零。因此, 我们要采取适当的扶持政策和激励措施,

培育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专业性金融公司、资金互助组织等金融主体, 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 以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覆盖率。

3. 构建农村融资风险的分担机制。

由于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农户经济实力的限制等原因, 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市场的运作被视为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 因此要引导资金顺利流向农村、农户, 就必须在降低融资的风险上下功夫。一个办法就是构建农村融资风险的分担机制。以金融支持农业发展为例, 农业是一个市场弱势产业, 如果没有相应的风险保障机制, 商业性的资金很难进入农业领域, 在此种情况下, 如果能够构建一种农业风险分担机制,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资金需求的压力, 农业保险就是构建这种融资风险分担机制的具体体现。因为有了农业保险, 农业的市场弱势地位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 进而将降低商业资金进入农业领域的风险。值得关注的是,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

4. 构建农村扶弱金融的利益补偿机制。

资本的流动是十分讲究效益性的, 农村、农业、农民作为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 不光其资金吸纳能力有限, 而且其吸纳的资金要保值和增值也十分的困难。但是农业又是国家基础性产业, 农业不发展, 社会稳定都是问题, 更别说现代化的实现。在这种情势下, 构建一种农村扶弱金融的利益补偿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利益补偿机制的运作指导理念是:运用财政的支持, 满足商业性金融机构对农村融资时的利润需求和安全性需求。在具体操作方面, 利益补偿机制涉及税收优惠、贴息、延长期限等多种形式, 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适当的取舍。针对风险很高的扶弱贷款, 应该实行浮动利率, 由银行选择浮动的幅度, 财政则根据基础利率的一定比例给予补贴, 以确保承办银行和受扶对象均获得实惠。

二、构建面向西部地区的金融倾斜机制

西部开发对我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化, 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 各地区经济联系的不断增强, 如果西部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其直接后果是影响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间接后果是影响我国现代化的进程。西部要发展, 资金须先行。因此, 构建面向西部地区的金融倾斜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而言, 采取如下主要措施:

1. 建立专门针对西部的发展基金。

该基金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满足开发西部的需要, 同时发挥其资金的聚集效应。因为根据经济学理论, 如果某一笔比较大资金投入到某一个地区, 会大大改善该地区的投资环境, 形成对资金流动的导向性作用。这一基金的主要用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支持和服务于西部地区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 (2) 利用该基金支持西部企业引进东部地区甚至是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3) 支持构建西部的资本市场,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西部资金外流的现象; (4) 采用“贴息”办法来刺激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投资; (5) 使用少量的资金, 吸引大量的社会民间资本; (6) 建立专门支持西部大开发的金融机构, 从而增强对西部地区的金融支持覆盖的“广度”; (7) 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以拓展开发西部的资金渠道 (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 , 并鼓励各种金融机构采用灵活的方式对西部开发进行金融支持。

2. 建立面向西部企业的融资租赁公司。

金融租赁在解决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设备投资中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这种方式可以增加一国的社会投资总额, 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除了是一种优良的融资方式外, 还能够同时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 将融资与融物有机结合起来, 这是它特有的优势。此外, 金融租赁是对传统融资方式的革新和补充, 能够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筹资方式多样化的需要。为什么要在西部地区建立融资租赁公司, 其主要的理由在于虽然西部的企业可以利用东部的融资租赁公司租赁设备, 而且东部地区的融资租赁公司可能实力更为强大———这似乎与成立西部的融资租赁公司是相背离的, 但我们认为, 在西部地区成立融资租赁公司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既能让西部企业顺利得到自己所需的设备, 并节约相应的谈判成本 (这主要是由于空间上的接近) , 也能保障西部本来就有限的资金不再流向东部地区。因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西部的企业依赖东部的融资租赁公司, 其势必给这些公司缴纳租金, 这笔资金显然就是西部地区资金的纯流出。而在西部成立融资租赁公司, 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3. 构建有利于西部融资的东西部金融合作机制。

要让西部地区公平分享到融资利益, 必须在国家的政策层面、金融体制层面和金融人才培养的层面对西部地区进行倾斜, 以确保资金流动有利于西部的配给。

一是在国家政策层面而言, 东部沿海地区不光要帮助西部地区争取政策 (特别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 , 而且要帮助西部地区解读中央的政策, 而不能老是在改革过程中亦步亦趋。同时, 在政策形成后, 西部地区要学习东部地区制定配套政策的经验, 合理、高效地引导资金进入西部地区。

二是西部地区要学习东部地区先进的金融体制改革经验。现代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既涉及到一些宏观性的问题, 也涉及到一些微观性的问题。例如, 国家为什么选择在上海、深圳成立证券交易所, 为什么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的金融中心, 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这些地区的金融体制管理和改革走在全国的前列。因此, 西部地区如何学习东部地区在金融体制管理和改革等方面的经验, 使西部地区形成相对较好的融资制度环境, 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三是西部地区要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学习东部地区, 特别是如何吸引和培养优秀的金融人才方面, 西部地区更是要花大力气来研究。在知识经济时代, 所有的竞争归根结底都可以认为是人才的竞争, 谁拥有最优秀的人才, 也就意味着谁控制了竞争的制高点。要做到这一点, 一方面需要东部地区对西部金融人才进行倾斜性培养;另一方面也需要西部地区重视金融人才的培养, 要主动、多批次地往东部地区派出人员进行培训, 而不能有机械的“等、靠、要”思想。

4. 加强推广小额信贷。

小额信贷是指专向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 它以贫困或者中低收入群体为特定目标客户, 并提供适合特定目标阶层客户的金融产品服务。从目前的实践来看, 小额信贷最大困难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政策环节上还没有一个相对市场化且有利于小额信贷发展、同时又有利于严格管理的法律法规; (2) 非政府组织在做小额信贷的过程中, 缺乏足够高素质的机构去做长期、专注的工作。在这种前提下, 很容易出现行政推广, 但根据中国多年的改革经验, 行政推广的模式往往并不尽如人意。尽管有这些困难, 而且目前小额信贷的发展也远非一帆风顺, 但我们认为, 小额信贷是一种打破现有的融资体制, 使得西部地区分享到融资利益的重要方式。当前我们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是要从政策、法律和相应的机构安排上保障小额信贷的推广和成功。

三、构建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倾斜机制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融资利益公平分享的一个标志。如何构建一种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倾斜机制, 使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得到有效的克服,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依法组建金融公司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

考虑到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偏好, 有学者提出建立中小银行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例如德国, 通过成立中小型金融机构, 为中小企业提供了适当而稳定的贷款。但是, 由于我国规范中小银行的制度环境不健全, 仅仅出于竞争的需要或者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需要就贸然去建立中小银行, 恐怕不太现实。基于此, 一个切实可行的路子就是现有的商业银行拿出一部分资金设立金融公司。这种金融公司由于其浓厚的“本地色彩”而获得对所在地经济的深层了解, 从而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目前一些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及中小企业投资公司, 就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这种金融公司。对这些金融机构依法进行规范以促进其发展, 是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2. 设立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专门政府机构。

首先, 这一机构应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起到协调政府、银行、中小企业这三方主体的作用;其次, 这一机构应鼓励社会成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心, 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进行担保服务;最后, 这一机构应依法引导保险公司开辟新的险种———对中小企业的还款进行保险。这一制度安排应该说是非常具体和切中要害的, 对中小企业融资也是十分有利的。

3. 成立面向中小企业的信贷机构。

在商业银行中设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融资的机构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切入点。事实上,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由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融资体系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商业银行的改革虽然十分迫切, 但操作起来还是困难重重。而成立金融公司也非朝夕之功, 因此, 相较之下, 依托现行的银行体系, 在其中设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融资的机构, 就比较容易操作。应该说, 在商业银行中成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机构是将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扶持真正落到了实处。要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 具体厘定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 并将之作为对商业银行的一项考核指标确定下来。

4. 合理确定中小企业上市的门槛。

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关注的:首先, 要根据我国中小企业的特点, 降低公司股本总额的要求;其次, 要依法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最后, 要以降低企业债发行的门槛为突破点, 改变目前主要由国有独资企业、国家信誉担保的企业债的发行格局, 同时, 中国证监会应尽快针对中小企业发行债券制定一个具体的标准, 并主要从企业规模、资金投向、企业信用等方面审视中小企业是否有资格发行企业债券。

四、结论与思考

金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因此, 要公平分享改革成果, 有效消除社会贫富差距, 构建一套公平、合理的融资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好的融资机制应当是既能保障融资主体能够融到资金, 也能够督促已经融到资金的主体尽可能地让资金保值和增值。就此而言, 建立促进融资利益公平分享的资金倾斜配给机制亦很重要。

温家宝总理认为, 现在已经到了财富的分配比财富的生产更重要的时候。因此, 笔者认为, 倾斜性的金融机制并不是一个常态社会的制度需求, 它针对的是一个贫富差距已经大到监界程度的社会。要构建此种倾斜的金融配给机制, 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其途径有三:一是要构建面向农村的金融倾斜机制;二是要构建面向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倾斜机制;三是要构建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倾斜机制。需要指出的是, 金融倾斜性配置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反资金逐利性的, 甚至可以说是反哈耶克所讲的“自生自发秩序”的, 因此, 这种应对措施一是只能作为一种应急措施;二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机制很可能是一个治标而不治本的措施。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在我国现阶段, 治标和治本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 因为治标的问题不解决, 治本的难度也会大大提高。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发展成果分享法律机制研究” (编号:05&ZD029)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并得到重庆市高校首届创新团队“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法制研究”建设计划资助。

参考文献

[1].王群琳.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缺陷与创新.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

[2].严清华, 吴广灼.金融: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求是, 20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