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博弈（共7篇）
静态博弈 篇1
一、前言与文献综述
对于企业并购理论的研究,我国近十年出现不少较有价值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并购动机和并购绩效问题上。引入博弈论对企业并购进行的分析大多集中在研究买卖双方企业的风险和规避风险的措施以及并购定价的讨价还价的分析,即采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的动态博弈模型对买卖双方的行为所做的讨论。
何新宇、陈宏民(2000)研究了寡头垄断情况下,技术差距对企业并购动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间的技术差距是影响企业合并动机的因素之一。余光、唐国兴(2000)通过构建企业并购动因模型和企业并购博弈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企业并购动因,提出了企业并购的防御假说,同时分析了并购盈余的分配方式。王春、齐艳秋(2001)总结了国外有关企业并购动机的文献,然后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总结出各种并购活动背后的动机:消除亏损、优化资源配置、组建企业集团、获取低价资产、降低代理成本等动机。齐安甜、张维(2001)讨论了企业并购的期权特征,对应用实物期权理论进行企业并购的价值评估进行了探讨。杨志刚(2004)通过对中美两国并购发展历程的比较和对我国企业所处内外部环境的分析,总结出了我国企业并购的若干特点,并提出了我国企业并购的主流动因:获取稀缺资源、追求规模经济,其中“获得稀缺资源”动因可进一步细分为拓宽融资渠道、取得核心技术和进入垄断资源行业三种类型。
从我国关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大部分都是从某一特定的角度研究并购动机和并购绩效。从并购的发展历程来看,现阶段企业并购开始逐渐转向双方竞争优势,因此采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新一轮战略并购浪潮会成为未来研究方向的主流。
二、企业并购战略选择的博弈模型构建
目标公司质量的好坏对并购公司的战略决策非常重要,如果目标公司资产质量较好,并购成功后,通过资产、人力资源整合的协同效用,从而促进两个公司协调发展,达到双赢的效果;如果被并购公司资产质量较差,导致并购失败,那么并购公司不仅丧失了机会成本而且也会拖累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发展。在并购过程中,由于并购方与被并购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被并购方知道自己企业的经营现状和企业价值,并购方只能从公开的信息资料或花费一定的成本才能了解被并购方的真实情况,因此并购方的决策是否合理,以及如何进行合理的决策,本文构建非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模型来进行分析。
以我国上市公司资本市场上常见的“买壳上市”为例,假设并购企业A想进入资本市场,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公开发行,其二是买壳上市,即本文所谈的企业并购。证券市场上的存在经营环境差,缺乏竞争能力,拟进行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B,它有好和差两种类型,对于A来说,他想买好的上市公司,尽快完成重组工作,打通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但是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A仅能通过自己得到的有限信息来判断B公司质量的好坏。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以下的模型进行讨论。
首先,针对模型作出如下假设:
(1)假设在决策过程中只有买卖双方的参与:主并企业A与目标企业B。
(2)买卖双方都是理性的,且决策过程中不存在串谋。
(3) K表示B是好企业的概率,那么B是差企业的概率是1-K;同时用W表示A企业选择购买的概率,那么A企业放弃购买的概率为1-W。
(4)并购的交易价格是P,若企业A判断企业B是好企业,那么企业B的价值是V1;若企业A判断企业B是差企业,那么企业B的价值是V2 (V1>V2),此时企业B会存在粉饰成本C。
(5)此外,鉴于我国特有的政府干预行为,当上市公司面临退市的时候,地方政府一般都为并购提供优惠的经济政策,假设这使得主并企业获利M,这时候双方的收益有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并购差的企业时候,并购方在收益将变为M+V2-P。
此时的并购战略模型如下图所示: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不同概率情况下的企业战略决策的选择。
首先,企业B是好企业的概率为K,为差企业的概率是1-K,那么,当K*(V1-P+M)+(1-K)*(V2-P+M)>0时,企业A会选择购买,否则企业A会放弃并购战略;即我们会通过上述不等式解得:当K>(P-V2-M/V1-V2)时,企业A会选择购买B,由于我们知道V1>V2,因此当(P-V2-M)<0时,不论B企业是好公司还是差公司,企业A都会选择并购。这在实际当中也是可以解释的,因为即使企业B是差公司,A企业并购后仍可以得到V2+M-P的利益,显然在这种条件下A仍可以通过并购得到正的收益。然而,当(P-V2-M)>(V1-V2)时,即P>V1+M时,K>(P-V2-M/V1-V2)>1,此时不论B为差企业还是好企业,A都不会选择并购战略。综上我们也可以一般性的认为只有当V2+M
对于企业B来说,由于他有好、差两个可能,如果是差企业,其经营状况、经营环境都很差,面临着退市的风险,因此这时候B企业一定会花成本C来粉饰自己的经营状况从而达成并购,其同意被兼并的概率是1;如果是好企业,则他是否同意被兼并的概率要看企业A提出的兼并条件和价格,假设其愿意转让股权的概率与A同意购买的概率相同为W。
(1)如果B是好企业,其预期收益为:W*P+(1-W)*0=WP>0,如果不同意,其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并有发生亏损的趋势,因此同意兼并是B的最好选择。
(2)如果B是差企业,其预期收益为:w*(P-C)+(1-W)*(-C)=WP-C,而前面我们说过如果B是差企业,其同意兼并的概率为1,即在现实情况中一般会存在WP-C>0,所以只要C
(3)对于企业A,其预期收益为:W*K*(V1-P+M)+(1-W)*(1-K)*(V2-P+M),在我国股票市场上,根据上市公司年报统计的数字资料,可以假设差公司的概率为1-K=0.3,而好公司的概率K为0.7,我们将其代入,那么企业A收益的临界点为
通过以上分析,以下的策略组合和判断构成一个不完全信息下的完美贝叶斯均衡:
①B是差企业时,只要其粉饰成本C
②买方以3Q-3V2/7V1-3V2-4Q (Q=P-M)的概率购买B企业。
当V1+M>V2+M>P且P>C时也就是说,不论交易价格是多少,不论目标企业的好还是差,并购方的预期收益都是正值,并且交易价格大于差企业的包装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符合不完全信息下的完美贝叶斯均衡的策略组合和判断为:
①买方一定会选择买,只要卖方同意被兼并。
②由于买方会采取优厚的条件进行兼并,卖方不论是差企业还是好企业也一定选择卖。
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市场具有较高的效率,但是在实际中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因为上市公司作为稀缺资源,具有高昂的壳资源价值,并购一家上市公司股权后,可以获取三个方面的利益:(1)股权本身的价值;(2)可以通过重组从二级市场上获巨额收益;(3)上市后利用大股东地位,通过再融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贷款等手段获取利益。此外,当上市公司面临退市的情况时,政府也会出面进行救助,在这样的背景下,并购方对于并购对象的价值预期肯定会大于成交价格。因此不论上市公司质量如何,买就是他的最好选择。卖方在了解买方的决策背景下,差企业肯定会选择卖,好企业也会由于买方的优厚条件进行出售。因此上面的策略和判断就构成了完全但不完美信息条件下贝叶斯均衡。
当V1>P>V2,但是P
三、结论分析与建议
(一)本文通过构建不完全信息下企业并购交易的静态博弈模型,按照并购价格分布的三种不同的区间情况分析了企业并购战略的选择行为,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协议并购的均衡模型应该是上面分析的第一种情况,即V2+M
1.从我国股票发行制度来看,我国采用的是核准制,即证券监管机构要对发行人的发展前景、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等条件进行审查,并据此做出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判断和是否核准申请的决定。这样繁琐的核准程序使得我国企业的上市门槛比较高,从而使上市公司成为稀缺资源,上市公司不论经营的好坏,都具“壳”价值。
2.我国资本市场还不成熟,属于弱有效市场,在交易规则和交易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上市公司并购这样的消息,常常被用来当作操纵股票价格的工具来传递信号,造成资本市场秩序混乱。
3.我国股票市场退出机制不完善,“壳”资源公司价格远远高于其自身的价值,使并购不是成为资源配置的工具,而成为各个利益集团争夺政府资源和利用制度缺陷进行投机的手段。
4.对于被并购方来说,伪装成本过于低廉,而一旦交易成功则收益巨大,即使失败最多只是受到交易所的谴责和少量的罚款,与作假获取的收益相比微不足道。
(二)通过对模型的建立与分析,我们会发现我国并购市场迫切需要一些政策、制度的改革
1.简化完善我国股票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从而适当降低上市的门槛,防止“壳资源”影响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有效决策。
2.适当减少政府干预,对于“差企业”地方政府不能盲目输血,造成无效的资源配置。
3.加强信息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从而提高“差企业”的粉饰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源浪费。
本文只是在并购交易双方同时进行决策选择的层面,对并购双方的博弈结果做了简要的分析,在交易价格的制定上,买卖双方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这时应该采取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模型来进行分析,即在本文的第一种情况下应该做价格制定的进一步分析,但是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现象,往往出现第二种情况比较多,也就是说购买方总会想购买,所以他会尽力满足买方的要求从而获得“壳资源”,而有悖我们在模型中的完全理性人的假设,所以本文不再赘述。
企业间合作创新的静态博弈分析 篇2
关于集群内企业合作创新的实现过程, 可以用博弈论的知识来进行解释。考虑一个简单的二人静态博弈过程, 博弈参与人为集群中的企业, 企业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创新或不创新。创新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 但同时也需要相应的成本, 比如研发投入。假设集群中的企业为同质企业, 即他们具有相同的创新成本和创新收益, 同时具有相同的决策理念。为分析简单起见, 不失一般性, 假设某一项技术创新的成本为固定值10, 合作开发时, 两个企业各承担一半;创新为每个企业带来的收益为12。于是形成表1的收益矩阵:
这是一个“斗鸡博弈”, 博弈有两个均衡解, 即 (创新, 不创新) 和 (不创新, 创新) 。在这种情况下, 总会形成一个企业创新, 另外一个企业“搭便车”的情况。也就是说, 企业之间进行合作创新的情况不会出现。通过观察收益矩阵, 在Ⅰ、Ⅱ、Ⅲ三种局势下, 从社会总体看, 总“福利”是相同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 不进行合作 (创新) 并未导致社会福利的下降或牺牲。
二、创新收支调整后博弈模型分析
事实上, 在现实中合作创新相对于单个企业的创新而言, 往往可以降低创新的总成本。因为合作可以吸取来自不同企业的优势, 从而可以更快、更好地完成创新, 进而节约创新成本。考虑到这种情况, 对上述关于创新收支的假设进行调整:假设单个企业进行创新的成本为10, 合作创新的总成本为8, 两个企业平均承担, 各花费4单位成本;创新为每个企业带来的收益仍然为12。则收益矩阵变为:
这个矩阵仍然是一个“斗鸡博弈”, 博弈的两个均衡解分别为 (创新, 不创新) 和 (不创新, 创新) 。所不同的是, 这样的均衡解, 相对于局势Ⅰ, 即企业A和企业B合作创新而言, 总收益少了2单位。也就是说, 不合作行为导致了潜在社会总福利的损失。
三、进一步调整后的博弈模型分析
如果进一步改变假设条件, 考虑下述情况:如果某项技术创新可以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效率提高, 但是对于单个企业而言, 创新的收益不足以弥补创新需要花费的成本。假设单个企业进行创新的成本仍然为10, 合作创新的总成本为8, 两个企业平均承担, 各花费4单位成本;创新为每个企业带来的收益变为8。收益矩阵如下:
这是一个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 博弈只产生了一个纳什均衡, 即 (不创新, 不创新) , 两个企业都不再进行创新。这是一种两败俱伤的结果, 对于个人理性的追求最终导致了集体理性的缺失, 均衡产生了对于社会总福利而言最坏的一种结果。事实上, 对于前两个博弈来说, 有学者做过研究, 在现实中均衡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出现此类均衡。因为在收益值不是很大的时候, 人们对于所谓“公平感”的追求, 往往会让他们偏离所谓的完全理性。这样的结论对于理论研究者来说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因为它意味着, 在很多时候, 靠个人的理性往往会带来十分严重的、不为人们所期望的后果。
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了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创新行为。发现, 两个企业进行联合实施合作创新, 可以给双方带来相应的经济回报, 也可以导致社会福利的提升。尤其是在创新成本较高时, 合作更是成为推动创新的必需动力。然而由于博弈者的个人理性存在先天缺陷, 因此“囚徒困境”非常容易成为企业创新的巨大障碍, 如何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将成为后续研究的重点。
摘要：产业集群现象由来已久, 其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强大的创新能力。与单个企业不同, 集群创新能力大小的决定因素不仅仅取决于某个创新个体, 同时也取决于产业集群的结构和共生机制, 取决于集群内部组织间知识的生产与分配, 取决于对基础知识的依赖和利用程度, 取决于完成创新并产生经济价值的整个系统。本文从博弈论视角出发, 简化和分析两个企业间合作创新的静态模型, 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关键词：博弈论,静态分析,合作创新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4.
[3]朱涛: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合作创新的理论分析[J].经济经纬, 2007 (3)
建设工程招投标之静态博弈浅析 篇3
一、投标方之间静态博弈行为
作为建设工程的投标方,其投标目的在于了解竞争对手信息的基础上,合理评估自身的技术管理实力,报出有利于己方中标的投标报价。为了简化博弈分析,假定投标各方都是理性经济人,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投标各方的技术管理能力基本一致,决定中标的因素就是投标报价;投标各方皆能获得充分的建设工程招标信息及竞争对手信息(不包括对方投标报价)等。因此,建设工程投标各方间的博弈行为可以看成是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一般而言,投标各方的投标报价有高低之分,低者中标。但是在投标之前,都会考虑以低价去投标,还是以高价去投标,这就决定他们投标有低价和高价两种策略。为了进一步简化分析, 假设建设工程仅有两个投标人:投标人甲和投标人乙;工程成本为100%,他们低价策略是获得毛利12%,高价策略则是获得毛利24%,同时参与投标,不管是否中标,都需要付出1%的成本; 如果双方的报价策略一致,则各有相同的几率中标,即是50%的概率中标;则两个投标人参与建设工程投标的博弈矩阵如下表所示:
从上述静态博弈矩阵可知,如果投标人甲、乙都采取低价策略,则双方的效用皆为5%(=12%×50%+0%×50%-1%)。如果甲采取低价策略,则乙也应该采取低价策略,因为乙采取低价策略,可以获得的期望收益率为5%,优于损失1%的高价策略;如果甲采取高价策略,则乙采取低价策略和高价策略所获得的效用一致。而乙也是如此。故此,(低价策略、低价策略)和(高价策略、高价策略)皆是投标博弈的纳什均衡结果。如果考虑到投标人都是谨慎心理,都认为同等条件下,觉得可靠收益比期望收益更合算,则(低价策略、低价策略)是唯一的纳什均衡,但是如果投标人都有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愿意承担更大风险获得更大收益,则(高价策略、高价策略)在实际中投标过程中也会发生。
上述的案例实际上是一个临界点,如果高价策略的利润率相对于低价策略更高,则投标各方更趋于采取高价投标策略。如果投标方增加至三个,报价策略相同时中标概率相同,则投标各方的博弈矩阵如下:
可见,投标各方的最优策略组合就是都报低价,以求中标。 这也说明参与竞争投标的单位越多,招标方越有可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优质的工程。
二、招标方与投标各方之间静态博弈行为
建设工程的招标方,希望通过工程项目招标,择优选取工程的承包单位,以缩短工期、提高工程质量和节约建设成本。目前, 根据国内工程项目的情况,招标单位一般采取无标底(Pe)也不设招标控制价(Pc)策略、或者设立标底策略、或者设立招标控制价策略,为了进行对比,本文亦把建设工程招标现实中几乎不会出现的同时设立标底和招标控制价策略也纳入分析范围。
根据上述两个投标者的博弈情形进行扩展,加入参与方———招标人,招标人和投标人共同进行博弈。假设招标人也知道投标各方所知道的共同信息;建设工程建成后的效益固定,则招标人作为理性经济人考虑的主要因素是项目总成本,包括工程成本、投标方毛利以及为设标底或投标控制价所付出的成本; 招标方单纯设立标底或者投标控制价,需要付出1%的成本,如果两者都设立,仅需付出1.5%的成本;为了分析方便,假定招标人设立低价策略和高价策略的中间值、也即工程成本118%为标底或招标控制价;如果同时设置了标底和投标控制价,则假设标底为投标控制价和低价策略的平均值,即为工程成本的115%。 例如,招标人如果不设标底和招标控制价,则投标人甲、乙的投标和上述两投标方的静态博弈矩阵一致,招标人的总成本有可能是112%,也有可能是124%。如果设有标底118%,投标人的低价策略和高价策略中标概率相同,如果投标人甲报低价,则其效益为5%(=12%×50%-1%);投标人乙报高价,其效益为11% (=24%×50%-1%),招标人的总成本是119%(=100%+12%× 50%+24%×50%+1%)。如果设了投标控制价118%,投标人为了不出现废标的情况,则高价策略需要调整,高价策略从毛利24% 降至最高不会超过毛利18%。则建设工程招投标各方在招标过程中的静态博弈行为矩阵详见表3。
由此可见,招标人的招标策略中,未设立标底及招标控制价,则投标方存在两个均衡,低价策略组合和高价策略组合,招标人的工程总成本得不到控制,可以说是“听天由命”;而设立标底,投标各方的均衡是报标底之上的高价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即会诱使投标人报高价;设立合理招标控制价,投标各方的最优策略组合就是报低价以求中标;而同时设立标底和控制价,投标各方的均衡是招标控制价下的高价策略组合,相比于仅设立招标控制价的策略,再设标底,显得多此一举。综合而言,招标人进行招标的最优策略是单独设立合理招标控制价策略,仅仅需要花费额外设立招标控制价的少量代价,即可以变不确定为确定,避免投标报价中高价的出现。
三、招投标博弈的影响因素及其实践
当然,上述的简单分析存在很多的假设条件,也就有其局限之处。建设工程招投标现实中,情况并非如此理想,招标方对于工程项目的真实成本可能不如投标方清楚,导致设置的标底或招标控制价大为偏离工程真实成本;中标结果是唯一的,无论是单个投标单位,还是一个投标联合体,这也说明投标结果只有唯一投标方是赢家,而并非上述分析中投标策略都相同时每个投标方的效用收益一致;投标各方的信息或许可能不对称充分,容易受到竞争对手虚虚实实的信息的误导, 做出错误决策;投标各方的技术管理有差异,会导致技术管理能力强的投标方比竞争对手报出适当高价;投标各方决策者的心理精神状态有差异,有人喜欢冒险,有人乐于谨慎等等, 都会影响到最终招投标结果。
笔者有幸参与一个工程项目的投标,作为建设单位的招标方对项目的工程成本不甚了解,邀请的潜在投标者都了解到这个状况,在替建设单位做项目前期的时候,工程投资概算都比较高,招标方据此正常下浮一定比例作为招标控制价。在投标过程中,投标各方中有一家的营销人员和其他投标方的营销人员聊天的时候,释放信息说自己单位可能要求正常行业利润。其他投标方根据此信息,判断他这个是迷惑信息,一致采取了高价策略报价。结果显而易见,这家以正常行业利润报价的单位中标。
静态博弈 篇4
近年来, 私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许多私有企业在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 并没有履行依法纳税的义务。这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额税款流失, 也会对社会风气造成负面影响。就不同税种来说, 私营企业通常逃税的税种有:增值税, 营业税, 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印花税等。私企逃税问题主要涉及到国家和企业的两方利益制衡。本文用执法机关 (政府) 的利益代替国家的利益, 企业和执法机关之间便形成了偷逃税与检查监管的关系, 但双方并不能确切知道对方会如何行动, 不能完全了解其收益, 故双方处在不完全信息状态, 而为了简化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进行分析。
二、博弈论的发展及其分类
博弈论始于1944年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合作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 后由Nash、Shapley、Selten、Harsanyi等人将博弈论不断地丰富。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 博弈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博弈论研究各博弈主体的行为相互作用时的决策, 以及这些决策下的均衡问题。直观地来看, 就是当一个博弈主体在进行决策时, 会受到博弈中的其他博弈主体决策的影响, 同时其决策又反过来影响其他博弈主体的决策和均衡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不看, 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
博弈论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而是一种研究方法, 其应用范围不仅仅包括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相比, 各主体的效用函数不再只是依赖于他自己的决策, 还要考虑其他主体的决策对自己的影响, 而各主体的最优选择是其他主体决策的函数, 即要充分考虑各主体决策行为的相互影响。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私有企业是否偷逃税的决策和执法机关是否进行检查的决策, 这两个主体的决策都会受到对方的影响。如果企业偷逃税的倾向较为严重时, 执法机关会加大检查力度;而反过来, 若执法机关加大检查力度, 则企业也会减少偷逃税款的行为。而这些相互之间的决策的影响最终也会影响企业和执法机关的收益。
从博弈论的发展历程来看, 经历了从完全信息到不完全信息, 从静态到动态的过程。完全信息即每一个博弈主体的收益函数在所有博弈参与者之间是共同知识 (common knowledge) , 而不完全信息是至少有一个博弈主体不能确定另一博弈主体的收益函数。故博弈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况:其一是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其均衡解为纳什均衡, 代表人物为Nash (1950, 1951) ;其二是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其均衡解为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 代表人物为Selten (1965) , 包括完全信息下的序贯行动博弈和重复博弈;其三是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又称为静态贝叶斯博弈, 其均衡解为贝叶斯纳什均衡, 代表人物为Harsanyi (1967, 1968) ;其四是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其均衡解为精练贝叶斯均衡, 代表人物有Selten (1975) , Kreps and Willson (1982) , Fudenberg and Tirole (1991) , 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序贯行动博弈和重复博弈。
本文中的博弈主体对于不同决策组合下各自的收益有清晰的认识, 如企业知道自己如果偷逃税款并被执法机关检查出来后的罚款及自己的收益。但博弈主体并不能确切的知道对方会有多大的概率进行各种决策, 就并不能确定自己和对手的收益函数。同时, 为简化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了双方进行一次性博弈的均衡。所以, 本文建立了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 分析了私有企业是否偷逃税款和执法机关是否检查决策的均衡解, 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三、博弈模型的建立
1、博弈假设
(1) 模型前提假定。在一个国家中, 存在一部分的偷逃税私有企业, 同时也存在一部分依法纳税的私有企业。考虑到偷逃税会提升私有企业的利润空间, 偷逃税的私有企业对依法纳税的企业具有“具有挤出效应”。
(2) 博弈主体。本博弈的主体为某家私有企业和执法机关, 并假设参与静态博弈的双方都是理性的, 通过给定参与者的策略空间, 效用函数, 以及支付矩阵, 博弈双方在给定对方的博弈策略下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最终双方不断调整策略, 达到博弈均衡。参与人的策略选择依赖于对手的最优策略, 双方之间的最终博弈结果是相互决定, 相互制约的。
(3) 行动策略假设。私有企业, 可供选择的策略有“偷漏税”和“依法纳税”两种。执法机关代表国家利益, 执法人员对于私有企业有“检查偷漏税”与“不检查偷漏税”两种策略。
(4) 博弈顺序及信息假设。由于私有企业策略的选择是既成事实, 而执法人员既不事先得知私有企业是否偷漏税, 私有企业也不能确定执法人员是否会“检查偷漏税情况”, 因此可认为双方参与人的行动是同时进行的, 满足静态博弈条件。每个参与人对所有其他参与人的策略空间与效用函数等有所了解, 但对行动的概率并不清楚, 因此本模型采用的是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2、博弈模型
从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的策略组合来讲有以下四种策略: (舞弊, 检查偷漏税) 、 (舞弊, 不检查偷漏税) 、 (不舞弊, 检查偷漏税) 、 (不舞弊, 不检查偷漏税) , 相应的得益矩阵如表1所示。
以上模型中假设:Q1为依法纳税的私有企业的利润;Q2为偷漏税的私有企业的利润;C为执法机关检查一家企业偷漏税所付出的成本;T为执法机关查处偷漏税私有企业所获得的收益;ω为执法机关检查偷漏税的概率;δ为私有企业偷漏税的概率。
四、博弈的均衡及其结论
根据以上的得益矩阵, 我们可以分别分析执法机关和私有企业的纳什均衡解。
1、执法机关的均衡解
执政机关检查偷漏税是预期收益:E1=δ× (T-C) - (1-δ) ×C;执政机关不检查偷漏税时预期收益:E2=δ×0+ (1-δ) ×0。当E1=E2时, 可得到在监管方博弈均衡时, 私有企业偷漏税的概率为:。
2、私有企业的均衡解
私有企业偷漏税使得预期收益:E3=ω× (Q2-C) + (1-ω) ×Q2;私有企业依法纳税时的预期收益:E4=ω×Q1+ (1-ω) ×Q1。当E3=E4时, 可得到私有企业在博弈均衡是, 监管方检查偷漏税的概率为:。
3、结论
执法机关, 私有企业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为:。从上述两方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对于私有企业而言, 其选择偷漏税的概率δ和C正相关, 和T负相关。当执法机关检查偷税漏税成本越高时, 企业偷漏税的概率也就越大。这是因为当私有企业了解到执法机关检查偷漏税的成本很高时, 执法机关考虑到自身的财政约束成本, 势必会减少对私有企业偷税漏税的检查, 因此私有企业被发现偷税漏税的概率会相应下降, 因此私有企业会增大其偷税漏税的概率。当执法机关查处偷税漏税企业所获得的利润越高时, 私有企业的偷漏税概率越低。这是因为当执法机关查处偷漏税企业所获得利润变高时, 执法机关获得了利益的激励, 因此会增加查处偷税漏税企业的概率来增加所获得的总利润。对于私有企业来说, 当执法机关增加了其查处偷漏税概率时, 也就意味着企业偷漏税惩罚的概率越高, 因此, 私有企业会减少其偷漏税的概率。
对于执法机关而言, 其选择检查偷漏税概率与Q2正相关, 与Q1和T负相关。当私有企业偷漏税后所获得的利润越高时, 执法机关选择检查偷漏税概率越高。这是因为当私有企业偷漏税后获得高利润时, 这时国家受到的损失也越多, 执法机关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 增大其检查偷漏税的力度, 相应增加其检查偷漏税的概率。当私有企业依法纳税后所获得的利润越高时, 司法机关检查私有企业偷漏税的概率就越低。这是因为依法纳税的私有企业获得高利润时, 偷漏税对他们经营企业所提升的利润空间影响不大, 私有企业并没有充分的激励进行偷漏税, 因此会减少其偷漏税的概率, 因此, 执法机关也会相应减少检查私有企业偷税漏税的概率。当执法机关查处偷漏税企业所获得的利润越高时, 其相应查处偷漏税企业的概率就越低。这是因为执法机关获得利润越高时, 相应私有企业减少的利润就越多,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利润损失, 私有企业必然会减少偷漏税概率, 因此, 执法机关会减少检查偷漏税的概率。
五、私有企业偷漏税问题的治理
根据以上不完全信息静态模型博弈所得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治理私有企业偷漏税的建议。
1、加大对私有企业偷漏税的监管力度
私有企业逃税问题一直都存在,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私有企业逃税问题变得日益明显, 给国家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 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了为企业的运营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以及维护国家的既得利益, 必须加大对私有企业偷漏税行为的监管力度。
2、完善对偷税漏税问题的监管体系
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 有利于提高监督质量以及惩罚力度, 有利于减少私有企业偷漏税的行为, 同时也是对执法部门权力的约束, 有利于维护政府和执法机关的清正廉洁形象。
3、增大对依法纳税和偷漏税企业的奖惩力度
建立合适的奖惩制度, 让依法纳税的企业受到应有的奖励, 会有利于让其继续保持依法纳税。同时, 对偷漏税的私有企业进行惩罚会让其减少偷漏税的行为, 形成道德和利益约束。
参考文献
[1]魏长升、张柳:博弈视角下“小金库”长效治理探讨[J].财会通讯, 2011 (12) .
[2]朱彬、朱祖平:企业偷漏税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博弈模型研究[J].福州大学学报, 2002 (4) .
静态博弈 篇5
关键词：市场监管,会计信息伪造,博弈模型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对于经济领域的监管力度也逐渐加大。尤其是会计信息领域,也逐渐从监管无序的状态逐渐向各方联合监管的状态发展。政府以及企业部门对会计信息的监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相关经济学者也从理论的角度不断完善我国会计信息管理体系的相关理论。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更加清楚明白地看到当前会计信息监管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会计信息失真事件是整个会计信息管理中最大的难题。一方面,政府以及相关监管部门由于技术、利益博弈等多方面的主观和客观因素制约,很难及时将相关信息公开或者予以处理。另一方面,就企业而言,良好的会计信息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但是一些企业由于自身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出现财务亏空,而此时会计信息管理人员出于不同方面的考虑,做出会计信息造假事件。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形势来看,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上市公司中,其会计信息失真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国企业的会计信息缺乏真实性,这一现状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时表现在多方面的。据近期调查,92.9%的中小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质量存在不满意,市场上会计人员伪造会计信息、舞弊、造假会计年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并且具有一定可靠性和公允性的会计信息已经愈来愈缺少。这主要是每年因伪造会计信息而使年报严重失真,虚假金额之高令人瞠目。广大中小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报表失去信心。随着因造假取得的不法收入不断增加,更出现了企业管理层之间甚至社会中介部门联合造假的现象,使人们对会计信息质量开始持怀疑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决策,市场的信用关系也岌岌可危。而另一方面从政府及企业等其他相关公布的权威数据来看,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令人担忧。证监会主要负责对被举报或抽查的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加以调查。从20世纪90年代起针对多家会计信息严重虚假、失真的上市公司做出了处罚决定,其披露的舞弊金额无不令人震惊。从下列表(1)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确存在着一些虚构利润的现象,大部分公司往往将巨额的亏损报告称良好的盈利或缩小亏损的程度。从企业发展的实际来看,当企业发生由于经营不善、会计信心管理人员工作失误等各种原因造成亏损时,企业为了自身形象往往第一措施就是虚构会计信息,而不是采取坦诚的态度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就企业而言,虚构会计信息是树立“完美形象”最快捷的措施。这就使得很多企业在进行会计信息管理时出现运用了错误方式的状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博弈愈演愈烈,要完全做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一大难题。对此我国上市公司的一些监管部门也采取了相应对策,在2002年颁发实施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框架性文件,虽然在某些程度上制约、减少了伪造现象的发生,但由于上市公司制度远不及能够完全抵制此类现象发生的高度,因此会计信息的失真现象依旧严重存在,并且继续影响着投资者、债权人、企业员工等其他相关者的利益。
单位(万元)
基于此,本文以Reinhard Selten的“小偷与守卫”模型为基础,通过建立企业会计信息伪造监管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从而探寻对伪造会计信息的有效遏制的对策。
二、企业会计信息伪造监管博弈分析
在静态博弈模型下,参与者一般遵循同时采取行动的原则,而在完全信息博弈模型下,参与者对所有参与者的策略空间及策略组合下的支付有“完全的了解”。从伪造者和监管者各自采取的行动从逻辑顺序看,伪造者决策在先,监管者决策在后,监管者监管前并不清楚伪造者是否伪造,因而将此模型定义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有一定的合理性。
(一)伪造者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一
(1)模型设立。虽然在实际中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但在该模型假设中,我们暂且假设市场监管者在监管时一定能够发现会计信息的伪造,并且双方都知道对方和自己的收益函数,因此不同策略组合下各参与者的支付确定如下:监管者因为监管伪造者会获得收益(如奖金、职务提升等),我们设其为B1,但由于时间和精力的耗费,我们也不能忽略监管的支付成本,我们设其为C,因此监管者监管的收益为B1–C;同时伪造者因伪造被发现受到惩罚为F1,此时伪造者收益为–F1;当监管者监管,但伪造者不伪造时,监管者付出了监管成本C,但由于没有奖惩,因此监管者的收益为–C,此时伪造者收益为0;当监管者不监管,伪造者伪造时,监管者将受到诸如处分、罚款、降职的惩罚,我们设其为B2,此时监管者收益为–B2,而伪造者通过伪造获得收益为F2;当监管者不监管,伪造者不伪造时,双方的收益均为0(假设B1–C>0>–B2,即监管者发现伪造后得到的奖励足以支付其检查成本)。双方的支付矩阵如表(2)所示。通过相对优势策略划线法可知,显然此时只存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在均衡状态下,我们假设监管者监管的概率为q,伪造者伪造的概率为p,并且监管者选择查与不查的期望收益相同,伪造者选择伪造与不伪造的期望收益也相同,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求解过程如下:当监管者选择查与不查的期望收益相同时:(B1–C)p+(–C)(1–p)(–B2)p+0*(1–p);p=C/(B1+B2)…(1)。当伪造者选择伪造与不伪造的期望收益相同时:(–F1)q+F2(1–q)=0*q+0*(–q)(q=F2/(F 1+F2))…(2)。若p0=C/(B1+B2),则当p>p0,监管者监管的收益大于支付成本,显然监管者应选择监管;当p
同样,可以把监管者的期望支付整理成为:UB(q,p)=–F1pq+F2(1–q)p=p[–F1q+F2(1–q)]
得到监管者对于伪造者的策略选择的(最佳)反应函数:
现在,我们在以q为纵轴,p为横轴的直角坐标中,把监管者和伪造者的最佳反应函数都画出来,两个反应函数重合的地方,就是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现在两个反应函数只有一个交点,说明这个博弈只有一个纳什均衡,这个纳什均衡就是混合策略纳什均衡:(p,q)=(C/(B1+B2),F2/(F 1+F2))
(2)对模型的具体分析。在实际案例中,我们经常看到政府通过对监管部门加大奖惩的力度来提高监管部门监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通过提高伪造的成本来降低伪造发生的概率,在短期内都对伪造行为产生了遏制的作用。但是从长远观点来看,并没有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更有愈演愈烈趋势,这些都是激励悖论的具体表现,而(1)式和(2)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悖论现象。(1)式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伪造者发生伪造行为的概率p与监管者监管的收益B1、B2和监管成本C有关。如果从纯数学的角度看,增大监管的收益B1和B2,减小监管成本C都可以让伪造的概率p下降,使其趋向于0。但是在现实中会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首先,监管成本C不可能无限制的降低,因为C是由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共同作用的。其次,监管的收益B1,B2按常理也不可能得到无限制的提高,所以p能趋向于0的理想化模式在现实中并不会出现,因此才会出现我们所看到的加大对监管部门的奖惩并不能非常有效的遏制伪造。(2)式表明,监管者的监管概率取决于伪造者的收益F1和F2,显然当增大对伪造者的惩罚F1不仅不能有效的遏制伪造现象,反而会降低监管者监管的概率,从而刺激更多的伪造行为的发生。同理,根据q=F2/(F1+F2)=1–F1/(F1+F2),增大F2同样会刺激更多的伪造行为,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伪造会计信息的事件中设计的金额越来越大了的原因。
(二)伪造者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二
在模型一中我们假设监管者只要监管就一定能查出伪造者,但是这是基于一种理想化的分析模型,在实务工作中,查出伪造者并不是监管的必然结果,而且有时伪造行为的发现也依托于其他的媒介,如他人告密、伪造者的自首、相关人员或部门的举报等等,所以在模型二中我们将基于模型一,在此基础上加入监管者监管时能查出伪造者的概率为qc。此时监管者和伪造者的支付矩阵如表(3)所示。
同样地,通过相对优势策略划线法可知,此时只存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在均衡状态下,我们假设监管者选择查与不查的期望收益相同,伪造者选择伪造与不伪造的期望收益也相同,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求解过程如下:当监管者选择查与不查的期望收益相同时:(B1–C)pqc+(–C)(1–p)qc+(–B 2–C)p(1–qc)+(–C)(1–p)(1–qc)=(–B2)p+0*(1–p);p=C/(B1+B2)qc…(3)。
当伪造者选择伪造与不伪造的期望收益相同时:(–F 1)qqc+F2 q(1–qc)+F2(1–q)=0;q=F 2/(F 1+F2)qc…(4)。
显然这个模型中的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为:(p=C/(B1+B2)qc,q=F2/(F1+F2)qc),当p大于临界点C/(B1+B2)qc,就要监管,小于临界点就不监管;当q小于临界点F 2/(F 1+F2)qc就伪造,大于临界点则不伪造。(3)式和(4)式表明随着qc越高,伪造者的伪造概率p就越低,同时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q也会随之降低。模型比较真实地反应了现实的情况:当监管者的监管能力很高时,伪造者伪造会计信息的行为就越容易被发现,此时对于伪造者来讲,不伪造即为他的上策;而当伪造者降低自己的伪造概率时,监管者也可以减少监管的次数,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的遏制伪造的发生。
三、强化会计信息失真监管对策
考察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的逻辑框架图(2)。上列是对建立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的初步分析和逻辑框架图。由图(2)可见,企业内部和外部治理具有一定的逻辑。根据该逻辑进行企业会计信息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企业会计信息管理体系。为全面提高监管力度和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本文提出以下对策。
(一)建立完善多层次监管体系
建立并完善多层次的伪造监管体系是提高监管力度和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手段。首先,从理论的角度而言,模型一和模型二表明,降低伪造的关键在于提高监管者的监管能力qc。如果把一个企业看成一个多层次的体系,那么不同的层面都需要有强有力的监管制度。假设各层面都是相互独立的,那么第i个层面检查出伪造的概率为qci,不能检查出舞弊的概率为1–qci,因而多层面检查体系下发现舞弊的概率为qc=∑1–(1–qci)。其次,从企业实践而言,只有建立健全多层次的伪造监管体系,才能更好地为提高监管力度做出贡献。这里的多层次主要是从企业内部而言,在会计信息管理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相应的监督部门。每一个环节的监督部门共同合作,从不同的角度完善相关监督体制。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增加监管的广度,使会计信息的每一个环节均有审核机制;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监管的深度,每一个环节的内部都可以进行不同程度的监管。这样建立并健全多层次的伪造监管体制,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共同实施监管措施,尽可能杜绝企业会计信息伪造行为的发生。企业建立多层次的伪造监管体系,不仅能增加监管的频率,而且也能提高发现舞弊的概率,从而有效降低伪造发生的概率。
(二)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建立健全合理的监管激励机制,运用激励的手段,激发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使企业自主完善自身会计信息机制也是十分重要的手段。从上述模型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合理的奖惩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其发挥的余地。首先,完善对相关信息伪造行为的的惩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会计信息管理人员造成法律威慑,使之在做有可能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行为时抵挡住诱惑。这种惩罚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以处以个人惩罚,另一方面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法律程序上的惩罚。对于伪造会计信息的负责人和相关人员轻则采取降职、扣薪,重则采取引咎辞职、提起公诉等制度。这对于体现企业制度的强制性、会计准则和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规范员工的合法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完善的惩罚制度可以使相关监督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将相关违法行为扼杀在摇篮里。即便出现了相应的违法行为,政府的相关部门予以严肃的处理,也体现了政府对于完善会计信息监督体系的决心。这对于我国企业会计信息长远改革也有着重要意义。其次,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也应该完善奖励机制,尤其是对举报者要采取保护和奖励措施。企业会计信息事件往往牵连甚广,甚至会影响多方利益。会计信息失真事件一旦被爆出来,所造成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尤其是事件的举报人往往会被推倒风口浪尖。在各利益方的博弈之下,举报人也就随之处于弱势地位,其合理利益甚至人身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一方面要完善我国法律体系,保证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以及相关利益。另一方面相关监督委员会也应该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这种保护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信息安全也包括个人人身安全。银监会曾提出的“对举报查实的案件,举报人属于来自基层的员工的,要予以重奖”。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将这些措施予以落实,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完善我国实现法治国家建设。再次,加强审计部门的独立性也是当务之急。一方面,在传统会计信息管理体系中,审计部门的无法完全独立,在各利益方的压迫之下,难以实现本部门的功能。这样就造成审计部门形同虚设的现象。审计部门的无作为或者无法作为,尽管是由于主观客观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仍旧无法掩盖审计部门难以实现其职责的事实。另一方面,因为监管部门的人员在发现、举报、处理伪造行为的同时可能会得罪相关部门的人员和管理层,使得监管人员可能在以后的工作中会受到刁难和排挤,因此加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也是降低伪造现象的必要举措。因此,政府相关部门或者企业更应该加强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只有加强了审计部门的独立性才可以使审计部门最大限度地完成审计工作,并根据相关政策法规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进行公开处理。
(三)提高监管者的监管能力
运用先进理念和信息技术,提高监管者发现伪造行为的能力。提高发现伪造行为的能力是监管部门处理会计信息失真事件最关键的措施。以上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最有效地防范伪造的途径就是提高监管者的发现伪造行为的能力。政府以及相关监督部门一方面应该树立先进的理念,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在工作过程中应该运用当前先进的技术,提高自身发现伪造信息的能力。对此,本文尝试提供两个个途径:第一,转变传统的观念,重视对小规模违规行为的监管和惩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大部分的伪造行为都源于最初的违规行为,如果不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就不能即时遏制伪造的苗头,防止伪造的发生。只有从树立了先进的理念才可以真正完善会计信息管理工作。会计信息管理理念是进行企业会计信息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只有运用先进的指导思想,才不至于使审计工作发展走向误区。尤其是对于小规模违规行为,应该予以严肃处理。这有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维护法律的尊严。第二,审计部门在工作过程中应该采取专业领域中的先进技术,从技术上提高自身发现伪造行为的能力。只有从源头遏制了会计信息造假行为,才有可能做好企业会计信息监督工作。就目前来说,采用计算机的审计辅助软件,构建计算机监管网络体系。现在市场上诸如ACL、IDEA等审计软件,SQL SERVER,ACCESS等通用数据库对于识别分析可疑数据,及时发现伪造信号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以及企业相关部门应该在计算机技术方面投入人力物力,进行深入研发和实践。只有技术上的不断革新才可以帮助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更好的完成相关工作。
(四)强化公司外部监督机制
强化公司外部监督机制对于遏制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有着重要意义。一是要完善CPA审计制度。国外的审计经验表明,民间审计制度对治理会计信息伪造失真问题是十分有效的。二是要充分发挥国家的行政干预职能。国家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可以从国家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对相关会计信息进行一定的干预。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国家宏观调控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对我国经济进行有效的调控。首先国家可以采取经济手段对企业会计信息管理进行监督。例如实施相关的经济发展规划等等。其次,运用法律手段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表现之一。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企业会计信息管理工作。国家宏观调控中的法律手段对于打击犯罪有着明显的作用。第三,政府及相关部门还可以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国家宏观调控,对企业会计信息管理工作进行干预。行政手段主要是指国家通过强制性的命令性的手段或规定,对企业的相关行为进行管理。在防止企业会计信息失真方面,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方式同样值得试用。当然,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以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为主,而行政手段只是在必要的时候作为辅助手段出现。政府在治理会计信息伪造失真问题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政府管理的程度及效果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加强问责制度,从而增加企业、经营者及会计人员的违规名誉风险和违规成本。
(五)完善法律法规民事责任
完善法律法规是遏制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关键手段之一。尤其是在当前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现状十分严重的前提下,更应该完善法律法规的制定。首先是要扩大责任主体范围。其次是扩大请求权主体的范围。最后,要改变举证方式中举证责任一般由原告承担的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在涉及会计信息伪造失真的民事诉讼中,为了避免原告和被告位置之间的不平等,及被告举证容易,原告举证困难这一现状,应将举证方式改为被告负主要举证责任,采用推定过错原则:原告只须证明自己受到的损失,但是被告如果不能举证自己无过错即被推定为有过错而承担民事责任。
四、结语
本文论述通过建立企业会计信息伪造监管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从中探寻相关的措施。该模型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理想性,但是就目前技术发展而言,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模型分析。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可以有效地发现企业会计信息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信息失真事实。通过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的逻辑分析,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根据其中的启示采取相应的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企业会计信息失真事件的发生。首先,政府应该建立并完善伪造监管体系,运用监督的力量查处相关企业信息失真事件。其次,建立健全合理的监管激励机制,运用激励的手段,激发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使企业自主完善自身会计信息机制。第三,监管者应该树立先进的理念,运用先进的技术,提高自身发现伪造信息的能力。第四,企业自身应该完善并强化外部监督机制,利用外部力量完善企业会计信息监督体制。最后,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完善法律法规,对相关责任主体民事责任进行明确的确认。只有从不同的方面采取针对措施,才可以逐渐完善我国会计信息领域的管理体系,这样我国的经济才可以健康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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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正龙:《审计博弈分析》,《审计研究》2009年第3期。
静态博弈 篇6
根据前程无忧 《 2014 应届生调研报告》 中的数据显示, 在85 后员工比例越高的企业中, 员工的平均离职率也会不断提升。 85 后、90 后员工在职场中的比例却日益增长, 他们拥有全新的价值观、活跃的思维、独立的个性, 为企业注入新鲜的活力。 同时, 他们鲜明的个性也造成了其职场稳定性相对较低, 离职率居高不下, 甚至影响其他员工的稳定性, 给企业的招聘、管理和人才保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新生代员工被称为“ 千禧一代”、“ 网络一代”, 他们主要是指进入职场的85 后、90 后群体, 作为职场中的主力军, 他们对企业的未来发展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 近年来新生代员工进入职场后, 新生代员工的离职问题频频出现, 新生代员工离职问题不仅增加企业的人力成本, 而且也导致企业的竞争力下降, 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
员工离职问题一直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目前针对员工离职问题的研究非常多, 其中一些研究主要是从员工离职倾向的影响因素角度着手, 采用问卷调查法、建立离职模型等进行实证研究。王振源等 ( 2014) 认为留任员工对同事离职时间的外部归因性越高, 其消极情绪越高, 工作满意度越低, 组织承诺越低, 离职倾向越高, 留任员工与离职同事的关系会通过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的中介影响离职倾向;陈东健等 ( 2009) 认为员工的价值观和组织支持会显著影响其离职倾向, 员工感知到组织支持后, 会降低由于价值观带来的离职倾向。还有一些研究是从博弈方面针对企业员工的离职问题进行博弈分析, 汤馥萍等 ( 2012) 认为受训员工跳槽行为的原因是为了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并提出建议即增加受训员工的离职成本。还有一些研究通过建立博弈分析模型对组织和员工的相互作用进行探究[8]。毫无疑问, 上述研究都忽略了新生代员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离职问题的探讨, 而运用静态均衡博弈的理论对新生代员工的离职倾向进行博弈分析的文献更是少见, 企业和有离职倾向的员工之间本身存在着利益方面的博弈, 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利益双赢的局面, 这些研究都是目前人事管理领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新生代员工的内涵和特征进行分析, 并运用静态均衡博弈对原企业和有离职倾向的新生代员工以及外部环境中有离职倾向的新生代员工将流入的企业与流出的企业间进行博弈分析, 进而对新生代员工的离职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1 新生代员工的特征分析
1.1 新生代员工的内涵
新生代员工是指进入职场的80 后、90 后的人群。 本文主要研究的离职是指在原企业中, 新生代员工在工资、福利待遇、发展机会等等方面的利益得不到满足, 主动离开原企业的行为。
与上一代相比, 新生代员工所处的环境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 从而孕育了新生代员工截然不同的时代特征。对于上一代的管理者来说, 新生代员工形成的个性特征以及行为模式, 既为公司注入了新鲜血液, 也对传统的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新生代员工, 作为职场中的主力军, 如果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正确的关注, 他们就会采取极端的方式———离职来满足自身的需求。
1.2 新生代员工的特征分析
新生代员工独特的个性特征以及行为模式、 思维模式, 这些都是诱发新生代员工高离职率的根本原因。
第一, 自我意识强。 新生代员工个性独特、张扬, 表现欲强, 希望能在领导者面前突显自己的才能, 但往往忽视周围其他同事的看法。 此外, 新生代员工的组织忠诚度比较低, 不喜欢被约束, 团结意识较差。新生代员工以上司的领导能力和个人品质为标准来衡量上级, 而不会因为权威和职务级别而尊重上级; 他们注重自己的职业发展空间, 如果上司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 那么新生代员工跳槽的可能性就会很小, 反之, 就会离职。
第二, 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传统的员工相比, 新生代员工的生活非常丰富多彩, 他们有自己的“ 非正式组织”, 他们普遍认为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他们不愿意为了工作而牺牲个人空间, 并且, 大多数新生代员工不会选择强度大、时间长的工作, 他们倾向选择工作时间弹性比较大、内容丰富、薪资福利待遇较好同时压力较小的工作, 以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第三, 独立性较差, 对父母依赖性比较强。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进入迅速发展阶段, 我国逐渐进入小康社会, 经济繁荣的发展给新生代员工创造了安逸的生活环境,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使新生代子女的地位不断提升, 无论是人生规划还是生活小事都得到父母的指导和关注, 独立意识较差。一旦进入职场, 他们的缺点就会在工作中得以凸显, 例如工作拖延、动手能力差以及不愿意做“ 脏、累、忙”性质的工作等等, 这些都是新生代员工离职的隐患。
第四, 功利导向。 新生代员工渴望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 得到管理者以及同事的认可, 希望获得高工资、高福利的工作以及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同时表现欲极强, 喜欢提出大胆、个性的想法, 渴望得到大家的关注, 但是, 一旦新生代员工认为短时间内的付出没有得到公正的报酬, 新生代员工就会减少付出或者选择离职。
第五, 创新性强。由于新生代员工个性张扬, 不喜欢受到公司管理制度的束缚, 他们追求平等、公正、人性的工作环境, 思想上特立独行, 他们愿意打破现有的思想和体制框架, 并提出一些大胆的想法, 进行创新性的活动, 他们往往不喜欢循规蹈矩的工作, 如果他们的行为受到公司管理制度的限制, 他们往往会通过离职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新生代员工和60 后、70 后员工相比, 自我意识比较强, 个性张扬;更加偏好追求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希望拥有更多个人的生活空间;对父母的依赖性较强, 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 同时功利性较强。 这些性格特征决定了新生代员工在未来职场中的不稳定性甚至频频出现离职的现象。
2 新生代员工离职行为博弈分析
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 它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它既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 又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 博弈有许多种分类, 按照行为的时间序列性, 博弈论可分为静态博弈、动态博弈两类, 静态博弈是指在博弈中, 参与人同时选择或虽非同时选择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先行动者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 按照掌握博弈信息的程度, 又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 所谓完全信息博弈是指如果博弈各方对各种局势下所有局中人的得益状况完全清楚, 称之为完全信息博弈, 反之为不完全信息博弈。本研究将采用静态均衡博弈的方法从主动离职的新生代员工与企业的角度和原企业 ( 跳槽之前所在的企业) 与新企业 ( 新生代员工离职后即将流入的企业) 的角度进行博弈分析, 从而为企业和主动离职的员工寻找最优战略。
2.1 原企业与新企业之间的博弈
假设博弈的双方参与人为新生代员工离职前所在的企业和新生代员工即将流入的企业, 假设原企业为企业A, 新企业为企业B, 为了建立模型和找出最优策略, 必须作出如下假设:
第一, 假设新生代员工是由于自身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进行主动离职, 新生代员工为企业创造的收益大于企业支付的成本。
第二, 假设企业A和企业B的地位相当, 在作出决策时都是理性的, 他们都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策略行动目的。 企业A、B都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
第三, 企业A是基于主动离职的新生代员工与企业B进行博弈。
第四, 在市场中, 主动离职的新生代员工有流入企业B的意向。
第五, 博弈过程中, 企业A与企业B双方的策略选择:企业A有两种策略行为SA= ( 留人, 不留人) ;企业B的策略选择为SB= ( 接收, 不接收) 。
第六, 博弈双方信息不完全, 即博弈双方无法知道对方做出何种决策, 但双方对相互的策略空间有清晰的了解。
在这假设两家企业的收益都为M, 因新生代员工主动离职对企业A造成的损失为r, 针对主动离职的员工, 企业A的激励成本为CA, 企业A因离职员工支付的违约成本的收益为R;企业B的招聘成本为CB, 企业B因新员工的流入所增加的收益也为r, 根据以上分析, 企业A与企业B的收益矩阵如下:
由矩阵可知, 当r>CB时, 即M+r-CB>M, 企业B的策略选择是接收, 企业因离职员工违约成本的收益R>CA时, M+R-r-CA>M-r, 企业A的策略选择即留人, 此时博弈存在一个上策均衡解 ( 留人, 接收) ;当企业因离职产生的违约成本的收益R<CA时, M+R-r-CA<M-r, 企业A的策略选择是不留人, 此时博弈存在的一个上策均衡解 ( 不留人, 接收) 。
当r<CB时, 即M+r-C<M, 企业B的策略选择是不接收, 企业因离职员工违约成本的收益R>CA时, M+R-r-CA>M-r, 企业A的策略选择即留人, 此时博弈存在的一个上策均衡解 ( 留人, 不接收) ;同理, 企业因离职员工违约成本的收益R<CA, 此时博弈存在的一个上策均衡解 ( 不留人, 不接收) 。
在现实情况中, 当r<CB时, 即离职的新生代员工创造的收益小于企业B支付的成本, 显然这种情况下, 无论企业A采取何种策略, 企业B不接收离职的员工, 此时博弈不存在一个上策均衡解;当r>CB时, 无论企业A选择留人或不留人的决策, 企业B都会选择接收离职的新生代员工。 在这两种情况中, 企业B都有占优策略。 而如何使企业A的损失最小甚至没有损失, 正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需要深思的问题。
2.2 原企业与主动离职的新生代员工之间的博弈
假设新生代员工在企业A中的工资是W0, 企业A针对离职的新生代员工采取留人政策时的激励资金是B ( B=CA) , 新生代员工选择离职时需支付的成本是C ( C=R) , 为企业造成的损失是L ( L=r) , 离职的新生代员工跳槽到其他公司获取的工资水平是W1 ( W1>W0) , 企业A与离职员工之间的收益矩阵如下:
当M+ C-L-B< M-r时, 即C<B时, 即新生代员工需支付的成本C小于企业A的激励资金, 新生代员工会采取离职的策略, 而企业会采取不留人的策略, 在此情况下存在的一个上策均衡解 ( 不留人, 离职) 。
当M+ C-L-B> M-r时, 即C>B时, 即新生代员工需支付的成本C大于企业A的激励资金, 新生代员工会采取不离职的策略, 而企业会采取留人的策略, 在此情况下存在的一个上策均衡解 ( 留人, 不离职) 。在这种情况下, 显然对企业A和员工来说是双赢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新生代员工自我意识比较强, 个性张扬, 追求人性化的企业文化和工作的稳定性, 所以如果他们所在的企业满足不了个人的需求就会选择跳槽, 即使企业采取挽留的策略, 这对企业来说是一种损失, 怎么满足新生代员工的需求, 实现企业和新生代员工双赢, 是今后企业要面临的问题。
3 均衡条件下的对策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知, 人才流失的企业A和人才流入的企业B之间在进行博弈时不存在最优的组合解, 而企业与离职的新生代员工之间的博弈存在的最优组合解是 ( 留人, 不离职) 。为了满足新生代员工的需求, 减少离职行为, 从而减少企业的经济损失, 提出如下建议:
3.1 健全新生代员工的薪酬福利制度
企业制定薪酬福利必须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以“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为准则, 企业针对不同能力的员工, 划分不同的等级, 承担不同的责任和工作内容, 并将能力和承担的责任与薪酬福利待遇挂钩, 从而给予能力较强的新生代员工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 激发新生代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从而打消离职的意向。
新生代员工在原企业中的工资是W0, W0反映了新生代员工为工作付出的价值, 如果薪酬体系不能做到公平合理的话, 新生代员工就会有离职的打算, 即流入企业B, 那么他得到的工资是W1 ( W1>W0) 。 新生代员工作为经济人, 从自身利益出发, 就会采取离职的策略, 而原企业如果不完善自身的薪酬体系, 那么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员工就会选择离职。因此, 企业的薪酬体系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合理, 这样不仅能够满足新生代员工的物质需求, 同时也减少员工提出离职时企业采取留人政策花费的成本。
3.2 转变企业管理方式, 形成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
由于新生代员工个性较强, 创新意识强, 他们在工作中希望打破常规, 不拘泥于传统的工作模式, 他们不喜欢权威性的领导模式, 喜欢法治, 不喜欢人治, 他们渴望与上司进行平等的交流模式。企业应该针对新生代员工的个性特征转变权威性的领导模式, 营造自由、人性、平等的工作氛围, 从而实现新生代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这不仅有利于降低离职率, 还有利于提高工作的效率。
在原企业和员工的博弈组合中, 有一种情况是当企业采取留人的策略时, 员工采取离职的策略。 由于新生代员工自我意识比较强, 个性张扬, 创新能力较强, 他们会因为企业官僚制的管理方式、企业氛围死板、加班等原因离职。即使新生代员工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 如果其他需求或诉求不能得到满足, 这也是他们离职的原因。 因此企业应该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 方便新生代员工与上级进行沟通, 同时对新生代员工的工作给予一些关注和赞美, 形成一种人性化的工作氛围, 从而减少新生代员工的离职。
3.3 健全离职员工的约束机制
当M+ C-L-B< M-r时, 即C<B时, 即新生代员工需支付的成本C小于企业A的激励资金, 新生代员工会采取离职的策略, 当M+ C-L-B> M-r时, 即C>B时, 即新生代员工需支付的成本C大于企业A的激励资金, 新生代员工会采取不离职的策略。可见新生代员工在离职时会考虑到离职所产生的成本, 从而更加理性的对待离职, 因此, 企业应该健全离职员工的约束机制, 增加离职员工支付的成本, 并适当的设置一些离职障碍, 从而打消新生代员工的离职倾向。
针对离职员工, 企业应该在与员工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中设立完善的离职员工约束制度, 提前告知员工合同未满的情况下离职应承担的经济成本, 并且针对不同性质的岗位, 制定不同的离职员工的约束机制。
4 结语
新生代员工离职问题是一个影响未来企业稳定发展的大问题, 因此近来引起我国学者的高度关注。 本文通过运用静态均衡博弈对新生代流出的企业与即将流入的企业以及企业与新生代员工之间进行博弈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当r>CB, R>CA时, 企业B的策略选择是接收, 企业A的策略选择即留人, 此时博弈存在一个上策均衡解 ( 留人, 接收) ;当r>CB, R<CA时, 企业A的策略选择是不留人, 此时博弈存在的一个上策均衡解 ( 不留人, 接收) ; 当C<B时, 新生代员工会采取离职的策略, 而企业会采取不留人的策略, 在此情况下存在的一个上策均衡解 ( 不留人, 离职) ;当C>B时, 新生代员工会采取不离职的策略, 而企业会采取留人的策略, 在此情况下存在的一个上策均衡解 ( 留人, 不离职) 。 如何能够留住员工, 实现企业与离职员工的最优均衡解 ( 留人, 不离职) , 这是通过博弈分析后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尽管本文提出三点对策, 但如何采取可行的措施解决新生代员工的离职问题, 还需要进行实证研究, 针对具体的新生代员工离职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这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摘要：运用静态均衡博弈理论对新生代员工与企业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员工流动进行博弈分析, 探析新生代员工的离职行为对人才流出的企业以及人才流入的企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员工的离职行为对流入的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但对于人才流失的企业来说, 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为了减少人才流出的企业的经济损失, 企业应当健全新生代员工的薪酬福利制度;转变企业管理方式, 形成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健全离职员工的约束机制。
关键词：新生代员工,离职行为,静态均衡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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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博弈 篇7
一、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寻租博弈参与者分析
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参与寻租活动的行为主体主要由外资、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管理者组成。为方便起见,假设在模型中博弈的参与者有两个:外资、寻租者:即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在实际并购过程中,外资和寻租者双方具有不完全信息,比如:寻租者不具有外资的出价、成本等信息,所以,双方的博弈构成了一个不完全信息博弈。
二、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寻租博弈模型的建立
1,模型假设。在模型中,先给定以下各项假设条件:v—国有企业价值。P—实际并购价格。在实际并购过程中,外资不可能出比国有企业自身价值更高的价格进行并购,因此,P≤v。F(p)—外资并购后的全部收益,全部收益由p所决定。q—返现因子,即寻租者向外资索取的外资全部收益的比例,q∈[0,1]。σ—寻租成功的概率,则1-O为寻租失败的概率。β—寻租被查处的概率,则1-β为寻租未被查处的概率。K—惩罚因子,即寻租行为被查处时,处以纯收益的K倍罚金。Cf(p)—外资的并购成本,。外资的并购成本Cf(p)是指外资为并购国有企业所、付出的代价,主要由并购实际价格p所决定。在实际并购过程中,外资知道自己的成本类型,但寻租者不知道,寻租者只知道外资的并购成本为低成本的概率为α,并购成本为高成本的概率为1-α。—寻租者的寻租成本,i=1,2。其中(p,q)表示寻租者寻租被查处时的寻租成本;表示寻租者寻租未被查处时的寻租成本。
2.寻租成本分析。寻租者的寻租成本则是双方的共同知识。寻租者的寻租成本主要由三大部分即:交易成本(用C1表示)、机会成本(用C2表示)和心理成本(用C3表示)所组成。所以,
寻租交易成本即寻租者在获得寻租利益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它包括:寻租者为了获得租金通过种种疏通、游说国有企业相关部门所引发的创租成本;获得租金的寻租者为了长久保护和维持租金所带来的护租成本;政府以及其他知情人员敲诈勒索租金所花费的抽租成本。我们假设I、w、k分别为寻租者整个寻租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即:C1(I,w,k)为寻租交易成本函数。
寻租机会成本是指寻租者不进行寻租时所拥有的工资收入、职位、权力、荣誉、个人影响度等。我们假设一旦寻租者进行寻租且被查处,那么他所拥有的这些收入将全部丧失,而这些收入就是寻租者进行寻租的机会成本。所以,当寻租被查处时寻租者的寻租机会成本为C2;当寻租未被查处时寻租者的寻租机会成本为0。
寻租行为是一种有损社会福利的非生产性活动,它存在着法律制裁、舆论谴责和名誉扫地的风险,以及自己良知的谴责等等,这些因素会引起人们的心理压力,从而引发心理成本。寻租心理成本函数C3主要由返现因子q和惩罚因子K所决定。
通过上述对于寻租者寻租成本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寻租被查处时寻租者的寻租成本;寻租未被查处时寻租者的寻租成本。
三、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寻租博弈模型的求解
根据上面论述,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并购双方收益函数为:
外资的纯收益为:或H;
寻租被查处时寻租者的纯收益为:;寻租未被查处时寻租者的纯收益为:;
所以,无论寻租是否被查处,寻租者的期望纯收益为:
外资将选择p,使得πf(p,q)最大,由,可以得出外资的反应函数,即外资的最优出价不仅依赖于寻租者的寻租比例,而且依赖于自身的成本的高低。设外资在两种成本下的最优出价分别为,由于寻租者不知道外资的真实成本,从而不知道外资的最优出价是还是,因此寻租者将选择最大化期望纯收益函数:
其中,寻租心理成本
所以,代入(*)式中,有
由有,寻租者的反应函数为:q*=G2(PL,PH)。
将p*=G1(q,Ci)和q*=G2(pL,pH)联立就可以求得贝叶斯均衡。
四、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寻租博弈模型结果分析
1.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寻租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是:
即:。当满足这一必要条件时,若寻租行为发生;若,寻租行为将停止;若,寻租行为不发生。
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寻租者不知道外资的真实成本,因此,寻租者的贝叶斯均衡要介于低成本下纳什均衡和高成本下纳什均衡之间。
2.在返现因子不存在或者说外资不将给予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一定回报即q=0的情况下,作为寻租者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将得不到租金,相反,他们还将为争取租金的努力而付出一定的成本。在实际并购中,有很多就是属于后者的情况,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为了自身利益拒绝那些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租金的外资,而将降低并购价格来接受那些已经答复给予他们租金的外资的并购条件。
3.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寻租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是。也就是说,当寻租者寻租的期望总收益大于寻租者寻租时的交易成本与机会成本之和[C1(l,w.k)+βC2]时,寻租是有利可图的,是产生寻租的重要原因。因此,增大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使其大得足以超过寻租者的期望总收益时,寻租将无利可图,可以大大减少寻租行为。
另外,寻租机会成本(C2与寻租被查处的概率β有关。寻租被查处的概率β越大,意味着寻租者寻租时产生机会成本的可能性越高;反之,寻租者被查处的概率β越小,意味着寻租者寻租时产生机会成本的可能性越低,甚至不用承担任何机会成本。所以,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加大寻租被查处的概率,使得寻租者寻租不得不承担机会成本,也是减少寻租行为的一大途径。
4.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寻租行为产生的前提是
,这个
式子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和是寻租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而意味着对寻租者的惩罚力度不够,不足以震慑寻租者。惩罚因子K的数值较小,又意味着寻租者寻租所面临的心理成本较低,因此必须加大打击力度,增加惩罚因子的数值,从而增大寻租者的心理成本。
五、结论
以上通过建立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和对寻租成本的分析,论述了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的寻租问题,为了减少甚至消灭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的寻租现象,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1.加大惩罚力度,增加惩罚因子K。根据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寻租的博弈分析结果可知,惩罚因子K的大小是决定寻租行为是否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惩罚因子K越大,寻租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低;反之,惩罚因子K越小,寻租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高。因此,加大惩罚力度,增加惩罚因子K,足以使得其满足时,寻租行为将不会发生。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要增加惩罚因子,一方面,监督部门要廉洁自律,严格执法,对待寻租活动严肃处理,决不手软:另一方面,对追求租金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采取革除公职,没收全部非法收入,并处于其非法收入几倍、几十倍的罚款等严厉的惩罚措施。
2.增大寻租成本,降低寻租收益。寻租者寻租收益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返现因子q和寻租成本的大小。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返现因子q的大小通常是由外资决定,因此,要降低寻租者的寻租收益,我们主要通过增大寻租成本来实现。而寻租者寻租成本的增大,主要是通过增加交易成本C1、机会成本C2和心理成本C3。
首先,增加交易成本C1。一方面,我们可以加强并购细节信息的披露,以加强社会的民主监督;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加强并购过程中相关个人的信息披露,实行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生活公开化制度,如金融实名制、个人财产申报制度、财务公开制度、事物公开制度等,设置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寻租障碍,增加其寻租交易成本C1。其次,增加机会成本C2。我们可以通过制定以薪酬计划为主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制度,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工资和福利,以达到高薪养廉的目的。最后,增加心理成本C3。
3.完善监督机制,提升寻租查处概率β。寻租者寻租被查处概率β的大小不仅直接关系到寻租者的机会成本,而且也是影响寻租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是否满足的一个重要因子。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为防止寻租行为的发生,必须提升寻租者寻租被查处的概率,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完善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监督机制。首先我们必须完善关于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法律、法规和市场产权交易制度,以确保监督工作有法可依;其次,我们可以采用“制度监督与法律监督并行,再辅之以行政监督监督”的监督手段和方法上,并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活动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面监督;另外,我们还需要加强民主监督,提高群众社会舆论的监督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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