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共9篇）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篇1

1. 理论前提

演化博弈理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 是数理统计学前沿的数理工具。它是博弈论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的创新, 不但继承了经典博弈论的理论基础, 又降低了对局中人完全理性的要求, 利用动态分析的方法来考察群体行为的演化趋势。按照生物进化复制动态的思想, 采用策略收益较低的博弈方会改变自己的策略, 转向有较高收益的策略, 因此群体中采用不同策略成员的比例会发生变化, 选定策略比例的变化速度与其比重和其收益超过平均收益的幅度成正比, 即:[1]

上式称j (28) 1为贝叶斯公式[2]。

所谓的贝叶斯方法是在贝叶斯公式的基础上,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而形成的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贝叶斯方法在实际中有很多应用, 它可以帮助人们确定某结果发生的最可能原因, 具有非常深刻理论意义。贝叶斯方法对博弈论和其他相关学科, 甚至是人类思考产生了巨大影响。

2. 基于贝叶斯方法的演化博弈问题

对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分析, 关键是应用贝叶斯方法求得相应局中人的概率分布, 然后再利用复制动态思想列出微分方程进行相应计算。

博弈对应的复制动态微分方程为:

当每个局中人知道所有局中人的类型分布时, 根据贝叶斯方法, 我们就能够得到局中人i的推断:

3. 数值算例

3.1 博弈模型的假定

假设双方的博弈模型如下:

3.1.3支付矩阵, 如表1所示

3.2模型的演化分析

可以得到系统的12个均衡点, 但其中的 (0, 1/3, 2) , (-1, 0, -2) , 和 (2, 1, -2) 不满足概率范围的要求, 所以舍去。

上述系统的雅可比矩阵为:

可以通过其雅可比矩阵判断上述系统的局部稳定性, 结果如表2所示[3]。

小结

本文将贝叶斯方法与演化博弈的思想结合, 解决了一类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问题, 并将此方法用于数值算例, 求出了该问题的解。

参考文献

[1]谢识予.有限理性条件下的进化博弈理论[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1, 3 (5) :3-9.

[2]盛骤, 谢式千, 潘承毅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3]李云.非线性动力系统的现代数学方法及其应用[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7.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篇2

引言

按现代财务管理的观点，资源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只有当它投入使用并在多个用途之间作比较时才能够予以估价。按照这个观点，所有的成本都可以视为机会成本，所有的稀缺资源必须以其机会成本来评价[1]。作为投资者都应该把资金投资于那些资金投入收益高于资金使用机会成本的投资项目。分析投资者决策的方法很多，本文主要是从不完全信息的信号博弈角度来分析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在投资者决策过程中，需要融资的不同公司往往先发出公开的信息质量类型以吸引投资者，作为投资者通常会根据公司的行动猜测其的类型，修改关于公司信息质量类型的看法，然后再采取相应的投资决策。作为投资者如何进行有效投资决策取决于正确的博弈分析。

一、基于不完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构建与均衡分析

1.构建基于不完全信息的融资公司与投资者博弈模型。在资本市场上，需要融资的不同公司以公开信息表明其高质量的信号特征，并且让投资者认为这些信息是可信的。而作为投资者，并不是完全了解公司信息，只能根据不同公司提供的信息，主要包括财务信息，猜测公司行动的类型，修改公司类型的看法，即评价公司信息的可信程度，并为其投资时行决策。它要直接受到融资公司的信息影响，这种决策过程就可以视为不完信息动态博弈。换句话说，投资者只知道融资公司向其传递的信号类型概率(即先验概率)，投资者观察到信号后，要修改对融资公司信号类型的看法(即后验概率)，投资者通过后验概率推测公司信息的可信程度并采取投资策略。这种状态下达到的纳什均衡就是精炼贝叶斯均衡。

(1)参与人。融资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投资者。

(2)假设。假设公司向潜在的投资者提出用一定比例a(0QaI(r+1)。

收益矩阵：

参与人博弈的顺序为自然选择公司的利润，融资公司不论是利润高还是利润低都向投资者传递收益高的信号，并提出a比例的股份，投资者决定是否接受。两个参与人的收益(见表1)。

2.博弈均衡分析。根据精炼贝叶斯均衡下的合并均衡，投资者在公司提供的信息下要达到最优决策，这时公司也是最优决策。因此得分析“企业出a比例，投资者接受”合并均衡的具体条件是什么。

设后验概率是q=p(π=H|a)，即投资者认为公司收益高(π=H)率，主要对不同公司的提供高利润的信号质量进行修正，其收益为E=qH+(1-q)L。

投资者选择投资的期望收益为q[a(H+R)]+(1-q)[a(L+R)]=

a(E+R);选择不投资的期望收益为qI(1+r)+(1-q)I(1+r)=

I(1+r)。

作为投资者，要使接受公司的条件成为最优决策，必然满足a(E+R)?I(1+r)，解得a?。

作为公司，在投资者选择公司融资条件下，只有采取比例a的收益必然要大于不融资时的收益，才是有利的决策。即满足条件：

(1-a)(π+R)?π，得a?

由前面的假设可以知：?，因此只要a?，就能使不同的公司采用同样的的行动a。

综上所述得合并均衡的条件是?a?。

令f(q)==，得

f′(q)=-

因为H?L，?0，所以有f′(q)?0，所以f(q)是关于q的减函数。函数f(q)的变量q正好反映投资者对企业盈利能力的看法，体现为数值后验概率q=p(π=H|a)的大小，通过数学分析知：当投资者比较相信企业的盈利能力时，愿意接受较低的股权比例a，反之，则会索要较高的股权比例a。作为企业要为无法使投资者相信其高盈利能力付出一定的代价。而作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应该进一步修正后验概率q=p(π=H|a)的大小，以降低投资决策的风险。

二、对后验概率q=p(π=H|a)进一步分析

由博弈分析得知，投资者的最优决策依赖于对公司先验概率的修正，即对q=p(π=H|a)值大小的修正。投资者必须对公司传递的信息质量特征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正确决策。如果q的值大，说明公司的高盈利特征可信度高，信息投资者就接受公司较低的股权比例a;如果q的较小，说明公司的高盈利特征可信度低，这时投资者的投资的风险增大。作为投资应该如何修正q的值呢?主要是对公司进行财务分析。

作为潜在的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只有通过公开的财务信息，这种信息只是一种通用的财务信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44条，“财务会计报告是指企业对外提供的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文件。”另外，“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及其附注和其他应当在财务会计报告中披露的相关信息和资料。会计报表至少应当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报表。”[2] 对这些公开信息进一步分析，才能有助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1.财务定性分析。融资公司的财务报表只是反映公司经营活动的结果，无法完全体现公司成长的原因，这样需要投资都进一步分析。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面临复杂多变的环境，而有些因素无法用数值直接表现出来。投资者要能够正确分析公司面临宏观经济环境、国家产业政策，及行业的成长空间以及公司战略、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发展创新能力等因素。另外，还要分析公司管理层的素质、诚信度、管理状况，甚至于企业文化等非财务因素。这些因素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关系密切，有可能使公司陷入财务危机。因此，我们要充分重视定性分析，这样才能准确地评价企业和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减少决策失误。

2.盈利能力指标分析。融资公司向投资者传递的信息是高质量的盈利能力，作为投资者应该理性思考，主要通过分析公司盈利能力财务指标来判断其信息可信度高低。公司获取利润的能力，是投资者最关心和重视的一个分析指标。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主要有：(1)销售净利率。公司净利润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由于销售净利率反映每1元的销售收入带来的净利润有多少，表示公司销售收入的盈利水平，所以，公司销售净利率越高越好。(2)资本收益率。公司一定时期的税后利润与实收资本(股本)的比率。资本收益率用于分析公司投资者投入资本所获取收益的能力。资本收益率越高，说明公司投资者投入资本的获利能力越强。(3)每股盈余。衡量上市公司每一股普通股所能获得的纯收益多少的一个指标 。该指标应该是越高越好。(4)市盈率。股票每股时价与每股盈余的比率，也称为本益比。市盈率反映股票投资者对每1元的利润所愿意支付的代价。一般而言，市盈率越低越好，市盈率越低，表示公司股票的投资价值越高;反之，则投资价值越低。(5)每股股利。公司股利总额与公司流通股数的比值。反映的是上市公司每一普通股获取股利的大小。每股股利越大，则公司股本获利能力就越强。(6)每股净资产。公司每一股普通股票所代表的公司的净资产有多少，一般也称其为每股净值。公司的资产总额减去公司的负债总额，得到净资产总额，再以其除以公司股本总额，即为每股净资产。通过它判断公司潜在的经营风险。(7)现金流量比率。用来显示公司偿还即将到期债务能力的一种动态指标。它是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净现金流量与流动负债的比率。现金流量比率高，则表明公司现金比较充足，短期偿债能力较强。反之，现金流量比率低，则表明公司现金比较紧张，短期偿债能力较差。(8)每股现金流量。每股现金流量是公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减去优先股股利与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的比率。一家公司的每股现金流量越高，说明这家公司的每股普通股在一个会计年度内所赚得的现金流量越多;反之，则表示每股普通股所赚得的现金流量越少。

以上指标都充分体现公司有很强的盈利能力，则说明公司传递的高盈利信息特征可信度高，值得投资者投资。

3.综合财务指标分析。从孤立盈利能力指标分析还不能完全确信公司的信息的可信度就高。为了深入分析融资公司的整体状况，需要综合考察公司的财务指标。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杜邦财务分析体系，该方是美国杜邦(dupont)公司在20世纪代首创。它是用来考察企业整体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一种分析方法。因篇幅的限制，从股东权益报酬率出发，只列出其中三级指标。

股东权益报酬率=净利润÷平均股东权益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平均资产总额÷平均股东权益)

=总资产报酬率×平均权益乘数 (1)

总资产报酬率=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主营业务净利率×总资产报酬率 (2)

由(1)、(2)得：

股东权益报酬率=主营业务净利率×总资产报酬率×平均权益乘数 (3)

从上述关系式中，揭示了几组重要关系后，还可以进一步往下层层分解，将企业的诸多方面包含进去，形成一综合的指标分析体系。将企业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风险与偿债能力等都联系在一起，涉及企业营业规模与成本费用水平及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规模与结构等，全面系统地反映出企业整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揭示系统中各个因素的相互关联;还可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通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竞争对手的比较，可以洞悉企业的综合财务状况在整个行业中的水平以及竞争对手相比的强弱，通过与企业以往各期比较，可以看出综合财务状况的变动态势。这样就可以准确分析公司传递的信号质量的高低，从而判断q值的大小。

结论

在此不完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下，投资者的是后行动的。只要在a?条件下，就能使不同的融资公司采用同样的的行动a，投资者要投资，依赖于后验概率是q=p(π=H|a)的判断，而对q的大小分析还要通过不同的融资公司公开的信息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得到正确的q值，而不是盲目地相信融资传递的信号。只有在对其信息深入分析后，能够提高q=p(π=H|a)的值，这时投资者才值去投资，否则就要放弃。

参考文献：

[1] 刘淑莲.公司理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5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http：//www.mof.gov.cn/.

[3] 王化成，姚燕，黎来芳.财务报表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94-197.

[4]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77-200.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篇3

关键词：预期；货币政策；博弈

一、引言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影响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进入下降周期，为了应对宏观经济下滑，中央政府启动了 4 万亿政府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为适度宽松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无疑对稳定并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提振公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减轻经济波动、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以下将重点分析预期因素在货币政策有效性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关于预期在经济体系当中的重要作用最早由瑞典学派发现，并最早在经济学层面上提出预期这一开拓性概念，他们认为对价格等变量的预期是企业家从事生产活动的重要依据，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新凯恩斯主义认为由于价格机制的不完美性，不但预料之中的货币政策对产业和经济周期有影响，预料之外的货币政策对总产出的影响更大；凯恩斯主义主张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公众预期，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和总产出；货币主义学派提出了适应性预期模型，认为公众根据过去的预测误差调整当期预测，通货膨胀预期一旦形成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因此货币主义学派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理性预期学派在理性预期、信息充分和市场完善的假设条件下论证了“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即公众能够预期到货币政策实施及其效果货币政策规则不影响实际产出。

二、预期的存在性使货币政策行为博弈化

事实上，我们知道货币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最终发挥效用要经过若干个时滞，在这一系列时滞过程中贯穿着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虽然不同的货币经济学流派会对其传导机制有不同的理论见解，但是货币政策的具体传导过程是客观的，预期在传导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货币经济学派的理论都隐性或显性地使用了不同程度的预期假设，而这一假设具有现实意义上的合理性。本文认为，正是由于预期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重要性才使这一过程更像是一个完全或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过程，因为公众预期的存在使货币当局与代表性公众的决策顺序发生变化，无预期的货币政策模型必然是一个政府先行的动态博弈（在博弈树中，由于当局先行，代表性公众的两个决策结分别属于两个信息集），而有预期的策币政策模型是一个公众先行的动态模型（在博弈树中，由于代表性公众先行，货币当局的两个决策结分别属于两个信息集），所以此时货币当局做决策时不得不把公众的预期行为考虑进来，形成自己的反应函数或反应对应。

根据Kydland和Prescott（1977）提供的一个货币政策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政府在给定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条件下，选择实际通货膨胀率，会存在一个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动态博弈，他们的模型分析得出帕累托最优的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率组合是动态不一致的，政府没有积极性坚持这一组合，而最终的动态一致性组合却是次优的。所以在这里，本文认为，由于预期的重要性，结构类似的货币政策博弈要长期化，政府要重视自己的声誉，言行一致，使公众形成“好”的预期，这样才能走出次优困境，形成帕累托最优的精炼均衡结果。鉴于预期使货币政策行为博弈化的重要性，以下给出一个简单的预期与货币政策效应博弈分析模型。

三、理性预期下货币政策效应的博弈均衡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方松（2004）设定模型推导了一期的货币政策博弈均衡。在模型中，中央银行的决策集包括零货币增长率与正货币增长率两个战略；公众的决策集包括预期通货膨胀率为负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为正两种战略并根据不同战略做出不同的市场行为；事实上，对于中央银行来说，正货币增长率战略严格优于负货币增长率战略，故其选择正货币增长率为其最优策略；在理性预期假设下，公众迅速认识到中央银行会选择正的货币增长率，故其必然选择预期通货膨胀率为正作为其行动基础以使其效用最大化；该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是中央银行选择正的货币增长率，公众选择正的通货膨胀率预期，均衡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只会影响通货膨胀率而真实产出不变。这一模型说明，当货币当局的行为精确无误地被公众预期到时，货币政策并不能增加实际产出，而是完全转化为物价上涨，这意味着在理性预期框架下公众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具有强大的威力，预期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应受到充分的重视，加以引导，使其成为造福经济的工具，而不能使之随波主流，对经济造成负面的冲击。当然这一分析结果是由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加上理性预期的假设前提做出的，而实际经济体系复杂的多，更加适合用不完全动态博弈模型去拟合，而且现实的预期不会是理性预期，放松的假设是适应性预期，代表性公众不会犯系统性错误，而会根据实际情况修正自己的预期。但这些对模型的修正和完善都不会否认预期的重要性，货币政策注定无法忽视预期。

相关分析由黄有光（Ng，1986）给出，他在其原创理论综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提及到宏观经济可能面临的五种境况，其中提及到的一种是宏观经济的“预期奇境”，核心思想是代表性公众预期产出物价组合向量是多少，那实值的产出物价向量就会是多少，也就是说是代表性公众的预期，而不是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因子决定了宏观经济均衡。这同样说明，货币政策注定无法忽视预期。

四、货币政策预期的多重性

模型已简单的拟合了预期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这里本文想指出的是，预期因子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于其他宏观经济因子的独特性质，这就是其对每个实值金融经济学变量都会有一个预期值。实际利率对应其预期利率、实际货币余额对应其预期货币余额、实际汇率对应其预期汇率等等。所以预期因子在金融领域起着既重要又广泛的影响。预期在金融领域具有权重性和广泛性两重性质。此外，隐含在预期背后的是动机，是一个经济利益驱动机制，有什么样的预期也就有对应的行为动机。公众总是根据其对宏观经济因子的预期做成本收益分析，动态地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最优选择，在与货币当局的博弈中保证自己的最大可得支付。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预期在经济利益驱动机制下每个参与方都试图使自己支付最大化，但最终的均衡可能是次优的，而非帕累托最优的。预期对货币政策可能产生正效应，也可能产生负效应，具体看如何引导和利用。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公众预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因果联系，预期效应可能使政策成效与目标之间产生离差，事实上，货币当局可通过提高透明度、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及建立和维持声誉等方式合理引导预期向着有利于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Lucas， R. E.， 1972.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 Kydland，F.E.， and Prescott， E. C. ， 1977.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473- 492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篇4

关键词：市场监管,会计信息伪造,博弈模型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对于经济领域的监管力度也逐渐加大。尤其是会计信息领域,也逐渐从监管无序的状态逐渐向各方联合监管的状态发展。政府以及企业部门对会计信息的监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相关经济学者也从理论的角度不断完善我国会计信息管理体系的相关理论。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更加清楚明白地看到当前会计信息监管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会计信息失真事件是整个会计信息管理中最大的难题。一方面,政府以及相关监管部门由于技术、利益博弈等多方面的主观和客观因素制约,很难及时将相关信息公开或者予以处理。另一方面,就企业而言,良好的会计信息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但是一些企业由于自身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出现财务亏空,而此时会计信息管理人员出于不同方面的考虑,做出会计信息造假事件。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形势来看,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上市公司中,其会计信息失真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国企业的会计信息缺乏真实性,这一现状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时表现在多方面的。据近期调查,92.9%的中小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质量存在不满意,市场上会计人员伪造会计信息、舞弊、造假会计年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并且具有一定可靠性和公允性的会计信息已经愈来愈缺少。这主要是每年因伪造会计信息而使年报严重失真,虚假金额之高令人瞠目。广大中小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报表失去信心。随着因造假取得的不法收入不断增加,更出现了企业管理层之间甚至社会中介部门联合造假的现象,使人们对会计信息质量开始持怀疑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决策,市场的信用关系也岌岌可危。而另一方面从政府及企业等其他相关公布的权威数据来看,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令人担忧。证监会主要负责对被举报或抽查的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加以调查。从20世纪90年代起针对多家会计信息严重虚假、失真的上市公司做出了处罚决定,其披露的舞弊金额无不令人震惊。从下列表(1)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确存在着一些虚构利润的现象,大部分公司往往将巨额的亏损报告称良好的盈利或缩小亏损的程度。从企业发展的实际来看,当企业发生由于经营不善、会计信心管理人员工作失误等各种原因造成亏损时,企业为了自身形象往往第一措施就是虚构会计信息,而不是采取坦诚的态度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就企业而言,虚构会计信息是树立“完美形象”最快捷的措施。这就使得很多企业在进行会计信息管理时出现运用了错误方式的状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博弈愈演愈烈,要完全做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一大难题。对此我国上市公司的一些监管部门也采取了相应对策,在2002年颁发实施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框架性文件,虽然在某些程度上制约、减少了伪造现象的发生,但由于上市公司制度远不及能够完全抵制此类现象发生的高度,因此会计信息的失真现象依旧严重存在,并且继续影响着投资者、债权人、企业员工等其他相关者的利益。

单位(万元)

基于此,本文以Reinhard Selten的“小偷与守卫”模型为基础,通过建立企业会计信息伪造监管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从而探寻对伪造会计信息的有效遏制的对策。

二、企业会计信息伪造监管博弈分析

在静态博弈模型下,参与者一般遵循同时采取行动的原则,而在完全信息博弈模型下,参与者对所有参与者的策略空间及策略组合下的支付有“完全的了解”。从伪造者和监管者各自采取的行动从逻辑顺序看,伪造者决策在先,监管者决策在后,监管者监管前并不清楚伪造者是否伪造,因而将此模型定义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有一定的合理性。

(一)伪造者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一

(1)模型设立。虽然在实际中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但在该模型假设中,我们暂且假设市场监管者在监管时一定能够发现会计信息的伪造,并且双方都知道对方和自己的收益函数,因此不同策略组合下各参与者的支付确定如下:监管者因为监管伪造者会获得收益(如奖金、职务提升等),我们设其为B1,但由于时间和精力的耗费,我们也不能忽略监管的支付成本,我们设其为C,因此监管者监管的收益为B1–C;同时伪造者因伪造被发现受到惩罚为F1,此时伪造者收益为–F1;当监管者监管,但伪造者不伪造时,监管者付出了监管成本C,但由于没有奖惩,因此监管者的收益为–C,此时伪造者收益为0;当监管者不监管,伪造者伪造时,监管者将受到诸如处分、罚款、降职的惩罚,我们设其为B2,此时监管者收益为–B2,而伪造者通过伪造获得收益为F2;当监管者不监管,伪造者不伪造时,双方的收益均为0(假设B1–C>0>–B2,即监管者发现伪造后得到的奖励足以支付其检查成本)。双方的支付矩阵如表(2)所示。通过相对优势策略划线法可知,显然此时只存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在均衡状态下,我们假设监管者监管的概率为q,伪造者伪造的概率为p,并且监管者选择查与不查的期望收益相同,伪造者选择伪造与不伪造的期望收益也相同,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求解过程如下:当监管者选择查与不查的期望收益相同时:(B1–C)p+(–C)(1–p)(–B2)p+0*(1–p);p=C/(B1+B2)…(1)。当伪造者选择伪造与不伪造的期望收益相同时:(–F1)q+F2(1–q)=0*q+0*(–q)(q=F2/(F 1+F2))…(2)。若p0=C/(B1+B2),则当p>p0,监管者监管的收益大于支付成本,显然监管者应选择监管;当pq0,伪造者伪造的收益小于成本,此时伪造者更倾向于不伪造。同理,也可以记伪造者的期望支付为:UA(q,p)(B1–C)qp–Cq(1–p)–B2(1–q)p+0*(1–q)(1–p)=B1*qp–C*qp–Cq+Cqp–B2p+B2pq=(B1p–C+B2p)q–B2p。由期望支付我们知道,当B1p–C+B2p>0,即p>C/(B1+B2),伪造者把q选的越大越好,但是p是概率,最大不能超过1,那么这时候伪造者就应该选择1;当B1p–C+B2p=0,即p=C/(B1+B2)时,伪造者把q选成多少,他的期望支付都是0–B2p=–(C*B2)/(B1+B2),对结果没有影响,所以这时候伪造者可以再区间[0,1]之内随便选一个q。这样,因为监管者的混合策略已经设定为(p,1–p),所以伪造者对于监管者的策略选择的反应函数是:

同样,可以把监管者的期望支付整理成为:UB(q,p)=–F1pq+F2(1–q)p=p[–F1q+F2(1–q)]

得到监管者对于伪造者的策略选择的(最佳)反应函数:

现在,我们在以q为纵轴,p为横轴的直角坐标中,把监管者和伪造者的最佳反应函数都画出来,两个反应函数重合的地方,就是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现在两个反应函数只有一个交点,说明这个博弈只有一个纳什均衡,这个纳什均衡就是混合策略纳什均衡:(p,q)=(C/(B1+B2),F2/(F 1+F2))

(2)对模型的具体分析。在实际案例中,我们经常看到政府通过对监管部门加大奖惩的力度来提高监管部门监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通过提高伪造的成本来降低伪造发生的概率,在短期内都对伪造行为产生了遏制的作用。但是从长远观点来看,并没有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更有愈演愈烈趋势,这些都是激励悖论的具体表现,而(1)式和(2)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悖论现象。(1)式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伪造者发生伪造行为的概率p与监管者监管的收益B1、B2和监管成本C有关。如果从纯数学的角度看,增大监管的收益B1和B2,减小监管成本C都可以让伪造的概率p下降,使其趋向于0。但是在现实中会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首先,监管成本C不可能无限制的降低,因为C是由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共同作用的。其次,监管的收益B1,B2按常理也不可能得到无限制的提高,所以p能趋向于0的理想化模式在现实中并不会出现,因此才会出现我们所看到的加大对监管部门的奖惩并不能非常有效的遏制伪造。(2)式表明,监管者的监管概率取决于伪造者的收益F1和F2,显然当增大对伪造者的惩罚F1不仅不能有效的遏制伪造现象,反而会降低监管者监管的概率,从而刺激更多的伪造行为的发生。同理,根据q=F2/(F1+F2)=1–F1/(F1+F2),增大F2同样会刺激更多的伪造行为,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伪造会计信息的事件中设计的金额越来越大了的原因。

(二)伪造者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二

在模型一中我们假设监管者只要监管就一定能查出伪造者,但是这是基于一种理想化的分析模型,在实务工作中,查出伪造者并不是监管的必然结果,而且有时伪造行为的发现也依托于其他的媒介,如他人告密、伪造者的自首、相关人员或部门的举报等等,所以在模型二中我们将基于模型一,在此基础上加入监管者监管时能查出伪造者的概率为qc。此时监管者和伪造者的支付矩阵如表(3)所示。

同样地,通过相对优势策略划线法可知,此时只存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在均衡状态下,我们假设监管者选择查与不查的期望收益相同,伪造者选择伪造与不伪造的期望收益也相同,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求解过程如下:当监管者选择查与不查的期望收益相同时:(B1–C)pqc+(–C)(1–p)qc+(–B 2–C)p(1–qc)+(–C)(1–p)(1–qc)=(–B2)p+0*(1–p);p=C/(B1+B2)qc…(3)。

当伪造者选择伪造与不伪造的期望收益相同时:(–F 1)qqc+F2 q(1–qc)+F2(1–q)=0;q=F 2/(F 1+F2)qc…(4)。

显然这个模型中的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为:(p=C/(B1+B2)qc,q=F2/(F1+F2)qc),当p大于临界点C/(B1+B2)qc,就要监管,小于临界点就不监管;当q小于临界点F 2/(F 1+F2)qc就伪造,大于临界点则不伪造。(3)式和(4)式表明随着qc越高,伪造者的伪造概率p就越低,同时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q也会随之降低。模型比较真实地反应了现实的情况:当监管者的监管能力很高时,伪造者伪造会计信息的行为就越容易被发现,此时对于伪造者来讲,不伪造即为他的上策;而当伪造者降低自己的伪造概率时,监管者也可以减少监管的次数,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的遏制伪造的发生。

三、强化会计信息失真监管对策

考察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的逻辑框架图(2)。上列是对建立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的初步分析和逻辑框架图。由图(2)可见,企业内部和外部治理具有一定的逻辑。根据该逻辑进行企业会计信息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企业会计信息管理体系。为全面提高监管力度和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本文提出以下对策。

(一)建立完善多层次监管体系

建立并完善多层次的伪造监管体系是提高监管力度和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手段。首先,从理论的角度而言,模型一和模型二表明,降低伪造的关键在于提高监管者的监管能力qc。如果把一个企业看成一个多层次的体系,那么不同的层面都需要有强有力的监管制度。假设各层面都是相互独立的,那么第i个层面检查出伪造的概率为qci,不能检查出舞弊的概率为1–qci,因而多层面检查体系下发现舞弊的概率为qc=∑1–(1–qci)。其次,从企业实践而言,只有建立健全多层次的伪造监管体系,才能更好地为提高监管力度做出贡献。这里的多层次主要是从企业内部而言,在会计信息管理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相应的监督部门。每一个环节的监督部门共同合作,从不同的角度完善相关监督体制。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增加监管的广度,使会计信息的每一个环节均有审核机制;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监管的深度,每一个环节的内部都可以进行不同程度的监管。这样建立并健全多层次的伪造监管体制,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共同实施监管措施,尽可能杜绝企业会计信息伪造行为的发生。企业建立多层次的伪造监管体系,不仅能增加监管的频率,而且也能提高发现舞弊的概率,从而有效降低伪造发生的概率。

(二)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建立健全合理的监管激励机制,运用激励的手段,激发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使企业自主完善自身会计信息机制也是十分重要的手段。从上述模型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合理的奖惩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其发挥的余地。首先,完善对相关信息伪造行为的的惩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会计信息管理人员造成法律威慑,使之在做有可能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行为时抵挡住诱惑。这种惩罚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以处以个人惩罚,另一方面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法律程序上的惩罚。对于伪造会计信息的负责人和相关人员轻则采取降职、扣薪,重则采取引咎辞职、提起公诉等制度。这对于体现企业制度的强制性、会计准则和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规范员工的合法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完善的惩罚制度可以使相关监督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将相关违法行为扼杀在摇篮里。即便出现了相应的违法行为,政府的相关部门予以严肃的处理,也体现了政府对于完善会计信息监督体系的决心。这对于我国企业会计信息长远改革也有着重要意义。其次,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也应该完善奖励机制,尤其是对举报者要采取保护和奖励措施。企业会计信息事件往往牵连甚广,甚至会影响多方利益。会计信息失真事件一旦被爆出来,所造成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尤其是事件的举报人往往会被推倒风口浪尖。在各利益方的博弈之下,举报人也就随之处于弱势地位,其合理利益甚至人身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一方面要完善我国法律体系,保证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以及相关利益。另一方面相关监督委员会也应该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这种保护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信息安全也包括个人人身安全。银监会曾提出的“对举报查实的案件,举报人属于来自基层的员工的,要予以重奖”。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将这些措施予以落实,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完善我国实现法治国家建设。再次,加强审计部门的独立性也是当务之急。一方面,在传统会计信息管理体系中,审计部门的无法完全独立,在各利益方的压迫之下,难以实现本部门的功能。这样就造成审计部门形同虚设的现象。审计部门的无作为或者无法作为,尽管是由于主观客观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仍旧无法掩盖审计部门难以实现其职责的事实。另一方面,因为监管部门的人员在发现、举报、处理伪造行为的同时可能会得罪相关部门的人员和管理层,使得监管人员可能在以后的工作中会受到刁难和排挤,因此加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也是降低伪造现象的必要举措。因此,政府相关部门或者企业更应该加强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只有加强了审计部门的独立性才可以使审计部门最大限度地完成审计工作,并根据相关政策法规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进行公开处理。

(三)提高监管者的监管能力

运用先进理念和信息技术,提高监管者发现伪造行为的能力。提高发现伪造行为的能力是监管部门处理会计信息失真事件最关键的措施。以上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最有效地防范伪造的途径就是提高监管者的发现伪造行为的能力。政府以及相关监督部门一方面应该树立先进的理念,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在工作过程中应该运用当前先进的技术,提高自身发现伪造信息的能力。对此,本文尝试提供两个个途径:第一,转变传统的观念,重视对小规模违规行为的监管和惩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大部分的伪造行为都源于最初的违规行为,如果不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就不能即时遏制伪造的苗头,防止伪造的发生。只有从树立了先进的理念才可以真正完善会计信息管理工作。会计信息管理理念是进行企业会计信息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只有运用先进的指导思想,才不至于使审计工作发展走向误区。尤其是对于小规模违规行为,应该予以严肃处理。这有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维护法律的尊严。第二,审计部门在工作过程中应该采取专业领域中的先进技术,从技术上提高自身发现伪造行为的能力。只有从源头遏制了会计信息造假行为,才有可能做好企业会计信息监督工作。就目前来说,采用计算机的审计辅助软件,构建计算机监管网络体系。现在市场上诸如ACL、IDEA等审计软件,SQL SERVER,ACCESS等通用数据库对于识别分析可疑数据,及时发现伪造信号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以及企业相关部门应该在计算机技术方面投入人力物力,进行深入研发和实践。只有技术上的不断革新才可以帮助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更好的完成相关工作。

(四)强化公司外部监督机制

强化公司外部监督机制对于遏制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有着重要意义。一是要完善CPA审计制度。国外的审计经验表明,民间审计制度对治理会计信息伪造失真问题是十分有效的。二是要充分发挥国家的行政干预职能。国家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可以从国家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对相关会计信息进行一定的干预。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国家宏观调控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对我国经济进行有效的调控。首先国家可以采取经济手段对企业会计信息管理进行监督。例如实施相关的经济发展规划等等。其次,运用法律手段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表现之一。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企业会计信息管理工作。国家宏观调控中的法律手段对于打击犯罪有着明显的作用。第三,政府及相关部门还可以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国家宏观调控,对企业会计信息管理工作进行干预。行政手段主要是指国家通过强制性的命令性的手段或规定,对企业的相关行为进行管理。在防止企业会计信息失真方面,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方式同样值得试用。当然,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以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为主,而行政手段只是在必要的时候作为辅助手段出现。政府在治理会计信息伪造失真问题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政府管理的程度及效果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加强问责制度,从而增加企业、经营者及会计人员的违规名誉风险和违规成本。

(五)完善法律法规民事责任

完善法律法规是遏制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关键手段之一。尤其是在当前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现状十分严重的前提下,更应该完善法律法规的制定。首先是要扩大责任主体范围。其次是扩大请求权主体的范围。最后,要改变举证方式中举证责任一般由原告承担的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在涉及会计信息伪造失真的民事诉讼中,为了避免原告和被告位置之间的不平等,及被告举证容易,原告举证困难这一现状,应将举证方式改为被告负主要举证责任,采用推定过错原则:原告只须证明自己受到的损失,但是被告如果不能举证自己无过错即被推定为有过错而承担民事责任。

四、结语

本文论述通过建立企业会计信息伪造监管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从中探寻相关的措施。该模型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理想性,但是就目前技术发展而言,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模型分析。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可以有效地发现企业会计信息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信息失真事实。通过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的逻辑分析,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根据其中的启示采取相应的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企业会计信息失真事件的发生。首先,政府应该建立并完善伪造监管体系,运用监督的力量查处相关企业信息失真事件。其次,建立健全合理的监管激励机制,运用激励的手段,激发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使企业自主完善自身会计信息机制。第三,监管者应该树立先进的理念,运用先进的技术,提高自身发现伪造信息的能力。第四,企业自身应该完善并强化外部监督机制,利用外部力量完善企业会计信息监督体制。最后,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完善法律法规,对相关责任主体民事责任进行明确的确认。只有从不同的方面采取针对措施,才可以逐渐完善我国会计信息领域的管理体系,这样我国的经济才可以健康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大江:《中小企业管理会计应用探析》,《财会通讯》2012年第3期。

[2]武晓文、黄雷:《上市公司财报舞弊及其审计策略:基于2008年年报》,《财会通讯》2012年第7期。

[3]蒋莉娜:《民营企业面临的财务管理问题探讨》,《现代经济信息》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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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正龙:《审计博弈分析》,《审计研究》2009年第3期。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篇5

最近, 围绕外资并购徐工机械事件, 社会各界展开了关于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大辩论。在目前外资加速进军中国和全球化的浪潮进一步涌动的背景下, 这场辩论是十分必要的, 它为规范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行为、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形成良好的外资并购环境、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过程中, 寻租是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重要途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安尼·O·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把凭借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称为“租金”, 而把谋求得到这种权利以取得租金的活动称为“寻租”。租金和寻租行为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 因为在并购过程中, 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作为国有企业的代理人会对并购进行干预, 注重个人利益忽视集体利益, 从而产生寻租行为。

寻租行为的存在, 会使得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为了个人利益有意地帮助外资低估国有资产价值, 压低国有资产出售价格, 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本文将建立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 并给出均衡的结果, 最后根据模型结果, 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1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寻租博弈参与者分析

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 参与寻租活动的行为主体主要由外资、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管理者组成。为方便起见, 假设在模型中博弈的参与者有两个:外资、寻租者:即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在实际并购过程中, 外资和寻租者双方具有不完全信息, 比如:寻租者不具有外资的出价、成本等信息, 所以, 双方的博弈构成了一个不完全信息博弈。

2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寻租博弈模型的建立

2.1 模型假设

在模型中, 先给定以下各项假设条件:

v—国有企业价值。

p—实际并购价格。在实际并购过程中, 外资不可能出比国有企业自身价值更高的价格进行并购, 因此, p≤v。

F (p) —外资并购后的全部收益, 全部收益由p所决定。

q—返现因子, 即寻租者向外资索取的外资全部收益的比例, q∈[0, 1]。

σ—寻租成功的概率, 则1-σ为寻租失败的概率。

β—寻租被查处的概率, 则1-β为寻租未被查处的概率。

K—惩罚因子, 即寻租行为被查处时, 处以纯收益的K倍罚金。

Cf (p) —外资的并购成本, C′f (p) ≻0, C″f (p) ≻0。外资的并购成本Cf (p) 是指外资为并购国有企业所付出的代价, 主要由并购实际价格p所决定。在实际并购过程中, 外资知道自己的成本类型, 但寻租者不知道, 寻租者只知道外资的并购成本为低成本CLf (p) 的概率为α, 并购成本为高成本C${}_{\text{f}}^{\text{Η}}$ (p) 的概率为1-α。

C${}_{\text{f}}^{\text{i}}$ (p, q) —寻租者的寻租成本, i=1, 2。其中, C${}_{\text{r}}^1$ (p, q) 表示寻租者寻租被查处时的寻租成本;C${}_{\text{r}}^2$ (p, q) 表示寻租者寻租未被查处时的寻租成本。

2.2 寻租成本分析

寻租者的寻租成本C${}_{\text{r}}^{\text{i}}$ (p, q) 则是双方的共同知识。寻租者的寻租成本主要由三大部分即:交易成本 (用C1表示) 、机会成本 (用C2表示) 和心理成本 (用C3表示) 所组成。所以, C${}_{\text{r}}^{\text{i}}$ (p, q) =C1+C2+C3。

寻租交易成本即寻租者在获得寻租利益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它包括:寻租者为了获得租金通过种种疏通、游说国有企业相关部门所引发的创租成本;获得租金的寻租者为了长久保护和维持租金所带来的护租成本;政府以及其他知情人员敲诈勒索租金所花费的抽租成本。我们假设l、w、k分别为寻租者整个寻租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即:C1 (l, w, k) 为寻租交易成本函数。

寻租机会成本是指寻租者不进行寻租时所拥有的工资收入、职位、权力、荣誉、个人影响度等。我们假设一旦寻租者进行寻租且被查处, 那么他所拥有的这些收入将全部丧失, 而这些收入就是寻租者进行寻租的机会成本。所以, 当寻租被查处时寻租者的寻租机会成本为C2;当寻租未被查处时寻租者的寻租机会成本为0。

寻租行为是一种有损社会福利的非生产性活动, 它存在着法律制裁、舆论谴责和名誉扫地的风险, 以及自己良知的谴责等等, 这些因素会引起人们的心理压力, 从而引发心理成本。寻租心理成本函数C3主要由返现因子q和惩罚因子K所决定。

通过上述对于寻租者寻租成本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寻租被查处时寻租者的寻租成本C1r (p, q) =C1+C2+C3;寻租未被查处时寻租者的寻租成本C${}_{\text{r}}^2$ (p, q) =C1+C3。

3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寻租博弈模型的求解

根据上面论述, 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 并购双方收益函数为:

外资的纯收益为:πf (p, q) = (1-q) F (p) -C${}_{\text{f}}^{\text{i}}$ (p) , i=L或H;

寻租被查处时寻租者的纯收益为:πr (p, q) =qF (p) -C${}_{\text{r}}^1$ (p, q) ;寻租未被查处时寻租者的纯收益为:πr (p, q) =qF (p) -C${}_{\text{r}}^2$ (p, q) ;

所以, 无论寻租是否被查处, 寻租者的期望纯收益为:

Eπr (p, q) =β[qF (p) -C${}_{\text{r}}^1$ (p, q) ]+ (1-β) [qF (p) -C${}_{\text{r}}^2$

(p, q) ]

=qF (p) -βC${}_{\text{r}}^1$ (p) , q- (1-β) C${}_{\text{r}}^2$ (p, q)

=qF (p) -C1 (l, w, k) -βC2-C3

外资将选择p, 使得πf (p, q) 最大, 由$\frac{\text{d}\text{π}{}_{\text{f}}}{\text{d}\text{p}}=0$, 可以得出外资的反应函数p*=G1 (q, Ci) , 即外资的最优出价不仅依赖于寻租者的寻租比例, 而且依赖于自身的成本的高低。设外资在两种成本下的最优出价分别为p*L和p*H, 由于寻租者不知道外资的真实成本, 从而不知道外资的最优出价是p*L还是p*H, 因此寻租者将选择最大化期望纯收益函数:

E[Eπr (p, q) ]=α[σ- (1-σ) K]{qF (p*L) -C${}_{\text{r}}^1$ (p*L, q) + (1-β) [qF (p*L) -C${}_{\text{r}}^2$ (P*L, q) ]}+ (1-α) [σ- (1-σ) K]{β[qF (p*H) -C${}_{\text{r}}^1$ (p*H, q) ]+ (1-β) [qF (p*H) - (C${}_1^2$ (PH, q) ]} (*)

其中, 寻租心理成本

=α[σ- (1-σ) K][qF (p*L) -C1 (l, w, k) -βC2-C3]+ (1-α) [σ- (1-σ) K]qF (p*H) -C1 (l, w, k) -βC2-C3]

C3=K{β[qF (p) -C${}_{\text{r}}^1$ (p, q) ]+ (1-β) [qF (p) -C${}_{\text{r}}^2$ (p, q) ]}

=K[qF (p) -C1 (l, w, k) -βC2-C3]

所以,

$\text{C}{}_3=\frac{\text{Κ}[\text{q}\text{F}(\text{p})-\text{C}{}_1(\text{l},\text{w},\text{k})-\text{β}\text{C}{}_2]}{1+\text{Κ}}$

将$\text{C}{}_3=\frac{\text{Κ}[\text{q}\text{F}(\text{p})-\text{C}{}_1(\text{l},\text{w},\text{k})-\text{β}\text{C}{}_2]}{1+\text{Κ}}$代入 (*) 式中, 有

$\begin{array}{l}\text{E}[\text{E}\text{π}{}_{\text{r}}(\text{p},\text{q})=\text{α}[\text{σ}-(1-\text{σ})\text{Κ}]\{\text{q}\text{F}(\text{p}{}_{\text{L}}^{*})-\text{C}{}_1(\text{l},\text{w},\text{k})-\text{β}\text{C}{}_2\\ -\frac{\text{Κ}[\text{q}\text{F}(\text{p}{}_{\text{L}}^{*})-\text{C}{}_1(\text{l},\text{w},\text{k})-\text{β}\text{C}{}_2]}{1+\text{Κ}}\}+(1-\text{α})[\text{σ}-(1-\text{σ})\text{Κ}]\{\text{q}\text{F}(\text{p}{}_{\text{Η}}^{*})-\text{C}{}_1(\text{l},\text{w},\text{k})-\text{β}\text{C}{}_2\\ -\frac{\text{Κ}[\text{q}\text{F}(\text{p}{}_{\text{Η}}^{*})-\text{C}{}_1(\text{l},\text{w},\text{k})-\text{β}\text{C}{}_2]}{1+\text{Κ}}\}\end{array}$

由$=\text{α}[\text{σ}-(1-\text{σ})\text{Κ}][\frac{\text{q}\text{F}(\text{p}{}_{\text{L}}^{*})-\text{C}{}_1(\text{l},\text{w},\text{k})-\text{β}\text{C}{}_2}{1+\text{Κ}}]+(1-\text{α})[\text{σ}-(1-\text{σ})\text{Κ}][\frac{[\text{q}\text{F}(\text{p}{}_{\text{Η}}^{*})-\text{C}{}_1(\text{l},\text{w},\text{k})-\text{β}\text{C}{}_2]}{1+\text{Κ}}]=\frac{[\text{σ}-(1-\text{σ})\text{Κ}]}{1+\text{Κ}}\{\text{q}[\text{α}\text{F}(\text{p}{}_{\text{L}}^{*})+(1-\text{α})\text{F}(\text{p}{}_{\text{Η}}^{*})]-[\text{C}{}_1(\text{l},\text{w},\text{k})+\text{β}\text{C}{}_2]\}$

$\frac{\text{d}\text{E}\text{π}{}_{\text{r}}}{\text{d}\text{q}}=0$有, 寻租者的反应函数为:q*=G2 (pL, pH) 。

将p*=G1 (q, Ci) 和q*=G2 (pL, pH) 联立就可以求得贝叶斯均衡[ (p*L, p*H) , q*]。

4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寻租博弈模型结果分析

(1) 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 寻租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是:

$\begin{array}{l}\text{α}\{\text{q}\text{F}(\text{p}{}_{\text{L}}^{*})-\text{C}{}_1(\text{l},\text{w},\text{k})-\text{β}\text{C}{}_2\\ -\frac{\text{Κ}[\text{q}\text{F}(\text{p}{}_{\text{L}}^{*}-\text{C}{}_1(\text{l},\text{w},\text{k})-\text{β}\text{C}{}_2]}{1+\text{Κ}}\}+(1-\text{α})\{\text{q}\text{F}(\text{p}{}_{\text{Η}}^{*})\\ -\text{C}{}_1(\text{l},\text{w},\text{k})-\text{β}\text{C}{}_2-\frac{\text{Κ}[\text{q}\text{F}(\text{p}{}_{\text{Η}}^{*})-\text{C}{}_1(\text{l},\text{w},\text{k})-\text{β}\text{C}{}_2]}{1+\text{Κ}}\}\succ 0\end{array}$

, 即:$\frac{\{\text{q}[\text{α}\text{F}(\text{p}{}_{\text{L}}^{*})+(1-\text{α})\text{F}(\text{p}{}_{\text{Η}}^{*})]-[\text{C}{}_1(\text{l},\text{w},\text{k})+\text{β}\text{C}{}_2]\}}{1+\text{Κ}}\succ 0$。当满足这一必要条件时, 若$\text{Κ}\prec \frac{\text{σ}}{(1-\text{σ})}$, 寻租行为发生;若$\text{Κ}=\frac{\text{σ}}{(1-\text{σ})}$, 寻租行为将停止;若$\text{Κ}\succ \frac{\text{σ}}{(1-\text{σ})}$, 寻租行为不发生。

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 寻租者不知道外资的真实成本, 因此, 寻租者的贝叶斯均衡要介于低成本下纳什均衡和高成本下纳什均衡之间。

(2) 在返现因子不存在或者说外资不将给予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一定回报即q=0的情况下, 作为寻租者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将得不到租金, 相反, 他们还将为争取租金的努力而付出一定的成本。在实际并购中, 有很多就是属于后者的情况, 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为了自身利益拒绝那些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租金的外资, 而将降低并购价格来接受那些已经答复给予他们租金的外资的并购条件。

(3) 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 寻租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是$\frac{\{\text{q}[\text{α}\text{F}(\text{p}{}^{*}\text{L})+(1-\text{α})\text{F}(\text{p}{}^{*}\text{Η})]-[\text{C}{}_1(\text{l},\text{w},\text{k})+\text{β}\text{C}{}_2]\}}{1+\text{Κ}}\succ 0$。也就是说, 当寻租者寻租的期望总收益q[αF (p*L) + (1-α) F (p*H) ]大于寻租者寻租时的交易成本与机会成本之和[C1 (l, w, k) +βC2]时, 寻租是有利可图的, 是产生寻租的重要原因。因此, 增大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 使其大得足以超过寻租者的期望总收益时, 寻租将无利可图, 可以大大减少寻租行为。

另外, 寻租机会成本C2与寻租被查处的概率β有关。寻租被查处的概率β越大, 意味着寻租者寻租时产生机会成本的可能性越高;反之, 寻租者被查处的概率β越小, 意味着寻租者寻租时产生机会成本的可能性越低, 甚至不用承担任何机会成本。所以, 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加大寻租被查处的概率, 使得寻租者寻租不得不承担机会成本, 也是减少寻租行为的一大途径。

(4) 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 寻租行为产生的前提是, EE$\text{π}{}_{\text{r}}(\text{p},\text{q})=\frac{[\text{σ}-(1-\text{σ})\text{Κ}]}{1+\text{Κ}}\{\text{q}[\text{α}\text{F}(\text{p}{}_{\text{L}}^{*})+(1-\text{α})\text{F}(\text{p}{}_{\text{Η}}^{*})]-[\text{C}{}_1(\text{l},\text{w},\text{k})+\text{β}\text{C}{}_2]\}$, 这个式子可以分为两个部分:$\frac{[\text{σ}-(1-\text{σ})\text{Κ}]}{1+\text{Κ}}$和{q[αF (p*L) + (1-α) F (p*H) ]-[ (C1 (l, w, k) +βC2]}≻0。{q[αF (p*L) + (1-α) F (p*H) ]-[ (C1 (l, w, k) +βC2]}≻0是寻租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 而$\frac{[\text{σ}-(1-\text{σ})\text{Κ}]}{1+\text{Κ}}\succ 0$意味着对寻租者的惩罚力度不够, 不足以震慑寻租者。惩罚因子K的数值较小, 又意味着寻租者寻租所面临的心理成本较低, 因此必须加大打击力度, 增加惩罚因子K的数值, 从而增大寻租者的心理成本。

5 结 论

以上通过建立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和对寻租成本的分析, 论述了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的寻租问题, 为了减少甚至消灭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的寻租现象, 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5.1 加大惩罚力度, 增加惩罚因子K

根据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寻租的博弈分析结果可知, 惩罚因子K的大小是决定寻租行为是否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惩罚因子 越大, 寻租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低;反之, 惩罚因子K越小, 寻租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高。因此, 加大惩罚力度, 增加惩罚因子K, 足以使得其满足$\text{Κ}\succ \frac{\text{σ}}{(1-\text{σ})}$时, 寻租行为将不会发生。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 要增加惩罚因子K, 一方面, 监督部门要廉洁自律, 严格执法, 对待寻租活动严肃处理, 决不手软;另一方面, 对追求租金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采取革除公职, 没收全部非法收入, 并处于其非法收入几倍、几十倍的罚款等严厉的惩罚措施。

5.2 增大寻租成本

C${}_{\text{r}}^{\text{i}}$ (p, q) , 降低寻租收益

寻租者寻租收益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返现因子q和寻租成本C${}_{\text{r}}^{\text{i}}$ (p, q) 的大小。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 返现因子q的大小通常是由外资决定, 因此, 要降低寻租者的寻租收益, 我们主要通过增大寻租成本来实现。而寻租者寻租成本的增大, 主要是通过增加交易成本C1、机会成本C2和心理成本C3。

5.2.1 增加交易成本C1

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 由于信息透明度不够, 这正好为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寻租创造了机会。为此, 一方面, 我们可以加强并购细节信息的披露, 以加强社会的民主监督;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加强并购过程中相关个人的信息披露, 实行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生活公开化制度, 如金融实名制、个人财产申报制度、财务公开制度、事物公开制度等, 设置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寻租障碍, 增加其寻租交易成本C1。

5.2.2 增加机会成本C2

我们可以通过制定以薪酬计划为主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制度, 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 适当提高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工资和福利, 以达到高薪养廉的目的。让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充分意识到:工作本身不但能带给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 且在工作中从事生产性的寻利行为要比从事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成本更低, 收益更大, 使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感到, 丰厚的高薪报酬, 高于寻租收入, 即加大寻租的机会成本C2以削弱采购人员的寻租动机。

最后, 增加心理成本C3。根据前面分析, 我们知道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寻租者所承受的心理成本绝大部分是由惩罚因子K所决定。惩罚力度越高, 心理成本就越大;惩罚力度越低, 心理成本也就越小。所以, 增大惩罚因子 也就可以增加寻租者的寻租心理成本C3。

5.2.3 完善监督机制, 提升寻租查处概率β

寻租者寻租被查处概率β的大小不仅直接关系到寻租者的机会成本, 而且也是影响寻租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是否满足的一个重要因子。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 为防止寻租行为的发生, 必须提升寻租者寻租被查处的概率, 因此, 我们需要加强完善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监督机制。首先我们必须完善关于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法律、法规和市场产权交易制度, 以确保监督工作有法可依;其次, 我们可以采用“制度监督与法律监督并行, 再辅之以行政监督”的手段和方法, 并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活动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面监督;另外, 我们还需要加强民主监督, 提高群众社会舆论的监督水平。

摘要：寻租现象在经济活动中是经常出现的, 同样, 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过程中也并不鲜见。一些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管理者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有意地帮助外资低估国有资产价值, 人为地压低国有资产成交的价格, 寻租现象的存在已经成为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运用博弈论的理论和方法建立数学模型, 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的寻租现象进行定量分析, 然后根据模型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寻租,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参考文献

[1].张维迎.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2].刘李胜等.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3].王小卫.寻租:收入分配中的负和博弈[J].上海改革, 2000, (9)

[4].Nitzan, Shmuel.Modeling Rent-Seeking Contest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 (10) :41~60

完全信息下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博弈 篇6

政府同市场上的各个主体时间便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而且在房地产市场上, 政策的影响对于房地产的价格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对于市场主体来说, 在做出自己的消费或者投资决策时, 政府的政策是其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总结现有的文献发现, 现有的论文多集中于单期博弈模型。但是房地产行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行业, 因为政府与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会一直持续下去。即房地产市场中政策博弈应该是一个重复的, 不断进行的多期博弈。因此, 本文试图构一个建多期的博弈模型, 融入多元的政策变量, 以使博弈模型更贴近现实的情况。本文的分析是基于完全信息模型, 即市场各方不仅了解自身的效用函数, 而且了解博弈对手的效用函数。

2 博弈模型的建立

2.1 单期的博弈模型

为了便于分析的展开, 本文首先从单期的博弈模型入手。亦即研究政府与市场各主体关于政策仅进行一次博弈时的策略均衡。

2.1.1 模型假设

(1) 房地产市场中只有政府和市场主体两方, 决定房地产价格的是双方策略的选择。

尽管中央政府对于房地产价格走势有很强的调控能力, 但是地方政府的作用亦是不可小觑。如果能够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作为模型中独立的两个部分则模型解释能力更强, 但由于三方博弈会大大增加模型的复杂程度。因此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综合起来, 把整个政府作为模型的一个整体, 涵盖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作为博弈另一方的市场主体, 尽管其构成的部分相当复杂, 但不论其持有住房的目的是为了投资增值还是居住, 以一个低的价格购买是其共同的心愿, 房屋的升值是其共同的期待, 差别只是期待的程度不同而已。因此在此处将市场中的各个主体作为政策博弈的另一方。

(2) 每一期的长度并不以现实的时间为限, 而是在上一次政府无法忍受当时的房地产价格, 而对房地产价格调整之后作为期初, 政府出台下一个新的政策来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为期末。

(3) 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为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唯一外生变量。且政策对于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是有效的。

(4) 政府的决策目标具有多重性。首先, 提高房地产价格有助于GDP的稳定增长;其次, 房地产价格增长过快, 不利于提高消费, 拉动内需;最后是防止金融风险的累积, 降低房地产市场暴跌的风险, 维护社会的稳定。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因其升迁与GDP挂钩, 而房地产行业在GDP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 因为土地财政的原因, 高的房地产价格带来高的土地出让收入, 因此提高房地产价格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效用。对于中央政府来说, 为了GDP的高速增长, 同样不能够容忍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下跌。

但是, 如果房地产价格过高, 并且提高过快, 有居住需求的消费者会较少当期的消费以适应过高的房地产价格, 这在外需不振的前提下, 并不利于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且房地产价格如果严重偏离其价值, 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 一旦其价格暴跌, 会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5) 市场主体的决策目标就是尽可能准确的预期政府的调控目标, 同时根据政府的调控目标结合当前房地产的价格来进行决策。

(6) 博弈为完全信息博弈。即市场各方不仅了解自身的效用函数, 而且了解博弈对手的效用函数。

(7) 双方的决策时序为:在博弈期初, 市场主体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来预测政府调控的目标, 并根据这一目标来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之后, 政府根据自身政策的目标, 结合房地产市场当前的情况, 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对房地产的价格进行调控。因此房地产的价格会从期初的价格慢慢调整到市场预期的政府的调控目标。博弈期末的房地产价格水平则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

(8) 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进行的是一次性的博弈。

2.1.2 政府的目标函数以及政府面临的约束条件

根据上面的假设, 政府调控房地产价格的政策目标有三: (1) GDP的稳定增长; (2) 拉动内需; (3) 防范金融风险的积累。政府所能够获得的效用直接取决于这三个目标实现的程度。

对于政府来说, 他的目标函数就是能够最大化其效用的函数, 因此在这里将政府的目标函数设定为

其中ΔP=Pt+1-Pt;ΔPe=Pet+1-Pt,

其中, U为政府的效用水平, Pt为第t期房地产价格, ΔPe为期初市场主体预期政府的调控幅度。λ、α和β分别表示防范金融风险、推动GDP稳定增长、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 给政府的效用水平带来的影响的参数。

式3-1中λΔP2代表着, 每期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所带来的负效用。房地产价格与其真是价值之间偏离的水平, 也就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水平。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水平越高, 其崩溃对经济的影响便越大, 可能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也, 从而带给政府的负效用也就越大。因此λΔP2与政府效用水平U之间存在着反向相关关系。

式3-1中αΔP代表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带来的GDP的增长。一方面, 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会带来GDP的增长;另一方面,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 从而也将带动GDP的增长。因此αP与政府的效应水平U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

式3-1中-β (ΔP-ΔPe) 表示政府的调控幅度与市场主体预期不同时的政府的效用函数。对于有刚性需求的消费者而言, 当政府的调控幅度大于其预期, 会降低其消费水平, 虽然房价的升高会带来一部分投资者收益的增加, 但由于相对于消费者来说投资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小一些, 结合两方面的效应来说, 经济中总体的消费是减少的。因此 (ΔP-ΔΡe) 与政府效用水平U之间存在着反响相关关系。

政府首先需要面临的约束条件就是:λ0、α>0、β>0, 同时当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GDP的增长上时α>β, 当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提高消费上时β<α。

2.1.3 市场主体的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

对于市场中消费者、投资者来说, 他们的选择就是充分的利用自己能够掌握的知识, 让自己对房地产价格的预期尽可能的与政府的政策目标相贴合, 并根据其预期来决定自身的投资决策。这样在起初就决定是否购买房屋, 以此来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如果市场主体期初预期的房地产价格水平低于政府调控的目标, 则在其中购买房屋就会导致以一个较高的成本进行, 从而造成亏损。而如果市场主体起初预期的房地产价格水平高于政府调控的目标, 则会在期初以一个较高的价格购买房屋就, 此时就会面临亏损。

因此, 对于市场主体来说, 其目标函数是, 尽可能的减小预期的房地产价格水平与政府的调控目标之间的差异。市场投资主体的效用函数为

即尽可能减少预期的房地产价格波动水平与政府实际调控之间的差异。

2.1.4 博弈均衡

在单期的博弈中, 市场主体并不能够通过自身的策略来对政府的决策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对于政府来说, 当市场根据其对政府政策目标的预期, 而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进行了调整之后, 他的最优策略便是通过调控来影响房地产的价格, 从而使自身的效用达到最大。因此, 求式3-1的最大值, 便能够得出政府调控房地产价格的目标, 为:

即, 无论市场主体预期政府调控房地产价格的幅度为多少, 政府的最优策略均为调控幅度。

而对于市场主体来说, 根据其目标函数, 其最优策略为

但如果市场主体了解政府的政策目标, 那么市场将预期政府将对房地产价格进行调控, 以最大化自身的效用。此时, 由于影响政府效用的两个因素-λΔP2、αΔP和-βΔP不变, 因此当随着市场对于政府调控预期的增加, 政府获得的效用增加。

对于完全信息博弈的博弈, 政府的效用函数为博弈的双方共同的知识, 市场投资者知道, 不论自身如何选择策略, 政府的最优策略均。此时, 政府的效用函数为:

因此, 政府的效用取决于α与β的大小。即当政府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加快GDP的增长时, 即α>β时, 政府得到正的效用。反之, 当政府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提高消费上时, 则为负的效用。

2.2 多期博弈模型

在实际生活中, 房地产市场是长期存在的, 因此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也是长期存在, 重复进行的。因此, 多期重复博弈模型更贴近实际的。

2.2.1 模型假设

(1) 房地产市场中仅有政府和市场主体双方, 决定房地产价格的是政府与市场主体双方间的博弈。

(2) 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为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唯一外生变量。且政策对于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是有效的。

(3) 政府的决策目标具有多重性。首先, 提高房地产价格有助于GDP的稳定增长;其次, 房地产价格增长过快, 不利于提高消费, 拉动内需;最后是防止金融风险的累积, 降低房地产市场暴跌的风险, 维护社会的稳定。

(4) 市场主体的决策目标就是尽可能准确的预期政府的调控目标, 同时根据政府的调控目标结合当前房地产的价格来进行决策。

(5) 博弈为完全信息博弈。即市场各方不仅了解自身的效用函数, 而且了解博弈对手的效用函数。

(6) 双方的决策时序为:在博弈期初, 市场主体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来预测政府调控的目标, 并根据这一目标来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之后, 政府根据自身政策的目标, 结合房地产市场当前的情况, 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对房地产的价格进行调控。因此房地产的价格会从期初的价格慢慢调整到市场预期的政府的调控目标。博弈期末的房地产价格水平则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

(7) 博弈为有限多期博弈, 重复进行。

2.2.2 政府的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

在重复进行的多期博弈模型中, 政府进行房地产价格调控的目标仍然是: (1) GDP的稳定增长; (2) 经济的稳定发展; (3) 防范金融风险的积累。政府最终得到的效用同样依赖于这三个目标实现的程度。同单期博弈模型不同的是, 在重复进行的博弈中, 政府的目标不再局限于单期, 而是要实现整个博弈期内的效用最大化。即

其中, n为政府的执政期限, γ为政府效用的贴现因子, ΔPt为第t期政府调控房地产价格的幅度, ΔPt为第t期市场主体预期政府在该期中调控价格的幅度。

与单期博弈类似, 政府面临的约束条件仍然是:λ0、α>0、β>0, 同时当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GDP的增长上时α>β, 当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提高消费上时β>α。

2.2.3 市场主体的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

在重复进行的博弈中, 市场主体的目标依然是, 在起初的时候尽可能准确的预期政府这一期的调控目标, 从而决定是否购买住房, 以此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 对于市场主体来说, 其目标函数是, 尽可能的减小预期的房地产价格水平与政府的调控目标之间的差异。即:

2.2.4 博弈均衡

在完全信息下, 博弈双方的效用函数为双方所共知, 每一期博弈双方的策略空间也为双方所共知, 且在每一期的博弈中, 前期博弈的结果和博弈的策略并不会影响到后期博弈中博弈各方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 上面讨论过的单期博弈模型就变成了重复进行的多期博弈的一个子博弈, 而且从上面的分析结果中, 我们得出这样的一个子博弈只有唯一的一个纳什均衡。这样, 重复博弈中的唯一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是单期博弈中的纳什均衡重复出现n次。

对于政府而言, 他每一期的最优策略仍然是

对于博弈的另一方, 市场主体来说, 他们的目标依旧是尽可能准确的预测房地产价格的走势, 从而实现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而对市场主体来说, 他们每一期的最优策略仍旧是

这样, 对政府来说, 在整个博弈期内, 其能够获得的总效用为

根据第一节分析的政府效用函数中的参数, 即当政府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加快GDP的增长时, 即α>β时, 政府得到正的效用。反之, 当政府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提振内需上时, 则为负的效用。

当然, 如果政府一味的追求GDP的高速增长, 则调控一直都是其最优的选择。不过当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而破裂的时候, 付出的代价也会非常的大。

3 完全信息下的承诺行为

在上面两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到, 在完全信息博弈模型中, 市场主体能够准确的对政府的行为进行预期, 并据此来进行自身的决策。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会慢慢调整至市场主体的预期。此时如果政府通过调整房地产价格来增加自己的效用, 那么不论是对政府还是对市场来说, 都需要承担房地产价格被非市场因素干预后所带来的泡沫, 以及承担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

另一方面, 如果政府不能够对房地产的价格进行调控, 那么市场对调控的预期幅度便为0, 从而在实际的博弈过程中, 政府调控的幅度也确实为0。此时, 虽然政府无法享受推高房地产价格所带来的GDP的增长, 不过同时也不用担心过高的房价带来的金融泡沫从而带来的潜在危机。此时, 政府的效用的情况。对于市场主体来说, 其因房地产价格过高所承担的金融风险也降低了。

4 总结及建议

在完全信息的前提下, 博弈双方完全了解自己和对方的效用函数。不论是在单期的还是多期的博弈模型中, 政府的最优策略均为选择的调控幅度。而且, 由于市场完全了解政府的效用函数, 因此总是能够预期到政府的行为, 并据此做出自己的决策。其结果是, 当政府将工作的重心放GDP的高速增长上来说, 不论是在单期博弈, 还是在多起重复博弈中, 均可获得正的效用。因此当政府将GDP的高速增长作为目标时, 房价的上涨速度也很快。

而对于一个将目标放在提振消费的政府来说, 其获得的效用为负。即, 当政府放下GDP, 想提振消费时, 选择降低房价时, 获得负的效用。这也正说明虽然政府多次声明要降低房价, 但当这种情况为市场所预期时, 政府的效用为负, 因此这种声明所起的作用也就有限了。

为摆脱这样的不利局面, 政府应当通过承诺来改变自身的效用函数。不过因为政府要综合考虑整个经济体中各个方面的因素, 因此这种承诺在有些情况下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尤其是当政府获得负效用的时候, 表现最明显。

承诺一方面可以通过成本的投入来实现,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外部制度的设计来实现。一方面要降低提高房价给政府带来的收益, 即,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在考核中加入其它的非GDP因素, 同时也可以降低地方政府通过提高土地价格获得的财政收入;对于中央政府来说, 放低GDP增长在工作中的重要程度, 增加提振消费在工作中的重要性。即提高β, 同时降低α, 改变政府的效用函数。

参考文献

[1]Bramley, Glen.Land-use Planning and the Housing Market in Britain:the Impact on House Building and House Prices[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1992, 25 (7) :1021-1051.

[2]Richard Herring, Susan, Bubbles in Real Estate Markets[C].Prepared for the FederalReserve Bank of Chicago and World BankGroup’s Conference on“Asset Price Bubbles:Implications for Monetary, Regulat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cies”in Chicago on April, 22-24, 2002:30-50.

[3]Adlington.G, Grover.R, Heywood.M, Keith.S, MunroFaure.P, Pcrrotta.L, Developing Real Estate Markets in Transition Economics[J].A Paper for the UN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December, 2000:6-8.

[4]张继彤, 蓝昊.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物价, 2007, (11) :40-42.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篇7

1 企业绩效管理的博弈分析

企业绩效管理从本质上讲是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博弈。其出发点为促使员工按公司规章制度办事 (以下称:自律) , 自觉发挥自己的最大能力, 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为此, 我们研究问题的基础是员工自律, 所以, 我们要建立的是两个不同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博弈, 即企业、员工均是以自身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主体。企业的绩效管理成本和效能决定企业的考核意愿, 绩效考核奖惩力度决定员工的自律意愿。企业的考核意愿和奖惩力度作为变量与员工选择自律的概率相互依赖, 由此建立三方完全信息博弈模型。

采用完全信息博弈模型是因为假设条件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性。 (1) 信息充分, 即每个参与人都知道其他参与人的偏好、战略空间及各种战略组合下的收益。比如, 员工对自己的某种不自律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是心中有数的, 同时, 员工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这种行为可能遭致企业多重的处罚。 (2) 所有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 即把其他参与人的战略当作给定的, 而不考虑自己的选择会如何影响其他参与人的战略。在短期意义上, 员工自律中的博弈确实如此。一名员工不自律时, 主要考虑的是企业的考核意愿以及其他员工是否自律对自己的成本和收益的影响, 而较少考虑自己的不自律行为对企业及其他员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同样, 当企业决定加大考核力度时, 其依据往往是员工在某些因素的诱惑下 (如干好干坏一个样) 不自律的意愿增强。

2 博弈的建模与求解

参与人:企业C、员工A和员工B。

战略:员工A和B都有自律和不自律两种选择, A选择自律的概率为x, 选择不自律的概率为1-x。B选择自律和不自律的概率分别为y和1-y。企业C有考核和不考核两种选择, 概率分别为z和1-z。

支付函数:表1的支付矩阵给出了员工自律三人博弈的支付函数。在企业选择考核 (概率为z) 的情况下, 如果员工A和B都自律, 则各自获得I1的效用, 企业则付出CC的管理成本 (包括两部分, 一是企业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直接成本, 二是因企业的考核而导致企业运行效率变化等间接成本) , 效用为-CC;如果A自律, B不自律, 则A获得I2的效用 (I2

上述战略组合下, 员工A和员工B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员工A的期望收益

员工B的期望收益

企业C的期望收益

对此多元函数求极值:

由式 (3) (4) (6) 联立解得:

因此, 企业应当严格依照规章制度规定, 建立奖惩分明的绩效管理制度, 并强化绩效考核制度的执行, 对于屡次不自律的员工, 必要时开除出企业, 这样才能够提高员工对别人不自律而自己自律情况下的收益预期, 从而促进其自律。

3 企业对员工自律的预测与分析

如果将式 (7) 中的CC和x看作自变量和因变量, 则式 (7) 代表了一条斜率为, 截距为1的直线, 我们不妨称之为自律-考核成本线, 如图2所示。

其意义是:员工自律的概率与企业考核成本CS负相关, 即如果员工认为企业是低效率的 (考核的直接成本高) , 或者认为企业十分顾忌考核不自律行为所带来的企业运行效率的降低, 则它会认为自己的不自律行为很可能不会被企业发现, 或者即使被发现, 企业也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从而倾向于选择不自律。但是, 如果企业因考核员工不自律行为而获得的效益很显著, 或者因考核不力而招致的管理成本增加很大, 则员工的不自律倾向将会大大收敛, 因为此时员工会认为企业有很高的积极性来加大考核力度。一方面, 企业应建立健全企业绩效管理制度, 明确对自律行为的奖励和对不自律的行为的处罚, 同时提高自身的绩效管理的效率, 严格按照绩效管理政策执行, 不能因担心考核成本可能导致企业负担增加而无所作为;另一方面, 如果企业立足于与员工共同成长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下, 则对于促进员工自律将是大有益处的。

4 结束语

本文是从企业、员工利益博弈的角度对企业实施绩效管理进行探讨尝试, 由于篇幅及本人理论水平有限, 对实际运作的分析、探讨还不够深入, 以待后来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2.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3]林泽炎.观念与制度并行——当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思考[J].企业经济 (合肥) , 2002 (5) .

[4]芮明杰.现代企业管理创新[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8.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篇8

目前, 对证券监管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 但已有文献大多是从制度、法律等层面进行研究的, 较少涉及对证券监管策略的分析。在现实生活中, 博弈论可以为博弈双方的矛盾提供有效的处理方法和协调途径。在证券监管中, 由于证监会、证券公司等决策主体代表不同的利益, 并且它们之间的策略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假如各博弈方只考虑自身的利益, 这将会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因此, 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各博弈方的合作。

1 博弈模型

1.1 模型假设

为了便于对证券交易监管机制进行研究, 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1:证券交易监管的博弈由证监会和证券公司两方组成, 并且两者都可以清楚地了解该博弈的结构和自身的收益/支付。

假设2:证监会有监督和不监督两个策略;证券公司有违规和不违规两个策略。证监会正常工作的收益为u (u>0) ;若进行监督, 需要付出监督成本c (c>0) 。证券公司违规操作时, 非法收益为a (a>0) ;并且假定证券公司违规操作一定会被发现, 被处罚f (f>0) ;若不违规操作, 那么证券公司就没有额外的收益, 这时可以认为收益为0。

1.2 博弈模型及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根据上述假设, 证监会和证券公司的博弈模型如表1所示。

该博弈模型的假设和支付矩阵符合实际情况, 但其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根据纳什均衡存在性定理, 该证券博弈存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同时, 从支付矩阵可知, 证券公司违规操作时, 证监会不监督得到的收益必然小于监督的收益, 从而证监会才有动力进行监督, 即u<u+f-c;而证券公司违规操作的非法所得必然小于证券公司违规的处罚, 也就是说, 惩罚的代价高于非法所得的代价, 否则证券公司将会采取违规操作的行为, 即a<f。

综上, 证监会监督与不监督预期收益分别为:

证券公司违规与不违规操作预期收益分别为:

1.3 博弈双方的策略反应函数

反应函数是一方对另一方概率分布的反应, 也是一种概率分布。从证券公司策略选择分析, 可以得到证券公司对证监会监督的策略反应函数为:

同样, 从证监会的策略选择分析, 可以得到证监会对证券公司违规操作的策略反应函数为:

在以q为横轴, P为纵轴的直角坐标系, 证券公司和证监会的反应函数如图1所示, 并且证监会和证券公司的策略反应函数曲线交点就是它们博弈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点。

2 启示与建议

证券市场稳定有序的发展过程充满了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与冲突, 对此, 本文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角度分析了证券公司和证监会之间的策略选择, 得出以下几点启示及政策建议。

2.1 加大违规交易的惩处力度

证券公司为了更高的经济利益可能存在违规交易的动机, 为了减少诸如内幕交易、违规操作等行为, 证监会应加大对证券公司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以减少证券公司的违规行为, 并且惩罚越严越具“威慑作用”。

2.2 提高监督质量并有效降低监督成本

证监会监督水平的提高对证券市场的监督具有双重效果。当证监会增大监督力度时, 可以减少证券公司的违规行为, 但同时也使得证监会的监督成本过高, 损害了证监会监督的积极性。对此, 在起始阶段, 证监会应以监督质量和监督成本的最佳组合进行监督;当监督质量提升到一定水平后, 这时监督成本可能会因规模效益等因素降低, 从而达到低成本高质量的效果, 有效防止违规行为的发生。

2.3 实现证券交易监督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目前我国证券交易存在监督体系不完备、执法不严等问题, 虽然现有的监督可以对大部分违规行为作出反应, 但仍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以满足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些漏洞的存在, 给相关方以可乘之机, 对于证券公司来说, 违规操作会有很大的预期收益, 因此导致了我国证券市场违规现象的频繁发生, 诸如今年发生的平安证券的“造假”事件、光大证券的“乌龙”事件等。对此, 政府应该建立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使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化、规范化, 从源头上确保证券市场的公平、有序和稳定的发展。

摘要：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各博弈方的合作。本文基于不完全信息建立证券公司和证监会的博弈模型, 研究了博弈双方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和策略反应函数, 并进一步提出证券市场发展的建议:加大违规交易的惩处力度, 提高监督质量并有效降低监督成本, 实现证券市场监督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关键词：证券监督,博弈分析,纳什均衡,策略反应函数

参考文献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篇9

好的税制设计必然是和好的征管体系相联系的。一个税种的征管方式设计也应该且必须成为该税种税制结构设计的一部分。二者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自2011年9月1日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实施以来, 已经经历过四次修改。工薪所得纳税人占全部工薪收入人群的比重, 将由目前的28%下降到8%以下, 从而使个税纳税人数由现在的约8400万锐减至约2400万, 中低收入阶层的纳税负担进一步降低, 这一举措将对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发挥积极影响。

然而, 个人所得税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征管的复杂性。刘黎明、刘玲玲 (2005) 对1995年~2004年个人所得税的流失规模的测算结果显示在这十年间个税的流失率都达到了80%。这一结果的发生与个人所得税税制本身仍不完善有着密切联系, 而在征管方面的的制度缺陷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征纳双方利益的冲突决定了矛盾产生的必然性。经济人的假设使得税收征纳的双方在整个过程中都会尽可能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对方的利益。

如前所述, 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过程涉及到几方的利益,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导致最终的行动方案将是各方衡量利益得失后的选择。下面我们就从动态博弈的角度来考察个人所得税征管中各方行动的选择问题。

二、不完全信息下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动态博弈

以往的一些研究通常都是把纳税人、税务人员或者政府放在了一个静态的框架下, 同时信息也是完全的, 博弈的各方都能够清楚地知道对方的策略选择, 从而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同时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事实上, 这种分析是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过程进行了相应的理想化。

对于税务人员来讲, 他不可能清楚的知道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收入情况。在征收税款的时候通常是采取由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自行申报的方式进行。纳税人所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他最终所纳税额的多少。纳税人的申报行动往往是在税务人员采取严查或者不严查策略之前。鉴于此, 可以考虑建立一个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模型来进一步分析征税过程中博弈各方的策略选择。

(一) 模型的有关假定

第一, 该博弈具有两个局中人, 即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和税务人员。纳税人的类型空间可能为{ξ1, ξ2}。ξ1和ξ2分别表示纳税人拥有较低或较高的应纳税所得额。纳税人知道自己应纳税所得额的真实情况, 而税务人员不清楚, 所知道的只是纳税人是或的概率分别为μ和1-μ。

第二, 纳税人可以选择的行动空间为{m1, m2}, 一是向税务人员申报一个较低的应纳税所得额I1, 二是向税务人员申报一个较高的数额I2。作为税务人员来讲, 他可以选择的行动{n1, n2}是采取严查或者不严查的措施。当然, 他如果严查的话要为之付出相应的额外成本, 假定严查的额外成本用C表示。用△I (△I=I1-I2>0) 表示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与实际应纳税所得额的差, 那么税务人员严查时若发现有逃税行为就对其施以惩罚f△I。

第三, 假定纳税人的应纳税所得额处于较低的水平时, 他会选择申报自己的真实的应纳税所得额, 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必要为逃掉较少的税款去冒受到惩罚的风险, 即如果ξ=ξ1, 一定有m=m1。

(二) 个人所得税征管动态博弈模型的建立及求解

在上面3.1小节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分别得到在各种可能的行动选择下, 博弈双方的收益 (分别用和表示纳税人和税务人员的收益) :

根据纳税人和税务人员的在博弈中可能的收益情况, 我们可以绘出如下的博弈树以描述这一博弈过程, 如图1所示:

在上图所示的博弈树中, 利用海萨尼转换 (Harsany Transformation) 引入了“自然” (图中的椭圆) 这一虚拟的局中人, 由他分别以μ和1-μ的概率选择纳税人的类型究竟是ξ1还是ξ2。随后, 纳税人 (白色椭圆) 选择行动, 最后税务人员 (黑色椭圆) 选择他的行动。

首先, 我们来考虑税务人员在纳税人采取如实申报策略的假设下, 所做出的推断, 显然有:

那么, 对于税务人员来讲, 他的策略选择就是要使其收益最大化, 即:

结合P (ξi/mj) 的取值, 分别计算纳税人两种行动下税务人员的收益:

当m=m1时, 有R2 (ξ1, m1, n1) =-C

当m=m2时, 有R2 (ξ2, m2, n1) =-C

由此, 可以得到结论:当纳税人如实申报自身的应纳税所得额时, 税务人员的最佳行动选择都将会是不严查。

反过来, 对于税务人员的不严查选择, 纳税人将会采取的策略仍然也必须满足:

当“自然”选择ξ2时, 有R1 (ξ2, m1, n2) =t△I>R1 (ξ2, m2, n2) =0, 所以此时对纳税人有m (ξ2) =m1。

当“自然”选择ξ1时, 在假定中已经说明一定有m (ξ1) =m1。这说明不管“自然”所选择的类型如何, 纳税人都会倾向于申报一个较低的数额。这就说明按实际申报不可能是纳税人的子博弈精炼贝叶斯均衡。

接下来, 我们来进一步分析上面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混同均衡 (Pooling Equilibrium) 。在混同均衡下, 一定有m* (ξ) =m1。这时, 税务人员可以对纳税人的类型进行相应的推测:P (ξ1/m1) =μ, P (ξ2/m1) =1-μ;P (ξ1/m2) =0, P (ξ2/m1) =1

现在来分析税务人员为取得最大化收益所采取的策略, 税务人员的策略选择必须满足:

结合P (ξi/mj) 的取值, 分别计算纳税人两种行动下税务人员的收益。

1. 当m=m1时, 如果税务人员采取n1, 那么税务人员的收益为:

当m=m1时, 如果税务人员采取n2, 那么税务人员的收益为:

显然, 此时税务人员的策略选择是n (m1) =n2

2. 当m=m2时, 如果税务人员采取n1, 那么税务人员的收益为:

当m=m2时, 如果税务人员采取n2, 那么税务人员的收益为:

显然, 此时税务人员的策略选择仍然是n (m2) =n2

同理我们也可以推导出n* (m) =n2的条件下, 纳税人的策略选择m* (ξ) =m1这样, 我们就得到了上面博弈的精炼贝叶斯均衡为:{m1n2P (ξ/m) }。

三、个人所得税征管动态博弈模型解的说明

博弈结果说明, 在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和税务人员是一种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前提下, 纳税人不管其应纳税所得额的高低, 往往都会倾向于申报一个较低的数额, 而税务人员的态度是由于严查会付出额外的成本, 除非这部分成本政府能够给予相应数额的补偿, 否则他将一定不会严查。对纳税人的惩罚因子对逃税并没有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政府最终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仍将流失。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所要做的并不是继续提高惩罚系数, 而是在于采取何种方式激励税务人员努力工作, 对逃税行为采用严查的方式。这也是在征管机制设计是所必须考虑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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