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静态博弈

2024-09-22

完全静态博弈（共4篇）

完全静态博弈篇1

1. 理论前提

演化博弈理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 是数理统计学前沿的数理工具。它是博弈论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的创新, 不但继承了经典博弈论的理论基础, 又降低了对局中人完全理性的要求, 利用动态分析的方法来考察群体行为的演化趋势。按照生物进化复制动态的思想, 采用策略收益较低的博弈方会改变自己的策略, 转向有较高收益的策略, 因此群体中采用不同策略成员的比例会发生变化, 选定策略比例的变化速度与其比重和其收益超过平均收益的幅度成正比, 即:[1]

上式称j (28) 1为贝叶斯公式[2]。

所谓的贝叶斯方法是在贝叶斯公式的基础上,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而形成的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贝叶斯方法在实际中有很多应用, 它可以帮助人们确定某结果发生的最可能原因, 具有非常深刻理论意义。贝叶斯方法对博弈论和其他相关学科, 甚至是人类思考产生了巨大影响。

2. 基于贝叶斯方法的演化博弈问题

对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分析, 关键是应用贝叶斯方法求得相应局中人的概率分布, 然后再利用复制动态思想列出微分方程进行相应计算。

博弈对应的复制动态微分方程为:

当每个局中人知道所有局中人的类型分布时, 根据贝叶斯方法, 我们就能够得到局中人i的推断:

3. 数值算例

3.1 博弈模型的假定

假设双方的博弈模型如下:

3.1.3支付矩阵, 如表1所示

3.2模型的演化分析

可以得到系统的12个均衡点, 但其中的 (0, 1/3, 2) , (-1, 0, -2) , 和 (2, 1, -2) 不满足概率范围的要求, 所以舍去。

上述系统的雅可比矩阵为:

可以通过其雅可比矩阵判断上述系统的局部稳定性, 结果如表2所示[3]。

小结

本文将贝叶斯方法与演化博弈的思想结合, 解决了一类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问题, 并将此方法用于数值算例, 求出了该问题的解。

参考文献

[1]谢识予.有限理性条件下的进化博弈理论[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1, 3 (5) :3-9.

[2]盛骤, 谢式千, 潘承毅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3]李云.非线性动力系统的现代数学方法及其应用[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7.

完全静态博弈篇2

关键词：市场监管,会计信息伪造,博弈模型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对于经济领域的监管力度也逐渐加大。尤其是会计信息领域,也逐渐从监管无序的状态逐渐向各方联合监管的状态发展。政府以及企业部门对会计信息的监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相关经济学者也从理论的角度不断完善我国会计信息管理体系的相关理论。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更加清楚明白地看到当前会计信息监管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会计信息失真事件是整个会计信息管理中最大的难题。一方面,政府以及相关监管部门由于技术、利益博弈等多方面的主观和客观因素制约,很难及时将相关信息公开或者予以处理。另一方面,就企业而言,良好的会计信息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但是一些企业由于自身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出现财务亏空,而此时会计信息管理人员出于不同方面的考虑,做出会计信息造假事件。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形势来看,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上市公司中,其会计信息失真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国企业的会计信息缺乏真实性,这一现状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时表现在多方面的。据近期调查,92.9%的中小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质量存在不满意,市场上会计人员伪造会计信息、舞弊、造假会计年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并且具有一定可靠性和公允性的会计信息已经愈来愈缺少。这主要是每年因伪造会计信息而使年报严重失真,虚假金额之高令人瞠目。广大中小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报表失去信心。随着因造假取得的不法收入不断增加,更出现了企业管理层之间甚至社会中介部门联合造假的现象,使人们对会计信息质量开始持怀疑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决策,市场的信用关系也岌岌可危。而另一方面从政府及企业等其他相关公布的权威数据来看,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令人担忧。证监会主要负责对被举报或抽查的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加以调查。从20世纪90年代起针对多家会计信息严重虚假、失真的上市公司做出了处罚决定,其披露的舞弊金额无不令人震惊。从下列表(1)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确存在着一些虚构利润的现象,大部分公司往往将巨额的亏损报告称良好的盈利或缩小亏损的程度。从企业发展的实际来看,当企业发生由于经营不善、会计信心管理人员工作失误等各种原因造成亏损时,企业为了自身形象往往第一措施就是虚构会计信息,而不是采取坦诚的态度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就企业而言,虚构会计信息是树立“完美形象”最快捷的措施。这就使得很多企业在进行会计信息管理时出现运用了错误方式的状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博弈愈演愈烈,要完全做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一大难题。对此我国上市公司的一些监管部门也采取了相应对策,在2002年颁发实施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框架性文件,虽然在某些程度上制约、减少了伪造现象的发生,但由于上市公司制度远不及能够完全抵制此类现象发生的高度,因此会计信息的失真现象依旧严重存在,并且继续影响着投资者、债权人、企业员工等其他相关者的利益。

单位(万元)

基于此,本文以Reinhard Selten的“小偷与守卫”模型为基础,通过建立企业会计信息伪造监管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从而探寻对伪造会计信息的有效遏制的对策。

二、企业会计信息伪造监管博弈分析

在静态博弈模型下,参与者一般遵循同时采取行动的原则,而在完全信息博弈模型下,参与者对所有参与者的策略空间及策略组合下的支付有“完全的了解”。从伪造者和监管者各自采取的行动从逻辑顺序看,伪造者决策在先,监管者决策在后,监管者监管前并不清楚伪造者是否伪造,因而将此模型定义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有一定的合理性。

(一)伪造者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一

(1)模型设立。虽然在实际中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但在该模型假设中,我们暂且假设市场监管者在监管时一定能够发现会计信息的伪造,并且双方都知道对方和自己的收益函数,因此不同策略组合下各参与者的支付确定如下:监管者因为监管伪造者会获得收益(如奖金、职务提升等),我们设其为B1,但由于时间和精力的耗费,我们也不能忽略监管的支付成本,我们设其为C,因此监管者监管的收益为B1–C;同时伪造者因伪造被发现受到惩罚为F1,此时伪造者收益为–F1;当监管者监管,但伪造者不伪造时,监管者付出了监管成本C,但由于没有奖惩,因此监管者的收益为–C,此时伪造者收益为0;当监管者不监管,伪造者伪造时,监管者将受到诸如处分、罚款、降职的惩罚,我们设其为B2,此时监管者收益为–B2,而伪造者通过伪造获得收益为F2;当监管者不监管,伪造者不伪造时,双方的收益均为0(假设B1–C>0>–B2,即监管者发现伪造后得到的奖励足以支付其检查成本)。双方的支付矩阵如表(2)所示。通过相对优势策略划线法可知,显然此时只存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在均衡状态下,我们假设监管者监管的概率为q,伪造者伪造的概率为p,并且监管者选择查与不查的期望收益相同,伪造者选择伪造与不伪造的期望收益也相同,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求解过程如下:当监管者选择查与不查的期望收益相同时:(B1–C)p+(–C)(1–p)(–B2)p+0*(1–p);p=C/(B1+B2)…(1)。当伪造者选择伪造与不伪造的期望收益相同时:(–F1)q+F2(1–q)=0*q+0*(–q)(q=F2/(F 1+F2))…(2)。若p0=C/(B1+B2),则当p>p0,监管者监管的收益大于支付成本,显然监管者应选择监管;当pq0,伪造者伪造的收益小于成本,此时伪造者更倾向于不伪造。同理,也可以记伪造者的期望支付为:UA(q,p)(B1–C)qp–Cq(1–p)–B2(1–q)p+0*(1–q)(1–p)=B1*qp–C*qp–Cq+Cqp–B2p+B2pq=(B1p–C+B2p)q–B2p。由期望支付我们知道,当B1p–C+B2p>0,即p>C/(B1+B2),伪造者把q选的越大越好,但是p是概率,最大不能超过1,那么这时候伪造者就应该选择1;当B1p–C+B2p=0,即p=C/(B1+B2)时,伪造者把q选成多少,他的期望支付都是0–B2p=–(C*B2)/(B1+B2),对结果没有影响,所以这时候伪造者可以再区间[0,1]之内随便选一个q。这样,因为监管者的混合策略已经设定为(p,1–p),所以伪造者对于监管者的策略选择的反应函数是:

同样,可以把监管者的期望支付整理成为:UB(q,p)=–F1pq+F2(1–q)p=p[–F1q+F2(1–q)]

得到监管者对于伪造者的策略选择的(最佳)反应函数:

现在,我们在以q为纵轴,p为横轴的直角坐标中,把监管者和伪造者的最佳反应函数都画出来,两个反应函数重合的地方,就是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现在两个反应函数只有一个交点,说明这个博弈只有一个纳什均衡,这个纳什均衡就是混合策略纳什均衡:(p,q)=(C/(B1+B2),F2/(F 1+F2))

(2)对模型的具体分析。在实际案例中,我们经常看到政府通过对监管部门加大奖惩的力度来提高监管部门监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通过提高伪造的成本来降低伪造发生的概率,在短期内都对伪造行为产生了遏制的作用。但是从长远观点来看,并没有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更有愈演愈烈趋势,这些都是激励悖论的具体表现,而(1)式和(2)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悖论现象。(1)式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伪造者发生伪造行为的概率p与监管者监管的收益B1、B2和监管成本C有关。如果从纯数学的角度看,增大监管的收益B1和B2,减小监管成本C都可以让伪造的概率p下降,使其趋向于0。但是在现实中会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首先,监管成本C不可能无限制的降低,因为C是由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共同作用的。其次,监管的收益B1,B2按常理也不可能得到无限制的提高,所以p能趋向于0的理想化模式在现实中并不会出现,因此才会出现我们所看到的加大对监管部门的奖惩并不能非常有效的遏制伪造。(2)式表明,监管者的监管概率取决于伪造者的收益F1和F2,显然当增大对伪造者的惩罚F1不仅不能有效的遏制伪造现象,反而会降低监管者监管的概率,从而刺激更多的伪造行为的发生。同理,根据q=F2/(F1+F2)=1–F1/(F1+F2),增大F2同样会刺激更多的伪造行为,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伪造会计信息的事件中设计的金额越来越大了的原因。

(二)伪造者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二

在模型一中我们假设监管者只要监管就一定能查出伪造者,但是这是基于一种理想化的分析模型,在实务工作中,查出伪造者并不是监管的必然结果,而且有时伪造行为的发现也依托于其他的媒介,如他人告密、伪造者的自首、相关人员或部门的举报等等,所以在模型二中我们将基于模型一,在此基础上加入监管者监管时能查出伪造者的概率为qc。此时监管者和伪造者的支付矩阵如表(3)所示。

同样地,通过相对优势策略划线法可知,此时只存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在均衡状态下,我们假设监管者选择查与不查的期望收益相同,伪造者选择伪造与不伪造的期望收益也相同,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求解过程如下:当监管者选择查与不查的期望收益相同时:(B1–C)pqc+(–C)(1–p)qc+(–B 2–C)p(1–qc)+(–C)(1–p)(1–qc)=(–B2)p+0*(1–p);p=C/(B1+B2)qc…(3)。

当伪造者选择伪造与不伪造的期望收益相同时:(–F 1)qqc+F2 q(1–qc)+F2(1–q)=0;q=F 2/(F 1+F2)qc…(4)。

显然这个模型中的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为:(p=C/(B1+B2)qc,q=F2/(F1+F2)qc),当p大于临界点C/(B1+B2)qc,就要监管,小于临界点就不监管;当q小于临界点F 2/(F 1+F2)qc就伪造,大于临界点则不伪造。(3)式和(4)式表明随着qc越高,伪造者的伪造概率p就越低,同时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q也会随之降低。模型比较真实地反应了现实的情况:当监管者的监管能力很高时,伪造者伪造会计信息的行为就越容易被发现,此时对于伪造者来讲,不伪造即为他的上策;而当伪造者降低自己的伪造概率时,监管者也可以减少监管的次数,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的遏制伪造的发生。

三、强化会计信息失真监管对策

考察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的逻辑框架图(2)。上列是对建立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的初步分析和逻辑框架图。由图(2)可见,企业内部和外部治理具有一定的逻辑。根据该逻辑进行企业会计信息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企业会计信息管理体系。为全面提高监管力度和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本文提出以下对策。

(一)建立完善多层次监管体系

建立并完善多层次的伪造监管体系是提高监管力度和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手段。首先,从理论的角度而言,模型一和模型二表明,降低伪造的关键在于提高监管者的监管能力qc。如果把一个企业看成一个多层次的体系,那么不同的层面都需要有强有力的监管制度。假设各层面都是相互独立的,那么第i个层面检查出伪造的概率为qci,不能检查出舞弊的概率为1–qci,因而多层面检查体系下发现舞弊的概率为qc=∑1–(1–qci)。其次,从企业实践而言,只有建立健全多层次的伪造监管体系,才能更好地为提高监管力度做出贡献。这里的多层次主要是从企业内部而言,在会计信息管理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相应的监督部门。每一个环节的监督部门共同合作,从不同的角度完善相关监督体制。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增加监管的广度,使会计信息的每一个环节均有审核机制;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监管的深度,每一个环节的内部都可以进行不同程度的监管。这样建立并健全多层次的伪造监管体制,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共同实施监管措施,尽可能杜绝企业会计信息伪造行为的发生。企业建立多层次的伪造监管体系,不仅能增加监管的频率,而且也能提高发现舞弊的概率,从而有效降低伪造发生的概率。

(二)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建立健全合理的监管激励机制,运用激励的手段,激发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使企业自主完善自身会计信息机制也是十分重要的手段。从上述模型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合理的奖惩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其发挥的余地。首先,完善对相关信息伪造行为的的惩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会计信息管理人员造成法律威慑,使之在做有可能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行为时抵挡住诱惑。这种惩罚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以处以个人惩罚,另一方面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法律程序上的惩罚。对于伪造会计信息的负责人和相关人员轻则采取降职、扣薪,重则采取引咎辞职、提起公诉等制度。这对于体现企业制度的强制性、会计准则和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规范员工的合法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完善的惩罚制度可以使相关监督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将相关违法行为扼杀在摇篮里。即便出现了相应的违法行为,政府的相关部门予以严肃的处理,也体现了政府对于完善会计信息监督体系的决心。这对于我国企业会计信息长远改革也有着重要意义。其次,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也应该完善奖励机制,尤其是对举报者要采取保护和奖励措施。企业会计信息事件往往牵连甚广,甚至会影响多方利益。会计信息失真事件一旦被爆出来,所造成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尤其是事件的举报人往往会被推倒风口浪尖。在各利益方的博弈之下,举报人也就随之处于弱势地位,其合理利益甚至人身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一方面要完善我国法律体系,保证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以及相关利益。另一方面相关监督委员会也应该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这种保护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信息安全也包括个人人身安全。银监会曾提出的“对举报查实的案件,举报人属于来自基层的员工的,要予以重奖”。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将这些措施予以落实,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完善我国实现法治国家建设。再次,加强审计部门的独立性也是当务之急。一方面,在传统会计信息管理体系中,审计部门的无法完全独立,在各利益方的压迫之下,难以实现本部门的功能。这样就造成审计部门形同虚设的现象。审计部门的无作为或者无法作为,尽管是由于主观客观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仍旧无法掩盖审计部门难以实现其职责的事实。另一方面,因为监管部门的人员在发现、举报、处理伪造行为的同时可能会得罪相关部门的人员和管理层,使得监管人员可能在以后的工作中会受到刁难和排挤,因此加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也是降低伪造现象的必要举措。因此,政府相关部门或者企业更应该加强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只有加强了审计部门的独立性才可以使审计部门最大限度地完成审计工作,并根据相关政策法规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进行公开处理。

(三)提高监管者的监管能力

运用先进理念和信息技术,提高监管者发现伪造行为的能力。提高发现伪造行为的能力是监管部门处理会计信息失真事件最关键的措施。以上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最有效地防范伪造的途径就是提高监管者的发现伪造行为的能力。政府以及相关监督部门一方面应该树立先进的理念,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在工作过程中应该运用当前先进的技术,提高自身发现伪造信息的能力。对此,本文尝试提供两个个途径:第一,转变传统的观念,重视对小规模违规行为的监管和惩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大部分的伪造行为都源于最初的违规行为,如果不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就不能即时遏制伪造的苗头,防止伪造的发生。只有从树立了先进的理念才可以真正完善会计信息管理工作。会计信息管理理念是进行企业会计信息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只有运用先进的指导思想,才不至于使审计工作发展走向误区。尤其是对于小规模违规行为,应该予以严肃处理。这有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维护法律的尊严。第二,审计部门在工作过程中应该采取专业领域中的先进技术,从技术上提高自身发现伪造行为的能力。只有从源头遏制了会计信息造假行为,才有可能做好企业会计信息监督工作。就目前来说,采用计算机的审计辅助软件,构建计算机监管网络体系。现在市场上诸如ACL、IDEA等审计软件,SQL SERVER,ACCESS等通用数据库对于识别分析可疑数据,及时发现伪造信号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以及企业相关部门应该在计算机技术方面投入人力物力,进行深入研发和实践。只有技术上的不断革新才可以帮助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更好的完成相关工作。

(四)强化公司外部监督机制

强化公司外部监督机制对于遏制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有着重要意义。一是要完善CPA审计制度。国外的审计经验表明,民间审计制度对治理会计信息伪造失真问题是十分有效的。二是要充分发挥国家的行政干预职能。国家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可以从国家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对相关会计信息进行一定的干预。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国家宏观调控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对我国经济进行有效的调控。首先国家可以采取经济手段对企业会计信息管理进行监督。例如实施相关的经济发展规划等等。其次,运用法律手段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表现之一。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企业会计信息管理工作。国家宏观调控中的法律手段对于打击犯罪有着明显的作用。第三,政府及相关部门还可以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国家宏观调控,对企业会计信息管理工作进行干预。行政手段主要是指国家通过强制性的命令性的手段或规定,对企业的相关行为进行管理。在防止企业会计信息失真方面,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方式同样值得试用。当然,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以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为主,而行政手段只是在必要的时候作为辅助手段出现。政府在治理会计信息伪造失真问题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政府管理的程度及效果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加强问责制度,从而增加企业、经营者及会计人员的违规名誉风险和违规成本。

(五)完善法律法规民事责任

完善法律法规是遏制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关键手段之一。尤其是在当前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现状十分严重的前提下,更应该完善法律法规的制定。首先是要扩大责任主体范围。其次是扩大请求权主体的范围。最后,要改变举证方式中举证责任一般由原告承担的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在涉及会计信息伪造失真的民事诉讼中,为了避免原告和被告位置之间的不平等,及被告举证容易,原告举证困难这一现状,应将举证方式改为被告负主要举证责任,采用推定过错原则:原告只须证明自己受到的损失,但是被告如果不能举证自己无过错即被推定为有过错而承担民事责任。

四、结语

本文论述通过建立企业会计信息伪造监管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从中探寻相关的措施。该模型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理想性,但是就目前技术发展而言,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模型分析。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可以有效地发现企业会计信息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信息失真事实。通过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的逻辑分析,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根据其中的启示采取相应的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企业会计信息失真事件的发生。首先,政府应该建立并完善伪造监管体系,运用监督的力量查处相关企业信息失真事件。其次,建立健全合理的监管激励机制,运用激励的手段,激发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使企业自主完善自身会计信息机制。第三,监管者应该树立先进的理念,运用先进的技术,提高自身发现伪造信息的能力。第四,企业自身应该完善并强化外部监督机制,利用外部力量完善企业会计信息监督体制。最后,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完善法律法规,对相关责任主体民事责任进行明确的确认。只有从不同的方面采取针对措施,才可以逐渐完善我国会计信息领域的管理体系,这样我国的经济才可以健康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大江:《中小企业管理会计应用探析》,《财会通讯》2012年第3期。

[2]武晓文、黄雷:《上市公司财报舞弊及其审计策略:基于2008年年报》,《财会通讯》2012年第7期。

[3]蒋莉娜:《民营企业面临的财务管理问题探讨》,《现代经济信息》2010年第7期。

[4]夏秉义:《民营企业发展中的财务管理问题》,《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9年第10期。

[5]李正龙:《审计博弈分析》,《审计研究》2009年第3期。

完全静态博弈篇3

最近, 围绕外资并购徐工机械事件, 社会各界展开了关于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大辩论。在目前外资加速进军中国和全球化的浪潮进一步涌动的背景下, 这场辩论是十分必要的, 它为规范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行为、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形成良好的外资并购环境、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过程中, 寻租是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重要途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安尼·O·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把凭借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称为“租金”, 而把谋求得到这种权利以取得租金的活动称为“寻租”。租金和寻租行为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 因为在并购过程中, 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作为国有企业的代理人会对并购进行干预, 注重个人利益忽视集体利益, 从而产生寻租行为。

寻租行为的存在, 会使得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为了个人利益有意地帮助外资低估国有资产价值, 压低国有资产出售价格, 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本文将建立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 并给出均衡的结果, 最后根据模型结果, 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1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寻租博弈参与者分析

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 参与寻租活动的行为主体主要由外资、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管理者组成。为方便起见, 假设在模型中博弈的参与者有两个:外资、寻租者:即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在实际并购过程中, 外资和寻租者双方具有不完全信息, 比如:寻租者不具有外资的出价、成本等信息, 所以, 双方的博弈构成了一个不完全信息博弈。

2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寻租博弈模型的建立

2.1 模型假设

在模型中, 先给定以下各项假设条件:

v—国有企业价值。

p—实际并购价格。在实际并购过程中, 外资不可能出比国有企业自身价值更高的价格进行并购, 因此, p≤v。

F (p) —外资并购后的全部收益, 全部收益由p所决定。

q—返现因子, 即寻租者向外资索取的外资全部收益的比例, q∈[0, 1]。

σ—寻租成功的概率, 则1-σ为寻租失败的概率。

β—寻租被查处的概率, 则1-β为寻租未被查处的概率。

K—惩罚因子, 即寻租行为被查处时, 处以纯收益的K倍罚金。

Cf (p) —外资的并购成本, C′f (p) ≻0, C″f (p) ≻0。外资的并购成本Cf (p) 是指外资为并购国有企业所付出的代价, 主要由并购实际价格p所决定。在实际并购过程中, 外资知道自己的成本类型, 但寻租者不知道, 寻租者只知道外资的并购成本为低成本CLf (p) 的概率为α, 并购成本为高成本C $_{f}^{Η}$ (p) 的概率为1-α。

C $_{f}^{i}$ (p, q) —寻租者的寻租成本, i=1, 2。其中, C $_{r}^{1}$ (p, q) 表示寻租者寻租被查处时的寻租成本;C $_{r}^{2}$ (p, q) 表示寻租者寻租未被查处时的寻租成本。

2.2 寻租成本分析

寻租者的寻租成本C $_{r}^{i}$ (p, q) 则是双方的共同知识。寻租者的寻租成本主要由三大部分即:交易成本 (用C1表示) 、机会成本 (用C2表示) 和心理成本 (用C3表示) 所组成。所以, C $_{r}^{i}$ (p, q) =C1+C2+C3。

寻租交易成本即寻租者在获得寻租利益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它包括:寻租者为了获得租金通过种种疏通、游说国有企业相关部门所引发的创租成本;获得租金的寻租者为了长久保护和维持租金所带来的护租成本;政府以及其他知情人员敲诈勒索租金所花费的抽租成本。我们假设l、w、k分别为寻租者整个寻租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即:C1 (l, w, k) 为寻租交易成本函数。

寻租机会成本是指寻租者不进行寻租时所拥有的工资收入、职位、权力、荣誉、个人影响度等。我们假设一旦寻租者进行寻租且被查处, 那么他所拥有的这些收入将全部丧失, 而这些收入就是寻租者进行寻租的机会成本。所以, 当寻租被查处时寻租者的寻租机会成本为C2;当寻租未被查处时寻租者的寻租机会成本为0。

寻租行为是一种有损社会福利的非生产性活动, 它存在着法律制裁、舆论谴责和名誉扫地的风险, 以及自己良知的谴责等等, 这些因素会引起人们的心理压力, 从而引发心理成本。寻租心理成本函数C3主要由返现因子q和惩罚因子K所决定。

通过上述对于寻租者寻租成本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寻租被查处时寻租者的寻租成本C1r (p, q) =C1+C2+C3;寻租未被查处时寻租者的寻租成本C $_{r}^{2}$ (p, q) =C1+C3。

3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寻租博弈模型的求解

根据上面论述, 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 并购双方收益函数为:

外资的纯收益为:πf (p, q) = (1-q) F (p) -C $_{f}^{i}$ (p) , i=L或H;

寻租被查处时寻租者的纯收益为:πr (p, q) =qF (p) -C $_{r}^{1}$ (p, q) ;寻租未被查处时寻租者的纯收益为:πr (p, q) =qF (p) -C $_{r}^{2}$ (p, q) ;

所以, 无论寻租是否被查处, 寻租者的期望纯收益为:

Eπr (p, q) =β[qF (p) -C $_{r}^{1}$ (p, q) ]+ (1-β) [qF (p) -C $_{r}^{2}$

(p, q) ]

=qF (p) -βC $_{r}^{1}$ (p) , q- (1-β) C $_{r}^{2}$ (p, q)

=qF (p) -C1 (l, w, k) -βC2-C3

外资将选择p, 使得πf (p, q) 最大, 由 $\frac{d π_{f}}{d p} = 0$ , 可以得出外资的反应函数p*=G1 (q, Ci) , 即外资的最优出价不仅依赖于寻租者的寻租比例, 而且依赖于自身的成本的高低。设外资在两种成本下的最优出价分别为p*L和p*H, 由于寻租者不知道外资的真实成本, 从而不知道外资的最优出价是p*L还是p*H, 因此寻租者将选择最大化期望纯收益函数:

E[Eπr (p, q) ]=α[σ- (1-σ) K]{qF (p*L) -C $_{r}^{1}$ (p*L, q) + (1-β) [qF (p*L) -C $_{r}^{2}$ (P*L, q) ]}+ (1-α) [σ- (1-σ) K]{β[qF (p*H) -C $_{r}^{1}$ (p*H, q) ]+ (1-β) [qF (p*H) - (C $_{1}^{2}$ (PH, q) ]} (*)

其中, 寻租心理成本

=α[σ- (1-σ) K][qF (p*L) -C1 (l, w, k) -βC2-C3]+ (1-α) [σ- (1-σ) K]qF (p*H) -C1 (l, w, k) -βC2-C3]

C3=K{β[qF (p) -C $_{r}^{1}$ (p, q) ]+ (1-β) [qF (p) -C $_{r}^{2}$ (p, q) ]}

=K[qF (p) -C1 (l, w, k) -βC2-C3]

所以,

$C_{3} = \frac{Κ [q F (p) - C_{1} (l, w, k) - β C_{2}]}{1 + Κ}$

将 $C_{3} = \frac{Κ [q F (p) - C_{1} (l, w, k) - β C_{2}]}{1 + Κ}$ 代入 (*) 式中, 有

$\begin{array}{l} E [E π_{r} (p, q) = α [σ - (1 - σ) Κ] {q F (p_{L}^{*}) - C_{1} (l, w, k) - β C_{2} \\ - \frac{Κ [q F (p_{L}^{*}) - C_{1} (l, w, k) - β C_{2}]}{1 + Κ}} + (1 - α) [σ - (1 - σ) Κ] {q F (p_{Η}^{*}) - C_{1} (l, w, k) - β C_{2} \\ - \frac{Κ [q F (p_{Η}^{*}) - C_{1} (l, w, k) - β C_{2}]}{1 + Κ}} \end{array}$

由 $= α [σ - (1 - σ) Κ] [\frac{q F (p_{L}^{*}) - C_{1} (l, w, k) - β C_{2}}{1 + Κ}] + (1 - α) [σ - (1 - σ) Κ] [\frac{[q F (p_{Η}^{*}) - C_{1} (l, w, k) - β C_{2}]}{1 + Κ}] = \frac{[σ - (1 - σ) Κ]}{1 + Κ} {q [α F (p_{L}^{*}) + (1 - α) F (p_{Η}^{*})] - [C_{1} (l, w, k) + β C_{2}]}$

$\frac{d E π_{r}}{d q} = 0$ 有, 寻租者的反应函数为:q*=G2 (pL, pH) 。

将p*=G1 (q, Ci) 和q*=G2 (pL, pH) 联立就可以求得贝叶斯均衡[ (p*L, p*H) , q*]。

4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寻租博弈模型结果分析

(1) 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 寻租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是:

$\begin{array}{l} α {q F (p_{L}^{*}) - C_{1} (l, w, k) - β C_{2} \\ - \frac{Κ [q F (p_{L}^{*} - C_{1} (l, w, k) - β C_{2}]}{1 + Κ}} + (1 - α) {q F (p_{Η}^{*}) \\ - C_{1} (l, w, k) - β C_{2} - \frac{Κ [q F (p_{Η}^{*}) - C_{1} (l, w, k) - β C_{2}]}{1 + Κ}} ≻ 0 \end{array}$

, 即: $\frac{{q [α F (p_{L}^{*}) + (1 - α) F (p_{Η}^{*})] - [C_{1} (l, w, k) + β C_{2}]}}{1 + Κ} ≻ 0$ 。当满足这一必要条件时, 若 $Κ ≺ \frac{σ}{(1 - σ)}$ , 寻租行为发生;若 $Κ = \frac{σ}{(1 - σ)}$ , 寻租行为将停止;若 $Κ ≻ \frac{σ}{(1 - σ)}$ , 寻租行为不发生。

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 寻租者不知道外资的真实成本, 因此, 寻租者的贝叶斯均衡要介于低成本下纳什均衡和高成本下纳什均衡之间。

(2) 在返现因子不存在或者说外资不将给予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一定回报即q=0的情况下, 作为寻租者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将得不到租金, 相反, 他们还将为争取租金的努力而付出一定的成本。在实际并购中, 有很多就是属于后者的情况, 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为了自身利益拒绝那些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租金的外资, 而将降低并购价格来接受那些已经答复给予他们租金的外资的并购条件。

(3) 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 寻租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是 $\frac{{q [α F (p^{*} L) + (1 - α) F (p^{*} Η)] - [C_{1} (l, w, k) + β C_{2}]}}{1 + Κ} ≻ 0$ 。也就是说, 当寻租者寻租的期望总收益q[αF (p*L) + (1-α) F (p*H) ]大于寻租者寻租时的交易成本与机会成本之和[C1 (l, w, k) +βC2]时, 寻租是有利可图的, 是产生寻租的重要原因。因此, 增大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 使其大得足以超过寻租者的期望总收益时, 寻租将无利可图, 可以大大减少寻租行为。

另外, 寻租机会成本C2与寻租被查处的概率β有关。寻租被查处的概率β越大, 意味着寻租者寻租时产生机会成本的可能性越高;反之, 寻租者被查处的概率β越小, 意味着寻租者寻租时产生机会成本的可能性越低, 甚至不用承担任何机会成本。所以, 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加大寻租被查处的概率, 使得寻租者寻租不得不承担机会成本, 也是减少寻租行为的一大途径。

(4) 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 寻租行为产生的前提是, EE $π_{r} (p, q) = \frac{[σ - (1 - σ) Κ]}{1 + Κ} {q [α F (p_{L}^{*}) + (1 - α) F (p_{Η}^{*})] - [C_{1} (l, w, k) + β C_{2}]}$ , 这个式子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frac{[σ - (1 - σ) Κ]}{1 + Κ}$ 和{q[αF (p*L) + (1-α) F (p*H) ]-[ (C1 (l, w, k) +βC2]}≻0。{q[αF (p*L) + (1-α) F (p*H) ]-[ (C1 (l, w, k) +βC2]}≻0是寻租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 而 $\frac{[σ - (1 - σ) Κ]}{1 + Κ} ≻ 0$ 意味着对寻租者的惩罚力度不够, 不足以震慑寻租者。惩罚因子K的数值较小, 又意味着寻租者寻租所面临的心理成本较低, 因此必须加大打击力度, 增加惩罚因子K的数值, 从而增大寻租者的心理成本。

5 结论

以上通过建立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和对寻租成本的分析, 论述了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的寻租问题, 为了减少甚至消灭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的寻租现象, 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5.1 加大惩罚力度, 增加惩罚因子K

根据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寻租的博弈分析结果可知, 惩罚因子K的大小是决定寻租行为是否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惩罚因子越大, 寻租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低;反之, 惩罚因子K越小, 寻租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高。因此, 加大惩罚力度, 增加惩罚因子K, 足以使得其满足 $Κ ≻ \frac{σ}{(1 - σ)}$ 时, 寻租行为将不会发生。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 要增加惩罚因子K, 一方面, 监督部门要廉洁自律, 严格执法, 对待寻租活动严肃处理, 决不手软;另一方面, 对追求租金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采取革除公职, 没收全部非法收入, 并处于其非法收入几倍、几十倍的罚款等严厉的惩罚措施。

5.2 增大寻租成本

C $_{r}^{i}$ (p, q) , 降低寻租收益

寻租者寻租收益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返现因子q和寻租成本C $_{r}^{i}$ (p, q) 的大小。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 返现因子q的大小通常是由外资决定, 因此, 要降低寻租者的寻租收益, 我们主要通过增大寻租成本来实现。而寻租者寻租成本的增大, 主要是通过增加交易成本C1、机会成本C2和心理成本C3。

5.2.1 增加交易成本C1

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 由于信息透明度不够, 这正好为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寻租创造了机会。为此, 一方面, 我们可以加强并购细节信息的披露, 以加强社会的民主监督;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加强并购过程中相关个人的信息披露, 实行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生活公开化制度, 如金融实名制、个人财产申报制度、财务公开制度、事物公开制度等, 设置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寻租障碍, 增加其寻租交易成本C1。

5.2.2 增加机会成本C2

我们可以通过制定以薪酬计划为主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制度, 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 适当提高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工资和福利, 以达到高薪养廉的目的。让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充分意识到:工作本身不但能带给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 且在工作中从事生产性的寻利行为要比从事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成本更低, 收益更大, 使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感到, 丰厚的高薪报酬, 高于寻租收入, 即加大寻租的机会成本C2以削弱采购人员的寻租动机。

最后, 增加心理成本C3。根据前面分析, 我们知道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寻租者所承受的心理成本绝大部分是由惩罚因子K所决定。惩罚力度越高, 心理成本就越大;惩罚力度越低, 心理成本也就越小。所以, 增大惩罚因子也就可以增加寻租者的寻租心理成本C3。

5.2.3 完善监督机制, 提升寻租查处概率β

寻租者寻租被查处概率β的大小不仅直接关系到寻租者的机会成本, 而且也是影响寻租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是否满足的一个重要因子。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 为防止寻租行为的发生, 必须提升寻租者寻租被查处的概率, 因此, 我们需要加强完善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监督机制。首先我们必须完善关于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法律、法规和市场产权交易制度, 以确保监督工作有法可依;其次, 我们可以采用“制度监督与法律监督并行, 再辅之以行政监督”的手段和方法, 并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活动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面监督;另外, 我们还需要加强民主监督, 提高群众社会舆论的监督水平。

摘要：寻租现象在经济活动中是经常出现的, 同样, 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过程中也并不鲜见。一些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管理者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有意地帮助外资低估国有资产价值, 人为地压低国有资产成交的价格, 寻租现象的存在已经成为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运用博弈论的理论和方法建立数学模型, 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的寻租现象进行定量分析, 然后根据模型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寻租,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参考文献

[1].张维迎.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2].刘李胜等.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3].王小卫.寻租:收入分配中的负和博弈[J].上海改革, 2000, (9)

[4].Nitzan, Shmuel.Modeling Rent-Seeking Contest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 (10) :41~60

我国企业并购决策的静态博弈分析篇4

对于企业并购理论的研究,我国近十年出现不少较有价值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并购动机和并购绩效问题上。引入博弈论对企业并购进行的分析大多集中在研究买卖双方企业的风险和规避风险的措施以及并购定价的讨价还价的分析,即采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的动态博弈模型对买卖双方的行为所做的讨论。

何新宇、陈宏民(2000)研究了寡头垄断情况下,技术差距对企业并购动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间的技术差距是影响企业合并动机的因素之一。余光、唐国兴(2000)通过构建企业并购动因模型和企业并购博弈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企业并购动因,提出了企业并购的防御假说,同时分析了并购盈余的分配方式。王春、齐艳秋(2001)总结了国外有关企业并购动机的文献,然后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总结出各种并购活动背后的动机:消除亏损、优化资源配置、组建企业集团、获取低价资产、降低代理成本等动机。齐安甜、张维(2001)讨论了企业并购的期权特征,对应用实物期权理论进行企业并购的价值评估进行了探讨。杨志刚(2004)通过对中美两国并购发展历程的比较和对我国企业所处内外部环境的分析,总结出了我国企业并购的若干特点,并提出了我国企业并购的主流动因:获取稀缺资源、追求规模经济,其中“获得稀缺资源”动因可进一步细分为拓宽融资渠道、取得核心技术和进入垄断资源行业三种类型。

从我国关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大部分都是从某一特定的角度研究并购动机和并购绩效。从并购的发展历程来看,现阶段企业并购开始逐渐转向双方竞争优势,因此采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新一轮战略并购浪潮会成为未来研究方向的主流。

二、企业并购战略选择的博弈模型构建

目标公司质量的好坏对并购公司的战略决策非常重要,如果目标公司资产质量较好,并购成功后,通过资产、人力资源整合的协同效用,从而促进两个公司协调发展,达到双赢的效果;如果被并购公司资产质量较差,导致并购失败,那么并购公司不仅丧失了机会成本而且也会拖累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发展。在并购过程中,由于并购方与被并购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被并购方知道自己企业的经营现状和企业价值,并购方只能从公开的信息资料或花费一定的成本才能了解被并购方的真实情况,因此并购方的决策是否合理,以及如何进行合理的决策,本文构建非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模型来进行分析。

以我国上市公司资本市场上常见的“买壳上市”为例,假设并购企业A想进入资本市场,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公开发行,其二是买壳上市,即本文所谈的企业并购。证券市场上的存在经营环境差,缺乏竞争能力,拟进行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B,它有好和差两种类型,对于A来说,他想买好的上市公司,尽快完成重组工作,打通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但是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A仅能通过自己得到的有限信息来判断B公司质量的好坏。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以下的模型进行讨论。

首先,针对模型作出如下假设:

(1)假设在决策过程中只有买卖双方的参与:主并企业A与目标企业B。

(2)买卖双方都是理性的,且决策过程中不存在串谋。

(3) K表示B是好企业的概率,那么B是差企业的概率是1-K;同时用W表示A企业选择购买的概率,那么A企业放弃购买的概率为1-W。

(4)并购的交易价格是P,若企业A判断企业B是好企业,那么企业B的价值是V1;若企业A判断企业B是差企业,那么企业B的价值是V2 (V1>V2),此时企业B会存在粉饰成本C。

(5)此外,鉴于我国特有的政府干预行为,当上市公司面临退市的时候,地方政府一般都为并购提供优惠的经济政策,假设这使得主并企业获利M,这时候双方的收益有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并购差的企业时候,并购方在收益将变为M+V2-P。

此时的并购战略模型如下图所示: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不同概率情况下的企业战略决策的选择。

首先,企业B是好企业的概率为K,为差企业的概率是1-K,那么,当K*(V1-P+M)+(1-K)*(V2-P+M)>0时,企业A会选择购买,否则企业A会放弃并购战略;即我们会通过上述不等式解得:当K>(P-V2-M/V1-V2)时,企业A会选择购买B,由于我们知道V1>V2,因此当(P-V2-M)<0时,不论B企业是好公司还是差公司,企业A都会选择并购。这在实际当中也是可以解释的,因为即使企业B是差公司,A企业并购后仍可以得到V2+M-P的利益,显然在这种条件下A仍可以通过并购得到正的收益。然而,当(P-V2-M)>(V1-V2)时,即P>V1+M时,K>(P-V2-M/V1-V2)>1,此时不论B为差企业还是好企业,A都不会选择并购战略。综上我们也可以一般性的认为只有当V2+MC时,买卖双方才存在博弈的情境。

对于企业B来说,由于他有好、差两个可能,如果是差企业,其经营状况、经营环境都很差,面临着退市的风险,因此这时候B企业一定会花成本C来粉饰自己的经营状况从而达成并购,其同意被兼并的概率是1;如果是好企业,则他是否同意被兼并的概率要看企业A提出的兼并条件和价格,假设其愿意转让股权的概率与A同意购买的概率相同为W。

(1)如果B是好企业,其预期收益为:W*P+(1-W)*0=WP>0,如果不同意,其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并有发生亏损的趋势,因此同意兼并是B的最好选择。

(2)如果B是差企业,其预期收益为:w*(P-C)+(1-W)*(-C)=WP-C,而前面我们说过如果B是差企业,其同意兼并的概率为1,即在现实情况中一般会存在WP-C>0,所以只要C

(3)对于企业A,其预期收益为:W*K*(V1-P+M)+(1-W)*(1-K)*(V2-P+M),在我国股票市场上,根据上市公司年报统计的数字资料,可以假设差公司的概率为1-K=0.3,而好公司的概率K为0.7,我们将其代入,那么企业A收益的临界点为

通过以上分析,以下的策略组合和判断构成一个不完全信息下的完美贝叶斯均衡:

①B是差企业时,只要其粉饰成本C

②买方以3Q-3V2/7V1-3V2-4Q (Q=P-M)的概率购买B企业。

当V1+M>V2+M>P且P>C时也就是说,不论交易价格是多少,不论目标企业的好还是差,并购方的预期收益都是正值,并且交易价格大于差企业的包装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符合不完全信息下的完美贝叶斯均衡的策略组合和判断为:

①买方一定会选择买,只要卖方同意被兼并。

②由于买方会采取优厚的条件进行兼并,卖方不论是差企业还是好企业也一定选择卖。

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市场具有较高的效率,但是在实际中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因为上市公司作为稀缺资源,具有高昂的壳资源价值,并购一家上市公司股权后,可以获取三个方面的利益:(1)股权本身的价值;(2)可以通过重组从二级市场上获巨额收益;(3)上市后利用大股东地位,通过再融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贷款等手段获取利益。此外,当上市公司面临退市的情况时,政府也会出面进行救助,在这样的背景下,并购方对于并购对象的价值预期肯定会大于成交价格。因此不论上市公司质量如何,买就是他的最好选择。卖方在了解买方的决策背景下,差企业肯定会选择卖,好企业也会由于买方的优厚条件进行出售。因此上面的策略和判断就构成了完全但不完美信息条件下贝叶斯均衡。

当V1>P>V2,但是P

三、结论分析与建议

(一)本文通过构建不完全信息下企业并购交易的静态博弈模型,按照并购价格分布的三种不同的区间情况分析了企业并购战略的选择行为,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协议并购的均衡模型应该是上面分析的第一种情况,即V2+MC的情况,但是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现状看,第二种的情况(V1+M>V2+M>P且P>C)更为普遍,虽然这大大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企业并购成功的比率,但却使并购市场的正常运行受到影响,一些具有效率的并购不会发生。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市场为什么存在这样的贝叶斯均衡,这与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1.从我国股票发行制度来看,我国采用的是核准制,即证券监管机构要对发行人的发展前景、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等条件进行审查,并据此做出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判断和是否核准申请的决定。这样繁琐的核准程序使得我国企业的上市门槛比较高,从而使上市公司成为稀缺资源,上市公司不论经营的好坏,都具“壳”价值。

2.我国资本市场还不成熟,属于弱有效市场,在交易规则和交易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上市公司并购这样的消息,常常被用来当作操纵股票价格的工具来传递信号,造成资本市场秩序混乱。

3.我国股票市场退出机制不完善,“壳”资源公司价格远远高于其自身的价值,使并购不是成为资源配置的工具,而成为各个利益集团争夺政府资源和利用制度缺陷进行投机的手段。

4.对于被并购方来说,伪装成本过于低廉,而一旦交易成功则收益巨大,即使失败最多只是受到交易所的谴责和少量的罚款,与作假获取的收益相比微不足道。

(二)通过对模型的建立与分析,我们会发现我国并购市场迫切需要一些政策、制度的改革

1.简化完善我国股票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从而适当降低上市的门槛,防止“壳资源”影响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有效决策。

2.适当减少政府干预,对于“差企业”地方政府不能盲目输血,造成无效的资源配置。

3.加强信息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从而提高“差企业”的粉饰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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