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博弈（通用11篇）
政策博弈 篇1
1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政策回顾及土地政策工具
1.1 近年房地产政策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情况越来越热, 房价过快上涨, 出现了有很多闲置的房子卖不出去, 而老百姓又买不起房子的情况。根据这种情况, 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2005年3月5日, 当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语气平和但坚定地宣布:2005年物价工作的重点之一是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从此, 拉开了调控房价的序幕。
3月27日, 国务院办公厅给各省市自治区下发了一份关于控制房价的电报, 提出了八条建议, 史称“老国八条”。
又过了一个月, 4月27日,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门讨论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问题。随后出台了七部委的文件 (简称“国八条”) 。“国八条”是一个纲领性文件, 之后, 各部门根据该文件的要求制订了具体的实施细则, 在5月份之后, 这些政策措施逐步得到落实。
总之, 2005年的房地产市场关注的焦点就是政策。
2006年, 是国内房地产市场出台政策最多的一年, 先有国六条, 然后有国六条细则, 以及土地出让金转让制度、土地监察制度、限制外资准入、二手房交易个税征收、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等文件。尽管每一项政策都十分温和, 但是已经显示了中央政府调整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决心。
1.2 土地政策工具
实行的土地增值税“清算制”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税费政策成为2007年加强和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要工具。在房价高位运行、“且调且涨”的背景下, 2007年房地产税费调控的大幕开启。
2007年1月1日起, 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在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基础上平均提高2倍, 其中交纳税费最高的大城市土地使用税, 每平方米年税额由以前的0.5元至10元调整为1.5元至30元。同时, 新批准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1倍的政策也正式实施。自此, 土地增值税清算、土地使用税和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提高, 三者构成了土地环节的“一费二税”上调政策。2007年房地产市场税费政策调控正式启幕。
房地产研究专家顾海波指出, 联系到以往一系列税费政策对房价影响甚小甚至反向影响的事实, 人们不能不担心税负被转嫁到消费终端。税务总局规定, 对于无房屋原值凭证、不能计算应纳税额的, 税务机关可按住房转让收入的1%至3%核定征税。结果, 地方在操作中, 所得税基本都按1%或2%的税率征收, 离20%的法定征收税率相去甚远。核定征收的本意是不给逃税者可乘之机, 地方在具体“落实”中, 恰恰将其变成了“合理避税”的对策。
“这不能不引起重视。”顾海波说, “税收调控能否起到预期效果, 关键还是执行。”
自2004年以来, 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土地政策, 这些政策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 旨在通过对土地市场的监管力度, 从源头上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的供给, 防止土地的盲目开发以及房地产价格的过快增长。下面我们对重要的土地政策做一个简要的回顾:现实经济形势表明, 正确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 对制止部分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产生了釜底抽薪的效应, 是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凸显成效的关键因素所在。
2 利用土地政策宏观调控房地产
房地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因此国家宏观调控应该包括促进房地产业稳步、健康发展的目标, 所以需要有相应的政策工具。从我国多年发展实践来看, 房地产业的失衡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土地市场的失衡, 另外当前我国许多地方的经济过热与低成本土地供给密不可分, 因此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已是势在必行。
利用土地供应政策进行宏观调控, 其实质是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通过对全国或本辖区内土地资源的供应总量和结构的干预, 对一定范围内宏观经济总体运行进行引导和调节的过程。
2.1 土地政策对房地产宏观调控作用
2004年始, 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大力整顿土地市场, 国家颁布的土地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杜绝协议出让土地、彻查开发区与大型项目、完善各项土地制度。土地政策作为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具有一定的现实必要性。各地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土地政策, 例如上海市人民政府2004年6月颁布《上海市土地储备办法》 (即上海市25号令) , 明确土地储备是政府行为, 并于同年8月1日实施。这是政府将加强土地市场管理、预备大力征购或回收土地的明确信号, 大量征购、收回土地资源成为政府的既定目标。土地政策 (尤其是有关土地储备的政策) 的宏观调控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1.1 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力度
通过土地的征购、收回、储备和有计划地投入市场, 既充分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 也保证城市规划的有效实施。作为城市运营发展的最大资源, 土地极为宝贵, 因此, 土地资源应该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出台储备办法就是要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力度。
2.1.2 完善土地供应方式
将现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毛地出让”转变为“熟地出让”, 增加土地成本的透明度。土地成本的透明度对购房者来说十分重要, 从中可以非常清晰地估算一块土地上商品房的建设成本, 从而评估房价是否合理。
2.1.3 平衡政府对土地的收入和增值收益
从城市有效运营的角度讲, 地方政府出台土地政策, 将有利于地方集中土地办大事, 做大规模的规划。
2.2 土地市场治理的绩效
我国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 对制止部分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产生了积极效应, 促进了经济平稳快速增长。1999-2003年, 我国购置土的面积和开发土地面积的差额逐年增大, 1999年土地开发面积为购置土地面积的77.9%, 到2003年这一指标降至62.1%, 房地产业“圈地”成风。
2004年4月底, 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 要求各省集中半年左右时间, 继续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
土地市场的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效, 土地开发面积增幅回落, 2004年全年购置土地面积3.98亿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5.4%, 增幅比上年下降14.8个百分点。2005年全国房地产土地购置面积比2004年减少4%, 房地产开发用地供应总量比上年减少了20.2%。“2006年国土资源管理工作要点”中强调, 今年在土地供应上, 要科学编制和严格实施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继续从严控制农用地转用。今年还将根据居住用地价格变化状况, 调控土地供应。加大对中小户型、中低价位商品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房的土地供应, 严格控制低密度高档住宅土地供应, 继续停止别墅类用地供应。
此前,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土地新政提高了土地成本, 短期内将造成房价上涨。但甘藏春对此表示, 建设用地取得成本的变动不会给房价带来影响。他说, 从目前大中城市的具体情况来看, 房价主要是由需求拉动的, 而土地成本在房价当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因此政策出台后, 用地成本可能有所提高, 但只要市场供求关系不变的话, 房价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甘藏春说,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是一个多种政策体系的有机结合体, 必须将货币政策、财税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等政策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 才能有效地遏制固定资产过度增长的趋势, 所以不能把所有宏观调控的重任都寄托在土地政策上。
“除了遏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外, 土地政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 甘藏春说, 我国一直在用低成本的土地资源进行招商引资, 造成了产业布局雷同。对此, 今后土地供应政策将确定不同的主体功能区。
3 房地产政策展望
3.1 调控的重点由房地产的投资规模转向房地产价格
2003年以后, 我国宏观经济指标中, 投资率和投资增长速度都偏高。宏观调控的着力点放在调控投资规模上, 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思路是控制两个闸门:一个是信贷闸门, 一个是土地闸门。但调控的结果并不理想, 控制土地的结果是地价不断上涨, 刺激了房价的不断上涨。房价的不断上涨必然使房地产行业利润率增加, 而暴利的存在就会冲破任何行政和法律的约束。事实表明, 2003年之后, 大量的资金通过非银行的渠道进入房地产行业, 企图通过控制土地和信贷的方式调控房地产很难取得成功。因此, 今年对房地产宏观调控从投资规模转向了控制房地产价格的做法是及时而正确的。
3.2 要加大加快适用房建设
我国1998年以前的住房制度属于高度福利化的住宅制度, 1998年出台的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把高度福利化的住房制度改革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住房分配制度。由于国家财政的压力, 政府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城市住房问题。在此过程中, 政府为了解决低收人人口的住房问题, 也实施了相应的住房保障制度, 如采取了实物配租、租赁住房补贴、经济适用房等政策。但我们更多地将这些政策作为暂时的过渡性措施来对待, 没有对公共住房保障制度给予应有的重视。建设部等有关部门规定, 每个地区每年都应有一定比例的经济适用房, 但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表明, 经济适用房一路衰退, 1996年全国经济适用房的比重是16.6%, 到2001年降为11.3%, 2003年锐减至6.1%, 2004年则不到5%。因此, 经济适用房政策在我国当前的住房制度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 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数目众多的低收人群体的住房问题。
3.3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鼓励地方政府兴建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 并非“新八条”或者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细则就能一蹴而就, 真正理顺“市场”与“管制”,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形成一套关于住房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是根本之举。获得适当的住房是公民的基本人权, 实现“居者有其屋”是政府对公众最起码的承诺。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看, 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将无法实现上述目标, 因此政府必须干预市场, 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一些国家把享有住房的权利写入了宪法。英国《住宅法》, 日本《公营住宅法》等, 这些都是通过立法建立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的先例, 只有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新八条”这个房产新政的创新才能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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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博弈 篇2
6月底，河南松绑首套房贷政策还未出台即遭夭折，7月14日，珠海未及出台的放松限购限价的楼市微调政策同样“昙花一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北京、上海、武汉、厦门、佛山、扬州等多地接连“微调”政策，“松绑”楼市调控。中央多次强调坚定执行楼市调控政策，但在经济增长压力加大、地方土地财政收入减少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一直“潜伏”着放松楼市调控的冲动。
13日晚一条网络微博称，“珠海市政府会议决定全市取消限价，前山河以西取消限购”。此条微博迅速在国内各大网站传播，并一度有官员出面向媒体证实。但至14日0:40分左右，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最终确认，珠海楼市限购限价的政策目前不会作任何调整。至此珠海取消“双限令”政策仅仅存活了5个多小时。
在2010年开始的“史上最严厉”楼市政策调控下，一年多来，多地土地、住房交易受挫，地方政府放松楼市调控的冲动也一直存在。6月27日，河南支持首套房购房者贷款基准利率下浮30%，这项“擦边球”政策在国内楼市引发争议，随后被当地政府否认。
5月29日，湖南省发改委曾在会议文件上明确表示“在房地产调控总基调不变的情况下，将推出利率优惠、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减免相关税费等措施，支持居民购买首套普通住房”。一天后，该消息即遭“辟谣”。湖南发改委官员表示“从未研究楼市救市措施”。5月31日，石家庄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官员表示，石家庄市拟在坚持楼市调控政策不放松的前提下，对包括限购在内的具体措施进一步细化。约一周后，当地官员表示，曾草拟过住房限购政策微调办法未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从去年的佛山拟放松限购的政策“一日游”，到安徽芜湖的买房发补贴、广东中山悄然提限价等，可以看出，在中央楼市调控高压政策之下，饱受财政压力的地方政府一直在试探中央政府的限购决心。
据媒体统计，自2011年8月安徽马鞍山高层次人才买房税费优惠开始，近一年来，先后有近50个城市通过调整土地出让、首套房贷利率恢复、利率优惠折扣、房源解禁、税费优惠、买房奖励、购房入户、购房补贴、提高普通住宅价格标准、调整限购条件、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方式进行楼市政策微调。其中，上海、佛山、芜湖等城市政策由于触碰调控红线被紧急叫停，湖南、河南、石家庄、珠海等地政策被媒体曝光后未经出台就“胎死腹中”。但也有相当一批“微调”政策因为没有触及中央政策底线，并没有被叫停。截至目前，包括成都、重庆、扬州在内的40多个城市“微调”政策放行通过。
今年3月开始，部分地区房地产交易量明显增加。在成交量连续回升的情况下，部分地区房价回稳。非官方数据显示，6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环比5月上涨0.05%，结束了自2011年9月以来的连续9个月环比下跌的态势。
在此背景下，中央严令楼市调控政策不能打折，对于明显放松调控、扰乱政策预期的地方政策变化，一律叫停，并多次强调，今年中国楼市调控不会放松，限购、差别化的信贷政策仍将严格执行。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7日在江苏省常州调研时再次强调，目前房地产市场调控仍然处在关键时期，调控任务还很艰巨。必须坚定不移做好调控工作，把抑制房地产投机投资性需求作为一项长期政策。
中央调控政策频遭地方微调楼市博弈加剧 自我解读：
第一、来自财政部的《关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2010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9109.94亿元，征地补偿拆迁补偿等成本性支出13395.6亿元。这意味着当年地方政府的纯收益超过1.5万亿元，土地出让收益率超过50%。
但是，自从实行限购政策以来，地方的土地出让收益出现了直线下降。北京在执行限购政策的一年时间里（注：2011.2.16~2012.2.15）土地出让总金额为1054.2
亿元，同比减少了508亿元，下调幅度达到了32.5%。而在今年一季度，北京成交的所有地块全部底价成交，溢价率均为零。
自从1999年至2011年，这十三年是中国土地资产化最为迅猛的年代，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约12.75万亿元，几乎年均一万亿元。
正是依靠大量出让土地获得现金收入，以及依靠土地抵押获得银行信贷，地方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才得以大规模实行，进而带动经济发展。
地出让纯收益的下降，将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支付和扩张能力。所以地方政府和中央一直处于博弈状态
第二、7月初，温家宝总理在江苏常州调研时就房地产调控再次表态“要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房地产市场各项调控工作，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决不能让房价反弹，造成功亏一篑。”这是总理半年内第五次就调控发言，而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
B股:政策博弈价值依旧 篇3
一直以来，由108家公司构成的B股市场与《水浒传》里108条好汉聚义的水泊梁山有着某种戏谑的相似性：两者都长期游走于主流之外，却又都潜藏着回归主流的动因。由于B股的特殊性，市场一直对B股改革或AB股合并存在着预期，这使得介入B股市场的资金除了有价值驱动因素外，在相当程度上更是抱着与政策博弈的态度。一旦在短时间内政策预期落空，市场的失望情绪往往诱导至非理性的恐慌抛售。
在本轮B股市场的暴跌中，政策预期落空成为了导火索。此前市场乐观的预期国际板推出将促成B股市场问题的解决，而一旦市场传言否定了这样的预期，也意味着短期内否定了与政策博弈的可能性之一，使得B股的“政策博弈价值”降低，部分资金选择出逃。
但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即令国际板推出成真，B股市场问题没有“借机”解决，是否意味着B股市场从此将永不再改革，永远搁置？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实际上，一个国家存在两个相互平行而又分割的市场不利于资本市场发展已是共识，从国外经验来看最终也大多趋向合一。而在此前业界的探讨中，对B股市场改革曾提出过多个方案，包括重新启动B股IPO、B股转变为H股、AB股合并、B股转成国际板等等，其中AB股合并被普遍认为是最为可行的操作方案。
B股转换成国际板作为市场的猜想之一，在国际板推出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得以强化，但这并不表明它是B股市场改革的唯一方式，这一猜想即便落空，B股市场改革也只是“失望”而非“绝望”，其政策博弈价值的基础依然存在。
耕地保护政策博弈分析 篇4
1 博弈主体的界定
1.1 中央政府
目标:确保粮食安全;保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也就是保护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以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另外, 国家还可从耕地保护中获取耕地的正的外部性, 如生态保育、清洁空气、涵养水源、美化景观等外部效益。
行为:制定一系列耕地保护政策, 要求地方政府执行并对其进行监督。具体而言, 在维护这一政策上, 国家采用了财政补贴、增加农业投资、降低农业税、对农产品价格进行政府补贴、建设农业工程设施或农地保护设施等方法;并用税收政策、土地规划政策与法律手段等进行政策监督, 抑制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大量转移的政策法规以及相配套的管理体制, 以及耕地保护制度在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中形成的社会摩擦。
1.2 地方政府
目标:完成中央政府委托给各级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任务;保证区域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追求地区经济增长。前二者与中央政府目标一致, 后者存在冲突。
行为:积极落实耕地保护政策;怠于落实耕地保护政策。作为具有独立“经济人”的地方政府, 在GDP作为主要政绩考核指标的体制下, 面对耕地非农化所能带来的巨大的比较经济利益, 各级地方政府必然会站在自己的立场追求自身利益 (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的最大化。
2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
2.1 模型的建立
中央监督地方保护耕地的行为可构造成“监督博弈”模型。把按中央规定进行耕地保护的地方政府称为守规地方政府, a表示守规地方政府的成本 (不考虑地方政府的收益) , 地方政府守规完成耕地保护时, 中央获益为A。实行耕地保护, 中央对地方的检查成本为J。因此, 地方守规进行耕地保护, 中央执行检查的收益为A-J。
如果地方出现违法行为, 不能达到中央的要求, 对社会的损害为S。如果中央监管机构查出地方存在违规行为, 将责令其改正并对地方处以数额为C的罚款。因此, 若地方违规被检查出来并改正后, 地方的支付是a+C, 否则为0 (不考虑违规所花费的直接成本) 。对中央而言, 检查出违规并责令其改正后, 同样获得收益A及罚款C, 其总收益为A+C-J;若违规时监管机构没有进行有效监管, 其损失为S, 即社会损害。其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从该模型中可以看出,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 任何一种策略组合都有一个博弈方可以通过单独改变策略而得到更好的收益。
设p代表中央监督机构检查的概率, q为地方守规出让土地的概率, 求解该博弈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如下:
(1) 给定q, 对中央监察机构而言, 其预期收益有:
q[A-J]+ (1-q) [A+C-J]=qA+ (1-q) (-S) , 解得undefined。
(2) 给定p, 对地方而言, 其预期收益有:
p (-a) + (1-p) (-a) =p (-a-c) , 解得undefined。
因此, 混合战略纳什均衡为:undefined。即中央监察机构检查的概率以及地方守规的概率取决于保护耕地给中央带来的收益A、社会损害S、监管成本J和地方违规的处罚力度C。
2.2 模型的分析
在均衡状态下, 对模型进一步分析如下:
(1) 地方守规的概率q对J偏导, 得:
undefined
J越大, 则q越小, 亦即中央进行监管的成本越高, 地方守规的概率就越小。目前, 国家实行耕地保护政策的监督成本主要在发现、衡量违约和惩罚违约者上。在我国现有的耕地保护政策下, 耕地产权不明晰, 不能给农民提供有效保护的激励,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农民、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存在将耕地非农化的倾向。
(2) 地方守规的概率q分别对A和C求偏导, 有:
undefined
如果中央在耕地保护中收益越大, 即A越大, 或者地方违规造成的社会损害越大, 即S越大, 则q越大, 即地方守规的概率越大。当中央实行耕地保护的收益增大时, 就会更有动力去监督。另外, 地方必须实行耕地保护政策, 才能减少耕地减少对社会的危害, 尤其是大面积的耕地, 如果出现违规农转非, 则会给社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带来较大的负外部效应。所以大面积的耕地保护检查的概率大, 违规的概率小。
(3) 由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q, p) 分别对C求偏导, 可得:
undefined
上式中, 如果C减小, q将减小, p就增大。表示中央的处罚力度降低, 对地方的威慑力就越小, 地方违规的可能性越大, 此时中央的检查概率必须大大提高。
当C增大, q将增大, p就减小, 即可以降低检查的必要性, 同时提高地方的守规概率。可理解为:如果C增大, 可以节约中央用于检查的人力、物力, 提高社会的福利。但是如果C过大, 会打压地方耕地保护的积极性, 影响地方的经济建设。
(4) 根据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中央检查的概率对地方的守规成本a求导, 得:
undefined
上式中, 如果a越大, p也就越大, 即地方的守规成本越高, 越需要中央的检查。由于耕地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耕地非农化后的巨大收益 (据调查, 在一般情况下, 耕地非农化以后用于工业其小姨为农业耕作的10倍以上, 用于商业其效益为农业耕作的20倍以上) , 地方从中谋利的动力越来越大, 即守规成本变大, 所以需要中央加大检查的概率。
3 结论和建议
3.1 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中央政府从耕地保护中得到的收益越大, 地方政府把耕地转成非农用地给地方造成的社会损害越大、中央的处罚力度越大, 则地方政府选择有效保护耕地的概率就越高;而当地方政府遵守耕地保护政策的成本越高, 地方政府会更倾向于选择违规, 即把耕地转成工业用地或商业用地, 此时, 中央政府选择监督的可能性就越高, 监管成本也越高。
3.2 建议
第一, 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地方政府消极或抵制执行耕地保护政策的惩罚, 即加大“确定性的威胁”, 当对于违规行为的惩罚大于其行为的收益时, 不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已经无利可图了, 地方政府选择的博弈策略只能是“执行”。第二, 进行干部考核制度改革, 逐步减弱GDP和招商引资指标在考核体系中的权重, 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和追究制, 尽快将耕地保护指标列入考核地方党政一把手政绩的主要内容,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第三, 进行财政税制改革, 逐步转变土地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重要收入来源的局面, 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通过国家的财税体制改革, 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相符, 地方政府才不会再打土地的主意, 不会再依靠“卖地”收入作为财政资金不足的补充。
摘要：应用博弈论的方法, 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耕地保护的博弈模型, 分析得出中央监管力度与地方政府是否有效实行耕地保护政策的关系, 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推动耕地保护政策切实有效实行。
关键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耕地保护,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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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房地产僵局：与政策博弈 篇5
不久前，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了《2012年7月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报告》，调查数据显示：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对100个城市新建住宅的全样本调查数据，2012年7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8717元/平方米，环比6月上涨0.33%，自上月止跌后再次环比上涨，其中70个城市环比上涨，30个城市环比下跌。
类似房价反弹的消息不断传出，调控政策松动的猜测也随之而来。
在上述100个样本城市中，三线城市包头7月房价比6月环比上涨0.7，同类城市中属涨幅较大的城市。那么，在数据之外，当地楼市究竟是怎样的呢？记者前往包头进行了调查。
在建项目大片停工，
老板跑路传言四起
出了包头机场向市中心行驶，会穿过一个新区——稀土高新区。一进入高新区，就让人有些意外，因为与其它城市的高新区不太一样，在这里，很难看到高新产业和企业的气息，迎面而来的却都是大片大片的新楼盘，所到之处，都是已经竣工或者还未竣工的房地产项目，仿佛整个稀土高新区就是房地产的开发区。
一位房地产置业顾问告诉记者，包头目前在建房地产项目接近240个，另据包头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资料，包头现有开发项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共有198家。不过，7月的包头却看不到热火朝天的景象，相反，绝大多数在建项目都已经停工，工地、脚手架和塔吊上都看不到工人，只有个别楼盘里有三三两两的人在施工。有消息称，当地在建房地产项目中，停工的占90%以上。这些项目为什么会停工呢？
记者试图寻找开发商了解情况，但迟迟找不到一个开发商，多方打听，听到的却都是开发商跑路、失踪的传言。
在天安雅居小区，几百位购房者交了房款却拿不到房子，也纷纷传言开发商跑了。一位购房者担心：“有可能开发商资不抵债，咱们民间融资这一块搞得老是这种，自杀的那干什么的……”
这位购房者的话，其实专有所指，今年6月，包头本地一位开发商魏刚因为资金链断裂，被高利贷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这一事件让整个包头房地产市场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更让购房者提心吊胆。
魏刚自杀事件，在包头轰动一时，业界普遍认为这一事件可能有示范效应。因为的确有一些开发商与魏刚一样，向放高利贷的人求助。高利贷的利息最高可达每月5%，尽管这违反中国法律规定，但并不妨碍把债务人压垮。
记者了解到，包头开发商胜达房地产公司老板魏刚生前最后开发的项目叫“鼎泰风华”。那么，这个项目现在怎么样了？记者寻找到了一位知情的出租车司机，他带记者来到了鼎泰风华小区。
鼎泰风华小区属于拆迁改造房，目前入住率很高，业主们的生活也很正常，貌似与其它小区没什么两样。然而，把目光转向距离大门口不到100米处，就能感觉到有一些异样——这里是鼎泰风华的售楼中心，门上挂着大锁，贴着当地公安部门的封条，还贴有一张“报案流程”，提醒与胜达房地产公司有资金纠纷的人如何报案，要求提供“借据和转款凭证”，很显然，公安处理的是魏刚生前从民间融资以及借高利贷的案子。
根据目前已知的数额，魏刚通过各种渠道融资欠款至少7亿元，单笔借贷最高达1.2亿元。而这些融资多数是高利贷，利率最高者达到月利率5%。出租车司机对记者感叹：“7个多亿，（魏刚）一睁眼就是上千万的利息，他这个受不了，逼着死……”
据了解，魏刚投资开发的楼盘早在去年就已经陷入资金危机。为缓解压力，胜达公司在去年底还推出了一项优惠政策：对全款买房的业主，给予10%优惠。但面对房地产全行业的调控，消费者普遍处于观望状态。魏刚情急之下，大幅降价促销——今年年初，鼎泰风华的价格一度从每平方米四五千元降至三千多元，比包头其他同类小区每平方米至少低了1000元，但是，市场依然反应冷淡。在包头，鼎泰风华被认为是压垮魏刚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摊子铺得太大了。
原来，这一片已经入住的小区只是鼎泰风华的一期项目，而这一大片半拉子工程是它的二期项目，鼎泰风华的三期项目只是圈好了地，刚刚开始打地基。所有项目在魏刚出事后都已全面停工，这些项目将来会成为烂尾楼，还是有人出手接盘，目前尚无明确的消息。
开发商拖欠工程款，出现了“顶账房”
在包头调查过程中，很难联系到开发商，绝大多数楼盘的销售处都已关闭。不过，稀土高新区央企中建投资的御澜世家项目，和钢铁大街上的凯旋中央公园项目，售楼处都正常开门，售楼员均称自家项目一切正常，毫无资金压力。
凯旋中央公园售楼员告诉记者，“你可以从民族西路绕到小区，因为都在施工，别有什么石子落下来，对咱们造成危险，你可以站在门口，看一下咱们整体施工的一个进度。”记者按售楼员所说方向，绕到这个楼盘的侧面看了一下，发现的确有几个人员在工作，但相对偌大一个工地，显得有些冷清。这种施工场面是否正常呢？
知情的出租车司机向记者指出，这样的施工场面实际是在作秀，“你看吊东西很困难，这会儿都是作秀，有钱的情况下可以说七天就建一层，封顶了六七天又一层，他没钱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细节比较，显示出目前包头即使很有实力的大开发商在资金上也有一些捉襟见肘了。中小开发商资金上的压力就表现得更为直接，与中建御澜世家相邻的一个楼盘外，干脆挂出了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着：“开发商拖欠工程款造成停工，谢绝入内”。此楼盘名叫牡丹花园，开发商是包头牡丹园置业有限公司，总共有8栋高层住宅，都已封顶，但看起来已停工很久，散落的钢材上长满锈迹，院子里四处都是荒草，显得一片狼藉。
中建御澜世家的售楼员说，目前整个包头只有鼎泰风华和牡丹花园两个楼盘有资金问题。但记者调查显示，资金链压力在包头绝非个别现象。根据兴麟房地产业务员透露的线索，记者找到了高新区郊外的万和城项目，这里同样有些狼藉，值班员证实，售楼处已经关门，开发商下落不明。
在鼎泰风华老板自杀后一个月时间里，包头已经传出了数起开发商跑路的消息，都与资金链断裂有关。而在目前，包头二手房市场上出现的一种新房源，叫顶账房，更印证了开发商普遍遇到的资金问题。有房屋中介告诉记者，所谓“顶账房”，就是说没钱给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了，那就用盖起来的房顶账。
天安雅居的购房者交了房款两年后还没拿到房子，很多业主猜疑自己的房子也成了开发商的顶账房。一位业主罗先生抱怨，“我们的房子全部盖好了，但是开发商不交房，说房管局没验收，我很奇怪，房子建这么好，门窗所有暖气片全部好了，怎么不能交房？”
和罗先生一样遭遇的在这个小区有几百户业主，都是交了房款，房子也早就建好，但开发商就是不交房子，到了最近几个月，大家连开发商也找不到了，于是都慌了神。记者在小区拍摄期间，天安雅居闻讯赶来了一位开发商的代表，鄂尔多斯三恒房地产开发公司销售项目经理肖钢。
但肖钢的出现并没有化解业主们心中的担忧，因为开发商来自鄂尔多斯，业主们的第一反应是民间信贷风险和楼市泡沫。
针对业主们的担心，肖钢否认存在资金链问题，并向记者表示，开发商实力雄厚，同时在内蒙几个地区开发着五个房地产项目。
那同时铺开这么多项目，开发商的资金从哪里来呢？肖钢的说法是因为银行不给贷款，所以是“多渠道自筹资金”，具体如何自筹，他则表示不太清楚。不过，肖钢承认，国家对房地产实行调控以来，他们公司资金上的确很艰难，但是没有到资金链断裂的地步。
当被问及有些房子之所以没有按时交付是否因为拖欠了施工单位的工程款所以被抵押时，肖钢表示“欠一小部分，没有抵押”，那为何拖了一年还不交给业主房子呢？
肖钢解释，去年10月份应该交工，但是当地村民来这儿闹事，他们去年7月份停工，停到今年5月份，“一直在停工”。
不过，业主们对这个说法并不认可，因为他们购买的房子在去年10月就已经建好。这样，天安雅居业主们拿不到房子的真正原因依然不明。但可以看出的是，包头开发商的资金链问题显然已不是个别现象。
奇怪的涨价
渣打银行前不久发表报告说，预计借了大量信托贷款的开发商将会通过大幅降价或出售资产来偿债，估计房价将会平均下降10%。在包头，很多人也都以为，鼎泰风华开发商魏刚自杀事件，可能会刺激其它开发商为缓解资金压力而大幅降价促销。那么，包头楼盘是否选择了大幅降价增加销量来缓解资金压力呢？
在中建御澜世家，销售人员对记者表示，“我们没有必要做那个促销，我们前期开盘的时候，那时候均价是六千多的，现在均价都八千了。”
这些售楼员称，不光他们的楼盘涨价了，包头楼市最近几个月整体都在涨价，这让人有些意外。大量楼盘停工，很多开发商又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威胁，房价为什么会不降反升呢？
记者进一步走访发现，包头几家正常营业的售楼处不仅都坚称不会降价，反而正在涨价。甚至，停工项目停止销售，也没有降价。宁可停售也不降价，这又是为什么呢？
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开发商是高价拿地，房价有所波动的话，有一些楼盘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不是不想降，是没有空间。那么再加上融资成本的这种不断的上升，只有房价上涨，才能盈亏平衡。”
包头天安雅居项目经理肖钢的话证实了这种判断。“我们房子从前年开始销售，销售的时候，房价刚开始卖得很低，但是开发周期太长，实际上我们卖到三千到三千一，按目前来说是亏钱，成本远远高于三千一。”
很显然，天安雅居前年开盘时的销售价绝对不会赔钱，但两年来，由于国家楼市严控政策，包头房价并没出现预期中的涨幅，这样一来，开发商民间融资的高额成本就难以承受。
记者采访过的销售人员对涨价现象普遍表示：本来包头房价就低，加上最近利好消息出现了，政策有松动迹象。他们认为，只要“挺过去”，很快就能“缓过来”，利好消息也会越来越多。
事实上，销售者对目前楼市的预期依然很高，一位售楼员就表示，“像我们包头属于三线城市，市场还没开始往上起呢，国家打压也打压不到我们这种小城市……”
有专家表示，非理性涨价的包头现象说明，在目前的困境下，房地产商再一次和政策进行着博弈。房产商们认为政策迟早会变化，这对双方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整个房地产政策究竟谁能扛得住，是政府扛得住，还是开发商扛得住。在开发商看来，只要扛过最寒冷的冬天，就会阳光明媚就会春暖花开，这是开发商多年来与政策博弈得出的一个基本经验。
但问题是，房产商们还能扛多久？
包头房地产的样本意义
对于房地产界的包头现象，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具有样本意义。“这是中国房地产发展到今天，非常畸形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在他看来，包头房地产陷入困境的真正原因还是对市场与政策的认知问题。“包括开发商在内的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房价是永远往上涨，很多人把2009年、2010年非常不正常的上涨，看成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常态，每年房价上涨30%、50%，他们认为是一种常态，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逻辑是跟政策进行对抗，不管政策如何调控，信贷上如何进行限制，他们仍认为，可以通过高利贷，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融资渠道解决，只要扛过去我就能活下来。”
然而，靠民间融资借高利贷开发房地产有一个前提，就是房价必须一直上涨，而且涨幅必须高于高利贷的利率，否则很可能引起资金链断裂。“所以我们看到了包括包头，包括鄂尔多斯在内，很多开发商由于无法清偿到期的高利贷，民间接连出现跑路甚至自杀的情况，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讲，是对整个房地产本身的形势，对房价的形势，包括对房地产调控本身，重大误判的结果。”马光远说。
在马光远看来，出于稳增长的需要松动调控，并不太现实，因为未来肯定还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高层不断强调调控肯定是对的。关键是外界怎么样解读，一方面中央高层强调调控不放松，另一方面很多地方政府不断玩一些小动作不断在所谓的“微调”房地产政策，“这个对市场造成很大的一个混乱”。
马光远认为，房地产的“包头现象”本身恰恰说明，整个房地产调控，真的见效了，像这种非理性的开发，非理性预期下做的规划，现在基本上被打出来了“原形”。因为包头房地产市场出现大面积停工和资金链问题，并不是因为国家楼市严控政策，而是出在它自身的畸形发展：第一是融资结构，民间借贷高利贷周期短、利率高、风险大；第二是包头房地产业属于过度开发，房子已经过量。
可以想象，如果目前出于经济压力和稳增长的需要，松动政策，拉动房地产回暖，国家这两年房地产调控就会功亏一篑，陷入又一轮恶性循环。
但这种可能性不大。明显的信号是，7月份，中央高层和相关部门六次高调表态，坚持严控，防止房价反弹。很显然，高层已经发现了楼市不好的苗头。7月下旬，国务院先后派出8个督查组，对16个省市落实国务院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措施情况开展专项督查，这更彰显了中央不放松调控的决心。
在专家看来，调控政策肯定不宜松动，但绝不是解决之本。因为楼市最大的问题是对楼市涨价的非理性预期没有改变，无论开发商还是社会各界，都固执地认为：房价总会涨的。
事实上，整个房地产的健康平稳，不是建立在调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
会计政策选择的博弈及其发展 篇6
(一) 会计政策按其所覆盖的范围可以分为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 宏观会计政策是指国家制定和发布的为提高会计质量、规范企业单位会计行为准则的总和;微观会计政策是企业单位在进行会计处理和会计核算的时候, 在国家规定的会计法规内, 根据自身利益的需求去选择不同的会计处理手段和方式。
(二) 企业单位编制财务报表的目的是在于为利益相关者提供真实、可靠、客观、有效的财务信息, 但由于企业单位在进行会计处理的时候可以根据经济事项需求选择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 这也为企业单位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提供了法规理论依据。从理论上说会计是一门精确性较强的学科, 但由于其实际上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对一些经济事项自由选择会计决策的特性, 所以说事实上, 会计管理方法、会计理论在处理现实问题的时候没有统一的规范标准。
(三) 一方面, 会计主体对某一经济事项的会计处理方法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另一方面财务报表编制的目的是在于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为其作出投资决策提供判断依据;不同会计政策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 从而影响到财务报表信息相关利益使用者做出不一样的投资决策行为和不一样的利益分配, 最终影响整个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配置效率和结果。公司企业为了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 总是会倾向于采用有利于自己发展和生存的会计政策, 但不一定能真实、客观、有效的反映实际上的财务信息;而对于财务信息使用者则希望企业单位提供的财务真实、客观, 以便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企业单位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企业相关利益集团的投资决策行为, 反过来利益相关者的投资行为又会影响企业单位的经营, 所以说, 会计决策选择的本质就是企业与相关股东债权人、政府、企业管理当局各方相互合作、相互博弈的过程。
二、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
(一) 管理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在现代企业单位中, 管理者充分掌握着企业的信息, 其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会从分红计划和平滑收益出发来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同时, 企业单位所有者给到管理者的报酬是以管理者所创造出来的业绩决定的, 所以管理者可能会为了提高自身的报酬, 通过会计政策选择的手段来对利润进行操纵。另一方面, 在企业单位业绩不佳的时候, 管理者为了给投资者树立稳健的经营形象, 迎合资本市场对企业稳定性的偏好, 也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的手段来营造稳中有升的财务形象。
(二) 利益相关方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在股权结构的企业单位里, 债权人、股东是对信息的掌握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其为了维护其产权利益, 保障资本运营的安全性, 在对会计政策进行选择时, 往往会采取有利于资本保全的政策。一般情况下, 他们会要求在稳健的前提下对会计要素进行确认和计量, 允许预计损失而不预计收入, 且可以多提补偿成本。债权人则考虑限制企业单位在经营成本、固定资产、现金流量方面对其不利的影响的原则来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
三、会计政策选择对会计实务的启示
(一) 分步发展与逐步完善会计政策的选择
我国现阶段尚处于向市场经济发展演进的过程, 全国各地的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还很不均衡, 各企业单位的经营状况也千差万别, 现在的会计政策还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应用于所有的企业单位, 而是要根据客观经济改革发展的形式分步骤、逐步推进。对于会计政策的选择程度和范围, 应该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分阶段确定。另一方面, 政府制定的会计政策在一定范围内和时间内, 其有理性还是比较有限的, 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和熟悉, 往往会被市场主体发现破绽和漏洞, 在利益的驱动下, 市场主体会钻漏洞谋取利益, 而政府一旦发现这些漏洞存在的时候, 便会采取新的政策措施来堵塞漏洞, 因此政府和市场经济主体又会展开新一轮的针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博弈。
(二) 会计政策选择是相关经济主体利益再分解和再融合的过程
会计政策选择和制定是相关利益方为了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进行权衡博弈斗争的过程。会计准则和政策, 从策划、制定到企业单位实施应用, 每个环节都会有会计选择行为的存在, 利益各方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点参与到会计选择的过程中。会计主体与利益主体就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博弈, 政府出台的会计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就市场利益主体博弈进行妥协均衡的结果或是产物, 所以说会计政策的选择和制定既是经济利益博弈也是政治利益博弈。另一方面, 会计政策选择也是企业内部利益的调整和划分。在做每一次会计政策选择的时候都是为了能利用会计政策的变通为自己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或是力图选择对自己更为有利的会计政策与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博弈斗争, 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促使经济实践中会计理论得到不断的发展和丰富, 促使企业单位的会计实务越发完善并且能够进行正确的预测、决策和分析控制。所以企业单位应该重视会计政策的选择, 总结其使用带来的经济成果和效应, 从而更好的服务企业的发展。
(三) 会计政策选择应坚持实用化和理性化统一
由于目前我国的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具有自由化和低层次的特性, 在选择会计政策对某些经济事项进行会计处理的时候, 其考虑的出发点基本上都是为了能够获得纳税好处或是为了获取融资项目。很多企业会通过使用盈余管理手段将财务报表做成亏损或是没有获利, 从而避免纳税或是推迟纳税, 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 财务报表就很难做到客观、准确、有效性, 导致财务报表的使用者也无法做出正确的投资判断。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完善, 今后我国的企业将会全面考虑会计成本与经济成本, 坚持成本和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减少会计选择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国家在制定会计政策的时候也要逐步实现法制化, 从而使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更加规范并向高层次发展, 实现我国会计的现代化。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无论是国家制定的宏观会计政策和会计准则, 还是企业单位选择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准则, 实际上都是会计主体、会计信息相关利益使用者和政府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进行博弈斗争的过程, 这些利益方之间的博弈一方面会使会计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和规范, 一方面会使社会财富和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会计政策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会受到来自经济环境的多重影响因素的制约, 也会对社会经济利益分配起到杠杆和提供决策信息的作用;同时, 会计政策也是连接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桥梁, 受会计理论的指导和影响, 也直接规范和约束会计实务。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 现有的会计准则和政策总会出现漏洞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 会计政策选择的博弈还是会存在于经济活动中, 所以会计准则和理论应该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提高社会对其公认度, 并逐步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实现最优状态。
参考文献
[1]高绍福.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历史, 现状及趋势[J].现代商业, 2011, (32) :23
[2]蒋国辉.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及其发展趋势[J].财会月刊, 2010, (15) :74
政策博弈 篇7
一、利益冲突:“指标到校”政策相关主体的博弈分析
政策是在复杂的团体、组织网络和目标人群中执行的。在指标到校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两大利益主体群:以国家和地方教育局为代表的政府利益群, 以学校、家长和学生为代表的地方利益团体, 分别扮演着政策执行者和接受者的角色, 他们之间原有的利益均衡格局因政策被打破, 新一轮博弈成为必然, 在博弈双方达成都能认可和接受的均衡结果之前, 双方博弈主要表现为双方利益诉求的差异和冲突。
人权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公平, 它是人们追求的一个永恒目标, 教育是一项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 二者总是被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实现教育公平是调节社会分配和维护社会公平最重要的手段, 是做好基础教育工作的根本出发点。目前, 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质量存在很大差距, 优质初中占有丰富的教育资源、优秀的生源和良好的办学条件。国家实施的“重点校”政策更是加剧了这种校际的不平等, 导致了“强校越强、弱校越弱”, 特别是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需存在极大的矛盾, 致使高中招生秩序混乱, “择校”愈演愈热, 严重影响了各地教育的均衡、有序发展, 这与义务教育所提倡的公平、平等精神是相悖的。当这一问题逐渐上升成为社会最主要问题, 并影响到了社会正常公共秩序的时候, 政府必然出面干预和解决问题。
2002年, 教育部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 提到要“积极探索建立招生名额分配制度”。这是第一次以国家文件的形式提出要实行“名额分配”的高中招生办法, 推进初中考试和高中招生制度改革。2004年,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2004年初中毕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指出“各地应依据本地区实际情况, 在确保公正、公平的前提下, 积极探索、试行优质高中部分招生名额分配、优秀初中毕业生推荐等多样化的高中招生办法, 以促进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均衡发展。此指导意见更加明确地提出了高中招生改革的问题, 各地区在此文件的指导下纷纷提出了各自的高中招生制度改革方案, 以分配名额、分配指标为主要内容的“指标到校”成为探讨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产物。2010年7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明确指出, 改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方式, 发挥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的导向作用。将“招生名额合理分配”明确作为高中招生的改革方向, 为全国各地大面积展开高中招生指标到校的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
从上述系列文件可以看出, 政府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代表, 其政策利益诉求非常明确, “指标到校”可以让不同身份学校的学生都有机会进入优质高中, 最大程度地实现初中“择校热”的降温, 控制人为“择校”引发的义务教育校际差异的扩大, 保障学生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学校的均衡发展, 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 有效提高实践教育公平的进程, 体现教育的公益性。政府作为政策执行者, 是一个组织严密, 协调性强的官僚组织, 具有丰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 在政策博弈中处于“强势利益集团”, 正是这种金字塔的决策与执行体制使决策者远离目标群体, 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 无法掌握详实客观的信息, 对政策舆情关注不够, 从而导致指标到校政策推行效果的不理想和目标群体本能的反感和抵制, 毕竟政策执行博弈过程中, 博弈方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 作为政策目标群体的地方利益团体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 必然不断地与政府进行抗争。
指标到校政策涉及的地方利益团体包括学校、家长和学生。在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改革进程中, 学校正日益成为面向市场和社会的、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办学主体, 生存和发展成为了任何一所学校面临的首要问题。这是学校发展的根本利益所在, 但是不同身份的学校具体利益诉求不尽相同, 我们可以把学校划分为三类:优质高中、名校初中、薄弱学校。实际上对于薄弱学校, 指标到校后可以吸引优秀生源, 改善办学条件, 提高办学质量, 政策执行对薄弱学校的发展极为有利, 是该政策最大受益者, 它与政府利益应该是一致的, 在此不予探讨。对于优质高中而言, 作为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学校, 按照《教育法》规定, 有权进行自主招生, 而由政府确定的名额分配到校计划, 已经由学校招生变相为政府招生, 特别是政策中“市归市, 区归区”的规定, 区属优质高中的招生权益受到明显损害。社会对学校教育质量要求日益严格, 教学质量不仅是学校吸引优质生源的重要前提, 也是学校争取上级拨款和社会捐赠的重要筹码, 生源的好坏直接影响教学质量。从已经实施名额分配的地方来看, 新政对优质高中的生源以及教学产生巨大冲击, 生源质量的不均衡给优质高中的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指标生会不同程度地增加优质高中的教育成本和大学录取风险, 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学校倾向于录取更多优秀的学生, 以保证教育有更多产出, 同时为了使资源有最大的产出, 会拒收那些学习需要成本很高的学生。因此,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作为政策执行的“二重体”的优质高中, 可能会出现有选择地执行或者变相执行政策, 如:对指标生名额比例的控制, 提高招生考试的分数线, 甚至直接取消了指标生等。对于名校初中而言, 优势教育资源的集聚使其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由于政府对学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择校费成了学校的重要经济来源, 不仅弥补了经费不足, 减轻了学校的财政负担, 还为学校带来了更多优秀的生源和不断上升的知名度。实施指标到校政策后, 名校初中的生源和经济利益都将受到影响, 学生和家长很可能不再愿意出高价去选择名校初中, 原本用来满足团体私利的“择校费”将得到有效制止, 名校初中将面临优质生源流失、经济利益损失的不利制度安排。在利益需求差异中, 经济利益差异在二者冲突中具有决定作用, 甚至超越教育本身, 所以, 他们之间利益冲突和博弈在所难免。
政府制定指标到校政策是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 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够平等地享有接受优质的义务教育和公平的入学机会, 和大多数家长利益实际上一致, 但是每个地区提供优质服务的学校毕竟是少数。随着社会就业竞争的日趋激烈, 越来越多的家长从当前和个体利益出发, 将接受基础教育看成是一种追求个人利益和目标的行为[2], 在几乎一考定终身的今天, 家长们都希望通过选择好的学校, 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 增加孩子未来升学的竞争力和就业机会。执行指标到校政策对家长而言, 首先是教育投资失败, 在政策执行之前, 在读名校初中学生家长已经投入了高额的择校费, 政策实施后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即使在名校初中就读也未必能上优质高中;二是即使在其他普通初中就读也可能上优质高中。这两种结果都会让家长已经进行的教育投入受损。其次, 小升初的家长陷入了难以选择的困境, 指标到校后意味着可以不用挤到名校初中就读, 但若放在普通初中, 教育质量和师资难以和优质初中相比, 而且指标生比例有限, 学生上优质高中的风险太大。若选择名校, 也会因为指标比例限制的竞争可能也上不了优质高中, 家长无所适从。所以“逆择校”现象的出现是家长对政府政策无奈的选择和抗衡。
指标到校政策对于学生而言, 有三类学生受到影响:一是民校学生, 特别是“名校民办”的学生, 实施指标到校后, 通过“分数”竞争入读优质高中的机会就少了至少30%。二是各类公办初中, 尤其是优质初中学生, 同分不同命的现象将会接踵而至, 这种新的不公平引起了学生的不满。三是被“挤出效应”波及的大批公办学校学生。多数人认为, 普通初中是“指标到校”的最大受益者, 但事实上未必如此, 因为新政使相当部分原本上不了提前批录取的学生, 获得了优质高中名额, 挤占了原本有实力通过分数竞争上线的学生的录取名额, 录取分数线无形中被推高。这里的利益博弈和冲突是指双方在教育机会供求方面的矛盾, 尽管政策的初衷是解决教育机会供求的矛盾, 与大多数学生的教育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 但由于政府的教育供给能力和学生的需求不吻合, 因而两者之间会发生教育利益的冲突。
因此, 政策执行不力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与学校、学生、家长等利益主体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 在面对同一政策的具体执行时, 很可能作出不同的行为选择。科尔曼认为, 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行动者依据这一原则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在特定的环境中, 一个人的可选择范围越大, 且其选择所获得的收益也越大, 他做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反之, 人们对该事物会抱一种消极的主观评价和行为意向, 产生排斥心理[3]。如果政策对利益分配不能很好地适应各利益群体的需要, 而各利益主体又从满足自身需求收益最大化的角度来决策自己的行为, 就容易造成政策合作不利, 这势必会大大削弱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效果, 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二、利益整合:“指标到校”政策有效执行的策略选择
政府与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冲突是在根本利益一致下教育政策博弈的集中体现,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非合作博弈, 源于各利益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冲动。因此, 要把各利益主体间的非合作博弈导向为合作博弈, 就要对其利益进行整合。
受观念影响, 学校、学生和家长对指标到校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 尽管指标到校短期内会使一部分学校、学生和家长利益受损, 但从长远看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政府不能被目标群体阻滞牵绊, 考虑到政策主体和客体的利益冲突和博弈,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避免使用强制性变迁手段, 采用试点的办法使民众改变观念, 形成诱致性变迁的群众基础, 在加以行政力量发动和推进, 可直接减少政策的实施阻力, 促进政策有效执行。首先, 在政策出台时间上, 不能在中考临界点才推出, 指标到校至少应该提前三年告知小升初的学生和家长, 由他们自己选择, 给政策足够的过渡期, 一般在3-5年之后执行, 以起到“引导”的效果。其次, 扩大指标生的比例。教育部规定指标到校比例不得低于30%, 这个比例使普通初中很难与优质初中在公平条件下竞争, 而优质高中的“择校”、甚至“借读”现象都会继续存在, 相关利益集团就永远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要实现政策的初衷, 指标生比例最少不能低于50%, 这对普通初中学生而言才是实质性受惠。第三, 建立明确、科学的指标分配方法。在确定指标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确定指标分配的对象和比例。分区分学校下达指标, 分配比例的基数不能只看在籍人数, 还要加上现在初中办学质量的系数。在录取时尽可能根据各学校的不同分数, 进行分数上的调整。第四, 做好政策的宣传和解释, 建立信息反馈平台。信息占有的不对称容易造成“指标到校”政策落实难的问题, 部分家长作为利益相关者, 对政策的初衷并不了解, 对实施现状不清楚, 信息流通受阻, 不利于“指标到校”政策的实施。因此, 政策执行前和执行中都要及时召开各种会议, 让学校、家长和学生尽可能充分地解读政策的价值诉求、政策的执行过程以及政策对他们利益的可能实现程度, 让政策目标群体亲自参与具体细则的制定和实施, 减少政策实施的阻力。及时搜集、分析各种与政策有关的信息, 建立信息通报制度, 及时发布各种信息, 提高信息反馈速度。第五, 执行程序公平公正。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期间, 面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 每年本地区升入普通高中学生的名单、分数、学费、学校、班级, 尤其是指标分配明细都要在媒体上公开、公示, 接受群众监督, 并根据群众意见对措施进行及时调整, 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少民意反弹。这既关涉公众知情权, 也关涉政府公信力。
“没有一项政策可以兼顾所有群体的利益, 但这绝非挤压任何一个群体利益的理由, 对于一项公共决策, 政策目标群体的质疑或许只是从自身角度出发, 但诉求只要具合理性就应得到重视”[4]。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学校、学生和家长处于被动地位, 是弱势博弈参与者, 协调二者的冲突关键是制定利益补偿性政策, 适度补偿名校、学生和家长的正当利益, 使各方面利益得以最大程度地实现。“指标到校”政策实施的初衷之一即是要保证初中学生享有平等的接受优质高中教育的机会, 旨在保护“弱者”—薄弱初中学校及其学生。虽然这一政策对薄弱初中学校及其学生而言体现了教育公平, 但对于优质高中及优质初中部分学生来说却是新的不公平。因此, 在实施“指标到校”政策的同时, 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政策, 补偿优质高中学校和优质初中学生。由于优质高中和优质初中学生相对于薄弱学校和薄弱学校学生而言具有先天的优势, 政府不能用增加教育投入, 增加指标数量等方式直接补偿优质高中和优质初中学生的利益, 但可以尝试进行间接性利益补偿。首先, 通过加快对薄弱初中学校的改造, 提高薄弱初中教学质量。政府要改变对学校的评价标准, 逐渐取消义务教育领域的“重点校”、“示范校”政策, 尽可能缩小学校差距。增加对薄弱初中的财政投入, 不断优化薄弱初中师资配置, 实现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以此增加学生接受优质初中教育的机会。其次, 整合现有高中教育资源, 扩大优质高中招生规模。政府可以将资源互补的薄弱学校进行整合, 政府辅以政策和资金支持, 将薄弱学校打造成优质高中, 增加优质高中数量, 保障更多的初中学生享受优质高中教育, 这也间接地维护了优质初中学生的利益。其实, 指标到校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缩小校际差距, 通过政府增加教育投入, 转变教育资源模式, 缩小学校办学质量、办学条件的差异, 做到师资力量大致相当, 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学生受优质教育机会均等。
任何政策的调整, 总会有受益和受损的一方, 不会有绝对的公平。政府要做的, 是让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得到尊重, 在此基础上深思熟虑、多方推敲, 在每一次博弈中, 让公共政策对于公共利益的维护边界更宽广、更坚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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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博弈 篇8
中国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从1994年税制改革至2003年, 中国由中央财政承担全部退税支出。出口退税是一个国家根据本国税法规定, 对已报关离境的出口货物, 将其在出口前生产和流通各环节已经缴纳的国内增值税或消费税等间接税税款, 退还给出口企业, 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 从而促进该国家的对外出口贸易。
出口退税的理论依据是避免双重征税和保证国际竞争的公平性。免征或退还出口产品的国内税是世贸组织允许的一项政策, 为了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鼓励出口, 各国政府愿意在WTO允许的范围内对出口产品少征税和不征税。
二、中央出口退税新政策和地方的对策
1、中央的新政策
出口欠退税问题日益严重, 使中央财政背上沉重负担。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 出口退税拖欠问题更加突出。如1999年至2002年, 我国出口退税的应退税额年均增长36.3%, 而中央财政收入年均增长仅有21.1%。据有关专家估计, 到2003年底, 退税拖欠数额将高达3000亿元左右。因此, 下调出口退税率, 有利于缓解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国务院决定, 在坚持中央与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前提下完善现有机制, 并自2005年1月1日起执行。国务院批准核定的各地出口退税基数不变, 超基数部分中央与地方按照92.5:7.5的比例共同负担。各省 (区、市) 根据实际情况, 自行制定省以下出口退税分担办法, 但不得将出口退税负担分解到乡镇和企业;不得采取限制外购产品出口等干预外贸正常发展的措施。所属市县出口退税负担不均衡等问题, 由省级财政统筹解决。出口退税改由中央统一退库, 相应取消中央对地方的出口退税基数返还, 地方负担部分年终专项上解。虽说此次对于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在培育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对农产品出口的支持、调整区域间的利益分配、调节国内资源性产品的供求、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等方面都有较好的调整促进作用, 但是它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2、新政策给地方政府带来的负面效应
第一, 加剧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分割。由于增值税贯穿产品生产的所有环节, 很少有产品是完全在一个地方完成, 这就意味着, 出口企业所在地不可能收取出口产品所含的所有增值税, 出口产品前阶段很多增值税交给了外地政府。由出口企业所在地政府分担出口退税, 就会造成新的扭曲, 收取了出口产品上游生产环节增值税的地方政府不必分担出口退税, 而出口地政府则要超额分担出口退税, 因此, 必然加剧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分割。
第二, 打击出口。增值税是由中央和省、市、县四级政府分享, 因此, 要地方政府分担出口退税, 不仅要确定中央与省级政府的比例, 而且要确定省、市、县三级政府的分担比例。对于出口企业所在县而言, 除了极个别的初级产品外, 绝大多数产品都将含有外地成份, 这就意味着不管是收购出口, 还是本地产品出口, 出口企业所在地政府都将可能超额分担出口退税。在这种情况下, 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 或者限制出口, 或者拖欠出口退税, 其结果都将沉重打击企业出口积极性
第三, 扭曲对外贸易结构。由于出口越多, 出口地政府要分担的出口退税越多, 因此, 出口地政府不仅将限制收购外地产品出口, 而且将限制使用外地上游产品的出口, 其结果可能是, 其一, 削弱外贸中心城市竞争力。具有发展对外贸易条件的口岸城市, 由于外贸公司收购出口外地产品受到限制, 尽管一些收购出口可以转为代理出口, 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这些口岸城市的外贸优势, 不利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心城市。其二恶化出口产品结构。由于大量上游料件的出口, 将使我国出口总体的产品结构出现低度化。3、地方政府的对策
目前的情况表明, 地方和中央政府今后还将就出口退税负担比例进行博弈。“尽管中央下调了地方负担的出口退税比例, 但我们还是感觉无法承受”这是地方政府对于新政策的普遍反映。
很多出口退税方面的专家都认为, “这一比例调整只是权宜之计。”他们同时指出, 出口退税作为国家的一项制度性安排, 不宜频繁变更。最主要的问题是地方财政部门或明或暗地对抗中央的出口退税政策。很多地方、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财政部门采取了五花八门的手法为地方财政减负。河北省有的市县对企业申报的出口退税应由本级财政负担的部分, 以财政借款的方式先由企业交付后才能办理退税。《青海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决定的意见》中规定:“对出口超基数中外贸企业组织省外产品出口的部分, 我省财政不予退税”。浙江有的县市区给一些外贸企业打招呼, 让外贸企业控制出口规模;有的县市区削弱甚至取消了对外贸企业曾有的财政扶持, 基本不鼓励企业收购外地货源出口。还有一些地方以口头通知的方式, 对于从外部地区收购来的出口商品不给予退税。国家税务总局对于地方政府的这些“土政策”十分不满。
但地方政府的苦衷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财力实在无法承25%的出口退税指标, 总不能让我们用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去支付出口退税吧。”这是他们的最为普遍的回答。
4、存在的根本分歧和解决的方法
地方政府的做法无疑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达70%, 在内需不振和控制投资的背景下, 净出口已成中国维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央政府很清醒地认识到地方政府的“土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记者了解, 目前的出口退税改革方案是地方与中央多次博弈的结果。此前, 财政部探讨了几种方案, 但是难以让各方都满意, 原因是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利益不一样, 对完善机制的想法也不一样。
事实上, 最根本的分歧, 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对于分级分担立场完全对立。地方政府的目标是, 出口退税政策恢复到2003年以前的政策, 即中央政府全额负担出口退税。地方政府的想法得到了很多专家的支持。从理论上讲, 出口退税作为一种国际惯例, “应该由中央财政全额买单”。目前的分担机制还存在着“改进的余地”。由于出口退税退还的是增值税, 而增值税是按照75:25的比例由中央和地方分享, 因此出口退税由中央全额负担的前提是增值税变为中央税种。但“这种税种的变化无疑将减少地方的财政收入, 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增加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东部一些省份诸如江苏这样的出口大省, 已经表示愿意将所有商品的增值税变为中央税种, 条件是中央财政全额负担出口退税。从以上各地方政府的态度我们可以强烈的感觉到, 再出口退税方面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摘要：国务院8月5日调整中央与地方出口退税分担比例, 国务院批准核定的各地出口退税基数不变, 超基数部分中央与地方按照92.5:7.5的比例共同负担, 目的是减轻地方财政的负担。尽管中央下调了地方负担的出口退税比例, 但地方政府还是感觉无法承受的呼声越来越大。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对于此次新政策的调整, 必然存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博弈。本文讨论了中央和地方对于出口退税新政策的博弈中存在的问题和改善的措施, 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关键词：出口退税,博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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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信息下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博弈 篇9
政府同市场上的各个主体时间便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而且在房地产市场上, 政策的影响对于房地产的价格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对于市场主体来说, 在做出自己的消费或者投资决策时, 政府的政策是其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总结现有的文献发现, 现有的论文多集中于单期博弈模型。但是房地产行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行业, 因为政府与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会一直持续下去。即房地产市场中政策博弈应该是一个重复的, 不断进行的多期博弈。因此, 本文试图构一个建多期的博弈模型, 融入多元的政策变量, 以使博弈模型更贴近现实的情况。本文的分析是基于完全信息模型, 即市场各方不仅了解自身的效用函数, 而且了解博弈对手的效用函数。
2 博弈模型的建立
2.1 单期的博弈模型
为了便于分析的展开, 本文首先从单期的博弈模型入手。亦即研究政府与市场各主体关于政策仅进行一次博弈时的策略均衡。
2.1.1 模型假设
(1) 房地产市场中只有政府和市场主体两方, 决定房地产价格的是双方策略的选择。
尽管中央政府对于房地产价格走势有很强的调控能力, 但是地方政府的作用亦是不可小觑。如果能够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作为模型中独立的两个部分则模型解释能力更强, 但由于三方博弈会大大增加模型的复杂程度。因此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综合起来, 把整个政府作为模型的一个整体, 涵盖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作为博弈另一方的市场主体, 尽管其构成的部分相当复杂, 但不论其持有住房的目的是为了投资增值还是居住, 以一个低的价格购买是其共同的心愿, 房屋的升值是其共同的期待, 差别只是期待的程度不同而已。因此在此处将市场中的各个主体作为政策博弈的另一方。
(2) 每一期的长度并不以现实的时间为限, 而是在上一次政府无法忍受当时的房地产价格, 而对房地产价格调整之后作为期初, 政府出台下一个新的政策来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为期末。
(3) 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为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唯一外生变量。且政策对于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是有效的。
(4) 政府的决策目标具有多重性。首先, 提高房地产价格有助于GDP的稳定增长;其次, 房地产价格增长过快, 不利于提高消费, 拉动内需;最后是防止金融风险的累积, 降低房地产市场暴跌的风险, 维护社会的稳定。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因其升迁与GDP挂钩, 而房地产行业在GDP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 因为土地财政的原因, 高的房地产价格带来高的土地出让收入, 因此提高房地产价格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效用。对于中央政府来说, 为了GDP的高速增长, 同样不能够容忍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下跌。
但是, 如果房地产价格过高, 并且提高过快, 有居住需求的消费者会较少当期的消费以适应过高的房地产价格, 这在外需不振的前提下, 并不利于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且房地产价格如果严重偏离其价值, 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 一旦其价格暴跌, 会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5) 市场主体的决策目标就是尽可能准确的预期政府的调控目标, 同时根据政府的调控目标结合当前房地产的价格来进行决策。
(6) 博弈为完全信息博弈。即市场各方不仅了解自身的效用函数, 而且了解博弈对手的效用函数。
(7) 双方的决策时序为:在博弈期初, 市场主体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来预测政府调控的目标, 并根据这一目标来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之后, 政府根据自身政策的目标, 结合房地产市场当前的情况, 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对房地产的价格进行调控。因此房地产的价格会从期初的价格慢慢调整到市场预期的政府的调控目标。博弈期末的房地产价格水平则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
(8) 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进行的是一次性的博弈。
2.1.2 政府的目标函数以及政府面临的约束条件
根据上面的假设, 政府调控房地产价格的政策目标有三: (1) GDP的稳定增长; (2) 拉动内需; (3) 防范金融风险的积累。政府所能够获得的效用直接取决于这三个目标实现的程度。
对于政府来说, 他的目标函数就是能够最大化其效用的函数, 因此在这里将政府的目标函数设定为
其中ΔP=Pt+1-Pt;ΔPe=Pet+1-Pt,
其中, U为政府的效用水平, Pt为第t期房地产价格, ΔPe为期初市场主体预期政府的调控幅度。λ、α和β分别表示防范金融风险、推动GDP稳定增长、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 给政府的效用水平带来的影响的参数。
式3-1中λΔP2代表着, 每期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所带来的负效用。房地产价格与其真是价值之间偏离的水平, 也就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水平。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水平越高, 其崩溃对经济的影响便越大, 可能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也, 从而带给政府的负效用也就越大。因此λΔP2与政府效用水平U之间存在着反向相关关系。
式3-1中αΔP代表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带来的GDP的增长。一方面, 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会带来GDP的增长;另一方面,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 从而也将带动GDP的增长。因此αP与政府的效应水平U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
式3-1中-β (ΔP-ΔPe) 表示政府的调控幅度与市场主体预期不同时的政府的效用函数。对于有刚性需求的消费者而言, 当政府的调控幅度大于其预期, 会降低其消费水平, 虽然房价的升高会带来一部分投资者收益的增加, 但由于相对于消费者来说投资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小一些, 结合两方面的效应来说, 经济中总体的消费是减少的。因此 (ΔP-ΔΡe) 与政府效用水平U之间存在着反响相关关系。
政府首先需要面临的约束条件就是:λ0、α>0、β>0, 同时当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GDP的增长上时α>β, 当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提高消费上时β<α。
2.1.3 市场主体的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
对于市场中消费者、投资者来说, 他们的选择就是充分的利用自己能够掌握的知识, 让自己对房地产价格的预期尽可能的与政府的政策目标相贴合, 并根据其预期来决定自身的投资决策。这样在起初就决定是否购买房屋, 以此来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如果市场主体期初预期的房地产价格水平低于政府调控的目标, 则在其中购买房屋就会导致以一个较高的成本进行, 从而造成亏损。而如果市场主体起初预期的房地产价格水平高于政府调控的目标, 则会在期初以一个较高的价格购买房屋就, 此时就会面临亏损。
因此, 对于市场主体来说, 其目标函数是, 尽可能的减小预期的房地产价格水平与政府的调控目标之间的差异。市场投资主体的效用函数为
即尽可能减少预期的房地产价格波动水平与政府实际调控之间的差异。
2.1.4 博弈均衡
在单期的博弈中, 市场主体并不能够通过自身的策略来对政府的决策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对于政府来说, 当市场根据其对政府政策目标的预期, 而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进行了调整之后, 他的最优策略便是通过调控来影响房地产的价格, 从而使自身的效用达到最大。因此, 求式3-1的最大值, 便能够得出政府调控房地产价格的目标, 为:
即, 无论市场主体预期政府调控房地产价格的幅度为多少, 政府的最优策略均为调控幅度。
而对于市场主体来说, 根据其目标函数, 其最优策略为
但如果市场主体了解政府的政策目标, 那么市场将预期政府将对房地产价格进行调控, 以最大化自身的效用。此时, 由于影响政府效用的两个因素-λΔP2、αΔP和-βΔP不变, 因此当随着市场对于政府调控预期的增加, 政府获得的效用增加。
对于完全信息博弈的博弈, 政府的效用函数为博弈的双方共同的知识, 市场投资者知道, 不论自身如何选择策略, 政府的最优策略均。此时, 政府的效用函数为:
因此, 政府的效用取决于α与β的大小。即当政府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加快GDP的增长时, 即α>β时, 政府得到正的效用。反之, 当政府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提高消费上时, 则为负的效用。
2.2 多期博弈模型
在实际生活中, 房地产市场是长期存在的, 因此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也是长期存在, 重复进行的。因此, 多期重复博弈模型更贴近实际的。
2.2.1 模型假设
(1) 房地产市场中仅有政府和市场主体双方, 决定房地产价格的是政府与市场主体双方间的博弈。
(2) 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为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唯一外生变量。且政策对于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是有效的。
(3) 政府的决策目标具有多重性。首先, 提高房地产价格有助于GDP的稳定增长;其次, 房地产价格增长过快, 不利于提高消费, 拉动内需;最后是防止金融风险的累积, 降低房地产市场暴跌的风险, 维护社会的稳定。
(4) 市场主体的决策目标就是尽可能准确的预期政府的调控目标, 同时根据政府的调控目标结合当前房地产的价格来进行决策。
(5) 博弈为完全信息博弈。即市场各方不仅了解自身的效用函数, 而且了解博弈对手的效用函数。
(6) 双方的决策时序为:在博弈期初, 市场主体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来预测政府调控的目标, 并根据这一目标来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之后, 政府根据自身政策的目标, 结合房地产市场当前的情况, 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对房地产的价格进行调控。因此房地产的价格会从期初的价格慢慢调整到市场预期的政府的调控目标。博弈期末的房地产价格水平则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
(7) 博弈为有限多期博弈, 重复进行。
2.2.2 政府的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
在重复进行的多期博弈模型中, 政府进行房地产价格调控的目标仍然是: (1) GDP的稳定增长; (2) 经济的稳定发展; (3) 防范金融风险的积累。政府最终得到的效用同样依赖于这三个目标实现的程度。同单期博弈模型不同的是, 在重复进行的博弈中, 政府的目标不再局限于单期, 而是要实现整个博弈期内的效用最大化。即
其中, n为政府的执政期限, γ为政府效用的贴现因子, ΔPt为第t期政府调控房地产价格的幅度, ΔPt为第t期市场主体预期政府在该期中调控价格的幅度。
与单期博弈类似, 政府面临的约束条件仍然是:λ0、α>0、β>0, 同时当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GDP的增长上时α>β, 当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提高消费上时β>α。
2.2.3 市场主体的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
在重复进行的博弈中, 市场主体的目标依然是, 在起初的时候尽可能准确的预期政府这一期的调控目标, 从而决定是否购买住房, 以此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 对于市场主体来说, 其目标函数是, 尽可能的减小预期的房地产价格水平与政府的调控目标之间的差异。即:
2.2.4 博弈均衡
在完全信息下, 博弈双方的效用函数为双方所共知, 每一期博弈双方的策略空间也为双方所共知, 且在每一期的博弈中, 前期博弈的结果和博弈的策略并不会影响到后期博弈中博弈各方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 上面讨论过的单期博弈模型就变成了重复进行的多期博弈的一个子博弈, 而且从上面的分析结果中, 我们得出这样的一个子博弈只有唯一的一个纳什均衡。这样, 重复博弈中的唯一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是单期博弈中的纳什均衡重复出现n次。
对于政府而言, 他每一期的最优策略仍然是
对于博弈的另一方, 市场主体来说, 他们的目标依旧是尽可能准确的预测房地产价格的走势, 从而实现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而对市场主体来说, 他们每一期的最优策略仍旧是
这样, 对政府来说, 在整个博弈期内, 其能够获得的总效用为
根据第一节分析的政府效用函数中的参数, 即当政府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加快GDP的增长时, 即α>β时, 政府得到正的效用。反之, 当政府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提振内需上时, 则为负的效用。
当然, 如果政府一味的追求GDP的高速增长, 则调控一直都是其最优的选择。不过当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而破裂的时候, 付出的代价也会非常的大。
3 完全信息下的承诺行为
在上面两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到, 在完全信息博弈模型中, 市场主体能够准确的对政府的行为进行预期, 并据此来进行自身的决策。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会慢慢调整至市场主体的预期。此时如果政府通过调整房地产价格来增加自己的效用, 那么不论是对政府还是对市场来说, 都需要承担房地产价格被非市场因素干预后所带来的泡沫, 以及承担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
另一方面, 如果政府不能够对房地产的价格进行调控, 那么市场对调控的预期幅度便为0, 从而在实际的博弈过程中, 政府调控的幅度也确实为0。此时, 虽然政府无法享受推高房地产价格所带来的GDP的增长, 不过同时也不用担心过高的房价带来的金融泡沫从而带来的潜在危机。此时, 政府的效用的情况。对于市场主体来说, 其因房地产价格过高所承担的金融风险也降低了。
4 总结及建议
在完全信息的前提下, 博弈双方完全了解自己和对方的效用函数。不论是在单期的还是多期的博弈模型中, 政府的最优策略均为选择的调控幅度。而且, 由于市场完全了解政府的效用函数, 因此总是能够预期到政府的行为, 并据此做出自己的决策。其结果是, 当政府将工作的重心放GDP的高速增长上来说, 不论是在单期博弈, 还是在多起重复博弈中, 均可获得正的效用。因此当政府将GDP的高速增长作为目标时, 房价的上涨速度也很快。
而对于一个将目标放在提振消费的政府来说, 其获得的效用为负。即, 当政府放下GDP, 想提振消费时, 选择降低房价时, 获得负的效用。这也正说明虽然政府多次声明要降低房价, 但当这种情况为市场所预期时, 政府的效用为负, 因此这种声明所起的作用也就有限了。
为摆脱这样的不利局面, 政府应当通过承诺来改变自身的效用函数。不过因为政府要综合考虑整个经济体中各个方面的因素, 因此这种承诺在有些情况下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尤其是当政府获得负效用的时候, 表现最明显。
承诺一方面可以通过成本的投入来实现,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外部制度的设计来实现。一方面要降低提高房价给政府带来的收益, 即,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在考核中加入其它的非GDP因素, 同时也可以降低地方政府通过提高土地价格获得的财政收入;对于中央政府来说, 放低GDP增长在工作中的重要程度, 增加提振消费在工作中的重要性。即提高β, 同时降低α, 改变政府的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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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博弈 篇10
一是房地产调控严重影响了土地财政。近年来，国内各地最擅长、最热衷推动的经济活动就是搞房地产，核心则是土地财政。但严厉的房地产调控直接打击了土地财政。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管理网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期房、现房及二手房合计住宅总签约仅为91955套，总成交量环比之前6个月下调了46.5%，同比跌幅更是达到了58.8%。交易量下降的结果就是相关税收下滑。北京市财政局局长杨晓超7月时曾披露，上半年北京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654亿，同比增长27.9%，但上半年北京市土地收入完成688.9亿，同比下降17.8%。虽然房地产业仍是北京市主要收入来源，但相关税种呈下行走势，支撑作用减弱，如房地产营业税快速下滑，同比增速由年初的41.5%降至上半年的5.5%。在许多一、二线城市，土地财政“受损”的情况与北京大同小异。
二是地方融资平台融资受到整顿。近两年来，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一直受到打击。中国央行数据称，截至2010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总量超过10万亿，去年增速近20%。由于担心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产生大量坏账，一度引发了国内外市场对中国银行业风险的高度关注。监管部门一轮严过一轮的审查和整顿措施，已使得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这一有效的融资渠道被堵塞。
三是与经济转型相关的结构调整和节能降耗行动。结构调整与节能降耗这些过去的“软约束”措施，在近两年也逐步硬了起来。据安邦研究人员的调研，节能降耗指标由于与官员的“乌纱帽”挂钩，尤其是在目前的投资审批过程中已成为前置性的指标，很多职能部门卡得很严，这对很多地方的投资项目产生了很大的杀伤力。
四是紧缩货币的政策。今年以来，宏观政策的基调是“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但大家都知道，货币政策的实际执行是紧缩。有不少地方官员抱怨，过去两年中央推动“四万亿”刺激政策，地方政府响应中央政策，纷纷铺摊子、上项目，现在很多项目搞到一半或者刚起了个头，又要降低投资增速、搞紧缩，如果后续资金跟不上来，谁来收拾这些烂摊子？
安邦高级研究员贺军在调研中了解到，这几个方面的形势变化，已经让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中感到了明显的约束，而且抱怨在增加。尤其是一些过去发展较慢的地方官员抱怨：我们过去发展较落后、起步晚、基数低，现在刚刚起步就遇到调控，宏观政策能不能不搞“一刀切”？紧缩货币可不可以体现区域差别化？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目前，综合性的紧缩环境与地方发展的冲突，已经在一些增长雄心较大的地方引发了官员们的不满。比如在某城市近两年上了不少大项目，已在各大银行有大量的融资，但今年以来受紧缩信贷政策影响，各大银行在当地的信贷额度都很有限，不愿贷款，怎么办？该市主要官员把主要银行当地负责人召集起来开会，质问银行：“政府现在并没有贷款违约，仍在正常付息，为什么要限制后续贷款？”该官员掷下一句话：“只要政府没有违约的项目，希望银行继续提供贷款，否则此前的贷款就算是赞助！”
政策博弈 篇11
1996年以后，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争端处于暂时平息的阶段，但平静之中掩藏着不平静，美国政府不断地以各种贸易壁垒来实现其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近年来，由于我国对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美方借助其强大的科技实力，乘此机会不断指责我方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以迫使我方加大保护美在华知识产权利益。
对于中美间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分析文章层出不穷，主要观点集中在中方应该采取何种政策来应对美方的问题，多数观点都同意采取合作的战略才是最好选择，同时要兼顾我方还处于一个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状态，过度地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也易付出较大的代价。
1 知识产权保护的博弈分析
许多文章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方法分析,而本文重点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分析中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选择，将中美知识产权保护置于不完全信息动态条件加以分析，并找出此时双方的最优均衡解。
1.1 囚徒困境模型分析
如果将中美知识产权保护置于完全信息静态条件下，中美之间的支付矩阵见表一。在完全信息静态条件下，易知双方的均衡战略是(不合作，不合作)，而不是(合作，合作)战略，陷入“囚徒困境”，显然此时双方获得的不是最大利益。
由表一可知，对美方而言，其支付函数8d>3m>3f>e;对中方而言，其支付函数4e>m>f>d;“合作战略”表示双方对对方的知识产权在本国市场上给予保护，“不合作战略”表示双方相互盗用对方的知识产权。
1.2 用KMRW声誉模型分析
用S代表美国;N代表中国;假定美国有两种类型，理性和非理性，分别用i 1和i 2表示;其中理性可以理解为美方不是很急需占领中方科技产品市场;非理性可以理解为美方很急于占领中方科技产品市场，更具有希望能同中方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趋向;中方只有一种类型，即理性的(通常可以认为中方科技产品竞争力明显落后于美方，所以也无抢占美国市场的实力，从而被简化为是理性的);假定理性时的各方可以选择任何战略，阶段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二所示。非理性时的美方只有一种战略，即“针锋相对”：开始选择合作，然后在t阶段选择中方在t-1阶段的选择(即中方合作美方就合作，中方不合作美方就不合作)。博弈的顺序如下：
(1)自然首先选择美方的类型;美方知道自己的类型，中方只知道美方属于理性的概率是(1-P),非理性的概率是P;
(2)中美双方进行第一阶段博弈;
(3)观测到第一阶段博弈结果后，进行第二阶段博弈;观测到第二阶段博弈结果后，进行第三阶段博弈，如此等等;
(4)理性的中美双方的支付是阶段博弈的支付的贴现之和(为简便起见，我们假定贴现因子δ=1)。
由表二数据可知：对美方而言，其支付函数8d>3m>3f>e;对中方而言，其支付函数4e>m>f>d;对于(合作，合作)和(不合作，不合作)两种战略选择时美方的收益为中方的3倍(3倍在此只有定性分析的意义，也可以成其它倍数关系)，在此仅基于美方的科技实力明显高于中方时支付利得差异的考虑;当双方都选择合作时，美方可以向中方收受大量数额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当双方同时选择不合作时，美方向中方的科技知识输出减少，致使中方支付函数明显递减，同样被简化为美方收益是中方的3倍;其它两种战略组合的支付同样可以被简化为中美科技实力的差距所致。为后面分析方便起见，再规定f-d>4e-m，即中方不合作与合作支付之差在美方选择不合作时更大。
用表三简要说明中美双方阶段博弈的不同选择时的利益分析：
表三中美双方对知识产权保护阶段博弈不同选择的利益分析简表
首先讨论博弈只重复两次的情况(T=2)。在第2阶段，理性的美、中双方都将选择不合作，非理性的美方的选择将依赖于中方第1阶段的选择。第1阶段，非理性的美方选择合作(根据假定，否则它既为理性的);第1阶段，理性的美方的最优选择是不合作。因此现在来考察中方在第1阶段的选择X，它的选择将影响非理性的美方在第2阶段的选择。
(1)如果X=合作，中方的期望支付是：
(2)如果X=不合作，中方的期望支付是：
因此，如果下列条件满足，我方在第1阶段将选择X=合作：
也就是说，如果美方属于非理性的概率不小于(f-d)/(m-d)，我方将在第1阶段选择合作战略。
现在考虑博弈重复3次(T=3)的情况,给定P≥(f-d)/(m-d)。如果理性的美方和理性的中方在第1阶段都选择合作,那么3个阶段总的均衡路径如表四所示,并且能证明P≥(f-d)/(m-d)是均衡的充分条件。
(1)现在考虑理性的美方在第1阶段的战略：给定中方在第1阶段选择合作，如果理性的美方选择合作，我方的后验概率不变，因而我方在第2和第3阶段选择(合作，不合作)，中美3个阶段的战略组合为{(合作，合作);(不合作，合作)(不合作，不合作)}，所以理性的美方的期望支付是：3m+8d+3f;如果理性的美方在第1阶段选择不合作,我方必然在后两阶段选择不合作,所以理性的美方的期望支付是:3f+8d+3f;显然3m+8d+3f>3f+8d+3f,所以理性的美方第1阶段最优战略是合作。
(2)现在考虑中方的战略。我方在3个不同阶段有3种战略，分别是(合作，合作，不合作)、(不合作，不合作，不合作)、(不合作，合作，不合作)。
给定理性的美方在第1阶段选择合作(第2、3阶段选择不合作)：
(1)中方选择(合作，合作，不合作)的路径见表四，可知中方的预期支付为：
(2)中方选择(不合作，不合作，不合作)的路径见表五，可知中方的预期支付为：
如果P×(m+4e-d-f)+m+d+f≥4e+2f即P≥[(4e-m)+(f-d)]/[(4e-f)+(m-d)],则第1种战略优于第2种方案;因为我们假定P≥(f-d)/(m-d)，显然满足上述条件(对中方而言，其支付函数4e>m>f>d，所以4e-f≥4e-m，知(f-d)/(m-d)>[(4e-m)+(f-d)]/[(4e-f)+(m-d)])。
另，如果P×(m+4e-d-f)+m+d+f≥P×(4e-f)+4e+d+f，即P≥(4e-m)/(m-d),则第1种战略优于第3种方案;因为我们假定P≥(f-d)/(m-d)，且前面规定f-d>4e-m，所以(f-d)/(m-d)>(4e-m)/(m-d)，显然P≥(f-d)/(m-d)满足条件。
上述分析表明，只要美方是非理性的概率P≥(f-d)/(m-d)，表四所示的战略组合就是一个精练贝叶斯均衡;当T加大时，只要当博弈是有限次重复，此时的中美双方的博弈同样符合KMRW定理，即只要T足够大，那么存在一个T0
如果将我方的类型也扩展为理性和非理性两种，同样可以证明中美双方存在合作的精练贝叶斯均衡解，在此略去。
3 结束语
如果仅把中美双方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放在完全信息静态条件下考虑，不合作将是双方的战略选择;然而，放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条件下，双方完全存在合作的利益基础;虽然中美双方贸易在知识产权领域争执不断，但是基于上述分析，显然后者更加符合现实情况，因而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双方完全何以采取合作的政策，合作将是保证双方利益最大化的根本途径。
摘要：本文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中美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选择,其中用“囚徒困境”模型得出不合作是双方的均衡战略。但是通过运用“KMRW声誉”模型的分析方法,最后得出中美双方应该选择合作才符合双方的最大利益。从长远看合作才是中美知识产权保护领域里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博弈分析,KMRW声誉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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