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段博弈（共9篇）
三阶段博弈 篇1
引 言
废弃电子电器产品 (Waste Electronic and Electric Equipment, WEEE) 是指失去原本的使用价值, 但是其本身又具有一定再利用价值的电子电器产品。通过表1发现:废旧电子电器产品的数量连年激增, 这种增长势态不仅危及人类的生存健康, 同时也在不断挑战自然界的承受极限, 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环境问题。因此废旧电子电器产品的回收和处理越来越多的受到各国政府、企业、消费者的关注[1]。
万台
数据来源:《应对国际绿色技术性贸易壁垒废弃电子电器处理技术研究报告》
在处理废旧电子电器产品的所有措施中最有效的就是逆向物流, 因此对废旧电子电器产品逆向物流策略的研究已成为当前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达庆利等讨论了逆向供应链的系统结构并展望了其未来的研究方向[2]。Krikke等建立了考虑家用电器产品设计结构的逆向供应链模型, 提出产品的结构设计应具有易维修、可回收利用的特性使其更具回收利用价值[3]。因此建立规范化的废旧电子电器产品回收处理体系和有效的管理机制、实现废旧电子电器产品的无害化和资源化回收处理、推进废旧电子电器产品回收处理产业化发展, 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政府在提供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在制度 (比如立法等) 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因而在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4,5]。现实中政府不但存在对社会利益目标和企业利益目标的偏好差别, 而且还存在执行力的不同[6,7,8]。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政府干预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朱庆华和窦一杰从进化博弈的角度, 研究了政府影响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的政策, 指出核心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的成本和收益以及政府对企业是否开展绿色供应链的奖惩力度, 都影响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9]。张保银等考虑了废旧电器产品回收的道德风险问题及其对政府行为的影响[10]。Wojanowskiet.al从废旧电子电器产品回收过程中政府激励对消费者参与影响的角度, 提出了含有补贴和奖惩因子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以及基于价格的逆向物流策略[11]。另有一些文献从补贴的角度对逆向物流中政府行为做了进一步研究, 周垂日等讨论了政府在废旧电器电子产品逆向物流中的经济责任机制, 确定了政府对回收处理厂商的最优补贴率, 同时讨论了政府实现其经济责任的经费来源[12]。宁亚春研究了政府管制双寡头企业不负责任行为的一般模型[13]。Aksen讨论了政策立法性补贴和政府支持性补贴, 并且比较了两种补贴政策下的补贴额度[14]。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 Romer和Lucas对物流行业中普遍存在的规模不经济的现象进行了一定的讨论[15,16], 研究了企业对政府补贴行为的影响因素。
可见, 现有相关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讨论政府行为对逆向物流的支持策略, 对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对政府具体行为影响的研究比较少见。基于上述已有文献的不足, 本文以逆向物流中作坊式处理中心和具有规模效益的企业为研究对象, 以社会总收益最优为出发点, 以政府补贴率为着眼点, 讨论了存在企业规模效益时政府最优补贴率以及企业规模效益对政府补贴率的影响, 从而揭示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对社会总收益的积极影响。
1 理论与模型
当前废旧电子电器产品处理主要有两种方式:具有环境危害性的作坊式处理和环境友好性大型处理中心处理。企业作为利益主体以盈利为目的, 在构建与实施逆向物流的过程中, 仅考虑自身的效益最大化;而政府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 可以对逆向物流的社会效益和长远效益予以考虑, 不仅能够起到促进逆向物流产业的发展, 而且能够扭转逆向物流行业中存在的外部不经济现象, 促进逆向物流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和谐发展。政府和企业追求目标的差异性导致了环境收益和企业收益的冲突, 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淘汰环境危害性作坊式处理中心使其逐步转变为环境友好性大型规模企业, 因此应考虑规模效益对政府补贴率的影响。
1.1 模型假定与符号说明
由于技术和资金的限制, 具有环境危害性的作坊式处理仍是废旧电子电器产品处理的主流模式, 作坊式处理中心的数量远远超过大型处理中心。本文中假定市场中共有n家企业, 其中有1家规模企业 (具备采用新设备的大型处理中心) 和n-1家小企业。大型规模企业在处理废旧电子电器产品时需要更多的投入 (如新技术的研发、专利的申请和保护、新型生产模式的建立、工人的培训) , 因此假定规模企业的投资额度为I。政府为鼓励大型规模企业发展需对大型企业的投资进行补贴, 补贴率为η。大型企业在设备效率、设备成本上都具有优势, 在要素市场也处于优势地位, 设备、人员等专业化分工使得大型企业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假定f (qI) 是大型规模企业的规模效益, 记为f (qI) =kqI, k>0。而小企业不具有规模经济效益。
根据Mukhopadhyay的假设[17], 回收处理中心面临的废旧电子电器产品的供给函数为:p=α+βq=α+β (qI+ (n-1) q*) , α>0, β>0。α是最低回收价格, β是回收量价格系数, qI是具有规模效益的大型企业的回收处理的数量, q*是一个非规模企业的回收处理量, 为方便研究假定所有非规模企业的回收量相同。
在企业的收益方面, 规模企业在投资新设备、采用新技术前, 处理单位产品所获得的收益与非规模企业相同, 都是r0, r0是处理收益扣除处理成本之后的单位净收益。但是规模以上企业可以获得与其处理量成正比的规模经济效益f (qI) 。因此, 大型企业在投资I并实现规模经济后处理单位产品获得的净收益为:r1=r0+f (I) +f (qI) 其中f (I) 是处理中心投资新设备处理单位产品增加的收益, 一般与投资额I正相关。记f (I) =mI, m为企业要求的新设备投资收益率 (投资门槛) m>0。则有r1=r0+mI+kqI, m>0, k>0。
1.2 确定政府对规模企业最优补贴率
用三阶段博弈来描述政府和规模企业间的相互作用, 第三阶段考虑规模以上企业采用新设备, 而规模以下企业不采用新设备, 政府对规模企业的新设备投资进行补贴, 确定补贴率为η。第二阶段, 规模企业确定投资水平, 得到投资和规模效益的关系。第一阶段, 规模企业确定最优回收数量。下面我们用逆向归纳法求出这个三阶段博弈的均衡结果。
第一阶段:规模企业确定回收数量
规模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π1= (r1-p) qI-I (1-η) = (r0+mI+kqI-α-β (qI+ (n-1) q*) ) qI-I (1-η) (1)
单个小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π*= (r0-α-β (qI+ (n-1) q*) ) q* (2)
首先确定规模企业的投资门槛, 令∂π1/∂I=0
m= (1-η) /qI (3)
从中可以看出规模企业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要求新设备投资收益率为1/qI, 但是当政府对企业投资新设备进行补贴时, 企业要求投资收益率随着政府补贴率的提高而降低, 即降低了企业投资门槛, 从而提高了规模企业投资新设备的积极性。
由 (1) 式得到规模企业的反应函数为:
r0+mI+2kqI-α-2βqI-β (n-1) q*=0 (4)
由 (2) 式得到小企业的反应函数为:
r0-α-βqI-2β (n-1) q*=0 (5)
联立式 (3) 和式 (4) 得到纳什均衡解为:
式 (6) 和 (7) 得到在考虑规模经济效应时企业的回收数量决策。由式 (6) 可知:规模上企业的回收数量随着规模经济效应的增大而增加, 投资额度越大规模企业的回收量越大, 企业投资收益率提高可增加规模企业的回收量。由式 (7) 可知:大型规模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越明显小企业的回收量越小, 即小企业市场份额更多地被规模企业占领。同时新设备投资收益率越高小企业的回收量越小, 即新设备投资收益率越高小企业采用新设备的动机越大。
第二阶段:规模企业投资水平和规模效益关系
均衡条件下规模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同理得单个小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规模效益企业具有很多优势:规模企业使用更大型和更有效率的设备, 设备的规模成本指数下降;规模企业在要素市场往往占据重要地位, 这种地位增强了企业获取信息和讨价还价的能力;规模企业能够进行更专业化的分工, 有利于提高效率和节约成本。比较式 (8) 、 (9) :π
令∂π
由式 (10) 得企业的投资额度随着政府补贴率的提高而减少, 企业的投资额度随着投资门槛的降低而增加。可以理解为政府补贴激发了更多的规模企业投资新设备的积极性。
第三阶段:政府确定最优投资补贴率
由式 (8) 知, 随着投资额度的不断加大, 规模企业的经济收益逐渐降低, 同时新设备投资存在门槛效应, 这些都会降低了规模企业的积极性。为达到较高的环保效应, 同时保证规模企业的经济效益, 政府部门需要对规模企业进行补贴。政府补贴率为η, 假设规模企业采用新技术后处理单位产品的环保收益为θ, 则总环保收益为θq
为了确定最优的政府补贴率则:
得到
由式 (11) 得政府的最优补贴率ηΔ随着θ的增大而增大。说明设备和技术投资对单位产品产生的环保效益越大则政府给予的投资额补贴率就越高。
1.3 企业规模效益对政府补贴率的影响
规模企业在回收和处理废旧电子电器产品过程中处于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双重优势地位。但是目前市场中作坊式企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而大型规模企业由于缺乏政策支持发展缓慢。政府部门应以社会总效益为出发点, 扶持小规模企业不断整合转变为大型规模企业, 同时应鼓励大规模企业加大投资额度, 采用更为先进的处理技术节约社会资源, 使社会收益最大化。政府补贴率和企业规模的关系为:
由式 (12) 看出在非垄断市场即小企业大量存在的情况下 (这完全符合我国当前的逆向物流市场) , η是关于k的增函数, 因此政府的补贴率和企业的规模正相关。可以理解为, 处理废旧品环保要求提高、业务规模扩大、人员数量增加、机构网点增多, 故运营成本增加, 需要政府提供各种形式的补贴以弥补企业运营过程中遇到的资金不足问题。所以政府应对不同规模企业采取不同的补贴率, 同时引导小型企业向大规模企业转变。
2 结语与建议
基于逆向物流在废旧电子电器产品回收管理中的重要意义, 本文从社会总收益角度出发, 讨论了不同规模企业在逆向物流系统中的不同地位, 重点研究了企业投资额和政府补贴行为的关系、企业规模效益和政府补贴率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1) 通过讨论企业最优投资额与政府补贴率的关系发现:政府补贴降低了企业投资新设备的门槛, 进而提高企业投资新设备的积极性;政府补贴降低了规模上企业的扩张成本, 促进大企业采用更先进的设备、培训更专业的技术人员, 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企业竞争力, 进而提高废弃电子电器产品的处理效率。
(2) 通过研究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对政府补贴率的影响发现:规模经济效益与政府的补贴行为呈现出典型的正相关关系, 即企业规模经济效应会显著提高政府补贴产生的环境保护效益, 从而内在地要求政府应该补贴规模上企业, 并引导小企业走上规模化经营道路, 最终使社会环境保护收益达到最优化。
三阶段博弈 篇2
（时间：2007．5-2007．6）
高淳县下坝中学化学课外活动课题组
陈华华
我校申报的“农村初中利用课外活动对学生学习化学兴趣培养的研究”课题研究开展以来，在新课程的理论指导下，我们通过学习、实施、验证、修正的形式，本着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主动发展为本，针对我校配备的化学教辅资料偏于理论化、城市化，适应我校实际情况课程资源较少，克服了农村初中学生化学知识少、课外活动没有什么可搞的错误想法，积极创造条件，开展丰富多彩的“乡土化”“生活化”适应我校实际情况的化学课外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培养敏捷的思维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意志力。同时开展参与式教研研讨活动，发挥教师教育、组织、技能指导作用，提高了教师反思、评价、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教师的教育理念得到了更新，指导技能有了较快地提高。本课题组开展的“农村初中利用课外活动对学生学习化学兴趣培养的研究”，探索通过化学课外活动来培养学生兴趣。在开展课题研究的一年时间中，我们全体课题组成员围绕课题研究方案，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研究的具体措施及管理：
（一）课题引路，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
1．通过培训，提高课题组成员的组织能力和教研水平。我校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参加各级各类课题研究的培训，为课题组核心成员的研究提供有利的条件，以点带面，促进同步发展，确保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
2．建立课题组例会交流制，促进教师观念要更新。全面的理论学习贯穿了整个课题实验的始终，做到每次有主题、有主讲、有难点疑点的突破，这样通过例会交流制，促进课题组老师的自主学习、自主积累。我们课题组不仅有效利用了教育资料，加强对实验课题内容的理论学习，更是加强对课题方案本身的学习，使大家对课题实验的重要意义、课题本身的内涵、课题实施的的价值等方面有更深刻的理解。通过持之以恒、卓有成效的理论学习，有效地提高了教师理论素养，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也使课题实验的探索更具目的性、指导性、实效性。3．通过课题组核心成员的教学网络资源等平台，鼓励课题组核心成员调查农村初中适合的化学课外活动，搜集相关研究信息，掌握外界研究动态。
（二）加强课题研究流程的管理，提高科研水平。
1．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育科研队伍，细化课题研究的过程管理，是促使研究扎开展的根本保证。
2．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化学课外活动。
“有组织”：成立了课外活动组织，其形式有时是固定的化学课外活动小组，有时是临时的专题活动小组；有时是少数人参加的，有时是全体学生都参加的大型集体活动或者个人活动。“有计划”：按研究阶段制定好化学课外活动计划。活动的内容具有系统性，避免杂乱，并以课堂教学为基础进行拓展，力求科学性和趣味性、乡土化和生活化的统一。
3．撰写课题研究论文。各位课题组成员平时注重积累，结合化学课外活动实践，写好一篇以上的有质量的论文。
（三）以课题研究为契机，建立课题研究档案制度，丰富教学资料的积累
本课题组在开展生活化、乡土化的化学课外活动的同时，主持人兼职资料员，收集、整理好各类教研资料，总结课题研究成果，课题研究做到过程扎实、资料丰厚、成果丰硕，这也为以后的教学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二、研究目标和实验对象
（一）确定实验对象
根据课题计划，确定九三（3）班、九三（4）班、九三（5）为实验班，九三（1）班、九三（2）班为对照班。
（二）制订研究目标 1．学生发展目标
通过“乡土化” “生活化”的化学课外活动给学生创造更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进行“体验、实践、参与、合作与交流”的新形式的学习，化学课外活动不但可以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而且可以培养学生对化学的学习兴趣，从而培养学生的化学素养、实验能力、实践能力。
2．教师发展目标
同时教师通过开展活动，使自己的能力和业务水平得到提高和发展，真正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3．理论目标
农村初中以培养学生兴趣、引导学生入门为主。例如介绍有趣的化学事物、化学及其周边学科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举办趣味实验表演、化学活动日、课外阅读活动、化学制作活动、专题报告或讲座、化学实验活动、化学小论文活动、参观调查活动，组织学生解决不太复杂的化学问题、进行化学探索等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1．通过研究，探索符合我校学生实际的“生活化”“乡土化”的化学课外活动。2．通过研究，探索化学课以外对学生学习化学兴趣和学习能力的途径与方法。3．通过研究，探索出其它对学生学习化学兴趣和学习能力的途径与方法。
三、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本课题组运用文献研究法，将对近年来出版的理论书籍和杂志中的关于中学开展课外活动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纳，从中选择重要的和确实可用的资料分别进行研究，并以文章摘录的方式记录收集材料，在对这些资料研究的基础上，从这些文献中摄取有用的情报资料。寻找出可借鉴的经验，了解他们在兴趣培养方面的经验和做法，筛选出可在农村中学进行“乡土化”“生活化”的课外活动。与此同时加强课题组成员的理论学习，用教育教学的全新理念武装头脑。
2、个案研究法
本课题组拟通过问卷调查、访问等形式，了解一些化学成绩好与不好的学生对学习化学兴趣差异，重点了解兴趣养成对学习化学成绩的影响，有目的地进行研究，通过本课题组开展丰富多彩的具有“乡土化”“生活化”的课外活动，及时了解课题实施过程中反映的共性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不断优化我们的化学课外活动。
3、行动研究法
本课题组发现我校历届初三年级许多学生化学课考试成绩不佳，因此总是想从了解个中原因，通过调查访问等方法得知学生对学习化学的兴趣不浓是重要原因之一，于是生化教师联合相近学科的老师组成了本课题组，进行攻关，通过本课题组开展丰富多彩的具有“乡土化”“生活化”的课外活动，听取各方面意见，探索化学课以外对学生学习化学兴趣和学习能力的途径与方法，定期总结调整实验方案，撰写阶段性研究报告。本课题组会充分运用反馈信息进行调节和实证思辨方法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通过在实际中实施、验证、修正而得到研究结果。通过本课题研究，密切研究成员之间的关系，缩短研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以及自身专业化水平。
四、阶段性成果
通过一年的研究实践，我们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效果。从学生反映观察，实验班学生学习热情高，兴趣浓；从问卷调查情况看，实验班学生喜爱参加化学课外活动课，喜欢实验探究的达98%以上。从活动情况看，学生实验探究能力、化学用语、动手能力等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班。
由于化学课外活动的开展，我校的化学成绩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第一学期欺末考试化学均分全县（除民办）第一、第二学期一模均分排全县第四。
在课题研究中发现，教师通过多次的理论学习、课题研讨、活动研究，对实验目标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一年来，通过不断地学习、实践、探索，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研讨课课和教科研论文。
陈华华——《浅谈培养学生学习化学兴趣的策略和方法》
荣获高淳县教学学会2006年优秀论文三等奖。《农村初中怎样开展化学课外活动》 《农村初中化学教育的困惑与思考》 江苏省教育学会2006年优秀教育论文三等奖
《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浅谈化学教学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中学生学习报社〈教研周刊〉第37期发表。
高三兵——《八种方法培养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杨荣飞——《初三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兴趣》
《浅谈化学“学习兴趣”的培养》
王普庚——《注意初中理化生学科中水的渗透教学，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荣获高淳县教学学会2006年优秀论文三等奖。
宋建平——《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提高教学质量》 魏春辉——《如何指导学生在课外活动中做好课外实验》 张飞标——《利用<虚拟化学实验室>软件 提高化学兴趣》 江良贵——《生活中化学——有趣的化学第二课堂》
本课题组通过研究认为：
1．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原动力。
兴趣是创造一个欢乐和光明的教育环境的重要途径之一。人们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总是力求探索它，认识它；兴趣是一个人力求认识并趋向某种事物特有的意向，是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一种体现。学习兴趣可以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培养敏捷的思维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意志力。2．农村初中积极创造条件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化学课外活动是化学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丰富多彩的“乡土化”的化学课外活动，对于学习紧张的初三学生来讲，是极具诱惑力的，这样既能让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轻松一下，又能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巩固许多化学知识，通过因材施教，遵循现代教育论的教学原理，用一颗赤诚的爱心，以和谐融洽的师生情感，诱发学生的内驱力和学习动机，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因此我们应克服农村初中学生化学知识少、课外活动没有什么可搞的错误想法，积极创造条件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3． 开展“乡土化”“生活化”的课外活动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途径和方法。通过开展“生活化”“乡土化”的化学课外活动使学生把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科学方法有机地运用到实践中，更好的掌握课内所学知识、技能和科学方法，并在实践中实现认识上的再次飞跃，还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的学习，发展爱好、特长，培养学习兴趣，使学习能力得到发展。通过开展“生活化”“乡土化”的化学课外活动, 是培养学生化学兴趣的途径和方法之一。
四、研究中的新发现
此课题研究表明，农村初中“乡土化”“生活化”的课外活动是培养学生化学兴趣的途径和方法之一，值得广大农村学校借鉴。但在研究过程中也有新发现：化学课外活动是培养学生学习化学兴趣和学习能力的途径与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主要受师生关系、教学方法等因素的影响。
（一）师生关系
构建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为培养学生兴趣营造良好的氛围。教师要重新定位传统的课堂师生关系，应把自己当成是学生学习的助手，一位引路人，教师应给学生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相信学生有能力做事，相信学生有创造力，相信学生有发展力，与学生共建一种民主平等、互教互学的师生关系。同时，教师要对学生开放心灵。只有心灵的开放，才能消灭教师的绝对权威，让学生有发自内心的声音，学生心灵是自由的、开放的，学生油然而生出对老师的爱，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关心和体贴，使其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愉悦和满足，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感，使我们的学生敢说、敢想、敢问、敢做、敢创造。
（二）教学方法
1．巧妙设疑，引起学生思考的兴趣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在化学教学中有意识地设疑，能引起学生积极地思考问题，紧紧地吸引住学生，努力为学生创设启发性问题情境，以促使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引起学生探求知识的强烈欲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化学教师在教学中能善于利用学生求知的兴趣，让学生带着一种高涨的、激动的情绪去从事化学学习和思考，那对学生的学习是非常有益。因此培养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应从创设问题情境开始，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化学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把学生要学习的内容巧妙地设置为问题情境。2．倡导合作学习，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合作学习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突出学生的自主性和主动性，改革以往的灌输式、被动接受式教学方法，使师生、生生之间处于平等和谐的关系。运用合作学习可以改变传统教学的现状，营造出和谐、民主的气氛，彼此互相接纳、相互理解，真正摆正了教学中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使课堂教学达到理想的效果。是倡导做、想、讲有机统一的学习过程，培养学生的自主、开放、创新的学习方式，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合作学习是培养学生学习化学兴趣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之一。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课堂教学中，既可以进行化学探究实验，又可以讨论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使课堂真正成为师生成长的乐园。
3．精心设计化学实验，引发学生的探究兴趣
新课程下需要让探究走入化学课堂，教师精心设计化学实验，尽可能地把某些验证性的实验改成设计型、探索型的实验，尽可能地让学生参与到实验中来，尽可能增加实验的趣味性，使学生在课堂上始终处于积极参与、动手、动脑、动口、相互合作交流的状态下，学生的思维、表达、实践、合作能力都能得到充分发展，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的探索能力。更重要的是学生能从中悟出探究学习的真谛，从而自然而然地以主人身份投入到化学学习活动中，走进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舞台。
高淳县下坝中学课外活动课题组
三阶段博弈 篇3
近年来食品质量安全屡现问题, 这就要求食品企业严把质量关, 提高生产技术条件和监管标准。本文基于“三聚氰胺”事件建立了乳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并根据模型深入探讨了我国乳品行业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最后得出相应结论和建议。
一、相关研究现状
近年来与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的中外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一) 以定性分析为主阐释食品质量安全监管
从经济学角度, 周应恒、霍丽玥 (2003) 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发生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政府监管不善和食品市场卖方的“败德行为”导致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二是新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所引发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并认为两类问题的产生的根源是信息不对称。王耀忠 (2005) 借鉴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经验, 分析了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并从行政监管和社会管制的角度研究了食品安全监管权的横纵向配置问题[1]。Trienekens和Zuurbier (2008) , Wanich (2009) 研究了世界范围内的各种食品安全标准, 对发展中国家的食品生产加工出口企业的影响, 认为由发达国家实施的食品安全标准能够阻碍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的出口, 加剧食品出口市场的竞争性, 发展中国家应加强食品生产技术条件, 提升食品质量安全标准[2,3]。
赵来军等 (2008) 从理论上探讨了食用农产品安全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借鉴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 根据无缝隙组织理论提出构建我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构想。Fares和Rouviere (2010) 以自愿实施食品安全体系的机制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食品安全风险类型不同时, 政府监管部门和零售商对生产企业建立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联合作用[4]。周晓唯和张波 (2011) 认为食品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应加强政府监管力度和提高监管技术, 借助社会力量构建全方位监管体系[5]。
(二) 以调研数据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为主的食品质量安全实证研究
Yapp和 Fairman (2006) 实证研究了食品安全规制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 认为由食品安全规制产生的壁垒包括信任缺失、实施食品安全规制的动力缺失和食品安全知识的缺失[6]。王俊豪和孙少春 (2005) 、程宏伟 (2009) 、刘艳秋 (2009) 、王慧敏 (2011) 、刘畅 (2011) 、王彩霞 (2011) 等对“三聚氰胺”、“瘦肉精”等食品质量安全事件进行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 从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的利益失衡、链条松散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本质原因, 提出声誉危机治理、政府加强监管的措施, 并通过调研统计分析了事件所带来的公众影响[7]。Mensah和Julien (2011) 调查了美国食品制造业的食品安全现状以及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 通过调研数据和案例分析检验了食品制造企业对于食品安全规制的反应[8]。另外, Ortega等 (2011) 研究了中国食品安全事件, 以及消费者由此产生的信任危机, 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消费者对政府认证的食品有最高的支付意愿, 因此更需要政府参与到食品安全体系的建设中来, 这将有助于重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9]。
(三) 根据博弈理论等建立数理模型
Valeeva等 (2007) 对提高处于乳品供应链源头——奶牛场的食品安全可选择策略的成本有效性进行了估计, 并建立了整数线性规划模型研究了成本最小的策略, 得出奶牛场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提高乳品供应链的食品安全水平而成本并没有相对增加[10]。陈小霖、冯俊文 (2007) 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探讨了农产品供应链的策略空间以及演化趋势[11]。李想 (2011) 通过博弈论信号显示模型, 研究了食品安全性信任品的信号显示问题[12]。
在上述研究中, 第一类研究以理论探讨为主, 定性分析食品安全监管的措施、规制、标准等;第二类研究主要是通过案例和实证分析方法, 将食品质量安全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政府失灵、规制不完善, 对此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第三类研究根据博弈论等建立数理模型, 以分析食品质量安全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策略选择问题为主, 但建立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深入探讨引发食品质量安全事件根源的主体间动态博弈关系, 同时结合具体事件进行分析讨论的研究较少。
二、乳品质量安全动态博弈分析
(一) 乳品质量安全的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在原料供给环节呈现劣质原料充斥的状态下, 大型乳制品企业和奶农以及政府监管部门将面临怎样的博弈过程, 在通过4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对这些参与者之间的博弈过程进行分析。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乳品质量安全事件, 基本包含了4阶段动态博弈过程, 具体如图1所示。
不同于传统静态博弈模型[13], 乳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博弈是多阶段的动态博弈。在乳品质量安全事件中, 大型乳品企业E是指规模庞大、知名度高, 具备相应的生产技术条件等乳品行业中的少数大型乳品企业;小型奶农F是指仅拥有少数奶牛, 一般为散养户, 并以饲养奶牛维持生计, 相比于大型乳品企业, 他们的谈判能力较弱。
假设大型乳品企业收购小型奶农的原料奶, 生产加工各种乳品可获得的经济利润为M。若企业的合同机制较为合理, 小型奶农与企业签订收购合同, 可以分享部分经济利润为a。奶农生产合格原料奶需要耗费相应的饲养成本等为CFG, 生产劣质不合格原料奶耗费的饲养成本等为CFB, 且CFB<CFG。企业进行严格质量检验的成本为CE, 提供质量合格的优质乳品的声誉价值为R, 且R>CE。相关食品质量安全的政府监管部门对乳品进行严格监管后, 发现劣质产品即对企业和奶农进行相应惩罚分别为SE和SF。
阶段1, 大型乳品企业将所获经济利润M, 采取合理分配机制H, 此时博弈均衡结果为 (M-a, a-CFG。阶段2, 大型乳品企业利用其垄断地位, 采取利润独占策略L攫取全部的经济利润M, 小型奶农将被迫接受分配方案J, 否则其很难通过其他渠道将其原料奶销售出去, 相应预期博弈均衡结果为 (M, -CFG) 。阶段3, 现实情况为多数奶农不能忍受入不敷出的生存状态, 而因不具备与企业进行谈判抗争的能力, 只能从饲养环节获取其他途径的利益, 即生产劣质原料奶, 节省成本。随着奶农网络的群体趋同性行为, 即采取劣质生产B, 大型乳品企业意识到原料奶的质量问题, 分别以概率pE和1-pE采取两种行动, 一是为严把质量关, 进行严格的质量检验Q, 将劣质原料奶杜绝在企业门外, 维持了企业的声誉价值, 其预期博弈均衡结果为 (R-CE, -CFB;二是大型乳品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和声誉优势, 忽视质量检验, 采取默许方案X, 允许劣质原料奶进行生产。
阶段4, 大型乳品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和声誉优势, 忽视质量检验, 默许劣质原料奶进行生产的行为逐渐为消费者所发现 (如长期食用产生不良反应和后果, “三聚氰胺”等事件即为此种情况) , 随着消费者的反馈, 事态的扩大, 社会媒体的报道使得相关政府监管部门介入, 博弈的主导权转移到政府监管部门G手中。此时, 博弈结构发生了变化, 新增加了上级政府博弈方。政府监管措施的结果为有效Y和无效N, 相应概率为pG和1-pG。若政府监管措施有效, 则博弈最终的均衡结果为 (-R-SE, -CFB-SF) ;若政府监管措施无效, 则博弈最终的均衡结果为 (M, -CFB) 。
按照上述4阶段博弈过程, 随着经济利益的驱使和时间的演变以及奶农群体行为的趋同性, 奶农都选择了生产劣质原料奶, 从阶段3开始分析, 可得大型乳品企业的预期利润和奶农的预期利润分别如下:
E (πE) =pE (R-CE) + (1-pE) [pG (-R-SE) + (1-pG) M] (1)
E (πF) =-pECFB+ (1-pE) [pG (-CFB-SF) - (1-pG) CFB] (2)
(二) 政府监管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大型乳品企业E根据自身预期利润最大化决定其质检概率pE, 由一阶最优性条件
由 (3) 式可见:企业按照自身预期利润最大化可得政府监管有效概率pG取决于经济利润M、企业声誉价值R和质检成本CE和对企业的惩罚值SE, 并且
命题1:在上述4阶段动态博弈下有: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政府监管有效的概率会随着企业质检成本的增加而提高;政府监管有效的概率会随着对企业惩罚值的增加而降低;政府监管有效的概率会随着企业所得的经济利润增加而提高;政府监管有效的概率会随着企业的声誉价值增加而降低。
命题1的结论是直观的:
1.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政府监管有效的概率应随着企业质检成本的增加而提高, 因为企业质检成本的提高会促使企业为经济利益而侥幸心理增强, 很可能凭借自身原有的垄断地位和相关优势 (如“三聚氰胺”事件前品牌乳品企业享受的免检待遇) 而减少质检环节, 甚至忽略质检环节, 对此政府监管部门更应该加大监管力度, 提高监管的有效性。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中国家质检总局检查结果, 证实全国22家企业69批次奶粉有染, 液态奶污染企业扩散到蒙牛、伊利、光明等龙头企业。随后国家质检总局宣布撤消蒙牛、伊利、光明等企业部分产品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并重申今后将不再直接办理与企业和产品有关的名牌评选活动, 发布公告决定废止已实施将近9年的食品质量免检制度。这与命题1的结论是相一致的。
2.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政府监管有效的概率会随着对企业惩罚值的增加而降低。因为企业生产劣质产品被惩罚值较高时, 会对企业形成一种威慑力, 一旦问题暴露, 企业得不偿失。所以, 此时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可适当减弱, 监管有效性仍然较高。“三聚氰胺”事件前, 政府监管部门对三鹿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免检制度以及对乳品行业规制较弱, 致使企业质量违规的惩罚值较低, 对企业的威慑力较弱, 政府监管有效性进一步降低。
3.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政府监管有效的概率会随着企业所得的经济利润增加而提高。因为经济利润的增加使得企业逐利心理更为强烈, 进而铤而走险, 忽视质量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对此政府相关部门更应加强其监管力度, 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三聚氰胺”事件前三鹿奶粉产销量连续14年实现全国第一, 三鹿酸牛奶销量为全国第二名, 液态奶销量进入全国前四名, 这给三鹿集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润。但是, 质量问题并没有引起集团的重视, 扩大企业规模, 争抢乳品市场才是集团的重要目标。此时, 监管部门依然保持着对品牌企业的信任和对产品的免检制度, 监管有效性没有随着企业经济利润的增加而提高。最终不仅不会实现企业预期利润的最大化目标, 而是使得企业逐渐走向破产的边缘。
4.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政府监管有效的概率会随着企业的声誉价值增加而降低, 因为一般而言企业的声誉价值较高时, 使得企业更可能将自身形象放在首位, 保持其“品牌”效应, 加强其产品质量检验。所以, 在同等情况下, 政府监管力度会适当降低, 监管有效性下降。这一结论同样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得到了验证。在“三聚氰胺”事件前, 三鹿奶粉、液态奶被确定为国家免检产品, 并荣获“中国名牌产品”荣誉称号。2005年“三鹿”品牌被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为中国500个最具价值品牌之一。2006年三鹿集团被国际知名杂志《福布斯》评选为“中国顶尖企业百强”乳品行业第一名, 2007年被商务部评为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 经中国品牌资产评价中心评定, 三鹿品牌价值达149.07亿元。三鹿集团凭借这么高的声誉价值, 在政府相关监管中得到了“通行证”。政府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在对三鹿集团信任的同时, 也伴随着对其监管有效性的降低。这种监管有效性的下降和信任感, 不仅没有使三鹿集团维持其良好企业形象, 承担品牌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 继续保持其声誉价值, 而是使其忽视内部监管环节, 利用政府监管有效性的降低, 进而酿成“三聚氰胺”事件, 最终使集团自身破产。
(三) 奶农预期利润的影响因素分析
将上述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中 (3) 式代入 (1) 式可得: E (πE) =R-CE (4)
在企业自身预期利润最大化下, 可得企业预期利润为R-CE, 即企业将进行质量检验Q, 维持其自身声誉。
经整理 (2) 式可得:
E (πF) =-pG (1-pE) SF-CFB (5)
由 (5) 式可见奶农的预期利润为负 (E (πF) <0) 。在给定pE时,
命题2:在上述4阶段动态博弈下有:在企业进行质量检验概率给定时, 奶农的预期利润随着政府监管有效概率提高而下降;随着政府对奶农惩罚值的增加而下降;随着奶农生产劣质原料奶的成本的提高而下降。
命题2验证了在企业质量检验状况保持一定时, 如“三聚氰胺”事件中的三鹿集团等知名乳品企业, 在自身产品免检的“保护伞”下, 对原料奶供应环节的检验标准下降甚至忽视质量检验。奶农或奶站为自身利润最大化, 更希望政府相关监管的有效性下降, 惩罚力度降低, 以及生产劣质原料奶的成本进一步降低。在现实中, 因为奶农生产劣质原料奶的群体趋同行为, 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劣质品的相关成本降低, 这样将进一步导致劣质原料奶生产的加剧。这样奶农或奶站即可利用自身原料奶生产成本低, 并且长期保持与企业的收购关系而获得收益。
在产品终端市场竞争激烈、消费者对产品要求提高的今天, 各大企业为提升自身的市场占有率, 保持一定的垄断优势, 将大部分精力都投放在产业链终端的销售环节而忽视原料供应环节的公平收购和监督检验。据统计乳业供应链环节中绝大部分利润集中在零售环节, 原奶生产和加工生产环节是成本利润比例不均衡的环节。为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企业采取低价促销的方法, 而无力把利润返还奶农, 只有压低原料奶的收购价格, 而这又导致原奶收购价严重偏离成本价和市场平均利润。乳制品价格的增长明显地低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幅度, 在饲料价格上升的2005-2007年甚至出现了奶农杀牛现象, 奶源问题更加突出。上游奶牛养殖和原奶收购环节用近60%的投入只换来了40%左右的利润, 而营销环节却以不到0.5%的投入撬动了最大的收益。成本收益的不匹配使得利益重心向产业下游偏移, 企业对市场份额的过度关注通过杠杆效应的传导, 把上游利益矛盾积累的风险推向了极致。价格战压缩了乳品企业的利润空间, 但真正为价格战买单的是不具有谈判能力的上游奶源供应者。当处于弱势地位的上游奶源提供者意识到他们在对原奶收购价没有话语权, 唯一能实施控制的只有生产成本时, 为降低成本, 奶农或奶站就可能在原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来达到扩大盈利区间的目的。
三、结语
我国食品质量安全事件的频发, 尤其是以大型品牌企业为主角的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如乳业的“三聚氰胺”事件, 在较大程度上成了我国食品质量安全危机的导火索。为何曾受到消费者信赖的大型品牌企业能够爆发如此之大的典型食品质量安全事件, 本文通过建立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结合“三聚氰胺”事件, 对此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深入探讨, 主要结论包括:在原料供给环节呈现劣质原料充斥的状态下, 建立了乳品质量安全事件的4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分析了大型乳制品企业和奶农以及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过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监管有效的概率会随着企业质检成本的增加而提高, 政府监管有效的概率会随着对企业惩罚值的增加而降低, 政府监管有效的概率会随着企业所得的经济利润增加而提高, 政府监管有效的概率会随着企业的声誉价值增加而降低。在企业进行质量检验概率给定时, 奶农的预期利润随着政府监管有效概率提高而下降, 随着政府对奶农惩罚值的增加而下降, 随着奶农生产劣质原料奶的成本的提高而下降。
根据本文结论结合, 我国乳业现状, 可以看到处于源头的奶牛养殖农户规模非常小, 而且缺乏组织。目前, 中国养殖规模在500头奶牛以上的牧场, 饲养奶牛头数仅占全国总头数的0.098%, 牛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0.13%;20头和499头之间的中规模饲养小区奶牛头数占全国总头数的41%, 牛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35%;规模在20头奶牛以下的小规模奶农饲养的奶牛头数占全国总头数的49%, 牛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7%。具有一定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与农户之间不平衡的谈判力量和信息分布不对称产生不公正谈判, 甚至在无谈判情况下产生不公平合约, 不公平合约导致不公平交易和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农户只能通过压缩成本等劣质生产途径获得利润, 最终原料供给环节几乎都充斥着劣质原料奶。从奶农或奶站私下使用“三聚氰胺”等劣质生产情形来看, 我国农户食品安全观念淡薄、相关食品安全知识薄弱, 加强对我国农户的食品安全知识教育,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普及是当前做好我国食品安全工作最为基础和实际的任务。从大型企业、农户和政府之间的动态博弈分析结论中可以看到, 由于大型企业是以追求自身预期经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同时具备垄断优势, 往往忽视农户的利益, 迫使农户选择劣质生产策略。当企业社会责任感较强, 同时声誉价值较高时, 其会进行严格的质量检验, 但依然不能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即使政府监管部门介入, 也难以确保有效的监管结果。
因此, 提出如下建议:政府监管部门应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健全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覆盖整个食品供应链, 消除监管真空和监管交叉重复等现象, 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监控;其次, 鼓励企业和奶农结成利益共同体。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飞速发展, 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的经营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于消费者和食品市场对安全优质产品的需求, 需要加快组织化建设。因此, 应鼓励企业向上游扩展, 自建奶源基地或者和奶农结成利益共同体。政府可以对主动自建奶源基地或者和奶农签订协议的乳品企业, 给予一定的补助或者税收优惠, 让企业有动力向产业链上游扩展。
三阶段博弈 篇4
根据学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安排，我参加了第三阶段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经过动员准备、制定整改措施、整改提高，基本完成了整改提高阶段的任务，取得了教育活动的预期成效。现就对我整改提高阶段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认真学习，提高认识。
我按照学校制定的学习计划和自己的业余学习计划，又一次通读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有重点地学习了《党章》相关章节，学习了《向中央政治局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民主生活会情况的通报》，学习了中央领导的有关指示，观看了先进事迹录像。通过学习，我进一步加深了对整改提高阶段重要性的认识，认识到这是在前两个阶段工作的基础上，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解决问题，抓落实、见成效的关键阶段；认识到先进性教育活动能不能真正取得实效，能否真正让群众满意，归根到底要看整改提高的效果。
二、查摆问题，切实整改。
由于认识到位了，所以我在查摆问题时能更彻底。在分析评议阶段我已找出了自己的存在问题。进入第三阶段后，我又认真对照党章的要求找差距，对照党员先进性标准找不足，对照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人物找问题，并认真结合在民主生活会以及领导和同志们和我谈心时提出的批评意见和期望，找出了我的整改重点是：
1、政策理论水平不够高，运用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不够。
2、和党组织及同志的沟通不够。
3、业务知识不够钻研。
4、思想观念需要进一步更新。针对这些问题，我制定了六个方面的整改措施。
三、措施得力，促进工作。
我制定的整改目标是：在理论学习的自觉性方面不断得到加强，在理想信念、思想观念等方面保持先进性，在廉洁自律、遵章守纪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工作标准、工作要求方面高标准、严要求，在工作的开拓创新方面多动脑、多出点子，多与组织及群众谈心，使自己能够发扬优点，改正缺点，并尽快的熟悉新的工作环境。我的整改措施是：
1、加强学习，提高个人政治素质；
2、强化责任意识；
3、在业务工作方面：要持之以恒地加强业务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学习，在工作中要切实改变被动的工作状态；
4、模范执行党的政策，充分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5、爱岗敬业，乐于奉献。
6、在工作中作到开拓创新。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将努力做好以上六项工作，努力锤炼自己的党员先进性，并以此来推进自己的实际工作。
四、不断深入，务求实效。
整改阶段虽然即将结束，但整改方案和措施的落实却是个重要的实践过程，关键在于改，在于是否以实践行动来改进与党员先进性要求不符的方面，因此，本人在今后工作中要自觉的不断回头看，经常对照个人整改方案，不断加以改进。
三阶段博弈 篇5
近年来, 国内外电力系统发生过多次大规模连锁故障导致的大停电事故[1], 如何有效地防止电力系统连锁故障是避免大停电事故的关键, 这一问题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现有的研究方法尚未很好解决连锁故障预防问题, 这一问题也是当前的研究难点。
博弈理论应用于电力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电力市场方向, 其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领域[2,3], 将博弈理论用于电网连锁故障及大停电的预防尚属首次。
序贯博弈是博弈方按照先后次序采取策略或行动的一类博弈。电网产生故障或其他扰动后, 电网调度运行人员需根据电网的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以保证电网持续可靠运行。实际电网发生连锁故障时, 伴随着电网扰动 (或故障) 与调度运行人员对电网调整 (有的时候这种调整可能恶化系统运行) 的交替, 若假定电网调整都是正确的, 且电网的扰动也是具有理性的, 则电网预防连锁故障的过程表现为“扰动方” (定义为A方) 与“防御方” (定义为B方) 的攻防博弈。
2 连锁故障多阶段序贯博弈描述
2.1 几个假定
⑴“理性”的不对称假设:具有完全理性的A方总是试图采取最能威胁B方的一个或多个行动, 实际电网中电网的扰动有的时候是随机的, 因此A方具有有限理性更符合实际, 也就是说A方清楚本方的目标与利益, 但不知道哪些行动是具有威胁的, 其收益是系统损失负荷, 其目标是电网发生连锁故障;而B方行动具有针对性, 因此假定具有完全理性;
⑵“可观察行动”的不对称假设:博弈方B完全了解电网中的情况, 即在决策时清楚电网中发生的扰动事件;而A并不关心B的任何行动和信息;
⑶博弈方A的收益定义为增加系统负荷的损失, 这个值总是大于等于零的;博弈方B的收益定义为减少系统负荷的损失, 该值总是小于等于零。二者完全对立;
⑷实际电网中A与B的行动往往是非同时的, 这里也假定二者交替而不同时。
2.2 连锁故障博弈树
对于连锁故障的博弈过程可采用博弈树的方式来描述。连锁故障博弈方的决策点定义为结;示博弈方可能采取的行动定义为枝, 两个结之间通过枝来链接, 博弈的结果成为末端结。
图1为具有两个阶段博弈过程的连锁故障描述。这里初始结为a, 末端结为f、g、h、i。在结a处标有字母“A”, 表示博弈方A在此处决策 (B方不决策) , 同样结b、c上标字母“B”, 表示B方决策 (A方不决策) , 在两个结之间的枝都标有行动, 在末端结标有博弈双方的收益。连锁故障博弈的一个局势可为从开始结到终止结的任一路径。
连锁故障博弈树能够清晰的描述博弈双方序贯博弈的过程, 表现形式十分形象、清晰。
3 连锁故障多阶段序贯博弈模型与目标函数
3.1 博弈模型
按照上述博弈双方交替序贯博弈过程, 可建立预防连锁故障的多阶段序贯博弈模型, 该模型可采用图2进行描述。在该模型中, 博弈方A的行动按照不同的方法进行分类, 例如按照故障元件可分为保护误动、线路故障、发电机故障等;博弈方B的行动可按照不同的关注角度进行分类, 例如考虑A方行动可能产生的功角稳定问题。
图2中的模型中, 在某一阶段的博弈过程中, 博弈方B选择行动时, 应考虑下一阶段博弈方A的可能行动, 进而防止博弈方A下一阶段的行动导致系统出现博弈方B来不及调整的情况。进入下一阶段博弈, 博弈方A采取行动后, 博弈方B继续调整, 如此反复, 形成多阶段序贯博弈。
3.2 目标函数
连锁故障预防的目标是以最少的负荷损失作为控制代价确保系统不发生连锁故障, 预防电网大面积停电。目标函数定义为:
式中, R为可调整负荷节点集合, 表示在序贯博弈第j阶段在可调整负荷点i的调整值, K为序贯博弈的阶段序号。
目标函数最小化的同时, 博弈方B的收益函数达到最大化, 同时博弈方A收益函数最小化。
4 结语
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大停电事故有一个共同特征:包含连锁故障阶段。本文构建了预防电网连锁故障多阶段序贯博弈模型, 对于防止电网大规模停电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该模型, 结合连锁故障多集中在初始故障附近区域的特点, 赋予博弈方A一定理性, 可使模型计算量大大降低, 提高计算效率。
摘要：将博弈理论应用于电网连锁故障的预防, 赋予电网扰动以理性, 把电网的扰动与运行单位的调整看成博弈的双方, 建立了电网扰动具有有限理性的连锁故障序贯博弈模型。
关键词：电力系统,连锁故障,博弈论
参考文献
[1]电网技术编辑部.进入新世纪世界各地频发大范围停电事故[J].电网技术, 2005, 29 (11) :84.
[2]Thmas L C.Games-theory and applications (M) .Ellis, Horwood Limited, 1984.
三阶段博弈 篇6
1 监理人和承包人之间的博弈关系
业主、承包人和监理人是当前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主要参与人, 因承包人与业主所追求的经济目标并不完全相同, 虽然承包人的职责、行为已经由双方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所约束, 但是从承包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 可能做出有损于工程质量的不良行为, 这就需要监理人对承包人行为进行有效的监控, 从而保证工程质量符合所规定的要求[1]。
监理人和承包人之间的博弈关系属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即监理人和承包人各利益方都会追求利益最大化, 都会选择最优策略, 在参与行动的过程中, 监理人不知道承包人的行动。同时, 监理人和承包人双方都对彼此的特征、战略空间和支付函数非常了解。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有如下特点:①存在的前提条件为每一个参与人在对所有参与人的特征、战略空间和支付函数有准确知识的情况下进行博弈[4];②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 或者是参与人虽然不是同时行动, 但是后行动者不能知道先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
2 模型假设
a. 假设1:参与人, 即监理人和承包人, 他们的目的是通过选择自己的行为或策略, 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
b. 假设2:参与人1即监理人的纯策略选择是对施工阶段的承包人工程质量行为进行监控或不进行监控。假设监理人是具有职业道德和技术监控水平的专业咨询服务机构, 不存在接受承包商贿赂的违法违规行为, 在此种情形下若监理人进行监控, 则承包人就不存在质量违规的欺骗行为。
c. 假设3:参与人2即承包人的纯策略选择是严格按规范施工或不严格按规范施工。规范施工是指承包人认真履行施工承包合同中关于质量的要求, 为规范建设活动和质量行为而做出的努力;不按规范施工是指承包人在建设施工中, 以各种违规行为进行质量欺骗。
d. 假设4:监理人的纯战略空间为S1= (s11, s12) , 其中s11表示监控承包人的质量, s12表示不监控承包人的质量;承包人的纯战略空间为S2= (s21, s22) , 其中 s21表示按规范施工, s22表示承包人实施偷工减料等不按规范施工行为。
e. 假设5:支付参考点的建立。博弈分析通过双方相对收益来实现, 因此需要为双方的收益设置一个参考点。根据目前我国水利工程建筑市场现状, 最理想的状态是在对承包人监控力度小的情况下承包人能遵守法律法规, 确保工程质量, 此时承包人进行项目建设的额外收益为0。监理人对工程项目进行质量监控属于本身职责工作, 即当承包人遵守规范时, 监理人的监控力度又比较小, 监理人的收益为0。以此情形作为参考点, 分析双方的收益和损失, 可以清晰地辨识博弈双方距理想状态的偏差及其原因[3]。假设参与人1 (监理人) 支付的检查成本为C (C>0) , 参与人2 (承包人) 如果偷工减料, 不按规范施工, 如果没有被发现, 则获利为P (P>0) ;如果被查出, 除收回其获利P之外, 另外追加罚款F (F>0) , 且C<F。
f. 假设6:参与人1的监控概率是x (0<x<1) ;参与人2的按规范施工概率是y (0<y<1) 。
3 模型构造与分析
3.1 单阶段博弈
假设模型中参与人只进行一次博弈, 即监理人以概率x选择监控, 承包人以概率y选择严格按照规范施工, 根据上述6个假设得到单阶段混合战略下的监理人、承包人的博弈行为及相对应的博弈支付矩阵见式 (1) 、式 (2) 。
此时, 监理人的期望效益是
令
承包人的期望支付是
令
式中:V1为监理人的期望效益;V2为承包人的期望支付;x为监理人实施监控的概率;y为监理人实施监控的概率;C为监理人实行监控所需花费的成本;F为承包人不按规范施工, 被发现后追加罚款;P为承包人不按规范施工未被查出获利。
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结果[5,6]是 (x*=P/ (F+P) , y*= (F+P-C) / (F+P) ) , 即监理人以 P/ (F+P) 的概率选择监控, 承包人以 (F+P-C) / (F+P) 的概率选择按规范施工。
由式 (2) 、 (4) 得出:
a. 如果承包人按规范施工的概率大于 (F+P-C) / (F+P) , 监理人的行为最优选择是不监控;如果承包人按规范施工的概率小于 (F+P-C) / (F+P) , 监理人的行为最优选择是监控。
b. 如果监理人检查的概率小于P/ (F+P) , 承包人的行为最优选择是不按规范施工;如果监理人检查的概率大于P/ (F+P) , 承包人的行为最优选择是按规范施工。
c. 在上述纳什均衡结果 (x*=P/ (F+P) , y*= (F+P-C) / (F+P) ) 中, x*, y*的取值与F, C, P等有关:①当F即罚金增大时, y*增大, x*减小, 即承包人按规范施工的概率增大, 监理人的检查概率减小, 反之亦然;②当C即检查成本减小时, y*增大, 即施工单位按规范施工的概率增大, 反之亦然;③当P即偷工减料等不按规范施工的获益增大时, x*增大, y*增大, 即监理人的检查概率增大, 承包人按规范施工的概率增大, 反之亦然[7]。
3.2 多阶段博弈
在实际工程中, 监理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博弈往往会重复多次, 因此多阶段的动态博弈更符合实际情况。在多阶段博弈中, 如果参与者有足够的耐心, 那么存在优于单阶段情况下均衡结果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并且阶段博弈纳什均衡决定的得益向量是达到任何精炼均衡结果的惩罚点或称为纳什威胁点[8]。在各阶段引入一个贴现因子δ (δ<1) , 它反映博弈双方的耐心程度, 并用未来得益贴现值之和表示得益函数, 则监理人在各阶段得益之和为
同理承包人在各阶段得益之和为
式中:V*1为多阶段博弈中监理人的子期望效益;V*2为多阶段博弈中承包人的子期望支付。
令式 (5) 、 (6) 同时成立, 解得x'<x, y'<y (x′表示进入多阶段博弈监理人概率;y′表示进入多阶段博弈承包人按规范施工概率) 。即在多阶段博弈中若承包人以概率y'∈ (0, y) 未按规范进行施工活动时, 监理人将以概率x'∈ (0, x) 进行监控, 则博弈方相应的得益向量均优于单阶段均衡结果的总和。这一结论意味着若博弈方均降低不合作的概率, 即减少损害对方利益的可能, 将会同时增加各方的期望收益。
4 基于博弈分析的对策
为更好地实现水利工程施工阶段质量控制目标, 监理人在施工阶段必须加强对承包人工程实体部分质量的监控管理。根据双方博弈分析的结果, 监理人可采取以下措施减少承包人违规行为。
a. 加大惩罚力度。在多阶段博弈分析中, 只有当贴现因子δ足够接近于1时, 合作均衡结果才会出现。贴现因子δ足够接近于1意味着必须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由式 (1) 可知, 监理人的惩罚力度越大即惩罚额F增大, 则y相应减小, 这说明加大惩罚力度对于承包人而言具有很好的控制作用。因此, 可以通过合同方式明确严厉的惩罚措施, 能有效减少承包人违规行为[9]。此外, 加大惩罚力度可以减少监理单位的监控概率。至于确定多大的罚金, 一方面, 需要对整个建筑市场的质量水平做广泛的调查, 对有关数据和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另一方面, 要根据建设项目类型的不同及承包人不按规范施工事实的原因区分对待, 给予不同的罚金, 维护业主的利益。
b. 突出监控重点。承包人不按规范施工的获利越大, 则监理人的监控检查概率加大, 因而承包人按规范施工的概率越大, 说明了现实工程中大型企业和大型项目按规范施工的概率较大, 出质量事故的概率较小。这就要求监理人加强对小型企业、小型项目的检查, 同时将检查分为重点检查和一般检查, 对重点部位、重点项目进行重点检查, 严格把关。
c. 减少检查成本。减少检查成本可以增大承包人按规范施工的概率, 这就要求监理人采取有效措施, 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检查成本, 从而达到提高工程项目质量的目的。监理人设法降低监控成本, 能有效降低承包人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
另外, 在FIDIC施工合同条件下, 建立的是一个以咨询工程师为中心的专家管理体系, 咨询工程师是中间人, 其既是一个施工监理, 又是一个仲裁员。国内目前推广的建设监理制与FIDIC合同中咨询工程师的作用有一致, 也有差异。国内工程项目施工质量有时保证不了, 究其原因主要是监控方对承包人缺乏严厉的经济制约的手段。但是在国外施工, 偷工减料是绝对不可取的, 偷工减料最终不但难以降低成本, 反而会引来许多麻烦。国外工程通常有一年保修期, 在保修期内, 业主控制着承包人最高可能达到10%的履约保函和5%的保留金。工程质量干不好, 业主会想尽办法挑毛病, 通过咨询工程师发指令扣承包商的保留金甚至履约保函。
5结语
在水利工程施工阶段监理人采取监控的概率与承包人采取按规范施工的概率密切相关, 他们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依赖。博弈双方都会根据对方的行为选择来确定自己的最优策略, 策略选择和博弈的结果会在一定条件下达到平衡, 即混合策略博弈平衡。这表明在实际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中监理人应选择最适度的监控力度和监控概率, 加大处罚力度、突出监控重点, 以较低的代价将承包人的质量违规行为控制在最低限度范围之内。
摘要：从博弈论角度研究当前水利工程施工阶段监理人质量控制的效果, 应用博弈论中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假设, 建立监理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博弈模型, 通过单阶段和多阶段博弈分析, 得出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认为监理人质量控制采用加大处罚力度、突出监控重点和减少监控成本是减少承包人施工违规行为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博弈论,利益均衡,水利工程,质量控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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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段博弈 篇7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 我国创业投资行业在政府积极推动下, 成功地发展起来。但由于真正的发展时间才十几年, 我国创业投资行业至今还处于初始发展阶段, 创业投资市场的发展速度还无法满足我国当前高新技术企业迅猛发展所产生的融资需求, 创业投资甚至在一定程度出现了边缘化趋势, 未能充分发挥其在推进高新产业发展方面应有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受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影响, 创业投资行业整体趋于平淡。
在创业投资过程中, 创业投资代理人与创业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创业企业家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需求, 可能采取各种机会主义行为, 由此损害了投资者利益。因此, 创业投资企业在确定对创业企业的注资方式时, 应该充分研究、比较不同投资工具的金融属性并进行合理安排, 这对减少创业企业的道德风险问题并确保投资安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创业投资退出渠道研究综述
1.1 国外研究综述
通过分析2000年以前的文献资料可知, 国外学者在进行创业投资研究时多习惯从宏观政策角度进行分析。2000年以后, 随着泡沫破灭、市场制度的完善以及监管的到位, 对创业投资的研究重心开始由宏观政策扶植转移到创业投资企业的微观制度运行效率方面, 其中包括了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工具选择。Lerner&Schoar (2005) 研究了不对称信息下创业投资者和投资代理人之间的作用关系, 并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模型。研究结果显示, 只有加强对创业投资者的股份施加流动性的管理和约束力度, 才能逐步优化创业投资者的投资结构, 进而寻找财力雄厚的投资者。Cumming (2005a) 分析了美国创业投资的213观测数据, 指出可转换优先股是创业投资的最优投资方式。Kaplan&Str mberg (2003) 比较了理论研究中的融资合约与实际运作过程所使用的融资合约之间的差异。发现理论对现实的拟合比较合意, 特别是主代理人理论与控制理论, 但现实中的合约会更为复杂, 这样就为进一步的理论深化提供了空间。
另外, 很多学者都十分重视可转换证券在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工具中的应用。Cumming&Johan (2008) 对35家创业投资企业在欧洲11个国家的223家创业企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首先, 预设以转让股权退出的创业投资企业通常要求较强的否决权和控制权, 采用可转换证券的可能性会更高, 而使用普通权益工具的几率会降低。其次, 更有经验的创业投资代理人倾向于使用普通权益工具, 而更有经验的创业投资企业通常使用可转换证券。
1.2 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创业投资发展起步较晚, 但理论研究早起就注意到了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工具的运用。潘东民 (1998) 较早关注了三种基础性的投资工具, 即普通股、优先股和债务。他指出, 在企业现金流量较大和代理成本过高的情况下, 普通股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较小。而债务融资可能会引发企业的发债危机, 影响其股票的正常发行。优先股作为创业资本早期最理想的一种投资工具, 可以实现高收益低风险, 符合企业的投资利益。部分学者顺延这个思路进一步分析并总结了选择投资工具的一般原则。汪勇等 (2000) 选取英国一些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了投资监管和新型关系建立问题。作者指出, 在关系构建阶段, 创业投资者以何种代价进入创业企业, 对于创业投资以后退出时的获利极为重要。在进行创业企业选择时, 企业除了要考虑创业企业的判断能力之外, 还必须考虑企业的创业激励机制建设, 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同样的, 我国学者也注意到并十分重视可转换证券在融资契约制定中的应用, 但多数文献局限于对可转换优先股的探讨。吴德胜 (2005) 对现实中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工具中大量使用的可转换优先股进行研究, 指出可转换优先股不仅可以优化分配控制权, 还可以实现投资者和企业家在剩余索取权上的平衡。李建军等 (2010) 基于不完全合同, 对比了创业企业在债务融资、股权融资和可转换优先融资条件下, 创业投资代理人对项目控制权实施的效率。
1.3 研究小结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不难发现, 当前关于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工具的选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选定了被投资对象后, 创业投资企业需要确定以何种方式对创业企业进行投资, 以期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投资契约机制。最基本的投资工具可以划分为债权、优先股以及普通股三类, 可转换证券是在上述基本工具的基础上进行的组合。主流研究观点认为, 选择优先股作为投资工具有相对优势。在创业投资业兴盛的美国, 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可转换优先股, 超过95%的风险投资契约中使用可转换优先股这种灵活的证券工具 (Gilson&Schizer, 2003) 。这主要是从风险和收益角度来考虑:对于创业投资企业而言, 以债权作为投资工具具有较低的风险性, 且投资回收率高。但缺点是资金回报率低。而是用普通股进行投资时, 投资代理人虽然可以通过提供增值服务的方式在最后参与企业剩余收益分配时可能获取较高收益, 但缺点是投资风险较大, 投资收益难以保障;优先股特别是可转换优先股综合了以上二者的优点。当投资成功时, 投资者可以通过转股获得高收益率, 而当投资失败时, 投资者也可以优先获得清偿。因此, 可转换优先股作为一种理想的投资工具, 受到了投资者的一致好评。
但上述理论研究中, 研究者较少关注基础投资工具的作用, 并进行相关分析, 特别是国内对普通股、优先股以及债权的分析多局限于定性阐述, 并且理论解释往往没有把握住创业投资中关于风险的确切含义, 缺乏对创业投资中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而可转换证券从本质上看是基础工具的组合, 对可转换证券的研究应该从基础工具的特性开始。
2 不对称信息下的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工具分析
2.1 模型设定
本模型假定, 创业投资代理人 (创业投资企业) 与创业企业家均为风险中性, 创业投资代理人拥有资本, 创业企业拥有技术, 作为被投资对象的创业企业具有三种成长类型S:高 (H) 、中 (M) 、低 (L) 。创业投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t0<t1<t2<t3, 在t0期, 双方均不知道创业企业的类型, 但知道每种类型发生的概率Pi, i=H, M, L, 并且PH+PM+PL=1。创业投资代理人需向创业企业投入资本额I0, 其中q I0用于固定投资, 0<q<1, 其余的作为营运资本, 而创业企业家则为创业企业发展提供智力资本, 如信息技术行业 (JФrgensen et al., 2006) 。假定创业企业家向银行贷款d以补充至t2期末的营运资本缺口。如果创业投资代理人在t1期做出投资决策, 则企业在当期的收益为R1 (S) , 并且有:
其中, 为创业投资代理人在t2期获得的固定利息, R1 (S) <W1, S=M, L, W1为创业企业家在t1的保留工资。假定创业企业家在t1期知道了创业企业的成长类型, 而创业投资代理人在tμ在μ=1, 2才知道企业类型, 其中P (μ=1) =1-α, P (μ=2) =α。特别地, 如果μ=1, 由于创业投资代理人与创业企业家同时在t1期知道了企业类型, 因而不存在信息不对称, 此时创业投资代理人可以通过契约机制有效保障取得投资收益;如果μ=2, 即创业投资代理人在t2期才知道企业类型, 那么创业企业家可能基于其t1期掌握的关于创业企业的信息, 通过经营控制权攫取私人利益。这种情况不仅损害了创业投资代理人的利益, 还可能导致企业破产清算。
如果创业企业继续经营至t3期, 则创业投资代理人还需要追加注资I2, 同时创业企业仍需向银行贷款d以补充至t3期末的营运资本缺口。假定t3期创业企业的全部收益为R3 (S) , R3 (S) <W3, W3为创业企家业在t3期的保留工资, R3 (S) ≥I2+d, S=H, M, L, 且R3 (L) <I2+d, 即当S=L时, 创业投资代理人必然遭受损失, 企业也将被清算。
2.2 不同投资工具下创业投资企业的期望收益
2.2.1在债权契约投资工具下, 创业投资代理人通过购买创业企业发行的债券向创业企业注入资本金I0, 并按照契约规定于t2期获得固定投资收益。当μ=1时, 如果创业投资代理人知道创业企业家在t2期违约, 则债权契约允许创业投资代理人于t1期终止契约, 并对创业企业进行清算, 在偿付银行贷款d后获得企业剩余资产的追索权。当μ=2时, 创业企业家可能会利用信息不对称谋取私利, 也可能在利益驱动下继续经营企业至t3期末。这种情况下, 创业投资代理人追加注资I2, 并在t3期末获得两次注资的收益CV3=CdV3, 因而创业投资代理人在t3期的期望收益为:
此时, 。而如果:
2.2.2在以优先股投资工具下, 创业投资代理人在t0期注资I0, 在t2期获得股息收入, 假定为优先股的固定股息) , 。
当μ=1时, 即使创业企业家违约, 创业投资代理人也无权要求清算, 但按照契约规定, 创业企业家只有在先向创业投资代理人支付全额股息, 即时, 才能够获得剩余的收益。
当μ=2时, 创业企业家可以决定是否攫取私人利益。如果企业持续经营至t3期末, 则创业投资代理人需再注资I2, 那么在t3期企业清算时, 创业投资代理人按照契约规定可以获得收益为, 故创业投资代理人在t3期的期望收益为:
在I2≠0时, , 如果, 即创业企业家不再经营, 此时有:
其中, 是t2期创业企业家的报酬。
2.2.3在普通股投资工具下, 创业投资代理人在t0期注资I0, 并接受f0的股权, 不是一般性, 假定f0<0.5, 即早期企业的控制权在创业企业家手中。该假定具有相对合理性, 因为对于高新技术产业而言, 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
2.3 不同投资工具的比较
2.3.1当S=L时, R1 (L) -q I0<d, 即企业流动资产不足以偿还银行贷款d, 创业投资代理人必然遭受投资损失。
如果μ=1, 则银行作为债权人在t2期必定会要求企业清算偿债, 如果创业投资代理人以债权或优先股为投资工具, 那么清算偿债后的剩余资产R<q I0, 但如果创业投资代理人选择普通股作为投资工具, 则归还贷款后对剩余资产的追索权仅为R<f0q I0。
如果μ=2, 则创业企业家必然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侵占创业企业全部资产, 这种情况下, 创业投资代理人和贷款银行都将遭受损失。因此, 在S=L时, 债权与优先股投资略优于普通股投资。
2.3.2当S=M时, , 如果创业投资代理人选择债权投资, 创业企业在t2期向银行贷款d后, 其流动资产不足以向创业投资代理人支付债权利息。进一步地, 假定。则创业投资代理人必然会在t2期要求企业清算。
如果μ=1, 创业企业家无法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创业投资代理人将会获得企业资产R1 (M) -d, 而创业企业家没有收益;如果μ=2, 由于创业企业家拥有优势信息而先采取行动, 以 (a, b) 表示博弈的收益组合, 其中a代表创业投资代理人的收益, 则b为创业企业家的报酬。如图1动态博弈树所示。
则不难知道, 时, 创业企业家知道创业投资代理人必定会终止注资, 则会借机攫取企业资产, 给投资代理人和银行带来损失。若创业投资代理人选择优先股投资, 即使在t2期创业企业家无法向创业投资代理人支付全部优先股股利, 而只支付部分优先股股利, 创业投资代理人也无权要求清算, 由于R3 (M) ≥d+I2, 因而创业投资代理人最优策略是选择继续注资。假定P (W3-R1 (W) ) =P, 在μ=2下, 创业企业家只有在确定其t3期的报酬为时才不会谋取私利, 而选择继续经营至t3期末。如果W3<R1 (M) , 在创业企业家在t1期仍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攫取全部企业资产R1 (M) 。
综上所述, 不同投资工具下, 创业资本家与创业企业家的收益矩阵如下表1所示。
其中, a1代表:
b1代表:
a2代表:
b2代表:
可知, 当μ=1时, 创业投资代理人选择债权投资优于选择优先股投资。当μ=2时, 创业投资代理人选择优先股相对债权更优。由于p (μ=1) =1-α, p (μ=2) =α。则当α=0时, 债权工具更好, 这是由于债权契约赋予创业资本家终止投资权的价值为正, 当α=1时, 优先股投资更好, 这说明创业投资代理人的终止投资权的价值为负。那么根据中值定理, 必存在α*∈ (0, 1) , 使得当α=α*时, 优先股投资与债权投资无差异, 则当α<α*时, 选择债权投资更优, 而当α>α*时, 选择优先股投资更优。如果创业投资代理人选择普通股投资, 由于假定了f0<0.5, 即创业企业家取得控制权, 当μ=1时, 只要创业企业家确定期报酬那么企业就会持续经营下去, 此时创业投资代理人的期望收益为:
如果μ=2, 当时, 创业企业家才不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并于t2期向创业投资代理人支付红利。
由此, 创业投资代理人的最优策略为继续注资经营至期末, 而当W3>R1 (M) 时, 创业企业家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使得创业投资代理人遭受损失。此时, 创业投资代理人的期望收益为:
综上所述, 当S=M时, 如果μ=1, 对创业投资代理人而言, 债权投资要由于普通股和优先股, 只有当固定且R3 (M) -d足够大有:
此时, 普通股才优于优先股, 但这种可能性不高。
如果μ=2, 那么选择优先股投资比债权投资更好。只有当 (10) 式成立时, 普通股才优于优先股:
2.3.3当S=H时, , 若μ=1, 创业投资代理人不论采取哪种投资都应该持续投资至t3。当创业投资代理人使用债权或优先股投资时, 其期望收益为:
其中, 当使用的是债权投资时, ;当使用的是优先股投资时, 。
由于假定了, 故当S=H时, 若μ=1, 则创业投资代理人使用债权投资与使用优先股投资的效果是一样的。而当创业投资代理人使用普通股投资时, 其期望收益为:
此时, 由于创业投资代理人对待风险的态度未知, 因而难以确定创业投资代理人使用何种投资工具更优, 归结起来是收益与风险的权衡:使用普通股可能获得高收益, 当风险也较大, 而使用债权或优先股投资虽然风险较低, 但收益也不高。
综上所述, 通过以上分析, 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 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 (1) 当α<α*时, 债权投资比优先股更好, 反之则更差; (2) 普通股投资风险较大, 当S<L时, 普通股投资会使创业投资代理人在企业清算中处于不利地位;当S=M时, 只有在R3 (M) -d足够大的情况下, 普通股才有可能优于优先股;当S=H时, 以承担较大风险为代价时, 普通股可以取得较高的收益。换言之, 只有创业投资代理人对企业前景十分看好的情况下, 才会选择普通股方式投资创业企业。
3 总体评价与政策建议
3.1 丰富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工具, 调整可转换证券发行门槛
从投资工具选择看, 我国创业投资运用最广泛的投资工具除了直接股权投资外, 贷款贴息和担保等也很常见。但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等还没有对可转换优先股的发行问题做出相应的法律规定, 这就导致这类复合金融工具目前在我国还无法运用起来。因此, 鉴于可转换证券等投资工具的广泛应用前景, 我国应该尽快进行现行相关法律制度调整、补充和完善, 从外部治理上为创业投资主体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是当务之急。
3.2 鼓励重复博弈投资策略, 降低不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风险
3.2.1建立恰当的薪酬激励机制。
首先, 提倡固定工资加业绩提成的薪酬模式。创业投资代理人的最终报酬中固定比例提取的管理费用收入所占份额应该较小, 而利润分成作为主要部分。每次的提成相当于一次创业企业家劳动与项目业绩的交易, 这就提高创业投资运作过程中的交易次数。而且, 这种以利润分成为主的利益捆绑有利于使创业投资代理人的目标与创业投资者的利益趋于一致, 加强激励效果。其次, 通过股票期权等股权激励方案把创业投资企业的收入与业绩相挂钩, 使创业投资代理人拥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从而建立起长效的激励制度。
3.2.2建立相关制度规范, 鼓励分阶段注资方式。
一方面, 创业投资企业的每轮注资决策取决于创业企业上一轮的运作业绩, 这就相当于阶段性的交易, 较一次性注资无形中增加了交易次数。另一方面, 每一次的交易其实都伴随着创业投资企业对创业企业信息的更新,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不对称。
摘要：本文综述了当前国内外关于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工具选择的研究动态, 总结了普通股、优先股以及债权各自不同的金融特性, 并在系统分析和考察创业投资企业三种投资工具的基础上, 就博弈模型分析的主要结论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创业投资,分阶段融资,投资工具,动态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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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段博弈 篇8
一、IT企业R&D的阶段与特点
1. IT企业R&D的两个基本阶段。
(1) 技术研究以及应用开发阶段:基础研究一般没有商业目的, 以创新、探索新知识为目标;应用研究是运用基础研究成果和有关知识为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方法奠定技术基础所进行的研究。 (2) 商业化阶段:主要是把第一阶段产生的研究成果在市场上进行商品化, 以达到商业目的。
2. IT企业R&D的基本特点。
(1) 投入大:从以往的数据来看, 企业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都是相当巨大的。目前IT企业的研发费用有相当部分用于优化当前的产品, 这主要是由R&D研究成果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的。 (2) 多阶段性:一般来说, R&D投资有研究开发、测试、推广应用、商品化等阶段, 本文将其归纳为两个主要阶段。 (3) 风险大:R&D投资比一般项目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如技术上的不确定性、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等。
二、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描述
构建一个投资组合:购买N股标的股票, 并且以无风险利率 (r) 购入价值为B的债券, 然后复制每种自然状态的期权的收益, 由于期权和等价资产组合未来会产生相等的回报, 根据无套利的原理, 它们的当前价格相等, 故用复制等价的资产组合来给期权定价。设标的股票的价格为V, 在下一期分别以P和 (1-P) 的概率上升或下降到V+或V-, 故此期间期权的价值不确定。C+和C-是期末股票上升 (概率为P) 和下降 (概率为1-P) 两种状态下的看涨期权的价值, 那么在P的概率下C+=max (V+-I, 0) , 在 (1-P) 的概率下C-=max (V--I, 0) , I为投资产生的费用。
按照以上方法构造的这个组合, 花费的成本是 (NV-B) , 也就是说C≈ (NV-B) 。一期之后, 需要偿还 (1+r) B, 那么下一期这个组合的价值在P的概率下为NV+- (1+r) B, 在 (1-P) 的概率下为NV-- (1+r) B。如在期末的某一个状态, 复制的投资组合和期权的收益相等, 那么NV+- (1+r) B=C+, NV-- (1+r) B=C-, 可以得到N和B, 把N和B代入C≈ (NV-B) 可以得到C。
三、R&D投资的四种竞争性策略
Fudenberg和Tirole (1985) 指出, 决定合适竞争策略的关键问题有两个:投资类型和竞争者反应类型。一般将投资类型分为强硬型投资和应变型投资, 强硬型投资以牺牲竞争对手的利益来使自己获得收益, 应变型投资是企业与竞争对手共享收益。专有投资一般是强硬型投资, 它可以产生专有利益的竞争优势, 使得先行企业在生产阶段获得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但对公司来说, 市场份额增加时收益不一定增加。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 公司的市场价值是由市场份额和价格两个因素决定的。如果竞争对手采取报复行动, 导致价格严重偏离价值, 那么企业总的市场价值将会下降。竞争者反应类型可分为战略替代和战略互补。按照产业组织理论, 通俗来讲, 战略替代就是“如果你增加产量, 那我就减少产量”, 战略互补就是“你要提高价格, 我也提高价格”。通常数量型竞争是战略替代的, 均衡状态下一个公司生产较大份额 (通过规模经济或成本优势) 会导致其他公司生产较少份额;价格型竞争往往是战略互补的。下表给出了不同战略投资类型和竞争者不同反应下公司可能采取的策略。
四、两阶段期权博弈在IT企业R&D投资决策中的应用
1. 第一阶段IT企业R&D投资决策中的评价 (见图1) 。
图1为A企业和B企业博弈的扩展式, I是投资, D是等待。在博弈树终点, 有 (I, I) 、 (I, D) 、 (D, I) 、 (D, D) 四种支付结构。考虑一家IT企业有生产一种新产品 (I=80) 的排他性机会, 假设这种生产的预期现金流入价值V=100, 随需求的变化分别以0.5的概率变为V+=180, 或者V-=60, r=0.08。那么在不考虑管理柔性的情况下传统的净现值NPV=V-I=100-80=20, 在考虑管理柔性的情况下 (考虑延迟投资价值) 用以上的二项式期权定价模型NPV*=[Pmax (V+-I, 0) + (1-P) max (V--I, 0) ]/ (1+r) , P=[ (1+r) V-V-]/ (1+r) , 得到P=0.4, NPV*=37。四种支付结构如下: (IA, IB) = (10, 10) , 同时投资IA=IB=NPV/2; (IA, D) = (20, 0) , A企业先投资得到20, 等待的B企业为0; (D, IB) = (0, 20) , B企业先投资得到20, 等待的A企业为0; (D, D) = (18.5, 18.5) , 两个企业都不投资, 他们分享延迟期权价值NPV*=37, 纳什均衡解为 (I, I) = (10, 10) *。
2. 第二阶段IT企业R&D投资决策 (生产竞争) 中的评价 (见图2) 。
图2表示了第一阶段投资消耗I1的两阶段项目, 尽管在第一阶段成本较高, 没有预期现金流, 但是可以给未来商业项目带来策略性价值。在决策树末端的支付结构与第一阶段相似, 每一种情况都可能有一个纳什均衡解。考虑以下两家IT企业的生产竞争情况:在T等于0时的NPV (静态) =NPV1+NPV2=-30+ (0.5×180+0.5×60) ÷1.2-80÷1.08=-4, 其中1.2=1+0.2, 0.2为调整后的风险利率, 给定V++=324, V+-=V-+=108, V--=36, I1=30, I2=80, P与第一阶段一样。
(1) 竞争者的行动是战略替代强硬型投资。研发使企业更强大, 先行企业可以获取2/3的市场份额, 竞争企业获得1/3的市场份额 (假设A企业是先行企业) 。
(1) 当需求高时 (V+=180) :
(IA, IB) = (80, 20) , IA=2/3×V+-1/2×I2=2/3×180-1/2×80=80, IB=1/3×V+-1/2×I2=1/3×180-1/2×80=20 (式一) 。 (IA, D) = (100, 0) , A企业单独投资获取全部市场价值180, IA=180-80=100 (式二) 。 (D, IB) = (0, 100) , B企业单独投资获取全部市场价值180, IB=180-80=100 (式三) 。 (D, D) = (80.7, 25.1) , 两个企业都选择等待, 根据以上的二项式期权定价模型, NPVA*=[Pmax (2/3×V++-1/2×I2, 0) + (1-P) max (V+--I2, 0) ]/ (1+r) 。NPVB*=[Pmax (1/3×V++-1/2×I2, 0) + (1-P) max (0-I2, 0) ]/ (1+r) (式四) 。A企业获取的延迟期权价值为NPVA*=[0.4× (2/3×324-1/2×80) +0.6× (1×108-80) ]/ (1+0.08) =80.7, B企业获取的延迟期权价值为NPVB*=[0.4× (1/3×324-1/2×80) +0.6×0) ]/ (1+0.08) =25.1。在很高的需求下A公司占据2/3的市场份额, 在中等需求V+-=V-+=108时, 抢先于对手占据全部的市场份额。纳什均衡解是 (80, 20) *, 每个企业都关注于抢占市场份额, 对两个企业来说, 投资是他们的最优策略。
(2) 当需求低时 (V-=60) :
(IA, IB) = (0, -20) , IA=2/3×V--1/2×I2=2/3×60-1/2×80=0, IB=1/3×V--1/2×I2=-20 (式五) ; (IA, D) = (-20, 0) (式六) , IA=V--I2=60-80=-20, IB=0, 只有A企业投资; (D, IB) = (0, -20) (式七) , IB=V--I2=60-80=-20, IA=0, 只有B企业投资; (D, D) = (10.3, 0) , IA=[Pmax (V+--I2, 0) + (1-P) max (V---I2, 0) ]/ (1+r) =10.3, IB=[Pmax (0×V+--I2, 0) + (1-P) max (0-I2, 0) ]/ (1+r) =0 (式八) , 纳什均衡解是 (10.3, 0) *。
(3) 归纳 (1) 和 (2) , A和B企业在高需求下都投资、低需求下都等待, 所以A企业在T等于0时的NPV*=-30+[P×80+ (1-P) ×10.3]/ (1+r) =5.3, 说明策略性的抢先战略是有利的。
(2) 竞争者的行动是战略互补强硬型投资。当竞争者的行动是战略互补强硬型投资时会引发恶性的价格战, 那么总市值下降, 假设下降了1/4。
(1) 当需求高时 (V+=180) :
(IA, IB) = (50, 5) , 计算同式一, 只是V为原来的3/4; (IA, D) = (100, 0) , 计算同式二; (D, IB) = (0, 100) , 计算同式三; (D, D) = (61, 15) , 计算同式四。在很高的需求下A企业占据2/3的市场份额, 市场容量减小1/4;在中等需求下V+-=V-+=108, 若A企业抢先于对手占据全部的市场份额, 那么这个时候无恶性竞争, 市场容量不变;在低需求下两企业都选择延迟, 故纳什均衡解是 (IA, IB) = (50, 5) *。
(2) 当需求低时 (V-=60) :
(IA, IB) = (-10, -25) , 计算同式五, 存在恶性竞争, V变为原来的3/4; (IA, D) = (-20, 0) , 计算同式六; (D, IB) = (0, -20) , 计算同式七; (D, D) = (10.3, 0) , 计算同式八, 纳什均衡解为 (D, D) = (10.3, 0) *。
(3) 归纳 (1) 和 (2) , A和B企业在高需求下都投资, 低需求下都等待, A企业在T等于0时的NPV*=-30+[P×50+ (1-P) ×10.3]/ (1+r) =-5.7, 说明这种情况下不投资以避免恶性竞争对企业来说是有利的。
(3) 竞争者的行动是战略互补应变型投资。
(1) 当需求高时 (V+=180) :
(IA, IB) = (73, 73) , 计算同式一, V是原来的5/4, 因为应变型投资带来利益共享 (各占50%) , 更高的价格意味着更高的市场容量; (IA, D) = (100, 0) , 计算同式二; (D, IB) = (0, 100) , 计算同式三; (D, D) = (75, 75) , 计算同式四, 策略互补应变型投资带来利益共享 (各占50%) , 纳什均衡解是 (IA, IB) = (73, 73) *。
(2) 当需求低时 (V-=60) :
(IA, IB) = (-2.5, -2.5) , 市场价值变大并共享, IA=IB=1/2×5/4×V-40=-2.5, 计算同式五; (IA, D) = (-20, 0) , 计算同式六; (D, IB) = (0, -20) , 计算同式七; (D, D) = (10.1, 10.1) , 计算同式八, 期权价值是共享的, 纳什均衡解是 (D, D) = (10.1, 10.1) *。
(3) 归纳 (1) 和 (2) , 企业在T=0时, NPV*=-30+[P×73+ (1-P) ×10.1]/ (1+r) =2.6, 应变型投资带来策略性优势, 战略互补带来更大的市场价值。
(4) 竞争者的行动是战略替代应变型投资。
(1) 当需求高时 (V+=180) :
(IA, IB) = (50, 50) , 计算同式一; (IA, D) = (100, 0) , 计算同式二; (D, IB) = (0, 100) , 计算同式三; (D, D) = (52.9, 52.9) , IA=IB=[Pmax (1/2×V++-1/2×I2, 0) + (1-P) max (1/2×V+--1/2×I2, 0) ]/ (1+r) =52.9, 纳什均衡解是 (IA, IB) = (50, 50) *。
(2) 当需求低时 (V-=60) :
(IA, IB) = (-10, -10) , 计算同式五; (IA, D) = (-20, 0) , 计算同式六; (D, IB) = (0, -20) , 计算同式七; (D, D) = (5.1, 5.1) , 计算同式八, 期权价值是共享的, 纳什均衡解是 (IA, IB) = (D, D) = (5.1, 5.1) *。
(3) 归纳 (1) 和 (2) , 企业在T=0时, NPV*=-30+[P×50+ (1-P) ×5.1]/ (1+r) =-8.6, 战略替代应变型投资利益被竞争者分享, 说明投资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很明显, 战略互动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影响了投资决策, 标准的净现值投资决策中应该引入战略价值和灵活性价值要素。总体来说, 战略投资的净现值受到两个主要效应 (灵活性效应和战略互动效应) 的影响, 故决策时必须做出权衡。
参考文献
[1].洪开荣.期权博弈评价理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2].周焯华.实物期权存在的问题及其前沿述评.重庆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5;11
[3].陈君宁, 许团次.基于实物期权的IT投资机会分析与价值评估.评价与预测, 2004;12
三阶段博弈 篇9
设供应商、采购方、监督者分别为博弈方A、B、C, 其中, A分为两种类型, 即寻租者 (A1) 和不寻租者 (A2) , B分为两种类型, 即设租者 (B1) 和不设租者 (B2) , C分为两种类型, 即监督者 (C1) 和不监督者 (C2) 。另设A中两种类型的比例分别为x和 (1 x) , B中两种类型的比例分别为y和 (1 y) , C中两种类型的比例分别为z和 (1 z) 。则在群体之间随机配对的假设下, 一次三方博弈可能产生8种情况, 即 (A1, B1, C1) , (A1, B1, C2) , (A1, B2, C1) , (A1, B2, C2) , (A2, B1, C1) , (A2, B1, C2) , (A2, B2, C1) , (A2, B2, C2) , 其对应的收益组合为 (a1, b1, c1) , (a2, b2, c2) , (a3, b3, c3) , (a4, b4, c4) , (a5, b5, c5) , (a6, b6, c6) , (a7, b7, c7) , (a8, b8, c8) 。可以写出A、B、C构成的动态复制系统为:
根据博弈论相关理论, 多群体演化博弈的渐进稳定状态一定是严格纳什均衡, 即纯策略纳什均衡。因此, 只需要考虑 (0, 0, 0) , (0, 0, 1) , (0, 1, 0) , (0, 1, 1) , (1, 0, 0) , (1, 1, 0) , (1, 0, 1) , (1, 1, 1) 共8个点的渐进稳定性就可以了。下面以 (0, 0, 0) 点为例, 讨论动态复制系统在这一点的渐进稳定性。
首先求出方程组在 (0, 0, 0) 处的雅可比矩阵
依照此法, 可以得出系统在各个点渐进稳定的充要条件如下表:
由于最好的情况是供应商不寻租、采购方不设租、监督方不监督, 即系统渐进稳定于 (0, 0, 0) 点, 所以应设法使条件a4a8<0, b6b8<0成立。为了详细讨论这点, 下面将对支付变量进行细化。
设采购方拟采购价值为T的物品, 实际的采购价格为F, 采购方的设租额也即供应商的贿赂额为B, 供应商寻租会有心理成本, 采购方设租会有心理成本, 监督者的监督成本为C。一旦寻租行为被发现, 供应商的罚款额为, 采购方的罚款额为。这样我们可以得到ai, bi, ci (i=1, 2, …, 8) 的各个表达式。见下表:
对于点 (0, 0, 0) , λ1=a4a8=<0, λ2=b6b8=<0, λ3=c7c8=C<0, 满足李亚普诺夫第一法渐进稳定的条件。因此, 按照本文的假设条件, 政府采购涉及到的三方最终会演变成供应商不寻租、采购方不设租、监督者不监督这样的良好局面。假设这里的F=5, T=3, B=1, , C=1, 可以得到此三方博弈的动态复制系统如下:
不论 (x, y, z) 的初始情况如何, 最终都会汇聚到 (0, 0, 0) 点。但是, 这和实际情况反差很大, 为了说明原因, 我们先来看 (1, 1, 0) 点的渐进稳定情况。对于 (1, 1, 0) 点, λ1=a6a2= (F T B) <0, λ2=b4b2= (B) <0, λ3=c1c3c6+c7=B+ (F T) C。这里, 我们假设λ3<0, 即监督者进行监督的支付值为负, 那么就满足李亚普诺夫第一法渐进稳定的条件。假设这里的F=5, T=3, B=1, , C=7, 可以得到此三方博弈的动态复制系统如下:
若 (x, y, z) 满足一定的初始条件, 则其值也会渐进稳定于 (1, 1, 0) , 即供应商寻租、采购方设租、监督者不监督的情况, 这也是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改变的关键就在于C值, 即监督者监督成本的提高。
二、对模型中重要变量的分析
1. 监督成本 (C)
当监督成本C为1时, 动态复制系统渐进稳定于 (0, 0, 0) 点, 即供应商不寻租、采购方不设租、监督方不监督这样一种最理想的情况;但是保持其他因素不变, 当监督成本C从1上升到7, 使监督者进行监督的支付值为负时, 动态复制系统的渐进稳定格局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满足一定初始条件的动态复制系统会渐进稳定于 (1, 1, 0) 点, 出现了一种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情况, 即供应商寻租、采购方设租、监督者不监督。因此, 必须努力降低监督者的监督成本。当然, 这里的监督成本C是一个概括性的变量, 在实际中它可以包括很丰富的内容。监督成本与监督体制机制的完善程度有关, 与监督技术手段的先进性有关, 与监督者的积极性有关, 甚至它还变相地与对违法供应商和采购方的惩处力度有关。
2. 心理成本 (λ、μ)
在以上动态复制系统中, 加入心理成本变量和是一个重要的假定。事实上, 若忽略供应商和采购方因为寻租和设租而需要支付的心理成本和的话, 动态复制系统不会渐进稳定于 (0, 0, 0) 点, 反而会在C值较大时渐进稳定于 (1, 1, 0) 点。因此, 应该尽量提高违法供应商和采购方的心理成本。这主要来源于通过各种渠道的对采购活动参与者的守法宣传教育和严格的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制度。前者是更根本的, 但是操作实施起来不可测因素多、跨度长、难度大, 相比之下后者更直接, 更容易立竿见影。后者的作用在于能够避免出现博弈论中所谓“不可置信的威胁”, 即只有违法者相信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制度确实是足够严格的, 能及时发现自己的违法行为并作出惩罚, 其心理成本才会足够高。
3. 惩处力度 (α、β)
在以上动态复制系统中, 惩处力度是由系数变量和表示的。模型中的假定是, 在寻租成功而监督者没有监督的情况下, 供应商和采购方仅承受心理成本, 支付值为正;在寻租成功而监督者监督的情况下, 供应商和采购方不仅承受心理成本, 而且负担罚款, 支付值为负。模型中和这样的设定是很有必要的, 不然满足一定初始条件的该系统甚至可能会渐进稳定于 (1, 1, 1) , 即供应商寻租、采购方设租、监督者监督这样一种畸形的情况。因此, 监督者必须加大对寻租腐败行为的检查和惩处力度, 让权力寻租腐败无所遁形。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 要“坚决查处大案要案, 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就是对这一点的有力诠释。
三、治理权力寻租的对策建议
1. 建立规范的政府采购运作程序
政府采购程序涉及到的是从确定采购需求、编制采购预算到招标、开标、评标, 再到合同的签订、履行这一长串的具体环节。要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制度设计中, 将采购程序涵盖的每一环节进行细化, 减少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要保持采购运作程序和信息的公开透明, 使政府采购真正在阳光下运作;要大力推行电子化采购, 在极大增进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同时, 创造出公平的、一视同仁的竞争环境;要严格落实采管分离政策, 严格防止某一方既是“运动员”, 又是“裁判员”的情况出现。采购程序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可以有效减少采购活动的真空区域, 弥合可能滋生权力寻租腐败的缝隙, 但是采购程序涉及面广, 包括了诸多的法律设计、制度设计、政策设计和技术设计, 是一个真正事无巨细的系统工程。
2. 建立全时立体的数字化采购监督体系
从时间上说, 监管应包括采购前监督、采购中监督和采购后监督三个阶段。采购前监督最重要的是对预算的监督, 预算编制是否合理, 直接关系到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是否有理、有序。要确保各需求单位预算编制的合理、简明、易操作, 且一旦确定, 不得随意更改。采购中监督重点防范的是暗箱操作与灰色交易。采购后监督主要指对合同履约情况的监督、对采购效益的评估、对采购相关文件归档情况的督查和对需求单位使用采购品情况的督查。从空间上说, 监督应包括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财政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审计部门等内部监督者应该发挥各自职能, 相互配合, 科学组织人员从专业的视角对政府采购各方面进行监督。另一方面, 政府采购权力寻租腐败从根本上损害的是广大纳税人的利益, 所以应该通过建立健全一整套的质疑投诉机制, 接受其他供应商、媒体与社会大众的外部监督。从技术层面上说, 应该着力发展数字化监控网, 根据政府采购流程及时间空间分布情况设定监控点, 使采购运转时时可控、采购监控情况时时可查。及时公布违法违纪的人员、单位名单, 并使所公布的信息容易获得。
3. 建立政府采购诚信档案
诚信是市场经济建立的基础, 更是对政府采购的根本要求。应该建立涵盖供应商、采购方和监督者三方的综合诚信档案, 并实行诚信记录一票否决制度。凡是有过不良诚信实践的人员和单位, 都要有详细规范的正式记录, 作为后续可查的原始资料。对于有重大诚信缺失的人员和单位, 应从快、从重处理。诚信档案对于监督者一方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 而这正是实际情况中的短缺之处。作为治理权力寻租腐败的主力军, 监督者队伍的质量水平直接关系到治理的效果如何, 博弈均衡朝着什么方向发展。通过建立监督执法诚信档案, 可以推动建设一支业务能力精、道德水准高、工作积极性高的监管队伍。这既可以间接增加潜在违法供应商和采购方的心理成本, 又可以直接减少监督成本, 使采购博弈均衡向我们希望的方向演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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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仓平, 吴军民, 王宏.基于三方模型的政府采购寻租监管的演化博弈分析.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10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