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博弈

经济博弈（精选12篇）

经济博弈 篇1

“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 企业作为市场经营的利益主体, 其目标是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 企业自然希望能少纳税甚至不纳税, 总是想方设法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在法制不完善的税收环境下, 这种动机往往演变为违法的偷逃税行为。随着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 偷逃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 纳税人开始转向运用科学的税务筹划手段合法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 企业纳税人追求的是税后利润的最大化, 而税务机关则尽可能保证国家税款的应收尽收和及时征缴入库。因此, 企业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税收征纳的博弈客观存在, 只是在不同税收环境下两者之间的策略选择存在一定的差别。

一、企业偷逃税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假定企业纳税人欲通过偷逃税手段减轻税负, 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偷逃税行为的影响, 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 (1) 企业, 局中人 (2) 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偷逃税或不偷逃税也不筹划, 税务机关为税务查获或未查获。这里仍作如下假设: 偷逃税款额为T, 被税务机关查获的概率为P, 查获后应补缴税款为T, 加收滞纳金并处罚金为C32, 查获后用于寻租以减轻处罚的支出为F, 因此影响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P、C32、F (为研究上的方便, 这里不考虑企业开展偷逃税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 如设置两套账成本、心理成本等) 。根据假设条件分析得出企业纳税人的得益矩阵, 如图1所示[1]:

从图1可以分析得出, 纳税人的预期收益为:

U=T× (1-P) + (-C32) ×P= T (1-P) -C32×P= T (1-P) -λT×P= T[1- (1+λ) P]

其中税收处罚率λ=C32/T, 当T[1- (1+λ) P]>0, 即 (1+λ) P<1的情况下, 纳税人将获取偷逃税收益U>0, 此时企业就有了偷逃税的经济激励;但企业并不一定选择偷逃税行为, 其具体行为的选择取决于纳税人的依法纳税意识和税法遵从度[1]。

当T[1- (1+λ) P]<0, 即 (1+λ) P>1的情况下, 纳税人偷逃税收益U<0, 此时企业偷逃税行为是不经济的, 但企业不一定选择不偷逃税。这里需要考虑一个特殊因素——税务寻租, 当不存在税务寻租途径时, 由于偷逃税的预期收益小于零, 企业不会选择完全不经济的偷逃税行为;当存在税务寻租途径, 企业的具体行为选择取决于寻租支出F和逃税支出T+C32之间的关系。若F>T+C32, 则企业纳税人不会选择偷逃税行为, 若F<T+C32, 则纳税人就有了偷逃税的经济激励, 企业就有可能受利益的驱使选择违法的偷逃税行为。

具体来说, 在税收处罚率λ既定的情况下, 当查获概率P<1/ (1+λ) 时, 企业的理性纳税行为是偷逃税行为;当查获概率P>1/ (1+λ) 时, 企业的理性纳税行为是纳税遵从, 但在存在税务寻租的特殊情况下企业的纳税遵从也有可能转化为偷逃税行为。在企业偷逃税行为被查获的概率P既定的情况下, 当税收处罚率λ< (1-P) /P时, 企业倾向于偷逃税的理性纳税行为;当税收处罚率λ> (1-P) /P时, 企业倾向于依法纳税。因此, 为有效遏制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 税务部门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大税收稽查力度, 二是加大税收处罚力度, 提高违法行为的查获概率和税收处罚率, 从而促使纳税人依法纳税。

二、企业税务筹划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严格意义上讲, 税务筹划是符合国家立法意图的一种合法行为, 但这种“合法性”客观上还需要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的“确认”, 而在这一确认过程中客观存在着税务行政执法的偏差, 使得企业税务筹划的成功与否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和税务机关来说, 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企业无法准确预测税务机关对企业税务筹划行为的认定态度, 税务机关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企业所有真实的纳税信息[2]。因此, 企业纳税主体与税务机关成为非完全信息博弈下的双方主体。

假定企业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则企业优先选择开展税务筹划, 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税务筹划的影响, 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3]。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 (1) 企业, 局中人 (2) 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筹划或不筹划, 税务机关为税务稽查或不稽查。这里仍作如下假设: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直接成本为C1, 机会成本为C2, 税务筹划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违法行为的风险成本即加收滞纳金和税收处罚的金额为C32;企业税务筹划的节税利益为T;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稽查的稽查成本为C。

当企业选择了开展税务筹划, 税务机关具有进行税务稽查或不进行税务稽查这两个选择。当税务机关不进行税务稽查时, 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 =T-C1-C2;当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稽查时, 如果认为企业的税务筹划是合法的, 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 =T-C1-C2;如果认为企业的税务筹划是违法的, 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 = -C1-C2-C32[4]。

由于受税收征管力量和水平的影响, 税务机关客观上并不对每个企业开展税务稽查。假设企业估计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概率为P1, 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概率为1-P1;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情况下, 对企业税务筹划“合法性”的认定概率为P2, 对企业税务筹划“非合法性”的认定概率为1-P2, 则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

U = (T-C1-C2) × (1-P1) + (T-C1-C2) ×P1×P2 + (-C1-C2-C32) ×P1× (1-P2) , 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 = 0。

(一) 税务机关的策略选择

尽管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目的在于严格税收征管, 监督企业依法纳税, 现实中并不一定遵循成本收益原则, 但为了研究上的方便, 这里假定税务机关也是理性经济人, 在选择税务稽查时遵循成本收益原则。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时, 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 = -C×P2 + (T+C32-C) × (1-P2) ;税务机关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 = 0。当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时, 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 = -C;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 = 0。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时, 只有当税务机关的期望收益U = -C×P2 + (T+C32-C) × (1-P2) >0, 即P2< (T+C32-C) / (T+C32) 时, 税务机关应选择税务稽查策略;当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时, 税务机关应采取不稽查策略。

(二) 企业税务筹划的一般策略选择

当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时, 若企业估计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税务筹划认定为合法时, 企业将选择筹划策略以取得税收收益, 此时企业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 =T-C1-C2, 且U>0;若企业估计被认定为违法行为时, 企业将选择不筹划策略, 此时企业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 = -C1-C2-C32<0。即当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情况下, 企业的收益函数:

P2> (C1+C2+C32) / (T+C32) ,

此时企业应选择开展税务筹划策略;当税务机关不开展税务稽查时, 因为T-C1-C2>0, 企业应选择税务筹划策略。只有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

P1× (1-P2) < (T-C1-C2) / (T+C32) ,

此时企业选择税务筹划策略。

结合前面对税务机关与企业税务筹划的策略选择分析, 只有当 (C1+C2+C32) / (T+C32) <P2 < (T+C32-C) / (T+C32) , 且P1× (1-P2) < (T-C1-C2) / (T+C32) 时, 企业应选择理性的税务筹划策略。

三、企业特殊策略选择的经济博弈分析

这里的特殊策略选择是指企业纳税人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下, 为减轻税收负担所选择的合法筹划或非法筹划, 即选择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还是违法的偷逃税行为[5]。假定在相对稳定的税收环境下, 企业欲通过一定手段减轻自身税负, 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行为选择的影响, 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 (1) 企业, 局中人 (2) 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偷逃税或税务筹划, 税务机关为税务稽查或不稽查。

这里仍作如下假设:节税额为T, 税务机关的稽查概率为P3, 并假定企业的偷逃税行为一旦稽查即被查出, 而企业的税务筹划行为被认定为合法;偷逃税被查获后应补缴税款为T, 加收滞纳金并处罚金为C32, 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直接成本为C1, 机会成本为C2。因此影响偷逃税行为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P3、C32, 影响税务筹划行为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C1、C2 (这里不考虑企业开展偷逃税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 也不考虑现实中可能存在的税务寻租成本) 。为研究上的方便, 现引入三个相对率指标反映这些不同的影响因素:一是税收处罚率λ, 即λ=C32/T;二是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 即δ= (C1+C2) /T, 三是税务稽查概率P3。可以分析得出纳税人偷逃税的预期收益为:

U1=T× (1-P3) + (-C32) ×P1= T (1-P3) -C32×P3

纳税人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为:

若U2= (T-C1-C2) × (1-P3) + (T-C1-C2) ×P3= (T-C1-C2) ;

则U1-U2= (C1+C2) - (T+C32) ×P3。

当U1=U2, 即:

(C1+C2) - (T+C32) ×P3=0时, 企业采取偷逃税行为与开展税务筹划行为取得的预期收益是一致的。对该式进行调整分析, 两边均除以T, 则得出δ- (1+λ) P3=0。在λ和P3既定的条件下, 当U1-U2>0, 即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 (1+λ) P3时, 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 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 即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 (1+λ) P3时, 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 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 企业应尽可能降低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 以提高税务筹划行为的经济效益。

在δ和P3既定的条件下, 当U1-U2>0, 即税收处罚率λ< (δ-P3) /P3时, 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 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 即税收处罚率λ> (δ-P3) /P3时, 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 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 税务机关应加大税收处罚力度, 遏制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 促进企业开展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

在δ和λ既定的条件下, 当U1-U2>0, 即税务稽查概率P3<δ/ (1+λ) 时, 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 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 即税务稽查概率P3>δ/ (1+λ) 时, 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 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 税务机关应加大税务稽查力度, 引导企业减轻税收负担的方式由违法的偷逃税行为转向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

四、结语

经济激励是影响企业理性纳税行为的根本诱因。偷逃税作为一种违法行为, 其可能的预期收益客观上受税务机关查获概率、税收处罚力度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税务筹划作为一项合法的理财行为, 其预期收益客观上受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税务机关对税务筹划的合法性认定等因素的影响。因此, 为了有效遏制或减少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 引导和促进企业开展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 税务机关应加大税务稽查力度, 加大对偷逃税等违法行为的税收处罚力度, 减少纳税人偷逃税的收益预期, 有效降低纳税人偷逃税行为的内在经济激励。同时, 加强税务机关人员的职业道德与业务素质教育, 从根本上堵住纳税人税务寻租的源头, 科学认定纳税人的税务筹划行为, 从而切实体现税收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对于企业纳税人来说, 应在依法纳税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税务筹划手段减轻自身税收负担, 尽可能减少税务筹划成本支出, 降低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 以取得较好的税务筹划效果。在此基础上, 纳税人依法开展税务筹划、依法纳税, 税务机关依法征税, 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 实现“税企双赢”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张斌.博弈论在税收筹划中的运用[J].商业经济, 2004 (12) :56-58.

[2]张晓美.企业税收筹划研究——基于风险控制、效应的探讨[D].重庆: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3]王晓芳, 肖琳玲.税收筹划博弈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7 (2) :56-57.

[4]王晓灿.企业税收筹划理论分析与策略研究[D].天津:天津财经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01.

[5]芮鹏.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我国税务筹划的现状[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 2006 (3) :93-96.

经济博弈 篇2

学院：理学院 专业：数学091 姓名：李军

学号:0907010170

2010年12月21日

一、背景：

目前能源行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最终似乎都可以归结为能源价格问题。能源价格是能源市场最重要的要素。如果能源价格包含了外部因素，竞争性定价机制将是能源资源优化配置的最有效途径。分析目前我国的能源价格结构现状，研究我国能源价格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从博弈论的角度讨论如何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为我国完善能源价格体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对策。

引言：

能源是向自然界提供能量转化的物质（矿物质能源，核物理能源，大气环流能源，地理性能源）。能源是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优质能源的出现和先进能源技术的使用。在当今世界，能源的发展，能源和环境，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能源价格包括煤炭、石油、电力等产品的价格。能源的价格政策可促进生产，鼓励节约，使能源尽可能地获得充分合理、最有效的利用。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安全。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价格体系的合理性。

中国能源发展现状：能源资源是能源发展的基础。中国能源资源有以下特点：

(1)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中国拥有较为丰富的化石能源资源。其中，煤炭占主导地位。(2)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

(3)能源资源赋存分布不均衡。中国能源资源分布广泛但不均衡。中国主要的能源消费地区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源赋存与能源消费地域存在明显差别。

(4)能源资源开发难度较大。与世界相比，中国煤炭资源地质开采条件较差，大部分储量需要井工开采，极少量可供露天开采。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能源生产量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基本能源消费占世界总消费量的l／10，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带动了能源消费量的急剧上升。自1993年起，中国由能源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煤炭、电力、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在中国都存在缺口，其中，石油需求量的大增以及由其引起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成为中国能源安全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我国的能源价格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经济发展的需要。

现阶段的价格体系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能源价格偏低。价格偏低，导致了能源需求强劲，而能源供应紧张，由此产生供需矛盾。随着经济的增长这一矛盾日益加剧，从长期来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我国正在倡导节约型社会，价格偏低也不利于能源节约和合理利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廉价的能源的消耗。由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到2005 年底，我国能源消耗总量为21.1 亿吨标准煤，每万元GDP 所消耗能量比“十五”计划指标上升了27％，比“九五”期末上升了7％。其次，能源比价不合理。我国能源比价是很不合理的，国际上按热值计算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价格比为1:1.5:1.35，而在我国这一比例为1:4:3。比价不合理不利于保护环境，不利于能源可持续发展，不利于调整我国能源消耗结构。如今煤炭等污染较重的不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太重。而煤炭等污染较重的不可再生能源的大量消耗，主要原因是相对于其它能源而言，它的价格偏低。因此，我们必须进行能源价格体系改革。

现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我国的能源定价问题，试图通过博弈形成较为合理的价格结构体系。

二、模型建立与分析

(一)建模前提假设

假设，有n 个厂商生产不同的n 种能源。Pi 为第i 个厂商的战略，它是能源i 的价格，于是第i 个厂商生产的能源i 的需求函数为：Qi=ai-biPi+n（k≠i）

k = 1 Σ λikPk（i=1，2，„，n）（1）其中0＜λik＜1，表示第k 种能源对第i 种能源的替代系数，ai，bi都是大于零的常数，ai，bi，λik可以从历史数据中推算出来。

假设厂商无固定成本，边际生产成本为Ci。厂商同时做出决策，于是各厂商的支付为：Ui（P1，P2，„Pn）=PiQi-CiQi（2）

(二)模型建立

Di 为用C 代替D 中的第i 列所得的行列式。

(三)纳什均衡分析

由纳什均衡的定义可知，P*i就是纳什均衡的定价决策。

(四)结论

能源i 的定价与厂商i 自身的生产成本、其它能源生产厂商的定价、其它能源对它的替代系数有关。当其它参数不变时，可以得出：（1）当其它能源价格Pk变化时，会带动能源i 的价格Pi的同方向变化。但其变化幅度比前者小。如目前我国煤炭价格的上涨带动了电价的小幅度上涨。当其它能源的定价很低时，能源的定价也会较低，于是能源整体处于廉价水平。这也符合目前我国能源价格总体水平偏低的实际情况。

（2）当能源i 的生产成本变化时也会带动能源i 的价格的同方向的变化。但是成本变化程度△Ci大于价格变化程度△Ci/2。例如目前我国进口原油价格的上涨而引起国内成品油价的上涨，但前者幅度更大。

（3）当能源i 的替代系数增大时，能源i 的价格也上升。也就是说如果扩大能源i 的应用范围，可以使得能源i 的价格上涨。由此如果着力开发新能源的应用范围，可以是新能源的价格上涨，从而使得新能源的开发及应用更具动力和活力。

三、政策分析

以上能源价格的博弈论分析，分析了能源定价的原理，为我国形成合理的能源价格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要通过采取健全储备体系等措施，增强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在价格关系没有完全理顺、垄断行业改革尚未到位的情况下，为了应对价格大幅波动、供应形势偏紧等变化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和影响，应尽快建立主要初级产品的储备制度，包括国家储备、地方储备和商业储备制度，形成储备体系；同时，既要明确各级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也要明确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责任，各方面要共同应对市场变化。此外，进一步加强对国际市场的研究、增强我国在初级产品国际贸易中的议价能力、合理利用进出口贸易手段维护我国经济利益，对于增强应对国际市场变化的能力也很重要。

二要灵活运用财政税收手段，减轻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国内的冲击。要研究运用特别收益金等从资源性产品获得的收入，建立相应产品的价格调节基金，当价格波动幅度过大时，启用基金用于补贴生产企业和特定群体。

三要“小步快跑”地理顺价格关系。随着高成本时代的到来，长期以来价格关系没有理顺所累积的矛盾正在集中显现。可以在不改变现行定价机制和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分阶段、有步骤、小幅度地进行调整、逐步向国际市场价格水平靠拢，并针对特定群体同步采取补贴措施。制定提价方案时，充分考虑提价的频率和每次提价的幅度，尽量避免引起上述问题。

四、基于模型的思考与管理对策

（一）长期建议：

（1）煤炭。要继续坚持煤炭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原则，推动重点合同电煤价格逐步与市场价格接轨。要逐步提高煤炭开采的准入门槛，建立全国性煤炭交易市场，促进煤炭企业间有效竞争。要建立探矿权、采矿权交易市场，确保企业通过公开竞争获得资源。要逐步提高煤炭资源税标准，最终实现煤炭资源超额利润全额上缴。

（2）原油。要放开原油进口，允许国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进口原油。要积极参与国际原油价格的形成，通过建设国内石油期货市场，增强在国际石油市场的话语权。

（3）成品油。要尽快放开成品油进口、生产、流通和销售领域，将国内原油开采和成品油加工销售环节分开，允许符合产业政策和标准的企业和个人参与成品油的进口、生产、流通和销售的各个环节。尽快研究从消费端开征燃油税，通过制定差别税率，调节消费结构；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针对特定用户进行补贴。参照别国成功经验，探索建立以税收调节成品油价格的机制。

（4）天然气。要尽快放开天然气特别是液化天然气进口，允许符合政策和标准的企业和个人参与天然气的进口贸易。参考沿海地区LNG到岸价格，计入LNG的储存、管输等成本，作为城市门站价格；

（5）电力。要按照发电和售电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输电和配电价格实行政府按照成本定价的改革目标，稳步推进电价改革。要全面落实差别电价、小火电降价、可再生电力加价，严格清理取消对高耗电产业的优惠电价。要继续推行分时电价等电力需求侧管理制度。要严格执行煤电价格联动。要改革销售电价分类结构，逐步将按用电用途分类改为按电压等级和负荷特性分类，使各类用户价格合理反映供电成本，减少交叉补贴。

总的来讲，能源价格和税收改革的目标是，无论上游价格还是终端价格，均应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二）价格改革

关于能源价格和税收改革的时机问题，改革目前已经刻不容缓。目前矛盾已经发展到政府的价格政策处在两难境地、十分被动的局面，若再不改革、政府继续保持制定价格的权利，在高价格时代，不仅政府要承担通过干预价格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要承担为能源生产企业补贴的义务，而且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正处在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如果不能通过健全的市场机制推动企业从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型，则很可能错过转型的历史机遇；再者，从价格改革自身来讲，如果未来国际能源价格进一步攀升，改革本身的难度也会更大。从以上几方面来讲，长痛不如短痛，当前亟待启动价格改革。

（1）要按照市场导向原则的要求，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要逐步放松政府对价格的直接管制，引入竞争机制，让价格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对部分不能形成竞争的领域，政府制定价格时也要充分考虑市场供求状况。

（2）要落实污染者和使用者付费的原则，还原真实成本。无论是能源生产者还是能源消费者，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在能源生产和利用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的，要缴纳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排污等各种费用。

（3）要合理设定资源税费标准，真正体现资源稀缺性。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应当通过资源税费代表全体人民获得相应收益，并以资源税费作为调节资源配置、维护企业公平竞争的手段。要调整完善现行资源税政策，将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使资源税征收额度与能源资源市场价格、进而和资源开采收益联系起来。要逐步提高资源税征收标准，最终使得因资源开发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即资源性产品价格中的资源价格部分全部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保证全体人民作为所有者的权益。

在具体推进改革的进程中，为解决能源价格改革可能给低收入群体带来冲击、以及可能给高耗能产业带来冲击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在能源价格市场化的大前提下，一方面能源价格改革要和财税改革相配套，不再以直接干预价格、而以财税政策作为主要手段进行能源价格宏观调控；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被高耗能产业主导有复杂的原因，单靠推动能源价格和税收改革不能解决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的问题，而且可能导致经济减速等新问题

因此，从解决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问题的角度来看，要毫不犹豫地推进能源价格改革，要与财税、金融、垄断行业、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等其他领域改革相互配套，只有相关措施综合配套加以推动，才能保证经济发展方式平稳地向期望的方向转变。

五、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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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经济财富与智慧的博弈 篇3

奥运给城市一个财富机会

可以这样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活动能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语言、文化、肤色的人聚集在—起，唯独奥运有如此魅力，它不仅使竞技体育得到更快更强的发展，而且把奥运与经济结合得如此紧密，实现了经济推动奥运成长，奥运促进经济发展的预期。当初谁也没有想到奥运竟然会对经济有如此巨大的推动力，百年轮回，当奥运圣火重回希腊雅典时，奥运经济已经成为奥运史上最为令人叹为观止的经典了。

据研究分析，自1948年伦敦奥运会开始，二战后的每一届奥运会都已经被逐渐演绎为一门资金庞大的生意，成为推动宏观经济的强大动力之一。

1964年，奥运会作为经济引擎的强大功率已令世人印象深刻。二战后的日本尚未完全走出战败国的阴影，但是日本政府以奥运为契机，大举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激发了人们的创业和财富激情，造就了被称为“东京奥林匹克景气”的经济繁荣。而这一繁荣延续了20年左右，把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推上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至少今后20年内无人撼动，日本人借助奥运实现了自己振兴的梦想。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为韩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机会，短短16天的赛期，世界各地就有150万人涌向亚洲这个并不显山露水的国家，借助多项措施共同发力，很快“亚洲四小龙”名扬海内，经济排名在后来10年时间内上升了近20个位次，人均GDP依然雄居世界前列，亚洲前5名。

城建水平的升级也不只是硬件设施，还包括行政管理的升级。悉尼奥运会被萨马兰奇称作最成功的一届奥运会，不仅仅因为它的利润创下纪录，也因为其在繁忙的比赛期间提供了足够高效的市政管理，为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相比之下，奥运会赚钱已经不再是个难题。北京拥有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背靠中国巨大的市场，这意味着相比其他国家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收入。北京奥运会收支相抵，大大赢利将是不争的事实。去年奥组委官员就对媒体公开宣布，北京奥运会将有超过3000万的盈余，有专家认为这个数字只是概算，实际运行下来可能还会增加。当然城市扩容和由此带来的竞争力将不仅仅是一届奥运会那么简单。

以成功的悉尼为例，自1993年到1999年的连续6年中悉尼主要是通过拉动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由于市政基础设施的完备，悉尼奥运会所诱发的旅游热潮使澳大利亚增加近百亿美元的受益，而这些都只还是一座城市最直观的收益。奥运经济已逐渐成为一个学术名词，并又被划分为直接奥运经济和间接奥运经济。

前者正是以投资驱动的经济活动，后者则是“围绕开发奥运会资源进行的经济活动”。奥运会对城市的影响显然不局限在基础设施和运营利润。她几乎就是一座城市在全球铺天盖地前延后续数月的广告，特别是在赛事期间，在全球人的目光下，全方位的展示着自己的形象。而形象，已被称为一国继人力、物力、财力之后的第四经营资本。形象也是一个城市的巨额财富，何况又跟奥运联姻，把城市这笔财富效应放大数倍。

在亚洲，韩国首都首尔，当年还叫汉城，因为对外开放程度有限，并没有获得国际性的知名度。但1988年的奥运会，韩国将一座崭新的现代化的都市呈现给了世界，不但获得了全球人应有的尊重，而且也给汉城带来了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财富效应。韩国的三星电子如何成为依靠奥运TOP赞助商计划成为脱下中型企业的外衣，一举成为世界品牌的整个过程，已经比那届奥运会本身更为经典，更给予人们值得借鉴的智慧。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绝对不缺乏支撑软实力所需要的资源。世界各地纷纷举办“孔子学院”，开办中文课，研究中国文化。而对北京来说，长城和故宫现在都需要在软实力的语境下被重新诠释。今年北京奥运为这种诠释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就看我们能不能放下“古老悠久”和“夜郎自大”的架子，机遇就在眼前，财富能否和北京擦肩而过?

如何与现代的奥林匹克精神结合，如今正是北京面临的问题。

用智慧分享巨大奥运蛋糕

据了解，奥运会市场开发由国际奥委会的市场开发计划和举办城市奥组委的市场开发计划组成。北京2008年奥运会市场开发计划主要由赞助计划、特许计划和票务计划组成。赞助计划还分为三级架构：一级为“北京2008合作伙伴”，二级为“北京2008赞助商”，三级为“北京2008供应商”。特许计划也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奥运会特许商品计划，二是奥运会纪念币计划，三是奥运会纪念邮票(品)计划。

奥运赞助计划，自2003年9月1日正式启动以来，今年初已有13家合作伙伴、16家赞助商、12家独家供应商和3家供应商。此外，奥林匹克第六期全球合作伙伴共有12家，我国的联想是其中唯一的中国品牌。另有一家全球合作伙伴同时也是北京奥组委的合作伙伴。在特许计划方面，截至目前，共征集特许生产商57家、零售商73家，开发的特许商品产品有7个大类、18个小类，产品种类超过5000种。到去年底，已在全国200多个城市开设了1600多家特许商品零售店，零售网络很快覆盖全国，特许商品已在去年初开始在境外销售。

五环财商，光耀神州，IT产品如何才能打进奥运?联想人煞费苦心决定免费试用，但奥组委谁也不敢轻易让新产品在奥运赛场试验，几经周折，终于争取到在意大利冬奥运上能让IT产品进场试用的机会，他们组成精干团队，把产品放到滑雪场等赛场，零下二三十度夜晚去测试，反反复复经过上百次苛刻的检测，结果都是零故障，过硬的“中国制造”产品一下子改变了国际奥委会官员和专家们的看法，并打败了其他两个国际品牌，联想品牌价值也由300亿提升到600亿元，真正实现了“一起奥运，一起联想”的目标。

可口可乐vs百事可乐，可口可乐凭借巧用“我要上罐”的宣传，8个星期内就有1．4亿人参与这项活动，上传照片240万张，击败对手，成为奥运专用，就连茶饮料等都垄断了，茶都中国被排除门外，除了财力和实力的较量外，智慧的砝码加重了可口可乐胜算的分量。

而伊利vs蒙牛是国内两家旗鼓相当的同行竞争对手。伊利奥运中国行，奥运健康大使选拔赛，吸引670多万人参与，直接观众7000多万人。蒙牛奥运魅力城市选拔赛，激起市级和省会城市强烈共鸣的效应波，参与人数也达千万之巨，各市都拿出看家本领，尽情展示城市魅力。两个品牌市场价值在过去的3年中都升值1／3以上。在奥运经济赛场上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商家，这就是燕京啤酒和青岛啤酒，奥运吉祥物一公布，燕京啤酒就捷足先登利用“燕京福娃”展开大规模促销，从一家到一栋楼，再从一栋楼到一片，仅2007年旺季销售就由过去18万吨上升到90万吨，而前几年促销还是个空白。同为2008北京奥运会赞助商的青岛啤酒不甘落后，他们除了精心搞好“倾国倾城”大型展示活动外，还开展现场抽取奥运门票、金币等地毯式轰炸促销，将品牌魅力和魅力城市有机结合，城市就是我们的市场。燕啤快速推出了小包装、高价位的430毫升啤酒，一下子打开了封闭的武汉市场大门，也拉开了奥运差异化竞争的帷幕，尝到甜头的燕啤集团正在酝酿新招，大干一场。青啤去年也用最短时间把寓意动感、时尚、年轻、健康的“欢动啤酒”推向市场，低度、低热量的青啤赢得了广大青年人和减肥人士的喜爱，青啤集团岂能就此善罢甘休，放走难得的财富机遇?就连奥运板块，也跟着火爆。

北京奥运仅仅是个商机吗?

百年奥运，千年梦想。改革开放30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东方文明古国推向世界舞台，展现中国魅力，这是财富与智慧的另一面，也是北京奥运提出“人文奥运”理念的目的所在。它的内涵是：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奥林匹克知识，展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展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风采和市民的良好精神风貌，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身体与心智的和谐发展；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运动员为中心，为参加奥运会的各方面人士提供优质服务，努力建设使奥运会参与者满意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实施人文奥运行动计划，广泛、深入开展“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普及文明礼仪，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

在全球环境中，软实力和硬实力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相得益彰，任何一个国家和企业都必须善于驾驭这两种力量。无论是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中国人，抑或初具全球眼光的中国政府，都在迫不及待地等待中国的企业巨舰，在奥运会结束之后，代表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夺取金牌，因为他们才是中国真实实力的写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中国品牌必然要走上国际化之路，而体育营销则是实现品牌国际化的重要手段之—，可以预见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到来以及国内体育产业这些年的大力发展，中国的体育产业已经迎来快速增长时期。美国的体育产业其实也就是在短短10年间一跃成为第六大产业的。

一个人下岗了，自己愁、父母愁、组织愁、连亲戚朋友也愁。如果有谁帮这个人再次就业，那种感激之情可想而知。在北京，抱着这种感激的人多达123万。帮他们的“人”，是北京奥运会。以北京顺义为例：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兴建，让3000多人有了新工作；首都机场扩建，又让1万多顺义人实现就业……中国人操作的奥运会产生了强大的辐射、聚合效应，又使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成为顺义区投资的新热点。现代汽车公司来了，首钢冷轧项目来了，航空公司来了，银行也来了。资料显示，在筹办奥运会几年间，仅顺义就有5万多名农村劳力成了“上班族”。北京市劳保局资料显示，最近5年间，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低于2%，据了解，从2001年至2007年，北京经济年均增速达到12.3％，比前一个五年提高1.5个百分点，人均GDP也在3262美元基础上翻了一番，就业人员薪酬水平水涨船高，2006年，全市城镇在岗职工人年均工资达到40117元，比2001年增加20962元，增长109.4%，扣除消费价格上涨因素，年均增长15.7%，列全国之首。

经济全球化更要符合奥运全球化的需要，不仅着眼于经济回报，更应着眼于今后的发展，奥运提供的不仅是商机，奥运还提供了历经上百年的运作是成功商业运作的典范。奥运盛会，也成为品牌的竞技场，提升发展的契机。当奥运会后，中国品牌陆续在全球商业体系和市场中扮演主角之时，方是一个大国软硬实力双赢的价值体现，才能够在奥运的高潮之后，清晰地重温一个国家失落千年的梦想。

经济适用房开发的博弈分析 篇4

住房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对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高升, 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条件和住房水平,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经济适用房的政策, 但是近年来经济适用房建设逐年减少, 日渐失去原本的作用。本文从博弈论的视角理性分析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行为策略, 以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经济适用房的实施现状

经济适用房, 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 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 按照合理标准建设, 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 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

1991年, 国务院颁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 首次提出建设经济适用房新思路。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提出是为了缓解中国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难的问题, 虽然初衷是好的,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不尽人意。

凸显的问题是经济适用房的供给不足。全国商品房大量的闲置, 而经济适用房的投资额和建设面积这两个指标在住房投资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见表1和表2)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

以上的数据只是表面上经济适用房的建设面积, 至于建设之后是不是真正的用于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还有待调查。一些开发商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 把经济适用房改为其他的用途, 使原本就很少的住房变得更少。

政府给予房地产开发商一定的现金补贴和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 使之开发经济适用房。于是, 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委托代理的关系。在这里政府作为委托方, 开发商作为代理方。

二、博弈模型建立

信息的不对称使政府和开发商不知道彼此的信息, 这就导致了开发商在经济适用房的使用上存在了两种方式:作为他用和作为此用;政府作为委托人要对代理人进行监督, 那么由于信息不完全也产生了两种监督方式:放任监督和努力监督。

假定:开发商如果将房作为此用获得正常利润B0, 如果作为他用获得额外利润B。政府对开发商的现金补贴W, 监督成本C, 从开发商那里取得的财政收入I, 如果开发商将房作为他用, 那么政府将遭受损失S, 如果开发商将房作为此用, 那么政府将获得额外的社会效益B1。

政府和开发商有四种战略组合, 即为{放任监督, 作为他用}、{放任监督, 作为此用}、{努力监督, 作为他用}、{努力监督, 作为此用}。下面分别计算其利益函数。

1. 政府选择“放任监督”, 开发商选择“作为他用”的情况下, 参与人的利益函数。

由于政府采取放任监督, 不发生监督成本, 但是此时因开发商将房作为他用损害了政府的其他利益, 政府无论采取何种监督方式, 都会从开发商那里得到财政收入。此时政府利益R1=I-S, 开发商把经济适用房作为他用, 除了获得正常利润外还使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利润, 并且不被放任的监督所察觉, 开发商将房用作何种用途都是一种事后行为, 因此都会从政府拿到现金补贴。此时开发商利益R10=B0+W+B。

2. 政府选择“放任监督”, 开发商选择“作为此用”的情况下, 参与人的利益函数。

由于开发商按规定提供经济适用房, 给政府带来了额外的收益, 同时并没有付出监督成本。此时政府收益R2=I+B1开发商按规定提供经济适用房只获得正常利润。此时开发商利益R20=B0+W。

3. 政府选择“努力监督”, 开发商选择“作为他用”的情况下, 参与人的利益函数。

政府努力监督要发生一定的成本, 但是有效的防止了开发商给政府造成的损失, 并且获得了对开发商违规的惩罚收益。此时政府利益R3=I+F-C。

开发商的违规被政府察觉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但是违规行为也使之获得了正常利润和额外的利润。此时开发商利益R30=B0+W+B-F。

4. 政府选择“努力监督”, 开发商选择“作为此用”的情况下, 参与人的利益函数。

此时由于开发商按规定办事, 政府获得了额外的收益, 努力监督也防止了损失的发生, 但是以成本为代价的。此时政府利益R4=I+B1-C。

开发商的规矩只获得了正常的利润, 既没有得到惩罚, 也没有得到额外的收益。此时开发商利益R40=B0+W。

综上所求, 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矩阵 (如下表3) :

设政府放任监督的概率为q, 则努力监督的概率为1-q;开发商选择将房作为他用的概率为p, 则选择作为此用的概率为1-p。下面分别计算其行为函数。

1.开发商的行为函数。在开发商的战略选择服从以上概率的情况下, 政府选择放任监督的期望收益为:p* (I-S) + (1-p) * (I+B1) =I+B1-p*B1-p*S;政府选择努力监督的期望收益为:p* (I+F-C) + (1-p) * (I+B1-C) =I+B1-p*B1-C+p*F。

开发商为了不让政府知道自己的战略, 就必须使得政府无论采取何种监督方式所得到的期望收益都相等, 即:I+B1-p*B1-p*S=I+B1-p*B1-C+p*F。

解得p=C/ (S+F) 。这里的C/ (S+F) 为开发商选择将房作为他用的战略最佳概率, 令其为P, 则P=C/ (S+F) 。

a) P对F求偏导数为:P'F=-C/ (S+F) 2

因为P’F<0, 所以P是F的减函数, 随着F的增加, P就会减小。也就是说加大对开发商的惩罚力度, 开发商就会减少违规现象, 更多的合乎规范提供经济适用房。

b) P对S求偏导数为:P’S=-C/ (S+F) 2

因为P’S<0, 所以P也是S的减函数, S增大P随着减小。也就是说当政府遭受到的损失越大时, 开发商的违规现象越少。看似矛盾, 实则不然, 当政府的损失越大时, 就会注意到开发商的违规操作, 那么就会增强对开发商的监督, 迫使开发商按规定办事, 提供相应的经济适用房。

c) P对C求偏导数为:P’C=1/ (S+F)

由于1/ (S+F) 与C无关, 可以得出C的变化对P没有任何的影响。

2.政府的行为函数。在政府的战略选择服从以上概率的情况下, 开发商选择将房作为他用的期望收益为:q* (B0+W+B) + (1-q) * (B0+W+B-F) =B0+W+B+q*F-F;开发商选择作为此用的期望收益为:q* (B0+W) + (1-q) * (B0+W) =B0+W。

政府为了使开发商不知晓自己的战略就必须使得开发商无论选择何种方式得到的期望收益是相等的, 即:B0+W+B+q*F-F=B0+W。

解得q= (B+F) /F。这里的 (B+F) /F为政府选择放任监督战略的最佳概率, 令其为Q, 则Q= (B+F) /F。

a) Q对F求偏导数为:Q’F=-B/F2

由于Q是F的减函数, 可知当F增大时, Q减小。也就是说当政府对开发商惩罚力度加大时, 政府减少放任监督的行为。这是因为政府得到的收益增加, 就会努力的监督开发商, 使其获得更多的收益。

b) Q对B求偏导数为:Q’B=1/F

由于1/F与B无关, B的变化对Q无任何影响。

三、结论和对策建议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无论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 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都是合乎情理的。基于以上的博弈分析, 对于经济适用房建设逐年减少的现状, 给予一下几点建议:

1. 加大对开发商的惩罚力度。

通过对政府和开发商的行为函数的分析, 得出对开发商的惩罚力度越大, 不但提高开发商按规定提供经济适用房的概率, 还能使政府努力监督开发商, 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2. 增强开发商违规对政府的损失。

政府遭受的损失相当于对政府的惩罚, 变相的加大对政府的惩罚, 政府就能够有足够的动力去监督开发商, 从而使开发商违规机率降低。

3. 缩小开发商将房作为他用所获得的额外利润的空间。

当额外利润减少的时候, 开发商铤而走险违规就变得利润微薄, 有的时候甚至是得不偿失, 这也能够使开发商提供经济适用房。

4. 从人性的角度来说, 政府可以理性说服,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这种方式虽然不能对那些极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开发商起作用, 但是对那些富有仁爱之心的开发商来说是不妨一试的。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2]苏明华.经济适用房建设过程中的博弈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08, (5) .

[3]段超杰.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博弈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 2009, (5) .

[4]肖泽群, 肖万春, 文建龙.中国现阶段城镇化中住房开发结构的博弈分析[J].城市规划, 2008, (3) .

经济博弈 篇5

摘要：随着全球范围内企业IPO浪潮的掀起，企业上市作为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手段被广泛接受和应用。上市后企业的发展优势不言而喻，不仅可以募集更多的资金，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但是为了能够上市，很多企业却不择手段，利用各种可乘之机实现上市的目的。本文采用案例法，以A公司虚假上市一案为例，从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的角度对企业以及保荐机构的行为进行了分析，对案例所反映的伦理与职业道德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两点建议。

关键词：财务造假 职业道德 商业伦理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812（2016）07-0097-02

一、案例简介

B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系A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IPO）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韩某、霍某系B证券A公司项目签字保荐代表人。B证券为A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出具了“关于A公司应收账款项目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陈述、A公司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的陈述、A公司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结论意见的保荐书。

A公司为了解决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过大影响上市的问题，便向他人借款、股东垫资来弥补财务上的损失。A公司在会计期末冲抵应收账款，并于下一会计期初冲回。2009年底，A公司通过向他人借款的方式转入资金1 400万元用于冲减应收账款，后于第二年年初全额退款并转回应收账款；2010年9月和12月，A公司通过股东垫资和由他人转入资金的方式分别转入资金 2 566万元和8 754万元用于冲减应收账款，后于2011年年初将他人资金全额退款并转回应收账款；2011年第二季度末，又通过他人转入资金8 890万元冲减应收账款，并于一个月后全额退款并转回应收账款。截至2009年末、2010年末和2011年中，A公司共虚构收回应收账款24 205万元。2010年至2011年上半年，A公司虚构合同十余份，虚增收入2 700多万元。而B证券对此却出具了“关于A公司应收账款项目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A公司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保荐书。并在A公司《招股意向书》和《招股说明书》中声明：“本公司已对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案例反映的问题及分析

（一）会计职业道德缺失

在A公司事件中，对应收账款的变动、主营业务收入2 700万元，证监会查证的结论是会计造假，A公司对此也予以承认。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会计人员工作失职造成的。会计人员在记录会计事项时，未能严格遵守会计职业道德，保持职业谨慎，未能对会计信息披露做到及时、准确、充分的披露。从A公司财务造假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存在缺失，主要原因为会计职业道德观念薄弱、对会计人员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和会计人员自律机制不完善三方面原因。就会计人员目前的工作环境看，会计人员工作受单位负责人的领导和管理，二者在地位上存在一种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对会计人员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产生严重的影响。会计人员在追求物质利益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观念削弱了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扭曲了会计人员的内在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

（二）商业伦理分析

A公司公然违背一般会计原则，对应收账款的收回和主营业务收入进行虚构，以实现IPO的目的，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A公司的伦理模式是一种不道德的商业模式。这种不道德的上市模式损害了A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经营行为也不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和原则，可见A公司更注重自身利益，即自利行为。管理层选用股东垫资和向他人借款的方式，再在会计期末冲抵，下年期初转回，为了企业或自己的私利，在面对市场环境的压力时，并未选用合法策略和途径来挽救企业不符合上市条件的不利境遇，而是公然违背会计准则进行操纵利润这种不道德的方式。此外，B证券公司在推荐A公司IPO保荐业务流程中，未按照审核程序对A公司应收账款的虚构收回和收入的虚增的事实、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进行审慎核查，便为此出具了保荐书。本可以通过常规审核程序核查出A公司在会计期末销售款项的不正常流出和A公司销售情况的不正常的财务造假问题，但韩某、霍某作为保荐人却未查出，因此为A公司出具的保荐书中关于A公司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结论意见也是虚假的。

上述做法公然违背了“社会人”和“道德人”的特性。这是由于企业和社会性质的保荐机构行为决定了企业伦理的实际情况，因此应该站在社会立场上考虑行事，换言之，我们必须放弃个人的感情，从社会或公共的角度来做出选择。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在对伦理道德做出决策时，关键是要认识到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所做出的决策将会导致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后果，所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做出决策的企业本身，甚至会给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极大的影响。因此，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伦理决策必须体现道德管理模式，它对社会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眼前利益、地方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的企业。为了能够突出企业的内在美德，企业应该从道德行为的范围内寻求经济利益。

从案例A公司的情况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企业和资本市场存在的重大问题。第一，诚信的缺失。现在很多企业和社会机构在面对社会利益与自身利益相冲突时，受到利益的驱使，公然违背职业道德。为了自身的短期发展，出具虚假报告、披露虚假信息、欺骗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第二，证券公司作为保荐机构独立性缺失。B证券公司担任A公司上市事宜的审核机构，在本应通过常规程序就能检查出A公司财务造假的情况下，却出具了A公司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结论意见的保荐书，可想而知，B证券公司对A公司虚假上市有着很大的责任。从而可以说明，B证券公司对A公司的审核缺乏实质上的独立性。第三，监督机制存在缺陷。A公司的欺诈手段并不复杂，审核人员只要根据相关业务的核查程序进行仔细核查，就不难发现A公司报告中虚假的财务线索。B证券公司在审核之前就已提出A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大、2010年1―9月毛利率较往年有较大增长等问题，但B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却没有根据相关业务规则进行核实，便出具了针对A公司上市的保荐书，由此可知B证券公司对工作人员的行为并未起到监督的作用。因此，可以得知B证券公司内部监管机制不健全甚至缺失。

三、对策及建议

（一）加强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建设

通过完善会计法律制度建设及其实施机制，制定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以适应未来会计环境的变化，加强对会计工作的规范和严谨。加强会计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完善对会计舞弊行为主体、管理者、会计人员的惩罚力度。树立会计诚信的职业道德文化氛围，提高会计队伍总体素质。长期坚持对会计从业人员进行包括会计诚信在内的继续教育并建立会计从业人员的个人信用档案，以便监督管理，促进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真正贯彻和落实。将会计职业道德原则融入到实际工作中，凸显出浓郁的文化舆论气氛，对会计人员的实际工作起到督促作用。会计诚信教育应注重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基本职业道德理论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加强会计职业技能培训等，使企业领导和会计人员熟悉职业道德原则和相关法律法规，做到依法办事，有法必依，以提高会计诚信化建设水平。

（二）加大行业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效力

强化政府监管力度，完善行业自律监管，不断健全和积极借助广告媒体及社会公众的社会监督力量。政府应尽快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如积极主动地开展和加强各行业的自律监管工作、加强审计、税务、财政、监察等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管理，检查监督各行业人员遵守职业道德的状况，最大限度地约束行业的不利行为，对不称职或违法的工作人员进行严格地惩罚，严重者应加大惩罚力度。另外，还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推进诚信教育与宣传，充分利用现代传媒，营造浓厚的环境与氛围。建立诚信评价机制，对违背诚信道德规范的人或企业通过媒体等敏感介质进行公示，使失信者不敢铤而走险。

（三）加强企业行业自律的自觉性

企业在商业伦理建设中起着主要作用，加强企业遵守行业自律机制的自觉性，能够使商业伦理建设立竿见影。企业领导者应在管理活动中树立伦理意识和伦理精神，自觉遵循和发展企业内部商业道德规范，进行企业伦理决策，加强企业内部经营道德规范，并对员工进行企业伦理教育。将伦理优势发展为企业的竞争优势，以此提升核心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建立专门的监督部门，对内部人员工作的进展和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的审核和质量检验，形成规范的工作报告制度。

（四）推进制度和企业伦理的融合

完善的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能够有效预防公司财务造假行为的发生，而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是诚信的伦理道德，因此预防和治理财务造假行为应采取多管齐下的治理方针，综合利用制度和伦理的管理手段，以此推进制度和伦理的有效融合。一方面要以制度或法律作为载体和表现形式，把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融入制度或法律，以此调节各种社会关系，强调伦理道德制度化，主张道德法制化或道德立法。另一方面要以实现制度建立的伦理观念为目标，对现行制度进行伦理评估，对不适合伦理要求的制度进行调整，提高制度建设水平。

参考文献：

经济下行风险中的再博弈 篇6

世界经济有两个动向引人注目。一是美国和日本股市大涨，美元走强，日元大跌。二是欧元区经济陷入最长衰退期，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18个月下滑，今年一季度比较去年四季度又萎缩0.2%。世界经济在刚刚看到复苏萌芽之际，各种泡沫又已膨胀，三大风险值得密切关注。

首先是债务危机的风险。2012年11月美国的国债总规模达16.4万亿美元，而美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债最大持有国，现在持有美国国债及其他美元资产约1.2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总量约3.4万亿美元。日本国债占GDP之比接近250%，但好在90%以上是日本国内企业、个人购买。欧盟几近一半以上国家债务规模占本国GDP50%以上，而希腊、西班牙等已达150%以上，融资压力很大。短期内，三大发达经济体难以走出债务困境，尤其是欧元区金融系统性风险依然存在。

欧债危机最根本原因是欧洲联合进与退的博弈，涉及政治、经济体制以及能否建立统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还有就是入不敷出，生产不足以支撑福利支出。

其二是经济持续下滑和就业困难的风险以及随之产生的社会动荡。受金融、债务危机影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几次下调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2.8%，其中发达国家1.3%，新兴经济体5.5%，远低于去年的3.9%。

经济恶化首当其冲的是就业困难。美国经济复苏情况相对较好，失业率回落，但依然有7.5%，日本6%以上。欧元区失业率高达12.1%，失业人口近2600万。中国就业压力也很大，农村富余劳动力2.63亿，其中1.63亿进城务工，每年城镇需新增就业2500万人。

第三是量化宽松刺激经济措施催生严重泡沫。增发货币应对衰退成为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共同选择，危机大国借助储备货币发行优势、最大限度地以货币扩张方式降低债务占GDP的比重。各国央行纷纷降息。美国还制定了挂钩的指标，一是和就业挂钩，失业率6.5%以上就不停止；二是与通胀挂钩，2.5%以上也不停，并将长期维持接近零的超低利率。经济学的“欧肯定律”，是美国人发明的，失业率下降1%，经济就需要增长3%。美国去年GDP增速为2.2%，要增长5.2%才有戏。谈何容易！

再看日本。安倍上台即推出“安倍经济学”，第一张牌就是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也实行无限量宽松。预计新的财政刺激占2013-2014年GDP的1.5%，同时推高通胀目标至2%。

欧元区受主权债务困扰，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向欧洲稳定机制ESM永久救助机制过渡，将向市场释放大量的流动性。这将导致世界经济的最大问题，全球流动性泛滥。

这些经济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严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和巨大的贸易风险。流动性泛滥导致大宗商品价格走高或在高位震荡。热钱大进大出使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风险增大。贸易风险还来自新的贸易壁垒。2008年以来，尽管二十国集团一再呼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几十个国家制定了贸易保护政策。

具体对中国而言，有四重风险和冲击：

全球需求不振对中国出口打击较大。出口市场萎缩已经导致中国沿海出口贸易比重较大的省份经济增速下滑，对中国经济增长也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去年中欧贸易5460.43亿美元，同比下降3.7%。

金融泡沫风险增大。美国、日本和欧洲的量化宽松导致热钱大进大出和大宗商品价格动荡，给中国带来输入式通胀。目前中国广义货币（M2）已过百万亿大关，2013年M2增长定为13%，面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

西方国家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温，“贸易战”“货币战”盛行。美国对中国对美投资设置障碍，欧洲也不甘落后，对中国光伏产业等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

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之争加剧，主要表现在贸易规则、标准、知识产权之争。西方国家仍然把持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美国向东推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已有12国参加谈判，包括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向西正式启动美国欧洲贸易投资伙伴关系谈判（TTIP），实质就是要把美国主导的贸易、投资等规则巩固、扩大。

经济增加值考核指标博弈 篇7

但是相对于传统指标而言，经济增加值是一个综合性很强因而不那么好直观理解的指标。经营者经常会问到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提高经济增加值?本文先站在经营者角度，考虑在现有考核方式下，经营者可采取哪些措施提高经济增加值。

一、怎样提高经济增加值

根据国资委22号令公布的经济增加值的计算方法，下列方法可以增加经济增加值：

1、增加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考核指标，也是经营者较易理解、便于层层分解的考核指标。利润总额和经济增加值直接正相关，一般情况下，利润总额增加，经济增加值会同比率增加，除非利润总额的增加因素来自以下两项：研发费用或利息。

2、降低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作为利润一个减项，增大研发投入本应降低企业的经济增加值;但为了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国资委在公式中特意将研发投入作为调整项加回去，因此理论上企业是否增减研发投入不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增加值。但由于公式中在考虑研发费用的所得税影响时所用的所得税率一律定为25%，这是现行所得税体系中的最高税率，事实上很多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低于这个税率，如果企业的实际税率低于25%，就会导致：如果企业降低真实的研发投入，仅从短期的直接效果来看，会增加经济增加值。

3、“增加”研发投入：

“增加”研发投入也可能增加企业经济增加值，这里对“增加”打上引号，是因为并非真得增加，而是账面上的增加。现有体系对于什么样的支出可以界定为研发投入没有明确的定义，也尚未有法规要求纳入考核的研发投入需要经过中介机构的专项审计。这导致很多企业为了提高研发投入比率，同时为了提高经济增加值，把一些界限模糊的技术成本或费用直接计入研发投入，导致研发投入人为“增加”。

4、降低有息融资利率：

由于利息费用同研发费用一样作为净利润的调整项，因此有息融资利率的变化跟研发费用一样本来对经济增加值没有影响，但同样由于公式设计的问题，在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低于25%的情况下，如果企业降低有息融资率，就会少量地增加经济增加值。

5、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有息融资规模：

减少账上冗余资金或增加通过上下游取得的无息供应链融资在总融资中的比重，会增加经济增加值。

6、实际税率降低：

如果企业自身或重要的子企业当年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或迁移至低税率区，或由于其它原因降低实际所得税税率，那么企业的所得税税负会降低，因而会增加净利润，进而提高经济增加值。

7、收购少数股东损益：

若企业有富裕资金，或能融得较低资本成本的资金，收购少数股东损益，亦能提高经济增加值。

8、增加在建工程：

用自有资金进行建设，在建设项目尚未投入使用前，会增加经济增加值。但需要注意的是：(1)若全部用新融资资金进行建设，除非融资资金成本低于5.5%，否则不会增加经济增加值。(2)在建设项目投入使用的当年，会导致经济增加值同比降低，因为这时融资资金多半尚未归还，而在建项目由于已经转为固定资产，因此不能再作为资本的调减项，若在建工程金额较大，会导致经济增加值陡降。

9、对上市公司的战略投资市值降低或出售战略投资：

目前很多国有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既未达到控制比率，也不打算随时变现，根据现有的会计准则体系，此种投资应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来处理，其市值的变化应调整资本公积。在现有的经济增加值框架体系下，未把此种投资市值的变化从计算中剔除，因此在考核日若该股票价格降低，则经济增加值增加，若股票价格飙升，则经济增加值反而降低。另外一个角度，若在考核期内，企业出售该投资，根据现有的框架体系，此种投资处置收益可以算入经济增加值，因而会显著增加考核当期经济增加值，但该种增加在第二年不可复制。

1 0、使用以往年度薪酬余额：

按现有的框架体系，企业有未使用完的结余工资、工会经费等都要算入调整后资本，因此企业若在当年使用以往年度薪酬余额，不仅会增加利润总额，且会减少资本成本，因此会增加经济增加值。

二、如何改进经济增加值指标

经济增加值作为央企经营者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指标之一，应该满足三个设计要求：

(1)达到引导经营者重视价值创造的目的;

(2)剔除经营者不能控制或控制力较弱的客观影响因素;

(3)保证整个考核体系的兼容一致性，减少与其它考核指标的重复或冲突。

基于这三个设计思路，基于我们在第一部分分析的经营者在现有经济增加值考核方法下的可能选择，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异，现有经济增加值指标，可以做以下改进，以避免经营者的反向博弈：

1、不再考核利润总额：

如果经济增加值指标的设计能逐渐臻于完善，今后可以不再考核利润总额这个指标，增大经济增加值在考核体系中的比重。因为经济增加值与利润总额指标相关性较大，前者基本可以涵盖后者。

2、在经济增加值考核中不考虑研发投入影响：

目前涉及研发投入的考核指标有研发投入率和经济增加值两个指标，同时从两个指标考核当然能强化国家对加强研发投入的决心，但通过增加其中一个考核指标的比重即能达到这一目的，而不必在两个指标中重复。由于很多企业的研发投入绝对数已经与利润总额相当甚至大于利润总额，因此将研发投入放入经济增加值的考核体系中对经济增加值的影响金额很大。而且国内目前对于什么样的支出能作为研发投入尚无明确规定，这导致实务中研发支出的弹性较大。因此建议在经济增加值中不考虑研发投入影响。

3、在研发投入中不考虑资本化研发投入：

若必须将研发投入纳入经济增加值指标体系，建议不考虑资本化研发投入，原因有两个：(1)当年的净利润中并未扣除研发投入资本化部分，因此将这部分资本化投入调整回去导致前后口径不一致;(2)资本化的研发投入在以后若干年会通过摊销计入以后期间的研发费用，并在以后期间调整所在期间的税后净营业利润;这样就导致同一笔投入在不同的期间共调整了两次，不合理。

4、不提供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由企业根据实际税率对相关费用进行调整。当然这种模式下，对于单个企业来讲比较容易操作;但对于集团企业来说，计算起来可能会稍微复杂。

5、调整后债务资本应该聚焦于有息负债：

把所有形式的有息负债均涵盖近来，而剔除掉所有无息负债;因为只有有息负债才有回报要求。按现有指标体系，债务资本会涵盖工资结余、递延收益、递延所得税负债等无息负债，却没有考虑企业的票据贴现、供应链融资等有息负债，更无论各种形式的表外融资。以票据为例，目前票据最长已经可以做到1年期，因此理论上票据贴现已经可以作为短期贷款的完全替代品，如果企业大量的用票据贴现置换短期贷款，可以达到调节经济增加值的目的。

6、剔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市值变化导致的权益资本的变化应不予考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对经济增加值的影响可以允许纳入当年的考核，但不作为后期考核的计算基数。

摘要：经济增加值在国资系统已试行考核将近一年, 本文先站在经营者角度, 考虑在现有考核方式下, 经营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提高经济增加值;然后, 通过分析经营者可能的反向博弈选择和政策制定者的导向之间的差异, 提出对现有经济增加值考核指标的修订意见。

企业税收筹划的经济博弈分析 篇8

关键词：税收筹划,博弈,税收环境,税务机关

博弈论是研究行为者之间策略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种决策理论, 即研究决策主体间的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的决策选择及其决策均衡问题的理论。税收筹划作为一种涉及企业和政府的双向行为, 客观上也存在着决策选择及均衡问题。具体来说, 企业开展税收筹划时需要考虑3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市场竞争对手所采取的策略对自己的影响;二是外部环境特别是税收环境的影响;三是考虑税务机关对企业税收筹划行为的合法性认定。因此, 引入博弈论分析这3个因素对企业税收筹划行为选择的具体影响, 有利于企业理性开展税收筹划, 实现“税企双赢”的最佳经济效果。

一、企业与企业税收筹划的博弈分析

假设市场只存在A、B两个企业, 同等条件下都面临着是否开展税收筹划的选择, 两者构成完全信息情况下的博弈双方, 其战略组合为 (筹划, 筹划) 、 (筹划, 不筹划) 、 (不筹划, 筹划) 、 (不筹划, 不筹划) 。基于企业掌握的信息, 他们估计得出:如果两个企业都不进行税收筹划, 收入缴税后其各自的净收益为a个单位;如果都进行税收筹划, 由于税收成本下降, 其各自净收益为b个单位, 其中b>a;如果一个筹划一个不筹划, 筹划企业不仅会获得系统外的市场份额, 还会抢占未筹划企业的部分份额c, 其中0

二、企业与税收环境的博弈分析

税收环境是企业开展税收筹划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企业税收筹划的过程实际上是企业在自身财务状况与相关税收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税收政策选择的过程。但是, 客观情况下企业的税收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当企业无法准确预测和掌握税收环境的具体变动情况时, 一旦税收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纳税人如果不能及时进行应变调整, 就可能要遭受巨大的税收筹划风险损失。因此, 企业与税收环境成为不完全信息情况下的双方博弈主体。

假定C1为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直接成本, C2为税收筹划的机会成本, C31为税收环境变化的风险成本, T为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节税利益。当企业所处税收环境相对稳定时, 企业若开展税收筹划就会取得节税利益T, 企业的最优选择是开展税收筹划, 收益函数为U=T-C1-C2;当企业所处的税收环境动荡不安, 即政府不断调整税收政策时, 企业若开展税收筹划则会失败, 其收益函数为U=-C1-C2-C31, 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税收筹划, 收益函数为U=0。

由于税收环境信息的不对称, 企业不能充分判断国家税收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 只能根据所掌握的信息资料进行初步估计。假设企业认为税收政策发生变化的概率为P, 税收政策不变化的概率是1-P, 则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 (-C1-C2-C31) ×P+ (T-C1-C2) × (1-P) ;企业不进行税收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0。因此, 当 (-C1-C2-C31) ×P+ (T-C1-C2) × (1-P) >0, 即P< (T-C1-C2) / (T+C31) 时, 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收益才会大于不开展税收筹划的收益。也就是说, 当税收政策发生变化的概率小于或等于 (T-C1-C2) / (T+C31) 时, 企业应理性选择税收筹划策略, 其收益函数为U=T-C1-C2。

三、企业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严格意义上讲, 税收筹划是符合立法者意图的一种合法行为, 但这种“合法性”客观上还需要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的“认定”, 而在这一认定过程中客观存在着税务行政执法的偏差。这使得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经常会遇到一些来自基层税务行政执法机关的观念冲突与行为障碍, 即使是真正的税收筹划行为, 也有可能被税务行政人员视为偷税或视为恶意的避税行为而加以查处。对企业和税务机关来说, 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企业无法准确预测税务机关对企业税收筹划行为的认定态度;同时, 税务机关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企业所有真实的纳税信息。从这个角度讲, 企业纳税主体与税务机关成为非完全信息博弈下的双方主体。

假定企业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则企业优先选择开展税收筹划, 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税收筹划的影响, 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①企业;②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筹划或不筹划, 税务机关为税务检查或不检查。作如下假设: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直接成本为C1, 机会成本为C2, 税收筹划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违法的风险成本即加收滞纳金和税收处罚的金额为C32;企业税收筹划的节税利益为T;税务机关进行税务检查的检查成本为C。当企业选择了开展税收筹划, 税务机关具有进行税务检查或不进行税务检查这两个选择。当税务机关不进行税务检查时, 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T-C1-C2;当税务机关进行税务检查时, 如果认为企业进行的是合法的税收筹划, 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T-C1-C2;如果认为企业的税收筹划是违法行为, 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C1-C2-C32。

假设企业估计税务机关开展税务检查的概率为P1, 不开展税务检查的概率为1-P1;税务机关开展税务检查的情况下, 对企业税收筹划“合法性”的认定概率为P2, 对企业税收筹划“非合法性”的认定概率为1-P2。则根据上述假设条件, 结合博弈模型中企业的期望收益分析得出:在税务机关开展税务检查情况下, 当企业的收益函数U= (T-C1-C2) ×P2+ (-C1-C2-C32) × (1-P2) >0, 即P2> (C1+C2+C32) / (T+C32) 时, 企业应选择开展税收筹划策略;当P2< (C1+C2+C32) / (T+C32) 时, 企业应选择不筹划策略。当税务机关不开展税务检查时, 因为U=T-C1-C2>0, 企业应选择税收筹划策略。

综合税务检查概率与税务机关对企业税收筹划的“合法性”认定概率两个因素分析, 当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期望收益U= (T-C1-C2) × (1-P1) + (T-C1-C2) ×P1×P2+ (-C1-C2-C32) ×P1× (1-P2) >0, 即P1× (1-P2) < (T-C1-C2) / (T+C32) 时, 企业应选择开展税收筹划。结合前面的策略选择分析, 只有当税务机关对企业税收筹划的“合法性”认定概率P2> (C1+C2+C32) / (T+C32) , 且P1× (1-P2) < (T-C1-C2) / (T+C32) 时, 企业应选择理性的税收筹划策略。

四、结语

通过以上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税收环境之间、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博弈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企业开展税收筹划可以在降低其税收负担水平的基础上切实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因此在具备内部税收筹划条件的情况下 (企业会计制度健全、会计核算真实等) , 企业应科学运用税收筹划技术和方法, 理性开展税收筹划活动。

(2) 企业税收筹划是在国家税收法律环境下的一项合法理财行为, 税收政策的变动直接影响着企业税收筹划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此, 企业开展税收筹划应科学预测外部税收环境的变动趋势, 以便做出正确的筹划选择。当税收政策发生变化的概率P< (T-C1-C2) / (T+C31) 时, 企业应选择开展税收筹划以取得税收收益。对于国家来说, 政府应适度保持税收制度的相对稳定性, 公正、公平地运用税收杠杆调节宏观经济, 正确运用税收政策引导企业科学开展税收筹划。

(3) 企业税收筹划的合法性最终要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定, 因此企业应与税务机关保持必要的沟通与联系, 把握税务执法人员对税收筹划行为的认定范围, 避免陷入“偷逃税”的行为陷阱。当税务机关对企业实施税务检查且认定“非合法性”的概率P1× (1-P2) < (T-C1-C2) / (T+C32) 时, 企业应理性选择税收筹划策略。而对于税务机关来讲, 则应努力提高税收征管水平, 加大税收检查力度;同时, 加强业务素质教育, 适度统一对税收筹划的认定标准, 尽可能做到公正、公平执法, 对企业合法的税收筹划行为给予客观、科学的认定。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2]白芸.税收筹划的博弈分析[D].厦门:厦门大学, 2006.

[3]张晓美.企业税收筹划研究——基于风险控制效应的探讨[D].重庆:重庆大学, 2005.

[4]王晓芳, 肖琳玲.税收筹划博弈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7 (2) :56-57.

[5]李嘉明, 张晓美.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企业税收筹划的博弈分析[J].税务与经济, 2004 (1) :62-65.

经济博弈 篇9

关键词：经济适用房,博弈分析,对策建议

一、引言

“保民生”是2011年“两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其中住房问题是一个主要的热点话题。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房价大幅升高, 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经济适用房政策就是国家为了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条件和住房水平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 近年来经济适用房建设逐年减少, 且使用管理中存在众多问题。本文利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经济适用房管理中主要利益主体———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策略选择, 以期发现经济适用房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根源并探寻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经济适用房开发使用现状

近年来, 我国社会保障能力大步提升, 政府加大了对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的投资。但是, 纵观近几年经济适用房开发建设相关数据, 经济适用房的投资额和建设面积在住房投资中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见表1和表2) , 经济适用房开发建设比例不足。与此同时, 我国城镇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等, 都要求政府加大提供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 这进一步加剧了目前我国经济适用房数量不足的问题。另外, 一部分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远离市区、房屋结构不合理、周边基础设施较差, 产生了经济适用房“不经济、不适用”的现象。

资料来源:《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2007年、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2007年、2010年。

在经济适用房的使用管理过程中也出现了众多问题, 将经济适用房用作其他用途, 出租、转借、闲置经济适用房, 经济适用房小区宝马、奔驰类豪车频现, 非低收入者家庭获得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 而真正的低收入者家庭却难以拿到经济适用房购买的排号, 等等。

可见, 我国经济适用房开发使用现状不容乐观, 经济适用房管理存在众多问题。本文利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经济适用房管理中主要利益主体———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策略选择, 以期发现经济适用房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根源并探寻解决问题的对策。

三、经济适用房管理的博弈分析

政府和开发商是经济适用房管理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利益主体。住房社会保障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会促进并督促开发商落实经济适用房政策;开发商作为社会利益主体, 一般会遵循国家发展政策而正确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但同时, 开发商也会为保障自身利益最大而偏离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 (偏离执行包括:将经济适用房用作其他用途或卖给非低收入者家庭、摇号舞弊、建设“不经济”、“不适用”的经济适用房、以经济适用房之名义实施商品房买卖等) 。因此, 在经济适用房管理过程中, 政府与开发商存在着监管———被监管关系。

信息的不对称使开发商和政府不知道彼此的信息, 这就导致了开发商在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执行上存在两种方式:正确执行和偏离执行。政府对开发商是否正确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进行监管, 由于信息不对称也产生了两种监管方式:努力监管和放任监管。

(一) 基本假定

1.博弈双方都是理性经济人, 即博弈双方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2.开发商若正确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获得正常利润U1;若偏离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将获得额外利润U2。

3.政府努力监管将获得社会收益F, 产生监管成本C;政府努力监管时, 若发现开发商偏离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 则对开发商处以罚金F (罚金和开发商正确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时, 政府获得的社会收益相等) 。

4.政府放任监管时, 若开发商正确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 政府会获得社会收益F, 若开发商偏离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 则政府无收益。

(二) 博弈模型的构建和均衡分析

综上所述, 开发商和政府有四种战略组合, 即{正确执行, 努力监管}、{正确执行, 放任监管}、{偏离执行, 努力监管}、{偏离执行, 放任监管}。开发商和政府的利益矩阵见表3。

政府为了努力保障民生, 希望开发商正确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 会对偏离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开发商处以严厉的处罚。一般认为, 罚金F大于开发商偏离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时获得的收益总和, 即F>U1+U2。因此, 当F>C时, 上面利益矩阵无均衡战略;当F<C时, {偏离执行, 放任监管}为均衡战略。

由均衡战略可知:政府对开发商偏离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时的处罚罚金较小, 而监管成本较大时, 双方都会采取不负责任的战略, 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即开发商偏离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 政府放任监管, 这就导致了经济适用房房源减少、使用混乱等一系列问题。

三、经济适用房管理的对策建议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无论是开发商还是政府, 在经济适用房管理过程中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都是合乎情理的。基于以上的博弈分析, 针对经济适用房的管理问题, 给予以下建议:

(一) 加大违规处罚力度

将对经济适用房管理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处罚上升到法律层面, 加大违法的处罚力度。通过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出台相关细则, 加大对开发商违规开发、营私舞弊、改变经济适用房用途等不法行为的经济处罚。例如, 罚金可定为开发商偏离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获取的额外利润的3-5倍, 并限制其在其它相关项目上的投标资格等。另外, 对经济适用房售卖过程中的骗购行为给予严厉惩罚, 如对虚报资料信息, 以“不诚实”的态度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个人和家庭, 取消其在10年内或者终身取消再次申请购买或租赁各类政策性、保障性住房的资格。同时, 加大对违法出租经济适用房的中介机构的处罚力度, 在进行罚款的同时关闭房产中介的网上交易端口。

(二) 减小政府监管成本

现行制度下, 政府在经济适用房管理过程中肩负着选择开发商、标准制定、工程验收、分配条件定制及资格审查、价格确定、使用管理等各个环节的管理。监管环节众多, 是政府监管成本高的直接原因。减小政府监管成本, 可以考虑引入市场化的经济适用房供应机制, 即将政府管制和市场分配机制进行合理的结合, 在经济适用房管理中弱化政府监管行为而强化社会监督功能, 从而降低政府监管的成本, 切实提高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和分配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2]赵文莉.经济适用房开发的博弈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 2010 (22) .

[3]徐晓兵.经济适用房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宁波通讯, 2009 (8) .

[4]刁目广.经济适用房制度下的寻租行为博弈分析[J].现代商业, 2010 (6) .

[5]尹伯玉.浅议经济适用房制度与房地产市场的协调发展[J].现代商业, 2010 (15) .

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经济博弈分析 篇10

关键词：会计舞弊,博弈分析

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博弈一般发生在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以及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之间, 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构建会计舞弊各方的博弈模型并进行分析, 找出博弈各方的博弈均衡。

一、上市公司之间的博弈分析

假设甲乙两个上市公司在对外提供会计信息的时候有两种选择:如实做账 (合法) 、弄虚作假 (舞弊) 。以上市公司各种对策的额外净收益为基础, 设置模型如表1所示:

会计舞弊的预期净收益 (πD) 是舞弊者对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衡量。

预期净收益 (πD) =预期收益-预期成本=TRD-TCD

其中预期收益 (TRD) =会计舞弊带来的利益 (Ld) × (1-p) [p为会计舞弊被发现的预期概率 (下同) , (0

上式表明, 在会计舞弊给经济人带来的利益既定时, 舞弊被发现的概率越小, 它为舞弊者带来的预期收益就越大;被发现的概率越大, 它为需求者带来的预期收益就越小。

预期成本 (TCD) =费用 (TFD) +[惩罚 (TPD) +民事赔偿 (TED) ]×p

费用 (TFD) 为会计舞弊活动所需的额外支出, 主要是支付给会计、审计、资产评估、律师等从业人员的额外报酬;惩罚 (TPD) 包括舞弊被发现应支付的罚款和处分、判刑等惩罚手段给需求者带来的预期损失;民事赔偿 (TED) 是指投资者可以向发行人或人民法院申请民事赔偿。惩罚用公式可表示为:惩罚 (TPD) =罚款+处分、判刑带来的预期损失 (P) ×力度系数 (r) , 这里用力度系数表示舞弊者对由于处分、判刑等手段给需求者带来的主要是精神、政治、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损失的判断。

在不考虑其他人行动的情况下, 会计舞弊给需求者带来的净收益越大, 就越有舞弊的冲动, 考虑更复杂的现实情况是, 上市公司在舞弊中不仅要考虑自身的情况, 还要考虑其他上市公司的情况, 所以上市公司是否舞弊取决于上市公司之间的博弈均衡。上述模型中, 若甲、乙公司都如实对外公布会计信息, 双方都从资本市场得到各自的应得收益, 双方都不会产生额外收益, 出现“零和博弈”的结果。若其中一个公司进行会计舞弊, 则舞弊一方得到净收益πD, 而守法的公司则由于其他人收益的提高而丧失某些额外收益 (如在上市或配股的名额的竞争中失败, 由于舞弊使证券市场平均收益提高而相应使上市、增发或配股条件的提升等) , 设为-e;若双方都进行舞弊, 则都可以得到πD的净收益, 但从长期来说, 由于证券市场信用的丧失而使他们产生共同损失, 设为d, 双方得到净收益为πD-d。作为经济人的甲、乙公司都会考虑到其他人所采取的行动, 都会处于一个“囚犯困境”的选择境况之下, 在双方都考虑自己预期净收益的情况下, 任何一方守法, 则其预期净收益都会最小化, 但是其中一方采取舞弊策略, 而不管另一方采取何种策略, 舞弊一方都有较高的预期净收益, 所以这种博弈的平衡是双方都采用舞弊策略。

二、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之间的博弈分析

假设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也有两种选择:合法和舞弊 (合法对注册会计师来讲就是履行恰当的审计程序) , 设置博弈模型如表2所示:

审计机构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应该说舞弊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 但是基于经济人的考虑, 在对其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权衡的基础上。审计机构在与上市公司的博弈互动过程中共同以舞弊作为均衡。

审计机构舞弊的预期净收益 (πS) =预期收益 (TRS) -预期成本 (TCS)

其中:

预期收益 (TRS) =当期所得的额外报酬 (LSS) +以后各期预期报酬 (LSL) × (1-p)

舞弊所得报酬体现为会计师事务所从上市公司直接取得高于一般水平的报酬及预期以后年度的未来收益机会。

预期成本 (TCS) =惩罚 (TPS) ×p, 惩罚包括吊销会计证或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免职、罚款、判刑等经济和非经济的损失。经济损失包括:实际的罚款支出 (TPS1) ;因惩罚而丧失的机会收益 (TPS2) , 此机会收益用其预期年收入 (包括货币的、实物的等各种合法收入) (Y) 与剩余工作年数 (N) 的乘积来计量;民事赔偿 (TES) ;政治损失和精神损失等非经济因素的与其损失设为TPS3。假设仍用r表示法律惩罚力度系数, 则有:

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之间可能出现三种博弈结果, 一种是双方都按照各自应该遵守的会计和审计准则, 亦出现“零和博弈”;如果上市公司进行会计舞弊而审计机构依准则进行审计, 则上市公司的净收益取决于审计机构发现上市公司舞弊的可能性 (q) , 上市公司净收益由πD× (1-q) 和R×q两部分之和组成, 审计机构由于与上市公司管理当局意见不一致, 设下一年被更换的可能性为f, 所以审计机构会在平均利润的基础上失去LC×的长远收益, 故其预期净收益为V-LC×f;若双方共同舞弊, 则短期内分别得到预期净收益πD和πS。

在第二种博弈结果中, q为舞弊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 (0

三、对上述博弈均衡的进一步解释

上述两种博弈模型中, 出现的共同结果是舞弊方得到了最佳结果, 而对于社会及投资者来说, 却得到了最差的博弈结果, 这种理论分析的结果与我国大量存在的上市公司会计舞弊实际相吻合。结合我国目前资本市场中的实际情况, 可以更好地理解上述的博弈均衡。

第一, 对会计舞弊的需求者来说, 由于市盈率这一“财富放大器”作用的存在, 使它存在着巨大的会计舞弊预期收益 (TRd) , 如果按股市30倍的市盈率计算, 每增加0.1元的会计净利润, 其股价会上升3元, 若初次发行则可以多得到上亿元的资金。

第二,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 会计舞弊被发现的可能性 (p) 很小, 尤其在注册会计师参与舞弊的情况下, 使p可以小到忽略不计。过去10年因会计舞弊被发现并被处罚的上市公司不足100例, 舞弊被发现的概率远远低于百分之一。

第三, 会计舞弊被发现后的罚款支出 (PD1) 相对较小。

第四, 中介机构应负连带责任, 但实际可以负担成本远没有达到它的负担能力, 而且对中介机构的罚款也不足以起到警戒作用。如红光实业上市过程中支付给四川某会计师事务所30万元, 而证监会对其的罚款为60万元。与极低的发现概率p比较, 这些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第五, 我国的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尚待完善, TES和TED几乎可以视为0。

第六, 上市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把会计师事务所推向了舞弊的境地。据研究, 出具非标准意见的上市公司更换事务所的比例要大大超过出具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比例。

行走在博弈中的“安倍经济学” 篇11

当地时间7月21日，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在第23届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在投票站出口民调中，72%的被调查者对日本放送协会（NHK）表示，他们认同首相的经济政策。因此，这一结果也可以被解读为日本选民对“安倍经济学”给予了肯定。

何谓“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是指日本第96任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加速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开始加速贬值。目前，“安倍经济学”的头两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已在市场上显示出效果。而随着安倍在选举中获胜，结构性改革这第三支箭也将射出。

在某种程度上，安倍出台的这些扩张性经济政策提振了股市，逆转了日元连续6年的升势。特别是其所倡导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给了依赖出口的日本制造商一臂之力，但也引发了韩国、中国等国的不满。据韩国贸易协会数据显示，如果日元对韩元贬值10%，韩国对日出口额会减少4.1%。同时，日本货币泛滥必会导致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而致使中国企业的原材料成本提高。而日元贬值又会变相压制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从而对中国的出口制造造成挤压。

统计发现，从安倍履新的2012年12月26日到2013年2月15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日元对美元贬值幅度就超过8.4%。结合国际环境，一些国家由此担忧日本此举可能引发全球货币竞相贬值并助推新一轮贸易战。安倍经济学（Abenomics）要的是创造通膨预期，当消费者预期日本物价要上涨，所以对于一些本来就要购买的商品，就会尽快地去购买，因而带动消费及投资，进而扭转日本长年消费与投资极度低迷的状况。

首先，安倍经济学有三个主轴，安倍晋三首先强势要求日本央行配合发钞。其次，安倍在2013年1月11日通过了1170亿美元，总数2267.6亿美元的政府投资。在日本政府负债余额已超过GDP200%，高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情况，这样大规模的政府举债支出，当然也是高风险。最后，是日元贬值政策，自2008年9月金融海啸爆发至2012年12月，日元相对美元升值23.62%，对照韩国在同样一段期间内，仅小幅升值0.22%。

第三支箭难寻靶心

有分析认为，这项迄今为止以增加政府支出和由日本央行大举放松货币为特点的政策能否让日经指数持续走高，还要看最终的结构性改革。这也是“安倍经济学”中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一步。对此，外交学院副院长江瑞平认为，短期内，这“第三支箭”能够对日本的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达到刺激效果，但若想赢得日经指数的长期增长，则还需要一系列周密的经济政策予以扶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安全与合作研究部的宋均营博士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第三支箭”的目的显然是想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经济，但能不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则是日本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自2012年12月安倍当选日本首相以来，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和演讲，概述了范围广泛的法律修订计划，以作为央行刺激计划的补充。法律修订计划中包含的多层目标都会被写入“国家增长战略”中。

但直到今天，这项所谓的“国家增长战略”中的许多举措仍缺少细节。安倍政府承诺将在9月份拿出一套更具体的提议，这也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好奇。江瑞平预计，对人力资源的改革确实会在“国家增长战略”中占有很大地位，这符合当前日本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日本要重振经济的目的。

宽松货币政策的利与弊

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其中以2%的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已引发韩国、中国等的不满。韩日企业在海外市场形成直接竞争局面，而虽然部分中国企业已开始与日本企业竞争，但出口产品重叠的领域仍不多。据韩国贸易协会数据显示，去年韩国和日本50大出口产品当中26个重叠。该协会进一步预测：如果日元对韩元贬值10%，韩国出口额会减少4.1%。受最大影响的无疑是汽车行业，据韩国汽车产业研究所近期发布的报告，在日元对韩元贬值10%的条件下，韩国汽车出口额将会缩减12%。然而，无论是G7还是G20都默许了日元的暴跌，因为他们大多不会受到日元贬值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再加上，除了加拿大，G7都在进行不同程度上的量化宽松。

纵观整个“安倍经济学”，江瑞平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其最大的优势，它适应了西方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安倍希望通过新的公共开支计划，通过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的设想，也确实在日本国内外市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弊端。比如，此前日本股市所出现的剧烈波动，以及对国债发行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而后者则会致使日本国民储蓄无法转换为有效的社会投资。

宋均营也指出，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实是“安倍经济学”的一大亮点。但是，当今的日本社会十分复杂，整个社会中有许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失业率高等。这些因素的存在会让“安倍经济学”负重前行。此外，这一经济政策的推行也会对深化区域经济合作起到负面效应。长此以往，甚至会让日本在亚洲市场处于孤立地位。

赌博性的金融缓和政策

欧美多国对日本提出的“安倍经济学”难以理解，如失业问题，欧美国家目前普遍处于高失业率时期，特别是年轻阶层的失业率高企。在欧洲经济圈内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失业，即使在英国失业率也已经高达20%。与此相比，日本的失业率目前只有6%，在欧美国家看来算不上什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今年6月英国举行的八国峰会上，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时曾指责，“日本推进日元贬值政策对于以廉价劳动力为竞争条件的国家来说是很不利的”。另外，即使日本大肆宣扬的其国内的通缩问题，在欧美看来只能说涨落不明显而已，从经济发展过程看也只是极为缓慢的通缩。所以，日本不应实施赌博性的金融缓和政策。

而“安倍经济学”将为日本留下难以预料的“祸根”——巨额的债务。据最新数据，截至2012年度末日本政府债务膨胀至991万亿日元，今年新通过2013年度财政预算与2012年度补充预算合计金额超过100万亿日元，预计到2013年度末债务总额将超过1000万亿日元，政府债务已经超负荷。加之人口老龄化、经济持续低迷、工资不升反降、民间储蓄减少。更重要的是大地震后，日本电力供应不足、能源进口大幅增加，而日元贬值又导致日本贸易连续10个月逆差，经常收支顺差也逐步收窄，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日本版的双赤字”，即贸易赤字与经常收支赤字。日本曾在G20峰会上，向全世界承诺，2015年实现基础财政赤字减半，2020年实现顺差。如日本2014年果真提高消费税，日本非但难以实现其承诺，很可能面临“财政悬崖”。

经济博弈 篇12

所谓绿色经济实际上是以市场作为导向、以传统的产业经济作为基础、以经济和环境的持续发展为主要目的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 此种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了能够充分适应人类环境保护和健康需要出现同时表现出来的一类发展状态。公共经济学也被称之为政府经济学以及公共部门经济学。它指代政府和其附属物, 主要体现与代表了国家政府的行为。尽管政府和企业、家庭能够共同参与国家国民经济建设, 不过此种行为方式与目的却是非常另类的。接下来, 本文将站在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绿色经济和碳博弈。

一、经济外部性与公共物品理论

首先, 经济外部性理论。所谓经济外部性理论在经济学中主要是一个经济体的生产决策或者消费无意识的影响到其它经济体的福社或者生产能力。此处所谓的“影响”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即积极的外部性, 很多时候被人们称之为正外部性, 而第二种为不良的外部性, 也称之为负外部性。而所谓的公共物品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此处所说的公共物品主要由下面两个标准来进行判断: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谓竞争性指代某一个经济体作用于某一个产品或是服务的消费影响至其它经济体体对相同产品或是服务的消费能力[1]。所谓排他性则指代, 是否可以真正阻止某一个经济体对某一类产品或是服务消费的能力。而环境为公共物品最为典型例子。公共物品可以借助财产权利的不断分配和对其独体使用保证而真正成为私人的物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公共产品理论一般都认为环境污染主要是因为环境产权的不明晰而导致的。

二、关于排污权的经济学解读

所谓空气污染实际上为劣质品。此类劣质品会随着社会、名族乃至国家的富有而被正常品所取代。此类排放对身体和环境所提供出的审美设施的影响较为明显, 因而它们更容易被很多人当成是劣质品。首先, 二氧化碳对身体和环境所提供出的审美设施的影响不如别的污染排放如此明显。其次, 随着一个群体或者国家财富的加剧, 对能源和物资的需求亦越来越高。而二氧化碳就是此两个方面需求最为直接的后果, 因此对它的需求也一定要随着GDP的不断增加而增加。从这些理论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 在一个固定技术水平下, 其二氧化碳根本不可能被人类当成是劣质品来进行定义。总的来说, 作为作者或者说作为读者, 根据理论进行分析, 也可以将排污权归类为一个真正微观经济主体地博弈模型, 不过此领域的现有研究通常是富有争议与矛盾的, 主要是因为限制条件较为复杂模型构建的假设条件完全不同。

三、碳博弈的简单解读

本文所说的碳博弈, 主要是指在国际气候不断变化的谈判中, 所有国家按照自己所把握的信息, 用策略进行集合, 做出和自己利益较为匹配的行为。所有博弈人员在不断发展低碳经济的时候, 每个人借助自身的优势和学习对方的解决问题的措施, 而有效选取自己的行为, 以此实现自己最终设计好的目标, 几乎能够这么说, 国际碳博弈的最终结果是所有国家和地区通过研究、行动等互动而形成的理论。以美国为首的某些发达国家由于自身的利益, 经常性的阻燃国际气候协议的实施和形成, 国家与国家之间, 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越来越激烈[2]。此次激烈的博弈, 最终导致哥本哈根会议的没有研究出任何结果, 分析原因能够发现, 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 国际气候会议的本质是怎样分配好温室气体排放权, 此问题引申至广义的碳博弈, 则为政府、企业和消费人员在相同市场的维度下实施博弈。政府、企业以及消费人员之间都可以构建假设同时实施博弈模型建立。下图1所示

四、减少碳排放的方法及多种碳博弈模型讨论

使用“污染排放税”对污染排放进行控制能够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污染排放税的基本原则为:如果税率能够和所想控制经济的外部性价格相同, 那么市场自身就会把会实现生产此类产品或者服务的最优水平于固定的减排技术下, 作为污染单位,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选择减排或是纳税。不过现实和理论分析毕竟有所差别, 目前很少存在有完全信息的市场, 在此类存在不确定性要素的情况下, 一些国家或者企业的污染许可证就非常有优势。假若一个国家的环境保护部门根本不清楚国民经济的减排成本曲线, 那么就根本不能计算甚至完全不能判断社会最优污染水平中的最优税率到底是多少。假若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的基本工作就是减少污染排放, 那么应该使用排放交易机制[3]。排放交易体系可以充分保证给定排放量目标的最终达成。政府此时仅仅只需要决定社会的最优污染排放总体水平就可以。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