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博弈（通用10篇）
投资博弈 篇1
摘要：核电工程具有项目周期长、投资巨大、技术复杂、安全风险高、竞争者较多等特点, 常用的净现值法、实物期权法难以实现核电项目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与柔性管理。文章建立了初始投资成本不对称的核电投资期权博弈模型, 给出了领先者、追随者和同时投资者的收益函数及对应的最优投资临界值, 并分析了初始投资成本不对称时序贯均衡、抢先均衡和同时均衡成立的条件。
关键词：核电投资,期权博弈,均衡
一、引言
核电投资项目在规划和实施当中, 蕴含了安装设备的价格、运营成本等不确定性因素, 核电站选址及国家公共安全性要求使其投资易受国家政策和经济环境影响, 因而核电投资项目具有投资数额巨大、建设周期长、投资成本不可逆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点。传统的净现值法容易低估核电项目的价值, 实物期权分析能够较好地反映核电投资柔性管理, 但忽视了核电项目竞争的侵蚀作用。而投资期权博弈分析不仅考虑了投资机会未来的期权价值, 还考虑了各关联主体之间的竞争因素, 为投资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斯梅茨 (Smets) 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对称双寡头期权博弈模型, 迪克西特 (Dixit) 和平迪克 (Pindyk) 给出了求解领先者和追随者的收益函数及其投资临界值的数学证明。惠特曼 (Huisman) 和考特 (Kort) 通过假设两家企业初始时已经在市场上活动, 建立了投资成本不对称条件下的期权博弈模型, 并引入混合策略均衡的概念, 得出两家企业在负的外部性下存在的抢先均衡、序贯均衡和同时均衡等三种博弈均衡。余冬平运用期权博弈方法, 全面研究了成本不对称的双寡头垄断企业战略投资决策问题。孙艳梅等在初始投资成本和经营成本均不对称的条件下, 构建了研发与投资项目的双寡头垄断期权博弈模型, 还对各种均衡策略及其成立的条件进行了分析。但是从目前来看, 应用于核电投资项目的研究还很少。
本文结合期权博弈理论构建了初始投资成本不对称的核电投资期权博弈模型, 给出了追随者、领先者和同时投资者的收益函数及其对应的最优投资临界值, 为核电项目投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二、核电投资期权博弈分析
(一) 核电企业投资基本假设
在连续时间内, 假设两家核电企业i和j投资于相同的核电项目, 其初始投资成本为Ik (k=i, j) 且是不可逆的, 并假设Ij=t Ii (t>1) , 这说明两核电企业的初始投资成本是不对称的, 且核电企业i具有成本优势, t的大小体现了其成本优势的大小。此外, 假设两核电企业的经营成本为零, 且这两家核电企业都是风险中性的, 故贴现率可以用无风险利率r表示。不妨设先进行投资的核电企业为领先者 (记作L) , 后进行投资的核电企业为追随者 (记作F) , 则受到未来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影响的核电项目产品价格的反需求函数为
其中, P (t) 表示核电项目的市场价格, 又因为不考虑经营成本, 所以P (t) 也为核电企业未来的利润流。Y (t) 是随机市场需求冲击, 假设它服从几何布朗运动, 即
其中, α是Y (t) 的瞬时漂移率, σ是瞬时波动率, dz是标准的维纳过程增量。
为确定的市场核电项目产品需求参数, 它依赖于核电企业i和核电企业j的状态, 对于, 有
表示核电企业i和核电企业j均不投资;D (1, 0) 表示核电企业i投资成为领先者, 核电企业j不抢先投资成为追随者;D (0, 1) 表示核电企业i不抢先投资成为追随者, 核电企业j投资成为领先者;D (1, 1) 表示核电企业i和j同时在市场上进行投资。假设核电投资项目具有负的外部性, 而且存在先动优势, 则有
这表明成为领先者的所得高于成为追随者的所得。
(二) 核电企业的收益函数和投资临界值
1. 追随者的收益函数和投资临界值
一般研究采用逆向归纳法来求解期权博弈模型中的收益函数和投资临界值, 即先假设领先者核电企业已经进行了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求出追随者的收益函数和投资临界值。
将追随者核电企业i (假设此时核电企业j为领先者) 的收益函数记为Fi (Y) , 其最优投资临界值记为Yi F, 即当Y≥Yi F时, 最优决策就是投资, 当Y<Yi F时, 最优决策就是等待。在领先者已经投资的情况下, 追随者的初始投资利润为YD (0, 1) , 根据Bellman方程, 可以得到收益函数Fi (Y) 满足下列等式, 即
应用Ito推理得收益函数的微分方程为
微分方程 (7) 的解的形式为
其中B1、B2为待定常数, β1和β2为方程的正根和负根。
由于当Y趋近于0时, 也趋近于0, 所以, 否则趋近于无穷大, 因此追随者的收益函数为
为了求出参数B1和投资临界值Yi F, 需要考虑价值匹配条件和平滑粘贴条件, 即
式 (11) 为价值匹配条件;式 (12) 为平滑粘贴条件。解式 (11) 和式 (12) 组成的方程组得常数B1和追随者临界点Yi F的值为
从而追随者的收益函数为
追随者的最优投资时机为
2. 领先者的收益函数和投资临界值
领先者的收益函数和投资临界值的求解过程类似于求解追随者的收益函数及其投资临界值, 由此可以得到领先者 (假设核电企业i为领先者) 的收益函数Li (Y) 的表达式为
其中, Yj F为核电企业j作为追随者时的投资临界值, 根据式 (14) 求得它的值为
3. 同时投资的收益函数和投资临界值
同时投资的收益函数和投资临界值的求解过程类似于追随者收益函数和投资临界值的求解过程, 我们可以推导出同时投资者的收益函数为
核电企业的同时投资最佳临界值为
最优同时投资时间为
三、核电投资均衡策略分析
(一) 核电投资的序贯均衡策略分析
当核电企业i的成本优势足够大时, 核电企业j就没有动力去抢先投资成为领先者, 此时就会出现序贯均衡。这个成本优势的大小可以由t的取值来确定, 根据相关文献可以得出:存在唯一的t1>1可以分离抢先均衡和序贯均衡, 当t<t1时, 出现抢先均衡, 当t≥t1时, 出现序贯均衡, 其中t1的值为
当时, 核电企业j作为追随者的收益要大于其作为领先者的收益, 也就是说核电企业j没有动力成为领先者, 这样核电企业i就可以在其最优垄断投资临界值Yi M处进行投资, 而核电企业j就会等到Y=Yj F时再进行投资。因此序贯均衡的投资策略为:当Y∈[0, Yi M]时, 两核电企业都选择等待;当Y∈[Yi M, Yj F]时, 核电企业i立即投资, 核电企业j选择等待;当Y∈[Yi F, ∞]时, 核电企业i和j都立即投资。
(二) 核电投资的抢先均衡策略分析
当核电企业i的成本优势比较小时, 确切地说是当t<t1时, 就会出现抢先均衡。这时两家核电企业都有动力抢先投资成为领先者, 此时核电企业i就必须考虑当Y=Yj P1时核电企业的抢先威胁, Yj P1是核电企业j作为领先者和追随者的无差异点, 也就是说Yj P1是方程ξj (Y) =0的最小解。其中ξj (Y) =Lj (Y) -Fj (Y) , 求解方程ξj (Y) =0得两个解Yj P1和Yj P2 (Yj P1<Yj P2) , 在区域[Yj P1, Yj P2]内, 核电企业j的领先者收益函数大于其追随者收益函数, 故称作核电企业j的抢先区域。同理可以求出核电企业i的抢先区域, 记为[Yj P1, Yj P2], 由于核电企业具有成本优势, 所以有Yj P1<Yj P2, 而核电企业i只要在Yj P1之前投资就可以抢先对手, 故核电企业i可以在Y=min{Yj P1, Yi L}处进行投资。本文结合相关文献给出两核电企业的抢先均衡投资策略。
1.当Y<Yj P1, 且Y<Yi L时, 核电企业i在Y=min{Yj P1, Yi L}处投资, 核电企业j等待Y到达Yj F时投资。
2.当Y<Yj P1且Y≥Yi L, 核电企业i立即投资, 核电企业j等待Y到达Yj F时投资。
3.当Yj P1<Y<Yj P2时, 如果核电企业i立即投资, 则核电企业j等待Y到达Yj F时投资;如果核电企业j立即投资, 则核电企业i等待Y到达Yi F时投资。
4.当Yj P2≤Y<Yj F且Y<Yi L时, 核电企业i等待Y到达Yi L时投资, 核电企业j等待Y到达Yj F时投资。
5.当Yj P2≤Y<Yj F且Y≥Yi L时, 核电企业i立即投资, 核电企业j等待Y到达Yj F时投资。
6.当Y≥Yj F时, 两核电企业立即同时投资。
(三) 核电投资的同时均衡策略分析
当两核电企业同时投资时的收益函数曲线总是位于它们的领先者收益函数曲线之上时, 就会存在同时均衡。根据成本优势分析会得到存在唯一的t2≥1, 当t<t2时, 出现同时均衡;当t≥t2时, 就会出现抢先均衡或序贯均衡。其中t2的值为
由于两核电企业的初始投资成本不对称, 所以Yi S<Yj S, 因此同时均衡只能在Yi S处发生。故两核电企业的同时投资均衡策略为:当Y∈ (0, Yi S) 时, 两核电企业都选择等待;当Y∈ (0, ∞) 时, 两核电企业立即同时进行投资。
四、结语
本文分析了传统投资决策理论在核电项目投资应用中的不足, 引入期权博弈理论来解决核电投资决策问题。建立了基于初始投资成本不对称条件下的核电投资期权博弈模型, 给出了领先者、追随者和同时投资者的核电项目的收益函数及相应的最优投资临界值, 并得出当初始投资成本不对称时存在三种均衡, 即序贯均衡、抢先均衡和同时均衡, 且分析了各种均衡成立的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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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冬平.基于竞争互动的实物期权均衡执行战略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7 (05) .
[6]孙艳梅.基于期权博弈理论的R&D投资决策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0.
[7]孙艳梅, 孙长雄.R&D项目投资不对称双头垄断期权博弈模型[J].中国软科学, 2009 (S1) .
投资博弈 篇2
关键词 中小投资者 股市 不完全信息 动态博弈 信号博弈
Small and medium investors in the stock market investment game analysis
HuLeHang shenzhen university school of management
Pick in reading some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incomplete information dynamic gam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investors and the game process between the stock market， aiming to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otec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investors interests.
Keywords small and medium-sized investors stock market does not complete information dynamic game signal game
1 引言
股票作为当今社会投融资的工具，在各国的金融市场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股市也因此成为了各国经济的“晴雨表”。中国的股票市场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大量资金活跃在股市上，各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市场筹措资金发展和壮大，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从世界金融体系演化的趋势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积累，国家金融体系开始由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向以金融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演进。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逐渐由次要市场转变成主要资源配置市场，资本市场也由早期的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演变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出现资本市场机构化的趋势。
在中国股市上活跃着一大批中小投资者，他们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但资金、信息、技术的缺乏使他们长期处于市场竞争劣势。市场有效性假说所提出的信息完全公开、价格随机游走等现象在中国股市中几乎不存在。少数拥有资金信息优势的机构操控着股市，内幕交易频频发生，这使得原本充满风险的股市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制度方面的缺陷造成了中小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的劣势。首先，法律方面缺乏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条例，法制建设远远落后于市场发展进程。市场的设立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功能定位于国有企业融资，监管部门关注的核心是市场融资功能而非市场的长远建设，换句话说，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被忽略了，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害，甚至时有歧视中小投资者的政策颁布。其次，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内部人以盘剥中小投资者为目标。缺乏限制和监督的大股东和上市公司有条件和动机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以或明或暗的手法进行利益输送，大股东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财务造假等侵权行为屡屡发生。
另一方面，中小投资者缺乏股市分析技术和内部信息，他们既然知道机构投资者所拥有的优势，便会产生追随心理。上市公司和机构投资者往往联合起来，利用中小投资者这种盲从心理为自己牟利，中小投资者在这场博弈中往往是失败者。如果作为弱势群体的中小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而逐步退出的话，整个资本市场将缺乏人气，陷入既无融资功能又无投资机会的泥沼，势必影响到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必须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投资积极性，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定和繁荣。
2 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博弈分析
中小投资者在股市上的投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是博弈问题，本文引入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是指至少有一个参与人拥有私人信息，“自然”选择参与人的类型，并将类型告诉参与人自己，不告诉其他参与人，只将类型分布告诉其他参与人。接着参与人开始行动，他们的行动有先有后，后行动者可以观察到先行动者的行动，以此来推断先行动者的类型，修正对先行动者类型的先验信念，然后据此作出行动。在这个博弈中，先行动者知道自己的行动将被观察到，因此他就会设法传递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讨论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的信号博弈。信号博弈中有两个参与者，具有信息优势的一个称为信号发送者，另一个称为信号接收者，博弈顺序为：
（1）“自然”从可行的类型集中赋予发送者类型θ的先验概率为P（θ）>0，把θ告诉发送者，把P（θ）告诉接收者，接收者不知道发送者的类型θ，■P（θ）=1。
（2）发送者从信号集中选择一信号m发送。
（3）接收者观察到m后，从可行行动集中选择行动a。
（4）发送者的效用函数为u1（θ，m，a），接收者的效用函数为u2（θ，m，a）。
在这个博弈中存在着一个分离均衡，信号发送者的策略为（m1|θ1，m2|θ2），其中m1|θ1表示股市在股价普遍处于低水平时，发送利多消息，m2|θ2表示股市在股价普遍处于高水平时，发送利空消息。信号接收者的策略为（a1|m1，a2|m2），其中a1|m1表示投资者在收到利多消息后，选择买进，同样可以解释a2|m2。（m1|θ1，m2|θ2），（a1|m1，a2|m2），p＝1和q＝0是这个博弈的完美贝叶斯均衡。这说明在股价普遍水平偏低时，股市会发出利多消息，在股价水平偏高时股市会发出利空消息，投资者可根据信息作出相应决策来获取收益。博弈中也可能存在混同均衡，即无论股市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它都会发送相同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无法从信号中得到新的信息，投资者的投资策略由其预期的效用E（u）决定。例如，当投资者收到利多消息m1时，他的期望效用为E（u）＝u（θ1，m1，a1）×p＋u（θ2，m1，a1）×（1－p）＝2p－1。当p≥1/2时，E（u）＝2p－1≥0，即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更多地相信股市正处于低水平，后市上涨空间较大，因此他会选择买进。
nlc202309010112
从上述讨论的信号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出，股市和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投资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判断能力才能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信号中甄别出有用的信息，并修正之前对股市的信念，在反复的信号甄别与信念修正过程中提高自己的投资水平，从而避免盲目追随投资所带来的损失。
3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是当前政府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从法律保护方面看，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在美国，大量的规定旨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比如毫无困难的股份转让，对违反资本代理人职责的董事进行起诉的权利，包括共同起诉等。而在我国，中小股东因为权益受到控股股东侵犯而对控股股东进行起诉的案例很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小股东通过司法体系获得赔偿的可能性很小。由于缺乏法律保护，中小投资者时刻承担着个人利益被侵犯的风险。
因此，首先，必须从立法和执法方面继续推进市场法制建设，尤其是有关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制度安排。其次，政府必须加大市场监管力度，规范控股股东及经营者的行为，不断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董事会、监事会的运作机制，促进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水平的提高。最后，监管部门必须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督促上市公司及时、真实、完整、清晰地披露信息。继续规范会计准则，提高公司财务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可信度。
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发展中小投资者联盟，可以以发展开放式基金等形式，让中小散户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投资者，代表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参与股东大会和上市公司的管理。中小投资者应积极理性地配合政府，关注不断出台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政策，才能更好地发挥政策的效用和提高投资者的市场保护水平，促进市场功能的完善和效率的提高，从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投资者的获利水平，最终达到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双赢”。
参考文献
1 肖条军．博弈论及其应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2 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投资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 张照贵．经济博弈与应用[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4 王晖．从股权分置改革谈中小投资者的自我保护与市场保护[J].特区经济，2006（8）
5 贺宏．最优股权结构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J].财贸经济，2006（9）
我国农业投资不足的博弈分析 篇3
农业投资是指中央及地方政府、农村合作组织、农户等经济主体以预期收益为目的,用于农业生产建设的投资,包括农业利用的国际、国内的投资总和。本文采用博弈模型分析我国农业投资不足的成因。
一、模型的建立
对农业与非农行业投资的博弈,其投资主体可以有一个或多个。
当投资主体只有一个时,是指投资主体在不考虑其他投资主体的选择前提下,针对不同的投资环境做出的投资博弈的决策,亦即投资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博弈。就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而言,博弈的最终结果是理性的投资主体投资于非农行业而不是农业,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投资环境优劣的不均衡。该博弈相对比较简单,且比较理想化,这里不做详细的分析。
目前,我国农业投资主体主要是中央及地方政府、农村合作组织以及农户。每个投资主体在投资之前都有两种策略选择:投资于农业或非农行业,并且每个投资主体的不同投资决策对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获益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本文建立了有三个参与人的静态博弈,其得益矩阵为:
其中,xij分别代表在第i个投资主体选择投资于第j个行业这种投资方式下第i个投资主体的得益(x=a,b,c,d,e,f,g,h分别代表8种投资方式组合;i=1,2,3分别代表投资主体为政府、农村集体、农户;j=1,2分别代表农业和非农行业)。
二、模型的求解
就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而言,我们认为e12>a11,f12>b11,g12>c11,h12>d11,即对于政府而言,投资于非农行业的收益要大于投资于农业的收益;同理有,b22>a21,d22>c21,f22>e21,h22>g21(对于农村集体而言,投资于非农行业的收益要大于投资于农业的收益);c32>a31,d32>b31,g32>e31,h32>f31(对于农户而言,投资于非农行业的收益要大于投资于农业的收益)。基于此,得益矩阵中的(h12,h22,h32)构成本博弈的唯一纯策略纳什均衡。这是因为对于政府而言,无论农村集体和农户选择投资于农业还是非农行业,政府的最优决策都是选择投资于非农行业;对农村集体和农户也有类似的结论。即对每一个投资主体而言,无论其他投资主体选择什么策略,自己选择投资于非农行业都是其最佳策略。
这个博弈可以重复进行下去,即构成以本博弈为阶段博弈的重复博弈。由于本博弈有唯一的纯策略纳什均衡,由重复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定理可知,只要博弈的重复次数是有限的,重复本身并不改变博弈的均衡结果,即在每个阶段上,每个投资主体都会选择投资于非农行业,“总是投资于非农行业”是唯一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三、模型结果分析
本博弈中各个投资者的最优决策所构成的投资均衡并不是社会的最优均衡,对社会而言,这种投资均衡并不一定构成帕累托最优状态,即此时还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状态,在该状态上,还存在着某种(或某些)改变可以使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益增加。事实上,当下列情况之一
发生时,纳什均衡(h12,h22,h32)并不是可能实现的社会最大利润的稳定状态。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一组具体的数字进行分析。假定得益矩阵如下:
正如上面的分析,得益矩阵中的(6,3,3),即三个投资主体都选择投资于非农行业构成本博弈的唯一纯策略纳什均衡,此时整个社会的投资得益为。但对社会而言,这并不是一个最有效率的投资决策,因为从得益矩阵中可以看出,如果政府选择投资于非农行业,农村集体选择投资于农业,而农户选择投资于非农行业时,则整个社会的投资得益为,这显然要高于三个投资主体都选择投资于非农行业时整个社会的投资得益。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投资主体博弈的结果是将绝大部分资金都投资于非农行业,造成农业投资不足。而农业投资不足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经济发展的滞后与农业投资环境的劣势局面,形成了恶性循环。改善农业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农业发展落后、投资环境差且效益偏低仍未得到改善的现实,国家应从制度安排或政策扶持方面进行有效的调整,不断增加农业投资总量,加大农业投资力度,改善农业投资结构,重新构建投资的激励信号机制,改善农业投资的效益,并将其落到实处,是目前解决不平衡发展的途径。
参考文献
[1]陈其清.湖北省省级财政支农现状与调整策略[J].统计与决策,2007,(9):105-106.
[2]盛海燕,张士云,吴连翠.安徽农业投资问题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2006,(9):82-86.
[3]薛和斌,卓建伟.我国农业投资现状经济学分析与对策建议[J].安徽农业科学,2006,(34):5435-5437.
我国旅游业投资的博弈分析 篇4
[关键词] 旅游业 投资 博弈
一、前言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地的景区和景点挤满了游客，旅游经营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加快了资源开发利用的速度和程度。旅游资源的开发过多地注重经济效益，忽视了环境效益、社会效益。据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已有22％的自然保护区由于开展生态旅游而造成保护对象的破坏，11％出现环境资源退化”。我国旅游资源开发的总体力度还很不够,与旅游业的发展步伐不相适应 。其主要原因在于:对旅游业资金投入不足和投资比例不合理。
二、旅游业投资现状分析
1.资金投入不足
世界旅游组织在考察和衡量一个国家的旅游业发展水平时，主要考察三个指标：宾馆饭店的床位数、游客数、旅游消费水平。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和交通运力状况正是这三个指标的综合反映。虽然经过近几年的大力建设，游客“住宿难”的状况已经得到了显著改善，但是旅游交通、通讯等设施仍旧比较落后。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旅游业投入资金总量不足，制约了旅游业和与之相关联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发展规模。
2.投资分配比例不合理
由于旅游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在开发前期需投入大量的资金,政府投入的资金有限,2001年、2002年、2003年、旅游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分别为：1791.91亿元、8238.20亿元、8439.2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4%、5.7%、2.4%；然而固定资产却高度集中于旅游住宿设施，分别占84.9%、83.8%、83.1%。在饭店投资方面（仅从饭店的资金来源看），自20世纪 90年代至今，在不合理的旅游投资结构的影响下，我国旅游饭店业的发展呈现恶性膨胀的态势。旅游基础建设基金主要来源于国家，投资投资回收期长，无法形成投资－增值－再投资的良性循环，资金紧张的局面得不到缓解。
三、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投资博弈
由于旅游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在开发前期需投入大量的资金，政府的资金有限，政府要考虑：在合理地调节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地前提下，如何招商引资？如何合理分配投资比例？对于旅游业的投资问题，我们可以用以下博弈模型来解释：
一个博弈模型需要以下四个基本方面： 博弈的参与者：政府和开发商；各自可选择的策略:投资基础设施或旅游专项设施；博弈次序：同时；博弈方得益：用函数形式表示。
我们用c和e分别代表政府和开发商，E 和I分别代表基础设施和旅游专项设施，这样，Ec为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资金，Ee为开发商投资基础设施的资金，Ic为政府投资专项设施的资金，Ie 为开发商投资专项设施的资金。假定政府和开发商投资的收益函数分别取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政府：Rc=(Ec+Ee)γ(Ic+Ie)β
开发商：Re=(Ec+Ee)α(Ic+Ie)β
这里，0<α，β，γ<1；α+β≤1；β+γ≤1。假定α<γ，这是本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
在这个博弈模型中，政府和开发商的战略是选择各自的投资分配，假定对方的投资分配给定。我们用Bc和Be分别代表政府和开发商可用于投资的总预算资金。假定政府和开发商的目标都是在满足预算约束的前提下最大化各自得收益函数。那么，政府的问题是：maxRc=(Ec+Ee)γ(Ic+Ie)β
{Ec,Ic}
s.t.Ec+Ic≤Bc,Ec≥0,Ic≥0
开发商的问题是：
maxRe=(Ec+Ee)α(Ic+Ie)β
{Ee,Ie}
s.t.Ee+Ie≤Be,Ee≥0,Ie≥0
假定预算约束条件的等式成立。解上述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得到政府和开发商的反应函数分别为：
政府：Ec*= max{(γ／β+γ)(Bc+Be)-Ee,0 }
开发商：Ee*=max{(α/α+β) (Bc+Be)-Ec,0 }
这里，我们使用预算约束条件消掉了Ic和Ie。上述反应函数意味着，开发商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政府的最优投资就减少1个单位；开发商的反应函数也可以做类似解释。重要的是，政府理想的基础设施的最优投资总规模大于开发商理想的基础设施的最优投资总规模。
如果 Bc≥(γ／β+γ)(Bc+Be)，纳什均衡是：Ee*=0,Ie*=Be
Ec*=(γ／β+γ)(Bc+Be),Ic*=Bc-(γ／β+γ)(Bc+Be)
即开发商全部资金投资专项设施，政府满足所有基础设施投资要求，然后将剩余资金投资于专项设施。
现在考虑(α/α+β)(Bc+Be)≤Bc＜(γ／β+γ)(Bc+Be)的情况，即政府的预算资金小于政府的基础设施最优投资规模但大于开发商理想的基础设施最优投资规模。
如果(α/α+β) (Bc+Be) ≤ Bc＜(γ ／β+γ)(Bc+Be),纳什均衡为：Ee*=0，Ie*=Be；Ec*=Bc，Ic*=0
即开发商将全部资金投资于专项设施，政府将全部资金投资于基础设施。
再考虑Bc＜α/(α+β)(Bc+Be)，即政府的总预算资金甚至小于开发商理想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此时，纳什均衡为：
Ee*=[α/(α+β)] (Bc+Be)-Bc,Ie*=Be-Ee*=[β/(α+β)] (Bc+Be); Ec*=0, Ic*=0
即政府将全部资金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商“弥补”政府投资的不足直到开发商的理想状态，然后将剩余资金投资于旅游业的开发。
四、政府应对的措施
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在和开发商博弈时，既是开发商的合作者，又是开发商的监督者、管理者。作为合作者，政府要积极履行合同，保证开发商的合法利益，使开发商积极选择均衡路径，以实现双方的利益最大化；作为监督者、管理者，政府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考虑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不仅要考虑当前利益，还要考虑长远利益。因此政府主管部门应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1.当Ee*=0,Ie*=BeEc*=(γ/β+γ)(Bc+Be),Ic*=Bc-(γ/β+γ)(Bc+Be)时，即开发商全部资金投资专项设施，政府满足所有基础设施投资要求，然后将剩余资金投资于专项设施。面对这种情况，政府还应采取以下措施：
(1）充分做好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旅游活动的顺利开展。
(2）改善旅游业的投资结构。行之有效的措施是:①加强政府调控职能，大力调整投资结构，避免投资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资金浪费。②指导创建一些旅游商品专业开发公司，逐步建立起专业化的旅游投资咨询机构，建立开发项目的资料信息库，对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进行全面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并定期地发布指导性地分析报告和信息，避免盲目投资。
2.当(α/α+β) (Bc+Be)≤Bc＜(γ／β+γ)(Bc+Be),纳什均衡为：Ee*=0，Ie*=Be；Ec*=Bc，Ic*=0时，即开发商将全部资金投资于专项设施，政府将全部资金投资于基础设施。我国的旅游资源开发大多是政府主导下的开发，在政府资金不太充足的情况下，政府不应投资旅游专项设施建设，尤其是对旅游饭店的投资。应做好基础设施的建设，以确保旅游活动的顺利开展，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充分条件。
3.当Bc＜[α/(α+β)] (Bc+Be)，纳什均衡为：Ee*=[α/(α+β)] (Bc+Be)-Bc，Ie*=Be-Ee*=[β/(α+β)] (Bc+Be);Ec*=0，Ic*=0时，政府将全部资金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商“弥补”政府的不足直到开发商的理想状态，然后将剩余资金投资于旅游业。这种情况有一个前提：旅游资源比较丰富，旅游前景广阔。面对这种情况，政府还应采取以下措施：
(1）多方筹措资金，利用现代化资本融资市场，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资金，加快旅游产品创新和更新换代步伐，满足旅游者的个性化、感性化消费需求。
(2）避免因资金不足导致给开发商过多的优惠政策，不能因一时业绩而放弃人民的长远利益。
五、结束语
我国旅游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本文只是在旅游业投资分配和结构方面做了简单的分析：旅游投入资金不足及投资比例不合理。建议政府从博弈角度，寻找纳什均衡，采取均衡策略和路径，使旅游业能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文银:生态旅游的负面效应及对策研究[J].生态经济，2003（10）：135～137
[2]来逢波张存明:我国旅游投资中的问题与对策探析[J].特区经济,2006 （4）
[3]2001、2002、2003年旅游统计年鉴
投资市场的博弈分析与激励契约 篇5
随着我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的逐步深入, 投资市场日益火爆起来, 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将手中的闲钱作为资本投资项目, 这样, 作为投资人主要的咨询对象投资公司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投资人经常把资金交给投资公司去投资, 源于投资公司的道德风险就成了投资市场发展的一大问题。委托代理关系实质是在合同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的行为关系。从投资人与投资公司在投资项目中所扮演的角色看, 二者的关系很明显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投资人作为委托人不能够直接地、有效地控制作为代理人的投资公司的行为, 因而投资人只能够通过外部的激励机制间接地影响投资公司的行为。
投资市场道德风险是指投资人与投资公司签订合约后可能会采取隐蔽行为, 在代理人 (投资公司) 与委托人 (投资人) 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投资人难以准确地判断投资公司是否高努力工作, 投资公司就是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采取“搭便车”的行为, 从而损害投资人的利益。在投资市场中, 投资公司承接项目后, 一部分投资公司为获得丰厚的收益会高努力工作, 这样就减少了项目失败的概率;而另一部分投资公司会不再高努力工作, 反正损失会由投资人来承担, 并且自己还会得到最基本的佣金, 我们就将这种行为称为道德风险。目前,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一般限于定性分析, 具体的数量模型分析较少。本文讨论的就是建立在这种道德风险下的博弈问题分析, 以及均衡状态下双方的最优博弈策略, 最后建立投资人的激励优化模型, 使投资人的期望效用达到最大, 并确定其最优决策。
一、投资人与投资经理的博弈模型及均衡分析
1. 投资人与投资经理的博弈模型
假定投资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 于是投资人的期望利润为0。另设投资人的效用函数为u2 (x) |;设投资经理的效用函数为u1 (x) |。图为该博弈问题的博弈树。
由图可见此博弈为三阶段动态博弈, 第一个节点表示投资经理, 分支表示其选择 (高努力与低努力) 。第二个节点表示投资项目自然的选择, 即项目是否投资成功。第三个节点表示投资人, 分支表示投资项目失败后投资人是否对其进行审核。其中终端括号表示投资公司 (投资经理) 的最终效用与投资人的最终效用。
有关双方博弈顺序如下:
(1) 合约双方 (投资人与投资经理) 签订项目合约, 合约规定了:投资经理的基本佣金A (无论投资经理是否能投资成功, 都会得到的报酬) 、奖金B、罚金F。
(2) 投资经理选择自己的风险状态, 即可选择高努力, 又可选择低努力, 投资经理知道自己的选择, 而投资人是不知道的, 只知道其选择高努力与低努力的概率为1-t和t。并且在高努力情况下其花费的成本为, 低努力情况下其花费的成本为eL, 易见eH>eL。
(3) 投资经理高努力情形下项目投资失败的概率为α, 低努力情形下项目投资失败的概率为β, 明显β<α。若项目失败, 投资人会损失S, 且投资人只会给投资公司 (投资经理) 最基本的佣金A作为投资公司的报酬;若项目成功, 投资人会盈利T, 且投资人会给投资公司A‘作为投资公司的报酬, 其中A‘=A+B, B为投资人给投资公司成功投资项目的奖金。
(4) 若项目投资失败, 投资人会以概率q对投资经理是否高努力进行审核 (假定审核一定可以发现投资经理的努力状态) , 且审核的费用为D。若审核的结果为投资经理低努力, 则投资人要对投资经理处以罚金F。
(5) 支付最终分配。
2. 博弈模型的均衡分析
按照博弈的行动顺序, 当投资人发出信号时, 他预计到投资公司会根据其信号修正自己类型的判别, 因此选择一个最优的类型依存信号战略;同样, 投资人也知道投资公司选择的是给定类型和考虑信息效应情况下的最优战略。因此, 投资人使用贝叶斯法则修正对投资公司的类型进行判别, 然后选择最优策略的行动。
令q为混合策略意义下使投资公司认为高努力与低努力之间是无差别的审核概率, 此时, 投资经理高努力与低努力的情形下的期望效用无差异。即
若投资经理是风险中性的, 为计算方便, 简化的设u1 (x) =x|, 则
因此, 只要投资人将审核概率大于q, 投资公司就会为追求更高的期望效用而选择高努力。
同理, 当投资公司努力的比例达到一定值时, 投资人对项目失败的投资公司的审核与不审核是无差异的。为此, 我们引入一个条件概γ, 表示投资项目失败的条件下投资人认为是由于投资公司努力程度不够造成损失的概率, 由贝叶斯法则, 得
这种情形下, 审核与不审核的期望效用是相等的, 则
若投资人是风险中性的, 为计算方便, 简化的设, 则
易见, 当投资人认为投资公司低努力的概率低于此值时, 考虑到审核费用等因素, 投资人会选择不审核。t与F成反比, 即罚金越高投资经理低努力的概率越小。由此, 求得罚金的临界值为
对于投资人而言, 应该采取激励机制将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控制在t值以内。因此根据求得的F这个临界值来确定罚金, 当罚金大于此临界值时, 投资公司会为追求更高的期望效用自然会选择高努力。
二、激励契约
投资人在设计合约时, 应该全面的考虑到投资人与投资经理双方的博弈策略, 从而设计激励契约, 既要保证投资经理乐于代投资人投资, 又能激励其高努力完成自己的投资项目, 且使投资人的期望利润最大。
为计算方便, 简化的设, 建立如下激励模型:
其中Eu (A, B) 为投资人的期望效用, Eu (A, B) 至少为0, 且A’=A+B。约束条件 (1) 为投资经理愿意承担此项目的参与约束, 即无论投资经理是否高努力, 其期望效用不低于投资公司的平均收入K。条件 (2) 式为激励约束, 即投资经理高努力工作的最终期望效用大于等于低努力工作的最终期望效用。
建立拉格朗日函数:
当λ1≠0, λ2≠0即t≠1|, (1) (2) 式等号成立。将前面求得的t与q的值代入 (1) (2) 式, 可得
当λ1|=0, 即t=1时, 投资人认为投资公司一定不努力, 则审核的概率q也相应为1。此时, 优化模型为:
建立拉格朗日函数为:
一阶条件为:
即λ|=1>0, 故 (4) 式等号成立, 整理得
通过这个结论, 可以看出在最优博弈策略的基础上, 投资人期望效用最大化时投资公司的奖金B和基本佣金A满足上面线性条件。由 (3) 式可知, 当成功概率1-α、投资公司平均收入K、努力成本eH一定的情形下, 奖金B与基本佣金A成反比, 即给投资经理的基本佣金越低, 投资经理就会更加努力投资项目从而获得更多的奖金。由 (5) 式可知:当成功概率1-β、努力成本eL、罚金F一定的情形下, B与A成反比。即佣金越低, 投资经理就会更加努力投资项目从而获得更多奖金。因此为了保证投资经理高努力工作, 要相应的控制基本佣金和奖金, 投资人通过支付不同的基本佣金和奖金对投资经理起到激励作用。
三、结论
由于在投资市场内部存在着被称之为道德风险的市场失效行为, 使得一部分投资公司承接项目后低努力工作, 从而导致项目失败的概率更大。本文建立了双方的博弈模型, 讨论了均衡状态下的最优策略, 得到投资人将审核概率和罚金控制在一定值之上能有效地控制道德风险发生的结论。最后, 建立了投资人的激励契约, 得到奖金和基本佣金的最优线性关系。在实际中, 投资人通过设置不同的佣金和奖金, 激励投资经理努力工作, 降低投资失败的概率, 有利于投资工作的正常运行,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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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物流系统的合作投资博弈分析 篇6
港口1与航运公司是现代物流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港口与航运公司相互依存,构成一种双核心结构,其合作效率是该物流系统有效运作的前提和保障。近年来,一方面各大航运公司出于经济性考虑及竞争需要,海上运输船舶的大型化发展趋势明显,例如各航运公司竞相订购大型集装箱班轮;另一方面由于码头前沿水深、泊位岸线长度、码头纵深、码头装卸设备、港口集疏运系统建设滞后等因素,致使大型船舶运输难以实现预期的规模效应,港口与航运公司的合作效率难以充分发挥。为此,加大对港口码头的投资、加快港口码头的升级改造,或新建能满足未来船舶大型化发展趋势的港口,已成为港口参与航运市场竞争的关键武器。
但港口码头建设投资规模的日益攀升,以及投资回收周期长的特点,致使港口投资建设码头的成本与风险逐步上升。而在航运公司方面,建造成本高达几亿美元的超巴拿马型集装箱船舶,也使得航运公司的经营风险明显增加。航运公司只有保持高的运载能力利用率、有效的码头装卸效率,才能实现规模经济,而竞争日益激烈的航运市场要实现高的运载能力利用率也并非易事。航运船舶的大型化发展,使得港口与航运公司合作关系中的矛盾日益凸显[1]。
在此背景下,港口物流相关经营主体开始探索合作竞争的方式,并在近年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如Yi等[2]提出港口供应链动态行为的模型,并对文中所论港口供应链进行了战略和运作策略上的评估。Carbon和Martino[3]分析了港口经营者,从一体化战略角度提出,港口应加强与主要客户之间的一体化程度。Bichou和Gray[4]研究了港口功能拓展,以及港口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战略。王玖河等[5]构建了港口供应链中货源地与港口之间的博弈模型,建立了一个多目标、多因素的利益分配机制模型。陈剑[6]则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港口物流企业模式、市场模式和联盟模式,认为联盟方式是提供完整港口物流服务的合理选择。赵相英[7]认为,通过在港口物流链上下游各节点构建、港航联盟等战略联盟,能加强港口物流链各节点的协作配合和各种物流方式的衔接。
尽管上述文献对于港口物流系统上下游各节点的合作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但研究主要侧重于合作联盟的分类、特点与优势,以及通过联盟能提高港口物流的绩效等方面,尚未深入剖析港口与上下游企业共同投资的合作机制等问题。从港口物流的实践中可以发现,港口与航运公司相互参股的纵向联盟形式已经开始显现,例如丹麦马士基、香港和记黄埔参股洋山港区二期四个集装箱专用泊位的联合开发模式。这就迫切需要对此类新的业界动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分析,以便为今后类似的合作提供最优化合作策略。为此,本文运用博弈理论研究港口和航运公司合作投资的最优策略,并从合作与非合作博弈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丰富港口与航运公司的合作机制理论,并为今后企业运作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
二、港口-航运公司合作投资博弈模型
(一)港口-航运公司合作投资博弈模型假设前提
港口对于设施优化的投资能改善或提升现有码头的接卸能力,提高船舶进出港效率,从而提高港口物流对于潜在物流需求方的吸引力。而航运公司对于船舶大型化建设的投资,能增强运输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降低港口物流费用,也能提高港口物流对于潜在需求方的吸引力。因港口与航运公司的投资能产生不同但互补的效能,且互补效能对港口物流服务的销售具有积极作用。故港口以设施优化的投资、航运公司以船舶大型化建设的投资能够进行合作投资。
为探讨和描述合作双方的最优策略,本文假设,港口关于设施优化的投资和航运公司关于船舶大型化建设的投资,它们共同引起的港口物流服务销售额的反应量函数,为确定的非线性函数,并借鉴文献[8,9,10,11,12]的研究,用Cobb Douglas生产函数描述其非线性递增的投入产出关系,即令港口物流服务销售额的反应量函数为:
其中:A为饱和销售量;X为港口关于设施优化的投资,Y为航运公司关于船舶大型化建设的投资;B、λ、δ为正常数,λ越大,表示港口关于设施优化的投资对销售量的影响越大,δ对航运公司也有同等含义;为环境不确定性,平均值为零,因此销售额反应量期望函数为:
港口物流系统每销售一单位服务,港口的边际利润为ρP,航运公司的边际利润为ρC,且ρP、ρC为常量。港口投资X,其中u X为航运公司提供,u为航运公司分担港口投资的比例,0≤u≤1;航运公司投资Y,其中v Y为港口提供,v为港口分担航运公司投资的比例,0≤v≤1。
在上述假设下,港口、航运公司以及港口物流系统的期望收益函数分别为:
(二)港口-航运公司非合作博弈均衡分析
1. 纳什均衡分析
当港口与航运公司处于平等关系、且双方没有达成任何有约束力的协议时,港口与航运公司间的关系适用于非合作博弈。此时给定对方策略,博弈参与方的目标,是在自身约束条件下,选择使本企业利润最大的策略。以这种策略实现的均衡即是纳什均衡。这一过程可表示为:
港口选择X,v,以使式(6)取得最大值,而航运公司选择Y、u,以使式(7)取得最大值。
命题1:港口优化设施的投资与港口服务的边际收益呈正相关,航运公司对船舶大型化建设的投资与本企业服务的边际收益呈正相关;纳什均衡时,港口与航运公司均不愿分担对方的投资,即相互投资不是纳什均衡时,港口与航运公司的最优策略。
命题1证明:因为RP是v在整个定义域的减函数,而v∈[0,1],因此v=0为港口最优的投资分担比例。同理,RC是u在整个定义域的减函数,而u∈[0,1],因此u=0为航运公司最优的投资分担比例。
由u=0、v=0,并联立求解式(6)对投资X的一阶条件与式(7)对投资Y的一阶条件,可得港口投资与航运公司投资的唯一纳什均衡解,如下所示:
从式(8)、(9)和(10)的分析可知,X是其边际利润ρP的增函数,Y是其边际利润ρC的增函数,当u=0且v=0时达到纳什均衡,即双方均不分担对方的投资。故命题1得证。
命题1说明,在港口与航运公司同时采取独立行动的博弈中,投资分担政策不影响销售额的反应量函数,因此港口与航运公司均不愿分担对方的投资,而偏向于独立投资。在各自独立投资中,港口边际收益越高,在港口设施优化建设上投资越多;同理,航运公司的边际收益越高,在船舶大型化建设上投资越多;投资的动力主要源于获取更高的边际收益。这与过去几年大量港口兴建深水泊位码头、航运公司采用更大型的船舶参与航运市场,以巩固在航运市场中地位的实践是相符的。
2. 斯坦克尔伯格均衡分析
如果港口与航运公司在港口物流系统中地位不对等,并假设航运公司在合作中处于主导地位,此时港口物流合作投资适用于斯坦克尔伯格博弈。航运公司首先选择使本企业收益最大的船舶大型化建设投资Y,以及分担港口投资的比例u;港口在观察到Y、u后,选择优化港口设施的投资X,以及分担航运公司投资的比例v。
对于斯坦克尔伯格模型,可采用逆向递归法求解。首先考虑港口的最优决策,即选择X和v,以最大化收益。对于式(3),因为RP是v在整个定义域的减函数,而v∈[0,1],因此v=0为港口最优的投资分担比例。显然,v=0与港口物流系统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即处于主导地位的航运公司完全不需要港口提供投资,他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最优方式进行船舶大型化投资。同时,对于式(3),还需满足
命题2:港口的投资与航运公司的投资呈负相关,与航运公司分担投资的比例呈正相关,与港口自身的边际收益呈正相关。
命题2证明:对式(12)分别对Y、u、ρP求偏导,得
从式(13)~(15)的符号可知命题2得证。
命题2说明,当港口物流系统由航运公司主导时,港口倾向于搭便车,通过利用航运公司船舶大型化带来的港口物流系统效率的提高,实现利益最大化。但当港口码头泊位因前沿水深等条件无法接卸更新后的船舶时,这一关系将不再成立。由于港口的投资与航运公司承担投资的比例呈正相关,因此对于港口搭便车的现象,航运公司可以通过提高参股港口的比例,激励港口增加对于设施优化的投资。另外,港口的投资与边际收益呈正相关,即港口通过增加投资优化港口设施,可以提高港口的盈利能力,这成为了港口不断对港口设施进行投资建设的根本动力。
将式(12)和v=0代入式(4),消去X,则航运公司的最优函数可定义为:
将式(16)对Y、u求偏导并令其等于零,联立求解可得:
进一步将Y、u代入式(12)得:
因此,对于二阶段博弈的斯坦克尔伯格模型可以得到均衡解为:
命题3:处于主导地位的航运公司投资与其边际收益呈正相关,处于从属地位的港口投资与其边际收益呈负相关;当ρC>(1+λ)ρP时,航运公司愿意分担港口的投资,且航运公司分担港口投资的比例与航运公司的边际收益呈正相关,与港口的边际收益呈负相关。
命题3证明:由式(20)(21)(22)可得式(23)(24)(25)(26):
由式(23)可知港口的投资是其边际利润的减函数;由式(24)可知,航运公司的投资是其边际利润的增函数;由式(25)和(26)可知,航运公司分担港口投资的比例,是其边际利润的增函数,是港口边际利润的减函数。故命题3得证。
命题3说明,航运公司增加投资能提高边际收益,港口增加投资会减少边际收益。这主要是因为在地位不平等的港口物流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航运公司具有更强的定价权,从合作投资中获得了更多的收益,即航运公司有投资动力而从属港口偏向于搭便车。因此,为了激励港口投资,就需要航运公司承担更多的投资比例,在合作投资中就体现为:当ρC>(1+λ)ρP时,航运公司分担一定比例的港口投资,具体比例由ρP、ρC、λ确定。而当港口的边际收益逐步变大后,因航运公司分担港口投资的比例与港口的边际收益呈负相关,所以航运公司分担投资的比例将逐步变小,亦即航运公司只愿为边际收益低的港口提供资金支持。这一结论使得在港口物流系统合作投资中,港口存在机会主义倾向。而当ρC≤(1+λ)ρP,航运公司不分担港口投资,亦即当港口的边际收益与航运公司的边际收益相对接近时,实质上反映了双方在港口物流系统中相对平等的地位,而当两者完全平等时将回到上文所论证的纳什均衡,显然,此时u=0。
3. 斯坦克尔伯格均衡与纳什均衡的比较分析
将纳什均衡解与斯坦克尔伯格均衡解分别代入港口与航运公司的收益函数,记纳什均衡时的收益函数分别为RP*与RC*,记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时的收益函数分别为RP**与RC**。
命题4:对于航运公司,当其处于主导地位时,收益较大;而对于港口,当时,处于从属地位时收益较大,而当时,同时行动收益较大。因此,当,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时港口物流系统的整体收益大于纳什均衡时的整体收益,即R**>R*。
命题4证明:根据Basar和Olsder[13]的理论,处于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时,作为主导者航运公司的最优收益肯定不小于Nash均衡时的收益,即RC**≥RC*。而对于从属者港口,将式(20)(21)(22)与式(8)(9)(10)分别代入式(3),并相减,化简后得:
进一步求解式(27),得:
故命题4得证。
命题4说明,当航运公司与港口在港口物流系统中处于主从结构时,主导者总是偏向于先行动,以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从属者的行为在两种博弈中的偏好取决于港口与航运公司的边际收益ρP、ρC,以及影响销售额反应量的参数λ、δ。由于参数λ、δ是固定值,因此当港口的边际收益相对高时,同时行动而不是作为一个追随者,将使港口在设施投资中支出更多,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如果港口的边际收益相对低时,那么港口就没有动机投资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港口宁愿作为一个追随者,以确保一定数量的利润。
三、合作博弈均衡分析
当港口与航运公司进行合作投资,并以港口物流系统整体利益最优为目标时,此时港口与航运公司间的博弈为合作型的,博弈模型为:
将式(30)分别对X、Y求偏导,并令其等于零,联立求解可得均衡结果:
命题5:合作均衡存在帕累托合作方案,在帕累托合作方案中,港口和航运公司能够分享到的合作剩余收益取决于u,但无论如何,在帕累托合作方案中,参与企业的处境至少不会比在非合作状态下差。
命题5证明:记合作博弈均衡时港口、航运公司以及港口物流系统的收益分别为。
由命题4可知,当时,相比于纳什均衡,参与企业在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时获得了更大的收益,且港口物流系统也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当时,只要港口与航运公司在合作博弈时的收益大于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时的收益,亦即当时,显然有,港口与航运公司就会有合作的动机。
为简化分析,假设不等式成立,并令
并将合作均衡解与斯坦克尔伯格均衡解分别代入式(33)和(34),得
因此,要使ΔRC>0,ΔRP>0,只要满足
为简化分析,假设在合作博弈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航运公司完全不需要港口提供投资,他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最优方式进行船舶大型化投资,即v=0,进一步计算式(37)和(38),得:
记,当umin≤u≤umax时,同时满足ΔRP(u)≥0,ΔRC(u)≥0。进一步计算式(35)(36)得:
当u=umin,ΔRP=0;当u=umax,ΔRC=0。
因此,港口与航运公司帕累托合作方案为:
命题5说明,当成立时,港口与航运公司进行合作投资,对于合作双方及港口物流系统都是有益的。这一结论从理论上支持了目前大型航运公司参股中小型港口的实践。因航运公司目前已组建联盟,具有更大的市场势力,边际收益也相对较高,而大部分区域中小型港口目前仍然处于独立运作的状态,且因区域内存在功能重叠的港口而展开恶性价格竞争,因而盈利能力和资金实力与大型航运公司均存在一定差距。在此情形下,通过合作投资,以航运公司参股港口的形式,能加快港口设施的优化建设,从而改善港口物流系统上下游之间的协调性,加快港口物流系统的整体发展。
四、算例分析
某港口与大型航运公司组成港口物流系统,港口加大对于设施优化的投资,改善或提升现有码头接卸能力;航运公司加大对船舶大型化建设的投资,提高运输规模经济效应。港口与航运公司通过分工合作共同开拓航运市场。假设在港口与航运公司合作投资中,相应的市场参数分别为:
(一)纳什均衡与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比较
根据纳什均衡与斯坦克尔伯格均衡特征,代入上述参数,得到相应的参数值,如表1所示(表中符号含义同本文原假设)。
!:NE:"#$%;SE:&’()*+$%
1.纳什均衡时,u=0、v=0;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时,u=0.909、v=0,且ρC>(1+λ)ρP,航运公司愿意分担港口的投资,印证了命题3的结论。
2.u=0.909,说明在合作投资中,航运公司有投资动力,而从属港口偏向于搭便车。这主要是因为在地位不平等的港口物流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航运公司具有更强的定价权,从合作投资中获得了更多的收益,这与命题3的结论是一致的。
3.对于航运公司,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时利润为1801534559,大于纳什均衡时的利润1549036510;对于港口,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时利润为178249170,大于纳什均衡时的利润147458169,且;
当时,港口物流系统在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时的利润为1979783729,大于纳什均衡时的1696494680,印证了命题4的结论。
(二)合作均衡与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比较
根据合作均衡与斯坦克尔伯格均衡特征,代入上述参数,得到相应的参数值,如表2所示(表中符号含义同本文原假设)。
!:CE:"#$%;SE:&’()*+$%;:u=umin;:u=umax=0.910
1.当0<umin≤u≤umax<1,港口物流系统合作均衡的利润为1981262199,大于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时的利润1979783729,即存在可行的帕累托合作方案,印证了命题5的结论。
2.当u=umin=0.902时,港口在合作均衡时的利润为178249170,等于港口在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时的利润178249170,合作剩余收益全部归航运公司所有;当u=umax=0.910时,航运公司在合作均衡时的利润为1801534559,等于航运公司在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时的利润1801534559,合作剩余收益全部归港口所有,印证了命题5的结论。
3.任取u=0.905,u∈[umin,umax],港口合作均衡时的利润,比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时的利润增加了559098,而航运公司合作均衡时的利润,比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时的利润增加了919372,即在可行的帕累托合作方案中,参与企业的处境至少不会比在非合作状态下差,合作均衡具有帕累托优势,这与命题5的结论是一致的。
五、结论
本文运用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方法,分析了港口物流系统中港口与航运公司的合作投资问题,并将模型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在同时行动的纳什均衡时,港口与航运公司均不愿分担对方的投资,港口优化设施的投资与港口服务的边际收益呈正相关,航运公司船舶大型化建设投资,与本企业服务的边际收益呈正相关。
其次,在序贯行动的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时,处于主导地位的航运公司的投资,与其边际收益呈正相关,处于从属地位的港口的投资与其边际收益呈负相关;当航运公司与港口的边际收益比值相对较大时,航运公司愿意分担港口的投资,但当港口的边际收益与航运公司的边际收益相对接近时,航运公司与港口将回到纳什均衡,彼此不愿分担对方的投资。
再次,当航运公司与港口在港口物流系统中处于主从结构时,主导者总是偏向于先行动,以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对于从属者港口,当其边际收益相对较高时,同时行动而不是作为一个追随者,将使港口在设施投资中支出更多,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如果港口的边际收益相对低时,那么港口就没有动机投资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港口宁愿作为一个追随者,以确保一定数量的利润。
最后,存在可行的帕累托合作方案,港口物流系统合作投资能获得帕累托优势。
投资博弈 篇7
农地整治是人类对土地利用混乱、不合理现象进行整治、改造的过程, 也是重新配置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过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及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要求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地整治的投入, 进一步发挥农地整治综合效能和作用。截至2011年, 国土资源系统为反哺农村, 每年筹集资金近千亿元开展农地整治工作, 补充耕地不低于同期建设占用、灾害损毁和农业结构调整损失的耕地、林地、牧草地等其他农用地。“十一五”期间, 经过整治的耕地生产成本平均降低5%~15%, 产量比过去增加10%~20%, 全国提高粮食产能80多亿㎏。然而, 农地整治是一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资金占用量大的项目, 需要巨额资金支撑。目前我国农地整治的资金来源通常包括三个部分:国家、企业和个人, 特别是在农地整治中国家投资占主要份额, 大约为98%, 只有非常少的资金来源于企业或者个人。总体而言, 我国农地整治没有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 融资机制需要加强创新。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 目前我国农地整治在资金筹措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投资渠道单一、结构失衡;二是投入资金规模小、效益低。主要是利益相关主体由于在自然环境、投资体制、财政体制因素等不完全信息条件约束下由于目标函数不同存在投资动态博弈行为。
基于此, 本文运用古诺—纳什均衡博弈理论, 在不完全市场信息的条件下采用动静结合法对我国农地整治投资机制及各利益相关主体投资动机进行系统分析, 诠释主体间农地整治项目投资从总体上不能达到最优的深层次原因, 并据此提出构建完善的项目投资机制思路, 对于减少投资的效率损失及寻求新的农地整治资金供应渠道, 力争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推动农地整治产业长足发展, 加快农地整治事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两级城府下的农村土地整治投资博弈
2.1 博弈产生的原因
对于两级政府而言, 在某一时刻t1, 其投资都存在两种选择, 即或者投资农业, 概率为P, 或者投资非农产业, 其概率为1-P。由于项目在不断安排, 地方政府也可以反复决策, 因此, 在下一时刻t2, 地方政府又有两种选择:农业和非农业……, 如此循环, 最终形成了多种选择策略博弈模型。假设W0、W1分别表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农地整治投资标准化效用函数;C0、C1分别表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必须承担的农村土地整治投资额度;G0、G1分别表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总量;α、γ分别表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农村土地整治投资推脱给对方以后获得的收入量占各自总支出的比例;β、θ分别表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被迫接受对方推给自己的投资责任而被迫增加的支出占各自总支出量的比例;ε、ω分别表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农地整治财政投资中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时付出信息运行成本占各自支出总量的比例。假定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在保证自己财政农业支出需要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那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偏好可以用一个定义在财政农业支出的效应函数来表示,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要面临的社会总效用函数模型为:
这表明,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效用取决于各自推脱出去的投资支出、被迫接受对方推脱过来的农业投资责任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的产生的费用成本三者之间的对比关系, 如果前者大于后两者之和, 则社会总效用会递增, 反之则会递减。中央与地方在农地整治项目投资的相互博弈过程, 其实就是两者在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费用的同时, 将不同属性的农业投资和地区受益方面难以判断的对投资职责相互推脱给对方的过程。最终结果是在中央财政对农业项目投资比例逐渐减少的情况下, 尽可能多的将投资责任推脱给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考虑到本地区的财政投资最优化, 在没有硬性条件约束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当然不愿意将过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周期长、效益低、自然和市场存在双重风险的农业方面。
3 政府和农户的农村土地整治投资博弈
3.1 农户投资行为分析
从市场角度看, 农户在很大程度也是农业投资的主体, 1990年以来,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普遍实行后, 农村集体经济职能迅速弱化, 直接导致农村集体和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逐渐下降。2004年农村集体投资比例仅为16.25%, 而个人投资比例下降到4.75%。影响农户对农地整治投资的倾向, 归结起来一般受以下几个方面影响:第一, 农户收入水平及结构。高收入水平的农户在一定的资本积累之后会逐渐脱离农业, 不愿意再往比较收益水平低的农业进行投资;第二, 土地经营规模。理论上认为土地规模越大农户越趋向于增加资本投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偏大或偏小都将造成投资的不经济性;第三, 非农就业程度。非农就业机会增加时, 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和规模都会减小;第四, 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影响农户的资本或劳动投资倾向。从投资效应上讲, 政府投资的目标收益函数是在减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使财政投资效应最大化, 而农户则是使个人收益最大化。
3.2 政府和农户的投资博弈
对于农业生产, 其也遵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其生产函数基本形式:
假设式中Y是总产值, Y的总产值受到K、L的影响, A (t) 是农业综合技术水平, L是农户农业生产投入的劳动力数, K是投入的资本, 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 Β是产出的弹性系数, μ随机干扰向, 且μ≤1。并假设政府或农户投资非农产业也遵循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基本形式。从这个模型看出, 决定农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 (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 。根据这一生产函数, 假设农户投资的收益函数为Yf=f1 (k1, L1) +f2 (k2, L2) , 其中f1 (k1, L1) 表示农户投资收入, 假定农户对项目的投资为Kf, 而f2 (k2, L2) 则表示农户非农产业投资收入;政府的收益也是有两部分组成, 即投资农业收益f1和投资非农产业收入f2, 并将政府的收益函数表示为Yg=f (f1, f2) , 同时假定政府的农业投资为Kg。
从理论来讲, 农户或政府将资金投资于农业对对方都有利, 农户投资减轻了政府财政支农负担, 从而使政府能够将财政资金更多的投资于非农产业增加效益。只有政府和农户相互增加农业投资, 才能使收益函数最大, 一方增加而另一方不增加则会导致收益降低, 当两者都不增加农业投资时收益函数接近于零或收益不存在。故政府和农户之间农业生产投资最终有四个博弈结果 (见表1) :
由于博弈双方只要存在一方的边际投资收益率小于0或等于0, 都会存在一方投资而另一方不投资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博弈的最优解便不会存在, 并且导致投资的另一方也会逐渐减少对农业生产的投资, 最终形成一种新的纳什均衡解 (0, 0) , 即政府和农户在农业生产投资收益的最终结果都没有收益或者收益为0, 从而使双方在没有硬性条件约束的状态下都不会主动的增加农业生产投资。这和两级政府下的农业生产投资博弈结果一样, 正是由于这样的博弈结果才导致了目前农业持续向前发展的陷阱。
4 结论与建议
4.1 完善政府职能是农村土地整治项目顺利实施的关键
农村土地资源实质上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 公共物品“外部性”的存在, 使土地资源利用最优决策水平偏离了社会最优决策水平, 这就要求政府对人们的土地利用活动发挥主导作用, 明确政府在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实施中的供给范围和职责, 特别是完善项目运营的资金管理制度, 加大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环境保护及防护林建设的力度。对一些关乎农户利益的重点领域、关键问题需要重点解决, 以实现社会范围内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4.2 从政府和农户的农业生产投资博弈结果看, 博弈的最终均衡并非是一种理想的均衡
政府在投资行为上应该采取一些激励措施, 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农村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农业产业结构现状, 激励农户主动的增加对农村土地整治投资, 提高积累和投资水平, 制定有利于农业及农村发展、向农业倾斜的财税和信贷、金融等相关政策, 完善以市场为基础, 政府财政投资为主体, 农户积极参与投资以及信贷投资等多元化投资体制, 从而实现投资博弈的帕累托改进。
4.3 积极建立完善的农户参与决策体系是农村土地整治项目顺利实施的根本保障
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关系到千家万户, 关系到农户的利益重新分配问题等, 加强农户项目的决策参与度显得尤为重要, 项目决策参与体系的完善需要贯穿于农户生产的整个过程, 需要合理规范农村基层组织、农村企业和农户三者之间的信息协调。同时积极整合农村土地整治资金, 加强对其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 尤其是要对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资金加强统筹协调和统一安排, 增加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防止项目重复投资或投资过于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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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博弈 篇8
煤炭工业是我国及全球诸多国家重要的基础性产业, 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1]。然而, 我国煤矿目前仍然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亡较大, 煤矿安全问题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严峻问题和挑战[2]。煤矿企业的安全投资是保障煤矿安全生产的关键, 煤矿安全投资对于推动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技术进步、提升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实现煤矿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3]。的重要手段。当前, 煤炭企业仍然存在安全投资动力不足的情况, 无法保证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经营[4]。如何有效的激励煤矿企业进行安全投资, 政府如何有效引导煤矿企业进行安全投资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煤矿企业的安全投资不仅受其自身投资策略的影响, 还与政府监管以及其他企业的安全投资密切相关。在煤矿安全投资评估及决策中, 传统决策评估方法很难处理煤矿企业间安全投资策略的依存性。徐阳[5]从自然条件、生产条件、科技投入、管理水平、安全培训五方面分析了我国煤矿生产面临的问题。周忠科和徐亮[6]建立了我国煤矿安全管理中基于政府、煤矿和职工的三方博弈模型, 并给出了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和完善监管体制的建议。杨力和于海云[7]通过集成AHP与BP神经网络, 建立了煤矿安全投入的综合评价模型。高蕊[8]研究了安全投入、事故损失与安全保障度之间的函数关系, 得出事故损失与各项安全投入之间的函数关系。刘广平和戚安邦[9]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构建了煤矿经济效益函数, 研究得出了影响煤矿安全水平边际效应的因素。王金凤[10]等采用系统动力学进行煤矿安全投入与安全绩效的仿真模拟研究, 发现在初期煤矿生产过程中, 安全投入对各因素的安全水平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
政府与煤矿之间的监管机制, 各个煤矿企业间安全投资策略的相互影响, 就使得博弈论成为研究煤矿安全投资策略及管理的重要工具。但目前仅有的研究都是将煤矿企业和政府作为完全理性对象进行分析, 没有考虑现实世界中煤矿安全投资主体往往只具有有限理性。而演化博弈[11]正是处理有限理性博弈方博弈策略的有效工具, 其有限理性的现实基础使得结论更具有可信的现实性。因此, 本文利用演化博弈论进行煤矿安全投资的研究, 在煤矿安全投资决策过程中, 帮助煤炭企业和政府作出做出科学的符合现实有限理性的煤矿安全投资决策, 更加有效的激发企业实施安全投资的积极性, 对于煤炭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及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煤矿安全投资演化博弈模型基础假设
假设甲乙两个煤矿企业为风险中性的同类型企业, 记R为煤矿企业的正常收益, 煤矿企业实施安全投资的成本为I, 由于安全投资而带来的社会效益和无形资产价值为M。而L代表煤矿安全事故带来的损失。煤矿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为p。煤矿企业不进行安全投资而在不符合安全管理要求情况下违规进行开采和生产, 被相关政府安全监察机构处罚为F, 可看作政府的监管力度。如果只有部分煤矿企业实施安全投资, 则政府会对于实施安全生产的煤矿企业给予奖励B, 对其进行鼓励。而不实施安全生产的企业有概率q被查处并处罚。根据甲乙煤矿企业的收益可以建立煤矿企业的安全投资博弈模型, 如表1所示。
2 煤矿安全投资演化博弈分析
煤矿安全投资主体在投资问题中表现出来的理性程度不高, 煤矿安全投资策略的学习和动态调整的速度不快。因而在运用演化博弈进行煤矿安全投资分析时, 可以利用其复制动态对煤矿安全投资的有限理性博弈进行分析[11]。
2.1 煤矿安全投资演化博弈的复制动态
在煤矿安全投资演化博弈的复制动态分析中, 假设现实社会中实施安全投资的煤矿企业比例为x, 不实施安全投资的企业比例则相应的为1-x。则上文博弈模型中实施安全投资的煤矿企业的期望得益就可以表示为:
而不实施安全投资策略的煤矿企业期望得益为:
总体平均期望得益可以通过下式得出:
2.2 煤矿安全投资演化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
对于式 (4) , 令, 求解可得可能稳定状态为以下三个:
令, 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及演化稳定策略的性质, 当F' (x*) <0时, x*为演化稳定策略。根据稳定策略特征可以分为以下情况进行分析:
(1) 若R+M-I>R-p L-q F, 且R+M-I+B>R-p L-F
根据表1, 这种情况意味着无论一方煤矿企业是否进行安全投资, 另一方进行安全投资的收益总大于不投资的收益时。这种情况发生在煤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能够履行其职责, 能够严格执法, 不实施安全生产者能够被发现而且会受到严惩。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求得F' (x1*) >0, F' (x2*) <0, x3*不是稳定状态。于是x2*=1是唯一演化稳定策略。根据演化博弈, 此时煤矿安全生产投资的演化博弈的复制动态方程相位图如图1所示。
在此种情况下的演化博弈结果为:在监管部门严格执法有效监管的情况下, 有限理性的煤矿企业经过长期反复博弈均趋向于实施安全投资策略。较低的安全投资成本使得所有煤矿企业投资于安全生产;由于实施安全投资的期望收益要高于不实施投资的期望收益, 因此即使有少量煤矿企业不进行投资, 这些企业在发现投资的好处之后就会不断模仿成功组织的投资策略, 恢复到所有企业都投资安全生产的进化稳定策略状态。
(2) 若R+M-I
根据表1, 这种情况意味着无论一方煤矿企业是否进行安全投资, 另一方不进行安全投资的收益总大于进行安全投资的收益。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安全监管部门严重失职, 要么不能及时发现不进行安全生产者, 要么对其没有依法严惩, 使其因不安全生产而受到处罚的损失小于其进行安全投资的费用, 即M→0, F→0, B→0。此时, F' (x1*) <0, F' (x2*) >0, x3*不是稳定状态, x1*=0是唯一演化稳定策略。复制动态方程的相位图如图2所示。
由图2可见, 由于这时进行安全投资的成本较大, 煤矿企业大都倾向于不进行安全投资。博弈结果为:有限理性的煤矿企业经过长期反复博弈均趋向于不进行煤矿安全投资。如果监管部门不加强监管, 煤矿企业长期发展的结果都会趋向于不进行安全生产投资。
(3) 若R+M-I>R-p L-q F, 且R+M-I+B
根据表1, 这种情况意味着当一方煤矿企业进行煤矿安全投资时, 另一方进行安全生产投资时收益较大;而当一方不进行安全生产投资时, 另一方不进行安全生产投资时收益较大。这种情况也通常发生在煤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不能很好地履行其职责, 只有在其它煤矿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时, 不进行安全生产投资的企业才会受到严惩;而当所有煤矿企业都不进行安全生产投资时, 由于种种原因不进行安全生产企业反而得不到严惩, 不进行安全生产而受到处罚的损失小于其进行安全投资的费用。此时, F' (x1*) <0, F' (x2*) <0, F' (x3*) >0。x1*=0和x2*=1都是演化稳定策略。此时复制动态方程的相位图如图3所示。
此时演化博弈的结果取决于x的初始水平。当初始的x∈ (0, x3*) 时, 有限理性的煤矿企业经过长期反复博弈均趋向于采用不进行安全投资;当初始的x∈ (x3*, 1) 时, 有限理性的煤矿企业经过长期反复博弈均趋向于采用进行安全投资。
这表明只有当现实社会中投资比例超过x3*时, 已实施安全生产投资的煤矿企业会引导和激励其他企业实施安全投资, 直至所有煤矿企业都实施安全投资。为了实现上述均衡结果, 就应该使x3*尽量接近坐标原点, 即安全投资成本I越小越好。因此, 有效降低煤矿安全投资成本是激励和促使所有煤矿企业实施安全投资的重要因素。
(4) 若R+M-I
根据表1, 此种情况意味着当一方煤矿企业进行安全投资时, 另一方实施安全投资的收益却较小;而当一方不进行安全投资时, 另一方进行投资的收益较大。这中情况出现在当其他不进行安全生产的煤矿企业进行安全投资时, 己方不进行安全投资时受到的处罚较轻;而当一方煤矿企业不进行安全生产投资时, 自己也不进行安全投资时, 会导致严重安全事故, 结果会受到严惩。这时, 此时, F' (x1*) >0, F' (x2*) >0, F' (x3*) <0。此时是唯一演化稳定策略。复制动态方程的相位图如图4所示。
博弈结果为:在有限理性的煤矿企业大群体中, 经过长期反复博弈有比例的煤矿企业趋向于进行安全投资;比例的煤矿企业趋向于不进行安全生产投资。显然, M-I+B+F+p L越大趋向于实施安全投资的煤矿企业的比例就越大, 而I-M-p L-q F越大趋向于实施安全投资的煤矿企业的比例就越小。
3 政府奖励、处罚及安全事故对煤矿安全投资的影响
政府对煤矿企业安全投资的奖励、对不实行安全投资的处罚, 以及煤矿安全事故的发生都会在很大程度上鼓励和刺激煤矿企业实施安全投资。将煤矿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p, 对不实行安全投资的处罚F, 以及政府对于实施安全投资的企业给予奖励B综合进行考虑, 其对煤矿企业安全投资的影响可以用泊松分布来描述。沿用Dixit et al[12]的思路引入泊松分布, 假设政府对煤矿企业安全投资的奖励、对不实行安全投资的处罚, 以及煤矿安全事故的发生会使煤矿安全投资项目价值以h的比率上升, 且服从参数为λ的泊松分布, 煤矿安全投资项目价值V满足:
dq为平均到达速率为λ的泊松过程中的增量, 其中, α为安全投资项目收益的期望增长率, σ为项目收益变动率的标准差, d Z为维纳过程增量, 且。其中ε代表从标准正态分布中取出的一个随机值。根据泊松分布, 有:
dq=0, 概率为1-λdt
dq=h, 概率为λdt
根据贝尔曼方程及Ito定理求解可得:
可以得到执行投资期权的临界值为:
此时, 煤矿安全投资价值为:
政府对煤矿安全投资项目资助对项目价值的影响可以通过式 (7) 、 (8) 、 (9) 表现出来。在β为正时, 取r=0.07, α=0.03, σ=0.3。得出V*随I、h和λ的变化情况, 如图5所示。
从图5可以看出, 在煤矿安全投资项目中, 政府对煤矿企业实施安全投资的奖励、对不实施安全投资的处罚以及煤矿安全事故的发生, 以上诸事件的发生会使得安全投资价值提升比例h、出现的频率λ以及安全投资成本的增加进一步增加安全投资的价值和投资的临界值。而相应项目价值的提升会进一步推动煤炭企业实施安全投资。
4 算例仿真实证
某地区有甲乙两个煤矿企业, 均为风险中性的同类型企业, 设煤矿企业的正常收益R为1000万元, 煤矿企业实施安全投资的成本为I为180万元, 由于安全投资而带来的社会效益和无形资产价值为M为200万元。而如果煤矿不实施安全投资, 一旦发生安全事故, 带来的损失L为300万元代表, 。煤矿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p为0.1。煤矿企业不进行安全投资而且违规进行开采和生产, 在煤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能够履行其职责, 能够严格执法的情况下, 煤矿企业被相关政府安全监察机构处罚F为200万元, 被查处并处罚的概率q为0.6。如果只有部分煤矿企业实施安全投资, 则政府会对于实施安全生产的煤矿企业给予奖励B为100万元, 对其进行鼓励。如果安全监管部门严重失职, 要么不能及时发现不进行安全生产者, 要么对其没有依法严惩, 此时煤矿企业不进行安全投资而且违规进行开采和生产, 煤矿企业被相关政府安全监察机构处罚F为5万元, 被查处并处罚的概率q为0.2。如果只有部分煤矿企业实施安全投资, 则政府会对于实施安全生产的煤矿企业给予奖励B为3万元, 对其进行鼓励。且由于政府严重失职, 带来的社会效益和无形资产价值为M仅为5万元。根据甲乙煤矿企业的收益可以建立煤矿企业的安全投资博弈模型, 如表1所示。
根据本文模型分析和上述仿真实证数据可知, 在煤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能够履行其职责, 严格执法的情况下,
R+M-I=1000+200-180=1020
R-p L-q F=1000-0.1×300-0.6×200=850,
故有R+M-I>R-p L-q F
又R+M-I+B=1000+200-180+100=1120 R-p L-F=1000-0.1×300-200=770
故有R+M-I+B>R-p L-F
所以根据本文模型, 在此种情况下的演化博弈结果为:在监管部门严格执法有效监管的情况下, 有限理性的煤矿企业经过长期反复博弈均趋向于实施安全投资策略。较低的安全投资成本使得所有煤矿企业投资于安全生产;即使有少量煤矿企业不进行投资, 这些企业在发现投资的好处之后就会不断模仿成功组织的投资策略, 恢复到所有企业都投资安全生产的进化稳定策略状态。
如果安全监管部门严重失职, 根据仿真实证数据有:
R+M-I=1000+5-180=825
R-p L-q F=1000-0.1×300-0.2×5=969
故有R+M-I
又R+M-I+B=1000+5-180+3=828
R-p L-F=1000-0.1×300-5=965
故有R+M-I+B
根据本文模型分析可知, 由于这时进行安全投资的成本较大, 煤矿企业大都倾向于不进行安全投资。有限理性的煤矿企业经过长期反复博弈均趋向于不进行煤矿安全投资。如果监管部门不加强监管, 煤矿企业长期发展的结果都会趋向于不进行安全生产投资。
5 结论
本文从有限理性角度出发, 采用演化博弈论建立了考虑政府监管的煤矿企业安全投资的演化博弈模型, 预测了煤矿安全投资的长期稳定趋势。同时分析了政府奖励、处罚和安全事故对煤矿安全投资的影响。为煤矿企业的安全投资和政府的监督管理提供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导。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 煤炭企业是否实施安全投资与煤炭企业实行安全投资的成本、不实行安全安全被查处的罚款及期望事故损失以及煤矿企业不进行安全投资的收益有密切关系。根据本文研究结果, 可出以下结论及政策建议:
(1) 根据前文模型, 在煤矿企业群体博弈中得到三个均衡, 如果政府监管存在漏洞和缺陷, 煤矿企业会长期倾向于不实施安全投资, 安全生产和安全投资就不能真正的落实, 最终影响煤炭行业的健康发展并造成巨大损失。
(2) 在现实中, 只有政府依法加大监管力度, 同时积极奖励实施安全投资的煤矿企业, 才能真正引导和推动煤矿企业落实安全投资, 使整个煤炭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从政策和制度上加大煤炭企业不遵守煤炭安全生产、不实施安全投资的成本;同时切实降低实施安全投资的成本, 最终引导和激励煤炭企业实施安全投资。
(4) 政府要通过立法等措施, 改革体制, 提高执法力度和保证执法者的廉洁, 坚决杜绝官煤勾结, 真正落实国家政策。
(5) 政府对煤矿安全投资的奖励、处罚会极大提升煤矿安全投资项目的价值, 进一步推动煤炭企业实施安全投资, 提升煤炭行业安全生产水平。
(6) 积极倡导煤炭企业实行安全投资技术创新, 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国家应加大对煤炭企业科技进步的资金扶持力度, 加大煤炭安全技术的科技含量。从而激励企业自觉采取安全技术, 推动产业升级, 最终实现社会帕累托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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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家和企业家的“博弈棋局” 篇9
据说谈心是个好办法,真理越辩越明,但结果却经常不欢而散,甚至还会打起来;博弈就更透明些,定个游戏规则,大家把丑话说在前面,“愿赌服输”,而输的一方若想赢回来,游戏就一直玩儿下去了。这两种解决方案,前者就是政治,政治+军事;后者就是金融,规则+博弈。比如G20会议,20国首脑能够摒弃前嫌,聚会一堂,不谈政治军事,只谈经济金融,这就是两个以上聪明人的博弈,各方都接受了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
寻花问柳VS有意栽花
名著《伟大的博弈》也可翻译为“大游戏”,最具影响力的金融游戏之一就是投资人和企业家的“博弈棋局”。
投资人和企业家的游戏来自于人的行为偏好不同,或者说,是人性和理性的差异。企业家追求事业成功,所以专注、敬业、执着、工作狂;投资人追求投资回报,所以捕捉机会、善于思考、分散投资、控制风险。
通俗地讲,投资人的行为特征是:三心二意、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寻花问柳。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管理,是三心二意;不断寻找投资给别人的市场机会,是游手好闲;参与别人的事业却总想尽快退出,是不务正业。实践证明:绝大多数成功的投资项目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所以股权投资如寻花问柳。企业家的行为特征与投资人有互补性: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兢兢业业、有意栽花。所以,三心二意的人找一心一意的人;游手好闲的人找专心致志的人;不务正业的人找兢兢业业的人;寻花问柳的人找有意栽花的人。两个以上聪明人的游戏从此开始,结果证明:这就是推动创新的两大稀缺资源。
因为稀缺性而被商业社会定义为商品,所以有了稀缺的“身价”。投资人和企业家都是聪明人,于是选择了聪明人的游戏。企业家先走三步棋:找老板-做老板-卖老板,谁来一起玩儿?投资人来了,也是三步棋:找公司-做公司-卖公司。这个游戏的前提有二:一是企业成为商品,二是管理成为职业,所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制度:企业商品化-管理职业化-投资产业化。
理性选择PK理性选择
做企业是为了卖的,这是股权投资产业化的核心,所以才有了职业投资人和职业管理者的“博弈棋局”。从投资人的角度看,最稀缺的是投资机会,而投资机会来自于可持续成长的商业模式和管理团队。投资人在捕捉市场机遇的同时,必须寻找优秀的管理团队,所以我们说:理性决策第一是投人、第二是投人、第三还是投人。
其实在“投人”的理性之外,还有对市场机会的判断和选择,这就出现两个理性。举例说,投资人同时看好10个机会,面临三个选择:A.选1个自己干;B.选10个团队;C.投资10个项目自己干。哪个是理性决策?选A的是企业家的理性,选B的是投资人的理性,选C的人是土财主的理性,干不成也都要占着。结果如何?选A,因此失去9个机会,如果自己选择的事业成功了,是缔造传奇,失败了会留下一生遗憾;选B,即使有8个失败了,两个成功的项目不仅足以覆盖总投资的亏损,还可能留下两个商业传奇,流芳千古,因为失败者不说话,成功者四处忽悠;选C,认真干10个项目会把人累死,不认真干哪个都干不成。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人性的差异,理性选择会因人性不同而异,在不同理性决策的取舍之间,区分了投资人和企业家的行为差异。
现代金融是伟大的博弈,用规则替代了真理,因为在商业社会其实没有绝对真理,所以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管理
(本文作者系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同时供职于上海交大海外学院金融所)
投资博弈 篇10
这种信息不对称包括外生的信息不对称和内生的信息不对称,所谓外生的信息不对称,是指由于创业项目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对于项目的发展前景而言,很难确定其究竟是否是一个好项目,即风险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都不能完全知道创业成功的概率。所谓内生的信息不对称,是指风险投资家无法准确地知道项目的具体情况,风险企业家团队的能力,以及风险企业家的努力程度。对于风险投资家与创业企业家之间的内生的信息不对称,可以分为投资前的逆向选择和投资后的道德风险。
1信息不对称关系产生的原因
风险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产生的,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原因:
1.1 风险企业本身的特点
由于风险投资企业多数是高新技术企业,其特点决定了其信息不对称程度一定会比一般的企业要高很多。高新技术企业由于所需的有形资产的投入较少,主要是依靠开发者的才智以及积累的经验这些无形资产,因此其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比例要比其他企业的比例小得多,而信息时代人力资本的高流动性,使得风险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产的价值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从而很难评价高新技术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另外,市场变化快,产品易被淘汰,进一步加深了风险企业价值的不确定性,使得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又进一步地加深[1]。
1.2 创业者的机会主义行为
当创业企业家为潜在的不诚实的创业者时,他们会将对企业不利的信息隐藏起来,以求获得风险投资家的投资资金。不仅如此,当创业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的经营管理理念、控股心态不一致,以及创业企业家出于对内部核心技术的保密动机,都会使创业企业家出现隐藏信息的行为。而当创业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的目标不一致,或者是创业企业家缺乏创业精神时,创业企业家就会出现隐藏行动的行为。
1.3 风险投资家的有限理性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以及各类中介机构的发展,风险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但是,信息的丰富程度越高,则信息中的“噪声”也就越多,这就对风险投资家处理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从信息中提炼出有用的和真实的信息,对信息进行鉴别,这是风险投资家急需改善的问题。但是,对于大多数风险投资家来说,由于受知识、能力和时间的限制,从这些良莠混杂的信息中可能很难提炼出有效的信息。
1.4 高昂的信息搜集成本
由于风险投资多数是在高新技术领域进行,这些创业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而言,信息的搜集成本会更加的高昂,甚至会超过投资创业企业的利润,因此,对于风险投资家来说,会放弃对创业企业的详细的信息搜集计划,从而造成信息的不对称性。
2投资前的信息不对称性
对于投资前的信息不对称而言,主要体现为风险投资家相对于创业企业家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创业企业家以及团队的能力作为一种私有信息在市场中是非显性的,创业企业家以往的从业经历、能力、人品、性格以及业绩水准受聘用者主观影响和媒体炒作的因素较多[2],导致了创业企业家能力与风险投资家对其判断的不对称性。Debi Prasad Mishra(1998)指出,逆向选择问题通常可以通过信号理论方法来解决,但事实上,创业企业家往往愿意支付虚假信号的成本,而风险投资家常常无法有效地甄别创业企业家的信号示意。例如,某些创业企业家利用“海归”背景、高等学历等信号来显示其高能力,当风险企业家被这些信息所蒙蔽时就出现了逆向选择问题。
2.1 投资前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原因
首先,风险投资家首先面临的创业企业家创意的可靠性问题。因为,当投资发生时,创业企业家的创意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甚至还仅仅存在于商业计划书的文字中,因此,相对于那些成熟企业的投资来说,正确的甄别和筛选创业企业家创意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通常会高得多。
其次,风险投资家面临创业企业家刻意隐瞒自身所拥有的高新技术产品和管理团队能力的信息。因为,为了争取到风险资本家的资金投入,创业企业家往往会隐瞒对吸引投资不利的有关信息,例如,技术可行性、产品换代能力和市场竞争程度等潜在问题[3]。
最后,风险投资家还面临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投资风险,即事后发现创业企业家组织管理能力不足。因为,风险投资家与创业企业家接触时间比较短,对创业企业家能力的了解很难做到真实,而创业企业家撰写的商业计划书被认为是显示其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中介服务的发展,在他们的帮助下,任何一个创业企业家都可以做出高质量的商业计划书,这就把有关创业企业家能力的信息隐藏了。
2.2 投资前信息不对称的博弈分析
假设风险投资家认为创业企业家成功(V公司)的概率为P,创业企业家失败(F公司)的概率为1-P,且创业企业家的融资成本为C1,风险投资家的融资成本为C2,所投资金为I。进一步假设,undefined为创业企业家的保留收入水平,undefined为风险投资家的保留收入水平,β(0<β<1)为激励强度,α为创业企业家固定收入。若V公司争取到风险投资,创业企业家可获得收益undefined,风险投资家可获得收益undefined;若F公司争取到风险投资,创业企业家可获得收益πF1=πF·β+α-C1,风险投资家可获得收益πF2=πF·(1-β)-α-C2-I。根据海萨尼转换,引入一个虚拟的参与人——自然[4],假设创业企业家之道自己的类型(V企业/F企业),但是风险投资家不知道,但是他知道V公司和F公司的概率分布。风险企业家与创业企业家的不完全信息博弈如图1所示。
当投资收益大于不投资收益undefined时,风险投资家的最优策略是“投资”,此时的贝叶斯策略均衡为(融资,投资);当undefined时,贝叶斯策略均衡为(不融资,不投资);当undefined时,同时存在两个均衡,此时,风险投资家无论选择投资还是不投资,他的预期收益都是一样的。
2.3 投资前信息不对称的解决措施
要解决投资前的逆向选择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增大不完全信息博弈中的概率,因此,一份好的商业计划书,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以及一项独特的产品都能够提高风险投资家对创业企业家成功概率的预测,这直接决定了风险投资家是否进行风险投资。
首先,对于创业企业家来说,具体可以做如下方面的准备,以吸引善意的风险投资:
①撰写具有竞争力的商业计划书。
商业计划书主要包括远景目标、近期打算和具体可行性实施方案,是企业家对整个企业的竞争优势、经营战略和管理思想的提炼。在投资前的信息不对称阶段,商业计划书是风险投资家对创业企业家认识评估的信息载体,因此,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商业计划书是创业企业家吸引善意风险投资的第一步。
②建立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
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健全的治理结构主要依赖的两种机制:激励机制能实现创业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目标一致,尽职敬业;约束机制能实现风险投资家的雇佣权利,降低风险。因此,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创业企业家吸引善意风险投资的第二步。
③建立健康的企业文化。
创业企业家在创立企业时,企业文化往往还只是企业家个人的价值取向,但在企业后继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企业文化不断的沉淀和完善,它最终会成为全体员工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因此,健康的企业文化能够使企业表现出对社会、对自己的利益相关方更为负责的积极形象,是创业企业家吸引善意风险投资的第三步。
其次,对于风险投资家来说,为防范创业企业家的逆向选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策略建议:
①强化风险投资的项目评估与选择机制。
为了减少信息非对称性和投资的高风险性,首先,风险投资家应将资金投入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并且在进行投资决策之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严格的项目筛选,必须调查企业的产品、技术和市场情况,从繁多的商业计划书中有效地筛选出高质量、有发展潜力的项目[5],从而使投资价值最大化;其次,风险投资家应通过不同的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
②调查创业企业家团队成员的素质和能力。
企业家的能力素质可用学历、经验等来鉴别[6],所以风险投资家应选择具有一定学历、经验丰富、敢于承担风险,以及具有创业精神的创业企业家。我们可以借助广泛的业务网络,或者是专业的创业投资中介机构,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从多方面对创业企业家团队的素质和能力进行审查,从而挑选出最优秀的创业企业家。
③考察创业企业家的声誉[7]。
对于有过成功创业经验的创业企业家来说,再次创业时会更加有经验,并且会有一个自己熟悉的创业企业家团队,以及一个比较广阔的社交网络,因此会比较容易取得创业的成功。
3投资后的信息不对称性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风险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的私人收益与努力程度均不可观察,且在双方提供的努力需支付成本时,合作双方在谋求各自私人收益的基础上都存在道德风险[8],这就导致了风险投资市场上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为了解决投资后的道德风险问题,下面从风险投资家的信息不对称性以及创业企业家的信息不对称性两个方面进行讨论,最终确定解决投资后的道德风险的策略建议。
3.1 创业企业家道德风险
在以前对投资后的道德风险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是站在风险投资家的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研究的,他们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作为代理人的创业企业家(信息优势)就会按照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做出决策,从而产生滥用资本、过度投资等行为,同时,由于创业企业自身的不确定性,例如技术、市场定位、运作、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性[9],这些都会进一步增加作为委托人的风险投资家(信息劣势)的投资风险。但本文认为,在风险投资中,投资后创业企业家的道德风险不是风险投资家面临的主要风险,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1 创业企业家并不完全是风险投资的代理人
创业企业家在早期对创业企业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他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在风险投资家进入企业之前,创业企业家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已经渗透到了创业企业的方方面面。创业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实际上处于平等的位置,并不像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会、投资人和风险投资基金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说这个企业并不是全部属于风险投资家的,风险投资家不能要求创业家的行为完全按照他的意图行事。
3.1.2 创业企业家都具有强烈的自我激励精神
我们不能将创业企业家和企业经营者相互重叠,创业企业家并不需要在风险投资家严密的激励体系下才努力工作,创业企业家在选择创业时,他们的目标是创业成功,其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只有在其所创立的企业成功时才能实现,因此,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渴望拥有成功的事业。创业企业家与普通的企业经营者则不同,他们通常有一个相当数额的固定报酬要求权,这就使其有了偷懒的倾向,但是,偷懒和偷窃现金流却不是创业企业家的理性选择。
3.1.3 受企业生命周期中净现金流分布的情况限制
从企业生命周期中净现金流分布来看,与成熟企业拥有大量的自由现金流不同,创业企业家需要忍受着创业早期阶段连年负现金流的煎熬,只有大约到了扩张期或发展期才可能实现盈亏平衡。而要实现累计净现金流为正的则需等到IPO前期, 由此可见,创业企业家要想盗窃现金流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能够盗窃,在风险资本家分阶段投资的情况下,其数量也必然是很小的。
3.2 风险投资家道德风险
由于投资后的道德风险问题,风险投资家通常采取分阶段投资的方式,每次阶段性投资必须在创业企业家已达到前一阶段的要求的基础上,才会进行下一阶段的投资,分段投资已经成为风险投资家最常用的基本策略之一。但是,在进行分阶段投资时,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3.2.1 “锦标赛”的投资模式
青木昌严(2000)通过对美国硅谷的创投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风险投资家往往采取“锦标赛”的投资模式,即在第一阶段投资多家企业,然后观察各家企业的市场表现,最后抛弃其他企业,选定一家最受市场欢迎的企业,给予后期阶段的投资,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创业企业家的利益。
3.2.2 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较小
Bachmann和Schindele(2006)研究发现,在风险投资家参与创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开发过程中,风险投资家可能会“窃取”研究成果、商业机密,以致影响创业企业的成功。同时,Kishida(2002)研究发现,大的风险投资公司掌握了创业企业的技术知识后以单独开发该创意相要胁,是导致创业企业家获利较少的主要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可以通过博弈基本时序图将分阶段投资情况下风险投资家的行为表现出来,具体如下图2所示:
假设创业企业家首先投入资金A进行创业,其后于风险投资家签订契约,风险投资家首轮投入资金I1,由此创业企业家启动了该项目的商业化活动,此时,风险投资家要么继续注入资金I2(诚意合作、通力支持创业企业的发展;以后续的资金投入要挟创业企业家,要求提高利润分配比例),要么选择离开(不看好项目潜在盈利性、企业家才能等原因而撤资;窃取了核心技术资源自行开发[8])。
3.3 投资后信息不对称的解决措施
3.3.1 创业企业家道德风险的策略建议
对于创业企业家道德风险的解决方法,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种方法:
①所有权与控制权的较量。
风险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在进行长期的重复博弈以后,会形成一个最优决策,即:首先,在创业企业初期,由风险投资家掌握控制权,而创业企业家掌握所有权。一方面,在创业企业初期,如果创业企业家拥有相对较大的股权,则其边际努力产生的边际收益中的较大部分将归其自己所有,这能够给创业企业家自身提供足够的激励[10];另一方面,在创业企业初期,创业企业家的主要资本为非人力资本,其能力大小不确定,担保能力相对不足,因此风险投资家为了减少投资中的风险和损失,必须掌握较大的控制权。其次,在创业企业逐渐成熟之后,如果企业经营不佳,风险投资家将仍然掌握全部的控制权,并且随着创业企业业绩的改进,风险投资家将逐渐将其掌控的控制权交予创业企业家;如果企业经营的非常好,风险投资家就将只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其掌控的大部分控制权全部交给创业企业家。
②集体责任制度——辛迪加联盟。
基于Greif(2004)得出集体责任制度能激励商人取诚实行为中的集体责任制度,投资辛迪加联盟包含了对联盟内部成员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行惩罚的可置信威胁,从而抑制了道德风险的产生[8],因此也是一种基于集体声誉的制度安排。
假设辛迪加联盟由个人风险投资家组成,如果他们都采取合作的态度,则他们的收益为:{r1,r2,…rn},假设联盟中的任意成员采取了不合作的行为,则此行为会给他带来的收益为:r′i(r′i≻ri),但同时会使他付出声誉成本ci(ci≻0)。同时,当联盟中的其他成员对此成员采取措施进行制止或惩罚时,他们就会恢复自身的效益undefined,同时会使不合作的成员遭受损失Δ,但是,当联盟中的其他成员不对此成员采取措施时,他们就会遭受声誉的损失undefined。具体博弈情形见下图3所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风险投资家通过构建一个声誉与规模合理的辛迪加联盟,可以使C≻w,即联盟中投资经验丰富、声望很大的成员越来越多,由此,一旦其他成员有侵权行为,选择采取措施方案的概率就会越大。同样,对于新进入者而言,基于建立声誉的需要以及对自身利益维护,他们也不会任其他成员侵占自己的利益。因此,当辛迪加联盟的声誉和规模都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能够很好的抑制风险投资中投资后道德风险的产生。
3.3.2 风险投资家道德风险的策略建议
对于风险投资家道德风险的解决方法,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方法:
①改善投资环境,实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我国的市场历史较短,市场信用机制尚未建立,相应的法律支持体系还处在建设的起步阶段[11],投资所在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弱,这导致了创业企业家无法有效地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从而最后有可能会导致风险投资市场逐渐萎缩。因此,法律环境的改善能够促使风险投资市场达到高效率的均衡状态,从而改善投资环境。但是,国际经验证明技术后进国家在赶超先进国时采取的有效战略是:刚开始采用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以鼓励模仿创新,后来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12]。因此,分析我国当前国情,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实施强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代价太大,可能性不大。
②打造二次创新能力。
创业企业家为了防止风险投资家在分段投资的后期采取离开或剥夺其合作剩余的行为,可以为企业打造二次创新能力,以便保住自己的地位。但是,创业企业家采取这种冒险性的创新行为不仅会降低对原项目的投入,伤害风险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会增加联盟风险,导致合作创新出现新的困境。
③开展联合投资。
如果可以引入投资市场的中介人,开展联合投资,从而遏制大公司的知识窃取行为,进而解决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问题,那么这对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4总结
本文考虑了风险投资时,风险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可能存在的两种信息的不对称性,投资前的信息不对称性和投资后的信息不对称性。通过对风险投融资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研究,分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但是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能够使各方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均衡点,并且本文没有考虑风险投资中投资者方的博弈分析,因此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风险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性严重影响了风险投资的成效,是风险投资研究中的一个重点研究问题。文中针对信息的不对称性,分别对风险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进行了分析。首先,文中在海萨尼转换后的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风险投资前的逆向选择问题;其次,文中分析了委托代理理论在研究风险投资家与创业企业家的关系上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较量,运用博弈论的思想进行辛迪加联盟的博弈分析,另外还对于创业企业家所受到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风险投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博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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