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模型（通用11篇）
博弈模型 篇1
一、会计监管的含义及目标
会计监管是会计监督管理的简称, 是指会计监督主体按照激励和约束机制并运用一定监管方法作用于监管客体并能产生一定积极效果的监督机制, 即通过会计检查、督促和控制等工作过程和手段, 对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过程及其结果进行监督管理。会计监管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会计目标的实现。《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明确提出,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 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因此, 会计监管的目标受财务会计报告目标的影响也可以表述成两种, 一是决策有用会计监管目标论, 另一个是受托责任会计监管目标论。
决策有用论认为会计监管的目标就是为了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对他们的决策有用的信息。受托责任监管论认为会计监管的目标是在于控制企业的经济活动, 以完成对各种委托人的受托责任。
二、会计监管的博弈分析
基本模型选择纳什的2×2博弈模型。在该模型中, 有甲乙两个局中人, 甲有两个纯策略———U与D, 乙的纯策略空间也有两种选择———L与R。其盈利矩阵如图1:
设乙取定L时, 甲取U时盈利为a, 取D时盈利为c, 此时甲的最佳反应仅需比较a与c的大小, 假设a>c, 即甲在乙取策略L时的最佳反应是U。同样在固定乙取R时, 比较b与d的大小, 倘若b>d, 则甲取定U;换个角度, 若甲取定U, 乙取何策略为最佳反应呢?只需比较e与f的大小, 假设e>f, 乙取L, 若甲取定D, 则比较g与h的大小。这说明相对于L, 甲取U为最佳反应, 相对于L, 乙取U为最佳反应, 依定义 (U, L) 为Nash均衡, 当且仅当a≥c, e≥f同时成立。
无论是决策有用会计监管目标论还是受托责任会计监管目标论, 会计监管最直接的任务就是要让监管的会计信息真实, 要让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减少舞弊行为,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会计监管的必要性。在纳什的2×2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非合作的静态博弈模型。静态博弈指参与者同时采取行动, 或者虽然参与者的行动有先后顺序但是后行动的不知道先行动的行动。对于会计监管部门和企业来说, 企业决策在先, 监管部门监管在后, 但是监管部门并不知道企业是否舞弊。可以使用静态博弈模型来进行分析。模型中博弈双方为企业和监管部门, 两者都是风险中立者, 企业可以选择造假和不造假, 监管部门可以选择监管和不监管。
假设: (1) 企业做假账所得收益为m (m>0) , 企业不做假账时所得收益为-m。 (2) 企业如果做假账, 被查出后将被处罚n (n>0) 。 (3) 监管部门的监督成本为c (c>0) , 监管部门如果不监督则节约成本c。
先看简单的情形, 假设有外部监管就能发现造假行为, 不监管造假就不会被发现, 得到会计监管的博弈矩阵如表1: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监管, 企业造假能取得收益m, 不造假则损失m, 那企业肯定选择造假, 其收益为m, 所以监管是肯定需要的。在监管的情形下, 企业对于造假还是不造假的选择取决于n和m的比较。如果n>m, 即对造假的处罚大于企业的造假收益, 则-m>-n, 企业肯定选择不造假, 反之则选择造假, 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处罚力度是肯定的。但现实情况要复杂的多, 监管不一定就能查出造假, 而且很多会计造假并不是由监管部门发现的。
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假设: (4) 如果企业做假账, 而监管部门不对其进行监督, 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人举报或案发牵连, 使企业做假被曝光 (但这时尚未核实和对企业实施处罚) , 这时监管部门将被追究责任, 被处罚d (d>0) ;二是无人举报, 企业做假不被发现, 则监管部门无得也无失。 (5) 企业做假账时, 监管部门虽然进行了监督, 但由于技术水平、职业道德、执业环境等原因, 没有发现问题, 则企业得到做假收益, 监管部门发生监督成本。根据上述假设得到表2。
现实中企业是否做假账、监管部门是否进行监督、监管部门监督时是否能发现出问题、是否有人举报等都是不确定的。假设企业做假账的概率为p, 不做假账的概率为l-p;监管部门监督时发现问题的概率为r, 没能发现问题的概率为l-r;监管部门不监督时有人举报的概率为w, 没有人举报的概率为l-w。
监管部门的预期收益是:
求出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的解:
p*=2c/ (rn+wd+c)
三、提高会计监管效果的措施
从上述公式看出, 通过以下几点措施可以降低企业做假账的概率, 提高监管的效果:
(一) 加大处罚, 提高企业造假成本
我国《公司法》第2l2条规定“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出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的, 对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处以l万元以上l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会计法》第45条规定“授意、指使、强令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做假账,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 可以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这些法律中的法律责任主要有行政处罚、经济处罚和刑事处罚。其中经济处罚的规定中对单位最高处罚额是十万, 对个人的最高处罚额是五万, 对大多数企业来说, 这个处罚力度与其造假收益相比显得太少, 不利于降低企业会计造假的概率。我们的法律条款可以适当提高对舞弊者的经济处罚力度, 以有效降低舞弊行为。
(二) 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督效率, 降低企业造假概率
监管部门提高其监督水平和监督质量, 可以有效提高会计造假的查出率, 这对降低会计造假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手段。舞弊因为其行为隐蔽而不易被发现, 这就需要监管者以更高的水平来发现并遏制舞弊, 如果舞弊者的舞弊手段没有监管者的水平高那么其舞弊的愿望也势必减少。而现阶段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屡禁不止, 说明我们会计监管的水平和监管的职业道德都有待提高。从公式看, 为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督效率, 加重对监管部门的惩罚d, 可以降低企业舞弊的概率。也就是说, 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由于监管不力而没有发现舞弊或者是没有完全发现, 对监管部门可以进行处罚, 这样迫使其客观上需要提高监管水平, 以降低企业做假的概率。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监督监管部门的机构, 对监管部门进行再监督, 通过层层监督来降低企业做假的概率。
(三) 提高举报概率, 增加会计造假的风险
据MCNE (2006) 的调查表明, 舞弊发现的原因包括来自同事、客户的举报、内部审计、外部审计、偶然发现等。世通案件和安然事件的暴露都是举报的结果。在监管不力或没有监管的情况下, 如果有举报造假的风险存在, 企业造假的概率也会减少, 所以可以设立相关的举报措施以提高举报概率, 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 增加会计造假的风险。
(四) 降低监管部门监督成本, 减少企业造假的概率
由于舞弊行为通常比较复杂, 检查的难度比较大, 所以往往要投入比较高的监督成本, 而高监督成本势必会减少监督的频率, 使得舞弊者有充足的时间来应对监管, 这样不利于减少企业造假的概率。所以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对监管的再监督、鼓励社会监督等手段来降低监管部门的监督成本, 减少企业的造假概率。
参考文献
[1]郜进兴、林启云、吴溪:《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十年回顾》, 《会计研究》2009年第1期。
[2]姚海鑫、尹波、李正:《关于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的不完全信息博弈分析》, 《会计研究》2003年第5期。
博弈模型 篇2
1.现代企业管理充满了博弈的思想
论(Cr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起源于本世纪初，1994年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奠定了。简单地说，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年来博弈论受到高度的重视和青睐，博弈论作为分析和解决冲突和合作的工具，在管理科学、国际政治、生态学等领
泛的应用。
论文百事通
界大战以来，各国的经济、经济政策以及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和集中，垄断和寡头垄生活中各种力量的联合和对抗不断强化，以及各国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强化等等，都使得当今世界经济内部的企业之之间、企业和工会组织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政府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不断加强。面对注重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各个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为研究前提的博弈理论便充实在现代企业管理的各个环
2.博弈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囚徒困境”模型
2.1 “囚徒困境”现象
徒困境”的具体内容如下: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逮捕,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审讯,警察告诉他们,如果两个人都坦白刑8年；如果两个人都抵赖,每人各判刑1年；如果其中一人坦白,另一人抵赖的话,坦白的人释放,抵赖的人判刑10年，我们知道每个囚徒都有两种战略: 坦白或者抵赖。在这个博弈中,纳什均衡是(坦白,坦白)。尽管从总体上看,(抵赖、两个人都有益的结果,但是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结果却并非如此。
2.2“囚徒困境”与价格策略
徒困境”模型是博弈论中的经典范例，其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为广大博弈论的工作者和初学者所掌握，成为解释生活现实生活中许多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博弈现象都可以用此博弈来解释。例如，我们熟悉的国
伏的价格大战。
们的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价格大战，今天我降价，明天你让利，价格大战此起彼伏，没完没了。由于过度的家基本上没有利润，甚至亏损，结果最终影响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最经典的例子是2000年的彩电价格联盟事件。彩电巨头在深圳召开价格联盟会议，要求各联盟成员不得降价，否则要受到处罚，但墨迹未干，与会成员就纷纷违反因为联盟中没有一个成员会相信对手真的会认真承诺自己的协议。在这里，他们就是面临着一个“囚徒的两难选择”问然是都不降价对于各彩电巨头整体是最好的选择，但他们的理性开始作祟了，作为理性人可能会想到在自己遵守诺言的商家降价，其结果必然是自己的市场被对手占领，那么不如自己先降价，就可以抢占先机。所以，最终的选择就是
那么彩电价格联盟便就此宣告破产。
何避免这种恶性的价格战呢？即如何使各联盟成员不会违反协议，这可能就要有使得各方不会违背自己承诺的足够理发，博弈双方总想占对方的便宜，背叛对方。那么，要想使各方都老老实实的遵守协议，首先就要有严厉的惩罚措施，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是一个花园之国，国家的环保工作成绩斐然，这其实与新加坡的法律是有很大关系的，拿随地吐前,在新加坡如果有人随地吐痰、扔垃圾，对不起了，罚款500新元,这可相当于2309.95元人民币！！另外，除惩罚措施就是进行社会公益性服务,即被分派到公园、海边等公共场所捡垃圾，一般服务时间为几个小时。所以现在，随意吐痰、仍垃圾的现象了，新加坡人这种意识已经完全“内化”了。在价格博弈中，我们首先要让对手明白你采取的叛会受到惩罚，以及惩罚的严重性，从而有效地防止对手背叛，引出对手的合作。可以认为策略应具有报复性。
3.博弈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
今世界，网络、通信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正改变着世界。企业运营所处的环境发业之间的互补性、依赖性和制约性增强，合作变得更得十分必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日益增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以及我国加人WTO，各跨国公司纷纷抢滩中国市场，国内市场国际化竞争环境也更加复杂、多变，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不能仅凭实力，更要注重谋略，在现代企业管弈论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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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符号传播在广告营销中的应用问题研究
文/黄芳璇
当今的商业社会，传统的广告信息传播由于传播手法和渠道的单一，已经很难保持受众一定时间内的注意力，为了发的广告注意力浪潮，为了让广告担当起提升竞争力的重任，采取广告信息的符号化传播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号化传播就是通过策划把与某产品、品牌有关的信息进行挑选及组合，并归结成为一个与特定诉求对象脑海中所特有号相对应的传播符号，最后通过新颖的艺术表现力对传播符号进行转化，升华和传播。
告符号化传播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即消费者印象符号唤醒。广告符号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就是使传播符号和消费印象符号之间存在契合点，通过唤醒消费者的印象符号，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一、收集印象符号
象符号是指在消费者的记忆中存在或观念中固有的对某一事物的看法或评价。这些所谓的脑海中的印象很多都是难以改的。以下联系影响印象符号的主要因素来具体解释印象符号的收集问题。
1.民族文化传统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和历久弥新的传统观念，在这种民族传统的氛围下，很多消费者对事物的看法都会带上彩，在关乎这一主题的看法上一般都会趋近一致，且根深蒂固。正是文化久远的历史和世代相传的社会传统让消费者的、文化的和传统的东西就是最可靠的，最好的。
2.生物社会周期
物社会周期是指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生理上以及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发生的变化。当一个人处于童年期时，由于生活阅历少，还没有能力承担一些社会角色的负重，那时候凡是好玩的、好看的画面都会让他充满无限的乐趣。
3.社会宣传
建设一项活动，发扬某种精神，捧红某个明星等都离不开对其强有力的宣传。社会宣传主要是借助各类媒体的力量，传的事物或某种理念，结合受众的特点和喜好把某种信息传达出去。
印象符号并不是唯一的，一般情况下在人的脑海里会同时存在多种印象符号，这是由人的多种属性决定的。由此，我脑海中的印象符号就应当对他们的职业、喜好、习惯等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而采用问卷调查、访问小组等方式无疑
选择。
二、印象符号与传播符号的对接
集印象符号的最终目的就是使印象符号与传播符号实现成功的对接。为了让消费者接受并理解所传播的信息，就要基象符号来决定传播符号，所谓的对接就是实现一种相互契合的关系。然而，如何基于印象符号来决定广告传播的符号
1.创造产品名的符号
产品起个名字是为了让产品便于记忆和传播，若要使产品名真正发挥塑造品牌、促进销售等作用，就要让产品名的传的符号化传播进程。这就要求产品的名字最好能激起消费者的某种印象符号并与产品的功能或组织精神等方面想符合 2.广告语符号
语不仅可以从产品的USP（独特卖点）出发，同样也可以从精神层面、文化层面和感官体验等方面挖掘信息。如广高云淡”，就借用了黄山这一众所周知的符号并结合了吸烟后的感官享受诠释了黄山牌香烟的文化底蕴和吸烟后所带来
受——顿时豁然开朗的意境。
3.文化符号 一个产品或品牌打上文化的烙印无疑能提升品牌的档次。消费者的印象符号中总会包括一些古老的文化印记。文化类
类品牌的推广中较为常见。
4.情感符号
谓的情感符号就是在某一符号的背后都会有深刻的寓意。如钻石代表永恒，鸽子代表和平，还有花和颜色的指代性等往往都能和消费者的印象符号相契合，只要运用得恰当，就能发挥极大的功效。如“V”字型在消费者的印象符号中代表告传播就把“V”的用处发挥到了极致。“大红鹰胜利之鹰”不仅让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成功的品牌，更让人了解了组织为胜
追求的气度。
三、消费者印象符号唤醒
广告传播活动中，一旦所传播的符号和消费者潜在的印象符号存在契合点，就能引发消费者的联想，激发其对产品或感，从而增强信息的认知性和广告长时间的有效性。
1.使传播符号与印象符号具有关联性
信息的符号化传播注重的是传播符号与消费者印象符号的关联性。关联性这一要求，在名人符号化的传播上，显得
2.把握唤醒时机
创新资助信号博弈模型研究聂规划 篇3
关键词：创新资助；信号博弈模型；博弈均衡；资金效益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09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是科技主导竞争的时代，是创新决定成败的时代。在我国国家发展创新过程中，企业处在创新发展的最前沿，是创新发展的源动力[1]；政府处在创新发展的二线，为创新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相关政策，是创新发展的保障[2]。我国创新改革以成果产业化与商业化为目标，调整发展结构，转换市场机制，将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取得了突破性成果[3]，但市场机制与创新发展不能合理匹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在创新发展中的主导性尚未体现；二是创新资源整合不足，运行效率不高；三是管理混乱，资源配置与评价制度不能适应创新驱动战略的发展；四是激励机制不完善。导致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在资助企业创新过程中政策的制定与资源的配置策略不科学、不合理。
创新资助是政府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的无偿资助。近年来，我国创新投入规模不断增大，从2006- 2013年，国家财政科技投入由1688.5亿元增加到6184.9亿元，年均增长22.5%。随着政府创新资助规模的扩大，政府资助与企业创新[4]越来越受到关注。国内外涉及创新资助的研究主要集中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包括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其中，对于促进作用来说，Romero-Martíne等[5]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资助对中小型企业的产品、组织、管理等创新有显著的积极影响；Un和Montoro-Sanchezb[6]实证研究也发现，企业获得外来创新资源，对其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杨德伟等[7]通过对企业创新和政府资助建模，发现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创新呈互补作用；于斌斌[8]研究表明，政府的资助会促进传统企业演进为新态势的企业“种群”。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抑制作用或作用不明显。王俊[9]发现政府提供资助大于企业创新所需资金，将抑制企业创新；余永泽[10]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探究了政府资助与企业创新力的关联，发现政府资助导致企業创新能力降低；史安娜等[11]利用演化博弈模型验证了政府资助与企业创之新间存在失衡状态，政府创新资助缺乏效率。二是创新政策的制定。其具体包括以下研究：施筱勇[12]以价值链为视角，剖析了资本投资、创业、生产率等三大特征在创新政策制定中作用；王海花[13]从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困难着手，以协同论为基础，构建了知识、组织、制度、空间四维框架；张炜等[14]使用结构化案例分析法，从创新政策结构、导向和定位三个方面剖析了创新政策分类模式与管理方式；赵莉晓[15]结合“效果模式”和“综合评估模式”，以创新政策概念、理念和过程为导向，建立了理论评价架构。
目前创新政策方面的研究都是集中理论框架、影响因素、评价体系等方面，缺乏考虑创新政策实施中参与者的动态性以及如何科学量化政策中各项指标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与资金效益最大化。为此，本文结合我国企业创新特征，以创新资助项目申报为例，借鉴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16-17]分析思路，尝试构建政企信号博弈模型，分析不同主体的行为选择，进行精炼贝叶斯均衡策略，实现不同类型企业分离，为政府针对企业类型动态调整创新资助政策，实现不同企业差异化资助，以达到资源合理配置与资金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为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二、政府创新资助信号传递博弈模型
在创新资助政策下的政企博弈中，N={G，E}为博弈参与者的集合，其中G代表政府，E代表申报创新资助的企业。博弈开始时，通过“自然”对企业的类型进行筛选，得到企业（E）的类型空间Θ={θ1，θ2，…，θI}。企业对其自身创新能力是具有完全信息的，政府对此具有不完全信息，企业的私人类型θi的值企业自身知道，政府不知道θi的取值，但知道θi的概率分布为P{θ=θi}=λi，∑Ii=1λi=1。企业根据自身类型选择相应的策略（此过程为企业向政府发出信号），企业从信号空间集合M={m1，m2，…，mK}选择信号mk，政府观测到企业信号空间后，对先验概率进行修正，得到后验概率，进而从自身策略空间B={b1，b2，…，bJ}选择相应的策略bj。
目前我国创新资助相关政策较相似，本文选用科技部、财政部2005年印发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下简为《办法》）为参考依据。《办法》指出，政企之间创新基金项目的资助流程为企业根据创新资助政策向政府申报资助，政府根据企业提供的相关材料对企业申报进行立项审查以决定是否给予资助。政府和企业均是理性决策者，企业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政府以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和资金效益最大化为决策依据。
《办法》第四条规定了企业提供与创新资助等额的匹配资金；第六条政府根据规定对企业申报进行资助；第七条规定企业每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和一种支持方式；第十条规定企业要保证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并由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审查后推荐；第二十二条规定立项不成功的当年不能再审报；第三十条规定验收合格的企业能获得合格证书以及余下资金，验收不合格的企业停拨其余资金且三年不得申报创新项目。
根据上述现实基础，为叙述方便，本文作以下假设：
其一，企业有创新能力强和创新能力弱两种类型，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申报高创新资助成本为0；创新能力弱的企业申报高资助需要的伪装成本为a；创新能力弱的企业申报低资助成本为0。由此，企业类型集合为Θ={创新能力强（θs），创新能力弱（θw）}，创新能力弱优于无创新。企业的信号空间为M={申报高资助（mh），申报低资助（ml）}。a被视为申报前已产生的沉默成本。
其二，政府根据企业的申报给予相应补贴，政府的策略空间为B={资助（by），不资助（bn）}，资助包括高资助和低资助。高资助为fh，低资助为fl，不资助为0；企业高资助创新项目成功时产生的社会效益和资源效益为Zh，企业低资助创新项目成功时产生的社会效益和资源效益为Zl，且Zh>fh>Zl>fl>0，其中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能按规定完成各种类型创新项目，创新能力弱的企业完成低资助创新项目概率为β，完成高资助创新项目的概率为μ，其中1≥β>12>μ≥0。高资助创新项目成功时企业获得的振荡收益（企业名誉和政府奖惩等）为oh，失败时振荡收益为-oh；低资助创新项目成功时企业获得的振荡收益为ol，失败时振荡收益为-ol ，其中oh>ol。其中企业的收益包括政府资助和创新成功带来的振荡收益两部分。
其三，企业发展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故任意一年双方的收益都会影响下一年双方策略的选择，由于政企双方信息不对称，政府服务可能由于信息不完备作出错误判断，在挫伤企业创新积极性的同时影响了政府收益。为了将这一过程形象叙述，企业创新成功而政府不予资助时，政府产生的损失为Yh和Yl，且Yh>fh，Yl>fl。
三、政府与企业博弈均衡分析
政府资助企业创新过程中均衡主要受资助金额、企业完成项目概率、伪装成本、振荡收益、政府判断的后验概率及误判损失等影响，它们的变化將导致博弈产生不同的均衡。根据政府创新资助的特点将均衡分为“探索均衡”、“发展均衡”、“完美均衡”三类。
（一）探索均衡
探索期，企业创新能力参差不齐，企业不了解政府创新资助力度、伪装成本以及振荡收益等；政府也没有足够的信息对企业创新能力、误判损失等进行衡量，此时政府为了规避风险，选择保守资助，或政府为集中优势资源发展核心企业，将这一时期的均衡称为“探索均衡”。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当π∈D3时，bπ（m）=by，m=mhbn，m=ml ，f＼-h+（2μ-1）o＼-h-a>βo＼-l时m＼-π（θ）=m＼-h。企业伪装成本低，完成项目振荡收益小，政府认为申报高资助创新项目的企业必为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无法对低资助创新项目申报企业类型进行判断，出现混同均衡。政府只对申报高资助创新项目的企业采取资助方式，且创新能力弱的企业获得高资助收益大于其未获得低资助时收益时，无论何种企业都会选择申报高资助创新项目，政府对于企业的项目申报都会选择资助。此时政府无法根据企业的创新资助申报类型判断企业是何种企业，而且高资助项目中会出现大量的创新能力弱的企业，资源的配置混乱，造成政府大量资金浪费，同时由于各种类型企业获得的资助力度都一样，难免会抑制企业创新发展积极性。
当π∈D3时，bπ（m）=by，m=mhbn，m=ml ，f＼-h+（2μ-1）o＼-h-a≤βo＼-l时m＼-π（θ）=m＼-h，θ=θ＼-sm＼-l，θ=θ＼-w。政府能判断申报高资助创新项目的企业类型，无法对低资助创新项目申报企业类型进行判断；企业的伪装成本高，创新能力弱的企业完成高资助创新项目概率低，完成低资助创新项目概率高，企业完成项目获得的振荡收益很高，出现分离均衡，政府只对申报高资助创新项目的企业采取资助方式，且创新能力弱的企业未获得低资助获得收益大于其获得高资助收益时，企业会根据自身类型选择合适的项目进行申报，政府通过企业的申报可以判断企业类型，对申报高资助的企业进行资助，申报低资助的企业不予资助。此时，只有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能获得政府资助进而迅速发展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弱的企业由于得不到资助而创新受阻，造成社会整体创新发展不均衡，企业发展两级分化，逐渐形成垄断市场。
当π∈D4时，bπ（m）=by，m=mlbn，m=mh 时，m（θ）≡m＼-l 。此时政府完全不能判断项目申报中企业的类型，政府为规避选择过程中的风险，会选择保守方式，并对任何类型企业都选择低资助方式；企业项目成功振荡收益低，伪装成本高。出现混同均衡，政府只对申报低资助创新项目的企业采取资助方式，且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获得低资助收益大于其未获得高资助时收益时，无论何种企业都会选择申报低资助创新项目，政府对于企业的项目申报都会选择资助。此时政府无法根据企业的创新资助申报类型判断企业是何种企业，而且大量创新能力强的企业都申报低资助创新项目，政府虽然节约了投入成本，但由于许多企业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而导致企业创新受阻，严重影响了创新发展进程。
（二）发展均衡
发展期，创新资助投入力度增大，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当前的创新资助政策对于不同类型企业而言都是选择某一类型资助方式收益较大，此均衡称为“发展均衡”。此时π∈D1时，bπ（m）≡by，f＼-h+（2μ-1）o＼-h-a>f＼-l+（2β-1）o＼-l。政府判断企业肯定会根据自身类型选择相应的项目申报；企业完成项目振荡收益较小，伪装成本低，完成高资助创新项目概率大。创新能力弱的企业获得高资助的收益大于其获得低资助收益时，无论企业为何种类型，均选择申报高资助创新项目，由于政府认为申报高资助创新项目的就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申报低资助创新项目的就是创新能力弱的企业，无论何种情况政府选择均选择资助。此时企业的申报信息不能传递真实信息，政府不能通过企业发出信号判断企业类型，就会出现少数创新能力非常弱的企业“滥竽充数”。此过程虽然能够使得企业收益最大化，却大大降低了政府资金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率。
（三）完美均衡
成熟期，创新资助申报信息审查力度大，企业完成项目振荡收益高，企业伪装成本高，企业差异化大，企业由于选择适合自身企业类型资助方式时获得收益最大，此时均衡称为“完美均衡”。此时π∈D1时，bπ（m）≡by，f＼-h+（2μ-1）o＼-h-a≤f＼-l+（2β-1）o＼-l。
政府认为申报高资助创新项目的就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申报低资助创新项目的就创新能力弱的企业，政府误判损失非常大；创新能力弱的企业伪装成本高，完成高资助创新项目概率小，同时企业完成项目振荡收益较大。创新能力弱的企业获得低资助的收益大于其获得高资助收益时，企业会根据自身类型选择申报合适的项目，即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申报高资助创新项目，创新能力弱的企业申报低资助创新项目。政府根据企业申报项目类型可以准确得知企业的类型并给予差异化资助，此时出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资金效益最大化，企业可以得到最适量的资助，政府以最少的资金达到最好的效果。
四、模型的应用分析
将信号博弈模型及其完美贝叶斯均衡应用到当前创新资助政策的实施中，以当前创新资助标准，创新申报中设定的资金限额为依据，以验证模型的应用效果。将企业创新能力分成5个等级，不同等级企业对应的最佳项目选择、创新系数的具体数据见表1。
其中伪装成本是由于企业不足造成的，当社会制度完善时，伪装成本=（1-原能力系数/伪装能力系数）*伪装等级经费，即：a=（1-W＼-原/W＼-伪）*f伪资助；对于任意企业来说，企业资助收益设为Re，振荡收益期望为E（Ro），则企业资助收益=（原能力系数/伪装能力系数）*（项目经费+振荡收益期望）-伪装成本即：Re=（W＼-原/W＼-伪）*（f伪资助+E（Ro））-a，（W＼-原≤W＼-伪），其中E（Ro）=＼[2*（W＼-原/W＼-伪）-1＼]*Ro＼-伪。其中F（a，b）表示创新能力為a的企业申请创新能力要求为b的项目。
通过对5类企业创新资助项目的申报中的25种情况进行分析，由于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申请低资助创新项目必然能完成，取得的收益与处于其等级类型企业申报该项目的收益相同，故在讨论中可以将此等类型企业项目申报该等级项目的收益作为参照，处理后剩余15种情况的项目申报结果。对15种项目申报情况，处于不同振荡系数下进行讨论，结果见表2。
将上述结果进行分析，绘制成图，得创新资助申请中企业收益随振荡系数变化趋势见图3。
在上述基础上，统计出15家企业申报项目时政府产生的先验概率，见表3。
引入信号博弈模型后，理性的企业都会选择最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创新资助方式，企业申请项目后，统计分析得出政府后验概率，见表4。
通过对上述图表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当伪装成本、企业创新能力一定时，振荡系数越大，企业的收益变化越明显；
（2）振荡系数一定时，企业申报项目跨度越大收益越少，申报类型越接近自身创新能力类型企业收益越大；
（3）信号博弈模型实现了企业类型最佳分离效果，为理性企业申报合适的创新资助项目奠定了基础；
（4）信号博弈模型引入后，政府对企业类型的判断概率进行了调整，企业准确类型的概率大大提高了，降低了政府创新资助过程中的误判率；
（5）为了企业的创新发展，政府应提升资助力度，增大企业信息审查力度，提高企业完成项目振荡收益，引导企业诚信申报项目；企业应努力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增大信息透明度，便于政府了解自身信息，进而申报合适的创新资助类型，促进创新市场均衡发展。
五、结论及相关建议
在创新项目资助过程中，企业通过对项目申报条件、伪装成本、振荡收益、政府资助金额等进行分析，以申请合适的项目类型，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政府通过审查企业创新项目申报材料对企业类型进行判断，得到后验概率，从而作相应的策略调整，实现资金效益最大化和资源配置优化。为探究此过程中政企双方的策略选择依据与影响因素，将企业与政府创新资助中的行为选择抽象为信号传递博弈模型，将企业申报创新项目的类型作为政府甄别企业创新能力强弱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降低了政府误判率，为创新项目中政府创新资助政策制定及企业创新项目申报策略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为了创新政策的有效实施，促进企业创新的同时实现政府创新资助资金效益最大化，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府应提升资助力度，对项目范围规定进行清晰界定，规避申报中出现测不准现象，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加大企业信息审查力度（加大企业伪装成本），提高企业项目成功振荡收益，根据企业创新能力变化，动态调整创新资助策略，最大程度满足企业创新发展需要，实现企业创新由弱到强的良性过度，可以增加完美均衡出现的可能性。此时，资助力度较大，企业伪装成本和振荡收益足够大，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申报高资助创新项目收益高，创新能力弱的企业低资助创新项目收益高，企业会根据自身类型进行项目申报，便于政府实行差异化资助从而实现政企双赢。
第二，企业应提高自身创新能力，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对申报项目详细描述，引入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对项目进行评估，选择最佳申报策略。在创新资助政策不断完善的条件下，企业透露最真实的信息，既有利于自身获得最适宜的资助方式，也可以促进竞争市场信息趋于完全，为企业间良性竞争奠定基础。
第三，政府对企业创新能力进行实时评定，创新资助政策随着企业的动态发展进行实时调整，刺激企业提高创新意识，引导企业发展创新。
[参考文献]
[1]洪银兴.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J].经济学家，2013（1）：5-11.
[2]钟 桦.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政府行为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2，32（12）：5-7.
[3]张玉明，梁益琳.企业家素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创新型中小企业成长[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7.
[4]曾 萍，邬绮虹.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4，26（2）：98-109.
[5]Romero-Martínez A M，Ortiz-de-Urbina-Criado M， Ribeiro Soriano D. Evaluating European Union support for innovation in Spanish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J].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10，30（5）：671-683.
[6]Un C A，Montoro-Sanchez A. Public funding for product， process and organisational innovation in service industries[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10，30（1）：133-147.
[7]杨德伟，汤湘希.政府研发资助强度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内生性视角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12（12）：64-73.
[8]于斌斌.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链接机理：基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化博弈模型的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2，24（3）：100-109.
[9]王 俊.R&D补贴对企业R&D投入及创新产出影响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0，28（9）：1368-1374.
[10]余永泽.创新要素集聚，政府支持与科技创新效率：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J].经济评论，2011（2）：93-101.
[11]史安娜，李兆明，黄永春.工业企业研发活动与政府研发补贴理念转变：基于演化博弈视角[J].中国科技论坛，2013，1（5）：12-17.
[12]施筱勇.創新驱动经济体的三大特征及其政策启示[J].中国软科学，2015（2）：44-56.
[13]王海花，谢富纪，周嵩安.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四维”协同框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31（17）：7-10.
[14]张 炜，赵 娟.英国服务创新政策分类模式与治理结构的经验启示[J].科研管理，2015，36（2）：79-87.
[15]赵莉晓.创新政策评估理论方法研究：基于公共政策评估逻辑框架的视角[J].科学学研究，2014，32（2）：195-202.
[16]张国兴，张绪涛，程素杰，等.节能减排补贴政策下的企业与政府信号博弈模型[J].中国管理科学，2013，21（4）：129-136.
[17]徐菱芳，陈国宏.基于信号传递博弈的产业集群中小企业融资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12，20（4）：74-78.
土地竞标报价博弈模型分析 篇4
1经营性用地价格决策的博弈模型
特定企业 (以i称之) 参与竞标是一种对策行为, 它与众多竞标者之间进行的就是一场博弈, 并且i企业往往不具备竞争对手的完全信息。另外, i企业与竞争对手参与竞标活动时可以认为是同时选择行动, 因而可以运用贝叶斯博弈来研究分析。
1.1 土地使用权竞标博弈的基本要素
1) 参与人:
参与土地使用权竞标的所有企业, 设为i=1, 2, …, n;虚拟参与人“自然”N。
2) 企业竞争信息:
参与土地使用权投标的竞争对手的历史投标报价数据。
3) 战略:
对于静态博弈而言, 战略即行动。各竞标企业的投标报价a1, a2, …, an, 其中ai∈Ai={ai}, 对于不同竞标企业的报价有各自的浮动范围, aimin≤ai≤aimax, i=1, 2, …, n。
4) 效用:
也即支付, 对于各投标企业来讲, 假定各企业对该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估价为Cvi, 则土地收益为:
(未中标、中标时的收益) 。
5) 均衡:
各竞标企业最优战略 (投标报价) 组合, 即S*= (a*1, …, a*i, …, a*n) , 其中i=1, 2, …, n。
1.2 土地使用权竞标博弈模型
报低率f指在某次投标竞争中, 竞争对手j报价低于投标企业i土地估价的百分比。竞争对手j在与投标企业i的投标竞争中, 若竞争对手j报价为Cvj, 投标企业i的土地估价为Cvi, 则竞争对手j相对投标企业i的报低率为fj= (Cvi-aj) /Cvi。
设竞争对手j在m次投标竞争中的报低率分别为f1, f2, …, fm, 按大小次序排序有:f (1) , f (2) , …, f (m) , 设f (k) 为m个样本的第k个次序统计量, 则可作经验分布函数:
(1)
其中, k=1, 2, …, m-1。F*j (f) 作为j的报低率分布函数Fj (f) 的理论依据是:当m足够大时, F*j (f) 以概率1趋近于Fj (f) 。则运用此方法可以求出参加本次投标中n个竞争对手的分布函数F1 (f) , F2 (f) , …, Fn (f) 。
在土地使用权投标博弈中, 投标人i面临的问题就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即:
其中, Cvi为投标人i对土地的估价;fi为投标人i的报低率。那么由式 (2) 解出的一组最优报低率向量f*= (f*1, f*2, …, f*i, …, f*n) 为土地使用权投标博弈的均衡解, 投标人i最优报价为:a*i=Cvi (1-f*i) , i=1, 2, …, n。
2博弈模型求解
2.1 信息完备下对特定企业的求解
2.1.1 博弈逻辑顺序
1) 虚拟参与人“自然”选择类型向量θ= (θ1, …, θn) , 其中θi∈Θi, 投标参与人i观测到自己的类型θi, 但其他参与人j (≠i) 只知道Pj (θ-j|θj) 。竞标企业收集竞争对手以往类似地块的报价资料, 进行统计分析, 建立概率分布, 以确定有关Pj (θ-j|θj) , 即各种报低率情况下的赢标概率。
2) n个投标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 即报价a= (a1, …, an) , 其中ai∈Ai (θi) 。土地使用权投标企业分析不同报价的中标概率, 并计算出期望土地收益Eui。
3) 根据贝叶斯纳什均衡, 投标参与人i得到期望土地收益最大化的报低率f*和报价a*i, 其中a*i=Cvi (1-f*) 。
2.1.2 博弈分析
由前述可知, 土地使用权投标报价贝叶斯博弈的均衡是一组最优报低率f*= (f*1, f*2, …, f*n) 。对于投标企业i来说, 就是要确定f*i, ∀ai∈Ai, 使其满足下列不等式:
Eu*i (f*i) ≥Eui (fi) (3)
∑Pi (θ*|θ) Cif*i≥∑Pi (θ*|θ) Cifi (4)
以最大化投标企业i的期望效用Eui。为了求出f*i, 可以分别计算各种情况下的Eui, 进而通过比较来确定f*i, 这里, Eui=Pi (θ-i|θi) Cifi。因为当未中标时, Pi (θ-i|θi) Cifi=0, 所以只需要投标企业i中标时, 也就是特定企业i以a*i=Ci (1-f*) 的报价击败其他对手时的概率Pi (θ-i|θi) 。各投标企业类型的分布是独立的, 因而有Pi (θ-i|θi) =Pi (θ-i) 。这样问题就归结为求出其他投标企业报价均低于i的概率Pi (θ-i) , 即中标概率。
可以利用竞争对手投标统计资料, 建立报低率与赢标率的关系。设Z为投标数据资料比较完备的竞争对手, 根据其统计资料可以得到如表1所示的统计信息。
对于统计数据比较齐全的竞争对手Z, 可以采用一般的预测方法, 如线性回归预测或指数平滑预测, 来建立赢标率Yk与报低率f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
Yk=Ak0+Ak1f (5)
其中, Ak0, Ak1为线性回归参数。
对于在投标竞争中没有或很少遇到的对手, 可以通过运用模糊数量化方法来确定其报低率与赢标率之间的模糊线性回归方程。
2.2 不完备信息下的模糊预测
2.2.1 模糊回归方程
对在投标竞争中很少遇到或没有遇到的对手, 处理方法是用模糊预测方法来确定其报低率f与赢标率Y之间的模糊线性回归方程。不完备信息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完全不知道竞争对手情况, 另一种是只知竞争对手很少的资料, 这两种情况都可以采用投标企业i所遇到的所有已知竞争对手的综合投标报价分布来模拟, 以模糊预测的方法来建立报低率与赢标率之间的关系, 得到如下模型:
(6)
其中, ai为三角模糊数Ai= (ai, ci) L (i=0, 1, …, n) 的中心值;ci为Ai的模糊幅度, ci>0;L为Ai的隶属函数。可以证明, 此线性规划问题的最优解总是存在的。
在计算投标策略时, 由于只考虑报低率和赢标率之间的关系, 上式变为一类比较特殊的线性规划问题, 对此规划问题的结构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简便的算法。一般情况下, 报低率fi≥0, 上式变为:
(7)
为简化计算, 先进行数学变换, 令:a0- (1-h) c0=β1;a1- (1-h) c1=β2;a0+ (1-h) c0=β3;a1+ (1-h) c1=β4。消元简化后有:c0= (β3-β1) ht;c1= (β4-β2) ht;ht=1/[2 (1-h) ]。所以有:
J (c) =ht[α0 (β3-β1) +α1 (β4-β2) ]=ht (α0β3+α1β4) -ht (α1β3+α0β1) (8)
将式 (8) 代入式 (7) , 有:
minJ (c) =min[ht (α0β3+α1β4) -ht (α1β3+α0β1) ]=min[ht (α0β3+α1β4) ]-max[ht (α1β3+α0β1) ]
(9)
进一步分析, 可将式 (8) 分解为如下两个规划问题:
(10)
和
(11)
以上两个规划问题分别只有两个未知的参量, 可直接用图形法求解出β1, β2, β3, β4。然后求出a0, a1, c0, c1。最后得到模糊预测模型:
Y=A0+A1f (12)
其中, A0= (a0, c0) ;A1= (a1, c1) 。
2.2.2 投标报价的模糊求解
设投标企业w在某次投标竞争中有m个竞争信息完备的竞争对手, n个竞争信息不完备的竞争对手, 它对m+n个竞争对手的赢标率可以由以上方法得到。对完备信息竞争对手, 可以由式 (5) 求解, 设为Yi=Ai0+Ai1f (i=1, 2, …, m) ;对竞争信息不完备的竞争对手, 可设为Yj=Aj0+Aj1f (j=1, 2, …, n) , 其中Aj0, Aj1为模糊回归系数。
设投标企业w在这次投标竞争中, 对地块价值估价为Cv, 则投标企业w在本次投标中的最优报低率为:
3土地价格博弈模型实证分析
3.1 某地块招标概况
某开发企业RE公司参加某市K1号地块的投标活动, 该地块面积2万m2, 住宅用地, 8级, 容积率不大于2。参与此地块投标的开发企业还有P, Q, R和W公司, 其中P, Q和R三家公司为本地开发企业, 且相关土地投标报价信息比较完备。这些资料包括:
1) P, Q, R三家公司参加的项目性质和规模, 本公司对各项目地块的估价;2) 参与每个开发项目的投标企业数目;3) 竞争对手P, Q, R公司的报价分布情况, 报低率各为多少;4) 最高报价分布情况, 报低率各为多少。
而W公司是自外地进入本市的开发企业, 相关资料很少。
3.2 基于博弈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投标报价博弈, RE公司的目标就是最大化土地收益:
maxEuRE (CP, CQ, CR, CW) =max (CvfYPYQYRYW) 。
其中, Cv为RE公司对该地块的估值, Cv=12 882.6万元;f为报低率;YP, YQ, YR, YW为RE公司分别对P, Q, R和W的赢标概率。
根据已经掌握的P, Q, R公司的历史投标资料, 可以建立起描述赢标概率和报低率之间对应关系的线性回归方程。首先根据RE公司收集到的已知数据, 经过整理分析和数学处理, 得到P, Q, R公司的投标报价分布表, 如表2, 表3, 表4所示。
由表2可以求出, 对P公司, 当f1=3%, 赢标概率Y1= (100-4/24) %=83%, 当f1=6%, 赢标概率Y2= (100-4/24-3/24) %=71%等, 如此可以得到点 (Y1, f1) , (Y2, f2) 等。对这些点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便可以建立P公司的线性回归方程 (见表5) 。
其中, f为RE公司报低率。同理可以得出Q, R公司的线性回归方程 (见表6, 表7) 。
对未知竞争对手W公司, 则需要通过模糊预测方法来建立其赢标概率与报低率之间的模糊线性回归方程。根据2.2节的模糊预测方法, 可以求得W公司的模糊线性回归方程为:
YW=0.904-4.055 4f。
这样有:
maxEuRE (CP, CQ, CR, CW) =max (CvfYPYQYRYW) =max[Cvf (0.963 7-4.164 9f) (0.888 6-4.002 3f) (0.92-4.076 1f) (0.904-4.055 4f) ]。
求博弈均衡解的问题就转化为需求上式的极值问题。令:
uRE (f) =[Cvf (0.963 7-4.164 9f) (0.888 6-4.002 3f) (0.92-4.076 1f) (0.904-4.055 4f) ]。
对其关于f求一阶导数并令其等于“0”, 可以得到:
u′RE (f) =[Cvf (0.692 3-12.369f+82.863 6f2-246.763 8f3+275.545 2f4) ]=Cv (0.692 3-24.738f+248.592 8f2-981.055 2f3+1 377.726f4) =0。
可以采用线性内插法求解上式, 以求得最优报低率f*:
即是最优报低率f*=4.52%。最大期望土地收益为:
E (V) =Cvf*P (W) =Cvf* (0.963 7-4.164 9f*) (0.888 6-4.002 3f*) (0.92-4.076 1f*) (0.904-4.055 4f*) =12 882.6×4.52%×0.28=163.04万元。
4结语
借用土地使用权投标报价的博弈模型, 竞标企业可以科学地评估土地对自己的真实价值, 从而合理控制土地使用费用, 有效地减少成本。当然, 任何策略和模型都不可能完美, 投标报价策略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够以预期的价格获得土地使用权, 不能代替投标决策者的经验、才能和市场感觉。但如果投标决策者能够客观地分析地产市场的竞争形势, 对自身经营能力有透彻的了解, 综合运用多种投标决策方法辅助投标决策, 必将改善力量对比形势, 并处于竞争的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 人民出版社, 2002.
[2]张振良.应用模糊数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1.
[3]鲁耀斌.招标投标理论模型及其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D].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1997.
[4]Rothkopf MH, Harstad RM.Modeling Competitive Bidding:Acriti-calEssay, Management Science, 1994, 40 (3) :364-384.
[5]Tanaka H, Watada J.Possilistic Linear Systemand Their Applica-tionto Th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J].Fuzzysetsand System, 1988 (27) :275-289.
博弈模型 篇5
[摘要]面对我国旅游市场井喷式发展态势，国家为更好促进旅游业发展，从法律层面加强旅游市场、特别是导游人员的改革创新，开启了导游自由执业模式新探索。本文通过解读《旅游法》及《关于开展导游自由执业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结合目前我国特色的旅游市场状况，在导游自由执业试点试行推行背景下，本文从导游道德风险监管与收益博弈模型分析得出监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针对性提出强化监督监管、提高导游薪酬待遇、增强导游自身素质建设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倡议自上而下、由外至内的“管”“教”齐抓的导游监管制度创新，针对导游自身职业素质水平的提升和职业方向规划提出相关意见。
[关键词]导游；自由执业；道德风险；博弈模型
一、导游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解读
（一）解读《旅游法》对导游的影响
面对我国旅游爆发式、井喷式的市场需求，旅游人才瓶颈日益突出，旅游业发展需要更多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行业人才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加强供给侧改革人才建设提上日程。为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旅游需求，营造公平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我国第一部《旅游法》于2013年颁布执行，共分为10章112个条款，其中明确提及“导游”相关的条款多达14项，占到了总条例的1/8，其中针对对导游的准入条件、权利与法律责任、工资收入、与旅行社的利益分配以及等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旅游法》作为对导游人员的一种外部约束力量，在导游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保障作用，却仍不能杜绝导游人员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旅游法》虽然强化了对导游导购等行为的约束，导游不再涉及任何购物和自费项目的介绍，但导游道德风险行为仍然存在，一些导游利用这种信息方面的不对称，以偷工减料的方式损害旅行社和旅游者的利益。导游人员道德风险行为多样，主要表现为：私自减少讲解的内容，降低服务质量；擅自改变活动日程，安排旅游者到旅游合同上未包含的景点游览，并从旅游者那里临时收费，以便从相应的旅游景点处获得回扣；在遇到旅游者对旅行社的某些活动安排表示不满时故意夸大其严重性，要求旅行社向旅游者提供免费服务项目或减免旅行费用，暗示旅游者向其提供谢仪、骗取旅行社领导的信任等。
（二）解读《导游自由执业试点试行通知》
国家旅游局近期颁布了《关于开展导游自由执业试点工作的通知（旅发[2016]59号）》（以下简称《通知》），意在“通过开展导游自由执业试点工作，建立健全导游自由执业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搭建全国导游公共服务监管平台，推动企业建立安全有序、优质便利的网络预约导游服务平台，建立导游自由执业管理与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导游执业记录、以游客满意度为导向的社会评价体系，为下一步扩大试点或全面推进提供支撑。”开启了全面推进导游体制改革、拓宽导游执业渠道、推动旅游服务“供给侧改革”新征程。
国家旅游局开展导游自由执业试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旅行社的“导游委派制”，对导游人员的控制转向“网络预约平台、线下相关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四十条规定，“导游和领队为旅游者提供服务必须接受旅行社委派，不得私自承揽导游和领队业务”，也就是说，导游未经旅行社委派，私自揽活带团，属于违法违规行为，将被罚款或吊销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八条“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规定，因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旅游法》规定的“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必须受到委派”，因此在推行导游自由执业的通知仍然要在旅游类“母法”（即《旅游法》）的约束下，导游看似成为自由接活的“个体户”，仍然需要通过网络预约平台或线下自由执业业务机构，在《通知》也有相关明确规定：“导游不经过网络预约平台或线下自由执业业务机构，自行开展自由执业业务的，按照《旅游法》第一百零二条处罚；即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并暂扣或者吊销导游证、领队证”。虽然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旅行社的控制与盘剥，导游对旅游消费者的压力相对减少，但与旅游消费者的直接接触反而刺激了导游对额外收益的渴望、降低了获取额外收益的难度。与此同时，导游自由执业对监管挑战更大，放开导游自由执业意味着导游市场的竞争将加剧，同时加剧了对导游人员的优胜劣汰。鉴于从《旅游法》对导游人员“导购”等收入的明文限制，导游经济收入受到了极大的减损，现在的自由执业无疑将刺激导游人员对潜在“额外”收益的最大化追求。
二、道德风险概述
道德风险（MoraI Hazard），又译为“道德危机”，是指参与合同的一方所面临的对方可能改变行为而损害到本方利益的风险。“道德风险”源于保险行业，在保险公司的经典案例即投保后（签订保险合同）的人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假设保险公司为PrincipaI，投保人设为Agent，保险公司的利润直接受投保人行为的影响：如果投保人莽撞驾驶，保险公司利润会受损。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投保人的危险驾驶倾向，从而无法设计针对每一种（危险倾向的）投保人的合同。因此解决的办法是：设计一系列的合同，规定保费和赔偿数目，让投保人自己选择。合同的目的是让保险公司的利润最大化（而不需要知道任何一个投保人的危险驾驶倾向），智慧之处在于，若合同设计合理，投保人会自动选择让保险公司利润最大化的合同，从而避免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
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经济人”的自利性分析，经济人考虑的出发点是在经济活动中追求成本小于收益的利益增进，遵循“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原则，不断根据市场各种信号的变化，及时做出恰当的行为决策，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人的自利性决定了其在求利过程中可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有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从而引发经济学意义上“道德风险”的可能。道德风险广泛的应用在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Problem）的研究之中，也是信息经济学的基本经典模型，目前被应用到很多方面进行讨论。道德风险因其本身的潜在性、长期性、破坏性和控制的艰巨性特点，在经济学研究中针对这种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的研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导游道德风险”的定义：指导游在对其行为的后果不必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下，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背离旅行社或游客的利益，使旅行社或游客的利益受到损害。自此，针对导游人员道德风险的研究逐步开展。本文认同并借鉴何爱平等人（2010）提出的“道德风险”概念：在导游服务质量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处于信息优势一方的导游在签订旅游合同之后，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做出降低服务质量的事情，使处于信息劣势的旅游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二）基于导游收益博弈模型的我国旅游市场现状分析
结合我国现实旅游市场分析可知：在《旅游法》未颁布之前，导游人员的薪资水平基本依靠各类旅游商品的导购提成，旅行社等提供的带团补贴十分有限，此时额外收益（即导购抽取的佣金）对导游人员的诱惑特别大，甚至成为导游的主要收益来源，因此导游道德风险行为普遍存在；随着《旅游法》对导游服务行为的约束，目前我国导游人员的额外收益（特别是服务对象为国内游客时）基本为零，并且对“导游回扣”的明令禁止反而促使消费者（游客）对导游的偏见加深，其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都受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致使以导购抽成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导游总体收益急剧下滑，导游与游客之间的“服务雇佣”关系紧张，从2014年起国家相关部门试图借力《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设立导游、游客“黑名单”等措施缓和两者的矛盾，目前看来效力不足，特别是对导游人员的约束和影响引起业内的声讨由此引发了不少导游转行转业、导游与游客冲突等不良社会现象。从导游职业角度分析：根本原因是收益与劳动付出的不平衡，导游没有基础经济收益保障和保险。《旅游法》颁布后，导游现有的雇佣挂靠制度、薪酬制度等制度在“剥夺”了其之前赖以生计的导购收益后，加重了导游的责任，“曝光”行业内幕降低社会声誉，却没有给出应有的权益保障，导游工作成了收益与付出失衡的状态。反而容易促使导游懈怠工作，从而激发游客不满，形成恶性循环。
导游自由执业试行情况下，导游与游客通过网络平台等进行“直接接触”，甚至是提供“自定价”旅游服务，一方面导游可以凭借自身能力得到相应的、恰当的经济收入，而另一方面，导游人员额外收益的获取从数量和难度上都得以降低，使得额外收益对导游道德风险行为的诱导因素加强。因此，增加导游人员薪酬待遇（正常收益）、增强监管（增加被发现的概率）可以有效降低导游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在目前我国旅游市场监管机制下，针对导游人员的监管法律法规尚且在积极探索进行中，此种情势下导游人员因为监管不足、惩罚力度不够而发生道德风险行为的概率是较高的，导游自由执业试点试行也是正面应对导游监管立法规范的适时改革，如何建立健全导游监管机制迫在眉睫。
四、基于道德风险行为研究的导游建设
（一）加强导游规范监管，建立健全导游奖惩、保险制度
1.建立健全导游信息平台，导游信息透明化，做到信息实时更新、监控。为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导游道德风险，充分发挥互联网评价机制的优势和作用，引进互联网第三方评价机制建立健全对导游人员的招聘档案、业务档案、培训档案的收集整理、更新完善等平台建设，建立全国导游公共服务监管平台，建立导游自由执业综合评价体系，并提供导游认证，汇总共享导游执业评价信息，及时完善导游奖惩信息，为公众进行导游服务选择时提供一个具有公信力和实际参考的导游信息系统。构建“调解+行政执法+仲裁+司法诉讼”四位一体的联合处理机制。通过建立结合游客评价、用人单位与旅游部门奖惩情况、导游等级、执业和培训时长等的导游执业综合评价制度，制定评价标准和评价流程，约束导游行为，直接影响并决定导游的生存和发展，形成导游优胜劣汰的良好氛围。
2.完善导游责任保险、薪酬待遇，建立和完善导游激励机制，保障导游合法权益。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提出，每个人都期望从其从事的活动中获得回报，当个人不能为获得回报时，或当个人不必为其行为支付全部成本时，就出现了激励问题。因此，旅行社应建立一种既能使尽职的导游员获得其应得的回报，又能使导游员必须为其道德危险行为支付全部成本的激励机制，完善导游奖惩制度，加大导游奖惩力度和执行效度。导游自由执业将导游推向一个相对“自由”的个人模式，拓宽了导游执业的渠道，导游提供的旅游服务也因个性化、差异化而隐藏着道德风险隐患，加强导游服务的法律层面的规定是顺利开展导游自由执业的基础保障，必须建立导游责任保险制度。鉴于自由执业的导游必须承担无限责任的现状，防止纠纷后导游没有能力赔偿情况的发生，国家应当建立导游责任保险的强制规定，通过保险制度来化解导游执业中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同时加强与网络预约平台或线下自由执业业务机构的服务合同、与旅游消费者的服务合同等规范化。
3.规范导游服务行为，妥善处理有关投诉，建立强有力的导游协会。参照境外导游管理经验，成立并完善导游自我约束的管理机构，成立导游协会。建立导游自由执业的服务标准，规范自由执业的服务要求和内容，组织导游人员学习，推动导游自由执业服务质量的提高，加强导游的培训与管理。对所有导游，包括自由执业之后导游的违法违规服务行为、导游变相从事包价旅游服务行为实施监管，充分利用企业提供的导游信息平台，强化旅游消费者反馈和网络评价机制，建立全国联网的互通、开放的导游信息平台监控。
（二）加强导游教育培训，提高导游自身素养
1.优化导游执业进入专业难度，国家旅游局公布从2016年开始旅游从业资格考试采取全国统一模式的改革势必将增加导游从业准入门槛，从考试内容上可以看出对旅游知识和导游专业技能的要求的提高，并全面关注全国旅游知识与地方旅游知识，协调考虑了导游职业地方性的同时加强了对基础知识的考察。作为导游人员更应该看清目前国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旅游市场发展对导游专业技能的新变化、新要求，加强自主学习、不断进取是任何职业更高层次发展的必备，导游作为需要大量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职业，更应该做好基础工作，为全面导游自由执业竞争做准备。
2.强化旅游专业教育，导游自由执业将引发导游服务市场激烈的竞争角逐和优胜劣汰，提高导游市场竞争力是第一要务，而导游作为专业的提供旅游引导服务的人，针对其自身的知识学习和道德建设是其开展工作的基础。首先加强导游专业教育，特别是针对旅游专业的学生、旅游行业的工作人员，专业知识的学习、更新是适应旅游市场发展需求的第一步，各层次院校都应做好旅游专业的变革以应对市场需求，从职业院校的抓技能到高等院校的素质发展，同时，导游教育要两手抓——导游专业知识教育和导游道德教育要同步展开，以知识教育提高专业技能，以道德教育强化修养，互相促进、融合发展。
3.导游自我修养提升计划。导游自由执业的试行是将导游就业推向“自主、自立、自强”的新市场竞争模式，导游自身能力将与导游服务收入正相关，特别是面对日益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更是拉开导游真实专业能力和薪酬的必然结果，导游人员自我提升不仅是讲解、引导等传统导游服务项目，特别是导游自我品牌打造与宣传、旅游路线规划等将在竞争中占据尤为重要位置，更是导游人员执业生涯高峰的上限制约因素。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导游人员道德风险行为产生的条件分析，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拟建了适合目前中国旅游市场的“导游道德风险行为发生模型”和“导游道德风险行为监管与收益博弈模型”，得出结论：导游人员实际的薪酬待遇与导游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存在负相关关系，导游人员额外收益与导游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存在正相关关系；监督监管力度与导游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存在负相关关系。据此提出减少导游道德风险行为的应对策略：一是提高导游薪酬待遇，提高其经济水平，降低其对额外收益的追求；二是增强监督监管，加大奖惩力度，增加导游对风险行为的法律约束力；三是增强导游自身建设，加强导游专业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增强导游市场竞争力，从而更好地服务市场、获取应得的回报。
面对蕴含巨大潜力和收益的旅游市场，导游人员作为其必不可少的活跃分子，具有人数多、水平不一、地域分散等特点，给监督监管工作带来较大的执行难度和阻力；此外，导游自由执业的责任风险明显增强，旅游保险产品的需求将更加丰富，旅游保险可能成为强制保险。但旅游产品和车船等强制性有本质上的不同，什么情况必须买？什么情况不用买？如何实施有效监管，暂时还没有任何办法来解决。导游自由执业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承担责任。旅行社都是缴纳旅游保证金的，个人导游也要缴纳吗？缴纳多少？一旦陷入矛盾纠纷，导游即刻失去业务收入，如何承担相应责任？是否可以借用旅行社服务质量保证金的制度，加强对导游的日常监管，也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恶意收购的博弈论模型分析 篇6
企业并购是一个包括并购企业、目标企业、政府和中介机构等多个参与者的博弈过程。根据可以查阅到的资料, 从博弈论角度出发对企业并购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文献为数不多, 大致可以分为“通过博弈论分析判断企业各方在并购时的策略选择”和“企业并购定价”两类, 而通过建立博弈论模型专门来分析和研究恶意收购行为本文还尚属先例。
二、模型建立
(1) 局中人的设定。恶意收购是收购公司在目标公司抗拒的情况下仍然进行强收的兼并方式, 具有较强的对抗性, 目标公司常常会选择邀请第三方来收购自己。因此, 我们在动态模型中假定了三个主体:收购公司 (黑衣骑士) 、目标公司、友好公司 (白衣骑士) 。在该动态模型之中, 三个主体的决策具有次序之分, 并对博弈结果构成影响。
(2) 条件假定。a.在动态博弈的过程中, 行动或决策有先后顺序之分, 一方先决策, 另一方相机抉择。
b.目标公司如拒绝收购公司的收购并向友好公司提出让其收购, 友好公司的决策依据是收购公司所出报价;c.三方经济理性, 均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 清楚自己在每种情况下的支付函数, 并可以观察到其它两方的决策。即, 一个完全的完美的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3) 博弈次序。第一阶段:收购公司出价h (s) 向目标公司发起收购, 目标公司就该价格作出决策, 如果接受, 则博弈终止, 如果拒绝, 则博弈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目标公司向友好公司求助, 友好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决定是否提出另一报价对目标企业进行收购, 一旦收购执行, 则友好企业与目标企业获利, 收购公司一无所获。第三阶段:反之, 如果友好公司决策不执行收购, 则目标公司获损, 收购公司获益。
(4) 效用函数。设并购公司收购出价为每股s元, 收购数量为Q, 在该函数中, 股数Q确定, s可变。总出价支付函数为:
假设并购公司的收购准备金为m1, 那么并购公司的收益函数为:
同理可得, 友好公司的收益函数为:
我们假定, 目标公司的市值为v, 以此次收购博弈作为时间分界点, 它是现价值和原价值的函数, 而原价值可以固定, 因此目标公司的收益函数只和当前的出价有关, 也就是说, 目标公司的收益函数与并购公司的总出价支付函数h (s) 成正比:
(5) 得益分析。我们假定目标公司是理性人, 因此, 当v>mk (k=1, 2) 时, 目标公司绝对不会出售, 我们可以认为并购准备金比原股本的价值要高, 即v<mk (k=1, 2) , 并通过以下述模型来描述整个博弈过程中不同主体的策略选择:
第一回合:目标企业接受收购企业的报价, 目标企业获得溢价利润, 获利组合为:
其中, δ (-1<δ<1) 表示博弈消耗系数, 由于谈判付费用和利息损失等, 双方的获利在不停博弈过程中都会有消耗。δ在这里可取负值, 原因是通过对相对获利的调整, 我们将该参数落在一个主体上, 简化模型, 以便于后续的分析和研究。
第二回合:目标企业拒绝接受收购企业的报价, 友好企业提供帮助, 出价为s1, 结果是, 友好企业获得控股权, 获利组合为:
第三回合:友好企业出于自身利益拒绝帮助目标企业, 目标企业被强行收购, 获利组合为:
其中, -w表示友好企业的决策成本, 在一般情况下, -w表示负效用, 产生于友好企业为了避免更大的负效用而做出的牺牲, 同样符合理性人假设。
(6) 模型表示
三、纳什均衡分析与结论
通过图1我们可以得知, 该博弈过程是一个有限的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共有四个决策结, 并且都是单独信息集, 原博弈共包含了三个子博弈。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目标企业如果求助获利为h (s1) -v, 拒绝求助的获利为h (s) -v。只有在友好企业的报价大于等于恶意收购方的报价时广大的股东才会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他, 此时s=s1。我们发现, 求助与否, 目标企业的获利是一样的, 但是求助于友好企业可以使目标企业获得保持控制权的一个远期。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该博弈的子博弈精炼据均衡结果:目标企业求助, 友好企业收购。
此时的获利组合为:
摘要：恶意股权收购作为一种重要的并购手段, 在资本不断趋于全流通的当下日益盛行, 对恶意收购行为的研究和分析十分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博弈论基础, 将企业的并购行为抽象为并购企业、被并购企业和第三方之间的博弈, 并以此为出发点, 分析和研究恶意收购行为的特点与条件, 建立博弈论模型和推导完美子博弈纳什均衡, 以期起到预测和分析恶意并购主体的行为和动态的作用。
基于博弈模型的低价中标策略研究 篇7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更多的工程项目在城市当中得到了建设。作为其中重要的工作内容,招投标方式在现今工程建设中得到了较多的应用,能够有效实现市场的公平发展,加强投标管理成了建筑施工企业的首要工作。
本文通过对招投标方式及工作程序的介绍,结合现阶段建设工程项目投标的实际情况,分析工程项目的投标管理,研究和讨论工程项目施工单位投标管理的规范及应用,并基于低价中标策略的博弈论模型介绍施工企业投标策略的具体操作过程,以降低施工单位的投标成本,提高工程投标的中标率,提高中标工程的效益。
1 建设工程招标方式和工作程序
1.1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亦称无限竞争性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建设工程项目一般采用公开招标方式。
1.2 邀请招标邀请招标亦称有限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
1.3 招标程序(图1)
2 我国工程招投标管理现状
2.1 监管不力
2.1.1 多头管理现象严重
从中央开始,就分成不同的专业部委以及建设部,并从上到下沿着这两条主线逐渐发展成省市各个级别专业部委以及建设主管部门的工程招投标机构。对于这两大类机构来说,其在设置后在工作内容、发布实施以及工作范围方面都具有不同的招投标规定,由于政出多门、各自管理,则使得我国建筑市场在管理工作方面存在不统一的情况,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自己的工程自己施工,在多头管理情况存在的同时导致行业垄断情况的发生。
2.1.2 行政部门监管不力
部分监督主体在工作开展中仅仅对程序以及形式方面的监督引起重视,在实体内容方面却存在着不够深入的情况。同时,由于在招投标工作开展中,相关违法违规行为隐蔽性较强,往往难以发现。而即使发现问题,也更多的是进行经济方面的处罚,很少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在该种违法成本低、且获取收益高的情况下,很多人可能因受到利益方面的驱动而铤而走险。
2.2 招投标具体操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就目前来说,我国在工程招投标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按照化整为零的方式对招标进行规避。第二,在资格预审环节中,对条件进行较高的设置,或在招标文件以及资格预审文件当中对倾向性条款进行设置,以此使具有意向投标人在顺利通过资格预审后获得中标目的。而对于潜在的竞争对手,则通过多种方式使其知难而退,在对报名时间故意缩短的同时使竞争投标人不能够在要求时间范围内报名。第三,招、投标存在串通投标问题。在施工招投标工作开展中,经常发现“陪标”、“串标”以及“围标”等术语。对于这部分术语来说,都将关系到招投标过程中的钱权交易不法行为,而在部分地区甚至已经成为了当地的潜规则。在建筑工程招投标工作中,该种潜规则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建筑行业所特有的商业贿赂行为,且在我国建筑市场中较为普遍。在部分地区,为了能够使“内定者”顺利中标,建筑企业经常以标书作假的方式开展工作,或通过“陪标”、“串标”等方式的应用保障内定者中标。
可以说,上述情况的存在,都对我国建筑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3 招投标管理现状的改进策略
3.1 强化招投标管理
要想对招投标工作开展中的种种乱象进行改变,首先需要做好潜规则的合理规避。对于招投标这项工作来说,潜规则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同招投标管理工作的不严谨以及不负责具有非常大的联系。对此,就需要能够对招投标工作开展中评标、开标以及定标各个过程的监督工作进行加强,对招投标的备案管理严格落实,在对施工合同管理进行强化的同时做好合同的签订、履行以及审查,在对施工合同做好密切跟踪的基础上对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进行积极维护。同时,工程项目档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要在对过程管理进行积极落实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工作经验,以此为后续招投标工作的开展提供关键资料,在对招投标运作程序以及管理机制进行积极完善的基础上实现招投标工作管理水平的提升:
第一,通过信息资料的科学利用做好投标文件中业绩以及资信的验证,避免出现投标人对虚假资料进行提供的情况,或者有意对资料进行隐瞒,在参与陪标、串标的情况下搞不正当竞争,对本地区的招标市场产生扰乱;第二,要对施工方案以及施工组织设计的比较以及分析工作引起重视,在将方案同现场条件符合性、同投标预算相关性纳入到考核工作内容的基础上从方案的实用性以及针对性入手进行评分以及考核工作;第三,要对投标预算的评审考核引起重视,做好投标价的清标处理,对于不合理的价格,需要严格按照既定程序进行修正或者剔除,对传统较为单一的总价评分方式进行积极改变。
3.2 完善招投标机制
要从源头实现潜规则的规避,在建筑项目业主责任制规定中,明确指出了,业主必须承担建设项目的全部责任和风险,对建设过程中的项目前期工作、资会筹措、施工管理等各个环节进行统筹安排。同时,在很多地方性法规中,也指出了,对于公有制投资工程,需要以招标方式进行发包,业主需要严格遵照执行。对此,在实际招投标工作开展中,就需要保证其一定要在当地政府相关管理机构的监督下开展工作,通过科学、国际公认的制度进行规范,以此在保证建筑市场交易公平、公开以及公正性的同时避免腐败以及不正之风现象的发生,以此对公有制投资主体的利益进行维护。而为了更好的对招投标制同业主负责制间的关系进行处理,也需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制定对招投标工作开展中,管理部门同项目业主间的义务、责任以及权利等进行明确的划分,以此形成“建设单位组织招标、多个企业参与投标、委员会评标定标、招投标机构监督管理”的科学运行机制。在该机制下,招投标的双方在工作当中都能够依法对相关职权进行充分的履行,在对招投标管理相关法规进行严格遵守的基础上能够互相制约,共同负责。
3.3 强化审查监督
首先,要做好工程项目的审查,看相关项目是否属于我国招投标法中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并审查建设单位是否按照相关规定以及邀请投标或公开招标的方式招标;其次,要做好招标单位的审查,看其是否在规定地点以及时间情况下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公开进行开标、评标以及决标,是否存在泄漏标底以及潜规则行为存在;最后,要审查招标单位同中标单位间是否按照法律规定对合同签订,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是否同我国《合同法》以及《招投标法》相符合,是否对本次招投标的实际效果产生影响等。
3.4 建立信用制度
在招投标环节需要构建市场主体信用档案,档案系统应详实记录市场主体的业绩及不规范市场行为,秉承公开透明的原则,档案资料应该向社会开放。信用档案的存在,为业主评标提供了客观且关键的参考信息,对市场主体的不规范市场行为起到了约束作用,信用不良则无工程可做,在市场中就没有立足之地;要开通投诉举报绿色通道,根据实名举报严肃查处违规招标投标行为,充分利用市场监管这只“无形的手”规范招投标市场;要严格监督工程项目报建、建设单位资质审查以及整个招投标流程,通过招投标管理机构对招投标活动的宏观管理进一步规范招投标市场,从而确保确保通过招投标实现预期的施工效益。
4 投标策略的优化设计
在投标竞争中,投标企业所采取的投标策略直接关乎其是否能成功中标。精准有力的投标策略辅以有竞争性的投标报价,能够大幅度提高企业的中标率。
而精准、规范的投标报价策略都是建立在对市场的精确定位以及对招投标规律的精准认识以及对招投标经验的日常积累之上。除此以外,投标人的决策能力和过人的胆识与魄力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一言以概之,投标策略可以归纳为四要素,即“把握形势,以长胜短,掌握主动,随机应变”。具体来讲,要如何把握投标策略,详见以下分析:
①优化施工方案,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针对招标意图对施工方案、工期计划进行优化调整;优化设计组织管理系统,在合理区间内尽量压低对分包商的报价准,进一步降低总投标报价,从而以低价优势中标。虽然标价低,但依然能保证在合理区间内获得较高的利润。②严格进行图纸会审,根据招标意图调整图纸设计。开标前先根据招标意图进行图纸会审,改进原设计中不合理的部分,同时进一步缩减工期,以满足招标要求成功中标。③全面了解业主的需求,尤其是业主觉得困难的部分,在企业可承受范围内尽量给业主更多优惠,以解除业主的后顾之忧,为顺利中标创造先决条件。④如果竞争者众,而投标企业施工任务不多或者急于开辟新市场,则建议采用低利率投标决策。⑤在报价非常低的不利局势之下,建议多研究施工图纸、合同书等资料,在施工索赔上将利润找平。⑥以牺牲一部分利润为代价来承揽高新技术类的施工项目,以增加企业对新技术、新工艺的积累。
上述六条投标策略相辅相成,在实际投标环境中可交叉运用,但是必须考虑实际的投标环境,以灵活的手段进行综合运用,才可确保其起到实际效用。
5 实证研究———基于低价中标策略的投标报价博弈分析
5.1 工况介绍
由某事业单位承建的一幢综合业务楼,土建施工总投资约2500万元,计划两年内完工。该综合楼采用综合评分法、以符合标底为依据进行评标计,其中业主的标底占60%,投标人有效报价的算术平均值占40%,有效报价为业主方标底的90%~101%范围内。另外,在评标环节,要求在合成标底的98%~100%范围内报价得满分;超出100%的部分,1个百分点扣15分;低于98%的部分,1个百分点扣5分。鉴于招投标管理中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在评标时一定要本真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深入分析投标报价,以防投标价与合成标底价差太多而失标。我单位作为竞标企业,采取了低价中标策略,结合投标报价模型的博弈分析最后成功中标。
5.2 基于低价中标策略的投标报价博弈模型的建立及求解过程
建模及求解过程如下:
①复合标底公式设置各变量如下:Y为业主设置的标底,用绝对数表示,令Y=1。λ1为业主方标底的权重,λ2为投标人有效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的权重,(一般情况下,0<λ1,λ2<1,且λ1+λ2=1),显然本例中λ1=0.6,λ2=0.4。-X为除投标人i(我方)外,其他投标人有效报价的算术平均值,即:
设W为投标人i的报价,H为合成标底。则:
②误差估计。
③投标误差矩阵模型。
根据以前投标经验,知-X取[0.95Y,1.00Y]的可能性最大,因此,-X每隔0.5%取一次,Wi暂取为[0.95Y,1.00Y],每隔0.1%取一次值,代入下式,得到投标误差矩阵:
④扣分矩阵。
其中,根据本例中的评标办法(博弈规则),得扣分矩阵为:
⑤支付函数(最优决策报价)各方的支付函数都是扣分,目标都是追求支付函数最小化,即满足下式所列条件:
⑥投标人i的最优决策假设有7家投标人入围,即n=7,代入上述步骤①、步骤②和步骤③中的公式,计算得出投标误差矩阵和扣分矩阵,得投标人i的最优决策报价(得满分)区间为:
0.9790Y≤Wi≤0.9820Y
根据评标办法和博弈规则,取W=0.9820Y,即投标人i按0.9820Y做出报价,而其他六位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只要落在区间[0.95Y,1.00Y],投标人i即可获得满分(当然也存在其他投标人也有获得满分的可能性),经过认真编制工程预算,投标人i估算出的业主方的标底为2154.598574万元,因此投标人i做出的报价为:2154.598574万元×0.9820=2115.815799万元。
⑦敏感性分析。
因为投标人i对业主设置的标底估计存在误差,因此,选取Y为敏感性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
当-X=0.950Y时,W-H=0.45%,W被扣6.75分,-X-H=-3.25%,-X被扣6.25分;
当-X=1.00Y时,W-H=-1.21%,W被扣0分,-X-H=0.08%,-X被扣1.20分。
可以看出,假设投标人i的理论最优决策报价与实际报价误差在0.5%之内时,其扣分值仍然较小,最不利的情况是,当W=0.9870Y,而X=0.95Y时,其扣分为6.75,而其他投标人的平均扣分亦达6.25分,况且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极小。
⑧实际情况比较。
实际上,开标时业主方公布的标底为2148.758294万元,各方的投标报价为表中所示结果,其中有效报价的平均值为2140.193024万元,则合成标底为:
H=2148.758294×0.6+0.4×2140.193024=2145.332186万元
开标简况表详见表1。
在评标环节,该工程承包单位的投标报价以满分优势胜出,比其同去竞争的投标企业分别高出7.65分、4.05分和16.50分。这次投标中投标人的其他方面(包括施工方案设计、企业资质、工程建设的保障措施等等)评分均高于其他投标企业,最终几乎是无悬念的成功中标。
6 结语
实证研究中施工企业通过运用基于博弈模型的低价中标策略而成功中标,说明本文所研究的投标策略缺失能起到实际效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成熟,建筑市场的招标投标工作也取得了稳步、有序、深入的发展,加强投标管理对于建筑施工单位而言成了首要工作。投标工作是个系统工程,企业的各项工作相辅相成、互相关联,要搞好投标工作,企业就要投入一定的精良装备,用好人才,抓好关键工作,理顺同招标人及有关单位、人员之间的关系,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好投标文件,分析市场行情和竞争环境,做好投标报价决策,同时还要做好施工生产工作和企业的其他工作。
摘要：在我国建筑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工程招投标制度已经在工程建设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作为一种具有竞争性的承揽方式,其不但能够实现优质供应商的挑选以及招标经费的节约,且能够在对资源配置进行优化的基础上对市场公开、公正的经济秩序进行维护。在本文中,将就工程招投标问题进行一定的研究。
关键词：工程招投标,问题,探讨
参考文献
[1]李君鸿.建设工程招投标中的围标、串标等现象[J].中华建设,2016(05):44-45.
[2]曹莉.河北建设工程招投标监管再规范[J].建筑市场与招标投标,2016(01):111-112.
[3]杨慧.我国建设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住宅与房地产,2016(21):99-100.
[4]周晓云,杨帆.建设工程招投标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陕西建筑,2013(06):66-67.
[5]王大为,马涛.关于建设工程招投标工作的思考[J].建筑与预算,2012(06):188-189.
基于博弈论的股权制衡模型研究 篇8
一、文献综述
在股权结构的研究上, Demsetz (1983) 最早进行研究并认为所有权结构为一个企业寻求利润最大化过程的内在结果。国外关于最优股权结构的研究导致了股权制衡理论的出现, 研究认为, 制衡的股权结构有助于解决公司治理的两类代理问题。Gomes和Novaes (2005) , Petroni和Wolfenzon (2004) 等大量实证研究表明, 在合资企业、非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中股权制衡现象都很普遍。Pagano和Roell (1998) 从公司初始股权所有者上市与否的决策出发, 通过代理成本与监督成本的权衡, 讨论了股权制衡的决定因素。模型比较全面的反映了控制权私人收益、企业价值损失、监督成本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但整个模型忽视了法律体系的影响;Bennedsen和Wolfenzon (2000) 模型用合作博弈方法研究了非公开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的形成, 并认为非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由于初始股东为了避免其中一个大股东采取单方面行动, 而使其他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 在多个大股东之间权力平衡的结果。但该模型讨论的范围主要是非公开上市公司, 所以有一定的局限性, 应用范围不是很广泛;Gomes和Novaes (2005) 通过对大股东控股与制衡型股权结构情况下, 运用不完全信息下讨价还价博弈分析股东对不同项目的投资决策行为, 来证明企业的最优股权结构。Cronqvist Henrik, Mattias Nilsson (2000) 研究认为, 控股股东具有掠夺其他股东的激励和能力, 而限制这种掠夺行为的唯一方法是利益驱动, 只有当控股股东具有不去从事掠夺的财务上的激励时, 其掠夺行为才可能从动机上得到限制。
李志彤、张瑞君 (2004) 采用实证数据研究了上市公司所有权结构发生变化的影响因素, 旨在为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多元化提供经验证据。林朝南、刘星、郝颖 (2007) 研究了所有权安排对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影响。黄渝祥等 (2003)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论证了股权制衡对内部人掠夺行为的抑制作用。朱红军和汪辉 (2004) 用案例说明在我国目前情况下, 要改善公司治理, 最根本的问题是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 对经营者的约束才是提高治理效率的关键所在。股权制衡模式并不比“一股独大”的治理模式更有效。徐丽萍等 (2006) 对我国的股权制衡对公司业绩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 分析认为过高的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业绩有负面影响, 但是不同性质的大股东在公司中的效果有明显差别。孙兆斌 (2006) 从股权集中和股权制衡两个方面, 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技术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 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较高的持股比例会激发控股股东对技术投入的支持行为, 而大股东之间的制衡则往往成为企业效率提高的障碍。
已有文献对股权结构治理模式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相同, 还没有取得研究共识。绝大部分研究结论认为“一股独大”的问题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根源。结合我国股权分置改革背景, 最优股权结构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进行大股东之间的治理结构设计, 如何建立股东间的制衡机制来保护公司利益以及小股东的利益方面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还不是很多, 本文就是基于此展开对股权结构治理模型的研究。如果股权过度集中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根本原因, 是否均衡的股权结构可以改善公司治理问题;股权制衡机制是否能发挥作用以解决两类代理问题, 从而提高我国公司治理效率。
二、大股东治理博弈模型
假定一个上市公司有两个大股东, 他们对公司的控制程度取决于各自的持股比例。设这两个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a, b, 且1>a>b>0, a+b<1。其余 (1-a-b) 的股份由众多小股东所有, 两个控制性大股东根据持股比例, 可以分为第一大股东A, 第二大股东B。两个股东股权比例相差比较大, A股东同时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 对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优势, 具有控制权收益r。
假定公司利益与众多小股东利益一致, 而大股东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从经济学最基本的利己性假设, 大股东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 争取其利益的最大化, 做出损害公司和众多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而众多小股东在参与公司治理中有“搭便车”的倾向。那么在一个完全信息的市场上, 当大股东作出损坏公司利益行为时, 众多小股东因为昂贵的监督成本而缺乏主动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但他们可以“用脚投票”———抛售手中的股票, 导致公司股价下跌, 公司价值下降。长此以往, 大股东的行为不仅导致自己公司市场价值下降, 还会影响整个资本市场的公信力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假设公司价值表现为市场价值, 用V0表示, 当大股东作出为自己利益而侵犯公司利益的行为时, 公司价值变为V1, 公司价值变化
△V (k) 称为公司价值贬值函数, k表示市场治理水平, k>1。k值越大, 表明市场治理效率越高, k值大, 治理越好的条件下, 侵权行为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就越大。
A大股东的行为选择有两种:要么选择既得利益, 不侵权, 获得控制收益r;要么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侵权行为, 可获得侵权收益, 治理环境越差, k越小, 侵权带来的利益就越大, 同时由于侵权行为对自身损失为ka (V0-V1) 。
B股东行为选择:和平共处, 与A共享侵权收益, 按持股比例分享, 同时承担企业价值下降损失kb (V0-V1) , 由于合谋会造成公司价值进一步下跌△V1;要么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抵制侵权, 称为监督行为, 获得由于监督而价值免于损失的部分b△V2, 同时付出监督成本θ, 由于监督成本不仅与自身股份比例正相关, 也与监督对象的股份比例负相关。不妨设监督成本函数为:
其中γ, λ为监督成本系数, 与公司治理环境等有关。
构建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由收益矩阵看出, 当时, 大股东就有侵权的动机。当公司治理越好, k值越高, 公司价值对于侵犯事件敏感性越高, 公司价值下降越多, 导致发生侵权的条件不断提高, 发生侵权的概率就会下降。在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完善阶段, 由于侵权至少能带来正的收益, 那么大股东侵犯小股东利益就变得可信。这时只有时, 其他的大股东才有监督的动力。即
由 (3) 式可知股权制衡的可信性与监督成本θ负相关, 而监督成本又与自身持股比例正相关, 与监督对象持股比例负相关。所以股权制衡的可信性与制衡股东持股比例呈正相关, 即制衡方持股比例与大股东相差不大时才更有动机监督大股东侵权行为。再从颤抖手假设考虑, 如果A股东选择不侵权, B股东的监督行为就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当a足够大, 而b很小时, 损失就会很大, 从而让监督行为无可行性。这时股权制衡的可行性就要求大股东股权比例相差不能太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股东没有监督大股东的动机, 从而多选择“搭便车”行为。
股权制衡可信性与合谋的收益呈负相关, 而合谋收益又与额外收益正相关, 与价值损失负相关。只有当分得的额外收益足够大时, 合谋才成立, 这一切又归结于市场效率问题, 效率高则侵权收益成本就很高从而有效抑制大股东合谋侵害小股东利益。
不妨设A股东侵权的概率为Pa, B股东监督的概率为Pb, 用图形直观分析, 如图1、图2所示:
由于在A股东侵权概率为0时, B股东的监督行为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为了确保制衡可信, B股东监督的收益要至少与合谋收益相等, 即:
由 (4) 式看, B股东合谋收益越大, 监督的概率越大, 这形成了悖论。即在合谋收益大的情况下 (从一个侧面说明市场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 , B股东选择监督与否就看两者的比较, 只有当
满足 (5) 式时监督概率才越大。即是说当监督成本足够大或合谋收益足够大时, B股东的监督行为越可信, 这有悖于前面的假设, 也有悖于实际情况。
再仔细分析合谋收益, 其与市场治理负相关, 即市场治理水平好的情况下, 合谋收益很小, A股东侵权收益也很小以至于侵权威胁不可信, B股东选择监督就很可能形成 (监督, 不侵权) 的策略组合, 从而造成监督成本损失。所以, 在市场治理良好的情况下, B股东也宁愿选择“搭便车”行为, 相信市场, 而不监督。
综上, 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制衡作用是一个悖论, 即在市场治理效率差的情况, 第二大股东选择监督大股东侵权不可信, 而在市场治理良好的情况下, 监督就更加是不理性选择。
三、结论
在大股东治理博弈, 尤其是在一个大股东掌握绝大多数股权从而从根本上掌握控制权的情况下, 多个大股东之间的股权制衡机制不可行, 因为监督成本的存在, 当第一大股东一旦选择不侵权, 其损失就成为必然, 而合谋至少会有正的收益。此时, 在公司治理方面, 市场机制的完善和法律机制的健全才是解决大股东侵犯小股东利益的根本方法。
在后股权分置时代, 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市场机制的完善, 将大股东利益纳入市场的调节中, 培育可以自由竞争的资本市场, 形成有效的外部治理环境。一是充分发挥公司控制权市场作用。在一个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中, 公司业绩的下滑便会导致公司股票下跌, 市值缩水, 被别的公司收购的可能性增大。这可以让大股东和管理者感到压力, 从而不得不从企业整体利益出发。二是利用好投票代理权。在全流通时代, 通过征集投票代理权, 集合中小股东力量, 就成为交易费用最低的公司治理形式, 可以确保公司管理层在履行股东信托责任方面做到勤勉和忠诚, 提高广大中小股东参与表决和公司治理的积极性。
博弈模型 篇9
关键词：高校,基建审计,审计合谋风险
高校基建审计是指在学校与施工方签订合同的基础上, 审计部门根据施工方提供的工程决算资料进行审计, 并提供决算审减金额的付款报告。我国高校的内部审计人员大多数不具备基建审计能力, 从而造成了基建审计人员的缺乏。面对高校重大工程项目的审计, 内部审计 (简称“内审”) 不能完成其目标, 只有委托外部审计 (简称“外审”) 。因此, 高校基建审计包含内审和外审两部分。
高校内审部门属于学校的一个职能部门, 其受学校委托对高校基建工程项目进行审计, 由于其不能完成任务, 因而其会先对施工方送审额进行审核, 然后委托外审机构进行审计。此流程具体见下图:
因此, 笔者认为高校基建审计合谋行为是指内外部审计人员与施工方联合侵害学校利益的舞弊行为。本文将通过博弈模型的建立, 对高校基建审计合谋存在的可能性进行分析。
一、博弈模型的建立
依据博弈论的动态博弈观点, 假设内审人员、外审机构和施工方都是理性经济人, 施工方的会计行为在先, 内审人员和外审机构的审计行为在后;动态博弈的三方会“随机应变”, 而不是“固守旧略”。审计业务的开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施工方与内审人员、外审机构进行动态博弈的过程。随着审计业务的开展, 审计机构在没有编制出审计报告之前会出现八种暂时性的判断情况, 具体见表1。
表1中的第 (1) 、 (5) 、 (7) 、 (8) 种情况在本轮审计中出现不会导致审计合谋问题;第 (3) 、 (4) 、 (6) 种情况的出现暂时不会导致审计合谋问题, 随着审计的不断进行会逆转为第 (2) 种情况, 则内审人员、外审机构和施工单位三方都可以选择合谋或者不合谋。由此, 在直接出现或者逆转出现第 (1) 种情况后, 博弈形态就由原先的“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变为“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本文主要是模型化设计我国高校基建审计机构与施工单位之间的“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
二、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模型分析
基本假设如下: (1) 内审人员、外审机构和施工方均是理性人, 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2) 施工方进行了违规操作 (完全信息) 。 (3) 内审人员、外审机构掌握施工方的操纵行为 (完全信息) 。 (4) 具体执行审计业务的外部审计人员完全服从外审机构的指令, 两者利益一致。 (5) 具体执行审计业务的内部审计人员不完全服从内审部门的指令, 两者利益不一致。 (6) 施工方与内审人员、外审机构之间的博弈是非合作博弈, 且内审人员与外审机构之间没有利益关系。 (7) 内审部门能够对施工方的工程建设质量和内审人员、外审机构的审计质量进行事后监督。事后监督主要着眼于异常情况, 针对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 并对信息披露中的违规行为进行惩罚。
由于 (不合谋, 合谋) 和 (合谋, 不合谋) 为互斥事件, 则它们的联合概率分布均为 (0, 0) 。由此对三方关系的分析如下:
(1) 当内审人员选择与施工方合谋时, 其效用发生在内审过程和事后监督过程中, 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 (1) 外审机构选择与施工方合谋, 则三方达成一致, 合谋成功; (2) 外审机构不与施工方合谋, 必将非主观审计出内审人员的舞弊行为, 合谋失败。
(2) 当外审机构选择与施工方合谋时, 其效用发生在外审过程中, 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 (1) 内审人员选择与施工方合谋, 则三方达成一致, 合谋成功。 (2) 内审人员不与施工方合谋, 可能事后审核出外审机构的舞弊行为, 合谋失败;但也可能没有发现外审机构的舞弊行为, 合谋成功。
(3) 当施工方选择合规操作, 则不可能出现审计合谋。
综上所述, 当内审人员和外审机构同时选择与施工方合谋时, 合谋一定成功;而外审机构选择与施工方合谋, 内审人员不与施工方合谋时, 合谋可能成功;在其他情况下, 合谋失败。由此, 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博弈分析:
情况一:内审人员和外审机构同时选择与施工方合谋或者不合谋, 则我们可以假设内审人员和外审机构利益一致, 将其合并称为“审计方”进行分析。
情况二:外审机构与内审人员的利益不一致。
(一) 情况一分析
表4说明:
(1) 双方的策略选择均是“不合谋”或者“合谋”。
(2) 表中每一格的两个表达式代表对应策略组合下审计方和施工方的支付 (效用) 。比如表格中右上角的“ (A, B) ”, 其中:第一个表达式“A”代表审计方的支付;第二个表达式“B”代表施工方的支付。
(3) 英文字母代表的含义:
m代表合谋时, 施工方支付给审计方的灰色费用 (假设值为10) ;
G代表施工方合谋成功后所获得的利益 (G远大于m, 假设值为1 000) ;
k代表不合谋时, 外审机构披露施工方的违规行为所树立的良好信誉而带来的现在或今后的收益 (即外审机构的信誉收益, 假设值为2) , 此时内审人员选择不合谋, 属于职责所在, 所得收益为0;
F代表审计方披露施工方违规行为后, 施工方遭受的损失 (假设值为50) ;
h代表合谋时被内审部门发现, 审计方遭受的损失 (目前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审计方没有披露施工方的违规行为而遭受的损失, 假设值为50) ;
β代表内审部门发现施工方违规行为的概率, 也称为发现概率, 反映其监管力度 (假设值为0.1) ;
α代表审计方发现施工方违规后披露其违规行为的概率 (该概率是内审部门事后监管力度的增函数, 即当β很小时, 审计方发现施工方的违规行为, 即使审计方选择不合谋, 也可能因自身利益而不予披露, 假设值为0.5) ;
p代表内审部门发现违规行为后施工方遭到的惩罚 (假设值为150) 。
另外, A、B、C、D均为支付表达式的代替符号。那么:
(1) 审计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对上述函数求导, 得到审计方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解得:γ*= (αk-hβ+αhβ) / (αk+αβh+2hβ+m) 。
(2) 施工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对上述函数求导, 得到施工方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上述非合作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为:
由于γ*和θ*是概率值, 所以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解得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的存在条件为:
其中:式 (1) 表示有γ*比例的施工方选择不合谋;式 (2) 表示有θ*比例的审计方选择合谋。本模型中由于有两种联合概率策略选择是互斥的, 即联合策略概率分布为 (0, 0) , 所以只有当θ*、γ*均有解的时候才能实现综合策略“纳什均衡”, 即只有当式 (3) 、 (4) 同时成立时, 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才得以存在;反之, 若式 (3) 、 (4) 不能同时成立, 则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不存在, 即 (不合谋, 不合谋) 以均不为0的概率 (γ*, θ*) 分布的市场实现“纳什均衡”状态不存在。
在式 (3) 中, hβ表示合谋时被内审部门发现后审计方遭受的损失的期望值;m是施工方支付给审计方的灰色费用, 根据理性假设, m>hβ, 这一点有可能成立。将式 (3) 代入假设值验证:10>5成立。这可以解释为审计方可以实现混合战略的均衡, 以不为零的概率选择合谋或不合谋。但是, 在式 (4) 中, 由于我国现阶段的大体情况是审计方发现施工方违规并披露的概率α、内审部门发现施工方违规行为的概率β不大, 而施工方合谋成功后获得的收益G远大于支付给审计方的灰色费用m, 且内审部门发现违规行为后施工方遭到的惩罚p不大, 所以式 (4) 的情况在我国现阶段是不成立的。将式 (4) 代入假设值验证:60>2 900, 不成立。
依照以上分析, 式 (3) 和式 (4) 不能同时成立, 所以在我国当前的体制下不存在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这时, 审计双方不能以一个不为零的概率选择“合谋”或者“不合谋”以达到“纳什均衡”。
存在的只能是纯策略的“纳什均衡解”: (1) (合谋, 合谋) , 即施工方选择合谋 (相当于r为1) , 而审计方也选择审计合谋 (相当于θ为1) ; (2) (不合谋, 不合谋) 。究竟双方会选择哪种策略, 取决于策略所带来的收益。要想在审计市场杜绝审计合谋行为, 只有使审计双方在选择“不合谋”时候的收益均大于选择“合谋”时双方的收益满足下面的条件:
审计方:αk- (1-α) hβ>m-hβ
施工方:-αF+ (1-α) [-pβ+G (1-β) ]>G-m-pβ
解得:
审计方:αβh+αk>m (5)
施工方:m+αβp-αF>[ (α+β) -αβ]G (6)
在目前我国高校基建审计制度体系及状况下, 式 (5) 中的α、β概率很小, k尚未形成, 近乎没有;h不大, 很难满足大于m的条件。将式 (5) 代入假设值验证:2.7>10, 不成立。式 (6) 中由于G很大, α+β要比αβ大很多倍, 而p、F不大, 所以式 (6) 不成立。将式 (6) 代入假设值验证:50>550, 不成立。
施工方和审计方的收益分布为: (合谋, 合谋) (550, 10) ; (不合谋, 不合谋) (50, 2.7) 。
依据上述分析, 审计方和施工方实现纯策略纳什均衡的选择为: (合谋, 合谋) 。这也就是说, 高校基建审计合谋风险是可能存在的。
(二) 情况二分析
参照情况一, 将公式套用为:
(1) 当内审人员、外审机构选择不合谋, 施工方也选择不合谋时, 支付表达式为:
(2) 当内审人员、外审机构选择合谋, 施工方也选择合谋时, 支付表达式为:
表5说明:
(1) 三方的策略选择均是“不合谋”或者“合谋”。
(2) 表中每一格的两个表达式代表对应策略组合下对应审计方和施工方的支付 (效用) 。比如表格中右上角的“ (A, B) ”, 其中:第一个表达式“A”代表内审人员的支付;第二个表达式“B”代表施工方的支付。
(3) 英文字母代表的含义:
R代表内审人员选择不合谋时的正常薪金收入 (假设值为15) ;
m代表外审机构合谋时, 施工方支付给外审机构的灰色费用 (假设值为10) ;
m代表内审人员合谋时, 施工方支付给内审人员的灰色费用 (假设值为10) ;
G代表施工方合谋成功后所获得的利益 (G远大于“m+m”, 假设值为1000) ;
k代表外审机构不合谋时, 外审机构披露施工方的违规行为所树立的良好信誉而带来的现在或今后的收益 (即外审机构的信誉收益, 假设值为2) , 此时内审人员选择不合谋, 属于职责所在, 所得收益k为0;
F1代表内审人员披露施工方违规行为后施工方遭受的损失 (假设值为25) ;
F2代表外审机构披露施工方违规行为后施工方遭受的损失 (假设值为25) ;
h1代表合谋时被内审部门发现, 内审人员遭受的损失 (目前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内审人员没有披露施工方的违规行为而遭受的损失, 假设值为25) ;
h2代表合谋时被内审部门发现, 外审机构遭受的损失 (目前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外审机构没有披露施工方的违规行为而遭受的损失, 假设值为25) ;
β代表内审部门发现施工方违规行为的概率, 也称为发现概率, 反映其监管力度 (假设值为0.1) ;
α代表外审机构发现施工方违规行为后披露其违规行为的概率 (该概率是内审部门事后监管力度的增函数, 即当β很小时, 外审机构发现施工方的违规行为, 即使外审机构选择不合谋, 也可能因自身利益而不予披露, 假设值为0.5) ;而内审人员选择不合谋时, 发现施工方违规行为后必然披露其违规行为, 与内审部门事后监管力度无关, 则α取值为1;
p代表内审部门发现违规行为后施工方遭到的惩罚 (假设值为150) 。
其中:A、B、C、D、E、Q、S、T均为支付表达式的代替符号。那么,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假定: (1) 内审人员不与施工方合谋, 而外审机构选择与施工方合谋; (2) 内审人员与施工方合谋, 而外审机构不与施工方合谋。这也就是分析内审人员和外审机构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是否存在三方合谋的可能性。
(1) 内审人员不与施工方合谋, 而外审机构选择与施工方合谋。则:
内审人员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U内审人员=
外审机构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则审计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施工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V内审人员=
则施工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2) 内审人员与施工方合谋, 而外审机构不与施工方合谋, 则:准=0, λ=0;σ=1, δ=1。同理求得:
内审人员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U内审人员
外审机构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则审计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施工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V内审人员=
则施工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综合 (1) 、 (2) 两种情况, 要想在审计市场杜绝审计合谋行为, 只有使得审计双方在选择“不合谋”时的收益均大于选择“合谋”时双方的收益满足下面的条件:
审计方:αk- (1-α) h2β+R>m2-h1β+m1-h2β
施工方:-αF2+ (1-α) [-pβ+G (1-β) ]-F1>G-m1-pβ解得:
审计方:αk+αh2β+R>m1+m2-h1β (7)
施工方:α (pβ-F2-G+Gβ) +G (1-β) -F1>G-m1 (8)
在目前我国高校基建审计的制度体系及状况下, 将式 (7) 代入假设值验证:17.25>17.5, 不成立;将式 (8) 代入假设值验证:425>990, 不成立。施工方和审计方的收益分布为: (合谋, 合谋) (990, 17.5) ; (不合谋, 不合谋) (425, 17.25) 。
依据情况一的分析, 审计方和施工方实现“纯策略纳什均衡”的选择为: (合谋, 合谋) 。这也就是说, 在高校内审人员和外审机构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 高校基建审计合谋风险仍然是可能存在的。
综合情况一和情况二的研究及博弈模型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高校基建审计关系中, 内审人员、外审机构和施工方之间的合谋风险是可能存在的。
三、高校基建审计合谋风险的防范措施
为防范高校基建审计合谋行为的发生, 笔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
1.提高内审人员的素质。加强对高校基建审计人员的教育培训, 实现基建审计人员知识结构的优化和知识的全面更新, 以使其更有效地实施审计, 适应审计领域日益拓展的需要, 使内部审计机构在高校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激发内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保证内部审计部门工作的有效性, 将对内审人员的奖惩与审计绩效挂钩, 使内审人员体会到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紧密相关, 防止内审人员与内审部门利益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出现。
3.谨慎选择外审机构。为降低风险, 内部审计部门应慎重选择社会审计机构, 必须考虑选用信誉好、水平高的社会审计机构, 这是因为审计人员的素质与职业判断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审计质量的主要因素。
4.增强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内部审计部门应合理确定外部审计机构审计费用的提取比例, 审计费用的比例太高会导致学校基建费用节约额的减少;而审计费用比例太低, 则为外部审计机构创造了与施工方合谋的机会。所以, 审计费用提取比例成了学校、施工方和外部审计机构三方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同时, 内部审计部门应定期轮换外部审计师, 加强监督。
参考文献
[1].张宏禄, 吕华宁, 凌宇.高校建设工程委托审计存在问题及对策.中国内部审计, 2007;2
[2].雷光勇.审计合谋的经济学分析.审计与经济研究, 1999;2
[3].时现.现代企业内部审计可否外部化的问题研究.审计月刊, 2004;9
博弈模型 篇10
关键词报童问题；均衡解；博弈；蜂窝理论
中图分类号F110.20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urnot game strategy， this paper established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newsboy problem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price competition strategy if the two vendors have overlapping sales areas. The model characterized the marketing areas of each seller as regular hexagons based on the honeycomb theory， and presented the competitive pricing strateg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maximum profit . Furthermore， this model considered the demand quantity as a function of the price， and introduce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consumer and the seller into the consumer density function since i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actual consumption action .
Key wordsnewsboy problem； equilibrium solution； game
1引言
报童模型自从1956首次被提出，一直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焦点，近60年的时间里，产生了许多可观的研究成果1. 经典报童问题即单周期库存问题，研究的是面对随机需求量，销售商应该订购多少产品以获得最大的利润，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模型参数及决策变量的扩展. Hua等（2012）2将不同地点价格对需求的影响因素纳入模型的考虑范围. Lin 等3考虑需求相关的多地点的报童模型，其中：缺货成本、批发价及残值费用函数，及各点零售价格均相同，并得出一些关于集中控制与分散控制下期望收益大小的关系.
现实生活中，市场上往往存在多个销售商，他们通常销售相同或者可以相互替代的商品，而顾客对这类商品的总需求是一定的，销售商需要通过竞争满足顾客的需求以追求最大利润，在进行价格、订货量等决策时必须考虑其他销售商的行为策略. 1838年，法国经济学家古诺提出了关于产量决策的在双头垄断古诺模型. 在该模型中，只有2个销售者销售这种产品，虽然这2个销售者之间没有勾结或者联盟，但双方都清楚对方的行动方案，因此通过制定最优的产量策略来达到利润最大化4. 唐小我5 用差分方程方法分析了2个厂商条件下的古诺模型的均衡解和产量序列动态变化过程.
报童问题是一个日益重要而且相当具有活力的研究方向，但是，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市场格局也日趋复杂，如果不考虑市场格局的复杂性，不考虑销售商之间的竞争因素，对报童问题的研究可能不会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为此，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基于古诺博弈策略，试图构建一种全新的报童模型，寻求2个甚至多个存有竞争关系的销售商在商品销售区域有重叠的时候，其竞争价格策略优化方法.
经济数学第 31卷第4期
张婧等：基于古诺博弈策略的报童问题的模型及分析
2模型假设
为简化问题，实现研究目的，本文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做以下模型假设：
假设1两个销售商之间存在的是非合作博弈.
本文主要探讨一个寡头市场仅有的两个销售商之间的博弈问题. 2个销售商各自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自主决策商品价格，且他们之间并不能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也就是说2个销售商之间虽存有竞争关系，但存在的是非合作博弈6.
假设2销售商的销售区域呈正六边形.
两个销售商都有自己的商品销售区域，位于销售商固有销售区域内的消费者都会到自己所处的销售区域购买商品. 根据蜂窝猜想：由许多六边形组成的图形周长最小 7，因此，本文假设两个销售商的销售区域均呈正六边形. 当2个销售商之间存在销售竞争关系时，而销售商固有销售区域是指正六边形区域除去相关正六边形区域的“重叠区域”后的剩余部分.
假设3两个销售商存在重叠销售区域.
现实生活中，销售相同或者可以相互替代商品、存有竞争关系的销售商，其销售区域不可避免地会有重叠.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即为存在重叠区域的情况下，如何找到一个均衡解，使2个销售商的收益都能达到最优.
假设4重叠区域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其消费心理只与价格有关.
2个销售商所处地理位置虽有不同，但可以近似的认为两个销售商所处位置的营销条件及环境相近，地理位置所产生的差异不大，与地理位置有关的参数可视为已知固定的条件.
当任一销售商的订购量小于需求量时，销售商在其销售区域里仅能销售与订购量相同的商品；当订购量大于需求量时，剩余商品是可以回收的，且认为客源不会发生转移，也就是说订购量的大小不影响重叠区域内消费者的选择，订购量将被视为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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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假设重叠区域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其消费心理只与价格有关，消费者距离销售商的距离看成是影响实际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将被纳入到消费者密度函数8.
3模型建立
3.1符号设置与说明
为此，假设重叠区域内，客源的流失量与2个销售商定价的差成线性关系，线性项系数为γ>0，且在定价相同时，2个销售商的销售份额相同. 这是因为2个销售商定价相同时，2个销售商的销售区域半径相同，重叠部分对于两个销售商来说是对称的，所以重叠区域内的消费者面对的是完全相同的两个销售商，即认为消费者到任一销售商处购买商品的概率相同，也就是每个销售商享有重叠区域一半的客源. 这样，重叠区域中销售商i流失的客源，即损失的销售量为
3.3最优均衡价格
对于存有重叠销售区域、具有竞争关系的两个销售商而言，最优价格，应是使两个销售商均能获得最大利润的各自商品价格. 此时，利润函数一定存在最大值，为凹函数9.
首先，当销售商2选择与销售商1不同的售价p2时，记销售商1的最优价格策略为 BE1（p2）；同样，当销售商1选择与销售商2不同的售价p1时，销售商2的最优价格策略为 BE2（p1）. 当销售商博弈存在均衡解时，销售商各自的最优价格策略才能确定.
4模型分析
依据以上构建的“报童模型”，两个销售商在销售区域有重叠的时候，确保其利润尽可能最大化的最优竞争价格策略为：
第一步，首先需要测算出两个销售商在订购量均大于需求量、订购量均不大于需求量以及订购量与需求量关系不同三种情况下的最优价格p1∧，p2∧.
第二步，根据最优价格，分别计算出三种情况下两个销售商的各自利润E（P1，P2）、E（P2，P1）.
第三步，将2个销售商在三种情况下的利润各自进行比较.
若2个销售商的各自最大利润出现在同一种情况，则该种情况下的最优价格p1∧，p2∧即为最优解；若2个销售商的各自最大利润分别出现在不同种情况，可以根据2个销售商的实际情况（如可以考虑2个销售商对整个地区经济发展推动力大小、对商品的重要程度等）对2个销售商设置权值，计算每种情况下2个销售商的利润乘以权值后的总利润之和，再选择总利润最大的一种情况，按照此种情况下的最优价格p1∧，p2∧制定销售策略.
通过对“报童模型”最优价格求解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
若2个销售商的订购量与需求量关系相同，即订购量均大于需求量或订购量均不大于需求量的情形下，他们的最优竞争价格策略是制定相同的销售价格. 这与人们的日常经验相符. 此时，2个销售商各自占有重叠区域内一半的消费者.
对于订购量均不大于需求量的情形来说，当达到均衡解之后，任意一个销售商想要提高价格，必定会导致需求量与订购量的关系发生改变，从而需要对销售商获得的利润重新进行计算.
对于订货量与需求量关系不同的情况，2个销售商的最佳反应函数受对方定价影响，通过确立最佳反映函数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得到最优的竞争价格策略.
5结论
价格竞争环境下客源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销售商在制定销售策略时应当考虑的因素. 本文基于古诺博弈策略，通过报童问题数学模型的建立和分析，对两个销售商在销售区域有重叠的时候，其竞争价格策略的优化方法进行了有益探讨，其中，把需求量看成价格的函数，将消费者距离销售商的距离看成是影响实际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纳入到消费者密度函数. 虽然，本文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对模型的建立设定了一些前提和假设，但本文的研究成果必将对相关的经济活动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可将结论应用到多个寡头厂商（三个或者三个以上）中.
参考文献
1.李雪敏，缪立新，徐青青.报童模型的研究进展综述J..统计与决策，2008（17）：11-14.
2.G HUA， S WANG， T C E CHENG. Optimal pricing and order quantity for the newsvendor problem with free shipp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2， 135（1）： 162-169.
3.C T LIN， C B CHEN， H J HSIEH. Effects of centralization on expected profits in a multilocation newsboy problemJ..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2001，52（7）： 839-841.
4.闫安，达庆利.两企业序贯博弈的动态古诺模型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2006，15（2）：103-106.
5.唐小我.两个生产厂商条件下的古诺模型研究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1997：26（1），83-88.
6.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 上海：格致出版社，2004.
7.T C HALES. The honeycomb conjectureJ.. Discrete & Computational Geometry， 2001， 25（1）： 1-22.
8.J D DANA JR， N C PETRUZZI. Note： The newsvendor model with endogenous demandJ.. Management Science， 2001， 47（11）： 1488-1497.
9.N C PETRUZZI， M DADA. Pricing and the newsvendor problem： a review with extensionsJ.. Operations Research， 1999， 47（2）： 183-194.
10.DIXIT， K AVINASH. Thinking strategically： the competitive edge in business，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M.. 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 1991.
11.赵德余，顾海英，刘晨.双寡头垄断市场的价格竞争与产品差异化策略——一个博弈论模型及其扩展J..管理科学学报，2006：9（5），1-7.
12.朱赛花，戴琳，胡朝明.两个约束条件下允许外购的多产品报童问题J..经济数学，2013：30（2）：31-35.
博弈模型 篇11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大量的温室效应气体(GHGs)已被排放到大气中[1,2,3]。因此,地球的生存环境正处于自然灾害和工业污染所造成的全球变暖的严重威胁之中[4,5,6]。如今,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一些国际会议和谈判已经举行,例如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和坎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1997年,著名的《京都议定书》在日本京都签订。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社会困境问题[7]。许多国家可能只考虑本国经济或政治方面的利益,只采取有限的减排合作,甚至有些国家直接选择放弃减排。然而事实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应该采取行动以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我们迫切需要研究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
博弈论和演化博弈论为解决社会困境问题提供了理论框架[8,9,10,11,12]。使用博弈论讨论和分析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已经做过多次,Karen和Dirk确定了发展中国家是否参与减排活动取决于国际社会对于气候保护行为是否进行奖励[13]。Ferenc等人展示了如何优化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博弈论模型[14]。在文献[15]中,还提出了未来的排放目标和参与减排国家的奖励之间的关系。
在博弈论中,两个常见的同样重要的战略是合作和背叛[16]。通常情况下,参与合作的国家要贡献一定数额的费用作为集体福利,但是背叛的国家则不需要做出任何贡献。因此,许多学者已经研究了建立全球减排激励机制的必要性[17],还提出重新制定激励政策的建议[18]。除了减排激励机制,国家的技术创新[19],能源的研究与发展[20]以及各国政策的相互影响[21]都可以促进和影响全球减排的大计。
我们研究的动机是利用博弈理论讨论和分析应对气候变化政府间博弈行为的发展过程。这个博弈行为的过程是在以规定的减排目标作为约束的条件下展开的。在博弈过程中,还要考虑国际基金组织对国家的奖惩情况。介绍一个新的演化规则来模拟应对气候变化政府间博弈行为的发展过程。给出数值模拟和结果分析。
1 模型介绍
G=(V,E)是一个无向图,其中V={1,...,N}是一个节点集,而E={(i,j):i,j∈N,i≠j}是边集。每个点代表一个国家,每个边代表相连的两个国家是邻国。第i个国家在第t年放出的温室效应气体的量是非负的,用ei(t)表示。则第t年的全球总排放量表示为
每个国家都可以减少其GHGs排放量。我们假设所有国家减排目标是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每年减少ftot%,则减排目标表示为
国家i第t年减少的排放量为di(t),与ei(t-1)成比例关系,则有
国家i到第t年为止减排量的总和用dc(t)表示,第t年应该减少却没有减少的排放量用xi(t)表示,国家i到第t年为止应减少却没有减少的排放量总和用xc(t)表示。通常,国家i的收益是与GHGs的排放有关的。国家i第t年获得的与GHGs排放有关的收益为ri(t),则
式(4)中g叫做碳强度,定义为每产生一美元GDP消耗的碳的量,而全球第t年的收益为
模型中,我们假设国际基金组织根据各个国家的减排情况进行评定与奖惩。对于积极进行减排的国家进行一定的资金奖励,同时对于拒绝减排的国家进行一定的资金惩罚。国家i第t年获得的与GHGs排放有关的收益的增长率表示为
则全球第t年获得的与GHGs排放有关的平均收益的增长率表示为
第t年全球应该减少却没有减少的排放总量为
第t年全球减少的排放总量为
到第t年为止全球应减少却没有减少的排放量总和为Xc(t)=Xc(t-1)+X(t);到第t年为止全球减排量的总和表示为Dc(t)=Dc(t-1)+D(t)。
国际基金组织对国家i第t年的罚金由fi(t)表示,引入污染影响系数α,fi(t)与α成比例关系,
式(10)中α=Xc(xc(t)t)。
基金组织获得的第t年全球的罚金为F(t)=在这个模型中,基金组织的所有惩罚资金都用于减排奖励,所以基金组织的第t年的奖金总数Q(t)=F(t)。基金组织对国家i第t年的奖金由qi(t)表示,引入环保影响系数γ,qi(t)与γ成比例关系,则有
式(11)中环保影响系数
此时,国家i第t年与碳排放有关的实际收益为
减排过程中减排国家需要选择要实现的减排目标。而这个规则将持续T轮,每一轮实行的时间是一年,每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计算每个国家的GHGs排放量,第二阶段计算每个国家的收益与奖惩,第三阶段每个国家通过βi(t)值决定是否参加减排。如果i国去年的收益增长率小于全球平均收益增长率,那么这个国家参加今年的减排活动,否则,这个国家不参加减排活动。而每个国家此轮的选择结果会被定义为下一轮的最初状态。
减排目标Eob(t)是一个约束条件。在每一轮的三个阶段内,都要考虑减排目标这个约束条件。当国家的实际GHGs排放量等于或多于计划GHGs排放量时,即使国际基金组织进行更严厉的惩罚,国家一般在最初的几年都不会进行减排活动。只有当国家的实际GHGs排放量远远大于计划GHGs排放量时,国家才会在基金组织的控制下进行减排活动。在这个模型中,当某一年的全球GHGs排放量到达最初全球GHGs排放量的30%时,全球减排活动就会停止。
2 数值模拟
我们假定分布在空间网络中的是80个国家(N=80)。国家i的状态由Sista表示,Sista值为0或1,Sista=1表示国家i参加减排,Sista=0表示国家i不参加减排活动。开始时,每个国家的状态Sista随即选取。每个国家的排放量初值是区间[1]中选取的随机数(单位:一亿吨)。全球减排目标是GHGs排放每年减少5%,即ftot=0.05。图1是模拟的结果。
图1给出了参与减排国家总数的变化情况。其中参数状态是k=2,T=1 000。从图1中可以看出参与减排国家总数不断的振荡增加。活动开始时,大部分国家参与减排。当t>210时,大部分参与减排的国家开始周期性的改变他们的状态。当t=568时,全球GHGs排放量到达最初全球GHGs排放量的30%,减排活动停止。
图2给出了全球排放总量随着时间发展变化的情况,其中参数k=2,T=1 000。从图2中可以看出全球排放总量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断的减少。在t<50时,全球排放总量减少的速度较快,之后全球排放总量减少的速度逐渐放缓。在t=568时,全球排放总量趋于37(亿吨),减排活动停止。
图3是在k=2,T=1 000,P=100的情况下全球收益变化率随着时间发展的变化情况。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进行奖罚政策之后,全球在碳排放方面产生的收益不断减少。从t=170开始直到t=568减排活动结束,全球收益变化率发生周期性的变化。
图4是随机选取的一个国家在k=2,T=1 000的情况下GHGs排放量随着时间变化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减排活动开始之后,国家的排放量随着时间的增加快速的减少,在减排活动进行80年之后排放量趋近于零。在国际基金组织实行减排政策之后,对于某些国家而言,基金组织的奖励资金足以补偿这个国家因为减排而产生的经济损失,最终出现国家不再进行GHGs排放来发展经济,而是直接等待基金组织的奖励资金。
图5是随机选取的国家在参数k=2,T=1 000,P=100的情况下收益变化率随着时间推进的变化情况。从图5中可以看出,在进行奖罚政策之后,这个国家在碳排放方面产生的收益不断减少。
3 结论
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博弈模型来研究各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时的博弈行为。模型中,奖励激励被认为是一个必须实施的政策。我们的目标是在奖励激励实施的情况下研究各国是选择参与合作或是放弃合作。使用这个方法,我们详细讨论了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博弈过程中的经济变化情况,同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例如各国政府在博弈行为过程中选择结果发生的波动。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日本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地点,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长期以来基本上都是全力支持《京都议定书》。然而,在2010年的坎昆会议上,日本表示拒绝继续承诺《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的减排目标,原因是日本对于《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目标已经感到执行无力。钢铁工业是日本减排的主要领域,由于日本能源利用率已经是世界第一,实在没有减排空间,日本对于减排活动的参与已进退维谷。这就证明政府在博弈过程中的决策结果确实会受到实际情况影响而发生改变。
本文的方法中包括一些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简化。实际上,每个国家进行减排活动时都有不同的困难要面对,这就需要国际社会更加全面的考虑各方面情况给各国政府决策带来的影响,从而更好的推进全球减排的进程。一般情况下,博弈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应该受到与基金组织的惩罚和奖励密切相关的影响。但是我们认为,该方法为应对气候变化政府间的博弈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和讨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