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论文

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论文（共12篇）

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论文 篇1

1 引言

20 世纪60 年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突起使得教育的经济价值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在全球化进程中, 人力资本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最引人注目的源泉。我国由于综合国力的逐渐提升, 加上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 所以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也变得空前高涨。教育作为获得人才积累的主要途径, 对我国来说意义重大。但基于我国财政教育经费极其有限的现状, 义务教育经费分布是否科学, 怎样改善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布局, 使已有的教育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己成为我国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

2 公共财政、公共教育财政与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结构

2. 1 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 ( Public Finance) , 指国家或者政府将一些社会资源收集起来, 为市场上的公共场所提供物品或者是服务, 以适应社会的公共场所的要求的分配活动以及经济行为。公共财政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财政模式①。

2. 2 公共教育财政

公共财政的下位概念是公共教育财政, 它将国民收入进行重新分配, 把其中一部分用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公共教育财政经济学和财政学的概念和方法较好的结合了起来, 对教育活动中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进行探讨, 主要研究如何筹集教育经费, 如何分配教育经费, 以及将教育经费如何运用等问题, 把政策的实际运用作为重点研究方向, 是教育经济学的一个分支②。

2. 3 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结构

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是指根据不同的分析对象和分类标准来划分义务教育经费的使用范围。本文将义务教育支出结构划分为三类, 分别为:

义务教育支出的区域结构。按照义务教育经费在地区间分配的不同来划分, 如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支出。

城乡 “二元”结构是义务教育支出的一种常见的形式。依据义务教育经费在城市和农村分配的不同来划分。

义务教育支出的内部用途结构。根据义务教育支出使用结构的差异化进行划分, 可以分为教育事业费、科研经费、基建经费和其他经费, 而教育事业费占全部经费的90% 以上。

3 义务教育支出城乡 “二元” 结构的现状分析

受我国特有经济政策、政治制度、财政体制以及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影响, 国家投入财政教育的资金规模还不够, 并且城乡支出结构出现失衡, 现对我国公共财政体制下义务教育城乡支出结构的现状进行分析, 并找出失衡原因。

3. 1 回归模型分析

影响城乡义务教育经费差距的主要因素有经济水平、国家制度以及政策导向等, 本文将上述有影响因素定量化, 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各影响因素与义务教育经费差距之间的关系。

以城乡中、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之比来代表义务教育支出城乡 “二元”结构存在的差异, 采用2002 - 2014 年的相关数据, 建立双对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具体方程如下:

运用Eviews软件对2002 - 2014 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 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可知, 调整后的R2为0. 954245, 可决系数高, 方程拟合效果较好, 在置信度为95% 水平之下, 能通过F检验, F检验值为63. 57, 方程总体具有显著性, 回归方程不存在自相关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 城乡收入之X1的系数为- 0. 14, 说明城乡收入比与中、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城乡之比成反比例关系, 即随着城乡收入比的增加, 中、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城乡之比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城乡中、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差距的影响不大, 主要原因在于近些年国家更注重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

其次, X2系数为负, 政府对于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会降低中、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城乡之比, 这一关系符合当前经济意义和预期。

再次, X3系数为负, 说明提高财政分权度, 会缩小中、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城乡差距。这个结论符合经济意义, 因为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与地方政府支出, 财政分权度越高, 地方财政自主权就越大, 能汇集的财力就充裕, 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有利于缩小城乡义务教育经费差距。

最后, 城市化率的系数为负值, 即随着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 中、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城乡差距在逐渐缩小。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时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也随之增多, 包括义务教育支出, 公共教育供给体制得到逐步完善。

3. 2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下义务教育支出结构失衡的原因

通过相关的数据分析, 笔者对于我国公共财政体制下义务教育城乡支出结构失衡的原因进行了总结,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不完善的财政分权体制、 “以地方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以及不完善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体系。对于义务教育的领导机构、规划实施以及落实责任主体等管理体制机构, 在新 《义务教育法》中有明文的规定。在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下, 地方政府成为财政性义务教育支出的承担主体, 担负着对几乎全部义务教育支付费用。地方政府的教育事权和财权存在明显的偏差, 受地方财政压力影响, 稳定的财政性义务教育经费常常得不到有效落实。

4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下义务教育支出结构优化的思考

4. 1 财权与教育支出事权相匹配的政府分担机制

自1994 年分税制改革开始,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划分构成了我国当前的政府体系, 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出现 “财权上收中央, 而事权下放地方”的格局, 最终导致义务教育事权全部由地方政府承担, 显然这与国家分税制改革的目标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况, 对于义务教育支出而言, 应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

处于公共财政体制之下, 税收征管权就成为政府部门发挥公共权利的重要实现途径。这里提及到的公共财政就具有明显的公共属性, 其是以教育财政的身份出现, 属于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必须用公共教育财政投入作支撑。政府应充分利用公共权力, 对教育财政给予大力供给, 逐步加大对公共教育事业的投资力度。政府公共权力的实施必须要有法律力量作为坚强是后盾, 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 强化立法, 使得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以法制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把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范围在义务教育法中具体明确。在政府部门间的教育资金支付转移, 以及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应当承担义务教育支出主要责任份额, 均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化。

4. 2 完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设计

义务教育阶段是我国教育的初级阶段, 其需要消耗很多的资源, 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 乃至是财力资源。但由于各级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不一样的问题, 使得义务教育资源获取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教育资金转移支付可以使得政府之间的教育财政能力相对均衡的, 有效当前解决我国各级政府义务教育公共资源分配的问题。此外, 教育转移支付制度作为政府解决区域教育发展差异性的重要手段, 其可以在原来利益格局之下, 实现地区教育差异不断拉大局面的缓解和控制。也就是说, 要想促进教育朝着公平的方向发展, 就需要高度重视教育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合理化发展, 是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和基础, 因此, 我国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应当遵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从本质上来讲前, 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过程就是义务教育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 其意味着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方向, 代表着需要在教育资源分配方面做到效率和公平的均衡化处理。处于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阶段, 处理好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 并且保证教育转移支付能够及时达到, 不至于给予实际的支付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在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过程中, 树立公平理念, 就是要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在城市和农村之间, 在经济和社会之间, 在人口和环境之间做好权衡, 依照自身的实际情况, 实现合理的安排和统筹。从细节角度来看, 关注义务教育财政扶持工作的开展, 有利于我国城乡差异的缩小, 有利于区域义务教育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 有利于整个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4. 3 进一步深化义务教育体制改革

义务教育质量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义务教育体制的改革方向和具体贯彻落实程度的影响, 在有限的财政教育支出规模总量下, 在义务教育体制改革的契机下, 使得义务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率得到不断提升。具体措施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开展:

首先, 将竞争机制引入教师管理体制中, 打破 “终身制” 和“铁饭碗”的教师职业格局, 秉持优胜劣汰的基本原则, 处理好教育人才和教育资源之间的关系, 保证两者处于良性循环的系统中去, 进而实现义务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上精简冗杂机构、进行人员分流, 建立起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 职能相似的部门可以联合办公, 既可以提高办事效率, 又可以节约成本, 逐步实现教师管理体制的透明化和规范化。

其次, 实现学校布局的合理调整和改善。尤其在最近几年时间内, 义务教育事业发展存在以下的特点: 学校规模比较小, 并且处于分散的状态, 重复建设的问题依然存在, 教育交通不便等。随着我国公共设施供给制度的不断建立, 教育资源和交通也在不断完善, 各个地区交通条件也得到了改善, 这给予义务教育的布局调整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由此使得我国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和进步, 使各地区、各级次的学校布局合理, 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得以改善。

摘要：财政教育支出不但给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而且为教育公平的有效实现给予了保证。由于受到财政、社会发展水平、政治以及经济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加上用于财政教育方面的金额非常有限, 导致我国财政教育的城乡支出结构极其失衡, 主要体现在已有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公平性、不平衡性以及不合理性等, 这即不利于教育水平的提升和教育环境的优化, 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所以, 基于我国财政教育经费极其有限的现状, 义务教育经费分布是否科学, 怎样改善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布局, 使已有的教育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已经成为我国义务教育事业良好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财政支出,教育结构,义务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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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论文 篇2

提纲

现状：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管理体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政府统筹，地方负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以下简称“分级管理”）的办学体制。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后，大力推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分级管理”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已显现出诸多弊端，愈来愈不适应当前教育特别是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要求。

问题：1，“分级管理”体制，统得过死，极易使党政主要领导滋生腐败。

2，“分级管理”体制使学校由普九的主力军变成了教育失误的“替罪羊”。

3，“分级管理”体制严重阻碍着学校的改革和发展。解决办法：

1，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可试行国家办学，教育协调，学校自主（以下简称“自主管理”）的管理体制。

2，教育行政部门对各级备类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进行宏观指导。3，随着中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教育体制的也要随之改进。

总结及发展前景：

1，教育部门要对中小学校管理和统筹，初步形成以权责利相结合、人财物相统一为两翼。

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论文 篇3

【关键词】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海南省

教育投入是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海南省全力实施科教兴琼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以解决教育工作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为重点，不断改革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对教育发展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力度，完善中小学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公共财政体制的变革推动了海南民生事业的发展，海南省必须建立并完善适应公共财政体制的教育经费投入机制。

一、海南省教育经费投入状况

1.基本情况

海南省不断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加大对教育发展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力度，已初步建立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一是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安排坚持“三个增长”的原则，即“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使财政性预算内教育拨款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2006-2015年，财政性预算内教育拨款年均增长24.04%，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年均增长17.41%（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二是各项教育事业通过制定有关政策，拓宽教育投入渠道，加大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

2.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全省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从2006年的39.03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234.05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4.04%。其中，2006-2015年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包括教育事业费，教育基建投资，各部门事业费用于教育的支出、城市教育费附加等）累计达1305.71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2.02%，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收入平均增长24.18%的幅度。

3.教育投入结构的演化。在财政教育投入总量增加的同时，全省教育投入结构也进行了调整。一是从各级资金分担情况来看，中央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从2007年的0.08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6.44亿元，省级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从2007年的48.54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168.68亿元。在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总量中，省级财政支出所占比重从2007年的16.93%提高到2013年的17.16%。二是从各级教育的投入比例来看，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大，基础教育支出进一步增加。2015年，全省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向构成中，小学教育为37.84%，初中教育为 21.99%，高中教育为11.71%，中等职业教育为8.01%，高等教育为11.93%，其他为8.52%。其中，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拨款（不含城市教育费附加） 从2006年的20.16亿元提高到2015年的138.87亿元，占全省财政教育拨款总额的59.83%；2015年，财政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拨款18.52亿元，占财政教育拨款总额的8.01%，比2006年提高了3个多百分点。

2.社会投入包括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和社会捐赠办学经费

二、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然，海南省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财政投入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首先集中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结构失衡。海南省的经济格局出现地区差异，海口、三亚等地的一些学校办学条件优越，而中西部市县经济发展缓慢，长期以来学校经费困难，办学条件也缺乏保障，虽然建立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后，绝大部分学校能保证基本的运转，但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学校之间存在各种差异不利于义务教育的持续、均衡、稳定地发展。因此，在海南省教育经费投入中，首先应确保义务教育的发展，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校际之间的办学水平，体现最基本的社会公平价值理念。

二是高中阶段财政投入不足与学生人数迅速扩张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2006年海南省高中在校学生数仅为13.80万，当年的招生数为5.4万；2014年在校高中生规模增加到17.65 万，招生数增长到5.7万。高中阶段财政投入在海南教育经费总量中所占比重仅为10%左右。由于海南省高中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受到重点地区的重点学校的“重点效应”的惯性影响，海南省高中教育经费支出将较多的集中于教育和经济发达的海口、三亚市和东部各市县；伴随着高中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海南省高中教育经费的筹集、管理与支出的矛盾也将越来越突出，将很有可能加剧海南省市县之间高中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此外，优质普通高中学校为扩大校区建设，负债重，还款压力大。

三、高等教育经费拨款模式亟待改善

一是需进一步完善财政拨款模式。从财政拨款方式看，目前海南省财政对公办高校经费投入的主要模式是 “生均综合定额+专项”模式。该种模式把在校学生数量作为拨款的基本依据，主要优点是简单，便于操作。但是，生均成本实际是往年的决算数而非合理的成本，未能考虑资源利用效率的因素，因而资源在校际的分配主要取决于学生数量，容易造成学校规模的扩张。其次，不足之处还在于生均综合定额的确定缺乏合理的客观依据，带有一定的随意性。

二是经常性经费不足，制约学校教学质量、科研能力的提高。从增长趋势看，近几年海南省预算内教育拨款增长速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速度，但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2015年（16.66%）与2006年（19.93%）比较，下降了3.27个百分点。从海南省近几年预算内教育拨款增量部分的投入结构来看，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拨款投入增长不大。各高校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在首先保证人员经费刚性需求的前提下，压缩公用支出，造成学校在人才引进和培养、学科和实验室建设、学生实验实习、科研培养和扶持等方面长期投入不足，严重制约学校的发展和提高。

四、建立适应公共财政体制的海南教育经费投入机制的解决对策

1.建立经费保障长效机制，确保公共性教育支出。

首先要进一步明确省、市、县（区）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教育服务职责，建立和完善稳定、持久、长效的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确保基础教育办学经费的稳定来源和增长。要根据办学条件基本标准和教育教学基本需要，制定并逐步提高基础教育阶段生均财政拨款基本标准。在鼓励优质学校高水平发展的同时，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投入和改造力度，通过对薄弱学校更多的倾斜，促进教育的整体均衡，推进同地区、同类学校教育投入均等化。

其次，非义务教育阶段要进一步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的投入机制。学前教育实行政府投入、社会举办者投入、家庭合理负担的投入机制。高中阶段教育实行以财政投入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为辅的体制。随着海南省财力增强，应逐步提高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财政投入水平，直至将其纳入义务教育保障范畴。高等教育要进一步完善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

2.不断推进财政教育政策和预算编制方式的创新

要改革目前海南省现行的高校拨款模式， 形成高校经费拨款的稳定增长机制，确保高校预算内事业经费增长不低于海南省财政支出的增长。借鉴其他省的经验，建议采取：“基本人员经费（包括编制内教职工基本工资、社保缴费、住房公积金）+生均公用经费拨款+项目支出经费”的拨款模式。其中人员经费按学校教职工人数（编制内）和国家与地方的工资政策及学生的资助政策确定，生均公用经费参照全国平均水平核定一个合理基数，在此基础上各年度根据物价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项目支出经费（专项经费）以近3年的支出数为依据，核定一个合理基数，并考虑高校发展需要，做到逐年递增，确保年增长率不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同时，建立健全高校质量评估机制和评价指标体系，将评估的结果与拨款直接挂钩，促进高校间的良性竞争，使教育资源得到更为充分、有效的利用。

3.完善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多渠道教育经费筹措体系

首先，要统筹各项收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合理调整预算内初、中、高等教育经费的支出比例。其次，要严格按照教育法律法规规定，年初预算和预算执行中的超收收入分配都要体现法定增长要求，保证财政教育拨款增长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再次，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办教育积极性，扩大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途径，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要完善财政、税收、金融和土地等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捐资助学、出资办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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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论文 篇4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公共财政变迁的历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地方负责, 分级管理

这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后到税费改革前。1985年, 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从管理体制上明确了“基础教育的管理权属于地方”的原则, “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遵循这一原则, 中小学教育经费纳入地方预算, 由地方财政拨款, 中央实行专项补助。同年4月12日, 财政部又发出《关于颁发乡 (镇) 财政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乡 (镇) 一级财政开始建立。这为乡 (镇) 组织作为中小学教育的管理主体综合实施事权和财权奠定了基础。以财政拨款为主, 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 (费) 、对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收取学费和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收取杂费、发展校办产业、支持社会集资办学和捐资助学、建立教育基金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格局逐步形成。在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下, 有利于调动乡、村乃至全社会办学的积极性,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育经费来源, 也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的办学条件。但是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基本上被中央和省级政府转移给乡村政府, 作为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主要承担主体———乡级组织因其薄弱的财力难以胜任, 实际上一直是缺位的和虚拟的, 而主要的责任主体则是更为弱势的农民, 是真正的“义务教育农民办”。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2002年调查, 自实施义务教育以来, 农村义务教育资金投入比例中, 中央政府负担的部分仅为2%, 省和地区 (包括地级市) 的负担部分合计起来也只有11%, 其余均为县乡财政负担 (1) 。因为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但不规范, 而且规模之少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巨大缺口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 教育财政体制的错位和扭曲不但没能从根本上改观义务教育的经费短缺的问题, 而且为乡村组织假借办教育之名行“乱集资、乱摊派”之实开了滥觞, 并加重了农民负担。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 中央本级财政汲取能力大大提高。按照当时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划分, 中央本级负担本级文化、教育、卫生、科学等各项事业费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地方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费支出。而地方尤其县级以下的财政大幅减少, 义务教育 (主要是农村义务教育) 的投入重心, 没有因此相应从乡村上移给级次较高的主体。这和分税制改革之前没什么两样。其实, 义务教育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 应当属于公共产品, 由于其外溢性, 应该由级次较高的政府 (其财力相对雄厚) , 主要承担义务基础教育 (尤其农村义务教育) 投入的职责。因此在一些地区“普九”中出现大量的债务和教师工资长期拖欠就不足为奇了。这个阶段改革主要特点是财政投资主体错位。公平地说, 这种义务教育投入的错位现象在税费改革后得到了进一步的缓解。

(二) “一个框架, 两个不足”

这一阶段从税费改革后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前。鉴于分税制改革不彻底, 各级政府间的投入比例关系尚未理顺, 转移支付制度很大一部分是维护地方的既得利益。尤其在进行农村费税改革后, 乡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占义务教育投入总量近一半的乡村集资和附加费被取消。面对乡村投入撤资后留下的巨大资金缺口, 2001年国务院对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 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 由地方政府负责, 分级管理, 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这标志着农村义务教育开始逐步纳入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 经费来源从以乡村投入为主转向以国家财政保障为主。这个体制对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作了原则性规定:要求乡镇积极筹措资金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 县将义务教育事业费 (维持性经费) 全额纳入财政预算;中央、省和地市通过转移支付增强县义务教育财政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的确改变了义务教育财政投入过于倚重乡村和农民的不合理的现象。

此次改革的目的是原以为通过费税改革专项转移支付和提高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的层级来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表面看起来, 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从乡村上移到县级政府, 似乎县级政府的财政能力就能负担义务教育投入, 其实目前绝大多数县财政根本就不充裕, 仅能勉强维持原有支出格局, 几乎没有财力增加义务教育投入。此外, 即使县级政府有足够财力也缺乏投入义务教育的动力, 因为目前县级主要官员的执政还是任期制, 而义务教育是一项投入大, 见效慢的长期事业, 很难满足官员在短期内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的诉求, 再加上县级人大监督力度不够, 缺乏法律硬性规定等问题, 因此当县级政府担当义务教育投入主体时也会遭遇到和原来由乡村承担投入主体时相类似的境况。

在税费改革后, 由于不允许向农民收费, 由于大多数县级财政自身能力不足和动力不足等原因已无力承担中小学办学条件的改善。那么吸收非财政资金, 鼓励民间办学也是解决义务教育财政危机一条途径, 但是就目前来看, 我国民办中小学在总体义务教育规模中不到5%的份额, 是绝对缓解不了巨大的资金缺口。即使是多元筹资渠道也存在越来越多的弊端, 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财政体制目前正遭遇日益严峻的危机。多渠道筹资体制扩大了不同地区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同时由于税费改革的冲击, 更强化了学校屡禁不止的乱收费的趋势。多渠道筹资的体制也是导致学校行为的“异化”的主要推手, 使学校的行为与学校的使命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使学校越来越偏离教育理想与道德的追求, 越来越多地成为经济利益的主体。当学校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超过了对教育理想与道德追求时, 学校就日益变成工业技能的训练场, 越来越远离了学校教育肩负的使命。

因此, 费税改革后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并没有得到实质性增加。虽然财政拨款占义务教育总投入比例大幅提高, 主要是中央费税改革后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补助。但仍不足以弥补因乡村教育投入 (占义务教育总投入50%) 退出而留下的巨大缺口。这一阶段的财政改革只是粗略构建了政府举办义务教育的制度框架, 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义务教育的财政困境。根据以上分析, 这个阶段的改革特点, 可概括为“一个框架, 两个不足”。“一个框架”是指义务教育有了一个“以县为主”的制度框架;两个不足指:中央和省的财政投入不足以弥补乡村投入撤出后的缺口, 县缺乏足够的财力和动力加大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正如“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机制”课题组指出的那样: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困境的症结在于各级政府之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 其核心在于义务教育经费分担与保障机制的不合理, 即不同层级政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责任与相应的保障能力, 缺乏明确而规范的制度基础。这种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最终通过投入不足而集中反映出来, 并引发其他一系列问题。因此, 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机制是解决这些难题的关键 (2) 。

(三) 三级管理, 各负其责

这一阶段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至今, 主要实行了中央、省级政府以及县级政府各负其责的三级管理体制。2005年12月国务院下文《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要求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原则, 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二是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三是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四是巩固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最后通知指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 从2006年农村中小学春季学期开学起, 分年度、分地区逐步实施。

2006年6月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对上述《通知》精神给予了法律上的确认, 完成了一个从政策上升为法律的完美飞跃。该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第四十二条规定: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保障。该法对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作了比《通知》更精确、更权威的规定。其第七条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 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第四十四条还具体明确规定了各级财政主体的责任: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 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分项目、按比例分担。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央、省和县三级政府的义务教育的管理责任, 体现了义务教育财政的承担主体由“缺位”到“归位”的演变轨迹。新法还首次对流动儿童入学问题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 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为了体现均衡和公平精神, 该法对于边远地区的儿童入学都作明确规定:县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置寄宿制学校, 保障居住分散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第十七条) 。把完善农村教师工资经费保障机制 (第三十一条) 也写进了法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将义务教育经费单列 (第四十五条) 。新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接收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不收杂费的实施步骤, 由国务院规定。这些都是对《通知》的肯定、升华和创新。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体制变迁的评析

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变迁历程来看, 改革开放后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承担主体经历了从“缺位”、“错位”、“越位”到正确的“归位”的历程, 这个变迁同时也是我国义务教育体制逐步健全的历程。第三阶段的改革力度之大、投资之巨、影响之深, 对于信奉“渐进式”改革理念的我国来说都是罕见的。因此, 对于《通知》和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对民族素质的奠基性贡献和对民族复兴的历史意义, 仍不可低估。正如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 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这是一种古老的破坏特权的社会主义。 (3) ”正是这个“伟大的步骤”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 更是从体制上破除了阻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羁绊, 是义务教育走向均衡和平等的征途上一次光辉的里程碑式的跨越。

但是鉴于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巨大的不平衡性, 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解决, 一是新增的钱能否发挥效益值得研究。在现实中, 有些地方, 保证政府中“圈内人”的“吃饭”问题已经成为公共财政的目的本身, 而不是被当成服务公民的手段来对待。由于考虑自身利益, 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缺乏社会公正性, 如果地方政府的公共开支重点不变, 如果其背后的政治架构不变, 不管新机制的保障功能如何强大, 那么情况有可能变得更严峻, 财政资源没有用来满足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的问题会继续存在, 公民的基本需求和权利 (如义务教育) 将继续被忽视 (4) 。二是关于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的规范问题, 尽管《通知》指出,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确保中央和地方各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资金落实到位。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对此也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规范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 支持和引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增加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客观地说, 这些都规定得较为抽象和笼统, 不易操作, 同时其决策过程是不公开、不透明的, 更不易监督。目前缺乏一套科学的对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情况的监督和审计系统, 对专项资金是否做到专款专用, 是否被截留和挪用还不能及时准确地掌握信息, 对违反专项资金使用规定的地方政府和单位, 缺失相应的惩处机制。因此中央和省转移支付的资金不一定真正用到应该受益的对象上, “据上海教科院智力开发所对全国491个国家级的贫困县教育财政与初等教育成本的分析结果表明:国家每年给贫困县的千万元补助, 在缩小城乡差别上, 似乎没有显著成效, 即真正特别贫困的农村小学似乎没有得到很大的受益。因此中央对各省的财政转移支付, 在增进义务教育的公平和效率方面的作用极其有限 (5) 。”从这个意义上说,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的实施效果还有待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

摘要：文章归纳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体制变迁的三个阶段:地方负责, 分级管理——“一个框架, 两个不足”——三级管理, 各负其责。通过对上述三阶段的分析和检讨, 不仅勾勒了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体制发展演变的轨迹, 而且探讨了变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为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体制

注释

1 财政部“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机制”课题组.重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不足问题[N].经济日报, 2005.08.15: (5)

2 “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机制”课题组.全面认识推进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机制改革的意义[J].财政研究, 2005 (6)

3 刘乐山.中央和省级财政分摊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经济学思考[J].教育与经济, 2004 (4)

4 王蓉.中国县级政府教育财政预算行为:一个案例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4 (4)

教育管理体制 篇5

重心转移

即通过权限下放，改变过去整个国家的教育活动的管理权都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和中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状况，给予地方政府和学校自身更多的管理权和自主权。其重要手段之一在于， 它反映了管理权限在原有体制内从上到下的变化，只是把管理的重心由中央下移到 地方各级政府和 学校，而并未超出原有体制范围。这一走向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地方各级政府对本地方教育活动的管理权限的扩大。过去，无论是学校的建设、专业的设置和学科的调整，还是 课程、教材、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的审定，包括各种教育 经费的拨付与使用等等，基本上是由中央政府和中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集中统一管理，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权限十分有限，更多地只是扮演一个执行者的角色。但是，这种模式不利于发挥地方办学的 积极性，难以适应随着社会发展和分化而出现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由于信息收集和掌握上的困难，也常常影响管理的效率。为此，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中央政府明确规定了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政府所有。除了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的 权力和 责任，都交给地方。其二，是扩大学校，主要是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招生、专业与系科的调整、机构的设置、干部的任免、经费的筹措与使用、职称评定、工资分配及国际交流等各方面，高等院校正一步步地朝着在政府宏观管理下，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发展。

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论文 篇6

为促进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健康发展，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做出决策。1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开始，用5年时间，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2008年，中央出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基准定额。2009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全部落实到位。2010年、2011年两次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达到中西部地区小学生均每年500元、初中生均每年700元，东部地区小学生均每年550元、初中生均每年750元。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实施后，农村学校公用经费大幅提高，办学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水平得到进一步巩固提高，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为高质量、高水平地普及和巩固农村义务教育提供了有力保障。

（摘自《中国教育报》，有删改——编者注）

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论文 篇7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农村义务教育作为实施义务教育的重点和难点, 其发展历来是党和人民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农村义务教育能否得到长远发展, 其关键与核心在于是否有一个合理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制约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最根本问题是财政体制。因此, 必须对我国现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进行改革, 以确保普及义务教育目标的实现。

一、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中存在的缺限和问题

(一) 投入总量不足

义务教育属于纯粹的公共品, 是社会公益事业, 国家应尽可能的保证义务教育的免费性质。我国于1995年通过的《教育法》规定:到20世纪末, 财政性教育支出应达到GDP的4%。我国2012年财政性教育支出2.2万亿元, 占GDP比重仅为4.28, 甚至还低于上90年代全世界平均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 (5.7%) 。对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 虽然已经明确了是“以县为主”的责任, 但是中央、省、市和乡镇政府的责任没有得到明确, 对于农村义务教育配套资金义务还存在层层下压现象。以目前我国的中央政府仅仅负担了农村义务教育的2%左右的水平, 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二) 城乡分配比例不合理

由于历史和政策等原因, 城乡发展水平极不平衡, 城市义务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都是各级财政重点保证的, 农村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投入严重不足, 广大农村地区的学生则必须承担各种税费来维持正常的义务教育支出。这种城乡分配比例不合理也是造成农村义务教育资金投入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给不同地区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带来新的不均等。

(三) 浪费现象严重

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资金存在着浪费严重的现象, 具体表现为教师的流失, 学校机构臃肿, 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其次是教育设施大量闲置、利用率较低;最后是财力资源开支不合理, 有限的教育经费被用于党政机构人员的开支上, 甚至出现事业费被占用的现象。

(四) 财政转移支付不够规范

虽然目前农村义务教育已经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 但是还是存在财政资金、补助被截留、挪用现象, 究其原因就是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的不规范, 在资金的按时按量落实方面仍然成问题。

二、改革和完善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意见和建议

(一) 提高认识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要重视教育事业特别是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 遵循教育发展规律, 必须从认识上转轨, 要从根本上认识到教育对国家发展的意义,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 把普及义务教育作为一项基本政策来抓。

(二) 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 加大投入

义务教育属于一种正外部性很强的公共产品, 又可以称为免费教育、强制性教育。政府公共财政为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提供经费投入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和主要责任, 政府负担义务教育投资比例应日趋加大, 尤其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使政府投资主体的重心上移到中央, 将“以县为主”向“以省和中央为主”转变。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在各级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真正实现人民教育政府办。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比例和数量, 显示出向农村义务教育的倾斜, 逐步缩小义务教育的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差异, 促进义务教育均等化, 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社会发展成果。

(三) 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由于我国并没有建立完善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体系, 在转移支付过程中, 还存在随意性强、科学性差的漏洞。因此应加大中央和省级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以实现公平为目标, 规范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确定一般性的转移支付的比例, 适当的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数额。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经济发达地区可以向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从而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四) 强化监督

建立既有权力、又有权威的监督机构, 建立并完善教育经费监督机制, 对转移支付进行科学决策, 对于教育经费的投入、分配和使用有效地监管, 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提供制度保障。把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分配落实情况作为考核、调整干部的重要依据。加大审计力度, 审计的结果和结论要向社会公开, 避免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政绩行为, 保证义务教育正常的经费拨付。同时加强舆论和社会监督, 对于违规行为要坚决予以曝光, 从而对义务教育投资体制进行有效监督。

(五) 其他

健全义务教育投入体制的法制化建设, 从法律层面对教育经费的筹集、分配、使用进行严格地规定, 坚决杜绝浪费, 对违法者追究其法律责任, 做到有法可依。针对家庭困难的贫困生, 应设立助学金、奖学金制度, 减免一切形式的如课本资料费、文具费、住宿费、伙食费等多项学杂费, 使贫困学生受到政府的特别关注, 并获得较为充分的经费资助。广泛吸引社会资金, 弥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不足, 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改善城乡义务教育公平环境。

三、小结

综上所述,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现行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 严重违反了财政的公平性原则, 应尽快明确以中央为主或者以省为主的财政职责, 规范转移支付制度, 强化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 最终建立城乡一体的全免费的义务教育财政体系。

参考文献

[1]刁玉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发展历程的反思[J].河南大学学报, 2010 (1) .

[2]刘明慧.城乡二元结构的财政视角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3]肖昌斌, 曾宪波.完善之后是完美—恩施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运行一年之痒[J].湖北教育, 2006, (12) .

[4]孟庆瑜.当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J].教育理论和实践, 2008, (5) .

美国基础教育财政体制研究 篇8

联邦制是美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美国建国初期的财政体系十分松散, 财政预算都是一些事后的账单, 财政收入也很难得到保证。20世纪20年代, 美国宪法才规定, “国会有权力对任何收入来源征收所得税”, 收入所得税成为美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美国的义务教育普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贯穿美国政治进程中, 很多人都将教育改革作为竞选总统的筹码, 财政支持教育经费是很多有识人士不懈斗争的结果。

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是美国教育开拓的先驱, 他写给乔治·华盛顿的一封信中提到“在我的思想里, 有一条公理, 即自由掌握在人民手中时, 它才会是安全的, 即自由掌握在受过教育的人民手中的时候, 它才是安全的”。1779年, 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在弗尼几亚州任参议员时, 曾在州议会提出《知识普及法案》, 倡导州政府在每个学区设置三年制免费小学, 让儿童免费享受初等教育。当时美国政治体系十分松散, 富人组成的议会控制着国家权力, 社会充斥着男性对女性的歧视, 种族主义十分盛行, 民众对教育的作用认识有限, 在当时条件下该提议案是不能获得通过, 但是杰克逊的行动为美国实行义务教育的斗争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19世纪早期, 美国的精英人士发起了平民学校运动, 代表人物有马萨诸塞的霍勒斯·曼, 康涅狄格的亨利·巴纳德, 俄亥俄的卡尔文·斯托, 北卡罗来纳的卡尔文·威利。霍勒斯·曼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 是一名恪守教规的清教徒。霍勒斯·曼从小学习刻苦认真, 大学毕业后又进入一所律师培训学校, 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 很快他在律师界渐渐有了一定的名气, 而后开始涉足政治, 被选为马萨诸赛州参议员, 开始致力于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政策改革。议院党派斗争让霍勒斯·曼感到厌倦, 霍勒斯·曼开始关注社会的暴力行为, 认识到贫富差距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于是欣然接受州教育部长的职位。多年的政坛生涯让霍勒斯·曼清楚的认识到各个阶层之间倾轧各种矛盾, 宗教信仰、贫穷、新移民都是造成混乱的不安因素, 教育是解决这些不安因素的最佳方式。霍勒斯·曼将道德教育作为平民学校的核心课程。大众儿童到平民学校接受教育, 就会变得有礼貌, 尊重他人的财富和劳动成果, 学校教育清除整个社会的不安因素, 稳定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 从而促进这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霍勒斯·曼改革的最大阻力来源于富人阶层, 建设平民学校的经费需要通过税收解决, 州政府就要设立新税种进行收税, 富人阶层承担大部分税费, 但是富人的子女多数都进入私人学校接受教育, 因此多数富人都反对平民学校计划。最终马萨诸塞州议会还是通过了平民学校议案, 平民学校计划得以实施, 但是平民学校每年从州政府得到的财政支持十分有限, 平民学校开始大量雇用工资低廉的女性教师, 女性开始进入教育领域。

威廉·麦克卢尔和欧文是霍勒斯·曼同时代的教育改革家。19世纪早期, 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 出现了大量的产业工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非常严重, 工人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欧文在美国建立乌托邦社区, 将工人置于一个共同的社区, 以避免工业制度给工人带来的种种摧残。麦克卢尔就在欧文的乌托邦社区中担任了一名大学校长, 他认为社会分为两个阶层:生产者阶层和消费者阶层, 产业工人属于生产阶层;牧师、资本家、新贵族都是属于消费阶层, 学校应该为工人培养一种价值观, 而不是培养下层子女的奴性, 下层人民应该为自己的处境进行抗争, 争取自己的权利。

19世纪的美国基础教育还存在种族、宗教、性别的问题, 黑人儿童被要求去政府设立的黑人公立学校上学, 美国上层社会对黑人实行种族隔离制度, 黑人儿童无法就近入学, 种族隔离给黑人造成许多不方便。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 黑人名义成为了自由人, 但是享受教育权利却很有限, 白人歧视黑人, 黑人儿童的入学率极度低下。印第安人的境遇与黑人相似, 由于印第安人有自己的文化, 很难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美国白人认为印第安文化是野蛮文化, 一直用各种方式同化印第安人, 让印第安人成为“美国文化”式的文明人。天主教徒对公立平民学校抵制也十分严重, 他们要求自己的子女接受正统天主教学校教育, 政府对天主教公立学校提供财政支持, 州政府同意在一部分公立学校交给天主教管理, 但是没有认可天主教徒自己建校, 也不给天主教学校提供财政支持。天主教徒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教区学校, 固守自己的宗教信仰阵地。平民学校吸引更多女性儿童就学, 女性儿童可以在平民学校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平民学校中担任教师, 平民学校悄无声息的影响着美国基础教育的格局。

1852年, 马萨诸塞州通过《义务教育法》, 要求本州儿童必须接受12周的学校教育, 其中6周必须是连续的, 但是这项立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教育资源有限, 平民学校根本不能容纳这么多儿童接受教育。

(2) 政府和教育管理者都拿不出足够资金支持教育, 政府立法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

(3) 义务教育的学限时间很短, 家长认为学生在如此短的时间中学习不到有用的知识, 对儿童教育问题并不热心。

1918年美国的48个州都通过了《义务教育法》 (阿斯维加斯和夏威夷还不是美联邦的加盟州) , 各州独立制定义务教育政策, 因为财力等因素的限制, 义务教育的普及率、教学质量都比较低。1890年康涅狄格州通过专门的法律, 规定本州儿童接受全日制义务教育, 1920年密西西里通过相似的法律, 美国各州全面进入现代基础教育模式。

2 美国教育各个机构情况

2.1 美国各州财政对教育的支持

美国教育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各行其是、互不干涉, 形成了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局面, 理念、种族、社区、宗教等因素使得差异很难被改变, 这种差异也使得美国各州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极度不均衡, 美国教育的发展是阶层和精英认识共同努力的结果。美国各州的基础教育情况差异巨大, 在同一个城市内不同种族、不同社区基础教育之间的差异也是五花八门, 很难归纳各州财政支出的具体作用。美国统计网站还是公布了各州基础教育的大略情况, 包括师生比、教育经费投入。

2.2 美国教师联合会和美国教育协会

美国维权思想深入人心, 各个职业、各个行业都有维权协会。维权协会是民间组织性质, 成立目的是为了维护员工的权益, 美国教师联合会和美国教育协会就是两个全国性的教师维权组织。1916年, 芝加哥市和周围地区的一些地方教师联合会组成了美国教师联合会, 联合会很快便得到劳工组织的特许, 其他一些城市的教师联合也加入进来, 但是联合会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所制定的政策充斥着政治意识形态, 联合会发展受到限制。美国教育协会是另外一个旨在联合教师的组织, 美国联合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教育在美国的地位, 促使美国联邦政府成立教育部, 同时还可使一些教育项目获得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 为有理想、有抱负的教师提供职业阶梯。美国教育协会的一些主张得到普通教师的拥护和支持, 吸纳了众多的教师会员。美国教育协会的一些教育措施通过议员以提议案的形式得到政府批准, 教师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许多工资偏低的教师通过协会的影响力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 争取等职工资。美国教育协会一系列做法, 赢得了广大教师的忠诚, 成为一个代表学校教师利益的机构。

2.3 美国教育地位变化过程

美国教育在国家建立初期处于弱势地位, 各级政府对其财政支持十分有限, 教育部也不是政府内阁成员, 美国教育的地位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大萧条”对教育冲击尤为明显。20世纪初, 美国爆发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许多家庭、企业、银行纷纷破产, 这使得美国财政收入锐减, 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债, 作为以政府财政支出为主的基础教育受到巨大冲击。政府对承担基础教育的学校采取了一系列削减成本的措施, 教师工资成为财政预算削减的目标, 最有名的是“芝加哥”教育案例。大萧条期的芝加哥财政濒临崩溃, 政府已经不能支付维持公共基础教育正常运行的资金, 学校委员会开始停发教师工资, 很多基础教育的教师被裁员。芝加哥教师组织了集会, 要求政府补发教师工资。芝加哥政府只好向联邦政府、州政府求助, 最后州政府对芝加哥教育进行资金投入, 平息了这次危机。“芝加哥”危机从侧面反映出美国公办教育都是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资金投入依赖市财政, 州政府、联邦政府很少插手基础教育工作。“芝加哥”事件客观上让美国民众、政府认识到仅依靠当地政府财政投资基础教育存在很多弊端, 各地经济状况差异造成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 必须将基础教育建设提高到州政府层面。“芝加哥”事件在美国基础教育发展尽管是特殊事件, 但对基础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结语

美国邦联制政体, 联邦政府对教育、公共设施等具体事务无法完全掌控, 各州拥有各自独立的财政权, 基础教育建设由学区负责。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种族隔离思想盛行, 黑人等少数民族与白人居住区是隔离的, 黑人长期受到歧视, 经济状况远低于白人, 黑人所在学区多数经济能力较差, 所能提供的教育经费十分有限。同时美国宗教主义也拥有很大的势力, 农村公办学校教学条件也远落后于城市公办学校。美国联邦制政体决定联邦政府在公办教育方面难有作为, 联邦政府虽然通过了一系列的法规、资助计划, 但教育经费投入十分有限, 不能够改变美国当前公办教育极度不均衡的局面。

摘要：美国现在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 但是公办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存在巨大的差异。美国联邦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十分有限, 州政府负责管理义务教育学校, 并投入很少的教育经费, 义务教育的教育经费大部分来源于学区。美国义务教育财政预算的形成与美国政府的政治体制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基础教育,财政体制,美国

参考文献

[1]王桂娟.美国财政制度与政策变迁的简要回顾[J].经济参考研究, 2009, (4) .

[2]Thomas Jefferson to colonel to George Washington, January4, 1786, in Julian P.Boyd (ed.) ,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vol, 1, pp, 150-152.

[3]http://www2.ed.gov/fund/landing.jhtml.

[4]http://www.bea.gov/newsreleases/national/gdp/gdpnewsre-lease.htm.

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论文 篇9

平凉市各级党委、政府对发展地区教育事业非常重视, 严格按《教育法》规定, 督促落实国家教育政策, 确保实现“各级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 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 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平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三个增长。财政部门将新增教育投入资金对市县进行转移支付、统筹安排, 同时, 将征收的中央城市教育附加和甘肃地方教育费附加, 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教育支出全额用于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并通过调整支出结构, 压缩一般性支出, 千方百计筹措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资金。教育部门提早谋划对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体责任, 科学编制财政支持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资金预算, 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项目实施与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有机结合, 合理配置资源, 推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同时加大监管, 确保新增财政教育经费重点用于教师队伍建设, 切实保障教师培养培训、继续教育等方面的经费投入。

二、财政支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绩斐然

(一) 保障教育优先发展政策得到落实

“十一五”以来, 平凉市教育投入达84亿元, 其中2011年全市教育投入21亿元, 比“十一五”初的2006年增长了1.9倍, 年均增长24.5%, 实现了教育投入的“三个增长”, 是历史上投入最多、增长最快、支持力度最大的一个时期。一是切实保障义务教育经费。2006年以来, 共落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补助资金10.08亿元, 城市免杂费补助资金5573万元, 为34.92万名农村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3.09亿元, 为325万人 (次)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和城市低保家庭、残疾人家庭等免费提供教科书2.1亿元, 切实将国家的教育惠民政策落到了实处, 保障了每一名学生不因贫困而辍学。二是大幅增加教育经费。2009—2011年, 全市教育拨款分别增长了15.28%、29.08%和29.82%, 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了11.1%、22.02%和23.53%, 教育财政拨款增速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均达到了逐年增长;全市预算内教育拨款占财政总支出分别为28.54%、29.9%、29.4%, 均超过国家20.5%的规定要求。三是足额征收教育费附加。2011年, 全市城市教育费附加征收入库8352万元, 拨付教育部门10905万元;地方教育费附加征收入库3351万元, 拨付教育部门5987万元。四是严格落实政策规定。严格执行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的规定, 2011年全市共提取教育资金5283万元, 全部用于支持教育事业。

(二) 支持改善教学条件

抢抓国家实施义务教育工程、校安工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灾后重建等重大政策机遇, 不断强化项目意识, 着力加强义务教育基础能力建设, 在全市逐步实现了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三大转变”:即从“入学难”到“有学上”的转变;“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从“上好学”到“学得好”的转变。一是实现了最漂亮的房子在学校。新建、改建学校1253所, 完成校舍建设面积203.7万平方米, 消除D级危房88.9万平方米, 建成标准化学校112所。争取希望工程资金2059万元, 建成希望小学26所、“春蕾小学”3所。二是实现了最优美的环境在学校。围绕校园硬化、绿化、净化、美化、亮化和配套化的“六化”目标, 累计投入资金6.42亿元, 修建学生公寓、学生食堂、标准化厕所等配套工程693个, 完成建筑面积47.6万平方米, 绿化硬化校园132.6万平方米, 有效解决了学生住宿、就餐、入厕等问题。同时, 建成实验室793个, 配备各类教学设备12.5万件 (套) , 添置图书188万册, 实现了学生运动有器材, 教学实验有设备, 课外阅读有书刊。三是实现了信息技术教育全覆盖。累计投入资金2.6亿元, 为394所学校配备计算机19542台, 建成计算机教室519个, 多媒体教室1241个, 为1044所小学配备远程教育卫星接收站, 585所中小学建有校园网。

(三) 保障“两基”国检顺利通过验收

一是建立广泛的宣传机制。市、县 (区) 财政部门, 分层召开会议, 学习会议精神, 广泛宣传“两基”工作的重要意义, 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职工自觉参与“两基”迎国检工作的责任感和主动性, 使大家在思想上对“两基”国检形成了共识, 在工作推动上产生了巨大的合力。二是建立了严格的责任机制。市、县 (区) 财政部门都成立了领导小组, 制定了工作方案, 将“两基”工作纳入市、县财政部门目标考核, 层层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明确了市、县 (区) 财政在教育经费投入上的目标和任务, 靠实了责任。三是建立了有效的工作机制。按照全市“百日会战”方案要求, 市财政在省厅督查组的指导下, 设计统一的数据测算汇总表格, 对全市教育经费投入分年度、逐县 (区) 进行复查清算, 对照“两基”建设标准, 全市一个口径、一把尺子, 做到上报数据一次审核通过。四是建立了明确的问效机制。市、县 (区) 财政部门根据教育经费投入清算结果, 想方设法筹措资金, 足额落实缺额资金, 同时, 实施追踪问效, 及时监督检查资金用途, 确保每一份钱都花在实处。五是建立了有力的督查机制。为确保教育经费安全使用, 市人大、政协、纪检、审计等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对全市教育经费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 及时通报、整改了存在的各种问题, 有效遏制了各类违规行为的发生。

(四) 市级财政教育投入不断加大

一是每年预算安排一定资金, 专项用于市属学校校舍维修改造。二是全力筹集2000万元用于平师附小、市幼儿园分园及市教育培训中心“三校合一”项目建设。三是“两基”国检中, 市财政补助每个县 (区) 500万元, 共计3500万元, 全部用于中小学校舍维修、教学设备购置等支出。市本级通过政府采购, 购置了教学实验仪器设备、图书、多媒体教学设备等器材490.31万元, 用于市直中小学硬件建设。

三、强化监管, 切实管好用好财政教育资金

管好用好财政资金与加大投入同等重要。各级财政部门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 将和其他部门一起, 进一步严格程序, 强化监管, 下大力气管好用好财政教育资金, 争取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使用效益。一是建立健全制度。通过建设基础数据信息库, 健全财务管理体系, 加强内部控制, 建立完善目标管理和项目管理相结合、资金分配和绩效评价相挂钩的管理机制, 进一步提高教育经费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二是严格规范管理。加强对义务教育资金和教师培训资金的管理, 严格按规定使用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的有关专项资金, 及时、足额、拨付, 专款专用, 严禁挤占、挪用。三是加强监督检查。加强义务教育经费预算安排和预算执行的动态监督;认真开展义务教育资金和教师培训资金的绩效考评, 实行“奖补结合”激励机制, 强化支出管理责任。以“金财工程”信息平台建设为依托, 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建立资金运行全过程监控体系, 确保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综上所述, 虽然平凉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内校际之间, 特别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相比, 还存在一定差距。突出表现在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依然不足、教育资源布局还不尽合理、教师队伍结构性短缺现象仍然比较普遍, 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市财政部门应继续调研了解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盼, 与教育部门一起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内容来抓, 切实履行职责, 坚定信心, 克服困难, 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努力推进全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作者信息:平凉市财政局

◇责任编辑:罗敏

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论文 篇10

一、重构农村教育财政体制的主要任务

（一）构建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

所谓公共财政，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旨的政府财政运行模式。公共财政模式应当具有以下两个典型特征：一是财政运行目标的公共性，即把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组织国家财政活动的主要目标或基本出发点;二是财政收支活动的公共性，即国家财政收支的安排，除满足国家政权机构的运转外，应主要集中于社会公共需要或公共产品方面。

依据西方财政学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着基础性调节作用。市场不是万能的，也有其无法起作用的领域，即市场失效或失灵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教育、公共卫生、环保、社会保障以及国防、治安等。公共财政应当只在市场失效领域内为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服务。在市场失效领域，政府必须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进行干预，以保证上述公共需要。

从1998年开始，我国政府启动了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几年来初步打下了公共财政框架的基础，促进财政从原来的建设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转变，初步确立财政支出主要于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方向，我国政府也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发展教育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要加快建立公共型财政。在公共型财政中，教育经费支出是主要支出之一，完成全民教育为每位社会公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公共型财政的职责。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为构建公共财政体制下的农村教育财政体制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建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财政支持体系

人力资源的内涵，是指在一定社会区域内具有劳动力的适龄劳动人口和超龄劳动人口的总和。它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数量是一定年龄范围的人口总量，质量包括体质(身体素质、营养素质、抗病能力等)、劳动技能(智力素质、受教育程度和劳动能力等)、职业道德(劳动态度、劳动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等)三方面的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农村人力资源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更为重要。据有关调查资料，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占20.00%，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0%。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只有88万，初中文化程度以下占60%，平均万亩土地仅有0.80个技术人员，万名劳动力仅有0.16个技术人员。

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要建立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农技开发、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支持系统，在人力资源开发系统中，教育起着主渠道的作用。农村学校是专职从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最主要的主体，在整个人力资源开发支持系统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如何，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成效如何，都与农村学校的主体作用、发挥程度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农村学校在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政府应承担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最大责任，承担的义务也最大，这也是政府的义务。政府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任务是投资农村基础教育。只有这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业才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三）建立农村教育发展的经费保障制度

市场的自发作用无法保障不利地区和群体的公平教育机会。政府财政政策和政府公共资金应该在市场失效的领域，尤其是在农村教育产品的供给领域发挥作用，合理配置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均衡城乡和地区间教育资源配置上起实质性作用，保障弱势地区和群体的基本教育权利，提高国家农村教育的整体水平和质量。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农村教育的主要职责是建立农村教育发展的经费保障制度，向农村社会成员提供农村教育公共服务，保障教育公平。

二、重构农村教育财政体制的基本路径

（一）中央及省级政府应是农村教育的投资主体

重构中国农村教育财政体制的基本思路，首先应是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农村教育的投资主体地位。中央以及省级政府成为农村教育的投资主体，是具有其可行性的。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已达30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2011年国民总收入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已经有了雄厚的基础。与此同时，我国财政体制经过1988—1993年的财政包干，特别是经过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财政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显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10年达到20.71%，整个国家的财政能力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分税制改革大大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约占32%上升到2010年的51.1%，分税制大大加强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以中央和省级政府作为农村教育政府投资的主体，是世界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在世界许多国家，农村教育的管理通常是以基层地方政府为主，但对农村教育的公共投资，则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负担更大的责任。在当今世界，虽然各国财政体制差异很大，但是大部分国家当前在农村教育公共投资体制上选择了集中模式或相对集中模式，投资主体或是中央政府，或是高层地方政府，完全采取以基层地方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分散模式的国家为数较少。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4年对其有相关数据的20个成员国的统计，由中央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国家有10个，由高层次地方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国家有7个，由基层地方政府为投资主体的国家只有3个。

（二）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农村教育中的财政责任

在现行的农村教育财政体制下，县级政府仍然承担农村教育的大部分财政责任，中央以及省级政府的各种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对农村教育发展只起到了辅助作用。这种体制的最大缺陷在于它未能根据各级政府的财政能力对提供农村义务教育各项费用最初来源的责任做出科学合理的划分，从而造成全国农村大部分县级政府在农村教育方面所负有的财权责任与其财政能力不对称，进而导致农村教育各项经费无法真正落实。另外，由于当前中央以及省级财政设置的各项转移支付资金的项目及数额均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可变性，不是一种稳定的规范化制度，这成为当前农村教育财政体制的另一大缺憾。因此，本课题主张根据各级政府的现实财政能力，对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的各项经费的最初来源和责任做出明确合理的分工，即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农村教育上的财权范围，重新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实现农村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各级财政中，中央集中50%以上的政府财力，由于教师工资经费是农村教育最重头的一项经费支出，历年均占财政预算内农村教育事业经费的80%以上，因此，在各级政府对农村教育财政责任的分工中，建议中央财政承担农村教育教师工资经费的基本部分，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这一症结问题。另外，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省级政府也应承担本地区农村教育发展的一定责任，县级政府承担主要的管理责任和少部分财政责任。

1. 各级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中的财政责任。

中央财政负责全国农村基础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的基本部分，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支出，县级政府承担基建支出。除完成上述分工外，中央财政负责国家级贫困地区的农村基础全部教育支出，包括教育事业费支出和基建支出。省级财政负责省级贫困地区的农村基础教育基建支出。

2. 各级政府在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中的财政责任。

中央财政负责全国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的基本部分，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支出，县级政府承担基建支出。除完成上述分工外，中央财政负责国家级贫困地区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全部教育支出，包括教育事业费支出和基建支出。省级财政负责省级贫困地区的全部中等职业教育基建支出。

3. 依据国家基础教育学校办学基准确定农村学校教育事业费基本标准。

国家要制定基础教育学校办学基准，科学制定人员编制和学校设备配置标准，确定全国农村基础教育学校教师工资基本标准，确定生均公用经费基本标准。

依据基础教育学校办学基准来确定全国农村基础教育学校教师工资基本标准和生均公用经费基本标准，是全国必须执行的最低标准，允许经济发达省份制定本省的标准。中央财政只按照全国农村基础教育学校教师支出基本标准提供经费，允许各省政府提供高于国家标准之上的工资支出。

4. 各级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中的财政责任实行属地化原则。

教育体制与人 篇11

今日教育告别了人治的是非与独断，换来精英的缺席与真空，其代价，其效应，是面对庞大的体制，人人怨责，而人人无能为力，除非是那些利用体制、舞弄权谋并堂堂隐匿的人。

我们愿意默认这大尴尬么？在被议论一方，情状恐怕尴尬尤甚：熊先生说他特意约请了六位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参与议论，结果无一例外被婉拒。这一层，我不同情熊先生，而宁愿同情校长们：他们又忙又累，哪里顾得上谈教育？要知道，不是他们在办教育，而是教育体制在“办”他们；他们虽则是执行体制的人，其实每走一步无非被体制所“执行”。或曰：今日校长的权力不是很大么？不，那是受制于行政机器的小权利，不是教育的大权力，不然，为什么贵为校长，都不便为教育本职说几句真心话？

而体制恢恢，仍竟有零零星星不甘于无能为力“人”。 我不敢说这是教育的希望，仅止审慎地看作“人”的希望：半年来，我因辞呈而被渲染的媒体闹剧并非全然虚空，不少有名有姓的“人”迅速给予清晰的回应，如徐友渔、杨东平、顾海兵……还有一位深圳市高级中学科研处的刘伟特意跑来北京对我说：大学还算好啊，有人敢说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教育其实更糟糕、更畸形、更可怕。

教育需要批评，批评不需要如我这般沮丧而退却的人。本书指证的渊深“黑洞”或足令人更沮丧，而这书之能够编成功，我承认，适足令我们有理由免于无谓的沮丧，并隐然闪烁着顽强的希望——这希望，不在书中的议论，而在抬头议论的“人”。这些议论处处宣泄着对教育体制的失望，同时宣告，有那么一小撮人不肯对教育失去希望。

是的，我们毕竟难以弃绝对教育的希望。教育的希望，终究在人，倘若对“人”不再抱有希望，我们还剩什么希望？

论我国幼儿教育经费财政投入体制 篇12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 我国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的改革依次展开, 国家的财政制度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财政改革, 基础教育进行了分权化的制度调整, 而幼儿教育蕴含其中, 赖以生存的土壤———儿童福利事业也踏上了社会化的进程。在企业转换经营体制过程中, 许多企业将其福利机构———附属幼儿园推向了社会。随后, 事业单位和机关部门的改革也使其许多附属园被迫脱离“母体”, 流入市场。这些被剥离的附属幼儿园一般都面临经济上的压力和困难。

在各类公办托幼机构纷纷“关、停、并、转、卖”的同时, 我国民办托幼机构却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近5年来, 我国公办幼儿园数和在园幼儿数都年年下降, 民办幼儿园数和在园幼儿数逐年上升。2010年, 我国有公办园8.6万所, 民办园10.2万所, 民办园数首次超过公办园。同年, 在民办幼儿园就读的幼儿有1 084万人, 与2003年相比, 增加了203.9万人;公办园幼儿人数为1 805.3万人, 比2003年的下降了28.4万人[1]。显示出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人数呈高平台下降之势。尽管民办园的办园规模目前还处于弱势, 但民办幼儿教育事业已成为中国幼教事业中发展势头迅猛、前景乐观的新生力量。

公办园和民办园发展的“此消彼长”之势, 使得政府财政投入的范围越来越小, 越来越集中, 受惠幼儿逐年减少。在社会各方面急剧变革的背景下, 如果政府的财政投资体制仍不改革, 仍不直接财政扶持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附属园, 不惠及广大的民办园, 不适当资助城、乡弱势家庭的幼儿, 那么, 其财政投资就会逐渐失去公共财政的应有之义, 幼儿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也将步履维艰。另外, 从幼儿教育财政投资角度而言, 目前, 我国政府主要按编制直接拨款给少数教办园、机关园等国办的“特权幼儿园”, 而不管这些幼儿园的保教质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重分配, 轻管理”的幼儿教育财政投资体制使得一些公办园人浮于事, 浪费资金。这种“既缺经费却又浪费经费、既没钱却又乱花钱”的状况, 无疑进一步加重了我国幼儿教育财政经费不足的问题。随着社会各界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 我国幼儿教育财政投资的辅助部分正面临全线崩溃的危机。这种主辅双线并存、高度分散的幼儿教育财政投资体制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 幼儿教育资金不能实现自由流动。在中央、省、地、县四级财政部门之间一般没有幼儿教育财政经费的纵向转移支付关系和活动, 同级的各财政部门之间、不同部门的财政机构之间也缺乏横向联系。尽管各部门内部和有的区县之内, 县 (区) 级与乡镇和村财政之间存在财政经费的转移活动, 但这种向下的纵向转移数额微小。

第二, 财政资金分散, 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安排国家拨付的有限的幼儿教育经费由妇联、教育、卫生和其他党政军部门多个“条条”下达, 多个条条之间调剂困难, 幼儿教育资源被条块分割、部门占有, 具有分散性和封闭性, 不利于国家统筹安排和管理, 也不利于发挥幼儿教育资源的整体效益。

第三, 影响幼儿教育的公平和平稳发展。在这种高度分散的投资体制下, 由于幼儿教育资源分配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 一般各地、各类托幼机构的办学条件和质量参差不齐。另外, 各种附属幼儿园对其所属部门的福利资金依赖明显, 缺乏独立性和安全感, 这为幼儿教育事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各托幼机构的财权、物权、人事权和行政管理归所属部门, 业务又归教育和卫生部门, 容易形成“权、利大家抢, 责任无人担”的局面。政府也未能给广大弱势地区、幼儿园和幼儿拉起社会保教的安全网。

二、我国幼儿教育经费财政投入体制调整的建议

鉴于幼儿教育财政投资体制的以上弊端, 我国可以尝试进行以下三方面的改革。

第一, 对幼儿园进行归属调整。如打破各公立托幼机构分级分类的传统, 在坚持自愿原则的条件下, 将各类公办托幼机构划归地方教育部门, 各非公办托幼机构也按地区划片由地方教育部门监督管理。实行幼儿教育“地方负责, 上级支持和指导”的管理体制。各企事业单位附属幼儿园实行改制时, 应尽可能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接管, 而不能随意将其推向市场。

第二, 建立各级教育和财政部门相互贯通的财政投资体制。为保证幼儿教育财政经费自由流动, 整体规划和统筹安排, 不同级别的教育和财政部门之间要相互配合, 形成上下贯通、横向联系的幼儿教育财政投资网络。主要思路是, 将托幼机构统一归地方教育部门管理, 由县 (区) 或乡镇 (街道) 级财政部门统筹经费。这将打破托幼机构分属各级各类部门单位, 依照其挂靠机构的行政级别分为不同级别的问题, 使各托幼机构没有等级之分, 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时又解决了幼儿教育财政经费分散安排, 各级政府只管直属幼儿园, 只给直属幼儿园拨款的问题。

第三, 各级政府应设立幼儿教育专项经费。首先, 国家教育和财政部门应设立幼儿教育专项资金, 该资金应向省、地、县和乡镇级财政与教育部门直接流动。国家级的幼儿教育财政转移, 对在全国范围内平衡地区间幼儿教育资源差异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可以引导各地方政府配备相应比例的转移支付经费, 带动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实现地方区域内幼儿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其次, 地方政府也可设立幼儿教育财政经费。

三、我国幼儿教育财政投入政策

以上设计的上下贯通、横向联合的幼儿教育财政投资体制, 尽管打通了我国幼儿教育财政性经费流通的渠道, 实现了资金的统筹管理, 发挥了其整体效益, 但有可能引发如下问题:第一, 在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和财政责任之时, 上级政府, 如地市级、省级和中央级别的政府可能乘机减轻自己的财政负担和转移自己的财政责任;第二, 各级部委、其他部门单位不再投资和留取幼儿教育经费, 造成幼儿教育财政投资辅线的彻底崩溃;第三, 各民间团体和个人对幼儿教育的财政投资热情减弱;第四, 各地区、各幼儿园和幼儿之间饥饱不均, 所得财政援助差异悬殊, 幼儿教育财政性经费出现新的聚集、浪费和缺乏并存的局面。

为此, 我国必须借鉴国际经验, 制定与该财政投资体制相配套的幼儿教育财政经费筹资和支出政策, 以保障幼儿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和幼儿教育事业的稳定与发展。其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 规定各级政府承担幼儿教育经费的比例。以法规的形式规定各级政府出资幼儿教育的份额是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如1996年, 挪威政府对公办幼儿园的幼儿教育成本的分担比例是:州政府补助36.2%、地方政府补助27.9%、父母付费和其他收入共35.9%;对私立托幼机构幼儿教育成本分担的比例是州补助39.3%、地方政府补助8.2%、父母和其他收入来源52.5%[2]。美国1995年的幼儿教育和看护经费, 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幼儿家庭承担的比例分别为27%、14%和59%[3], 而且多年来基本维持这一比例。我国可以参照这些国家的经验, 确立我国各级政府承担幼儿教育财政经费的比例, 并以法规形式固定下来。

第二, 规制幼儿父母单位和幼儿居住的社区。国际经合组织每一个成员国几乎都有规制形式的儿童补助项目, 以保障孩子父母单位和社区为孩子提供基本的保教服务或经济援助。如美国旧金山规定, 主要开发商必须在单位内为雇员的孩子提供照顾, 否则要按照每平方英尺1美元的标准付钱给一个支持全市照顾中心的特殊基金会。意大利和比利时则规定, 雇主必须以职工工资总支出水平为依据, 按比率 (意大利0.1%, 比利时0.05%) 为0-3岁儿童服务机构提供经费支持, 具体操作办法包括:自己举办、合办、出资由他人代办、把经费交给当地的托幼管理组织, 由该组织统一支配等[4]。

第三, 以税式补助强制父母为孩子出资, 国家财税暗补幼儿教育。税式儿童补贴, 即国家通过财税系统的减税、退税和税前预留等措施, 给儿童提供补助的一种形式。国际经合组织许多国家的儿童补助都采用税费返还和税费抵扣的形式。如美国的工作所得退税采用了低收入家庭累进退税和高收入家庭累退退税两种方式, 利用公式计算补助数额, 随收入增加或减少退税比率, 并且通过税法来管理。一般有两个子女的家庭, 工作收入在9 720美元以下, 大约可获得40%的退税, 即每1美元可退40美分作为补助;收入在9 720-12690美元之间, 大约可获得38%的退税, 即每1美元可退38美分;收入在12 690-31 152美元之间, 退税率逐步下降, 约为21%, 即每1美元可退21美分[5]。

第四, 网络管理幼儿园和幼儿享受的财政性经费。对各幼儿园和幼儿享受社会援助的数额, 政府一般不宜进行干预。但对各幼儿园和幼儿享受的来自各级政府和各全民所有制部门单位筹集的财政性经费, 政府还是需要统筹安排, 合理调配, 尤其要规定上限。国际经合组织的许多国家规定幼儿父母依收入状况须承担的幼儿教育成本的份额, 或每一家庭、每一幼儿可得各种补助的总额上限, 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操作办法, 值得借鉴。

总之, 以上提及的各项改革建议, 如果单独执行, 势必存在诸多漏洞, 幼儿教育财政投资体制的改革必须整体设计、综合配套、稳步前行。也必须取得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并在较为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展开。

参考文献

[1]教育部:《200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05年4月.

[2]OECD data.The Norwegian 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Affairs, OECD Thematic Review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Policy.

[3]OECD data.See the table 1.Background Report of America, OECDThematic ReviewofEducation and Care Policy.

[4]OECD data.See the table 7:Demand Subsidies for the Use of Private or Public ECEC Services, Gordon Cleveland and Michael Krashinsky:Financing ECEC Services in OECD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