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义务教育（精选12篇）
强制义务教育 篇1
2012年9月, 全国青少年与学校武术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在银川举行, 教育部体卫艺司、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负责人出席, 共同商讨青少年武术教育问题, 其中, 针对青少年体质下降问题, 提及武术国民教育、刚性教育问题, 这使武术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
从整个社会环境来看, 近年来, 以“国学热”所带动的传统文化热潮再次将国民教育引入公众视野。从西学东渐引发的“国民意识”冲击促使国民教育在近代首创, 到当今文化强国战略提出“文化自觉”重新确定国民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价值意义, 国民教育随着历史步伐的推进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寄托。
国民教育作为一国民众获取国家归属感的重要途径, 其不仅体现在民众对所属国家历史与现实的认清, 更在于对所属国家民族精神与文化的认同。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 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在此精神的指导下, 200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第四条“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实施途径中明确指出, 各学科有机渗透民族精神教育, 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全过程, 贯穿在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出, 意义重大深远。然而, 当2012年香港启动国民教育课程规划以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俱进, 要求中小学分别在2012至2013学年及2013至2014学年实施国民教育课程过渡时, 却在推行之初便受非议。在国民教育涉及政治“洗脑”与呼吁理性看待国民教育, 让其回归独立人格培养的强烈社会舆论中, 国民教育再次引起人们思考。
我国近代国民教育提倡者蔡元培认为:“国民教育内容应包含:道德教育、识字教育、体育卫生教育、美育。”由此可见, 国民教育首先是包含民族精神在内的道德教育, 其次是文化教育, 最后是国民生存教育, 对这三个教育层面的完整把握, 只能追本溯源, 回顾中国历史文化, 追溯中国文化精华。武术作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全面兼顾到了上述国民教育的三个层面。在《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实施纲要》中明确规定的“体育课应适量增加中国武术等内容”更明确了武术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国民教育所涉的三个教育层面中, 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对国人心性的培养, 但这个过程却需要经历从“德”到“礼”, 再到心性的培养过程。习武之初, “武以德立, 德为艺先”、“未曾习武先明德”传达的即是习武的基础与前提, 同时也是道德教育的首要目的———“明德”。其次, “为武师, 须教礼”则规范了包括师徒关系在内的武术之礼, 由武术道德观念的最初印象建立, 到武术礼仪的规范实施, 后者突出的是道德教育的实践强化——“表礼”。最后, “十年练功, 百年养性”明确了“练功”与“养性”的结合, 这种结合不仅体现在两者时间上“十年”、“百年”所透出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还表现为武术、道德的磨砺需武术之“练”、心性之“养”的完满融合。从“德”到“礼”, 再到心性方可最终实现“养性”。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就认为:“国民教育核心就是这种对中国国民心性的最终培养。”此外, 国民教育也是保存、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增强国民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璀璨花朵, 其自身所融合的中国传统哲学、医学、美学等文化精髓以及对民族精神的彰显已成为不争事实。所以说, 武术不仅可传承民族文化, 并将民族精神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还可避免由直接的文化灌输所引起的排斥与抵触。
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李东山认为国民教育有两层含义:其一, 它是国家提供给人民的一种教育;其二, 它是为一个人适应国民生存, 即适应这个社会的一种教育。适应生存的基本条件便是国民体质的不断增强。因此, 作为提高国民体质重要的手段, “体育、卫生、教育”被蔡元培纳入国民教育范畴。武术, 自产生于原始狩猎, 到应用于古代战争, 再到摆脱军事而独立, 健体防身始终是其重要作用。当下, 武术健身更是得到广泛推崇。以太极拳为代表的武术国际传播, 使得全世界人民共享中国武术健身资源, 武术也因此美誉全球。中国人民也因武术的声名远传而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 这大概就是武术教育的目的, 也是国民教育的旨归。
当今, 依附于西方竞技体育理念下的体育课堂, 其框定的课程内容与形式, 使得武术自身很难发挥传统文化教育的优势, 从而在西方体育理念的浸透下与国民教育渐行渐远。所以, 无论是划归必修课程, 还是学校制度保障, 武术所具备的功能与价值必须作为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指引。武术只有纳入国民强制教育体系, 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提升国民道德水平、改善国民体质状况、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传承传统文化思想的应有作用。
强制义务教育 篇2
李新旗
摘要：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以来，新疆教育矫治系统承担着强制隔离戒毒等一些社会管理职能，近年来戒毒人员中穆斯林成分呈上升趋势，这部分吸毒人群在羁押过程中与涉恐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宗教极端思想有交叉“感染”情况，各级政法机关已经察觉，并积极有效开展相关工作，探索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去宗教极端化教育工作已取得一些成果，本文就笔者本职工作中一些经验总结，归纳一些有针对性的方法对策，以此共勉。
关键词：强制隔离戒毒 去宗教极端化 抵御 渗透 教育
近年来发生在新疆的一系列暴力恐怖案件，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严重破坏了各族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环境，严重影响到新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这些暴力恐怖案件的背后，都隐藏着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子。成瘾的吸毒人员意志力薄弱,易被控制,穆斯林的吸毒人员既是法盲、文盲，又是教盲，一旦受人蛊惑，易受宗教极端思想迷惑，在暴恐案件中及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极端分子利用,成为他们的马前卒和炮灰，因此在反恐斗争中,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去宗教极端化教育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教育矫治工作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加强教育矫治、戒毒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转变工作职能、工作理念、工作方式方法和管理方式，构建新的组织机构体系、新的工作标准、新的管理规范、新的政策保障体系，不断提高教育矫治、戒毒工作水平，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因此戒毒场所应当以提高戒毒人员的科技意识和科学素养为主线，充分发挥场所戒毒文化引领作用，把开展“去宗教极端化”专题教育作为重点，依法有针对性地开展“去极端化”和维吾尔族传统文化教育。综合各中教育资源手段，不断增强学员抵御极端思想渗透的能力，让科学健康生活、构建和谐社会、反对暴恐的思想理念深入人心，为戒毒场所提高教育矫治质量和确保场所持续安全稳定奠定好的基础。
一、把认知教育作为戒毒人员去宗教极端化教育的切入点 “认知”是指一个人对周围客观事物、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见解等。一部分吸毒人员本身就具有反社会型人格特点，使他们难以适应戒毒场所环境，康复后容易复吸，回归社会后难以与其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综合这部分人的特点是：遇事缺乏理智，易走极端；缺乏做人的道德底线、无敬畏感；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是他们的共同心理特征；由于在新疆一些少数民族较为集中地区，毒品泛滥趋势严峻，吸毒人员在穆斯林群众中蔓延，成瘾的吸毒人员意志力薄弱,易被控制,因此这就要求在吸毒人员中开展去宗教极端化教育，先从认知教育入手：
（一）、认识生命的意义，积极向上实现矫治重塑。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世界因生命而精彩，多彩的生命构成缤纷的世界，生命需要相互关爱，生命是顽强的，也是脆弱的。所以如果我们想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里，就需要每一个人，去关爱与呵护周围的生命，“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尊重和善
待生命，包括每一个吸毒人员。
（二）、培养珍爱生命的意识，向善自新实现人生价值，了解继续吸毒就是一条不归路，死亡是吸毒的唯一归宿，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一定要让他们明白：“人活着是有尊严的，人的生命是有质量的”，吸毒-戒毒-复吸-再戒毒的生活方式根本谈不上生命质量，于其混吃等死，浪费生命，不如下定决心改变自己今后的命运，彻底远离毒品，回归社会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理解感恩的真谛，净化心灵实现美好生活。让他们学会感恩，学会知恩，从现在、身边开始，学会尊重他人。只有这样，才能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每一个生命，尊重每一份平凡普通的劳动，也更加尊重自己。只有心怀感恩，才会生活得更加美好。
（四）、培养和树立新时期道德品质实现矫治重塑。要戒毒人员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成为对社会有益的守法公民。最终才能实现重塑品行，树立正确的道德意识。充分认清自私自利、以丑为美、以恶为善、是非颠倒的道德标准，是他们最终走上吸毒之路的根源，只有从根源上戒除毒瘾，不被别人控制，不受制于人，才能实现增强抵御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的目的。
二、在戒毒人员中开展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打牢思想基础
教育戒毒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基本内涵，民族的基本概念，民族的历史范畴，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认识到民族问题的广泛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每个穆斯林戒毒人员要自觉维护好民族团结。坚持民族平等，实现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发
展和繁荣是大势所趋。在社会主义阶段，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才能最终实现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繁荣。任何一个民族只有与其物质生产相协调，并拥有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合理的心理素质、相当的科技实力和生产管理能力，民族才会获得发展。
简而言之，教育戒毒人员要理解，唯物史观的民族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有自己的规律并受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民族的发展变化，也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从思想上教育穆斯林戒毒人员树立正确的民族观，特别是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奠定牢固的政治思想基础。
三、大力开展法律常识教育，使戒毒人员充分掌握非法宗教活动的法律界定
非法宗教活动是指一切违反现行宪法、法律、法规所进行的妨碍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宗教活动。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非法宗教活动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一是宗教活动,二是不符合法律规定。
宗教活动如果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也就具备了非法宗教活动的两个构成要素,因此就成为“非法宗教活动”。在戒毒人员在开展的普法和法制宣传、法律教育使广大戒毒人员真正知法、懂法是抵御宗教极端思想的前提条件。
法律的尊严在于遵守,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使戒毒人员人遵守法律的教育上来。强化法制就是要使人们都来遵守法律,要使社会的运行纳入法制的轨道。守法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是法制建设的核心。非法宗教活动的发生,就是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在宗教活动中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跨越了法律界限而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法律的尊严就在于遵守,违反了就应当受到惩罚。教育引导他们守法,是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基本底线。
四、阐明新疆非法宗教活动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树立戒毒人员正确的宗教认知
教育戒毒人员认清非法宗教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将来回归社会以后能够有一个辨明是非的清醒头脑。特别是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干涉他人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强迫他人信教或参加宗教活动；违反宗教法规规定,擅自新建、扩建宗教活动场所；宗教干预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干预党和国家政策的实施；宗教活动场所违反国家规定接受外国宗教组织或个人捐赠,索要财物；违反宗教法规规定,在宗教活动场所之外举行集体宗教活动；违反宗教法规,擅自开办经文学校、班点,私带宗教戒毒人员跨区传教活动；未经批准擅自印刷、散发、销售宗教印刷品和音像制品等等，因此教育穆斯林戒毒人员回归社会以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坚持进步，反对落后；坚持宽容，反对狭隘；坚持理性，反对极端；坚持中国化，反对异国化，远离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科学健康生活，为努力构建自己的和谐家庭，做一个守法公民，树立正确的宗教认知。
五、在穆斯林戒毒人员中大力宣传维吾尔族传统文化
宗教极端思想利用宗教干预文化娱乐活动;甚至是言行、礼节、禁忌以及思维方式，从外在的服饰、礼仪、禁忌到内在的信仰传递、信仰功能的发挥，全被置于神的旗帜之下，反对一切传统的民族文化，企图泯灭维吾尔族传统文化，因此在穆斯林戒毒人员
中，要开展形式多样的维吾尔传统文化教育，如维吾尔族传统舞蹈、歌曲、乐器、文艺等，具浓郁特色的维吾尔服饰、装饰、艺术作品等等，这些也是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提高他们对本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六、引入国学教育，深刻理解《弟子规》内容的真正含义，对提高抵御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意义重大。
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取向、精神结构以及行为模式，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对家庭国家和社会发挥着巨大的维系和调节作用，对戒毒人员的精神重建具有重大意义。
开展《弟子规》等传统文化教育，使戒毒人员道德情感和意志得到强化，脱离毒品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更加对祖国和中华文化有认同感，为防止复吸构筑强大的精神力量，为抵御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打捞思想基础，七、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应大力开展科学文化教育，淡化宗教思想意识
（一）思想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培养戒毒人员的科学意识，提高文化素质。由原来单纯的文化补习向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延伸。帮助戒毒人员开阔视野,提高审美能力,培养健康向上的情趣,陶冶良好的情操,增强文化底蕴,逐渐缩小与社会的距离。
（二）还应加强戒毒人员的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心理问题，能够提高戒毒人员自我控制情绪的能力，应对各种环境变化的心理承受能力，培养坚强的抵抗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意志力，从而树立良好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曾设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从心理分析角度来树立戒毒信心，完善自觉抵制宗教极端化思想的渗透心理防线。
（三）树立正确的劳动观。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生产劳动对人的心理品质的塑造作用。戒毒人员的生产劳动是教育矫治的基本手段之一。通过生产过程对他们进行矫治教育,使他们明白劳动是克服好逸恶劳思想,进行自我完善的实践,参加劳动是社会的生存方式,每个人必须通过生产劳动取得社会生存的通行证,同时劳动也是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是每个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通过劳动不但磨练了意志品质,而且严格的规章制度,严明的劳动纪律和团结协作的分工合作,培养了他们的集体主义观念和遵纪守法的意识，不断淡化穆斯林戒毒人员的宗教意识，增强世俗观念，最终达到自觉抵制宗教极端化思想的渗透的目的。
（四）新形势下戒毒场所的职业技能培训要坚持立足转变思想,着眼解教就业、因人施教、因地制宜的原则。职业技能培训要注重实用性。不断探索新型职业技术教育模式,努力构建以市场需求为立足点,以帮教安置为落脚点的职业技能教育体系,拓展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合理设置培训项目,扩大受训面,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新格局,切实增戒毒人员就业能力,努力提高再社会化水平。
（五）强化无神论教育，淡化宗教氛围和宗教意识，把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新疆三史”教育纳入吸毒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加强戒毒人员反分裂反渗透的正面教育，提升正能量。以中央、自治区、地区等各级党委关于稳定工作的一系列文件和中央、自治区领导同志视察新疆时的讲话精神、无神论教育，马克恩主
义“五观”、“四个认同”、党的“三史”、“新疆三史”教育为内容。培养戒毒人员的理想信念教育，使他们能分清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积极引导戒毒人员励志成才，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总之，去宗教极端化工作要让戒毒人员认识到：宗教极端主义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是一些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宗教，采用极端的手段，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它最终形成——宗教极端主义，其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煽动宗教狂热，造成民族间的隔阂，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要从根本上制止暴恐，必须从思想根源上清理和铲除宗教极端主义。反对宗教极端主义、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是教育矫治戒毒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旗帜鲜明地同“三股势力”作坚决斗争，为维护地方稳定，做好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去宗教极端化工作，依法治理社会做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崛起的根源与未来深远全球影响》 陈天（高凉陈君）
2、《遏制新疆非法宗教活动的法律对策》
3、《非法宗教活动及危害》
强制义务教育 篇3
关键词：行政强制；档案行政强制；档案行政强制措施；档案行政强制执行
1 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
档案行政强制措施与档案行政强制执行在档案学界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笔者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及已有文献中有关档案行政强制概念的陈述，对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进行界定。
1.1 《行政强制法》有关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的规定。2011年6月《行政强制法》颁布，并已自201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第二条对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作出了明确规定。其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其第二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其第三款规定：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行政强制法》既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合二为一（合称为‘行政强制），又在同一法中将它们‘一分为二（分别规定‘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之所以将它们“合一”，是基于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有其行政行为上的共性；之所以将它们“分二”，是基于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在法律设定和法律适用中的严格区别。[1]
1.2 已有文献中有关档案行政强制、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概念的陈述。《行政强制法》颁布前，档案学界对档案行政强制的研究非常少，有关档案行政强制的定义只有两个。李建芳认为：“档案行政强制是档案行政主体为实现法律规定的状态或防止危害社会的行为而对义务人所采取的迫使其履行义务的具体档案行政行为。”[2]胡春华认为：“档案行政强制，是指档案行政主体及由档案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组织为了实现档案行政管理目的，依法采取强制手段强制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相对人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一种档案行政行为。”[3]两个概念共同点在于：档案行政强制是档案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强制性行政行为，是为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政行为；不同点：一是李建芳认为，档案行政强制是为了“防止危害社会的行为”而采取的“具体档案行政行为”，二是胡春华认为，实施档案行政强制的主体还应当包括“由档案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组织”。与《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的规定相比较，上述概念明显存在界定不清，概念混淆与模糊等问题。
1.3 档案行政强制、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概念的界定。依据《行政强制法》有关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规定，根据档案行政管理工作及有关档案行政强制研究的已有成果，笔者认为，档案行政强制包括：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档案行政强制措施是指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在档案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档案违法行为、防止档案实体损毁、避免危害档案实体事件的发生、控制档案实体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档案实体或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档案行政强制执行是指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或者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于不履行档案行政决定的行政相对人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的行为。
2 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
2.1 《行政强制法》中有关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设定的规定。有关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行政强制法》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行政强制法》第十条对行政强制措施给予了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本法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且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本法第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对行政强制执行给予了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简单地讲，就是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其他档案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执行必须由法律设定。
2.2 已有文献中有关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设定的陈述。李建芳1998年时认为：“我国目前法律明文规定的档案行政强制体现在《档案法》第十六条，即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档案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对于保管条件恶劣或者其他原因被认为可能导致档案严重损毁和不安全的，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权采取代为保管等确保档案完整和安全的措施；必要时，可以收购或者征购。”[4]
胡春华2003年认为：档案行政强制的几种主要情形包括“1.《档案法》第十六条规定：‘集体……征购。这里就是强制保管和强制收购或征购。2.《档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企业事业组织或个人有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并可以依照本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征购所出卖或者赠送的档案。其中第一款第四项指‘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档案的，第一款第五项指‘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外国人的。这里是强制征购。3.《档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携运禁止出境的档案或者复制件出境的，由海关予以没收，可以并处罚款。这里是强制没收。4.《档案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对当事人在十五日内不缴纳罚款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在第二十九条又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档案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里是滞纳金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包括强制划拨、人身强制等”。[5]
徐广虎2012年认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档案行政强制职权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这就是《档案法》第十六条第一款，集体……征购”。[6]
综上所述，关于档案行政强制的设定，已有文献中的表述意见相同的是《档案法》第十六条规定，“对集体……征购”属于档案行政强制。李建芳、胡春华两位先生没有对这一条款所规定的内容属于档案行政强制措施，还是属于档案行政强制执行进行说明。徐广虎先生在文章中虽然使用了行政强制与行政强制措施两个概念，但同样没有就档案行政强制措施与档案行政强制执行进行区别。
意见不统一的是《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是否属于档案行政强制，且胡春华先生也没有就这两个条款规定的内容属于档案行政强制措施，还是属于档案行政强制执行进行说明。
存在疑问的是《档案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由于《档案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属于部门规章，没有设定行政强制的权限，这一条能否成为设定档案行政强制的依据值得推敲。
2.3 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设定的构想。依据《行政强制法》有关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设定的规定，根据档案行政管理工作自身的特点，可以对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作如下推论。
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其他档案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且档案行政强制措施权必须由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具备资格的档案行政执法人员来实施。档案行政强制执行必须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由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强制执行的，由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法定档案行政强制措施。按照上述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设定的推论，依据《行政强制法》、《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个人认为目前法定的档案行政强制要有1项：按《档案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对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档案采取代为保管等确保档案完整和安全的措施。
法定档案行政强制执行。同样根据上述推论，依据《行政强制法》、《档案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目前法定的档案行政强制执行有两项：第一项是按《档案法》第十六条规定，可以收购或者征购；第二项是《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对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档案的；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的，必要时，可以征购。
3 结语
区别档案行政强制措施与档案行政强制执行对档案行政执法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有助于立法机关在《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修改时，正确地分别设定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其次，有助于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在实施档案行政强制中运用正确的强制手段，并防止误将档案行政强制措施作为档案行政强制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再次，有助于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正确地分别遵循档案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最后，有助于对以往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进行有效梳理和清理。
参考文献：
[1]胡建淼.“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分界[J].中国法学，2012（2）：90～97.
[2][4]李建芳.试论档案行政强制[J].湖南档案，1998（5）：19～20.
[3][5]胡春华.论档案行政强制[J].机电兵船档案，2003（3）：24～25+31.
[6]徐广虎.档案行政强制初探[J].中国档案，2012（3）：32～33.
强制义务教育 篇4
一、实施党校法治教育的必要性
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依法治国不仅是我国民主法治发展的标志, 而且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 更是保障我国长治久安的关键环节。然而目前我国行政机关在扣押征收以及其他行为方面较为常见, 现今暂无正式的法律条文对其进行规范。引起类似社会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为一些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较低, 对于国家出台、实施的法律条文难以进行正确地解读, 进而影响了法律的正确贯彻于执行[2]。为遏制这类现象的发生, 必须全面依法推进依法治国战略, 从思想、法律等多方面对各级领导干部开展教育。目前大多数法治教育工作由党校直接承担, 这既是现阶段较为有效的一种教育措施, 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 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自依法治国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之后, 各界人士均意识到依法治国除了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之外, 还应具有法律素质较高的执法队伍。虽然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日趋完善, 但是一些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却不高, 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究其原因主要为大部分非科班出身, 对于法律的了解甚少;另外法治意识不强, 从而造成执法人员依据自身的主观判断来处理问题, 未依法行政。执法主体即各级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升离不开法治教育, 党校法治教育能够有效提升党员领导的法律素质, 有助于为依法治国的开展提供符合要求的执法主体。现阶段, 提升党员领导法律素质较为有效的手段就是实施党校法治教育, 这也是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的必然要求。通过党校法治教育提升执法主体的法律素质, 充分将党校这一法治教育关键阵地的作用发挥出来。与此同时要选择科学合理的教学专题与恰当的教学方法实施教学, 保障教材的实践性与理论性[3], 深化学员对行政强制法的理解, 提高学员的学习兴趣与课堂参与度, 促进师生间的互动交流, 进而提升党校法治教学效率与教学质量。党校教育应开展定期法治教育, 同时保障法治教育的组织性与目的性。党校教育是提升党员领导干部即执法主体法律素质的关键手段, 将党校所具有的法治教育阵地的重要价值充分发挥出来, 通过选择适当的法治教育教材来保障党校自身功能的发挥, 对于党校法律教学质量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二、党校法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 我国对党校法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 且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效, 但仍存在一些缺陷。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 党校在发挥法治教育主渠道作用方面受到了制约, 其中最突出的两个问题是法治教育教材的选择不当与法律教学方式较为传统。下面分别对这两个问题展开说明。
(一) 法律教材选择不当
主要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上分析, 我国缺少符合党校法治教育需要的专业教材。由于党校的学员是具备理论知识的行政执法人员, 因此党校有关人员在教材的选择上必须同时具备较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 而事实上, 党校并不拥有这样专门的法律教材。部分党校在进行法治教育时, 不加选择地直接使用高等院校的法律专业教材, 也有些党校自己编写教材并使用其开展教学。比较上述两种教材不难发现, 前者重于理论二缺少实践性, 后者具备一定程度的实践性, 但是理论性不足, 因此这两种教材都无法符合党校开展法治教育的要求。党校法律教材应满足“新、活、深”这三方面的要求, 其中“新”指的是教材紧贴最新的法治动态;“活”指的是学员能够将法律知识应用到工作之中;“深”指的是教材要有研究价值和法理深度。
从微观上分析, 党校未能根据学员的需要制定专门的教材。由于党校的学员所处的政府部门不同, 其工作内容各异, 且党校的法治教育班次的层次多样, 因此党校在开展法治教育时应结合学员的工作性质与层次来确定教学内容。但在实际的法律教学过程中, 鲜有党校会依照学员的工作性质与层次的不同来选取教材, 从而导致了全部学员与班次均使用一部教材进行法律学习的情况。若党校教育未能结合自身情况以及学员特定的工作背景选择专门的法律教材进行授课, 则易导致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相分离, 学员难以实现学以致用。
(二) 党校法律教学方式过于传统
主要体现在教学手段与师生课堂地位两方面。基层党校法律教师在教学手段上仍以传统的讲授方式为主, 这种灌输式教学已无法满足现代人对知识的需求。因此基层党校应将远程教学、网络教学等应用到法律课堂教学当中, 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另外, 从师生课堂地位的角度分析, 党校的法治教育仍以教师为中心, 主要采用的是灌输式教学。教师与学员的互动较少, 难以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 无法调动其学习积极性, 导致教学有效性较差。
三、《行政强制法》对党校法治教育的影响
《行政强制法》的起源可追溯至1999年3月, 这一时期我国人大常委会工委着手起草该法律, 概不法律的征求意见稿于2002年形成。从1999年至2009年这十年间, 《行政强制法》前后共三次提交至全国人大产委会审议, 最终于2011年6月表决通过。由此可见, 该法从1999年酝酿至2011年, 共12年才得以顺利通过, 成为我国的一部重要法律。《行政强制法》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 且贯彻了执法者的日常工作, 自颁布后便对我国的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具有深远意义, 并且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在党校内学习期间不可或缺的法律。《行政强制法》依据宪法制定, 包含行政强制措施与强制执行, 其目的在于对行政执法机构的日常执法行为进行规范, 使其按照法律的相关要求履行岗位职责, 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公共利益, 切实保证组织、法人、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对各级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手段进行规范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
四、《行政强制法》在党校法治教育中的实施
(一) 从《行政强制法》的颁布背景与立法目的展开教学
党校在向各级干部讲授《行政强制法》时, 不仅要注重对此法的法律内容进行解释, 还要从该法颁布的历程与背景进行分析, 将其坎坷的立法过程进行详细说明。从而使学员体会到这并非一部简单意义上的法律, 行政强制法的颁布于实施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标志着我国法治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步, 也是党和国家重视公民权益与行政效率的直接体现[4]。在实施法治教育的过程中还要对《行政强制法》进行深入分析, 使学员明确其立法的目的, 从而使学员在思想上形成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理念。
(二) 由《行政强制法》涉及到的问题进行教学分析
党校对学员开展法治教育的过程中, 应将法律知识与生活实际遇到的问题想联系, 从而做到实事求是, 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开展法治教育, 既能帮助学员更准确地理解与掌握书面的法律条文, 又能够加深学员对法律内容的印象, 有利于将其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为了更加全面、详细地讲解如何运用《行政强制法》解决实际问题, 党校的法律教师应从两方面来进行讲授, 一是《行政强制法》的适用范围, 二是将该法与我国目前的热点问题想联系进行讲解。
(三) 采用恰当的教育方法开展法治教育
科学合理的教学内容是提高法治教育质量的前提, 而教育方式的选择则是提升法治教育质量的关键, 科学的教育内容与正确的教学方法相结合才能够增强教育效果。在教育方法的选择上主要有案例教学法、互动教学法以及现代化教学方式。
1. 案例教学法
由于法律这门学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因此在课堂教学时结合案例进行授课能够取得更为显著的效果。在使用该方法之前一定要做足准备, 以便达到更好地成效。课前, 法律教师应收集、撰写并分析好案例, 之后运用录像、录音、文本阅读等形式向学员介绍案例。教师还应设计一系列与案例相关的问题, 以引发学员思考, 要求其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分析、讨论, 最终以书面的形式将结果进行总结。在案例的选择上, 教师应尽量选择能够激发学员讨论兴趣的案例, 提高学员的课堂参与度, 从而提升法治教育的效果。教师通过针对性地发问与适度引导来增强学生对行政强制法中的法律精神的理解。一些经典的案例可以反复使用, 比如国家税务机关执法时会对被查企业的账户进行强制抵缴、冻结等, 这个案例不仅能够用来讲解行政强制的分类, 也能够体现行政强制定义中对财产的强制。案例的选择应侧重于精而非多。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过多地使用各种案例来进行说明, 则会影响学员对知识的吸收, 因此教师在案例的选择上, 也应掌握好一定的度。案例的选择兵营受地域、实践等因素的限制, 无论是历史上的、当今的, 还是本地的、他省或他国的案例都可用于案例教学, 凡是能够对问题进行充分地解释说明的案例均属于合适的案例。
2. 互动教学法
由于现阶段多数党校的法治教育仍以教师为中心, 师生间的互动较少, 因此必须倡导师生共同参与, 加强互动的教学方式。运用互动教学法, 使教师与学员在互动中共同提高, 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例如, 教师在讲解《行政强制法》的过程中, 首先讨论的必然是行政强制的定义, 为确保语言表达的准确性, 教师应使用专业术语对行政强制的定义进行阐述。之后关于行政强制行为的类型等知识可以由学员自行举例, 表达他们的观点。教师将学员所列举的各类行政强制行为进行汇总, 并展开讨论, 判断其所举案例是否为行政强制行为, 最终在对行政强制的定义进行回顾。再次对行政强制的概念进行回顾时则是对行政强制行为的高度概括, 而非单纯的专业术语。
3. 引进现代化的教学方式
现代化的教学方式 (如远程教育、多媒体教育等) 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主要表现为虚拟性、资源的共享性、突破时空的开放性等。将法治教育与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相融合, 能够拓展党校法律教学领域, 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与此同时, 党校法律教师也应提升自身的法律素质, 以满足现代化教学手段对教师专业技能的要求。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使传统的教学方式更具内涵。党校教师在应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展开法律教学时应掌握其具体操作要求。除了会运用课件软件之外, 教师还应结合教学要求制作多样化的课件, 从而使法律课堂更富有趣味, 将法律知识以更加直观、生动的方式表示出来。在声音、文字、图像的相互作用下, 增强知识的传播力度, 进而提高学员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 促进师生互动交流, 提升党校法律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计算机技术颠覆了传统的教育方式, 互联网技术则突破了传统教育在空间与时间上的限制, 使党校法治教育拓展到学员的生活当中, 渗透至工作的各个方面, 推动党校法治教育更好更快地发展。
五、结语
现阶段我国深化改革的步伐与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 面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挑战, 党和政府能够以自信从容的姿态应对, 不断攻克难关, 充分弘扬了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法治精神。应用法治思维与手段实现执政兴国的目的, 推进依法治国, 使其进入崭新的阶段。《行政强制法》的颁布于实施填补了我国在行政法律体系方面的一大空白, 党校将该法作为法治教育的教材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思想, 并且在提升各级领导的法律素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非常重视, 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厉行法治, 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为此, 必须充分重视党校法治教育对于提升各级领导干部思想素质与法律意识所具有的优越性, 将党校教育理念与时代发展充分联系起来, 将党校教育理念进行更新与完善, 不断优化党校教育方式。
关键词：行政强制法,党校,法治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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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义务教育 篇5
2014-11-13 11:08:22 来源：中国青年报
关于孩子的快乐成长有一个大的误区：把快乐局限在学习轻松、无忧无虑的层面，局限在愉快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上。一些家长常说的话是，孩子只要能够快乐幸福就好。问题是，要让孩子今天快乐很容易，但要让他未来也快乐幸福就有难度了。因为人生的一大无奈是，我们常常需要先把不喜欢做的事情做好，才能有机会做喜欢做的事情。而这种意识和能力需要专门培养。
适当的强制让人坚强进取
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去争取那些需要辛勤付出才能够体会到的快乐。在成就感当中产生的快乐才是可持续的。更何况若要追求巅峰体验，怎能没有汗水和眼泪！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这是中老年人的人生观。我希望年轻人活得精彩，希望他们年轻时在艰难和容易的两条路中，选择艰难的路，只有这样，他们的生命才能不同凡响。我比较赞同虎妈蔡美儿的观点，“充分学习达到卓越，就可以带来开心，因为你会自信，感到骄傲并产生快乐”，我想，这样的快乐是年轻人应该追求的。
中国有许多这样的独生子女：身体和心理都健康，但缺乏忍耐力、缺乏吃苦精神和进取心，初步表现出了闲散懒惰的特点。这在日本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中反思了日本民主体制下的一个弊端—机会恶平等，即“少数精英分子为国家创造财富，而社会大众则消费国家财富，过着唱唱跳跳快乐无忧的生活”。今天欧美国家之所以走下坡路，原因之一就是恶平等，积极工作的人越来越少，潇洒享受诗意人生的人越来越多，导致政府税收减少而福利支出大增，既削弱了国家的竞争力，又降低了国内公共服务的标准，引发治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底特律的破产，希腊政府的破产，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危机就是例证。当然，中国还远远未到机会恶平等的程度。但是，考虑到中国家庭很多是独生子女的状况，这种恶平等有可能提前到来。
进取和吃苦精神，曾经是西方清教徒的名片，是西方取得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这点在马克斯韦伯的当中有明确阐述。放眼世界，今天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曾经是鼓吹积极进取的新教国家，譬如美国、德国、英国、北欧国家等。可见，进取心和吃苦精神是一个社会永远不能丢的宝贵品质。
只是仅有进取和吃苦精神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培养关注远方森林的现代公民，还需要借鉴别人在创新教育中的培养机制，即在意志品质顽强的基础上加上独立思考和创造性。
适当的强制可以培养创造力
无自由无创造，这是常识，但孩子应该有什么样的自由，度在哪里，却是有分歧的。我觉得这需要分类讨论。
情况一：对少数某方面天赋很高的孩子，强制，极有可能扼杀他们的天赋和创造性，应该给予这类孩子更大的自由度、更多试错的机会，把强制减少到能保证基本面良好的程度。孩子的基本面是什么？
一、身体健康，二、心理阳光，三、礼貌待人。要做到这三点，需要一定的强制。对天赋很高的孩子来说，强制到此为止，他们不适合被圈养，而且大多会在这个良好的基本面上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弊端是，将所有孩子都放在教育的流水线上，用一个模子去刻画，结果教育高度同质化，创新性人才出不来。
情况二：对大多数资质中等的孩子来说，严格的教育比较合适。资质中等的孩子没有明显的特长，可塑性强，在一定的压力之下，他会发展得优秀；缺少压力，可能导致散漫，还可能染上恶习。要克服人的贪图安逸的天性，需要适度的强制教育。
从我们已有的人生经验来看，要想有所建树，一般要具备三个特质：优越感、危机感、自我克制。优越感让人自信，危机感让人努力，自我克制让人理性和专注。这些特质需要家长温和而坚定地培养，需要循序渐进的生长。尊重孩子的天性，绝对不等于放纵孩子的天性。家庭和学校应该耐心地帮助孩子完善自己，鼓励孩子持续专注地做事情，帮助其逐渐建立起一个自己能独立获得成就感的生活模式—通过持续努力和专注体验到成就感。这个过程必然包含适度的强制。
从根本上来说，强制是一种恶，是反人性的，因为“它把别人看作不能独立思想之物”(哈耶克)，会对人构成不同程度的扭曲，于是，求知欲和想象力常常被扼杀了；但另一方面，强制又可以检验出创造性，可以培养创造性。强制之下都不能扼杀的兴趣，也许就是真正的天赋。许多时候，孩子并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逼一逼孩子(以他的承受力为前提)，其潜能更容易发挥出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强制的过程，与强制方向一致的天赋或者与之对立的天赋，体现出来的几率要小得多，孩子需要深度体验或者深度试错才能自我发现。
其实，“天才不过是做了足够多练习的人”(美国作家格拉德威尔)，许多音乐家、运动员、数学家等都是如此。以贝多芬为例，他在音乐界是出了名的刻苦。4岁时，经常练钢琴到午夜12点，有时还必须等他父亲回来检查后才能睡觉，否则要挨打；舒曼为了练琴，自制一个器具夹手，以至于后来把无名指夹废了。严格的纪律、刻苦的训练是可以与创造性和谐共存的。譬如，二战时期的德国军队拥有几乎最严格的纪律和训练，但其作战时的创造性和灵活性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军队，隆美尔、古德里安、曼施坦因是出了名的灵活运用战术的高手。
谈强制执行公证 篇6
关键词：公证；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公证是公证所具有的三个基本效力之一，公证的强制执行效力有利于及时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可以减少因诉讼促裁带来的时间上的消费，且实现债权的成本低，因此越来越受债权人的重视和应用，近几年，各地公证处办理了大量的强制执行公证业务，在维持正常的经济轶序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
一、强制执行的制度价值
强制执行公证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专家学者们都认为至少有疏减讼源、发挥公证制度的积极作用、促使当事人自动履行义务这样几方面的功能，笔者赞同以上观点并且认为从各个层面观察，强制执行公证制度在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价值体现如下：
1.疏减法院讼源、节约司法行政资源
此举不仅便利权利人如期实现权利，同时更重要的是起着疏减讼源的作用，减少不必要的诉讼案件进人法院审判程序。债务人逾期不履行义务的，债权人不必经过诉讼、仲裁等争议解决程序，而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直接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尤其在我国如今诉讼案件激增，法院积案量大，法官资源有限，而同时又必须保障效率的司法环境下，强制执行公证疏减讼源的价值显著。上述统计数据中仅有17.21%的案件通过采取强制措施予以执行的数据说明，债务人被申请进人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后自行履行、执行和解的比例很高，“其他大部分案件通过自动履行、和解和裁定终结结案”的比例高达72.79%，即高达72.79%的案件未通过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此数据进一步说明法院在强制执行程序中司法行政资源耗费较小。
2.敦促当事人主动履行义务
专家学者们多认为强制执行公证有敦促义务人主动履行的功能，若公证义务人不依据公证约定履行义务，就有立即被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后果，与一般债权公证文书不同，不需要历经诉讼或仲裁程序，义务人的财产有被立即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可能。因此，对在公证债权文书中承诺可强制执行的义务人而言，主动履行义务之利大于懈怠、拖延履行之利。在主动履行与不主动履行两种选择间，趋利避害的天性多使其选择主动履行。
3.发挥公证制度的法律作用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公证具有并且发挥着的预防纠纷、化繁为简的积极作用。公证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肩负主要使命之一是预防纠纷、证明事实真相、帮助裁判机构发现事实或认定事实据实裁判，其与司法诉讼制度、准司法仲裁制度的运行密切相关，有助于司法、仲裁活动的顺利进行，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着解决纠纷的作用。
二、公证债权文书的范围
公证债权文书的范围是指公证机构对于何种债权文书有权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民事诉讼法》第214条只是规定了公证债权文书为执行名义，法院负有依法执行的职责。至于公证债权文书的范围，则属于公证法规定的范畴。对此，《公证暂行条例》第四条第十项的规定为“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公证法》第37条的规定为“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的债权文书”。在债法理论上，“给付”为债之标的，包括交付财物和完成行為两个方面。但在解释上，鉴于公证和法院在职能分工上的不同，公证机构应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律行为类型限定在债权债务关系相对简单、明了的范围之内，因此，应将此处的“给付”限缩为交付财物，否则，其对债权文书内容的限定就不具有实际意义，属于同意重复。2006年7月1日修订实施的《公证程序规则》第39条第1项对此进行了明确，“债权文书以给付货币、物品或者有价证券为内容”。这一表述与《联合通知》第1条第1项关于债权文书内容的规定保持了一致。然而对公证债权文书内容的相同表述并不足以消除公证机构与法院之间延续已久的争议。法院方面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公证债权文书须为单务，二是担保合同不能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减缩、限制公证债权文书范围的意图非常明显。在法院看来，只有审判才是解决这个社会矛盾纠纷的唯一正途，一切不经审判的纠纷解决方式，都不足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在公证机构看来，在当下这样一个倡导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只有双务债权文书才是市场主体进行利益交换的主导形式，单务债权文书只是社会生活和市场交易的例外情形，相对而言，在数量上非常稀少，如果限定公证机构只能对单务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势必无以发挥和实现公证强制执行效力的制度价值；因此，凡债权文书，不论双务还是单务，只要是以给付货币、物品或者有价证券为内容，就可以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再者，担保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是为保障主合同债权服务的，在权利实现的方式上，最有效率的安排应是主合同与从合同保持一致，而不是被人为地割裂分开。既然借款合同可以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自然也可以基于担保人的意思自治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法律对于当事人相互间为私权实现所作的这种安排不但不应当受到干预，反而应予以鼓励。公证机构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只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就相互之间以给付为内容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任何疑义，二是债权债务明确，三是债务人须明确作出执行承诺，即当债务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三、结语
公证强制执行效力，最突出的制度价值是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由当事人自己预先达成未来纠纷的解决方式。以当事人自主、积极履约为内在约束，以司法机关强制执行为外在后盾。其机理设计明显不同于仲裁、诉讼等传统纠纷解决方式，横跨了预防纠纷和解决纠纷两个领域。在我国当下急需建构多种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现实面前，我们更应当关注公证的强制执行效力，将其视为与仲裁、诉讼平等的纠纷解决方式，从立法层面上完善其制度，在实践层面上理顺其关系，确保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的有效运作。
参考文献：
[1]刘疆.《强制执行公证争议问题研究（中）》，《中国公证》，2007年第3期第39页
强制义务教育 篇7
所谓强制缔约法律制度, 是指法律对某些民事主体课以强制缔约义务, 从而对义务人缔约自由予以必要限制, 以保障相对人缔约自由的实现。违反强制缔约义务势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中民事责任可以给受害人提供最直接有效的救济, 有利地维护相对人的利益, 这也决定了民事责任在整个强制缔约法律责任体系中占据着首要地位。然而, 目前我国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缔约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性质。对于此问题, 学者认识不一, 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不同的判例。其中主要涉及缔约过失责任说、违约责任说、侵权责任说及独立责任说四种学说。责任性质是认定责任形式的前提, 那么对责任性质认识的模糊势必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障碍, 因此, 笔者试图对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作以浅析。
一、理论界的主要学说
(一) 缔约过失责任说
一些学者认为,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应划归为缔约过失责任体系范畴。其理由在于:一方面, 从时间上来看, 强制缔约义务的违反是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前, 即缔约阶段;另一方面,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会造成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损失, 因为相对人有理由信赖强制缔约义务人会遵守法律规定的缔约义务而与之订立合同, 因此信赖缔约是正当的。那么, 相对人基于信赖义务人能够缔约而支付的各种相关费用以及因未能与义务人订立合同而丧失的缔约机会等损失, 均属于相对人可请求义务人赔偿的范围。
(二) 违约责任说
强制缔约法律制度就是法律强制某些民事主体负有与相对人订立合同的法定义务, 而这些负有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主体往往是关系到人们基本生存和生活的公共事业单位或服务组织。违约责任说认为, 依据强制缔约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内涵, 被设定在强制缔约法律制度范畴内的所有合同都可以基于法律规定而当然成立。换而言之, 无论义务人是否拒绝与相对人缔约, 该合同都可以依法律规定而成立。因而, 强制义务人实际履行合同是承担违反强制缔约义务民事责任的重要形式。当然, 在具体认定违反强制缔约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形式时, 还应考虑到强制合同成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因素。总之, 违约责任说的支持者认为,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应属于违约责任的范畴。
(三) 侵权责任说
我国台湾多数学者都认为, 负有强制缔约义务者, 非有正当理由, 致相对人遭受损害, 当事人之间虽不因之而当然成立合同关系, 但义务人应向相对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此学说认为, 强制缔约法律制度并非保护相对人的具体的合同权利, 而是一种概括的利益。当强制缔约义务人违反缔约义务, 致使相对人的财产权益或人身权益遭受损害, 此应为一种侵权行为, 应承担侵权责任。所以该说认为,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应为侵权责任体系所包含。
(四) 独立责任说
独立责任说认为, 强制缔约法律制度的设定, 是为使如水、电、气等公共服务部门和机构能够合理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 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和生活, 维持社会的基本供给秩序, 而非以弥补相对人的经济损失为初衷。因此,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与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及侵权责任等在本质上是相互区别的。当然, 持独立责任说的学者并不否定, 在一定条件下,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产生的民事责任与侵权责任会产生竞合, 如强制缔约义务人的拒绝缔约行为可能造成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害。
二、笔者对以上学说的评析
第一, 缔约过失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体系, 具有自身较为明确的含义。所谓缔约过失责任, 是指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 一方当事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导致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 致使对方遭受信赖利益的损失, 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对于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是否属于缔约过失责任, 关键在于该责任是否符合缔约过失责任的内在构成。笔者认为, 缔约过失责任系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前, 且当事人为缔结合同进行了接触和磋商, 形成了较为紧密的信赖关系, 正是这种紧密的信赖关系使当事人之间互相负有协助、照顾、通知等先合同义务。那么, 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能基于这种信赖而为缔约和履约而做出准备, 同时, 任何一方当事人也都可能由于对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未尽此等先合同义务而遭受信赖利益的损失。而强制缔约义务则是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产生, 与缔约过失责任必须先行存在磋商才会产生相应的先合同义务明显不同。同时, 由于强制缔约义务人主要是关乎公众生存和生活的公共服务部门, 只要义务人拒绝缔约, 就会对相对人的生存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而无需相对人必须为缔约或履约做出了相关准备。也正因为如此, 在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形式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强制订立合同”。综上, 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存在明显的差异, 不能为了急于解决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的归属问题, 而草率地将其归入缔约过失责任体系中, 那将使两种责任都陷入混乱状态。因此, 缔约过失责任说不可取。
第二,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与违约责任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 如二者都不要求以损害后果为责任承担的前提, 责任承担方式都主要为实际履行和赔偿损失, 相对人可视具体情况而做出选择。但是, 在强制缔约义务人明确拒绝缔约时, 合同是否已经依法而当然成立, 这是判断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性质是否为违约责任的致命性问题。笔者认为, 虽然强制缔约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公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而课以义务人强制订立合同的义务, 但是此合同的成立, 仍然需要当事人之间通过要约和承诺的基本方式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如果一方明确拒绝, 合同不成立就成为当然之果。而根据一般的合同法原理, 违约行为发生的前提是当事人之间己经存在着合同关系, 如果合同关系并不存在, 违约便无从谈起。综上,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当然也不属于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说无法立足。
第三, 我国大陆学者多数接受了台湾地区学者将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归于侵权责任体系中的做法。但是, 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经济上的补偿, 也就是使受害人利益回复到受侵害之前的状态。因此, 侵权责任的一个构成要件就是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实际的损害。在强制缔约法律制度中, 强制缔约义务的设定并非为了对相对人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在义务人违反强制缔约义务而令其承担民事责任的场合下, 一般不要求相对人遭受了直接的经济损失, 事实上相对人也未必都发生了实际的财产损失或人身损害。因此, “强制订立合同”就成为了违反强制缔约义务承担民事责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责任形式, 以实现使相关公共服务部门满足人民基本的生活需要的目的。这与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有根本的区别。综上, 侵权责任说不宜采纳。
第四, 如前所述, 强制缔约义务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由义务人承担, 因此, 也无所谓在缔约过程中对先合同义务的违反而发生缔约过失责任。当强制缔约义务人拒绝订立合同时, 合同未成立, 便无所谓违约责任的发生;强制缔约义务的承担不以损害后果的发生为前提, 与侵权责任存在实质构成上的差别。因此, 本着便宜生活之需, 笔者认为, 法学理论宜应当尊重生活。故尽管有学者反对把民事责任体系当做一只口袋, 但在笔者看来, 其开放的体系如果有机地进行整合与梳理, 必能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其构成一个有序的整体而不是如有学者所担心的那样走向混乱和灭亡。既然如此, 我们没有必要强行把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划入既有的法律体系当中。
笔者认为, 应把违反强制缔约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独立出来, 形成一种与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及侵权责任相并列的一种新型责任, 以更为合理地规范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行为, 进一步完善民事责任体系的架构。当然, 笔者并不否认构成与其他责任类型如缔约过失责任、侵权责任等的竞合。因为在特殊情况下, 强制缔约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会造成相对人人身、财产的损害。比如, 相对人在危难、急病的情况下, 出租车拒载;医师对于急症病人, 无故拒绝救治, 使相对人病情恶化或死亡, 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此时相对人当然有权要求强制缔约义务人承担经济损失, 此种情形应以侵权责任的规范为依据进行救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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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冉克平.强制缔约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245.
强制义务教育 篇8
关键词：PPP,特许经营,政府义务,法律渊源,强制履约
一、引言
PPP ( Public - Private - Partnership ) , 即公私合作模式, 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在该模式下, 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 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该词最早由英国政府于1982 年提出, 是指政府与私营商签订长期协议, 授权私营商代替政府建设、运营或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并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
2015 年5 月13 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常务会议, 部署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 PPP) 模式, 汇聚社会力量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会议称“在交通、环保、医疗、养老等领域, 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以竞争择优选择包括民营和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资本, 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 并依据绩效评价给予合理回报, 是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活力、打造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改革举措。”
2015 年5 月22 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意见提出, 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等13 个领域推广PPP模式。由此可见, PPP模式是国家大力推广和鼓励发展的模式, 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领域引入PPP模式。
但目前我国并没有对PPP模式有明确的法律界定, 对于其整个操作流程亦无其他规范性文件予以规范。从鼓励对此种模式的采用, 到项目的前期论证、项目审批、投资方的确定、PPP合同的签订、项目的监督、项目的建设实施, 以及最后的移交和投资方回报的实现, 是由政府投资的有关规定、招投标的有关规定、建设工程的有关规定, 以及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等多部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予以规范。因此, BT模式所涉及的法律体系是十分庞大和复杂的。
另一方面, 由于PPP模式的双方中一方是政府或其授权主体, 即政府投资方, 另一方是社会投资方, 虽然PPP合同是平等主体所签订的民事合同, 但由于事实上特许经营权的的单向性, 政府或其授权主体在事实上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政府一方履约的态度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项目开发建设能否正常进行, 决定着投资方能否得到预期的投资回报。
二、存在的问题
PPP模式能否顺利实现需要两个方面的保障: 一是政府投资方所推出的项目是否具有合法性, 二是双方履约能力和履约保障。如果社会投资方未能履约或未能完全履约, 政府投资方完全可以终止PPP合同, 寻找新的投资方。但是, 如果是政府投资方的履约出现问题, 不仅会严重影响项目的开发建设, 而且往往使投资方血本无归。笔者将借曾遇到的两个案例来说明存在的问题。
( 一) 政府单方面变更合同实质性条款
在这个案例是一个BT合同, 原合同约定的投资金额为1. 9 亿元, 但由于政府在前期对土地征收补偿的论证不足, 以及提高道路等级和宽度, 导致投资金额飙升至3. 6 亿元。对于投资方而言, 这种投资金额的飙升所造成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由于投资方前期已经投入了巨额的资金, 如不追加投资则会造成巨额损失, 所以不得不以各种方式融资, 包括高息向民间融资。因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政府存在严重的延期问题, 投资方的债务已逼近临界值, 也就是说投资方自身也无法正常运作了。而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一方的行为显然不符合BT模式的宗旨: ( 1) 前期论证严重不足, 对所需投资金额没能进行准确评估; ( 2) 单方面变更BT合同相关条款, 降低了政府信用, 更加影响了投资方的融资计划; ( 3) 投资回报难以实现, 或其实现过程复杂而存在巨大的法律风险。
( 二) 政府迟延审计, 投资方的投资回报迟迟无法实现
在这个案例中投资方工程完工近十年后, 政府一方才进行了审计, 也就是说时隔十年投资方的投资回报还未实现。而在这十年中投资方一直不断通过各种方式主张权利, 但政府一方却是一拖再拖。如果不是因为投资方背负了巨额债务, 众多债权人不断向投资方和政府施压, 那么投资方的投资回报能否实现也难以确定。
( 三) 社会投资方无法通过司法途径实现权利
如以上两个案例, 政府一方的行为系严重违反BT合同约定的行为。但是, 为什么投资方不通过司法途径主张权利呢? 如笔者上文所言, PPP合同所涉及法律体系庞大而复杂, 在特许经营关系中政府处于优势地位。即使通过司法途径主张权利, 不仅要付出高昂的诉讼成本, 也难以承受法律大战的时间成本。即使最后胜诉, 也无法通过法院对政府的财政资金采取实质性措施, 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血本无归。以上存在的问题只是众多问题中比较突出的, 笔者在此列出的原因也是为了论证政府在BT投资项目中强制履约这一问题。
三、政府强制义务的法律渊源
笔者在此运用了“强制义务”一词, 其理由一是在PPP合同中政府一方是当事人之一, 有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二是PPP合同中所约定的政府一方的义务涵盖了政府职权的部分。所以, PPP合同中的政府义务即赋予了强制的意义。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政府的强制义务。
(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PPP项目严格来说属于政府采购的中的“工程”, 而政府采购应当遵循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并且应当严格按照预算审批执行。按照该法的相关规定, PPP项目的投资加回报率不应该高于已审批的预算。或者说, 政府一方在PPP项目前期论证时, 尤其是在预算编制时应当保证客观准确, 而不应当突破已批准的预算, 更不应该将超出预算的成本转嫁到投资方身上。
( 二)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该规定“规范投资部分”从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决策机制、规范政府投资资金管理、简化和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程序, 合理划分审批权限、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改进建设实施方式、引入市场机制,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效益六个方面予以了规定。上述规定不仅规范政府对投资项目所负的职责, 同时也对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等具有一定合理回报的社会资本负有一定的职责。从该规定的精神来看, 政府在进行项目投资, 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保障项目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增进公共福利, 还要鼓励和保障社会资本的有效参与。
(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
PPP项目大部分是要经过招投标程序的, 而招投标法规定“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 或者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 责令改正; 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此规定实际上是确立了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的法律地位, 如果政府一方单方面变更实质内容 ( 如投资金额、回报方式) , 实际上违背了上述规定的。
通过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 政府在履行PPP合同过程中很多义务本身就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是自身的职责要求。其实, 单纯从政府信用的角度讲, 政府一方的义务暗含了强制性。政府一方不应当等同于一般的民事主体, 其义务不是任意性的, “出尔反尔”本身就违背了政府自信自立的根本性质。
四、促进PPP模式政府强制履约方式的思考
十八大以来, 中央高层多次表达出对行政权力加强约束的精神, 例如习近平总书、李克强总理曾经谈及的“政府有权但不能任性”, “将行政权力关进笼子里”等表述。这些言论不仅仅体现了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 更说明了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权力滥用的情况。如何在PPP合同履行过程中约束政府行为, 关系到社会投资方投资信心和投资合法权益保障问题, 也是决定PPP合作模式能否取得长期成功的关键。对规范和约束政府履约行为, 笔者有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 一) 由合同授权方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能
在PPP合同履行过程中, 一般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作为授权方, 由人民政府设立的投融资平台公司作为政府代表具体履行PPP合同。如果合同履行均在授权方一级的控制之下, 很达到利益均衡, 极易发生损害社会投资方利益的情况。因此, 授权方的上一级人民政府的监管是很有必要的。如授权方应当将招商过程中的相关资料、PPP合同均交由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履行具体监管职责, 例如湖南省人民政府成立的优化投资环境中心, 便可作为履行具体监管职责的部门。
( 二) 强制要求PPP合同争议管辖约定由非合同履行地的仲裁机构通过仲裁解决
PPP合同如发生争议, 法律规定的争议解决机构往往是合同履行地和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而在对合同约定管辖的磋商中, 社会投资方是处于弱势的, 一般都约定由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或由授权方所在地的仲裁机构仲裁解决, 虽然司法和仲裁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但或多或少会受到地方政府影响。即使发生了争议, 社会投资方也会因忌掸地方政府的影响只能选择忍气吐声, 不了了之。
在PPP合同中强制要求争议解决由非合同履行地的仲裁机构解决, 对政府投资方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可以促进政府投资方依约履行合同。另一方面即使发生争议, 社会投资方也有底气依法维权, 因为非合同履行地的仲裁机构与地方政府没有利害关系, 其裁决结果会更公正合理。
( 三) 完善PPP模式合作过程中的文件管理, 提高政府投资方的透明度
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 往往给予社会投资方一些优惠条件的承诺, 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却不能兑现。社会投资方苦于没有书面资料, 无法对政府投资方提出要求。因此, 从PPP合作模式招商引资开始, 对于政府投资方所作出的单方承诺、会议纪要等, 均应当以书面形式记录, 在不影响保密原则的前提下, 应当由社会投资方持有一份, 以便在今后合同履行过程中有提出要求的依据。
从国家层面而言, 可以制作详细的PPP模式指南, 包括PPP模式的格式合同, 以促进签订的合同公正平等。
( 四) 建立政府履约评级机制
由上一级政府对下一级政府履行PPP合同的情况进行评估, 并建立评级机制, 该评级机制一方面作为考核下一级工作的指标, 另一方面向社会公开, 既能让政府投资方规范履约行为, 也能让社会投资方对投资方向有选择性。
参考文献
[1]吴海西, 戴大双, 刘宁.BOT/PPP模式识别与选择研究评述[J].技术经济, 2010, 29 (2) .
[2]彭·花, 赖国锦.PPP模式的风险分析与对策[J].中国工程咨询, 2004 (7) .
强制义务教育 篇9
关键词：航空旅客黑名单,航空公司的强制缔约义务,强制缔约义务的豁免,民事责任
引言
近年来出现的航空公司旅客黑名单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例如2012年4月30日上海浦东-哈尔滨9C8511航班晚点事件, 哈尔滨的刘女士4月份的时候索赔了200元, 但6月28日她再次预订春秋航空机票时, 发现其被列入春秋航空的“暂无能力服务旅客名单”, 也就是俗称的“黑名单”。7月19日春秋航空回复称, 如果旅客不能认同春秋航空的服务条款, 那就请旅客乘坐其他航空公司航班。
一、航空公司强制缔约义务的概述
(一) 航空公司强制缔约义务的概念
强制缔约又称强制契约、契约强制、契约缔结之强制或强制性合同, 是指根据法律制度及其解释, 为保障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在无权利主体意思拘束的情况下, 使权利主体负担与该受益人签订具有特定内容或者应由中立方指定内容的义务, 即指个人或企业负有应对方的请求与其订立合同的义务, 即对对方的要约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承诺。
航空公司作为一个占优势地位的与普通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 为保障占劣势地位航空旅客的合法权益, 理应负有强制缔约义务, 即航空公司 (航空承运人) 在旅客发出合法、合理的要约请求后, 必须做出承诺, 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 不得拒绝旅客的要约。
(二) 航空公司强制缔约义务法律规定
国际民航组织《防止对民用航空非法干扰的保安手册》 (D o c8973文件) (其为《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7“标准和建议措施”的具体实施细则) 中4.2.5规定:“必须授予经营人拒绝运输被认为对航空器存在潜在威胁的人。”我国是国际民航组织公约的缔约国, 必须遵守和执行民航组织提出的标准和建议措施。
美西南航空公司运输条件中“关于拒载”就规定了相应的情形, 这些情形包括旅客行为的不规矩、无礼、暴力, 醉酒状态或吸食毒品后试图干扰机组人员, 患有公共卫生部门认为能传染给其他乘客的疾病, 拒绝执行机组人员的指令, 衣着方式令他人不适, 赤脚, 涉及任何可能危害飞机或乘员安全的行为, 无论自愿或非自愿。
在我国实务中, 有的航空运输企业也通过其公布实施的运输条件做了规定, 如《春秋航空有限公司旅客行李国内运输总条件》第五条“拒绝运输”规定:“春秋航空出于安全原因或根据合理的判断, 可以拒绝承运旅客和其行李。由于下列一种或多种原因, 春秋航空有权拒绝承运旅客和/或其行李:…… (二) 旅客的行为、年龄、精神或身体状况不适合航空旅行, 或使其他旅客不舒适或反感, 或对其自身或其他人员或财产可能造成任何危险或危害”。
二、我国航空公司强制缔约义务的不足
(一) 航空公司黑名单制度规则及程序不明确
航空旅客黑名单的制定因为缺乏制度, 出现了好多问题: (1) 侵犯旅客隐私权。由于该名单涉及旅客的姓名、单位、联系方式等属于个人隐私的信息, 所以航空公司保管不善很容易使黑名单信息外流, 侵犯旅客隐私权。 (2) 旅客黑名单条件的设置不明确。因为黑名单的条件设置缺乏明确的规定, 所以很容易造成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任意设置黑名单。相反, 航空公司设置黑名单时应遵循合法、遵循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等原则设立, 不准任意扩大旅客黑名单的范围, 同时, 设置的条件要界定清晰, 不能出现含义模糊的情况。
(二) 进入黑名单旅客的救济途径不明
虽然至今我国还没有航空“黑名单”制度, 但根据本文前半部分对我国航空公司强制缔约义务法律规定的介绍可知对于扰乱航空秩序、危害航空安全的特定人群的处理已经有详细规定。因此, 我并不认为我国有急需建立航空“黑名单”制度的迫切性。目前迫切需要完善的是给予被列入“黑名单”的人进行自我权利救济的机会。考虑自己坐飞机时是否也会被无故拒载、被拒载之后如何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情形
三、完善航空公司强制缔约义务的对策
(一) 完善制定黑名单的规则和程序
1. 设立条件须严谨规范, 最好包括进入、退出“黑名单”的规则。
设立条件不能过于随意, 应符合民航运输的特点和确保安全和秩序的宗旨。 (1) 进入条件:针对曾经有严重违反航空法律规范或犯罪记录并可能危害当前航空运输的人员;曾经有严重扰乱航空运输秩序并存在可能危害当前航空运输的人员; (2) 退出条件:第一, 悔过。若旅客有书面承诺或其他明示足以让人信服的, 则不能纳入黑名单或将其退出黑名单;第二, 时间经过退出制度:可以考虑给旅客一个时间段, 待时间经过, 则自动退出。
2. 设立程序完善, 注意告知与黑名单旅客的隐私保护。
一方面, 一个有效生效的旅客“黑名单”规则需要以下内容:制定、报备、公示、告知旅客。目前基本采取的方法是公示推定告知, 然而我认为这是有缺陷的, 因为毕竟航空公司的运输条件不等于法律, 作为单方可约定的产物只有将约定内容抵达对方才能有效约束于对方。因此, 我一直主张航空公司应通过有效渠道, 如公司主页的醒目提示告知、订票页面的再提示告知、定座出票的再提醒等等予以充分告知。另一方面, 由于旅客“黑名单”涉及名单旅客的隐私权, 所以要特别注意平衡充分告知与权利保护问题。一定要全面详细告知进入退出黑名单的条件和程序。
(二) 完善进入黑名单旅客的救济途径
首先, 民用航空局应建立航空公司以制定限制飞行名单方式拒载乘客行为的上报机制, 加强监督, 杜绝航空公司随意拒载的情况发生。当然, 民航主管单位也应提供机构接纳旅客对黑名单的投诉, 公正处理相关纠纷。其次, 当公民在限制或剥夺公民的权利时, 并为确保公平公正, 给予旅客抗辩、申诉、悔过的机会。并给予权利救济的渠道。
参考文献
[1]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706.
[2]朱岩.强制缔约制度研究[M].清华大学论文, 2011年.
强制责任保险的强制边界数学分析 篇10
一、一般商业保险市场分析
一般的商业保险只涉及保险人与投保人 (风险行为人) , 并且假设保险人是风险中性者而投保人是风险厌恶者, 使得他们对风险的期望损失不同, 因此就会存在一个均衡的保费, 使保险人愿意卖保险而投保人愿意买保险。当然, 市场上的风险行为人并不都是风险厌恶者, 如果存在一些风险喜好者, 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 风险喜好者会将风险厌恶者逐出市场, 使得市场变成一个“柠檬市场”。[1]
因为一般商业保险市场只存在两方, 即风险行为人 (投保人) A和保险人B, 假设A的初始财富为W1, 从事风险行为的损失概率为P, 若成功, 可获收益I, 若不成功, 损失为D;假设B的初始财富为W2, 愿意出售保险的价格为a。其合约为:若A发生损失, 由B赔偿损失D给A。则有如下分析:
若要A购买保险, 则必须满足 (式1) ≥ (式2) , 即
W1+I (1-P) -a≥ (W1+I) (1-P) + (W1-D) P, 整理后得
对于B, 没有出售保险时, 期望财富为W2 (式4)
若B出售保险, 期望财富为 (W2+a) (1-P) + (W2+a-D) P (式5)
若要B出售保险, 必须满足 (式5) ≥ (式4) , 即
(W2+a) (1-P) + (W2+a-D) P≥W2, 整理后得
联立 (式3) 与 (式6) , 得到A与B在风险都是中性的情况下的保费形成区间是DP≥a≥DP。由此可以看到在风险中性且没有交易成本的保险市场中, 商业保险的价格a等于风险行为所可能带来的损失DP, 因此, a=DP就是一般保险在双方都是风险中性且没有交易成本时的市场均衡条件。
当然, 现实中不可能没有交易成本。现实中保险人B厘定保险费率时要考虑营业成本, 应该不只纯保费, 还应包括附加保费 (设为β) , 此时保险市场就不成立。假设风险行为人是风险厌恶者而保险人是风险中性者时, 风险行为人愿意接受比DP更高的价格, 引入参数δ来表示A愿意支付比a更多的那部分保费, 此时, 若要A购买保险, 则必须满足:
而B要出售保险, 则必须满足:a≥DP+β (式8)
联立 (式7) 与 (式8) , 得到保险市场价格形成的条件:δ≥β, 也就是说A要支付比a多的那部分保费δ要大于保险公司的附加保费β时, 保险市场就形成了。
至于参数δ取何值, 它取决于风险行为人的效用函数, 只要δ≥β, 保险市场就能自发形成;若风险行为人支付的多于a的那部分保费不足以弥补附加保费 (保险人的营业成本) , 保险市场就不存在, 此时风险行为人自担风险。
可见, 在一般商业保险市场中, 无论保险人是否愿意承保, 或投保人 (风险行为人) 是否愿意购买保险, 双方都是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来作出决策, 此时不需要引入强制。
二、责任保险市场分析
责任保险市场的情况比较复杂, 因为责任保险市场涉及四方利益主体:投保人、保险人、第三方和监管者, 不仅存在一般保险市场上那种可能的“柠檬效应”, 同时还会因为损失的发生是针对第三者而不是行为人, 逆选择会进一步加剧。即使信息是完全的, 保险市场也会有可能不能自发形成。因此, 引入监管者就显得尤为必要, 否则, 会带来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
引入监管者, 当然是基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假定监管者关注的是公共福利问题, 监管者强制某些行为进行投保, 以保证当风险发生时第三方的损失能够得到赔偿。从表面上看, 对于投保人是一种福利损失, 但对于第三方, 则是一种福利弥补, 只要这种福利弥补大于福利损失, 强制就是必要的, 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更是如此。
在责任保险市场, 风险行为人可能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此时, 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在一般商业保险市场模型的基础上, 加上一个第三方C。行为人A从事风险行为发生的损失D分为两块, 一块损失发生在A, 记为DA, 一块损失发生在第三方, 记为DC (假定C的损失DC全部由A承担) , 第三方C对A的风险行为和保险决策只能被动接受。
显然, 若A没有购买保险, 则第三方C的损失全部由A承担, 可是如果A无力赔偿或不愿赔偿, 那么A没有赔偿的部分只能由C自己承担。假设A实际补偿给C的部分为KDC (K为一个常数, 且K∈[0, 1]) , 现实中, K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但主要还是受A的赔偿能力和赔偿意愿决定。A的赔偿能力和赔偿意愿只要有一项比较低, K必然较小;只有在A的赔偿能力和赔偿意愿较强时, K才较大 (可以将K看作是A的赔偿比例) 。
做如下分析:
对于A:
若A购买保险, 期望财富为:W1+I (1-P) -a (式9)
若A不购买保险, 期望财富为:
(W1+I) (1-P) + (W1-DA-KDC) P (式10)
则若要A购买保险, 必须满足 (式9) ≥ (式10) , 即
(式11) 表明, 若A投保, 那么保险的价格a必须不超过投保人的期望损失。
同样, 对于B:
若B未出售保险, 则期望财富为W2,
若B出售保险, 期望财富为:
若要B出售保险, 则必须满足 (式12) ≥W2, 即
(式13) 表明, 保险人提供保险合约所需要的价格必须不小于保险人的期望损失。
联立 (式11) 与 (式13) , 可以得到A与B都是风险中性的情况下的保费形成区间 (DA+KDC) P≥a≥DP (式14)
由于D=DA+DC且K∈「0, 1」, 因此, DP≥ (DA+KDC) P, 则只要K≠1, (式14) 就不能成立。 (式14) 不成立意味着保险人B提供保险合约所需要的对价大于行为人A购买保险时所愿意支付的保费, 保险市场不成立。
而K=1时, A完全负担其对第三方C造成的损失, 也就是A对自己风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全部负责, 此时市场等同于一般的商业保险市场。
在责任保险领域, 显然保险市场比其他保险市场更不易自发形成, 或者即便能自发形成, 条件也比其他保险市场更为苛刻, 其原因在于A对第三方C所造成的损失并不需要全部赔偿。由于A对C进行了风险转嫁, 而C又无法避免这种风险转嫁, 此时无论从社会公平或社会效益的角度, 都必须有某项措施来保护C的合理权益, 例如采取强制保险的方式。
在一般商业保险市场的分析中, 我们假设风险行为人A都是风险厌恶者, 他会愿意为保险多支付一些价格, 这部分多支付的价格我们记为δ, 同时保险人B的附加保费用β表示。此时, 若要A购买保险, 则必须满足:
若要B出售保险, 则必须满足:a≥DP+β (式16)
联立 (式15) 与 (式16) , 得
(DA+KDC) P+δ≥a≥DP+β (式17)
观察 (式17) , 可以发现在引入这两个参数后, 责任保险市场就有可能自发形成, 只是相对于一般的保险市场条件更为苛刻而已。
接下来考虑强制的边界。
首先, 要分析是否需要强制。强制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保险市场无法运行, 导致A的行为对第三方C带来损失;二是采用强制所产生的管制成本 (监管成本) 要小于第三方C的损失。
根据 (式17) (DA+KDC) P+δ≥a≥DP+β, 可知当该式成立时, 存在一个A与B都接受的价格, 此时保险市场有效, C的财富受到保险的保护, 从而避免或尽可能多的减少A的行为对C造成的损失。假如该式不成立, 则保险市场无效, 因为A从事风险行为时, 由于赔偿能力或赔偿意愿等因素使得他可能只需承担部分C的损失, 从而对C造成影响。在现实中, 这个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此时可能需要通过强制手段代替商业行为来保障C的财富。因此在该式inance NO.11, 2011 (CumulativetyNO.462) 不成立时, 在自发的市场环境下, 即便没有保险合约, A依然会进行风险行为, 而C遭受的损失则可能无法得到弥补。 (式17) 在什么情况下不成立呢?简化 (式17) (DA+KDC) P+δ≤a≤DP+β, 得:
即当δ≤ (1-K) DCP+β时, 不等式不成立。当不等式不成立时, 责任保险市场不存在价格区间, 也就说自发的责任保险市场不存在。
其次, 考虑强制成本, 记为θ (当采用强制保险时, θ的含义是β;当采用其他强制手段时, θ的含义是θ1) , 第三方可能所受损失为 (1-K) DCP。
我们知道, 强制所产生的监管成本θ要小于第三方的损失 (因为如果是大于的话, 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直接给予第三方的经济补偿而不必介入监管) , 即:
时, 可以通过强制的手段来确保第三方C所受的损失。
至于何时应该使用强制保险, 当然是保险市场的交易成本必须小于其他行政强制成本, 即θ1≥β (式20)
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认为, 强制保险的条件是 (式18) 、 (式19) 及 (式20) 同时成立。因为当采用强制保险时, θ的含义是β, 因此, 将β代入 (式19) 中, 得
当 (式18) 与 (式21) 同时成立时, 自发的责任保险市场不存在, 需要采取强制保险。
客观上讲, 市场经济要求各经济主体应遵循平等、诚实守信原则, 然而现实中并非能完全如此。正如我们常见到的矿难事故中工人无法得到及时赔偿、交通事故中肇事主体无赔偿能力或不愿意赔偿等等现象, 说明某些领域单纯依靠还不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是无法有效和及时解决各种纠纷问题的。同时, “柠檬市场”的存在以及现代社会危险责任概念的迅速扩大, 都要求一些领域需要采取强制手段, 强制责任主体购买保险, 来解决各种因责任事故导致的纠纷问题。
当然, 如前所述, 什么保险需要强制?强制的界限如何界定?影响的因素是很多的, 从 (式18) 与 (式21) 可以发现, P、K、DC这三个参数影响责任保险是否需要强制的主要因素, 其中, 参数K最能体现责任保险与其他保险的不同。正因为现实中投保人 (风险行为人) 由于赔偿意愿和赔偿能力的不同, 导致第三方可能在遭受损失后, 获得很少的赔偿甚至得不到赔偿。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考虑强制。[2]
摘要：责任保险作为商业保险的一种, 遵循的是“契约自由”的原则, 是否投保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而强制责任保险是国家以立法的形式要求特定单位或个人, 不管意愿与否, 都必须购买的责任保险。强制性受制于法定性, 强制程度的强与弱取决于国家法律的具体规定, 体现的是政府对于公共政策的立法考量, 并且以牺牲“契约自由”原则为代价, 因此, 这项考量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不能任其泛滥, 必须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
关键词：责任保险,强制,界限
参考文献
[1]George A.Akerlof, “The Market for‘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1970) :P488～500
强制分红并非上策 篇11
在分红问题上国人抱怨很多，主要的舆论导向是国内上市公司普遍分红意愿低，靠分红难以收回高昂的股价，于是对“汇丰”之类稳定分红的大公司忙不迭地竖大拇指赞叹。
其实，分红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并不是成熟市场的好公司都爱分红，也不是分红吝啬的都是坏公司。这一点正是资本市场的魅力所在：没有固定的标准，一切问题在发展中产生，也在发展中解决，否则就是农贸市场的玩法，肉有肉价，菜有菜价。
举例子而言，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牛股，微软、戴尔、星巴克、沃尔玛，在其公司的成长期都是从不分红的，进一步讲，它们在大肆扩张的时候每股现金流量都是负的，按照传统的理论，这些都是烂股票了?但是它们是那个阶段成长性最好的股票，投资者在它们的股价上赚回来十倍的钱，分红与否根本不是问题。
再举例子，A股市场在2000年前一段时间里，有一批上市公司拼命分红，甚至有几家公司连续数个年度分红超过净利润总和，把以往的利润留存都分出来了，它们是好公司吗?仔细查一下就会发现，原来是那些公司的高管在做MBO，借款低价吞掉国有资产，当还款日即将到来时，就通过恶意多分红捞钱去还债。
强制义务教育 篇12
关键词：强制性规范,商法公法化,意思自治,经济法
一、强制性规范的概述
从法律规则的强制性程度上, 可分为强制性规则和指导性规则。强制性规范指行为主体“必须”作为或“不作为”的规则。绝大多数义务规则属于强行性规则, 在语言表达上, 以“必须”、“应当”、“不得”“禁止”等术语表示, 也就是说强制性规范是当事人无法通过相互协议约定加以改变的法律规范。
国家制定了带有大量强制性和政策性的规范, 来进行规制, 如调整商事关系的商法, 调整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的经济法。目前, 理论界很多学者提出“商法公法化”现象, 更有甚至认为商法可并入经济法。笔者认为, 商法公法化并未改变商法私法的本质, 商法与经济法是有区分的。商法仍旧是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在调整经济关系过程时, 强制性规范在商法和经济法中最能得以体现。分清商法强制性规范与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的异同, 不仅能够正确理解“商法公法化”, 还能够更清晰区分商法与经济法。
二、商法强制性规范和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的相同点
商法是私法范畴, 重视主体平等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德国商法学者德恩 (Dalln) 曾说过:“商法是一切法律中最为自由, 同时又是最为严格的法律。”商人法产生自中世纪欧洲, 商人们组成团体, 运用一套商人规则来处理商人间和与非商人间纠纷。其中就有大量的强制性规范。如今, 商法强制性规范在商主体法、商行为法、商事责任法中均有体现。比如商事登记制度中的强制性规范。
经济法是国家通过干预手段来调控市场, 实施化解经济危机、反对垄断、保护弱者的法律措施。经济法是公法性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市场是资源配置期决定性作用的。而市场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 需要强制性规范的引导和规制, 从而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 促进经济繁荣发展。
商法强制性规范和经济法强制性规范, 同属法律的强制性规范, 两者自然有相同之处。两者均体现强制性规范的特征。
1. 在效力上, 强制性规范, 顾名思义是具有强制性的。它是具有绝对性、无条件性的, 在法律适用时, 排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自由。
2. 在法律规范的结构上, 强制性规范有且只有一种单一的肯定或单一的否定行为模式。不像任意性规范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可供当事人选择的行为模式。
3. 在法律术语表达上, 强制性规范多以“不得”、“必须”、“应当”等词来表现。是带有禁止和命令性质的词语。
4. 在本质上, 强制性规范体现国家强制, 以国家强力保障的形式进行规定, 涉及国家公权力。
5. 在违反的法律后果上, 违反强制性规范, 对行为效力会产生影响, 可能会导致行为无效, 严重时还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三、商法强制性规范和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的不同点
同时, 不能忽视商法强制性规范和经济法强制性规范有明显区别的。
1. 历史发展不同
商法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世纪的商人法是根据长期商事活动形成的商事习惯和商事惯例而形成的。与商法相比, 经济法的史龄较短, 经济法产生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法强制性规范是国家贯彻经济干预政策的结果。
2. 产生原因不同
商法强制性规范是因商事交易的安全性要求, 兼顾商事交易外善意第三人利益的需要, 还有商事交易国际化的要求产生的。强制性规范中规定的法律责任, 使得交易双方当事人, 第三人能够诚实守信, 提高交易的安全性。
经济法强制性规范则是因为要化解经济危机, 弥补市场缺陷, 反对垄断, 保护弱者, 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国家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协调。
3. 表现形式不同
商法强制性规范多以“不得”、“必须”、“应当”等法理术语来表示, 以公司法为例, 有学者曾作出相关的统计, 我国新公司法中, 表示强制性中的命令性的“应当”和“必须”分别为178处和28处, 表示强制性中的禁止性的“不得”出现了65处。随着公司法的修改, 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只是任意性规范中的部分掺合, 处于辅助性地位, 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商法的私法属性。
经济法强制性规范多通过禁止、命令等方式表现出来, 带有强烈的公法性质。在经济法中强制性规范是国家通过强制力干预经济的最多适用的法律规范, 对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中的经济关系起到极大的作用。
4. 作用机理不同
商法的强制性规范仅对商主体的营业活动产生微观上的影响。它适用于处平等地位的商主体, 具体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参与商事法律关系, 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商行为, 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个人和组织。并调整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商行为。因此, 对违反商事义务, 要承担商事责任。商事责任具有民事责任的一般特点, 包括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同时还具有综合性, 主体特定性, 责任可约定性等特点。例如:《公司法》第6条规定:“设立公司, 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
经济法的强制性规范直接作用和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经济生活, 产生宏观上的影响。它适用的主体有协调主体和协调受体, 包括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市场中介组织, 以及农户、个体工商户、个人等。经济法主要是以强制方式对特殊主体予以特殊保护, 以体现产业政策。采用国家干预, 协调参与等手段调整一种包括市场监管关系、宏观调控关系在内的经济管理关系。对违反经济法义务而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 采取追究经济责任和非经济责任相结合的方式。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 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 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 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 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
5. 价值目标不同
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着眼于商效益。商法强制性规范仅指向有且只有一种的行为模式, 有利于提升商事交易的效率, 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特定商主体个人和组织的利益。
而国家适用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维护本国经济秩序, 更加维护的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在市场规制方面, 经济法强制规范对社会经济进行个别调整, 干预私人经济, 保护市场中的弱者, 减少资源浪费, 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在宏观调控方面, 经济法强制性规范对国民经济发展任务、方针和原则进行综合调控, 使整个国民经济均衡高校的发展。
四、商法强制性规范和经济法强制性规范比较的意义
1. 有利于横向联系商法与经济法的异同
《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指出:比较研究方法是对物与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程度的研究与判断方法。比较研究法是一种清晰有效的研究方法, 将两个不同法部门取其相同一部分内容进行比较, 可以在相互关系的比较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商法强制性规范和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的比较, 有利于从它们的历史发展、产生原因、表现形式、作用机理和价值目标上分析, 两者的区别, 有助于掌握它们的共性和个性。
2. 有利于正确理解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
商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不少学者提出商法的强制性规范趋同于经济法的强制性规范, 还有认为商法没有必要存在。要注意, 商法的强制性规范目的在于辅助和服务于商法, 使其能够更好地调整商事主体的商行为, 而不是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用于扩大国家的经济生活的干预程度。它们间存在的区别性, 有助于理解商法是一独立的法部门。
3. 有利于防止商法公法化现象
商法公法化, 是指商法为保障私法规定的实现, 制定了许多属于公法性质的条款, 几与行政法、刑法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而形成的现象。商法公法化是由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体现出来的。比较商法强制性规范与经济法强制性规范, 明确商法中是私法性规范占主导, 公法性规范居从属。注意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商法公法化, 维护商法的私法性质。比如:商法中政策性强制规范应予减少;登记管理中登记机关自由裁量权最小化;简易化和形式化商事登记;加大程序强制规范;尊重商业惯例。合理适用商法强制性规范, 增进交易效率, 保障交易安全。
五、结语
商法的强制性规范形成“商法公法化”的现象, 并未改变商法的私法本质。商法强制性规范仅起辅助性作用, 它是为增进交易效率, 保障交易安全而制定的。而经济法的强制性规范是以弥补市场存在的缺陷, 扩大国家的经济生活的干预程度, 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比较两者的异同, 有利于正确理解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 也有利于实施一些有效的措施防止商法公法化现象, 保障商主体间意思自治, 维护商人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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