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体育（精选9篇）
强制体育 篇1
摘要：学校体育是我国全民身体教育的根本, 近年来学生体质的下滑和身体基本技能的丧失使得学校体育饱受争议;随着2014年俄罗斯劳卫制的重提使得强制体育重新返回了历史的舞台, 强制体育重新被拉回了人们视野范围内。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对我国建国初期的劳卫制进行了回顾, 并针对当前面对的强制体育实施的细则给予了一定得建议, 力争在回顾“劳卫制”的历史中, 使人们对于“强制”有理性的判断, 并在现阶段体育发展中给予一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劳卫制,强制体育,学校体育
2014 年3 月24 日俄罗斯总统签署命令恢复苏联时期的“劳动与卫国制度”, 这不仅意味着从1991 年至今废止了23 年的“劳卫制”强制体育被重新唤醒, 更在强调“民主”、“自由”的时代大背景下给了教育理念一记重拳。
我国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51 ~ 1964 年为改变“东亚病夫”的形象增强国民身体健康, 开始向苏联效仿与引进“劳卫制”制度, 但随后面对国家灾害和一系列国内外因素而被迫停止。但近年来青少年体制下滑现状, 使得一系列关于体育教育“强制”与“自由”的争论不绝于耳, 面对体育教育“强制”与“自由”的争论, 面对“强制与自由”的具体维度, 如何在学校体育教学中进行制度的选择与转型, 便成为当下中国学校体育改革良性运行的基础。
1 “强制体育”的历史梳理
文化的反思的精神深入在我国文化发展的脉络, 论语有:“吾日三省吾身”, “日三省乎己”, 司马迁更有: “以铜为镜、以人为镜、以史为镜、”的自我反省与约束; 反思即是对过去的得失梳理, 更是对未来发展的衡量与思考, 而随着近代以来多元文化的冲击以及国内外的社会动荡中, 文化的自省更深层次深入到各领域文化的内涵。面对2014 年俄罗斯“劳卫制”的复兴, 以及学生体质下滑的现状, 对《劳卫制》“强制”体育的重提与历史脉络的反思或许是当下我国学校体育改革的一剂良药。
谈及强制体育的历史梳理就必须对“强制”体育一词做严格的界定与客观的评价, “强制”是指通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制度形式, 明确学校体育课程的主要任务并强制执行的体育而体育作为教育的下位概念原本就有其强制的属性[1]。
在近代中国在饱受战乱的内忧外患中, 强制体育更成为改变国运, 强种、强国的主要手段; 民国初期有将“强国必先强种, 强种必先强身”视为终身教育理念的南开校长张伯苓, 有坚持体育锻炼规定: “学生体育不合格者, 不得出国深造”的清华教授马约翰, 更有倡导体育锻炼并发《体育之研究》一文的青年毛泽东; “强体”“强种”道出了国家体育发展的选择与教育的根本, 而强制体育也是面对过国家、社会、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与阶段的必然选择。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面对繁杂的国际环境以及多年战乱所带来的国民体质贫弱以及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劳卫制》的共同影的影响下, 我国从1951 年正式施行《劳卫制》, 劳卫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一定程度的改善了国民的身体素质与精神状态, 并从当时几届运动会中明显的展现了劳卫制的成果与全民强身健体的风貌, 强制体育的提出在我国不同时期的学校体育事件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当今教育改革的进程中, 重提强制体育改革是国家的意志也是历史发展的现实需要[2]。
2 “劳卫制”的梳理与反思
在对学校体育文化发展梳理的过程中, “劳卫制”制度影响性及作用处于逐渐被人群的忽视与淡忘中, 但2014 年俄罗斯的“劳卫制”复兴又使得我国“劳卫制”的历史功能与作用被重新唤醒; 在梳理教育改革发展的脉络时, 有关“劳卫制”所做的历史贡献与结果值得我们深刻的反思, 而“劳卫制”的发展正是沿着学校———社会的脉络发展, 这对当下学校体育改革的项目规划与支持有着重要的参考性意义。
2. 1 “劳卫制”的回顾
新中国“劳卫制”的引进与实施离不开苏联“劳卫制”的影响, 苏联“劳卫制”是在东欧一些国家在强调增强学生体质的基础上, 根据列宁共青团的倡议, 于1931 年3 月14 日颁布“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 并明确指出“劳卫制”是苏联国家的一项根本体育制度。推行这一制度的目的, 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 鼓励人们经常从事体育锻炼[3]。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由于多年战乱国民饥贫交加, 国际形势异常严峻, 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影响下, “劳卫制”的引入成为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在对1959 年吉林省“劳卫制锻炼的标准与方法”的研究与分析中发现“劳卫制”在具体所在年龄段都有相应的等级与要求, 具体的分级有: 少年级、一级、二级, 并设有详细的等级标准细则, 其目标是根据身体的全面发展、循序渐进的原则和年龄不同的划分。而在具体规定项目中有: 短距离跑、中 ( 长) 距离跑、跳远、跳高、举重、引体向上、俯卧撑、爬绳 ( 爬杆) 、射击、手榴弹掷远、游泳、速度滑冰、体操、骑自行车等项目, 面对庞大的参与人群, 在众多项目中一级和二级都有六个相应的项目作为指标, 其目标是为了人民全面系统的使速度、耐力、灵敏等方面获得全方位的发展, 其中还规定: 一些省市、自治区可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而定。除了对于项目等级有严格的规定外, “劳卫制”在我国近代历史上赋予了强大的国家意志, 在国家对各学校、企事业单位的要求外, 国务院总理特别提出将锻炼身体上升到保卫国家的战略层面上[4]; 另外自测验及格者由各级体委发给证书和证章, 凡获得证书、证章者, 享有一定的权利和承担一定的义务。如有犯罪和严重道德不良行为时, 就剥夺其证书、证章, 这些证章和证书的制作、颁发, 大大调动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锻炼的积极性[5]; 劳卫制体育的项目并不仅仅是当时的学校教育的项目根本并且对之后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影响, 现在的体育教育体育与健康标准中的项目与标准依然可以看到《劳卫制》的身影。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 “人的需要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人类需要发展的一般规律的”, 人们在锻炼与建立目标中实则是一种自我实现过程, 加之背后更有来自国家、学校、企业家庭的全力支持, 并将“劳卫制”的等级视为一种荣誉, 甚至这种荣誉与学习成绩、工作成绩等相关联, 而这种荣誉也满足了人的一种社会属性的存在。在当时《劳卫制》体育制度的引进不仅推动了相关新中国学校体育相关内容的充实 ( 影响至今) 并从等级证书中宣扬了体育所带来的荣誉感与强壮体魄后带来的身体自信、个人自信以及民族自信。
“劳卫制”作为特定历史产物, 不能避免的受到相关政治因素以及时代因素的影响, 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 对低年级的学生要求过高过急”、对学生要求运动过量[6]、“挑灯夜战”等急功近利的方式和学生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等多重原因成为了“劳卫制”失败的根源。
2. 2 现阶段我国学校体育的现状与困境
随着近年来我国进一步对学校体育的重视以及相关体育项目体育产业的实施, 我国学校体育发展与学生体质发展有所改善, 但学生的基本身体素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全国学生体质调研中涉及学生身体素质的各项测试项目, 几乎在中小学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中销声匿迹”[7], 体操类体育项目因具有危险性而“叫停”, “广场舞”等娱乐化活动在学校体育课的直接引进与“称霸”这些表象的产生源于对自由主义教育理念的认识不足, 并使得体育失去了基本的身体教育功能。
面对当下对于学生体育课程的曲解以及教育“放羊式”的学校体育畸形发展, 在对“劳卫制”的梳理和面对当今体育教育政策与落实的困扰中, 只有强调国家法规强制、社会责任强制以及监督评价强制的新时期强制体育政策观念, 是尽快改变积弱难返的学校体育现状, 迅速遏制学生体质下降的现实需要[8]。
我国在“劳卫制”的最终取消和之后的一系列国家体育健康标准的制定, 体育教育理念一直在被“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等倡导“自由”理念所侵蚀与代替, 过分的强调了学生的心理感受, 弱化了体育的强制性, 造成了一定的时期内我国学校体育出现了“放羊式”教学的泛滥[9], 这使得在学校体育在发展历程中失去了“体育之本”———基本身体练习的约束, 真意体育成为学校体育教育发展改善学生体质的“空话”。
3 体育“强制”下的探索
“少年强则中国强”是各国学校教育的核心理念, 而拥有教育功能的学校体育一定是以国家与民族的教育意志为本, 这种教育的强制性是我们必须维护的必要属性与必要前提。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劳卫制》制度的发展所带来的全民体育的成就与2014 年俄罗斯劳卫制的复兴使我们认识到国家的顶层设计与保障是确保学校体育教育的前提。《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已经从方法与具体细则上对课程有了明确了说明, 近年来为了促进学校学生以及全民体质的健康一系列如“阳关体育活动”、“冬季长跑”等活动相继展开虽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学生缺乏基本的身体训练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面对一系列现状与措施作者认为在国家大力重视的体育前现实情况中, 需要顶层设计的支持。
首先建立基本的项目要求与保障: 依法治国是事实科学“强制的必要手段”, 国家应建立明确的法规制度, 约束教师及学生的相关行为, 并明确责任关系与奖罚力度; 设定每个阶段的学生必须完成一定规格、要求的基本训练内容方可升学, 在设计的难度依年龄的增长必须逐层递进, 如: 小学必须完成体操、田径的一些基本基本训练内容, 中学可拓展为部分体育中器械训练内容, 大学则将依据个人的爱好按照俱乐部学选择自己相应的项目, 并修够学分, 而各阶段相应的评价与学分是升学的必要前提;
其次是管理制度的保障: 为了确保要求项目内容真实有效, 实际情况必须由负责管理副校长专门负责, 实行问责机制, 如发现有违规、作弊情况首先上交学校处理, 处理无果直接申报市级主管部门, 建立相关的问责制度, 对管理副校长等相关人员直接问责。
再次是根据科学健康的体育要求, 首先建立相应的饮食、卫生、场地的基本保障 ( 如: 学生运动后的卫生保障, 国家应对每个时期每个不同身体条件的孩子通过电脑、互联网统计建模并进行的基本的营养要求与睡眠要求; 给学生建立机基本相关医疗辅助措施, 对相关管理人员负责人进行定期学习与培训等。
由于各地区有不同的问题与差异, 各省可将学龄段时期全国排名前200 所学校作为试点, 并参照相关标准进行全方位的统计与审核, 通过量的积累与质的提升逐步扩大相关范围。
4 结语
提升我国学校体育增强全民体育健身的根本, 而强制体育在学校的实施是当下国请的必然选择, “强制”的目的是通过一定时间的积累与沉淀使全民形成体育锻炼的自我能力与意识, 并通过强制后提升全民“自觉”的体育文化氛围, 最终使体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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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阳, 何劲鹏.我国学校强制体育的合理性探析[J].2015, 22 (5) :1-5.
[3]方瑸.苏联劳卫制的由来和变革[J].女工 (苏) , 1981, (3) :25-27.
[4]俄罗斯恢复劳卫制我们是否重拾“老古董”[N].钱江晚报.2014-03-26.
[5]苏競存.如何以勞衛制為中心改進中等学校体育課和課外体育活動[J].人民教育.1955, (9) .
[6]周良云, 许良.我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状况“趋势性变化”的解读与思考[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13, 33 (1) :23-27.
[7]许可, 戴超平.对当前我国快乐体育异化现象的审视[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05, 24 (1) :26-27.
强制体育 篇2
来源： 法制日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行政强制法。
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五次会议审议的草案，终于走完从起草到通过的漫漫12年立法之路，最终成为法律。
范围包括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是指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或者不履行生效的行政决定的行政管理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权利予以限制或者处分,直接执行或者迫使当事人履行由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法律上的义务。
因此，行政强制法是一部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一部重要法律。
目前我国行政强制制度主要存在两个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乱”，包括“乱”设行政强制和“滥”用行政强制，侵害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是“软”，就是行政机关的强制手段不足，对有些违法行为不能有效制止，有些行政决定不能得到及时执行。
据了解，行政强制立法的指导思想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手段，保证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同时，对行政强制进行规范，避免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本法的调整范围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两方面内容。其中，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
本法调整范围有例外：发生或者即将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行政机关采取应急措施或者临时措施。另外，行政机关采取金融业审慎监管措施、进出境货物强制性技术监控措施，有其特殊性，需要适用特别规定。因此，本法明确规定，对上述几种措施，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适当
行政强制涉及公民、法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实施行政强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本法为此规定了以下原则：
一是法定原则。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并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进行。
二是适当原则。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专家解释，从实体上说，行政主体依法实施行政强制，应当以实现行政管理所要求的目标为限，应该冻结部分资金的，不能冻结整个账户。从程序上说，行政强制主体所采取的手段与要达到的目标之间必须有对应关系，要扣押商店里的违禁品，不能扣押违禁品以外的其他商品。
三是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规定“实施行政强制，应当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专家指出，行政强制只是促使当事人履行法定义务的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当事人经教育自觉改正违法行为，履行法定义务的，就不应再采取行政强制。
四是不得为单位和个人谋利原则。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
本法同时强调，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中有违法行为或者扩大强制执行范围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明确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
本法对现行法律、法规中的行政强制种类进行了梳理，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同时，本法规定了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划拨存款、汇款；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代履行；其他强制执行方式。
严格限制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
明确行政强制的设定权，是从源头上解决行政强制“乱”的关键。过去由于没有统一的行政强制法，立法法也没有对行政强制的设定权作出明确划分，行政强制的设定权不明确，不仅法律设定行政强制，法规、规章也在设定行政强制，甚至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也设定行政强制。其后果是，行政机关在实施管理过程中“滥”用行政强制，侵害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不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
对此，本法明确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
截止2010年上半年，行政法规中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的有96件。其中，17件是在法律对特定事项作了原则规定，同时授权国务院规定具体管理措施的情况下，国务院在行政法规中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
为与此相衔接，本法规定：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行政强制措施。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且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查封场所、设施、财物和扣押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
为保证法制统一，本法还规定：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条件、种类作了规范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作出扩大规定。法律中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但是，法律规定特定事项由行政法规规定具体管理措施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本法规定也应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设定行政强制应事前进行论证
为了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本法规定了设定行政强制的事前论证和实施中的评估程序。
本法规定：“起草法律草案、法规草案，拟设定行政强制的，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设定该行政强制的必要性、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
同时，规定了行政强制实施中的评估程序：
——行政强制的设定机关应当定期对其设定的行政强制进行评价，并对不适当的行政强制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行政强制的实施机关可以对已设定的行政强制的实施情况及存在的必要性适时进行评价，并将意见报告该行政强制的设定机关；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强制的设定机关和实施机关就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有关机关应当认真研究论证，并以适当方式予以反馈。
加强规范明确规定代履行范围
代履行是在当事人不履行相关义务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而代为履行的一种执行方式。现有13部法律和19件行政法规规定了代履行，主要涉及维护交通安全、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自然资源等事项。
为此，本法明确了代履行的范围，加强对代履行的规范，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强制体育 篇3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划分标准
一、研究本课题的重要意义
我国出台的《行政强制法》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合称为“行政强制”却又将其一分为二。根据《行政强制法》关于这两者的规定，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和内涵划分开来，具有如下的现实意义：
其一，使立法机关合理区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在执法时有据可依。《行政强制法》在第10、11条中提出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拥有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权，但两者的权限不一致。第13条则提出只有法律拥有性质强制执行的设定权，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对其没有设定权。因此，必须要正确区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才能使立法机关执法得当。
其二，让行政机关在落实行政强制手段中采取正确的方式。《行政强制法》在第9条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了种类划分，归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主要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等。第12条对政强制执行的种类也进行了划分：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划拨存款、汇款；拍卖，依法处理查封或扣押的场所、设施以及财物；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代履行等。由此可以看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行为手段和针对的行为种类是不同的，根据不同的行为手段行政机关应采取不同的强制行为。
其三，使行政机关分别依据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实施具体的执法程序。因为两者本质上的区别，《行政强制法》在第三、四章分别对两者的实施程序进行了规定。在行政强制措施程序中禁止委托，在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中要注意对当事人进行催告，使其履行义务。
其四，谨防行政强制措施被误当作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规定由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规定在存在法律授权的前提下让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当没有法律授权时，行政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这就要求我们明确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之间的区别，确立划分标准，谨防将行政强制措施当做行政强制执行从而引起执法纠纷。
其五，促使行政机关对于过去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案件，集中进行梳理。《行政强制法》出台后，要求各级行政机关根据相应规定，清理和梳理过去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手段，通过事实案例检验这一理论，并帮助执法人员正确区分两者的定义、内涵。
其六，促使人民法院完善司法管辖制度。《行政诉讼法》在第18条就当事人因为对行政强制措施不服而提出的诉讼，做出了规定和判断。因为不恰当的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混为一谈会影响到法院对行政诉讼的管辖范围，必须要有效区分两者，才能进一步完善司法管辖制度。
二、各种分界标准的可行性分析
（一）将行政行为的保障性、执行性作为标准
持本标准的人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行为，因为其保障性与行政强制执行区分开来。行政强制措施的保障性体现在其对社会秩序的保障上，例如通过扣留肇事者驾照来保障对肇事者的处罚，通过冻结嫌疑人的存款来保障受害人能获得财产补偿。但行政强制执行则具有执行性，涉及到行政处罚、行政命令、行政裁决和征收等多方面的实际执行情况。其实行政强制措施也具有一定的执行性，但其执行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利益；行政强制执行也具有一定的保障性，但其保障是为了执行具体的命令、裁决、征收和处罚。前者的侧重点在保障，后者的侧重点在执行，因此这种标准具有极强的可行性。
（二）将行政行为的中间性、最终性作为标准
持本标准的人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中间行为，行政强制执行是最终行为，以此将它们区分开来。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中间行为，是因为其具有中间性，只属于行政行为中的中间环节，而完成最终行为的是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第2条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暂时性控制的行为”，也明确了这个标准的可行性。换句话说，行政强制措施是为了保障后续行为的效果，也就是为行政强制执行奠定了基础，最终要让当事人履行义务或服从处罚，还需要依靠行政强制执行来实现。由此可见，此标准的可行性很高，对行政机关执法具有指导意义。
（三）将履行的义务内容作为标准
根据《行政强制法》展现出的理论基点，不少学者认为以“履行义务”作为区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可行的。这一点在《行政强制法》的第2、34、53条中均有体现，规定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手段都需要以当事人不在规定期限内履行应当承担的义务或处罚为前提，当事人负有“不作为”和“容忍”义务时实施的强制行为归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当事人负有“作为”义务时实施的强制行为则归属于行政强制执行。因此行政强制措施与行强制执行的划分可以此作为标准。
除了上述的三种标准，学术界还存在其他的一些划分标准，但因为划分根据和划分效果的不明确不具备太强的可行性。但不管行政强制措施或行政强制执行，实际上都属于行政强制机关的强制手段，是为了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得到补偿或加倍赔付，并强制当事人履行其负有的行政义务。如果当事人负担“不作为”或“容忍”的义务，为了使其履行应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如果当事人负担“作为”义务，为了使其履行应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这一点在《行政强制法》中得到了最为明确的体现，因此应当作为最关键的划分标准。
三、结束语
行政強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作为行政强制行为，都具有一定的保障性和执行性，前者因为其特性还具有中间性和暂时性，后者因为其特性还具有最终性。这些都能够作为两者划分标准的参考，但最关键的划分标准是以履行的义务内容作为标准区分两者的内质层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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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建淼.“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分界[J].中国法学，2012，02：90-97.
强制体育 篇4
自由在我国汉语中释义为“由自己做主, 不受限制和拘束。”在日常教学中, 我们追求这样一种教学效果, 即在有限的课时内将学生的天赋与兴趣发挥到极致, 而这时, 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 (也即是相对的自由) 这一大前提就顺其自然地被提上了台面。研究者们希望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让学生们自主选择所喜爱的体育项目, 并以自己乐于的方式去进行一些运动, 从而达到在兴趣这个最好老师的带领下取得良好的学习成效这一目的。不得不说, 自由的教学环境对学生探索的积极性、眼界的开阔以及兴趣的培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谓是自由之于体育教学如根系之于草木、源头之于水流, 没有自由, 一切对学生体育学习中的面面俱到皆为表面文章。学生喜爱体育但不喜欢体育课的原因也大都来自体育课对其运动自由的限制。我国现行的教育模式强调“赏识教育”, 其非直接对学生进行表扬和鼓励, 而是赏识孩子的行为动机、过程与结果, 从而鼓励、激发孩子的兴趣和动机, 以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赏识教育充分体现了老师和家长对学生的尊重及肯定, 更是一种充分给学生以自由的以人为本的教育模式。一言以蔽之:“只有教不好的老师, 没有教不会的学生。”无疑, 赏识教育是当前教育中因材施教、尊重差异原则的有力体现, 是帮助学生获得自我价值、提升自信、积极向上的有效途径, 其中学生自由发展被认为是前提之一而被放在了赏识教育的重要之处。由此, 自由对体育教学的作用可见一斑。
当今教育界, 谈到“强制”则众人色变, 学者专家们很多都对教育中的强制进行过无情的批判, 尤其是在体育课这一将自由作为其独特特征的学科里, 强制对于学生来说更是有着剪断其自由发展翅膀的意味。但人的成熟或者运用理性的能力, 其本质在于个体能够理解社会生活所形成的共同核心规则、概念、主张、价值, 从而使得人们之间的和平相处、互利合作有了可能。这时, 就需要强制的规则对其进行规训[1]。且赏识教育下的自由所带来的和谐的师生关系也在教师相对地位逐渐降低, 学生地位逐渐上升后出现了问题, 尤其是在体育课程这种相对开放的环境下, 不少学生开始在自由活动时与老师的密切交流中对其各种了解, 随之而来的是语言和行为尺度逐渐放开, 直至教师发现班级愈发难以管理, 甚至是整队集合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这时, 想以强制来威慑学生的教师才发现学生对于如何跟教师周旋早已轻车熟路。在现今法理的天平几乎完全倾向学生的时代里, 教师为保证教学质量与效果而对学生的强制越发显得力不从心, 他们也在赏识教育给学生群体的自由中逐渐失去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强调:“保障教师地位, 维护教师权益, 提高教师待遇, 使教师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2]。”这时, 日常教学中的强制也不得不成为保证教学质量与效果:保障教师应有权力的必要因子。
2 体育教学中强制与自由的关系
2.1 强制与自由是对立统一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 事物是联系的, 联系具有普遍性, 而万事万物又是在不断发展着的, 这种联系也不例外, 强制与自由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二者联系的发展中成为一对矛盾体, 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 所以, 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抓住事物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才能使自由与强制对立统一, 共同促进体育教学的发展。在此我们不难看出, 强制与自由是体育教学中的主要矛盾, 而此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如何使二者在对立统一中更好地促进体育教学质量与效果。只有充分理清强制与自由在体育教学中的关系和重要性, 才能有效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 使其发生系统优化效应, 出现“1+1>2”的期望结果。
2.2 强制与自由是相互依存的
没有自由的强制是暗无天日的恐怖主义, 而没有了强制的自由将是无人问津的“放羊式”教学, 二者在体育教学中缺一不可, 少了任何一方, 另一方都将是发展畸形的。体育课不同于其它科目,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让学生集体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从事体育活动。相较于坐在教室里学习的理论科目课程来说, 体育课的教学形式是相对自由的, 它是由学生在身体活动中完成教学任务和目标;而其教学方法是相对强制的, 其他理论课的学习尚存在一题多解等学生主观发挥的地方, 教学效果受学生学习主观性影响相对较强, 但体育课则是按照教学大纲和教案安排的每节课时教师与学生必须完成的任务、学会的技能等内容来进行的, 每个学生在常规教学时间内所从事的身体运动时间与强度基本相同, 所以, 体育课的强制性亦更甚于其他学科。在体育教学中, 只有更多的自由才能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与爱好, 并为其心理减压, 也只有加以必要的强制才能起到促进学生身体强健发展的效果。
3 体育教学中强制与自由教学方法的应用策略
3.1 坚持自由中的强制与强制中的自由相结合原则
在日常的体育教学中, 对学生自由与强制的给予是密不可分的, 要使学生在充分自由的环境下接受体育学习任务难度极大, 无法保证教学质量和效果, 还会出现一盘散沙现象, 久而久之, 体育课也就成了课间休息短短几分钟时间的延长部分了, 所以, 体育课需要强制的存在来立起一个班级的规矩, 并保障体育教学的课堂秩序;但是若一节课全以教师强制要求学生完成所有学习内容, 则会彻底消灭学生对于体育课的积极性, 并且会使学生更加难以管理, 所以, 要想不使体育课沦为“军训课”, 那就必须给学生以自由的时间和空间, 这体现在教师授课形式的轻松活泼和对劳逸结合的掌控。一言以蔽之, 体育课的强制中要有自由的闪光点, 自由中要有强制来作为保障。
3.2 坚持适度自由与强制原则
万事万物都要有一个度, 不及则效果差强人意, 过之则出现负面效应。对自由的放纵不仅是一个教师不负责任的表现, 更是教学目标与效果无法实现的重要原因, 不能以学生的喜欢与否来左右教师最基本教学内容的开展, 而学生的一时开心若是影响其接受正常教育则是得不偿失;同样, 若是一名教师古板刻薄, 一味地追求班级纪律和教学效果, 则学生们将会在苦不堪言的压抑与枯燥无味的身体练习中度过每一节体育课, 长此以往, 不仅身体练习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还会对学生的心理造成影响, 使其惧怕、抵触本该欢乐放松的体育课。所以, 在严肃认真的强制与轻松愉悦的自由中找到平衡点是每个体育教师应当不断追求的。
3.3 寻找合适的强制与自由表现形式
教师在体育课的教学中不仅要寻找到强制与自由所应占用的时间和部分, 从而有条不紊地掌控整堂体育课, 还需要以恰当的形式来输出一节课时中自由与强制的地方, 如:在自由方面, 教师可将原本应该进行的准备活动和放松整理活动以游戏的方式来代替, 这样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达到和谐的有始有终;在强制方面, 可将学生学习与练习的体育项目进行分组比赛, 输的一方被给予一定的惩罚措施 (俯卧撑、深蹲、唱歌、跳舞等) , 从而使每个学生为了自己所在的一组去尽力表现自己, 力争做到最好。一举两得, 何乐而不为?所以, 找寻体育课中自由与强制方法的突破口亦是至关重要的。
3.4 强制与自由都应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目的
强制与自由在体育教学中孰轻孰重也好, 谁主谁次也罢, 其归根结底都是为体育教学任务与目标的实现服务的。强制与自由在体育教学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元素, 强制的存在保证了教学质量与效果以及学生身体练习到位与否, 自由则决定了课堂氛围的融洽程度和学生一节课的心理情绪。所以说, 二者分工不同, 所起作用也不同, 究其本源都是以师生这一对教学主体为根本展开来的。教师与学生也应多加沟通交流, 才能使自由和强制在教学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对学生身体和心理的发育起到推进作用。
3.5 体育教学中自由与强制的结合要深远持久
如文章开头说到, 正是现今教师对学生一步步的放纵, 由浅到深, 由知心谈话发展到甚至是与关系好的学生勾肩搭背, 这都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果。若是教师从一开始便能掌握好自由与强制的关系, 就会在学生心目中营造出一个有张有弛、威严而又活泼的正确形象, 而这种形象从一开始就应展现在学生面前, 使其知晓体育教师在授课阶段对学生应掌握知识技能内容的强制以及对授课方式的自由。所以, 教师应一直保证对自由和强制教学方法的恰当运用 (如:形象、声音、姿态等方面最能给学生带来对于强制的感受, 而积极组织学生活动又能使学生充分感受到自由) , 在学生心目中印下规矩与自主的概念。
4 结语
反思教育的强制与自由有利于我们辨别教育的真实性, 教育强制并不可怕, 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强制与自由之间的限度[3]。自由与强制是教育界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 亦是体育教学中必须存在的两个维度, 二者既是相互矛盾的, 又是彼此促进的;若没有了自由, 强制就变成了枷锁, 若没有了强制, 教育就变成了一句空话。二者本无太过明确的界线与规定, 主要靠的是教师在课堂上自己的理解与应用, 体育教师既要让学生迷恋“百草园”式的自由学校体育生活, 又要使学生自觉接受“三味书屋”式的强制学校体育要求[4]。在日常体育课中, 自由与强制的融合应用既要让学生感受到自由的魅力, 又要使学生体会到强制的存在。自由与强制应该在每一位体育教师的不倦钻研与运用下共同促进学生身体与心理健康成长。
摘要：在学校的日常体育教学中, 强制与自由是必然会涉及到的话题, 对其二者关系处理的好坏也决定着体育教师能否在保证教学质量和效果的同时融洽与学生之间的氛围。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对比观察法、专家访谈法对学校体育中强制与自由教学方法的运用进行探究, 认为体育教学中强制与自由是对立统一且相互依存的, 体育教学中强制与自由教学方法的应用应遵循并坚持自由中的强制与强制中的自由相结合、适度自由与强制、寻找合适的强制与自由表现形式、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目的、体育教学中自由与强制的结合要深远持久等应用策略。目的是对体育教学中强制与自由教学方法之间的关系做出梳理, 明晰二者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为学校体育更好促进学生身心健康贡献一份力量。
关键词：体育教学,强制,自由,教学效果,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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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强制报废制度 篇5
为了规范车辆报废管理工作，确保运输安全，消除隐患，依据《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2012年12号），公司特制定《车辆强制报废规定》。
一、强制报废标准：
1、车辆使用年限：危险品运输载货汽车使用10年。
2、车辆技术状况：车辆等级评定达不到国家安全检测一级标准的；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的、车辆受损严重的；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
达到以上任何一项报废标准的车辆，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强制报废的规定进行报废处理。
二、强制报废流程：
1、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所有人及时向公司提出报废申请。
2、公司安全管理科负责将机动车交售给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按规定进行登记、拆解、销毁处理，报废车辆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销。
三、工作要求：
1、公司车辆管理科要对临近报废车辆做到勤检查、勤维护、勤保养，并认真记录做好维护管理台账，及时掌握车辆动态信息。
婚检:自愿还是强制 篇6
从3月1日开始，广东省广州市恢复婚检。这一作法引起社会关注。记者了解到，恢复婚检和广州市的“人口出生缺陷干预”政策有较大关系。
2011年12月，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广州市人口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实施意见》，把新生儿出生缺陷重点病种的筛查时限，从婚姻登记前3个月及婚姻登记后1个月内延长至怀孕3个月内，实际上是通过延长免费婚检的时间限制，把婚检与产检结合起来。
2003年10月1日，新《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广州市和全国一道推行自愿婚检，取消了强制婚检。据广州市2011年公开发布的信息显示，取消强制婚检之前，广州的婚检率约在93%左右，取消之后仅有7%，部分区甚至只有4%。同时，新生婴儿中地贫儿（患有地中海贫血的儿童）的比例最高时候超过了17%。
为扭转婚检率过低的局面，广州市从2007年率先实施免费自愿婚检。在免费婚检的项目中，提供包括地中海贫血、G6PD缺乏症（蚕豆病）等广州地区常见遗传病的检查，这些项目一人的费用约为200元，即一对夫妻可享受约400元的免费服务。
免费自愿婚检推出之后，婚检率有一定回升，但在婚检率最高的2010年也仅仅为45.3%，很少有地方超过50%。
“如果当时做了孕检，就不会这样遭罪了！”一位何姓母亲告诉记者，孩子一出生就患有地中海贫血，需要定期输血、除铁，需要等待干细胞移植。
广东省地贫防治协会会长、南方医院儿科主任李春富介绍说，人口出生缺陷带给社会和家庭的沉重压力不言而喻，目前地中海贫血的治疗成本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极其庞大的，每月上万元费用，终生必须依靠治疗。
据了解，广东省是地贫大省，每9个广东人中有1个地贫基因携带者，每年广东省都要新增地贫患者3000人左右。唐氏综合征（先天愚型）的发病率在普通人群中也达到1/750。
李春富表示，要预防重症地贫儿出生并不难，但婚检应该是第一道关。
因此，有广州市人大代表提出“把好新生婴儿出生第一关，保障人口的整体素质”，呼吁重视婚检。也有广州市政协委员建议推行免费婚检，并在一定区域内实行强制婚检。
婚检率与出生缺陷率到底有没关系？恢复强制婚检在现阶段是否有必要？对于这些问题，目前仍存在很大争议。
“强制婚检太麻烦。”广州市民黄小姐说。但她同时表示，如果怀孕，肯定去做一个详细的孕前检查。
据记者了解，在取消强制婚检9年以后，在医务工作者中倾向赞同强制婚检的不少。广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赖永洪认为，实行婚检最大意义在于让现阶段不适宜怀孕的妇女及时知情，避免新生婴儿出现缺陷。
“恢复强制婚检在现阶段还是很有必要。”作为一位医务工作者，南方医院的高护士看到过太多的贫儿家庭的痛苦。她认为，在市民婚检保健主动意识不高的情况下，政府采取一些强制措施是必要的。
针对广州市恢复强制婚检的做法，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卫生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解志勇认为：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我国婚检率在逐渐降低，每年有大量的先天缺陷儿童出生，不进行婚前体检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广州市强制婚检的做法是对以前的法律规定的修正，也可以说是实践对理论的修正。实行起来可以采取一些灵活的方式，不应该由一个部门统一婚检；婚姻登记者只要是在正规的医院进行了相应检查，都应该得到承认。此外，强制婚检还应该是免费的。因为出发点是为提高整个国家、民族的人口素质，所以财政理应埋单。
（摘自《人民日报》本文作者：张彦春）（图片201205-51-1）
强制体育 篇7
强制性规范, 顾名思义, 就是指必须依照法律强行适用、不能以个人意志予以变更和排除适用的规范, 它在部门法中的适用用会因为部门法的具体要求不同而有所侧重, 而要明确把握这种关系的前提就是首先要对其在不同部门法的适用情况做一个了解。
就现在的商事立法而言, 虽然商法在属性上是“私法”的典型代表, 但强制性规范在商法中的大量适用早已被各国的商事立法所确认, 从目前学界的的观点来说, 一般认为商法的强制性规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即商主体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和商行为法中的强制性规范 (1) :在商主体法中, 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市场准入规则方面设立商事登记制度。其次, 商主体法定化。法律不但规定了商主体的类型, 同时对于不同商主体设立所需条件以及商事登记的具体程序也加以规定。再次, 商主体退市制度。如法律规定商主体的消灭的事由、程序, 如商合伙的解散、企业法人的破产等。在商行为法中, 强制性规范更为广泛。如国家制定的对证券、票据、保险、信托、银行业务、海商等特殊商行为进行管理的强制性规范。另外, 有学者依据强制性的来源与性质不同, 还把它分为了自治型强制性规范、国家确认型强制性规范、国家介入型强制性规范 (2) 。
而反观经济法, 作为国家用来调控市场经济秩序的部门法, 经济法从其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具有着非常强大的公权性, 这也就决定了经济法的公法属性。究其原因在于, 市场具有着很大程度上的自发性, 往往会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资源配置方面会出现低效率运行的非理想状态, 换句话说, 也就是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而造成的市场机制不能自我调节的情形 (3) 。而为了应对这种市场失灵, 就需要经济法运用强制性规范来对市场主体的权利进行限制以及对市场主体的利益结构进行调节, 而这其中必然会涉及到发挥着监督管理职能的国家机构, 虽然一般理论认为, 经济法法律规范可分为强制性规范, 任意性规范和提倡性规范, 但是对此种带有公权力的机构进行限制和调节强制性规范自然当仁不让。也就是说, 经济法作为国家经济发展中, 因客观需要而产生的一个部门法, 其在国家经济运行过程中进行适度的必要的干预自然也是“应有之意” (4) , 而主要的手段自然就是强制性规范的大量适用。
二、强制性规范在商法和经济法中的异同分析
商法和经济法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二者在强制性规范的适用上面自然也就存在着许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都会对市场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都会对主体做出一定的强行性要求, 都会对国家公权力有所涉及, 但商法和经济法的部门法属性和调整对象的不同也就决定了强制性规范在两者的适用上依然存在着主体、内容和客体等许多方面的不同。
1. 适用主体上的不同
法律关系主体就是指法律关系的参加者, 即在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或组织。强制性规范在商法中的适用主体即为商主体, 也就是依照商法的规定具有商事权利能力和商事行为能力, 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从事商行为, 在商事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个人和组织 (5) ;而与此相应强制性规范在经济法中的适用主体则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 一般包括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活动主体, 前者主要是指依法成立的国家机关, 后者则是指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和个人 (6) 。比较可见, 强制性规范在商法中的适用主体往往都只是平等地位的市场活动参与者, 很少会涉及到国家机关;而在经济法中其适用主体既有地位平等的市场活动参与者, 也有发挥市场监管作用的国家机关, 两者之间往往还是一种隶属和服从的关系, 而且, 商法的强制性规范主要调整的就是地位平等的市场活动的参与者以保障私人自由, 而经济法的强制性规范更多的是针对经济管理主体而言, 以限制公权力的过度扩张。
2. 适用客体上的不同
就适用的客体而言, 强制性规范在商法中的适用客体就是通常所说的商行为, 也就是指以营利性营业作为行为目的而从事的行为, 强制性规范对商行为进行法律控制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直接控制, 即强制性规范直接规定商行为的有效性标准, 对商行为作出效力性评价, 另一种是间接控制, 主要表现为对超出法律规定的意思表示所限定范围的商行为作出无效评价 (7) , 通过这两种方式强制性规范实现了对商行为的强行法的控制, 能最大限度的保障当事人的自由。
而反观经济法则与此不同, 强制性规范的适用客体一般认为是经济法律关系客体, 包括行为、物、智力成果和经济信息等,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物和行为。对物而言主要是通过对物的流通作出限制性规定来实现;对行为而言, 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的行为分为管理行为和给付行为 (8) , 前者是针对国家机关而言, 通常是指制定规章、决策、执行、命令、组织协调、监督、处罚等行为, 后者则是对市场主体而言, 即普通的市场经营行为, 鉴于经济法的公法属性强制性规范所主要针对的也就是管理行为, 采用的手段就是对管理行为作出严格的程序性要求, 违反此种程序作出的管理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
3. 调整内容上的不同
商法的强制性规范的调整内容具体而言也就是商事权利和商事义务, 商事权利具体而言包括商号专用权、雇工权和以自己名义从事商事活动, 缔结和签署契约, 起诉和应诉的权利, 商事义务包括合法经营义务、诚信经营义务和公序良俗义务等 (9) 。经济法的强制性规范在调整内容上则会因为主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就国家机关而言主要表现为经济职权和经济职责, 就市场主体而言则主要是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 而国家机关的经济职权和职责和市场主体的经济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 (10) 。强制性规范在商法和经济法的调整内容上的具体区别表现为:首先, 强制性规范在调整商法时兼顾商事权利和商事义务, 对权利和义务都有着同等重视以便能够更好地保障商主体的商事自由, 而在调整经济法的时候更多的是针对国家机关的经济职责和市场主体的经济义务, 对义务有着明显的倾向, 这也是由经济法的公法属性和其对市场秩序的必然维护所决定的;其次, 强制性规范所调整的商事权利和商事义务是针对同一个商事主体而言, 在享有商事权利的同时商主体也必然要承担相应的商事义务, 也就是说强制性规范是把商事权利和商事义务统一到了同一个商主体之上的, 而经济法的强制性规范在调整内容上却并不是这样, 国家机关的经济职权对应的是市场主体的经济义务, 而经济职责对应的则是市场主体的经济权利, 这是一种两个主体之间的交叉关系, 这是因为与国家机关的监督管理作用所对应的就是市场主体的服从, 而国家机关的公权限制就是不得侵害市场主体合法的经济权利, 这也是正常的市场秩序所必需的。
另外, 鉴于商法和经济法的部门法属性不同, 强制性规范在二者的比例也不一样。商法的私法属性决定了强制性规范的适用比例低于任意性规范, 商法规范仍是以任意性规范为主, 以能够充分的保障当事人的自由;而经济法的公法属性决定了强制性规范的大量适用, 强制性规范是经济法中被最多使用的规范, 这样才能实现对公权力的合理限制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有序。
三、强制性规范在商法和经济法中的适用反思
商法以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为依托, 体现的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 商法的本质就在于自治, 商法规范也是侧重于商事权利和商事义务的对等。但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 由于商主体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往往会出现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有时候这种行为会危及到他人甚至是国家的利益。正是基于这种盲目保护私人利益而带来的负面效应, 才需要公权力的介入, 也才使得商法中出现了强制性规范, 这也主要是为了保护商事交易的安全与便捷, 同时兼顾商事交易主体、善意第三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k。但是商法本质上毕竟属于私法, 即便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确确实实的存在, 但是其不能够对当事人的交易自由造成过多的限制, 也必须要对商事惯例给予充分的尊重, 而且此种强制性规范在商法中应该被限定在必要的范围之内, 在具体的内容规定上应该多注重程序控制少关注内容控制, 以保障当事人对交易内容的最大限度的决定权, 实现商法的理性化发展l。
经济法以社会利益至上作为其最基本的价值追求, 同时兼顾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具体而言, 其最终的价值取向可以类型化为: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行使, 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 实现政府干预的安全性、合理性和有效性m, 为了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强制性规范才得以大量存在。但是缘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 立法者无法对经济现象与经济行为做出准确的预测因而不可能预设全部经济法律关系, 并且法律对整体经济关系调整目标的实现具有阶段性, 即现行法律只能实现某一阶段的法律目标, 因而法律只能实行有限的强制, 并需要通过法律上的倡导以期人们自觉按立法者的意图行事n, 因此, 经济法中非强制性规范与例外规定大量增加也是现实的真正需要。另外, 除了强制性规范的硬性规定, 经济法还需要一定的软法来进行协调, 这些软法主要包括公共政策, 民间规则, 专业标准和交易习惯, 软法既可以适用于公共管理上, 也可以适用于私人治理之上o, 作为对强制性规范的补充, 软法理所应当得到同等重要的使用。
摘要：强制性规范普遍存在于各个部门法之中, 它是对主体要求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强制性适用的规则, 因为所处部门法的不同强制性规范也会随即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异同。就商法和经济法而言, 由于调整对象上的商事法律关系和经济法律关系的不同, 强制性规范在适用的主体、客体、内容等方面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同之处, 本文即从强制性规范的调整对象入手, 试图简要分析二者的关系。
强制体育 篇8
关键词：强制性规范,商法公法化,意思自治,经济法
一、强制性规范的概述
从法律规则的强制性程度上, 可分为强制性规则和指导性规则。强制性规范指行为主体“必须”作为或“不作为”的规则。绝大多数义务规则属于强行性规则, 在语言表达上, 以“必须”、“应当”、“不得”“禁止”等术语表示, 也就是说强制性规范是当事人无法通过相互协议约定加以改变的法律规范。
国家制定了带有大量强制性和政策性的规范, 来进行规制, 如调整商事关系的商法, 调整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的经济法。目前, 理论界很多学者提出“商法公法化”现象, 更有甚至认为商法可并入经济法。笔者认为, 商法公法化并未改变商法私法的本质, 商法与经济法是有区分的。商法仍旧是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在调整经济关系过程时, 强制性规范在商法和经济法中最能得以体现。分清商法强制性规范与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的异同, 不仅能够正确理解“商法公法化”, 还能够更清晰区分商法与经济法。
二、商法强制性规范和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的相同点
商法是私法范畴, 重视主体平等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德国商法学者德恩 (Dalln) 曾说过:“商法是一切法律中最为自由, 同时又是最为严格的法律。”商人法产生自中世纪欧洲, 商人们组成团体, 运用一套商人规则来处理商人间和与非商人间纠纷。其中就有大量的强制性规范。如今, 商法强制性规范在商主体法、商行为法、商事责任法中均有体现。比如商事登记制度中的强制性规范。
经济法是国家通过干预手段来调控市场, 实施化解经济危机、反对垄断、保护弱者的法律措施。经济法是公法性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市场是资源配置期决定性作用的。而市场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 需要强制性规范的引导和规制, 从而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 促进经济繁荣发展。
商法强制性规范和经济法强制性规范, 同属法律的强制性规范, 两者自然有相同之处。两者均体现强制性规范的特征。
1. 在效力上, 强制性规范, 顾名思义是具有强制性的。它是具有绝对性、无条件性的, 在法律适用时, 排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自由。
2. 在法律规范的结构上, 强制性规范有且只有一种单一的肯定或单一的否定行为模式。不像任意性规范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可供当事人选择的行为模式。
3. 在法律术语表达上, 强制性规范多以“不得”、“必须”、“应当”等词来表现。是带有禁止和命令性质的词语。
4. 在本质上, 强制性规范体现国家强制, 以国家强力保障的形式进行规定, 涉及国家公权力。
5. 在违反的法律后果上, 违反强制性规范, 对行为效力会产生影响, 可能会导致行为无效, 严重时还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三、商法强制性规范和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的不同点
同时, 不能忽视商法强制性规范和经济法强制性规范有明显区别的。
1. 历史发展不同
商法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世纪的商人法是根据长期商事活动形成的商事习惯和商事惯例而形成的。与商法相比, 经济法的史龄较短, 经济法产生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法强制性规范是国家贯彻经济干预政策的结果。
2. 产生原因不同
商法强制性规范是因商事交易的安全性要求, 兼顾商事交易外善意第三人利益的需要, 还有商事交易国际化的要求产生的。强制性规范中规定的法律责任, 使得交易双方当事人, 第三人能够诚实守信, 提高交易的安全性。
经济法强制性规范则是因为要化解经济危机, 弥补市场缺陷, 反对垄断, 保护弱者, 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国家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协调。
3. 表现形式不同
商法强制性规范多以“不得”、“必须”、“应当”等法理术语来表示, 以公司法为例, 有学者曾作出相关的统计, 我国新公司法中, 表示强制性中的命令性的“应当”和“必须”分别为178处和28处, 表示强制性中的禁止性的“不得”出现了65处。随着公司法的修改, 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只是任意性规范中的部分掺合, 处于辅助性地位, 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商法的私法属性。
经济法强制性规范多通过禁止、命令等方式表现出来, 带有强烈的公法性质。在经济法中强制性规范是国家通过强制力干预经济的最多适用的法律规范, 对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中的经济关系起到极大的作用。
4. 作用机理不同
商法的强制性规范仅对商主体的营业活动产生微观上的影响。它适用于处平等地位的商主体, 具体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参与商事法律关系, 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商行为, 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个人和组织。并调整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商行为。因此, 对违反商事义务, 要承担商事责任。商事责任具有民事责任的一般特点, 包括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同时还具有综合性, 主体特定性, 责任可约定性等特点。例如:《公司法》第6条规定:“设立公司, 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
经济法的强制性规范直接作用和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经济生活, 产生宏观上的影响。它适用的主体有协调主体和协调受体, 包括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市场中介组织, 以及农户、个体工商户、个人等。经济法主要是以强制方式对特殊主体予以特殊保护, 以体现产业政策。采用国家干预, 协调参与等手段调整一种包括市场监管关系、宏观调控关系在内的经济管理关系。对违反经济法义务而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 采取追究经济责任和非经济责任相结合的方式。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 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 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 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 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
5. 价值目标不同
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着眼于商效益。商法强制性规范仅指向有且只有一种的行为模式, 有利于提升商事交易的效率, 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特定商主体个人和组织的利益。
而国家适用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维护本国经济秩序, 更加维护的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在市场规制方面, 经济法强制规范对社会经济进行个别调整, 干预私人经济, 保护市场中的弱者, 减少资源浪费, 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在宏观调控方面, 经济法强制性规范对国民经济发展任务、方针和原则进行综合调控, 使整个国民经济均衡高校的发展。
四、商法强制性规范和经济法强制性规范比较的意义
1. 有利于横向联系商法与经济法的异同
《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指出:比较研究方法是对物与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程度的研究与判断方法。比较研究法是一种清晰有效的研究方法, 将两个不同法部门取其相同一部分内容进行比较, 可以在相互关系的比较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商法强制性规范和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的比较, 有利于从它们的历史发展、产生原因、表现形式、作用机理和价值目标上分析, 两者的区别, 有助于掌握它们的共性和个性。
2. 有利于正确理解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
商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不少学者提出商法的强制性规范趋同于经济法的强制性规范, 还有认为商法没有必要存在。要注意, 商法的强制性规范目的在于辅助和服务于商法, 使其能够更好地调整商事主体的商行为, 而不是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用于扩大国家的经济生活的干预程度。它们间存在的区别性, 有助于理解商法是一独立的法部门。
3. 有利于防止商法公法化现象
商法公法化, 是指商法为保障私法规定的实现, 制定了许多属于公法性质的条款, 几与行政法、刑法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而形成的现象。商法公法化是由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体现出来的。比较商法强制性规范与经济法强制性规范, 明确商法中是私法性规范占主导, 公法性规范居从属。注意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商法公法化, 维护商法的私法性质。比如:商法中政策性强制规范应予减少;登记管理中登记机关自由裁量权最小化;简易化和形式化商事登记;加大程序强制规范;尊重商业惯例。合理适用商法强制性规范, 增进交易效率, 保障交易安全。
五、结语
商法的强制性规范形成“商法公法化”的现象, 并未改变商法的私法本质。商法强制性规范仅起辅助性作用, 它是为增进交易效率, 保障交易安全而制定的。而经济法的强制性规范是以弥补市场存在的缺陷, 扩大国家的经济生活的干预程度, 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比较两者的异同, 有利于正确理解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 也有利于实施一些有效的措施防止商法公法化现象, 保障商主体间意思自治, 维护商人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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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休假还是裁员? 篇9
这就是加州圣芭芭拉市DD Ford Construction公司在2008年秋季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同时崩溃时所做的选择。为了大幅削减每月的成本，公司总裁道格·福特(DougFord)原本打算裁员，但人力资源部经理建议他用强制休假的办法来代替。
福特接受了这个计划，让他可以暂时性地迅速每月节约6万美元薪酬开支，同时又避免了裁员的麻烦和重新雇人及培训的成本。福特说：“我们也可以继续保护员工的利益。”此外，像加州等地还允许员工在强制休假期间领取失业津贴。
那么员工的反应又如何?“他们决定不让其中任何一个人被裁员，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分担痛苦，帮公司降低开支，”福特说，“这对团队建设具有很大意义。”
虽然强制休假具有很多优点，但必须首先要搞清复杂的法律问题。年薪制的专职员工和小时工分别有相应法律约束。小时工就很简单：直接减少工作时间。
不过，领取年薪的固定员工情况要更复杂些。根据美国法律，只要年薪制员工这周上了班，他们就有权领这周的薪水，除非他们选择减少工作时间。而且只要年薪制员工工作一天，他们就有权领这天的薪水，除非他们选择减少工作时间。“在采用这种方式前，需要弄明白游戏规则。”Towers Perrin公司负责人马克斯·考德维尔(Max Caldwell)说，该公司在工作效力培训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你还得考虑好强制休假的方式，不能因此损伤士气。要考虑的因素有：
·考虑自己的工作流程。美国劳动法规定“雇主应要求年薪员工在某几周内放假，而不是连续几个月内每周休息一天”，Dorsg & Whitney劳动法事务所合伙人道格·克里斯滕森(Doug Chrtstensen)说。因此，如果你的工作流程更适合让员工在一段特定时间内每周多放一天假，那就需要减薪20％，改为每周32小时工作制。不过要注意，必须保证每周最低工资450美元。意味着如果某个人现在是每周500美元，你每周去掉一天工作，他的薪水就会降低到400美元。“这不符合美国劳动法规定，”克里斯滕森说。
·起草一份协议。为强制休假的年薪员工提供清晰准确的休假指导。“体现在书面上，日后可以作为保障，证明你没有要求他们那天工作。”克里斯滕森说。当然，有了智能手机和电脑后，这会变得有些麻烦，但协议还是能够帮你保证把问题说清楚了。
·尽量给员工选择权。为了让员工保有一定控制感，尽量让他们自己选择休假的日子。在DD Ford Construction公司，一个部门的所有员工共同选出假期，有时一天有时两天，具体休假的日子也由员工决定。“他们觉得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权。”然后福特补充说，某些员工现在恢复了全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