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强制执行

民事强制执行（共11篇）

民事强制执行 篇1

当前, 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方面的法律规范、制度不健全, 立法滞后, 执行过程中仍时常有处理问题无法可依、无法操作、经常出现法律空白和漏洞的现象。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 但经过十年的社会发展已经不能满足执行工作的实际需要。因此, 近年来, 最高人民法院制订并实行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以下简称《查封规定》) , 《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以下简称《拍卖规定》) 和《关于人民法院执行设立抵押的房屋的规定》 (以下简称《执行抵押房规定》) , 使执行工作在具体实行过程中有了可操作的法律依据, 体现出民事强制执行法规是融合程序法和实体法为一体的法律。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 通过物权和债权的转换, 得以使债权人实现债权, 这是物权之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在制订民事强制执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过程中, 侧重于认为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为民事诉讼程序, 而忽略与实体法的融合、衔接, 加之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也疏于实体法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适用, 致使诸多实体法的规定在民事强制执行中难以体现。根据《物权法》的规定, 笔者认为过去有些法律、法规应该作出修改和矫正, 立即向《物权法》靠拢、融合、衔接。一是《物权法》的某些条款和规定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必须适用。二是现有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律规定应依《物权法》作出相应的调整或者新的确认。三是依据《物权法》的某些规定, 作出新的民事执行司法解释。根据对《物权法》的理解, 笔者以为在今后的民事执行中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平等保护执行当事人合法权益问题

人们的观念中总有一种习惯认识:申请执行人与被申请执行人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这个问题在《物权法》中可以得到解决。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一) 贯彻平等保护原则

《物权法》第4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申请执行人和被申请执行人, 在市场上经过一场交易, “商战”后形成纠纷, 亟须人民法院予以公权干预。面对的双方是平等的市场主体, 其各自享有的物权自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被执行人的应尽义务的物权被强制执行, 转移给申请执行人, 是达到双方权利义务的某种平衡, 并不改变双方主体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二) 重视异议人权益的保护

《物权法》第19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 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 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 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登记机构予以异议登记, 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的, 异议登记失效。异议登记不当, 造成权利人损害的, 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赔偿”。这一规定也是我国立法上的突破性规定。其要点有五个方面:一是物权主体权利人、利害关系人有权查阅物权登记簿, 申请更正登记;二是登记权利人书面同意或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 予以更正登记;三是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在登记权利人不同意时有权申请异议登记;四是异议登记申请人应在15日内起诉, 行使撤销权, 否则异议登记失效;五是异议登记不当, 承担登记权利人损失的赔偿责任。

(三) 执行拍卖平等保护主体权益

《物权法》规定的平等保护原则, 已在执行的《拍卖规定》中集中体现。一是参加竞买主体的地位平等。二是竞买程序上的公平操作。三是重视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四是保证优先受偿权。五是保护用益物权。六是保护优先购买权。这些规定都体现了公平地保护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优先权人、案外人的权益, 在执行过程中, 各种合法权益都要受到保护。

二、关于物权登记问题

我国社会财产管理现状中, 往往存在着财产登记名义人又往往不是财产所有人, 以及主要是受利益驱动导致的物权登记机构多而致登记权属频发冲突等。《物权法》在立法过程中, 注重解决登记机构问题, 独具中国特色地将行政法规范列入《物权法》中。

《物权法》中关于物权登记的规定较多, 我们先来看看预告登记和物权登记的效力。

(一) 预告登记

《物权法》第20条规定, 当事人双方签订买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时, 因不动产尚未生成, 不能实现物权, 为保证将来物权的实现, 可按照协议的约定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

这里要注意的问题是:一是当事人的买卖合同中应当有预告登记的约定条款。二是登记机构应依据预先登记申请和买卖合同的约定办理预告登记。三是预告登记具有物权效力。四是预告登记后, 买卖合同失效、债权消失时, 预告登记失效。五是能够进行登记时应申请正式登记。六是此条款只限于不动产的物权买卖合同。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 对于被执行人的未能办理物权初始登记的财产, 可以向当事人发去预查封登记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 登记机关应当予以协助办理。物权登记的效力、物权公示制度是物权的最基本的制度。登记公示为最有效的公示形式。而物权登记的效力, 传统有三种形式:一是登记要件主义;二是登记对抗主义;三是托伦斯登记制度 (可称附条件登记要件主义) 。

(二) 采取物权登记要件主义的规定

《物权法》中对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不动产、质押的财产权利, 在第138条、187条和第2条中都作了明确规定。《物权法》中第127条对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158条对地役权, 第188条对抵押的动产, 第189条对浮动抵押的动产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 以上几种物权的设立以合同生效为要件, 但同时又以善意第三人登记为对抗要件。

在《物权法中还规定了三种无须登记即设立物权的情形。一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物权。二是继承、受遗赠的物权。三是事实行为所生之物权。这三种设立物权的形式, 所以列为登记对抗主义模式, 是因为这三种情况下, 一般不会出现善意第三人, 仍视为是一种物权登记对抗主义的情形。

严格意义上讲, 《物权法》仅取前两种主义, 但也有托伦斯登记主义的表述, 在此不作详述。

三、关于实现抵押权的实务操作问题

《物权法》第2条规定, 本法所称物权, 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 普遍涉及三种物权, 其存在形态是不动产、动产和其他财产权。其中, 担保物权, 特别是抵押物权的执行处理及其实务操作涉及的问题较多, 故列出阐述。

《物权法》第179条是关于实现抵押权情形的规定;第186条是关于禁止抵押的规定;第191条是关于转让抵押财产的规定;第192条是关于随附转让的规定;第194条是关于放弃抵押权或抵押权顺位的规定;第195条是关于抵押权实现的规定;第203条是关于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的债权处理的规定;第204条是关于最高额抵押权转让的规定;第205条是关于变更债权的规定。对这些规定, 我们在民事执行中应加以注意。设定抵押权的财产, 须是债务人或第三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故《物权法》第180条列出七项可设定抵押的财产, 都是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财产: (1) 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 (2) 建筑用地使用权; (3) 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4) 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 (5) 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 (6) 交通运输工具; (7) 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可见, 债务人用以设立抵押权的财产应有三个条件:一是具有交换价值;二是具有转让性;三是具有专属性。债务人在此条件下才有处分权, 才可用以设立抵押权。

抵押成立后, 笔者以为还应强化抵押权人的监督、检查权 (确保抵押物的保值和安全) 。这在《物权法》中都有明确规定。一是发现登记暇疵问题;二是发现抵押物的处分情况问题;三是发现抵押物价值受损的行为问题;四是发现抵押人转移债务的行为问题;五是发现是否支付了应支付的款项问题等等, 都应当及时了解, 以利提前采取相应对策。发现抵押物灭失、毁损等行为后, 可及时追究赔偿责任, 尽力减少抵押损失。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于2007年10月1日正式施行, 这为维护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明确物的归属, 发挥物的效用, 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同时也为将来强制执行法的制定奠定了法律的基础。由于在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过程中, 侧重于认为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为民事诉讼程序, 而忽略了与实体法的融合、衔接, 加之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也疏于实体法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适用, 致使诸多实体法的规定在民事强制执行中难以体现。根据《物权法》的规定, 有些法律、法规应该作出修改和矫正, 立即向《物权法》靠拢和《物权法》、融合和衔接, 以保证执行工作的正确顺利开展。

关键词：物权法,民事强制执行,司法解释

民事强制执行 篇2

被申请人:陈某某，男，汉族，19xx年xx月xx日生，住xx市xx路xx小区x号x室。

一、执行依据:

生效判决(xxxx)x民终字第xxxxx号民事判决书。

二、请求事项和执行标的:

1、依法对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强制被申请人履行(xxxx)x民终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的确定的义务(判决书正文内容均应当详细列明)。

2、被申请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利息。

3、向被执行人发出《报告财产令》，责令被执行人如实报告财产状况。

4、本案执行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三、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张某某与被申请人陈某某xx一案，业经xx市xx区人民法院于xxxx年xx月xx日作出xx民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申请人陈某某(写明判决书正文内容)。

因被申请人不服一审判决，向xx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xx市中级人民法院于xxxx年xx月xx日作出(xxxx)x民终字第xxxxx号民事判决书，依法维持了一审判决。该判决已于xx年xx月xx日生效，但被申请人仍拒不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2条之规定，申请人特向贵院申请予以强制执行。

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

1、被执行人在xx市xx区拥有房产一处，

2、在xx银行有存款xx元。

此致

xx市xx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YJBYS

20xx年x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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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强制执行 篇3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划分标准

一、研究本课题的重要意义

我国出台的《行政强制法》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合称为“行政强制”却又将其一分为二。根据《行政强制法》关于这两者的规定，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和内涵划分开来，具有如下的现实意义：

其一，使立法机关合理区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在执法时有据可依。《行政强制法》在第10、11条中提出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拥有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权，但两者的权限不一致。第13条则提出只有法律拥有性质强制执行的设定权，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对其没有设定权。因此，必须要正确区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才能使立法机关执法得当。

其二，让行政机关在落实行政强制手段中采取正确的方式。《行政强制法》在第9条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了种类划分，归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主要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等。第12条对政强制执行的种类也进行了划分：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划拨存款、汇款；拍卖，依法处理查封或扣押的场所、设施以及财物；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代履行等。由此可以看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行为手段和针对的行为种类是不同的，根据不同的行为手段行政机关应采取不同的强制行为。

其三，使行政机关分别依据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实施具体的执法程序。因为两者本质上的区别，《行政强制法》在第三、四章分别对两者的实施程序进行了规定。在行政强制措施程序中禁止委托，在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中要注意对当事人进行催告，使其履行义务。

其四，谨防行政强制措施被误当作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规定由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规定在存在法律授权的前提下让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当没有法律授权时，行政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这就要求我们明确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之间的区别，确立划分标准，谨防将行政强制措施当做行政强制执行从而引起执法纠纷。

其五，促使行政机关对于过去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案件，集中进行梳理。《行政强制法》出台后，要求各级行政机关根据相应规定，清理和梳理过去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手段，通过事实案例检验这一理论，并帮助执法人员正确区分两者的定义、内涵。

其六，促使人民法院完善司法管辖制度。《行政诉讼法》在第18条就当事人因为对行政强制措施不服而提出的诉讼，做出了规定和判断。因为不恰当的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混为一谈会影响到法院对行政诉讼的管辖范围，必须要有效区分两者，才能进一步完善司法管辖制度。

二、各种分界标准的可行性分析

（一）将行政行为的保障性、执行性作为标准

持本标准的人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行为，因为其保障性与行政强制执行区分开来。行政强制措施的保障性体现在其对社会秩序的保障上，例如通过扣留肇事者驾照来保障对肇事者的处罚，通过冻结嫌疑人的存款来保障受害人能获得财产补偿。但行政强制执行则具有执行性，涉及到行政处罚、行政命令、行政裁决和征收等多方面的实际执行情况。其实行政强制措施也具有一定的执行性，但其执行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利益；行政强制执行也具有一定的保障性，但其保障是为了执行具体的命令、裁决、征收和处罚。前者的侧重点在保障，后者的侧重点在执行，因此这种标准具有极强的可行性。

（二）将行政行为的中间性、最终性作为标准

持本标准的人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中间行为，行政强制执行是最终行为，以此将它们区分开来。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中间行为，是因为其具有中间性，只属于行政行为中的中间环节，而完成最终行为的是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第2条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暂时性控制的行为”，也明确了这个标准的可行性。换句话说，行政强制措施是为了保障后续行为的效果，也就是为行政强制执行奠定了基础，最终要让当事人履行义务或服从处罚，还需要依靠行政强制执行来实现。由此可见，此标准的可行性很高，对行政机关执法具有指导意义。

（三）将履行的义务内容作为标准

根据《行政强制法》展现出的理论基点，不少学者认为以“履行义务”作为区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可行的。这一点在《行政强制法》的第2、34、53条中均有体现，规定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手段都需要以当事人不在规定期限内履行应当承担的义务或处罚为前提，当事人负有“不作为”和“容忍”义务时实施的强制行为归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当事人负有“作为”义务时实施的强制行为则归属于行政强制执行。因此行政强制措施与行强制执行的划分可以此作为标准。

除了上述的三种标准，学术界还存在其他的一些划分标准，但因为划分根据和划分效果的不明确不具备太强的可行性。但不管行政强制措施或行政强制执行，实际上都属于行政强制机关的强制手段，是为了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得到补偿或加倍赔付，并强制当事人履行其负有的行政义务。如果当事人负担“不作为”或“容忍”的义务，为了使其履行应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如果当事人负担“作为”义务，为了使其履行应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这一点在《行政强制法》中得到了最为明确的体现，因此应当作为最关键的划分标准。

三、结束语

行政強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作为行政强制行为，都具有一定的保障性和执行性，前者因为其特性还具有中间性和暂时性，后者因为其特性还具有最终性。这些都能够作为两者划分标准的参考，但最关键的划分标准是以履行的义务内容作为标准区分两者的内质层次。

参考文献：

[1]唐璨.行政强制措施设定制度的立法解读与反思[J].江淮论坛，2012，（6）

[2]王鑫.试论行政强制措施的认定标准——从《行政强制法》第九条第五款谈起[J].法制博览，2013，（9）

[1]胡建淼.“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分界[J].中国法学，2012，02：90-97.

民事强制执行 篇4

(一) 法院民事执行案件积案率较多。

近年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民事案件呈上升趋势。然而, 由于我国强制执行立法滞后, 现行的强制执行法律法规比较抽象, 所以在民事案件强制执行工作中, 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 存在着“执行难”的现象。由于执行工作的不顺利, 很多民事案子到了执行阶段就陷入了困境, 所以强制执行积案率较高。

(二) 法院执行工作的威慑力有所降低。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诚信意识的缺失, 生效的法律文书自动履行率愈来愈低。在强制执行时, 一些被执行人拒绝在执行通知书上面签字, 同时隐瞒财产, 拒不申报, 导致了执行困难。法院无法进行强制执行, 生效法律文书如同一纸空文, 其威慑力就无从谈起。

二、法院民事强制执行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法院民事执行工作面临的困难, 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综合分析其原因, 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公众法律意识十分淡薄。

一方面我国普法工作滞后, 老百姓法律知识匮乏, 对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认识不到位, 不能够正确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公众对法律概念模糊, 对于法律的威严感知甚少, 甚至采取种种不法手段抗拒法律, 逃避法律的制裁。

(二) 司法协助人员支持不力。

法院民事强制执行工作涉及到多个部门和行业, 需要多个方面的支持和配合。然而, 在法院要求履行查询、冻结、扣划被执行人时, 相关部门为了部门利益, 有意无意地设置了种种障碍, 影响执行工作的开展。

(三) 强制执行工作缺乏独立的司法地位。

法院在强制执行时, 常常会受到地方政府、利益集团、社会势力的百般阻挠。特别是政府部门为了保护地方利益, 一旦法院的执行逐及地方利益, 他们就会设置重重障碍, 阻挠法院执行工作的开展。

(四) 执行工作缺乏强硬手段。

从目前情况看, 我国执行法律多为程序性规定, 惩戒性司法条少。法律缺乏惩处规定, 这样的司法体制和制度, 很难保障民事强制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

(五) 执行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合力。

我国目前执行案件管辖, 多以债务人财产所在地为联结点, 对于财产不在本法院管辖区域内的案件, 需要委托财产所在地法院执行。而受委托的管辖法院因受种种压力, 不愿也不能积极执行。上级法院也缺乏有效的协调, 所以在执行工作中, 司法部门难以形成合力, 重拳打击规避法律制裁的不良行为。

三、应对法院执行工作难的对策建议

法院民事强制执行工作难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尊严, 为基层法院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为此, 一定要破解影响法院民事强制委行工作的瓶颈。

(一) 积极改善民事强制执行工作的环境。

一方面, 法院可以利用地方政府的权威, 变地方政府的司法干预为有利因素, 借助政府力量协调治理执行难问题。另一方面, 有执行任务的法院必须加强横向司法部门与相关政府部门的交流协作, 借助他们的力量促成执行工作的完成。同时, 要提高社会及公民的法律知识和司法意识, 打击拒不执行的不法行为, 还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 对于拒不执行生效法律师文书的人予以曝光, 以起到震慑作用。

(二) 司法部门要尽快完善执行立法及配套措施。

一方面司法部门要加强硬化执行的立法, 修订完善现行的执行制度, 为民事执行工作提供更可靠、更具操作性的司法制度。在硬人执行的立法中, 要对那些拒不如实向法院申报财产的被执行人, 法律要明确规定法院有权对其采取司法拘留等强制措施。对于被执行人在被传唤时, 拒绝到庭的行为, 也要规定出惩戒措施, 对于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被执行人, 在构成犯罪的情况下, 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进行重重打击。二要相应扩大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人范围, 对于被执行人确无能力执行的情况, 要考虑扩大被执行的范围, 甚至可以变更补执行人。三要在执行程序中运用平等主义在破产程序之外解决一部分债权人之间的公平问题。

(三) 积极推进法院内部执行体制的改革。

一要建立纵向宏观执行机构协调管理体制。注重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纵向协调, 充分发挥以高级法院为核心, 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的功能, 适当加大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干预”, 对受地方干扰较大的案件进行统一协调, 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伞。二要加强审执部门之间的协调和补充。审判部门在庭审阶段应遵循便于执行的原则, 适当考虑判决的可执行性。可以将执行阶段的财产申报制度前置, 在庭审阶段即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供确切的财产线索, 并告知其不如实申报财产的法律后果及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三要逐步明确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的界限。使强制执行工作有法可依, 权力界限明确, 便于操作。

总之, 解决基层法院民事强制执行难与执行乱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 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更需要司法制度的完善和法律工作者的努力。通过对我国现行强制执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使法院强制执行工作走出困境, 步入坦途, 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宏伟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法院民事强制执行是一项独立的司法制度, 对维护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性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然而,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 强制执行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 面临着诸多的因难和挑战。为此, 本文从分析法院民事执行工作的现状入手, 分析了法院民事强制执行的困难及原因, 提出了应对民事执行工作面临挑战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强制执行,面临挑战,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1]沈德咏.《论强制执行若干关系 (代序) 》.《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第25页.

[2]李新.《执行难的成因与对策分析》.《民事强制执行新视野》.第39页.

[3]杨荣新.《论强制扫行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法院网.2007.5.5

[4]刘祖康, 荣锡洪, 侯镜宙.《刑法保证了民事判决和裁定的执行》.人民司法.1980 (5)

民事强制执行申请书范本 篇5

申请执行人；***，男/女，年 月 日出生，住***，农民。被执行人；***，男/女，年 月 日出生，住***，农民。执行依据；(201*)*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 执行请求；

1、要求被执行人支付申请人家庭财产析产款人民币**元。

2、案件受理费***元，被执行人承担***元。事实和理由：

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离婚/民事纠纷一案，经***人民法院审理。于 年 月 日作出了(201*)*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已生效，且己过履行期限，被执行人未在履行期限内主动履行判决内容。申请人依据相关规定，特向贵院申请强制执行。此致:***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 月 日

民事强制执行 篇6

我与丈夫张某是经人介绍走到一起的，几年后感情便出了问题，另有所爱的丈夫提出了离婚。维持没有感情的婚姻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同意离婚。我们协商，孩子归我，他出抚养费；房子归我，他搬出去。协商好后，我们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然而，写在离婚协议里的条款，张某一项都不执行。离婚半年了，张某一分钱的抚养费都没给过。请问：这种情况下，我能请法院强制执行离婚协议吗？

答：

强制执行是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法律对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有着严格的要求。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作为执行根据的法律文书仅限于以下几类：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仲裁机构的裁决；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依据行政法规作出的具有强制执行内容的决定。凡不在前述列举范围内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都无权介入执行。

民事强制执行 篇7

所谓强制缔约法律制度, 是指法律对某些民事主体课以强制缔约义务, 从而对义务人缔约自由予以必要限制, 以保障相对人缔约自由的实现。违反强制缔约义务势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中民事责任可以给受害人提供最直接有效的救济, 有利地维护相对人的利益, 这也决定了民事责任在整个强制缔约法律责任体系中占据着首要地位。然而, 目前我国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缔约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性质。对于此问题, 学者认识不一, 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不同的判例。其中主要涉及缔约过失责任说、违约责任说、侵权责任说及独立责任说四种学说。责任性质是认定责任形式的前提, 那么对责任性质认识的模糊势必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障碍, 因此, 笔者试图对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作以浅析。

一、理论界的主要学说

(一) 缔约过失责任说

一些学者认为,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应划归为缔约过失责任体系范畴。其理由在于:一方面, 从时间上来看, 强制缔约义务的违反是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前, 即缔约阶段;另一方面,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会造成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损失, 因为相对人有理由信赖强制缔约义务人会遵守法律规定的缔约义务而与之订立合同, 因此信赖缔约是正当的。那么, 相对人基于信赖义务人能够缔约而支付的各种相关费用以及因未能与义务人订立合同而丧失的缔约机会等损失, 均属于相对人可请求义务人赔偿的范围。

(二) 违约责任说

强制缔约法律制度就是法律强制某些民事主体负有与相对人订立合同的法定义务, 而这些负有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主体往往是关系到人们基本生存和生活的公共事业单位或服务组织。违约责任说认为, 依据强制缔约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内涵, 被设定在强制缔约法律制度范畴内的所有合同都可以基于法律规定而当然成立。换而言之, 无论义务人是否拒绝与相对人缔约, 该合同都可以依法律规定而成立。因而, 强制义务人实际履行合同是承担违反强制缔约义务民事责任的重要形式。当然, 在具体认定违反强制缔约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形式时, 还应考虑到强制合同成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因素。总之, 违约责任说的支持者认为,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应属于违约责任的范畴。

(三) 侵权责任说

我国台湾多数学者都认为, 负有强制缔约义务者, 非有正当理由, 致相对人遭受损害, 当事人之间虽不因之而当然成立合同关系, 但义务人应向相对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此学说认为, 强制缔约法律制度并非保护相对人的具体的合同权利, 而是一种概括的利益。当强制缔约义务人违反缔约义务, 致使相对人的财产权益或人身权益遭受损害, 此应为一种侵权行为, 应承担侵权责任。所以该说认为,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应为侵权责任体系所包含。

(四) 独立责任说

独立责任说认为, 强制缔约法律制度的设定, 是为使如水、电、气等公共服务部门和机构能够合理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 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和生活, 维持社会的基本供给秩序, 而非以弥补相对人的经济损失为初衷。因此,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与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及侵权责任等在本质上是相互区别的。当然, 持独立责任说的学者并不否定, 在一定条件下,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产生的民事责任与侵权责任会产生竞合, 如强制缔约义务人的拒绝缔约行为可能造成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害。

二、笔者对以上学说的评析

第一, 缔约过失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体系, 具有自身较为明确的含义。所谓缔约过失责任, 是指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 一方当事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导致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 致使对方遭受信赖利益的损失, 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对于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是否属于缔约过失责任, 关键在于该责任是否符合缔约过失责任的内在构成。笔者认为, 缔约过失责任系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前, 且当事人为缔结合同进行了接触和磋商, 形成了较为紧密的信赖关系, 正是这种紧密的信赖关系使当事人之间互相负有协助、照顾、通知等先合同义务。那么, 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能基于这种信赖而为缔约和履约而做出准备, 同时, 任何一方当事人也都可能由于对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未尽此等先合同义务而遭受信赖利益的损失。而强制缔约义务则是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产生, 与缔约过失责任必须先行存在磋商才会产生相应的先合同义务明显不同。同时, 由于强制缔约义务人主要是关乎公众生存和生活的公共服务部门, 只要义务人拒绝缔约, 就会对相对人的生存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而无需相对人必须为缔约或履约做出了相关准备。也正因为如此, 在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形式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强制订立合同”。综上, 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存在明显的差异, 不能为了急于解决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的归属问题, 而草率地将其归入缔约过失责任体系中, 那将使两种责任都陷入混乱状态。因此, 缔约过失责任说不可取。

第二,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与违约责任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 如二者都不要求以损害后果为责任承担的前提, 责任承担方式都主要为实际履行和赔偿损失, 相对人可视具体情况而做出选择。但是, 在强制缔约义务人明确拒绝缔约时, 合同是否已经依法而当然成立, 这是判断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性质是否为违约责任的致命性问题。笔者认为, 虽然强制缔约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公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而课以义务人强制订立合同的义务, 但是此合同的成立, 仍然需要当事人之间通过要约和承诺的基本方式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如果一方明确拒绝, 合同不成立就成为当然之果。而根据一般的合同法原理, 违约行为发生的前提是当事人之间己经存在着合同关系, 如果合同关系并不存在, 违约便无从谈起。综上,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当然也不属于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说无法立足。

第三, 我国大陆学者多数接受了台湾地区学者将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归于侵权责任体系中的做法。但是, 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经济上的补偿, 也就是使受害人利益回复到受侵害之前的状态。因此, 侵权责任的一个构成要件就是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实际的损害。在强制缔约法律制度中, 强制缔约义务的设定并非为了对相对人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在义务人违反强制缔约义务而令其承担民事责任的场合下, 一般不要求相对人遭受了直接的经济损失, 事实上相对人也未必都发生了实际的财产损失或人身损害。因此, “强制订立合同”就成为了违反强制缔约义务承担民事责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责任形式, 以实现使相关公共服务部门满足人民基本的生活需要的目的。这与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有根本的区别。综上, 侵权责任说不宜采纳。

第四, 如前所述, 强制缔约义务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由义务人承担, 因此, 也无所谓在缔约过程中对先合同义务的违反而发生缔约过失责任。当强制缔约义务人拒绝订立合同时, 合同未成立, 便无所谓违约责任的发生;强制缔约义务的承担不以损害后果的发生为前提, 与侵权责任存在实质构成上的差别。因此, 本着便宜生活之需, 笔者认为, 法学理论宜应当尊重生活。故尽管有学者反对把民事责任体系当做一只口袋, 但在笔者看来, 其开放的体系如果有机地进行整合与梳理, 必能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其构成一个有序的整体而不是如有学者所担心的那样走向混乱和灭亡。既然如此, 我们没有必要强行把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划入既有的法律体系当中。

笔者认为, 应把违反强制缔约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独立出来, 形成一种与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及侵权责任相并列的一种新型责任, 以更为合理地规范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行为, 进一步完善民事责任体系的架构。当然, 笔者并不否认构成与其他责任类型如缔约过失责任、侵权责任等的竞合。因为在特殊情况下, 强制缔约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会造成相对人人身、财产的损害。比如, 相对人在危难、急病的情况下, 出租车拒载;医师对于急症病人, 无故拒绝救治, 使相对人病情恶化或死亡, 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此时相对人当然有权要求强制缔约义务人承担经济损失, 此种情形应以侵权责任的规范为依据进行救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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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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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冉克平.强制缔约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245.

巧用执行时效中断,助推强制执行 篇8

一、什么是执行时效、执行时效中断

执行时效又称为申请执行期限, 是指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 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请求权利, 持续达到一定期间而致使其请求权消灭的法律事实。

执行时效中断是指申请执行期限因某一法定情形而中断, 从中断时起, 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二、关于执行时效中断的法律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 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据此, 执行时效中断可以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再来看, 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 (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 。具体来讲:

(一) 提起诉讼

这个比较好理解, 在此不赘述。

(二) 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

一般有以下情形:1.以直接发送债权文书方式来主张权利, 如果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 (盖章) 即可达到效果, 或者虽然未签字 (盖章) 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 (比如公证送达) ;2.以发送邮件及数据电文的方式来主张权利, 邮件或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即可达到效果;3.以扣划欠款方式主张权利, 这种情形一般发生在金融机构贷款中;4.以公告方式主张权利, 一般发生在债务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

(三) 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

一般有以下情形: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 。

综上, 执行时效中断到底都有哪些法定事由?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对执行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作了明确的解释: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 从中断时起, 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三、积极援引执行时效中断法定事由, 合理保护债权人利益

(一) 履行期限届满后, 还未达两年的

1. 申请执行

这是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直接启动最后的司法救济程序的举措。首先, 当事人要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必须提供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证书, 二者缺一不可, 也就是说:出具执行证书是申请强制执行的必经程序、必要组成部分。其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4条规定, 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 从提出请求时, 诉讼时效中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 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 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从上述条文来理解, 当事人在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 向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 已经充分表明了其向国家司法机关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

2. 暂不申请执行, 但又要保证债权人在想执行的时候可以执行, 也就是说, 不能过了执行时效

(1) 声明书公证。在这种债务人愿意配合债权人的情况下, 我处常用的办法就是让债务人来申请办理一份声明书公证, 声明书的内容只要能体现出债权人向其或一直在向其追要欠款, 或者是债务人愿意履行债务的意思就可 (同时可以在声明书中加叙债务人实收款项、已还款项等内容, 以便为将来万一出具执行证书收集证据) 。

(2) 还款协议公证。也有一些人主张, 可以建议债权人、债务人双方重新签订一份还款协议, 并办理还款协议公证同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这样的好处是, 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可以重新对还款期限、利率等进行约定, 对当前的债权债务额进行确认, 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双方的意愿。但是还款协议公证, 存在着一种隐患, 那就是债权人、债务人双方是否因对原借款期限、利率等的修改而形成了一份新的债权债务关系, 从而导致原合同所属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 原合同所附属的从权利 (如抵押权) 也一并消灭。也有解决办法, 那就再去办理一次抵押登记即可。隐患就在于, 如果在原合同所约定的抵押登记之后, 法院也对该房产进行了查封, 现在双方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时, 房管局往往是采取先解押再抵押的程序, 这样就导致, 在解押之后, 重新抵押之前, 因为有了法院的查封而可能无法重新抵押或者失去了原有的物权优先性。

(3) 保全证据公证。这种公证形式可以灵活多样, 比如对债务人送达催收通知, 对债权人、债务人双方的谈话过程录音、录像等等。保全证据公证, 可能会更好地体现当事人的要求, 而且在债务人极度不配合甚至是逃避债务的情形下, 能发挥较好的效果。

(二) 履行期限届满的两年后, 债权人来申请强制执行

实际上, 在这种情况下, 仍然可以援用上述方法收集相关证据。但这个时候, 更要注意的是收集证据的方法、策略。

如本文起始所述案例, 简单来看, 执行时效已过, 债权人的手里又还没有比较明确的、扎实的证据来证明发生过执行时效中断的事由, 此时债权人就不敢强硬的或者明确的要求债务人配合以取得相关证据, 而只能采取巧妙的措施。在该案例中, 考虑到债权人提供了一份债务人出具的保证书 (出具日期是2014年3月20日, 主要内容是请求债权人宽限些时间, 保证于某时间前归还余款) , 我处又为债权人起草了一份保证书 (主要内容为:债务人于2011年4月22日向债权人借款人民币X元, 至今没有偿还, 债权人在2011年、2012年、2013年的每一年都多次向债务人要求偿还, 为此债务人也写过保证书, 保证于X日归还, 但是因为实在困难, 再次请求延长到2014年4月28日) , 由债权人和债务人再次见面商谈的时候, 让债务人签署了这份保证书, 从而顺利取得了执行时效中断的证据, 为债权人及时出具了执行证书。

如果说, 债务人极度不配合甚至是逃避债务, 保全证据公证就是收集证据的最好方式。比如说, 可以以“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为突破点, 指引债权人在和债务人对话的时候, 巧妙地引导债务人承认:债权人曾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的二年内提出过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要求或者说债务人曾承诺过及时还款等, 并对对话的过程以录音的方式做保全证据公证。再者就是向债务人送达债权文书, 公证送达要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送交给相对人, 以确保送达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 保证高质量的保全证据公证, 从而最终顺利实现执行时效的中断。

摘要：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发挥着重要作用, 比如可以保证金融机构或者民间借贷的债权人及时收回贷款、防范金融风险、及时调整民事经济关系、维护正常的法律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等。

关键词：强制执行,诉讼时效,执行时效,中断

参考文献

[1]刘学在.论执行时效制度之理解误区及其矫正[J].北方法学, 2014 (07) :15.

浅谈强制执行公证的实务办理 篇9

一、认真审查是基础

(一) 对当事人身份的审查

一是对自然人的身份进行确认, 特别是债务人的身份, 防止其以虚假身份骗取借款。在核实人的身份与关系时, 应认真核对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等相关证件的信息。如发生不能确认的情况, 必要时可以到当事人居住地或其工作单位进行实地调查。二是对企业身份的审查, 在审查企业营业执照时, 应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核实, 防止与营业执照上记载的内容不符或主体不存在。

(二) 对当事人履约能力的审查

一是对出借方的资金来源进行审查。具体做法为要求出借方提供收入证明或资金来源证明, 若公证标的额较小, 如5万元以下, 只需提供收入证明, 如标的额较大, 则需提供资金来源证明。二是对借款方及担保方的实际还款能力进行审查, 如其确无实际还款和代偿能力, 则表明借款风险极大, 可以拒绝办理;此外, 若借款是用于赌博、诈骗等违法活动, 也可拒绝办理。

(三) 对借款合同的审查

首先对合同内容的严谨性进行审查, 防止因表述不明而产生争议。例如, 是“年息”还是“月息”, 是“收条”还是“借条”, 是“今借到”还是“今借”, 是“违约”还是“悔约”等都应明确。二是对合同内容所涉及的文字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例如, 对于收入证明, 应审查出具单位的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印章的有效性;而对于银行转账凭证, 可由银行协助核实。三是对合同中的借款利率进行审查。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适当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 超出部分法律不予保护。四是对合同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进行审查。主要是对双方约定的支付方式、支付条件、还款方式、还款期限、利息条款、违约事由、执行条件等条款予以审查。对不完整、不准确的内容及语句及时予以完善、变更。五是对合同生效的条件进行审查。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自提供借款时生效, 所以不能约定为“订立协议时”或者“公证后”生效。

二、严格办理公证

在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后, 才可正式受理公证。

(一) 要认真制作告知书及谈话笔录

例如, 对于诉讼时效、执行期限及抵押、质押相关登记手续的办理等可能涉及今后债权实现的事项, 应予以明确告知, 避免事实上的无法执行;而对于利息较高或者数额较大的合同, 可以分开做笔录以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

(二) 谨慎处理双方的约定

合同自由是有限制的, 对于明显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 或与法理明显不符的, 当事人应当修改。例如, 合同中约定借款方不能还款时, 抵押物直接归债权人所有的, 此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 办理公证时应建议当事人修改。

(三) 注意区别法律问题与司法政策、沟通协调问题

例如, 非金融企业间的直接借贷,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司法政策) 是不予支持的。又如, 关于抵押合同能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公证界的意见不一。有的认为, 抵押合同为债权合同, 因为债权合同属于债权文书, 可以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所以抵押合同可以赋予强制执行效力;而有的却认为, 抵押合同是物权合同, 而物权合同不能赋予强制执行, 所以抵押合同不能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但如果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观点或案例仔细研读, 就会发现对于这个问题人民法院早有解释 (司法政策) , 公证员需要就此与人民法院沟通协调。此外, 对于构成非法集资罪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公布了相关的司法解释, 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该解释中对“非法集资”的表现形式及人数、数额的认定方式, 公证员可以同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沟通, 主动报送信息, 在发现确有非法集资嫌疑时, 应当向政法委等部门报告, 以避免公证风险。

三、谨慎出具公证书

(一) 公证书的制作

公证书应载明借款金额、期限、利率等重要事项, 对双方约定的支付方式、支付条件、还款方式、还款期限、利息条款、执行条件、违约事由等条款予以列明。避免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时, 因公证书表述不清而无法执行。

(二) 公证风险的提示与告知

公证员在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时应当保持中立, 将此项公证业务中涉及的风险全面地告知当事人, 尤其应对借款方进行重点的风险提示与告知交流。告知的内容主要包括:利率的限制、借款担保、合同的生效、本金实际数额的确定、出具执行证书的条件及强制执行公证的法律效力等。除对合同涉及的风险进行提示告知外, 公证员还可根据对合同双方信息的详细了解, 提示双方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只有在合同双方对相关法律知识及风险全面了解之后所达成的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意思表示才真实有效, 之后实现起来受到的阻力才最小。

参考文献

[1]吴存根, 吴剑平.破解公证债权文书在强制执行中的困惑[J].中国公证, 2010.3.

[2]肖文.关于强制执行公证若干问题的探讨[J].中国公证, 2010:11.

[3]付庆海.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J].河北法学, 2001.7.

[4]吴剑飞.强制执行公证若干问题探讨[J].中国司法, 2009.3.

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工作机制构建 篇10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 仅有刑法第18条对强制医疗作出规定:即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 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 不负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 由政府强制医疗。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四章第284—289条对强制医疗作出明确规定, 使之不断完善和发展, 但该条文还是过于原则、笼统和缺乏操作性。导致实践中强制医疗措施出现各种问题。本文主要就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工作机制的构建发表一些看法。

二、构建规范性实施办法机制

在我国, 进行强制医疗的主要对象就是那些实施了犯罪行为, 并且经过相关的司法鉴定, 鉴定其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所以说在对这些精神病患者进行强制性治疗的监督过程当中是需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循的。所以说在强制医疗监督过程当中需要做到细化刑法准则的规定, 并且需要在现在实行的检察监督框架之下, 对强制医疗过程当中收治的程序、治疗的期限、费用的承担以及评估标准和出院的审批程序等做出更加合理的规定。并且当地的检察机关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对当地的强制医疗案件的办理的程序做出更加规范的规定, 对于强制医疗案件需要加强其启动形式、案件的管辖以及案件的受理和审查的程序的规范化。同时相关的执法监督部门需要与当地的做出强制医疗的审判庭等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联系, 同时还需要与当地的公诉部门建立一个良好的相互配合, 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建立强制医疗患者的档案, 对其个人信息等都进行良好的记录, 防止因为部门之间的衔接的不完善造成了监督漏洞的出现。同时针对现在的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强制医疗监督工作机构可以参考一下现在监狱或者是看守所当中的信息化联网管理模式, 在强制医疗结构当中的各个强制医疗病人的信息进行一个信息联网机制的建立, 在这个模式当中能够及时、准确并且有效的将被强制医疗人员的信息以及强制医疗的执行状况等方面的信息进行一个合理的了解。

三、构建强制医疗交付重点监督机制

检察机关在对强制医疗进行交付的监督主要就是通过对强制医疗意见书、强制医疗决定书、案件的相关证据材料等来进行的, 进行强制医疗交付的重点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公安机关在对涉及到案件的精神病患者采取相应的临时性约束措施的时候, 公安机关是否出现了滥用职权的情况, 是否对涉案的精神病患者进行了体罚或者是虐待, 这些都是需要进行详细的了解的。

第二, 需要对强制医疗的客观的条件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查, 也就是说需要对相关机关在对精神病人是否涉案进行的判定是否正确, 需要正确的判断精神病患者是否参与或者是实施了相关的暴力犯罪或者是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第三, 对强制医疗的相关的医学条件进行严格的审查, 也就是说需要对强制医疗患者在进行犯罪的过程当中是否是真正的没有刑事责任, 这需要经过相关的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以及公安机关委托相关的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来进行鉴定, 在鉴定之后需要出示一定的司法精神病鉴定报告书才能够确定该人员在犯罪的过程当中是否真的没有刑事责任能力。

第四, 审核强制医疗的主管条件, 需要审核这一涉案精神病患者是否还具有继续对社会产生危害的能力, 如果说在对这个涉案精神病患者进行了相应的初步治疗之后, 这一患者没有了继续危害社会的危险, 那么就不需要对其进行强制性治疗了, 如果说在经过了初步的治疗之后仍然具有着对社会的危害性, 就需要对患者进行强制性治疗。

四、构建检察人员的合理配置

由于以现在的医疗手段进行精神病治疗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 所以说在进行精神病人强制治疗的监督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并且在对强制医疗进行监督的过程也是比较专业的, 所以说就给相关的监督人员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相关检查机关在进行强制医疗监督人员的配置的时候需要配置那些法律知识比较完善, 同时又具有相关的医疗专业知识的检查人员来对整个的强制医疗过程进行全程的了解, 所以说这些检察人员当中至少需要有一名人员是具有专业的医疗专业知识的。在进行强制医疗监督工作机构的构建的过程当中需要对人员的配置进行合理的考虑, 需要专门的选取一些具有专业的医疗知识的监督人员, 但是现在我国的很多基层检察机构当中是不具备这种具有专业医疗知识的监督人员的。

五、结语

所谓的强制治疗就是对有相应犯罪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实行的强制性的治疗, 在进行强制治疗的过程当中需要对强制医疗的整个过程的监督进行完善, 本文主要分析了现在我国应该如何建立强制医疗监督工作机构的构建, 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参考文献

[1]张守良, 鞠佳佳.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实践探索[J].中国检察官, 2013, 15:43-45.

民事强制执行 篇11

一、房屋征收强制执行制度

房屋征收中的强制执行, 作为一项行政强制法律制度, 起始于西方, 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 西方各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有不同的模式。

一种是英美模式。此模式是将行政强制执行作为司法权的一部分, 在相对一方不履行行政义务时, 行政机关一般不自己采取强制执行。由行政机关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申请法院颁发令状, 以执行罚的形式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该模式强制执行理论的核心是为了有效控制行政行为, 防止行政强制权滥用, 损害公民权益。因此, 该模式的行政强制权实质属于司法权而非行政权。它的优点是能有效防止行政权的滥用, 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将行政强制执行转化为民事诉讼, 增加了诉讼量, 降低了行政效率。

另一种是德日模式。此模式是将行政强制执行权作为行政权的一部分, 由行政机关自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要求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必须具有执行依据, 一般是通过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进行, 具体行政行为便成为了强制执行的核心内容。此模式能提高行政效率, 增强行政强制执行的权威性。但无法有效控制行政权的滥用, 有时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我国, 按照《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 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 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条规定, 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行政强制法》第13条规定, 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 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些规定都明确了人民法院是行政强制执行的一般主体, 而行政机关自己实施的强制执行则受到严格限制, 必须以法律的特别授权为前提。

在我国城市房屋强制搬迁立法上, 主要经历了“司法强制搬迁——行政强制搬迁与司法强制搬迁相结合——司法强制搬迁”的历程。在1991年国务院公布《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下称《条例》) 前, 各地纷纷制定地方性的房屋拆迁法规, 并普遍规定了司法强制拆迁模式。1991年开创了我国的拆迁时代, 在之后的20年中, 城市房屋强制执行进入了行政强制搬迁与司法强制搬迁相结合的时代。2011年《条例》取消了行政机关自行拆迁的做法, 只能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搬迁。在房屋征收制度下, 司法强制搬迁成为唯一模式。

二、房屋征收司法强制搬迁模式

(一) 司法强制搬迁的立法意旨

《条例》取消行政强制拆迁, 实行司法强制搬迁, 体现了《条例》的立法理念。首先, 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房屋征收的前提和基础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在征收过程中, 对于个别漫天要价拒绝签约的被征收人, 为了实现公共利益, 司法机关才对其实行强制搬迁。过去的行政强制搬迁模式, 没有明确是否以公共利益为目的, 并且行政机关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 容易引起被拆迁人的抵制和反抗, 强制搬迁阻力大,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其次, 有利于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实施司法强制搬迁意味着不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裁定, 政府不能自行强制搬迁, 这样可以避免行政机关为了追求效率, 对强制搬迁权的滥用, 从而保护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最后, 有利于规范强制搬迁行为。在采取强制搬迁行为前, 司法机关先要审查征收和补偿决定是否合法, 安置补偿是否公平, 临时安置过渡措施是否得当, 从而避免了强制搬迁中盲目和非理性因素, 使得搬迁工作依法、规范、有序进行。

(二) 司法强制搬迁的法定条件

1. 实体性要件

(1) 只适用于公共利益需要的征收项目

《条例》仅限于规范为了公共利益用地需要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 这说明了司法强制搬迁只适用于公益性征收项目。非公共利益用地需要的拆迁与补偿活动不适用本条例, 属于民事法律调整范围, 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 由双方依法平等协商解决, 不得采用强制搬迁。在各国立法上, 只有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方可征收公民的私人财产权。

(2) 先行给予公平补偿

公平补偿是司法强制搬迁的关键, 也是对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为了确保强制搬迁依法、公正, 《条例》特别要求强制执行申请书应当附具补偿金额和专户存储账号、产权调换房屋和周转用房的地点和面积等材料, 在此基础上, 法院才对政府的强制执行申请进行审查, 以确保被征收人之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3) 合法有效的征收补偿决定

根据《条例》规定, 强制执行的对象只能是已经生效的补偿决定。司法强制搬迁应以补偿决定的合法、生效为要件, 在房屋征收制度下, 补偿决定未生效前, 法院一般不得先予执行。至于被征收人不履行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搬迁义务, 也不能实行司法强制搬迁, 只能由房屋征收部门按照违约之诉提起诉讼并申请执行。

2. 程序性要件

(1) 基于市、县级人民政府的申请而启动

司法强制搬迁是依申请的行为, 法院不能自行启动这一执行程序, 体现了司法权的天然被动性特征。同时, 申请的主体只能是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 而不是房屋征收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2年3月26日法释[2012]4号) , 政府在申请前还应当对被征收人进行催告, 听取其意见, 并对可能存在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与原拆迁条例相比, 法院对强制执行的要求明显提高, 政府在执行工作中的责任和义务加重。

(2) 司法机关的裁定程序

法院受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后, 一般只进行形式审查。但是, 在房屋征收强制执行案件中, 按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 法院在形式审查的基础上, 更注重对案件的实质审查内容。这主要体现在审查是否符合《条例》第2条、第8条的情形, 重点审查征收项目是否公共利益标准, 征收程序是否合法、补偿标准是否公平、补偿措施是否到位, 防止发生侵犯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对于争议较大的案件, 法院还要组织听证, 听取社会各界尤其是被征收人的意见。只有在补偿决定依法、合理基础上, 法院才作出准予执行的裁定。

(3) 实施强制搬迁程序

《条例》规定了政府部门不能自行进行强制搬迁, 只能向法院申请执行。但是, 实施强制搬迁是遵循“裁执分离原则”或是“司法强制搬迁原则”, 《条例》没有明确规定。如果坚持“裁执分离”原则, 那么法院作出裁定后, 具体执行工作由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实施, 法院不参与具体执行工作。如果坚持“司法强制搬迁”原则, 那么房屋强制搬迁工作由法院执行, 政府及其部门不参与搬迁。按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规定, “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 一般由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这表明了在实施强制搬迁中, 政府为一般实施主体, 法院为特别实施主体。

三、政府在司法强制搬迁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司法强制搬迁的法律属性

在司法强制搬迁模式下, 政府依法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这一过程中, 既有行政因素, 又有司法因素, 在看待司法强制搬迁的法律属性上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观点认为, 司法强制搬迁是行政行为的继续和延伸;还有的认为, 司法强制搬迁兼具行政与司法双重属性, 是行政权与司法权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认为, 司法强制搬迁属于司法行为。首先, 司法强制搬迁的主体是法院和被执行人 (被征收人) , 而不是政府和被征收人, 在司法强制搬迁法律关系中, 政府仅仅是申请执行的主体。其次, 在政府与被执行人的房屋征收争议中, 法院处于居中的位置。对政府的强制搬迁申请行为, 法院既可以作出准予执行的裁定, 也可以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 体现了司法行为的独立性。最后, 实施司法强制搬迁的依据不是征收补偿决定, 而是人民法院作出的准予执行的裁定书。综上, 我们把司法强制搬迁的法律属性定性为司法行为, 符合《条例》的立法意图。在房屋征收过程中, 政府是征收当事人一方, 无论征收决定还是补偿决定, 均由政府作出, 若再赋予政府强制搬迁权, 那么征收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明显不平等, 对被征收人不公平, 容易引起纠纷, 不利于强制搬迁工作顺利进行。《条例》规定由政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有利于法院对政府征收补偿活动的监督, 促使政府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 努力营造和谐征收的社会氛围。

(二) 司法强制搬迁中政府的参与

1. 政府不是司法强制搬迁的执行主体

既然司法强制搬迁属于司法行为, 那么在司法强制搬迁行为中, 法院是唯一的法律主体、责任主体。在具体实施强制执行过程中, 法律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如受理执行申请、审查、作出裁定、发布强制执行公告, 实施强制执行等, 这些程序保障了强制执行工作依法、规范进行, 同时也体现了法院的职权、职责和主体地位。

在司法强制搬迁中, 政府不是执行主体, 一方面, 《条例》取消了行政强制搬迁, 政府没有法定强制执行权, 不能作为强制执行的法律主体;另一方面, 实施司法强制搬迁的法律依据是法院作出的准予执行裁定, 不是政府作出的补偿决定。由于司法权与行政权有明显的界限和分工, 政府也不是法院的执行部门, 不可能成为司法强制搬迁中的执行主体。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了司法强制搬迁一般由政府组织实施, 实际上是规定了政府的执行主体地位, 这好像又回到原拆迁条例行政强制拆迁的老路, 与《条例》的精神不相符, 在法律层面也值得商榷。

2. 政府在司法强制搬迁中的作用

《条例》赋予了法院的强制搬迁主体地位, 那么在实施强制搬迁工作中, 法院应按照法的职权和程序, 积极主动地履行职责。然而, 在实践中, 由于受到种种限制, 法院的强制搬迁工作困难较大, 迫切需要政府的参与配合, 才能共同做好强制执行工作。按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规定的两种执行模式, 无论是实行“裁执分离”还是“司法强制搬迁”, 都不利于执行工作的进行。也就是说, 单独由法院或者政府实施强制搬迁, 在实践中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强制搬迁工作若离开政府的配合支持, 法院的执行工作将面临严峻考验。如果单独由政府执行, 强制执行的合法性和公平性受到影响, 容易激化矛盾。因此, 为了保证强制搬迁工作依法、规范进行, 应由法院与政府紧密配合, 相互支持, 共同完成。这样不仅可以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而且可以发挥政府的优势和能动性, 有利于提高强制搬迁工作的质量、效率和效果, 最大限度地兼顾公平和效率, 并能有效的降低执行风险。

四、宁波司法强制执行模式

近年来, 宁波城市房屋拆迁量大, 裁决量大,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多达两百余件, 实际执行近百件。强制执行工作平稳顺利, 没有发生恶性事件。如2011年宁波市区共作出拆迁行政裁决书317份,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85件, 实际强制执行17件, 有力地推进了拆迁遗留项目的扫尾工作, 为房屋征收工作的良好开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法院积极履行职责, 有效化解纠纷。法院受理强制执行案件后, 主动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分别在受理申请后、裁定书下达时和强制拆迁前进行三次调解, 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被执行人补偿安置权利。经过调解, 绝大部分被拆迁人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

二是政府准备充分, 配合得力。强制拆迁前, 政府相关部门做好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制定了强制执行应急预案, 妥善解决过渡用房, 并确保在程序合法、补偿到位、被拆迁人居住条件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实施强制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