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强制（精选11篇）
刑事强制 篇1
一、澳门地区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原则
(一) 合法性原则
澳门刑事诉讼法第176条规定:“人之自由, 仅得按具防范性质之诉讼程序之要求, 由法律规定之强制措施及财产担保措施全部或部分限制之。”这条规定确立了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原则。
(二) 适当及适度性原则
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178条规定:“具体采用之强制措施及财产担保措施, 对于有关情况所需之防范要求应属适当, 且对于犯罪之严重性及预料可科处之制裁应属适度。”
二、澳门地区刑事强制措施的具体规定
(一) 强制措施的基本程序
澳门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采取强制措施的一般程序, 包括: (1) 在侦查期间, 采取强制措施及财产担保措施, 由检察院申请, 法官批示;侦查终结后, 法官也可依职权批示, 但须先听取检察院的意见。 (2) 采取某种措施前, 如有可能且适宜, 应当在首次司法询问中先听取嫌犯的陈述。 (3) 采取强制措施的批示文件, 必须通知嫌犯, 批示中必须载有违反强制义务法律后果。 (4) 如属羁押, 经嫌犯同意, 需通知嫌犯的血亲或其信任的人或其指明的辩护人。对于未满18岁的嫌犯, 不论其是否同意均需通知。 (5) 法官对采取强制措施有相当的裁量权, 他可以批示采取比声请采用的措施相对较轻的措施, 而不得批示适用比较重的强制措施。 (6) 除强制书录身份资料以外, 采取强制措施必须有书面批示。
(二) 强制措施适用的具体规定
1.强制书录身份资料及住所
澳门刑事诉讼法规定司法当局在首次询问嫌疑人后, 如诉讼程序应继续进行, 须强制该人提供其身份资料及住处, 并不得拒绝回答。如果经审查不应拘禁嫌犯, 在书录中应当载明嫌犯已被告知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或当接到适当通知时, 其有义务向有权限当局报到或听从安排;在书录时, 还应告知嫌犯未经有关当局许可不得迁居或离开居所超越五日。
2.担保
担保是由嫌犯提供一定数额的担保金或其他可折抵为金钱的物权、债券证书作为抵押, 保证履行一定义务, 并且不得妨碍诉讼进行的强制措施。
3.定期报道义务
定期报到义务是指由法官批示命令嫌犯按规定的日期及时间, 履行向司法当局或刑事警察机关报到的义务。
4.禁止离境及接触
禁止离境是指命令嫌犯在诉讼终结前不得离开澳门, 或者未经许可不得离开澳门。禁止接触是指不得与某些人接触, 或不得常至某些地方或某些场合。
5.中止执行职务、从事职业或行使权利
中止执行职务是指命令嫌犯中止执行公共职务;中止从事职业是指命令嫌犯中止从事须具有公共资格或须获公共当局许可或认可方得从事的职业或业务;中止行使权利是指中止行使亲权、监护权、保佐权、管理财产权或发出债权证券权
6.羁押
(1) 羁押的条件: (一) 可以羁押的条件:首先, 嫌犯必须具有下列危险性情形之一:第一, 逃走或有逃走之危险;第二, 有扰乱诉讼程序进行之危险;第三, 有扰乱公共秩序或安宁的危险。其次, 适用羁押还必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第一, 有强烈迹象显示嫌犯曾故意实施可以处最高限度超逾三年徒刑的犯罪;第二, 作为羁押对象之人曾不合规则进入澳门或不合规则逗留于澳门或者正在进行将该人移交至另一地区或国家的程序, 或者正在进行驱逐该人出境的程序。 (二) 应当羁押的条件:第一, 以暴力实施的犯罪, 且可判处最高刑超过8年徒刑;第二, 可判处最高刑超过8年徒刑的下列犯罪:盗窃车辆或伪造与车辆有关的文件、识别资料;伪造货币、债券证券、印花票证、印花及等同之物或将之转手;非法制造或贩卖毒品;第三, 澳门有组织犯罪法增加了几种应当羁押的犯罪行为。
(2) 羁押的程序。澳门刑事诉讼法规定, 羁押必须由检察官提出声请, 由法官书面批示, 如果法官具备资料推测某人拟逃避羁押措施的采用或执行, 可以在羁押措施实际执行前立即对其采用定期报到, 禁止离境及接触、中止执行职务或行使权利等全部或部分强制措施。
(3) 羁押的期限。一般情况下, 羁押的最长期限分别为:①在提出控诉前为6个月;②在预审后提出起诉前为10个月;③在第一审判决做出前为18个月;④在已做出的判决确定前为2年。如果涉嫌的犯罪为必须采取羁押措施的任一犯罪, 则上述羁押期限可分别增加至8个月、1年、2年及3年。
(4) 人身保护令制度。法律规定, 嫌犯被拘留或被拘禁的, 被拘留、拘禁之人或任何人认为拘留或拘禁违法, 均有权向高等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
7.财产担保措施
财产担保只适用于有关防止逃避物质性责任的情况。例如, 防止缴付金钱刑罚、司法税、诉讼费的欠缺或减少, 或为防止损害赔偿及其他民事责任的欠缺或减少等。
(三) 对中国大陆的启示
1.羁押前提的复查
澳门刑事诉讼法第197条规定了羁押的定期复查程序, 这一程序的设置可以有效地控制羁押措施实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也可以尽量减少羁押措施实施的负面效果, 更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笔者认为, 这一规定十分可取, 并且值得大陆立法和司法所借鉴。
2.人身保护令制度
为了防止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害, 在立法上应该规定一些补救程序。而大陆在这一方面恰恰存在很大的缺陷。澳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身保护令制度赋予了被羁押人遇有违法羁押时申请高等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 以纠正错误羁押的权利, 有利于使错误的逮捕措施能及时得到纠正, 从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因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澳门的该项制度, 并结合大陆的实际情况, 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人身保护令制度。
参考文献
[1]周士敏.澳门刑事制度论[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1.
[2]邢克波.大陆与台湾、澳门地区逮捕制度之比较[J].汕头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2 (1) .
刑事强制 篇2
被执行人(刑事被告人)：王某某，男，汉族，1947年*月*日出生，户籍地所在地XX省XX万源市……，现羁押于XX市XX区看守所;联系电话：187……632。
申请请求：
1、由被执行人支付医疗费、续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伤残补助费等共计106125元，并从20XX年12月27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2、由被执行人承担本案全部执行费用。
事实和理由：
已生效的XX市XX区人民法院(20XX)X法刑初字第5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被执行人王某某应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付申请人医疗费18632元、续医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64元、护理费1100元、误工费9600元、交通费1000元、营养费1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4561元、伤残补助费36968元，共计人民币106125元。
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上列义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9条之“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规定，被执行人还应支付申请人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特此申请!盼依法及时执行。
此致
XX市XX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YJBYS
20xx年x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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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强制医疗程序适用思考 篇3
张金阳，吉林省检察官培训学院，专职教师。
孙小夕，吉林省检察官培训学院，专职教师。
摘要：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新增的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增设了强制医疗特别程序一章。即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对社会及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又体现了对社会特殊群体的关注。但这一特别程序实施一年多，也逐渐显露出诸多不尽人意之处，笔者仅就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加以探讨，以求进一步完善此程序的设置，使其真正发挥更好的作用。
关键词：强制医疗；主体；程序；完善
《刑法》第十八条中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由政府强制医疗。”可见强制医疗的概念在我国法律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只是刑法中的这一规定原则性较强，对诸多实体及配套程序规定均没有细化，使得政府或其他相关部门在具体操作中无规可循，立法目的自然无法得到真正实现。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强制医疗程序明确了强制医疗的适用范围、决定程序、解除程序，并设置了法律援助和法律救济程序，同时还规定检察院对强制医疗决定和执行的法律监督权，可以说对强制医疗进行了充分的完善。自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至今，已经施行了近两年，笔者以一起强制医疗案件为视角，针对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一些完善建议，以供探讨。
2014年5月的一天晚上，已经有十六年精神病史的袁某精神病发作，持菜刀将家中的姐姐砍死，父亲被砍成重伤。经群众报警，当晚被抓获并刑事拘留。后经鉴定系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但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公安机关随即解除刑事拘留，变更为对其采取临时约束性保护措施，送至某医院，并移送检察院提出强制医疗意见。检察院审查后向法院移送强制医疗申请，后经法院决定对其进行强制医疗。
这是一起普通的强制医疗案件，但从此案件办理过程中却仍能反映出强制医疗案件存在的问题。鉴于本文主要是分析强制医疗的特殊程序，现将这个问题放在其危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前提框架内来讨论。
一、实施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法律文书称谓问题尚需商榷，并予以明确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不难发现，在检察机关的法律文书范本中称其为“涉案精神病人”，直到移送至法院阶段，法院在最后的决定文书中才称其为“被申请人”。
对于由精神病人造成危害后果的案件，其核心关键点即是危害行为实施者是否是精神病人、其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是否精神病人是区分其应否承担刑事责任，实质上涉及到了罪与非罪的界定。如果此时法律文书中直接称其为“涉案精神病人”，弊端有二：其一，已经先入为主的界定危害行为实施者为精神病人，且不能说明其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而这是需要检察机关审查、后经法院确认的案件法律事实；其二，“涉案精神病人”会给人一种案件还有其他当事人的错觉，语法、语义上不是非常严谨。
笔者认为，此类案件危害行为实施者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后的称谓应统一为“被申请人”。这一称谓，从法律规定上分析已经隐含了符合强制医疗的各项法律条件；同时很好的体现了由法院最终决定是否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独立裁判权。故，建议加以明确，以免称谓不统一导致各种分歧，久而久之形成习惯认知，难以改正。
二、审理程序有待进一步规范完善
新的《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审理程序的构建显得过于简单，对于合议庭的组成、是否公开审理、鉴定人是否需要出庭作证。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相应优化设置：
1.应进一步规定公开审理的限制，强制医疗案件也应以公开审理为原则，同普通案件一样，只有具有特殊情形，涉及个人隐私等情况不公开审理，有利于各方监督，并能够形成决定的权威性。
2.应明确合议庭组成人员应当有至少一名精神病医学专家参与庭审，并发表意见；同时应邀请精神病鉴定人出庭，对精神病鉴定出具真实性与客观性意见。有利于各方对强制医疗是否符合标准作出合理判断，同时利于决定程序的监督。
3.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决定文书应同一般判决书一样，告知可以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权利，规范到法律文书范本中，具体包括申请主体、期限及向何机关提出。
三、解除的条件及程序设置需明确
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可以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申请，仅《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四十条第二款有此规定，但没有具体时间及程序设置。
实践中，被强制医疗患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症状有所缓解，甚至痊愈，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但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程序不明晰，导致权利无法有效行使。具体问题包括：被强制医疗的人多长时间可以提出解除申请？申请解除强制医疗应满足何种条件？申请如何审核、决定，是否需要审理？应听取哪些人的意见等等，都没有具体规定，这就意味着被决定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在交付执行后，其解除强制医疗的权利形同虚设，或者实践中做法不一，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基于以上问题，建议进一步细化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程序，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首先，应明确规定，提出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主体应提供的材料，如原强制医疗决定书、强制医疗执行机构出具的治疗病例及康复情况或者评估意见、申请书等等以便于进一步审查是否符合解除强制医疗的条件。其次，細化人民法院接到申请后是否受理并审查的具体程序，包括受理后是否驳回，如申请被驳回，申请主体应享有哪些救济权利及途径。最后，应明确申请主体对解除强制医疗的审理结果有异议的救济权利，及相应的监督机制的设置。
法谚云：正义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只有程序细化并法定，增强实操性，才能保障被强制医疗者申请解除权的行使，并树立司法公信力。
四、强化强制医疗执行场所及监督机制相关规定
现行法律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一般的执行场所是隶属于公安机关的安康医院，由于目前我国安康医院数量有限，导致执行场所紧张，有些地方不得不在一些其它的精神病医院或康复机构执行，影响强制医疗的效果；同时，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的监督手段仅限于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违法行为要求说明理由、提出检察建议或者纠正违法意见，没有具体执行措施，这些监督手段往往依托于以上机关的支持与配合，监督力度大大削弱，无法得到有效实施。人民法院作出的决定的审查同样导致实践中缺乏评价依据与操作标准，不利于监督的实施。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应尽快明确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案件的监督职能，以确保监督贯穿始终。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必要的立法完善：（1）对公安机关采取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应明确采取措施的方式、地点、申请、执行的具体程序，对于公安机关没有按照程序采取措施的，应予以纠正。检察机关应从有利于精神病人利益出发发挥监督职能。（2）进一步明确并完善强制医疗的执行机构，建立医疗机构标准制度，避免安康医院数量有限导致的其他执行场所不符合强制医疗标准，不利于被申请人医疗。（3）借鉴检察机关驻监所制度，探索建立检察机关驻相关强制医疗执行场所的制度，搭建信息沟通平台，保障监督职能实时、实地、充分有效发挥。（作者单位：吉林省检察官培训学院）
参考文献：
[1]叶肖华《论我国强制医疗程序的建构与完善》，载于《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2]邓思清《完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及法律监督制度》，载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6期
[3]张品泽《强制医疗程序的实施与反思》，载于《中国司法鉴定》，2014年第1期（总第72期）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构建 篇4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为刑罚对无责任能力人不能进行处罚起到了补充的作用。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出台, 完善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下面从制度概念性质, 了解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一)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界定
我国刑法对强制医疗作出了规定, 精神病人实行了危害性行为并产生了危害结果, 由于精神病患者无法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 所以无法承担刑事责任。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对象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从适用对象方面可得知, 刑事强制医疗的目的是通过采取相应措施来促进精神病人的康复, 从而保护公民的人身才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1]
(二)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性质
一些国家的法律较为健全, 强制医疗措施附有完备的一套司法程序进行裁决和救济。一些研究强制医疗的学者认为, “强制医疗措施是我国现行刑法明文规定的一种刑法上的保安处分, 也是世界各国保安处分适用范围较广的一种保安处分[2]。”笔者认为刑事强制医疗不是刑罚, 也不是行政行为, 而是刑罚的一种补充, 好多国家都将其归属为一种保安处分。
二、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现状
(一)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相关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做了相关规定, 主要从法条规定和司法解释这两点分析:
1. 刑事诉讼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
我国的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规定:精神病人作出了暴力行为且行为达到危害社会的结果, 同时, 该精神病人需要通过法定程序的鉴定, 最终被确认为具有再犯可能性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人 (1) 。
我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条文内容进行了解释, 同时也为司法机关的行为标准作出了规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明确了精神病人危害行为的危害程度应达到犯罪行为的标准。其次, 规定了在刑事强制医疗案件中所属的管辖法院。再次, 在人民检察院申请强制医疗案件时, 明确了法院对其的审查内容和审查后如何进行处理的问题, 以用来保障该相关案件证据确凿充分, 从而避免精神病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最后, 明确了人民法院如何审理强制医疗案件, 以及应当适用的程序范围。
(二)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不足
虽然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以及之后一系列司法解释的提出, 其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也对社会安全保障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仍有缺陷, 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 适用人员范围较窄
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于此制度的适用人员的规定, 从这一规定来看,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对象只针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然而根据相关规定以及目前现实情况来看, 那些刑事责任能力介于二者之间的精神病人同样也会对他人生命及社会安全产生威胁, 所以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除了上述情况外, 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 即相关行为人在受审或刑罚执行前均是完全行为能力人, 只不过在有关的刑事诉讼程序启动到完结的某一过程中出现了精神病而不用接受审判也不用执行相关的刑罚, 此时, 如果让其继续参加刑事诉讼程序或者继续执行刑罚均达不到其本来的目的, 所以, 对此类犯罪行为人同样可以采用刑事强制医疗以了结案件, 这还可以节约司法资源[3]。
2. 适用程序不当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刑事强制医疗的具体程序进行了规定, 然而其依然在以下方面需要改进:
(1) 程序启动人员的限制。在目前的此类案件中, 精神能力的司法鉴定极其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甚至决定着是否启动强制医疗程序。但在我国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享有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决定权, 当事人只享有申请权。在司法实践中, 控辩双方难以达到平衡, 不利于保持控辩平衡原则。
(2) 参与审理人员不明确。该法明确规定由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此类案件, 但这只是审理形式的规定, 对于相关方面的医学人员能否以人民陪审员的身份参与审理却避而不谈。在案件审理中, 被认为有精神疾病的被告人是否享有辩护权以及能否行使辩护也未得到明确规定。
(3) 程序解除设置不合理。当前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强制医疗程序解除的申请权属于被申请人极其近亲属,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 被申请人经常因患有精神疾病而不能明确陈述本人的意愿;也有那些虽然他们可以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 却得不到法定的医疗机构或者有关人民法院的认同, 这时相对于公共权力的一方, 被申请人实力较弱难以对抗有强大公共权力支撑的相对方, 如果自己的相关权利不能够有效行使同时近亲属又不提供有力的帮助时, 其权利就得不到真正的行使, 这也是迫切需要法律加以明确的内容。
3. 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
实施此种制度的有关部门建设不健全, 存在着很多不足:首先, 对强制医疗机构的财政支持力度不足, 配套设施不完善。并且强制医疗制度的专业化水平不高, 使得精神病患者无法顺利回归社会;其次, 目前法律规定的在此方面制度的监督机制仍不完善, 在对被申请人适用强制医疗的审理及随后的具体实施上有时仅依靠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最后, 在社会中患有精神疾病的公民处于社会弱势, 而目前其他社会成员确避之不及, 并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耐心与救助。
三、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作出规定, 然而我国在强制医疗制度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陷, 还需要不断地完善。
(一) 拓宽对象范围
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范围仅存在于精神病人做出暴力行为这一情形。并且这种情形要严重危害到公民人身安全或者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此外, 只有通过法定程序鉴定的精神病人, 才能最终确认该无行为能力人具有再犯可能性。这种适用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 限制责任能力人
将刑事强制医疗制度适用对象范围的扩大化, 要求把尚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纳入其中, 并且我国刑法也对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的犯罪情形进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4]与此同时司法实践中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有的行为也会危害到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安全。因此对他们应当也适用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2. 间歇性精神病人
一些行为人通常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 且意识清楚。但有时却处在精神病患病期, 尤其是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刑罚执行中。所以此时如果实行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也就意味着诉讼程序或刑罚执行程序就会终结。
3. 精神障碍患者
医学上精神障碍患者范围大, 其中包括精神病人与非精神病人, 非精神病人也具有危害性, 并且由于其知道危害结果可能要比完全行为能力人小, 因此他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会很大。因此, 笔者认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对象的范围应扩大到精神障碍患者。
(二) 程序要件的完善
1. 启动程序的完善
充分发挥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在启动程序上要保持控辩双方的平衡, 而司法实践中往往控大于辩, 所以要提高被强制医疗者的基本权利。法律应保障被告人或被申请人能享有并有效行使辩护权, 如遇到未委托相应法律辩护人的情况, 司法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 辩护律师则由法律援助机构提供。
2. 审理程序的完善
在合议庭审理中, 笔者认为合议庭应考虑精神方面的医学专家, 使其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到审理过程中。法院在审理强制医疗案件时, 可以采纳医学专家的专业性建议, 做出审判。所以应让医疗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加入合议庭, 能在强制医疗案件中给出专业建议, 当然面对“再犯可能性”的顾虑, 一方面医学专家对精神障碍患者作相应医学鉴定, 另一方面医学专家还应作出相应评估, 尽量以专业知识判断“再犯可能性”的发生机率, 并由人民法院最终确认。
3. 解除程序的完善
在解除程序上, 应详细规定逐渐恢复健康的精神病人可以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以及在申请时应当达到怎样的条件。对于已经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患者, 如果继续强制医疗, 无疑是浪费医疗资源, 所以确定并完善相应的强制医疗解除程序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解除权的行使, 强制医疗机构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机构, 应有权提出, 可以向原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出具解除意见书。当事人及其近亲属作为强制医疗的对象是直接利益人, 毫无疑问, 也有权提出解除申请, 这样才可以充分保障被强制医疗人的合法权益。
(三) 配套措施的完善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不仅在实体层面和程序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同时还应当对相关配套措施作完善设计, 才能更有效的实现防卫社会、保障人权的初衷。
1. 建设健全医疗机构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机构的建设和设计还存在些许问题, 对此, 有以下几项完善建议:首先, 医疗机构的运营无疑需要资金, 而强制医疗常常是入不敷出, 因此, 对于强制医疗, 如果政府能够拿出部分财政收入作支持, 无疑会减轻医疗机构的压力, 保障其有效运转和其他措施的顺利执行。其次, 提高强制医疗人员的专业化素质。强制医疗队伍有着重要的作用, 它不同于普通的医疗团队, 要时刻关注被强制医疗人员的康复状况, 还要注意其人身危险性。再次, 加强医疗措施和环境的建设。强制医疗机构的意义是恢复精神病人的健康, 而不是刑罚执行机关对其进行关押和惩罚。
2. 构筑健全监督机制
有效的监督有利于司法的公正。近年出现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的压制, 正常公民被冠以精神病人送至强制医疗, 所以仅依靠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是远远不够的。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社会公众的力量越发的强大, 引入社会公众监督对于强制医疗的公平公正实现必然会产生更优的效果, 对于被强制医疗人员合法权益的维护也更为有利。总之社会舆论监督与国家法制机构的法律监督相互结合, 相辅相成, 必能产生公众所期望的意义。
3. 扩大社会参与程度
精神障碍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我们应当给予他们关怀和帮助。而且宪法也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有这项义务和责任。所以我们应当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提供帮助, 发挥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实现社会与国家的协调运转,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与国家资源。
四、结语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组成的一部分, 其规范与描述相当详细。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 还需进一步的完善。正如我国的法律一样, 都是不断发展的,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也会越来越完善。
参考文献
[1]左卫民.进步抑或倒退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述评[J].清华法学, 2012 (1) :10-11.
[2]李娜玲.刑事强制尻疗程序之解构分析[J].法学杂志, 2009 (3) :20-22;李娜玲.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1:51-52.
[3]叶肖华.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之建构完善[J].浙江下商大学学报, 2012 (3) .
刑事强制 篇5
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刑事强制措施是对人身自由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关系到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所以法律对其适用主体、适用对象等一系列适用条件都进行了严格限定。《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部公法，同时是保障国家实现刑罚权的法律的性质，决定了刑事强制措施的稳定性，一经作出不得随意改动。但是，当司法机关的适用出现错误，当适用某强制措施的因素发生改变等等情况出现时，刑事强制措施是该保持其权威稳定还是从保障人权的角度考量，对此《刑事诉讼法》亦作出了相关规定。
一、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的原因
刑事强制措施异动包括刑事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和撤销三类，《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撤销的情形都作出了具体规定。
（一）刑事强制措施变更程序的原因
刑事强制措施的变更是指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因所适用的强制措施不当或者因法定的强制措施期限届满等原因，将已经适用的强制措施变更为另一种强制措施的行为。①这种变更可以是强度不同的强制措施之间的转换，也可以是强度基本相同的强制措施之间的转换。强制措施变更的原因主要包括：司法机关认为原来的强制措施不符合法定条件；原来的强制措施是正确的，但随着案情进展，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掌握的事实发生了变化，认为应当变更；保证人的条件发生了变化，难以继续履行保证义务；法定期限内不能结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法定义务，或者有患病、怀孕、病愈的情形发生。② 1.拘传变更的原因
拘传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强制其到案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措施。是刑事强制措施中强制力最轻、对人身自由限制程度最低的一种。
（1）拘传变更为其他任何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法》中并未规定拘传的变更，而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2条的规定，需要对被拘传人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的，应当在拘传期间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对于不批准的，应当立即结束拘传。由此可见，拘传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只要满足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的条件即可。
①② 杨旺年.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和撤销[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5):71.詹建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刑事强制措施变更制度的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科学构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442.（2）其他强制措施不能变更为拘传
被采取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处于羁押状态，不需要对其实施拘传；而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而未予羁押的，一般社会危害性较小，经过合法传唤，一般都会到达指定地点接受讯问，所以对他们不需要拘传。2.取保候审变更的原因
取保候审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对未被逮捕或逮捕后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防止其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责令其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随传随到，对其不予羁押或暂时解除其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
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是强制程度基本相同的两种强制措施，因此，二者之间的相互变更较其向其他强制措施的变更要求要低。
（1）取保候审变更为监视居住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该条前两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即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离开其所居住的市、县”或者当“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未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的，可以对其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变更为监视居住的条件是：
一、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前两款；
二、情节尚未达到需要逮捕的严重性。
（2）取保候审变更为先行拘留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可见，取保候审变更为先行拘留的条件是：
一、违反取保候审的规定；
二、有逮捕的需要。
（3）取保候审变更为逮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9条规定，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离开其所居住的市、县”或者当“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未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的，可以对其实行逮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9条的规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可知取保候审变更为逮捕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一、违反取保候审规定；
二、情节严重。3.监视居住变更的原因
监视居住是指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限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并对其行为加以监视、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
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都是对人身自由给予一定限制的强制措施，虽然二者强度基本相同，但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程度，相较于取保候审，显然监视居住的限制程度更强。
（1）监视居住变更为取保候审
《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规定何种情况下监视居住可以变更为取保候审。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监视居住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区分情形责令被监视居住人具结悔过或者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其先行拘留。”
以及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在监视居住期间，公安机关不得中断案件的侦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案情变化，及时解除监视居住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不难看出，法律并不禁止监视居住向取保候审的变更，一百一十八条中的“变更强制措施”应当包括取保候审。实践中，监视居住即将期满，案件仍需进一步侦查，从而变更为取保候审的实例也比比皆是。
（2）监视居住变更为逮捕
《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前款规定包括“(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六)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六项。监视居住变更为逮捕的条件是：
一、违反前述六项规定；
二、情节严重。
（3）监视居住变更为先行拘留
《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违反监视居住的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监视居住变更为先行拘留的条件是：
一、违反监视居住的规定；
二、有逮捕的需要。4.拘留变更的原因
刑事诉讼中的拘留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在侦查过程中，遇到法定的紧急情况时，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所采取的临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
《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1）拘留变更为逮捕
根据第八十九条，当公安机关对已经被拘留的人，认为有逮捕的需要，并且向人民检察院提请审查获得批准的，可以由拘留变更为逮捕。
（2）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9条的规定，当人民法院不批准逮捕，而被拘留的人有继续侦察的必要，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由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适用拘留的，依法可以变更为其他刑事强制措施，如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但是已经适用其他强制措施的，不能变更为拘留。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拘留的对象是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并且具备法定七种情形之一，即“(一)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三)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四)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五)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六)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七)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 5.逮捕变更的原因
逮捕是国家司法机关所采取的、在一定时间内完全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也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逮捕变更的刑事强制措施主要是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对已经逮捕的被告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变更强制措施：
（一）患有严重疾病的；
（二）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审结的；
（三）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刑事诉讼法》第65条第三、四款关于取保候审的条件的规定为“(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符合逮捕条件，但有“(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五)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情形的，可以监视居住。第72条还规定“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结合法条可知，发生上述三种情形时，逮捕可以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从法理角度看，这是一个人权保障条款，即任何案件，一旦超越法定期限，理当放人。案件需要进一步查证、审理的，逮捕可以变更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4.刑事强制措施变更的其他原因
《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94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
第9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被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依据上述四条规定，刑事强制措施变更的其他原因包括：
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继续羁押的必要；
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不当；（这里的“不当”是采取的强制措施与实际需要的不相符，并不是对原来适用的强制措施的正确性的否定，因为“不当”可能是诉讼中对案件的进一步掌握才认识到的。）
三、法定人员的申请；
四、公检法采取的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
（二）刑事强制措施解除的原因
刑事强制措施的解除是指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已经采取的强制措施，因受法定期限的限制或者发现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等情形时，将已经适用的强制措施予以解除的诉讼行为。③
《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依照法条第77条和第97条的规定，刑事强制措施解除的原因是：
一、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二、公检法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
解除的实质是取消已经采用的强制措施，使之不复存在。需要注意的是，解除不是对原来适用的刑事强制措施的否定性评价，因为按照原来案件的进展、掌握的事实，采用的强制措施是必要的、适度的。
（三）刑事强制措施撤销的原因
刑事强制措施的撤销，是指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因采取强制措施不当而将其予以撤销的诉讼行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4条的规定，当公检法机关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
撤销在外在形式上与解除相同，都是将已经采用的强制措施取消，并且不再适用其他强制措施，④但其性质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撤销是对原来适用的强制措施的否定性评价，即按照原来掌握的事实、证据就不该采取强制措施，司法机关却作出错误的决定而适用了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第94条关于强制措施撤销和变更的规定都是“采取强制措施不当”，但两者的含义是不同的，变更的“不当”是采取的强制措施与实际需要的不相符合，撤销的“不当”是不该采取强制措施而采取了强制措施。
二、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存在的问题
《刑法》的立法目的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刑事诉讼法》作为《刑法》的程序法，势必在立法宗旨上体现这一目的。历经16年的艰苦努力，于2012年修订的新刑诉法，在对刑事强制措施的修改完善上进一步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立法宗旨，即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然而，法律只能一步步完善，而不能一步到位，在近两年的实践应用中，可以发现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③④ 杨旺年.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和撤销[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5):71.杨旺年.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和撤销[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5):71.（一）立法层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异动可以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单独作出，除了批准逮捕是由检察机关来完成，不过异动主体虽多但是异动的法律制度却尚未完善而且不易操作，为异动主体随意异动刑事强制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1.适用条件的规定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第65条、第72条、第79条、第80条以及部门法的相关规定中对“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不致于发生社会危险性”、“严重疾病”、“可能实施新的犯罪”、“重大嫌疑”等法律术语界定比较抽象、笼统，导致实务中不易操作。衡量标准的不确定性给了司法人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并且实践中对于这些具体情形的判断也不易把握。《刑事诉讼法》第93条、第94条规定公安机关异动刑事强制措施应当通知检察机关，但没有明确规定是在异动前通知检察机关，还是异动后通知，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通知，通知事由等事项皆是只字未提，使检察机关不能及时有效行使监督权。而法律规定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对于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异动完全由公安机关内部监督，这种监督形式是至上而下的行政权实施，但这种监督形式的实质是公安机关既是评委又是选手，这种系统内的自我监督又该如何避免随意异动的情形的发生？第二种监督方式是检察机关的监督，虽然检察机关可以对整个诉讼过程实行监督，但是在未审查逮捕前没有一条法律制度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异动有监督权。所以对于已经缺乏外部有效监督的情形下，有关异动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制度还如此不完善，势必导致刑事强制措施在异动过程中对具体情形的考量“无法可依”。2.法律解释缺乏约束性
因为《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规定较为笼统，所以就需要相关的法律解释来指导。其中包括《关于刑事诉讼实施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进行了规定。但是这些解释主要是针对刑诉法的相关条例进行分析和解释，没有对相关内容作出真正的补充和完善，对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仍未给出具体操作指导，因而对司法机关的异动行为约束性依然不强。例如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于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但仅凭此项解释性规定，检察机关难以确定其监督的范围，又怎么能有效纠正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呢。
3.未决羁押法律地位的制度性缺失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于审前羁押只是作为拘留和逮捕的持续状态，并没有做出单独的规定，也就是说拘捕与审前羁押是合二为一的，这与国际通行的捕押分离体制相悖。在拘留、逮捕与审前羁押一体化结构之下，审前羁押不过是刑事拘留和逮捕实施后必然带来的剥夺当事人人身自由的当然状态。当事人在被异动为拘留、逮捕后就顺理成章地直接被审前羁押，其间缺乏合法性审查制度。这种结构的实质是审前羁押决定的主体与拘留、逮捕的决定主体合二为一，致使审前羁押适用程序趋于封闭化、行政化，容易造成审前羁押适用的恣意化。审前羁押作为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各国都对其适用进行严格控制，一般都是逮捕后由法官审查批准才能适用。而我国这种押捕一体化结构中，审前羁押是拘留、逮捕自然引起的后果，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只要在拘留时内部进行审批，就能导致审前羁押的“正当”顺延。法律对逮捕的适用条件规定的非常严格，其他强制措施要异动为逮捕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才能适用。根据逮捕的规定可以总结出逮捕的必要条件基本上是“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可能有碍侦查”，这一法律规定显然具有侦查中心主义倾向，无形中将当事人送入了有逮捕必要的范围，而对违法羁押并没有起到制约的作用。由此可以得知，一个案件只要一开始符合逮捕要件的，之后只要侦查案件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羁押，就可以无条件为其服务。对羁押制度的专门规定的缺乏，直接导致公检法对羁押的合法性、合理性的直接默认，压根不会进行专门审查，审前羁押直接成为拘留、逮捕的持续状态。依职权异动羁押成为例外，当事人和有权主体的申请异动在实践中也是鲜有批准的。此外，检察机关对羁押的事后监督没有相应的制度规定，一般检察机关作出决定批捕之后是不会再对羁押进行第二次审查和监督的，因此公安机关就掌握了羁押执行的决定权，再加上行政化的审查制度，羁押不受人民法院审查不具有可诉性等特点，当事人的救济将难以实现。
（二）执法层面存在的问题
在刑事诉讼过程当中公安机关作为主要侦查部门，也是刑事强制措施的执行机关，往往出现决定权与执行权不分的情况。1.公安机关异动的随意性
（1）逮捕前刑事强制措施异动内部审查流于形式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可以得知，公安机关在对刑事强制措施异时要通过呈请、批准、执行等程序。具体的审批程序是：侦查员提出---刑警中队长审批---刑警大队长（副队长）签字同意---分局主要领导（正、副局长）签字同意。但是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在异动刑事强制措施时，侦查人员一般不履行呈批手续，只是在口头上向主管领导汇报，而基本不提交书面材料；有的侦查人员虽然提交书面材料但基本手续不全，在提交异动申请的时候在审批单上只是简单的写出异动事项，基本不写异动的理由和依据，也缺少案件事实的基本叙述和相关证据的证明；还有的侦查人员甚至擅自办理、违法办理。在实践的审批过程中真正处于决定地位的是刑警队的中队长，负责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的核心把关，大队领导和分局领导一般仅对文字内容进行审核，基本不存在共同讨论的情形，然后出于对自己人的信任而签字同意。据此，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对逮捕前的异动刑事强制措施的申请与审核基本流于形式，其决定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侦查人员，过度集中的权力容易导致侦查办案人员对权力的滥用。这种“信任式”的审查模式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自律”机制，其效果可想而知，在保护人身权利和维护法律的合法性与公正性方面存在很大的弊端。
（2）异动自审自批，通知不到位
《刑事诉讼法》第94条规定“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这一规定只是简单的叙述了公安机关在捕后要异动刑事强制措施要通知检察机关，但是对通知的形式、时间及由谁通知等都没有作出明文规定。对当事人捕后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的提起、审批、决定、执行等事项，通常都是由公安机关一手操办，事后按照规定通知一声即可。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使得检察机关的事前监督难以行使，也违背了立法者设此规定的初衷。公安机关执法的随意性主要由于以下制度的不完善：
首先，法律只规定公安机关异动强制措施应当通知检察机关，但没有具体规定异动通知的主体。公安机关内部分有很多部门，都可能成为强制措施异动通知的主体。所以在实践中这些负责通知的异动主体相互推诿不认真对待，导致通知工作不能按照程序规定的完成，如果异动不当也没有相应的主体来承担责任。
其次，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异动程序中也没有具体规定异动后通知的时间，所以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往往不及时通知原检察机关，使得检察机关的事后监督根本不能完全行使。虽然根据公安机关的有关规定捕后异动强制措施作出后的三日内通知原检察机关，但公安机关在通常情况下都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办理通知的工作，而检察机关也是“有心无力”，因为在法律程序中并没有给予检察机关相应的权利，找不到有利的法律依据。
最后，强制措施异动程序也没有对通知的内容作出明确的规定。通常情况下公安机关对强制措施捕后异动基本上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和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对捕后异动即使有通知原检察机关，通知的内容也只是简单的写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多少条进行异动的，基本上不会写具体款项，也不会附带证明材料。新修改的刑诉法扩大了适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范围，对检察院的通知不具体到款项不利于监督权的实施。此外，公安机关在异动捕后强制措施的决定书中提交的异动理由是“不致于发生社会危险性”。如此抽象的描述，衡量的标准却掌握在公安机关自己手上。另外，公安机关捕后异动强制措施需要告知检察机关案件的变化情况，说明案件的发展已经可以适用其它强制措施，但是实践中公安机关基本不会将案件的变化情况通知给检察机关，提交的都是一些较为抽象的法律规定，因此检察机关根本就不能对案情有一个全面的掌握，对案件的发展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公安机关在捕后异动刑事强制措施存在诸多问题，使得检察机关对刑事强制措施的异动不能进行有效监督。2.异动主体单一，存在多次异动侵权现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第九十七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法律赋予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有申请异动强制措施的权利，同时也将其列为异动强制措施的主体范围，体现了立法者对于审判前限制或者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慎重。但是从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异动的主体几乎全部是公安机关一家做主，完全根据自己侦查案件的需要来异动，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很少有提出异动强制措施的案件，至于其他申请异动的主体是有权无实。就算申请了公安机关也并不一定同意，或者不予理睬。因此当当事人强制措施期限届满时公安机关不能及时异动，申请又不能批准，就会很容易对当事人人身权利造成侵害。
另外在实践中，存在多次异动强制措施的情形，因为法律没有严格规定连续拘传的时间间隔，只要案件没有侦查终结，当事人就可能被变相延长拘传时间与次数；拘留的期限有可能是60日甚至更长；取保候审的最长可能达到36个月；监视居住最长可达18个月甚至更长；对于逮捕，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如公安机关已经撤销逮捕或者逮捕后异动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如果发现需要继续逮捕还可以再次异动为逮捕。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些部门法的解释与适用中，存在变相延长刑事强制措施和多次异动的情形。这种“倒流”的现象将原本已经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当事人由于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了新的情况，就被再次拘留、逮捕，但又在侦查中没有足够的证据还要继续侦查又继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之后又以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再次被逮捕，如此反复的异动刑事强制措施不仅严重的侵害了当事人的基本权利，还会使当事人怀疑司法的公正性。
（三）监督层面存在的问题
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是依法监督国家机关和执法人员依法行使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以及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然而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机关作为犯罪追诉机关，与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需要遵循宪法所规定的原则“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在诉讼中的地位显得尤为别扭，监督权处处受限，使得检察机关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往往起不到有效监督的作用。特别是在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中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几乎形同虚设，得不到有效发挥。此外在审查逮捕前公安机关对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完全可以自行异动，不需要通过检察机关的批准；同时在进入审判阶段后，法院作为主导机关承担审判的责任也有权利自行决定强制措施的异动，也无需通过检察机关的批准，所以以下主要论述检查机关在审查逮捕和捕后对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强制 篇6
一、公安机关适用刑事强制措施存在的问题
（一）滥用取保候审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的严格条件，也就是说适用取保候审必须具有法定性，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但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在适用取保候审这项强制措施不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去适用，而是视办案情况随意地适用取保候审。主要情形有以下几种：
1.主从不分，对主犯适用取保候审，对从犯适用刑拘措施。如王某、杨某、龚某等多人寻衅滋事案中，杨某、龚某（均系未成年人）二人在王某的授意下持砍刀将被害人砍致轻伤，王某逃跑，公安机关进行抓捕后将杨、龚二人刑拘并提请逮捕，后经调解，杨、龚二人对被害人作出了合理的民事赔偿，检察机关对杨、龚二人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王某听说后假装悔罪，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公安机关随即对王某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本案中王某系成年人，正是在他纠集、指使下杨、龚等人才将被害人无故砍伤，其行凶、滋事的主观恶性较深，且是利用未成人作为犯罪的工具，社会危险性相当恶劣，对他应当刑拘并提请逮捕。但公安机关只是草草对王采取了取保候审并移送起诉，致使王某巧钻了不被关押的空子。
2.一人多次涉嫌犯罪，重复适用取保候审。公安机关刑警队、派出所等多个部门均被分配有打击刑事犯罪的任务，都参与刑事案件的办理，这些参与刑事办案的部门利用信息网络办案意识不强，各自独立办案，缺乏沟通联系，实践中出现过犯罪嫌疑人被重复取保候审的情况。如代某在2011年1月份因参与多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某乡镇派出所取保候审，在同年5月份又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同一公安机关的刑警队取保候审，有悖于取保候审期间又涉嫌故意犯罪的应当予以逮捕的规定。
3.对“投案自首”缺乏审查，纵使嫌疑人躲避关押。《刑法》第6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有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对“投案自首”的认定、方式、量刑条件都作相应的规定，综合来看“投案自首”必需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具有发自内心的悔罪表现，主动告诉所犯的罪行，真心悔悟赢得法律的宽恕，因此公安机关在适用“投案自首”从宽从轻处理犯罪嫌疑人时，应严格审查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主观心理、主观目的，利用社会调查的方式走访调查犯罪嫌疑人的生活表现、是否具有恶习、劣性。近年来在实践中发现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利用“投案自首”的手段，巧钻法律的空子，骗取公安机关的信任获取被取保候审不被关押的机会，如，在承揽工程、欺行霸市多人涉嫌寻衅滋事案件中和为索要债务涉嫌轻伤害、非法拘禁等案件中，这些案件发生后，主犯多是先逃跑躲避，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资源打探案情，掌握信息，外加某些法律素质较差的司法工作者的出谋划策，挖空心思地作好一切不被关押的工作，时机成熟后就到公安机关佯装“投案自首”，公安机关也不认真审查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真正目的，对犯罪嫌疑人轻易地使用了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也就侥幸利用“投案自首”的手段躲避了关押。
（二）滥用刑事拘留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是指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并短时期予以羁押，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刑事拘留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常用的一种强制措施，其对被拘留人的人身自由程度仅次于逮捕，适用不当会严重的损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和人身自由，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来看，刑事拘留在适用上存在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1.一人多次犯罪，分案处理，分案刑拘。公安机关每年都要制定不同种类的考核任务，繁重的办案考核任务与侦查干警的绩效考评直接挂钩，侦查干警在案源少、破案率低的情况下，就奇思妙想、绞尽脑汁想办法增加自己的办案数量、提高侦破效率，采用的办法就是一人多次犯罪，分案处理，多次刑拘。如何某多次盗窃案中，在侦查环节何某盗窃的次数、作案手段、财物价值都一一被落实确定，犯罪事实已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公安机关在提请逮捕、移送起诉时只移送了其中部分罪证材料，检察机关在提审讯问时何某也就避重就轻回答仅仅被移送涉嫌的罪证事实，检察机关很难从案卷上发现何某还涉嫌其他漏罪，无法追诉，最终法院以犯盗窃罪判处何某有期徒刑八个月，何某的刑期刚刚被执行完毕的第二天，侦查机关又以何某涉嫌盗窃罪再次将何某刑事拘留关押在看守所，并将其余漏罪的证据材料提请逮捕，检察机关再次提审讯问时何某才主动交待在上次的侦查中所有的犯罪事实已经被公安机关查清落实，不知道什么原因公安机关在第一次的提请逮捕中没有全部移送涉嫌的罪证材料。
2.插手民间纠纷，错用刑拘措施。实践中公安机关容易把民间借贷关系的经济纠纷和刑法上诈骗犯罪混淆起来，错把借贷关系当诈骗犯罪立案侦查，然后把获得利益多的一方刑事拘留起来。例如，某县公安局以涉嫌贷款诈骗罪将张某刑事拘留并提请逮捕，经检察机关审查，此案贷款人贷款时并未冒用他人身份，贷款后并未潜逃，只是无力偿还贷款，是正常的借贷纠纷，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公安机关撤销了案件，释放了犯罪嫌疑人。
二、检察机关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监督应遵循的原则
强制措施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妨害诉讼的活动或继续进行犯罪活动，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杀以及发生其他意外事，还可以起到震慑犯罪分子、鼓励群众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及预防犯罪的作用。但由于强制措施涉及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因此其适用必须慎重，要遵循相应的原则并全面考虑相关因素。
适用强制措施应当遵循必要性原则和相当性原则。必要性是指只有在为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有必要时方能采取，若无必要、不得随意适用强制措施。相当性原则，又称为比例原则，是指适用何种强制措施，应当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和涉嫌犯罪的轻重程度相适应。除遵循上述两项原则外，适用强制措施还要全面考虑一系列的因素：（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越大，采取强制措施的必要性也就越大，适用的强制措施的强制力度也不越高。（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或者进行各种妨害刑事诉讼的行为的可能性。可能性越大、采取强制措施的必要性就越高。（3）公安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调查情况和对案件证据的掌握情况。适用强制措施必须按照法定条件，只有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和已有的证据，才能确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体采用的强制措施的种类。（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如其身体健康状况，是否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等，以确定是否对其采用强制措施和采用何种强制措施。
三、对公安机关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监督途径
为了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公安机关必须享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但是公安刑事强制措施关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它又是一柄“双刃剑”,正确实施就能准确、及时地完成惩罚犯罪的任务,否则就会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只有实现了对权力的监督,才能真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权力依据法治原则进行控制,依法限权,并通过法律监督、内部监督、社会监督三种方式来加强公安机关正确适用强制措施，以确保刑事强制措施公权力的正确适用,有力的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一）外部监督
在我国，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的主体，检察机关依法承担着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责，检察机关对刑诉讼的监督应全方位的监督，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刑事强制措施的监督，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权限主要靠行使审查批捕职能时进行的监督,但这种监督往往也是着重案件实体上的监督，是一种案中监督，在案件程序上无法做到真正的监督，因此侦查监督权限显得缺乏刚性,无权威性，因为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措施是通常由公安机关自行批准、自行变更，不受司法审查,且是诉讼环节的第一关，如果案件不进入提请逮捕环节，检察机关就无法知晓案件的发、立、破、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无法进行监督。要使检察机关的监督真正发挥督促和保障被监督对象正确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效用,不仅要明确检察机关享有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进行侦查监督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要设定具体程序使检察机关能够充分掌握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真实情况,还要规定具体能够操作的程序和措施保障监督落到实处，例如，让公安机关在对嫌疑人适用强制措施时向检察机关备案，受检察机关司法审查，把此种方式的监督提升为检察机关的案前监督，这样更有效的保障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活动履行了提前介入、提前监督的法律效果，如果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不能真正落到实处,起不到有效监督的作用,侦查监督权就形同虚设。
（二）内部监督
公安机关不当适用刑事强制措施往往是内部的监督机制建立的不够完善，公安机关的法制部门没有起到很好的把关作用，法制部门只注重案件的进出登记，对案件程序上、实体上的审查过于形式化，为提高各派出所、刑警支队的办案质量、执法水平，公安机关法制部门也应当建立一套完备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利用内部限权措施加强对强制措施适用的监督。建议公安机关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内部机制：
1.强制措施权限统管，严格审批手续。由于近几年各乡、镇派出所和各刑警支队一样被赋予了刑事案件的办理权限，每个刑事案件办理单位都自己保管法律文书，开具法律文书手续，这样避免不了造成法律文书适用的随意性，从而也就引起了强制措施权限适用的随意性，此因适用强制措施的法律文书、法律权限必须做到“三个一”即：严格一部门管理，严格一级审批，严格一部门开具。
2.完善责任追究制。违法适用取保候审、拘留等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应当对滥用强制措施权利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把滥用强制措施的责任与公安干警绩效考核结合起来，增加公安干警正确履行法律职责的使命感。
3.努力提高队伍素质。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切实提高干警的依法、用法能力。当前,基层公安干警相当一部分法律理论素质普遍不高,要经过多途径、多形式的学习培训,不断提高公安干警的法学水平和业务技能,确保能准确理解、领会立法意图,培养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扎实理论基础的公安侦查人才，以此全面提高公安干警的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
（三）社会监督
浅谈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 篇7
一、拘传
拘传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未被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强制其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的强制措施。
(一) 适用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以下简称《程序规定》) 第六章第一节对公安机关办理案件适用拘传强制措施的条件及程序做出详细规定, 对于根据案件情况需要拘传犯罪嫌疑人或者经过传唤没有正当理由不到案的犯罪嫌疑人, 办案单位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可以对嫌疑人采取拘传强制措施。
(二) 适用拘传强制措施应注意的问题
1. 适用拘传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审讯, 拘传本身不具有
羁押功能, 因此, 不能以拘传代替羁押。为了防止以拘传代替羁押, 《刑事诉讼法》第117条规定, 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 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 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并且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两次拘传之间的时间应以不少于12小时为宜。在拘传持续的时间内, 要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2. 拘传不同于传唤, 传唤是公、检、法使用传唤通知书通知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接受讯问。传唤不是强制措施, 不具有强制性, 且不得使用戒具, 而拘传可使用戒具。执行拘传时, 遇到犯罪嫌疑人可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或者有其他危险行为时, 可以使用手铐、脚镣、警绳等约束性警械。
二、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对未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责令其交纳保证金或者提出保证人、出具保证书, 以保证不逃避或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 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
(一) 适用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八十九条第三款、九十六条规定, 以下情形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3.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4.羁押期限届满, 案件尚未办结, 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5.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 需要继续侦查, 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6.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 不能在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 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程序规定》第七十八条规定了对累犯, 犯罪集团的主犯, 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 严重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
(二) 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应注意的问题
取保候审作为一项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规范适用此项强制措施, 有利于体现我国宽严相济、保障人权的形势政策;适用不规范, 则会侵害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民警自身也极易孳生腐败、渎职等失范行为。
1. 严格审核证明对嫌疑人可以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证
据材料, 虽然法律明确规定了适用条件, 但符合这些条件需要证据支持, 对嫌疑人适用该项强制措施时应仔细审核。如在适用“投案自首”从宽从轻处理犯罪嫌疑人时, 应严格审查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主观心理、主观目的, 调查犯罪嫌疑人的生活表现、是否具有恶习、劣性, 经核查无误后, 方可对其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如某单位办理的张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 虽然张某系投案自首且与受害人达成民事和解协议, 但经核查张某曾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属应当逮捕的情形, 据此, 办案单位未对张某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2. 规范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案件的办理程序, 对嫌疑
人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 办案民警要依法及时固定证据, 在规定的12个月期限内办结, 杜绝“保而不侦”。如某单位办理的徐某涉嫌盗窃罪一案, 对徐某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 办案单位未及时完善证据并移送起诉, 徐某被取保候审一年后, 自认为案件已经终结, 就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 办案单位传讯徐某移送起诉时, 因无法找到徐某, 只能重新拘留并上网追逃。
三、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责令未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得离开指定的区域, 并对其行动加以监视的强制方法。
(一) 适用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八十九条第三款、第九十六条规定, 以下情形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监视居住强制措施:1.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4.因为案件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 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5.符合取保候审条件, 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 也不交纳保证金的;6.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 需要继续侦查, 符合监视居住条件的;7.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 不能在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 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
(二) 适用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应注意的问题
1. 修订后《刑事诉讼法》新增部分被监视居住人应当遵守
的规定。新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 并且要求被监视居住人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2. 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有明确的范围, 只要犯罪嫌
疑人有固定住处, 就不应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除非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特别重大贿赂犯罪, 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看守所、办案单位办公室、以及各种临时羁押室等地点, 都不得作为监视居住场所, 这一点在办案中务必注意。
四、刑事拘留
刑事拘留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 在侦查过程中, 遇到法定紧急情况时, 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采取临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
(一) 适用条件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第六十九条第三款、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以下情形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刑事拘留强制措施:1.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2.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3.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4.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5.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6.不讲真实姓名、住址, 身份不明的;7.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8.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规定, 情节严重, 需要予以逮捕的。
(二) 适用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应注意的问题
1. 要正确理解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 杜绝滥用。
实践中部分民警错误地认为, 只要是刑事案件, 不管是否需要、是否符合条件, 都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 如对一些民事部分已经和解的轻伤害案件、交通肇事案件等可以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也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的背景下, 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应当慎用。
2. 要注意刑事拘留与行政拘留的区别, 前者是刑事诉讼中
的强制措施, 用于对犯罪嫌疑人临时羁押, 后者是一种行政处罚, 是认定违法行为人违法事实后, 对其人身自由予以剥夺的惩罚性决定。
3. 在外地抓获犯罪嫌疑人, 宣布刑事拘留后, 押解返回的
路途时间同样算作刑事拘留期限。因为押解途中同样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 不能以未将嫌疑人送看所所羁押为由不计算在内, 随意延长在看守所的羁押期限。
五、逮捕
逮捕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 逃避侦查、起诉、审判或者发生社会危险性, 而依法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
(一) 适用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 以下情形应当予以逮捕: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下列危险性的:⑴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⑵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⑶可能毁灭、伪造证据, 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⑷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⑸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
(二) 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应注意的问题
1. 在《提请批准逮捕书》中, 公安机关不但要证明犯罪嫌疑
人的犯罪事实, 还要论述其是否符合逮捕必要性, 并且要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如某单位办理的李某涉嫌盗窃罪一案, 经查证, 李某此次仅盗窃两千元物品, 且已退赃, 单凭此次犯罪事实无法对其采取逮捕强制措施, 办案单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是李某曾经故意犯罪, 但办案单位未调取判决书等相关材料, 致使检察院无法作出批准逮捕或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2.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 人民检察院对逮捕必要
性有审查义务, 因此, 侦查机关应当随时关注犯罪嫌疑人情况的变化, 当发生不需要继续羁押情形时, 应主动提出变更强制措施, 避免等检察院监督时或者辩护律师建议时陷入被动。
总之, 公安机关要坚决避免适用强制措施不当而影响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 应在准确把握强制措施适用条件的基础上正确适用强制措施, 通过适度限制或剥夺嫌疑人的人身自由, 顺利地获取犯罪证据、查明案件事实, 保证法院判决得以顺利执行, 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从而达到控制犯罪、保证刑法正确实施的目的。
摘要：为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 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或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应正确适用五种强制措施, 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更好地开展刑事侦查活动。文章拟对强制措施的适用及应注意的问题做一梳理和归纳, 期冀对一线执法实践有所帮助。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适用依据
参考文献
[1]孙茂利, 李文胜.新刑事诉讼法释义与公安实务指南[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2.
[2]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及实用指南[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2.
刑事强制 篇8
一、诉讼化
诉讼化是司法机关在案件当事人与其他有关人员的参与之下,按照法定程序为解决案件所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诉讼是不能离开控辩审的这个诉讼三角形。如果这个诉讼三角形式特征发生了偏移,诉讼三角的结构就不再平衡,程序就失去了诉讼应该有的意义。
笔者认为,我国的诉讼化应该以诉讼三角为基础,让刑事诉讼能够维持住不偏移,诉讼化主要表现在实质要求和形式特征两个方面,实质要求包含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形式特征是诉讼化的外部表现。如果在形式特征中没有实质要求的支撑,那么诉讼化就变成了表面功夫;相反,如果在实质要求中没有形式特征的参与,也就相当于没有了发挥实质作用的东西。
二、国外的经验借鉴
(一)日本
先以距离我国最近,及各项国民生活习惯和经济水平与我国较为相近的日本来说。日本在2003年颁布了《医疗观察法》,为实施重大伤害他人行为的精神病人建立了独立的司法裁判程序和强制医疗机构,在同时也解决了以往《精神卫生福利法》中讯在的后期缺乏治疗实效、缺乏救济和精神病人权益保护的问题。
日本的《医疗观察法》中强调了法院可以强制他人入院制度,又叫做医疗观察制度,进而促使精神病患者重返社会。对于一些因为心理疾病而不能承受处分的病人,检查官应对地方法院提出运用这种制度来处理,如果说法院觉得在这项刑事案件中需要由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人进行判断的话,可以求助专家。在做出鉴定该结果之后,法院在考虑其结果和相关环境等调查,并且在听取了精神专家的意见后,再进行判断。从对公民的民主保障角度出发,庭审过程中律师可以代替其监护人,对审理对象及监护人可以提出陈述性意见,合议庭专家和法官在一致意见下做裁判。对于指定必须入院进行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监护人如果认为该被告人已经完成了治疗,或是已经不需要继续进行治疗可以申请离院,对于已经住院的被告人其监护人无论何时都可以提出申请让精神疾病患者出院或是终止治疗。
(二)美国
美国的精神障碍者在触法时的处理一般分为两种,分别是:有病无罪和有病有罪。在美国的精神疾病犯人一般押交程序分为自由裁量和自动押交,自由裁量押交是指那些法院因为不强制的规定因精神病而免罪的犯人,要把他们送往专业而且专门的治疗机构,基本上是把这些人关押在精神治疗中心以便对他们进行治疗,之后在决定是不是需要把他们送往这种机构;自动押交是指那些已经被裁定为因精神疾病而无罪的人自动被送往精神病治疗中心进行强制治疗的行为。
其中要明白的是只要被裁定为因精神病免罪的人不仅仅是精神上有问题,对自己和他人都有可能会造成伤害,这种人就有可能被关押。但是如果精神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精神病人,就有获得释放的权利。在美国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之下,被害人与施暴人双方都拥有启动心理和精神疾病鉴定的权利,也就是对被告人潜在的或者是无行为能力的问题提出进行检查的要求。即便是原告与被告双方都不提及,法官也有权利命令其进行检查。法官在基于确保审判的公平的前提下,无论何时对只要是对被告人也就是施暴者的精神状态存有怀疑的情况可以进行检查,被强制治疗的人有权利获得他人的帮助,也可以利用用人身保护令去反对监管,同样有权利要求法院进行举证并且可以进行辩护。
(三)借鉴意义
通过国外的刑事强制医疗立法的调查,能看出该程序的几大特点,对我国的刑事强制医疗的实施具有积极的正面引导作用。
首先,在使用上,刑事强制医疗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求被强制治疗者必须是因为精神上的疾病被免罪或是减轻处罚;另外一种是被强制实行的医疗者有一定的危险性,有危害他人和自身安全的可能,强制医疗就是最合适的办法。
其次,在适用对象上,一般是以因为精神疾病而导致诉讼能力或是刑事责任能力缺乏的精神病患者来进行刑事强制医疗。
然后,关于权利救济方面,世界上所有的法治国家都对刑事强制医疗的措施设置了抗告以及上诉等司法救济程序,而且国家司法部门十分注重辩护权的保障和落实。
最后,在启动方面,在美国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控辩双发在提供证据和认定事实上应较积极主动,均有权利自主启动鉴定程序;在以前的职权主义模式下法官相对来说比较积极,鉴定人是辅助者,法官在启动程序的鉴定上有权力和决定性。日本的做法就十分具有扬弃特点,在兼并两种诉讼模式的情况下,把二者优点加以混合,缺点选择抛弃,这样鉴定程序就既可以由法官主动去申请启动,也可以因为案件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相较于偏执的任何一方都要人性化。
三、将刑事强制医疗进行有效的完善
诉讼化在刑事强制医疗中应做的更好走的更远。关于刑事强制医疗诉讼法的救济、审理与提起应该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一)完善程序启动方面
1. 关于启动建议权
在刑事案件中实行刑事强制医疗时法官充分应倾听被害人也就是原告的讲述,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原告的作用,不仅仅是对于刑事诉讼案件中以被害人作为主体来保护被害人的权益,也是在刑事诉讼中权利制衡权力的方式。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应争取被害人的意见和建议来决定是否对被告做出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
2. 取消法院启动权
关于法律对赋予法院刑事强制医疗的启动权,这一规定笔者认为还不够成熟,国家应该好好斟酌。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应该只有建议人民检察院进行申请强制治疗的建议权,但是,对于是否提出并且使用强制医疗程序,应该由人民检察院来决定。
(二)庭审程序的诉讼化
1. 精神病人应有出庭权
跟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规定被申请人的如果想要在审判中出庭需要经过法院批准,在笔者看来这种规定并不是在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应该明确提出被申请人也就是精神疾病患者应该享有出庭权,但是否可以行使该种权利应由被告或是被申请人及其法定代理和诉讼代理人来决定。
2. 公开审理
为了能让程序国家司法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下进行,应该把这类刑事强制类案件进行公开的审理,进而避免国家公共权力对其他主体权利的影响,让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合理对话和有效沟通能够充分实现。
3. 专家陪审员
刑事强制程序的诉讼化要求法官必须进行公证的裁判,而公正的裁判就要求了法官必须具有判断案件真实情况能力的要求。在精神疾病患者刑事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法官应该对被申请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准确的判断,如果是的话还需要对是否具有危险性进行判断。一般的法官对这方面的判断能力很弱,这就需要在刑事强制医疗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引入专家陪审机制。最好是规定合议庭中至有少有一名或以上的专家陪审员。在刑事强制医疗中引入专家陪审员的制度不仅仅为制度的可行性进行了保障,更是为保证精神病人拥有公正审判权提供了必要。
4. 律师
在刑事强制医疗中精神疾病患者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能力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在律师的法律援助项目中应一并适用于精神疾病患者等一切弱势群体,并贯穿审判于整个刑事审判的过程。
(三)救济程序
以往传统的救济方式很难保证在精神疾病患者的刑事诉讼中决定进行强制医疗的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了能保护好这些被决定进行强制医疗人的合法权益,应该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第287条规定中的复议改成上诉。这样才能更好的切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四)终止程序诉讼化
刑事强制医疗虽然在性质上不同于其他刑罚,但在公民的人身权益问题上,甚至是医疗过程中对精神病人的影响要比刑罚重得多。所以在强制医疗的实行上,该权利应由司法机构按照司法程序去行使,可以由强制医疗执行机构向法院提出解除申请,人民法院应进行审理,合议庭中要保证至少有一名精神专家陪审员,审理可以采用书面式审理,对于有必要的可以进行开庭审理。
四、结语
刑事强制医疗是针对实施刑罚规定的对社会有危害可能的精神病患者,采取的强制其在专业的治疗场所进行治疗的监管措施。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进行诉讼化的完善,不只是对被监管人的负责,更是我国人民民主化的体现。
摘要：将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纳入刑事诉讼程序是我国在2012年关于《刑事诉讼法》新增设的条例,对于我国医疗的司法审查和裁判的历史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其中相关规定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不得不说明的是其中部分规定还是有比较强的行政化味道,与诉讼化方向有些背道而驰。对于精神病人这种弱势群体理所应当的享有诉讼权利,并应进行充分的保护。对于精神病人来说这种行政化的形式强制医疗程序并没有好处,诉讼化的强制医疗程序才能保障精神病人的诉讼权利,而刑事强制医疗的诉讼化是必然选择。对于我国的现状应该借鉴国外有用的经验,秉持保障权利和保卫社会病种的精神,对我国的刑事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启动程序和使用对象、决定程序和救济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
关键词：刑事,强制医疗,诉讼化,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晓凤.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诉讼化完善[J].求是学刊,2014(06).
[2]叶肖华.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之建构与完善[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2(03).
[3]陈洪玲.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完善[D].浙江工商大学,2012(04).
[4]李筱永,袁明卫.我国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制与完善[J].医学与社会,2013(05).
对刑事诉讼中强制医疗程序的认识 篇9
关键词：强制医疗,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监督
0 引言
《刑法》第18条原则性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 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 不负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人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时候, 由政府强制医疗”。在2012年3月,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专设一章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第一次从法律上对强制医疗加以明确。2013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也专设一章对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予以细化, 这都对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较重大的现实意义。刑事强制医疗的现实目的在于清除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 同时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或他人安全。此外, 还应认识到, 强制医疗本身存在侵犯人权的极大风险, 要保证强制医疗制度的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 切实发挥其制度价值, 还必须对其进行监督制约。[1]
1 强制医疗程序简述
司法部对于强制医疗的定义:“强制医疗是出于避免社会危害和保障精神疾病患者健康利益而采取的一项对精神病患者的人身予以一定限制并对其精神疾病进行治疗的特殊保安处分措施。”《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 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 经过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 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据该规定, 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应同时满足三要件:一是客观要件, 即行为人实施了暴力犯罪, 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犯罪;二是主观要件, 即行为人有继续危害社会的现实可能性;三是医学要件, 即行为人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三要件缺一不可。
2 强制医疗程序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强制医疗程序, 注重保障精神病人的人身权益, 从制度上解决了实践中因无司法权的参与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精神病”或“不被精神病”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混乱情况, 但相关配套程序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虽然我国的精神卫生法于2013年5月1日正式实施, 但还有诸多问题缺乏法律规范, 比照国外相关领域立法, 修改后刑诉法还存在程序启动主体和适用对象范围过窄及相关配套程序不完善等缺陷, 这势必会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混乱, 亟待相关司法解释的进一步补充, 以增强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2]
2.1 程序启动主体范围过窄
“根据本章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 由人民法院决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 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 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 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可以得知强制医疗的启动主体只有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不存在其他适格主体, 虽然这相对于《刑法》规定的启动主体“政府”要更加具体、明确, 但日常生活中, 精神病人及其监护人、近亲属更了解精神病人的精神状况, 然而, 修改后的刑诉法并没有将这类主体纳入适格启动主体, 有待进一步探讨。[3]
2.2 程序适用对象范围过窄
《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强制医疗程序, 体现了法律对精神病人权益的有力保障, 这里所说的精神病人是指那些在进行危害社会的行为时完全没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 以及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自行发现的适格精神病人, 而出人意料的是《刑事诉讼法》没有对限制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作出类似的规定, 据罪行法定原则, 限制刑事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不适用强制医疗程序, 但其发病同样具有突发性、无规律性, 一旦发病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比对国外立法, 如俄罗斯刑诉法第403条规定, 对此类情况的精神病人也可以采取强制医疗, 所以有必要将此类人纳入到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对象中。[4]
2.3 审前程序规定过于原则化
“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 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 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性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这一规定过于原则化, 可操作的空间过大, 实践中产生较多的问题。临时性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虽具有“保护性”的形式, 但实质上其严厉程度与羁押性强制措施相差无几。对比国外立法, 除了紧急情况下, 由公安机关实施临时性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外, 一旦紧急情况解除, 不应再有公安机关继续行使这一权力;此外, 临时性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实施时间也有待明确。
3 完善强制医疗程序的建议
为防止强制医疗程序对私权利的侵犯, 该程序的构建应符合正当程序原则, 现行刑诉法对有关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条文总共6条, 且规定较宽泛, 原则化, 缺乏细化和可执行性, 不利于立法意图的实现, 缺乏相关司法解释的明确化。
3.1 完善临时性保护性约束措施规定
在人民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前, 为防止精神病人继续危害社会或者为了鉴定被申请人的精神状况, 公安机关可对其采取临时性约束措施, 但在情况消失后, 应当由另一个相对中立的机关对该措施进行审查比较合适, 从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看, 该措施交由检察机关行使比较合适, 同时还应对该措施的实施时间予以明确, 包括公安机关自行实施的时间、鉴定机构鉴定的时间、以及检、法两院履行程序的时间等。[5]
3.2 强制医疗程序鉴定机构的明确化
《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 必须是“经法定程序鉴定”的精神病人才是适格的精神病人, 鉴于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做法, 应结合2013年5月1日实施的《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 对鉴定机构及相关从业人员、重新鉴定程序等具体要求予以明确化。
3.3 强制医疗案件的法律援助
据《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第2款规定:“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2款的规定, 对于尚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 如果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司法机关应当提供法律援助。对比可以得知, 对于可能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精神病人的法律援助, 刑诉法仅仅规定了在庭审阶段的法律援助事项, 至于对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和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法律援助问题, 法律条文没有提及, 但根据比例原则, 既然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能够得到法律援助, 那么, 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更需要法律的保护。因此, 法律应明确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的法律援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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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强制 篇10
关键词：强制医疗,精神病鉴定,决定权归属,法律救济
一、精神病鉴定机构的选择
精神病鉴定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启动的前提, 只有经法定程序鉴定认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才能适用强制医疗。准确、公正的鉴定意见可以有效避免将某些没有精神病的犯罪人当成精神病人处理或者将某些患有精神病的人当成正常犯罪人处理的情形, 以保证正确适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首先, 《新刑诉法》取消了对鉴定机构的范围限制, 删除了原刑诉法中“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 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的规定。取消对鉴定机构的范围限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鉴定机构不仅包括医院, 还有相关科研机构也可以进行鉴定活动。这些鉴定机构同样拥有大量鉴定专家、鉴定技术和设备, 完全具备进行精神病鉴定的资质。而医院最重要的职责是治疗病患, 鉴定工作实属边缘化的附属产业, 无论从经济还是从社会责任上考虑, 医院都将更注重治疗病患而不是作司法鉴定。
其次, 应选择与精神病患者无利益关系的独立机构作为鉴定机构。因为收治医院可能会受自身经济利益的驱使利用其专业性的技术而做出不客观公正的鉴定意见。在数量上也可以选择由两个相互独立的机构的精神科执业医师对当事人进行鉴定和诊断, 这样有助于提高诊断的可靠性。
二、强制医疗决定权的归属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是否适用强制医疗的决定权属于法院。强制医疗的本质是对公民自由权的限制与剥夺, 其价值目标是维护社会安全与保障基本人权并重。按照现代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 凡是涉及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重大权益的事项, 必须由司法机关做出独立、公正的裁决。由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来对关乎公民自由的重大事项做出公正判断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 将强制医疗的决定权交由法院行使, 符合程序正当化的要求。这种控辩双方对抗、法院最终决定的诉讼方式也可以避免公权力的恣意妄为与权利的滥用。但是, 这一制度也有一定的漏洞。法院在审案中直接做出强制医疗决定并生效的情况下, 检察院虽有对法院决定权的监督但很难实行, 应当规定法院将强制医疗的决定抄送同级检察院, 检察院可提出异议。
另外, 在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的审判组织方面, 《新刑诉法》规定采用合议庭的审判制度, 保障了审判结果的正确性与公正性。由于强制医疗案件具有特殊的医学专业性, 所以审判组织的构成应当针对性地吸纳具有精神医学专业知识的专家作为陪审员来有助于案件的顺利进行。
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限制条件
《新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在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 可以对实施暴力的精神病人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这一规定保证了公安机关在紧急状况下控制精神病人, 保护病人人身健康并维护社会安全。但由于规定过于笼统, 对于哪些行为属于约束措施, 如何把握对精神病人的控制力度没有作进一步的限制。在期限上, 该条文仅规定“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 《新刑诉法》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在一个月以内做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公安机关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是在侦查阶段, 从侦查到检察院起诉再到法院审理这段时间也属于“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 那么可以推定, 对精神病人的约束措施的期限将远远不止一个月。对比台湾地区的《精神卫生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紧急安置期间, 不得逾五日, 并应注意严重病人权益之保护及进行必要之治疗。”对于不应强制医疗的被告人应当及时取消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情况, 法条没有涉及。司法解释还应该在保护性约束措施的限制条件上做出相关的补充规定和说明。
在选择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执行地点的问题上, 一方面, 为了保证精神病人和其他罪犯的人身安全, 不能将其草率地关押于看守所;另一方面, 在未确定强制医疗之前不应当对其收容至强制医疗机构。根据我国的现状, 可以在我国看守所中独立出一个精神病看守所, 也可以在我国的现有的社会救助机构中独立出一个专门的临时看护精神病人的场所。
四、给予强制医疗案件当事人的救济权
首先, 《新刑诉法》第287条规定了申请复议制度。也就是说, 如果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认为强制医疗决定不当的, 有权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另外, 如果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认为采取强制医疗的决定错误, 应当追究被强制医疗的人刑事责任的, 也有权申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复议, 以保持被强制医疗人和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平衡。但是申请复议以及人民法院对该申请进行处理都是书面形式的, 不开庭审, 透明度不高、公正性和准确性也难以确保。
第二, 《新刑诉法》第288条规定, 对于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 强制医疗机构可以提出解除意见, 当事人及近亲属可以提出申请, 由法院批准。因为精神病是可治愈的, 随着精神病人精神状态改善, 人身危险性随之减小或消除。如果精神病人已经恢复正常或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就失去了强制医疗的必要性, 就应当对其解除强制医疗措施, 使其恢复人身自由, 回归社会。但是, 强制医疗机构仅能提出解除意见, 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只能申请解除治疗, 是否解除还要由法院作决定。如果法院做出错误决定, 《新刑诉法》却未规定任何救济措施。
由此可见, 《新刑诉法》对于权利救济方面的规定还不够完善。应该在原有救济措施的基础上规定再审制度, 人民法院必须开庭审理;对于人民法院的错误决定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等可以要求国家赔偿。
五、最长医疗期限和定期诊断制度的设定
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涉及基本人权保障, 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应当在一定的期限之内, 只有建立在定期评定和限制自由期限的基础上, 才能保证精神病患者不会遭遇变相拘禁的困境。《新刑诉法》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期限没有作最长医疗期限的限制, 在定期诊断评估方面也只做了笼统规定。
由于精神疾病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和认定的主观性, 强制医疗的效果难以预料, 不宜规定固定期限。但为避免无期限限制自由的情况, 应当规定最长医疗期限, 期满后必须经鉴定机构鉴定和法院审查, 认为确有必要, 可以延长;不具危害性时, 则应解除。最长医疗期限的制度比定期诊断评估提出解除意见或由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方式更具有强制性, 更能保护被强制医疗的人。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规定的强制医疗期限为三年, 即最高为三年, 法官仅能在此限度内定期间, 必要时就己定的期间酌量延长, 不可逾越法定期间的范围。我国可以对此加以借鉴, 强制医疗满三年后必须经过鉴定机构和法院的鉴定、审理方可决定是否继续强制医疗。
关于“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 《新刑诉法》没有规定所谓定期是以多久为期。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为30天。《上海精神卫生条例》第32条规定, “医疗机构应当每月为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进行一次精神状况评定。”每月对被强制医疗者进行一次诊断评估是比较合适的。在实践中一定要强调诊断评估部门主动审查的重要性。《新刑诉法》规定进行定期诊断的执行机构是强制医疗机构, 笔者认为由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定期检查似乎更为合理。因为患者长期由强制医疗机构治疗和看护, 若将定期诊断评估的责任也赋予它, 可能会导致医疗机构敷衍于事, 甚至为了私利做出错误的诊断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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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强制 篇11
关键词：刑事强制医疗；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精神病人鉴定羁押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097-03
《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285条规定了公安机关的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强制医疗决定做出前对其进行约束。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该措施只做了概括性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其法律定性不清、效力不清、救济途径缺乏等，过程混乱，极易出现侵犯人权的情况。既然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已经纳入司法程序，那么公安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也应去除行政化特征，纳入司法轨道。
一、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定性
公安机关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是指公安机关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采取的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以防止危害自身或公共安全的强制措施[1]。该措施并不属于五类刑事强制措施的范畴，不是行政措施，更不是处罚措施，而应定性为特殊的强制措施。从性质来说，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具有强制的性质，限制人身自由，与刑事强制措施的性质相同；从目的来看，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是为了公共安全，预防精神病人对自身和他人实施危害行为，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从适用对象来看，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对象是具有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适用对象是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若鉴定的结论是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则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刑事诉讼程序终结；从具体措施上来说，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兼具羁押性和治疗性。因此，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较刑事强制措施而言具有特殊性，把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定位为特殊的强制措施较为合适。
二、三种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区别
《刑诉法》中公安机关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程序设计主要是考虑到对精神病人进行鉴定以及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如果不对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可能对自身和公共安全产生威胁。与此措施相似的是《精神卫生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规定。根据《精神卫生法》第40条的规定，精神障碍患者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时，可以实施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5条规定，在特定情况下对醉酒的人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那么，《刑诉法》规定的公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与《精神卫生法》规定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5条规定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有何区别？公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属于刑事措施，其目的是为了预防精神病患者实施暴力行为，保护公共安全，实施主体是公安或强制医疗所，实施对象是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但行为方式在实践中比较混乱，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将被强制医疗人送到强制医疗所，有的则放到看守所进行羁押。《精神卫生法》的保护性措施具有民事属性，其目的是为了制止、平复患者情绪，是临床医疗中一种常见的手段，实施主体是精神病医院中的医务工作人员，实施的对象是精神病人，方法上是采取约束、隔离等方式。《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属于行政性质的即时强制措施，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醉酒的人对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实施主体是拘留所，实施对象是醉酒之人，方法是约束其人身自由。
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缺乏制度规范
《刑诉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高检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机关规定》）共只有五条条文规范此措施，对于具体的操作流程法律规范不周，对侵犯人权埋下了隐患。实践中，公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存在以下问题：（1）约束期限不明确，是公安机关怀疑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但尚未进行精神鉴定时采用的，还否是从犯罪嫌疑人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时开始采用？《刑诉法》条文中只说“在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前”适用，但并没有规定最长时限。（2）未规定保护性约束的具体方式。《公安机关规定》第334条只规定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要“注意约束的方式、方法和力度”，但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包括哪些、能否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约束的边界在哪里等不明。（3）《高检规则》第546条、第547条规定检察院对公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不当、应采用而未采用、违法情形等进行监督，但检察机关具体如何监督不明确。（4）公安机关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诉讼阶段不周延，未规定在鉴定阶段是否适用。精神病人可能在刑事拘留或者逮捕期间进行鉴定的，由于法律对精神病鉴定的期间未作限制，且精神病鉴定的期限不算在办案期间内，因此可能会出现超期羁押的情况。（5）《公安机关规定》规定公安机关在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前“可以”采取该措施，条文中的表述是“可以”，公安机关就有可能出现不作为的情况，使得精神病人不能及时受到约束而危害社会，同时也有可能导致权利滥用，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2]。此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性质、方式、种类、实施场所、家属如有异议该如何处理以及解除约束性保护措施的条件等程序问题均未有明确规定。
四、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和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一）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
国外一般是通过鉴定羁押制度来解决对犯罪嫌疑人鉴定期间的羁押问题，如俄罗斯、德国、日本。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是指为了鉴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精神状况是否正常，而强制性地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留置并将其关押在精神病院进行观察和鉴定的制度[3]，我国学者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留置鉴定的提法。留置鉴定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或受审能力，而将其送入医院或其他适当场所，对其精神状态或身体状态进行留置观察的一种强制措施[4]。笔者认为这两者是相同含义，只不过提法不同。
（二）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的主要内容
精神病鉴定程序启动后，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羁押措施暂时停止执行，实行鉴定羁押程序来约束犯罪嫌疑人，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或发生自伤、自残等行为。当犯罪嫌疑人被鉴定为精神病后，将被继续留置在精神病院等待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精神病鉴定羁押不同于一般的未决羁押，两者的区别在于：一是鉴定羁押以保障精神病鉴定的顺利进行为目的，而一般的未决羁押主要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二是鉴定羁押制度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较短，如德国不超过6周，我国台湾为2个月零7天；三是鉴定羁押的场所主要是在精神病院，在鉴定的过程中，为了保证鉴定工作的顺利进行，可以对被鉴定人采取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将其强制固定的方式。鉴定羁押性质上等同于羁押，是对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剥夺[5]。
（三）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和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区别
1.决定主体不同。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的决定主体是法官，只有法院可以申请或依职权对留置鉴定作出裁定，其他任何机关无权作出，俄罗斯、德国等国对此都有规定。德国还特别规定了留置裁定前必须听审，即应当事先听取鉴定人及辩护人的意见，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干预[6]。而我国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启动主体和决定主体是公安机关。
2.时间跨度不同。《公安机关规定》第333条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该条文中的表述是“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这就表明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在是经鉴定为精神病人后才采取的，时间段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鉴定为精神病人后，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前，送往强制医疗所进行治疗。而精神鉴定羁押制度是为了进行精神鉴定，若鉴定出来是精神病，则继续留置在精神病院等待法院的决定。两者是有区别的，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时间跨度小于精神鉴定羁押制度。
3.适用程序不同。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一般会在决定前进行严格的听证程序，听取鉴定人、辩护人、家属等多方意见。而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直接由公安机关决定，无需报请批准，检察机关只有法律监督的权力。
4.救济途径不同。对于公安机关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只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采取的措施不当的，或有体罚、虐待等违法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并没有规定当事人的救济途径。而外国较多的是可以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来进行监督，多数规定在刑事诉讼法抗告、准抗告等其他专门性救济程序里，少数直接规定在鉴定羁押程序里[7]。
（四）是否应用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代替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国外多数国家的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采用行政听审的方式，由法院最终决定是否对强制医疗人进行羁押。这个制度固然是好，对保障精神病人的人权有重要意义，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司法环境下却不可行。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是有考核标准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并不算在考核成绩里面，因此公安机关往往不会花太多精力在强制医疗案件上；其次，我国并没有建立起司法审查制度，法院案件量大，分身乏术，行政听审的代价太大，成本太高；再次，留置需要专门的场所和工作人员。由此可见，国外的精神病鉴定羁押制度并不真正适合中国。笔者认为，在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安机关的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制度的前提下，公安的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还是能够发挥它的有效作用。如此一来，既符合了中国的诉讼经济，又能够顾及人权保障。
五、对于完善公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建议
第一，明确适用对象。公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只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对象为实施暴力行为的、疑似患有精神疾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第二，明确羁押的期限。为了防止变相羁押，必须对羁押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笔者建议鉴定期间就适用公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经鉴定，犯罪嫌疑人为不负责任的精神病人时，约束措施可以延长至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时。鉴定后不能认定其患有精神疾病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立即结束，恢复原有的刑事程序。
第三，统一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形式。被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精神病人不同于一般的犯罪嫌疑人，他们患有精神疾病，有社会危害性，因此需要专业的医疗措施来进行保护。明确规定公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形式是将精神病人送至强制医疗所进行治疗。
第四，明确规定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可以折抵刑期。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具有强制措施的性质，限制了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其强制程度可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相比。明确规定该措施实行期间可以折抵刑期，有利于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家属对公安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有异议的，可以向上级公安机关或同级检察机关提出复议申请，同时加大检察院对公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法律监督力度，明确公安机关滥用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法律责任。
精神病人在社会上往往带有一种耻辱的烙印，即便以后康复了，也很难彻底摆脱曾经被贴过这种标签的阴影。对于这个弱势群体，我们要多一点关心，保障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公安机关的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也是对于个体人身自由的剥夺，但是其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非常薄弱。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公安的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需要进一步明确规范，以保持公共安全和个体权利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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