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措施（共8篇）
强制措施 篇1
行政强制法：实施强制措施禁止“夜袭”
2011-07-01 01:59:34 来源: 新京报(北京)转发到微博(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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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6月30日，行政强制法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审议终获通过。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不得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行政决定。地方不得自设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
本报讯 旨在规范行政机关强制权力运行的行政强制法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审议，昨日获得通过，该法明年1月1日起施行。
节假日不得实施“强执”
行政强制法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程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为规范强制执行的行为，强制法禁止“夜袭”，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是，情况紧急的除外。
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
如果行政机关违反上述规定，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公民遇侵害时可获救济
行政强制法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受到行政强制权侵害时，规定了救济途径。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在执行中或者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行政决定被撤销、变更，或者执行错误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退还财物；不能恢复原状或者退还财物的，依法给予赔偿。
行政强制执法明确10步骤
1、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2、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
3、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4、通知当事人到场
5、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
6、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7、制作现场笔录
8、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
9、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历次审议变化
二审 2007年 应严格约束限制人身自由
二审时，有常委委员提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应有更严格的程序约束。对此，草案增加规定，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目的已经达到或者条件已经消失，应当立即解除。
查封、扣押财物是两种基本的行政强制措施，为防止行政机关任意扩大查封、扣押的范围，草案增加规定，查封、扣押的物品限于涉案财物，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财物。
针对现实中因为行政机关未及时通知、催告当事人履行缴纳罚款或者有关税费的义务，出现“滚雪球”式罚单，滞纳金远高出罚款数额的情况，草案增加规定，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
三审 2009年 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
针对行政强制措施的执法主体庞杂，有的地方和部门将行政强制权委托给社会组织和不具备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有的甚至雇用临时人员执法的问题，草案增加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正式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 为防止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过程中侵害公民、企业合法权益的情况，草案增加规定“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强制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行政决定被撤销，或者执行错误的，应当恢复原状，返还已被执行的财产；不能返还原物的，按市场价折价赔偿。”
在行政强制法颁布之前，行政强制实践中存在着“散”和“乱”的问题。行政强制的设定主体比较散，法律可以设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中央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也可以设定，甚至少量的政府规范性文件也设定。
四审 2011年 地方不得设行政强制措施
草案规定，法律中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但是，法律规定特定事项由行政法规规定具体管理措施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冻结存款、汇款以外的行政强制措施。
为防止行政机关滥用代履行，草案对代履行的范围进行了限制，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为严控行政强制权，草案规定，“延长查封、扣押的决定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延长冻结的决定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五审 2011年 申请法院强执案留探索空间
针对行政强制措施种类的最后一种“其他行政强制措施”这一兜底条款范围太大，为防止被滥用，草案规定，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为保障公民对行政强制设定和实施提出异议，草案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强制的设定机关和实施机关，就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
申请法院强执的案件，到底由法院还是行政机关实施？尚处于改革探索中。将“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裁定执行的，由法院执行”这一规定删除。
【解读】
行政强制法出台过程之艰难，在全国人大立法史上并不多见。此前审议次数最多的法律当属物权法，该法经过了八次审议，在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获得通过。此外，监督法的出台亦经过了漫长的过程，从酝酿至2006年通过，耗时长达20年，在2002年正式进入审议程序后，四年经过三次审议获得通过。行政强制法的审议时间相当长，该法2005年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但早在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即开始了起草工作。
一审时有人反对立法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表示，强制法的核心是规范行政强制权，既需要承认强制的正当性，但又要看到行政强制权很严厉，用得不好会伤人，而且伤害很大，所以一定要慎重。
一审草案正式进入审议后，当时行政法学界对于该法顺利出台很乐观，不料遇到较多争议，这些争议既包括立法部门内部的意见分歧，也有行政部门“扩权”的诉求与规范、制约权力的立法目的之间的矛盾。
立法部门内部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行政强制法的认识上，有的人认为该法是规范行政强制权力运行的，支持立法，有的人则认为该法是给行政权力赋权，因而反对立法或另寻适当的时机立法。
当时陈建生等多位委员皆提出，公民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再强调给予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权力，恐怕会引起很多矛盾，建议立法缓一缓。
而行政机关则希望获取更多的行政强制权力，比如当时国家工商总局提出增加“强制进入生产经营场所”，交通部提出增加“强制进入运输工具”，安监总局提出“对场所、设备、设施等责令停止作业、使用”等。
四审对必要性达成共识
一审后，该法即因各种分歧而进入漫长的立法过程。根据立法法规定，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法律案将终止审议，在2007年和2009年的两次审议，都属于避免该法律案成为“废案”的审议。不过这两次审议中，各方分歧在逐步的减少，直至今年4月的第四次审议，立法部门内部基本上对立法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
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对于公民而言，要防止强制措施对其权益的过度侵犯，对于行政机关而言，这些强制措施意味着权力，意味着行政管理的手段。
如何平衡“公民权”和“行政权”的任务，则交给了立法部门，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乔晓阳所言，行政权强大，公民权弱小，需要通过立法规范行政权、制约行政权，保护公民权。这种平衡贯穿着强制法12年的立法过程。(本文来源：新京报作者： 杨华云)责任编辑：NN036
强制措施 篇2
案由:未取得相应经营许可从事出租车客运经营。
2006年8月17日, 当事人孙某驾驶浙D·G××××桑塔纳轿车, 在A市区三角广场载客2人, 收取50元运费, 将其送到了A市某中学。A道路运输管理所执法人员傅某、徐某对2名乘客制作了《询问笔录》, 而未对孙某进行调查取证。第二天, 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中, 发现孙某又在驾车候客, 要求出示车辆营运证, 因其本人无法当场提供车辆营运证及其他有效证件, 执法人员根据《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 依法暂扣其车辆。
本案分析
(一) 案件焦点
1.违法行为实施终了后, 能否实施暂扣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
2.违法行为当场未查处, 事后能否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 学理知识
1.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和特点
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 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实施暂时性控制的措施。它的特征有:
(1) 目的在于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
(2) 行政强制措施往往是在行政处理决定作出前的调查阶段, 为保全证据或保持一定状态而采取的措施。
(3)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法定性。
(4)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强制性。
(5)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限权性。
(6)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暂时性。
(7)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可诉性。
(8) 行政强制措施对证据要求的初步性。
2.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的概念及期限
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 是指行政处罚机关和其他有处罚权的组织对违法行为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有效期限, 如果超出这一期限, 则不能再行追究。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 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知, 我国行政处罚的一般追究时效是2年。
本案争议
1.对第一个焦点, 即违法行为实施终了后, 是否能实施暂扣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 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违法行为实施终了后, 不能实施暂扣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
根据《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 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件的车辆予以暂扣的, 其目的是为了预防和制止危害社会的事件与违法行为, 而依法针对个人财产进行临时约束和处置, 针对的是正在发生的违法行为, 具有制止违法行为、避免危害、控制危险的功能, 因此, 违法行为终了后, 不得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因此, 只有在违法行为当场查扣的才能处理。
第二种意见:违法行为实施终了后, 能实施暂扣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
一是行政强制措施要求证据具有初步性, 执法人员需掌握行政相对人有违法事实的初步证据、间接证据或违法的端倪。本案是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 并无投诉举报人的举报记录, 执法人员应当对乘客作调查取证, 初步掌握违法事实的情况下, 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二是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本案中, 桑塔纳轿车作为其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和证据, 执法人员出于防止证据损毁的目的, 事后实施暂扣措施, 合法合理。
2.对第二个焦点, 即违法行为当场未查处, 事后能否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一致认为只要证据确实、充分, 违法事实发生, 可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强制措施 篇3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划分标准
一、研究本课题的重要意义
我国出台的《行政强制法》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合称为“行政强制”却又将其一分为二。根据《行政强制法》关于这两者的规定，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和内涵划分开来，具有如下的现实意义：
其一，使立法机关合理区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在执法时有据可依。《行政强制法》在第10、11条中提出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拥有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权，但两者的权限不一致。第13条则提出只有法律拥有性质强制执行的设定权，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对其没有设定权。因此，必须要正确区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才能使立法机关执法得当。
其二，让行政机关在落实行政强制手段中采取正确的方式。《行政强制法》在第9条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了种类划分，归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主要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等。第12条对政强制执行的种类也进行了划分：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划拨存款、汇款；拍卖，依法处理查封或扣押的场所、设施以及财物；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代履行等。由此可以看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行为手段和针对的行为种类是不同的，根据不同的行为手段行政机关应采取不同的强制行为。
其三，使行政机关分别依据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实施具体的执法程序。因为两者本质上的区别，《行政强制法》在第三、四章分别对两者的实施程序进行了规定。在行政强制措施程序中禁止委托，在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中要注意对当事人进行催告，使其履行义务。
其四，谨防行政强制措施被误当作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规定由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规定在存在法律授权的前提下让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当没有法律授权时，行政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这就要求我们明确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之间的区别，确立划分标准，谨防将行政强制措施当做行政强制执行从而引起执法纠纷。
其五，促使行政机关对于过去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案件，集中进行梳理。《行政强制法》出台后，要求各级行政机关根据相应规定，清理和梳理过去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手段，通过事实案例检验这一理论，并帮助执法人员正确区分两者的定义、内涵。
其六，促使人民法院完善司法管辖制度。《行政诉讼法》在第18条就当事人因为对行政强制措施不服而提出的诉讼，做出了规定和判断。因为不恰当的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混为一谈会影响到法院对行政诉讼的管辖范围，必须要有效区分两者，才能进一步完善司法管辖制度。
二、各种分界标准的可行性分析
（一）将行政行为的保障性、执行性作为标准
持本标准的人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行为，因为其保障性与行政强制执行区分开来。行政强制措施的保障性体现在其对社会秩序的保障上，例如通过扣留肇事者驾照来保障对肇事者的处罚，通过冻结嫌疑人的存款来保障受害人能获得财产补偿。但行政强制执行则具有执行性，涉及到行政处罚、行政命令、行政裁决和征收等多方面的实际执行情况。其实行政强制措施也具有一定的执行性，但其执行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利益；行政强制执行也具有一定的保障性，但其保障是为了执行具体的命令、裁决、征收和处罚。前者的侧重点在保障，后者的侧重点在执行，因此这种标准具有极强的可行性。
（二）将行政行为的中间性、最终性作为标准
持本标准的人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中间行为，行政强制执行是最终行为，以此将它们区分开来。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中间行为，是因为其具有中间性，只属于行政行为中的中间环节，而完成最终行为的是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第2条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暂时性控制的行为”，也明确了这个标准的可行性。换句话说，行政强制措施是为了保障后续行为的效果，也就是为行政强制执行奠定了基础，最终要让当事人履行义务或服从处罚，还需要依靠行政强制执行来实现。由此可见，此标准的可行性很高，对行政机关执法具有指导意义。
（三）将履行的义务内容作为标准
根据《行政强制法》展现出的理论基点，不少学者认为以“履行义务”作为区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可行的。这一点在《行政强制法》的第2、34、53条中均有体现，规定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手段都需要以当事人不在规定期限内履行应当承担的义务或处罚为前提，当事人负有“不作为”和“容忍”义务时实施的强制行为归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当事人负有“作为”义务时实施的强制行为则归属于行政强制执行。因此行政强制措施与行强制执行的划分可以此作为标准。
除了上述的三种标准，学术界还存在其他的一些划分标准，但因为划分根据和划分效果的不明确不具备太强的可行性。但不管行政强制措施或行政强制执行，实际上都属于行政强制机关的强制手段，是为了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得到补偿或加倍赔付，并强制当事人履行其负有的行政义务。如果当事人负担“不作为”或“容忍”的义务，为了使其履行应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如果当事人负担“作为”义务，为了使其履行应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这一点在《行政强制法》中得到了最为明确的体现，因此应当作为最关键的划分标准。
三、结束语
行政強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作为行政强制行为，都具有一定的保障性和执行性，前者因为其特性还具有中间性和暂时性，后者因为其特性还具有最终性。这些都能够作为两者划分标准的参考，但最关键的划分标准是以履行的义务内容作为标准区分两者的内质层次。
参考文献：
[1]唐璨.行政强制措施设定制度的立法解读与反思[J].江淮论坛，2012，（6）
[2]王鑫.试论行政强制措施的认定标准——从《行政强制法》第九条第五款谈起[J].法制博览，2013，（9）
[1]胡建淼.“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分界[J].中国法学，2012，02：90-97.
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 篇4
申请人：江苏九州祥和律师事务所崔保华律师 地址：南京市太平巷16号
联系电话：02586647005 ***
申请事项
请求贵局依法对犯罪嫌疑人K某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申请理由
犯罪嫌疑人K某某因涉嫌强奸（未遂）一案，于2015年5月30日被贵局刑事拘留，现羁押于南京市鼓楼区看守所。受K某某妻子L某某的委托，申请人依法提请将K某某的强制措施从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L某某愿为K某某提供保证人或缴纳保证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申请人认为K某某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理由如下：
一、犯罪嫌疑人K某某没有刑事犯罪与治安处罚的前科劣迹，且系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结合本案情节，对其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第一款所列的社会危险性。
二、本案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互为异性，于午夜时分单独约会，双方关系亲密。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其他一切合理怀疑地充分证明：当日在车内犯罪嫌疑人K某某违背了受害人的意志对其实施性侵犯。
K某某家中上有中风的爷爷瘫痪在床，下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此外所在公司面临上市前筹备，作为华东区负责人，企业重要事务需要其本人进行处理。此景此情下，其家人迫切希望侦查机关能对其变更强制措施，允许其在限定的活动区域内处理个人家务和企业事务，同时等待和接受刑事司法的公正裁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特申请对K某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此
致
南京市***公安分局并***派出所
江苏九州祥和律师事务所（盖章）
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
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 篇5
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请求事项：
恭请你院立即依法对被告人赖xx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事由：
xxxx年2月8日被告人赖xx被原平市公安局用不真实的理由“网上追逃”，之后被xx市某派出所公安人员“抓捕”。xxxx年2月10日被原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xxxx年3月19日被原平市检察院在未有足够清晰证据支持之下滥用权力非法逮捕。xxxx年5月19日该案在“未结而结”的情形之中非法移送原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xxxx年5月28日非法移送xx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两次退补。一次有不规范不完整的“手续”;一次程序根本违法，而且迄今没有相应的能够证明其程序合法性、正当性的证明材料。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xx市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变更强制措施，因为，即便错误地认为赖xx的行为确已构成犯罪，也应当严格依法保障赖健忠的程序性权利和人格尊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保障人权。《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清晰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本案明显属于不能在法定的`审查起诉期限内办结的案件，xx市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释放赖健忠，最低限度应当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如今，此案虽然已经进入一审程序，仍然疑窦丛生，疑云密布，众多该有的证明材料迄今仍然没能及时到案，距离依法正式开庭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处理案件还有遥遥之路，······尤其通过xxxx年元月29日一整天的”庭前会议“和及时启动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已经足以证明侦查活动从立案，到整个侦查过程——特别是xxxx年2月10日在原平市公安局内的审讯室内的那次侦查活动，纯属公然违法的、滥用职权、非法制造”证据“的违法犯罪活动，绝对不是依法进行的侦查活动，——那位在审讯室内外穿来穿去、串来串去、数次利用电话等内外联络的”神秘人物“究竟是谁?他究竟跟谁打电话究竟跟谁在数次沟通联络商量”勾结“些什么?第一份”讯问笔录“的签名究竟是谁伪造出来的?其伪造”讯问笔录“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
诸多理应到案的案件材料却迄今没有到案，又该如何处理呢?——补充侦查程序早已用足了法定的”两次“顶限，诸多理应到案的案件材料迄今仍然没有到案，又没有法定程序可以”补充侦查“了，案件事实不清，你院作为该案的裁判者又该如何是好呢?
面临以上所罗列的一个又一个”技术性问题“及其背后的”价值性问题“，该案确实不可能在《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清晰明确地规定的法定的审判期限内办结，一个又一个”技术性问题“及其背后的”价值性问题“不可能在《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清晰明确法定的审判期限内得到合法合理的解决。
有鉴于此而仅仅因此，本律师作为赖xx的辩护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正式提出此变更强制措施申请，恭请你院依法核准并立即交予相关公安机关执行。
此致
山西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
赖xx辩护人：龙xx
联络电话：xxxxxxxxxxxxx
强制措施 篇6
【中文摘要】取保候审制度的适用,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最大限度的人身自由,因而具有重要的人权保障功能。然而,受权力本位价值观念的影响,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存在定的问题,司法实践中也很难得到合理适用,大量羁押、超期羁押等现象颇为严重。如何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在对我国取保候审制度进行总体介绍与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运用法解释学、比较法学等法学方法,提出完善的建议。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为：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在对取保候审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后,评析了取保候审的特征与功能。取保候审是一种临时性限制措施,体现了权利性特征,具有保障刑事被追诉人人权、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及实现刑事司法公正价值的功能。第二部分介绍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适用现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申请与决定程序、保证方式、保证期限、保证人的法律责任、被取保人应遵守的义务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然而,该制度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取保候审国家权力的定位、取保候审狭窄的适用范围、取保候审单一的保证方式等等。取保候审存在上述缺陷的原因是多方而的,如立法观念有失偏颇、社...【英文摘要】Bail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can make
criminal suspects and defendants to maximize personal freedom,and thus has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However, by the power standard values of the impact of the bail system in China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judicial practice, it is difficult to get a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detentions, and extended detention and so on is quite serious.How to improve our bail system to solve problems in judicial practice is a standard resear...【关键词】取保候审 人权保障 强制措施
【英文关键词】bai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coercive measures
【目录】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研究4-5
Abstract5
10-14
摘要
第二章 我国
第一章 引言9-10
取保候审制度概述10-12
第一节 取保候审制度的涵义及特征
二、取保候审制度(二)权力性
一、取保候审制度的涵义的特征10-1211
(一)限制性10-11
(三)临时性11-12第二节 取保候审制度的法律功
二、保
能12-1
4一、保障刑事被追诉人人权的功能12
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功能12-13的功能13-14
三、实现刑事司法公正价值
第三章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现状14-24
一、取保候审的适用14
(二)不适用取
(一)第一节 我国取保候审的立法现状14-17范围14
(一)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
保候审的情形1
4二、取保候审的申请与决定14-1
5取保候审的申请14-15保候审的方式与期限15-16的责任1616
15-16
(二)取保候审的决定15
(一)取保候审的方式
三、取
(二)取保候审的期限16
四、违反取保候审义务
(一)被取保人违反取保候审义务的责任
五、取保
(二)保证人违反取保候审义务的责任16
16-17
候审制度的法律救济缺陷17-21
第二节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二、取
一、取保候审法律性质定位欠妥17
保候审适用范围较为狭窄17-18一18-19
三、取保候审保证方式过于单
(一)四、违反取保的法律责任不明确19-20
(二)保证人的法律责任
被取保人的法律责任19-20
五、取保候审配套救济措施不足20-21第三节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缺陷的成因21-2421-22
(一)权力本位观念的影响
一、立法观念有失偏颇21
(二)有罪推定原
二、社会
四、权
则的适用21-22诚信观念不足22-23
(三)诉讼功利思想的影响22
三、监督机制不够健全23
力分配不尽合理23-24善24-33
第四章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改革与完
第一节 取保候审制度改革的主要观点24-26
二、改革国内取保候审
一、全面移植西方保释制度的观点24制度的观点24-2626-28则26-27原则27-28
第二节 取保候审制度改革的原则
二、坚持无罪推定原
四、坚持诉讼效益
一、坚持人权保障原则26
三、坚持正当程序原则
第三节 取保候审具体制度的完善28-3
3一、重新定位取保候审的28-2929
二、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
29-30
四、加强取保
三、增加取保候审的保证方式
候审的法律责任30-3232-33结语
33-34
五、增设取保候审的救济措施参考文献
34-35
致谢
35-36
刍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 篇7
(一) 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宪性考量
对任何制度的探讨都须追本溯源。作为根本法, 宪法是所有法律渊源的起点。2013年11月12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 具有最高权威”。因此, 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 就需要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置于宪法框架内予以审视。
权利保障是宪法的既定原则, 列宁曾说过: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据此, 除因维护公共利益及他人享有之同等价值基本权利实现的需要外, 基本权利不受行政权乃至司法权的恣意专断。 (1) 举例来说, 作为基本权利基础的人身自由权就要求国家以最大限度的克制、以消极不作为创设不受干预的自由空间, 以保证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肆意侵犯。然而, 正如德国法学家罗科信的精辟论断, “刑事诉讼法上的强制措施均为对基本权利之侵犯”,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不可避免地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隐私权、通讯自由权等基本权利, 只有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 这种侵犯才能获得正当性。 (2) 具体运用上, 判断一项制度是否契合基本权利保障之需求, 应重点关注其是否具备相应违宪阻却事由。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言, 首先, 它完全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作为指引刑事诉讼活动的程序法, 新刑诉法的修订系由全国人大立法通过。其次, 该制度的设计较好地体现了比例原则的精神。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强制程度介于取保候审和逮捕之间, 是两者的缓冲地带, 用意明显。最后,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大致符合法律明确性原则。虽然新刑诉法第72条、第73条在表述该制度的性质、适用条件、指定场所有所模糊, 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 (以下简称《规则》) 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对上述问题以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的形式做了补缺补漏。
(二) 对该制度结构地位与功能定位的比较分析
考察一项制度是否满足合宪的基本权干预要求, 除了需要进行合宪性审查, 我们还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找准落脚点, 切实审视该制度的前后变化, 探讨该制度相较之前是否趋于完善。
1. 结构地位:与取保候审分化独立, 已日臻完善
监视居住滥觞于我国1979年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 其立法明确化可见该法第38条。该条文第一次将其与拘传、取保候审等罗列为刑事强制措施, 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范畴, 开创了历史先河。此后,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进一步补正了监视居住, 使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强制措施渐而成型、初具雏形。但该措施在实践运用中遭遇重重困境, 由于条文设计简陋抽象、制度构建僵硬粗放、实践运用随意泛滥, 监视居住一度被人视为变相羁押, 主张废除的声音络绎不绝。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 许多学者就主张将其摒弃不用, 另寻它径发挥功能效用, 但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将监视居住视为刑事强制措施之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在现阶段我们既不能为推进诉讼过程不计代价或不择手段, 寻求“瑕疵的正义”, 亦不能妄顾羁押率居高不下、替代措施功能缺位的司法现实, 将该制度取消了之以求省事。因此, 新刑诉法在结构地位的完善上下足功夫、颇有建树, 第72条首次详细规定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与范围, 并将其与取保候审彻底分离, 以解决之前出现的混同问题。自此, 监视居所的适用由此不再盲目、随意。 (3)
2. 功能定位:与逮捕措施互为替补, 以减少羁押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 (4) ;《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东京规则) 第2条规定:“应鼓励制定和密切监督新的非拘禁措施, 并对其使用情况进行有系统的评价” (5) , 这些都足以说明羁押例外的原则在各国司法适用中已基本达成共识。然而不同法制传统、诉讼模式和文化土壤孕育的羁押例外原则在法律表现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美国就大力发展保释制度, 除非犯罪嫌疑人被起诉可判处终身监禁的重罪 (更明确说是指谋杀罪和叛国罪) , 且有持续明显证据证明指控, 否则犯罪嫌疑人享有宪法普遍赋予的保释权。不同于美国模式, 德国制定并完善了司法救济措施, 以程序性规范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其刑事诉讼规程规定犯罪嫌疑人可以对羁押命令提出上诉、向颁发羁押令状的法官申请复议等。
羁押例外原则在新刑诉法中就体现在设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可以说, 它并不是制度的冗余, 而是着眼于衍生发展既有的监视居住措施, 从治本的角度配合考虑违法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罪犯的个性和背景以及保护社会的需要, 以避免不必要地使用羁押方法。更为重要的是, 它既结合了刑期折抵的规定, 又与国家赔偿制度相衔接。犯罪嫌疑人如果最终判处实际刑罚, 监视居住期间可以折抵刑期;如果最终以无罪定谳, 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丧失自由的时间可获得国家赔偿。从司法实效上讲, 这样的半羁押强制措施不仅可保证犯罪嫌疑人及时出庭审判和保持证据原样不变, 也是一种带有惩罚性和犯罪预防等综合功能的工具。
二、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社会功能分析
社会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 现实生活中更不存在使社会系统所有部分以高度协调或内在一致进行共同活动的条件 (环境) 。可以预见, 某种社会事实既有可能对一种群体发挥功能、产生聚合, 也有可能导致另一群体破裂、失去功能。 (6) 例如宗教能推进了社会聚合, 但伊斯兰教中不同教派的长期冲突则消除了这种聚合作用。在法社会学家的眼里, 伴随着快速变革与发展, 社会成员日益异质化且相互依赖, 整个社会将以一定有机结构形态呈螺旋状渐进演变进化, 默顿由此提出了价值中立的功能分析模式。他认为, 凡是社会结构要素及其关系对社会调整与社会适应起促进和帮助作用的是正功能, 而导致社会体系的适应、顺应削弱或崩溃的则是负功能。所以, 当某一社会结构的正功能大于负功能时, 该社会结构会呈现良性发展趋势, 反之亦然。
以法社会学为导向, 通过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结构功能分析, 可使我们越来越清晰看到其在刑事诉讼中扮演的角色, 也可使我们摆脱传统经验主义的束缚, 换角度换方位思考该制度的优劣、得失。
(一)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适用的正功能
如前文所述, 若社会结构要素及关系对社会调整和社会适应起积极的促进、帮助作用, 则该种功能可视之为制度的正面效应, 或者说是正功能。改后《刑事诉讼法》以深化改革、独立分离的态势构建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 不仅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 同时也对有效预防犯罪、节约司法成本、促进社会和谐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有利于加强人权保障, 公正实施刑事实体法
2004年,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 人权保障事业进入新的起点。但是, 自人权入宪以来, 一些明显有悖于人权保障的司法事件频频受到承载民意传媒的曝光。 (7) 令人欣慰的是, 负面效应推动了实质化立法, 新刑诉法在第2条就明确“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刑事诉讼自始至终、贯穿全程的一条主线。
当然, 在中国语境下谈“尊重和保障人权”不能止于泛泛之谈, 流于纸面、流于形式, 只有当公平、公正、道德这些深入人心的更高原则获得满足后, 人权才能具备普世性, 法律才可以被执行。从立法宗旨看,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所以备受青睐, 是因为它一方面可以部分替代逮捕措施, 以提高办案机关审慎逮捕的意识;另一方面, 它可有效降低看守所现有的高羁押率, 预防可能产生的交叉感染现象。此外, 指定居所的半封闭性有助于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动态, 环境的亲和度有助于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2. 有利于提升司法效益, 有效遏制犯罪高危化
经济分析法学派波斯纳曾说过:“正义的第二种含义, 简单地说, 就是效益。”由于刑事案件数量巨大、司法资源相对稀缺, 这就要求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司法资源满足社会上日益增多的刑事案件、全方位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如果不讲求司法效益, 就很可能导致“迟到的正义”。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给了办案机关更多的选择, 有助于提升司法效益, 有效遏制犯罪高危化。对于某些犯罪嫌疑人, 如已有初步证据证明犯罪事实, 但证明力度又不能达到足够起诉的需要, 羁押期间已经届满, 案件却尚未办结, 此时如果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 犯罪嫌疑人有逃跑之虞, 再次抓捕的成本连同超期羁押的法律成本远大于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司法成本, 相较而言, 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就可轻而易举地解决这样的问题。另外,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还具有确保检察机关自侦案件顺利进行等隐性功能, 职务犯罪案件通常呈现隐蔽化、群体化、取证难、串供易等复杂多样性特点。在侦查过程中, 如果不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强制措施, 则很有可能发生串供、销毁证据等现实危险, 此时若适用拘留, 时间短、效果不佳;提起逮捕, 又不能满足职务侦查案件的特殊需要,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时就成了合理选择的最佳应对之策。
3. 有利于规范纪检程序, 切实促进双规法治化
“双规”肇始于1994年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基于治理高发腐败案件的需求, 双规措施取得了良好的反腐作用和社会效果。 (8) 199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正式以“两指”替代“双规” (9) , 但实践及新闻报道中, 仍沿用双规的称谓。从狭义法律解释学上说, 双规并不是准司法行为, 因为它并非由司法机关介入执行。但站在法学与社会学的边缘窗口看双规, 正如马克思韦伯认为的那样, “制度是任何一个圈子里的行为准则, 其具有特定的强制力”, 双规由于具备外在充分的强制执行力, 但凡违反党纪者会受到强制乃至惩罚, 故而它亦是广义司法制度的一类, 将之加以规范也是应有之义。尽管双规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但对其并非完全司法行为的质疑声一直不断, 甚至有人偏激地认为双规实际上违背了宪法第37条 (10) 的规定, 是非法羁押的代名词, 因此, 在法治轨道上解决该问题迫在眉睫。新刑诉法规定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一种中国智慧巧妙地解决了双规法治化问题, 这实质上成了双规进入司法监控的前奏。可以预想, “指定居所”即是双规中的“指定的地点”, “监视居住”则成了“指定的时间对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这预示着双规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政党内部纪律检查措施, 也将借助刚性的司法程序, 以保障合法的程序性权利。同时, 这一变化也昭示着执政党的治国策略已从过去以经验式的以政策手段为主转变为规范化以法律手段为主。
(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适用的负功能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 事物的发展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它是一个充满复杂矛盾和斗争的曲折发展过程。默顿的功能分析说也认为, 制度中如存在导致社会体系的适应、顺应削弱或崩溃的部分, 就是负面效应, 也称负功能。简单地说,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设计并不是十全十美、一劳永逸的。
1.“罪名”适用缺乏统一, 扩大适用的隐患一直存在
根据新刑诉法第73条之规定,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及特别重大贿赂犯罪, 并不得任意扩大适用范围。11但由于罪名适用缺乏统一、概念解释模糊延伸, 扩大适用的隐患不容忽视。如《规定》第374条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及恐怖活动犯罪的定义12, 实际上是对第73条的扩大解释。
一般认为,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仅限于《刑法》分则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的14项罪名。13此外, “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犯罪”是个宽泛概念, 极易导致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扩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滥用等严重后果。相较而言, “恐怖活动犯罪”也应包含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目的。无论是根据我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14, 还是《刑法修正案 (三) 》的规定, 恐怖主义都被认为是“通过制造社会恐慌来恐吓民众、要挟政府, 以实现深层次的政治、民族、宗教等要求”。15简单除去特定目的将恐怖活动延伸为“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为目的”会使该种犯罪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 最终使国家对恐怖活动立法的意义大打折扣。比如醉酒驾驶也会制造社会恐慌并危害公共安全, 严格依照《规定》第374条的字面解释将其视为恐怖活动显然不妥。
2.“通知”内容有待明确, 非法羁押的忧虑未曾消除
应该说, 在新刑诉法草案全民讨论之时,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的“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等字词最受关注, 民众普遍担心这可能被“一刀切”, 成为适用于一切案件的“口袋”理由。新刑诉法顺应民意, 取消“通知有碍侦查”等字眼, 并将无法通知情况限定于一定范围内, 《规则》和《规定》对此均有详尽的解释。《规则》第114条将无法通知的情况归为: (1) 被监视居住人无家属的; (2) 与其家属无法取得联系的; (3) 受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阻碍的。相对而言, 《规定》第109条则增多一款, 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 也属于无法通知的情形, 这显然是考虑到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及恐怖主义犯罪案件的特殊实际需求, 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 却拒不提供自己真实姓名、地址及身份的, 若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则无法完成通知程序。
不同于无法通知的详尽规定, 关于通知内容的规范却寥寥无几。《规则》中仅有第114条16加以明确, 《规定》对此则一字未提,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通知内容的不明晰会使通知的实效性受到质疑, 难免令人心生忧患。17尤其是公安机关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时, 由于新刑诉法及《规定》对通知内容毫无规定, 办案机关极有可能只通知家属其已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并以无法可依的借口拒绝告知被指定居所的地点及理由, 或者只告知被监视居住的理由而对执行场所缄口不言, 由此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不能不让民众产生“非法羁押”的合理怀疑。
3.“居所”概念尚属泛化, 检察监督的难度逐渐增大
《易·系辞》上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这一古谚形象地表述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区别, “穴居”即是私领域, 权利人享有隐私权等基本权利, 而“野处”是公共领域, 其权利的行使自然受到必要的限制。作为指定居所中的“居所”, 则介于“穴居”和“野处”之间, 它既是犯罪嫌疑人日常生活、休息的场所, 又受到侦查机关的监视、管理, 既要注重固定证据、便利起诉, 又要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为配合居所的特殊属性, 新刑诉法第73条对指定居所的合理设置做了逆向规制, 排除了监狱、看守所、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办案点”及留置候问室作为指定居所的可能性。同时, 《规则》第110条和《规定》第108条不谋而合地均对指定居所做了正向规定18, 以保护犯罪嫌疑人正常生活、休息权。然而, 即便法律对指定居所做了逆向和正向的规定, 也未从根本上解决居所涵义模糊这一问题。19司法实践中, 不同办案机关对居所的理解大相径庭, 有的主张将指定居所规定为特定的酒店、招待所或农家乐, 有的主张建立专门场所以便公安机关执行, 有的主张将类似办案场所如“预防基地”等合法转变为执行场所。执行场所不统一的不良后果在短期内不会显现, 甚至不会得到重视。但伴随着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探索建立, 执行场地的不一致很可能影响到承担检察监督职责的监所检察部门工作的实效性, 居所涵义的模糊则有可能引起新的办案风险, 进而引发民众对该制度的猜测、质疑乃至抵触。
(三) 从抑制负功能看加强该制度的正功能
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这两面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同理,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负功能并非一无是处。一方面, 它可以起到警醒作用, 让我们在审视正面效能时警惕负面效能的产生。另一方面, 负功能的存在对于完善司法行动策略制定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在推进制度改良时就能宏观、整体地看待问题。具体来说, 抑制负功能、加强正功能, 就是要做到:
一、明确适用范围, 消除滥用隐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必须确定无疑、不可扩大, 否则滥用的隐患不能根除;二、明确通知内容, 保障合法权利。将措施适用的原因、地点、时间等信息一并予以通知, 既能从深度上增加侦查行为的社会监督, 又能从厚度上加深执行程序的正当合法性;三、明确居所涵义, 深入检察监督。将居所的涵义限定、具体, 可促使司法活动规范、统一, 有益于该制度的长远发展。
三、限权空间检察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健全
为保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切合立法者立法原意, 将制度设计的应然化为实然, 也为了探寻赋予权力的监督与制衡, 新刑诉法第73条确立了对指定居所这一限权空间的检察监督机制。那么, 我们如何将该机制细化呢?
首先, 切实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审批程序。以检察机关办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为例, 自侦部门在侦查此类案件时, 如需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应由办案人员提出意见, 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并报请检察长审批同意后, 以书面形式连同案卷材料一并报上一级检察院侦查部门审查。呈报审批时, 应提交立案手续、犯罪嫌疑人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初步证据等。上一级检察院如批准, 应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书会同案卷材料一并交由下级检察院并通知公安机关执行;如不同意批准, 应说明不予批准的理由并将不予批准决定书送达下级检察院。○20需要注意的是, 上一级检察院侦查部门在审查是否应当批准时应秉承“谨慎审查、审慎批准”的原则, 重点审查具体案件是否属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 对不符合条件的可积极建议下级检察院采取其它强制措施。于此同时, 本级侦查监督部门依法对决定是否合法进行监督。
其次, 切实完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程序。根据新刑诉法,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权归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在办理具体案件时可协助执行, 但不可越俎代庖, 代替公安机关执行, 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办案风险。另外, 根据《规定》第120条, 监所检察部门依法对执行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21从监督内容上看, 监所检察部门主要审查是否及时通知被监视人家属、是否在羁押场所及专门办案场所执行、是否刑讯逼供、体罚、虐待等。从监督方式上说, 监所检察部门一般通过现场察看、监控回放、听取公安机关执行人员、案件承办人、被监视居住人及亲属意见等方式开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监督工作。需要说明的是,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应当在作出或解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后及时将相关文书送达监所检察部门。
刑事强制措施监督机制研究 篇8
（一）拘传
拘传适用中存在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的问题。现行法律规定一次拘传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 而对跨地区拘传时间及连续传唤、拘传的时间间隔没有明确规定， 以致实践中出现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 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现象。
（二）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
1.取保候审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一是适用标准的宽泛化，导致办案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膨胀。二是缺乏程序性保障。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律师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包括取保候审），办案机关不仅拥有是否适用取保候审的完全决定权，并且这种决定是终局的，不受任何复核程序审查。三是保证金的收取、管理缺乏监督制约。
2.监视居住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一是以变相拘禁方式执行监视居住。部分公安司法机关由于担心被监视居住人逃跑或者实施其他妨碍侦查的行为，将一些被监视居住人关在指定宾馆或出租房屋派人进行看守，完全限制人身自由；有的还设有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二是违反法律规定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居所执行。司法实践中，对不属于涉嫌以上类型犯罪，或者虽然是贿赂犯罪，但达不到特别重大程度的贿赂犯罪，出于对案件侦破的需要，违反法律规定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因法律并未规定公安机关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措施需向检察机关备案。致使在司法实践中，除非被害人到检察机关举报，否则检察机关对以上案件无从得知，信息渠道不畅，同样的原因也使得对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行为监督不力。
（三）拘留
1.拘留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拘留程序不合法，以拘代侦、以拘促赔。如未立案先拘留，不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等。二是拘留时限最大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在特殊情况下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捕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加上在检察院的七天审查时间，也就是说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时间最长可以达到三十七天。而此类延拘仅需要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即可，没有经过检察机关，也因此增加了延拘的随意性。
2.对拘留进行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对公安机关拘留案件监督的途径狭窄，只能在公安机关提请审查批准逮捕时予以监督，而对未报捕却已采取拘留措施的无法进行监督。二是对侦查机关随意延长拘留时限的行为不能有效监督，难以根除拘留时限最大化现象。监督不力与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缺陷密不可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将“结伙作案”解释为“二人以上共同作案”，即只要是共同犯罪，不管案情如何，公安机关均有权将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期限延长至三十日却不违法，对这种情况的监督，检察机关往往是无从下手。
（四）重报捕前的监督，轻逮捕后的监督
检察机关对强制措施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对公安机关报捕前适用强制措施是否合法的监督上，而对逮捕以后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监督不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案件在捕后会移送起诉，而公诉部门也有强制措施的监督权，此时侦监部门再进行监督似有越俎代庖之嫌；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公安机关不需要检察机关的同意，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只需要在变更强制措施后通知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如果不通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也无从得知，也就无法监督。
二、刑事强制措施监督机制的完善
（一）完善法律监督程序
1.增强法律监督规定的可操作性。现行法律关于人民检察院对公安司法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监督的规定非常笼统和原则，不仅总则规定较原则，而且许多具体的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规定也较为原则。要想改变我国现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不力的现状，必须立法予以改变。目前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研究制定一个执行刑诉法规定的法律监督实施办法，将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原则性规定细化为操作性较强的规定，以此推动监督工作的开展。
2.增强刚性规定。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知情权、调阅案卷权，尤其公安机关拘留案件转治安处罚案卷，报送“劳教”案卷、撤案处理案卷及待处理案件材料。立法要明确规定不接受监督的法律责任，赋予检察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必要的实体处分权，以增强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和约束力。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违法情况提出纠正的，应规定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在诉讼程序上的效力，拒不执行的，被监督者要承担的义务和法律责任，从而提高法律监督效果。[1]
（二）完善强制措施监督工作机制
1.事前监督。实施事前监督就要确立审批制度。法律明文规定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某些情况由检察机关审批。检察机关不批准，公安机关不得進行。一是将延长拘留期限至三十日的决定权赋予检察机关。应规定遇到“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三类案件，公安机关认为需要延长拘留期限至三十日的需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二是对逮捕后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监督。公安机关认为条件发生变化，需要释放犯罪嫌疑人或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应向原批准的检察机关提出申请，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
2.事中监督。（1）完善提前介入公安侦查的事中监督手段。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是对侦查活动进行的事中监督。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重大案件的参加讨论，可以在立案到侦查终结前的任何阶段进行，公安机关应当接受介入并提供必需的案卷材料。（2）羁押机构独立。现在我国拘留、逮捕的羁押机构即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这也是当前对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监督不力的原因之一。建议看守所从公安机关中剥离出来进行中立，形成公安机关、羁押机构、检察机关三方权力相互制衡的局面，从体制上制约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自侦部门，进一步增强拘留监督力度。（3）建立强制措施案件的检察备案制度，拓宽监督渠道。一是建立拘留案件备案审查制度。公安机关应当每月一次将上月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状况、延长、变更、解除及案件进展情况报送同级检察机关审查。二是建立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通报制度。三是建立强制措施管理台账，形成联动机制。侦查监督部门应主动与公安部门加强联系了解情况，掌握公安机关捕前适用刑事强制措施及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具体情况，并建立强制措施管理台账，每月与公诉、监所部门进行核对，发现问题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4）驻所检察室同步监督。驻所检察室应当对公安机关采取拘留措施的人员从进所、延期、变更强制措施到出所，所适用的法律文书进行审查并对羁押机构执行刑事拘留情况进行同步监督，并报送所在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发现违法拘留、违法变更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情况可以向公安机关调查并作出处理。
3.事后监督。（1）建立违法强制措施的救济机制。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聘请的律师认为公安机关适用拘留等强制措施不当，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复查，从而启动检察机关的审查程序，由检察机关依法作出审查决定，及时纠正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违法、不当的情况。这样既使当事人对不当适用强制措施有了适当的救济途径，也可对公安机关适用强措施决定权进行制约。（2）责任追究制。滥用拘留等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应当对相关的工作人员追究法律责任。检察机关可以向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检察机关应当立案追究刑事责任，树立检察监督权威。为了彻底杜绝超期羁押，笔者认为应当将超期羁押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因为超期羁押实际上是未经有权机关或者人员批准的羁押，其实质就是非法拘禁，根据《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应构成非法拘禁罪。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