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证人出庭制度

强制证人出庭制度（精选10篇）

强制证人出庭制度 篇1

一、证人出庭的规范与实践悖论

(一) 证人出庭作证之规范解读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188条增加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 其修改主要表现为:一是再次明确作证义务;二是增加特殊证人保护制度;三是增加证人作证补偿制度。这是我国首次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强制出庭作证制度, 并将证人的作证义务建立在证人作证安全以及给予证人基本保障的基础之上。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二) 证人出庭作证之现状观察

我国司法实践中, 证人出庭作证出现了如下现状:一是证人向侦查机关作证, 不向法庭作证。多数情况下, 证人还是履行了作证义务, 但是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 大多数证人都只愿意向侦查机关作证, 而不愿意向法庭作证。这也是我国刑事庭审中的一大怪状。二是证人愿意提供书面证言, 不愿意当庭接受口头询问。这是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三是当庭作证的一般为控方证人, 而很少为辩方证人。

二、规范与实践悖反之成因分析

(一) 案卷主义裁判模式

所谓案卷主义裁判模式是指“以卷宗为中心”的审判方式, 法庭审判实质上就是对检控方的案卷进行审查和确认。在案卷主义裁判模式下, 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之间会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人民检察院认为在开庭以前已经移送了案卷包括证人名单, 因此, 负责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为法院, 而不是检察院。另外检察院因已持有案卷, 在法庭上可以进行宣读, 就不希望证人出庭。而传唤证人出庭是一件十分复杂和困难的事情, 对于人民法院在可以阅卷的情况下, 当然选择毫无压力的阅卷方式, 法官在庭前会对检控方的控诉材料进行查阅审查, 从而对案件形成一个预先的判断, 即使在法庭上出现与证言笔录不相符的证人证言也很难对法官预先的判断产生影响, 从而证人不出庭作证与出庭作证的效果是一样, 因此也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

(二) 实践潜规则———书面证言通行无阻, 办案机关消极应对

由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可知证人不出庭作证是常态, 然而, 在法院为了能够能有效定罪量刑, 证人证言作为一个强大的证据来源有拥有极强证明力的材料, 法院必然会采取侦查机关制作的书面证言材料, 这样一种局面就造成了书面证言的普遍适用, 通行无忌。而且办案机关也是消极应对, 一方面, 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宣读书面证言审理案件具有高效率是人所共知的, 在司法实践中, 通知证人难度大, 时间长, 法官和检察官更愿意选择宣读证人证言。另一方面基于证言的不稳定性特点。由于当庭作证将使得法庭局面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部分司法人员对于证人的出庭往往心里存在一些疑虑, 即主要是对证人“翻证”的疑虑。

(三) 传统法律文化———证人怠行作证义务

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 公民对于涉诉问题基本都持厌恶态度, 一般的权利保障都是能通过私力救济解决的, 绝不会通过公力救济, 这是在我国国民内心已根深蒂固了的。所以证人怠行作证义务就是因为“厌诉”的心态。

三、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

(一)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适用范围

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7条, 应当出庭作证的人包括证人、鉴定人, 以及作为证人的警察, 但我国刑诉法关于强制出庭作证的适用范围限定为证人, 并没有把鉴定人、警察证人、被害人纳入其内, 鉴定人、警察证人和被害人是否可以被强制出庭作证呢?从立法的过程与法律的规定来看, 显然是不可以的。

在域外,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 强制出庭作证的范围一般都包括证人、专家证人、警察证人以及被害人。例如在美国, 强制出庭作证的对象就包括了以上的列举, 并且对于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规定了藐视法庭罪予以处罚;在德国也是如此, 规定了秩序罚。在我国,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对象只包括狭义的证人, 对于与证人具有相同或相类似作用的鉴定人、被害人以及警察证人却未规定其内, 这是不合理的。从各国实践来看, 笔者认为, 扩大强制到庭的主体范围, 将被害人、鉴定人、警察证人也纳入其内, 才能使得公平得以彰显, 以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

(二)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手段

对于这一问题, 我国大多学者认为:应当赋予法院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力, 关于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作证时人民法院可以拘传。笔者认为,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手段, 即拘传。修法的第188条明确规定了对于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 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 并且该条文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排除在外, 不能强制。笔者认为该条文的“强制”实际上就可以解释为拘传。也就是将拘传的对象扩大了, 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这样一种理解不仅符合刑事诉讼法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目的, 而且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并且符合了国际司法的理念。

(三)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配套制度

1. 证人作证保护

(1) 扩大证人保护的范围。证人之所以不愿意出庭作证, 当然首先考虑其自身利益。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作证是一项义务, 但是这类义务的实现必须要考虑相应的保障措施, 首当其冲人身安全。证人作证不仅会考虑自身安全, 还会考虑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安全, 比如配偶、父母、子女等。那么为了消除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 必须明确保护的范围。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人保护的范围限定为证人自身及其近亲属, 这是不合理的。笔者认为应当将于证人有密切关系的人纳入保护的范围, 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 密切关系的人越来越多, 并不限于近亲属, 且可能对于证人来说也很重要。至于什么人是“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则由证人保护机构确定。

(2) 给予证人言论的自由。证人出庭作证不仅考虑自身人身安全, 还会考虑是否会卷入刑事犯罪的法律风险。证人作为一般人, 不是专业的法律人, 没有法律思维和法律素养, 无法识别自己所言于法律上的意义, 只能凭借自身良知与对法律的信仰来完成作证的义务。其证言极有可能不被法庭所采信, 甚至会在控辩双方的辩论下被推定为虚假。如果以此就追究证人的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 那么作证的义务将使证人陷入惶恐甚至想方设法逃避。所以必须给予证人言论的自由, 尽管有可能出现伪证的风险而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不利。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交叉询问来识别证言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而不是将这一风险和压力赋予证人。

(3) 设立专门的保护机构。证人保护的问题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都是一个难题, 因为它涉及到各个机构的配合与协调, 并且还会因为各种实际情况的变素。在我国, 证人的保护涉及到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负责问题。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证人保护机关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这种规定表面上非常合理, 但是实际上暴露出一些问题:第一, 三机关分工不明确, 容易产生“踢皮球”互相推卸责任的现象。刑事诉讼通常经过立案、侦查、起诉到审判的阶段, 而证人往往也会跟随接受各阶段负责机关的询问与调查。在每一个阶段具体有哪一个机关来负责证人的保护,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通常造成都不负责的局面, 证人得不到保护。第二, 证人保护的成本过高, 没有专门的人力物力来完成证人保护的工作。笔者认为, 为了节约司法资源, 有效保护证人, 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 附属于公安机关, 对证人进行专门的登记造册, 为证人提供专门电话, 按照证人需求提供24小时的随时安全保卫工作, 并对保护不力的公安部门和公务员进行处罚等。

2. 证人作证补偿

(1) 补助的范围。修法规定“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 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那么对于没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 如个体经营者、正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等, 其出庭作证显然会导致其误工损失。因此, 对此类证人之误工损失不予补助, 显然有失公平。为此, 笔者建议, 对于没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 应当对其误工费进行补助, 补助标准可以参照我国民事法律中有关误工费的计算标准。

(2) 支付的主体。关于支付的主体, 有学者认为, 对于证人的费用应当各负责则, 也就是控辩双方根据自身需要承担己方的证人相关费用。因为双方证人都是为两造提供证言的, 各负其责不违背法理。但是笔者认为, 这种做法难以避免收买证人的现象, 导致证言的可靠性受到质疑。所以有的学者提出证人的作证补偿应由法院代表国家支付。我国是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 证人的出庭与否由法院决定, 证人的传唤由法院负责, 因此, 证人的费用理当由法院代表国家支付。笔者赞同上述第二种观点, 除上述理由外, 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刑事诉讼中绝大多数被告人最终会被判有罪, 而且被告人大多数在经济上比较贫穷, 尤其承担证人的相关费用恐怕不太现实。基于此, 立法者将证人作证补偿费用, 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 意味着司法机关和财政部门在进行司法经费预算时, 应当充分考虑证人作证补偿费用的实际情况。

3. 证人作证豁免

证人作证豁免主要是对近亲属的豁免, 就是对其他利益的兼顾。中国自古就有“亲亲得相首匿”的传统, 国外有证人特权规则, 旨在保护一些特定的社会关系, 如:夫妻、亲属之间的婚姻家庭关系, 律师与委托人之间以及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互信关系等。刑诉法的修改规定了证人作证义务相对豁免权。即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到庭。但是这一规定不够彻底, 仍然没有免除这类证人的作证义务, 侦查机关仍有权要求其提供书面证言。这一规定显然与“亲亲相隐”的理念相违背, 不利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的和谐与被告人将来的再社会化。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彻底给予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完全意义的豁免权, 这也符合刑法上有关期待可能性的原则。

四、结论

每一项制度的出台都有其实施的风险,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在学界理论的呼声中产生并法律化的, 其实施初期, 相关的配套制度尚未完善, 必然产生相应的制度漏洞。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大势所趋, 强制并非彰显国家暴力, 而是引导一种作证的价值理念与规范, 强调正义的实现与程序的正当。规范与实践的悖论需要在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的探索中逐步消除。

参考文献

[1]陈瑞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J].法学研究, 2006 (4) .

[2]吴光升.论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风险控制[J].证据科学, 2012 (6) .

[3]陈光中, 肖沛权, 王迎龙.我国刑事审判制度改革若干问题之探讨——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视角[J].法学杂志, 2011 (9) .

强制证人出庭制度 篇2

3、证人害怕遭到当事人打击、报复。特别是“黑恶势力”为霸一方，乡霸、地霸、村霸比较严重的地方，证人出于作证会招至不利方当事人怨恨、报复，甚至使自己及家属的人身、财产、前途遭到不测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敢出庭作证。

4、证人怕耽误时间，影响自己事务。认为作证对自己没有好处，且出庭的有关费用无法列支，既浪费了自己的时间、精力，又直接损害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甚至可能有损于自己的身份和形象。

5、证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一定利害关系;或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朋友、同事等亲情、人情关系，如实作证对其不利;或与一方当事人有过节，如实作证对其有利;或因当事人利诱，贿买而抱有侥幸心理等原因，而不愿作证或作伪证。

(三)执法方面的原因：审判人员执法过程中思想上的疏忽，工作上的懈怠，使得现有证人制度在具体实施中落实不到位，打击了证人作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为证人拒不作证的又一原因。

1、审判人员对证人拒不作证或作伪证行为危害性认识不足。对证人拒不作证或作伪证的现象听之任之，未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制止或处罚，致使作不作证无所谓，作假证也没有法律责任的错误认识滋生。

2、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误工损失费等补偿落实不到位，虽然《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证人费用……，应由法院向当事人收取后，再支付给证人。但实践中，由于操作麻烦，且数额界定不明确，一般均没有落实。使得证人出庭作证支出的实际费用和经济损失得不到补偿，以致不愿出庭作证。

3、对证人因作证遭受打击、报复、陷害的行为处理不力。一些证人因作证，其本人及亲属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造成社会负面影响。

4、实践中，司法人员中有“速审、速结”的倾向，证人出庭作证的方式既加剧了案件审理的复杂程度，又减缓了审结速度。在法庭上宣读证人证言笔录简便易行，可以赢得法庭审理的主动权，避免庭审活动节外生枝。所以司法人员大都不愿“弃简就繁”而采用证人出庭作证的审理方式。另外，有些司法人员还认为：让人出庭作证的方式是西方国家审理方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如果一味强调证人出庭作证不利于及时处理各种争议。

5、长期以来受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有些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案件中，不重视证人出庭作证，未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作用。在实践中，重调查而淡化庭审，以书面证言和询问笔录代替证人的出庭作证，影响了证人作证的积极性。

三、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制度完善

鉴于我国目前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的诸多缺陷，笔者认为应借鉴国外成熟的立法先例和司法经验，认真组织调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制定出适合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规范：

1、明确界定证人范围，建立证人适格制度。首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单位在我国证据制度中被认定为证人，我国民事诉讼法承认单位具有同一般自然人一样的作证资格，这在各国证据法中是绝无仅有的。而在两大法系各国看来，证人必须是能够独立地借助其感觉器官对案件事实进行感知的自然人。因此，证人具有自然属性，而单位不具有自然人的感知能力和自然属性。但证人证言是靠证人大脑对过去的事情进行回忆,然后通过语言加以描述而取来的，单位尽管是拟制的人,但它必定没有大脑不会记忆,不会思维,不符合证人证言的.特征;赋予单位作证资格是不科学的，不符合证人的本质要求。并且何为“单位”在法律上并无统一的解释，它甚至不能作为法律上的一种标准概念。这种证人在我国不过是作为扩大证据资源的一种不尽理想的变通方式，在司法实务中，其证据力的标准和大小不宜统一掌握，同时,单位证人的躯壳往往被特定人利用来分散责任,逃避法律责任,成为某些人手中的工具,影响了法律秩序。综观世界各国的立法,也只承认证人为自然人,因此我国应废除单位作为证人的规定。在立法时应考虑将其废弃，明确规定只有自然人才能充当证人。其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我国的法定证据种类中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和鉴定结论是并列的，我国有关证人的规定与大陆法系较为接近，证人指的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包括当事人和鉴定人，这一点在证据立法应予坚持和明确。再次，自然人做证人的适格能力，我国法律以必须能够辨别是非并能够正确表达为条件。因此，尽管在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年幼的人，只要具备辨别是非和正确表达的能力，其作证资格不受限制。在具体司法实务中，此类人的具体情况如何，作证能力是否受到限制，其证言的效力大小，都要由法官酌情裁量。对此，在立法中应对自然人作证的具体标准予以明确规定。

2、建立和健全对证人人身安全的保护制度。我国对证人人身安全的保护应当体现在诉讼过程的任何阶段,不能只注重事后保护，在开庭审理前以及开庭审理的过程中,证人如果受到威胁恐吓,有权利要求法官给予保护,法官应当及时,有效的保护证人。同时对侵犯证人权利的行为,根据程度及性质的不同,分别规定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在作证过程中,为了保护证人的隐私权,安宁权,必要时,对证人的身份和地址可以不加询问,因为证人是以其证言参与案件的审理,不询问证人的身份和地址,不会影响当事人的权利。特定情况下,结合《证据规定》中关于证人可以通过双向视听传输技术手段作证的规定，避免证人的直接暴露,我国也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对证人的保护机制,包括为证人改名换姓，迁移住所,人身监护,甚至整容等。给人民法院相应的经济及权利支持,更好的保护证人。

3、建立传闻证据的排除规则。英国学者格劳斯把传闻证据概括为:“作证的证人以外的人所作的明示或默示的事实肯定以及没有证人作证向法院提出的文书上所记载的事实肯定”。其实质为证人在审判程序或庭审以外作出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种陈述。因此证人不出庭作证时,提交的书面证言属于传闻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一制度的建立将是投向我国证据制度的一枚“重量炸弹”，使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会大为改观,当事人的质证权能够得到充分的实现,司法也会更加公正。但考虑到诉讼的复杂性、特殊性和经济性,在某些情况下应当允许有例外。但在例外情形下,也应尽可能的保护当事人的质证权。比如证人确实无法出庭而在庭外进行的调查取证,尽可能的让双方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共同参加,在证人对事实陈述后,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对其陈述及回答作出的书面证言,法院应当予以采纳。当然为了保证庭外收集证言的客观公正以及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可以根据当事人的意愿,邀请公证机关参加，或申请法院组织。

4、建立证人的拒证权。当法定情形出现时,证人有拒绝作证的权利。我国规定凡是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均有作证的义务，而知情人与当事人之间有何关系，这种规定在价值选择上是坚持查明案件真实高于知情人及相关公民的私人利益。与我国现行规定相反，世界上其他多数国家都在不违反社会利益前提下，对证人主体范围作出限制明确规定，充分保障证人的正当权益和合理化请求。外国制度中规定了律师、牧师基于职业关系,个人基于亲情的关系享有“拒证权”。德、日等国立法中均规定有因身份关系、公务关系、职业或业务关系等而享有的拒证特权的保护规则。各国在立法上将有关证人的适格性与强迫作证性一并规定的同时，还基于社会伦理、公共利益、证人权益的保障等考虑，设置了相应的特权规则，当证人因负有义务被强迫法庭作证时，同时赋予证人在遇有特殊情节下享有法律免除其承担作义务的特殊权利，基于此，有关证人可依法对已掌握有关涉案事实不予陈述，拒绝法庭对其进行调查询问及提供有关证据材料。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构成证人拒绝证言权利的特殊情形可以有以下几种：(1)因夫妻关系、亲属关系等而享有的拒绝证言权;(2)有可能招致证人或其亲属等遭受刑事追诉或处罚，以及名誉损毁的情形;(3)因证人或其亲属财产上的权益可能受到损害而拒绝作证;(4)因职务上或业务上负有保密义务而享有拒绝证言权;(5)因技术上或职业上的秘密而享有拒绝证言权。上述情形宜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便于证人行使拒绝证言权，消除证人作证可能对自己亲属和单位等造成经济上、名誉上损害的忧虑，增强作证的安全感和积极性，使得当事人摆脱在亲情与法律义务之间决择的两难境地,也在不是法律刚性制度的情况下,体现了对特殊证人的人文关怀以及对更大利益的保护。因此，在立法上一般性规定公民有作证义务的同时，还应规定有关的特权规定或例外规定，赋予证人拒绝作证权。

5、建立证人宣誓制度。我国现行立法规定法官在询问出庭作证的证人之前，应告之其权利义务，但缺乏相应的宣誓制度相配套，因而不能有力地强化其责任心，义务感，以保证其审慎地对待作证行为。各国证据法或民诉法大都对证人宣誓作出了相应规定，宣誓制度主要在于使证人意识到其作证行为的严肃性和法律性之所在，即是否真正理解作证誓言中所涉及的作证义务和做伪证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因此，立法中应明确规定证人在出庭作证之前，应当宣誓不做伪证，宣誓的内容应当含有忠诚地信守法定义务，真实向法庭作证，承担因做伪证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对证人起到约束作用，而且也体现了法庭审判的神圣性和法庭尊严，对证人违反誓言而做伪证，追究其责任也是顺理成章。

6、建立具体的伪证惩罚制度。各国在立法上均规定证人有如实作证的义务，如实作证包括：第一，证人必须如实提供证言，如实回答法庭上的询问，不得做伪证;第二，不得隐匿证据。证人做伪证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客观上影响了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对此，各国立法都制定了相应的制裁措施。并且往往将证人做伪证视为妨害司法活动的犯罪行为，有关证人将承担伪证罪的刑事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对证人在民事诉讼中故意做伪证应负的刑事责任，只是作了一般原则性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仍缺乏实际适用的立法根据。《刑法》第305条规定的妨害司法罪中的伪证罪仅明确适用于刑事诉讼，未适用于民事诉讼。而刑法典对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发生的伪证罪一并规定是许多国家都沿循的通例，因此，应当在立法中规定具体、严格的伪证惩罚规则，如对于庭审中的伪证行为可处予训诫或责令其具结悔过;对经宣誓后做伪证的则应从重处罚，采取拘留、罚款方式，对于因做伪证造成当事人损害的，应责令其赔偿损失;严重的伪证行为应追究其伪证罪的刑事责任等等。

7、建立证人权益保障制度。我国现行立法仅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对证人权益却未作相应的保护性规定，致使实践中证人因出庭而受到经济损失和其他权益损失也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和救济，甚至遭到打击报复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人身保护，这也是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一个主要原因。对此，各国都制定有相应的法律保障措施和制度可供借鉴。一是规定证人享有经济补偿权。证人履行出庭作证义务，势必耗费精力、财力和时间，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因此，证人应享有获取经济补偿的权利，许多国家法律对此有规定。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01条规定了对证人费用的补偿。[6]法国民事诉讼法也规定，根据证人的要求，法官准许证人获得他可以要求的作证损失补偿。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对证人出庭作证在经济上的补偿。可以由法庭确定证人出庭作证的合理费用，并在案件审结时，由败诉的一方承担费用。

二是获得司法保护权。法律上应加强和完善对证人及其亲属人身安全和财产分全不受侵犯的保护规定。这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刑法》第307条对此作了有关规定，但仍不够完善，在实践中证人因出庭作证遭受打击报复的状况屡见不鲜。这不仅需要公安、行政部门密切配合，对证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形成一种强有力的保障机制，还有待于在立法完善和司法实践中加强。

浅谈证人出庭制度 篇3

关键词：证人 出庭作证 诉讼法 制度完善

一、证人出庭制度的立法规定及其意义

（一）证人出庭制度的立法规定

所谓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以自己的见闻和感知的具体事实向司法机关陈述的诉讼参与人。证人是由案件事实本身决定的，不能随意指定、更换和替代。证人只能是自然人，机关、企业、事业与单位和团体不能成为证人。证人出庭也是诉讼程序中重要的一部分，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对证人出庭作出了一些的规定。

以上规定已经充分表明：（1）知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而且应当如实作证，当然是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意外的。（2）证人证言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3）证人人身安全受到保障，法律规定了保护证人的制度，不得打击报复证人，否则会受到不同程度直至承担刑事责任的处罚。

（二）证人出庭制度的意义

证人出庭最重要的意义无非是作证有助于查明事实。证人是了解案件事实的自然人，证人提供的证言是佐证事实最为感性的证据材料。然而，证人毕竟是通过自己的感官来了解、记录和反映案件情况的，加之每个证人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所差别，间隔时间的长短和外界干扰的大小也会影响证人记忆的准确度，更不用说现实中还存在证人提供虚假证言的情况。

其次，证人出庭作证有助于居中裁判。我国诉讼体制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从职权探知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法官和法院在诉讼中应持中立的地位和态度。此时，只有依靠当事人的充分辩论，且这种辩论对双方当事人和法院均具有约束力时，案件的事实才可能充分挖掘和展开。

本次调研的对象是泗县人民法院。从2007年到2009年，泗县人民法院刑一庭分别有案件109个、124个和103个，而证人出庭数分别仅为1个、0个、和1个。在民一庭中，2007年到2009年分别有案件396个、415个和453个，各年证人出庭人数则有907个、896个和1286个，在民事案件中，每年大约有80%的案件都有证人出庭，根据调查，采信率也维持较高比例，只要能相互印证即能得到采信，但是也受到主审法官的主管意志影响。（数据来源：泗县人民法院2007-2009年数据。）

在刑事案件中，这三年仅出现2个证人出庭作证，其中有一个是发生在2007年，是贪污案件中证人应被告人申请出庭作证，另外一个则是在2009年，但证人反复出庭作证，证言也不一致，让法官、检察官都很为难。2008年时，有一个被告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并没有来。

在民事案件中，出庭作证的人数较多，有的案件不止一个人出庭作证，尤其是在没有其他实物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如离婚案件、侵權案件。有些债务案件为了证明债券的存在，或债务已经清偿，都要找好几个人出庭作证。尤其债务案件中的时效问题，债权人会把其每次去要钱的证人都叫到庭作证，证明其经常去要钱，时效曾多次中断而没过时效。

二、对完善证人出庭制度的建议

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情况出现了分化，因此应该对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人制度区别看待，分别提出建议。对于刑事诉讼，笔者有如下建议：

（一）建立部分案件强制证人出庭的制度

对于目前刑事诉讼法中对于证人出庭规定的矛盾性条款首先应当给与解决。鉴于目前在刑事诉讼中部分证人不愿意出庭，应该先从制度上严防死守，当然并不要求所有的证人都必须强制出庭，可以再分清必须出庭和可以不出庭的界限。首先，对于一些重大的案件，如被告人最高可能被判3年以上刑期的案件，要求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在具体操作上，一是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证人，以拘传这一强制措施保障证人到庭接受询问，当然确实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作证的，应当对具体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情形作出详细的规定；二是证人到庭后，拒不接受询问、拒不提供证言，法庭可以妨碍审判活动为由予以罚款或拘留，并继续要求其履行作证义务；三是对于严重拒证的行为，以藐视法庭为由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

（二）健全证人的保障与补偿制度

既然要求证人强制出庭，就必须给予其人身安全以重要保护，对于因为出庭作证而受到经济上的损失，必须给以国家补偿，如误工费用，交通费用。对于证人的人身安全，如果被告人或被告人亲戚朋友确实能威胁到证人的人身安全的，公安机关应该负责对其人身进行保护，必要时对证人进行转移，并给予补偿。

（三）审理刑事案件时应该改变传统思维

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从一开始就有着重侦查的思维，在侦查过程人，获得了书面证言后，便认为证人出庭没有意义。只要在侦查阶段获得足够的证据，审判只是走过场。而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应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给予控辩双方的充分辩论权，这才能使得法官能够从中间立场进行比较公正的审判，而被告人和证人当庭对证，对于公正审判很重要，法官可以更具辩论而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对于民事诉讼，除了需要改变传统的法律观念外，具体需要完善的方面有：

1、建立和完善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及作伪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鉴于某些证人证言对某些案件的处理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对必须到庭作证的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或证人作伪证的，可以认定是一种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并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可以依其情节轻重，给予罚款；司法拘留；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在《刑法》中加入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予以处罚。

2、完善证人出庭费用补偿办法的规定。将证人因出庭作证产生的交通费、误餐费、误工费、住宿费等费用明确列入证人出庭费用补偿办法，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新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350-356.

[2]龙宗智.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分析[J].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5):75-77

[3]孙洪坤.刑事诉讼法的时代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4]唐亮,朱利江.美国证人保护制度及其启示[J].人民检察,2001(12):55-57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除外条款探究 篇4

一、条文背后的法益:维系家庭伦理

一个人最亲密的人莫过于其配偶、父母、子女。夫妻关系依靠信任得以维系、父母子女关系依靠孝道得以为继。若妻子因为丈夫涉嫌犯罪而当庭指证丈夫, 子女因为避嫌而当庭指正父母的违法行为, 身边最亲近的人随时可以公开指正自己, 在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信任的社会, 甚至连自己最亲的人都可能当众揭发自己的社会, 其得以维系的基本要件———信任, 即丧失了。为了打击犯罪而牺牲家庭亲密成员之间的信任, 为了满足程序上的指控犯罪而牺牲实体上的家庭伦理道德, 这样的交易未免代价过大, 因此, 才有了本条文的例外规定, 即经人民法院通知,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 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因为直接的视角冲突与对抗产生的家庭伦理道德的沦丧, 因为它不仅影响犯罪嫌疑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更在心理上给案件的旁听人员产生对其自己家庭成员的不信任感, 而这将是更危险的, 因为没有了信任的社会必将无以为继。

二、区分一对概念:作证与强制出庭作证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 但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同时规定了, 任何了解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如是看两者似乎有矛盾, 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免去的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出庭作证义务但并没有免去他们的作证义务, 因为作证的例外是规定在强制出庭作证的情形下的例外, 而不是作证情形下的例外。如果法律免去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一切作证义务, 那么很多案件的侦破将带来困难, 因为很多私密的线索和犯罪动机很多情况下只有其最亲密的人才可以知道。此外, 免去了配偶、父母、子女的作证义务也导致刑法的尴尬, 即家庭成员窝藏包庇的犯罪将会层出不穷 (因为他们没有了作证的义务) , 刑法中的窝藏包庇罪名将会是形同虚设, 因为很多情况下窝藏包庇行为的发生存在于最亲密的亲人之间。因此, 法律实施者必须明确此项不同, 否则将会造成对犯罪的打击不力;同时, 普通的社会成员也应该了解到法律免去的是至亲之人亲自出庭指证的其家庭成员犯罪的义务, 但法律并没有免去至亲之人作证的义务, 其在案件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在案件非庭审过程中如果知悉案情则是应当作证的。

三、作证例外的内容:是对被告不利的证言还是对被告有利的证言

刑事诉讼规定了证人强制出庭作证的例外的目的之一是保证被告方家庭成员 (仅指父母、配偶、子女) 之间关系的稳定, 防止因为出庭指证带来的家庭伦理的沦丧。但笔者强调的是被告人的家庭成员作证证人作证的内容不仅限于对被告人的揭发和控告的证明, 还包括对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明如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等等, 这样的对被告有利的证据也不得当庭提供予以出庭证明吗?这样的证据可能在证明力上相比于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证明略显薄弱, 但法律并没有阻碍其作为证据的资格, 因此, 笔者认为法律在这个例外情形下应该通过解释加以明确:被告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出庭作证的例外是仅指其对被告人不利的证言而不包括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言。

四、程序的空位和救济的缺失

法院的告知义务。法院在案件开庭审理时的权利告知阶段中应该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免征权利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因为基于权利保障的考虑, 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的免证是其权利, 而权利是应该被告知的。此外, 这样权利也是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利的措施。

被告人的父母、配偶、子女被强制出庭作证后的法律救济。存在这样一种情形:法院在未告知被告人父母、配偶、子女免证前提下强制其出庭作证。笔者认为, 对于此种情形下的证据一方面因它因程序不合法而应予以排除, 因为其是在未告知被告人父母配偶子女免证权利的前提下强制做出的证明;另一方面由于法院的疏忽或者故意造成了被告人家庭成员之间的不信任, 被强制出庭的家庭成员基于信赖利益被损可以因此获得国家的道歉和赔偿。

参考文献

[1]李佑标.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除外条款研究[J].中国刑警警察学院学报, 2013.8.

浅析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篇5

关键词：刑事诉讼 证人出庭

预审程序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令人堪忧，绝大多数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已成为困扰执法工作的一大因素，对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影响甚大。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已经成为诉讼过程中的一大难题。证人不出庭作证导致当事人无法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法官不能在庭上接触证人，从而使当事人的质证、辩论权受到限制和削弱，现代司法的直接言词原则落空，最终影响司法公正、效率价值的实现。

一、设立刑事诉讼证人预审程序将不出庭的证人分为应该出庭的证人和不应该出庭的证人。对享有拒证权特权的人可免除其出庭作证义务，对于其他应出庭而拒绝出庭的证人规定为妨害作证罪，当享有拒绝作证权或者具有其他特殊情形的证人同时是关键证人时，应先动员他放弃拒绝作证权，主动出庭作证。如果他仍不愿出庭作证，则不应当强制其出庭作证 ，可采用远程视频手段作证。区分应该出庭和不应该出庭的标准可以考虑以下三个方面：1.从证人自身来区分。在这一点上可以借鉴国外规定某些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特权的经验，将律师，医生，夫妻，情报人员，记者，保守军事和政府秘密的人列入特殊证人，可以免除其做证义务，而其余的不具有特殊身份的普通证人则属于应该出庭的证人。2.从案件性质来区分。将涉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等暴力性犯罪的证人规定为应该出庭，具有特殊身份的人除外。 3.从程序来区分，对于简易程序中的证人应该用证人证言或者用远程视频来代替证人出庭，对于普通程序中的关键证人应强制要求出庭。

二、明确由公安机关承担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安全的职责虽然我国刑诉法第49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都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该规定过于原则、笼统，没有明确三机关的各自保护职责，由于分工不明，导致三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均不能有效地履行保护证人的职责，甚至发生互相推脱的现象。但是公安机关作为我国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具有明显的人力、物力和先进技术设备等优势。因此，可以将我国的公安机关作为保护证人的专门机构，以便能更有力地保护证人。另外，证人保护是一项复杂工作，还需要其他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配合和努力，以便全方位、多角度切实有效保护好每位证人。

三、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对证人获得费用补偿的权利的规定在英国，有证人酬金制度。在美国，无论是证人被以政府的名义传唤，还是根据无经济能力的被告人申请传唤证人，证人都可以获得由政府支付的费用。在德国，专门制定了《证人，鉴定人补偿法》。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应借鉴外国的经验，就证人因作证而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费用的补偿问题，作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规定。1.应给哪些证人经济补偿？证人的经济补偿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其一，作为接受补偿的主体，证人必须是愿意作证的证人，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证人无权得到补偿。其二，已经得到证人补偿金的证人如果拒绝作证或者作伪证，将丧失获得补偿的权利，已经支付的补偿金由法院追回；其三，如果证人所在单位已经为证人出庭作证提供相应的物质补偿，法院可以酌情减少补偿金或者不予补偿；其四，对于出庭作证是其职责范围内的证人（如警察），原则上不再享有证人经济补偿的权利。2.证人作证的补偿费用该由谁承担？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费用由人民法院统一支付是较为合理的。主要理由：其一，从刑事诉讼的性质来说，刑事诉讼并非纯粹的当事人之间的个人利益纠纷，而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公诉机关和破坏社会秩序的被告人之争，刑事诉讼的结果也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公共利益，刑事证人作证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帮助国家司法机关探寻事实真相，其补偿理应由法院承担。其二，从诉讼对抗双方的地位看，刑事诉讼中辩方与控方不是平等的关系，在力量对比上也比较悬殊。如果让无力支付证人费用的被告人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有违保护被告人权益的法律原则。其三，从证人义务的对象来说，证人作证是对国家履行义务而非对当事人履行义务，特别是在人民法院依职权传唤的证人究竟属于哪一方很难确定，因此人民法院应当成为支付证人作证补偿主体。而且，证人费用由人民法院统一支付，也有助于保证证人的中立性。

四、引入刑事简易程序来减少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需求目前我国刑事案件数量較大，因而完全落实经济补偿制度和证人保护等制度的难度都是相当大的。减少需求，即减少法院对出庭证人的需求，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不需要更多的证人出庭作证，即部分证人不出庭作证。基于前文分析可知，我国诉讼制度本身对证人出庭是排斥的。既然是排斥，在案情简单、证据充分、证人证言对案件事实认定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减少证人供应，让大量无需证人出庭的证人不需出庭，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其次，基于“成本——效益”分析，让大量无需证人出庭的证人不出庭，可以确保诉讼效率的提高，保障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有限的司法资源用在那些疑难、复杂的需要证人出庭的案件，实现诉讼公正和效率的双重目的。在一定时期案件数量既定的情况下，怎样减少法院对出庭证人的需求呢？ 这时，我们可以考虑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在确保程序基本公正的前提下分流案件，让证人无需出庭。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主要有四项：被告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上述规定最严重的缺陷是：该规定没能赋予被告人自主、自愿地选择和放弃适用简易程序的权利。这样通过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又减少了法院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需求。

参考文献：

[1]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樊崇义.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3]汪海燕，胡常龙.刑事证据基本问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

[4]刘涛.刑事诉讼主体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探析 篇6

现有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仅明确了必须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而且初步建立了亲属和血缘等关系下拒绝作证制度;不仅明确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而且规定了证人处罚制度;不仅建立了证人保护制度,而且赋予了证人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不仅规定了普通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而且还对警察出庭作证的义务做了相关规定。

新刑诉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法律作为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其自身所具有的滞后性和延时性特性很大程度上局限了其价值,新刑诉法在某些方面还是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强制证人出庭的相关规定仍需完善

关于新法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仍有一些不明之处,需要进一步司法解释或者相关明确。例如根据第188条的相关规定,怎样去界定证人出庭作证和的确有不能到庭的客观原因而做的书面证言的区别以及效力性,法律对此缺乏明确的规定。

(二)证人保护方面仍有不足

从刑事诉讼活动的整体角度来看,新刑诉法对于证人保护部分的规定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仅规定了几类犯罪情况下的保护,能否扩大到所有需要保护的出庭证人。另外对于其中的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证人保护方面并未有明确的分工和合作,这既容易引起保护空白,也不利于对证人保护的连贯性和有效性。[1]

(三)证人补偿机制方面的规定有待细化

新刑诉法在证人补偿方面的规定有待细化,在一定情况下很难结合实际去执行。笔者认为在现有司法资源情况之下,赋予出庭证人向司法机关请求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和报酬的权利,补偿和报酬的标准应当同当地的消费水平和工资水平相适应,并且有更明确的法律条文进行阐释,强化其实际应用性能,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体现公平原则,鼓励证人出庭作证。

二、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意义

(一)最大限度接近事实

证人出庭作证,在法律的威严以及庭审客观严肃的环境之下,降低了证言作伪的可能性,这对司法审判人员客观真实了解案件真相,并做出公正的司法审判很有必要。证人自身在不同的环境和心境下,会对案件真实情况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2],出庭作证能够反映当时的客观情形,使庭审顺利进行,出庭参与质证,保证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提高了司法审判的公信力,实现司法活动的公平公正。

(二)增强控辩双方平等对抗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倡导的双方交叉询问原则强调双方实质对抗,即给予控辩双方平等的询问权,这有利于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质证。诉讼活动中证人出庭作证能够弥补书面证据中的不足,由于被询问场合、询问人自身素质等原因,书面证言难免会存在一定的瑕疵,而这种瑕疵很有可能会对案件及其审判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证人当面接受法庭询问,是维护双方合法权益,增强双方对抗,维护司法活动公平公正的重要基石。

(三)提高司法审判的透明度

证人出庭作证,通过在法庭上接受询问和质证,能够使得庭审程序透明化,尽可能的避免了权钱交易、作伪证等司法审判活动中的陋习,减少了司法过程中的偏差,进而避免暗箱操作,有效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促使司法活动公平公开进行。同时证人出庭能够提高司法活动的效率,体现司法活动的效率性原则,增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维护法律的权威和效力。

(四)推进司法审判模式改革

倡导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我国公民树立法律权利义务意识具有深远意义,公民通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参与司法活动,必然能够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法律权威,培育公民意识,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公正司法。同时,保障证人出庭作证也是我国司法机关依法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体现,这有利于我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良性转变司法审判理念和模式,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

三、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建议

当前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现状并不乐观,证人出庭存在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司法审判模式的良性转变。因此,借鉴外国先进立法和实践经验,充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措施是很有必要的。[3]

(一)完善强制出庭措施

强制性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建立,目的在于打消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消极心理,进而尽快明确案件真实情况以提高司法审判效率,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要做出明确的规定。刑诉法第188条虽然对于强制出庭有了一定的规定,但是似乎并不十分规范。笔者认为可借鉴国外的立法,通过设立专门法律来健全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以维护司法的权威。英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法庭对应当到庭的证人发出传票,对拒不到庭者,可以逮捕或以藐视法庭罪给予处罚。[4]美德法等国也都有类似的规定。此外,还应立法明确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在对出庭证人的提供周全保护,和适当经济补偿的前提下,对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给以处罚。可视其情节应给予相应的经济制裁、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立法上可借鉴国外相关法律增设蔑视法庭罪等新罪名,还要缩减惩戒真空,增加非罪的惩戒措施如:罚款、拘留等,而对于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对拒不出庭、故意作伪证的要依法严惩。在当前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尚有待提高的形势下,对证人强制出庭相关的惩戒措施要视具体情形来判断,法院在适用强制出庭措施前要证人保护申请的审查,确有必要及时安排相应保护措施,消解出庭证人的顾虑,同时对于强制后仍不出庭的证人要及时予以相应惩戒。

(二)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强化证人保护,落实责任是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得以顺利贯彻的关键点。在刑事案件当中,证人的人身安全可能随时会受到威胁,若仅有事后责任的追究是远远不够的,证人在需要保护时,随时可以得到司法机关的救助,才是证人保护制度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可借鉴英国的做法,成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如专门机构负责和人员负责在开庭之前为证人设置单独的等候室,避免受到不当干扰;在证人人身安全存在现实危险时,有专人对证人及其住所给以周全的保护。完善的证人身份保密措施也是必须的,对证人身份的保密可以延至庭审,甚至庭审结束后直至危险的解除。[5]在获取证人证言时可以采取适当的遮掩手段,通过物理方式遮挡证人样貌,或通过技术手段在录制的视频上添加马赛克遮挡证人相貌改变证人的声音,这样既能保障被告人的对质权,又能保障证人的安全。最后,庭后的保护也是很关键的环节,应该针对案件和实际的不同情况采取多样化的处理。可以仿照国外的实践,通过更名、易职或是小范围的迁居,以此让证人获得较为长久的保护。证人保护措施的贯彻落实亟待更高层级的配套制度的出台和有关方面的切实协调配合。

(三)注重保障证人人格权

在证人出庭作证以及各诉讼参与人询问证人时,应当特别注意对出庭证人的人格尊严的尊重以及合法权益的保障,严格执行询问规则,禁止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质问以及诱导式发问,避免出现侵犯证人个人隐私、人格尊严的不当言论。法官在庭审中若发现上述情况要及时制止,并提醒相关人员注意。特别是证人是未成年人、刑事被害人、体质异常的人等特殊证人时要尤为注意,可以提醒相关人员向证人发问前要注意言语规范,避免证人因不良的庭审询问经历造成不必要的心理障碍。

(四)强化实际适用

健全证人补偿机制能在很大程度上能保证证人的合法权益,进而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当前司法资源的实际情况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完善:

1. 确立证人申请经济补偿的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明确补偿程序,此程序应当简便易行,申请机关要明确责任,补偿费用的计算方法以及救济程序,都应当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的规定,以保障该项权利能够顺利实现。针对不同经济基础条件下的证人应当产生对应的不同成本的计算方式。可针对经济困难的证人采取庭前预支和庭后补偿相结合的方式保证证人出庭。对于证人因出庭作证后被打击报复因而遭受人身损害申请补偿的权利虽法律未规定,但笔者认为这部分损失可以适当由司法机关承担,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便减轻证人的经济负担,鼓励证人出庭作证。

2. 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奖励制度

对出庭的证人进行经济奖励在多数国家都有规定,我国刑诉法第63条第二款也规定对有工作单位的证人给予了一定的经济保障,但是也应当看到,并非所有证人都有固定工作,而且有的证人虽然有工作单位但是其工作性质决定了其工作报酬并不能简单的以工资为论。例如,推销员等职业的证人,他们的工资报酬往往并非固定,而是计件得薪,其出庭作证期间所受到影响的报酬并不容易一概而论。因而对于这部分证人来说此条法律规定就很容易流于形式,难以保障其自身的权益。笔者认为可以建立相应的奖励制度,奖励的金额可以预期劳动所得为限,以奖励的方式弥补补偿制度中的缺陷,使依法律规定无法获得补偿的证人得到应有的所得。除物质奖励以外,还可通过精神奖励的方式鼓励证人出庭作证,例如颁发优秀市民奖等,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对证人的补偿和奖励机制能够切合实际,以便更大限度的发挥其作用。

摘要：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刑事审判方式逐步向“控辩式”转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下,证人出庭作证对于还原案件真相、增强控辩对抗、维护司法审判的公平公正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证人出庭作证率低、证人质证难等问题屡见不鲜,这已经成为严重困扰我国刑事司法审判的重要问题。本文剖析了当前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及不足,阐述了完善这一制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提出了完善此项制度的一些可行性建议,以期为进一步完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供参考。

关键词：刑事证人出庭,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出庭制度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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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洁琼.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J].法治与社会,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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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敏玲.论刑事证人出庭作证[J].法制与经济(下旬刊),2010(2).

关于完善我国证人出庭制度的思考 篇7

国外立法有证人直接言词原则, 我国有必要借鉴该原则, 把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证作为一项硬性规定。如果证人有正当理由, 且经过法庭同意可以不出庭, 那么由其提供的书面证言, 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后没有异议的, 可以用作定案依据;如果证人无法定理由拒不出庭, 那么由其提供的书面证言则不应该成为定案的依据。

当然, 这不是不允许例外情况的存在, 只是应该明确规定出, 证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不用出庭作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对可以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作出过规定。但是由于该解释与现实情况的不符造成了最终不能得到落实。

那么, 如何界定可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 有些学者的意见是:检察官、辩护人与被告人同意的;证人死亡的;证人患精神疾病的;证人患严重疾病短期无法治愈;证人下落不明的;证人在国外且短期内确实无法回国的。除却这些特殊情况外, 证人必须出庭作证。

二、健全证人出庭的保障制度

(一) 经济补偿方面

关于证人取得经济补偿方面, 我国是这样规定的, 对证人的经济补偿应由败诉一方承担, 承担的合理费用是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但是有关具体的补偿标准却是空白的。笔者认为, 就误工费而言可以分两种情况, 一是证人为公职人员的, 根据民诉法规定, 其单位负责人应支持该证人出庭作证, 不应扣发其工资和奖金。这样该证人就不会产生误工费, 因此不予补偿;二是证人不是公职人员, 误工费补偿的标准应根据证人的工作情况区别对待。对于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补助费的补偿标准, 因不同证人在相同的作证情况下乘坐的交通工具、选用的食宿标准不同, 所产生的费用标准应有一个合理的标准。

(二) 证人及亲属安全保障方面

首先, 在证人保护机构问题上,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 在我国, 公、检、法等部门都有保证证人安全的义务, 但由于涉及部门较多, 容易出现相互推诿, 这就出现了“理想虽好, 现实残酷”的问题。为了有效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与其他合法利益, 有必要在公检法内部设立专门负责保护证人的机构。如果该机构失职, 造成证人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害, 公检法部门应当对证人承担赔偿责任。其次, 在启动保护程序上, 实行依证人提出申请保护为原则, 司法机关依照职权主动保护为辅助的方式。

最后, 在保护时限上, 证人保护应该涵盖的诉讼整个阶段, 即庭审前、庭审时、庭审后。这三个阶段的保护重点也不同:庭审前, 主要保护证人及其亲属免受来自被告方的恐吓和伤害, 保证证人能够顺利出席法庭审理;庭审时, 主要保护证人不受来自被告方的干扰, 能客观全面顺畅的叙述证言。庭审后, 主要保护证人不受来自被告方的报复。

三、建立强制证人出庭相关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定的义务, 拒不履行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立法上可按如下程序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 可以按妨害民事诉讼适用罚款、拘留处理。

具体程序可按如下设计: (1) 人民法院需要传唤证人出庭的, 应在决定开庭审判后, 在开庭三日前把传票送至证人, 以给证人充足的准备时间。 (2) 若有证人受到传票后拒绝出庭作证, 则应要求其必须说明不出庭的法定事由, 如由于证人具有特殊身份而享有的拒证权等。不出庭作证也没有正当理由的, 法院有权利强制其出庭作证, 必要时可以使用拘传措施。 (3) 由于证人的不出庭作证造成庭审无法正常进行而造成的损失, 法庭可以裁决由证人承担。 (4) 证人由于藐视法庭拒不出庭作证, 对法庭审理造成严重阻碍, 情节恶劣的, 可依刑法规定, 按“藐视法庭罪”或“拒绝作证罪”对其定罪量刑。 (5) 对于法院作出的以上决定以及判决, 证人都有上诉的权利。

摘要：目前我国诉讼法中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十分粗浅, 导致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十分低下。损害了法律的权威。鉴于此, 本文提出了完善建议, 重点在于明确直接言词原则, 建立保护证人制度, 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关键词：证人出庭,权威,证人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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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新刑事诉讼法证人出庭制度 篇8

联邦大学法律教科书对证人下的定义是:“凡是应在法官面前陈述其对案情的感知, 而又不具有其他诉讼身份的人员, 为证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的定义为:知道案件情况并提供证言的人。关于证人出庭作证方面的强制性规定在这次《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也得以落实, 其范围如下:控辩双方有异议的证人证言;该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人民警察对于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 也可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现实司法审判过程中让所有的证人都出庭, 既不利于保证诉讼效率, 而且对一些无重大争议的案件也确实没有必要。

证人出庭的好处是便于法官查明真相。证人出庭, 法官当面倾听其陈述并适时发问, 被告人与证人当面对质, 既有利于法官当庭查明真相, 也是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充分保障。新刑诉法中对证人出庭制度的保护措施, 不仅有利于调动证人积极性、排除证人后顾之忧, 而且对于提高关键证人的出庭率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二、新《刑事诉讼法》完善证人出庭制度的亮点

(一) 通过立法确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

本次新《刑事诉讼法》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完善, 并且明文规定, 相关证人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作证。并且明确了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这是我国首次在《刑事诉讼法》中以条文的形式确立强制出庭作证制度。此外, 为了符合我们民族“亲亲相隐”的传统思想和体现人权保护的理念, 本次立法还免除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强制到庭作证义务, 这实际上是规定了“免证权”, 这种规定也是与国际上很多国家的法律理念相一致的。

以上针对证人出庭制度的强制性规定, 不仅体现了依法治理“作证难、出庭难”, 而且规范了证人作证行为的决心。其实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 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 将会导致一些刑事案件的关键证据无法获取, 一些刑事案件的关键事实无法得以查清, 以致影响我们的司法审判工作不能正常进行。所以说, 新刑诉法通过立法推出“强制证人作证”制度, 对拒绝出庭作证的证人予以一定处罚, 很有必要。

(二) 完善了证人出庭的保护制度

4年前, “凶杀案证人肖敬明举家逃亡事件”因为媒体的报道广受关注:贵州农民肖敬明见证一桩斗殴致人死亡的案件, 并且匿名指认了行凶者, 但身份却在法院被“曝光”。随后, 肖敬明受到威胁, 远离家乡。这样的案子举不胜举。首先, 当证人出庭作证, 并与犯罪嫌疑人当庭对质, 这样就会使证人完全暴露在犯罪者和公众的面前, 在现实中, 好多人因此受到打击报复。此外, 除了担心受到报复, 还有部分证人出于经济考虑不愿出庭。证人出庭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金钱, 如果没有人为此买单, 许多人都会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证人为避免高风险代价而失语, 会危及司法公正。本次刑诉法修改增加保护证人条款以及补偿证人费用条款, 目的就是要让证人来得起, 走得开, 证后无忧。这样的法律条文才是对人民负责的。

(三) 增加了警察在必要时须出庭

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警察也要出庭作证, 这是我国与世界接轨的一项全新的规定。

一般情况下, 警察出庭作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 当警察在日常生活中碰巧看到了犯罪情况的发生, 依法履行职务并把犯罪嫌疑人抓住了,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规定了警察应当出庭作证;第二种情况是, 当控辩双方针对某项在讯问中取得的证据存在异议, 被告人认为是“刑讯逼供”获得的, 此时侦查人员就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其并未进行“刑讯逼供”, 如果侦查人员就此证据说不清楚, 无法证明其是合法得来的, 那么这个证据就会被视为“非法证据”, 从而不被采用。此规定将极大地约束侦查人员的行为, 对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本次新《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制度在具体规则设计上存在的不足

首先, 关于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问题。

(一) 对于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法定案件范围界定不清, 新刑诉只是规定了“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才是证人必须出庭的法定条件,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最终决定证人是否应当出庭作证将决定于案件审理的法官, 这样就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二) 对证人、鉴定人可以不出庭作证情形规定得较笼统, 没有明确其不到庭作证的情形, 这样造成了实际操作中的困难。

(三) 对证人不履行强制出庭作证义务法律后果的规定过于原则化, 没有一个系统的归责体系。同时未对鉴定人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法律后果作出规定。

(四) 本次新刑诉只是规定了对于鉴定人提供的鉴定意见因其应当出庭作证而没有出庭作证从而失去证据能力的,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但并没有对应当出庭作证而没有出庭作证的证人所作的庭审前书面证言的证据能力问题作出规定, 这使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实践中不具备丝毫的可操作性。

(五)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享有强制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的主体为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 范围明显窄于世界各国立法例。此外, 这一规定免除的仅是证人出庭的义务, 而没有免除其作证的义务, 那么即便证人不必出庭, 但还依然负担着提供书面证言的义务, 证人作证义务豁免就成为一句空话。

(六) 对鉴定人出庭作证补偿未作规定

其次, 关于专家辅助人问题。新刑事诉讼法将专家辅助人作为证人的规定, 明显混淆了专家辅助人与英、美、法系中的专家证人。新刑事诉讼法将专家辅助人界定为证人就会给我国的鉴定制度、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以至证据制度带来很多无法解决的冲突和问题。此外, 新刑事诉讼法也未明确规定专家辅助人的资格条件、参与庭审程序的具体规则以及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法庭审查及采信规则等。

再次, 关于警察出庭作证问题。新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警察的诉讼地位。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了解的案件情况出庭作证, 就不是以普通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了, 而是以警察身份出庭作证, 只有警察在对其不是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了解的案件情况出庭作证, 才是以普通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此外, 新刑事诉讼法没有对应当出庭作证而没有出庭作证的警察所作的庭审前书面证言、搜查、勘验、检查、讯问笔录的证据能力问题作出规定, 这使强制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形同虚设。

最后, 关于证人权利问题。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证人保护范围较窄, 并且其未对如何保证这些保护措施的实现作出具体规定。同时, 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证人因出庭作证而遭受到了现实的打击、报复所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的补偿以及证人如何即刻领取出庭作证费用问题作出规定。

四、如何完善证人制度的构想

(一) 通过立法明确证人, 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法定案件范围, 以便于司法工作人员量刑时运作规范。

(二) 明确规定警察的诉讼地位。

(三) 应随时启动保护证人程序

现实生活中, 不少并非严重犯罪的案件也出现证人被威胁、报复的情况。此次修正案中针对证人保护的范围确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此处对“等”字应该做扩大化的理解, 也就是说视具体案件而定, 不管案件类型, 只要案件需要, 就应对证人给予保护。而且, 并非一个案子审结了, 保护期就到了, 应该是不管案子到了什么阶段, 只要证人面临威胁, 随时启动保护程序。证人的保护制度要落到实处, 需要解决证人保护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公检法机关在证人保护工作中的具体职责、分工是什么、以及为保护证人可以动用何种设备手段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完善还需要通过后续的解释或立法工作使其细化。

(四) 明确规定专家辅助人的资格条件、参与庭审程序的具体规则以及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法庭审查及采信规则, 专长不足将影响专家证言的证明力, 但不影响其可采性。

五、结语

总之, 本人认为, 新法规定证人人身保护和财产救济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亮点。就相关内容而言, 我国证人作证制度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完整的证人作证机制, 这一机制可以概括为:“作证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出庭作证的范围—强制到庭与例外—证人保护—拒绝作证的惩罚和救济”等各个环节。这充分证明,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已步入科学和逐步完备的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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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篇9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保护制度

证人证言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运用最为普遍的一种证据, 在我国刑事证据体系中也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证人出庭作证是充分发挥证人证言作用的关键环节, 已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普遍确立的制度, 也是刑事审判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证人出庭作证是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规定所要求的。它对于保护诉讼当事人权益、增强诉讼活动透明度、保障诉讼司法公正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

在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 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难以令人满意。据研究数据显示, “法院的证人出庭率, 高的约为8%, 低的不足1%”, [1]绝大多数证人不出庭, 证人出庭成为例外, 而且证人出庭作证率并不受法院级别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无论中级法院或基层法院, 无论地区经济发达与否, 证人出庭作证情况大致一样;并且从年限看, 新刑法颁行至今, 证人出庭率低的情况没有多大变化。“新的庭审制度在推行中最突出和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可以说就是证人出庭作证问题。”[2]这是因为证人不出庭所导致了两大法律后果:其一, 直接结果就是证人的庭前陈述被大量直接使用, 使控辩双方的质证难以展开, 法官也难以通过证人出庭作证来直接审查证言的真伪;其二, 使法庭审判实际上演化为法官对控诉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 使法官不得不依赖于庭下阅卷, 庭前审变成了庭后审。

二、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分析

(一) 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导致了证人出庭作证这一义务具有不明确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具有适格性的证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但对证人作证的方式并未明确, 亦没有规定证人有必须出庭作证的义务。虽然该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应经过控辩双方质证, 但其第157条又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等应当当庭宣读。另外对可以不到庭的证人的范围也没有任何规定。上述规定表明, 证人对是否出庭作证享有选择权, 在履行作证义务时可以选择出庭作证, 也可以选择在庭外向司法人员作口头陈述, 由司法人员制作成证言笔录, 或者自己亲笔书写证言交给司法人员。这实际上赋予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权利, 为其拒绝出庭作证提供了法律依据。只要证人不愿意出庭, 他就可以用书面证言或证言笔录来代替出庭陈述, 对证言的质证也可用“出示”的方式进行, 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只要证人不到庭, 其证言笔录就可以当庭宣读。这种不加限制地使用书面证言的情况, 违背了现代诉讼制度最基本的要求。”[3]迄今为止, 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最高院解释”) 第141条明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司法解释毕竟不能等同于法律, 其效力有限, 且其规定与刑诉法的规定相矛盾, 很难落到实处。并且, 现行法律也缺乏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强制性措施和制裁条款的规定。“如果没有规定制裁的命令, 那就不会有任何法律的义务。”[4]“如果证人根本不作证或不出庭作证, 司法机关则毫无办法。”[5]因此, 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可以完全由自己的主观意愿决定, 而不受国家强制力约束。司法实践中, 我国法院对证人出庭作证采用通知书的形式, 通知书并不具有传票那样的强制性。

(二) 法律对刑事证人的安全保护的规定不健全

在刑事诉讼中, 证人对被告人所为之犯罪事实加以指证, 有可能会使自己或者亲属的生命、身体、财产陷于危险之中, 因此国家对证人及因其作证行为而面临危险的人负有保护职责。正如丹宁勋爵所说:“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 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予以救济。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 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钱不值。”[6]

我国刑诉法第49条及《刑法》第307条第1款、第308条虽然有相关证人保护的规定, 但上述规定在立法上还存在许多不足:一是立法侧重于对证人的事后保护, 注重对侵害行为人的惩罚, 而未规定事前预防性保护措施, 不重视对证人遭受侵害后的补偿性保护;二是立法只注意保护证人的人身权和名誉权, 对证人的财产权保护则未加规定;三是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不够, 如《刑法》第308条规定的保护对象仅限于证人;四是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粗略, 不完整、不系统, 缺乏配套的具体措施规定, 可操作性差, 执行起来很困难, 不能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 不利于调动其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三) 司法人员执法水平不高影响证人出庭作证

与其他证据相比, 言词证据具有容易受到干扰、带有主观性和易变性等特点, 对言词证据的认定难度也较大, 需要有较高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证人出庭作证可能会改变以前的证言, 甚至会由此改变案件的性质, 而当庭宣读证言笔录则较为稳妥, 可以避免出现翻供的复杂局面, 因此一些公诉人及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持消极态度, 不提出申请甚至不希望关键证人出庭, 也不采取积极措施保证证人到庭。也有不少执法工作人员没有认识到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 认为证人证言的书面材料和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效力都是一样的, 证人出庭作证是多此一举, 浪费司法资源。所以, 往往只要求有证人证言备录在案即可,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证人出庭作证。

(四) 证人不出庭制度还受经济利益因素的影响

我国的证人作证制度不完善, 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即缺乏证人补偿制度的规定。这与一直以来奉行的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在这种观念下, 证人出庭作证是应对国家无条件履行的一种义务, 即使个人利益受到一定的损失, 也是其分内之事, 因为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犯罪, 保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 而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每个公民都应当自觉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应当就其所了解的案件事实自觉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这种过于重视义务而忽略权利的观念严重的制约着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7]证人承担作证义务, 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 这种权利主要是证人费用请求权, 包括证人因出庭作证必然影响的劳动收入, 因出庭花费相应费用, 如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4条第3项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 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但法律并没有规定证人合理费用的范围和计算问题, 更没有规定由谁来行使, 明显缺乏可操作性。这种法律制度的缺失与当前市场经济下人们的经济意识失衡, 因此证人在利益权衡的过程往往选择拒绝作证。

三、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对策

(一) 在立法上明确建立强制性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目前证人出庭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强制证人出庭措施。虽然法律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但对于拒不出庭的证人却缺乏相应的法律后果的规定。我国应当通过立法明确对证人适用的强制或处罚措施, 使对证人的强制或处罚法律化、规范化, 同时为受到强制的证人提供相应的法律救济渠道。 (1) 对于拒绝出庭的证人, 可以要求其说明不出庭的理由, 如果证人不能出具正当理由 (即法律规定的可以不出庭的理由) , 法院可以对其适用传唤、拘传措施, 强制其到庭作证; (2) 因证人拒绝出庭作证而导致庭审不能正常进行的, 法庭可以裁决证人承担由此造成的费用, 并视情节严重对证人处以罚款或拘留; (3) 对于拒绝出庭作证情节严重的证人, 可以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4) 对证人采取强制措施时, 应给予其说明理由的机会, 证人对于法院做出的适用强制措施、罚款或者拘留的决定以及判处扰乱法庭罪的判决有权利提出上诉。

(二) 证人出庭作证保护制度的立法完善

1.尽快制定事前预防性保护措施, 积极主动地避免证人被侵害。借鉴国外立法, 主要措施包括:严格替证人保密, 使其姓名、住址、单位和相关信息在出庭作证前不被公开;对作证后可能遭到报复的证人及其住所进行监护;将证人转移到安全地点;为证人更改姓名、更换职业或迁移住址;依据证人的申请采取其他特别保护措施等等。2.完善事后保护措施。刑诉法和刑法等法律的规定保持协调一致, 避免因法律规定冲突造成刑事证人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强化对侵害证人行为的惩罚力度, 对于打击报复证人构成犯罪的, 应当从重处罚;对侵害证人行为的制裁条款应更具体明确;注重对证人受侵害后的赔偿规定。3.加大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力度。4.重视对证人财产的保护。可规定为报复证人而损毁其本人或近亲属财产的, 侵害人应给予双倍的赔偿, 有关部门还可对其处以罚款、罚金。5.完善执法机制, 增强执法力度, 严格将法律规定落到实处。

(三) 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补偿制度

证人因出庭作证而使其物质利益遭受损失时, 应享有经济补偿的权利。一定时候, 还应该给证人一定的报酬, 以激励证人出庭作证的主动性、积极性。对此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认识已趋于一致。当务之急是应尽快确立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 明确规定补偿的范围、标准、机构和方式等。补偿范围可以限制在必需的差旅费、通讯费、误工补助费等直接经济损失范围内, 其标准可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加以规定, 全国统一标准。国家应设立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专项基金, 由国家财政预算拨款, 专款专用, 经费由各级人民法院统一掌握和向证人支付, 支付方式以现金为宜。

(四) 加强司法队伍建设, 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

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身素质, 树立良好形象, 消除证人“视法如畏途”而衍生的抵触情绪。询问证人时采取的态度、方式要适当, 要尊重证人, 减少证人对司法机关抱有的严重抵触对立情绪和反感态度。司法工作人员应加强业务学习, 提高业务水平, 规范执法行为, 改变过去对证人采取的“纠问式”询问方式, 提高质证水平, 消除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畏难情绪。作为司法机关本身, 还要提高对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性的认识, 从而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五)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公民法制意识

任何制度的运作都必须依赖观念的支撑, 虽然立法中的制裁条款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行为能产生一定威慑作用, 但如果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淡薄, 公民视出庭作证为耻, 那么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人员付出的大量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的工作往往会徒劳无功, 也使法律上的制裁条款失去效用。因此彻底改变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现状, 必须标本兼治。1.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普法教育, 培养公民的法制意识, 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民的法制观念, 以消除贱讼、鄙讼、厌讼的心理, 强化证人出庭作证观念, 让公民敢于作证、愿意作证。同时, 社会舆论应该对侵害证人权利的不法行为进行谴责, 以倡导依法作证的道德风范, 鼓励公民积极主动作证, 坚持维护证人的权利。2.全社会形成一种保护证人、支持证人作证的良好氛围, 建立严密的证人社会保障体系。因为保障证人出庭作证, 不仅仅是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责, 社会各界也有支持证人作证的义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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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李克强等译.法律出版社, 1999:25.

新刑诉法下对证人出庭制度的思考 篇10

一、证人不出庭的根本原因

( 一) 证人笔录具有与证人出庭相同的效力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 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与此同时, 《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却又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 应当当庭宣读。”这就导致了证人笔录在法律上具有与证人出庭作证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样一来, 必然会导致控方和证人方对于证人出庭同样兴趣缺缺, 缺乏动力。

对于控方来讲, 检察官提交的证言笔录与证人的当庭陈述具有同等的证据效力, 那么检察官去提请证人出庭就是不必要的, 甚至等于是在“自找麻烦”, 除了增加检察院的工作量之外, 还增添了案件反复的风险, 比如证人在庭审中推翻证言等, 导致影响判决结果。这绝对是检察官不愿意看到的。

而对于证人来讲, “能不参加诉讼就尽量不参加, 能提供书面证言的就不出庭作证”作为一种普遍的心理广泛存在, 一方面是因为害怕打击报复, 另一方面, 证人笔录与证人出庭作证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使得证人觉得自己出庭作证与否无关紧要, 感受不到自己作为诉讼参与人的被需要的价值, 当然会导致证人 的参与度 不高, 不愿意出 庭作证。

( 二) 职权主义模式成为证人出庭的桎梏

我国沿袭了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 采用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 是一种倒三角形的诉讼结构, 在这种诉讼结构中, 控辩双方不平等, 被追诉人单独作为诉讼的客体存在。审判机关和追诉机关之间有着共同的目的和非比寻常的密切关系, 导致在实践中, 控诉机关提交的证人笔录, 一般不会遭到审判机关的质疑, 而辩护方提交的证言笔录却可能受到制作程序是否合法等怀疑。如此一来, 控诉机关便没有动力推进证人出庭, 辩护方则渴望证人出庭以使法院能够采纳其提交的证人证言。而对于法院来说,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打击犯罪”的司法观念依旧存在, 法院审判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 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观念欠缺导致法院会甚少站在被追溯人的角度, 去欢迎律师积极推进证人出庭, 为被追溯人“开脱”。如备受关注的夏俊峰案中, 辩护方提出的6位证人在一审、二审程序中均未被获准出庭, 从中可以看出法院在刑事审判中的态度。如果法官不能站在中立的立场去看待控辩对抗, 那么证人出庭在实践中当然难以得到实现。

( 三) 法制意识淡薄导致的“厌讼”情绪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传统思想对于民众的现实生活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 不管自己是作为原告、被告还是证人, 一旦上了法庭, 就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 更何况“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更是深入人心, 普通民众普遍认为当证人出庭作证是件多管闲事、惹是生非的事情, 不仅不能得到什么好处, 反而会影响自己的社会关系, 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也就不难理解证人拒绝作证的心理。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决定了其轻易不会出庭作证,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 “中国正处在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 原有的诉讼观念还是坚固的存留在广大民间, 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3

二、证人出庭的出路

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 证人出庭问题不单单是加强了对证人的保护, 提供了对证人的补助就能解决的, 而必须从根源上进行改革。

( 一) 确立“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 是指法官亲自听取双方当事人、证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的当庭口头陈述和法庭辩论, 从而形成案件事实真实性的内心确认, 并据以对案件作出裁判。目前, 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将直接言词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审判规则。直接言词原则的优点是非常明显的, 著名证据法大师威格摩尔表示, 在检验人类陈述的保障上, 没有书面能与交叉询问提供的保障媲美。证人出庭, 通过接受交叉询问的方式提交证言, 其真实性保障远远强于静态的“证言笔录”, 有利于保障刑事司法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可是在我国, 直接言词原则还没能建立起来, 即使是在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 对于证言笔录的排除也仅限于: “经人民法院通知,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 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 该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据此可以看出立法者对于排除证人证言仍然持谨慎的态度, 所以我国证人证据的改革, 下一步要做的就是逐步确立直接言词原则, 排除一般情况下证言笔录的法律效力, 从法律上使证人出庭成为刑事审判必须的环节, 让出庭作证得到应有的立法重视。

( 二) 建立“正三角形”的诉讼结构

审判中立、控辩平等、控辩对抗的的诉讼结构才是“证人出庭”所生存的土壤。在当下我国的“倒三角形”的职权主义诉讼结构中, 审判机关和追诉机关的目的相同, 共同将被追诉人当做是“假想敌”, 欲对其“定罪而后快”, 公诉权对于辩护方诉权的超强势地位, 使得法庭审判失去应有的意义和功能。而在“正三角形”的对抗主义诉讼结构下。在审判中, 检察院提出的证言笔录不被那么想当然地接受, 辩护方提出的证人出庭的要求不遭到法庭过于严苛的审查, 这样才能使控辩双方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控辩对抗。

( 三) 加强普法教育, 使出庭作证为民众所接受

加大普法教育的开展, 增强公民的法治观念和主动参与意识, 使公民真正认识到出庭作证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从而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一方面通过媒体的宣传以及普法讲座等活动, 使民众意识到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不是一件值得蒙羞的事, 而是一项促进法律公正, 有利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的好事。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办案中要认真向证人讲清楚出庭作证的重要意义及庭审的一些基本程序, 使证人在出庭前做好思想准备, 打消顾虑, 减轻影响证人出庭的不良心理。还可以鼓励公民旁听公开审理案件, 增加对刑事审判的了解, 在心理上加大对证人制度的认知, 从而更加愿意参与到诉讼中来。

摘要：证人出庭是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 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证人不出庭却一直作为刑事诉讼的痼疾所存在, 尽管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做了几个方面的新规定, 但是却依然收效甚微, 本文试图从根源上探寻证人不出庭的原因, 进而提出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建立“正三角形”诉讼结构和加强普法教育等解决问题的措施。

关键词：证人出庭,根源,直接言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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