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方证人》

2024-06-05

《控方证人》（精选3篇）

《控方证人》篇1

当前, 控方证人出庭作证难已成为困扰基层院公诉部门的老大难问题, 其主要原因是旧刑事诉讼法立法上的矛盾冲突、司法机关的纠问式思维影响和证人害怕打击报复等原因所致。随着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范围和强制到庭作证义务等的规定, 基层院公诉部门应强化当庭询问质证能力, 与法院加强协调配合, 落实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为此, 笔者结合新刑事诉讼法的学习, 仅就基层院公诉部门如何具体执行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略陈管见, 仅与同仁探讨。

控方证人出庭作证难已成为困扰基层院公诉部门的老大难问题

证人是指知道案件的有关情况, 应侦诉部门、辩护方的询问和人民法院的传唤到庭作证的诉讼参与人, 其中庭审阶段的证人包括公诉部门提供的控方证人和辩护方提供的辩方证人。而公诉案件证人出庭作证则是指在刑事公诉案件中, 了解案件相关情况, 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义务和能力的人, 以法律规定的证人身份出席庭审活动, 当面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 向法官陈述自己所知相关情况的一种诉讼活动。广义上还包括人民警察 (侦查人员) 、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等人员出庭向法官就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鉴定意见等所作陈述。证人出庭作证是直接、言词原则的表现, 是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内在要求。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尽管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有明确法律规定, 但长期以来证人出庭难特别是控方证人出庭比例过低的问题十分普遍, 已经成为困扰基层院公诉部门的老大难问题。据笔者对基层院2007年至2011年出庭支持公诉的1820件1981人刑事案件进行统计分析, 公诉人认为应该出庭的控方证人有1826人, 经过公诉人耐心做工作, 讲明利害和证人所承担的义务后, 勉强出庭和自愿出庭的只有11人, 其中还有7人集中于检方或审判方刻意安排的“观摩庭”或“示范庭”。总之, 5年来的控方证人出庭率不到1%, 99%的控方证人证言是由公诉人在法庭当庭宣读。结果是有一些案件因控方证人不到庭接受辩方质证, 使其证言效力降低, 甚至不得不休庭补充证据。据不完全统计, 约有1%的公诉案件因此被迫补充取证, 这意味着部分公诉案件会因此被迫延期审理, 公诉部门办案质量和效率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公诉案件中90%以上的案件都需要有证人证言进行质证, 而绝大多数控方证人不出庭, 甚至有许多证人在初查、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也不愿作证, 这已成为困扰基层院公诉工作的一大因素。

公诉案件控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和立法规制

从立法层面分析, 旧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不出庭作证或者用书面证言、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为证人可能不出庭作证在客观上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旧刑事诉讼法就证人保护和出庭补偿等问题没有做出规定, 难解证人出庭作证的“后顾之忧”;从司法层面分析, 法官受纠问式思维影响, 更倾向于使用“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 经人民法院许可, 可以出具书面证言”的简化手续, 而部分公诉人则为图省事或担心证人当庭翻证而对证人出庭作证也持消极态度;从证人角度分析, 则主要是担心向法庭提供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言会遭受被告人或其亲友的打击报复。我国曾有学者对证人拒证心理进行分析, 认为证人因怕受到威胁和人身报复, 为安全考虑而不愿出庭作证的占到78.3%。

针对上述问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制度, 多项措施加大证人保护力度。其中规定,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的, 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 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 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 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 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 规定强制出庭制度, 经人民法院通知,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 情节严重的, 经院长批准, 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 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 故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同时还规定了相应的证人保护和出庭补偿制度, 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中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力度, 这不仅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 对于打击犯罪也具有重要意义。

基层院公诉部门确保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具体举措

基层院公诉部门应认真贯彻高检院《关于深入开展〈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学习培训的通知》, 把学习《刑诉法修正案》作为全员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全体公诉人员应在全面学习《刑诉法修正案》基本内容的基础上, 重点学习刑诉法修改的背景、过程、内容, 特别要掌握公诉实践中应注意的保证控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制定具体应对策略, 以主动适应新修订的刑诉法的新要求。具体措施是:

一是提高当庭询问质证能力, 勇于面对证人出庭作证带来的挑战。当庭询问证人乃至控辩交叉询问双方证人是一项内容复杂、专业要求很高、技术难度很大, 且后果难控的诉讼活动, 其中可能出现证人不证、伪证或翻证等不利于控方的各种意外挑战, 加之不得质疑己方证人和禁止诱导性询问等庭审规则的诸多限制, 公诉人如缺乏胜任的能力, 可能会不愿或不敢让控方证人出庭, 其后果就是公诉人面对辩方证人的优势, 在复杂的庭审中难以掌握主动权。因此, 为避免陷入证人出庭少, 公诉人当庭询问证人的锻炼机会就少, 从而不敢力推证人出庭制度的恶性循环怪圈, 公诉部门应加强公诉人队伍建设, 特别是要提高公诉人出庭询问证人的知识和技能, 熟悉交叉询问规则, 掌握法庭盘询技巧。同时还要熟悉对各种不利情况的应对方法, 提前制定各种预案, 做到有备无患。

二是在公诉环节落实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的准备和动员工作。所谓关键证人是指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的对有重大影响的证人证言遭控辩双方质疑的, 应出庭作证。公诉部门可以对控方证人是否是关键证人进行定义, 具体方式是在落实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过程中, 应根据证人是否为关键证人向法院提供两份证人名单:一份是应当出庭的控方关键证人名单, 法院对此类证人必须通知出庭, 如不通知或证人不到庭, 控方可要求法院延期审理;另一份是拟不出庭的非关键证人名单, 对此类证人一般情况下可不要求出庭作证。两份证人名单都应当分别列明出庭作证和拟不出庭作证的证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和通讯录, 呈送法庭审查。同时公诉部门在对关键证人认定过程中, 也可以听取被告人的意见, 对于被告人需要邀请关键证人出庭的, 检察机关也可以予以协助, 这就要求公诉部门既要做好对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的关键证人的出庭动员工作, 还要开展好对有利于被告人的关键证人的出庭动员工作。

三是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审判机关的协调, 共同落实好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建议基层检察院与基层法院通过会签“纪要”的形式就共同做好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加强协调配合工作。如列举需要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案件事实关键证人、勘验、检查的相关人员、鉴定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法定量刑情节的关键证人、被指控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提供过不同证言的主要证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通知出庭的新证人、主动要求出庭作证的证人等, 同时规定保证证人出庭的检法工作衔接机制, 在庭审阶段加强对证人的保护, 不让其有与被告人或被害人亲属单独接触的机会, 对被告人当庭威胁证人的言行及时给予制止和训诫等。

《控方证人》篇2

《控方证人》是一部很经典的电影，然而一旦说到经典，不免就经常与沉闷严肃挂钩，导致人们兴致索然，敬而远之。

不过这片子却实在是一大惊喜。

这是一部悬疑片，但我更愿意称之为，喜剧与剧情片。

该片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女神和比利怀德大导演共同的作品，两个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所造就的产物天生不凡。

控方证人中涉及的案件并不复杂，无非是男主是否为了钱财，杀害了*养自己的富婆，围绕这一案件，我们的律师大人，和男主那个美丽而又危险的妻子，展开了一场博弈。

从剧情和悬疑度上来说，本片已经足够经典，毕竟是阿婆的剧本，质量上是绝对有保证的;恐怕单单从结尾的多重反转上而言，也已经足够值得观看。

但我更想说得，却是导演的功力。准确地说，是台词的功力。

一部黑白的悬疑片，却丝毫没有半分无聊与沉闷之意，而是从头吸引观众到达结尾，除了本身的悬念之外，恐怕就要靠台词了。

于我而言，悬念恐怕只占据了三分，台词却占据了七分。

从电影的一开始，这个中老年大腹便便的律师就牢牢地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他实在不能算得上是天生魅力型的人物，但很快你就被他完全抓住。

这自然得益于剧情的`设置和台词的功力。

律师患病好不容易脱离苦海，却被一个多嘴多舌的中年护士一直唠叨，二者在最一开始的戏份里，就激起了火花，真的是欢乐不断，让人忍俊不禁。

随后两个人的斗智斗勇，更是笑料不断，而在这种看似细节般的絮叨与搞笑中，导演却借势铺展开了剧情。

本来身患重病不能接下刑事案件，却因为一根雪茄陷入其中，引出了后来的故事;这一段将较为沉重的主线，和日常的插科打诨融合的天衣无缝，让人叹为观止之余，也不由地嘻嘻一笑。

而这种细节在整部影片中更是比比皆是，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就是，充满了萌感。

脾气暴躁却又充满正义感的律师，絮絮叨叨却又严格苛刻的女护士，甚至是富婆家里那个总是一脸怒容看不上男主的管家老太太，都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真是萌的不行……

相比较而言，戏肉的部分，男女主的表演，则主要负责剧情的反转等主线内容;两个人也都是十分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男主的玩世不恭，而又颇具魅力的花花公子习气，女主的冷艳、无情、沉稳、狡黠，也都展露无遗。

当然，究竟谁是当真无情，而谁又才是多情，看完之后才能一一知晓，这里就不剧透了。

最后，我想说一下电影本身给我的启发。其实无论是什么题材，电影也好小说也好，于读者和观众而言，吸引力看似难寻捉摸不透，实际上有时候却又很简单。

往往是在细节中。如电影里的主线自然是这一场官司，然而在真正的故事开启之前，怎么在一开始就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靠的就是细节了。

《控方证人》篇3

一、制度概述

证人保护是维护国家正义与个人保护之间利益衡量的结果。英国丹尼勋爵对此有经典论述“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 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给予援助。假如案件已结束, 证人就要受到那些不喜欢他作证的人的报复, 那么还能指望证人自由地和坦率地提供他们应当提供他们应当提供的证言吗?”[1]可见, 对于勇敢指控嫌疑人的控方证人, 无论其是无辜的旁观者还是“污点证人”, 都应该受到司法相应程度的保护, 否则当控方证人及密切关系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等权利无法得到保护时, 国家正义的实现难免成为空谈。

证人证言作为刑事法定证据种类之一, 尤其在如涉毒和涉黑案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控方证人证言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和重大嫌疑人能否受到追诉等重大问题更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关系到追诉程序的恰当展开和国家刑罚权的运用。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 对证人的保护关系到其出庭率的高低和证言的质量。

此外, 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必将是一个需要大量司法和社会资源的过程, 但就长久的刑事诉讼文明发展和社会安全以及司法公信而言投入是必要的。制度的完善, 除物质和人力的保障外, 还有理念的重视。在看到保护制度关于人权保证, 程序正义和证据保全等方面的意义和对建设“作过证的人还会作证, 没有作证的人愿意作证的证人社会”[2]的重要性后, 再从“谁保护、保护谁、保护什么、保护时间、如何保护”等方面进行完善。

二、制度缺陷

权利与义务的相对性决定了证人在履行作证义务的同时有权要求与之相对应的权利。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了证人作证义务同时也规定了作证费用补助等事项, 刑法中也规定了妨害作证等罪名, 但无论是立法还是理论与实践衔接方面都不甚完善。而控方证人指控的对象可能是极具社会危害性的分子或集团, 狭隘的事后保护是难以实现保护目标的。

(一) 制度构架层面缺陷

1、主体不清。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并未具体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内部的分工和工作重点, 易产生公安司法机关之间相互推诿的现象, 最终使证人保护成为一纸空谈[3]。

2、案件范围过窄。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了涉及国家安全、恐怖犯罪、黑社会组织性质犯罪以及重大毒品犯罪案件证人的保护。而此外大量具有相当危险性的案件未列入保护范畴。

3、对象范围不全面。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 享受保护待遇的人员仅限于某些证人及其近亲属, 其他与证人密切相关的人员并不在保护范围之列。虽说是出于避免司法资源滥用和防止保护范围过广而难以操作的初衷, 但片面排除和证人关系密切可能受到侵害的人员明显不当。

4、权益范围过小。

我国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仅限于人身安全, 对于财产、名誉、精神权利没有规定。对这些权利保护的放弃也同样可能导致证人不愿或不敢出庭作证。

5、保护失败责任追究和救济制度缺失。

我国目前并没有正式规定证人保护失败后的责任承担和受侵害后如何寻求救济。相关的保护规定是单方性的, 这样一来, 证人的安全感和对司法的信任注定不足。

6、注重被动的事后保护而忽视积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