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出庭作证法律问题

2024-07-04

证人出庭作证法律问题(共11篇)

证人出庭作证法律问题 篇1

1 证人出庭作证之理论基础

1.1 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源于罗马法当事人之善意与衡平观念, 而罗马法“善意”与“衡平”观念传至德意志, 与古代德意志法相结合即成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方法而作誓约”。根据徐国栋教授的观点, 诚实信用原则分为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两种。诚信原则不仅适用于私法领域, 也适用于公法领域, 依此推理, 也适用于诉讼法领域。诚信原则在证据法学其他原则不能或难以起到有效作用的情况下发挥着指引和规范作用。它要求当事人和证人基于诚信原则实施证明行为, 同时要求法官本着诚信原则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 在证据制度中具体表现为:真实义务、禁止反言、公平分配证明责任、及时履行证明责任和合理自由心证。

1.2 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传闻证据是英美证据法上的传统概念之一。华尔兹教授作为美国证据法学家, 他给传闻证据做了如下定义, “在审判或询问时作证的证人以外的人所表达后作出的, 被作为证据提出以证实所包含事实是否真实的一种口头或书面的意思表示, 或有意无意地带有某种意思表示的非语言行为。”在大陆法系国家, 不完全等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传闻证据规则, 但对大陆法系的影响很大。直接言辞证据在大陆法系国家逐步确立, 根据该规则, 直接感知案件事实的人必须出庭作证。直接言辞证据能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最大限度的实现。传闻证据不应被采纳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采取直接审理主义的当然结果。大陆法系国家借鉴传闻证据规则的核心, 在要求亲身感知事实的证人必须当庭提供证言, 对符合特定条件之前的程序所制做的笔录, 也规定了必要的例外。

1.3 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是指“证据的证明力, 由法院本于确信自由判断, 但不得违背经验法则及伦理法则”, 亦称法官自由证据评价原则。在我国台湾地区认定事实以自由心证主义为原则, 法定证据主义为例外, 但对自由心证是否为良好的制度仍存在争议。自由心证赋予法官对证据进行自由裁量的权利, 在自由心证下, 证据的证明力不再由法律事先规定, 是由法官根据经验、逻辑法则以及法律来判断, 并非凭空想象的。在自由心证的指导下, 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主要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判断, 即从证据的关联性和合法性来审查判断和从真实性来审查判断。

2 对证人出庭作证之现状调查

2.1 证人出庭比例低

证人普遍不出庭作证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有学者调查了若干法院的证人出庭比例,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证人出庭比例处于2%-5%之间;烟台市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 刑事案件证人出庭比例不到1%;安徽省某中级人民法院2001年1月开庭审理的26件民事案件中, 有9名证人到庭, 出庭率不到10%;长春市检察院有证人出庭的案件仅占起诉总数的4.3%;有学者针对福建省检察系统进行调研报告后认为, 证人出庭作证需要支付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 痛是法院方面对证人的人身安全没有提供足够保障, 这是构成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

2.2 证人证言的可采性问题

证人证言的关联性, 合法性和客观性, 构成了证人证言是否可以采信的主要因素。我们再看一下目前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证据可采性现状。除了证人出庭作证率偏低外, 我们还看到有这样一种情况, 证人答应出庭作证, 但有时却因被告人的恶行影响证人证言的可采性, 如威胁证人人身安全等。证人不愿意陈述事实真相, 出庭的意义也会随之丧失。我国最新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有新的突破, 同时对证人出庭的义务加以明确。

2.3 证人的保护机制不完善

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诸多问题加以完善, 对细微问题加以明确, 但对证人的保护做了规定, 但在实践当中仍不见成效。证人不出庭, 考虑到的最大的因素可能就是安全问题, 这里的“安全”主要分两类:一类是证人面临的社会安全问题;第二类就是证人的法律安全问题。社会安全是指许多证人害怕自己出庭作证以后遭到对方的打击报复, 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在现实生活中此种情形是非常普遍的, 而且形势相当严峻。如某真实案例, 证人作证后, 被另一方当事人抓起来, 挖掉双眼。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不愿意证人出庭作证, 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证人出庭作证后, 警察、检察官对其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二是证人出庭作证, 警察和检察官找其谈话, 给他做思想工作组织其出庭作证。

3 对证人不出庭作证之原因分析

3.1 历史观念和传统观念的影响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礼”, 即和谐。“贱讼”、“耻讼”、“鄙讼”以做到所倡导的“礼之用, 和为贵”。传统中在说到诉讼的参加者时, 会加之以含有贬义的前缀或后缀词, 如“滋讼”、“兴讼”、“聚讼”、“讼棍”等。即使是在现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仍存在很重的观念。此外, 受历史中庸思想的影响, 民众对于自己不相关的事情, 一般不愿意参与。

3.2 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从整个社会来看, 公民缺乏出庭的意识, 认为事不关己, 没有必要参加到他人的纠纷当中。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但这一条款似乎仅对知法者奏效, 对一般老百姓而言仍未构成一种意识上的观念。总体上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但不得不承认对证人出庭作证似乎没有很大的改善。很多证人出庭作证, 不是因为自己自觉履行公民义务, 而是基于检、法的说服和引导, 或者是基于正义的观念。可见, 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是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之一。

3.3 证人的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

第一, 证人安全的保护不到位。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提出过一个“需要层次论”, 奥尔德福也提出过“三种需要论”, 他们都认为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证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的话, 谈证人的权利就是空话。第二, 证人的相关费用的支付补偿。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证人的经济补偿问题, 出庭还会产生交通费、住宿费等。法院在证人提出经济补偿要求时, 以出庭作证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搪塞。检察院和法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办案短缺的问题, 对证人的经济补偿款无法落实。第三, 亲属间的拒证权。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不一致。对特殊证人作证问题做出特殊的规定, 赋予其特殊的权利是西方国家的证据制度的普遍做法。对于在法律上有一定关系的人, 如夫妻关系, 要求乙方证明对方有罪, 是有违亲情和伦理的。我国《刑事诉讼法》颁布确认亲属间举证权之前, 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常常要求亲属“大义灭亲”, 以证明被告人有罪。亲属拒绝出庭作证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拥护。

3.4 传闻证据的采信模糊

在英美国家, 可信性、必要性以及双方的合意使得传闻证据得以被采信。根据传闻证据规则, 除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形外, 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和陪审团不得采信传闻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似乎陷入了摸棱两可的境地,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 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一种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的立法。

4 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之对策研究

4.1 普及公民法律意识, 转变传统思维观念

美国有一句司法谚语:“The public has a right to every man's evidence.”国家有权获得任何人的证据。观念的影响使得他们对出庭的义务履行积极, 法律的外在威慑远比不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首先, 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 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普法, 开展普法活动以及进行普法教育等, 消除鄙讼的心理, 强化作证观念。对侵害证人权利的不法行为进行谴责, 倡导依法作证的道德风范。其次, 在社会形成一种保护和支持证人作证的氛围, 建立的证人社会保障网络。例如, 证人所在单位应大力支持证人依法作证, 鼓励其为法律正义的实现而尽到公民义务;在证人出庭作证前提供免费的心理辅导, 调整证人的心态使其在法庭上理性作证;提倡企业和政府合作, 向未就业又已出庭作证的证人提供就业机会;由律师积极为证人提供法律帮助, 为证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以维护诉讼的权利。

4.2 确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上文提及的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的做法, 是造成这种社会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 确立传闻证据规则和借鉴国外的立法先例的做法值得提倡, 同时将采信证言的例外情形明确规定。证言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告人、被害人以及辩护人等询问、辩论和质证, 经核查作为定案的依据。对于证人不出庭的法定四种情形:未成年人、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性作用的、有其他原因的。证人可以不出庭, 证言经查证核实后人民法院可以采信书面证言。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对案件的的解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民法院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做法保证证人能如实地提供证言。证人如若收到威胁、恐吓, 审判员在证人证言的采信上应充分考量其真实性。

4.3 建立证人的人身保障制度

应从立法上平衡证人的权利和义务, 在强调证人出庭作证为公民义务的同时, 我们应当切实维护公民的权利, 及不受到外在干扰的权利。为了给证人自愿出庭作证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应完善证人的人身保护制度并健全相关的配套措施。在时间顺序上, 不论是事前预防保障制度还是事后保障及救济制度均应完善, 给证人心理上打好预防针, 消除出庭作证的后顾之忧。国外立法例对证人出庭作证后可能遭致的打击报复, 通常可由国家专门设立的证人保护机构对其进行整容、改变身份甚至迁移居所。陈瑞华教授认为, 提高辩护人的诉讼地位, 对于伪证的主观要件要慎重考虑和追究证人的责任要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 可以有效保护证人遭遇的事后报复。笔者认为是有道理的, 不仅需要保护证人的安全, 证人的近亲属也是需要保护的, 以避免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人通过近亲属的胁迫影响证人作证。

4.4 明确赋予证人经济补偿

对证人出庭作证无论在任何社会时期都是值得鼓励的, 是公民在法律上的义务和证人对公平正义的崇尚, 这是文明社会应当提倡的。而建立证人的经济补偿制度能有效地鼓励这一行为在社会的普及。英国的证人酬金制度值得借鉴;美国立法例为证人可以获得由政府支付的费用, 经济补偿有充分保障;德国的《证人鉴定人补偿法》, 对证人出庭作证费用的补偿规定具体。借鉴他们的经验, 笔者认为应该在我国建立证人出庭专项补偿基金, 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并同意划拨, 由法院专管, 让证人报销有地。避免检察院、法院对证人费用的相互推诿。同时建议在社会设立多种社团组织, 如证人心理辅导协会。所在单位应为证人出庭作证提供方便, 不但不得扣发证人的工资或福利, 还应对出庭作证的证人给予鼓励。

摘要:证人出庭作证是诉讼活动中的重要庭审环节, 对事实认定、核实证据以及诉讼结果有重要作用。我国证人出庭率低以及保护制度缺失位等问题长期存在, 有历史、证人、社会以及立法等原因。运用诚实信用原则, 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和自由心证等法理, 结合现状分析, 建议普及公民法律意识和转变传统思维观念、确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以及立法规范平衡权利和义务。为此, 对证人出庭作证法律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现状,法律问题

参考文献

[1]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2]林钰雄.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3]乔恩·R·华尔兹, 何家弘等译.刑事证据大全[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3.

[4]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5]张泽涛.刑事审判与证明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6]丹境勋爵, 李克强译.法律的正当程序[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7]刘广三, 庄乾龙.论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恶行而失权——以证人不出庭作证为视角[J].人大法律评论, 2011, (1) .

试论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篇2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保护;补偿;完善

受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影响及缺乏对证人的保障机制,在我国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十分低,特别是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因重要证人不愿出庭作证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进行了完善,不仅规定了证人在特定情形下出庭作证的义务,新增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还特别制定了对证人的人身安全及经济补偿等相关制度,这些新规定对于完善辩护制度以及改善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原因

(一)受自身主观因素的影响

1.传统思想观念影响

我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主张“和为贵”的儒家思想,使我国民众大都有着不愿被牵扯进官司的心态,而且我国又是一个熟人社会,证人出庭作证往往担负着沉重的人情压力;特别是发生在农村中的刑事案件,证人都与案件双方当事人不是邻居就是有着或远或近的亲属关系,在生活中的联系较为密切,一旦出庭作证,势必会得罪一方当事人,对自己日后的生活造成影响。这些都是直接导致证人不愿意参与到刑事诉讼活动中,不愿意出庭作证的重要原因。

2.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由于我国民众尚缺乏法治信仰,普遍认为出庭作证不仅会遭到被指控一方的怨恨甚至打击报复,对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而且出庭作证还要在法庭上接受公诉人、被告人、律师及法官的询问,思想压力大,又要占用自己的时间,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这些损失又难以从司法机关获得补偿,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从自我趋利避害的角度出发,能够接受侦查机关的询问提供证言已算极限,再让其主动出庭作证的概率就变得十分渺茫。

(二)受外部客观环境的影响

1.大量认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做了规定,即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等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适用条件范围拓宽,基层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对符合条件的均会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建议,而法院基本上都会采纳,又因被告人对指控其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故证人都不再出庭作证。

2.司法机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首先从检察机关的角度来分析,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其中也包括证人证言。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一旦证人出庭作证,就会让指控犯罪面临变数的风险,证人曾向侦查机关所作的书面证言在庭审中与被告人对质时就有被推翻的可能,进而使检察机关的指控工作陷入被动。因此检察机关为顺利指控犯罪,减少法庭变数,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态度不积极。其次从法院的角度来分析,当前法院存在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大等实际困难,每个案件都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势必导致审理案件时间的延长,降低办案效率。实践中,法官已习惯将审理书面证言作为认定案件的证据,对那些没有争议没有必要的不再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3.证人当庭作证的可信度受到质疑

证人向侦查机关所作的证言一般是在案发不久,受外界不良影响少,对案件事实发生的认知和记忆更为清晰全面,更为接近事实真相。而证人在开庭审理时所作的证言,历经从侦查、起诉到开庭审理有数月之久,此时证人对案件事实的记忆一般会趋于模糊、残缺,更有可能在此阶段中遭受到被告人及其家属施加的压力,对如实作证产生顾虑,在此情况下所提供的证言,在可信度上就会遭到质疑。鉴于此,司法机关往往更愿意采信侦查机关所作的书面证言。

二、新修改的刑诉法在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针对1996年刑诉法中对证人出庭制度规定的不足,通过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强化证人保护、明确证人作证的经济保障三个方面的规范,初步建立了争议案件关键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这些关键条文的规定,对于完善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难、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在一些不足。

1.证人出庭与不出庭作证产生的法律效力相同

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都对证人出庭作证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明确出庭作证是证人作为普通公民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但新刑诉法同时又规定证人出庭时所作的言词证言与公安机关依法取得的书面证人证言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这种自相矛盾的规定便成为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理由和借口,也是导致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根源所在。

2.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构建不够完善

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关键是靠自身觉悟,能够自愿出庭作证才能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于那些有争议的案件如果一味强调对关键性证人使用制裁的方式迫使证人出庭作证,其结果不仅不能保证出庭率,反而容易引起证人反感,作出与公安机关取得的书面证言相反或含糊其辞的证言,往往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3.对证人保护的规定不足

是否会遭到案件当事人的报复是证人出庭作证最担心的问题,虽然法律将公检法这三个单位规定为保护证人工作的主体,但案件在经历侦查、起诉、审判等不同时期时,究竟具体应该由哪一个单位来承担证人保护责任,如何进行分工以及如何开展证人保护工作没有明确规定,就不能从根本上为证人的安危提供充足的保障。同时,证人保护范围偏窄,除本人及近亲属外,对与证人有密切联系的人不在保护之列,自然难以消除证人出庭作证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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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证人获得经济补偿权难实现

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所规定的经济赔偿,仅是针对证人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没有规定鼓励性奖励措施。因权利义务不对等,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另刑诉法规定经济补偿由证人向司法机关申请获得,但具体应该向公检法的哪一个单位申请,应该获得多少补偿才算合理也没有相关规定,这就导致实践中证人可能无法行驶获得补偿的权利,打击证人作证的积极性。

三、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建议

1.由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变

以侦查机关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导致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材料和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过于依赖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活动。法官在庭审中也只关注公安机关取得的书面证言,而证人即使不出庭作证也不会影响对案件的审理结果。因此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从观念上将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转变成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使侦查活动服务于审判活动,提升审判活动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使审判时双方所进行的质证、询问、提供的证据等成为定罪量刑的关键,才能促使司法机关主动积极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2.进行普法宣传

针对民众对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履行率不高的现状,必须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的力度,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要引导群众接受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通过对出庭证人给以物质层面的补偿,更要许以精神层面的奖励,以实际行动来倡导公民主动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积极主动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除此以外,还应在全社会形成尊重证人、保障证人权利及人身安全的风气与意识。通过社会公众对待证人态度的转变,来引导证人态度发生转变,由被动变为主动,形成社会上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支持法院庭审活动的良好风气。

3.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拓宽保护范围

可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来完善对证人作证的司法保护,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所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规定司法机关在证人保护方面应该要履行的职责。同时为避免公检法三部门在保护证人方面进行互相推诿,可设立一个专门保护证人的组织机构,由具有相关专业及能力的人才组成,专门负责对证人的保护工作,同时积极配合公检法部门的相关工作,以缓解公检法部门的压力。而在证人保护的对象及范围上,也不应仅仅局限于证人本身及其近亲属,还可扩宽到与证人有密切关系的人,比如恋人、朋友等,这些人因与证人关系密切,一旦证人出庭作证,也会使其陷入到危险中。

4.细化出庭证人经济补偿制度

针对新刑诉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对出庭证人的补偿制度不够细化,建议应当详细规定出庭证人行使求偿权的程序及救济途径,比如在证人出庭之前,相关工作人员就应当将其享有申请补偿的权利如实告知并予以解答提出的疑问。并规定在证人出庭作证后实际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应向司法机关的哪个部门申请补助、申请程序以及得不到合理补助后的救济途径,对于没有工作单位的证人在出庭后是否应当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给予相应补助也要予以明确。

证人出庭作证法律问题 篇3

关键词: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完善

一、绪论

(一) 证人出庭作证的定义

据考证, 西方的证人 (witness) 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语martis和martyr (来自于“记忆”的动词意思) , 原意是指见证殉道者的人。

对此, 德国法规定属于诉讼上的刷新记忆问题, 其目的在于防止因时间的流逝随证人记忆力造成影响进而有碍案件真相的发现;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第284条;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499条第5款;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99条都作了明确规定。日本刑事诉讼法学家田口守一认为:证人根据自己的经历向法院叙述自己所知道的事实, 证人是诉讼的第三者。

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统一的证人概念, 有学者认为:“证人是指通过参加诉讼活动以外的途径了解有关案件的真实情况, 同时又独立于犯罪行为之外的第三者。”

(二) 证人出庭作证的原则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是直接言词原则、传闻证据原则、证据裁判原则以及平等武装原则的要求, 对于发现案件事实和真相具有重要的意义。

直接言词原则作为重要的审判规则, 分为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 该原则是在对中世纪“纠问式”制度的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 是大陆法系国家在刑事审判中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他要求法官必须亲自直接在法庭上获取证人以言词方式陈述的证据, 对于传来证据的使用仅限于法律的特别规定。 (1)

传闻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证据法规则中处于核心地位, 是英美法系判断证人出庭所作证言能否具有证据力的重要评判标准。《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802条规定:“传闻证据, 除本证据规则或者其他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立法授权或者国会立法所确认的规则另有规定外, 不得采纳。”

证据裁判原则是证据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证人证言作为一种重要的证据类型为世界各国立法所确认,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建立便是为了从立法上保障证人证言获取的完整性与真实性, 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审判公正, 这是由证人的不可替代性决定的。

平等武装原则的确立来自于国际公约的规定, 平等武装最早为欧洲人权委员会所使用, 该委员会在Ofner and Hopfinger v.Austria一案的裁定书中认为“委员会认为, 检察官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程序平等一般可称为平等武装, 这是公正审判的一项内在要求。平等武装意味着立法机关应为控辩双方提供对等的攻防手段。也就是对等的权利义务, 以使双方有能力进行对抗。 (2) ”

(三) 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

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中广泛运用的证据之一, 对证明案件事实以及公正判决具有重要的作用。证人亲自出庭提供陈述并回答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 在法官面前陈述自己亲自感知的案件事实, 对于法庭发现案件事实真相, 被告人自觉认罪服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国内外发展现状

(一) 国外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注重保护当事人的权利, 一般在庭审方式上采取当事人主义模式, 实行庭审中心主义。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在庭审方式上采取职权主义模式, 司法部门权利较大。

1. 德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德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规定: (1)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要求证人必须亲自出庭并接受询问。 (2) 德国证人有三项义务, 即到场、宣誓和陈述证言。 (3) 明确规定证人享有拒证权。 (包括三种, 一是属于被告人的亲属;二是出于职业的原因;三是证人出于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

2. 法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法国的刑事证人出庭制度: (1) 法国法律规定, 如果自认为自己的证言对查清案件事实有帮助, 均可以不需任何程序自行前往预审法官处说明情况, 且对此没有任何的年龄或亲属关系的限制。 (3) (2) 法国将证人出庭作证分为重罪案件的证人作证和轻罪案件的证人作证以及一审、二审的证人作证等内容。 (4) (3) 法国还将拒不作证的行为引入刑罚进行规制。

3. 美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美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规定: (1) 证人作证必须以言辞方式在法庭上公开直接进行。 (2) 美国没有规定意志不清的人和未成年人不能作证。 (3) 除条例本证据规则的例外情形外, 每个人都拥有作为证人的资格。 (4) 除非有证据足以确定证人对待证事项有亲自体验, 否则其不能作证。 (5) (5) 对质疑证人的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4. 英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英国的刑事证人出庭制度: (1) 英国实行的是对抗式的审判方式, 明确规定要求控辩双方提出的证人都亲自出庭作证。 (6) (2) 英国确认了传闻规则, 认为传闻证据剥夺了相对方的质证权, 证人不出庭无法交叉询问证人证言的真实可靠性, 无法对证人表情、姿态、证据审查判断语言真伪。 (7)

(二) 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港澳地区:香港法律深受英美法系的影响, 具有明显的英美法特征。在刑事诉讼立法上, 同中国内地、台湾、澳门地区相比, 最大的差别在于没有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 相关规定散见于各种单行法律。

证人证言是香港证据法中的重要内容, 其在证人资格、宣誓制度、证人特权制度等方面都有比较严苛而系统的规定。

在证人资格方面, 我国台湾地区以1931年第1333号判决予以认定, 澳门以《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116条规定。在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等方面两地的法律也有比较完善的规定。

相比于上述三地, 我国内地即便通过2013年实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相关方面有了相对完善的规定, 但整体来讲, 实践效果并不明显, 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三) 国际方面对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规约

一些国际公约或者会议也对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 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2003年10月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其中就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建立了完善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保护制度, 尽管如此, 出庭难问题世界各国普遍存在,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 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普遍存在这一问题, 区别仅在于程度的不同, 但两大法系国家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证人出庭难的问题。

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有规定, 应当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地减少受害人的不便。1994年在加勒比海共同体会议上, 十四国一致决定推行证人保护计划, 以更有效地打击犯罪。2001年在苏格兰召开的欧盟警察局长联合会关于证人保护的会议上, 达成了建立欧洲证人保护联络小组的意向, 并对跨国保护证人、安置证人等问题提出了实施性建议。

三、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一) 新刑事诉讼法中证人出庭的规定

此次修改通过明确出庭的范围、豁免出庭的主体、不作证的后果、作证的经济补偿和证人保护等方面予以规范, 希望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会在实践中有一个实质性的改观。但原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未到庭证人的证言应当当庭宣读”的内容继续保留。规定了证人的安全保护, 规定了出庭费用的保障措施。

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应该以公平正义查明案件事实, 发现事实真相作为其核心指导思想。对于此次修改过程中已经完善的地方, 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只是提一些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和建议。

(二)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 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8)

笔者认为, 对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规定的这一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窄。要符合三个方面才能引发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 这样过于严苛的规定并不能直接有效地解决司法实践中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等相关问题, 仍不能有效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在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上, 笔者建议同新刑事诉讼法中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分类相结合, 即, 简易程序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 普通程序除被告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的外, 刑事案件中的证人均应出庭作证。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 (一)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 (二) 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 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 (三) 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 (9) 由此可见, 对于简易程序的案件, 基本上被告人对证人证言均无异议, 所以没有必要浪费司法资源, 也没有必要要求证人出庭。

而对于普通程序案件, 如果被告人拒不认罪, 且对证人证言有异议, 则应慎重对待。原因是证人不出庭不利于法官对证人的感知、判断、记忆等行为能力及证人作证时的主观心理进行直观的感受并进行综合的判断分析, 这就必然会对居中裁判产生不利的影响。左卫民、马静华教授认为:从司法主体的角度, 造成证人出庭率极低的重要因素并非源于证人, 而是检察官的消极态度, 隐藏于检察官消极态度背后的深层结构是书面审判模式的承继关系, 而决定这一结构的基本因素包括固守实事求是的事实认定原则、司法一体化的内在需要和诉讼经济之考量。

这一点确实是值得司法机关认真考虑的问题, 无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都应当秉承充分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在证人出庭与被告人当庭质证, 并考虑证人及被告人的当庭表现的情况下, 综合全案对案情有全面细致的审查, 最大限度达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

(三) 刑事证人出庭的作用

2010年2月9日审结的李庄案引发了人们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该案给人最大的启示不仅在于证人出庭作证本身的重要性, 而且还在于证人出庭作证方式本身的重要性, 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层面的宏观问题, 后者则是法治层面的微观问题, 人们往往对于宏观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的同时忘却了微观方面存在的众多不一致。就该案而言, 尽管两审证人均出庭作证, 但是是否证人出庭作证就意味着审判的公正则仍令人深思, 证人出庭作证的方式, 证言收集的程序等细节问题似乎被普通大众忽略了, 人们仅仅是怀着一颗正义的心感性地去审视这一场审判而忘却了应该通过理性的眼光去洞穿审判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 具体而言,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每一个细节的完善都不应该忽略。

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是否一定为真实, 这一点不能一概而论, 也无法找到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但是, 笔者认为至少可以找到一个相对解决的方案, 即证人宣誓制度。

诅誓 (赌咒) 与发誓源于宗教信仰, 基于人类对神的敬畏和忠诚而产生。有学者将其精辟地描述为:宣誓的目的, 非请上帝注意于证人, 而系证人注意于上帝;非请上帝惩罚伪证之人, 而请证人记取上帝可为伪证之处罚。 (10) 在英美国家, 证人宣誓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律形式, 它是古代欧洲宗教生活和法律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古代也有宣誓制度的记载, 夏朝时期实行神权政治, 继承了原始社会的神判法传统。而这种神权法思想则为商朝所继承并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形态, 目前有记载可查的古代中国宣誓制度主要见于西周。中国已经有一些地方法院及仲裁机构开始试行证人宣誓制度, 如厦门市思明区法院 (2001年12月) 、广西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 (2002年4月) 、江苏仪征法院、大连甘井子区法院、广州仲裁委等。11

证人宣誓制度是众多保证证言真实性的制度中唯一在证人开口作证前就发挥作用的, 证人宣誓功能的良好发挥, 可以使以后的诉讼少走许多弯路, 从而节省大量的司法资源。因此, 证人宣誓制度在现代诉讼中作为保证证人证言真实性的一种制度, 其功能相比古代虽然减弱不少, 但其独特的对证人的内心规范作用仍不可为其他制度所替代。

综上, 证人宣誓制度的设立, 对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作用利大于弊, 在刑事案件中设立宣誓制度在我国运行是切实可行的。

(四)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

2008年9月3日, 中国青年报以《一证人作证后遭报复四处流亡证人安全谁来保护?》为题对两年前肖敬明在浙江宁波为一起刑事案件作证后, 屡遭报复, 不得不东躲西藏, 举家流亡进行了报道, 各大门户网站也作了相关报道。

证人出庭作证率低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证人担心出庭作证后的安全问题, 因此, 解决这一问题迫在眉睫。笔者认为, 对证人保护进行立法是解决问题的有效而根本的方法。

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 1984年的《被害人法》颁布, 对证人和被害人的保护进一步加强。12在证人保护规定方面, 英国于1982年制定了《证人保护法》。德国在证人保护制度方面也进行了详细的立法。1998年12月, 德国《证人保护法》生效。日本在2000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体现了对证人的保护。

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也于2000年和2001年分别颁布了《证人保护条例》和《证人保护法》。据2004年12月7日《检察日报》第一版“社评社论”的报道, 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刚刚出台全国首个《自侦案件证人保护工作规定》。

由此可见, 世界各国对证人保护制度都尤为重视, 我国内地对这一制度的重视程度也在增加。胡云腾法官认为, 证人出庭难问题的解决, 需要在刑事诉讼制度上解决相关的保障问题, 完善证人保护机制。上海对于证人保护制度也在改革, 要求公检法司四部门互相配合、紧密合作, 设立专门证人档案;建立证人跟踪反馈信息系统, 确立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对证人予以保护和对报复者依法予以惩处的义务。13

综上, 我国在证人保护方面立法不但必要而且已经有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仅仅在《刑事诉讼法》中对证人保护制度进行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需要, 应当单纯关于证人保护予以立法, 以全方位地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 消除证人出庭的后顾之忧, 有效解决证人出庭率低的难题。

四、小结

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 篇4

申请人:***,女,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路***号*幢***室。

请求事项:

请求贵院依法传唤证人***(身份证号:***)出庭作证。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与***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贵院已经以(2012)*民一初字第***号案件予以立案。证人***了解涉案情况,为查明案件事实,申请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申请***出庭作证,请予以准许。

此致

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月日

附:

1、证人基本情况:

***,身份证号:***,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路***号*幢***室,联系电话:***。

证人出庭作证法律问题 篇5

关键词:证人制度;证人不出庭作证;建议

一、中国证人制度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原则上都要必须求证人出庭作证.但司法实践中现实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根据有关统计,刑事案件中尽管明确证人的超过80%,但真正出庭作证的不到10%,在民事经济案件中的证人出庭率也很低。这种情况表明,在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作证的现象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二、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当前普遍存在证人不愿意出庭,不愿意作证的问题。除了人们的法律意识和对证人义务的措施不力等方面的原因外,证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对证人出庭义务有规定,但对证人的权利没有具体规定,对打击报复证人,侵犯证人人身财产权利等违法行为打击不力,证人出庭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的不到相应补偿。

可喜的是这次新刑訴法完善了证人强制出庭及一些权利保障等规定,但我们期待具体的实施办法出台,切实保证证人的出庭。

三、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几点建议

1.制定和完善强制证人出庭的措施

在目前司法实践中,证人不愿出庭的情况普遍存在。不少法官为此再相当事人一一进行调查,审核,并且在证人无正当理由不能到庭的情况下,也听之任之。这样既浪费了大量得人力物力,又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而现行的法律对如何保证主任能够人到庭也没有明确规定,制约了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从理论上来说,证人不出庭作证是妨碍诉讼的行为,因此制定一些强制证人到庭的措施是较为可行的。

2.应建立相关的保障机制

第一,建立社会保障机制。我们应加大社会宣传力度,张耀武在《证人拒不作证的原因及对策》写道:“如果我们像宣传计划生育那样,使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达到妇孺皆知;如果我们像宣传税法那样,使人民群众都知道,证人出庭作证像纳税一样不可回避;如果我们像宣传《保险法》那样,使人民群众都知道证人出庭作证是一项公益活动,证人出庭作证在保护他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是在保护证人自己。假如自上而下真的掀起宣传的高潮,那么我们相信,在三五年内就可以促使证人自觉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虽然他估计的夸大了效果,但同时也说明了宣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证人出庭作证确实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我们应健全法律机制。要让证人享有对案件的知情权,受帮助权,受保障权。证人在出庭作证后,如果受到威胁或伤害,应有权及时获得救助保护,及时有效特别重要。

3.完善证人人身财产保障措施

证人人身财产权利与普通公民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侵犯证人的人身财产权益主要是指由于证人即将,正在或已向法庭提供证词的原因 ,侵害人阻挠,破坏证人作证而对证人实施的侮辱诽谤诬陷殴打等打击报复及侵害其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证人人身财产的权利,首先应在立法上堵塞保障不利的漏洞。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第四款对有关情况作了规定,当事人或其雇佣的人对证人的人身,财产权利的侵害,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有关规定处理自然没有争议,但在具体民事审判实践中,证人人身,财产权利受到侵害往往发生在民事审判审理终结,执行完毕之后,当事人片面的将自己败诉的诉讼结果归咎于证人的出庭作证,从而导致打击报复证人违法行为的发生。

目前的有关保障证人人身权利的有关法律规定也没有有效的执行。执法人员怕麻烦图省事,对侵害证人人身财产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不够,措施不力,客观上对证人出庭作证设置了障碍,导致了在我国在改进审判方式上步履维艰的局面。因此,提高执法人员的认识和业务素质,严惩此类违法犯罪行为也是当务之急。

4.完善证人应得利益的补偿制度

在我国的诉讼制度中,证人事实上仅仅是义务的主体,只有作证的义务而没有相应的权利。在法院需要证人出庭作证的时候,证人成为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的“工具”,在利用完之后,证人被草草打发,为人问津。在现实生活中,作证的证人被恐吓甚至受到报复而受到的经济损失求助无门经常发生,使人心有余悸。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法律对证人权利的漠视才使得许许多多的证人“视法律如畏途”。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和完善证人的经济补偿权。

证人应得利益补偿是证人在人民法院决定的日期内出庭作证而对其原先应得的物质利益及不应有的支出给予的补偿,使之不受损失的做法。证人应得的物质利益及支出一般应包括:误工损失,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证人的误工损失与其所从事的职业收入密切相关。证人是承包经营户或个体经商户的其误工损失可参照其一定时期内平均收入的数额加以酌定;有固定收入的,其误工损失不应低于平时工作的实际收入和奖金;没有固定收入的,其误工补偿的标准一般应稍微高于当地一般临时工的工资标准;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也不应低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同类差旅费。

总之,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环节形成合力让每一个影响证人出庭作证的消极因素都得到控制,证人就会积极主动出庭作证。相信通过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一定能改变目前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种种尴尬和不正常的状况。证人作证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我们要通过宣传教育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作证光荣,拒证可耻的舆论,创造证人受尊重和保护的良好氛围;通过完善社会控制机制,减少犯罪诱发的因素,维护社会稳定,消除证人的恐惧心理。通过完善证人出庭作证这一制度使司法改革有序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浅析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篇6

(一) 证人豁免权

英国确立的是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此规则也是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前提。这里的传闻证据是针对证人在审判之外进行的对作证事实的陈述, 主要有传闻陈述、书面陈述等内容。根据传闻证据的规则, 凡是证人在法庭之外的进行的证言以及笔录, 都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当然特殊证人是可以不用出庭作证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证人的豁免权问题, 不同国家的规定不同, 像美国:配偶、宗教、政治选举免证权, 还有有关商业秘密的免证权;德国与之类似:除了配偶、近亲属外, 还有律师、医生和神职人员等。

(二) 证人保护

同时各个国家对于证人保护问题也是十分注重的。针对证人保护, 主要是事前保护和事后保护。事前的保护, 是在证人出庭作证前进行的一些保护措施和乔装改变, 例如出庭作证时改变声音、容貌。事后的保护, 是证人出庭作证后, 怕受到犯罪嫌疑人的报复, 进行的事后的保护, 以及就其因出庭作者带来的损失给予一定经济补偿。主要是有关交通、误餐、住宿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向有专门设立的法院服务部门领取。此外证人还有陈述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 为了使证人在法庭上陈述事实, 就要确保证人所做的陈述不受法律的追究。

二、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以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发展而言, 证人出庭作证已经成为各类诉讼过程中的一大难题。证人出庭作证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 证人拒绝出庭, 书面证人泛滥

据有关证人有没有出庭作证的必要的相关数据显示, 一半的人认为如果书面证据真实可靠, 那就没必要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正是由于我们对书面证据的过分依赖, 才导致证人出庭率低。同时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由法院一方全权掌握, 从司法实践中我们也可看出, 法院也是有倾向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态度的。

另外《刑事诉讼法》关于出庭作证的证人规定过于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例如法条中出现的“重大影响”“有异议”和“有必要”, 而司法解释又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 什么叫“重大影响”呢?程度如何才算是重大呢?在某种程度上给法院留下了过大的裁量权。法院可能对于这些证人以这些理由, 拒绝被告人一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二) 证人的保护措施缺失

就证人的保护问题, 修改后的刑诉法有所涉及, 但是是否起到作用, 还要实践检验。但就现实情况来看, 在刑事诉讼中甚少谈到证人的保护问题, 对证人保护措施还存在问题。例如刑事诉讼证人的保护问题, 交给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负责。法律并没有规定保证证人的具体措施与保障方式。同时也没有机关对此进行监督管理, 最后三个机关可能都不对证人进行保护。此外, 法律也没有规定对证人实施经济补偿的原则和方式, 对于证人是否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未作规定。

三、完善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鉴于我国证人出庭制度存在的各种问题, 对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一) 严格实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实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 也要给予一定的惩罚。对于法院来说, 要拒绝书面证人, 要严格的使用证据制度, 保障控辩双方申请证人的权利。改变现有的证据种类, 对于书面的证人证言, 我们要谨慎对待。

(二) 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以事前保护与事后保护相结合为原则, 以事前保护为基础, 事后保护为辅助, 两者相辅相成;同时对于证人的经济、精神补偿问题、保护措施与方式作出重新规定, 以此保证证人无后顾之忧。

(三) 完善相关法律, 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 健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对于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有着严厉的处罚, 但大众在思想上还是排斥的。因此要保障证人出庭作证就要加强公众的法律意识, 完善相关法律, 建立一系列配套的证人保护措施, 同时也要进行有力的监督管理, 不能让法律虚设。

综上所述,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中多了一些有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法条, 但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证人不出庭作证依旧是常态, 就连重大案件依旧如此。期望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 证人的基本权利以及出庭难等问题得到解决以及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发展也逐步走向完善。

参考文献

[1]闫丰华.论新刑事诉讼法下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D].中国政法大学, 2013.

[2]史立梅.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改革及其评价[J].山东社会科学, 2013.

[3]段书娟.新诉讼视野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D].山东大学, 2013.

[4]张健.证人出庭作证率的困境与破解[J].教育教学论坛, 2015 (37) :141-142.

论刑事证人出庭作证 篇7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人,证人证言,出庭作证,询问,质证

一、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而向司法机关陈述案情的人。证人证言就是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口头或书面陈述。它作为刑事诉讼证据链条的有机整体, 不但可以帮助法官查明案件真实情况, 还对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有着重要意义。然而,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 无论是普通刑事案件还是重大刑事案件, 无论是一般证人还是特殊职业的证人, 证人不出庭作证、出庭率低, 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成为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 它使法庭审判事实上演化为法官对控诉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北京大学法院教授汪建成说:“比较乐观一点估计, 只有10%的证人出庭;不太乐观一点估计说, 只有5%。有时连这个比例也达不到。”笔者所在的县人民检察院, 近两年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中, 更是无一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不出庭作证, 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 证人不出庭作证, 则控辩双方不能行使质证权对证人进行发问和质证, 前后矛盾的证言无法得到当庭认定或排除, 也无法当场查明证人证言的真伪, 更不能当庭揭露伪证及假证现象;即便是当庭提交的书面证人证言, 也可能被控辩双方妄加解释, 甚至肆意曲解其含义, 而且证人不出庭, 根本就无法对证言质证。其次, 证人不出庭作证, 客观上助长了部分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恶习, 导致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的现象屡禁不止, 严重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再次, 证人不出庭作证, 对被告人来说也是极不公平的, 法律赋予被告人的有关诉讼权利无法行使, 不能有效的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从而使法律的正义和公平不能充分体现。最后, 证人不出庭作证, 也会使公众对公开审判制度产生怀疑, 丧失对法律权威的信任。只要证人不出庭作证, 上述的负面影响就不可避免。

二、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造成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有:

(一) 司法原因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 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可见, 这是我国关于证人证言质证的立法规定, 可以说是一条关于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强制性规定。然而, 在司法实践中, 司法机关却缺乏让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而是尽量套用《刑事诉讼法》第157条的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 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正如龙宗智先生所说“我国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对证人出庭问题实际上采取一种说起来重要但心里头不以为然的态度”。那么, 司法机关为何缺乏让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其原因有以下方面:

1. 控诉方原因。

抗辩式审判方式的引入, 对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其他证据相比, 言词证据具有可变性、易失真等特点, 对言词证据的认定难度相对较大, 需要有较高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有些公诉人担心证人出庭作证会改变以前的证言, 打乱支持公诉的计划, 且难以及时应变, 易处于被动境地, 甚至会由此改变案件的性质。而当庭宣读证言笔录则较为稳妥, 可以避免出现翻证的复杂局面。因此对证人出庭作证持消极态度, 不提出申请甚至不希望关键证人出庭, 更不会采取积极措施保证证人到庭。同时, 在司法实践中, 即使是人民检察院希望其出庭的关键证人, 检察院往往也会认为证人出庭作证是审判程序的组成部分, 且出庭通知书是由人民法院发出的, 因此人民法院有义务确保证人出庭, 从而导致检察院本身缺乏让证人出庭作证的主动性。另外, 由于检察机关提供的证人通常未区分出庭和拟不出庭证人, 这样检察院有时确认的关键证人, 法院则认为不是必须到庭的, 而未予通知到庭, 从而削弱了检方控诉的证明力, 降低了证人出庭作证率。

2. 辩护方原因。

一方面辩护人与公诉人一样, 对证人出庭作证存有顾虑, 另一方面辩护人由于业务水平等多种原因对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所做的工作不到位或力不从心, 有时由于疏忽大意甚至未向法院提供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单。同时也有部分辩护人职业道德低下, 受经济利益驱动而唆使证人不出庭作证, 也是导致证人不出庭的原因之一。

3. 审判方原因。

虽然法律规定出庭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前送达证人, 但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认识不够充分, 经常是在控方或辩方提出申请证人到庭作证时, 被动地传唤证人到庭, 加之由于证人公出、搬迁或系流动人员, 致使短时间内难以查找。即使人民法院已向证人送达了出庭通知书, 但据此人民法院往往认为自身已履行了法律规定的职责, 至于证人是否出庭, 则应该是人民检察院或律师的事情, 因为证人所担当的是控方或辩方的证人, 由此造成了在保证证人出庭问题上两个机关相互推诿的现象。对虽已通知, 但无正当理由明确表示不出庭的证人, 人民法院则显得束手无策。此外, 由于结案指标的压力过大, 证人出庭会提高诉讼成本, 且程序复杂、工作难做, 一些证人甚至还要求提供人身保护等等, 因此法官往往容易采取直接采用书面证言的简化做法, 而对敦促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不高。

(二) 社会环境及证人自身原因

1. 中国人情社会千年积淀下来的巨大世俗力量阻碍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论述过, 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他的关系网就像是往平静的水面上扔了一颗石子后激起的一圈圈涟漪, 最中心的位置是自己, 离自己最近的一圈是父母兄弟, 再往后是亲戚朋友, ……人们更多的是依靠人际关系而非法律制度的保障生活着。若为出庭作证而破坏了这种美妙的和谐, 后果往往是证人与原有的生活关系决裂。如秋菊打官司为了讨个说法, 尽管她赢了官司, 却失去了乡亲们对她的友情与同情, 并且她这种行为让山杠爷家里人记恨她一辈子。因此, 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意识、中庸之道、隐忍退让等因素造成的“厌诉”心理, 像一只无形的手, 在阻碍证人出庭作证的行为。

2. 法律意识淡薄是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另一原因。

我国民主和法治的启蒙阶段过短, 公民没有亲历百年法治环境的生活积累, 没有先天形成对法律的虔信, 造成整个社会法律意识淡薄, 公民法治观念普遍不强, 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产生重大冲击, 欲消弭这一负面影响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而是需要几代人几十年的努力。

3. 特殊职业的证人不出庭作证给了普通大众强烈的心理暗示效应。

实践中, 在遇到重大案件时, 部分领导干部更有义务、有责任出庭作证, 给普通大众做示范、表率作用。但在渎职等腐败案件中, 却鲜有领导出庭作证。这些行为对普通大众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效应。连受保护相对较好、素有人民公仆之称的党员干部都会有所顾忌而没有出庭作证, 更何况普通大众呢?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给社会大众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时, 个人最好的对策是明哲保身, 少染是非。同时, 侦查人员作为执行职务过程中知悉案件事实的特殊证人, 其不出庭作证也给一般证人以仿效。

4. 害怕打击报复、不愿承担责任促成证人拒绝出庭作证。

证人出庭作证与书面形式的作证不同, 他要直面被告人证实或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在表达方式上更显直接, 感觉更像是自己在庭上作证“加害”于被告人, 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 因此担心事后会遭到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打击报复。特别是一些带有暴力、团伙性质的犯罪, 有的人甚至到公安机关报案的勇气都没有, 更何况面对面出庭作证。此外, 一些证人有轻微违法行为, 介乎一般证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间, 随着案情的深入, 他的身份可能发生变化, 因此这类证人通常拒绝出庭作证, 害怕自己的污点被公之于众。还有, 个别证人在侦查阶段作证时说了谎话或者假话, 害怕对质公堂被揭穿后要承担法律责任而逃避出庭作证。

(三) 立法原因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证言的质证作了明确的规定, 然而, 立法上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配套规定却明显滞后,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主要表现在:

1. 对证人保护的规定不够健全。

虽然《刑事诉讼法》第49条对证人保护作出了规定, 但是比较原则, 缺乏全面的配套规定。《刑法》第308条规定, 构成打击报复证人罪的最高可以判处7年有期徒刑, 这对保护证人的安全有一定作用, 但由于其是事后的惩罚, 且打击报复发生一定后果才能启动法律程序, 因此并没有给证人足够的安全感, 难以消除证人的思想顾虑。此外, 《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57条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人规定了“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但其只是针对少数特定人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禁止性原则规定, 且缺少相应的惩罚措施, 作用极其有限。同时, 证人的财产安全如何保护、近亲属的安全如何保护, 也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

2. 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规定严重欠缺。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证人权利与义务的最大失衡是作证得不到相应的经济补偿。证人出庭作证势必花费时间和精力, 造成工资、生产经营收入等损失, 同时还要支出不少费用, 如交通费、食宿费、通讯费等。这些费用和物质利益损失理应得到合理补偿, 这是权利义务平等原则的必然要求。但我国现行立法对证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费用应由谁承担、所遭受的物质利益损失应如何补偿至今还没有任何规定。这使人们形成一种观念, 谁出庭作证谁吃亏。结果极大地影响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主动性和热情。

3. 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强制性措施和制裁条款缺乏明确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证人有作证的义务, 但未明确规定不出庭作证的强制手段及制裁措施。如果证人根本不作证或不出庭作证, 司法机关则难以强制其到庭。在司法实践中, 我国法院对证人出庭作证采用的是通知书的形式, 通知书并不具有传票那样的强制性, 从某种角度上讲, 这对证人不出庭作证起到了放纵作用。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通过上述对我国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分析可以看出, 导致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仅有司法方面的原因, 也有人文环境及证人自身方面的因素, 还有立法方面的因素。因此, 要解决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一问题, 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 严格依法传唤刑事证人出庭作证

从以上分析的原因不难看出, 造成目前这种证人不出庭的尴尬局面, 与司法机关自身不依法办事是有很大关系的。要解决这个问题, 司法机关必须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 要大力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认真学法, 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切实增强对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性的认识, 提高控辩审三方的业务水平和应变能力。

2. 要完全摒弃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 增强审判中心意识。

人民法院在立案时一定要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6条的规定审查人民检察院移送的起诉材料中是否附有证人名单, 如果没有, 则应严格按该规定通知检察院补送, 同时, 人民检察院应对出庭和拟不出庭证人加以区分, 便于人民法院及时通知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此外, 人民法院也要按照该解释第119条的规定通知被告人、辩护人提供证人名单。对于控辩双方提供了证人名单并列明了出庭作证的证人的, 要依法及时通知其出庭作证。特别是在证人出具的多份书面证言之间有矛盾、证人书面证言与控辩双方的意见之间有矛盾、控辩双方对证人书面证言的解释和理解不一致、被告人坚持要与控方证人当庭对质等等情况下, 法官不能仅凭自己对该证人书面证言的理解来对该证据加以判断, 而应当要求出具该证据的控方或是辩方携出具该书面证言的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庭的质证后加以判断。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控方或是辩方未能携证人出庭作证的, 法官要敢于依法不予采信该证人的书面证言, 从而在无形中提高控辩双方做好证人出庭作证工作的积极性。

3. 要充分运用现行法律依据, 严肃惩处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证人。

虽然目前《刑事诉讼法》中还没有专门明确的针对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条款, 但要对应当出庭而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证人给予处罚, 是可以找到法律依据的。《刑事诉讼法》第161条第1款有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 如果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 审判长应当警告制止。对不听制止的, 可以强行带出法庭;情节严重的, 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的拘留。”对于法院通知出庭作证而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证人, 其行为必将会对法庭的举证、质证、认证以及审判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 因此可以认定为一种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 按照该条款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加以处罚。

(二) 创造良好的证人出庭作证氛围, 鼓励公民主动作证

1. 要大力加强普法宣传。

在强化司法保障的同时, 还要通过新闻媒介的作用, 大力加强法制宣传, 用教育的手段, 提高全社会对证人出庭作证这个问题的认识。倡导积极作证的道德风尚, 在全社会形成支持和赞扬证人出庭作证的良好氛围。与此同时, 要鼓励领导干部、警察等特殊职业的证人带头出庭作证、勇于出庭作证, 为普通公众树立榜样。

2. 司法机关要切实加强对证人的保护。

这就要求司法机关一方面对于那些明确要求提供保护的出庭证人, 要尽量给予落实, 打消其顾虑;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扰乱证人正常工作、生活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要依法及时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同时, 司法机关要重视对证人的事前保护, 主要是为证人保密, 使其姓名、住址和身份在出庭作证前不被公开。

(三) 完善立法, 为证人出庭作证提供法律保障

1. 健全证人保护制度。

立法上应当将证人作证的义务与获得安全保障的权利对等起来, 证人有作证的义务, 国家有保障证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责任。关于证人保护的具体措施, 可以借鉴外国的经验, 建立专门性的证人保护组织, 规定具体的保护措施, 并注意协调和加强公、检、法以及其他部门之间的合作, 从而使证人保护工作落到实处。证人的保护不仅要涉及保护证人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 还要涉及保护证人家属的人身、财产安全。

2. 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制度。

通过立法的方式, 制定专门的证人出庭补偿办法, 对证人因出庭作证造成的误工损失、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费用确定补偿的量化标准、求偿方式和具体负担部门。这些费用应当由国家来支付, 并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因为证人是为国家作证, 这时维护的是国家利益, 所以这个钱应通过国家来给, 以法院的名义来支付。

3. 明确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强制手段和制裁措施。

英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法庭对应当到庭的证人发出传票, 对拒不到庭者, 可以逮捕或以藐视法庭罪给予处罚。另外, 美国、法国、德国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因此, 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立法, 对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可以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促使其到庭, 对影响审判机关的正常活动, 视其情节应给予相应的制裁, 如:对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作证的, 可以拘传;抗拒拘传到庭或被拘传到庭后仍拒绝作证, 致使案件审理无法正常进行的, 可视情节轻重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甚至一定期限的拘留;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 还可考虑修改《刑法》时增加与“伪证罪”相呼应的“拒证罪”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国的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一直是刑事诉讼制度的薄弱环节, 制约着刑事审判的公正与效率。建立、完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才刚刚起步, 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理想的水平, 应当将其作为长期的工程从司法、社会环境、立法各领域逐步加以完善。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这一制度一定会使我国刑事审判最终达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张旭.刑事诉讼法学原理[M].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6-9, (1) .

[2]胡锡庆.诉讼证据原理[M].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3, (1) .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法律汇编[G].法律出版社, 1997年7月第1版;

[4]王进喜.刑事证人证言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4, (1) .

[5]张军, 姜伟, 田文昌.刑事诉讼:控辩审三人谈[M].法律出版社, 2001-8, (1) .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除外条款探究 篇8

一、条文背后的法益:维系家庭伦理

一个人最亲密的人莫过于其配偶、父母、子女。夫妻关系依靠信任得以维系、父母子女关系依靠孝道得以为继。若妻子因为丈夫涉嫌犯罪而当庭指证丈夫, 子女因为避嫌而当庭指正父母的违法行为, 身边最亲近的人随时可以公开指正自己, 在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信任的社会, 甚至连自己最亲的人都可能当众揭发自己的社会, 其得以维系的基本要件———信任, 即丧失了。为了打击犯罪而牺牲家庭亲密成员之间的信任, 为了满足程序上的指控犯罪而牺牲实体上的家庭伦理道德, 这样的交易未免代价过大, 因此, 才有了本条文的例外规定, 即经人民法院通知,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 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因为直接的视角冲突与对抗产生的家庭伦理道德的沦丧, 因为它不仅影响犯罪嫌疑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更在心理上给案件的旁听人员产生对其自己家庭成员的不信任感, 而这将是更危险的, 因为没有了信任的社会必将无以为继。

二、区分一对概念:作证与强制出庭作证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 但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同时规定了, 任何了解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如是看两者似乎有矛盾, 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免去的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出庭作证义务但并没有免去他们的作证义务, 因为作证的例外是规定在强制出庭作证的情形下的例外, 而不是作证情形下的例外。如果法律免去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一切作证义务, 那么很多案件的侦破将带来困难, 因为很多私密的线索和犯罪动机很多情况下只有其最亲密的人才可以知道。此外, 免去了配偶、父母、子女的作证义务也导致刑法的尴尬, 即家庭成员窝藏包庇的犯罪将会层出不穷 (因为他们没有了作证的义务) , 刑法中的窝藏包庇罪名将会是形同虚设, 因为很多情况下窝藏包庇行为的发生存在于最亲密的亲人之间。因此, 法律实施者必须明确此项不同, 否则将会造成对犯罪的打击不力;同时, 普通的社会成员也应该了解到法律免去的是至亲之人亲自出庭指证的其家庭成员犯罪的义务, 但法律并没有免去至亲之人作证的义务, 其在案件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在案件非庭审过程中如果知悉案情则是应当作证的。

三、作证例外的内容:是对被告不利的证言还是对被告有利的证言

刑事诉讼规定了证人强制出庭作证的例外的目的之一是保证被告方家庭成员 (仅指父母、配偶、子女) 之间关系的稳定, 防止因为出庭指证带来的家庭伦理的沦丧。但笔者强调的是被告人的家庭成员作证证人作证的内容不仅限于对被告人的揭发和控告的证明, 还包括对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明如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等等, 这样的对被告有利的证据也不得当庭提供予以出庭证明吗?这样的证据可能在证明力上相比于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证明略显薄弱, 但法律并没有阻碍其作为证据的资格, 因此, 笔者认为法律在这个例外情形下应该通过解释加以明确:被告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出庭作证的例外是仅指其对被告人不利的证言而不包括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言。

四、程序的空位和救济的缺失

法院的告知义务。法院在案件开庭审理时的权利告知阶段中应该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免征权利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因为基于权利保障的考虑, 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的免证是其权利, 而权利是应该被告知的。此外, 这样权利也是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利的措施。

被告人的父母、配偶、子女被强制出庭作证后的法律救济。存在这样一种情形:法院在未告知被告人父母、配偶、子女免证前提下强制其出庭作证。笔者认为, 对于此种情形下的证据一方面因它因程序不合法而应予以排除, 因为其是在未告知被告人父母配偶子女免证权利的前提下强制做出的证明;另一方面由于法院的疏忽或者故意造成了被告人家庭成员之间的不信任, 被强制出庭的家庭成员基于信赖利益被损可以因此获得国家的道歉和赔偿。

参考文献

[1]李佑标.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除外条款研究[J].中国刑警警察学院学报, 2013.8.

证人出庭作证法律问题 篇9

控方证人出庭作证难已成为困扰基层院公诉部门的老大难问题

证人是指知道案件的有关情况, 应侦诉部门、辩护方的询问和人民法院的传唤到庭作证的诉讼参与人, 其中庭审阶段的证人包括公诉部门提供的控方证人和辩护方提供的辩方证人。而公诉案件证人出庭作证则是指在刑事公诉案件中, 了解案件相关情况, 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义务和能力的人, 以法律规定的证人身份出席庭审活动, 当面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 向法官陈述自己所知相关情况的一种诉讼活动。广义上还包括人民警察 (侦查人员) 、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等人员出庭向法官就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鉴定意见等所作陈述。证人出庭作证是直接、言词原则的表现, 是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内在要求。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尽管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有明确法律规定, 但长期以来证人出庭难特别是控方证人出庭比例过低的问题十分普遍, 已经成为困扰基层院公诉部门的老大难问题。据笔者对基层院2007年至2011年出庭支持公诉的1820件1981人刑事案件进行统计分析, 公诉人认为应该出庭的控方证人有1826人, 经过公诉人耐心做工作, 讲明利害和证人所承担的义务后, 勉强出庭和自愿出庭的只有11人, 其中还有7人集中于检方或审判方刻意安排的“观摩庭”或“示范庭”。总之, 5年来的控方证人出庭率不到1%, 99%的控方证人证言是由公诉人在法庭当庭宣读。结果是有一些案件因控方证人不到庭接受辩方质证, 使其证言效力降低, 甚至不得不休庭补充证据。据不完全统计, 约有1%的公诉案件因此被迫补充取证, 这意味着部分公诉案件会因此被迫延期审理, 公诉部门办案质量和效率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公诉案件中90%以上的案件都需要有证人证言进行质证, 而绝大多数控方证人不出庭, 甚至有许多证人在初查、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也不愿作证, 这已成为困扰基层院公诉工作的一大因素。

公诉案件控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和立法规制

从立法层面分析, 旧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不出庭作证或者用书面证言、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为证人可能不出庭作证在客观上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旧刑事诉讼法就证人保护和出庭补偿等问题没有做出规定, 难解证人出庭作证的“后顾之忧”;从司法层面分析, 法官受纠问式思维影响, 更倾向于使用“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 经人民法院许可, 可以出具书面证言”的简化手续, 而部分公诉人则为图省事或担心证人当庭翻证而对证人出庭作证也持消极态度;从证人角度分析, 则主要是担心向法庭提供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言会遭受被告人或其亲友的打击报复。我国曾有学者对证人拒证心理进行分析, 认为证人因怕受到威胁和人身报复, 为安全考虑而不愿出庭作证的占到78.3%。

针对上述问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制度, 多项措施加大证人保护力度。其中规定,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的, 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 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 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 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 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 规定强制出庭制度, 经人民法院通知,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 情节严重的, 经院长批准, 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 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 故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同时还规定了相应的证人保护和出庭补偿制度, 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中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力度, 这不仅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 对于打击犯罪也具有重要意义。

基层院公诉部门确保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具体举措

基层院公诉部门应认真贯彻高检院《关于深入开展〈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学习培训的通知》, 把学习《刑诉法修正案》作为全员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全体公诉人员应在全面学习《刑诉法修正案》基本内容的基础上, 重点学习刑诉法修改的背景、过程、内容, 特别要掌握公诉实践中应注意的保证控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制定具体应对策略, 以主动适应新修订的刑诉法的新要求。具体措施是:

一是提高当庭询问质证能力, 勇于面对证人出庭作证带来的挑战。当庭询问证人乃至控辩交叉询问双方证人是一项内容复杂、专业要求很高、技术难度很大, 且后果难控的诉讼活动, 其中可能出现证人不证、伪证或翻证等不利于控方的各种意外挑战, 加之不得质疑己方证人和禁止诱导性询问等庭审规则的诸多限制, 公诉人如缺乏胜任的能力, 可能会不愿或不敢让控方证人出庭, 其后果就是公诉人面对辩方证人的优势, 在复杂的庭审中难以掌握主动权。因此, 为避免陷入证人出庭少, 公诉人当庭询问证人的锻炼机会就少, 从而不敢力推证人出庭制度的恶性循环怪圈, 公诉部门应加强公诉人队伍建设, 特别是要提高公诉人出庭询问证人的知识和技能, 熟悉交叉询问规则, 掌握法庭盘询技巧。同时还要熟悉对各种不利情况的应对方法, 提前制定各种预案, 做到有备无患。

二是在公诉环节落实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的准备和动员工作。所谓关键证人是指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的对有重大影响的证人证言遭控辩双方质疑的, 应出庭作证。公诉部门可以对控方证人是否是关键证人进行定义, 具体方式是在落实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过程中, 应根据证人是否为关键证人向法院提供两份证人名单:一份是应当出庭的控方关键证人名单, 法院对此类证人必须通知出庭, 如不通知或证人不到庭, 控方可要求法院延期审理;另一份是拟不出庭的非关键证人名单, 对此类证人一般情况下可不要求出庭作证。两份证人名单都应当分别列明出庭作证和拟不出庭作证的证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和通讯录, 呈送法庭审查。同时公诉部门在对关键证人认定过程中, 也可以听取被告人的意见, 对于被告人需要邀请关键证人出庭的, 检察机关也可以予以协助, 这就要求公诉部门既要做好对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的关键证人的出庭动员工作, 还要开展好对有利于被告人的关键证人的出庭动员工作。

我国刑事证人作证法律问题研究 篇10

关键词:证人,作证制度,司法现状及成因,完善

一、我国刑事证人作证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可以分为审前(即侦查和审查起诉)和审判两个阶段,在分析我国刑事证人作证的现状和成因之前,笔者想申明某位学者的观点:我国刑事证人不是不作证,而是在审判前阶段主要是在侦查阶段作证,庭审阶段鲜有证人出庭作证。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中心是在侦查阶段,庭审存在严重的形式化问题。[1]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以书面的证人证言代替证人出庭,证人不愿出庭,甚至拒证的现象,致使控辩式的庭审难以实现,流于形式,有悖于立法的初衷。证人不愿出庭作证这一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证人"厌讼"、"恶讼"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法制观念淡薄

由于受"和为贵"思想观念的影响,许多证人往往碍于情面,怕得罪人而不出庭作证或怕惹事非而拒绝出庭作证。因而,这成为长期以来刑事证人出庭难的最主要原因。

(二)司法工作人员对证人出庭作证不够重视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为避免指控受损,主观上会有意无意地鼓励证人不出庭,而当庭宣读书面证言笔录。而法官为了迅速结案,提高审判效率,对证人证言,尤其是不能到庭作证的外地证人采取书面证言代替证人出庭作证的办法。司法人员对证人需出庭作证这一问题在观念上的认识不足,加之司法实践中,直接以书面证言代替证人出庭作证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常常成为证人未出庭作证的又一主要原因。

(三)法律规定不统一,作证性质不明确

一方面,法律规定证人作证是公民的一项义务。《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同时立法者又采取双重标准,证人作证行为因调查取证主体不同而有区别。《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证据。"该法第41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其它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从这两条规定可以看出,控诉方行使司法权而调查取证时证人承担的是作证义务;辩护方行使辩护权向证人调查取证时,必须经过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向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取证时,还必须经过检察院或法院的许可。这样,是否愿意作证就成了证人可以选择的一种权利。证人不愿作证就可以不作证,这就给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制度的重大改革

新《刑事诉讼法》为确保证人出庭作证,主要采取了一下几个方面的有力举措:一是对证人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提高证人出庭的积极性;二是强化对证人乃至其近亲属的保护,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三是在合理界定应当出庭证人范围的基础上,对于那些能够出庭而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规定强制出庭义务和相应的惩罚措施,督促证人按照法律要求履行出庭作证义务;四是规定合理的拒证权和豁免权,维系特定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

(一)增加了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义务的规定

为了强化证人出庭的法律约束,新《刑事诉讼法》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对于实践中证人经依法通知后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有权依法强制证人到庭,这改变了此前由证人自己决定是否出庭的被动局面。与强制作证制度相适应,新《刑事诉讼法》还专门规定了证人无故不出庭和出庭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

此外,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强制作证的例外情形,即对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适用强制作证制度。

(二)对证人出庭范围进行了界定

究竟应当如何合理的界定应当出庭的证人的范围?根据新《刑事诉讼法》187条的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由此可见,新《刑事诉讼法》有关证人出庭范围的规定,既考虑了证人方面的标准,即对案件有重大影响的证言;又考虑了案件方面的标准,即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案件,符合司法实践的要求,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确立证人补偿制度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63条的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为了妥善解决相关款项的报销问题,有必要在通知证人出庭时,明确告知证人准备相关的证明材料。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司法实践的经验,如果证人依照法律可以获得出庭作证的补偿金,那么签发传票的法院就需要在传票上说明该证人是关键证人,并且将就出庭作证工作获得相应的补偿。[2]

此外,对于一些重大复杂案件,审判可能持续一些时日,这可能导致证人因出庭作证而影响了工作收入和福利待遇。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新《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四)确立证人保护制度

为了鼓励证人出庭作证,除了从反面规定拒绝出庭的责任外,还需要从正面改善证人作证的环境,规定证人保护制度。证人保护义务是国家规定证人作证义务的逻辑结果,证人的作证义务是公法上的义务,如果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遭受可能的危险,国家就有必要排除这种妨碍。

司法实践中案件类型不同,证人出庭作证面临的风险也不相同。对于证人安全风险较高的案件,公安司法机关如果要求证人出庭作证,那么,在证人安全面临危险的情况下,就应当主动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防患于未然。新《刑事诉讼法》区别不同的情形确立了主动重点保护和依申请保护相结合的证人保护制度。

对于特定类型的案件,证人、被害人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当主动采取保护措施。根据新《刑事诉讼法》62条的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威胁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对于普通的案件,由于和上述特殊类型的案件的相比通常不会存在普遍的安全风险,但也不存在个案中威胁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人身安全的可能性。因此,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依申请的保护模式。

三、结语

此次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保护制度的修改,主要是致力于提高证人出庭率。提高刑事诉讼中证人的出庭率是对刑事诉讼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然而实现公正的审判,避免使审判流于形式,仅仅提高证人出庭率是远远不够的,在实践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对我国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新解读-以刑事诉讼中心为视角,余为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9月第217期

[2]诺曼.嘉兰等:《执法人员刑事证据教程》,但彦铮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关于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篇11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制定的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中已经明确规定了,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 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这条规定明确指出了, 证人所阐述的证词要完全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体验来提供的, 这是别人所不能替代的。正因为如此, 当事人想要对证人证词展开进一步的询问与反询问时, 就必须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若证人只是给法庭书面的证词, 对方当事人想要提出更有力的质问和反对意见时, 会因为证人不在场, 让当事人不知该怎样做出更为真实的回答或解释, 使得证人书面证词的证明力受到一定的影响。因而, 2012年修订的行事诉讼法关于证人的规定开始对此进行完善, 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一项义务, 规定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也是审判的需要, 并没有侵犯人权, 相反, 这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 但是, 由于人们的心理作用和我国证人制度的不完善, 许多重要的证人都不愿出庭作证, 给我们的审判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使许多犯罪嫌疑人不能准确定罪, 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地保障, 让他们的家属活在悲伤和无奈中, 所以修正案规定, 证人如果没有特殊的正当理由, 就要出庭作证, 如果拒不出庭的话,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出庭, 以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修改前的刑诉法中, 对于证人不出庭作证并没有什么法律后果, 所以许多证人都不会主动的出庭作证, 再加上耽误时间和没有什么报酬, 能够出庭作证的人就更少了;这次修正案的通过及有关规定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规范了证人出庭制度和以前的空缺, 对证人的行为有了更加严格的规范, 使证人的出庭率大大提高, 从而完善了我国的证人制度, 是时代的进步。但这一规定也有不利的一面, 对证人要求的过于严格就会使他们产生抵制感, 被动的出庭作证, 他们的证言可能就不会那么真实了, 甚至会颠三倒四, 影响审判的正常进行, 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借鉴发达国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在英国法中, 作为一种总体原则是所有的证人都同时具有作证能力和被强迫作证性, 证人作证的资格与作证义务密切相关。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是公民法律上的义务, 甚至是宪法上的义务。强制出庭的义务从自然人亲自感知案件亊实之时起就自发形成。此种法定义务与公民纳税的义务不同, 后者是一种积极的义务, 只要符合法定条件的纳税人, 就应当积极主动履行纳税义务;而自然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则是在当事人或人民法院请求或要求其出庭作证时, 才具有依照请求和要求膻行其出庭作证的义务。换句话说, 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是建立在当亊人解决互相的法律争议的基础之上, 证人的意义只存在于纠纷解决的过程之中, 证人是会说话的证据。这种处于被动状态下的法律义务, 经过当亊人的请求或者人民法院的要求 (如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时) , 则会转化为证人应当积极履行的法律义务。法律之所以要设定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首先是因为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连带的状态之中。利益的占有和纠纷的解决都不是孤立的, 作为社会的一员, 有一种社会的连带责任去协助解决争议。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就是这种社会连带义务, 是一种基于社会合作关系产生的, 被国家法律确认的义务。其次,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来看, 我国诉讼中的证人到庭参见质证的比例相当低《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更为严重的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很好的履行。最后, 证人执行出庭作证的义务是质证原则的体现, 在解决法律纠纷的公共机制之下, 证人的私权利要作相应的克减, 而克减留出的空间就是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空间。

三、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需要完善之处

在我国目前, 虽然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做了一些调整, 但目前我国在执行上还是以书证为主要形式的庭审方式, 同时, 新科技带来的新的证人出庭作证的方式, 在应用中依旧有待考究, 同时其造成作伪证普遍却难以追究。

由于一些当事人不能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有效证据, 往往成为诉讼活动中的受害者, 削弱了司法追求公平正义的作用。要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适当借鉴美国在刑事、民事诉讼中的做法, 实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主义。即当事人认为有必要且有能力出庭的证人, 都必须亲自出庭, 提供证言、接受质询。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 设立最低限度的证人出庭标准, 确保证人出庭的保障措施, 只有这样, 才能使诉讼当亊人在庭审中充分收集到有利于自己的相关证据, 促使法庭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也只有建立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制度, 才能使法庭的审理和裁判结果更接近真实事实本身。

目前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要求一切证人出庭是不现实的。然而为了实现最低限度的诉讼公正, 应当设定一个最低限度的证人出庭标准, 可以作以下界定:“证人能否出庭。如果证人能够在指定时间、地点出庭, 应当要求其必须出庭, 不允许其以“公务”、“商务”等各种理由规避出庭。证言是否重要。如果是对案件有决定作用的关键性证据, 除十分特殊情况外, 应当要求证人出庭。

在坚持证人出庭原则的同时, 为保证作证要求的合理性, 我国应比较借鉴国外的免证制度, 结合我国国情, 建立与强制作证制度配套的, 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免证制度。

四、总结

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环节虽然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给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但在执行中依旧存在着种种问题, 但其根本原因还是证人出庭作证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使得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 因而必须要逐步建立健全制度, 完善其相关法律, 并对其做好宣传介绍作用, 这样才能得到根本的改观。

摘要:由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难以落实, 客观上也淡化了庭审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 这都需要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来约束证人的行为, 从而实现法律公正的效果。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思考

参考文献

[1]王少华, 冯兆蕙.刑事诉讼证人资格探究[J].河北法学, 2009 (06) .

[2]龙宗智.论我国刑事审判中的交叉询问制度[J].中国法学, 2009 (04) .

[3]龙宗智.论刑事审判中对书面证言的运用[J].诉讼法论丛, 2008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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