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特权证人特权制度的比较考察的应用（通用3篇）
证人特权证人特权制度的比较考察的应用 篇1
证人特权制度的比较考察
摘要：证人特权，也称作保密特权、拒绝作证的特权。享有权利者，可以免除出庭作证和就特权事项提供证明，可以制止他人揭示特权范围内的情况。尽管从其政策性考虑亦有不同的赞成与反对意见，但西方各国的立法不同程度规定了拒证权，甚至有些国家将其作为一项宪法原则。目前，我国刑事司法资源有限、侦查手段落后以及侦查能力低下，加之法官自由裁判证据的条件不成熟，拒证权的享有主体不应划分太宽。
证人特权(Testamentary Privileges)也称作保密特权、拒绝作证的特权，是英美普通法上一项传统的证据规则，享有证据特权的人可以拒绝提供证言或阻止他人提供证明。具体是指当证人因负有义务被强迫向法庭作证时，同时为保护特定的关系、私利益，赋予证人中的一些人因特殊情形而享有在诉讼中拒绝提供证据的一种特殊权利。建立特权规则的目的，旨在保护特定关系和利益，这些关系或利益比从社会考虑有关证人可能提供的证言更为重要。享有特权者，可以免除出庭作证和就特权事项提供证明，可以制止他人揭示特权范围内的情况。
强迫作证和拒证权是证人适格性的两个方面。强迫证人作证是基于证人应当履行国家义务的理念，拒证权是基于社会伦理、公共利益、证人权益的保障的综合考虑而设置的相应的特权规则。拒证权的成长由来悠久，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尽管从其政策性考虑亦有不同的赞成与反对意见，但西方各国的立法不同程度规定了拒证权，甚至有些国家将其作为一项宪法原则。
一、国外证人特权相关立法
1、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拒绝强迫自证其罪(self-incrimination)权利来源于英国的李尔本案件。1637年，约翰•李尔本被指控印刷出版了煽动性书籍，王室特设法庭强迫其宣誓作证，李尔本在英国国会痛陈厉害，要求国会立法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而被国会采纳。自此，拒绝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在立法上得以确立。1789年的美国宪法把该权利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利，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有如下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他自己的证人”。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述”。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庚)象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确定为一项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2]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在本国诉讼制度中确立了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或者同类权利、规则。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98条规定：“证人无义务就他可能因之承担刑事责任的事实作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每个证人均可以对如果回答后有可能给自己、给第52条第一款所列亲属成员中一员造成因为犯罪行为、违反秩序行为而受到追诉危险的那些问题，拒绝予以回答„„”《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46条规定任何人可以拒绝提供使自己受到刑事追诉或者受到有罪判决的证言。
2、婚姻关系特权
在英美法系里，婚姻关系特权包括两类：一是证据特权;二是婚姻交流的特权。证据特权是适用于所有交流的拒绝作证之特权，不论是婚前交流，还是婚姻存续期间的交流，这些保密交流的公开开示将有损于婚姻，但惟有配偶被要求作证时方得原因该证据特权。婚姻交流的特权，配偶任何一方皆可援引，但仅限于婚姻存续期间所作的交流。
在大陆法系的德国，婚姻关系特权进一步扩大至近亲属。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一)以下人员有权拒绝作证：1.被指控人的订婚人;1.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婚姻关系已不存在;3.现在或者曾
经是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等内有血缘关系或者在二等内有姻亲关系的人员。„„”《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47条也规定配偶、近亲之间可拒绝作证。
3、职业秘密特权
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对因其业务而得知的他人秘密，有权拒绝作证。如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牧师、律师、医师及他们的辅助人员和定期刊发的新闻杂志等报道机构的发行人、编辑、印刷人等，均可对其职业秘密拒绝作证。美国的普通法和特定法规定律师对于当事人、医生及心理治疗人员对于病人、神职人员对于忏悔者、记者对于信息来源等因其业务得知的他人秘密，有证言特免权。[3]英国等对此也作出了类似规定。
4、公共利益保密特权
所谓公共利益保密特权，是指司法裁决和仲裁裁决的理由、评议和法官、仲裁员准备的文件，禁止作为证据，但已公布的裁决理由可以运用或采纳为证据;二是指如果保护涉及国家事项的信息、文件隐私或机密的公共利益高于采纳其作为证据之利益，法院可依申请或职权责令排除有关证据。
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44、145条规定了“对公务员或者曾经任公务员的人得知的事实，本人或者该管公务员机关声明是有关职务秘密的事项时，非经该管监督厅的承诺，不得作为证人询问;众议院或者参议院的议员或曾经担任过此职务的人，非经该院承诺，不得作为证人询问。但该管监督厅、众议院、参议院和内阁，除有妨碍国家重大利益的情形以外，不得拒绝承诺。”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和英、美等国家都有此方面规定。
二、我国确立证人特权的必要性
1、确立证人特权是适应刑事诉讼准则国际化潮流的需要。我国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4条第3款第7项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被迫承认有罪。”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已经成为了一项刑事诉讼国际标准，它不
仅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在诉讼中也享有此特权。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程度、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按照国际法上“条约必须信守”或曰“条约神圣”原则，我国应履行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不得违反，以顺应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不但要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也要保护证人的人权。
2、从程序法的视角考察，刑事诉讼法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司法解释蕴涵证人特权的理念。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第14号文件第27条、28条规定：“证人提供的对其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低于其他证人证言”，“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的证言出具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分析这个司法解释，立法者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近亲属证人提供对己方有利的证言虚伪可能性极大，从而证人证言证明力降低或丧失，以至证人作用的降低或丧失，所以对此类证人提供的证言之证明力予以限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亲亲相隐”不为证人的理念，通过限制证言的证明力达到部分排斥近亲属证人的目的。
3、司法资源稀缺性和现代诉讼对效率追求的现实需要。国家在制定诉讼制度时，应该根据司法资源对投入与产出之间进行平衡。针对司法资源是有限的这一情况，怎样将有限的资源以最少的投入产出最大的司法效果，这是立法者孜孜追求的。也就是诉讼效率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如果可以把公正称作刑事诉讼的伦理价值的话，那么，效率则可被视为刑事诉讼的经济价值。”[4]刑事诉讼中，国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全部的资本，这种情况下，将一切知情人员都作为证人且出庭作证是不合理不现实的，特别是一些有身份关系的证人，其证言证明力较弱。那么，在追求公正并设置一定程序的前提下，必须作出立法选择，筛选出对案件有实质意义的并且有必要作证的知情人作证。
4、证人特权的确立符合我国的历史传统习惯。历史传统习惯是一种社会文化，是法律的组成部分，体现并反映了该国文化总体特征和演化趋势。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亲不为证是一项传统法律原则。如果说拒绝权是“舶来品”，“亲亲相隐”则是本土资源。我国古代自汉律“亲亲得相首匿”起，历代都有类似规定，其中唐律规定较为具体。唐朝基于“屈法以申伦理”的“亲亲”观念，《唐律疏议•名例》“同居相为隐”条确立了同居相为隐不为罪的刑法原则，以后各朝大体与其规定相同。正如此，“亲属相容隐”的观念已成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英、美、德、日等国家不同程度的规定被告直系亲属、配偶有拒绝作证的权利。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彻底否定“亲亲相隐”的原则，近亲属不管是否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均可作证的做法，既不符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观，又与人性相背离。
三、关于我国证人特权制度的立法建议
在目前，由于我国刑事司法资源有限、侦查手段落后以及侦查能力低下，加之法官自由裁判证据的条件不成熟，拒证权的享有主体不应划分太宽。从法律空白到填补，必须有适应过程，以防拒证权带来社会治安恶化等负面影响。事实上英美国家，享有拒绝作证权利的主体范围也不大。
依据我国的现实特点，笔者认为我国的拒证权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对证人以及被告人自己的违法犯罪活动可以拒绝作证。诉讼中，不论是证人作证或是被告人作证，都可能存在将自己陷入有罪境地的情形。法律所规定的基本原则是，当被告自愿在审理时作证的话，他不能被强迫自证其罪。如果控方不能成功地运用所拥有的其他证据来证明被告所犯罪行是无可怀疑的，那么被告就应被无罪释放。
该原则旨在禁止政府使用暴力、强制或其他非法手段取得被告人的陈述、承认或坦白，或者是证人的陈述。
2、证人对与自己有特定关系的人或案件可以拒绝作证。
(1)公务秘密或身份。因公务知晓秘密或是特定公务身份的人可以拒绝作证，但必须是附条件的，即经主管机关认为有拒证的必要，而不是当然就享有拒证权。
(2)职业秘密。医生、护士、公证人、宗教在职人或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对于受业务上的委托而得知的有他人秘密事实，一般不得拒绝作证。考虑到律师职业在诉讼机制构建中的重大作用，对律师实行有限的拒绝作证权，即辩护律师在行使职务时因信赖而知悉的事项享有拒证权。一般情况下，辩护律师在获得委托人不愿公开的案情秘密或“所知犯罪事实”不应告诉司法机关，当然仅限于这一不告诉的“不作为”行为，禁止律师帮助毁灭、伪造证据和作伪证。如果遇到某些罪如危害国家安全、预谋实施重大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以及被告人有自杀企图情况，辩护律师应及时告诉司法机关。
(3)亲属或监护关系。立足“亲亲相隐”是我国的传统诉讼原则和中国的法律文化，又考虑“实事求是”是我国的司法原则，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身份关系的拒证权，但涉及面不宜太宽。被控告人的配偶(有婚姻关系)及直系血亲有权拒绝作证，但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如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等)和国家利益的重大犯罪除外。另外，对于仅仅发生在家庭亲属之间的犯罪事件，家庭成员大多知情，且该类案件侦查、审理难度大，为了查明事实真相，这种情形下不享有拒证权。
此外，在司法实务中，证人特权可否放弃或撤消?既然特权由特定人员依法享有，不由法院决定，因此，权利就不得由法院撤消，除非放弃。下列情况视为证人放弃特权：一是没有声明，除非享有特权者未有机会声明，或被法院错误强迫泄露;二是权利享有者未被强迫而自愿同意他人泄露有关内容，便放弃了声明特权的权利。
证人特权证人特权制度的比较考察的应用 篇2
1 职业秘密特权
职业秘密特权就是为了保护特定职业群体的共同体利益以及有关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 该类特定职业的人在从业活动过程中, 对其得知的情况依法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一般包括律师免证权、医患关系特权以及宗教特权等。 (1)
1.1 律师免证权
我们说律师免证权主要是指在整个诉讼活过程中, 律师为了促进历史这项职业的顺利发展, 出于其职业需要, 对从自己的当事人处所了解与获知的与该案件有关的证据信息与线索, 不得强迫其出庭作证, 即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力。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律师免证权, 并最早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 英国证据法就规定到律师在代理诉讼过程中对于自己与其当事人之间的秘密交谈和通信有权拒绝向司法机关举证或者自己出庭作证。
我国虽然在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做出关于律师职业保密的规定, 其主体范围狭窄, 适用区间模糊, 缺乏保密范围的层次性, 更缺乏对律师免证这项豁免制度深层次保护的一个效力性问题。因此, 我们首先应该在立法上确定律师作证豁免权, 同时扩大律师保密特权所适用的秘密信息的范围, 明确律师职业秘密有关规则适用的区间, 并设立与律师保守职业秘密职责相配套的规则。
1.2 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特权
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特权是在医患关系中, 应该说国外关于医生与患者之间特权的法律规定的较为详细, 新西兰证据法规定未经病人同意, 在任何民事诉讼中程序中, 医生皆不得公开其以职业身份所获取、为该病人诊断或治疗所必需的任何交流;德国诉讼法典也规定医务人员在进行相关医疗救治活动中, 对于自己所知悉的相关事项可以拒绝出庭提供证言;日本则规定到医务人员当就其因业务所受到患者委托而得知的有关他人秘密之事, 有权保守秘密。
但是我们国家关于医生与患者之间特权的规定并不详细, 只是在执业医师法中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 泄露患者隐私造成严重后果的, 给予警告或者停业, 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证书,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除此以外, 再无其他规定。作为我个人而言, 我认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特权问题比较复杂,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 我国在立法上尚不宜规定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特权, 特别不主张建立一般性的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特权, 但是可以在立法上先考虑规定精神病医生与患者和心理医生与患者的交流特权, 即患者对于其与精神科医生或者心理医生为诊疗目的所进行的秘密交流事项, 有权拒绝披露。
1.3 宗教神职人员与忏悔者之间的特权
关于宗教神职人员与忏悔者之间的特权, 其主要是在奉行宗教的国家, 基于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 神职人员对信徒向其透露的秘密有权拒绝作证。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德国为例, 其刑事诉讼法典就规定神职人员对于在作为心灵感化人时被信赖告知或者知悉的事项, 有权拒绝作证; (2) 但是英国证据法则规定, 其不享有特权, 只是在适当场合下, 法院也可禁止一方把私下得到的情况公布于众。
由于宗教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像基督教国家那样大, 佛教、道教也不奉行向神职人员忏悔的做法, 因此我们国家没有必要按照基督教国家那样规定。总之, 宗教关系特权涉及了关于民族政策、民族习惯以及宗教政策等诸多方面问题, 而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多宗教、多信仰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 不管是在证据法的理论研究还是在整个刑事诉讼关于宗教人员这类证人的出庭作证等实际实施操作方面都缺乏深层次的研究, 因此对于宗教关系特权, 我认为我们国家目前对此应暂不规定, 待条件成熟再行决定更为妥当。
2 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特权
关于反对被迫自我归罪至今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但是无论从学理上, 还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人们一般经常将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特权分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特权和证人反对强迫自我归罪两个分支。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强迫自我归罪是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出发, 认为任何人都不应当被强迫使承认自己有罪, 也就是说不得以强制手段迫使其供述自己的罪行;这里我们则重点讨论证人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 应该说国外关于证人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特权的法律规定以日本、德国、意大利和以色列等几个国家的规定最为典型, 这里我们以以色列为例, 其证据法规定人皆不受拘束以提供包含其自认足以构成犯罪要素事实的证据。
在我国目前对该问题虽然还没有明文的法律规定, 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条文中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内容都已经体现了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特权的基本精神;而在我国刑法中对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等严重违法行为做出明令的禁止性规定, 这也就表明了我国在立法中对于刑讯逼供和强迫公民自我归罪行为持有的是否定态度, 即一定程度上也就体现了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特权的精神。作为我个人而言, 我认为我国应当确立“证人的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特权”, 虽然该特权的确立必然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甚至可能会给部分刑事案件的检控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处, 但是该特权的确立, 既有利于减少证人出庭作证的恐慌心理, 提高了证人作证的积极性, 又有利于保证证言的质量, 同时它是也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的一个重要途径, 符合我国签署有关国际公约的要求。
3 亲属关系特权
亲属关系特权在我国自古就确立了“亲亲相隐”这项特殊的制度, 禁止亲属之间互相告诉或者作证, 以保护传统的伦理秩序, 其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代, 如《论语》中曾提出了“子为父隐, 父为子隐”, 此后“亲亲相隐”原则被历代所遵循, 从秦律到汉律都有相关规定, 到了唐代至明清法律规定则更为详细。在国外有关亲属关系特权的规定各有所不同, 以德国诉讼法典为例, 其中明确规定被告人的配偶或者其直系亲属姻亲以及在三代以内有旁系血缘与姻亲关系的人员可以不出庭作证。它的确立其目的在于维护作为社会关系根本的亲属关系, 主要包括婚姻关系特权和其他近亲属关系特权, 它是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到了近代社会由于受到新文化影响, 传统的正统思想受到打击, 特别是以“文化大革命”为例, 当时的社会提倡夫妻、父母子女相互之间揭发检举, 因此此项制度可以说被削减无几, 直至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 其中明确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不出庭作证的规定, 因此说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在此问题上应该可以说是具有大踏步的迈进。但是虽然我们说新刑事诉讼法有了飞跃式的进步, 但是法律规定的“近亲属”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但是免于强制出庭的人仅包括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 不包括同胞兄弟姐妹, 在范围上略小于近亲属, 因此说其规定并不彻底。我认为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它反映了人类爱护亲情的本能, 体现了法律对人之善良本性的尊重和保护, 同时也符合世界刑事立法和司法趋势, 在实践中也更能得到民众的遵从, 有利于优良伦理道德的维系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更有利于我国法律文化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3)
4 公共利益豁免特权
公共利益豁免特权是指如果证人作证时有关信息的公开对国家或公共利益的损害将超过裁判的价值时, 不得强迫其公开有关信息, 即必须排除或者撤回该证据, 使其不得在诉讼中使用, 其实质是价值选择规则, 目的在于解决不同质量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 一般包括较高级别的政府文件或者讨论, 外交、国防、国家安全秘密和与情报人员有关的秘密事项。关于公共利益豁免特权, 国外很多国家都对此做出相关规定, 以日本为例其刑事诉讼法曾规定到当公务员所知悉事实为有关国家职务秘密的事项时, 非经特殊需求, 其不得作为证人进行询问。
我们国家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中国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和豁免条例》中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做出应当保密的规定, 但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并不完善, 缺乏系统性, 并且其所规定的事项涵盖的范围也不够全面, 除此之外, 当在公共利益发生冲突之时, 其缺乏科学的权衡程序, 应该说我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建立起公共利益豁免特权原则或制度。
5 小结
证人作证豁免权制度, 就是“以牺牲发现真实为代价, 来换取法律所保护的更重要的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价值、利益的实现”, 在“保护知情人的私人利益与提供事实真相的冲突中, 从现实的要求处发, 保护知情人的现实利益在一定程度上, 要比查明案件真相更有价值”, 因此证人作证豁免权原则一旦在我国真正确立, 它势必会对人们的一些传统思想观念造成冲击, 这就需要我们逐步去推进、完善和思考。
摘要：随着人们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以及我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发展, 证人特权与豁免制度显得越来越重要, 基于人们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避免因某些证人证言使其他较为重要的社会关系价值遭受侵害, 各个国家相继规定了一些特殊身份的人享有作证豁免权, 其做法彰显了法律对人性的考量, 为更好地维护社会道德与伦理秩序, 更好地实现法律的价值和目的,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与支撑, 因此我们有必要排除这类人作为证人的资格, 建立专门的证人特权与豁免制度。
对港澳证人证言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篇3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925X(2012)07-0039-01
摘要：
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自己了解的案件事实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司法理念已经由实质正义向分配正义转变，公正与效率是目前几乎世界各国诉讼程序的价值追求，对于证据制度亦是如此。应该说，大陆与香港地区对公平与效率的追求是一致的，其不同仅仅在于保障制度设计上的不同以及对这些理念的理解与贯彻的不同。通过本文的比较，以期借鉴优点弥补不足，促进我国大陆证据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证人证言； 证人资格；免征特权
1香港的证人证言制度
在香港的民事诉讼中，普通法极端重视证人在庭上的口供，证据必须由证人提出，而证人必须在庭上接受盘问，以保证证言的真实性，这被称为“口述原则”。因此，香港证据法也形成了详细而严密的证人制度，其内容涉及了证人的资格、证人特权、证人的权利义务、对证人的聆讯程序、证人作证的费用等。在香港证据法中，广义上的证人还包括陈述案件事实的当事人以及提供专业意见的专家证人。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诉讼证据条例》中较多规定到的证人资格和特权。
1.1证人资格。
香港证据法对证人资格的规定相当宽泛，其根本的标准在于证人的意识能力是否足以知悉并表达证据内容，依《诉讼证据条例》第3条之规定，原则上，除“精神不健全而在接受讯问之时看似不能对讯问所关乎的事实得到确当的印象或如实叙述该等事实的人；并且在传召任何已知为精神不健全的人到某人或法庭席前作证人前，须先取得该人或法庭的同意”外任何人均有证人资格，年幼并不会成为作证的限制，年老者或病患者，只要他们有能力知道自己在法庭上作证供，明白在作证时必须说出实情及作伪证的严重后果，他们仍可以作证。此外，法律还对残疾者的作证资格给予特别保障，《诉讼证据条例》第68条第6款规定:“凡被传召在任何法律诉讼程序中作证人的任何人因其语言或听觉有任何缺陷而以书面或动作示意的方式提供证据，该证据就本部而言，须视为以口述方式提供”，當然，生理有缺陷之人作证必须在其能力范围内，不可与其缺陷相矛盾。可见，香港证据法对证人资格的限制多是实质上的限制而少有形式上的限制，这对获得尽量多的证据信息以保证案件获得真实再现大有裨益。
1.2免证特权。
应该说，作证是一种义务，依香港证据法的一般原则，凡具备证人适格性的人均具有被迫作证性，《诉讼证据条例》第9条规定:“禁止任何在法律程序中被提出作为证人的任何人在法律程序的审讯或聆讯或其任何阶段中，按照法院常规亲身或借书面供词提供证据，均不得以因刑事罪行或有利害关系而丧失提供证据的资格为理由而免于作证”。但也并非毫无例外。证人的特权制度就是对某些特定情形的证人的作证义务的免除，也是一项合理的制度设计。证人的特权是指对具有适格性的证人的作证义务的全部或部分的免除。一般在民事诉讼中证人的特权主要有五种情形:(1)夫妻之间的特权。依《诉讼证据条例》第8条的规定，不论条例或其他法律规则之间有何规定，丈夫或妻子不得被迫就彼此在任何期间有否行房之事作证供。该权利包括如回答任何问题或交出任何文件或物件则会倾向于使该人的丈夫或妻子就任何上述刑事罪行或就追讨任何上述罚款而被人向他提出法律程序，因而享有的拒绝回答该问题或拒绝交出该文件或物件的相同权利。(2)诉讼当事人的特权。《诉讼证据条例》第65条规定:在刑事法律程序以外的任何法律诉讼程序中，某人如回答任何问题或交出任何文件或物件则会倾向于使该人就某项罪行或就追讨罚款而被人向他提出法律程序，因而享有的拒绝回答该问题或拒绝交出该文件或物件的权利。(3)有关公务秘密的特权。公务秘密是指香港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科研、公共政策或公共利益等方面的情报秘密，包括法官、陪审团成员对案件的评议。公务人员对涉及泄露公务秘密的问题有权拒绝作证。(4)职业秘密的特权。香港有关职业秘密的规定主要指律师可以拒绝公开自己与当事人之间的秘密通讯。(5)银行的特权。《诉讼证据条例》第20条第2款规定:在任何并非由某银行提起或并非针对某银行而提起的法律程序中，不得强迫该银行或其高级人员交出可根据本条证明其内容的任何银行记录，或出庭作证人以证明该银行记录内所记录的事宜、交易或账目，除非法官为特殊原因作出命令。
3大陆与港澳关于证人证言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从上文论述中可见，大陆与香港关于证人证言制度主要存在以下两个差异：
3.1单位作为证人的资格问题。大陆的《民事诉讼法》承认单位同一般自然人一样具有作证资格。而香港法律不承认单位的证人资格。笔者认为，证人必须是能够独立地借助其感觉器官对案件事实进行感知的自然人，而单位作为一种法人或非法人机构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它也必然借助特定的自然人的生理本能对案件事实进行感知，从而得出有关事实的印象和感受。因此，单位具有证人的适格性是不科学的，不符合证人的本质要求，从完善科学的证据种类制度考虑应当借鉴澳门法律的这一规定，废弃现行的单位作为证人的规定。
3.2知道案件情况的当事人不属证人的范围。大陆《民事诉讼法》证据的种类中在规定证人证言的同时，也并列规定当事人陈述。由此可见，当事人所作的陈述不属证人证言的范围。但是同时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样又将当事人对其所知道案件情况的陈述纳入到了证人证言的范围。因此，大陆《民事诉讼法》在对证人证言与当事人陈述这两种证据的划分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而香港将当事人明确排除在人证范围之外值得大陆借鉴。
大陆《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均有作证的义务。对于知情人因职务行为所获得的须保守的秘密及与当事人之间有无亲属关系等一概不问。可见，从价值取向上，大陆《民事诉讼法》坚持查明案件真实高于知情人的私人利益。这种价值观，是不符合或者不适应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应进行改进。
参考文献
［1］刘鑫：两大法系证据规则比较及启示.法治论坛.2002年第17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