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特权（精选12篇）
外交特权 篇1
一、二十一世纪前我国外交战略
新中国成立之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禁运、武力封锁、经济制裁等方式威胁着新中国的生存。苏联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援, 新中国外交就是如此起步。
对于新中国最基本的外交策略, 毛泽东同志早在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就提出来, 即是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我国在建国之初就完全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这个外交政策在冷战时期是十分正确的, “一边倒”可以依靠苏联的力量抗击美国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 很好地巩固了国家新生政权。但是在“一边倒”外交战略并没有将中国仅仅拘束在苏阵营中。“1953年底, 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 周恩来首次提出按照‘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随后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发展了友好关系, 极大地增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6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关系逐渐破裂, 在国际上面临着苏联和美国两方面的威胁。此时中国外交实际上既反美又反苏, 并在1962年、1964年分别爆发了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苏珍宝岛冲突等热战。在1963年, 时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出访了亚非13国, 提出了与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广交了一批“穷朋友”, 并为我国1971年重返联合国打下基础。
随着冷战的发展与我国“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 我国不断推进与西方国家的关系。1972年尼克松秘密访华, 中美两国在上海签订了《上海公报》, 随后即与日本建立了邦交关系, 1978年与日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另一方面的是, 中苏矛盾不断加深并愈发不可修复, 我国在1979年与苏联支持下的越南爆发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维护了国家安全。
自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 扩张势头开始减弱, 我国也不再像70年代那样面临着苏联极强的威胁。邓小平复出后, 我国外交战略开始调整。邓小平在1982年指出:“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我国调整后的外交战略已经露出轮廓———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并定下了我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90年代苏联解体, 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国迫切的需要调整外交战略。在邓小平时代所提出的外交战略的基础上, 进一步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我国外交战略目标之一, 并保持指导方针不变。
虽然我国在二十一世纪以前的外交战略总体上是成功而富有成果的, 但我国外交总是被动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外交战略发生明显转变是在2000年左右, 从被动更多地转向主动。
二、新时期我国外交战略
我国虽然在2001年加入了WTO, 但十五年的谈判却十分艰辛曲折, 被迫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在2000年前后, 我国主动提出要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上海合作组织, 可以看出我国外交的巨大进步与我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决心。新世纪伊始, 我国外交战略逐渐由韬光养晦转为有所作为, 但韬光养晦仍是主导。
我国外交战略真正从韬光养晦转向积极作为的是在2010年前后。我国海洋领土争端已经困扰我国数十年, 在韬光养晦的指导方针下, 我国在外交上更多的是“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做法处理海洋领土争端。但在最新一轮海洋领土角力之中, 我国的外交战略明显发生了转变。
(一) 南海黄岩岛争端
2012年南海领土争端到了一个高发期。菲律宾在黄岩岛海域抓扣中国渔民, 去除岛上有关中国的标志, 申请国际仲裁, 给黄岩岛改名……黄岩岛事件发生后的一个多月来, 菲律宾不断发表措辞强硬的言论, 制造事端激化事态。但是菲律宾等来的不是我国以往惯常的冷处理, 而是等来了我国外交部就黄岩岛事件向菲方提出的前所未有的严正交涉, 2012年5月7日, 外交部副部长傅莹约见菲律宾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蔡福炯时称“中方做好应对菲方扩大事态各种准备”, 并呼吁菲方“希望菲方不要误判形势, 不要不计后果地推动黄岩岛事态升级”。这是自黄岩岛事件发生以来第三次对菲利宾做出的表态, 措辞之严厉、表态之明确超过前两次。同时, 国防部长梁光烈“军方的行动要根据国家外交的需要”。此番对外举动, 与曾经之乎者也的乏味表态形成鲜明对比。对于黄岩岛事件我国外交发言言辞柔中带刚, 领土争端立场明确, 并且有所言既有所为, 为维护我国周边环境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外交手段, 中国也在经济上通过限制菲律宾农产品入境、呼吁国人暂停到菲律宾旅游等方式狠狠地敲打了菲律宾, 使得菲律宾不得不基于我国强大的外交经济压力而缓和下来, 黄岩岛事件的媒体舆论也偃旗息鼓。但是, 舆论停息了并不代表我国的国家力量退出黄岩岛。通过我国国家海监、渔政等部门的努力, 黄岩岛已在我国的实际控制之下, 这已被菲律宾官方所承认。从此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国对于海洋领土争端更多地转向积极作为, 利用外交手段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击南海宵小对我国领土的掠夺, 并在合适的时机夺回控制权, 这样的处理是非常明智而恰当的。
(二) 钓鱼岛事件
中日钓鱼岛争端由来已久, 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购岛”闹剧, 使得钓鱼岛在2012年显得更不平静。针对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购岛”动作, 我国政府作出了严正声明:“中华民族任人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政府不会坐视领土主权受到侵犯。中方强烈敦促日方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 不折不扣地回到双方达成的共识和谅解上来, 回到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如果日方一意孤行, 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日方承担。”遗憾的是, 日本并没有正确看待中国人民保卫领土的决心, 仍然一意孤行地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中国人民保卫领土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2012年9月10日, 日本政府正式“购岛”, 中国政府则针锋相对地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 并在随后发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洋环境预报, 组织中国海监开展钓鱼岛领海基线巡航, 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对峙。为了配合海监在钓鱼岛海域的巡航, 我国政府于9月16日决定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东海部分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 主张在东海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槽, 从中国领海基线量起超过200海里。这份大陆架划界案是对日本一系列“购岛”动作的强有力回击。
2012年12月13日, 我国组织海监编队及飞机队钓鱼岛领海内进行海空联合维权巡航行动, 日本政府迅速起飞F-15J战斗机进行拦截, 并且日本防相小野寺五典在2013年1月15日首次明确表示, 如果中方飞机进入钓鱼岛“日本领空”, 且警告无果, 日方将可向中方飞机发射曳光弹进行“警告射击”。面对日本政府如此狂妄的挑衅, 我国政府回以更猛烈的回击, 2013年2月18日, “中国海监50”等3艘船组成编队进入钓鱼岛领海巡航, 最近距离钓鱼岛0.8海里。
面对日本政府窃取我国神圣领土的无耻行为, 我国政府利用外交手段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 控制事态发展, 防止事态过度升级, 避免中日擦枪走火。同时我国强烈谴责日本政府公然否定二战后签订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行径, 通过占领国际道德的制高点, 以获得国际上的支持。除了外交手段, 我国海上执法维权机构在钓鱼岛海域不断组织维权巡航, 以已成事实的对峙状态迫使日本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 达到我国政府所希望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总之, 我国在这次钓鱼岛“购岛”风波中, 外交言辞强硬、折冲樽俎, 通过巡航、公布领海基线、发布天气预报等积极作为维护我国领土主权, 一改我国以往只停留在外交辞令层面上的尴尬局面, 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国民的爱国热情。这是日本政府始料不及的。
(三) 朝核问题
朝鲜半岛是东亚的火药桶, 随时有引爆的可能, 而朝鲜核问题更是整个火药桶的导火索。朝鲜分别在06年、09年进行了两次核试验, 在2013年2月12日, 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遍的反对强行进行第三次核试验, 使得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不明朗。中国作为朝鲜的陆上邻国和传统盟友, 对朝鲜第三次核试验的态度却与之前十分不同。依照惯例, 中国对此发表了第三次的声明。而这第三次声明对照前两次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即在最后一段“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各方冷静应对,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中删除了前两次声明的最后一句话“中国将继续不懈地为此做出努力”。可见我国已经彻底放弃将朝鲜拉回六方会谈的圆桌上来。面对不断升级的朝核危机和变动的地缘政治, 中国对朝鲜的外交政策也在悄然发生转变。就在核试验当天, 外交部长杨洁篪紧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 就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提出严正交涉。如此迅速的召见, 实属罕见。
2013年3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公开会议, 一致表决通过新的决议, 对朝鲜近期第三次进行核试验之举予以严词谴责, 并出台新的制裁举措, 以进一步遏制朝鲜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 及其核扩散能力。面对国际社会如此严厉的制裁, 朝鲜更是悍然废除《朝鲜停战协议》, 切断韩朝直线电话等板门店联络渠道。如何解决朝核问题, 将考验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大国的外交智慧和能力。
三、总结及对未来我国外交战略的展望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一切外交活动都是建立在经济实力之上的。在二十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欠账太多, 必须奋起直追。韬光养晦为我国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到了二十一世纪, 我国经济上的崛起已经无可阻挡, 并且我国海外的利益已经深深融入到经济命脉之中, 以韬光养晦为主导的外交战略可能已经不能很好地保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由韬光养晦转为积极作为迫在眉睫。
军事实力是外交的后盾, 积极作为的外交战略需要我国军事力量作为后盾。2008年我国海军开赴亚丁湾进行护航, 2012年我国首艘航母公开亮相等正式我国军事实力快速上升的表现, 我国以积极作为主导的外交战略是具有经济与军事双重基础的。
美国在2012年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 我国在未来十年面对的国际环境将会更加恶劣。面对各种势力咄咄逼人的态势, 我国绝不会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再退让。在南海领土问题上, 我国更多会采取“黄岩岛模式”, 通过外交上的施压、高压政策以及经济上的打压, 迫使南海宵小放弃对我国海洋领土的侵占。对于那些顽固的流氓国家, 我国应坚守不开第一枪的原则, 通过经济、军事渗透等手段, 获得对岛屿的实际控制。在东海与日本的纠纷中, 外交上要控制好事态升级, 保持大局上的对峙状态, 避免擦枪走火, 当我国综合实力到了完全超越日本的时候, 东海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了。
在保护海外利益上, 我国应坚持海军的护航行动, 并尽量争取在印度洋获得一个港口作为海军的补给基地。在陆地上我国加强与盟友的合作, 如上海合作组织, 稳定我国边境地区, 打通我国到中东的陆上能源生命线。同时对朝鲜施以适度的压力, 稳定朝鲜半岛的局势, 努力使朝鲜半岛无核化。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六十四年,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年轻的共和国的外交之路也是风雨兼程。回顾我国外交六十年, 无论是其中的辉煌还是失策, 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反思的。没有过往一步一步踏实的脚印, 就没有今天我国外交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本文简略回顾我国二十一世纪以前的外交历程, 并着重以黄岩岛、钓鱼岛以及朝核问题三个例子分析了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外交战略的转变, 最后简单分析我国未来的外交战略。
关键词：外交发言,黄岩岛,钓鱼岛,朝核问题,战略
参考文献
[1]张蕴玲:《中国对外关系:回顾与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0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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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萧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 第14页
外交特权 篇2
【外交学院排名】外交学院特色专业-外交学院录取分数线
外交学院是外交部直属的唯一一所培养外交外事、国际问题研究和涉外经济、法律复合型人才的高等学校。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有权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外交学院创建于1955年, 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倡议, 经党中央批准成立的。周恩来总理向我国外交人员提出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方针”是我院的校训。1961-1969 年陈毅副总理兼任我院院长。现任院长为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吴建民大使，党委书记为秦亚青教授。我院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为我院所作“立足祖国, 放眼世界, 面向未来, 培育英才”的题词精神和钱其琛同志对我院提出的“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面向社会, 面向实际”的办学方针, 认真执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加大教学改革力度, 改革办学模式和办学体制, 拓宽专业方向, 实行学分制和辅修制,积极推进双学位制，调整课程设置, 更新教学内容, 加强德育课程, 努力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和教育质量及办学效益。我院一向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刻苦严谨的学风, 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 特别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国情教育、组织纪律性教育以及国内国际形势教育。由国内外政要及各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主讲的外交学院论坛和系列讲座，对于活跃学术气氛，开阔学生视野，起到了重要作用。学院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语言、调研、办案、交流、协作等五种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教学上, 既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 又重视基本技能的训练和能力的培养。既重视外语水平的提高, 又重视汉语、外交业务和经济、法律等基本知识的掌握, 培养政治与业务、外语与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多年来，我院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合格的外交外事干部，他们活跃于中国外交外事的各个领域，为中国的外交外事事业作出了贡献，其中有200多人担任驻外大使职务。我院被誉为“外交官的摇篮”。我院现设有外交学系、英语系、外语系、国际法系、国际经济系、研究生部、国际交流中心、成人教育学院及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东亚研究中心等教学、科研和对外交流部门。近几年来, 我院的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师资力量进一步优化, 图书资料日益丰富, 教学设备不断更新。按照教育部最新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的要求，在中央部委所属高校中，我院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生师比、生均图书
等办学指标均名列前茅。目前教授和副教授约占全院教师总数的51.1%，讲师约占41.8%。此外, 我院还聘请了多位我国资深高级外交官和国际问题专家任兼职教授, 并聘有30多名相关专业的外国专家和教师。学院拥有较完备的教学设备，设有专门的电教中心、语言实验室、视听教室、同声翻译训练系统、电子阅览室、视听阅览室、卫星接收传送、计算机校园网等现代化电教设备。学院环境幽雅，设施齐全，是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和北京市教工委、教委命名的“文明校园”。为了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外交、外事及涉外工作对各种人才的需要, 我院采取“多规格、多层次、多形式”的办学体制, 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生、本科生。我院除了根据国家任务招收学生外, 还举办非洲、拉美、亚非、欧亚、东盟等外国外交官培训班、在职干部外交业务进修班、两年制的外语进修班和外交干部英语提高班等。外交学院成人教育学院招收本、专科外语、法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从2000年下半年起，我院受中组部、外交部委托，分期分批举办了公开选拔的高级外交官培训班，经过培训学员们已陆续赴我驻外使领馆担任领导职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院同国外院校的校际交流也日益扩大。目前我院同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加拿大、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埃及、阿曼、蒙古等近50个国家的80余所大学或基金会建立了友好关系, 通过交流、考察、讲学、进修等方式先后向许多国家派遣了访问学者、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以及进修的教师。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国际交往的迅速扩大, 外交学院作为培养外交、外事和涉外人才的重要基地必将进一步发展。我们热忱欢迎有志从事外交、外事、国际问题研究和涉外经
济、法律工作的广大青年报考我院。
公共外交或被公共外交 篇3
这几年，“公共外交”逐渐变成一个热词，相关课程也悄然走进了高校课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钟新教授专门研究公共外交，从2009年开始，她给研究生开设《公共外交》课，介绍该领域前沿话题，很受学生欢迎。
“新型公共外交，不一定要政府之间官方往来，可以是国际行为主体（international actor）之间进行沟通，达到跨国界的理解。”别以为我们的课程是枯燥无味的概念解释。通过实地实践、数据分析、小组讨论等，我对公共外交有了“刻骨铭心”的理解。
每个人都是国家发言人
对公共外交的研究热度，和新媒体的发展一脉相承。过去我们常认为，外交离自己很远，个人只是“庶民”，怎么能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外交呢？现在不一样了。网络无国界，在网络上的言论轻而易举地漂洋过海，达到另一个终端，得到不一样的解读，有时过程中还可能受到推手和利益集团的操控。比如，2012年9月掀起了全世界的反美浪潮，起因是一个美国人上传了一部讽刺影片《穆斯林的无知》到视频网站。完全的个人行为，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骚乱。你还能说个人和外交没关系吗？
在《公共外交》的课堂上，我们曾经七嘴八舌地谈自己对公共外交的理解。虽然观点各异，有一点大家都很赞同，那就是中国大学生的接触面广、新媒体使用度高，相较于其他群体，在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上的影响力格外大。
同学赵和我们分享了她的感受。
2009年，赵作为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团的代表，参加当年的哈佛模拟联合国大会。她参加了一场为期两天的历史分会场讨论，主题是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时间设定在战争发生后不久。大家需要根据主题，讨论停火的条件和必要性。学生们抽签代表不同的国家，然后自由组成阵营来讨论、辩论。
赵抽到的国家是黎巴嫩。她犹豫不定要加入哪一个阵营来讨论，当她走过美国阵营时不自觉地张望，没想到美国和以色列的代表对她说：“Oh，Lebanon，we don’t like you。（黎巴嫩，我们不喜欢你。）” 赵识趣地走开了，和阿拉伯的一些国家组成了阵营。
这份轻视，让赵憋着一肚子气，她翻阅了大量资料，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这件事情上，美国需要听听其他声音！”在讨论会上，她从难民的角度，说明停火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非常详尽地描述了巴以战争发生后，巴勒斯坦难民逃到黎巴嫩的边境，住在帐篷里，不时被流弹所伤，颠沛流离的生活让难民营里的孩子对未来充满绝望。赵积极地争取了几次发言，关注黎巴嫩的人多了起来，其他人的发言也开始关注难民问题。后来，赵发言后收到了很多小纸条，有的是邀请她一起自由讨论，有的是希望会议结束后一起聊聊，还有的是赞美她的高跟鞋……最后，代表们起草和签字了一个决议案。赵没有想到，美国代表友好主动地找到她，微笑地问，黎巴嫩是否愿意成为他们草案的签字国之一。
“在跨国界的人际交往中，会影响到国家形象的因素特别多，往往大家不将你看成个人，而是一个国家的代表。”正是这次体验，让赵深刻地意识到，个人对于公共外交的巨大影响力。“至少我的努力让他们有了想要了解和倾听的欲望。”此后，赵在美国担任口译职员的一年时间里，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她会积极地向感兴趣的老外介绍中国。
留学生出国，代表的是国家形象，这并不是夸大其词。中国留学生人数居全世界首位，足迹遍布各大洲。“如果这些同学都能在日常交往中，呈现出真实的国家形象，那么外国人对中国的无知状况会不会好一些？”
当然，并不是说因为公共外交有着潜移默化的功能，在微博或者其他跨文化交往中，我们就得“隐藏”自己，故意表现出一派和气。“不用藏着。”钟新老师点评，“但至少该入乡随俗，懂游戏规则。”
没有意识到的巨大影响力
2012年12月，中央电视台双语主持人杨锐来到课堂与我们交流。杨锐的微博粉丝有137万，他却说不太想玩微博了，因为受挫。
原来，2012年5月，杨锐曾在其加V账号上发了一条微博，表达了他对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发起的清理“三非”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工作）行动的支持。他在微博上说，公安部要清扫洋垃圾：抓洋流氓，保护无知少女，五道口和三里屯是重灾区；斩首洋蛇头，美欧失业者来中国圈钱，贩卖人口，妖言惑众鼓励移民；识别洋间谍，找个中国女人同居，职业是搜集情报，以游客为名义测绘地图，完善GPS；赶走洋泼妇，关闭半岛电视台驻京办。杨锐的这条微博视角单一，打击面广，容易让敏感的在华外国人误读，尤其是那些为中国发展做出贡献的外国人，于是很快引发巨大争议。
杨锐叫苦不迭：“我没有意识到微博的巨大影响力。我的微博其实没有恶意，只是给人提供了误读的可能。”比如，杨锐所说的“泼妇”一词该被翻译成“shrew”，但有些人翻译成“bitch”（贱人），从而引发很多外国人的反感。“有人跟我说，你这一条微博，就毁了几年的外交努力。”杨锐随后发了道歉声明：“这篇微博是我看过网上视频（指当时一英国醉酒男子在北京宣武门附近猥亵中国女孩的视频）后的情绪的反应，我使用了一个不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最近被逐离境的这个群体对中国和中国人充满敌意。这条微博表达的只是当时的反应，仅此而已。”然而误读和影响已然成形。
在国际化的时代下，讨论涉外议题时，尤其要考虑到一些跨文化的因素，言论尽量做到公正、客观，尽量不造成误读。比如，外国人特别尊重自己的隐私，不喜欢不太熟的朋友打探家庭情况、收入，同时讲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对种族歧视基本上持零容忍（zero tolerance）态度。类似的禁区还有不少。在评论涉外话题时，首先要理解我们或许并不完全了解对方的文化习惯和禁区，其次语言要避免冲动，最后要尽量弄清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再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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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的随意
仔细想来，我也被公关外交过呢！
北京美国中心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分支，负责大使馆的文化、教育内容传播，常举办演讲、电影之夜、艺术展览等文化活动。2012年11月7日，是美国大选开票日的当天，这里邀请感兴趣的中国人一起观看视频，了解美国政治。我参加了当天的活动，深深地感受到一次公共外交的实践。
当天，我一踏入会场，就看到很多介绍选举的小册子、美国国旗、选举徽章等精美纪念品，放在桌上供自取。正在直播的ABC大选现场投影在大屏幕上，不少人边看边讨论。餐桌上放着茶点、水果杯和饮料。
选举直播非常漫长。作为一个完全不懂美国政治选举体制的菜鸟，我特别担心看不懂视频。好在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开辟了一小块区域，给我们介绍美国的选举制度。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事务官员孔世杰（Jesse S. Curtis）告诉我们，专门请人解释选举制度就是为了让感兴趣的中国观众更好了解美国的选举文化，这是他们精心设计的环节。当然，必不可少的茶点和饮料也是给活动加分的亮点。当天，美国大使馆在万豪酒店内还举行了另一场活动，专门做了一个模拟投票点，让大家体验投票。
传统外交注重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严肃外交，新公共外交更强调与外国公民建构良好的关系。所以很多使馆非常注重在中国进行公共外交，还颇会入乡随俗。“美国驻华大使馆”、“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日本国驻华大使馆”、“韩国驻华大使馆”这些新浪认证过的官方微博，粉丝很多，互动不少，还常举办各种线下活动。
钟新老师曾被邀请在10月31日（韩国国庆日）参加三里屯的韩国大使馆举办的线下活动。同去的学生陈晨说：“现场参与后，我对韩国的好感度大大提升。”
他们本以为进大使馆会严格检查邀请函和身份证，不料，上千人的大活动竟然是敞开大门的。使馆工作人员郑女士解释，这是为了让客人们没有拘束感。大门内，公使、穿着韩服的公使夫人与来宾一一握手，表示感谢。使馆的院子里，洁白的餐桌上摆着丰盛的自助餐，有很多我们熟悉的韩国美食，柚子茶、韩式烤肉、米酒、炒年糕等。郑女士说，希望客人吃饱、吃好，绝不饿着肚子回去。现场还不断更新微博，直播国庆招待会。
官邸院子的一角有巨幅的韩国旅游局广告。两小时的国庆日招待会没有任何演讲。“虽然没有官方演讲，但推广旅游、美食等信息在静静地传递着信息。”钟新评价，“他们的公共外交做得很成熟，传达出的信息也很正面。” 后来，钟新一行人见到了韩国驻华大使，大使跟大家打招呼，满足所有人的拍照要求，不停地说谢谢大家来，还一起用骑马舞的造型拍照。活动结束后，钟新评价：“这是一种非常精心的随意。公共外交的效果非常棒。”
责任编辑：张蕾磊
科技外交应纳入国家外交战略 篇4
所谓“科技外交”, 指以主权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外交部门、科技部门以及专门机构 (如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和企业等为主体, 以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宗旨, 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为原则而开展的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等的多边或双边科技合作与交流, 包括谈判、访问、参加国际会议、建立研究机构等众多方式。
科技外交已成为西方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的今天, 科技外交在国家外交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科技外交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外交水平的重要标志。为发展科技外交, 各国政府都做出了相应的战略调整。近几年来, 美国在许多外交领域也频频打出科技牌。美国国务院199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明确提出, 科技发展已经处于外交斗争的最前沿, 科技与外交的关系正由“为了外交的科技”转变为“为了科技的外交”。2000年5月, 美国国务院又发布了三份重要文件, 明确将重视科技外交作为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据初步统计, 到目前为止, 美国仅联邦政府各主要职能部门就与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近900个科技外交方面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等。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与他国签署的科技外交协议更是无法统计。
2007年初,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研究院洛德教授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题为“人类进入科学外交新时代”的文章。该文称:“科学外交在美国过去50年的外交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时期, 科学机构的发展和美苏两国之间的科学交流, 成为联系两大敌对阵营的重要纽带。30年前, 中美之间密切的科学交流为两国关系全面深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近几年来, 美国与印度、埃及和巴基斯坦等国的科学交流成为双边友好关系的标志……如在防止核扩散、外太空利用、人口增长、充足且安全的食物供给、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以及能源等问题的讨论中, 科技和卫生因素担当了重要角色。”
欧盟迄今已与4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国际科技合作协议。对于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合作, 欧盟制定了层次清晰、目标各异的科技合作政策。近年来, 英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科技外交, 加强了科技外交网络的建设, 并充实了科技外交官队伍。2001年前, 英国仅在10个国家设有11个科技外交官职位。截至2005年底, 英国科技外交网络已经迅速扩大到30个国家, 科技外交官达到50人。
科技外交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手段
当前, 人类社会面临着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环境恶化、食品安全、传染病蔓延、贫富差距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无论范围、规模, 还是投入和复杂性, 都远远超出了一个国家的能力, 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只有通过提高人类整体的科技能力, 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提出的严峻挑战。近些年来, 世界许多地区暴发的禽流感疫情, 正是各国通过在此领域内的科技外交, 积极开展科技合作与交流, 使疫情得到了及时控制。
如今, 科技外交已成为涵盖众多要素的集合, 包括气候、能源、生物等。这些要素及其所处的地位随着科技发展而不断变化, 因而科技外交的重点也随之变化。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 既能推动社会进步, 也能给人类带来灾难。例如,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在造福人类的同时, 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等产生了一系列潜在的不利影响, 尤其是当人类不能确保正确合理操作和运用这项技术时, 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再如, 发达国家主导着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向, 尤其在高科技领域更是天然占据强势地位, 使得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落后国家在主权、文化、科技等方面不断受到侵蚀, 给人类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埋下了隐患。要利用好这把双刃剑, 显然也离不开科技外交这一重要手段, 通过国际社会在科技领域建立的各类规范和约束, 从而尽可能地减少科学技术带来的消极影响。
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已变得息息相关, 全球性问题还可能会导致某些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和产生政治危机, 甚至诱发国际争端, 因而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例如, 近些年来, 西方国家借气候变化议题在国际环境领域争取主导地位, 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沦为发达国家围攻、遏制的对象, 在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因此, 通过科技外交, 实现人类社会在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循环利用技术等高技术的整体突破, 以及通过科技外援, 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 从根本上推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 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 为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做出贡献。
我国科技外交的形势与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凸显了党对科技工作在国家发展中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然而, 经调研发现, 我国科技工作与外交工作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结合得还不够紧密, 科技外交尚未成为我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科技外交的力量依然比较薄弱, 同时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国际形势。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加大对我国科技遏制的力度, 包括:强化对我国的出口管制, 控制对我国的技术外援;监控我国海外科技人员;妨碍我国重大科技计划的顺利实施;滥用知识产权, 压制我国科技产业发展;恶意并购重要科技型企业, 遏制我国企业自主创新, 等等。为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 我国已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 通过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 改变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被动地位。
近年来中国外交本着“大国是关键, 周边是首要, 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总体战略, 依据“睦邻、富邻、安邻”的“三邻”周边政策, 稳定周边、立足亚太、放眼世界, 也为全方位开展科技外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经过多年的发展, 我国的科技外交业已取得很大成绩。截至目前, 我国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科技交流与合作, 与96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02份政府间科技和经济技术协定。中国科技部已经向46个国家和66个驻外机构派驻了137名科技外交官, 并在联合国系统的30多个有关科技机构中取得了席位, 中国参加的国际科技学术组织也有1000多个。然而, 我们也应看到, 我国的科技外交体系仍存在很多问题, 主要包括:
科技外交还没有纳入国家外交战略, 对科技外交战略地位的重视程度不够。主要表现为:科技部尚未成为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仍缺乏系统全面的科技外交战略研究;科技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沟通机制, 导致对外行动不够一致;在国际科技合作中, 缺乏相应的经费配套政策和项目评估体系, 技术引进重复。这些问题都将最终影响到科技外交的成效。
科技外交的领域和对象不合理。大多数科技合作交流项目尚处在被动受援状态, 如大量项目集中在资源、环境、生态、生物多样性等需要借助中国资源特色的研究领域, 而对于我国急需的项目, 特别是涉及高技术的项目, 发达国家的合作方为防止中方获得先进技术, 不愿单方资助, 中方又缺乏资金渠道来独立开展研究, 因而得不到立项。而且, 一直以来, 我国科技外交的重点是欧美日发达国家, 无论是资金投入还是人员待遇都远远高于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而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外交则较多停留在传统的“援助”概念上, 双方的科技界之间缺乏互相了解, 中国科技人员也很少愿意去发展中国家从事合作。
对外科技援助的形式相对单一。科技援助是科技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达国家很早就意识到资源、能源等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通过开展对外援助, 获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能源, 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我国由于科技援助工作尚处于初期阶段, 目前仍主要是采取技术合作与交流、实物捐赠等相对单一的科技援助形式。
在塑造中国科技发展的国际环境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够。目前, 国际社会上有不少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的负面新闻, 主要原因在于某些国家利用世界不了解中国这一点歪曲事实, 毁坏我国的国际形象, 干扰中国科技计划的实施, 企图对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制造障碍。例如, 将中国个别科技人员造假的现象歪曲为普遍现象, 怀疑中国到国外留学、访问、考察的科技人员为技术间谍或工业间谍等。此外, 我国科技界在国际科技组织中的影响力还不够。例如, 全世界目前共有与科技有关的国际组织96个, 我国参加了其中的51个, 但是至今仅有600多名中国科学家曾在国际组织中任职, 且仅在少数的国际科技组织中担任过领导层职务, 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仍缺乏对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中工作的重视和总体战略安排。
从事科技外交人员的数量和布局有待调整。近些年来, 发达国家大都扩大了对科技外交组织和人事上的保障安排, 而我国目前驻国外大使馆的科技人员数量和分布还需要调整, 大部分科技外交官驻在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很少, 即使在近邻的广大东南亚地区, 也仅在新加坡和泰国各驻有一名科技外交官;驻外使馆科技处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和俄罗斯、东欧等转型国家, 在非洲, 只在驻埃及和南非两个国家大使馆设有科技处。
关于加强我国科技外交工作的若干建议
国家科技发展的环境关系到科技外交的水平。良好的制度基础、完善的政策环境、健全的基础设施等是保证国家科技系统有效运行和提高科技外交能力的重要条件。因此, 为进一步加强我国科技外交工作, 提出若干政策建议如下:
必须从战略高度上重视科技外交, 尽快将科技外交纳入国家外交战略。在我国, 科技部是负责科技外交的政府主管部门, 应该也是我国外交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 要提高我国科技外交的战略地位, 政府应抓紧制定科技外交与总体外交的协调战略, 将科技外交纳入到外交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具体实施中, 科技部与外交部等部门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进而成立“联合办公室”, 通过有效整合科技和外交资源, 重塑跨部门协作机制, 达到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文化外交等的协调发展。
积极调整政府在科技外交中的作用, 把科技外交的理念贯彻到国际科技合作中。近年来, 国家首脑峰会大部分的议题都是和科技问题有关。因此, 在新的挑战下, 我国政府在国际科技合作中, 除了集中于制定战略、突破重点、改善环境和提供服务等方面外, 还要注意将科技外交的理念融入国际科技合作中, 使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在同国外开展合作时, 不仅要从科技交流的角度出发, 也要综合考虑是否有利于实现国际目标和国家利益, 为我国总体的外交战略服务。
不断扩大科技外交的领域和范围, 推动国际科技合作向深度和广度扩展。我国要本着“平等互利、成果共享、保护知识产权、遵从国际惯例”的原则, 促进我国在高技术、前沿技术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 重视对引进项目的消化吸收, 提高科技外交的质量;并结合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其他途径和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全方位的科技外交战略, 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包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类型国家在内的科技外交格局, 避免受到某个或某些国家的牵制, 扭转我国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被动地位。
充分借鉴国际经验, 积极创新科技援助的渠道和形式, 完善我国的科技援助体系。在以后的工作中, 要鼓励我国有条件的企业和科研机构走出去, 扩展包括先进适用技术的援助和转移、技术服务、培训技术人才、联合调查、建立联合实验室或联合研究中心、实物捐赠、协助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在内的科技援助体系:根据不同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特点, 在农业及农产品加工、新能源、信息通讯、医药及中医药、医疗器械、机械、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科技合作。
扩大科技外宣工作, 掌握国际科技话语权。我国科技部应联合外交部、国务院新闻办等部门, 通过国外媒体、国际会议和科技人员交流等方式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成效和做法, 特别是对我国依靠科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消除贫困差距、保护环境、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科技援助等方面做出的成绩, 向国外进行大力宣传, 树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 由科技部、外交部、人事部等共同组织、制定规划, 从国内外遴选中国籍的科学家和科技管理人员、科技外交人员, 支持他们参加重要的国际和区域科技计划和活动, 到重要国际组织任职, 竞争高级职位;鼓励在华举办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和专题研讨会;创造有利环境, 争取重要国际学术组织在华建立总部或设立分部, 以增强国际科技话语权。
统筹部署和调整驻外大使馆的科技工作人员。我国应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 重新调整驻外使馆科技外交人员的布局, 增加派往发展中国家以及周边国家大使馆中科技外交官的数量;并根据国际科技合作的不断深入, 在与我国有密切科技合作的国家增设科技处;同时与外交部展开联合培训, 提高我国外交人员的科技素养, 以增强整体的科技外交能力。
外交学院,外交学概论考研资料 篇5
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外交的基本原则。
主权这一概念是16世纪末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在《论共和国》中提出的。从国际法的实践看，主权是一国对内最高和对外独立的权力。主权国家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主权平等原则是主权原则的自然延长。《联合国宪章》对主权平等原则做了较完整的说明：国家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各国拥有对内的主权权力；国家的人格和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均应受到尊重；国家必须在国际法方面忠实的履行其国际义务。以上四条是相辅相成的。一国有权维护自己的主权，同时也必须尊重别国主权，不应将自己的主权意志强加于另一国，否则就是违背了主权平等原则。
2.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互不使用武力 国际公认的基本准则之一。
这一原则分别列在《联合国宪章》第2条中的第3和第4款。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宗旨，这一原则就是为这一宗旨服务的。其包含着互不侵犯及和平相处的思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传统方法有谈判、斡旋、调停和仲裁四种。前三者是外交方法或政治解决，后者为法律方法即司法解决，但须通过外交途径经当事国同意。安理会对争端的和平解决负有特殊任务。
3.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
国际公认的基本准则之一。
这一原则反映在《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是指联合国虽是一个具有普遍权威的世界组织，对会员国具有约束力，但无权干涉会员国内部事务。当然各会员国之间更不能相互干涉内政。仍是主权原则的自然延伸。不干涉原则最早源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宪法，后来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4..外交承认：
外交承认也叫国际承认。有两种含义：1.指一个主权国家承认另一个主权国家（一般指新建立的国家，也包括更改政体或国名的国家）2.指承认一个主权国家的新政权（一般是指政权更迭后的新政权）为该国的合法政府。两国互不承认，或只有单方面承认，是无从建立外交关系的。所以互相承认是两个主权国家建交的前提。
具体方式：有关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互相承认，或单方面由一国领导人、外交部或外交代表发电报、发表声明或谈话等宣布承认。也存在“事实上的承认”即不经过特别宣布承认的形式，双方建立起某种具有一定法律效果的联系，如签订有特殊目的的贸易合同等。这是导向正式承认的过渡形式。
承认问题是非常尖锐和微妙的，常体现一国对一国的政策和态度。
5.外交团：
外交团是各国驻同一国的外交代表机关馆长及其外交人员的总称。简言之，是由同驻一国的所有外国外交官组成。有的国家仅把馆长作为外交团成员，有的把外交官的配偶和子女也算在内。外交团制度并非国际法的明文规定，而是在外交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传统做法；它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不具有法律性质的职能。主要是为了调整各国派驻同一国家的外交人员作为一个整体同驻在国政府之间的日常关系。其作用主要是调整礼仪和礼宾等方面所发生的关系。不应利用外交团干涉接受国内政。
外交团长是从各国派驻接受国使馆馆长中按国际惯例自然产生，一般是由级别最高又就任最早的馆长担任。团长仅在礼仪上享有优先地位，并不享有额外的特权，其地位并不高于其他大使。团长和成员间的关系可以仅当作外交团内部的关系，而不涉及国家间。
6.使节权
使节权是国家主权的一个属性和特性，即独立的主权国家有权向另一国派遣常驻外交代表，以执行本国所赋予的外交使命。按照主权平等原则，一国也有权决定愿否接受他国外交代表常驻本国。使节权的主要表现就是向他国或国际组织派遣外交代表，建馆等。但国家的使节权不同于国际组织的使节权，前者要求对等，体现两国间关系，而后者不要求，体现某国与某一国际组织间关系。
7.位次
位次，即在先权的次序，“谁先谁后”的问题。以主权平等原则来确定，任何国家不享有位次上的特权。安排不当会引起不必要的争执和交涉。
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发生：1.各国派出的外交代表在不同场合下的席次先后。如联大开会时根据各国英文名拼法顺序同抽签轮流相结合来安排各国代表位次。各国驻同一国使节的位次，一般由其等级来决定，即大使>公使>代办>临时代办，同等级使节按其到任先后次序。2.缔结国际条约时各方在文件中的次序先后。双边条约是一式两份，各方保留一份签字的原件，在各自保留的原件中每方享有在先权。多边条约按照国名英文字母次序确定。如今，因位次引发的纠纷已不多见。
1.多边外交 151（含义--特点--作用--比较）
战后由于联合国和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出现，许多当代问题的多边性要求有关国家共同参与，因此多边外交应运而生。
含义
多边外交是同双边外交相对而言。指有两个以上的国家进行磋商，协调及举行国际会议进行讨论以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这种外交形式在二战前就曾出现，最初是高度政治性的，往往是战争结束后交战各方举行和会，依据新的实力对比重建国际秩序时采用。如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1815年维也纳会议。但都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形成一种常设机构和制度。其实质是战胜国进行权力再分配，是强权政治的体现。
当代意义上的多边外交是二战以来的新发展。它已演化为一种普遍性，经常性和日益制度化的外交方式。有两重含义：1通过国际组织及其常设机构，由国家派出常驻代表，乃至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按共同遵循的规章和民主表决的程序，通过定期国际会议或多边谈判处理共同关心的问题。2通过多边渠道，利用多边场合或集体的第三方的力量，在不同层次上处理某一特定的紧张局势，促进和完成双边的对话。
特点
1.以国际会议、国际协商为主要工作方式。一般都设有具有法律权力的常设机构，如秘书处和各种专门委员会，都是独立的、国际性工作班子。各国派外交代表参加定期或特别召开的会议，依照主权平等原则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和组织本身的问题进行磋商。
2.组织工作是多边性的，达成协议进程较缓慢。讨论之初，往往各方意见分散，需要采取灵活的联合形式，提出若干有代表性的方案。在求同存异和妥协的精神下，通过讨论不断修正，缩小分歧，形成较为笼统的、可接受的协议或某种法律规范。因此要兼顾各方利益，不能急于求成。
3.议程较为确定，讨论有较大公开性。多边组织有公开的宗旨和规章，就确定的议程所进行谈判和磋商是公开的，并通过新闻媒体迅速、直接地公诸于世。各方可公开申明自己的立场，公开谴责一方，或为其辩护。4.通过投票表决程序和协商机制来决定多边外交的结果。一般采取简单多数或2|3多数通过原则，各成员国均有投票权。某些组织中成员国投票权依据其责任能力或财政贡献而有所区别。实践中，鉴于主权平等和主权免受外部施压考虑，实行一致同意的表决原则；或为寻求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解决方案，实行协商一致规则。5.不过分拘泥外交位次、礼仪。多边外交参与者层次不同，尽管按照国际惯例首脑和外交官应受到应有礼遇，但较之正式的双边外交场合，多边外交不过分拘泥位次和礼仪。实际中，非正式的协调、私下交往、会晤和彼此之间沟通信息十分频繁。
作用
多边外交是在当代外交实践中应运而生的，尽管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作用是明显的：
1.多边外交是国家间广泛交往的重要渠道。为发展中国家走向世界，申明对国际事务的主张，维护民族权益和了解国际事务发展趋势提供场合。如某些新独立国家未能在各国都设有使馆和常驻代表，但可通过加入联合国及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机构与世界各国往来，利用联合国讲坛申明本国政府政策，阐明对国际事务的主张立场。
2.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消除地区热点，缓和紧张局势方面，有着特殊的促进作用。联合国安理会的242号决议、338号决议、598号决议，分别对解决阿以冲突、结束两伊战争提供原则指导。区域性的多边外交对维护地区安全与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控制和排除外来干涉方面，作用更直接和明显。如孔塔多拉集团对中美洲各国间矛盾冲突的缓和、解决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取得实际效果。
3.加强国际合作，开展国际援助，促进全球谈判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造，推动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如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开展集体外交，概括为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
4.在冷战后国际格局重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的进程中，有着特殊作用。多种多样的多边外交方式有助于增加国家间信任和理解，形成共识，促进着眼于长期、稳定和有效的国际制度建设。
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
两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或相辅相成的：多边外交涉及议题更广泛，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是双边外交无法达到的。但没有国家会完全以多边外交取代双边外交，更多情况是在多边外交场合下，为双边接触提供更有利、更灵活多样的机会与选择。一句话，没有扎实的双边接触，多边外交很难取得成果。以联合国为例，各国外长或首脑出席每年的联大，除利用大会讲坛宣讲本国政策主张和对国际形势看法外，相当精力是用在会外与各国首脑或外长进行高层接触，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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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考研招生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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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内容：
外交学概论、当代外交史、外交决策、近代外交史、政治科学基础（包括15讲）初试三轮辅导（网络授课）
第一轮：梳理课本，摘录重要名词，包括外交政策、外交事件；梳理知识框架，建立基本知识体系（按照年代和大国关系两条线梳理课本重点）。（5-6月）
第二轮：划重点，暑期集中讲解课本重难点知识，整理笔记学做名词解释和论述题（按照答题要求）（7-8月）
第三轮：讲解应考技巧，评分标准，预测考题，提供模拟试卷测验（9-12月）
复试
根据当前热点整理复试资料，中英文版本，专门针对复试英语笔试、口语、专业课面试。讲解面试注意事项，根据可能遇到的面试问题，准备相应答案，提前做好面试准备，确保万无一失。（2-3月）所有问题，包括专业课方面，都准备中英文两套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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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当代外交史400，外交学概论300，外交决策和近代外交史100，政治科学基础（包括15讲）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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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总结资料、课件PPT、课后习题汇总、试卷、视频
针对对象 基础薄弱、本科一般、二战同学
如果你是跨考，特别是那些由理转文，跨度大的同学，在看了几遍书后仍然没有头绪，脑子里没有印象，分不清楚那些是重点，不了解考试内容、形式，答题标准，不知道名词解释、论述题具体该怎么做，怎么做读书笔记，什么时候该开始背书，希望少走弯路的 如果你本科学校一般，本科成绩一般，英语水平一般，没有什么突出优秀的表现，希望能够一次就成功考上外交学院，希望能够在专业课上有所表现，取得较好成绩 如果你是二战、三战的同学，希望能够圆梦外院，不再浪费时间，少走弯路！
每年都有很多同学因为不熟悉考试形式，不熟悉课本，分不清重难点，不知道答题技巧，不会作名词解释，论述题缺乏条例，最终失败的。报考外院的，包括应届生、二战的，已经工作的，外院非常优秀，一次考上外院的同学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定是掌握了方法，付出巨大努力的，很多同学因为一战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看书，做笔记，答题，白白浪费一年时间，所以掌握方法，避免少走弯路很关键。
高尔谦:从外交重臣到外交次长 篇6
成功交涉“马白关事件”
高尔谦（又称高而谦），字子益，1863年出生，福建长乐（今福州长乐市）龙门人。福州是鸦片战争后清朝被迫对外开放的港口之一，也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据点。长乐位于闽江口南岸，是福州的门户，临近近代赫赫有名的马尾港和福建船政学堂。高尔谦的父亲高绍曾，一直居住省城福州，较早感受西方影响，并为儿子提供了不一样的视野和成长环境。其长子高凤岐，举人出身，曾创建福建名噪一时的“求是书院”，后曾官至梧州知府。三子高梦旦（即高凤谦），曾初创四角号码检字法，使上海商务印书馆名扬中外。次子高尔谦1883年考入马尾船政学堂制造班，专攻法语和造船专业，1885年4月踏上了留学法国的道路。
高尔谦进入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部律例大书院学习，主要攻读万国公法、法语。1890年，经过六年的刻苦努力，完成学业回国。随后，进入广东官场，办理洋务。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留学生有了用武之地。高尔谦经学部考试合格，被授予举人身份。1907年8月，被授予外务部右参议，踏入外交舞台。
1908年3月6日，高尔谦等不顾苏、浙两省人民强烈反对，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款额为150万英镑的《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在清政府看来这是高明的“两全之策”——“借款”与“筑路”分开，由清廷向英方借款，再转借两省商民自办铁路公司自筑铁路，自以为缓解了两方压力，岂不知由此埋下了清朝覆亡的祸根。高尔谦却因办理此事，深受清廷赏识，于7月升任外务部右丞。9月，复被派任云南交涉使，着手谈判处理1907年云南发生的误杀法国军官的“马白关事件”。法国借此次事件大肆勒索，提出了严办统兵主官、滇越铁路经过地段矿产由法国自由开采、滇越铁路由法国出兵保护等无理要求。熟悉国际法的高尔谦，在知府陈先沅的配合下，据理力争，最后只将当事人宋干臣免职、由中方出资修建边界标志结案。这是晚清少有未丧权辱国的交涉成果。
出任澳门划界大臣
“马白关事件”刚刚了结，澳门“勘界”问题骤然紧张，焦头烂额的清政府又将高尔谦推到了前台。
1887年12月，腐败的清政府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哄骗下，以增加税收为名目，与葡萄牙在北京签署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葡萄牙由此以条约形式取得对澳门的“永租权”。在条约签订过程时，中葡双方未就划界问题达成协议。葡萄牙认为有机可乘，竭力扩张其势力范围。促使澳门划界问题凸显的导火索是1908年2月5日发生的“二辰丸”号事件。当日，日本商船“二辰丸”满载走私军火，悬挂日本国旗公然窜入九洲洋海面，被正在海面巡逻的清军水师截获，遂将其扣留。但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却向清外务部发出抗议照会，硬说“二辰丸”拥有运载军火进入澳门的准单，不是走私船；该船是在澳葡领海，清政府是越境截捕商船。日方据此提出了苛刻的交涉要求，最后，清政府屈辱地接受了其交涉条件。因划界不清，清政府在中日交涉中吃了大亏，民众强烈要求清廷与澳门划清界址。
1909年2月11日，清政府委任云南交涉使高尔谦为澳门勘界大臣，特加头品顶戴，以重其事。有意思的是，高尔谦被选中是因为葡萄牙不同意任用广东人，而“高办理广东洋务多年，且曾查勘此案”，遂为外务部看中。
妥协退让使勘界谈判无果而终
1909年6月28日，划界大臣高尔谦带领四名随员到达香港。而葡萄牙派曾任葡属东非殖民总督的马沙铎将军为谈判代表，他到达香港时，一艘向中国炫耀武力的葡舰也开抵澳门。高尔谦深知这是一场艰难的谈判。
7月1日，中葡双方代表举行首次会议。马沙铎一开始便狮子大张口，提出澳门界址应包括澳门半岛、海岛、领水等领域，所要求的领土面积超过了澳葡原居留地面积的30倍。他还声称“久占之地，即有主权”，企图以这种强盗逻辑为其殖民扩张主义辩护。马沙铎自恃有英国的配合，态度蛮横无理。而反观高尔谦，则交涉权力有限，谈判中要与两广总督张鸣岐商酌核示，“随时电由外务部请旨遵行”。澳门划界问题，清政府打算以妥协退让的方式解决，对此高尔谦自然心知肚明。面对咄咄逼人的马沙铎，经过几轮舌战，高尔谦虽据理反驳，但因准备不足（有关历史资料未能带来）而底气不足。相反，马沙铎则公然向高尔谦进行讹诈，要求新开香洲新埠不得有妨害澳门商业之举动；在澳华人须入葡国籍，并声言如果这两项要求不能满足，划界之事就不谈了。忍无可忍的高尔谦起而反驳：“所要求与本大臣无涉。本大臣只知关于一切划界之事，不受他人之要求。”交涉中，马沙铎还围绕“占”、“租”及“附属”等字样大做文章，提出将划界问题提交海牙法庭“公断”。高尔谦坚决反对“公断”的意图，认为欧美对东亚是种族歧视，一定偏袒“葡方”。
在葡、英两国的恫吓威胁下，高尔谦步步退让。他一度向葡使提出，中国愿意“割弃澳门半岛（由妈阁至关闸）、凼仔、路环等岛，附近内河和海面由中葡共管”。9月间，高尔谦还向强烈反对妥协的香山勘界维持会代表宣称，划界交涉有三条出路，即“和平”（接受葡萄牙的全部要求）、“公断”（提交海牙国际法庭裁决）或“战争”（谈判破裂诉诸武力），要求爱国民众接受他的以妥协求和平的方针。清政府的妥协态度和高尔谦的“息事宁人”策略激起了澳门民众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举行集会抗议。
鉴于民众的反对声浪汹涌，清政府为了避免“酿成事端”，不得不表示“下系舆情”，由高尔谦出面拒绝了殖民者的无理要求，并提出将谈判地点移至广州，以摆脱香港英国当局的操纵，“藉示粤民团结，不肯弃地之意”。11月14日，马沙铎见讹诈手段难以得逞，便在香港举行的第九次会议上“拂袖而去”。历时四个多月的划界谈判，宣告终止。高尔谦虽然没有成功解决划界问题，但也没有让葡萄牙殖民者遂愿。
1909年8月13日，清政府将正忙于与葡萄牙代表交涉划界问题的高尔谦从云南交涉使一职调升为外务部左丞。划界交涉停顿后，他回到北京任职。
几度沉浮的民国外交生涯
1911年8月，高尔谦升任云南布政使。10月10日，武汉楚望台的枪声引发了全国的反清风暴。10月30日，云南新军在蔡锷等率领下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在起义风潮中，到任不久的高尔谦被礼送出境，寓居于上海。
1913年12月，高尔谦重返外交舞台，被任命为中国驻意大利全权公使。在他近两年的任职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意大利无暇东顾，中意关系波澜不惊，高尔谦及时将欧洲和意大利情况汇报国内。1915年9月，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勾起高尔谦对清朝的怀旧情绪，他提出“因病辞职”。11月1日，北洋政府正式免去他的公使职位。1917年3月，中国对德宣战问题凸显，主张中国保持中立的外交次长刘式训辞职。闲赋在家的高尔谦被请出山，接任外交次长。然而，府院之争因对德宣战问题而激化，7月，张勋乘机拥戴清帝复辟，高尔谦被任命为外交部右侍郎，但他持观望态度，未赴任。
1917年7月，段祺瑞内阁成立，高尔谦再任外交次长。他协助处理对德宣战事宜，配合做了对日借款的一些辅助工作。1918年4月15日，高尔谦因病请假，5月4日被免去次长职位。同年10月，病逝于上海，享年55岁。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探究与思考 篇7
一、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内涵以及表现形式和产生的危害
(一)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内涵
党章明确规定:“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 所有共产党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1]习近平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论述了反腐败和反特权问题:反特权是反腐倡廉的利刃。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是指获取和实现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的私利和不正当权力而产生的思想和行为。具有以下五种属性:一是权势性。拥有权力或势力是前提, 因此政府部门、垄断行业、单位领导等最易产生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二是特殊性。凌驾法律和政策之上, 谋取非正当权益, 处处享受特殊;三是排他性。坚持双重标准, 自己可以超越突破、别人不允许;四是局限性。特权有一定适用条件, 在一定的范围, 针对一定的对象而言;五是瘟疫性。特权具有瘟疫效应, 上行下仿, 传播速度快, 危害和破坏性较大。
(二)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主要表现
1. 思想上“狂妄自大”。
自我定位严重偏离正常轨道, 受封建等级思想影响, 具有严重的“官本位”思想, 认为领导理因获得特殊待遇, 从而脱离普通群众, 凌驾于普通群众之上, 态度上气势凌人、行为上飞扬跋扈。处处显示自己的优越感, 甚至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薄熙来滥用职权包庇其妻薄谷开来逃脱杀人法律处罚。太原市公安局原局长李亚力利用职权徇私舞弊干预现场执法, 软禁被打民警为醉酒驾车殴打执法交警的儿子逃脱罪责……均体现出思想上“狂妄自大”高人一等的特权。
2. 生活上“特殊化”。
生活上过分追求享受, 待遇屡屡突破现有制度标准。违规配备使用公车, 屡屡出现超编制超标准配备, 有的还挂用军、警车牌享受特殊通行待遇;违反规定装修办公用房、超面积使用办公室和配置高档办公用品;公务接待超标准、扩大化, 消费公私不分, 损公肥私, 通过公务接待谋取个人私利现象严重;公费旅游大行其道, 借考察、培训、开会之机到风景名胜区游山玩水或出国 (境) 旅游;享受“绿色通道”服务, 出差要求享用贵宾服务。……在待遇上无时不刻不在享受“特殊化”
3. 经济上“利益化”。
为追求经济上的特权, 将公共权力部门化, 部门权力私有化。违规插手干预市场经济活动, 投资入股企业或谋干股, 低买高卖商品, 透露内幕信息给特定关系人获利;违规多占住房, 或者违反规定买卖经济适用房、占有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 或者倒卖集资房、经济适用房指标谋取利益;突破制度规定, 通过发购物卡、书卡、电影卡、健身卡等形式, 变相提高福利待遇;国企高管特别是垄断行业员工的工资收入过高,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隐形福利待遇五花八门。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 铺张浪费之风得到有效遏制, 但“顶风作案”的现象还是时有报道, 如为规避招待费过高问题, 将应列于招待费支付项目, 用会议费、维修费、印刷费、办公用品等予以虚假列支规避审查。
4. 政治上“官僚化”。
违反民主集中制, 搞“家长制”、“一言堂”, 独断专行;任人唯亲, 拉“小圈子”;形式主义严重, 讲排场、耍威风, ;变相职务终身制, 到了改非年龄, 转任国有企业高管拿高额年薪, 退休了到国有企业担任顾问或到中介机构、社会团体任职, 继续享受待遇;违规配备秘书和工作人员, 事事都要秘书和工作人员代劳。
5. 作风上“简单粗暴”。
呈现高高在上的姿态, “门难进、人难找、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心态浮躁, 作风懒散, 贪图享受, 工作方法简单粗暴, 对人民颐指气使、严重损害与人民群众之前的感情。
6. 社会待遇“递延化”。
利用职权将占有的就业、教育、医疗资源递延给亲属或特定关系人。招录中搞“萝卜招聘”, 在设置条件时量身定做, 在笔试阅卷时篡改分数, 在面试环节打招呼要求关照。有的地方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提拔快人一步, “官二代”现象突出。利用特权让子女或亲属吃“空饷”。有的“裸官”利用特定的资源为其国 (境) 外的子女或配偶经商办企业大开绿灯等。
(三)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危害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 践踏了法治环境, 影响了党风政风, 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1. 破坏公平正义。
“官本位”等级思想破坏竞争规则, 导致资源非法侵占, 特别是稀缺资源, 造成结果不公平、规则不公平、机会不公平, 拉大贫富差距, 加剧社会矛盾, 导致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对立, 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仇富”、“仇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特权的严重不满。
2. 践踏法治环境。
特权突破法治框架, 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 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使社会失去正常的秩序。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滋生蔓延, 使人们信权不信法, 阻碍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和国家民主法治进程。
3. 破坏党群干群关系。
社会上存在的“仇官”现象, 实际上就是对特权的仇视, 每当舆论报道耍特权等现象, 就会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负面效应, 严重抹黑了党的威信, 非常不利于党群关系的和谐发展。
4. 阻碍改革的步伐。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为了既得利益, 特权阶层往往就是改革的绊脚石, 从而造成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后退。“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从中作梗的后果, 这一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团决心狠抓落实的重要工作之一。
5. 助长腐败行为。
特权是腐败的催化剂。不受约束的特权, 必然导致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可以说, 哪里有特权、哪里就有腐败的空间, 只要特权不受到制约, 就必然会导致腐败。
6. 腐蚀社会风气。
特权思想特权现严重腐蚀社会风气, 其经常冠以“名正言顺”的理由滋生蔓延,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偏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 历史原因
关于特权产生的原因邓小平指出“搞特权, 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2]“官本位”、等级制度、宗法制度等助长对权力的崇拜, “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等封建思想和行为成为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滋生蔓延的思想文化根源。
(二) 现实原因
1. 体制原因。
我国集中统一的权力体制结构, 一旦偏离正常轨道就很容易滋生特权现象。邓小平关于权力过分集中解释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 不适当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 常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 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 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 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3]法律法规政策得到漏洞导致权力突破法制可能性。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得一把手有着最终定夺的特权, 官员层级待遇政策则出现公款吃喝、中饱私囊的特权, 部门立法授权使得垄断特权的出现。
2. 心怀侥幸。
心怀侥幸心理, 明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 自欺欺人的认为只要保密工作做得好, 不要太出格, 就会高枕无忧。认为被查到几率很小, 只要避开风口浪尖就行了, 不能从党纪国法上约束自己。
3. 思想意识不强。
“政策不出中南海“, 中央和地方虽然都高度重视廉政工作, 并出台很多相应措施, 但基层党员和群众反特权意识比较淡漠, 表现为“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畏惧“强权”, 担心报复, 形成了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温床。
4. 监管乏力。
滥用特权, 谋取私利, 是危害社会的一种畸形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权利人”权力高度集中, 在单位中处于核心地位, 直接掌握着人财物的“决定权”, 权利的过分集中且缺乏有效的监督, 往往使得“权利人”可以为所欲为。
三、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消除的办法
只有反对特权思想, 清除特权现象, 才能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4]只有加强法制教育、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是消除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最好的办法, 在社会上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良好风气。
(一) 加强法制教育, 破除特权思想
加强法制教育, 引导正确的权力观, 权力在法制的基础上发挥作用。意识到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才是权力的主人, 权力都是由人民赋予的。所以行使权力必须依法依规, 接受人民的监督, 保证权为民所用。客观的对待权力和法律制度, 就能从骨子里面抵触特权、远离腐败。
(二) 加强规范和制约, 防止权力恶性膨胀
将权力制约权力、权利制约权力两者有机结合, 才能有效地解决制约与监督权利的政治难题。首先实行权力的分割制衡原则, 避免独断专行。其次明确监督制约权力的对象, 保证公共权力来为公共利益服务。第三认可制度导向与程序优先的运行体制, 保证权力的相互融会贯通。科学的对权力进行规范和制约, 可以预防权力恶性膨胀的前提。
(三) 加强舆论监督, 减少“暗箱操作”
加强舆论公开,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确保权力在正常轨道行使, 不越位不缺位。加强舆论公开, 可以减少蒙蔽, 减少暗箱操作的可能, 使得权利人常怀律己之心, 感恩之意, 能勤勉工作, 踏实做人。舆论监督, 是营造政治清明、官员廉洁手段, 舆论监督是高悬在官员头上的“利剑”。
(四) 加大对典型案件查处力度
反腐倡廉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 是民众密切关注的政治问题。永葆党的清正廉洁, 就必须进一步加大腐败查处力度, 对一切违法行为严惩不贷, 决不手软。只有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惩处有力, 才能达到预防的效果, 使得想搞特权和腐败的人能敲醒警钟, 悬崖勒马。要坚持对特权现象“无特殊”, 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老虎”、“苍蝇”一起打, 切实做到查处一起案件, 教育一批干部, 完善一套制度。营造风清气正的清廉氛围。
参考文献
[1]肖景华等.《中国共产党章程学习问答》[M].北京:红旗出版社, 2012:11.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329.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328.
外交特权 篇8
中拉官方外交与公共外交都获发展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新兴力量。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拉双方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牢牢把握共同发展的主题,共同努力推动中拉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首先,中拉官方外交发展迅速。中拉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多边协作不断加强。双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习近平主席开创了中国国家主席就任第一年即访问拉美和加勒比的先例,于5月底6月初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特多同加勒比8个建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并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20国集团领导人圣彼得堡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第2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分别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总统举行会晤。李源潮副主席访问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乌拉圭、牙买加、安巴、苏里南、多米尼克等拉美和加勒比8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分别访华。中拉领导人就新时期进一步加强中拉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拉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拉就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加强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其次,中拉经贸交流方面的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利益融合不断深化。面对严峻复杂的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中拉深挖合作潜力,创新合作模式,努力推动共同发展。中拉贸易额逆势而上,过去三年保持年均增幅30%以上,2012年达261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8%。中国已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拉美是全球对华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中国同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签署并顺利实施自贸协定,同哥伦比亚启动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对中拉开展自贸区建设产生良好示范作用。同时,中拉投资合作日趋活跃。近三年,吉利、力帆、联想等中国企业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设厂,中建集团在巴哈马兴建大型海岛度假村,中委合资广东揭阳炼厂正式开工建设。截至2012年底,中国在拉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682亿美元,涵盖能源、矿产、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领域。中拉在金融、高科技等领域形成一批新的重大合作项目,中国同巴西、阿根廷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同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卫星合作不断推进。
第三,中拉人文交流不断扩大,公共外交走向深入。中拉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旅游等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地方政府、民间团体、新闻媒体、学术交往不断扩大。中国已在14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开设了32所孔子学院和10个孔子课堂,在墨西哥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中方自2012年起5年内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5000个奖学金留学生名额,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前往拉美国家学习深造。拉美和加勒比21个建交国均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中拉智库交流论坛、中拉法律合作论坛、中拉民间友好论坛等民间交流机制富有成效。拉美“中国热”和中国“拉美热”同步升温,增进了双方相互了解和友谊。
最后,中拉整体合作取得积极进展。随着拉美联合自强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等地区组织关系取得新进展,为推进中拉整体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去年,中方领导人就加强中拉整体合作提出系列倡议,包括成立中拉合作论坛,适时举行中拉领导人会晤、设立中拉合作基金和基础设施专项贷款等,得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积极响应。中方同拉共体“三驾马车”建立外长定期对话机制,就推动以中拉合作论坛为核心的中拉整体合作机制达成共识。今年以来,中拉领导人就建立中拉合作论坛进一步交换意见并形成更明确的共识,中拉共同努力推进整体合作的方向也更加明确。中国同拉共体“扩大的三驾马车”举行了新一轮对话。首届中拉农业部长论坛、首届中拉青年政治家论坛、第二届中拉智库交流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为筹建中拉整体合作机制提供了重要构件。
中拉关系面临良好机遇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双方共同推进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正面临良好机遇。
首先,中拉发展阶段相似,共同利益持续扩大。中拉同为发展中国家,在促进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双方立场相似,利益广泛契合。中拉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共识不断增多,在亚太事务中的交往互动不断增加,为中拉关系提升战略内涵和全球影响提供了较大动力。
其次,中拉经济互补性强,务实合作前景广阔。中拉在资源、资金、市场、技术等方面各具优势,都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未来几年均有望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拉利益融合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战略的逐步对接,为双方扩大合作提供了更大空间。
第三,中拉民间友好基础牢固,加强合作意愿强烈。中拉友好日益深入人心。双方正积极探索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更加关注对方发展经验,相互学习借鉴的愿望进一步上升。丰富的人文交流,强烈的合作意愿,为中拉关系枝繁叶茂打下了牢固根基。
推动中拉关系发展的对策
当前,中拉关系正处于继往开来、大有作为的新阶段。中拉双方应适应新形势,提出新目标,推出新举措,解决新问题,不断开创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局面,更好地造福中拉人民。本文认为,双方应重点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坚持官方外交中的互尊互信,加强政治对话。中拉双方要继续保持高层和其他级别交往,完善现有对话和磋商机制,充分发挥高层交往对中拉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从长远角度加强对中拉关系的统筹规划。要坚持平等相待,继续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更好地维护中拉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双方应继续利用联合国、世贸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进一步密切在重大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加强在亚太事务中的合作,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坚持经贸交流中的合作共赢,促进共同发展。经贸合作是拉动中拉关系持续发展的火车头和助推器。双方应结合各自发展战略,不断挖掘合作潜力,努力实现产业对接,推动中拉经贸合作取得新的跨越式发展。中方愿积极推动中国企业赴拉投资兴业,同拉美国家一道优化双方贸易投资结构,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共同应对全球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给中拉经贸合作带来的挑战,扭转中拉双边贸易下滑趋势。中拉还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积极推进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农业、金融、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进一步拓展城镇化、信息产业、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提高合作质量和水平。
坚持公共外交中的和谐共处,扩大人文交流。中拉双方要调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热情,继续积极开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努力扩大立法机构、政党、地方、新闻媒体、学术机构、民间团体友好往来。加强中拉在治国理政、社会建设、扶贫减灾等领域经验交流,丰富人文合作内涵。充分利用中拉各自丰富的人文和旅游资源,为双方公民赴对方国家旅游提供更多便利,为中拉人民创造更多相互接触的机会,为中拉关系深入发展夯实社会基础。
外交特权 篇9
最近常听说 要“讲好 中国故事”,这大概指的是通过公共外交去大力说明中国对外政策的实际好处,从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但我们现在的公共外交却颇有些不如人意的地方。
比如,在斯里兰卡,不久前的政府换届导致其态度从亲中国转向亲印度和美国,并对我们援建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造成了影响。当然,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影响斯国内政。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在大选期间,反对派领导人、后来当选总统的西里塞纳指责中国援建项目涉及“腐败”,中国因此成了选战的工具和靶子。我们的公共外交应该尽最大努力把这种政治化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其实,中国对斯里兰卡做了一件美国和印度都做不到的大事:帮助斯政府成功击败泰米尔猛虎组织,从而结束了亚洲地区历时最久的内战,这是斯里兰卡人民一直企盼但斯国政府却长期无法做到的。此外,中国在斯里兰卡投资了印度不想投资的项目,为民众带去了其他国家不能提供的基础设施。但是,我们却没能有效地去向斯里兰卡人民说明中国的诚意和能带来的实惠,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投资与当地政治、社会、学术与商界精英发展深层关系。我们做了很多好事,但别人却不一定知道——这未免太含蓄了吧?
莫迪为什么能重新赢得斯里兰卡对印度的好感?他比我们强在哪里?其实只有一点而已:公共外交。莫迪懂得如何利用印度与斯里兰卡之间的文化和民间联系——特别是印度文化与佛教——去博得斯国人民的好感。但中国也是佛教大国,中国与斯里兰卡也不缺文化联系。
又比如,在南海问题上,从2015年初开始,西方发动了针对中国填岛行为的极为强大甚至不乏协调的舆论炒作。首先是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和美国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这样的高端媒体与智库发布高清卫星图,意图显示中国正在以无与伦比的速度与规模“填海造地”,但却不让世人知道。之后,美国军方和政府高官出来火上浇油,甚至说出了中国正在南海建设“沙子长城”(a great wall ofsand)这样耸人听闻的话。从媒体、智库到政府高层,不管他们之间有没有协调,但这一轮宣传攻势已经在不少东南亚国家和西方世界不负责任地制造了中国正在“欺负小国”的恶劣形象。最后,一旦扭曲中国南海政策的宣传攻势大功告成,美国国防部就以为可以顺理成章地派遣军舰和军机到离中国岛礁12海里以内的区域,还故意把这一计划“泄露”给《华尔街日报》,好再来一轮媒体攻势。
中国外交部近来就南海问题多次表达了中方立场和回应。其实,中国的南海政策在与菲律宾、越南甚至是美国的实际较量中占据了相当的主动权。2012年,中国从菲律宾手中夺回了对黄岩岛的实际控制权。从2014年开始,我们南海政策的重点转向建设已经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岛礁。中国“填海造地”气势极大,充分显示了最高决策层的战略决心和中国开展海上大规模工程建设的强大实力。
与此相配合,我们的公共外交可以主动出击,以高度自信说明填岛政策,让外界去琢磨,让他们不懂来问,这样就能抓住一部分国际舆论主动权。
现在,外界对中国南海政策的关注点将可能从填岛转移到中国对相关岛礁的军事化计划以及是否会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的问题。这正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新机会。我们可以考虑发布一个中国南海岛礁政策的白皮书,特别是亮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被迫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底线,这也是对美国(以及日本)军事介入南海的一种威慑。本周国防部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就是在外界普遍质疑中国军力发展的情况下,在国防公共外交上的一个主动出击。
为什么我们的公共外交有点跟不上实际政策的节奏?真正答案仍需进一步探讨,但中国公共外交的功力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是有目共睹的。
外交特权 篇10
1. 对古代朝贡外交的认知和解读
朝贡外交是中国封建王朝独特的外交体系,立足点是传统思想中的“中心大国”定位。自商周王朝以来,中央王朝便认为自己处于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在世界处于主体低位,所以自称“中国”、“中华”;而周边国家都是蛮夷戎狄居住的化外之地。于是,他们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便被定义为自下而上的朝贡关系。久而久之朝贡外交便形成了一个定式:凡肯朝贡者,不论远近,无论有没有恩怨前嫌,统统慨然接纳;与中央王朝建立外交关系,都必须以朝贡的方式展开。甚至到了清朝,外国使节来华,一律都要先安排学习种种朝贡礼仪,当然也免不了行跪拜礼。我们老祖宗开创的朝贡外交模式可谓得失参半,我们在损失了一部分经济利益的同时,在政治上还是有收获的。通过朝贡外交,我们传播了华夏文明,使周边国家臣服于华夏文明中。文化的征服将是最持久的,也是最根深蒂固的征服。朝贡外交体系及中华文化对邻国的征服有助于中国在东亚的政治格局中长期处于核心领导地位。
2. 近代工业文明兴起,朝贡外交出现危机
新航路开辟后国际间交往日益密切,近代外交原则也逐渐确立起来。1577 年,法国政治思想家让 • 布丹(Jean Bodin,1530-1596)发表了《论共和国》,首次提出了“国家主权”思想。与此同时到15 世纪末期,欧洲国家间常驻使节已经成为惯例。常驻使节制度,是近代以来国际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使节权也被普遍认为是近现代国家主权的一个属性。 1648 年,以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召开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为标志性起点,在经历了对国王至高外交权力的否定后,西方确立了以“人民主权”为核心原则的新的外交体制。西方外交理念与在这种理念基础上建立的外交体制有其合理的一面,顺应了世界走向一体化的趋势。
当近代化大潮席卷欧美之时,清王朝仍沉浸在小农社会的思维中,憧憬着农夫般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用那种井底之蛙的思维坐井观天的认识这个世界,用纯朴、愚蠢、莽撞、武断、想当然的农夫思想来与突如其来的外国人打交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清王朝并不真正理解外国人的意图。
鸦片战后,列强可以自由进出中国各通商口岸,再也不用像以前那般卑躬屈膝,终于可以按照他们认为的那种“平等”方式与中国打交道了。曾经的天朝上国无奈的开始“平等”的同欧美国家打交道了,尽管清政府对于这种“平等”很不情愿,尽管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憧憬着回归传统社会。虽然鸦片战后朝贡外交开始瓦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清政府已经开始了近代化外交,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清政府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尚未醒悟,对他所处的这个世界仍然一无所知。
二、洋务运动近代化外交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还不足以真正刺痛满清统治者,欧风美雨的渗透尚不足以影响国人僵化的小农思想,更不足以改变统治者传统华夷之辨的思维。发生在1856——1860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圆明园的焚毁,巨大的创伤终于刺痛了满清统治者的神经,让他们开始有所反思。同时伴随着这一时期中外交流的扩大,特别是在联合剿杀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开始更多的影响中国的统治阶层,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统治集团中较为开明的洋务派开始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在这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下,外交领域的近代化变革也随之应运而生。
1. 从“夷人”到“洋人”
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曾强迫中国人称呼外国人“洋人”,而不可称呼“夷人”,因为“夷”字带有对西方人的蔑视心里。虽然是列强强迫中国人改口的,但从“夷”到“洋”的转变,多少也能说明中国人对外国认识的加深吧。华夷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思维中素来有“华夏-夷狄-禽兽”的文明从高级到边缘的同心圆观念。从“夷人”到“洋人”的称呼转变表明国人开始改变对外国人的看法,从中也说明了中国人近代化觉悟在提升,正在从华夷之辨的朝贡外交思维中逐渐解脱出来。
2. 总理衙门——清政府近代化外交的开端
鸦片战前,中国政府并没有近代国家的观念。所谓的中外关系则是建立在朝贡体系的基础上,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处理同各国的交往。工业化以来的西方国家曾不止一次的希望与清王朝建立起正常的“平等”国际关系,但直至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国家仍不能完全如愿。鸦片战后,清王朝所面对的国际环境以及不同于曾经的封建王朝,不得不向越来越多的欧美列强低头。清王朝的北面是强大的俄国,沿海则涌进英法美等工业化强国。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国家机构也必须随之调整。在此之前,清王朝的外交事务分别由理藩院和礼部承担。理藩院掌管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事务,并负责与俄国的交涉。礼部则主要掌管与海上诸国的外交的活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成了清政府转变传统外交方式与体制的契机。西方国家此时取得了公使驻京的外交权力,《天津条约》中分别列有与各国常驻使节有关的条款。当然,列强的公使是以占领者的地位与姿态进驻中国这个主权国家的首都,而不是真正的友好与平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躲避,留下了恭亲王奕䜣等官员在京留守。这些留守官员逐渐意识到必须设立处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1861 年1 月13 日,恭亲王奕䜣等联名呈奏《统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主张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常设外交机构等。此奏折很快便获得批准。同年3 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京成立。总理衙门内设英、法、俄、美等股,分别处理对相应各国的交涉事务。此外,总理衙门下辖南、北洋通商大臣,管理权限以长江为界。总理衙门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第一个外交常设机构,该机构的设置标志着中国朝贡外交体系的结束和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形成。
3. 驻外公使的派驻
出于兴办洋务与沟通列强的需要,清政府开始着手派驻使节。洋务派认识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形,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因此他们“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但是,长期闭关锁国人才匮乏的清政府一时难以选出适用的外交人才,加之国库开支困难等原因,长时间未能相应地向对方国家派遣常驻的外交使节。
在派出常驻外国使节前,清政府也曾两次遣使出访西方国家。早在1866 年初,担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便建议总理衙门派遣官员到英国考察。清朝政府遂派遣前任山西知县斌椿以二品衔随赫德访问欧洲。这是清王朝派遣官员赴欧考察,但还算不上正式的派出外交使节。1867 年11 月21 日,总理衙门又派遣已卸任的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出国考察,并办理中外交涉事务,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和孙家谷为中外交涉大臣,英国人卓安和法国人德善作为左右助理。该使团在1870 年8 月结束访问回到中国。本次出国考察为以后常驻使节的派出做出了重要准备工作。
1875 年8 月,因中英之间马嘉理案件交涉的需要,清廷终于任命原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赴英国处理马嘉理案件之后常驻英国。1876 年12 月,郭嵩焘一行从上海乘船踏上去英伦的旅途,1877 年1 月21 日到任。清驻英公使馆的建立,标志中国和外国正式确立了近代化的外交关系。此后,清政府还先后派陈兰彬出使美国、何如璋出使日本、刘锡鸿出使德国,于是清政府开始逐渐完成从传统朝贡外交到近代外交体制的转型。
4. 甲午战败,朝贡外交的终结
朝贡外交体系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圈基础之上的外交关系模式,由于中国比周边国家和民族发展具有较高的文明程度,再加上对世界其他重要文明缺乏了解,所以也就很自然的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作为上国,有责任保证藩属国的安全和稳定,在这种传统的宗藩外交体制中,中国必须维护天朝的体制,还有要坚持以理服人、以信义为本的传统准则。但近代以来随着列前的侵略,清政府自顾不暇,无力保护周边藩属。藩属国不断被列强蚕食,英国攫取了缅甸,法国攫取了越南,日本攫取了琉球国,藩属的丧失从根本上打击了朝贡外交体系。1894——1895 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败给了日本。甲午战败不仅丢失了中国最重要的藩属朝鲜,而且甲午战败还彻底改变了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格局,于是朝贡外交体系终结。
三、清末新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
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是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开始的,伴随着侵略的加深,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外交流的增加而逐渐递进。外交近代化也同样满足这个规律。1900——1901 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政府惨败。这场失败让清政府意识到再也不能用原来的办法统治下去了,“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已经成为了统治集团的共识,改革成为了此后炙手可热的用语。就在这个大背景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末新政开始了。清末新政期间国际社会也渐渐承认清王朝的近代国家身份,与此同时清政府通过改革不断完善政府机构,进一步融入国际大社会。
1. 外务部的设立
1901 年,清政府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可见清政府此时已经不得不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同西方列强交往,调整各方面的制度规定,和西方列强趋同已成为大势所趋。外务部的组织机构比较精简,而且开创了“不拘满汉”的先例,同时大量任用新式知识分子和留学生。总的说来,外务部比总理衙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外务部的设立,在处理对外交事物中,总体来讲是顺应近代化外交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清政府真正承认自己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而且要主动参与到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去。
2. 国歌、国籍的制定
国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在国际社会上代表一个国家的乐曲。融入国际社会,制定国歌是当务之急。大清驻英大使曾纪泽在出使期间,看到西方国家在公共礼仪场合演奏国歌,甚为感动,觉得清帝国也应有本身的国歌,因此特地上奏并呈了一部《国乐草案》,但未得到批准。我国第一首正式的国歌定于1911 年,国歌名为《巩金瓯》。1910 年,曾到日本考察过音乐的礼部左参议曹广权,鉴于“各国皆有专定国乐,极致钦崇,遇亲贵游历,公使宴集,既自奏国乐”(1),而“我国国乐从前由出使大臣曾纪泽权宜编制,声调缓慢,至今各国常致疑问”,他奏请“整饬礼乐,以正人心”(2)。1911 年10 月4 日( 宣统三年八月十三) 由皇帝批谕内阁:“典礼院会奏,遵旨编制国乐专章一折;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前因国乐未有专章,谕令礼部各衙门妥慎编制。兹据典礼院会同各该衙门将编制专章缮单呈览,声词尚属壮美,节奏颇为叶和,着即定为国乐,一体遵行。”(3)
国籍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国民或公民的法律资格,表明一个人同一个特定国家间的固定的法律联系,是国家行使属人管辖权和外交保护权的法律顾问依据。在融入近代外交体系的背景下,伴随国人不断走出封闭的国门,国籍的制定迫在眉睫。清末1909 年制定了《大清国籍条例》和《大清国籍条例施行细则》。以血统主义为主, 出生地主义为辅。这是中国国民具有隶属于自己国家法律身份之开端, 之后民国时期的各届政府都以这部国籍法为蓝本制定国籍。
3. 国际地位的提升与融入国际社会
晚清中国与国际公约的关系发展经历从拒绝到观望,再到初步参与和较大幅度拓展,从比较被动到逐渐发展到相对主动的变化。此时清政府还不断参与国际会议,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清政府参加的国际性会议主要包括:意大利罗马邮政会、美国渔业会、德国柏林无线电会、广州农学会、荷兰海牙兽医会、上海禁烟会、伦敦红十字会、法国巴黎制冷会、墨尔本女工会、上海古玩会、彼得堡船业会、雷斯敦照相会、罗马美术会等等。清政府的这些活动有利的促进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
此时期,列强还退还了部分庚子赔款,清政府的国际地位与国际观瞻都在显著提升。
总结
近代中国外交近代化是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被迫开始的。一个自视为“天朝上国”并拥有众多藩属国的泱泱大国,在遇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后,被迫放弃天朝尊严,俯就于西方现代化的大潮之中,这既是中国的进步,又是中国融入世界无法回避的选择。
近代中国外交的近代化,使中国的国家地位得以提升,在外交活动中与外国争国权,维护我们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这些伟大的抗争历史值得我们肯定。这些外交知识丰富的外交官,使得中国在外事艰涩之时尽可能的挽回民族尊严。
总的来说,晚清政府的外交近代化是值得肯定的,为中国走出东亚社会,广泛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融入近代化的世界奠定了基础。
摘要：国家出现,国家间的外交活动也随之应运而生。尤其到了新航路开辟后的近代世界,外交活动更成为各国统治者非常重视的议题。鸦片战后清王朝门户洞开,处在近代化大变局下的晚清政府也在逐渐调整自身的外交政策,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走出华夷之辨的朝贡外交思维,不断融入近代化的国际社会。
关键词：朝贡外交,华夷之辨,近代化外交,洋务运动,清末新政
注释
外交特权 篇11
【关键词】遏制；清除；特权
所谓特权，是指公共部门及其公职人员基于自身掌握的公共权力，在法律和制度之外享受特殊利益和权利。由特权所衍生出的思想，就是特权思想，它是封建残余思想在现实中的反映，是滋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脱离群众现象的总根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党和政府一贯反对特权，但由于旧社会习惯势力和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制度尚不健全和完善，一部分领导干部仍然存在“想”特殊的心理，并积极创造“能”特殊的条件，千方百计地把法定之权演变为法外之权。特权思想及其衍生的特权现象始终顽固根植于现实生活中，它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危害社会公平正义，腐蚀社会风气，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必须坚决加以反对、予以克服。
各级领导干部是行使各种特权的主力军，为此，治理特权现象必须从领导干部入手，坚持廉政教育为先导、健全制度为重点、强化监督为保证、加大惩处为手段，通过标本兼治，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特权现象。
一、加强反腐倡廉教育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加强思想教育，是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基础。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加强共产党的修养学习，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牢记手中的权力是用来处理公共事务的，而不是用来谋私利的。从根本说，身负为民服务的职责是因为自己享受了那份为民服务的俸禄。要时常警醒领导干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通过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牢固树立党员领导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理念，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坚决反对和克服各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首先，坚持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典型示范与反面警示相结合，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提升拒腐防变能力。第二，采取廉政谈话、任前谈话、述职述廉、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形式，积极开展廉政教育宣传，使之深入人心。第三，采取请人挑刺、民主评议、开门纳谏等方式，主动查找问题，把干部的思想教育、作风教育、宗旨教育融汇于廉政教育之中。
二、深化机制改革
反对特权，关键要有关得住权力的制度“笼子”。要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对权力行使作出尽可能具体和明确的规范，杜绝不受法律和制度约束的权力。在进一步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的同时，以廉政立法的形式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让形形色色的特权行为从根本上得到治理。
综观世界各地，大凡典型的腐败案件基本上都是与权钱之间的交易有关，因而发达国家想出种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对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及财产、收入情况进行监督，以揭露和制止黑幕掩盖下的以权谋私行为。我们应积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管理经验、制度，进一步建立、完善党政干部行政问责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行政问责制使官员权力的行使置于群众的公开监督之下。 财产申报制度对防止官员利用手中的特权贪污腐化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
反特权的核心是管住权力，即成立独立的专职反权力腐败机构，其最高机构直属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实行纵向系统管理。反腐机构能充分行使独立的职权，反腐机构的官员及调查员均享有独立开展工作的职权，不受所在省市县政府的干扰和掣肘。如美国联邦政府各行政部门的监察长办事处、法国和德国的行政法院、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澳大利亚各州和香港的廉政公署等。
三、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由于“一把手”直接掌握着单位人财物的“拍板权”，加之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特权腐败由此产生。为此，一定要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使所有权力行使者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公开用权，绝不允许有超越法律和制度的特权，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監督。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确保“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坚持权责一致、奖惩分明，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同时加大监督考核结果的运用，把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总体评价和领导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全面加强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居）务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积极推进各级党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实行风险岗位廉能管理。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廉洁性评估，堵塞权力腐败行为发生的制度漏洞。
切实加强监督，是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保证。如果说特权思想是内隐于心，外人难以察知，那么特权现象则是彰显于外，有迹可循。广泛的监督可以让特权现象无处遁形。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特权现象无从发生。我们要切实加强执政党党内监督、参政党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反特权，必须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将权力运行置于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有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营造“人人反特权”的浓厚氛围，才能净化社会风气，使特权现象无处藏身。
四、提升民众反特权思想觉悟
反特权，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而杜绝特权现象必须提升广大民众的思想觉悟。首先要让民众认识到国家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是用来为百姓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领导干部应尽的职责，而不是对人民的恩赐。领导者是代表人民掌握和行使权力的，只能运用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能用来谋取私利或达到任何个人目的。
五、加大特权惩治力度
反特权，必须坚持加大惩处不懈怠。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多高，不管涉及到谁，只要行使特权的行为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让其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姑息。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对滥用权力者做到零容忍，使之所付出的政治和经济“成本”大大超过非法或违纪所得，以警示他人避免重蹈覆辙，引导他们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特权往往与腐败结伴而行，耍了特权，腐败往往随之而来。因此，制止了特权现象就减少了腐败的产生。对于因耍特权严重违纪问题必须严查，只有惩处有力，才能预防有效，使更多“想”耍特权的人望而却步，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级干部犯错误的机会。
只有增强惩处的威慑力，严肃查办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与民争利，损害群众利益的特权案件，才能切实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增强惩处特权的社会效果。
六、积极探索科技防腐
把现代科技手段融入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和公职人员防止利益冲突工作中，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科技网络技术，实行政务在网上公开、审批在网上运行、资源在网上交易、资金在网上流通、监督在网上实施，确保公共权力阳光运行，有效铲除特权暗箱操作空间。
拥有特权的“鱼儿” 篇12
一、关注学生间存在的身体差异
案例描述:一次, 在做游戏“渔翁捕鱼”时, 在学生们熟练掌握了游戏规则和躲闪方法后, 为了进一步提高游戏的趣味性, 笔者提出:“从现在开始, 我们来比一比在老师规定的时间里, 哪位渔翁捉到的鱼儿最多, 好不好?”学生们一起高呼:“好!”并积极地举手, 希望被教师选中……
接下来的游戏变得更加激烈了, 为了捕捉到更多的“鱼儿”, “渔翁”们都拿出浑身的力气, 操场上也不时发出欢笑声。经过几次游戏, 笔者发现被“渔翁”捕捉到的“鱼儿”中总是有几个熟面孔, 原来这几个熟面孔在奔跑能力方面与大部分学生存在一定差异, 使得他们无法摆脱“渔翁”的追捕, 而聪明的“渔翁”也发现了这一现象, 每次都是先将这部分学生作为捕捉目标, 而他们每次也会很快就成为“渔翁”的猎物。因为身体的差异, 随着参加游戏时间的减少, 他们逐渐失去了对游戏的兴趣。
反思:在教学中, 没有一个班的学生在身体条件上是相同的, 这种差异一方面与家庭遗传有关, 另一方面与后天的营养、锻炼和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 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身体素质与体育学习效果, 特别是当前随着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 班级里来自各种家庭和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不断增加, 这种来自于身体上的差异更加明显。基于此, 如果在体育教学中还采用统一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标准, 教学效果就难以获得提高。课程标准提出:课程将面向全体学生, 从教学内容的选择到教学评价的实施, 都要充分关注到学生之间身体方面的差异性, 不宜过分强调学生之间的比较, 而是要采用发展的眼光评价学生;更不要把学生评价分为好、中、差几个等次, 关键是要设法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使每一个学生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 从而提高学生体育学习的自信心, 克服因为差异而形成的心理障碍, 激发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来。
二、创新思路, 激发兴趣
案例描述:针对上述情况, 笔者修改了游戏规则, 即在游戏的场地里增设了几个“安全岛”, 把几个身体存在差异的学生列为拥有特权的“鱼儿”, 还特别提醒只有教师指定的几个拥有特权的“鱼儿”在体力不足的情况下才可以进入休息 (其他学生进入无效) , 这时, “渔翁”就不再将他们作为“捕捉”对象。通过规则的变化, 游戏的趣味性更浓了, 课堂气氛也更加活跃了, 竞争力更强了, 拥有特权的“鱼儿”也适时地运用自己的特权, 和大家一起投入到快乐的游戏中。从而, 不仅奔跑能力强的学生得到了锻炼, 那些身体有差异的学生也因为规则的变化, 得到了更多的锻炼和提高的机会, 这种小小的变化, 既满足了所有学生的心理需求, 也增强了课堂教学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