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外交战略

能源外交战略（精选5篇）

能源外交战略 篇1

1 美国能源新政, 动因难以掩盖社会危机

美国宣布对叙利亚和伊朗都将采取制裁措施, 事实上, 美国主要的石油进口是中东、加拿大、墨西哥湾等地区, 对伊朗的石油依赖不像中国这么强烈, 即使行使制裁, 打压别人也不伤及自己;另外,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其延用历史的累积效能, 能够为世界能源外交继续提供外交议题。而对中国来说, 失去伊朗、沙特或中东的主要能源进口国, 却是不能承受之重。今年以来, 美国联手欧盟及其他盟友国家不断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目的是削减伊朗石油出口来阻止其发展核武器;伊朗则针锋相对, 威胁切断对西方的石油供应, 把美国推到了与欧盟对抗的位置。美国不敢贸然行事;与此同时, 以色列计划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 美国显然在背后做文章, 一时间也引起国际社会和原油市场的高度关注与担忧。加上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对能源的需求持续增长, 国际油价走高成为必然的现实。奥巴马看到了美国能源危机的潜在影响。共和党此前借油价问题攻击奥巴马的能源政策, 关于是否扩大本土采油是两党争论不休的焦点话题。但是, 美国本土产油量已经基本到顶了, 北冰洋和墨西哥湾部分地区油气勘探是最后的“家底”。奥巴马提出美国的“一揽子”能源政策, 包括了增加本土产量、发展替代能源以及提高能效标准等, 实在是无奈的选择, 不仅实际内容缺乏, 而且这个“药方”也无法为公众和美国经济“解渴”。他提出从藻类提炼石油产品, 并声称可以取代17%的进口原油, 更是一种华而不实的政治“构想”而已。

除去其能源新政, 审视美国的能源外交新举措, 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宣布对叙利亚进行制裁, 表面看是在给力欧盟, 实际上是在给伊朗传递信号, 美国在能源利益的维护上和欧盟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对于美国来说, 这样做的姿态获得了多重效果:

1.1 对欧盟来说, 无疑是一剂温胃舒——欧盟最担心美国采用直接控制或干预的形式打击原油产地, 破坏其供给能力, 对自身利益造成潜在威胁

美国和欧盟的战略合作支点是迫使中国和其他国家接受低碳排放的能源消费与控制议题, 但是, 如果一旦有力量对伊朗或伊拉克形成制约, 把能源生产基地转变成战场, 欧盟原来依赖的石油供给链条就会破坏, 欧盟的政治、经济就要受到影响, 损失远远超过低碳外交的控制效力;叙利亚和伊朗都是能源外交格局下的主导方, 欧盟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主导力量, 欧盟本身对待这一块的态度是谨慎而用心的, 期待借力打力, 给这些主导方一些压力, 就能产生较好的化学反应。

美国宣布制裁叙利亚, 管理中东, 给力欧洲, 对中国并没有直接的制约影响。相反, 欧洲与美国的合作则是中国能源外交建设需要突破的支点——欧洲是国际舆论尤其是涉华舆论的主要策源地, 是对华偏见最集中的地区和增强我软实力的主战场, 从经济、政治和外交建设方向看, 中国需要把握的重点在于强化经贸和公共外交的沟通。况且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战略冲突, 双方摩擦主要在经贸和人权领域。因此, 美国给力欧洲, 对中国形成的直接影响并不是十分突出。

1.2 对中国和俄罗斯而言, 给了一个警告——在叙利亚问题上, 中国已经和俄罗斯出现了貌合神离, 存在一定的危险

从外交形象的分离看, 联合国投票, 欧盟和美国看到了中国和俄罗斯建立在能源合作关系上的情感纽带并不牢固, 对于叙利亚进行干预, 可以有效地阻止中国进入中东的脚步, 也给中东相关国家间接的“警告”。

2 美国能源战略风向转变, 俄罗斯将作何行动

美国能源新政的内涵基本没有本质内容, 这对俄罗斯和中国来说, 是一个合作的方向, 也提供了潜在的机会。

现实地看, 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关系, 在国际关系中的认同指数有较大的差别。有专家认为, 中国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 发展动力主要还在自身, 对外的依存度已经没有开放之初那么高了;而俄罗斯的发展, 对外依存度较高, 尤其是欧洲, 俄罗斯的经济尤其依赖中国和欧洲。但是, 中国只是俄罗斯的战略支点, 不是战略重点;美国、日本和欧洲是俄罗斯历史上的战略重点, 而俄罗斯的能源战略的重点也一直如此。

从危机中走出来的俄罗斯, 近些年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能源战略开始大刀阔斧推进。从2009年国际能源外交形势发生较大变化以来, 俄罗斯也看到了一个事实:世界金融危机对部分能源资源国造成严重冲击, 资源国的强势地位相对下降;气候变化问题凸显, 引发“低碳经济革命”, 都对非石油主产国产生较大压力。

欧洲市场是俄石油和天然气及煤炭等能源的传统市场, 能源对话在俄与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由于能源问题是独联体、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盟国家、欧亚经济共同体开展统一经济空间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所以, 从2012年年初联合国决定是否制裁叙利亚进行投票行动中看, 俄罗斯投了赞成票, 可以看出直接动因是俄罗斯在制约中东的石油出口, 力图维护俄罗斯石油的外销能力, 进而稳固俄罗斯联盟体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

3 美俄能源外交变调, 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一是中国一方面需要和俄罗斯建立真正稳定的能源外交推进计划, 把过去的意向落实到实处, 另一方面要有效组织边缘力量, 在下半年开始抬高国际油价, 给欧洲和美国造成直接的压力, 迫使奥巴马下台或修改政策, 利用能源外交置换中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内容。我国能源外交应针对能源主体力量的不同政治诉求, 按照能源外交战略的近期、远期规划, 分步实施能源外交举措, 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力量。在近期目标里, 有效地争取俄罗斯、有力度地暗中制约美国;在中期目标实现的过程中, 运用外交手段, 联手中东的主体力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主要国家提供稳定的石油供给, 强化中东对中国的亲近程度;在长期的发展规划和推进过程中, 稳定拉美的石油伙伴, 带动非洲的资源开发和能源置换。加紧后金融危机时期能源战略的谋划, 用好我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的机遇, 在继续重视维护传统能源安全的同时, 力争在“绿色产业革命”中走在世界的前列, 着力推动新的国际能源秩序的形成, 这样, 才能把握机会, 为今后的能源外交格局的建设奠定基础。

二是除了和俄罗斯发展稳固的合作关系之外, 中国还需要顺应大国的态势, 把中国崛起的战略支点放在俄罗斯和中东等国家, 推进大陆共同体和太平洋共同体。从外交动向看, 普京第一个周期执政期间, 曾经表现出比较圆滑的战略移动策略。在此次执政期间, 他会更倾向于用一方制衡另一方的外交策略, 其战略重点无疑是欧洲, 中国和中东是俄罗斯的两张牌——协调中国对付美国, 也是俄罗斯的必然诉求;其次, 俄罗斯在东南亚和印度, 以军事合作为主线, 将是重点, 既推销军火又制衡中国。正如国内有的外交专家和能源专家分析的那样, 在谋求经济而非外交的途径解决和日本的关系上, 俄罗斯会淡化与日本的岛屿争议, 以向日本、韩国销售更多石油为基本的经济外交手段, 保证自己及其联盟体在东亚占领足够的能源份额, 既防止中国独占石油供应, 又稳固了国内经济的生命线和同盟体国家的向心力。

三是在全球化时代社会运动和政治抗争崛起的背景下, 在配合能源外交战略实施的过程中, 可以借鉴美国、欧盟的公共外交策略, 实施软战略, 间接实现能源外交的步骤, 减少冲突, 实现共赢。软战略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 比“硬战略”更具杀伤力。软战略的重要载体之一就是公共外交, 特别是隐身政府而幕后指挥全局, 通过协调和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跨国财团进行能源问题的框架性战略合作, 或者利用有关组织演进政权合法性危机的社会事件, 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很容易形成不利于国家稳定发展的国际形象危机, 有可能干扰一国发展的节奏和进程。

四是利用欧盟和美国的能源外交议题, 组建代表国家形象的国际能源公司, 行使政府的软控制策略, 更好地搭建国际性的能源交流平台, 强化中国在国际局部地区的影响力, 实现能源外交的延伸能力。中国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 (简称能源委) 吸引了世界媒体的关注。法新社的报道称, 中国成立能源委是为了“协调这个能源饥渴国家的政策”。应该说, 这个机构的建立是中国大能源外交战略得以实施的基本保障。近几年来, 中国已经采取了系列举动确保海外能源供应的安全, 国家能源委员会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把中国政府的力量置于海外能源交易后面, 形成操控能力, 摆脱过去单一的国家能源公司处理问题多头为难的局面。但是, 从行使国家使命来说, 这样的机构还是好看不好用, 需要采用公司化的方式, 转移它的职能, 和市场更好地对接。

从政府力量看, 需要组建代表国家形象的国际能源公司、新能源公司, 行使政府的软控制策略, 更好地搭建国际性的能源交流平台, 强化中国在国际局部地区的影响力, 实现能源外交的延伸能力。可以考虑在三桶油之上, 建立具有执行国家能源委员会意志的中国国际能源公司, 集纳石油、太阳能、风能、绿色能源开发等业务, 并执行对外合作与开发的宏观调控。

同时, 在金砖四国、东盟的现有的外交框架中, 倡议建立类似“世界未来能源峰会”这样功能的跨国、跨地区的政府和企业沟通交流的平台, 致力于为世界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平台。无疑, 这将有利于密切中国与相关地区的能源市场的联系, 提高中国在国际能源结构中的地位, 提升国家的形象和真正的影响力。

能源外交战略 篇2

传统的能源安全观，以能源的充足供应、持续和价格合理为重点内容，反映的是石油、煤炭等高碳经济时代特征。2006年7月，胡锦涛主席出席八国峰会时首次提出新能源安全观，即“为保障全球能源安全，我们应该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此后，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多边及双边场合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新能源安全观。

本世纪的头2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内来看,中国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对外依存度快速攀升。2012年，中国原油进口2.7亿吨，对外依存度达56.4%；天然气进口447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为28.9%。从国际来看，国际能源争夺日趋激烈，全球能源市场格局波动加剧，中国能源安全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复杂。在此背景下，新能源安全观为中国能源外交指明了方向。

一、新能源安全观下中国能源外交实践

在新能源安全观指导下，中国能源外交取得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能源外交多元化、促进能源外交机制化和新能源国际合作逐步深化三个方面。

(一)能源外交多元化卓有成效

中国50%的石油从中东地区进口，且全部依靠海路运输，地区形势动荡威胁中国能源安全，能源多元化战略成为中国能源外交主题。中国在巩固与中东国家能源合作的同时，深化与拉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能源合作，能源多元化格局成效显著。

海湾六国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国，中国与相关国家在开展互利共贏的能源合作道路上不断推进。中国和沙特相继签署《关于石油、天然气和矿产领域开展合作的议定书》、《关于石油、天然气、矿产领域开展合作的议定书的补充谅解备忘录》、《加强合作与战略性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等多项文件。

2012年，中沙双方签署在沙特合资修建炼油厂的协议，该协议投资近100亿美元、年处理原油2000万吨，是目前中国海外能源合作中最大的项目。中国与俄罗斯高度重视能源合作，以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为平台，双方能源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08年以来，中俄相继签署了《石油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关于天然气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路线图》、《关于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框架协议》等多项能源合作协议。2013年，中俄签署长期供应原油协议，价值高达2700亿美元。在未来25年，俄罗斯每年将向中国供应4600万吨石油。

中亚地区是中国重要的能源来源地，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进入新阶段。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关于中哈原油管道二期工程建设的基本原则协议》、《中哈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双方将加快实施中哈天然气管道一期扩建(C线)和二期(别伊涅乌-巴佐伊-奇姆肯特)建设，并加强原油管道扩建使其达到每年2000万吨的输油能力。

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在天然气领域合作渐入佳境，双方先后签署了《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关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土能源合作分委会第二次会议纪要》。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土库曼斯坦，双方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水平，并启动D线建设，确保2016年建成实现每年向中国输送65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目标。

此外，中国在拉美地区也展开了不少能源投资项目，对拉美国家能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委内瑞拉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能源合作不断深化。2008—2009年，中委签订多项能源合作协议，包括到2013年委内瑞拉将向中国的石油日供应量增加至100万桶，在广东省建立日加工40万桶原油的炼油厂项目等。

中国和巴西在能源领域 合作也持续加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和巴西签署了《关于能源和矿业合作议定书》、《十年合作规划》等能源领域合作文件，2010年至2019年，巴西每年向中国出口1000万吨原油的协议，两国在油气生产、加工及天然气运输协调等方面也加强了合作。

(二)促进能源外交机制化

中国在全球能源合作领域的实践不断拓展，内容逐渐丰富，多边能源合作机制逐步完善。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如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中涉及能源议程的所有活动同时加入世界能源理事会、世界石油大会等专门性非政府能源组织。中国积极与国际能源机构展开实质性能源合作，2009年10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并为在各种能源市场问题上开展密切合作制定具体规划。

中国积极拓展区域性能源合作与对话，成果显著。2010年，中国与海合会6个成员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关于战略对话的谅解备忘录》，有利于双方在能源领域进一步深化互信、加强互利合作。2011年9月，中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4个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同发表《西安倡议》，提出将积极构建能源合作俱乐部，深化能源领域合作。

中国十分重视在东盟和东亚峰会框架下的能源合作，以《东亚能源安全宿务宣言》目标和措施为指引，积极参与和推进在能源安全、石油市场、石油储备、节能与能效、能源市场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为亚洲地区和世界能源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三)新能源国际合作逐步深化

新能源产业孕育着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中国政府将新能源产业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中国不断加强双边和多边新能源国际合作，重视并积极参与区域组织下的新能源合作。

中国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能源合作、东亚峰会能源合作、东盟“10+3”能源部长对话机制和上合组织能源合作为平台，加强区域一体化框架下的新能源合作，包括区域新能源研究、替代能源和低碳能源的使用、能源安全等方面；强调通过强化有关能效和节能计划，利用水力、扩大可再生能源系统和生物燃料的生产或利用，以及在感兴趣的国家开发民用核能，减少对传统燃料的依赖。

以美国、欧盟为主要对象开展的双边合作是中国新能源国际合作的另一主要途径。中美新能源国际合作机制和对话主要包括中美首脑会晤机制、中美能源对话机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两国签署了《能效与可再生能源合作议定书》、《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中美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等一系列新能源合作协议。

中欧新能源国际合作机制和对话主要包括中国一欧盟能源合作大会和中欧峰会。2005年第八次中欧峰会签署的《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宣言》明确提出，把新能源列为合作与对话的重要领域。此后，中欧继续通过这一平台签署了《中欧清洁能源中心联合声明》、《能源交通战略对话谅解备忘录》、《启动近零排放碳项目第二阶段合作谅解备忘录》等一系列合作协议。

加强同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新能源技术合作，有利于中国积极吸收和引进欧美新能源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成果，推动中国新能源产业可持续稳步发展。

二、新时期中国能源外交面临的挑战

在国际能源格局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在能源供给安全、国际能源秩序、新能源国际合作等领域，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一)能源供给安全的风险加剧

目前，中国的石油进口主要来自俄罗斯、中亚、中东地区，非洲和拉美地区是重点开发市场。在多元化能源外交推动下，中国已在海外初步建成了四个重要战略区域，分别是以苏丹为主的北非战略区，以哈萨克斯坦为主的中亚战略区，以委内瑞拉为主的南美战略区，以沙特和伊朗为主的中东战略区。2010年以来，西亚、北非持续动荡，对产油国的能源生产和出口、国际油价以及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等多个方面造成负面影响。

2012年以来，国际油价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背景下持续上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内战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暴力冲突等因素一度将油价推至高点。因担忧伊朗危机升级或将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2012年3月，国际石油价格在一个月内迅速飙升至2011年4月以来的最髙水平，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突破每桶110美元。2013年，动荡因素持续发酵，埃及内乱、叙利亚内战使中东地区格局深度调整，传统热点高温不退。中东地区政治博弈继续，宗教与民族矛盾纠葛，伊斯兰教义与世俗力量碰撞，催生各种不可控因素，中东地区局势将持续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价格。

(二)国际能源秩序酝酿深刻变革

随着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髙，所面临的能源安全形势更为复杂，各国争夺国际能源态势进一步加剧。

全球能源生产西移和消费东移的趋势更加明显。进人21世纪，随着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相继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能源消费开始呈现缓慢下降态势，而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能源消费迅速增长。2012年，亚太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石油贸易中心，占全球石油贸易量比重升至25%以上；煤炭贸易占全球煤炭贸易总量的60%；液化天然气贸易增量占全球液化天然气贸易增量9成以上。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美洲大陆油气生产的崛起。

受页岩开发等技术因素推动，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持续增加2012年原油产量提升至3.95亿吨，同比增长3.9%，仅次于沙特和俄罗斯，居于世界第三位；其天然气产量为6814亿立方米，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生产国。据国际能源署预测，美国到2020年将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

国际能源市场石油和天然气格局变革加剧。在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以美元为主导的石油定价机制受到严重冲击，进一步推进了非美元化石油交易发展。自2006年3月伊朗成立以欧元计价的石油交易所以来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支持用石油欧元部分取代石油美元，俄罗斯建立圣彼得堡石油交易所，亦用卢布结算石油、天然气交易。俄罗斯、卡塔尔和伊朗等13个国家组成“天然气出口国论坛”，拥有全球60%的天然气储量、70%的天然气开采量和60% 天然气国际贸易量。

2008年12月，论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组织宪章，标志着这一论坛将向长期化、正式化的方向发展。2011年以来，该论坛首脑会议又发表《多哈宣言》和《联合宣言》，提出各成员国将对天然气价格进行调整，并坚持天然气价格与石油价格联动机制。

(三)新能源的“ 双反”危机

中国和美欧在新能源产业领域互有需求。但美欧相继对中国新能源展开“双反”调查，不仅破坏了双方在新能源领域的良好合作，也损害了其新能源产业自身利益。

近年来，中国的光伏和风电产品连续遭美国“双反”调查。2012年5月，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太阳能电池产品反倾销调查初裁结果，认定无锡尚德税率为31.22%、常州天合光能税率为31.14%，其他59家单独税率应诉企业税率为31.18%，其余未应诉企业税率为249.96%。同年7月，中国风电设备再遭美国贸易壁垒，在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对华应用级风塔双反案初裁结果中，包括华锐在内的多家中国风电企业被征收高达20.85%-72.69%倾销税。

2012年7月，德国Solarworid等公司向欧盟委员会提交申诉，要求对中国光伏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2013年6月，欧盟委员会决定从该月6日起向中国输欧光伏产品征收11.8%的临时反倾销税，如双方在两月内未能达成一致，欧方将从8月6日起的四个月内，向中国输欧光伏产品征收平均税率为47.6%的临时反倾销税。

此案涉及中国200多亿美元的对欧产品出口，占中国光伏产品出口总额的80%左右。经过双方多次谈判磋商，2013年7月，中国光伏产业与欧委会就中国输欧光伏产品贸易争端达成价格承诺安排，欧盟批准相关的“价格承诺”协议，但是该“价格承诺”协议有效期截至2015年底。

三、优化中国能源外交的思路

在后危机时代国际能源关系复杂多变情况下，保障中国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中国能源外交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中国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

第一，强化能源多元化战略体系。周边能源资源已成为中国未来能源安全的重要支点。2012年，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分别占全部进口量的13%、65.5%和79.2%。周边能源资源不仅能够确保中国能源来源的充足稳定，输送通道也更为安全可靠。因此，中国能源外交应重点转向中亚国家、俄罗斯及东盟友好国家，构建富有建设性的制度性合作框架，创立机构性协调机制，形成周边能源安全战略协作机制，着力打造新时代的“能源丝绸之路”。

同时，继续深化与中东、拉美和非洲的能源合作，积极营造“多元化”能源外交格局，形成能源战略关系—油气供应国（生产国）和油气消费国之间积极互动。

第二，深化国际能源合作机制。提高能源经济外交战略意识，把能源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的重要战略要素，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能源安全、能源政策和能源协调等多边交流与机制。建立全方位、多领域、多层级的协作关系和利益纽带，强化与主要能源消费大国的战略对话与合作，实现共赢的国际能源合作格局。

继续深化与能源出口国协调和合作，与主要国际能源机构和组织加强沟通和合作，加强政策协调，完善国际能源市场监测和应急机制，促进能源开发以保障供给，实现能源供应多样化和全球化。

第三，加强区域能源合作。坚持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积极参与区域能源资源开发，扩大区域能源对外贸易和技术合作，提升运输、金融等配套保障能力，构建区域能源合作新格局，共同维护区域能源安全。充分利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会议上合组织峰会、东亚峰会和“东盟+3”能源部长对话机制等平台，发挥巳有对话机制的作用，推动构建高层协调机制，积极开展能源技术合作和交流，提升能源合作领域和空间，从而实现区域内能源技术、资源要素的优势互补和有效配置，达到互利合作、合理分工和双向共赢的局面。

第四，积极推进新能源国际合作。新能源技术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重要环节。把新能源国际合作和节能减排相结合，不失时机地引进国外新能源技术、设备和成果，可有效提升中国新能源产业竞争力。

能源外交的新力量 篇3

阿尔伯塔省政府和背后的石油公司把“焦油砂”改称为“油砂”，似乎改个好听点的名字就能摆脱环保主义者的批评。而反对输油管项目的环保人士也出于同样的心态，将从这种砂中提炼的石油称之为“脏油”。难怪旁观者质疑哪种做法都不可取。

虽然笨手笨脚，但政府和环保主义者的说法的确都有真实的成分。焦油砂其实是绵延数百平方公里的沥青矿层，不但黏度高而且具有腐蚀性。土壤的表层浸透了沥青，尤其在有沉淀物的地方埋得更深。抓一把河岸边的泥土手上确实能沾上不少油脂，而油質粘土的确也含有沙质成分。

这才是双方都想掩盖的关键所在。沥青和普通石油不是一回事，这让石油公司感到有很大麻烦。而大自然将具有强腐蚀性的沥青掺入土壤，则让环保主义者觉得难以解释。如果是英国石油公司把数千亿桶沥青洒在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环保主义者会理直气壮地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油从土壤中清理出去。但这里显然涉及双重标准，因为自然的一切作为是自然的，因此也就没有问题了。

环保主义者的麻烦令人不安，而石油公司的麻烦则更为本质。石油公司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从砂质中去除掉沥青、提炼石油。原有技术需要建设巨型露天矿，还要配备大型挖掘机和卡车将油砂运往工业压力容器中去除沥青。而新技术则在不破坏土壤表层的前提下向土壤底层注入蒸汽。待沥青受热成为流质后再行抽取。这两种方法在降低土壤油性的同时，都无法避免有毒物质残留问题。

环保主义者列举了几项理由来反对抽提油砂中的沥青。他们批评可怕的露天矿和有毒的尾矿池，这些东西即使是行业的“巨无霸”也无法“漂绿”。虽然规模前所未有，但露天矿和尾矿池在常规采矿作业中却是随处可见。此外，新发明的沥青抽提技术也不涉及露天矿建设。

作为企业，要的是自然界存储在油砂中的原油，这可以让他们去做，但同时务必要保证不让他们破坏环境。但环保主义者指出这两种方法产热的能耗都比提炼普通石油多。燃烧天然气加热油砂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进一步恶化。不幸的是，提炼自大豆的生物柴油在这个问题上也好不到哪去；加州重油和农场乙醇的效果还不如天然气。我们在进行全球试验的同时自己还生活在“试管”里。

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能力保证沥青公司恪守诚信原则。这些公司想打入美国市场并利用墨西哥湾沿岸港口扩大出口业务，但“拱心石XL输油管道计划”并不是他们手上唯一的方案。如果奥巴马阻止修建管道，他们就会选择在加拿大脆弱的太平洋沿岸或某些已经工业化的大西洋港口修建其他出口设施。修建输油设施是迟早的事，而一旦设施修好，美国就会被挤出局外。奥巴马有条件地批准“拱心石XL输油管计划”，不仅可以切实推进外交和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尽可能控制环境代价。

批准该计划的好处不言而喻。大批加拿大原油流入全球市场，不但能抑制全球油价，还可以推动和平事业。对中东原油的高度依赖扭曲了外交政策并引发战争，也造成环境破坏。还记不记得1991年从科威特撤离的伊拉克士兵是怎样点燃数百口科威特油井的？数月不熄的大火向空中喷出大量的二氧化碳，而燃烧的原油破坏了本已脆弱的沙漠生态。

在自身外交政策受到中东现实政治扭曲的情况下，美国更无法指望盟国，更何况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家坚持有原则的外交政策。短期看，加拿大原油能帮助美国摆脱这样的伪善面目。而从长远看，如果页岩油和页岩气能够满足美国的能源需求，那么加拿大原油则可以阻断西方国家对中东原油的依赖，也给它们带来新的外交政策方案。

能源外交战略 篇4

【关键词】 合作共赢能源 环境 气候变化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当今世界，全球共同面临着能源资源价格攀升、 生态退化、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灾害和全球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相互关联，共同推动国际体系的变化。能源问题的解决是防止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气候变化引发的低碳和新能源革命正塑造全球能源体系的未来。当前美国欧洲一方面力图限制中国的能源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希望尽快将中国融入现有的能源环境治理体系。2010年墨西哥坎昆会议提及了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都要有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中国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能源需求节节攀升，在全球能源环境中将面临巨大压力。

中国是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能源环境具有重大的责任。胡锦涛指出，和谐世界要求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社会,使人类与地球和睦相处，通过国际合作来保护全球的自然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和使用全球资源，使人与自然友好相处，可持续发展。 杨洁篪指出 ，“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安全问题突出，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思想不合时宜，同舟共济、互利共赢才是生存和发展之道，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发展成为处理相互关系的普遍共识”。 另一方面中国要积极争取自己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排放空间，坚持国际社会应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基础上尽早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义务，兑现技术转让和资金承诺，并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发展权问题，因而现阶段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强制性减排是不适宜的，应当在维护减排空间和积极大国责任之间作出平衡，将自身的发展融入全球能源环境治理中，积极利用、塑造和建设全球能源环境新秩序。

一、中国能源环境外交的任务及愿景

20 世纪以来，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同时也造成人口剧增、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各国生存和发展。 2007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把环境问题作为讨论内容，就能源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公开辩论，这标志着能源环境问题的政治化趋势上升到了新高度。中国高度重视能源环境问题，胡锦涛指出：“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国家根本利益”。温家宝指出，中国通过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环境，使得中国的发展不会给世界造成影响。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依托“77＋中国”集团，代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与利益，积极开展能源环境外交，建设性地参与全球能源环境合作。

（一）能源领域

能源安全是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物质基础与保障。随着欧佩克影响力的下降和经济全球化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风险渗入到能源安全中来，产能的调整、储量的变化、战争与和平、国际金融资本的注入、新产油国和消费国的崛起、恐怖袭击、核电事故等，甚至美国西海岸的一次飓风，都会引起石油价格的波动，国际能源安全也变得更加复杂而脆弱了。尽管各国已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新能源的开发与试验，但在成熟的能源替代品出现以前，未来世界能源供应对中东产油国的依赖程度仍很难降低。最近在中东地区爆发的链式“维基革命”说明，以沙特、巴林和阿联酋等国为首的威权式国家政体正受到强烈冲击，不排除这些重要产油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出现动荡的可能。因此，除了继续与处于不同地区的沙特、伊朗、苏丹、尼日利亚等出口国进一步开展合作之外，中国尤其要注意处理好与美国、俄罗斯和欧盟主要国家的关系，以最大限度维持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

中国能源战略的基本内容是：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保护环境，加强国际互利合作，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在国际能源安全战略方面：一是要加强能源开发利用的互利合作。二是要形成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体系。三是要维护能源安全稳定的良好政治环境。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 中国的能源外交，是在现有能源体系中遵循能源规则开展的。随着经济的强势增长，中国每年对能源的需求是呈几何级数上升的。2010年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已经超过55%，并很可能在“十二五”期间超过60%。 为保持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即使中国的石油公司不去海外找油，也必须通过国际能源市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是客观规律。能源体系的各方必须对一体化这一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全球只有一个复杂的能源体系，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安全就在于这个一体化大系统的稳定。

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寻求多种途径，实现能源供应的多元化：一方面，调整国内能源产业结构，加大新能源的投入。预计到2020年，除水电以外的可再生能源比重将从目前的1.5%左右提高到6%，其中核能的比重将达到5%，此外中国在对外能源合作关系中需要统筹考虑各种能源资源的关系，天然气、石油、煤炭、铀矿等资源都将是重要的能源资源。当前石油价格日益攀升，煤炭在各国电力供应的重要性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目前核能对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中国需要引进利用国外先进的核电技术和管理手段，建立稳定的国际铀矿供应关系。中国目前石油和天然气对国外的资源依赖度较大，煤炭进口依存度也将继续增加，中国的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和非洲等局势不稳定、突发事件多的地区，而且中国的海上运输通道主要集中在马六甲海峡。这些都会影响中国进口油气资源的可持续稳定性。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加强国际能源合作。一是与能源生产国建立长期能源供应协议，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开展多元能源外交，加强与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的能源合作。二是与能源消费国开展多种形式的能源对话，建立长效互信机制。随着中国能源外交的稳步开展，中东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地，中国从中东地区的石油进口量一直持稳步上升趋势；中国对非洲地区的能源外交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在短短的几年里，非洲已经成为中国第四大石油进口来源地；中国对俄罗斯、中亚地区的能源外交虽然开展时间没有中东地区早，但是也卓有成效，中国从以上两个国家、地区进口石油速度不断增长。中国通过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多种途径展开与多个能源出口国的合作，实现了中国能源进口来源的多元化。这些能源外交实践，确保了中国石油的稳定进口，也保障了中国的石油安全，中国经济没有因为世界能源政治、能源经济形势的变化与动荡而停止发展，反而一直保持7％以上的速度增长，以持续渐进的发展态势朝着中等发达国家这一战略目标在前进。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丰富的石油供应，得益于中国能源外交的有效开展。

（二）环境领域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环境资源大国，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外交，许多国家领导人出访都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重要活动内容之一。 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首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派代表团出席了瑞典斯德哥尔摩会议，并且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的宗旨是取得共同的看法和制定共同的原则，以鼓舞和指导世界各国人民保持和改善人类环境。中国在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本国环境问题的同时，积极务实地参与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为保护全球环境这一人类共同事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中国为进一步加强在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于1992年4月成立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2007年胡锦涛和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先后8次参加环境和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胡锦涛在2007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四项原则：坚持合作应对、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主导地位和科技创新。2008年6月，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定不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胡锦涛指出：“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国家根本利益。” 在2009年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进程，并四处斡旋，协调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的分歧，最终推动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

自参加1971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以来，中国环境外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促进世界经济的健康增长和保护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责任和可以发挥的作用。中国环境外交的主要出发点是维护国家利益、争取国际援助、促进国内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根据这一出发点，中国一方面十分重视解决自己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同时也十分重视和积极参与环发领域的国际合作，大力开展多边和双边环境外交，使中国环境外交成为世界环境外交领域中的一支突出力量。目前气候变化问题是中国环境外交的重点领域。

中国政府积极参加各项国际公约的谈判活动并力争加入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多边环境公约，具有很大意义。中国从维护国家环境权益、履行国际义务、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目的出发，加入了包括危险废物的控制、危险化学品国际贸易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和环境管理、臭氧层保护、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保护、荒漠化防治、物种国际贸易、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核污染防治、南极保护 、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和国际环境权保护在内的14大类50多项多边环境协议。 在臭氧层蒙特利尔议定书谈判过程中，中国为资金机制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倡导下，最终成立了多边基金。中国积极加入多边公约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区域性多边环境外交与合作，如APEC环境保护中心、东北亚环境合作、东亚海和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等。中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多边基金等许多环境保护多边机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中国始终注意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尤其是在各公约及其相关问题的谈判过程中。在1991年的北京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就环境保护形成了共同立场，并通过了《北京宣言》。在历次多边和双边环境外交谈判中，尤其是在里约环发大会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上，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提出发达国家对保护环境负有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义务，理应率先行动起来，为保护全球环境作出贡献。

二、中国能源环境外交的国际贡献及成效

面对国际环境能源问题的压力，中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其中“中国加77国集团”模式对国际能源环境问题谈判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发展中国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争取国际援助和公平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高能耗国家不仅面临着全球环境安全的严重挑战，其自身也是全球环境问题主要来源。因此，面对不断融合和相互联系的能源环境问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一方面要恪守承诺，为维护全球能源和环境安全保护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在清洁能源方面取得突破性发展，促进能源和环境的协调均衡，实现“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

（一）积极推动国际能源环境合作

中国对国际能源合作的主要贡献包括：推动全球相互依存不断深入，维护生产国与消费国的良性互动。经济相互依存是中国进行能源合作的推动因素。从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双重影响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与诸多西方大国一样的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在保障能源安全、应对能源危机，影响市场交易等方面都与这些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它与其他国家经贸关系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双方获益不断增加。一方面，主要大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都需要稳定而可靠的能源供应，这是各国在能源问题上的最大利益交汇处。如果中国和世界主要力量在多边框架内协调各自的能源政策，并与其他国家共同合作，就有可能从需求方面制约世界石油投机行为，稳定国际能源市场。另一方面，作为主要能源消费大国的中国通过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以及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燃油效率，将减缓世界能源需求压力，使全世界受益。

2007年《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指出能源安全是全球性问题，每个国家都有合理利用能源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的权利，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国际合作而获得能源安全保障。要实现世界经济平稳有序发展，需要国际社会推进经济全球化向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一是与能源生产国建立长期能源供应协议，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开展多元能源外交，加强与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的能源合作。二是与能源消费国开展多种形式的能源对话，建立长效互信机制。

在国际环境领域，中国加强和推动与周边国家或相关地区的合作，积极参与区域合作机制化建设。中欧启动了中欧清洁能源中心，支持中国建立一个更加持续、环保和高效的能源产业，更好地获取国际上，尤其是欧洲的政策、法律框架、技术经验和最佳模式，从而增加清洁能源的利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建立了能源与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在清洁电力、交通、清洁水、大气治理、湿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保护等五个领域建立了联合工作组。 建立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机制，定期进行政策交流，讨论共同关心的环境问题。建立了中欧环境政策部长级对话机制和中欧环境联络员会议机制，并召开了中国━阿拉伯国家首次环境合作会议。中国积极开展环境保护领域的双边合作，先后与美国、日本、加拿大、俄罗斯等42个国家签署双边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并且不断推动中非环保合作。 下表反应了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机制建设，并且充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二）倡导新能源安全观

中国倡导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 为保障全球能源安全，胡锦涛在八国峰会上倡导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 新能源安全观的深刻内涵包括：第一，在能源的开发利用上，主张互利合作。中国新能源安全观要求从能源开发到利用的各个环节中加强能源出口国、中转国和消费国之间、能源消费大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以实现互利共赢，确保全球能源安全。第二，中国新能源安全观倡导：国际社会应该加强节能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支持和促进各国提高能效，节约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合作，建立清洁、安全、经济、可靠的世界未来能源供应体系。第三，中国新能源安全观倡导：携手努力，共同维护能源生产国特别是中东等产油地区的稳定，确保国际能源通道安全，避免地缘政治纷争干扰全球能源供应，抛弃以传统现实主义的旧思维方式来看待能源问题的观念，不着眼于对现有能源市场的分割和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上，不把能源问题政治化，更不能动辄诉诸武力，而是要树立新的能源安全观念，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解决彼此的分歧与矛盾，加强合作、协同保障以有效维护能源产地和能源通道的安全。

（三）为全球气候变化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认真履行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所作的承诺。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政府就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又于2007年成立了由温家宝总理任组长的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同年发布了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级方案，在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进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胡锦涛主席在2007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提出了中国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四项原则：“合作应对，可持续发展，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主导地位，以及坚持科技创新。”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东亚峰会中阐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五项主张：“ 第一，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携手合作。第二，气候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第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第四，技术进步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具有决定性作用。” 中国不仅积极参与现行国际制度，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采取学习和适应的方式，还逐步向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和谋求主导的方式转换：首先，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要求发达国家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来率先承担减排放，并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其次，中国、欧盟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之间也具有一些共同点，都注重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建设问题。第三是中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双重定位，一方面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77国集团加中国”的模式参与谈判，另一方面中国固有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已明显拉开了与其他发展中大国的距离，不得不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直接面对来自欧盟和美国的国际压力。当然中国也在积极协调 “77国集团加中国”阵营，为发展中国家努力争取更多的资金技术援助，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同时保持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团结。

三、未来中国能源气候战略的实施方法及路径

（一）在战略层面上中国应改变过分重视能源安全、相对忽略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政策取向，将气候安全和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与长期发展战略的框架中，将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国家战略框架使其进入气候能源战略架构管理时代。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所中国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分析（IPAC）模型组的研究结论，在战略层面上规制能源与气候可持续发展，将通过低碳社会发展目标实现多种社会发展目标的和谐共进，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社会千年发展目标”、“中国国家经济发展三步走总体目标”、“中国构建科技创新强国目标”等国家战略发展的一致性。考虑到全球低碳未来和低碳核心技术的勃兴将在世界范围内提升能源产业及其装备制造业的战略地位，中国既面临着空前的竞争压力，又存在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在这一过程中要积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和管理机制建设，为中国低碳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把政策激励和企业自身发展动力结合起来，使中国企业自身最终形成低碳技术发展模式并掌握低碳核心技术。中国要通过鼓励技术创新、推动立法、转变消费模式、建立碳市场等方法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市场机制和产业体系，同时适当调整贸易政策，适当限制高能耗产品的出口，并扩大工业制成品进口。

（二）积极推动能源多元化

在通过提高新能源比例，改善能源供应结构的同时，强化能源供应的多元化。中国在能源安全方面，应拓宽能源供应渠道，避免出现能源供应过分依赖某一国家或地区，逐步改变对中东石油的过分依赖，大力扩展非洲、拉美以及中亚里海的石油供应，以确保能源供应多元化。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能源供应愈是多元化，能源供应将愈发安全。当前，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加大，但这并不可怕，只要保证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就不会对国内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同时，推动中国和发达国家建立清洁伙伴关系也为能源多元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开发利用清洁能源、保护全球气候方面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并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要求在能源技术和资金等方面对中国提供支持。鉴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方向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影响日益关键，在欧盟和美国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而开始推广全球低碳经济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利用这个历史机遇，获得新能源和低碳技术，不仅要通过新的与气候相关的国际合作机制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制定国际气候能源的标准和规则，使我国重点行业和企业灵活利用国际标准和规则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三）加强全球气候变化外交工作

全球气候治理基本上有两种框架层次：一种是在联合国主导下经由多边外交形成的国际法框架，另外一种即所谓大国双边合作的框架。中国应该注重国际多边和大国双边这两个层面的气候外交工作：１.中国要继续加强对发达国家气候外交，督促发达国家尽早达成2012年后减排目标和承诺、分化其对中国集体施压的统一立场、创造中国参与气候变化外交的良好政治氛围。２.中国要重视、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尤其是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应是发展中大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协同合作的重要原则。共进合作以推动非商业化技术转移为切入点，旨在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实现全球低碳发展目标，协同解决气候问题。3.中国应当特别防范发达国家刻意分化“77国集团加中国”的图谋，警惕其切割新兴发展中大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迫使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直接面对美、欧、日的压力。中国应坚持联合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导地位，维护“77国集团加中国”的团结，强调八国峰会和其他多边磋商的补充作用，并尽快落实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援助基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热带地区、雨林地区和小岛屿国家）提供各种形式的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资助。

当今的时代是“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 的时代，世界各国的利益复杂交织，人类共同命运影响深远，现存国际体系的开放性正是源自全球体系的相互依赖性， 互利共赢地发展国际交往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需要，而且也是其他国家的需要。 在这新旧国际体系转换的时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各种全球化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推动各国外交出现复杂和深刻的变革，以绿色共赢为核心的中国外交日益重要。

浅析“一带一路”外交战略 篇5

关键词：一带一路；背景；内涵；意义

中图分类号：D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33-01

一、“一带一路”提出的时代背景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最高决策层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关乎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繁荣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顶层设计”。

二、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建设“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蕴含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支撑，以互利共赢为宗旨的发展内涵，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合作共赢，弘扬丝路文化精神；加强“五通”建设，推动互联互通；健全发展机制，促进区域间的精诚合作。

（一）坚持合作共赢，弘扬丝路精神。2014年6月5日，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阐述了丝路精神的基本内涵。

1.和平合作。中国将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到地区事务，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近睦远交，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通过对话找到各个国家间的共赢因素，为解决地区焦点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全方位立体化合作。

2.互利共赢。中国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地惠及其他国家；通过扩大同相关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互通有无、共迎挑战，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二）加强“五通”建设，推动互联互通。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可从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先做起来：第一，加强政策沟通，即各国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第二，加强道路联通，即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在此基础上，积极探讨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第三，加强贸易畅通，即丝路国家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探索区域性自由贸易，推进跨境自由贸易园区建设。第四，加强货币流通，即推广中俄等国在本币结算方面开展良好合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经济国际竞争力。

（三）健全发展机制，促进区域合作。“一带一路”外交战略的实施需要在一定的机制下运行，这些机制包括实施的原则、方向、目标、步骤等。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商，就是集思广益，好事大家商量着办，使“一带一路”建设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体现双方智慧和创意。共建，就是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双方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持之以恒加以推进。共享，就是让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世界人民，打造国家间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点线片依次推进，促进区域合作。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增进国家友谊。“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关键基础。”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促进我国同沿线国家教育、经济、文化等人文交流。利用各种交流发展机制，举办丝路国家间友好交流活动；促进青年、智库、议会、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的友好交流和文化活动。鼓励青年学生赴对方国家留学交流；加强旅游、航空、新闻出版等领域合作；交流发展经验和先进适用技术；推动文化交流机构互访，开展对口合作。

三、倡导“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一）探寻经济增长之道。“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将着力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二）实现全球化再平衡。传统全球化由海而起，由海而生，沿海地区、海洋国家先发展起来，陆上国家、内地则较落后，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传统全球化由欧洲开辟，由美国发扬光大，形成国际秩序的“西方中心论”，导致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从属于城市，陆地从属于海洋等一系列不平衡不合理效应。如今，在“一带一路”鼓励和平衡下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这就超越了欧洲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

（三）开创地区新型合作。中国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创新，“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正在以经济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21世纪的国际合作理论等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了马歇尔计划、对外援助以及走出去战略，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的发展理念。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共建丝路经济带 打造利益共同体——汪洋在第四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致辞[EB/OL].http：//politics. people.com.cn/n/2014/0902/c1024-25582779.html

[3]《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建设陆海丝绸之路” 分组会上的演讲》（ 2014 年 3 月 22 日） ，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 / www. fmprc. gov. cn/mfa_chn/ziliao_611306 /zt_ 611380 / dnzt_ 611382 / ydyl_ 667839 / wjbxw_ 667920 / t1140481. 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