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发展史（精选8篇）
中国外交发展史 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多边外交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一、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实践：
1、建国的第一年，与苏联、东欧等17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用：为恢复 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积极参与国际活动：（1）1953年，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2）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3、1954年4——7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发挥积极了作用。
4、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影响：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万隆精神”。
影响：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理解和信任，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二、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
背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实践：
1、中美关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2）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意义：中美两国对抗结束，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3、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
4、1971年10月25日，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影响：我国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
背景：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
实践：
1、1996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它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3、2001年，中国成功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海APEC会议）会议主题：“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通过了《上海共识》。影响：上海APEC会议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
4、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这个组织的决定。影响：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性贸易组织的成员。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影响：我国外交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外交发展史 篇2
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外交开局之年。这一年,中国外交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奋力前行,在坚持外交大政方针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少新的外交理念和举措。这些新理念、新举措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新气象,同时折射出中国外交在2014年乃至未来更长时间内的走势。
中国梦将在中国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中国梦成为响彻神州大地的一个强音。同时,它也成为中国与世界交往中的新关键词,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
过去一年多,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场合多次阐述了中国梦的世界意义。
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同时也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这个梦,将中国复兴与世界进步统一起来。中国实现自己的梦想,必然会带动其他国家实现他们的美好梦想,促进非洲梦、亚洲梦,以及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得以实现。
在中国外交中,中国梦已经并将继续引起共鸣。例如,印度总理辛格就表示,中国梦与印度梦息息相通,互相契合;埃及外长法赫米说,埃及的民族梦想和当前的中国梦相一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中国梦的实现将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产生深远和积极影响。
未来,中国外交将进一步凸显中国梦在中国与世界互动中的纽带作用。中国梦的世界价值将不断展现。
构建命运共同体将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一年多来,中国外交把这一理念落实到了行动中。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阐述了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例如,他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说:“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俄罗斯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时,习近平指出,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让每个国家发展都能同其他国家增长形成联动效应。
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时,他提出,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成员国共谋稳定、共同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战略依托。习主席在印尼发表演讲时,提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强调建设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国与国关系的新认识。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明显加强,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强调建设命运共同体,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同世界并肩前行、携手共进的坚强信念。
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将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
机遇观和正确义利观将在中国外交中更多地体现
中国领导人强调,要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呼吁其他国家也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平共处。这些论述阐明了中国和平发展的路径、原则和方向,是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思想的进一步丰富。
未来,中国将重视和推动与其他国家相互发现和利用彼此的机遇,把这种机遇转化为互利共赢的合作,促进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
中国领导人还提出,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就要求中国外交在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在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考虑到对方利益,必要时舍利取义。
树立正确义利观,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必将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未来,中国外交将贯彻这一崭新的理念。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将在中国外交中继续占据重要地位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同俄罗斯、美国的关系都出现了新气象。
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第一站就选择俄罗斯。访问中,中俄领导人就两国加强全方位战略协作达成一致。此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又在各种多边和国际场合4次会面。通过密集的高层交往,中俄关系已成为当前我国层次最高、基础最牢、内涵最丰富、最具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战略伙伴关系。
去年,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和圣彼得堡两次会晤。双方的会晤向世界传递了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共同致力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此外,美国副总统拜登成功访华,中美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第四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和中美商贸联委会,取得数百项积极成果。
中俄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发展表明,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正在取得成效,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必然与守成大国走向对抗的所谓“铁律”并非不可打破。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显示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
在全球化时代,大国利益相互交融,战略力量相互制衡,客观上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大国关系的阴晴冷暖,事关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对国际安全也至关重要。未来,中国外交将继续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
周边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过去一年中,中国领导人密集出访了10余个周边国家,周边国家领导人也频频访问中国。2013年10月下旬,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此外,中国正与周边国家一道推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利益纽带正在变得更加牢固。
良好的周边环境,对于维护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未来,中国在开展周边外交时,将继续遵循以下基本方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推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望成为中国发展周边外交的中心工作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及两条丝绸之路建设,充分显示了中国推进两条丝路建设的战略考量、坚定决心和实施信心。
这两条丝绸之路将极大地拓展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空间,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战略支持,同时也将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平稳定与安全,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2014年,中国外交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进取,锐意创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浅论中国多边外交的发展 篇3
关键词:中国;多边外交;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拓展,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和旅游等各方面的联系日益加强。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对世界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这样的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熟悉并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于是多边外交便开始日益广泛的被运用到了中国的外交实践之中。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中国外交开始了崭新的篇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领导人根据不同的形势需要,制定不同的外交战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新局势,日益重视多边外交,并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要求不断推动多边外交的发展。
一、多边﹑多边主义及多边外交
要谈“多边主义”,就要从“多边”谈起。首先,从“多边”的“多”可以明确它与“单边”﹑“双边”﹑“三边”和“全体”所代表的意义不同,它并不是用来描述“从自行其事的单边行动到人人参与的行动这一内在连续统一体上的某个确定的点”[1]的国际政治术语;所谓“多边”是不以特定的国家数量为限定标准,即有许多行为体参与而没有确定的数值,但这些行为体必须在统一体范围内。其次,尽管不是所有的合作都是“多边”的,但是“多边”即包含着合作,“多边”的行动必然与合作有关[1]。由此可见,只要是包含许多国家之间的合作,就都可以说是多边的,都可以用“多边”来修饰,当然这其中也应该包括“多边”主义。
“主义”一词通常都带有意识形态的含义,表示的是一种信念。同样,“多边主义”也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适用于在“多边”统一体内的所有行为体。不同与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针对其形式所下的定义,即多边主义是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国家间互相协调国家政策的实践[2],约翰•鲁杰(John Ruggie)从本质上给了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界定:“多边主义是一种在广义的行动原则基础上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也就是说,这些原则是规定合适的行动的,它们并不考虑在任何特定事件下各方特殊的利益或者战略紧急情况”。从此定义出发,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多边主义”是以适当普遍化的行为原则为基础的一种制度行为,其基本行为体是国家,协调国家是它的主要功能,寻求国家间的合作是它的主要目的。[3]
学者们从“多边主义”的不同角度给它做了不同的划分,如制度性多边主义﹑工具性多边主义﹑战略性多边主义﹑理想性多边主义等等[4]。约翰•鲁杰的“多边主义”其实可以看作是制度性的多边主义,强调“制度”的根本性;那么当用“多边主义”来描述主权国家的外交行为取向时,我们就可以称其为战略性的多边主义,也就是“多边外交”(Multilateral diplomacy)。因此,“多边外交”表示的是国家趋于运用多边主义的方式来处理它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关系,运用多边主义的目的是希望采取这种对外战略,通过谈判方式,达成合作的共识,最终寻求和平解决矛盾的方案。
二、多边外交符合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
“多边”的思想是自二战结束后逐步形成的。战争的教训使各国普遍认识到,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不仅取决于对各国自身利益的维护,还可以依赖用于维护公共利益的多边制度;在现有的主权基础上确立多边国际制度,通过集体行动使涉及全球公共利益的问题得到有效的治理[5]。随着冷战的结束,“多边”和“多边主义”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后冷战时期的社会变革在广度﹑强度和深度三个方面赋予国际社会以全球化的特点,即世界联系更广泛,联系程度强﹑联系速度快[6]。这样的特点改变着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格局,同时还影响着几乎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使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加强协商,共迎挑战的需要增加,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突显,多边外交活跃。
全球化的影响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在政治领域,全球化使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加强协商,共迎挑战的需要增加,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突显,多边外交活跃;在经济领域,国家不管社会制度和发展状况,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之路,国际贸易不管从地理分布还是从贸易和投资规模,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和增加,伴随国际间经济交往的增加,国际性﹑地区性以及跨地区性的经济组织同样活跃;在安全领域,冷战结束虽然消除了超级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国际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但各种传统安全问题并未能完全解决,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显突出,国际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成为冷战后多边外交的一个主要领域[6]。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重新认识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外交,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
三、中国多边外交的历史沿革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多边外交
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由于当时国内外环境的限制,中国的对外交往主要是局限在和周围的睦邻国家之间,而且带有一定的阶级色彩。这段时期中,成功的多边外交并不多,主要的一个是在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思想,并树立了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大国地位;另一个就是70年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常任理事国的身份。而中国全面确立“多边外交”的思想并开始多边外交的活跃期开始于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多边外交的历史阶段
“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开展多边外交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参加多边国际组织;二是签订多边国际条约和国际协定。从参加的多边国际组织来看,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中国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只有21个,到冷战结束前的1989年增加到37个,同期中国参加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则由71个增加到677个。而到1997年,中国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分别增加到52个和1163个。从签订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协定的角度看,截止2003年底,中国签署了273项多边国际条约﹑公约﹑协定或议定书,其中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实行“对外开放”前,中国签署或宣布承认的条约等仅有45项,从“改革开放”至冷战结束共签订条约等112项,是“改革开放”前的2倍多,而冷战结束后到2003年之间更是签订了116项之多,并且这些条约和协定涉及的领域和内容丰富,地区广泛[6]。
以上的数据对比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变化情况。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将“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多边外交在中国的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和21世纪初至今。
第一阶段,由于对多边国际制度的认识有限,中国的多边行动还是比较谨慎,主要将注意力放在参与多边经济外交上,如1980年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又加入亚洲开发银行以及1986年提出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创始会员国的申请等,参与的目的也多限于为国内的“改革开放”提供广泛的国际支持。
第二阶段,中国经过前一阶段的外交实践,对国际多边合作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参与的范围从以经济方面为主扩大到诸如人权﹑环境等众多领域,行动上从过去的被动加入发展为积极参与创建,具体表现为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10+3”机制等的建立以及“新安全观”的提出,中国已逐步确立了本国的国际政治理念和发展思路,开始朝着全面参与多边国际外交的方向不断前进。
第三阶段,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面对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中国开始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进行多边外交以及多边国际制度的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围绕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博鳌亚洲论坛的建立和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启动都说明了中国已进入了全面的多边外交时期。同时,现在的中国已不仅是一个享受多边所带来好处的国家,他还在为成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而努力,例如2004年9月,世界银行发展门户基金会中国捐赠项目在北京正式启动,中国政府以创始国身份加入该基金会,并向这一组织提供了100万美元的现金捐款及合400万美元的非现金项目;此外应联合国要求,中国还向海地派出了第一支用以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的由125人组成的维和警察防暴队[5]。
通过坚持正确的外交战略,现在的中国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就重大国际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性作用,改善了国际形象,在世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更好地维护了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中国正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中国始终坚持和平的外交理念,多边外交是中国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约翰•鲁杰主编.多边主义[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楚树龙.多边外交:范畴﹑背景及中国的应对[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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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蔚然编辑.多边主义与中国外交[J].教学与研究,2005,(8).
[5]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4).
[6]张清敏.冷战后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特点分析[J].国际论坛,2006,(2).
中国外交发展史 篇4
策
摘要：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陆地环境明显趋于和缓，而海洋环境则趋于紧张和严峻。进入21世纪后，我国周边政治格局依然呈现出“陆缓海紧”的态势。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处理好周边关系才能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周边地区；发展形势；外交政策
一．引言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其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如今，我国正处于近两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边的国际形势。只有维护中国的利益，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消除危及国家的安全隐患，加强对战略安全的研究，才能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条件。本文就对我国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周边政治格局以及应该采取怎样的外交政策进行简要分析。
二．周边的国际形势
（一）周边国家政局动荡
在我国的周边国家中，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可大致分为“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也可依此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主要是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即政党就选举和执政权所展开的权利斗争。其政局波动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
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中国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数属于此类，其政局动荡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此类国家大多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旧体制“惯性”强大，导致政府腐败严重、当局缺乏权威性与政局动荡。例如，中亚的哈萨、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五个“斯坦”国家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国新总统尚在摸索之中。
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继续活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中亚，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印度反恐频繁拉响“警报”，印度尼西亚破获多起恐怖阴谋；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二）大国争夺
在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中，美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因素，也是对我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美国作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对我国周边格局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已成为最主要的外部因素。当然，目前美国对我国周边安全的威胁大都是间接和潜在的，而且其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在遏制我国的同时，也同我国进行“接触”与合作。
其他大国也在中国周边加紧角逐。俄罗斯外交进一步“向东看”，通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重拾对中亚的传统影响，力争加入“东亚首脑会议”。日本民主党政权更加强调亚洲．极力争夺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在对外政策上加快谋求政治大国或“正常国家”的步伐。中日关系虽然显现出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并且目前正处于转型过程，其走向将直接牵涉到我国的东部安全。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也引起众多亚洲国家的不满，钓鱼岛问题也激化了中日两国在东海问题上的矛盾。虽然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采取了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日关系重新定位的过程中，矛盾和摩擦不可避免。印度崛起势头强劲，全方位拓展地缘利益，力图首先“坐大”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
（三）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
目前，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已呈现出加剧的态势。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的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周边“海权”争夺 周边“海权”角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同时，中国“海洋崛起”导致了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美国更是极力维护自己的“海洋霸权”。特别是在近几年，中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黄金海道”，国家间权力角逐与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并存交织，海洋安全前景堪忧。
黄海因韩国“天安号”事件与美韩军演而骤然“紧绷”：东海因中曰专属经济区划分分歧与争端而形势复杂．日本极力强化对中国“钓鱼岛”的“事实占领”，并对中国海军穿越琉球群岛公海海域的正常之举一再反应“过敏”，不时大肆炒作中国军舰“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不断炮制“中国海军威胁论”。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双边岛礁争议日趋复杂化，越南与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对华施压，并力图将中越、中菲之间的双边争议“变质”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争议”，而美国则想方设法“插手”南海问题，企图以此增加对华制衡“筹码”。在印度洋，索马里海盗“作战半径”不断扩大，不时劫掠各国商船，致使远洋运输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
（五）自然灾害
中国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周边各国。包括大地震（印度尼西亚、中国青海玉树等）、大早灾（中国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岛），夏季的大洪水、台风、海啸，以及极端恶劣天气、重大疫情等，致使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周边乱局雪上加霜。
（六）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
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构建稳定的周边政治格局的严重威胁。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基地和活动场所，中亚地区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已经给中国的西北边疆带来了巨大压力。在东南亚，当地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与“基地”组织相勾结，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已成为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现实威胁。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是我国维护周边政治格局的重要手段。
三．外交政策 一是大力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维权”并举的意识，集中精力加大投入、专注周边。要树立“和平发展、重在周边”与“和谐世界、始自周边”的战略意识。
二是适时制定“大周边战略”，拓展中国周边的内涵与外延，“做深、做实”周边工作。打破不同区块之间的分割．形成联动机制。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整合与创新周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建构和谐、有序、安全、繁荣的周边新秩序。
三是周边地缘战略坚持“东西兼顾”、“陆海并举”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方针。
四是针对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三种情形”，对症下药，强化危机管理，维护正当权益。针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局“混沌”，妥善维护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有效防范海外利益重大风险。
五是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主要大国增加沟通、协调与战略互信，积极应对其对华渗透、挤压与围堵，致力于共同促进有关国家与周边稳定。
参考文献：
[1]2013形势与政策论文
中国周边外交战略(论文) 篇5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尽相同，一些国家还与中国存在领土争 端等历史遗 留问题，情况相当复杂。我国周边的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本文就是对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和外交战略做一些简单分析。
进人新世纪，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积极解决了绝大部分边界等历史问题，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中国现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和南太平洋诸国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和深人，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一、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基本态势
(一)影响地区安全的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不稳定因素增多。近年来,部分地区热点问题呈现出缓和趋势,但局部问题凸显,高危因素和敏感因素增多。朝核问题在六方会谈落实第二阶段行动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朝鲜向六方会谈主席国中国提交了核申报清单,炸毁其宁边核设施的冷却塔,重新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进入宁边核设施开展核查工作。朝韩关系转冷,朝鲜半岛呈现紧张态势,双方经济合作受挫,军事形成对峙。伊朗核问题僵局难破,伊朗依然在从事铀浓缩活动,加快铀浓缩进度。美国伊朗舰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摩擦。双方还在同一天于海湾地区进行了互相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随着金融危机后续效应释放,亚洲国家经济风险突出,韩国、印尼、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已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泰国民主制弊端进一步暴露,政局稳后有乱,一年内两届政府下台,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持续数月,曼谷国际机场被示威者占领,造成数千旅客滞留,泰经济受到重创。尼泊尔建立共和制后国内局势仍不太平,忠于国王的势力依然存在,联合政府困难重重。
(二)大国关系稳中有变,斗争因素不断增加。中国与大国关系继续保持稳定。中美之间沟通渠道畅通,双方元首已多次会晤,战略经济对话也是多次举行。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公开表示反对台湾当局的“入联公投”。中俄关系保持平稳高位发展,在汶川地震、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奥运等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事件中,俄均给予了大力支持。中俄在黑瞎子岛举行了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至此,两国边界线全部确定。在能源合作方面,中石油和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将在俄远东原油管道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共同建设和运营从斯科沃罗季诺经中国边境城市漠河到大庆的中俄原油管道。中澳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密切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将在政策对话、扩展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开发清洁能源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此同时,大国之间的博弈更加激烈。美国仍对中国采取接触加防范两面下注,继续在台湾问题、涉藏问题和人权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指手画脚。中国周边国家对美倚重增加,新加坡与美签订了新的军事协定,韩新任总统李明博在战略上力争强化韩美同盟关系。俄美在反导和北约东扩问题上矛盾突出,俄的战略空间受到美国的挤压,被迫绝地反击。总之,今后一段时期,大国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斗争也会不断增加。
(三)军事竞争日趋激烈,部分热点问题继续升温。近年来,中国周边军事竞争更加复杂尖锐,日趋激烈。美国加速了在东欧地区部署导弹拦截系统的工作,在捷克和波兰建立了反导基地。美国继续推动武器研究和更新,还计划组建“全球打击司令部”,专门负责对洲际导弹和核导弹部队的指挥和管理。为了应对美国部署全球反导系统,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取消裁撤驻科泽利斯克的导弹部队三个团的计划,在俄西部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以应对美新的反导设施实施电子压制。俄海军也将参与有关计划,除了试射导弹以外,俄还在乌拉尔、太平洋、波罗的海、地中海等地相继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并在近15年来首次在大西洋举行军演,向西方展示自己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与此同时,大国在外空领域的争夺更加激烈,中国和俄罗斯再次在日内瓦共同向裁军谈判全体会议为防止外空军事化进行了努力,但美国仍是强烈反对。美国不顾其它国家的担忧和反对,发射导弹摧毁其一颗间谍卫星。各国担心美国此举是测试其新型外空武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允许将外空用于防卫目的的《宇宙基本法》,标志着日本对宇宙开发一直奉行的“非军事”原则已开始松动。同时日本内阁还成立了宇宙开发战略总部。
(四)三股势力威胁继续上升,中国反恐怖形势严峻。近年来,中国周边地区恐怖活动活跃,反恐形势日趋严峻。新疆云南等地多次出现暴恐事件
二、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概述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我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坚持原则,不失灵活,积极主动地开展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积极推进和谐世界的建设。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和合作的方针加强与世界各国及周边各国的关系,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主张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对各种挑战,充分发挥中国的外交优势,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日益被公认为解决国际重大问题不可或缺的力量。
(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稳定和发展了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深化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和团结协作,取得了全方位的外交成果。我国与世界各大国关系基本面保持稳定,各领域互利合作持续发展。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发表了《中俄元首北京会晤联合公报》,中俄边界问题已全部解决。中印边界第13次谈判已经举行,中印边界谈判进入实质性前行阶段。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两国领导人以及各部门、各阶层会晤和磋商频繁,共同推动建设性合作关系取得了新的成果。中国继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扩大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渐入佳境”,中国与东盟现已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我国与新兴国家关系更加密切,协调合作不断深入和拓宽,协商机制日趋健全,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三)坚定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在事关我国核心利益的西藏、台湾等问题上,既毫不动摇地坚持原则,又在具体问题上体现灵活精神,坚定维护了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粉碎了“藏独”势力制造国家分裂和破坏北京奥运会的图谋,对一些西方国家借西藏、人权等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抓住机遇,积极推动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两岸交流与合作稳步展开,逐步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四)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发挥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几年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参加有关重大事务的地区和全球性国际会议和对话,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主张和倡议。近年来,中国还积极参与了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达尔富尔等热点问题的解决,积极参与了国际反恐斗争和国际维和行动。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目前有近两千官兵在联合国9个维和任务区和联合国维和部执行任务。对气候变化、环保、能源安全、国际救灾、公共卫生等一系列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中国都采取了认真负责的态度,并以自己的切实行动推动有关问题的改善和解决。
(五)全面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在连续遭受严重冰雪灾害和四川汶川地震灾害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全民动员大力救灾,一方面克服困难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特奥会,随后又成功主办了第七届亚欧峰会,既展现出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也反映出中国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强有力的组织与工作能力。我国在救灾、举办奥运会和亚欧峰会的卓越表现,受到了世界众口一致的积极评价和热烈赞赏。这些活动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与交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理性外交与中越关系 篇6
近代,在抗击外来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两国人民互相支持,共同奋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中越两国于1950年元月18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地缘上，中越是邻国；在意识形态上，又同属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对中越来说，意识形态已不再是国际交往的依据，两国都开始抛弃冷战思维，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友好往来。目前，两国的多边、全方位外交已卓有成效。然而，仍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冷战思维依然存在，不仅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近年来频繁发生的俄美间谍案就是例证，也发生在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苏东剧变以来，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是手段变得隐蔽而多样。因此，两国在国内加强思想教育、制度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干部管理的同时，也要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就当前的中越说，两国不存在重大意识形态分歧，都已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进程中，探索着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但在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两国的理论认识有同有异。对于差异，两国通过扩大政界、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学习与借鉴，深化了对不同国情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放眼未来，社会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两国也将面对各种新环境与新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与应对方式，两国不可采取论战的方式，应继续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精神，加强合作，才真正符合双边发展大局。
对越关系是中国实现睦邻战略极其重要的一环。从地缘位置上，越南几乎涵盖了南海的整个西海岸，是中国通向印度洋，远航中亚、非洲和欧洲的必经之地；从地缘经济上，越南是东盟国家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国家，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建立了密切的经贸关系，中越贸易连年跃升；从地缘安全上，越南是东南亚的军事强国，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和国家抱负，它还是东盟的成员国，中国与越南关系也直接影响中国与东盟的友好与合作。所以，对越关系直接关系着中国实现发展的和平周边环境。从当前的现实来看，自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关系一直在稳定向前发展。1999年，双方确立了“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十六字方针后，两国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两国最高层领导人之间进行了频繁的互访，发表了公报、声明等多个政治文件。随着关系的深化，2004年双方完成了北部湾划界，2009年双方最终完成了陆地边界的勘定工作，勘界议定书于今年正式生效，这样双方完成了除南海岛屿以外的所有边界勘定和划界工作。另外，中越经贸关系发展非常迅速。根据2008年的统计，当年的双边贸易额是194.6亿美元，相比前一年增长了28.8%。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28.2亿美元，与前一年同比增长49.5%，全年有望实现250亿美元的贸易额。双方在投资、工程承包等方面的贸易额非常巨大，中越关系的发展为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从未来一段时间看，维持一个稳定、良好的中越关系对突破中国和平崛起的瓶颈具有战略意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凸显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及西方的战略界对华决策的思路已经出现了调整，一方面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与其说是共治，不如说是转嫁危机。另一方面，开始利用领土争端以及新疆西藏台湾等问题，来牵制中国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与中国存有领土争端、又曾经发生过冲突的越南，其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利用价值被西方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而且，越南也是与中国存有岛屿争端最多的国家，东盟国家也都在观察中国如何处理与越南的关系，也都在以此来判断兴起的中国如何对待它们。因此，处理好对越关系事关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是否能维持下去，事关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能否实现。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发展中越关系的有利因素要大大超过存在的问题,因此两国关系正常化10多年来,尽管时而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但中越关系仍然而且今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会继续沿着两党总书记提出的16字方针继续稳定往前发展。而且双方对相互关系的发展是越来越务实,努力从双边关系的长远友好、互利双赢和共同发展出发,处理好相关的事务。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大背景下,越南学者提出要发挥越南和中国南方省份的桥梁作用,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同时促进自己的发展。“在东盟国家与中国关系中,相比较其他东盟国家,越南有如下优势:一是,越南位于印度支那地区,与中国最近,又有相当好的基础设施,便于适应东盟与中国之间贸易、经营关系的各项交流需求;二是,越南处于贯穿泛亚交通线路、东—西走廊和湄公河次区域各线路的中心地带;三是,越南与中国有长期相互了解的关系,作为东盟成员的越南应当在东盟中发挥作用。为此,越南应与中国为建设泛亚交通线路展开各项活动。要开通南宁可以直达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7国的公路和铁路。河内—南宁的货物运输将很便利,对东盟各国与中国华南地区之间将得到互补和加强。”
中国的“茶式外交” 篇7
早年,毛泽东主席就曾提过对赠送外国客人礼物的要求,那就是要有国家的特征。于是,茶叶便成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征的外事礼品。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出访苏联。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在物质准备上,除了采购、调运了一批苏联紧缺的蔬菜水果外,仅上好的西湖龙井和各地名茶就达1吨。在此访问期间,毛泽东还亲自安排随同人员带上茶叶等物品对苏方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毛泽东在接待国外客人时,总是吩咐周围的工作人员沏茶相待,以体现中华民族的高尚礼节。1960年11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切·格瓦拉在交谈中赞赏中国的清茶:“啊!多香的马黛茶呀!这真像是马黛茶,阿根廷的马黛茶!”毛泽东立刻回应说:“你喝到家乡的茶叶味了,这说明你是真的到家了。”1976年2月23日中午,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历时105分钟,这是毛泽东辞世前最后一次长时间与外国客人谈话。会见结束时,毛泽东以茶代酒为他干杯。
1971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来中国的时候,就喝到了周恩来总理为他安排的茶。在访问结束的时候,周总理又送了1公斤龙井茶给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时,周总理送给他一包让他觉得很神秘的东西,当尼克松打开看时,竟是一包代表着“人民之情”的珍品:太平猴魁茶叶。
1978年,时任日本联合国协会会长千玄室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他。就在千玄室很小心翼翼地给邓小平献茶时,没想到邓小平竟也站起身来默默等待,他见邓小平如此客气,赶紧寒暄,邓小平则微笑着说:“我怎么可以坐着接过您的茶。”这样一番接触后,两人熟络了起来,很快就谈到了茶文化的话题,邓小平表示:茶可以担当中日两国成为朋友的使者!以至后来演绎成了千玄室一句口头禅:“一碗茶中出和平。”这次临别时,邓小平特意准备了龙井茶相送千玄室。
1991年5月,江泽民应邀前去苏联访问时,向其赠送了4千斤特级祁门红茶。据说,这4千斤祁门红茶被苏方领导人和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市人民给喝掉了。之后,中国的茶叶市场便大受苏联人的欢迎,中国的茶叶源源不断地销往苏联。
2007年3月27日中午时分,正在俄罗斯“中国国家展”巡展现场的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步入中茶公司展厅参观。两国元首品尝了中茶公司茶艺师奉上的铁观音,普京总统细细品尝后连声说:“好!好!”随后,胡锦涛向普京赠送了由中茶公司精心定制的国礼茶。这些国礼茶均产自安徽,其中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六安瓜片是中国传统名茶,而黄山绿牡丹是现代工艺造型茶。胡锦涛介绍说:“这些都是我从小喝的茶。”普京打开装有黄山毛峰的瓷罐,闻了闻,再次称赞道:“好!”当日15时,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来自中国的延庄、延悟、小广三位少林武僧时,还对刚刚收到的茶叶念念不忘。普京的开场白就是:“胡锦涛主席送给我非常精美的茶具,还有茶叶。”
以茶会友很容易就会让人联想到君子之交。2013年10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第2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龙润茶·尚品”茶礼赠给出席峰会的领导人,以茶传礼,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以及共享繁荣的真挚愿望。在2014年中国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国宴上,各国的领导人所品尝的是来自云南的吉盛祥普洱茶。晚宴后,国家主席习近平还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到中南海瀛台的迎薰亭茶叙,两人坐在红木椅上,边品茶边聊天,直到夜里11点多钟。此外,习近平还多次在中外公众场合谈论中国茶文化:在俄罗斯谈及“万里茶道”、在比利时发表“茶酒论”、在巴西激情论述“茶之友谊”等。
李克强总理更是多次用家乡茶叶作为国礼赠与重要外宾。2015年3月23日,李克强总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会晤时,李克强对这位来自欧洲的客人说,“我的家乡安徽盛产茶叶,你离开中国前,我要送你一些来自我家乡的茶叶作为礼物。”当天下午,拉加德就收到了来自中国总理家乡的礼物:太平猴魁。2015年10月30日傍晚,李克强在合肥一座名为“和庄”的徽派建筑里,与前来我国友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观看了太平猴魁茶艺表演,并向她赠送了黄山毛峰和祁门红茶,茶礼品牌来自“中华老字号”谢裕大公司的“裕大贡茶”系列。
中国新领导与中国外交展望 篇8
中国现在有了开场表现优秀和饶有特征的新一代领导，他们掌握与先前多年相比大大增强了的中国国力，但同时处于几乎远不那么有利的和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
在中国的对外政策决策和实施中，存在两类持久的和结构性的内在紧张或两难，那就是（一）不同类的国家战略需要互相间的两难，特别是国家军事/经济战略需要vs.国家外交战略需要；（二）然而，甚至比这更重要和更难办的是国家战略需要本身vs.种种国内制约和国外刺激。
因而，近期甚或中期的对外政策前景可能（甚至很可能）有如既往——最近几年意义上的既往，未确定，多少显著地波动，但有某些重要和似乎愈益固定的前所未有的负面因素或负面趋向，其中包括如下所述，虽经数度重大挫折但仍在某些对外政策“精英”那里潜在不辍的“G2中国版”（或以其粗俗的表述曰“对美外交唯一重中之重”论或“中美共治”论），还有与此同时对美国以外其余世界颇多角色的“胜利主义”（triumphalism）。有着类似于二零一零和二零一二年的那些内外“不祥因素”，当时上述两难比先前显现的更为突出。
中国尚未形成不仅被拟定出、而且经过较持久实验的对外大战略，以致不能够对下列基本问题做出哪怕是很粗略的回答：如何对待急剧增长了的国力和急剧增长了的“大众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复杂的国内有关力量？如何对待美国，特别是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对立和东亚外交影响竞争？目前，中国对前者大致只有在中国国内大力加强和加速军力建设一途，而对后者仍基本乏力，作为短少。还有，与之密切相关，如何对待亚洲邻国，特别是与它们的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争端，并且使非常强劲和持续地崛起的巨型中国能在战略和外交领域成为对邻国来说可接受的？另外，鉴于中国军事权势投射能力的快速增长和中国海外经济存在的极有力扩展的综合效应，如何尽可能防止或制止“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严重加剧，并转化为非常顶真的对华战略/军事竞赛？如何避免古今中外屡见不鲜的“被迫或被逼的帝国主义”，那开始于用武力或其他强制手段保护天经地义的合法的自身利益？不仅如此，如何贡献于“全球治理”而不损伤“中国治理”？还有如何对待“电子通讯世界”、“非政府组织世界（‘全球公民社会’世界）”和各种各样的国际“软实力”问题？
特别是考虑到近年来困难大为增进的东亚东南亚周边外交，尤其是异常尖锐的海洋领土及海洋权益对抗，有一个近期甚而中长期的关键问题：如何着眼大局，管控风险，经略周边？又如何使得“底线思维”下的“近底线操作”（brinkmanship）不急剧增大风险和令风险突破控制？
用于预测的两大参照
当前有两大用于预测中国对外政策前景的参照，其中一个真正的大，另一个较小，但更有直接的或当下的适切性。
胡锦涛总书记“十八大”报告的对外政策部分反映了对较长期的国家战略需要的战略意识（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睦邻政策），考虑到当前的主要外部政治/战略环境就尤其如此。与此同时，报告其他部分包含的“海洋強国”目的宣告、捍卫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宣告、继续大力加速业已快速增长的军力建设的方向宣告，部分地反映了上述国内制约，而与此相关，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和东海南海争端代表了上述国外刺激。
鉴于上面的对式，如果国家战略需要占上风，那么中美对立和竞争将会缓解和得到较好的控制：软拳头vs.硬拳头；前者软化后者的“建构”效应。然而，如果国内制约和国外刺激占上风，则可以预期中美之间实质上更紧张的双边关系。按照前几年的经验和目前的现状，前一种可能性会小些。
讲到前几年的经验和目前的现状，这就涉及了较小的参照。在较小的参照中间，最重要、最直接的是二零一二年的中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和周边政策，它们都以相当强硬、呼应国内制约和受激于国外刺激为主要特征。二零一二年的这些至少会在颇大的程度上“规定”今后一两年的基本状况。
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问题
因而，中国对外政策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的根本问题将有如近年来的既往，即如何在不同类的国家战略需要之间“敲出”一个艰难的平衡？还有特别是如何使国家战略需要克服国内制约和国外刺激？这将是中国新领导在对美和对周边邻国的政策上面对的主要挑战。
这挑战已经尖锐，但回应依然准备不足，且远非整合。
关于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争取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个重要的战略设想和政策目标。就此，首先需要分辨其中理应包含的最基本的概念内涵：何种新型大国关系？它会有多“新”？它能有多大的真实可能性或现实性？还有，如果它要成为很可能的，那么中美双方根本上应当做什么，或采取何种根本立场？就此，不要忘记寻常经验性的一点：不那么非常新颖的能够是较易追求甚或较易实现的，换言之较为可行的。
与此相关，应当吸取中美双方前几年的一个重要教训——主要由于美方的倡导和反复宣扬而来的教训，即将较抽象甚或浪漫地哲学化的“建立战略互信”当作对待中美关系问题的中心概念，从而至少有损于更多地集中关注尊重对方的具体的紧要利益和紧要关切，更切实地磋商和处理具体的重大歧异和重大抵牾。
在此，应当认真地设想和探究如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前景，它从“现实政治”的视野来看较为传统，因而较有可能实现，虽然它与侧重于别种范式的“新型大国关系”相比多少不那么“新”。
这前景就是，在一个根本前提——巨型中国的和平腾升在未来仍将长久持续——之下，美国将认真得多地考虑中国不但在经济甚而金融世界，也在外交甚而战略世界的一流地位，并且可能最终采取一种和平的“最终解决”。这将要求均衡地理解不同的功能领域和地理区域内的不同的实力对比和影响力对比，并且采取一种“选择性优势”而非全面优势、“优势分配”而非优势垄断理念。
这不仅意味着美国接受中国未来可能在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总量和在亚洲的外交/经济影响这几大方面的领先地位，还接受中美之间互相的战略威慑——既在核威慑也在常规威慑方面——连同作为相邻两强的和平并存，它们由某些军备控制和地缘战略利益互认互尊协议得到正式规制。这将包括中国在本国近岸地区拥有对美军事等势甚或边际优势（以台湾东部海岸外邻近海域为大致的战略“分界线”），并且意味着台海两岸和平的或基本和平的重新统一；这也将包括中国在西太平洋的一个较为狭窄但仍非同小可的洋域“战略空间”，并且相应地规制美国在东北亚的同盟体系（特别是美日同盟），使之不那么军事化，不那么以中国为钳制和对抗目标。
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的接受下，将保持它在世界的总的军事优势和（特别地说）在冲绳和关岛以西的西太平洋西部及中太平洋的军事优势，还有在某些地理区域的相对于中国的外交优势。在世界金融和安全的体制性安排中，中美两大国的正式影响或权势的分配将大致符合这两大国在相关功能领域内各自拥有的实力和各自做出的贡献，这在其他之外，意味着中国的贡献须相应于中国增长了的实力而增进。这一切将使中美之间的权势分享、密切协商和合作成为必要和必然，也将要求美国接受一个和平和建设性的中国为世界强国（World Power）。
另一种中美大国关系
然而，必须指出中美大国关系的另一种可能前景——不祥的或甚为危险的前景。如果鉴于目前的形势，并且假设今后缺乏很大力度和甚为经久的争取两国间“新型大国关系”的多种努力，那么它大概较易成为未来的现实。
中美之间的大国“结构性对立”正在变得更为广泛、深刻和显著。特别是，中国经久持续的急速军力建设（尤其是经海洋、空中甚而外层空间的战略力量投射能力建设）正在愈益成为美国的战略精英甚而颇大部分美国公众的显要忧惧。另一方面，美国的地缘战略“再平衡”，加上因为减抑人员伤亡、减少军事开支和应对更大“威胁”的强制性必需而力度加剧的“军事革命”（诸如“海空一体战”之类），再加上美国通过非常积极和灵巧的努力在中国周边的外交竞争得益和地缘政治添乱，已经使中国日益不满美国及其战略伙伴，并且更加决心加速推进自身的军力建设和军事反制努力。自多年前的里根政府以来，美国一直决心维持无可置疑的军事优势，将它视作美国作为超级强国的最重要战略资产，同时反复证明在它认为必要和可行时不惜发动武力干涉甚而战争。反之，中国近二十年来为了自身的国家安全、民族自尊、发展权利和呼应国内要求，始终决心军事现当代化和拥有战胜能力。中美之间的这一最根本矛盾当然并非没有可能破坏未来的中美关系。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争取阻绝这一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