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新时代（精选12篇）
中国外交新时代 篇1
摘要：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国际局势进入了新一轮的调整过程中。在此阶段, 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各个国家的利益关系与战略环境都面临着新的变化与规整。从总的发展趋势上看, 一方面, 世界正快速走向多极化, 世界各个国家的合作与交流持续发展互利领域不断在扩大, 利益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 国家之间都存在着一些现有或潜在的矛盾因素, 而我们中国在推进与世界其他各个国家努力合作、共同发展的同时, 竞争和矛盾同时也在上升, 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也进入了新一轮的磨合阶段。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外交
在当今世界流行的国家关系理论中, “大国”是被当作客观现实来承认的。弗兰克西蒙兹与布鲁根斯埃米尼曾说过:“这是一个大国的世界, 因为大国之间国家政策的相互作用对国际关系经常有着不适当甚至是决定性影响。”肯尼思沃尔旌认为:“只要大国是主要行为主体, 国际政治的结构就会根据此来定义。”虽然现今世界中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在发挥其重要作用, 但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主体仍不没改变, 其中, 大国更是影响世界局势的更主要因素。
一、当前大国关系战略环境与态势
2008金融危机已过去六年, 国际关系局势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迁, 并为未来世界格局的大变革埋下了伏笔。在此番旧有国际格局崩坏而新格局尚未完全成型的过渡时期, 国际关系总体而言将在某种意义上出现“权力真空”状态。当今的国际格局可以放一下两个方面考虑, 一方面是西方传统发达国家现普遍进入发展瓶颈期, 新兴国家在群体性崛起;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际地位的日益凸显, 使之成为后危机时代中不可不谈的话题。
(一) 传统列强的困境
当今世界中, 不论是从综合国力的比较, 还是从国际机制的制定权以及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分析, 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 仍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处于“超强”的地位。但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趋势发展, 美国向独霸世界的企图已不可能实现, 但奥巴马上台之后, 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内政以及外交的“变革”, 一直努力维护“美国世界第一”的国际地位。
而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等一些传统力量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都遭受了沉重的挫伤, 并且国家内部还存在一些长期困扰, 比如生产效率下降、人口结构老化等。欧洲国家的发展瓶颈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个是欧盟的快速扩张, 另一个是欧洲传统的高福利政策。日本是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之后虽然经济有所发展, 但现如今又进入发展困境, 这是由于整体创新力的缺乏, 产业政策弱化, 等因素造成的。
欧盟和日本一直在力图扭转“失势”的局面, 希望能够加快各自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 推进区域的整合与跨区域的合作, 争取在接下来的新一轮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可利用的优势, 进而在国际秩序的构建中恢复其传统的影响力。
(二) 新兴国家崛起
所谓“新兴国家”实际上是用两个维度来界定的, 一方面是从综合实力上判定, 国家的综合实力要得到快速的发展, 并在其所在的地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与带动力;另一方面是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这些国家必须是非传统发达国家, 但是他们一定要具有重塑或改良现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期望。真正能够代表新兴国家这一集体的, 并再往后的发展中, 将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将会是“金砖四国” (注:此项不包括南非) 。
总之, 未来5一10年内, “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不会发生彻底变化, 国际力量的“多极化”和“均衡化”的基本态势也将会在较长时间内持续下去, 但多极化的步伐会进一步加速, 多个国家之间相对优势地位的竞争将成为国际发展走向中的重要内容。
二、中国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战略思考
(一) 中美关系仍然是重中之重, 只有合作才是唯一选择
中美两国被外界认为是可以“相互确保经济摧毁”的两个国家, 所以中美关系未来的方向是紧张或是缓和, 不仅关系着的两个国家的发展, 更会因此影响整个国际格局。共同发展、平等互利、共担责任、开放包容, 这是未来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要坚持的一贯原则。
若向中美之间建立稳定的战略关系, 就必须建立有效的、长期的机制化交流沟通, 但是中美两国都必须针对两国已经出现的或潜在的矛盾与摩擦进行及时地、有效地进行沟通与磋商, 进而保证双边关系的顺利运行。
中美双方都急需进行更深程度的交流, 尤其在较为敏感的军事防务领域。笔者认为, 在以后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中, 最可依赖的路径是双方通过一系列具体的事务性合作建立起一种“功能性伙伴关系” (Functional Partnership) , 然后再从两国之间的大规模与多层面的接触中共同探索出一种针对中国、美国两个世界大国的新型大国关系, 因此, 机制化的沟通将是所有合作的开端与前提基础。
(二) 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的调整
近些年来, 国际社会中对软实力发展与全球性议题的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我们国家的外交对策有了一定的影响, 但我国外交政策有一些一贯原则:“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在后危机时代, 我们可以以与俄罗斯等国家的友好关系作为改善整体外交环境的切入点, 目前就单个国家而言, 俄罗斯、巴西、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 牢固的经济互补为我们发展双边关系的过程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之后再进一步推动我们与其在战略上以及高政治领域内的协调, 努力发展成为战略伙伴。
(三) 重视中国周边外交
我们的传统外交政策中, 对周边外交过于轻视, 现如今要努力弥补周边外交这一空缺。我国的邻国多而杂, 经济发展状况不一, 国力参差不齐, 但对于我国来说, 这是一笔巨大的外交财富, 要针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我们应该以一种相对宽容的心态, 积极应对来自周边国家的敌视或嫉妒, 切实带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 从而展现出实实在在的大国姿态与大国形象。我们要灵活对待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在双边关系上的有意挑衅行为, 随机应变, 主动把矛盾控制在比较温和的范围内, 但也不能软弱求全, 要有所作为, 同时我们要主动地尽早地处理好双边关系中现有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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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坚.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条件与主要问题[J].国际问题研究, 2013年第2期.
中国外交新时代 篇2
外交，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跟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通常指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外交机关代表国家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
从古至今，外交活动的地位一直都很高。从上千年前的城市国家开始，人类就开始从事外交了。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外交官被派到另一个国家里就一个特别问题进行谈判，谈判后立刻回到该国。他们一般出自统治者家庭或者是高级官员，由此使得他们与其他国家谈判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合法性。
一般来讲，我们认为现代外交是从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北部开始的，而最早的大使馆则是在13世纪里设立的。在这个过程中，米兰起了一个尤其重要的作用。首先开始在意大利北部其他城市里设立常驻大使馆的就是米兰。而今天的许多外交习俗也是从当时的意大利开始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大使上任时要向对方国家元首提交其任命书。从意大利出发，这个实践逐渐扩展到了其他欧洲国家。
外交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发展。这些国家在全世界的扩张，使得首先形成于欧洲的外交理论、原则、制度、惯例和形式推广到世界各国，并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电讯和航空的发达，更加便利了国际交往，形成了现代外交的开放、联系和世界性的特点。中国古代称外交为外事，清末称外务，近代才开始使用外交一词。英文外交一词源于希腊语δiπλωμα，意为君主派出使节时用以证明身份的证书。
外交活动历史悠久。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确立了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主体的地位，也明确了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职能作用。20世纪随着交通和通信的发展，国际交往的便利，形成了现代外交的开放、联系和世界性的特点。外交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国际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权国家外交的宗旨是，以和平方式通过对外活动实现其对外政策的目标，维护国家的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外交的活动形式多样，主要有访问、谈判、交涉、缔结条约、发出外交文件、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
各国外交都受该国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国内政策和需要的制约。综合国力是一国外交的基础和后盾。外交也需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紧密结合。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等领域的官方对外联系以及各类民间对外交往，则是对外交的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补充。
当代外交具有以下特征：①独立自主的外交权是主权国家的标志之一，外交的主导原则是主权平等；②“外交授权有限”，外交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外交决策权在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外交机关只是执行决策机关制定的决策，仅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灵活掌握，遇有重大问题须请示决策机关；③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国家领导人以各种方式的直接参与，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④全方位、多元化地参与外交活动是当代外交的发展趋势。各国外交都受该国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国内政策和需要的制约。
当今世界，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交机关。而外交承认的多寡，则成为国家是否独立的重要标准。有时，拥有主权、领土的政治实体也不易获得国际上的承认。比如在历史上，荷兰曾在很长时间里无法获得其他国家承认，即使其最紧密的同盟者为其国家利益也不见得完全承认它；而位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则于1970年代因国际政治因素，而退出联合国之中国席次，其他国家转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因此，跟台湾无外交关系的国家，为求与其有政治、经济的交流管道就在台湾设立类大使馆的官方或非正式的代表机构。比如美国在台湾有美国在台协会，而台湾在美国的类大使馆的官方机构则称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其他不受承认的政权有阿布哈兹、德涅斯特河东岸共和国、索马里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等，这些政权相对于台湾来说其经济和政治重要性更小，在外交上就更孤立了。
外交的基础和后盾是综合国力。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等领域的官方对外联系以及被称为“人民外交”或“国民外交”的各类民间对外交往，是对外交的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补充，但也受综合国力的制约。由此可见，综合国力在外交舞台上的重要性无可替代。
在我国古代，外交方面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张骞出使西域到唐朝鉴真东渡玄奘西游，再到元朝马可波罗来华，明朝郑和下西洋，均充分展示了我国当时的富庶强大，与极高的国际地位。
然而到近代，我国的外交由于综合国力的下降而逐渐成为了屈辱的外交。自两次鸦片战争开始，《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种种不平等那个条约默默的告诉世界，从前的那个天朝上国如今只是一个任人欺压的空壳了。
这样的屈辱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建国第一里就有25年国家承认了新中国，并同其中的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新中国最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基本原则。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新中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地位参加，并发挥了积极作用。1955年亚非国家在万隆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粉碎了帝国主义阻挠、破坏会议的阴谋，使亚非会议圆满成功，中国加强了同亚非各国的联系。会后，更多的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恢复，中国从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中国一系列的外交成就重拾我国自古的傲骨品节，向天下昭告，中国再次崛起了！
如今，我国外交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立场；维护我国的独立与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目标。
举例而言，在2013年，中国外交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主动进取，而今后，中国也将继续坚持这一理念，在对外交往中更加积极进取、有所作为。进一步搞好“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并且更加注重二者的相关性；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更加“强硬”，表现我国的坚定立场；以更加主动进取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我国外交关系复杂，譬如我国与日本、美国的外交关系；与朝鲜、韩国的外交关系；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
冷战后维系东亚和平稳定的战略均势，主要是由中美日之间的“政治力学”决定的。由于近年来中美日各自综合实力、地区战略和彼此关系都在发生变化，中美日三角关系也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只有充分关注并把握其趋势，才能够窥得东亚的未来。
而更具现实紧迫意义的是，在当前的中日对峙中，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动态平衡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不能对此进行深入探究，进而正确解答美国在想什么、日本在想什么，中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的战略布局将难以科学化地制订。
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也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虽然它早就已经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但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使它在亚洲以外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国际重大问题几乎无一没有中国的参与:从武器扩散到人权、能源保障、北朝鲜、伊朗、苏丹和联合国,中国都发挥了作用,北京对于它在世界政治中的显著角色越来越有信心。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军事能力的提高带来了国力的日臻完善，中国认为,它按照自己的主张再度成为全球大国是必然结局。如果一切按北京的计划发展，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即使不凌驾于国际体系之上，也会在国际体系的大国当中取得它“应有的位置”。中国外交政策所针对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中国所奉行的外交政策旨在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设法抗衡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也许，更确切地说是打破这种局面。
大数据时代的中国外交 篇3
一是外交事务呈几何级增长。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密切，几乎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贸易投资遍及全球。中国加入了300多个国际条约、数千个政府间和非政府国际组织。近几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进程几乎同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美欧经济联系深化、与新兴经济体合作密切、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走出去”战略集聚海外利益、新移民和赴境外游客逐年增加、高层互访和主场国际会议令人目不暇接。
二是国际合作与竞争对象同步增加。在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已与67个国家和5个区域组织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正在形成。同时，随着中国海外利益延伸，竞争对手也在增多。国际关系讲的是力量平衡，大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影响力以及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塑造世界格局的框架。中等强国在所在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国运用外交与大国周旋，也影响全球和地区格局变化。大数据时代改变了外交模式，关心和参与外交的团体和个人及其影响力都成倍增长。国家大小不再是外交强弱的唯一因素。
三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的外交决策和行动能力提高。美欧日大数据技术世界领先，美国对大数据尤其重视，视为新战略资源。白宫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组建“数据高级指导委员会”，协调政府在大数据中2亿多美元的投资。计划的核心要求是，通过对海量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从中获得真知灼见，以提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测能力。大数据使国际合作方式和内涵发生变化，如受援国从可持续发展目标出发，会要求双方的合作和援助更加精准、有效。
四是大数据时代使克敌制胜的途径和方式更加多样化、更为隐蔽。国家可以依靠大数据大幅提高其战略决策能力，将软硬实力更好结合起来。譬如在对外战略中，对形势判断和对手的了解更加精准、详尽、到位，实现决策判断“零失误”。至于网络空间的竞争，大数据有效应用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大数据时代暴露了外交决策方式的局限性：机构众多、缺乏协调;决策数据和信息处理现代化程度不高，对外部情况掌握不够精准;对外部危机萌芽敏锐性不足，反应时间长;外交领域扩大，涉及金融、能源、网络和意识形态安全等，资源融合、综合施策和反应能力受到挑战。为适应大数据时代，提高外交决策和行动效率，似可考虑在多方面着手，调整外交决策和行动方式。
建立外交大数据库，辅助决策层
外交决策和行动应建立在大数据系统基础上。大数据收集和处理信息能力是外交决策的技术基础，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把外交大数据库建立起来，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保证大数据库的全面、稳定和准确性。
建立外交大数据库的突出问题：首先是协调、打通各部门数据库，使“支流”汇成外交大数据“洪流”;再则，外交领域不可控、不确定因素众多，又面向全球和各领域，需要处理的数据浩瀚星空;外交部门需要日以继夜地应对经常性工作和危机处理，缺乏足够专业人才去建立基础性大数据库。
因此，我们需要从大外交视野来看待数据库建设，把外交与非外交部门基础性数据库统筹考虑。在“中国全球化”和“全球中国化”的大趋势下，国内相关部门数据库资源应该整合成外事大数据库，为外交决策服务。建立大数据库不能另起炉灶，这不仅会增加成本，而且多套数据库同时输送信息和政策选项，将造成外交数据的混乱，给外交决策带来困难。
以国安委为核心建立外交大数据库可能是好选择，因为它有足够权威汇总相关系统，并利用大数据库协调各部门。外交大数据库日常管理可以交给专业部门，所有数据由其审核后进入大数据库，并随时为国安委提供数据支撑。
从目前形势看，建立反恐和领事保护子数据库是当务之急。其他的子库譬如边境管理数据库、高层访问数据库、外交谈判数据库、使领馆业务数据库、新闻发布数据库、外交礼仪数据库，以及周边地区数据库、大国资源数据库、海洋资源数据库、华人华侨数据库、全球气候数据库、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数据库、对外援助数据库、能源安全数据库、核安全数据库、公共卫生数据库、武器交易数据库等等，都需要逐步建立、整合。
利用大数据建立
交流、沟通、行动平台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和各部门“各自为战”状况在外交事务中常常出现。
有了大数据库的技术支撑，就有可能为政府部门之间及其与智库之间的协调和沟通打造共同的有效平台。信息化时代外交决策和行动需要“常态化”的沟通与协调，无论是形势判断，还是政策提议和行动评估，都需要相关部门信息共享，共同研判政策选项。
4月22日，贵州省贵阳市高新区的西部人才城内，来自全国各地的创客青年用大数据思维找到商机。有了大数据库的技术支撑，就有可能为政府部门之间及其与智库之间的协调和沟通打造共同的有效平台。图/CFP 图片编辑/董洁旭
同时，智库研究成果要及时与决策部门沟通和对接，形成相互衔接、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外交决策部门之间及其与智库之间密切合作，利用大数据平台充分交换信息观点、发现解决问题、形成政策性共识，可提高外交决策协同创新能力。
利用大数据
提高预防和管控危机能力
大数据库建成后，高效、迅捷的数据分析首当其冲。面对海量数据，数据分析目的是提炼数据价值，找出个体事件间内在联系，预测发展趋势，帮助决策层进行科学判断和决策。
外交大数据库主要收集与外交决策相关的社会精英数据，并根据数据分析方法建立子系统，如涉及特定对象所有数据的静态系统和跟踪发展动向的动态系统。中国财力、物力和智力资源已经具备，但在选取特定对象时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选取最重要对象建立数据系统。
以美国为例。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双边关系。可考虑先建立关于美国高层外交决策静态数据系统。美国外交决策层大约1000人，其中包括536名参众议员。美对华政策主要由白宫国安会、国务院和国防部负责亚太（中国）事务高官负责，通常不超100人。中国对美外交需要了解这些官员的信息，包括家庭、家族、教育、社交、工作和从政背景资料，其价值利益取向、心理性格特征、思维习惯、行为特点等。这些信息可在公开渠道获得。还需要建立美国对华政策文书数据库，包括白宫和国务院对华政策文本、美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美两党对华政策公开辩论及相关文件、美政府其他部门对华政策文本和主要智库对华政策报告。
在静态数据库基础上建立动态数据库。这包括决策层日常行动轨迹，如接受采访内容、重要会议发言、为报刊撰写文章等。决策部门和专家学者根据这些数据，分析、了解他们在制定和执行对华政策中发挥的作用和立场。当然，还可对其中一些人建立“量身定制”的小数据库。
外事管理是外交重要方面。中国融入全球化程度益深，决策层面日常外事工作量就越大。为高效处理繁杂外事，使外交决策层有更多时间思考战略性问题，可借鉴大企业管理经验，利用大数据有效安排工作优先次序，达到既办事、又省事的高境界。
用大数据推进公共外交
可夯实民意基础
在新媒体时代，中国需要更多依靠政府以外力量，调动各团体和广大民众，开展各种形式的公共外交。大数据为公共外交既提供平台，又提升能力。博客、微博、微信等五彩纷呈的社交媒体丰富了外交的形式和内涵。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各国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公共外交需要区分不同受众。大数据可从不同群体的喜好、思维方式、价值倾向等为参照系数，为公共外交提供精准导向和评估体系，以收“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效。
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大，国家间矛盾和磨擦与共同利益同步上升。大数据库和子数据库的链接，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加有效的管控和防范危机体系，及早发现问题苗头，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与当事方进行沟通和磋商，找到缓和矛盾、解决问题的办法。信息化时代，反应速度往往决定成败。
外交大数据库还能帮助我们在外交决策各层面，对可能产生摩擦的领域和事件进行系统排查，事先制定多种预案。一旦问题出现，及早进行外交相关部门的内部协调，以迅速形成考虑周全的立场和应对方案。
中国外交新时代 篇4
200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60年的风雨坎坷迎来了她的繁荣富强。新中国体育事业也同样经历了风雨沧桑的60年陪伴着共和国一起成长,见证了共和国的复兴和腾飞。中国体育事业的60年,从1952年新中国第一次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一无所获到2008年举办奥运会并且位居金牌榜第一;从群众体育的一片空白到2009年9月6日全民健身条例的发布;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强国的跨越不仅仅表明了中国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从政治层面上看也证明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离不开政治上的支撑,反过来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对中国的政治外交领域起到了无法替代的巨大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对公众外交和体育外交的概念分析、国内外体育外交实例解读说明体育外交是公众外交的一种有效路径,并就如何更好发挥体育外交的效能提出建议。
1 公众外交与体育外交
体育界有一种观念,认为体育应该独立于政治,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从新中国的体育发展史实来看,如果没有政治层面的支撑,中国体育事业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反言之,中国政治的发展也是和体育外交这样一个有效的公共外交途径有着密切联系的。霍英东曾说过:“邓主任(邓小平)的很多外交工作,都是在足球场做的”,周恩来曾这样评价体育工作:“我们的体育队伍是民间外交队,是中国的第二个外交部”[1]。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从一开始就是和中国的内政外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年即2009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众所周知“小球转动大球”的含义,是乒乓球外交打开了中美两国的大门,这种非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形式已经传为政治界及体育界的一段历史佳话。而像这种“乒乓外交”、“围棋外交”、“摔跤外交”、“棒球外交”等等以体育为表现形式的国际外交实例举不胜举,由此说明体育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可能独立于政治环境而存在的,不仅从多层面受到其深刻影响,而且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对政治产生独特作用。
在现代国家关系中,体育交流因其灵活性而发挥独特的作用,运动员被称为“微笑的大使”、“穿运动衣的外交家”,起到了“外交先行官”的作用,为国家政治和外交活动牵线搭桥,并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政府为了实现国家政治或外交目,或促进国家间关系所进行的对外体育交往和交流被称为体育外交,它是总体外交的一部分,在范畴上属于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2]。这种外交形式是跨越了国界,跨越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差距的有效的交流形式。它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精英的交流,它的交流方式是愉悦的快乐的,没有让人不悦的政治辞令和外交技巧,它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在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目的的活动和交流之中达到了外交目的。
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这一名词最早来源与美国,是美国学者埃德蒙·格里恩于1965 年最早使用。美国公众外交咨询委员会在其1985 年年度报告中指出,“公众外交通过向外国民众解释美国的政策、向他们提供有关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情况, 使他们许多人亲身体验我们国家的多样性以及为美国驻外大使和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者预测外国公众舆论, 来补充和加强传统外交。”[3]美国的公众外交相对成熟,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已经将体育外交纳入了公众外交的方式之中。
2 美国公众外交实例分析
美国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于2006年11月9日任命花样滑冰运动员关颖珊为美国首任公共外交特使。现年26岁的关颖珊是美国有史以来花样滑冰比赛项目成就最杰出的运动员。她曾获得5次世界锦标赛冠军,9次全美锦标赛冠军,2次获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关颖珊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父母为来自香港的移民。她能说粤语,还努力学国语。担任公共外交特使的新职后,她将访问世界各地,与年轻人进行对话,讨论教育、积极的保健措施与尊重多样性的重要性。赖斯说,关颖珊作为美国公共外交特使的使命之一是促使海外对美国人民和美国文化的理解。赖斯说,关颖珊将以特使的身份去海外访问青年团体和学校,讲述她个人的经验并与当地的青年接触。关颖珊还将参加一些强调扩大年轻妇女在教育与体育方面机会的会议与讨论会。关颖珊说,她希望通过与世界上年轻人的接触,使他们“能亲眼看到美国倡导的,最终有助于人民和国家紧密联系的各种积极主张。”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卡伦·休斯(Karen Hughes)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体育外交十分重要,因为体育对年轻人有吸引力,可以促使人们不分地区、种族与宗教相互交往。休斯说,对任何地区来说,体育明星是“国家荣誉和团结的巨大源泉。”其他一些美国运动员也曾根据国务院“文化交流”(Culture Connect )计划以国务院体育特使的身份前往世界各地从事特定的体育讲习工作,其中有纽约洋基棒球队(New York Yankees baseball team)的伯尼·威廉斯(Bernie Williams)和凤凰城太阳篮球队(Phoenix Suns basketball team)的吉姆·杰克逊(Jim Jackson)。赖斯说,国务院目前正在与运动员和文化方面杰出人士接触,邀请他们今后也担任美国公共外交特使。[4]正如这篇新闻报道中休斯所说,体育外交十分重要,体育对年轻人有吸引力,它可以促使人们不分地区、种族与宗教相互交往。这也正是公共外交和体育外交的优势所在,它是介于国家政府交流和民间自主交流的政治外交的有效的第三种形式。
我国学者唐小松等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对其他国家民众施加影响的外交形式, 即通过情报、国际信息、文化交流项目、媒体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民众并制造舆论, 为一国在海外创设良好的形象, 进而增进国家利益的活动, 是信息时代各国实现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工具。”[5]关颖珊被任命为公共外交大使的使命之一就是促使海外对美国人民和美国文化的理解。关颖珊说,她希望通过与世界上年轻人的接触,使他们“能亲眼看到美国倡导的,最终有助于人民和国家紧密联系的各种积极主张。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很好地把握了体育这种交流形式试图在海外公众心中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宣传美国社会文化,从而增进国家利益。在世界发展的三大趋势下,即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通过体育外交这种公众外交途径是相当有效且便捷的外交方式。这种外交形式带来的并不是直接的显性利益,但是它在提升国家软实力发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说任命一个体育人士作为公共外交大使的舆论收益要远远高于发动一次伊战。
公众外交与民间交流的不同之处在于是否存在政府的介入,公众外交虽然是以公众为对象,但是它的实施主体仍然是政府。如关颖珊是被美国政府任命为公共外交大使的,她仍然代表的是美国政府而非个人或民间组织。那么她所代表的也就是美国的政策及文化而非体育的或者个人的观念想法。
3 中国体育外交实例分析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体育在中国外交舞台上发挥着不可替代并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中国体育与中国的内政外交有着密切的联系。1949年10月,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1952年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贺龙任第一届体委主任,周总理亲自指导体育工作。我国的体育发展从一开始就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阻挠,在新中国加入国际奥委会问题上,始终被“两个中国”问题所缠绕。一直到1979年,新中国才恢复了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毛泽东曾提出关于新中国外交的三大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和“一边倒”。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与这三大方针紧紧联系在一起。“另起炉灶”,由于50年代初国际奥委会的“两个中国”,新中国退出了国际奥委会,并且和印尼等国家共同发起了新兴力量运动会,同时也退出了承认“两个中国”的单项运动协会如“国际足联”、原“亚洲乒乓球联合会”等等。“一边倒”就是凡事都向苏联老大哥靠拢,在体育上也是,包括在国际奥委会会议上中国代表发表反对“两个中国”的意见时也受到苏联代表的影响。从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的中国体育是一直与中国的外交政策紧密相连的,中国参加、举办各种国际体育赛事,加入和退出各种体育组织,都与“两个中国”等政治问题有着渊源关系。在此期间,中国与大批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压制。这一过程中体育在中国与他国的合作与交流中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也是以乒乓球和羽毛球等体育活动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
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体育事业也得到良好的发展,但是仍然会面临出于各种政治目的的阻挠,例如北京申请2000年奥运会时受到的西方国家的恶意舆论围攻、2008年奥运会圣火传递在法国受到阻挠等等都说明,中国体育一直都是和中国的内政外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体育事业是不可能离开政治环境独立发展的,它必然要成为外交的一种有效方式,表达本国的利益和观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体育作为一种外交方式更能促使其本身的发展。
4 体育外交是公众外交的有效路径(价值功能)
共和国60年,从封闭自守到改革开放,中国体育事业伴随着新中国外交事业走过了艰辛而又辉煌的历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她的伟大复兴,但是当前的世界发展趋势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不仅仅要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还要凭借科技实力、文化实力以及国际舆论等软实力。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世界,那么中国在全球化中给世界带去什么?信息化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交流渠道和全球性的知识,那么中国的博大精深又如何通过信息化展现给世界?民主化使得各国民众的信息获得和参与更为现实,那么中国要用何种方式来体现她的民主化呢?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舆论环境对她各个方面的发展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公众外交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外交手段,它以民主化外交的形式准确充分的表达本国利益、以他国公众为受体有效地传播思想和信息,从而达到塑造大国形象,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的目的。而公众外交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公众外交相对发达的美国通常采用电视广播、媒体、出版物以及各种交流项目来对外宣传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以及它所倡导的政策,在各种形式当中美国政府也发现了体育这一具有特殊优势的外交形式,例如和中国的“乒乓外交”、和伊朗的“摔跤外交”、和古巴的“棒球外交”都是体育外交中成功的典范,这种半官方的国际体育交流是国家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并且起着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缓冲和过度作用,有效地化解国家之间的政治尴尬局面,国家可以通过这种政治色彩较弱的外交形式来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在海外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为以后的合作交流奠定基础、增强国家软实力间接增强国家硬实力从而达到国家利益最大化。
从建国至今,中国外交日益成熟,迄今中国已与165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加入国际组织400多个,中国在全球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影响日益广泛,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世界舆论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完善到民主化进程,从中国的对内政策到对外交往理念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这种关注必然不可能全部都是善意的,中国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舆论形势,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垄断世界舆论阵地,制造对中国极其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例如“中国威胁论”在国际舆论界的蔓延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严重的损害,直接影响了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又如“中国崩溃论”、还有2008年奥运会前夕的“藏独”事件等等都是由一些带有特殊政治目的的西方国家试图制造出对中国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此时,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现实要求中国必须把公众外交战略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的议程,通过政府的组织推动用多种多样的形式让世界公众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把真实的、客观的中国的大国形象展示给世界。公众外交在引导和塑造世界舆论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体育作为展现国家综合国力、传播世界和平与友谊、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则应成为公众外交的一种有效路径。
1. 体育外交可以有效地为国际互动创造信任机制
体育外交的政治色彩相对较弱,它没有令人厌恶的政治外交辞令与说教。体育本身可以激发根植于世界人民心中的共同情感,它可以跨越国界、种族、宗教信仰,可以很容易的被持有不同政治观点、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共同接受和喜爱。今年,2009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和乒乓球运动的联系直接体现了体育外交的力量。1971年中国乒乓球队参加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乒赛,在赛中中国队有单独的车辆接送,一次一个叫科恩的美国运动员上了中国队的车,第二天日本各大媒体报道“中美接近”,后来美国队副领队哈里逊到中国队住地对我队负责人说:“我被中美两国友好的气氛所感染。中国代表团在世乒赛以后邀请了美国北边的加拿大队访问中国,也邀请了美国南边的墨西哥队访问中国。所以,你们是不是也能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后来众所周知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了中国,中美两国在1979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小球转动大球”的重大外交活动,运动员之间的交流以及代表团负责人之间的交流是简单的让人易于接受的,他们是由乒乓球这一体育运动而联系在一起的,证明了体育外交是可以跨越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鸿沟的。体育外交可以在持有不同政治观念的人群中寻找到共同的情感纽带,从而升华为友谊与和平。乒乓球队之间的交流使中美两国人民互相建立了信任,从而为以后的政府或者民间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就是体育外交的优势之所在,体育外交可以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培植信任和理解的有效工具,促使民众之间的信息文化交流,形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亲密的文化关联。
2. 体育外交符合公众外交的特性,为公众外交提供简单便捷的交流平台
公众外交是介于官方外交和民间交流的第三种形式,它通常是以文化信息交流与传播形式表现出来,例如美国的富布莱特项目,通过开展英语语言教学、文化教育合作项目来达到对外宣传的作用,再如任命关颖珊为公共外交大使则是通过体育人士的体育魅力作用来实现外交目的。与单纯的文化交流形式相比,体育外交相对更为简单便捷,一个体育明星的魅力或是一场体育赛事对民众的影响是直观的清晰的,中国的姚明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是无论开展多少次中美文化交流都无法取代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完美呈现是公众外交的绝佳机遇,我们不仅用金牌榜第一的事实证明了中国体育强国的地位,也借助奥运会这个窗口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巨大变化,向世界公众呈现了一场完美的中国文化的视觉盛宴,让世人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得到了世界舆论界的普遍认可。这种外交成果是政治精英们永远无法用政治辞令和外交技巧所获得的。
5 如何更好地发挥体育外交的价值功能
1. 充分发挥非政府体育组织的力量
体育项目通常具有较强的民间自发性和普遍性,我国政府在积极发展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同时也应当充分发挥非政府体育组织的外交力量,应该以政府为主导促使民间体育组织的建立和民间体育活动的开展,增强民间体育组织的国际交流,通过体育运动这一形式在各国建立联系的纽带。国际奥委会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虽然它仅仅是一个国际体育组织,但是它每天处理的事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政治问题,并且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因此非政府体育组织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应该成为体育外交所致力的一个重点。
2. 弘扬中国民族体育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灿烂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她的体育传统与精神具有其他民族不可比拟的魅力与神秘,现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充满了好奇的,例如中国武术文化,太极、易筋经等等不仅是外国人所不解的,甚至是现代中国人也没有透彻理解的古代文明。但是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美国的NBA文化对世界公众的影响程度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媒体行业对中国体育文化信息传播力度的不够,另一方面来自于国人对我们中华文化的理解与感悟不够。从政府层面考虑,将本国的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到世界,其所起到的作用是隐性切不可估量的。因此政府应该着力于发现本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利用媒介信息流通作用,促使国家之间的体育文化交流,让世人了解中国优秀的体育文化,在各国之间建立文化纽带,从而为公众外交奠定基础,提供更多的外交平台。
摘要：建国60年以来,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与中国的内政外交紧密相连,在世界发展的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三大趋势下,公众外交日渐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手段,而独具特色的体育外交在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方面有着其他外交方式无法替代的作用,体育外交应被纳入公众外交战略体系,成为展示本国文化和信息的重要公众交流方式。
关键词：公众外交,体育外交,舆论,国家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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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十难题 篇5
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样，上海世博会也体现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外交成就。190个国家和56个国际组织参展上海世博会，创世博会历史记录，其中包括若干尚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众多国家的领导人、领导人代表及高级官员出席世博会开幕式。200多面参展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旗帜飘扬在犹如华冠高耸的中国国家馆前。
“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这是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去年10月在道·琼斯公司北京新办公地开启仪式致辞中的点睛之语。这句话正是对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精辟概括。
30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巨大飞跃，中国外交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这既是中国进步与国际地位提高的体现，也为推动这个过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前，中国外交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面临着自身的重新定位与转型。这一过程必然困难重重，难以一蹴而就。
笔者认为，中国外交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重大的理论和政策性难题。探讨这些问题，将对面向未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与理论研究工作具有启发和帮助意义。
“中国曾长期与伊拉克进行石油进出口贸易，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中国在伊拉克的70多亿美元投资一夜间成为伊国内征款，至今无法收回。
此后，伊朗接替伊拉克成为中国重要的石油进口国，但这个政治上一直处于多事之秋的中东大国一旦出现战争或危机，同样很可能对中国的中东石油生命线产生重大打击。
实际上，当前中国几个主要的石油进口大国，如安哥拉、苏丹、俄罗斯、伊拉克、沙特等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隐患。”
难题一：海外利益扩大，而外交体制滞后
中国外交面临因综合国力不断发展而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与相对滞后的中国外交体制之间的矛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8年底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外资产总量的排名，中国以近十万亿元人民币的海外资产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日本。但另一方面，国内仅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能够拿出一份仍显粗糙的全球海外安全评估报告。
来看这样一组数字：改革开放之前，即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中国内地出境总人数为28万人，平均每年不足一万人；而2009年，这一数字将很可能达到5000万。从出境人口成分来看，过去的出国人员多半是因公出差，而现在95%以上的出境人口都是因私出国，包括海外留学、务工、旅行等。据估计，截至2009年底，身处海外的中国公民达到550万；单从出境人数上看，2008年中国出境人口为4600万，预计今年将大大超过5000万；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甚至可能接近6000万。无论是海上通道安全、海外人员保护，还是中国海外资产的分布等等，各种与中国海外利益有关的可量化指标都显示，中国海外利益的广度与深度都得到了新的发展。
中国的海外利益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发展而日益扩大，而中国外交体制仍然相对滞后。
不能否认，近年来外交部中处理有关海外利益保护问题的职能部门在地位和规模上上升得非常快，获得了外交部更大的人力、物力投入支持，从处级部门升级为司级部门，甚至扩展为跨部门的事务办理中心，新的外交部海外领事保护大楼也正在建设中，海外保护部门的级别还可能继续提升。尽管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中国外交的领事保护功能的效率在各大国中间甚至连中等水平都谈不上。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的海外领事服务品种少、效率低，在很多海外突发事件面前往往无能为力，更缺乏一套完整、高效的海外突发事件预警体系。特别在海外资产保护问题上，现在，中国的“胃口”已经大得惊人，商务部动辄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海外投资计划甚至让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都惊叹不已，但这些投资的效率如何、回报率如何，很多时候并没有得到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监控与追踪。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如在一些政治危机、社会动荡、恐怖主义盛行的国家和地区，许多海外投资从初期的风险评估到末期的投资收益结算都是盲目和缺乏协调的。对于这些难题，中国外交能够提供的应对举措和机制非常不够，很多海外保护理念远未形成实体体系，甚至还未被意识到。以海外资产保护为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8年底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外资产总量的排名，中国以近十万亿元人民币的海外资产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日本。但另一方面，国内只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能够拿出一份仍显粗糙的全球海外安全评估
报告（各个国别情况报告），这与中国巨大的海外资产量及其仍在日益增长的海外投资趋势极不相称。
又如，近年来，所属中国的海外船队数量增长迅速，单是外轮上的中国船员人数就已超过16万人之多。在他们驶向全球各大海域的过程中，中国船员在海外航海作业中遭遇生命、财产威胁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并呈上升趋势。如何全面保障包括中国船员、中国建设工人等在内的国内劳务输出群体的人身财产安全也是中国外交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难题。
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提出了“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新理念，而加大中国的海外领事保护力度，关注中国海外资产投资的效率，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尤其是切实保障日益增多的海外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则应是中国外交落实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先是菲律宾国内通过了“领海基线法”，将中国的南沙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领土；接着马来西亚总理登陆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和光星仔礁“宣示主权”；作为回应，中国派出了由退役军舰改装的最大渔政船，对西沙海域进行巡航；这些国家却联合起来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交议案，抗议所谓的中国渔船“挑衅行为”。
实际上，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文莱等国单是在南中国海一带就已钻探了200多口油井，在很多存在交叉主权主张，包括中国主张主权的海域开采石油。”
难题二：主权纠纷“引爆点”多，安全形势复杂多样
中国所在的西太平洋海岸是全球主权纠纷最为多样、复杂的地区，不同国家之间都多多少少存在着相互交叉的主权纠纷，这是中国外交永远不可回避的一大难题。
传统说法上，中国是世界上主权纠纷关系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共与14个接壤邻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主权纷争。截至目前，中国与这些陆上接壤国家的主权谈判，除印度、不丹等个别国家外，已经基本完成。但近年来，中国周边的陆上主权安全形势也并非完全平静。2009年，中国与印度因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九万平方公里领土主权纠纷出现了摩擦，印度国内紧急增兵，两国边境局势一度紧张。
除陆上的主权纠纷外，新时期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海洋为新的争夺重点的主权纠纷日益涌现。这一特征在2009年，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自1994年生效以来的第15个年头，体现得更加明显。因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有缔约国须于2009年5月13日前向联合国划界委员会提交其各自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案。这意味着各海洋国家可以依据本国的最新勘测数据，向海洋法会议重新申报各自的海洋基线，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海洋版图有可能被重新改写。
这个时间节点直接导致南海海域**再起。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中国等不同国家均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主权宣示行动。
此外，中国还与韩国、朝鲜之间在黄海存在着海图划分纠纷、与日本之间存在着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与钓鱼岛主权纠纷。但与数年前的情况不同的是，2009年南海之上的摩擦并未导致中国与这些国家间出现军事冲突的局面。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波甚于一波的所谓“蓝色圈地运动”。可以说，在各国陆上争夺方兴未艾之际，人类对占据地球表面70%、蕴含巨大能源、资源能量的海洋的争夺日益激烈。中国所在的西太平洋海岸是全球主权纠纷最为多样、复杂的地区，不同国家之间都多多少少存在着相互交叉的主权纠纷，这是中国外交永远不可回避的一大难题。一方面，如何维护好国家领土、领海主权，并在创建和谐周边、推进地区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大国作用，是中国安全、外事部门面临的一大挑战；另一方面，如何防止这些主权纠纷影响国内的和平建设气氛，造成过大的民族主义压力，甚至破坏国内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和政治稳定，更同样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智慧。
近年来，中国与周边邻国间大约存在着十个主权纠纷引爆点，单是2009年一年就有其中的六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安全形势恶化了。严格地讲，笔者并不同意“恶化”一词，而“多样化”、“复杂化”应该是较为客观的评价。
难题三：跨界民族矛盾升温，外部因素凸显
因为中国拥有很多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纠纷，而它们又往往容易受到外部不稳定因素的干扰，因此由跨界民族矛盾引起的或轻或重的政治、社会动荡与外交危机将有可能造成对国内国际和平形势的破坏。对当代中国外交来说，处理好这些民族分裂主义问题困难重重。
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后，胡锦涛总书记曾明确指示，处理民族关系、民族矛盾时一定要考虑全局，这个全局不仅仅是国内的全局，而且是关涉到中国与整个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全局。
当前的特殊困难形势是，与以往对待中国国内民族矛盾、民族骚乱的态度不同，7.5事件发生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高调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实行“同化政策”，进行“种族屠杀”，声称土耳其政府将提议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新疆问题。在埃尔多安讲话的第二天，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爆发了支持“疆独”的反华游行集会。实际上，虽然7.5事件与2008年3.14事件后大多数国家对中国政府采取了温和的赞成，或者说至少大多没有进行谴责的态度，但部分国家内出现了反华抗议游行运动，一系列事态至少表明一个迹象，即因为中国拥有很多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纠纷，而它们又往往容易受到外部不稳定因素的干扰，因此由跨界民族矛盾引起的或轻或重的政治、社会动荡与外交危机将有可能造成对国内国际和平形势的破坏。总体来讲，中国的跨界民族，特别是西部与北部地区的一些跨界民族，相对某些国家的跨界民族而言，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迅速，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3.14事件与7.5事件表明，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确实面临着考验。两次事件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少数民族团体中所聚集的积怨与不满，反映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仍然存在的芥蒂与隔阂，这是事件爆发的不可回避的内因；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两次恶性事件均直接受到外部分裂主义流亡组织的煽动，这是摆在中国外交面前的一大难题。以**为首的“藏独”和以热比娅为首的“疆独”分裂主义分子在世界某些国家、团体组织，特别是全球不同的分裂主义集团中获得了一定的支持，有时甚至能聚集很具破坏力的能量。
对当代中国外交来说，处理好这些民族分裂主义问题困难重重，由于这些民族的跨界性，这些问题均与某些外部政治势力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问题之所以短期内聚集升温、爆发，一方面与中国国内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内部矛盾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某些企图打压中国快速发展势头、破坏中国和平稳定局面的外部政治势力有关，很大程度上还与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恶势力甚嚣尘上的全球背景有关。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可以说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过去中国面临的安全与外交挑战一直以东部为主，近来来自东部的各种压力得以逐步缓解，台海战争、中日冲突的可能性大大下降，而西部的麻烦却在持续升温，未来对于中国安全、外交部门造成的压力有可能还会增大。
难题四：须向世界提供更多战略外援与公共产品
全世界提供外援最多的地区是北欧，其次是西欧，它们提供的外援金额高达其国民收入的0.6%～0.9%。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0.4‟，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外援金额在国民收入比例中呈下降而不是上升趋势。在各大国际组织中，中国提供的会费是偏少的，中国人担任组织领导人的比例是偏低的，中国提出的国际机制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足。
伴随着中国崛起而来的，不仅仅是诸如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等一系列自我型、内向性目标的实现，也关涉中国培养国际意识、参与全球治理，为世界提供更多战略外援和公共产品等许多利他型、外向性形象的塑造。因此，对面向未来的中国外交而言，如何有效树立起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向某些关键国家与地区适时、适量地投放战略外援，如何力所能及地参与到全球公共治理、为现存和未来的国际机制提供中国模块与惠及世界的公共产品，是一个新的重大的课题与挑战。
概念上，中国近年来的对外援助项目都与中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紧密相关，反映了中国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的题中应有之义。公共产品则不一定与中国直接相关，是我们向国际机制及其实体化平台提供的包括中国力量和中国理念等有形和无形的中国元素的总和。截至目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提供维和人员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由于中国维和军人素质高、能力强，联合国还在请求中国提供数量更多的维和人员，这是中国目前向世界提供有形的物质性公共产品的集中体现。
但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向世界提供的战略外援和公共产品与中国自身的大国地位和形象相比较，却显然严重不足，其差距甚至已发展到惊人的程度。例如，团中央曾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即大力发展中国的海外青年志愿者队伍，向非洲、亚洲、美洲等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与地区提供教师、医生等职业化援助团队，为那些识字率低、医疗状况差的国家与地区带去基本的科学文化和医疗救助等，以改变近年来外界对中国所谓“经济动物”之类的负面印象。据团中央相关负责人介绍，团中央的这一倡议发布后，获得了来自全国各地青年的普遍支持和积极响应。但遗憾的是，目前团中央的能力，特别是财政能力非常有限，现在每年仅能派出50名左右的海外青年志愿者，过去五年间只提供了不到300个名额。这里可以与其他国家的战略援助项目进行一番比较。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和平队”计划，旨在大规模地向发展中国家的乡村与城市派遣以大学生为主的美国青年，向当地民众提供教育、社区开发、医疗保健等服务。40年来，美国“和平队”的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人数达到数以十万计。这一计划对美国，特别是在冷战时期的国际形象的建立和软实力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前，全世界提供外援最多的地区是北欧，其次是西欧，它们提供的外援金额高达其国民收入的0.6%～0.9%。挪威首相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演讲时曾经说，北欧国家有一个共同的信心，即未来这一地区向全球贫穷、落后或灾难地区与国家提供的对外援助金额将上升至其国民收入的1%。而当前，中国的这一数字还不到0.4‟，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国民收入在快速增长，而外援金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却呈下降而不是上升趋势。这显然是与中国日益扩展的全球利益及我们期待的全球影响，包括中国民众的国际意识与对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诉求不匹配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向国际机制网络平台提供的非物质性公共产品更是少之又少，还没能成功地使体现中国理念与中国元素的国际机制文本应用于国际制度合作之中。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在很多国际事务领域中处于后来者位置，对于成型的且目前仍大体行之有效的国际机制来说，中国目前应做的依然是遵守而不是打破现状，即使在某些需要修正的或需要体现中国特殊性的领域与范畴，中国的角色仍然首先是机制维护者，然后才是智慧贡献者；另一方面，中国显然还并不习惯主动向国际社会提供诸如全球气候制度等的文本。同样，中国在国际金融制度、国际核制度、国际贸易制度等领域也很少能够提供产生实际机制性影响的制度文本。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陈健大使在提到这一问题时，深深感到普通公众对自己国家国际地位与形象的想象与中国实际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机制平台上影响力的不对称性：在各大国际组织中，中国提供的会费是偏少的，中国人担任组织领导人的比例是偏低的，中国提出的国际机制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足。“关于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笔者可以举出一个很好的案例。《世界知识》杂志曾主办一个座谈会，几位参与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冲突斡旋的外交官专门探讨了中国在这一问题中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参加这一座谈会的诸多专家学者第一次亲耳听到中国外交官为斡旋达尔富尔危机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其中包括劝告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的维和方案、劝告西方大国不要动辄施压或制裁、斡旋当地处于敌对状态的不同部族领袖实现面对面谈判，还包括为使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所进行的诸如援建石油运输通道的工作等等。这正是一种“创造性介入”的做法。”
难题五：坚持“不干涉”原则与实行“创造性介入”
这种“介入”以“创造性”为前提，即与某些西方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国内冲突或危机进行外部干涉的做法不同，中国外交参与、进入当事国的过程首先以当事国的意愿为前提，其次以方式、手段上的积极性、建设性为特征，在当事国内部冲突派系中一般扮演协调者、联系者或者独立的第三方的角色，最终达到在各方之中创造正数和获益的局面。
如何在新时期、新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中国一贯坚持的不干涉原则，将其与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利益与形象结合起来，即建立一种“创造性介入”的学说和实践，是中国外交未来应对地区冲突与争端的关键。首先，“创造性介入”以中国一贯坚持的不干涉原则为前提。历史实践证明，互不干涉内政是主权国家行为体间进行互动的首要原则。但在新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如果对不干涉原则只做僵化理解和坚持，并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与维护，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使中国处于孤立的境地。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既要考虑经济利益，同时也应把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民众国际意识的成长体现于中国外交对全球的“介入”中。
可以看到，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体现出的这种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既不同于传统西方列强的粗暴干涉，又有别于我们过去对当事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不管不问的无视态度。这种“介入”以“创造性”为前提，即与某些西方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国内冲突或危机进行外部干涉的做法不同，中国外交参与、进入当事国的过程首先以当事国的意愿为前提，其次以方式、手段上的积极性、建设性为特征，在当事国内部冲突派系中一般扮演协调者、联系者或者独立的第三方的角色，最终达到在各方之中创造正数和获益的局面。进一步讲，不仅仅在那些处于**中的所谓“麻烦国家”或地区，在那些涵盖不同地区和不同事务的诸如全球贸易谈判、气候问题谈判、核不扩散公约等各种国际制度的改革、创新方面，中国都应该发展、充实传统的不干涉原则，使之形成符合中国新时期新定位的主权学说和有关“创造性介入”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的外交实践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这方面，中国前驻英国大使傅莹是新时期外交官的一个样板。她不仅能够出色完成传统意义上作为驻外大使的政策传达、事务交涉的任务，还尤其善于与驻在国媒体、公众及NGO打交道，特别长于进行社会性“公关”。
例如，2008年3.14事件后，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进程在欧洲部分国家遭遇种种阻挠。面对伦敦街头一些受到煽动、不明真相的公众，傅大使除与当地外交机构进行交涉外，还亲自约见主流媒体和普通公众进行面对面交流，并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西藏政策和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为发展、建设西藏而取得的巨大成就。她把女儿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公布出来，信中女儿问她：为什么我们中国举办一次奥运会会引起如此多、如此大的不理解，这些人去过西藏吗，了解中国的发展吗„„可以说，这封动情的家书对于扭转英国媒体、公众对中国的看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认为，傅大使的信使原先铁板一块的英国舆论打开了，他们开始思考，到底中国是不是真的如**所讲要灭绝藏族文化。又如，2009年7.5事件爆发后，傅莹大使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新疆是个好地方》，诚恳、生动地向英国民众介绍新疆的历史与现实。”
难题六：学会面对“社会的世界”
客观讲，中国外交队伍中擅长做公共外交的外交官还不多，相关机制与人员的建设与培养还处于初始阶段。实际上，某些外交官的笨拙和无为，与国内政治体制中不重视、不善于应对NGO的不足有关。
笔者有一个观察：中国外交比较擅长与其他国家的官方系统打交道，却还不擅长或说还不太习惯去应对非政府、非官方的组织或人士。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短板。
当代全球体系大体可以被视为一个三维世界，即经济界、政治界与社会界。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这个体系的经济界中如鱼得水，在政治界的作为也是可圈可点，尤其在改善国家间关系、推进大国间战略对话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社会界，我们的工作还欠缺得较多。中国外交一直不太关注这个“社会的世界”，一方面对之不了解，另一方面也不重视各种非政府组织（NGO）的复杂性与影响力，更不熟悉某些国家中出现的所谓“新社会运动”。可以说，面对这个复杂、多样、生动、变化中的社会世界，中国外交至今没有做好沟通、应对的理论与政策准备。
笔者认为，傅莹大使所做的恰恰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所欠缺的，客观讲，中国外交队伍中擅长做公共外交的外交官还不多，相关机制与人员的建设与培养还处于初始阶段。实际上，某些外交官的笨拙和无为，与国内政治体制中不重视、不善于应对NGO的不足有关。笔者认为，处理好、应对好以NGO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各种声音是中国外交未来进步的标志，而为着这一目标，中国的政治体制、外交体制，以及国际关系学术界所应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难题七：直面公众期待，增强外交公信力
假如我们组织一次民意调查，把诸如政府官员、军官、外交官、大学教授、律师、医生等一些社会公认的显耀职业聚合在一起，测评它们在普通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度，单凭直觉，大家可以想象，外交官作为一门荣耀的职业所获得的公信力应该位于相对较高的行列。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同样进行一次有关中国外交满意度的民意调查，那么恐怕除外交系统内部和中国外交学界的人士，估计至少有60%～70%的人会认为中国外交的主动出击太少，被动回击太软，缺乏大国风范，难以体现中国人的风骨，等等。这些指责或不理解已足够反映出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如外交透明度、公信力和政策解释力问题等。
从另一个角度看，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外交常常跟不上公众的期待也与现时代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形态有关。当中国打开国门，中国民众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互联网与其他媒体对世界的了解，不亚于许多外交官甚至是高层领导人，所以当外交进程没有达到他们的了解、反应速度，没能满足他们的期待或需求时，他们往往会认为中国的出击速度与力度难以令人满意，指责中国外交太“软”，需要“补钙”。这实际上是中国外交作为一个变化社会中的外交形态不得不面临的特殊的困境。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
尔·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越是发展迅速的国家，其公众参与、品评国
家政治事务的欲望就越大，变化也越快，国内政治领导人满足其公众这些欲望的能力相形就更低。由此观之，作为一个变化社会中的外交形态，中国外交可能更容易面临公信力不足的严峻挑战。
当然，外交部已经采取了许多改进措施，如设立公众开放日、开放部分外交档案、派遣外交官去各地做报告等，这些措施虽然仍无法彻底解决中国外交公信力不足的问题，但这些积极的信号与姿态将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开始。
中国外交系统在决策机制上还往往是自说自话，许多问题由某些司、局领导或高层直接拍板，缺乏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建言过程。未来的中国外交面临着制度化改革的“苦练内功”的过程。
难题八：改变“自说自话”，加快外交制度变革
毋庸置疑，近十年来的中国外交制度变革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如上文提到的外交部海外领事保护机制，由原来外交部中的一个处级单位逐渐升级为跨司的中心，体现了中国外交中领事保护制度的变迁。又如近期简化领导人出访的礼宾制度的改革，正如媒体所评论，有利于把工作放在更重要的方面。
但是，这些变革和调整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自身外交制度的应有要求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简单说，对于未来五年至十年中国外交制度需要做出哪些调整，哪些部分需要削减，哪些部分需要大力增加投入，无论是外交系统本身还是外交学界，其研究与探讨都是相当不足的。
第一，客观而言，中国外交系统在决策机制上还往往是自说自话，许多问题由某些司、局领导或高层直接拍板，缺乏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建言过程。实际上，外交系统的变化是与整个行政体系，包括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政府机构的制度性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机关正在探索政府建制改革的新路，要求社会性公共问题的解决经过公众的讨论和法律的公证。未来的中国外交也面临着这样一个制度化改革的“苦练内功”的过程。
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提出了“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发展理念，其中“外交为民”就有进行制度化调整的文章可做。如何把握“为民”的尺度，既在整体上维护好国家利益，又能较为平衡地满足不同地区、不同“民”的关注点与兴趣点，是中国外交未来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例如，在研究非传统安全问题时，西部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关注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恶势力问题，西南部地区的学术团体常常关注跨国武器贩卖、毒品、走私等问题，东部沿海地区的学术圈则可能对国际渔业纠纷、海上犯罪等问题独有见地。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中国国家内部的利益复杂性会越来越强，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民”与“民”之间在利益认知与需求上的差异也会越来越多。这方面，有关非中央外交的研究是近年来中国外交学界的最新进展之一。
第二，外交制度变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有关外交人员、外交队伍的构成与来源问题。反观中国的外交人员体系，除建国后“将军大使”在一段特殊时期内占据外交队伍外，整个外交系统的主要构成均来自于外交学院和部分大学的外交学系与外语系。无可置疑，他们语言本领过硬，熟通外事礼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符合中国以“礼宾外交”为特色的对外交往要求。但问题在于，他们接受的是几乎同样的思维训练，总体的知识结构较为单一局限，在新时期的外交条件下常常会显得力不从心。当代外交已不再是单一的上传下达与礼尚往来，复杂的全球政治体系为外交官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以某种“掺沙子”的方式，使中国外交队伍的来源更加丰富、人员机制运转更加灵活。
第三，国家外事系统对涉外事务的统筹与协调问题。中国在处理涉外事务中时常出现这样一些现象，如军方的某些行动，外交部门事先并不知晓，而是通过外媒的报道或采访，甚至等到别国外交部门抗议后才获知；同样，外交部的某些布局或安排也可能引起其他部门的不满，甚或产生自家互不通报而前后不一致的矛盾。
中国外交体制具有自身特色，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例如，在某些涉外事务上，外交部并不一定掌管实权，而中央外办作为国家最高领导层的直接外事顾问具有其特殊的角色；同时，各个部委的外事口、国际司也均有其自己的外事资源与渠道，很多情况下它们自行其是，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沟通，其中最为明显即是军方系统与外交部之间缺乏沟通与协调的问题。当然，形成当前的错层局面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当时中国外交的所有职权被军方接管，从而造成中国外交体系的极大混乱。但是，当那个特殊时期的政策失误被修正之后，中国外交制度的设立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外交与军事间出现了部门间的错裂。总之，外交是一个自我调适、升级的过程，需要体现社会的进步和变迁。未来中国外交的制度性创新与变革既应体现“外交为民”理念的外化，又要在新的科层与程序的设计、组织机构及部门间的联系与协调上做出实际的安排。
一方面，是研究和教学机构及各种课题项目大增，另一方面，是外交实际操作部门又感到缺乏高质量又实用的理论成果，外交理论研究与外交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
难题九：消除理论与实践脱节状态
当前，中国外交实践体系与外交学界间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一方面，是研究和教学机构及各种课题项目大增，另一方面，是外交实际操作部门又感到缺乏高质量又实用的理论成果，外交理论研究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
相对而言，中国的外交实践获得国内高校与研究系统支持的比重是较低的。不可否认，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项较为“孤芳自赏”的活动，未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政策。但不能不承认的是，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界提供理论分析支持应当是外交决策与实践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尤其在政策与对策研究中，能够对实际部门产生积极的影响，成为实际部门的咨商对象。而恰恰是在这方面，中国外交实践体系与外交学界的联系是相当不足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关系及外交学界的研究者受邀到外事部门进行咨商的机会相较以往大大增加了，可以视为中国外交建立智库咨询制度的一个可能的起点。近年来，笔者多次应邀参加外交部牵头的政策分析会与咨询活动，亲身感受到中国外交决策和操作部门的进步。在类似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应对国际气候变化、考虑八国集团邀请等难题上，中国外交官和政策制定部门有出色的博弈手段和中短期折冲办法，但对中长期战略思考不够、论证不深，有时显得被动、消极。这实际上恰好为学者和专业工作者提供了“拾遗补缺”、发挥所长的机会。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理论中的很多研究成果可以成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外交实践水准的助力，如国际机制研究、遵约理论、有关外交领导层代际差别的探讨，以及外交民主化、科层化研究等，都能够应用于现实的外交实践。
难题十：认知国家身份，构建体现其特性的外交形态
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对自身身份的认知矛盾是社会变革进程中外交困境的本源。国际国内的积极互动，逐渐加深的多重依存，不断更新的公众观念，政治家及决策层的统筹考虑，形成了不断调整中的中国身份，带来多层次的参与和灵活的立场。
上文已经提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性质是中国外交难以跟上公众期待的一个重要原因。深入地看，全球化平台的搭建与中国经济社会内部的急剧变革使中国公众的品位与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仅仅体现了问题的表象，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对自身身份的认知矛盾才是社会变革进程中外交困境的本源。
中国的身份建构一般应至少包含以下几个维度：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不能忘记第三世界的众多兄弟，中国永不称霸，也绝不背信弃义，将坚持对现有国际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成分的批评与抵制；中国是一个核大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对国际和平与发展及人类共同进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人应当在全球和地区重大事务上拥有自己的位置和话语权；中国是当今国际社会中最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经济发动机之一，在全球化时代，对外部资源、环境和稳定性的需求与日俱增，理应在维护和建设地球这个人类的共同家园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最重要的在于，中国拥有当今世界1/5的人口，人均所得在国际上的排名仍相当靠后，需要把自身的事情做好，在面对国内外重大事务时不受干扰地制定议程。此外，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社会形态等等，无不为当代中国的外交形态塑造增加了难度；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这些多维度的因子，形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外交特色。
当社会处于认同调适期时，一国的外交形态与国际战略就要在设计上体现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表现为：中国在国内政治制度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对外政策必然要同试图改变这种方向的各种压力进行斗争，必然要同发展中国家保持精神上的“同盟者”关系；中国经济的快速市场化和对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增强，使中国人在消费趋向、市场走势及社会层面与欧美国家有所趋同，这也是中国在外交上改善与发达国家关系的社会经济基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外部对中国发展的各种评价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强大与弱势，开
始具备国际意识，要求提升中国的位置。
综上所述，以上十个难题概括了当代中国外交在自身塑造与演进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难与矛盾，也为未来的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挑战。
作者：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原载于《世界知识》2010年第10期
王逸舟：中国外交的困境
2008-12-21 王逸舟教授 整理：苏颖
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即有狭义上追求自身强大、富足、走向中高端，成为强者的强者逻辑；但更高层次的追求应该是，让世界理解并学会中国人的宽容、大度，依靠“中国智慧”取得世界认同，推进世界和谐。要时刻警惕大国民族主义甚至沙文主义情绪。
成就: 中国外交的革命性转型
中国外交30年实现了一场静悄悄的外交革命：从国际范围看，中国从30年前一种边缘的、反抗的形象，变成了趋于中央位置的、具备建设性与合作能力的“负责任大国”；从中国国内视角观察，中国外交由原先那种富有神秘色彩、主要是“高政治”和“大战略”的内容，转向民生为重、发展优先、更加透明的过程。
挑战: 中国未来外交的三重危机
一.经济领域的挑战
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的以量取胜、扩张的时代即将结束，要求走入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两大短板或瓶颈:（1）能源瓶颈
中国的所谓“地大物博“在工厂机器的高转速下即近枯竭，或迟或早将出现断裂。只靠挖掘矿藏实现GDP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产品结构链上，中国在全球经济金子塔中处于中低端，但是中高端所拥有的决定权十分微弱。一双made in china 的耐克鞋，美国从中可以赚40多美元，中国的鞋厂几毛钱，工人平均只有下来几厘钱。结果,中国需要拿5000万件衬衫换取一架美国的波音747飞机。如果中国永远处于全球经济的中低端，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中国经济的发展要靠科技创新、新能源的转型。不过这种转型将是痛苦而长期的过程，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2）环境瓶颈
人类的环境瓶颈已经到了临界点。人类对环境的污染创造出各种病变，如SARS,AIDS，而这些仅仅还只是局部，现在人类已经接近使人类灭亡的灾变，且正在加速这种灾变的进程。其中，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污染排放源，最大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地。有人甚至称连北极圈上空能够检测出来自中国的颗粒物。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强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增长实现清洁的增长方式，GDP的增长要强调绿色GDP。要让我们的子孙活在有山有水的有尊严的世界中，减缓灾变的速度。二.安全与主权的挑战。
中国一共有近30个邻国，其中有一半是接壤邻国，14个；还有同样数量的非接壤邻国，如韩国、日本。在这近30个邻国在历史上几乎均与中国有过冲突，而现在仍有10个国家与中国存在主权纠纷。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有人说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太多的邻居。中国所处的西太平洋区域是全世界主权纠纷最多的区域，占世界的一半。中国与韩国、日本、俄罗斯、东盟内部等，都存在不同的地域、海域和其他问题上的纠纷。主权纠纷不可能默然视之。中国历史上因为主权纠纷引起的战争，延误了中国多少年的现代化进程？抗美援朝可说是保家卫国之战；1962年中印边界纠纷，中印至今没有双方均认可的边界，几千公里的长度随时可能引起1962年那样的战争；1968年中国与苏联的领土纠纷，现在看来似乎是一场局部占领，但是当时有人称，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漫长最危险的边界，有可能引发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段边界；随后西沙南沙又响起了枪声，中国与东南亚十国中的五个国家都发生了纠纷；再之后，中越边界战，未披露的中方死亡人数7万人以上；直到1993年还有来自中国与菲律宾零星枪声；九十年代还有讨论“打南保北”“打北保南”的争论，可见当时还是有战争的风险。中国与东盟的和平协议，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成就。但是与东盟五国的主权纠纷，仍然没有解决。2005年，外交危机发展到东海领域，中日关系走进最低点。虽然中日关系现在回暖，但是东海划界、钓鱼岛等问题还未解决。最近，朝鲜对我国的黄海领域划界提出质疑。如此多的主权纠纷，处理不当将十分危险，可能导致中国再次陷入万劫不复的战争的深渊。
但是这种纠纷的解决之道不能靠武力和强力。如何取得一种即不丧失主权和领土又不导致武力和强力得均衡点？这个除了靠中国的外交智慧，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更重要的是要有强大的后防，依靠国防实力。中国现阶段的国防是不够坚实的，而且还面临着“大炮、黄油不可兼得”的困境。经济的投入和产出可以计算量化，但是国防就像无底洞，而且投入也不一定能取快速形成战斗力。中国现在还面临着远洋作战的挑战，而这正是中国军队的短板，近几十年并没有取得很大的发展。未来的发展，中国国防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的冲突将越来越激烈。三.中国的国际义务与国际责任方面的挑战 这是中国新出现的外交挑战。如果说，经济需求是让中国人富起来，主权需求是让中国的拳头大起来，而责任需求就是要求中国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一贡献。但是，中国实际上承担的国际责任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但贡献度远不及世界的1/5。
联合国的大系统中，如维和系统、世界货币组织等，几乎没有一个由中国主导，仅仅世界卫生组织弥补了这个空白。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仅交纳了2%的会费，而美国1/4，日本都有18%。还有人认为，中国正在南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掠夺非洲的资源。中国为国际提供的公共产品很少，即使是外援，也多是“战略外援”，多与中国的利益和战略目标相关，与此相对比的是，北欧的外援是世界的楷模，如挪威GDP的8%提供于外援。
可以说，在全球的制度框架中，在全球的国际组织中，中国人多半在处于金字塔的中低端，就如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一样。作为五大国，五常任，中国的话语权严重不足，含金量不高。
在制定全球的公共产品的规则时，如极地、外空、公海规则等，中国的代表几乎永远坐在后排。美国、英国、俄罗斯坐前排。后排意味着不要负太多责任，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处理内部事务。有中国官员说，中国的脖子上挂了太多的甩不开的秤砣，法轮功、藏独、疆独、以及国际其他纠纷(中国现阶段面临的“五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鲜独)。就是说，中国体制上的扯的后腿，使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只能疲于应付。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其中许多跨界民族，如果民族关系处理不好，尤其是与跨界民族关系紧张，将导致边疆不稳定，形势十分严峻。这就是所谓的“大国之难”。
中国什么时候能再为世界再创造“四大发明”？为世界为人类的发展和和谐提供更大贡献？
提问1：如何在解决公共责任与内政困境的矛盾？ 最重要的不仅仅如何解决这三大挑战，更重要的是如何找到这三大挑战的均衡点？而这种均衡的实现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尤其是奥运会后，中国在世界的印象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中国救世”的说法越演越烈。许多大国取消了对中国的援助和投资。但是中国的现实呢？这种反差太大。中国如何解决这种极其矛盾极其难解的困境？我想这种统筹均衡是十分不易的。
中国外交的新高地——高出不胜寒，中国外交官要学会面对国际上的NGO，学会面对不同声音，学会面对公众。这也是中国的短板。
想象世界由三面构成：经济界、政治界、社会界。中国在经济界干的非常漂亮，在政治界后来居上也很不错，但是在应对真实、多元的社会界方面，中国还将面临十分艰难、漫长、也很细微的挑战。
提问2 ：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
马英九向中国提出了比陈水扁提出的更加难的挑战，这是涉及政治体制的问题。两岸关系上，存在着商量的余地，体察难处的气氛，妥协的空间，这是我们十分愿意看到的状况。最好的状况是未来在保持两岸关系上协商的、朝前看的气氛，外交上的博弈、谈判还是是有余地的。提问3：为何获得诺贝尔奖的是**，而不是提出和谐社会的胡？
一.**在外部世界的印象非常好，英语好，表述很好，以和平使者反对暴力、非暴力合作的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这被欣赏得；
二.西方人的内心深处有着对西藏和香格里拉十分隐秘的情愫，他们把西藏看作宗教和文化的象征，赢得了对市场化过于厌倦和疲劳的西方人的心。
三.中国外宣有误，生硬不得人心。缺少和平主义的方式，这是我国外交官无缘诺贝尔和平奖的直接原因。
四.西方的意识形态与偏见。
提问4：政治体制改革对外交的影响。
书中深埋的主线：外交实质上内政的很复杂的折射。
未来外交的成败和进展确实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并不是线形的，是非常复杂的函数关系。比如公民社会的成长，媒体的开放、对NGO态度的变化等对外交的影响。中国外交的变革一方面有关外交制度、外交官素质本身的改变；二是中国社会基础的改变。提问5：关于外资、外企和外汇 今天和未来世界，我们如何立足？
我的胜利可能意味着别人的丧失，这是过去的强者逻辑。我不太主张继续延续这种逻辑，但是这种逻辑无可奈何的还将长时间存在；在我心中更倾向于另外一种逻辑，即我的胜利不一定意味着你的失败，我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别人的威胁。正如费孝通所言，“各美齐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民族的利益就是世界的。
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即有狭义上讲的追求自身的强大、富足、走向中高端，成为强者的强者逻辑；但是更高的层次的追求应该是，要让世界理解并学会中国人的宽容、大度，依靠“中国智慧”取得世界认同，同时推进世界的和谐。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促进世界进步的崛起。要时刻警惕大国的民族主义甚至沙文主义的情绪。
虽然这种说法有些理想主义，但是理想主义能让人看得更远一点。以此共勉。
本文根据2008年11月26日王逸舟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的讲座《中国外交的成就与挑战》及相关资料整理而成，转载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 视频：http:///programs/view/lr-cZXZgQM0/ 金融风暴下的中国外交对策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全球，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在一些国家甚至导致了社会的动荡，酿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复杂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见底，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金融危机下中国外交的走向对世界经济的复苏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也备受各国关注。
在金融危机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我们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更加积极有效的开展外交工作。
我认为，对中国今年的外交工作，总结起来可以有如下四个要点：
第一，一条主线，就是要全力为确保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中国领导人在很多场合都曾表示过，“外交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第二，两大重点。一是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要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服务好；二是要做好中国国家领导人参加重大的国际多边会议活动的准备工作，如七月即将在意大利举行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十一月份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等。中国要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三，三项工作。一是要搞好安全外交，切实维护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利益。二是要加强人文外交，进一步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三是继续抓好领事保护工作，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第四，四个方向。就是要促进我国同大国的关系稳定发展，进一步搞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要更加积极地参加有关全球性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妥善解决。
在世界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外交走向可总结为以下五点： 第一，推进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实现国内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逆流，共同抗击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必然引发的两种后遗症已经开始初露端倪：一种是贸易保护主义，这样的措施看似为了保护本国经济，但是效果往往正好相反；一种是制造紧张气氛，用来转移国内矛盾焦点，但这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贸易保护普遍抬头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现在要做的，一方面尽量避免贸易战,通过协商通过增加贸易进口等措施来缓和国际上对华贸易限制,这主要是指对欧盟及美国，二者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每年为中国提供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必须要给予最高的重视。春节前后温家宝总理去了欧洲，避免了中法争端扩展到中欧层面，中国逆市增持美国国债也是针对性措施；一方面要大力扩展与中国在贸易方面互补性较强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比如西亚、非洲、拉美等国家多以出口能源资源类产品为主，中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二，加强与其它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正月外交”展示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日益突显，但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稳健，社会资金充裕，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等原因，所以，我们所受的冲击并没有其他国家大，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大家的命运已紧紧联系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金融危机检验着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的诚意和水平，也考验国家责任问题。中国此时将自己的信心带向世界各地，无疑为世界抗金融危机注入强心针，增强了国际抗金融危机的信心，尽管，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但是中国的发展绝对离不开世界，中国有责任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尽管，中国救不了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中国有义务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各国一道，积极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和挑战，为实现世界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三，倡导国际金融和经济新秩序，争取在国际经济和世界事务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主导权。面对激烈变化的国际局势, 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科学判断国际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完善外交战略，努力营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国际环境,，我国国际地位明显提高。
第四，加大对能源和资源的控制力度，维护我国能源资源安全和经济安全。如借世界金融危机之机建立石油储备。
第五，加大技术的引进力度，为科学发展奠定基础。金融危机给我国提供了机遇，我国应大力引进从前不能引进或必须更高价格引进的技术与设备，为科学发展奠定基础。另外，中国应该遵循“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使用中国的外汇资产。这次金融危机的起因自有公论，有关教训应该汲取。当务之急是各国应该携手共进，提振人们的信心，为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为稳定金融市场，为推进必要的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为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而努力。
中国外交新时代 篇6
关键词：中韩关系；影响因素；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95-03
一、中韩关系发展历程
中韩关系在历经了冷战和朝鲜战争时期的冰封期后于1992年迎来了交往的曙光。韩国在中国外交史上属于建交比较晚的国家，两国的外交发展历程非常明晰，主要分为四个关键时段：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时期、合作伙伴关系时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时期、以及目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一）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时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识形态的差异与朝鲜战争的影响，中韩两国一直处于对峙局面。随着国际局势的逐步缓和，1970年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日关系的正常化等契机促使中韩的对峙局面得到扭转。1983年5月的一次劫机事件，两国首次官方接触。借助1986年汉城亚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韩两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交往。由此看出，中韩两国的关系初始化领域起于非政治领域的友好合作。直到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与李相玉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建交以来，两国的政治领导人保持着高层互访，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也逐步展开。
（二）合作伙伴关系时期
随着建交以来的友好合作，1998年中韩两国关系又进一步确立为“面向21世纪合作伙伴关系”，这一重要举措发生在韩国总统金大中访之后。韩国为缓解东北亚地区的冷战局面，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发展，提出了实现朝鲜半岛和解与合作的“阳光政策”。这一政策迅速得到中国官方认可和支持，在促进东北亚地区共同发展的国际背景下，中韩达成共识，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更深层次的发展。
（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时期
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到2003年韩国总统卢武铉访华，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化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这一外交关系的确立，给两国政治、军事、安保、经济、文化等领域全方位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显著的是经济和文化领域。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访华时，韩国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不仅在东北亚国际形势发展中达成共识，在文化和经济领域开展的全方位的合作。
（四）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时期
随着两国双方的共同努力，中韩关系呈现出全面、快速、深入发展的良好局面。在政治领域上，2013年，韩国总统朴槿惠上台，两国关系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再一次飞速发展。2013年6月两国领导人积极落实《中韩面向未来的联合声明》和《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标志着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拉近。2014年7月3日进行的两国首脑会晤，将两国伙伴关系定位为“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从经济合作到地区和平发展，携手振兴亚洲到促进世界繁荣四个层面深入讨论。经济领域上，2014年11月10日韩货总统朴槿惠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会谈，正式宣布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实质性谈判已结束。持续了三年之久的谈判协定在众望所归中成功签订。中韩自贸协定的签署对改善中韩两国贸易逆差问题具有重要影响力，但就其各项具体措施仍在落实中。
2015年，最受众人瞩目的是韩国总统朴槿惠出席中国纪念反法斯西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并受高规格礼待。这一外交举动凸显出韩国进一步向中国靠近。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韩两国关系历经了冰封、解冻、合作，由浅入深，逐步推进，并在朴槿惠政府上台后出现前所未有的蜜月期。
二、中韩关系升温的动因探析
近年来，中韩关系迅速升温并非偶然性事件，受国内外诸多因素综合作用所致，本文主要利用肯尼斯﹒沃尔滋层次分析理论，从国际系统、国家、决策者个人三个基本方面对中韩关系发展做简要分析。
（一）国际系统因素
从东北亚国际系统层次来看，中国凭借大国经济实力与资源已逐渐在国际体系占领制高点，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东北亚地区力量格局，韩国前总统李明博亲美遏华的政策，然而，对于夹击中国而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者所期待的事情，并未真正阻碍中国的不断强大，加之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贸易状况出现严重失衡，牵制中国发展战略并未奏效。相反，中国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发展状况中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必定促使朴槿惠政府作出积极联系中韩两国关系的举措，中朝两国作为一直以来的传统友好国，以维护东北亚和平发展为战略指导，积极推进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不以强制身份阻碍朝鲜半岛和平统一。韩朝在朝鲜半岛的分歧由来已久，两国的信任危机导致关系的极度紧张，而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中，很明显朝鲜半岛危机已被采取冷冻态势，而增进与中国的关系不但可以使紧张局面得到缓解，又可以增加半岛和平统一的支持者，有助于推动朝鲜“弃核”及半岛无核化。有利于朴槿惠政府“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推进。
从中俄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来说，韩国加入“遏华”策略后，实际上使韩国周边外交的形势出现恶化，外交的债务累积远远多于财富。深化中韩合作，一方面可以避免夹杂在中韩美三角关系中的被动站队形势，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加深中韩的政治互信缓和周边外交关系。
（二）国家因素
1.中国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中国外交方针出现明显调整，首先，建立与其他国家的新型大国关系。特别强调与美国“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外交关系，积极倡导中美关系和谐共赢长远发展。在这种大国外交背景下，与美国外交关系的趋避矛盾，谋求共同利益，缓解了过去的紧张关系，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面对大国外交的趋向下，势必会和中国深化友谊，中国主动彰显出大国外交的友好绅士风范，对缓解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冷淡关系起到推动作用。
其次，“一带一路”成为外交新旗帜。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中国外交出现了新的变化，将以前碎片式合作领域重新整合，沟通内陆与沿海的广泛联系。韩国虽然没有被划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但却深受其影响。韩国诸多产品运输倚靠横跨中国大陆进行运输，尤其是2015年2月“连新亚”班列的正式启动，韩国可以利用这一新路线，通过连云港、打通内陆新疆，联结中亚地区，韩国正在逐渐加大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关注力度，这一举措不仅带动了本国经贸往来，沟通了东北亚如韩国等国家与中亚的联系，从而给韩国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带来新机遇。此外，“一带一路”沿线计划为韩国提供了一条沟通欧洲的新思路。以往韩国与欧洲地区的物流主要依靠海运和西伯利亚铁路，但最短物流网则是中国“新亚欧大陆桥”。“一带一路”建设助力“新亚欧大陆桥的”的迅速推进，因此，这对改善韩国物流网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中国积极强调与周边国家之间命运共同体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和中国进行经贸交往伙伴国已多达120多个，中国不仅作为最大资源中心，提供安全可靠的公共产品，且服务于周边国家的交往。在中国外交布局调整状态下，韩国积极回应中国的深化双边合作的契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韩时。曾表示“中方愿意选择韩国作为今后更重要的合作伙伴，共同实现繁荣发展，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促进亚洲繁荣。”①
2.韩国因素
从韩国国家层次上看，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以及上述国际局势，韩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调整政府外交战略。自朴槿惠政府上台以后，韩国外交趋向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信任外交”方针的提出与运用。在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时期，中韩就已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识，但由于李明博政府外交倾向采取了“一边倒”的亲美外交政策，以及受“天安号事件”“延坪岛事件”“脱北者问题”的干扰，致使中韩关系有所降温，并未呈现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亲密友好交往局面。随着朴槿惠新政府的成立，使两国僵持的局面得到缓和。朴槿惠在《面向新的朝鲜半岛》一文中提出“信任外交”作为韩国外交基本方针。朴槿惠认为信赖是处理南北关系的重要诱因，长期的信任失衡，必将导致南北关系的破裂。“信任外交”提出之初主要运用于朝鲜问题，但经过一系列构想整合，逐步运用到各个国家间的事务外交，即用信赖引领东亚和平和欧亚合作，提升经济外交，发掘新的增长动力，开启“国民外交时代”，深化与周边国家地区的政治互信。在儒家文化圈的价值核心体系中，“信”在人际交往中处于核心位置，中韩两国很容易“信任外交”的认同取得一致。朴槿惠将执政后第一次访华称为“心信之旅”希望通过真诚沟通、深入交流，来增进两国的战略互信。
其次，更加注重大国间的平衡性。韩国“在将寒梅关系作为一揽子战略同盟深化、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将同中国的关系升级为符合“战略合作伙伴”的水平。”②朴槿惠利用之前中韩外交的尴尬时期，努力转变态势，在就职之初，打破了以往先访美的惯例，首先抵达邻国中国，凸显出对中国外交的格外重视。朴槿惠力图在中美之间寻求一个利益平衡点，避免在南海局势变动时，艰难的站队抉择。如今，仅仅靠依附于美国而拥有绝对优势的策略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多极化的时代，韩国力图在中等大国中立于不败之地，首要任务是开展周边大国外交。中国一向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平处理南北关系问题，改善对中的政治安保互信，也是谋求韩国在东北亚局势下的利益最大化。这也是朴槿惠“东北亚和平构想”政策的重要体现。通过小多边到大多边的逐步发展，通过均衡多边外交关系，提升自我在国际环境中的话语地位，进一步掌握东北亚形势变化的主动权。
最后，朴槿惠政府所倡导的“欧亚倡议”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遥相呼应。都是为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欧亚大陆经济融合。从主要内容上看，两者主要面向欧亚地区发展协作，一个激活基础设施沟通与贸易投资，一个将加强能源经贸物流网络体系的构建。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这也促进了相互之间的政策对接，联系到中韩自贸协定的签署与韩国加入中国积极倡导的亚投行等举措，共同的发展目标、前进动力，以及共同的利益出发点，使中韩两国的外交关系越来越紧密。
（三）决策者因素
朴槿惠个人的外交理念对其执政后的外交方针政策颇有影响，特别是其个人文化情结潜移默化的渗透在韩国外交基本走向上。尤为突出的是对华外交上。朴槿惠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就其姓名来看，是父亲朴正熙夫妇依据汉字词典所取，“槿”代表韩国国花“无穷花”亦有国家之意；“惠”则象征“恩惠”。她熟悉中国三国时代历史，颇为欣赏蜀国大将赵云，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喜爱中国古经典籍，例如《论语》、《孟子》《贞观政要》等。中国哲学思想所赋予的精神内涵极大的鼓舞了朴槿惠个人在逆境中意志，塑造了她独特的哲学思辨能力。自2005年以来朴槿惠曾四次访问中国，2011年访华晚宴上进行了长达3分钟的中文讲话，可见朴槿惠对中国语言文化了解之深。在就任韩国总统后，中韩互动更为频繁。并在当选之后迅速开展四国外交，打破常规出牌方式，首先抵达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一举措无疑给中韩两国外交关系升温的加速剂。
另外，在朴槿惠自传中曾提到多次去中国各地访问，如四川、西安等西部地区。她酷爱川菜，会吟唱中文歌曲。特别是选择中国政治古都西安，除了人文交流学习层面，更值得思考的是朴槿惠进一步挖掘中韩两国政治、经贸、文化等全方位的合作机会。把目光投射到中国西部，并且以一种高瞻远瞩的态势关注着中国深入西部大开发战略，沿海与内陆的战略推进，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朴槿惠指出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在其自传有云“拥有广阔土地、丰富资源和人才且善于学习的中国式可怕的，靠着这样的热情与努力、不难想象中国未来的发展会多么迅速。因此与中国合作必将有助于韩国拓展更大的国际舞台”③朴槿惠对中国的高度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韩关系的升温。
三、中韩关系升温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对中韩关系火速升温的动因分析可以看出，中韩关系走势以及朴槿惠政府所采取的“均衡”策略是否得以良好运用和实施，重要的关键取决于东北亚形势发展以及韩国内政情况。因此，在东北亚地区中寻求不偏不倚的中庸位置仍然是韩国外交中艰巨任务，中韩关系的逐步升温并不代表整个东北亚的局势已经改变，中国仍需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去纵观东北亚全局的发展。中韩两国关系的升温，不但可以使美国利用韩国来牵制中国的可能性降低，而且，对日问题上，特别是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执迷不悟，赢得韩国的支持。中国应当抓住此次中韩关系良好发展态势，不断缓解以往经贸逆差带来的困难，尽快落实中韩自贸协定，使中韩经济得到再一次达到发展高峰，并且在经济依托下，逐步深化两国的政治互信，以及安保问题的共识，把握新契机，快速实现两国战略对接。再次谱写中韩两国外交的新篇章。
注 释：
①王毅.中方愿选择韩国作为今后更重要的合作伙伴[OL].中国外交部网站，2014-05-26.
②金正河.朴槿惠“为发展韩朝关系会痛朝鲜领导人会面”[N].中央日报，2012-11-06.
③朴槿惠.我是朴槿惠[M].英属维尔京群岛高实国际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2012.111.
参考文献：
〔1〕王晓波，赵立新，等.东北亚各国关系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2〕黄凤志，刘清才，等.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中国的“茶式外交” 篇7
早年,毛泽东主席就曾提过对赠送外国客人礼物的要求,那就是要有国家的特征。于是,茶叶便成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征的外事礼品。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出访苏联。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在物质准备上,除了采购、调运了一批苏联紧缺的蔬菜水果外,仅上好的西湖龙井和各地名茶就达1吨。在此访问期间,毛泽东还亲自安排随同人员带上茶叶等物品对苏方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毛泽东在接待国外客人时,总是吩咐周围的工作人员沏茶相待,以体现中华民族的高尚礼节。1960年11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切·格瓦拉在交谈中赞赏中国的清茶:“啊!多香的马黛茶呀!这真像是马黛茶,阿根廷的马黛茶!”毛泽东立刻回应说:“你喝到家乡的茶叶味了,这说明你是真的到家了。”1976年2月23日中午,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历时105分钟,这是毛泽东辞世前最后一次长时间与外国客人谈话。会见结束时,毛泽东以茶代酒为他干杯。
1971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来中国的时候,就喝到了周恩来总理为他安排的茶。在访问结束的时候,周总理又送了1公斤龙井茶给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时,周总理送给他一包让他觉得很神秘的东西,当尼克松打开看时,竟是一包代表着“人民之情”的珍品:太平猴魁茶叶。
1978年,时任日本联合国协会会长千玄室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他。就在千玄室很小心翼翼地给邓小平献茶时,没想到邓小平竟也站起身来默默等待,他见邓小平如此客气,赶紧寒暄,邓小平则微笑着说:“我怎么可以坐着接过您的茶。”这样一番接触后,两人熟络了起来,很快就谈到了茶文化的话题,邓小平表示:茶可以担当中日两国成为朋友的使者!以至后来演绎成了千玄室一句口头禅:“一碗茶中出和平。”这次临别时,邓小平特意准备了龙井茶相送千玄室。
1991年5月,江泽民应邀前去苏联访问时,向其赠送了4千斤特级祁门红茶。据说,这4千斤祁门红茶被苏方领导人和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市人民给喝掉了。之后,中国的茶叶市场便大受苏联人的欢迎,中国的茶叶源源不断地销往苏联。
2007年3月27日中午时分,正在俄罗斯“中国国家展”巡展现场的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步入中茶公司展厅参观。两国元首品尝了中茶公司茶艺师奉上的铁观音,普京总统细细品尝后连声说:“好!好!”随后,胡锦涛向普京赠送了由中茶公司精心定制的国礼茶。这些国礼茶均产自安徽,其中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六安瓜片是中国传统名茶,而黄山绿牡丹是现代工艺造型茶。胡锦涛介绍说:“这些都是我从小喝的茶。”普京打开装有黄山毛峰的瓷罐,闻了闻,再次称赞道:“好!”当日15时,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来自中国的延庄、延悟、小广三位少林武僧时,还对刚刚收到的茶叶念念不忘。普京的开场白就是:“胡锦涛主席送给我非常精美的茶具,还有茶叶。”
以茶会友很容易就会让人联想到君子之交。2013年10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第2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龙润茶·尚品”茶礼赠给出席峰会的领导人,以茶传礼,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以及共享繁荣的真挚愿望。在2014年中国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国宴上,各国的领导人所品尝的是来自云南的吉盛祥普洱茶。晚宴后,国家主席习近平还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到中南海瀛台的迎薰亭茶叙,两人坐在红木椅上,边品茶边聊天,直到夜里11点多钟。此外,习近平还多次在中外公众场合谈论中国茶文化:在俄罗斯谈及“万里茶道”、在比利时发表“茶酒论”、在巴西激情论述“茶之友谊”等。
李克强总理更是多次用家乡茶叶作为国礼赠与重要外宾。2015年3月23日,李克强总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会晤时,李克强对这位来自欧洲的客人说,“我的家乡安徽盛产茶叶,你离开中国前,我要送你一些来自我家乡的茶叶作为礼物。”当天下午,拉加德就收到了来自中国总理家乡的礼物:太平猴魁。2015年10月30日傍晚,李克强在合肥一座名为“和庄”的徽派建筑里,与前来我国友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观看了太平猴魁茶艺表演,并向她赠送了黄山毛峰和祁门红茶,茶礼品牌来自“中华老字号”谢裕大公司的“裕大贡茶”系列。
新中国外交 (教案) 篇8
1.通过复习, 把握知识要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方针;新中国外交的重大事件;中美关系的重大事件;
2.通过复习, 引导学生学会分析图片中所蕴涵的历史信息, 提高读图、分析图、综合概括历史信息的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3.通过复习, 进一步明确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外交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自身综合国力的增强, 国际地位的提高,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懂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教学重难点】
重点:中美关系;新中国外交大事;
难点:美国谋求与中国建交的原因;
【教学方法】
讲授式讨论式启发式
【教学过程】
引言:同学扪, 今天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复习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15、16课的内容, 我把这两课合在一起作为“新中国外交”这样一个专题来复习,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谢谢!
一、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分析:中国一百多年 (1840~1949年) 的屈辱史, 表明旧中国外交:不平等、不独立、无自主权 (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等) ;新中国以史为鉴, 追求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略谈建国初, 美、苏对华外交态度。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孤立、包围, 新中国开展了积极主动的外交, 走出去, 展示新中国的形象, 让其他国家了解中国, 熟悉中国, 努力开拓外交新局面。那么新中国取得了哪些重大的外交成就呢?
二、外交大事
1.1953年, 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访问缅甸、印度, 确定为外交基本准则;
提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 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尤其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
2.1954年, 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
引导学生读图第79页, 得出该会议的作用:周恩来总理出色的外交才能和政治家风度, 为新中国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
3.1955年, 万隆会议 (亚非会议) , 提出“求同存异”方针;
同:指各国间的团结和友好;异:指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 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
4.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
我国外交史上的一次伟大胜利。
5.1972年, 中日建交;
我国外交工作出现新局面。
6.1979年中美建交;
标志着中美两国二十多年的对抗结束了, 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7.2001年, 承办APEC会议;
8.2001年, 加入WTO;
思考:中国取得一系列外交成就说明了什么?
学生思考回答, 教师总结: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积极灵活的外交政策;中国自身利益的需要。
三、中美关系
简介近代中美关系.
(一) 敌视 (新中国成立~20世纪70年代初)
重大事件:
1. 对新中国威胁、孤立、封锁;
2. 美国发动侵朝战争, 中国抗美援朝;
3. 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 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二) 逐渐正常化 (20世纪70年代)
重大事件:
1.1971年, 美国乒乓球队正式访问中国, “小球推动大球”;
2.1971年, 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访华;
3.1972年, 尼克松访华;
阅读、分析材料:第80页最后一段
提问、思考: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原因?
尼克松主动与周恩来握手的原因?
总结: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原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美援朝的胜利;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 美国敌视中国。
尼克松主动与周恩来握手的原因: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国内经济困难;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劣势;
读图:第81页《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教师引导学生从图中获取历史信息:
4.1979年, 中美建交;
是世界的一件大事, 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 紧张与缓和并存 (20世纪80年代至今)
80年代至今中美关系一波三折, 台湾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人权问题等是影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美关系的关键——台湾问题。
思考:简要谈谈你对中美关系的认识?
教师总结:中美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中美之间既合作又竞争, 紧张与缓和并存;中美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促进两国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四、小结
外交是一个国家实力强弱的晴雨表。新中国的成立, 彻底告别了任人欺凌的时代, 告别了“弱国无外交”的耻辱, 我们要继续保持外交事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就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
五、学生自行记忆
附:板书设计:
一、外交政策
二、外交大事
三、中美关系
(一) 敌视 (新中国成立~20世纪70年代初)
(二) 逐渐正常化 (20世纪70年代)
浅谈中国公共外交 篇9
一、何谓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 (public diplomacy, 又译作公众外交) 作为一种外交实践古已有之, 但作为一个术语, 它首次出现是在1965年, 当时美国塔弗兹大学弗莱舍法学院系主任埃德蒙德.古利恩 (Edmund Gull ion) 认为: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 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 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公共外交的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从内涵上来说, 公共外交是一种公众取向的双向交流过程。
为了更好的理解公共外交的内涵, 笔者认为有必要把它与几个相关的概念进行简单的比较:
一是“公共外交”不同于“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是以公众为受体的外交形式, 即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而民间外交则是以公众为主体的外交形式。民间外交是公共外交最普及的形式, 公共外交比起民间外交的内涵更丰富。
二是“公共外交”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文化外交”。前者是强调一国的政府对另一国的民众开展的着眼于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交流和传播活动, 所使用的手段不仅仅是文化手段, 也包括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和其他社会交往手段;文化外交则是指国家仅仅运用各种文化手段推进其对外政策的实施, 是一种强调政府之间的文化合作活动。
二、中国为何要开展公共外交?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 中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 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日益成为国际格局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长期以来, 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惧怕中国发展等因素, 一些外国人士和媒体无视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人权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等各领域所取得的进展, 以及为世界和平与安全所做出的贡献, 刻意歪曲中国的改革成果和发展方向, 不断炮制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极力丑化中国国家形象。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或偏见, 给中国的和平发展造成了很大困扰。因此, 消解负面舆论, 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战略目标, 也成为中国大力开展公共外交的现实动力。
去年“两会”期间, 外交部长杨洁篪指出, 公共外交是中国外交重要的开拓方向, 公共外交现在是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大有可为。近年来, 中国设置“外交部开放日”, 频频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等, 日渐重视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承担着向世界说明中国, 帮助国外公众理解真实中国的任务。
中国的公共外交无处不在。新西兰大地震、日本大地震我国派救援队前往, 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全国动员起来, 那种震撼人心的国家的凝聚力在国际社会实际上就是公共外交的宣誓。又比如说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 2010年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 都是在向全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 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大, 中国发生的事随时都可能成为世界舆论的主题, 中国有必要通过公共外交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国际舆论也要求中国承担相当的国际责任。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要肩负起和国际社会沟通的责任。
三、如何有效地开展公共外交?
近年来, 国际文化交流已经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正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外交格局, 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对外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我们可以发现, 不管在哪个层面, 公共外交不是靠政府的一个外交团队或者政府自身就能完成的。公共外交的主体还包括社会团体和一般民众。这就需要政府从中进行沟通和协调。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目的的信息传播, 为了实现传播的目的, 达到预期的效果, 同样需要政府对公共外交的信息传播进行一定的组织和管理。
因此要有效的开展中国的公共外交事业,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对于政府而言, 作为公共外交
的主导者, 政府应加强对公共外交的规划和引导, 并制定我国的公共外交战略。同时, 应加大对公共外交的投入力度。首先, 政府应当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 对公共外交的信息传播进行组织和管理, 包括完善公共外交的相关机构。其次, 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去规范公共外交活动。除此之外, 在坚持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相结合的原则下, 政府要为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开辟更大的参与空间, 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2、从广大民众来讲, 中国公共外
交优势在民众, 良好的文明习惯是做好公共外交的基石。动员起亿万民众参与公共外交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必由之路唯有不断调动起公众参与外交的积极性, 公共外交的前途才是光明的。
综上所述, 加强我国的公共外交, 意义重大, 形势紧迫, 任务艰巨。我们期待并相信, 公共外交将进入更多公众的视野, 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公共外交将在不断提升国家软实力, 营造良好外部舆论环境, 塑造中国民主、进步、开放、和平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发挥更加积极地作用。
摘要：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通过信息交流和文化交流等手段, 对其他国家的民众所开展的一种外交活动。近年来,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中国的公共外交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进程中, 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此, 无论从中国的内部环境还是对世界的影响来看, 中国加强公共外交已经是不言而喻的选择了。
关键词：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文化
参考文献
[1]卢素格:《公共外交与“中国威胁论”》,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年6月。
[2]陈岳:《“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和平崛起—一种“层次分析法”的解读》, 《外交评论》, 2005 (82) 。
中国外交新时代 篇10
2011年初, 在被誉为“世界十字路口”的美国纽约时代广场, 中国第一次从国家的层面向外发布形象宣传片。该系列宣传片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时长30s的《人物篇》和时长15min的《角度篇》。这是自从2009年推出《中国制造》系列广告后, 中国正式迈入“国家公关”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但是该片的反响却不尽人意。
(一) 国家形象与中国外交
国家宣传片着眼于制作角度、制作理念、宣传渠道和效果反馈, 国家形象宣传本身就是政治与媒介的结合, 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传播效果的碰撞。宣传片的传播过程是传者与受者的较量, 国家形象宣传要遵循从到达再说服的过程。
曾于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概念的乔舒亚·拉莫曾指出, “今日中国最大的战略威胁乃是其国家形象, 中国自身感知的形象与其他国家认知的形象并不一致。”[1]
(二) 《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局限分析
《人物篇》共30秒, 期间超过50余名在中国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首先, 选择的这50个左右的人物, 他们真的能代表中国吗?其次, 目前世界对于中国的面孔还不太熟悉, 无法把握这部片子准确要表达的意思。以及50余人在30秒闪过, 应接不暇。展示50余名中国精英形象, 是为了告诉世界中国是一个充满精英的国家吗?这并不现实。宣传片仅仅展现了成就, 却无法代表中国。
西方特殊的自由与党派政治文化背景, 人们对于政治宣传是天生排斥的。民众盼望国家富强, 国家希望国际地位的提升, 在内容和技巧上会更加需要权衡。基本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不同, 带来了价值观等的不同。形象宣传的主体应由政府实施, 但是为了抛弃其中政治因素的影响, 则应由非政府力量来接管。根据信息传播对于环境的依赖程度不同, 霍尔把文化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中国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 语言表达非常含蓄;而欧美人喜欢坦率直言, 其文化多属于低语境文化。当一部片子需要理解的东西太多, 高语境对于低语境的文化传播如何转换角色也要三思。
二、“彭丽媛第一夫人外交”
(一) 步入社会视野的主席夫人
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其夫人彭丽媛前往莫斯科进行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国事访问。此次吸引了广大关注的不仅仅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一次外事活动, 同样备受关注的还有一同出席的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其举止、着装以及背景等都成了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2014年刚开始, 中美关系发生了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邀请, 于3月20日携两位女儿和母亲访问中国, 这次机会也是使得在中美之间开创了“夫人外交”。紧接着, 学习粉丝团、媛媛club两个微博账号, 媛媛style, 习大大, 彭麻麻等歌曲或者词的诞生, 一次又一次的引发了社会讨论热潮。第一夫人的形象通过大众媒介平台建立的, 新媒体平台的助力, 也使得这次宣传的效果看起来不太一样。
(二) “第一夫人”的限制因素
作为国家元首的伴侣, 她们担负的不仅仅是作为一名妻子或者女性的角色, 同样的他们身上还担负着国家使命, 充当典型的非官方外交的“纽带”。第一夫人的角色因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而诞生, 但其角色地位就不是最高领导人的附庸, 在自主的情况下代表领导人参加活动, 推进全球性问题。
首先, 国家主席夫人作为人的个体, 与正常人一样其具有正常的社会属性和生理属性。外交效果取决于第一夫人的行为和性格与社会公众的偏好是否一致。外貌、智力水平、行为等都与外交效果息息相关。但根本影响受众的还是第一夫人们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与参与热情。
其次, 制度与法律因素, 法律上并没有规定“第一夫人”这个角色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第一夫人的外交政治, 完全是一种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层面的事情, 其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与程度完全取决于国家领导人的授权。
新媒体革命推动了第一夫人外交。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战到新媒体平台, 拒绝或者躲避新媒体只会招到时代的淘汰, 被动挨打, 不如主动出击。本届政府在新媒体平台上也是相当活跃, 微博平台上“学习粉丝团”、“媛媛Club”等, 早已成为微博上的舆论领袖。
三、“第一夫人外交”对于宣传片的启示
作为彭丽媛外交宣传, 反映要积极地多。收集了当时她第一次出访一些国内报道进行了词频分析, 不难发现排位最高的三个词则是:端庄、美丽和大方。而针对国外的词频的情感分析, 主要集中在以下的几个词语:fashionable (时尚) 、glamorous (迷人) 、famous (著名) 等积极情感词语。
首先, 相对于国外对于宣传片的无法理解, 彭丽媛的出访则是通过一种低语境文化的姿态, 以实际行动去告诉世界一名中国的女人是什么样子。
其次, 彭丽媛个人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展现了一种积极投身公共事业的亲民和和善的形象, 着重展现了中国人性格特点和精神品质的一面。
第三, 从主体上淡化生硬的官方宣传色彩, 抛弃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形式, 大张旗鼓的宣传默默地告诉世界中国的形象已经大有不同。
最后,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共同结合的方式, 使得传播的渠道和平台多样化, 使得各方信息可以迅速及时的传到受众手中。多方配合使得传播更有效。
要想在对外传播发挥应有的效果, 要注意两点:一是要符合受众的意识形态, 这样则应该多与国际媒体进行沟通、碰面。二是保存住自己的意识形态, 守住核心价值观。而像《中国国家宣传片》所要传达的价值观, 则是有一些受到了“美国梦”的影响。中国讲究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中国劳动人民才是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所聚之处, 所以凝聚国家核心价值观至关重要。
摘要：从《中国制造》宣传的中国制造, 世界合作, 到《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 (以下简称“宣传片”) 宣传的国家繁荣发展等, 再到当今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的媒体公关形象, 无一不体现中国外交与大众传媒间互动的变化, 本文将从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和中国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自出访以来的媒体关注和舆论关注进行对比分析, 从而对中国国家外交的媒介活动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第一夫人,外交,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
参考文献
反思中国外交哲学 篇11
于向东、施展的对谈，勾画出1949年来中国外交的实际面貌。今日外交的利与弊，皆源于毛时代奠定的外交基础。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对垒的冷战格局下，中国起初“一边倒”的外交格局，最终被毛所勾勒的一整套世界主义的外交理念重塑。这一伟大构想与中国的体量相符合，中国也因此具有了真正独立国家意义上的外交。但超前的宏大蓝图缺乏现实物质条件的支持，高悬于现实之上的形式主义终成今日中国外交的最大贻害。中国与世界互相塑造的过程刚刚开始，如何破除桎梏，以主动的姿态获取新知，是眼下中国外交建立起自身哲学的最关键之处。
对当代外交哲学的再塑造，最重要的进路之一，恰是回归中国传统外交的历史，寻找一种代替性的思想资源。作为绵延千年的大一统政治体，中国长于那些处理复杂关系的精深技艺。而在今日国际关系的处理中，中国仍应具有天下胸怀的承担。在盛洪看来，在全球治理呼声愈高的时代，国力日益强大的中国，应当接续道统，重拾儒家“以天下为一家”式的世界观念。这一观念体系更宜于在一个冲突四起却又利益粘连的世界中维持公义与和平。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即意味着能够在国际争端中肩负道义。若仅在现有体系下纠缠于主权概念，无益于建设一个富有价值正义的国内制度，更遑论提供公正的国际规则，与全世界一同走向天下文明。
中国传统外交理念与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间的碰撞，并非一个需要刻意设计的新话题。中国这个“世界大门口的陌生人”，在摸索学习世界游戏规则的同时，也困惑于理念与现实间的差距。石之瑜将这一龃龉处理为中美两国文化原则的内在差异，展现出中国在“核心利益”这一基于个体权利的概念面前进退失据的窘境。中国如果不能基于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定义利益与承担这一组元概念，而只试图将其作为一种工具性手段使用，那么，基于其上的所有输赢都是暂时而脆弱的。
2014,中国外交大有作为 篇12
在对主要大国的外交布局中,中国新领导层着力提升中俄关系的重要性。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首访首站选定俄罗斯。一年来,中俄领导人保持着良好与密切的互动,两国在各个层次举行着富有成效的磋商,双方合作不断拓展与深化。另一方面,新领导层也在积极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中美共同促成了去年6月初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的工作会晤。通过此次会晤,双方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上达成基本共识。
新领导集体在周边外交上加强了顶层设计,提出了新的理念,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我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加强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的重大倡议,如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缅孟印经济走廊……为构建周边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
展望2014年,我大国外交仍将大有作为。
2014年,中国将担任“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主席国,“亚信会议”的宗旨是要在亚洲建立起有效的、可接受的安全保障机制。从经济上看,中国已成为亚洲国家普遍倚重的“增长之源”,但从安全上看,中国还没有真正成为亚洲的“稳定之源”。我们要利用“亚信会议”这个重要平台,建立新的信任措施,促进亚洲国家的相互信任与协作,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推动建立新的地区安全秩序。
2014年,中国将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在近年来美国大力推动TPP、亚太地缘经济竞争力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应促使亚太经合组织发挥积极作用,推进亚太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协调,在亚太地区通过务实有效的经济技术合作加强能力建设。
2014年,中国将继续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由于中美两国力量对比和发展态势的变化,中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在上升,中美关系也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期。我们不仅要通过自身的发展增加对美交往的实力基础,也需要增强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引导力和管控力,要着力从理念、利益、机制等方面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把握方向、增强动力、提供机制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