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能源的战略思考

2024-08-02

关于我国能源的战略思考（通用8篇）

关于我国能源的战略思考篇1

关于我国能源的战略思考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3日 18:20 来源：《求是》期号：2005.10 作者：龚钟明程家瑜马驰

能源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呈近似的线性关系。根据国际能源机构（ＩＥＡ）的预测，未来２５年里，世界能源需求总量将增加近一倍，能源的供给形势不容乐观。当前，我国正面临新一轮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依赖度不断增大。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要实现以能源翻一番保障ＧＤＰ翻两番的目标，面临着巨大挑战。能源利用效率低、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能源使用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亟待解决。为实现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我国能源结构与消费现状出发，综合考虑世界能源科技发展进程和我国的实际，选择“高效合理利用现有能源，积极开发新能源”的未来能源发展战略，努力使我国能源结构多元化，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解决能源瓶颈的有效途径。

１．节约能源、提高效率、保护环境是实现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当前，“节能优先”是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前提。我国能源加工、转换、贮运和终端利用的效率约为３１．２％，发达国家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的效率水平则为４１％。我国单位产品的能耗水平较高，２０００年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八个高耗能行业的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４０％，而这八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了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７３％。可见，我国不仅要重视工业和生活的末端节能，也要重视能源的生产、加工、转换、储存和运输等的过程节能。我国有很大的节能空间，应该努力在高能耗行业形成从源头到末端的全过程节能措施。

与此同时，低效率的利用方式使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方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２００２年我国煤炭消费近１０亿吨标准煤，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近２０００万吨，烟尘排放１０００多万吨，二氧化碳８亿多吨。其中烟尘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７０％、二氧化硫的９０％、氮氧化物的６７％都来自于燃煤。为此，要满足小康社会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必须在保持经济增长和能源发展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显著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依靠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推行循环型经济，走节能环保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于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２．洁净、高效的煤炭利用技术是未来能源战略的重要内容

一次能源储量中煤炭多、油气少，是我国能源储量的重要特征。由此也决定了煤炭依然是我国近期能源利用的支柱，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石。发达国家的煤炭资源主要用于发电，美国燃煤电厂消费的煤炭达到其消费总量的９０％，同时高技术的运用保证了其发电用煤的清洁与高效。我国目前燃煤发电的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约高２０％，工业锅炉、生活采暖的能耗则更高。低效的煤炭利用方式不仅大大浪费了煤炭资源，也造成了更多的污染排放，给环境增加了更大的污染负荷。因此，合理调整用于发电的煤炭消费比例，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燃煤电厂的煤炭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是解决当前煤炭利用问题的关键。

煤炭转化技术是实现煤炭资源高效利用的重要途径。目前，发达国家普遍重视的洁净煤技术是高效、洁净的煤炭燃烧、转化和污染控制的技术。通过预加工可减少煤炭的硫分、灰分；通过洁净、高效的燃烧和污染控制技术可实现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等的近零排放，以及二氧化碳的低排放；通过先进的煤气化、液化技术可以将煤炭转化为洁净的气体、液体燃料，使煤炭得到高效、清洁的利用，同时在某些行业部分替代紧缺的油气资源。当前，在煤炭利用的上下游，充分利用技术进步如先进的开采技术、加工生产技术、多联产技术、终端污染控制技术等，是提高煤炭利用效率，促进以煤为主的能源系统向对环境无害的可持续模式转变的当务之急。

３．利用国际油气资源完善能源储备，为国家发展提供战略保障

目前，世界各国对有限的油气资源争夺激烈，形势严峻。国外各大跨国公司基本控制了全球几乎所有已探明储量的油气资源。除了中东、拉美、西非等油气资源富集地区外，近年来中亚和里海地区新开发的油气田又成了各国争夺的新热点。西方大国纷纷加紧全面推进全球石油战略布局，抢占石油地缘战略支点，强化石油领域的国际合作，加速油源地区的石油开发，抢滩新油源地区的石油资源。尽管当前国际油气市场不能全面提供稳定的能源保障，我国依然需要积极争取国际油气资源，完善能源储备，为国家发展提供稳定的能源保障。

从全球的观点看，所谓“能源安全”实际就是“石油安全”。发达国家一向重视能源特别是石油的储备，为了防范石油供应突然中断对国家安全和经济造成威胁，美国早已建立了战略石油储备计划，而我国长期缺乏这方面的战略。２００２年我国石油净进口７１８５万吨，约占总需求量的３０％，并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石油安全刻不容缓。因此，利用国际油气市场的价格波动，建立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能够最大程度地抵御突如其来的能源供应短缺，是多渠道积极完善国家能源战略储备的重要措施。

４．积极发展先进核能有利于缓解能源供需矛盾，减轻环境污染

无论是煤炭，还是相对洁净的石油和天然气都会不可避免地排放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核能是当前唯一可以大规模替代化石能源、减排温室气体的商业化能源技术。因此，适度开发先进的核能，有利于缓解当前紧张的能源供需矛盾，减轻环境污染。

截止到２００１年底，世界核电发电量达到总发电量的１６．４％。核能是西方国家的主要电力来源之一。核电发电量占其总发电量的百分比，美国为１９．９％，德国为２９．５％，日本为３１％，韩国为３９．８％，法国则达７７．１％，而我国仅为２．４％。近年来，尽管个别国家因为核能的安全问题关闭了部分核电站，但大多数国家对核能的开发依然不遗余力。第三代大功率先进核能技术的逐渐成熟，为今后安全、经济、高效地利用核能技术提供了良好的途径。

５．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逐步优化能源结构对国家长远能源安全有重要意义

从长远来看，随着化石能源的不断减少以及环境污染压力的不断增大，洁净的新型替代能源如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将变得越来越紧迫。如何在努力解决当前能源安全问题的前提下，发展新型替代能源，逐渐减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是我国未来能源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前，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带来了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各国经济、政治、人群健康产生了直接影响。日益严峻的形势促使旨在限制、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应运而生。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保护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西方各国高度重视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欧盟规定，２０１０年欧洲各国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必须达到总发电量的２０％左右。我国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不包括水电）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发展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能够极大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改善生活环境。同时，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以煤炭和石油为主的化石能源，对国家长远能源安全也有重要意义。

６．开发氢能、热核聚变能，实现未来能源利用的重大变革

“氢经济”是突破传统化石能源束缚的理想选择，在解决能源供应、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效果显著。目前，美、日及欧盟正大力支持和加强氢的研发。美国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将投资１７亿美元发展与氢相关的燃料开发工作，欧盟在２００３年的氢能发展构想报告中指出其目标是在今后４年内投入２０亿美元开发氢能技术。当前，氢能在许多领域的应用已逐步成为可能，尤其是２１世纪氢能车辆的商业化方面，美、日及欧盟已经展开了竞争。美国倡导的“ＦｒｅｅｄｏｍＣＡＲ”计划和氢能伙伴计划将首先在汽车、分布式电站等领域推广氢能燃料电池的应用，促进石油经济向氢能经济的过渡。美国的汽车工业界也正在积极推动向“氢经济”的转变，通用汽车公司甚至已经勾画出未来向“氢社会”过渡的技术路径图。专家预计，如果目前美国１％的轿车和轻型卡车使用了氢能，每天将减少４００万加仑汽油的消耗。正如一个多世纪前化石燃料汽车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改变，氢燃料的登台将彻底改变汽车在当今世界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能源部预测，２０３０年随着氢能利用的主要技术成熟，未来氢能逐步实现商业化，美国将率先步入“氢经济”时代。同期欧盟的报告指出，欧盟将力争在２０４０年后使氢能汽车的比例提高到３０％以上。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大大加强了对热核聚变能这一清洁、无限、安全的未来能源的研究。目前，欧盟以及加拿大、俄罗斯、日本、美国和韩国等纷纷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ＩＴＥＲ）”计划，我国也于近期加入。作为热核聚变反应的原料，海水中的锂可开采１６００万年（氘氚反应），而利用重水的氘氚反应则可开采６０亿年。专家估计，随着化石能源的逐步耗竭和热核聚变能技术的逐步成熟，从本世纪中期开始，热核聚变能将逐步取代化石能源成为下个世纪的主要能源。目前中国的热核聚变研究已紧跟世界先进水平，在某些方面还处于领先地位。积极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ＩＴＥＲ）”计划，探索未来新能源，是我国能源长远战略的核心。

在面临能源瓶颈的今天，抓住当前新能源开发的机遇，发展氢能和热核聚变能等未来能源技术，将有助于实现未来我国能源的稳定供应，同时也能够显著地减轻我国化石能源使用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建立未来“绿色能源”经济的新基石。

（作者单位：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关于我国能源的战略思考篇2

随着全球范围内能源危机的冲击和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开发利用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在内的新能源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能源发展战略的基本选择。从发展基础看, 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新能源开发基础要明显优于我国, 比如丹麦、荷兰、德国等国风电与负荷中心的地理距离相对较短, 能够实现就近接入, 就地消纳, 开发成本较低。从装备技术看, 风电、太阳能发电等装备核心技术大多控制在美、欧、日等少数发达国家手中。从政府政策看, 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新能源发展的政策出台相对完整, 基本覆盖了新能源开发与运营的全过程, 考虑了新能源开发各方面的切实利益。未来10年内, 在新能源装备核心技术方面, 世界各国将集中力量攻关晶硅提纯技术、能源转换效率提升、大兆瓦级风电机组生产技术、新能源汽车电池以及关键零部件技术、特高压输电、数字变电技术等, 以及包括海上风电、太阳能光热发电等领域技术, 这些基础技术的攻克能够为各国新能源装备产业的未来发展并占据战略制高点提供关键支撑。

截至2012年底, 我国风电并网容量达到6 083万kw, 是2005年的32倍, 年均增速接近100%, 居世界第一位;太阳能发电产业累计建设容量798万kw, 其中并网容量650万kw, 同比增长超过200%。预计“十二五”期末, 我国新能源产业将会由起步发展阶段进入到规模化发展阶段, 并以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升级推动新能源市场的扩大与完善, 力争实现预期的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当中的比例提高到12%的目标。

2 全面创新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全面创新管理理论是要以培养核心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为根本导向, 以创造/增加价值为最终目标, 以各种创新要素 (如技术、市场、组织、战略、体制机制等) 的有机结合与协同创新为手段, 通过有效的创新管理机制、方法和工具, 实现“全员、全时空、全价值链创新”的构架。

就产业发展来说, 全面创新管理内涵应包括:要素创新, 主要是指对产业和企业创新与发展的环境要素进行创新和完善, 如科技创新、平台创新等;产业创新, 主要是指对原有产业或者企业进行改造, 或者形成新的产业, 包括产品 (服务) 创新、工艺改造、市场创新、架构创新等;空间创新, 主要指国际化视野下的开放式创新, 或新科技引领下的生活方式变革及其领域扩展, 进而向周边市场辐射, 如国际化创新、系统创新等;制度创新, 主要指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进行的体制机制创新, 包括体制创新、政策创新、产学研创新等。

全面创新管理与传统创新管理的区别, 主要体现在创新的战略性、创新的内容、创新的源头、创新的空间、创新的组织性等方面。全面创新管理在企业经营中能很好地指导企业加强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等, 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在产业发展方面, 全面创新管理强调全系统的、全方位的创新, 以创新为核心整合产学研资介各方面的资源, 形成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强大引擎。由此, 积极推动全面创新管理, 带动能源革命的快速发展, 把新能源装备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 使得促进新能源装备产业的转型升级及跨越发展更具紧迫性。

3 新能源装备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针对我国新能源装备产业仍旧存在结构性过剩渐现、布局不平衡、并网和储能瓶颈环节等问题[1], 这就要求新能源装备在全面创新管理理论的指导下, 围绕习主席提出的四个能源革命, 亟需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系统创新、体制创新等方面加大力度, 实现跨越式发展。技术创新是新能源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 也是全面创新管理的微观层面, 即技术要素创新;产业创新是新能源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直接推力, 也是全面创新管理的中观层面, 即全价值链创新;系统创新和体制创新是新能源装备产业跨越发展的引爆点, 也是全面创新管理的宏观层面, 即战略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综合体。

3.1 以技术创新推动新能源装备由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发展

风电、太阳能装备技术创新方向。风电装备方面, 提高主轴承、变频控制系统等关键部件的国产化比例, 加强对齿轮箱、发电机、叶片等关键部件的可靠性研究, 提高质量水平[2];开展气动及动力学设计技术、变距技术、控制技术、标准等风电共性技术研究, 研制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功率、重量级新风电机型 (包括海上风电) ;建立风电开发与并网的智能支持体系。太阳能装备方面, 开展太阳能光伏应用集成技术研究, 将光伏发电系统与建筑相结合, 实现太阳能热水、供暖、空调、供电在建筑中的综合利用。同时, 推进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的开发研究, 建立光热发电示范工程。

新能源装备要转型升级, 物联网、互联网技术是其强大的助力器。物联网是实现能源装备技术自主可控、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整体创新能力、推进两化融合的迫切需要。新能源装备企业要紧抓物联网技术与制造技术之间交叉融合引起产业创新的难得机遇, 进一步深化、强化物联网、互联网在能源制造产业中的大力应用, 力促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功能交互和集成协作, 加快新能源装备向智能化、网络化、人性化、服务化转变, 推进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

例如, 东方电气集团和上海电气集团分别建立了中央研究院, 致力于信息化带动工业发展方向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超前技术、形成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创新能力及自主的知识产权, 并最终产业化从而提高机电产品的档次和成套能力。

3.2 以产业创新带动新能源装备由生产制造向服务制造发展

从整体来看, 我国新能源装备企业服务意识和能力颇显不足, 经常出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缺位、交货工期延误、运行调试故障频出等问题, 这成为制造业服务化推进的一大掣肘[3]。微笑曲线说明, 生产、加工、组装环节一直是利润率最低的环节, 而研发设计、售后服务等服务环节则位于价值链曲线的高端。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的现象———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70%, 制造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比重的70%。

如何大力发展面向服务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业?首先, 企业必须高度重视新能源装备制造与现代服务和生产服务业的真正融合。新能源装备制造与服务业的结合程度是从最初的“专业分工”到两种产业的“优势互补”再到产业之间的“真正融合”, 亦即使得能源装备制造在原来技术 (知识) 密集的基础上, 进一步增强现代知识要素的配置力度[4]。其次, 我国必须大力发展与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关联的配套性服务, 构建完善的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协同机制, 形成前期咨询、规划统筹、研发技术、设计方案、生产制造、检验检测、调试运行、监测监控、维修服务、保养更新、直到产品报废、解体或回收等一体化的装备产业链。再次, 积极拓宽新能源装备制造服务的范围、领域、深度。互联网及下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改造、生物技术和生物制品、新能源和再生能源技术等先进技术及其产业化, 为高端核电关键技术及成套设备、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装备、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加工等的智能制造提供了技术可能。

例如哈电、东电、上电等龙头装备制造企业基本实现了从售前咨询、成套设计、产品生产、调试运行到售后保障的全过程、全产业链服务[5], 成功实现了由单一设备制造生产商向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的全面转型。

3.3 以系统创新引领新能源装备由功能保障向新科技新生活发展

随着我国新能源装备业蓬勃兴起和发展壮大, 便携式、分布式、多功能、高科技的新能源装备已经走近了千家万户, 它已经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而且会对我们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从城市到农村, 从工厂到家庭, 新能源装备已经遍布社会的每个环节, 几乎无处不在,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绿色、美好[6]。例如包括太阳能汽车、太阳能自行车、太阳能灯笼、电池、组件和光伏光热产品等光伏产业链上的众多产品, 以及太阳能LED灯具、风电设备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 这正是系统创新带来生活方式及其领域的全面革新。

例如, 2011年英特尔研成并展出基于Haswell架构芯片组、Windows操作系统的新概念电脑, 即使没有阳光的情况下, 依靠集成的太阳能电池能够从电灯泡中吸收所需能量。未来我们可以利用便携式的风力发电机随时随地给iPhone、小米等手机供电, 也能直接给使用USB接口的小电器供电。

3.4 以体制创新掀起新能源装备产业大跨越大发展的新高潮

在顶层设计上, 进一步建立健全顶层监管构架, 让市场在新能源装备产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 同时树立依法监管、依制度审批项目。首先必须改革新能源的定价体制, 由未来市场导向和供需数量决定其价格;其次, 要鼓励新能源装备企业进行市场竞争, 进入国际市场提高自身竞争力;另外, 能源监管也非常关键, 依法行政, 转变政府监管方式, 必须从过去以项目审批为主, 转变为战略和规划引导。体制创新更要体现在我国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中, 鼓励在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方面, 积极引进民营资本进入新能源发电领域, 并逐步建立我国综合的能源市场体系。

4 若干战略思考

思考一:要加大新能源装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7]。首先, 必须制定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主导下的新能源装备产业发展规划及应用市场开发规划。其次, 瞄准科技发展前沿, 整合全国范围内的新能源科研院校及研究力量, 以重大工程和重大技术攻关为依托,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能源装备研发创新机制, 达到与国际同步的先进水平。再次, 加大军工技术民用化力度, 将“海洋石油981”等高端装备技术民用化, 利用尖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最后要加大对新能源装备的知识产权保护。

思考二:要加快建立健全有利于新能源装备技术升级的政策体系。结合我国新能源发展路线图及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创新类型和特点, 有区分地研究和制定相应的创新政策和政府补贴政策[8]。包括制订首台 (套) 政策、设立专项资金、鼓励装备企业拓展产业链、支持服务型制造创新、支持应用新技术新产品等方面, 构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思考三:要加大宏观布局调控, 积极引导并拓宽新能源装备应用市场。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区具备不同的新能源发展优势[9], 西部、北部风力、太阳能资源丰富, 而东部、南部新能源需求旺盛;农村生物质、沼气等资源丰富、而城市居家的新能源需求很大等, 并且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装备科技创新模式和路径仍有差别, 国家应建立新能源装备转型升级中长期规划的评估机制, 并结合整体产业发展趋势制定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 引导新能源装备企业拓宽应用市场空间。

思考四:要逐步建立我国综合能源市场体系[10]。建立综合能源市场必须考虑我国现在与未来面临的主要制度约束, 尊重市场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 坚持国内能源市场与国际能源市场有机结合的原则, 坚持“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循序渐进、重点突破”的原则, 按照“制度先行, 存量重构, 增量激活, 渐进实施”的实现路径, 完善政策、创新制度是能源市场建设的基本保障。

摘要：研究新形势下以全面创新管理为内涵的能源革命对新能源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路径及深远影响, 结合对国内外以风电、太阳能等为代表的新能源装备发展趋势的梳理与分析, 创造性地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系统创新和体制创新四项关键路径, 并提出了在企业自主创新、产业政策体系、宏观布局调控和综合能源体系方面的一些战略思考。

关键词：全面创新,新能源装备,能源革命,战略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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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蓝庆新.世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特点及趋势[J].经济研究参考, 2008 (2) :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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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能源的战略思考篇3

一、我国保险业发展特点分析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保险业发展呈现出全新的局面，各有关保险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在经济和社会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一，经济补偿功能不断增强。据有关数据，2000年以来我国各保险公司对事故灾害所支付的赔款和给付金额每年均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特别是在一些地方、行业、单位发生重大灾害事故后，保险公司的及时理赔和补偿，为受灾地方、行业、单位实现重建、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实现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第二，资金融通功能日益凸显。保险业运用大量的保险资金余额，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此外，保险公司也是资本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目前我国保险公司持有的企业债券占企业债券总量的一半，持有的证券投资基金占整个证券市场基金额接近30％，这为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总体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三，社会服务保障功能逐步显现。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去年全国抗冰冻雨雪灾害及四川“5·12”大地震及其后的灾后重建中，保险公司及时筹集理赔资金，向社会捐助了大量资金，在减灾防损、社会保障等方面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从发展历程看，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明显呈现出以下显著的特点：

(一)发展时间短，但增速快。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速度及所具有强劲增长态势令世人所瞩目，保费收入较1980年增长了200多倍，平均每年以40％左右的速度增长。国内业务保费、承保金额、职工人数、险种等反映保险业发展的指标都直线上升，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世界保险业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二)保险供给快速增长，但市场空间仍然巨大。虽然近些年来我国的保险供给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和潜在的市场需求相比较，仍然显得偏小。据有关机构的预测，目前我国保险业的保费收入还占不到整个保险市场潜在规模的一半。

(三)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仍缺乏公正和规范的竞争手段与规则。市场经济基本原则是竞争机会平等的原则。这个原则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竞争活动的参与，竞争规则的公正，竞争过程的透明和竞争结果的有效。但从目前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离市场经济的这一要求还相差很远。主要表现在：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太少、太弱；税赋不平等；市场主体的违规行为还较为普遍；保险市场虽然立法，但各项配套法律和法规还不健全，缺乏可操作性。

二、我国保险业发展存在的主要困难与矛盾

由于我国的保险业是在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快速成长起来的，受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影响，保险业在发展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困难与矛盾，主要表现在：

(一)不合理的保险费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投保。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保险费率的制订上忽视了行业差别和企业风险程度、技术条件及管理水平的不同，从而造成某些设备先进、管理水平较高、风险程度较低的企业所交保费较多，但赔付却很少，而另一些设备条件较差、管理水平较低、风险程度较高的企业交纳的保费很少，赔付却时有发生，影响了部分企业投保的积极性。

(二)保险资金使用率仍然偏低。一方面，我国经济建设仍存在大量的资金缺口，另一方面，我国的保险公司其保险资金使用率总体还偏低，大量的保险资金存入银行、难以发挥，严重影响了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

(三)保险投资的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之间的矛盾。保险资金和其他资金不同，其投资首先必须考虑盈利性，这是保险投资最直接的目的，同时也是保险业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其次是安全性，保险资金承担着将来到期偿付的责任，因此其安全性不容忽视，保险资金在投入使用前必须进行可行性分析，并尽可能投放到不同的领域，分散投资风险；最后才是流动性，保险资金担负着不同时期支付赔款的责任，一旦发生支付，其资产应能够立即变现。但三者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

(四)风险总量增大与消费者风险及保险意识滞后的矛盾，保险的目的之一是化解与分散风险。但目前我国经济主体面临的风险总量增大。首先，国民经济的增长将带来消费者财富量的增长，并由此导致风险载体增多，风险总量提高，从而使消费者增加对保险的需求；其次，在高科技发展步伐加快的情况下。风险具有加速增长的趋势；再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由谁来承担风险。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承担风险的主体也逐渐从政府转移到企业和个人。

(五)业务迅速扩张与人才匮乏的矛盾。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在我国，保险公司方面的培训水平总体有限，而全国建立保险专业的几十所高等院校，也普遍存在着师资力量匮乏、教材陈旧、教学手段落后等问题，不能很好地适应保险业发展的需要。这样，各保险公司为应付业务急剧发展的需要，只能在人才方面降低要求，在业务上只能以粗放经营的方式来完成“抢占市场”的目标，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换来眼前业务量的增长，这将严重制约保险业的长期发展。

(六)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与监管力量薄弱的矛盾。保险市场多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市场失灵的问题。首先是市场垄断力，在保险市场上，当政府严格限制市场准入的条件，或者当一些大公司有巨大的经济规模时，这些公司可能对保险业的发展存在一种垄断的力量。其次，负的外部性，在保险中这一外部性表现为投保人购买保险以后，故意损毁财产以及为牟取保险金而实施的谋杀。最后，信息问题，在保险领域，投保人与代理人及其公司之间、公司与代理人之间以及公司及代理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在信息上实际上存在一种非对称的关系。上述这些问题，由于监管力量的不足，在监管上也还存在薄弱环节、存在难度。

三、加快我国保险产业发展的对策性思路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保险业在减灾防损、分散风险、加强保障和确保稳定等方面有着其他力量所无法代替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国民经济仍将长期保持增长的基本格局下，进一步加快保险业的发展势在必行。我以为，加快我国的保险业发展，应采取以下的对策思路。

(一)加快推进保险意识、保险企业行为方式及管理方式的转变首先，在全社会的保险意识上，要从依赖政府向“自我保障”转变。全社会保险意识的强弱是保险业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没有全社会对保险的强烈现实需求，保险的供给也是很难增长的。因此，我们应当通过不断扩大舆论宣传，提高国民的保险意识，使人们从依赖政府向“自我保障”转变。其次，在

保险企业的行为方式上，要从官商型向服务型转变，就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对保险公司经营结构的调整与改革。对每个公司都应当建立和健全完整的规章制度，公司内部必须设有消费者服务部，专门负责处理消费者的咨询和投诉。同时要尽快建立起保险公司的评估机构，定期对保险公司的综合情况进行评估，使消费者在购买保险产品的时候能够科学、理性地作出自己的合理选择。第三，在对保险企业的管理方式上，要从行政性管理向法律法规加市场化管理转变，加大市场化管理改革力度，强化保险业的法律监管，以达成以下目标：一是偿付能力目标。因为人们购买保险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为了得到财政上的保护。如果保险人无偿付能力，它就无法提供这种保护。二是平等目标。平等目标的内容是，保证被保险人、保险人、受益人、第三方索赔者、债权人、股东和所有其他与保险交易有关的当事人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交易。三是效率目标。公司经营得越有效率，保费就可以越低，这无疑对消费者是十分有利的。

(二)着力建立和培育竞争有序、充满活力的保险市场体系一个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不仅要求有公正的竞争规则。而且要有相当数量的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需要注意：既要积极组建加快国内保险公司发展壮大的同时，又要稳妥地加快外资保险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当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进程、数量是要与我国保险市场法规的完善程度、管理部门的监管水平、国内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国民的保险意识、保险产品的配套市场等条件相适应的。如果不考虑上述因素，片面强调加快步伐，其结果有可能适得其反。

(三)合理选择保险资金的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组合。保险资金是一种负债而不是利润，因此，保险资金的投资方向必须符合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要求。对于我国来说，保险资金主要可考虑投向金融市场、不动产投资和直接贷款三个方面，并注意保持合理的投资结构，以优化投资组合，降低投资风险。金融市场方面，在我国包括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在内的金融市场已初具规模，为保险资金的投资提供了有利的渠道，其中最主要的是债券投资，它不仅具有安全可靠、风险较低、收益较高等特点，而且也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除了债券以外，股票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投资渠道。我国目前已建成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证券商遍及全国，且拥有先进的通讯网络，股票投资方式可转让性强，有较大的灵活性，能满足保险资金即时变现的要求，尤其是最近两年，证券市场迅猛发展，证券交易所股票的上市品种和金额不断增加，为保险资金的运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要把握好投资额度，因为在证券法规尚不健全，投机成份较大的情况下，这方面的投资风险较高。不动产投资方面，保险资金用于经营房地产，这在西方国家是一种风险相对较小的投资形式，在通货膨胀较高的情况下，还能起到保值作用，但房地产投资流动性较差，不容易及时兑现，急于兑现会发生价值上的损失。目前我国的房地产业总体上面临资金短缺，而保险公司相对来说却是资金使用不足，所以保险资金投资于住宅建设，不仅可以在风险较低情况下获得较高投资收益，而且在客观上也支持了国家的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业的发展。直接贷款方面，保险资金用于贷款，一方面可以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保险公司与其他企业建立广泛与稳固的战略联系，扩大业务范围，但是风险较大。目前，我国的保险资金贷款主要用于短期性的流动资金贷款，而保险资金来源中最主要的就是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这种资金成本率很高，期限较长，我们把这种资金用作流动资金贷款必然造成有限资金资源的浪费，降低了投资的经济效益，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资金的有效配置，把长期资金运用到长期的、高效益的投资项目上，减少流动资金贷款，同时要做好流动资金贷款的搭配，尽量让短期资金也发挥出长期资金的效益。

(四)不断探索新的保险投资形式，拓宽投资领域。当今国际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金融工具不断创新，作为金融业三大支柱之一的保险也不应满足于现有的投资形式和投资领域，要进一步探索新的投资领域，从我国现在的情况看，比较可行的主要有产权交易、金融期货和投资基金。产权交易是指出资人或出资人代表将其全部或部分资本予以有偿转让的行为。随着我国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产权交易也逐渐发展起来，这就为保险资金的运用开拓了新的领域。保险投资必然产生逾期投资，逾期资产的增加不仅影响保险投资的收益，而且影响到投资资产的合理流动和资产结构的优化组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逾期资产从债权变为股权，进而通过产权交易将资产变现，优化资产的质量和结构。另外，保险公司一般都具有雄厚的资本实力，良好的商业信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素质较高的金融专业人员，因此，利用自身优势，开展产权交易的中间业务，即低价买入企业产权，改造后高价卖出，也是一种很好的投资渠道。金融期货主要包括外币期货、利率期货、黄金期货和指数期货，金融期货自70年代产生以来，现已成为各金融机构套期保值的重要手段。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出于收益性和安全性的需要，往往持有很大比重的中长期债券，但由于利率经常波动，这些债券将面临贬值的风险；另外，涉外保险业务中，保险公司收取外币保费收入，汇率变动也会给外币资产带来贬值的风险，为了防止利率或汇率变动的风险，保险公司可利用金融期货进行套期保值。投资基金是一种由不特定多数投资者不等额出资，汇集成基金后，经由专业性的管理者投资运用，获取投资收益后由投资人按出资比例分享的投资工具。投资基金作为一种保险投资形式，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投资基金汇集了众多小额投资人的资金，实力雄厚，可以购买几十种以上的证券，实现证券的最佳组合，降低投资风险i其次，投资基金的经营者都聘有各方面的专家，对国内外经济形势进行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的投资决策；此外，投资基金操作简单，容易变现，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五)强化保险业内部管理，加强宏观调控。提高保险投资效益不仅要强化内部管理，还要加强对保险资金运用的宏观指导，改善保险投资的外部环境。首先，进一步健全资金运用体制，资金运用权必须集中在总公司和省级公司，省级以下公司不得进行资金运用，保证保险资金的统一使用、调度和管理，有效地发挥保险资金的规模效应；其次，严格控制资金运用总量，规模要控制在人民银行规定的比例之内，贷款规模控制在总公司下达的指标之内，同时要调整资金使用结构，逐步形成以国有债券等有价证券为主的资金使用结构，提高投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第三，进一步完善包括证券二级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在内的各类市场。为保险资金的运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第四，要公平税赋，解决长期以来保险业税收负担过重的问题，提高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积极性；第五，政策性保险业务和社会保险业务应逐步移交给政策专门机构，暂时无法移交的也应单独核算。

(六)大力加强保险理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保险市场能否健康发展取决于有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操作和管理这些公司、驾驭整个保险市场的专业人才。可以说，人才的培养是我国整个保险市场健康发展的又一个重要保证。我国现有几十所大学和院校开设了保险学专业，但教员本身的培训、教材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改变还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与经济学的其它学科相比较，保险学的研究由于受实践发展的影响而显得更为薄弱一些。保险学的研究应当具有超前性，也应当有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不同层次以及单项研究和综合研究的不同层面。比如说从当前来看，怎样将保险业放在国民经济的整个大背影之下进行整体设计，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如果没有一个理论上较完善的方案，而是在实践上走一步、看一步，虽然不失为一种办法，但容易引起后患。

关于我国能源的战略思考篇4

中东北非地区占全球石油储量的57％和全球石油出口量的70％，影响力举足轻重。去年我国对非投资约10亿美元，投资存量已超过100亿美元，涉及矿业、制造业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北非和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社会局势动荡，给全球经济和能源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我国与中东北非的能源合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其中与苏丹的能源合作堪称典范。我国和苏丹十多年的石油合作，涵盖了从勘探开发、修建炼油厂和加油站、铺设输油管道的诸多领域，帮助苏丹建立了完整的石油产业，提升了石油加工的能力。中苏合作的成绩也成为非洲国家对外合作的范本。目前，我国在非洲的能源合作之路开始逐步延伸，与乍得和尼日尔等国的能源合作也已逐步展开。

2010年，我国进口原油2.39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0％，从中东和非洲原油进口量占到其中81％。中东和北非地区局势动荡正成为全球经济的新震源，不仅引发国际能源、金融与大宗商品市场的异常波动，而且也为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稳定复苏增添新的不确定性。

目前，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动荡有继续蔓延的趋势，也门、巴林、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伊朗、科威特以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相继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动荡。同时，今年还是非洲一些国家的大选之年，大选可能造成的动荡，都对我国在这一地区企业的投资和经济利益造成冲击，对我国经济以及能源安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苏丹总统巴希尔根据苏丹南北双方2005年达成的《全面和平协议》，今年1月9日在苏丹南部地区举行了公投。公投最终结果显示，98.83%的选民支持南部地区从苏丹分离，1.17%的选民支持国家统一。南方地区决定将在今年7月9日宣布独立，这或许会给我国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中东北非局势的不断动荡以及全球油气供应的相对萎缩，将促使我国调整自身的能源供应结构和战略方式，这也是尝试能源多元化道路的一个契机。

“多元开发、多能并举”，是我国在能源进口方面的必要举措。强化面向全球的能源供应能力建设，推进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政策，扩大石油进口来源，适当减少对中东石油进口的依赖，积极发展与俄罗斯、中亚国家、拉美及非洲国家的能源关系，改变单一进口源的脆弱性。同时有序发展煤炭资源，稳步发展石油资源并加快发展天然气，积极有序地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多渠道提高国内能源的供应能力，减少对碳基能源的过度依赖。

当然，我国依然要坚持“走出去”战略，开展能源外交，从全球视野出发，着力增强能源公司国际竞争力，提高资源勘探开发技术和装备水平，强化面向全球的供应能力建设，加强境外能源资源开发合作与综合利用，为获取石油资源提供相对稳定的来源。（作者系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华东设计分公司工程师）

中亚天然气管道战略通道作用凸显

中国石油网消息（记者范存强）4月19日22时24分，中亚天然气管道哈国一号压气站第二台机组成功点火。这标志着全线年输气能力提升至177亿立方米，又上一个台阶。哈国一号站的建成和跨国管道运行协调机制作用的发挥，进一步增强了这条战略通道向国内平稳输气的保障能力。4月18日至20日，土—乌—哈—中天然气管道运行协调委员会第四次协调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召开。四国七方共同商定2011年下半年及2012年一季度供输气和维检修计划，以及生产运行安全平稳的保障策略，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内天然气市场供应与土库曼斯坦供气的生产平衡。

目前，中亚进口天然气通过与中亚管道相连接的西气东输二线，已覆盖我国16个省市自治区的用户。今年一季度，中亚管道向国内输送天然气31亿立方米，截至4月24日，已安全平稳运行509天，累计转供天然气85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高速增长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随着中亚天然气在国内市场份额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中亚天然气输气计划如何与国内气田生产计划无缝衔接、整体协调，既兼顾上游“照付不议”供气协议的相关要求，也兼顾国内油气田生产能力，更要满足下游市场用气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中亚天然气管道的输气能力和高峰期用气的保障作用，已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中亚天然气管道公司作为连接上下各方的“中间方”，在集团公司的“大协调”下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整体输气计划的统筹工作，这是运营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为此，中亚天然气管道公司多方协调，全力推动，建立了适合跨国管道运行管理体制的内外两个协调机制，从组织上确保了中亚管道长期、安全、稳定地向国内输气。在中国石油内部，成立了中亚天然气生产运行协调小组，中国石油内部各相关部门、单位分工合作，建立一套年度供输气计划工作机制，确定年度生产计划和年度分月生产计划。在外部，建立了四国七方协调委员会，并充分发挥这一跨国联合调度工作机制的作用，统一协调供气、输气及下游分输和转供，将中亚生产运行协调小组确定的年度计划加以落实。四国七方协调委员会成立以来，在保障上海世博会用气、缓解国内冬季天然气供应紧缺以及“两会”期间国内天然气用气高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实现输量台阶式攀升，满足国内天然气市场日益高速增长需求，是中亚管道的“硬任务”。中亚天然气管道公司按计划科学组织，快速推进输气能力扩建工程建设。2010年10月中亚管道B线投产一次成功，全线日输气能力达到2050万立方米。按期完成乌国首站两台压缩机组投运，同时协调推动上游气源土库曼斯坦康采恩投用双脱装置，保证供气合格，今年1月，日输气量顺利提至3500万立方米。

2月27日哈国四号压气站投用，日输气能力进一步提升至4450万立方米。此次哈国一号站投产，日管输能力达到5250万立方米，保供能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他们积极提高运行管理水平的“软实力”。在管理手段上，全面推进全线数字化管理。目前，管道生产管理系统（A3）已上线投用。下一步，中亚管道将完成全线卫星通信系统建设和SCADA系统建设，实现布哈拉、阿拉木图两个调度控制中心与北京的卫星通信连接，实现站场、RTU阀室远程控制。中亚管道公司还积极强化站场及线路设施管理，组织气质跟踪检测，增补备品备件，完善应急预案等措施，提高冬季运行保障能力，全线巡线准时率和管道保护率100%，设备完好率保持在95%以上。在冬季运行出现的冰堵及运行初期故障多发的不利条件下，组织院校及科研机构，研究和模拟管道生产状态，提早准备，积极应对，采取科学管理手段保证应对可控，各级生产指挥和作业体系倾力投入，确保了去冬今春国内天然气高峰用气需要，实现了稳定和安全生产。

关于我国能源的战略思考篇5

时间分类名称

2000年8月可再生能源 2000-2015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规划要点 2005年7月风能发电发改委纲要发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

2005年11月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

2006年1月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法

2006年1月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1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

2006年2月可再生能源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06年9月生物质能变性燃料乙醇及车用乙醇汽油“十一五”发展专项规划 2006年11月风能发电关于印发促进风电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

2006年11月生物质能关于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 2007年1月可再生能源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2007年7月生物质能农业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规划（2007-2015年）

2007年8月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

2007年8月可再生能源节能发电调度办法（试行）

2007年11月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规则

2007年12月可再生能源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

2008年3月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十一五”规划

2008年5月光伏发电江苏省“十一五”太阳能光伏产业规划

2008年8月风能发电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08年9月生物质能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 2008年10月可再生能源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白皮书

2008年11月生物质能秸秆能源化利用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09年2月新能源汽车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09年3月光伏发电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09年3月光伏发电关于加快推进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实施意见

2009年3月新能源汽车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2009年4月光伏发电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申报指南

2009年5月新能源江苏省新能源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纲要

2009年6月光伏发电江苏省光伏发电推进意见

2009年7月风能发电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

2009年7月太阳能金太阳示范工程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09年8月可再生能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修订

2009年9月风能发电风电场工程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办法

2009年9月太阳能北京市振兴发展新能源产业实施方案

2009年12月太阳能关于促进上海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

2010年1月太阳能北京市加快太阳能开发利用促进产业发展指导意见

2010年1月风能发电国家发改委关于取消风电工程项目采购设备国产化率要求的通知 2010年2月风能发电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2010年3月光伏发电四川省光伏产业发展建设规划

对我国技术引进战略的冷思考篇6

对我国技术引进战略的冷思考

作者：刘晨然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10期

[摘要]近年来，跨国公司纷纷在我国设立独立的研究与开发机构，对我国的技术引进战略带来了冲击。文章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现状，从人才流失、技术扩散、技术依附、技术垄断几个方面论述了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所产生的消极性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即注重国内人力资源的开发，改善国内技术创新的宏观环境，鼓励国内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开展研发国际化。

[关键词]跨国公司；研发；技术引进

[中图分类号]F752．67

关于我国能源的战略思考篇7

一、“一带一路”战略配套金融平台的落实与推进

兵马未到, 粮草先行, 要想推进“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 必须保证资金的互联互通。在如今的经济形势下, 类似于银行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展开的多边金融合作, 以及如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新设立的国际金融机构, 均纷至沓来, 为“一带一路”构建出一架资金融通的桥梁。

(一) 亚投行与丝路基金

随着我国率先开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两项金融机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融资缺口正在不断弥合, 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与推进。迄今为止, 已有57个国家签约并宣布正式加入亚投行。同时, 由中国出资400亿成立的丝路基金, 也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开发、产业交流合作等方面为沿线各国提供融资支持。

(二) 同业布局“一带一路”

据悉, 2015年国家开发银行已启动“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储备库, 为项目周边65个国家900余项项目设立超过8000亿美元的投资金;中国银行将为“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提供至少200亿美元的贷款授信额度;建设银行确定将提供2000亿元人民币的金融支持;工商银行上海自贸区金融支持“一带一路”战略的首单业务也已落定。随着时间的推进, 各家银行、金融机构将共同布局“一带一路”, 逐步打造“一带一路”项目融资合作的新景观。

二、“一带一路”战略中银行业的发展契机

(一) 助推基础设施建设, 为中长期资产业务发展带来新机遇

据不完全统计, 未来五年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或为四万亿美元以上, 出现了巨大的投资需求。同时, 对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能源、矿产等资源型产业为经济增长点, 基础设施领域薄弱的情况, 中国企业在交通、水利、电力、建筑、排水、电信等行业具有较强的实力。因此, 从商业银行角度看, 中长期项目融资业务有望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跨境支付结算市场也将进一步打开。商业银行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主要以银团方式参与项目建设, 且初期项目需求将集中在交通、通信、电力等领域。一方面,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周期较长, 主要为大额中长期贷款需求, 并且以工程承包的模式对外输出, 也会有部分工程建设运营转交等模式。另一方面, 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凭借自身雄厚实力及在海外的网点布局, 其所能提供的融资服务潜力巨大, 能较好地为政策性银行弥补贷前贷后管理方面的不足。

(二) 带动对外贸易便利化, 为扩大贸易融资业务创造空间

鉴于中亚国家与我国经济有着极强的互补性,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能够使各国通过优势资源的互换实现双边共赢, 促使我国同丝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双边经贸往来更加便利, 催生更多的贸易行为。此外, “一带一路”作为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平台, 也将使我国的外贸结构发生改变。从贸易种类来看, 预计到2020年, 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将达一万亿美元以上, 占外贸总额的比重提升至20%, 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因此, 凭借在产品种类和服务经验方面的优势, 商业银行能与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形成互补, 为“一带一路”沿线双边贸易企业和我国“走出去”企业提供资金融通和国际结算等专业金融服务, 帮助企业抢占区域发展的优势地位, 同时获得拓展客户资源和扩大国际业务的机会。通过积极探索与亚投行、丝路基金的创新金融合作模式, 商业银行亦能加快自身走出去步伐, 完善海外网络布局, 较快地融入当地金融环境, 提高对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

(三) 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为开展人民币相关业务提供条件

2015年10月, 人民币成功加入SDR, 人民币国际化也由此被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一带一路”带来的经贸往来的增加, 将大大提升人民币的使用频率, 在推进人民币支付走进当地市场的同时, 也使交易更加高效、便利和公允化, 并降低以第三方货币计价或第三方货币清算银行处理的交易成本和支付风险。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和范围的扩大, 人民币将由计价职能向定价职能延伸, 在实现国际化的进程中再进一步。在此过程中, 我国商业银行应致力于发挥人民币在沿线国家商品和资产定价中的影响力, 延展完善人民币资金清算网络, 加强与外汇交易清算平台的合作, 协助构建更为畅通的人民币跨境流通和交易清算机制, 同时积极为进出口企业跨境贸易提供出口信用证、托收、汇款等人民币结算业务。通过大力发展海外人民币业务机会, 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占有更多的海外市场份额, 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银行业的潜在风险

(一)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收益率低、回收期长

虽然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核心之一, 基建工程极具投资吸引力, 但其投资总体收益率较低。过去几十年时间内国内基建发展较快的前提和动力主要来自于其作为公共产品发挥的正外部性, 以及周边土地升值和产业带动效应带来的地区总体收益的提高, 但这一前提在境外基建中却不复存在。同时, 基建项目一般有长期建设、投入和维护的需要, 项目方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实力以承受较慢回款节奏、支撑项目存续将面临挑战。

(二) 项目推进受所在国环境影响较大

我国基建和能源输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 地缘政治复杂, 其在社会安全、法律环境、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不稳定因素。项目启动阶段往往难以预料较长建设期内所在国可能发生的各类客观条件的改变, 项目实施的前提设想和初始可行性研究也可能因此发生偏离。即便针对项目设立了特定的担保, 也有可能因当地政府违约而形同虚设。

(三) 人民币汇率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市场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是与“一带一路”同步推进的一项战略。未来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区间可能逐步增大, 由此引起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或造成“一带一路”经贸往来中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企业利率收窄, 资金链紧张。这对银行开展外汇及贸易融资等国际业务提出了更高的风险管理和套期保值要求, 若不具备及时提供丰富的汇率避险工具的能力, 将可能使客户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四、关于“一带一路”战略下银行业转型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一) 加强获取优质项目储备的外部渠道合作

抓紧与国家相关部委、行业协会、各地方政府等建立联系, 获得优质项目信息, 与政策性银行、丝路基金、中信保等金融机构积极联动, 形成差异化分工, 参与境外重大项目。同时进一步加强与海外同业的协作,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积极与沿线国家当地银行建立联系, 有效弥补现阶段银行海外网点布局的不足。

(二) 增强境内、境外两个市场的协同服务能力

增强商业银行现有海外机构的业务能力, 加强境内外联动力度。针对与政策性银行或政府机构合作的相对有安全边际的项目, 优化审批流程, 提高审批效率。抓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贸易往来发展趋势, 提供境内外以至境外双边国家之间的贸易融资服务。重点支持内地沿线省市的互联互通建设, 尤其关注国内可能的贸易支撑点, 陆路、海路通道的重点节点的项目融资需求, 提前布局, 适度地给予政策和资源方面的倾斜。

(三) 强化对“走出去”企业的针对性金融服务

一是设计契合需求的解决方案, 为“走出去”企业提供结算、融资、海外并购等服务。银行需抓住高铁、核电等优势产能行业的出口机遇, 从供应链角度出发, 采取封闭式、差异化的授信政策和操作方法, 以多种方式为企业提供短期贸易融资等服务;针对大型企业的海外建厂或收购项目,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可以中长期银团、并购贷款等方式综合参与。二是探索风险管控的有效模式, 助力产能过剩行业的非过剩产能输出。针对原材料、工程机械等相对受益的过剩行业, 可建立专项授信审批制度, 围绕龙头企业客户需求, 提供一揽子服务方案。

(四) 着力提高境外业务的风险管控水平

首先, 银行应厘清海外区域风险特点, 防范国别风险。加强与相关部委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联系沟通, 及时获得海外区域发展与风险信息。其次, 强化境外机构辐射能力, 加强同业互通。一方面应加强银行现有境外机构对周边地区的覆盖能力, 为驻外人员金融跨境尽职调查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应与境外金融同业加强信息互通, 同其他中资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抱团取暖”, 并加强与外资银行的联系与合作。最后, 积极运用金融工具, 优化资产组合配置, 在做好金融创新的同时提高风险管控水平。

参考文献

[1]夏丹, 武雯, 汪伟.“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商业银行业务发展契机与策略建议.《新金融》.2015.

[2]杨洋.抢占机遇银行加速布局“一带一路”.《金融时报》.2015.

[3]孟阳.“一带一路”战略下银行金融市场业务的发展机遇.《北方金融》.2015.

[4]杨伊慧.论“一带一路”建设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机遇.《商场现代化》.2015.

[5]吴青.“一带一路为银行转型提供新机遇”.《经济参考报》.2015.

清洁能源外交的国家战略思考篇8

近年来，全球能源结构的发展战略正在经历重大调整，许多国家将发展清洁能源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清洁能源是多领域重大议题

清洁能源已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和科技面临的重大议题之一。与其他国家重大利益相同，能源与政治已经成为国家外交政策一个整体中的两面，特别是在各国均视能源为国家安全根本保证的背景下，能源无疑是政治交往与谈判中的筹码，一旦掌握了能源问题的主动权，也就自然可以获得在众多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和主动权。并且，对于中国来说，更为急迫的是，作为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面临着全球压力，中国的清洁能源战略必然具有全球意义。

按“占位子、出声音、做贡献、有影响”的要求来衡量，中国清洁能源外交尚有很大发展空间。中国开展清洁能源外交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已经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体系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然而，当前中国外交界、科技界对清洁能源外交的认识和实践尚存明显不足。

首先，在思想上，中国常常把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的作用局限于获得更多的国外资金或实物援助，没有意识到通过清洁能源外交把握、运用和加强中国话语权的时机已经到来。目前在国际社会上，中国是世界议程中的要素，能源问题则是全球议题中的热点，中国能源问题的研究和传播已经成为国外政策研究的热点，并且形成了国际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在制度上，中国常常把清洁能源外交等同于普通外事活动。鉴于能源外交的敏感性与重要性，当前中国应寓能源外交于周边外交、多边外交、大国外交、经济外交之中，为中国能源全球配置体系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再次，目前在全球能源外交中，中国还是个“小伙伴”，在主要能源组织中缺乏足够的发言权，更谈不上主导权。中国还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主要国际能源组织的成员，游离于西方主导的国际能源合作体系之外，容易被视为体系的“破坏者”。中国参与的国际能源合作组织往往是协调型或对话型组织，而诸如同盟型与协作型等有法律规则的国际能源组织，则并未加入。如不改进这种局面，将影响国家长远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从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拓展清洁能源外交的空间和领域，制定清洁能源外交的国家战略，不仅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能源科技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而且也是从更高的层次、更广阔的领域为国家发展服务。

全球能源外交战略重心转移

一般来说，能源外交主要涉及三个领域：传统（化石）能源的跨国开采和贸易；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技术研发和市场培育；能源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经营。以往国际社会在能源领域对中国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由于中国是工业化的后来者，中国能源企业在世界各地获取能源，从而闯入了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他们因此制造出“中国能源威胁论”，并通过各种方式为中国获取国外能源设置障碍。如2005年中海油竞购尤尼科案造成中美能源摩擦，进而影响了双边关系。

以前国际能源问题的关注焦点，在于到处找油找气。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上对能源问题的关注焦点逐步发生了重大转变：发达国家纷纷转向清洁能源（包括传统能源的清洁化以及可再生能源）、能效和节能、智能电网等领域，并开始探讨公共财政如何支持，以及大企业下一波的投资方向。正是基于这些新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购买、投资海外油田气田已没有金融危机前那么敏感，转而对中国发展清洁能源给予了高度关注。

从言论来看，美国政治精英非常担心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落后。

2010年11月29日，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发布报告《送呈美国总统：通过一项综合的联邦能源政策加速能源技术转变的步伐》，报告的最重要建议是：奥巴马政府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流程，以形成一套更加和谐与健全的联邦能源政策，其中的主要部分就是加速能源创新。许多行政机构和联邦部门必须参与其中，由总统行政办公室领导。因为能源政策是一个混合体，通常由环境政策、竞争力政策、安全政策、财政政策、土地使用政策等等衍生而来。

在欧洲，2009年1月，德国推动建立了一个有98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可再生能源组织（IRENA），该机构作为可再生能源的“新代言人”，主旨是在全世界扩大使用新能源。

2009年10月，歐盟委员会发布《战略性能源技术计划》，宣布未来10年将投730亿美元研发新能源。

这些顶层议程的变化与动向都充分说明了，美欧发达国家正在促进一个新的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市场的形成，利用它来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为本国占据未来世界中能源领域的制高点。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认识差异

笔者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对清洁能源问题的认识，以及对彼此的预期，存在四点主要差异和分歧，由此造成了一些误解和摩擦。

首先，在对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认识上存在诸多差异，特别是对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存在理解上的明显分歧。以美国为例，美国提倡“祖父原则”：即维持现状，当前有多少排放，是今后排放量分配的基础。而中国则强调按照经济发展的需求做出安排，谋求合作共赢。此外，在国际合作方式上两国也存在着差别：中国希望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多边协商谈判来解决全球的能源环境问题，美国往往从单边的大国角度，谋求通过联合国框架之外的机制来解决，如“G8+5”。

其次，在合作的概念上存在分歧。中国较多地强调合作中的相互交换、互惠的一面，发达国家则更多地强调两国对第三方或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采取相似的、协调一致的立场。例如在中美海外能源合作问题上，中国希望更多加强双方在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转让等领域的互惠合作；美国则强调中方应与美国一道对某些不跟从美国的能源富国采取与西方一致的遏制政策或至少不加强与其能源合作，突出的是与美国的配合、协作。

再次，在清洁能源核心技术转让、资金援助上意见不一。在技术转让方面，中国主张转让应优先安排，发达国家应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以优惠条件转让新技术。发达国家则极力推动技术转让的完全商业化，强调技术为私营企业所有，政府无权干涉。

第四，中国被征收“碳关税”的可能性极大。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其中包括所谓的“碳关税”条款，即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具体的措施将表现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研究表明，如果征收碳关税，中国产品出口的总体税负将在20％左右。按目前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45美元/吨CO2）对中国产品征收碳关税，将使得中国企业每年增加约550亿美元额外负担，中国进入欧美市场的产品关税将从目前3％-4％的水平上提高约14个百分点。

目前机电、建材、化工、钢铁等高碳产业占据了中国出口市场一半以上的比重，如果开征“碳关税”，短期内必然会对上述行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并且，按照技术互换协议条款规定，如果想在清洁能源领域获得美国的技术支持与援助，就必须接受美国的减排标准，这就相当于同意美国针对中国进口企业征收碳关税。

我们应谨记欧盟REACH指令（全称《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案》）带来的教训，在“碳关税”问题上应及早分析其影响，并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纵观近几年来诸多重大国内外高层会议等传递出的信息，折射出世界政治顶层议程的变化：金融风暴引发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思，将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地位显著衰减，世界力量分布格局出现新动向，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这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环保主义者的运动逐渐强势，并出现环保价值一元化的倾向。毋庸置疑，这些思潮将深刻地影响未来世界格局，中国必须对此认真研判，在新一轮全球化中找准位置。

在清洁能源外交国家战略方面，中国的基本原则和态度应包括如下五点：

1.中国的基本态度应当是立足现有国际清洁能源格局，不挑战、不试图打破既有的能源利益分配。

2.中国的清洁能源外交应当是全方位的。应当考虑政府与企业两个层面的合作。既参加有关国际组织的协调、对话机制，也要鼓励能源科技企业走出去。

3.中国应当加深与全球层面国际清洁能源组织的合作程度，拓展与区域层面国际组织的科技合作，特别是在中国作为重要成员或主要成员的国际组织中，推动创建清洁能源外交的政治框架。

4.要加强与主要能源消费国的协调，特别要注意避免清洁能源竞争关系的政治化，避免直接冲突。从清洁能源外交的发展历史看，双边合作的紧密程度直接决定在面临突发事件时一国抵御风险的能力。

5.作为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尝试主导清洁能源外交的重要議题，在全面参与协调型或对话型组织的同时，积极争取在同盟型和协作型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

清洁能源外交的主要领域应包括如下五个：

通过外交能够最快和最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领域要优先予以考虑。

1.采用低碳技术。中国能源结构将长期主要依赖煤炭，这使得中国有必要加大对碳捕获与封存新技术的研究、示范和推广的支持。

2.改善能源效率和节能措施，在气候和能源安全方面取得近期效益。这方面中国有极大的潜力。

3.发展智能电网，建立高效的输电系统和采用智能电网技术。

4.推广可再生能源，依靠不断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来满足能源需求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