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关于禁毒的法律

我国关于禁毒的法律（通用8篇）

我国关于禁毒的法律 篇1

我国关于禁毒的法律法规

毒品在中国已有200余年的历史。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同鸦片的毒害紧密相连。自鸦片出现以来，中国历届政府均制定相关的禁毒法律。

我国关于毒品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从自行立法到与国际接轨的立法过程。

新中国成立前的禁毒法律法规

鸦片来源于草本植物罂粟。在中国，罂粟壳作为一种中草药物使用。最初，鸦片被人们用于镇痛。明代以前，鸦片作为药材合法输入中国。明代万历17年（1589年）鸦片被列入关税表内，作为药材用于医疗，尚未造成灾祸，也就没有禁毒法律。

清代贩卖、吸食鸦片流行开来，给国家财政、人民生活带来危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查禁鸦片的政令是雍正皇帝于1729年颁布第一道查禁鸦片谕旨,并且制定了相关条例:“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二年。如兵役人等籍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讯口地方文武各官，及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这一条例将贩卖鸦片，开设鸦片烟馆，引诱他人吸毒列为犯罪，但是没有明令禁止鸦片进口。1760年，嘉庆皇帝下旨，要求查禁输入鸦片和在国内种植罂粟。1813年，清政府制定了《官吏、兵弁及人民吸食鸦片治罪则例》。1815年，制定《查禁鸦片烟章程》。道光十二年（1833年），清政府制定禁止鸦片制造、种植的《禁种条例》，明确规定了种植罂粟、制造鸦片以及包庇种植罂粟、制造鸦片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同时制定对于自首和立功者从宽处罚,对于毒品犯罪附加没收财产。道光十九年（1840年），清政府制定比较完整的惩治鸦片犯罪法律即《查禁鸦片章程》予以颁布，规定了输入鸦片罪、种植罂粟罪、制造烟土罪、贩卖烟土罪、吸食鸦片罪、开设烟馆罪、制造鸦片烟具罪等罪名。

清政府制定完整的惩治鸦片犯罪法律是在清朝末年1907年制定的《清新刑律》，其中用专门的章节全面规定了鸦片罪。罪名种类包括：制造鸦片罪、贩卖鸦片罪、意图贩卖而收藏鸦片罪、走私进口鸦片罪、制造吸食鸦片器具罪、贩卖吸食鸦片器具罪、意图贩卖而收藏吸食鸦片器具罪、走私进口吸食鸦片器具罪、提供吸食鸦片馆舍罪、栽种罂粟罪、吸食鸦片罪、包庇烟毒犯罪分子罪等。还制定了从经济上制裁毒品犯罪、对官吏从重处罚等内容。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于1912年颁布了《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其中关于毒品惩治的相关规定沿用了清朝政府后期制定的《清新刑律》内容。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刑法》（史称中华民国旧刑法），其中第19章专门规定了鸦片罪。1935年1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刑法》（史称中华民国新刑法），其中第20 章规定了鸦片罪，对鸦片犯罪进行了完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禁毒立法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根据地也制定了相关惩治鸦片犯罪的禁毒法律，如：《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严禁播种罂粟的命令》、《晋冀鲁豫边区毒品治罪暂行条例》、《晋西北禁烟治罪暂行条例》。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颁布的禁毒法令有《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绥远省戒吸毒品暂行办法》、《辽吉区禁烟禁毒条例》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禁毒立法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1950 年9月，颁布了《内务部关于贯彻严禁烟毒工作的指示》。1963年5月，中央颁布《中央关于严禁鸦片、吗啡毒害的通知》。国务院于1973年1月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严禁私种罂粟和贩卖、吸食鸦片等毒品的通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7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了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严惩破坏经济犯罪的决定》当中对毒品犯罪进行了补充规定。198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走私犯罪的补充决定》再次对毒品犯罪进行补充。全国人大常委会1990年12月颁布的《关于禁毒的决定》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善的规定毒品犯罪的单行法规。在确定的罪名、毒品的种类方面，均履行了国际禁毒公约所约定的国家在禁毒领域所应尽的义务。1997年10月，实施了修订后的刑法，对于毒品犯罪定罪以及量刑进行了完善。200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对于苯丙胺衍生物、杜冷丁、大麻烟、大麻油、大麻脂、可卡因、吗啡、盐酸二氢埃托啡、罂粟壳、罂粟、大麻明确了定罪量刑标准，使得我国在禁毒法律的立法更趋于完善。（

我国关于禁毒的法律 篇2

近几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使得越来越多人选择在闲暇时间出门旅游。通过旅游不仅可以拓宽眼界,了解各地风土人情,同时也可以结交好友,提升人际交往水平。而旅游服务行业最为一项服务行业,其极大方便了个人或集体旅游出行。然而,近几年,各种旅游纠纷在各大媒体上不断出现,使得我国旅游法律体系建设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重点。

一、我国当下旅游法律体系概况

我国最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相关旅游管理工作从很早就已经开展,因此初步建成了一套相应管理体系,取得了明显的管理效果。国家旅游局结合实际情况,先后颁布了《旅游发展规划管理办法》、《旅游规划设计单位资质认定暂行办法》等一系列相关规章制度。2013年4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使得我国终于有了旅游行业的根本性法律,为我国旅游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我国各地区地方法颁布提供了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使得我国很多地区都开始将旅游行业作为当地经济新增长点,作为旅游大省,江苏、浙江、黑龙江等地也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颁布或者修订了当地《旅游业管理条例》,从而使得当地旅游业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促进了当地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游客体验,宣传了当地历史文化。

但是,大量在各种媒体上曝光的旅游问题和事件表明,我国旅游法律体系仍然存在一定不足。

(一)存在法律空白

随着改革开放,使得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旅游行业才逐渐得到快速发展。因此相关法律体系才有机会得到建立,直到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才得以通过。所以由于起步时间较晚,使得我国旅游法律体系在很多细节之处都存在着一定空白,例如我国没有相关《旅游安全法》、《旅游住宿法》等法律,这就使得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只能采用其他法律进行维权,如《消费者权益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而由于其他领域法律并不完全针对旅游情况,这就使得在维权过程中会面临一系列困难,从而使得损失难以得到及时补偿。

(二)立法层面较低

近几年,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工作中一直强调,要将法规变为法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在相关立法领域立法层次相对较低。我国旅游行业虽然已经有一套初步的法律体系,但是其中很多立法依然是地方法规或者是相关部门规章,而不是正式法律。

(三)落后行业发展

随着近几年计算机互联网发展,使得很多传统商业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关旅游电子商务平台不断涌现,游客只要点击鼠标就可以安排好行程,节省了大量费用和时间。但是,随之而来相应的消费问题也不断出现。我国当前旅游法律就存在着一定滞后性,因此在出现问题后无法进行及时查处,使得相关危害范围扩大。

二、我国旅游法律体系建设策略

根据上文,当下我国旅游业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已经对我国旅游业发展产生了严重不良影响。各级政府已经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严重性,通过大量措施,推动立法工作开展。我国旅游法律体系建设策略主要包括:制定配套法律、提高监管水平、加强法律宣传。

(一)制定配套法律

作为一个服务行业,旅游牵涉到许多其他相关领域,包括交通、住宿、环境等。因此正如前文所说,相关配套法律必须及时跟进,避免因为法律空白而给游客带来的问题。相关政府机构应及时组织人员,汇总游客在当地旅游时所遇到的问题。在调研完实际情况后,及时组织有关部门,针对相关问题,提出相应法案,并交由人大形成最终法律。目前我国所需相关配套法律除了上文所提到的两种之外,还包括《旅游电子商务法》、《假日经济法》等,通过这些法律,可以使我国旅游法律体系得到极大完善,促进旅游建设。

(二)调高监管水平

根据以往媒体报道,一些旅游问题并不是没有相关法律进行管理,而相关监管工作不到位引起。而法律没有监管措施进行保障,那么法律体系也就失去了存在意义。同时,缺少监管也会使得法律在执行过程中,相关部门无法了解法律实际执行效果。因此旅游管理部门需要加强监管水平,及时对市场进行抽查,对违法单位进行严格查处,从而达到规范旅游市场的目的。

(三)加强法律宣传

很多游客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后,由于对相关法律缺少了解,使得其无法开展相应维权工作,这也使得我国旅游法律体系原有作用大打折扣。因此我国相关旅游管理部门需要加大法律宣传,使游客可以充分了解自身合法权益,从而促进相关法律建设工作。

三、结束语

关于提高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思考 篇3

【关键词】:法律意识 薄弱原因 提高对策

中图分类号：D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2-0293-02

一、法律意识的概念及意义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法、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等。孙国华教授则认为：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例如人们对法律评价，对法官作出的判决是否公正的看法、对法律、依法办事原则的信任程度等。张文显教授则认为法意识是与群体或个体心理特征相联的、人们关于法现象的认知、情绪和意志的总和。它在内容上包括人们对法现象的知晓、理解和把握；对法规范和法行为的情感、评价和态度；对法现象的意愿、要求和期待。

对于公民法律意识的意义，可从国家法治建设和公民自身两个层面来进行阐述。对于国家的法治建设构建，首先必须有完备的并最大程度反映公民诉求的法律制度体系。而公民法律意识是公民积极参与到国家立法机关立法过程中去的前提条件。其次，国家法治建设的推进则在于让制定的法律得到充分、顺利地执行、适用。公民法律意识则是行政机关顺利执行和司法机关顺利适用法律不可或缺的因素。法律执行、适用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而执行或适用的对象则是公民。而公民法律意识强弱程度则在一定程度能够反映公民服从甚至配合行政、司法机关执行、适用法律的程度。对于公民自身权益的维护来说，公民法律意识则是最重要的武器。因为公民维护自身权益最重要的途径则是诉诸法律，而公民诉诸法律则需要法律意识作支持。

二、我国公民法律意识薄弱的原因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并结合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下面笔者将会从历史和当代两方面来分析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

1、“无讼以求”、“息讼止争”的法律传统的影响

《幼学琼林》载：“世人惟不平则鸣，圣人以无讼为贵。”《增广贤文》也载:“好讼之子，多数终凶。”由此可见，我国古代有“无讼以求”、“息讼止争”的法律传统。“法律的产生是为了诉讼的需要，诉讼的结果又使法律自然产生。诉讼与法律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说“无讼以求”、“息讼止争”的法律传统必然地致使我国古代历朝历代制定的法律较少，尤其是关系到臣民的财产等方面的民法，进而最后形成“重刑轻民”古代法律体系的特征。而笔者认为公民的法律意识养成的最直接途径就在于诉讼，尤其是民事诉讼。所以说我国古代人们法律意识淡薄在一定程度受到“无讼以求”、“息讼止争”的法律传统的影响。

2、优秀法学著作的匮乏

法学著作的广泛被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起到培养、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国家的大量的经典的法学著作例如《政府论》、《论法的精神》、《论自由》、《法律、立法与自由》等和西方国家公民的法律意识的提高有着一定必然的联系。因为公民通过广泛地阅读法学著作，进而获得有关法律方面的理论知识；凭借着一点一点地对法律产生兴趣和法律理论知识的积累，只有获得一定的法律方面的知识，才会为公民主动地关注立法等机关所制定法律、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产生信任、信仰等提供基础条件。没有法律方面的著作，就没有法律理论知识获得；没有法律理论知识的获得，就不能促进公民法律意识形成、提高。但是，在自然经济、宗法社会、集权专制三合一的社会土壤上面，商品经济步履艰难，与之携手而来的平等、交换、权利、自由等观念无法正常萌发和成长。平等、权利、自由等观念无法产生，也就意味着有关正义、平等、自由等法学思想的著作没有产生的思想条件。

3、五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礼”，我国古代的人们安分守己，极力地维护宗法家族和封建集权统治的秩序。“礼”的基本精神是“亲亲”“尊尊”。“亲亲”即亲爱自己的亲人，亲爱的程度与方式取决于爱的主体与爱的对象之间的血缘关系。“尊尊”即尊敬服从地位尊贵的人，其程度取决于彼此双方的社会地位，要尊敬最尊贵的人。”因此封建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本质上是主张取消个人主体性、否认个人独立利益的，个人只能按照一定的“名分”来履行责任义务。所以说在古代人们的权利意识几乎没有形成的条件。“权利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或者是要上升到法律高度的。因而，对权利的尊重，就自然转化为对法律的尊重。”因此，在古代人们几乎没有权利的意识，也就意味着人们对法律这部权利的确认书也不关注；对法律的不关注，也就意味着古代人们的法律意识很难得到培养。

4、我国当代社会也存在着阻碍公民法律意识提高的因素

（1）我国法律的宣传流于形式，简单地走走过场。应该说法律的知识普及甚至法律的权威与法律的宣传有一定的联系。但是我国每一年的普法教育由政府的法制机构开展，而且主要以发放宣传材料、提供简单的法律咨询等比较老套的形式，这样的话一方面不能够充分地调动起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普法教育主体—政府法制机构由于不受理公民的案件，很难了解到公民最关注、需要的法律知识。

（2）我国现代的法律著作、期刊、案例汇编等和有关法律案件的电视节目数量不少，但是绝大部分要不晦涩难懂要不冗长复杂，公民要么没有兴趣要么难以理解。法律等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著作等需要通俗易懂，让大众能够理解、接受。因为法律等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提高全体人们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社会人文素养。曲高和寡、阳春白雪的法律等社会科学作品绝对不能称作好的作品。

（3）托克维尔说：“应当把陪审团看成是一所常设的免费学校，每一个陪审员在这里运用自己的权利，经常同上层阶级最有教养和最有知识的人士接触，学习运用法律的技术并依靠律师的帮助、法官的指点、甚至两造的责问，而使自己精通了法律。”所以说，陪审团制度能够对公民的法律知识的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也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不过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一方面在实践中贯彻地力度不够。另外一方面，大部分的陪审员在与法官审判案件中盲目附和，听任法官作出决定，陪审只是陪而不审，致使人民陪审员积极性下降，人民陪审制度流于形式，成为摆设。

（4）司法不公和执行不力等是阻碍公民法律意识形成、提高的重要的因素。在法律适用的过程公民受到不公正地对待甚至裁判，即使得到公正的对待、裁判却迟迟得不到执行或执行不力等，公民受到损害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救济，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公民会质疑法律的作用进而法律的权威将会被削弱。“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公民对法律的信仰的建立不仅体现在法律的制定静态过程，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法律的执行尤其法律适用的动态过程中。只有让每一个公民亲自深刻地体会到法律实实在在的作用，这样才会使每一个公民渐渐地对法律产生信任最终地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

三、如何提高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

（1）促进法律宣传。法律宣传的主体以律师和法官为主，宣传的形式多样化而且能调动公民积极性、参与性的形式。每一年的5月1日，美国的律师和法官便走向社会，宣讲法律知识、提供法律咨询、发表广播讲话、通过电视电话提供服务、举办模拟法庭、组织参观法庭、举行法律宣传的电影节、组织学校活动等等，以各种形式宣传法律，参加的人数成千上万，宣传的项目逐年增加，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应该说，美国的法律宣传是美国公民了解法律的直接途径，也可以通过律师和法官宣传法律的作用、权威，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对于提高美国公民法律意识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我国的法律宣传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其做一些改进。

（2）制定一部《人民陪审员法》。为改变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流于形式、成为摆设的现状，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人民陪审员法》。现代采用陪审制的多数国家，要么有专门的陪审法，要么在相应的诉讼法中有专门的规定。但是，我国有关人民陪审员的法律、法规过于概括、空泛而没有可操作性，所以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具体而且完整、具有可操作性的《人民陪审员法》。

（3）在全国范围内的初中、高中以及大学开设法律方面知识的课程。现在我国正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且我们每一个公民无时无刻地与法律在打交道，法律渗透到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等领域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完全有必要开设法律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就了解、获得法律方面的知识进而为他们以后长大成人的法律意识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教育从娃娃抓起，法律教育也不例外。一部分的青少年走上犯罪的道路是因为对法律的无知，所以开设法律方面的课程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遏制青少年犯罪的发生。世界上应该没有一个国家有开设法律方面的课程的先例，我国为什么不可以尝试呢？

（4）减少甚至避免法律不公问题。法律不公分为立法不公和司法不公。可以说司法不公的后果比立法不公的后果严重。正如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中所说的那样：“如果一项法律，即使是恶法，如果不去执行，那么就会削弱对法律的尊重，这个社会就会受到损失。”司法不公主要体现在不公正的判决和执行判决不力两个方面。 “一次不公正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为祸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关于解决不公正的判决的问题，笔者认为从内因方面来说需要保障法官的独立性，同时提高法官自身的素质；从外因方面来说可以借鉴英国的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制度在全国各级人大常委会中专门设立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审查委员会。被告在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生效之后，仍然认为判决是不公正的，可以向案件审查委员会提出审查的申请。案件审查委员会经过审查之后，如果认为判决确实是不公正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的建议；如果判决是公正的话则驳回被告的申请。总之，案件审查委员会一方面不会侵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案件的判决提出再审的建议，则是能够弥补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当局者迷”的劣势。

执行判决不力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人民法院执行员执行生效判决的监督和申请执行的当事人缺乏相应的救济机制等。如此，我国似乎也有必要制定一部《执行判决、裁定法》。该部法律应该具体地规定人民法院执行员、与判决、裁定有关的双方当事人、配合执行的单位、个人等权利和义务、执行的程序、执行措施、与执行有关主体违反各自义务应当承担的责任等。

公民的法律信仰就是在一次次的公正判决得到执行，公民受到损害的权益得到恢复的过程中慢慢地建立起来的。无论如何，局部的司法不公的问题确实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而我们普通民众的法律意思，确实也应该得到较高程度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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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70．

［7］ 汤维建．美国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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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关于禁毒的法律 篇4

一、禁止性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颁行的行政规章——《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显然，这里是禁止企业间借贷的，而且并未将关联企业间借贷排除在外。

最高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显然，这里也是禁止企业间借贷的，而且并未将关联企业间借贷排除在外。

二、允许规定：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6条及《实施细则》第51到56条规定，“纳税人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可以调整其应纳税额：（二)融通资金所支付或者收取的利息超过或者低于没有关联关系的企业之间所能同意的数额，或者利率超过或者低于同类业务的正常利率；”

此处规定对企业间的借贷是予以承认的，并依法征收相应的税收，只是关联企业之间在从事相互借贷行为时，应当注意对于借贷利息的约定，一般不应超过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否则可能会被税务机关认定为是关联企业间的避税行为。

三、笔者分析：

以上规定一直让笔者困惑不已。

我国关于禁毒的法律 篇5

作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明楷

发布时间：2008-06-26 07:56:00

编者按：2008年6月1日，我国禁毒法正式施行。该法是我国第一部综合规范禁毒工作的重要法律，对于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今天适逢该法颁布实施后的第一个“6·26”国际禁毒日，本版特邀两位刑法学者就遏制毒品犯罪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剖析和阐释，以期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禁毒法对违反禁毒法的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与其他行政法律一样，禁毒法对于“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规定了行政处罚措施，或者规定“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于“构成犯罪的”，并没有规定独立的罪名与法定刑，而是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后者的“依法”，显然是指依照刑法。所以，如何认识一般毒品违法与毒品犯罪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禁毒法上的法律责任与刑法上有关毒品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综观禁毒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可以概括为三种情形：其一，必然构成犯罪的情形（当然，以行为人达到法定年龄、具有责任能力且故意实施为前提），如禁毒法第五十九条第一项列举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其二，不能构成犯罪，只能给予行政处分的行为，如禁毒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其三，既可能构成犯罪，也可能不构成犯罪的情形，禁毒法规定的多数行为都是如此。

在上述第三种情形下，司法机关习惯于讨论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或区别）。并被此问题所困扰。但笔者认为，所谓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其实是一个假问题。有关毒品的非法行为，不管其是否触犯了刑法，都可谓违反了禁毒法。但是，刑法仅将部分值得科处刑罚的毒品非法行为类型化为毒品犯罪，这些被类型化为毒品犯罪的行为，并不因为被刑法禁止后，而不再成为禁毒法所禁止的行为。换言之，毒品犯罪都具有双重违法性质，一是违反了刑法，二是违反了禁毒法（与此同时还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所以，毒品非法行为，只有不触犯刑法时，才仅依照禁毒法处理。于是，毒品犯罪行为与毒品违法行为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男人与人的关系、汽车与财物的关系。既然一个人是男人，就必然是人；既然是汽车，就一定是财物。在此，不是男人与人的界限、汽车与财物的区别问题，而是人中的什么人是男人、财物中的什么东西是汽车的问题。所谓毒品犯罪行为与毒品违法行为的界限，实际上只能是毒品犯罪与不构成毒品犯罪的违法行为的界限。于是，问题便在于：以什么为标准将禁毒法禁止的行为中构成毒品犯罪的行为挑选出来以犯罪论处？显然，凡是符合了刑法所规定的毒品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成立毒品犯罪。法官通常不必再追问该行为在禁毒法上是否属于毒品违法行为。

总之，只要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就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确定毒品违法行为与毒品犯罪之间的界限，而在于如何理解和解释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本文不可能对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作解释，仅就禁毒法上的法律责任与刑法上的刑事责任作如下几点阐述：

第一，刑法规定的部分毒品犯罪有数量的限制，而我国有的司法机关习惯于按照“两高”的司法解释确定数量标准。在这种情形下，“两高”应尽快就数量标准做出规定，从而使这些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得以明确。例如，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非法持有鸦片2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1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没有达到该数额标准，仅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所以，“两高”应规定“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标准，尤其是在新型毒品出现之后。否则，司法机关就常常束手无策。从长远来看，司法机关宜将毒品区分为若干种类，采取折算的办法；对于新类型的毒品，在正式司法解释出台之前，至少可以按最有利于被告人的折算办法计算毒品数量。事实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药物药理学特点，参照有关国家毒品量刑标准，于2004年10月制定了《非法药物折算表》，列举了各主要管制药物与海洛因的相当量。司法解释可以对该折算表予以确认，使该折算表适用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

第二，刑法与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几种类型的行为表述完全一致，对此，也没有必要考虑所谓毒品违法与毒品犯罪的界限，而应根据刑法的基本精神，对犯罪构成要件做出实质解释，对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以犯罪论处，而不必过问这种行为在禁毒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上是何种性质。例如，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条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构成犯罪；没有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等方面的要求。而禁毒法第五十九条第六项的规定意味着，“强迫、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三条则规定：“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十日以下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司法机关常常考虑的是，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在什么情形下构成犯罪，在什么情况下仅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在笔者看来，既然刑法规定的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并不以情节严重为前提，而且，这种行为严重危害公众健康，那么，凡是故意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且行为人达到法定年龄、具有责任能力的，就应当以犯罪论处，不必过问该行为在行政法律上是什么性质。或许有人认为，果真如此，则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对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就会落空。笔者的看法是，一方面，即使采取本文的观点，禁毒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也不会落空。例如，对于过失实施的上述行为，就不能按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但可以按照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行政处罚。再如，对于没有达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但达到了治安管理处罚证明标准的行为，也可能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另一方面，倘若基于上述担心，对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仅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反过来会让刑法的规定落空，这必然不利于遏制毒品犯罪。

第三，禁毒法所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需要根据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予以确定；如果某种行为不能在刑法上找到处罚根据，就不能直接以禁毒法的规定为根据追究刑事责任。例如，禁毒法第五十九条第七项规定了“向他人提供毒品”的行为，但刑法并没有规定向他人提供毒品罪。所以，对于向他人提供毒品的行为，必须以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为标准做出判断。符合贩卖毒品罪或者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构成要件的，应追究刑事责任。一般主体无偿向不满14周岁的人提供毒品的，可能成立强迫他人吸毒罪。一般公民无偿向成年的吸食者提供毒品用于吸食的，如其持有毒品的数量没有达到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数量标准，则仅属于帮助吸毒的行为。由于吸毒本身并不构成犯罪，所以帮助吸毒的行为也不构成犯罪。再如，禁毒法将“介绍买卖毒品”的行为规定在第六十一条，与“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相并列。其实，介绍买卖毒品的行为，是贩卖毒品的共犯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应按贩卖毒品罪论处。

我国关于禁毒的法律 篇6

1、毒品像一个魔鬼，残害了无数的家庭，让我们一同携手共抗毒品!

2、莫沾毒品，莫交毒友。

3、分分秒秒抵制毒品，时时刻刻远离毒品。

4、有毒必肃，贩毒必惩，种毒必究，吸毒必戒。

5、同创无毒社会，共享安宁生活。

6、学习的乐趣能影响你一生，能使你快乐一生，而吸食毒品只能舒服一时，还要把自己宝贵的生命一同赔进去。

7、吸食毒品是与死神一起演奏一曲曲死亡之歌。

8、吸毒：毒身，毒心，毒命。

9、毒品就像恶魔，一旦染上就等于与恶魔打交道，随时可能面临死亡!

10、毒品是一道万丈深渊，一旦你因一步之差而掉入这个罪恶的陷阱后，将永无重见光明之日!

11、知毒识毒避毒，戒毒禁毒无毒。

禁毒名言警句大全

1、毒品，一颗糖衣炸弹，它会在你最幸福的时候，将你一步步推入深渊。

2、不要让毒品毁了你的未来。

3、一朝陷毒瘾，一生难自拔。

4、人生有无数的第一次，但绝不可以吸第一次毒。

5、品尝的是一时的快乐，失去的却是一世的前途。

6、把自己的一生全都用来吸食毒品上，那么你将永远都低着头。

7、冰毒，冰住的不只是你的良知，还有你的灵魂;摇头丸，摇走的不单是你的快乐，还有你的生命!

8、不做毒品奴隶，只做禁毒先锋。

9、美丽的人生中，当然会有种.种诱惑，致命的诱惑。我们应抑制自己的好奇，永远比要去碰它们，才会健康成长。

10、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

11、毒品，一个有着美丽外衣的无形杀手，靠近了只有死!

12、勿逞一时之快，误美好一生。

13、分分秒秒抵制毒品，时时刻刻远离毒品。

14、开展禁毒斗争，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15、生死只取决于一念之间。接受毒品，接受死亡;拒绝毒品，拒绝死亡。

16、坚决查禁毒品，维护社会治安。

17、扫除毒害，利国利民。

18、远离毒品，义不容辞。

19、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20、知毒识毒避毒，戒毒禁毒无毒。

21、加大禁毒力度，深化禁毒斗争!

22、毒品犹如糖衣炮弹，不要贪图一时之快去吸食毒烟，而失去一生的幸福。禁毒从你我他做起。

23、学习的乐趣能影响你一生，能使你快乐一生，而吸食毒品只能舒服一时，还要把自己宝贵的生命一同赔进去。

24、离毒三分，健康满分。

25、全党动手，全民动员，深入持久地开展禁毒斗争。

26、禁毒利国、利民、利己。

27、吸食毒品，就是把恶魔请来吸食你纯洁的灵魂!

28、拿起的是毒品，放下的是生活。

29、全民动员禁毒防毒创一流文明城市

30、毒品无情，生命可贵。

31、禁绝毒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2、有毒必肃，贩毒必惩，种毒必究，吸毒必戒。

33、大力推行综合治理深入开展禁毒斗争。

34、吸毒制毒贩毒害人害己，戒毒辑毒禁毒有益你我。

35、毒品，给你带来的只是一时的快乐，换回的却是一生的痛苦。远离毒品，从你我做起。

36、动员起来，打一场禁毒的人民战争!

37、一次吸毒，终生戒毒

38、除毒务早，除毒务尽!

39、禁贩、禁钟、禁吸、禁制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40、同在一个世界，同禁万恶毒源，同享光明人生。

41、毒品，摧残人的心灵，践踏人的自尊，剥夺人的生命，使原本明媚的天空步入黑暗。让我们收敛起好奇心，杜绝毒品往来。

42、吸食毒品是与死神一起演奏一曲曲死亡之歌。

43、毒的是生命，赌的是家庭，堵的是前程。

44、防毒反毒，人人有责。

45、当我们落入于毒品的圈套时，世界是灰色的;当我们摆脱于毒品的诱惑时，世界便是蓝色的。为了共创美好的蓝天，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打击毒品。

46、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防范毒害品，从你我他做起。

47、禁毒战争为大家，和谐社会靠大家。

48、同创无毒社会，共享安宁生活。

49、禁毒，从你我做起。

50、增强拒毒防毒意识积极投身禁毒工作。

51、毒品是一道万丈深渊，一旦你因一步之差而掉入这个罪恶的陷阱后，将永无重见光明之日!

52、吸毒贩毒毁一家，禁毒缉毒靠大家。

53、莫沾毒品，莫交毒友。

54、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

55、大力消除毒品危害保护人民身心健康。

56、极行动起来，同毒品犯罪作坚决的斗争。

57、吸毒：毒身，毒心，毒命。

58、认识毒品危害提高抵御能力

59、吸食毒品，害人害己。

60、白粉无情，人有情。离开白衣魔鬼，让光明照耀一生。

61、远离毒品亲近美好人生。

62、生命是宝贵的，需要去扞卫，去珍惜。毒品，熟悉的名词，却会让生命黯淡。远离它，才能让生命放出光彩。

63、禁毒宣传从少年抓起，禁毒战争要常打不懈。

64、开展禁毒斗争，消除毒品祸害。

65、坚决彻底铲除非法种植的罂粟等毒品原植物。

66、参与禁毒你我他，和谐生活美如花。

67、毒品像一个魔鬼，残害了无数的家庭，让我们一同携手共抗毒品!

68、吸毒一口，掉入虎口。贪图一时痛快，毁掉一生幸福。

69、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全世界约有10万人死于吸毒，另有约1000万人因吸毒而丧失正常的智力和工作能力——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我国关于禁毒的法律 篇7

因此,完善法律制度,将脑死亡标准作为死亡判定标准,同时严厉打击买卖人体器官行为,探究死刑犯器官捐献与移植的合法性问题。从而保护供体权利或利益,保障器官移植手术真正能够成为急需移植患者的生命之光。

1 器官移植定义及其立法现状

1. 1 器官移植概念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人体器官移植,是指摘取人体器官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之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器官移植中供体是指在器官移植过程中,提供器官的一方。其中,根据供体有无生命指征,又可将供体分为活体供体与尸体供体。

1. 2 器官移植立法现状

在世界范围内,各国都对器官移植做出相应的规定。如,美国早在1968 年就颁布了《联邦遗体捐献法》,法国于1976 年就有了器官捐献推定同意相关法律规定,韩国则在1999 年颁布了《器官移植法》。

我国器官移植立法与其他国家相比,起步比较晚,发展却比较迅速。当前,我国关于器官移植的规定主要是2007 年颁布并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我国关于器官移植的规定也可追溯到1984年,即1984 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和民政部公布的《关于利用死刑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之后相关地区和部门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规定,最早的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从此贵阳、深圳、福建等地区先后颁布了各自的地方性法规。2011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亦将组织贩卖人体器官等行为确定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对器官移植做出了刑法层面的规制。毫无疑问,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颁布,在我国器官移植发展道路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我国目前的供需矛盾,以及为器官移植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与其他国家甚至我国的澳门、香港等地区的规定相比,存在诸多方面的缺陷,如: 规定不够具体,调整范围过窄等。

我国的器官移植中仅将其调整范围限定在肾脏、心脏、肝脏等器官之内,而将人体细胞、角膜、骨膜等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种规定并不合理,因为,被排除在外的人体组织也有患者在等待移植。把一些重要的器官移植排除在外,无疑会使得医疗机构在进行相关移植时,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制,容易致使供受体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最终导致器官移植的秩序被破坏。

2 我国器官移植中供体制度现状

2. 1 我国器官移植供体及其制度现状

2. 1. 1 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现状

我国器官移植技术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与其他国家相比,该项技术起步晚,但发展迅速［2］。虽然,我国器官移植在数量上较多,但仍不能掩盖供需数量差较大的问题［3］。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在器官移植的道路上遇到问题较多,尤其是关于供受体数量的问题,如伊朗早在1999 年就完全能够满足肾移植需求者的数量及质量要求。面对我国目前供不应求的供需矛盾,以及对供体权益的侵害等问题,需要在我国器官移植供体制度及立法方面做出努力。

2. 1. 2 我国器官移植供体制度现状

就《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而言,目前我国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制度规定,仅仅是对相关原则做出规定,但笔者认为,原则和制度都是在宏观上对器官移植进行规制,因此这些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制度。该条例中的基本原则在器官移植方面主要有如下4 个:

第一,捐献自愿无偿原则。《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7 条对此进行了直接规定: 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自愿是指捐献人或捐献人的法定代理人等做出代表其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并且该意思表示不受外界的支配压迫。无偿则是指捐献器官者不能因为器官捐赠而获得利益。

第二,对未成年人保护原则。该项原则直接体现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第9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未成年人作为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需要我们给予特殊的保护,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由于未成年人的思想容易受到成年人的干涉,所以,如果将未成年人自己做出的捐献意愿作为自由真实的意愿,那么,将会导致不法分子对未成年人进行诱惑、胁迫等行为,以使未成年人做出捐献的意思表示。同时,在我国刑法中亦对未成年人做出的关于身体重要部分的处分不能作为违法行为的阻却事由。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对未成年人做出特殊的保护。

第三,禁止买卖原则。禁止器官买卖的合理性主要在于: 一是,器官捐献人出于道义把自己的器官捐给需要的患者,可谓是救人于危难之时,如果允许器官进行买卖,则会扭曲捐献人的善良心理; 二是,器官买卖的合理化将会打乱现在形成的器官捐献秩序,器官犯罪案件增多,损害供受体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器官移植的进行,阻碍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

第四,知情同意原则。该原则体现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第19 条,即器官捐献人有权利知道手术的风险、手术并发症等。同时,这也是进行器官移植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义务。任何手术都会对人的身体造成或大或小的伤害,供体有权利知道自己捐献器官所面临的后果,这有利于供体做出符合其真实意愿的决定,如不告知,则无异于将以牺牲一个人的健康来换取另一个人的健康,这显然不可取。

综上所述,我国器官移植供体制度是比较合理的,但美中不足的是,其亦有一定的局限性。

2. 1. 3 器官主要来源

2010 年3 月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在试点过程中,主要着手探索建立中国的器官捐献、获取和分配体系。自愿捐献成为我国器官捐献的主要来源。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 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 主席黄洁夫在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昆明研讨会上正式宣布: 从2015 年1 月1 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办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2. 2 器官移植中供体制度缺陷

20 世纪50 年代,我国第一次成功的实施了肾移植手术。自此,我国的器官移植技术取得巨大进步,并迅速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每年都有大量的患者等待合适的器官让他们重获健康与新生。我国供需矛盾尤为突出,供需比高达1 ∶150［4］。巨大的供需矛盾,严重阻碍了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因此,分析并解决器官移植中供体严重不足的原因成为当务之急。其中,我国器官移植中供体制度缺陷是造成该问题的原因之一,以下将从3 个方面对我国器官移植供体制度缺陷稍作浅析。

2. 2. 1 我国目前对于供体的保护制度尚不完善

在器官移植中,供受体都要接受相应的手术,然而笔者认为,供体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义务捐献自己的器官,其捐献行为完全出于自己的善良之心。所以,器官提供者比器官接受者更应受到保护。

与器官受体相比,供体遭受的痛苦、损失更大。对于活体供体,某一器官的缺失都会对其身体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伤害,对其日后的生活造成各种各样的不便。鉴于此,我们可以制定相关保障制度对其进行保护,如对供体进行定期体检,以规避器官缺失造成的伤害。此外,还可以建立器官移植的补偿制度。相应的补偿为供体今后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当供体因为捐献器官而在器官移植手术结束一段时间后身体出现不适时,不至于因为金钱的匮乏而得不到救助。同时,金钱上的补偿还能够表示社会对捐献行为的表彰与认可,这就会使得那些想要捐献器官但是有后顾之忧的人们解除之前的顾虑。对于尸体供体,给予捐献者家属相应的补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他们心理慰藉,减轻因为失去亲人而导致的痛苦［5］。

2. 2. 2 尚未确立脑死亡制度

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日本、法国等大多数国家已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了脑死亡制度。但在我国,仍然采用比较传统的“心死亡”作为死亡标准。脑死亡作为一种“新”的死亡确定标准,具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在器官移植方面,在以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的尸体上获得的器官质量要远高于心死亡尸体上的器官,从而大大提高器官移植质量。由于我国目前并未在法律层面对脑死亡做出规定,这也是我国供体数量少质量低的原因之一。

2. 2. 3 器官移植供体范围界定较窄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条例第10条规定: 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却没有对“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做出明确的界定。用什么样的材料才能证明帮扶关系的存在,规定中并没有给出相应解释。这就容易导致在实践中遇到例子中的争议,从而延误患者接受治疗的最佳时期。如2007 年湖南少女何某与另一患有尿毒症的39 岁何某因无法证明帮扶关系的存在而被拒绝手术。但在2009 年卫生部颁布的《关于活体器官移植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因帮扶关系等形成的亲情关系”仅限于养父母和养子女、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规定对“帮扶关系”做出明确的界定,但是其不足之处是范围过于狭窄。由于范围的限制,与例子中情况相同的患者可能失去器官移植的最佳机会。

3 完善我国器官移植供体制度的思考

通过对国外及我国澳门地区器官移植制度及立法的学习。笔者认为,为提高我国器官移植中供体数量、质量,以及促进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快速发展,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改进我国器官移植供体制度:

3. 1 将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的构想

当前,我国将心死亡作为死亡判定标准,这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脑死亡标准存在一定的区别,尤其是在器官移植方面,笔者认为将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更有利于器官移植的发展。

3. 1. 1 我国脑死亡的现状

目前,我国尚未将脑死亡标准写入法律法规。所以任何以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而进行的器官移植都是不合法的。与法国、美国等国家相比,我国迟迟不把脑死亡替换心死亡作为判定死亡的标准,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在我国人们长期的传统观念看来,只有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等指征才能说明一个人真正的离去。一个脑死亡患者虽然心脏也许没有停止跳动,但是在科学上而言他的生命已经结束。这与我国的传统观念不一致,很难被公众接受。

3. 1. 2 脑死亡标准对于器官移植的意义

器官移植分为活体器官移植和尸体器官移植。其中,活体器官移植是指在还有生命指征的人身体上获取器官; 尸体器官移植则是医生在已经死亡的遗体中获取器官,并将其移植到受体身上。其中,只有尸体器官移植中才会涉及死亡标准的认定。在尸体器官移植中,像肾脏等重要器官的移植,在心脏还没停止跳动时,肾脏等器官活性较强,利于提高器官移植手术成功率。然而,由于我国尚未对脑死亡做出规定,致使不少患者仅仅因为供体器官活性减弱甚至丧失而成为器官移植的牺牲品。

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实际,可以将心死亡与脑死亡同时纳入规定,而且,脑死亡标准仅适用于特定的器官移植中,这样既不与我国传统的观念相冲突,又能符合某些器官移植的要求,增加供体器官的数量,促进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一举两得［6］。

3. 2 通过立法保护供体

供体出于道义无偿捐献器官,而且有可能会对其造成健康、财产上的损害,另外,供体的保护是影响供体数量的重要原因,通过立法在各方面保护供体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3. 2. 1 建立器官捐献补偿制度

在我国,器官捐献采用绝对无偿制度,然而,笔者认为,这不利于对捐献者的保护。因为,受体在器官移植中重获健康,然而供体却得不到任何补偿,对供体并不公平。因此,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对器官捐献补偿制度予以肯定,如根据《香港特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不得以金钱或有价事物付款,但不包括付款以支付或偿还切除、运送或保存所获得的器官的费用;或任何人因提供其身体器官而导致的任何开支或收入方面的损失［7］。所以,我们可以在立法中规定: 捐献人可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得到补偿,其中合理范围则需视器官组织的作用大小以及对捐献人的损伤而定,作用越大、对捐献人的损伤越严重,其获得的补偿相对较多,同时,补偿的方式不限于金钱,还可以是颁发荣誉证书等方式。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补偿与有偿有根本上的不同,有偿是将器官作为商品进行出卖,有偿的器官买卖易导致器官捐献秩序的混乱; 而补偿则是对捐献者无私奉献的奖励、保护［8］。

3. 2. 2 构建保护间歇性精神病人制度设想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8 条规定: 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于间隙性精神病人而言,并没有特殊的规定,笔者认为,这是立法上的漏洞。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清醒时做出的捐献器官的书面的意思表示能不能作为正常人的意思表示来对其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间歇性精神病人作为社会上的特殊人群,应该对其在立法上做出特别的规定,所以笔者提出构建保护间歇性精神病人制度。间歇性精神病人由于在精神正常期间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其做出的捐献器官的意思表示是有效的。但是,在其精神病发作期间,则不宜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这一方面是出于对供体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对精神病人家属的尊重。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在立法中做出明确的规定,即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期间做出的真实的捐献器官的意思表示,在该供体精神失常期间,医疗机构不得对其进行器官移植手术［9］。

4 结语

完善器官移植供体制度,一方面可以在立法层面对供体做出具体的保护规定,另一方面为患者带来恢复健康甚至挽救生命的希望。但是我国目前存在供体制度不完善、对供体的保护有所不足等缺憾。因此,笔者提出保护捐献者及间歇性精神病人等观点,以期望达到完善供体制度、保护供体的目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本文提到的立法漏洞等有其局限性,但是笔者希望通过自己的想法能够对器官捐献供体制度的完善添砖加瓦。

摘要：近年来器官移植技术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这项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技术为苦苦等待器官的患者及其家庭带去了福音。但我国器官移植供体制度中还存在着供体权益保障制度不完善等不容忽视的问题。文章通过借鉴外国优秀法律制度,主要对供体来源及供体数量不足的原因进行探讨,构建脑死亡合法化体系以扩大供体器官来源等构想,从而提高医疗质量维护供体利益,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器官移植,供体利益保障,脑死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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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云祥.器官移植供需面临危机[J].食品与药品安全,2012,2:28.

[3]张玉梅,孟宪军.从价值观谈国内尸体供体缺乏之道德难题[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2,10(25):567.

[4]余燕华,黄海,王蜀燕.关于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获取的伦理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2,10(25):572.

[5]田侃.人体器官的法律属性及其权利归属探讨[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2,29(3):202.

[6]丁树芹.关于器官移植与捐献法律制度的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0,27(5):325.

[7]李娜玲.关于活体器官移植的立法思考[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12:54.

[8]Davis A,Mitoh T.Dying in the USA and Japan:Selected legal and ethical issues[J].International Nursing Review,2008,46(5):135-141.

我国关于禁毒的法律 篇8

[关键词]违规交房；维权；交房标准；刑事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全国各地关于开发商违规交房现象不断被媒体曝出，互联网上关于违规交房的报道更是铺天盖地般，由此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鉴于这一现象所损害的利益群体通常具有一定的规模性，所以极易导致群体性上访事件的爆发。然而，开发商并不惧怕这些普通老百姓，现实中他们的解决办法多半是视而不见或者久拖不决。因此，利益受损的业主最后都理性的选择通过司法的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2014年年底，关于济南恒大房地产纠纷一案被法院判决赔偿业主一定的违约金。在这个典型的案例中，开发商败诉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恒大房地产尚未获得由多个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出具的《分期综合验收备案证明》，这明显违反了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对于交房条件的强制性规定。如我国《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

2.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

3.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从该条法律规定也能看出，在建设工程不符合验收条件的情况下就强行进行交房是要承担相应地法律责任的。本文的研究重点即是案例中出现的现象：商品房交付需要满足的条件。然而，在实践中与前面提到的案件类似，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即进行交房的房产开发商越来越多，它与逾期不交房的现象恰恰相反。逾期交房情况出现的原因一般是开发商在房屋未建成之前或未开始投入建设之前，为了吸引更多的购买者而在商品房预售合同中许诺给购房者在某固定期限到来之前完成交房，但实际上不可能或者未能在规划的时间之内完成工程建设；而未达验收标准即交房的原因则是开发商为了将房屋的风险转嫁给购房者，同时避免遭遇逾期交房而需承担的违约责任。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对房屋的转移占有，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在交付使用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使用后由买受人承担；买受人接到出卖人的书面交房通知，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的，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自书面交房通知确定的交付使用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现实中，围绕商品房的“交房”这一问题而产生的纠纷和矛盾从未停止，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进入了司法程序。尽管在这些案件中，法院基本都判决开发商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判决执行的情况却不容乐观。这样也更加凸显了研究该问题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交房条件”的几种争论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交房”成了问题迭出的环节？商品房的交付涉及到诸多方面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的变动与转移。这其中比较具有影响意义的有房屋风险的转移、开发商是否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购房者何时实际占有并使用房屋、房屋保修期的起算时间以及房产证的办理时间等等。但由于现行立法的内容比较杂乱、缺乏协调性，极容易使开发商利用消费者缺乏深入分析法律的能力而侵害消费者的利益。[1]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需要弄清楚我国现行法律对“交房条件”的规定，以此才能更好地而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既可以防患于未然，同时当权利受到侵害时，也能通过最直接有效的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于商品房交房时条件的认定一直争论不休，其根源主要是依据我国不同的法律。加上全国并没有一部统一而又明确的法律或政策出台进行规制，因此，关于交房问题引发的纠纷一直不得善终。其中，主要的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下几个：

（一）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出具的竣工验收报告

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因此，从交付时间来说，这个起点几乎是最早的，也最有利于房产开发商利益的实现。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它规定只要是在竣工完成之后，由建设单位主持进行并得到参与设计、施工的有关单位出具的验收合格证明之后就可以交付使用。这样看来，应该说这是比较容易就能获得的一项证明，因为它不涉及任何外部行政部门的认定、备案等问题，只需与商品房利益相关单位的证明即可。这就决定了单纯以该条法律为依据的情况下，容易导致不合格的商品房投入使用，不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购房人的权益。[2]因此，这也是对“交房条件”的最简单直接的一种观点。

（二）具备（分期）综合验收备案证明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依据该条法律的规定，相比前一种观点，具备综合备案验收证明就不仅仅只是建设部门以及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相关单位之间的事情。工程单位在获得内部的验收合格证明之后，還需要将该证明文件在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备案审查。这就决定了拥有验收合格证明文件的工程单位，未必就能通过行政主管部门的备案审查，如遇明显的不合格情况，是享有否决权的。

目前，全国已有北京、广州、山东、天津等多地明确规定开发商在交付商品房时需要向房屋购买者提供该政府部门的备案证明。以山东省为例，2011年，山东省就通过了《山东省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备案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了实行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备案制度，并且也专门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有关单位下发了通知，要求“开发企业取得开发项目相关各单项验收合格证明文件后，持竣工综合验收报告，到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经审查合格的，发放《综合验收备案证明》或《分期综合验收备案证明》”。[3]前文中提到的济南恒大房产纠纷一案中，就是据此作出的判决。另外，河南省郑州市在2010年1月1日起实施的《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中也规定了，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正式交付之前，必须具备“建设工程已验收合格并依法向有关部门备案……否则，将不得交付使用”的条件。

以类似综合验收备案证明为商品房法定交付条件的，既不会造成时间上的过度拖延，同时对于消费者来说又多了一重权益保障。因为，在这种标准下综合验收包括的内容已相当完整，比如备案时必须具备的证明材料中就包括：按照建设条件意见书的要求建设完毕的证明材料；《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基础设施和配套公用设施按规划建设完毕的证明材料等等。[4]

（三）具备房屋产权证

这种观点主要是依据我国《物权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其中，《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中就规定了不得转让的房地产中就包括了“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一项，以及第三十八条第二项“转让房地产时房屋已经建成的，还应当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因此认为，房地产开发项目交付时由于已建成，所以必须具备房屋产权证，这同时也符合物权公示制度内容的要求。理论上，开发商向购房者交付房屋的实质就是对其拥有所有权的房屋行使处分权，因此在没有取得产权证的情况下，其所有者身份也不能最终确定，这时的房地产开发商其实并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处分权。

但是，我们说这种观点在现实社会中几乎是不可能被执行的，因为在房屋验收合格与取得产权证之间往往要相隔很长的一段时间，更有甚者达十几年之久。在这期间，房屋的风险、保修期的计算等重要的法律责任都由房产开发商来承担，因此可以说这种观点实现的难度堪比登天。这三种关于“交房标准”的觀点的争论分别是依据不同的法律规定内容，因而都具有一定的合法与合理之处，通过司法实践的判例可以看出，尤其是第二种观点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情况比较多，而第三种观点在实践中则鲜有被采纳。

三、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合理解读

通过了解前文中提到的法律、法规，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商品房交付条件的规定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缺乏统一而有效的法律规定。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对于该台法律规定的内容较为简单，只是说“验收合格”，但是却无从判断“验收合格”的主体以及验收应当采纳的标准。这种模糊不定的规定极易导致对法律意旨作出不一致甚至矛盾的理解，这恰好给房地产开发企业足够的空间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相反消费者则更愿意理解为是将验收备案证明作为交房的标准。

其次，立法的效力层级比较低。除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之外的，多数法律的层级较低，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建设工程管理条例》等等，各地市也有地方性法规，如《山东省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备案办法》、《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广州市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收管理办法》等，都是一些地方性的行政法规或规章，后者的适用范围也仅限于本行政区域范围以内。而且由于高位阶的法律缺乏明确具体可供参考的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加了各地之间法律、法规的不一致性。

再次，同一部法律不同法条之间理解有歧义。在《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而第四十九条则又规定必须在法定日期之内将规定的文件在相关部门进行备案。这种情况容易造成不同的解读，也极可能被断章取义的理解为只需要组织验收合格便可。这体现了立法的不完善之处，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加以明确、细化。

最后，调整房地产行业的民事和刑事方面的法规比较欠缺。现行立法偏重于行政部门对建设方等市场主体的监管，对开发商与消费者的交付商品房关系，也侧重于行政手段调整。对于交付条件，由于涉及到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不属于民法的调整范围。而现行的房地产法规定的又不全面，所以就容易侵害消费者利益。[5]当遭遇开发商侵害消费者利益时，又缺乏严厉的刑事惩罚手段来威慑违法行为的发生，他们往往只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种惩罚力度显然根本不能真正救济利益受损害方，也有失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

我们知道，从保护弱者的角度出发，验收合格不可能仅仅由建设工程单位组织验收那么简单，另据《建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交付竣工验收的建筑工程，必须符合规定的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有完整的工程技术经济资料和经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并具备国家规定的其他竣工条件。由此可以得出，建设单位自身仅仅对房产的质量方面进行验收和把关，对其他方面如公安消防、环保方面则必须由相关部门进行验收，只有当这些部门全部验收合格方才真正符合“验收合格”的标准。因此，对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前后两条法律规定之间的解读也就明朗起来了，只有当二者结合起来才更贴近立法的真正意图。一旦理解时刻意避开后者的，都是对法律的故意曲解和误读，也必将造成对消费者权利的巨大侵害。

四、对商品房交付条件的法律规制

正是由于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商品房交付条件的争论一直未中断，使得实践中的围绕交房产生的纠纷才无法得到根本遏止。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争论，很大程度与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不够完善有关。从现行法律规定的内容以及全各地出台的关于该问题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趋势来看，我国商品房交付基本采纳的就是验收备案证明的制度。该制度很好的平衡了开发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即可以照顾开发商的回收成本的效率，同时又能兼顾消费者安全、舒适的消费观念，是比较可行的一种方案。

具体来说，将建设单位组织验收合格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房屋质检部门的房屋质量监督报告，规划验收合格、消防设施备案、环境保护验收合格作为法定条件，而将房屋的水、电、气、附属设施等作为合同约定条件列明就可。[6]另一方面，通过法律宣传的形式提高开发商企业对于法律法规的正确认识，增强房产开发商的社会责任感，对于今后开发商违反规定，不具备交付使用条件强行交房或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由房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作为不良经营行为记录在开发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给业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7]如今围绕“商品房交付”引起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具有普遍性，政府部门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完善商品房的交付使用制度以及制度的使用的统一标准势在必行。这对于减少现实生活中商品房交付所产生的纠纷或社会问题具有极大的帮助，同时也会为司法机关在解决该类纠纷时提供强有说服力的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1]肖筱刚.商品房法定交付条件研究[J].经济研究，2010（11）： 2-4.

[2]肖筱刚.商品房法定交付条件研究[J].经济研究，2010，9（11）： 2-4.

[3]参见“关于转发<山东省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备案办法>的通知（2011年7号文）”.

[4]山东省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备案办法[Z].

[5]阳雪雅，张新民.商品房交付条件的法律分析[J].长白学刊，2007（1）：85-89.

[6]解小平.商品房交付法律适用标准研究[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2（ 4） ： 459-463.

[7]王璐.交房标准将统一，郑州严管违规交房[N].经济视点报，2011-7-7（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