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的特权规则（精选4篇）
刑事诉讼的特权规则 篇1
一、免证特权理论分析
(一) 免征特权及其价值分析
《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 凡是在刑事诉讼开始前便了解案件情况, 且能够辨别是非和正确表达意志的自然人均有作证的法定义务。由此可见, 作证是证人的一项法定义务, 证人证言对于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发现案件事实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免证特权, “是指具有证人资格的公民在法定的情形下享有的拒绝充当证人或拒绝回答某类问题的诉讼权利”[1], 可以看做是一种法定的对抗权。免证特权制度是对证人作证义务的突破, 是在查清案件事实与保护特殊的社会利益和价值之间进行价值衡量所做出的选择。
不可否认, 特定关系人之间的相互揭发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高效打击犯罪, 但却加剧了法律与情理的冲突, 破坏了社会成员间的亲情、信赖关系, 而这些关系的稳定与和谐正是法律所追求的。“法律不外乎人情”, 法律不仅仅是安全与秩序, 更是我们共同的伦理和价值观。因而, 免证特权存在是必要的, “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 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本性, 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信息”, [2]它对于维护正常的社会伦理和有效的司法权威大有裨益。
(二) “亲亲相隐”的法律传统分析
从孔子的“子为父隐, 父为子隐, 直在其中”到明、清的“干名犯义”, 我国古代社会一直沿袭着法律上的容隐传统。这种基于礼教宗法而形成的“亲亲相隐, 亲不为证”的封建制度并非现代刑诉法意义上亲属免证特权制度, 二者在社会基础上有着质的不同:我国古代社会是一种人伦社会, 容隐制度旨在于维护家族统治, 根植于尊卑有序的伦常关系;而诉讼法意义上的免证特权制度, 则旨在于通过保护特定的社会关系, 进而保护社会整体利益, 是基于社会正义的考量。然而, 毫无疑问的是, 我国古代的亲属相隐传统为当下免证特权制度的设立完善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和有益借鉴。
二、免证特权制度的立法现状
建国初期, 我国对旧法统采取完全摒弃的态度, 强调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 而忽视对个体权益、局部利益的保障, 法律被视为维护无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诉讼法的价值与人权的保障更是被法学界所忽视。因而, 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 免证特权制度一直是我国立法上的空白。
(一) 律师———委托人免证特权
《刑事诉讼法》第46条确立了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律师———委托人免证特权, 免除了相关作证义务, 并规定了必要的例外作证情况。这一特权的确立可以说是对律师权益保障的巨大进步,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辩护律师”的内涵难以包含接受咨询的律师, 律师对签订刑事委托书之前交流的内容, 仍可能被要求作证;其次, 规范性条款使得在实践中极难把握例外作证的情况, 立法应进一步明确。
(二) 亲属免证特权
《刑事诉讼法》第188条明确规定不得强迫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强制其出庭作证。这一规定在立法上初步确立了亲属免证特权制度, 但较为粗疏且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它赋予了亲属证人在审判阶段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 但没有免除上述主体的作证义务, 也就是说近亲属不得在侦查阶段拒绝作证。
三、完善我国现有免证特权制度的几点设想
由以上分析可知, 我国目前所建立的免证特权制度存在着种种缺陷, 在司法实践中还不能良好的运行。以下是笔者对完善和确立我国的免证特权制度的几点设想:
(一) 丰富免证特权的主体
免证特权的主体可以根据权利内容来具体确定: (1) 免于自证其罪的权利应当及于所有的证人, 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2) 亲属免证特权的主体, 考虑到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 还应该包括同胞兄弟姐妹、祖父母、孙子女、共同生活的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姻亲。 (3) 刑诉法46条中的“辩护律师”应扩大至受咨询的律师。同时, 为维护符合情理的医患关系, 医师应享有拒绝提供医治患者期间所知悉的信息的特权。 (4) 对公务免证特权主体, 有学者认为应该界定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府各部部长”[3], 公务免证特权的目的即在于保护国家利益, 但事实上不仅仅是上述人员的作证行为会涉及损害国家利益问题。
(二) 设立证人刑事免证特权的程序
权利的充分行使依赖于程序的合理设置。一般而言, 应规定以下几个程序: (1) 告知程序。司法机关要求证人作证时, 应同时告知证人享有免证特权。 (2) 申请行使或者放弃免证特权的程序。除证人 (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自己的作证行为将“自陷其罪”外, 证人行使其他免证特权的, 应向司法机关提出申请, 并说明理由;证人也可以放弃免证特权, 在预先告知了证人享有这项权利的前提下, 证人仍然向司法机关陈述证词, 应视为自愿放弃免证特权。 (3) 审查程序。基于审判中心主义, 应有法院对申请进行审查, 对申请不成立的, 应当强制证人作证, 以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三) 明确免证特权的例外
赋予证人免证特权对维护社会重大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它也将给司法机关侦查犯罪案件带来许多困难, 对有效的惩治犯罪、实现刑罚的目的带来一些弊端, 因而, 免证特权不应该绝对化, 应对这一特权的行使加以限制。基于利益权衡原则, 若证人行使免证特权将严重损害司法公正或者损害其他重大社会利益, 应在立法上或者在司法实践中由法院决定限制这一权利的行使。[4]
(四) 规定免证权不当行使时的责任
证人行使免证特权必然会阻碍司法查明真相, 甚至会使罪犯逍遥法外。因而, 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有关立法, 明确不当行使免证权的法律后果。据刑诉法188条规定,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 法庭予以训诫, 对于严重的达到犯罪程度的行为, 可处以扰乱法庭秩序罪;对于由此产生的诉讼费用增加, 应由责任人承担。
四、结语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律师———委托人免证权和亲属免证权的法律条款延续了古代儒家的价值追求以及现代以人为本的人权理念, 顺应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虽然现有的刑事诉讼免证特权制度还存在着诸多不足, 但通过法律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共同努力, 这一富有法治和人性的制度最终会充分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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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的特权规则 篇2
关键词: 刑事诉讼;瑕疵证据;证据转化
内容提要: 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能够有效证明案件事实但却具有轻微不合法性，各种主体在运用时往往陷入两难境地。本文对刑事瑕疵证据进行界定，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比较研究，对瑕疵证据的转化进行制度设计，以期这类证据在实践中得到正确运用。
在刑事诉讼中我们将证据分为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合法证据采用，非法证据排除。但是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形形色色轻微违法的“瑕疵”证据。瑕疵证据并不是一个法律专业术语，但瑕疵证据在诉讼活动中不时被各种主体加以使用，且这种表述在某种程度上更能揭示这一类证据的基本内涵。瑕疵证据在学理上的空白使其处于尴尬境地，实践中要么将其等同于非法证据加以排除，不能发挥瑕疵证据应有的证明作用;要么对其“瑕疵”视而不见，将其等同于合法证据加以采用，违背法律对于证据合法性的要求。本文试对瑕疵证据进行分析，探讨这类证据在学理中的定位，希望能对实践中这类证据的正确运用起到一些作用。
一、瑕疵证据的界定
依《辞海》解释，瑕，原意指玉上的赤色斑点，即指玉的疵病，亦比喻事物的缺点、毛病或人的过失;疵，一般指小毛病，亦比喻人的缺点和过失。瑕疵二字合在一起，喻指过失或微小的缺点。用于修饰证据，意指该用于指控犯罪的证据因不合于证据法的规定而存在一定缺陷，也可称之为一种“问题”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作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证明案件情况的客观事实必须具备三个基本属性：客观性、关联性、合
法性。广义的瑕疵证据是指事实本身在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方面中的某一或某几个方面存在瑕疵缺陷，也就是说证据或者在内容上存在缺陷、或者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缺陷、或者在收集程序等方面存在违法情形。狭义的瑕疵证据是指具备了客观性、关联性但在合法性要件方面存在瑕疵的证据。具体而言仅指在收集和提供的程序或方式上不合法的证据、收集和提供的主体不合法的证据。本文在此所要探讨的仅限于狭义上的瑕疵证据，即指相关司法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一切违法的方法收集、提供的含有违法特征和残缺因素的证据。
瑕疵证据作为证据的一个类别，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犯罪分子在犯罪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引起周围环境的变化并留下各种痕迹，或者在进行犯罪活动时为周围人所目睹、感知。这些因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产生的痕迹以及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司法工作人员正是借助于这些犯罪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物品和印象，通过对它们的认真收集和掌握，查明案件事实证实犯罪的。因此，一切主观想象、怀疑推测、道听途说等不具有客观真实性的东西，都不属于本文所说的瑕疵证据的范畴。
瑕疵证据必须是与案件事实有着实质性联系，从而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的客观事实。瑕疵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瑕疵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联系的表现形式是复杂多样的。有的是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因果联系，有的是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条件联系。无论它们之间是何种联系，都不能脱离案件事实。与案件没有任何联系的事实，不能作为瑕疵证据。外国证据法上由此形成了证据的关联性规则，并用可采性规则将其进行进一步的排除。而本文所说的瑕疵证据的可采性有待于转化，但其具有的作为案件证据的关联性是不容质疑的。
瑕疵证据的违法性，是瑕疵证据区别于非瑕疵证据的关键所在，也是瑕疵证据所具有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特征。首先，瑕疵证据具有取得程序的违法性，是指该类证据在收集程序、方式上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这是瑕疵证据与合法证据的区别。一般而言，以利诱、欺诈等不正当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以及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式(如违反法定程序进行搜查、扣押、勘验等)收集的实物证据，都属于本文所说的瑕疵证据的范围。其次，瑕疵证据具有违法行为的轻微性，这是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区别。违法程度严重、侵犯到公民的宪法性权利，这种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是非法证据，是应该完全加以排除的，而不能界定为瑕疵证据。
二、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关系
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是相伴而生的一对概念，都是包含在不合法证据中的。两者都是在取证行为包括程序、方法和手段上存在了不合法因素。但两者的违法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这是它们的区别所在。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区别在于：
1.侵犯的客体不同。非法证据以刑讯逼供、胁迫为主要表现形式，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与国际上人权保障的立法和精神相抵触，不符合人类对于人权最低程度的保障。瑕疵证据侵犯的是公民一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伤害程度的轻微性与非法证据相比只能算作瑕疵。二者在违法的程度上有本质的区别。
2.带来的实际后果不同。非法取证手段带来的后果是不可逆转的，那些侵犯公民宪法性权利，通过刑讯逼供等手段得来的证据是必须予以排除的。而瑕疵证据的取得，因伤害性的轻微以及主要指向程序方面领域，一般都是可以通过事后的工作予以弥补的。
3.社会容忍程度和心理预期不同。作为对人权的践踏，刑讯逼供超出了社会公众和一般百姓的容忍度，这从云南杜培武案、湖北的佘祥林案等案件在网络和新闻媒体的热议，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即可看出。在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里，这类证据是非法证据，是要绝对予以排除的。而公众对瑕疵证据的容忍程度和心理预期决定了其往往可以通过事后的补救转化为合法证据，4.是否可以转化的不同。瑕疵证据的瑕疵，一般都能事后重新予以补正，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使其转化为合法证据，让其具备发现实体真实的效用。但这不能适用于非法证据中。刑讯逼供、胁迫等通过摧残人的身体、健康来摧毁人的意志，事后如果允许弥补则只能意味着对之前刑讯逼供事实的纵容。因此非法证据与合法证据不具有互相转化的可能。
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划分不是绝对的，随着社会法治理念的进步，学理和立法的不断发展，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是处于不断变动发展之中的。瑕疵证据中的一部分可能转变为非法证据而一概予以排除。瑕疵证据通过一定程序、一定规则的转化成为合法证据后，就能具备证据资格，对证明案件事实起到应有作用。
三、瑕疵证据法律效力评析
瑕疵证据的法律效力，是指瑕疵证据在法律上的约束力，指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对案件所具有的一种证明力，即瑕疵证据能否作为依据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及罪责轻重。关于瑕疵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论，各个国家也有不同的做法。我国刑诉法学界关于瑕疵证据法律效力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真实肯定说。亦称“采信说”，认为应当重视瑕疵证据的客观性和其反映的实体的真实性，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如果瑕疵证据经过查证属实，确能证明案件真实性，就承认其具有证明能力，可以予以采信。简言之，即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采信。
2.全盘否定说。亦称“排除说”，认为凡是瑕疵证据皆不具有法律效力，即使查证属实也不能予以采用，应当一概予以排除。
3.排除加例外说。认为是否采信不要一概而论，在确立瑕疵证据排除的一般规则的同时，由立法规定一些例外规则，即允许某些特定情形下的瑕疵证据可以得到采信。例外情形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案件的危害程度;二是司法官员的违法程度。
4.线索转化说。认为瑕疵证据本身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可以作为发现和收集证据的线索，通过补充侦查的方式重新合法地获取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证据。该说既否定了瑕疵证据本身，又对其中含有的有用信息合理灵活的加以利用，保留了其中能够发现实体真实的因素。
5.区别对待说。把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同实物证据区别对待。对于言词证据不论其是否对发现实体真实具有作用，都一概予以排除。而对于具有较强客观性和相关性的实物证据则不会因为收集程序和方法的违法而改变其性质，可以加以采用。
虽然注重人权保护已经成为世界趋势，但对于瑕疵证据一概予以排除，就忽视了其中蕴含的能够发现实体真实的部分，而可能使真正有罪的人因为存有合法性瑕疵的证据而逍遥法外。但如果对其一概加以采用，因其具有不合法因素，不能等同于合法证据的，有可能导致证据的合法性原则不能得到遵守，程序的正当性不能得到维护。因此，对瑕疵证据一概排除或者一概采用都是不可取的。5
瑕疵证据的效力具有待定性，应当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通过一定条件转化使其瑕疵得到修补，成为合法证据，在法律上起到令人信服的证明作用。
四、瑕疵证据运用现状分析
(一)外国瑕疵证据运用现状分析
1.美国。美国注重个人权利的保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适用得相当广泛。美国早在1897年各州就规定了根据强制所得的供述予以排除的规则。此后，最高法院又于1914年规定了对瑕疵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60年代出现了著名的“毒树之果”理论(The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doctrine),“一般而言，经由最初的违法收集证据直接地或间接地获得之证据，不论是供述证据抑或是非供述证据(物的证据)，全部称之为毒树之果实，依法应予排除。而所谓毒树之果实理论，即指最初的证据(毒树)一旦被违法收集，经由该证据所衍生之二次证据全部未具有容许性(证据能力)。此法则乃基于最初违法收集之证据污染着往后收集之全部证据，故违法收集之证据不应为取得其他之证据而被使用” [1] [1]但这在以正当程序和保障人权著称的美国司法界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在社会上的扩张使用会使更多罪犯“正大光明”地逃脱法律制裁，不利于惩罚犯罪。1984年，最高法院根据众多建议在该原则的适用上增加了两项例外，即对于以下两种证据不适用排除规则：一是“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二是侦查人员出于善意即不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宪所获得的证据。由此可见，美国对于程序有轻微瑕疵兼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是看作瑕疵证据的。
2.英国。英国的瑕疵证据制度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如果证据是与争议问题有关的就可以采证。刑事瑕疵证据被划分为非法获得的自白和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以示区别对待。根据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规定：如果有证据证明供述是或者可能是警察通过压迫手段或者是通过其它在当时 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供述不可靠的语言或行为所取得的，那么就应当予以排除;而对从此类供述中所发现的其它证据，也即“毒树之果”则不予排除。可见，英国对于言词证据原则上予以排除，且对言词证据产生的“毒树之果”则采取的是“砍树食果”的方式采证;对于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则予以采纳。既然从上述非法言词中所发现的“毒树之果”都不会被排除，那么实物证据产生的“毒树之果”就更不会被排除了。但是，对于如果采证可能会引起陪审团的思想偏见，而这种作用与其真正的证据价值是完全不相称的证据，则由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予以排除。可见，英国对于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在法官做出自由裁量时是在内心形成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判断的，对瑕疵言词和实物证据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采用，只是对于瑕疵言词证据的采用更为严格。
3.法国。主要针对预审程序中的违法行为，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程序性制裁制度—诉讼行为无效制度。诉讼行为的无效主要分为法定无效(违反的是该国刑事诉讼法典明文规定了一系列“以无效论处”或者“否则无效”的条款)与实质无效(警察、检察官或预审法官的某一程序性违法行为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2] [2]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802条的规定，即使是法定的无效一般也必须以程序性违法行为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为前提，因此又被称为“附条件的无效”，也就是以损害利益为前提的法定无效。与此相对应，那些尽管没有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却使司法权威和公共利益受到侵犯的违法行为，也有可能带来诉讼行为的无效。这种不以损害当事人利益为前提的法定无效，可以称之为“公益性无效”。对于实质无效而言，法官须判断该违法行为是否损害当事人的权益，对有关权益所造成的损害程度等，因此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很显然，诉讼行为无效的宣告不仅仅带来与该行为有关的诉讼文书的撤除，而且还可能导致有关证据材料的排除。而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的排除，还可能带来依据该文书和证据所制作的裁决无效这一间接的后果。正因为如此，这种诉讼行为无效制度可以发挥与英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极为相似之诉讼功能，对预审程序中发生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具有重要的制裁作用。可见，法国的诉讼行为无效制度中对程序性违法和实质性违法
行为无效的判断与界定是一个区分合法证据与不合法证据的过程，法官的自由裁量则是对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区分过程。
4.德国。理论界遵从的通说是“双重功能性诉讼行为论”，这一理论将刑事诉讼区分为“实体层面”和“程序层面”两大部分，认为属于实体层面内的强制处分措施即使出现瑕疵，对于程序法的基本职能而言，一般不造成任何不利的影响。所以，适用强制性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同样具有证据能力，换言之，从程序层面否定违法证据，但从实体层面承认违法证据的证据能力。[3] [3]德国始终把追求实体真实作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在此理论框架下，法院的基本立场是，非法自白，一般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对于非法所得的物证和书证，法院往往通过利益权衡原则予以处理，即在维护的个人利益和刑事追诉的国家、社会等利益之间进行衡量和比较。有时法院会牺牲实体真实而排除非法所得的实物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出于控制犯罪的需要，此类证据通常还是被法官裁定为可以采纳。这种权衡，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区别“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过程，对于前者，法院依职权予以排除。如果衡量的结果，是该瑕疵证据可以采纳，那么对其可纠正的程序性错误，法庭可以尽力纠正。
5.日本。日本宪法第38条第2款规定：“用强制、拷问或威胁的方法获得的自白或者长期因不当羁押、拘留后获得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也规定：“强制、拷问或胁迫获得的自白、因长期不当羁押拘留后作出的自白以及其他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据此，日本排除“并非处于自由意志的供述”。日本在二战后深受美国法制的影响，学说上普遍主张排除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但是日本最高法院对此却持谨慎态度，认为收集程序违法不会改变物体的性质和形态，因而不会改变其作为该种形态的证据的价值，如果否定其效力，将违反实质真实的原则。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最高法院在1949年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直到1978年在审理大阪冰毒案件时，最高法院才改变这一态度，开始采用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根据这一判例，排除非法收集的证据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1)证据物的收集程序有违宪法第35条及刑事诉讼法第218条第1项的令状主义的重大违法的;(2)从抑制将来的违法侦查的角度看将该证据物作为证据是不适当的。[4] [4]可见，日本只是有条件地确认了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之排除规则。因此，日本在肯定程序瑕疵的同时更看重瑕疵证据对实体真实的证明作用，对其只是进行了有条件的排除。
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及不同的法律传统，世界各国对诉讼价值的选择不一，对于瑕疵证据的界定范围也不相同。英美法系国家往往建立了比较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对属于瑕疵证据的证据范围相对来说就狭小的多，这主要是与其尊崇的程序正义与保障人权思想相适应的。大陆法系国家更注重发现实体真实，其往往建立的是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由法官来对证据的合法或不合法予以界定。这样，瑕疵证据的范围相对来说就宽泛一些。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如果建立起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及瑕疵证据转化制度，将更有利于正当程序的贯彻及侦查、检察、司法工作人员对自身行为的规范。
(二)我国瑕疵证据运用现状分析
1.检察机关对瑕疵证据的运用
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和自侦移送起诉的案件的证据负有全面审查的责任，依法对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并确保起诉质量。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于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进行了有意无意的区分。对非法证据的处理较为复杂，分为几种情况：认真记录，立即汇报，实行初查;另作记录，口头汇报，听候指示;不予记录，不作汇报，不予回应。[5] [5]虽然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在日益发展，保障人权在立法中越来越多地得到体现，但考虑到检察机关长期以惩罚犯罪，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尽管这些证据是用非法手段收集的，但其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不容
怀疑，对发现案件真实又有证明作用，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又没有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样，检察机关能有多大的动力排除这些非法证据，值得怀疑。
对于瑕疵证据，公诉部门实践中倾向于补正，做法也较为多样。对于有残缺因素的瑕疵证据，一般是直接补充;对于有违法痕迹不方便改正的，一般是要求侦查机关重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补充侦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瑕疵证据的瑕疵得到掩盖，从而在审判时使这类证据在审判机关能够得到认定。因此在学理上区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并使瑕疵证据的转化合法化是有必要的。
2.审判机关对瑕疵证据的运用
审判机关在实践中对于瑕疵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不一，对于非法证据的权衡标准不一，如何区分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而瑕疵证据的效力又如何，这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判人员、承办法官的个人价值判断。例如，案件中侦查讯问时有两人在场进行讯问，但讯问笔录只有一人签字，对于这种瑕疵证据，有的法官直接认可了其作为证据，并使其对证明案件事实发挥作用;有的法官又根据证据的合法性要求对其予以了排除。
学理上没有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的分类，以及法律上没有明确的依据，加之我国又不是以判例法为渊源的国家，使得我国审判实践中出现了标准不一的现象。在审判中要么将瑕疵证据等同于合法证据予以确认，要么将其看做非法证据，但又不绝对予以排除。这种状况既不利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健全和正当程序的完善，更不能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公平正义的实现。因此，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对于建立健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大有裨益，能在人们心目中形成明
确的应绝对予以排除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对象。并且对瑕疵证据通过合法途径予以转化，使其通过正当程序转变为合法证据，对证明案件事实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首先应在理论上确立和完善瑕疵证据制度，并对其转化提出合理的制度设计，以期对立法及实践能有所帮助。
五、确立瑕疵证据转化制度的基础
(一)瑕疵证据转化的现实基础
不能离开一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法治环境来探讨瑕疵证据的采信问题，任何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法治环境下对瑕疵证据的采信原则是大相径庭的。研究我国瑕疵证据的采信原则当然不能离开我国的基本国情。[6] [6]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还不健全，犯罪率仍居高不下。我国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我国有限的诉讼资源和相对落后的侦查技术也不足以支撑瑕疵证据的全面排除。虽然当前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是世界大趋势，但对于没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又对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有直接作用的瑕疵证据一概予以排除，无疑会因为证据不足而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导致对犯罪的打击不力，社会大众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将瑕疵证据予以转化使其具有合法性，能使其证明实体真实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可有效避免放纵犯罪。有人担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助长违法取证行为，但我们认为只要建立严格的瑕疵证据转化制度，从长远来看是对侦查机关取证行为的规范，有利于侦查机关在取证时依法办案。
(二)瑕疵证据转化的法律基础
刑诉法和“两高”司法解释为瑕疵证据的转化奠定了法律基础。刑诉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说明，瑕疵证据只 11
要查证属实，也是可被采用的。最高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尽管对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作了禁止采用的规定，但并未对存有瑕疵的实物证据的采用作出禁止性的规定。同时，最高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的解释中则更进一步规定，除通过刑讯逼供方式获取的言词证据不能采用外，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只要未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合法权益或可能影响客观真实的，仍然可以采用。对于瑕疵收集的实物证据，只要未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合法权益的，也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虽然司法解释并未建立起完整、系统的刑事瑕疵证据采用规则，但已开了采用刑事瑕疵证据的先河。
此外，瑕疵证据的转化还具有国际法基础。我国于1988年10月批准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于1998年10月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前一公约，我国已经批准加入，对我国发生法律效力，除声明保留的条款外，我国都必须认真履行;后一公约，我国已经签署尚未批准，我们也要以公约为标准，检视我们的国内法，积极创造条件，为公约的批准实施做好准备。这两个公约都将证据排除的范围限定于酷刑取得的言词证据，未包括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物证、书证。这种区分，为我国国内法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瑕疵证据转化规则，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六、瑕疵证据转化的制度设计
(一)瑕疵证据转化的适用对象
1.未明显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但侵害到公民一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而取得的证据。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侵犯公民宪法性权利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是非法证据，要绝对加以排除，不是瑕疵证据转化的适用对象。我国刑事诉讼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而实行“对侦查人
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制度。在审讯当中侦查人员就可以以告知犯罪嫌疑人如果不如实回答，就将承担怎样的不利后果的方式，对犯罪嫌疑人施加压力，以得到口供。在审讯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诱导询问，目的是使犯罪嫌疑人误以为侦查机关已掌握其罪证，在趋利避害心理支配下作出供述。此外，侦讯人员拉家常式的情感共鸣法审讯，故意缩小或夸大犯罪性质与后果，推托责任等做法，显而易见也都带有一定的威胁、引诱和欺骗的成份。由此可见，在一般诉讼法理论上被视为用非法的威胁、引诱和欺骗的方法收集证据材料，在我国法律和政策的特定背景下，可能是合法并因此而被广泛地允许采用。也就是说，一些威胁、引诱、欺骗的审讯方法在我国很难界定为违法，我国刑事诉讼对威胁、引诱、欺骗的审讯具有很大的容许度。这就使得主要表示形式是轻微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以及一般的违法搜查、扣押、查询冻结等行为的这一类未明显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但侵害到公民一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而取得的证据能够成为瑕疵证据转化的适用对象。
2.虽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收集证据，但对公民的权利不构成侵犯的证据。这类瑕疵证据多为实物证据，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未遵守某些程序规定，例如，勘验现场时未邀请见证人到场，讯问笔录犯罪嫌疑人没有逐页签字等。我们要把取得证据手段的瑕疵与证据本身的证明力区别开来。这些轻微的程序性瑕疵不会对证据本身的证明力有影响，但其违反了正当程序，因此将这类证据作为瑕疵证据转化的对象，使其经过转化变为合法证据，是对正当程序的维护。
(二)瑕疵证据转化的规则
1.重新制作。这主要适用于瑕疵言词证据。对于用轻微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得来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等瑕疵言词证据，应该在更换原侦查人员后重新进行讯问和询问，重新制作证据材料。
2.补正。这主要适用于瑕疵实物证据，在其欠缺法定要件时通过事后的补充使欠缺得到完善，使证据的法定要件完备。如应当调取、扣押原件的，在条件仍具备时，将原件、原物予以调取、扣押;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未移送或移送的实物与物品清单不相符的，应当要求侦查机关或部门在三日内补送，等等。[7] [7]
3.明示同意。这对于当事人来说相当于民事诉讼法上以明示方式做出的自认。即当事人在事后得到有关机关询问后，对于瑕疵证据所证明的内容明示承认是出于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承认瑕疵证据的效力。这种情况下，通过一定法律程序，瑕疵证据就转化为合法证据。例如在询问证人前，忘了告知证人相关权利义务，那么，随后告知了证人其权利，并征得其同意时，可以提交先前的陈述;传唤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指定地点或其住处进行讯问时，未出示工作证或者传唤通知书等证明文件而制作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讯问笔录，应当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补充出示证明文件，并经其确认原笔录内容等。[8] [8]
4.推定同意。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一定期限的经过。如在一审庭审调查结束之前未对证据瑕疵提出抗辩的，法官可以依据已知事实，根据经验法则、逻辑法则、价值考量等多种方法推定当事人认同该证据的效力，该瑕疵证据发生证据效力;二是当事人以自身行为表示同意瑕疵证据的效力。凡是涉及传唤、通知和送达等方面的无效情形，例如，《拘传证》、《传唤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欠缺形式要件时，当事人仍然到场的，视为当事人同意该有瑕疵的法律文书的效力，该瑕疵证据取得确定效力。
5.真实性调查。在案件涉及国家、社会和集体的重大公共利益及重大安全利益时，为了维护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可以对这类案件中存在的瑕疵证据经过全面调查确定其内容的真实性，通 14
过这种方式使瑕疵证据得到转化。但考虑到在调查中侦查部门权利滥用的可能性，对这类情况应当严格控制，只有在符合涉及国家、社会和集体重大公共利益及重大安全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使用。
(三)瑕疵证据转化的适用主体
在我国，瑕疵证据的转化应当由检察机关进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6条和第137条的规定，检察机关有纠正公安机关违法行为的权力，有必须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义务。检查机关本身就担负着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责任，由其对侦查活动中产生的瑕疵证据进行审查并退回侦查机关转化或者自行转化是最合适的。而瑕疵证据转化成功与否的审查判断，则由审判机关进行。审判机关认为该瑕疵证据已经转化为了合法证据，则其可以作为定案根据，发挥与合法证据相同的法律效力。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真实与程序正义的刑事诉讼价值平衡一直都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我国目前法律体系还不完备，法制建设还在进行中，有许多规则和制度都还未确立。本文提出瑕疵证据的概念，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区别开来，对于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使人们对非法证据有更清晰的认识。同时，将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区别对待，通过对瑕疵证据的转化使其成为合法证据，发挥其证明案件应有的作用，对于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体系也大有好处。
注释:
[1]参见黄朝义：《刑事证据法研究》，台湾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7页。
[2]参见陈瑞华：《大陆法中的诉讼行为无效制度—三个法律文本的考察》，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
[3]参见陈浩然：《证据学原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犯页。
[4]参见宋英辉、杨光：《日本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载《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5]汤啸天：《试论检察机关知晓非法取证信息后的处置》，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2期。
[6]参见戴泽军：《证据规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6页。
[7]施燕华：《论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的转化》，上海交通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1页。
[8]参见前注 [7]，施燕华文，第22页。
行政诉讼中行政被告特权反思 篇3
关键词：行政诉讼；被告地位；平等；司法独立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逐步完善，在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中暴露出很多问题。虽然行政诉讼法设计了一个相对理想的诉讼架构：法院享有国家审判权，处于独立、中立地位，原被告诉讼地位平等，由法院做出公正的裁决。然而，实践中却出现了很多影响行政诉讼效果的因素，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在诉讼内外，行政诉讼被告具有多元属性。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和具体的行政活动过程中，行政诉讼被告代表公权力，原告代表私权利，在发生纠纷诉讼之前，他们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行政主体的权力意识比较浓厚，行政机关负责人一般不愿出庭，有些地方的行政职权部门的负责人甚至当庭把原告带走，去接受所谓的行政处罚，导致审判被迫中止。对于审判方的法院，其财政和许多具体事务实际还得依赖地方行政，在很多事务性的工作中，法院也在部分地方行政的管理范围之内。这些现象都说明，在我国行政权力影响比较深远的现实背景下，行政诉讼被告地位或多或少都受到一定的實质影响。但从诉讼本身的意义上讲，行政诉讼被告仍旧是诉讼中的当事人，行政诉讼被告地位不应当特殊化。
二、行政诉讼被告与原告之间法律关系分析
行政诉讼被告实际上往往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者，而原告往往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他们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诉讼中，行政诉讼被告与原告都是当事人，按照一般的诉讼原理，双方在行政诉讼中是平等的，即平等享有诉讼权利，平等履行诉讼义务。当然，这里的平等是一种拟制的平等。实际上在同一审判状态下，诉讼内的拟制平等与他们之间实际的不平等的法律关系并存，在具体的诉讼中，不平等的法律关系明显占据上风，这拟制的平等很难实现，审判过程与结果往往会受到诉讼外实际不平等的行政法律关系的影响。
1.行政诉讼被告与原告双方的诉讼地位平等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法律在行政诉讼中应当限制国家机关公共权力和行为，保障相对弱势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基本权利，保证行政诉讼原告与作为国家机关的被告有同等的权利表达自己的主张，对法官有同等的影响力。司法实践中，由于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机关身份，法官往往重视确保行政诉讼被告利益而忽视原告利益的保护，这样很容易使行政相对人甚至公众认为法院偏袒行政主体，从而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2.人民法院要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平等保护和平等对待
从理论上，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应当是平等关系。而传统行政法律最基本的思路仍然奉行“官民对立”，认为行政机关的职责是“治民”。公众普遍容易形成这样的观念：行政主体行使权力，行政相对方履行义务。公民自身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自治主体，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应当归顺于权力。所以，为了保证行政诉讼公正，法官需要为双方当事人创造一种良好的平等环境，保证当事人行使法定权利，而且某些法定权利的行使还需要法官的引导和安排。所以，法官在行政诉讼中，更应当注重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的合法权利的保障。
三、行政诉讼被告与审判者之间法律关系分析
法院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代表，按照诉讼原理，法官的职责应当消极中立，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公正处理案件。政府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应由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进行裁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但在诉讼外，行政诉讼被告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的行政主体，而法院代表着国家司法权。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理论，它们是国家权力相互制衡的重要表现，因此两种权力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司法权是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以限制和控制行政权。但在我国，目前法院的财政和人事等很多具体事务实际还得依赖地方行政的支持，在很多事务性的工作中，法院也在部分地方行政的管理范围之内。我国长期沿袭的是前苏联的司法模式，其中受到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存在不少制度性缺陷。其中，司法行政化是非常重要的表现。具体而言，法院的审判活动、人事管理、法官职级、经费来源等均带有浓郁的行政色彩。中国法院的设置基本上是与行政区划相对应的，法官按行政方式进行管理，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运作和终结直至裁判文书的签发几乎都听命于有关庭领导及院领导的行政命令。法院在司法上独立，但在这些方面，却无法独立。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各级法院的法官归同级地方党委挑选和管理，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地方各级法院的经费由同级地方财政拨付。这种制度安排使司法权很难与行政权相对隔离。但是，司法要保证权威性和公正性，就必然要求它远离行政权。
因此，要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探索建立人民法院的业务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保障。研究制定基层人民法院的经费基本保障标准。改革和完善司法人事管理制度，建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选任机制。探索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实行法官统一招录并统一分配到基层人民法院任职的制度。这些问题虽然不是司法改革核心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能有效保证法律制度上的统一，法律实施上的统一，司法的统一是保持公正的必要条件。
正确认识和把握行政诉讼被告地位，是解除行政诉讼被告特权的关键。行政诉讼被告应当是“普通”的诉讼被告，行政诉讼被告地位应当没有特殊，从而不应该含有“特权”。行政主体应当以平常心来重新认识自己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促进行政诉讼的良性发展，确保行政诉讼功能的正常发挥，实现行政诉讼目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龚翔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则 篇4
第一条 为正确认定案件事实,规范民事诉讼证据的提供、收集、质证和认证等行为,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及有关司法解释,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则。
关联法规: 第二条 民事诉讼证据,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能够依照法定规则证明和确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三条 民事诉讼证据有下列几种法定形式: 1.书证;2.物证;3.视听资料;4.证人证言;5.当事人陈述;6.鉴定结论;7.勘验笔录;8.其他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第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坚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人民法院依法调查收集证据相结合的制度。
第五条 人民法院审查证据和确认案件事实应当坚持客观、全面和合法的原则。
第六条 证据的收集、提供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求。取证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该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七条 所有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审查核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八条 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所有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双方当事人当庭互相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九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平等享有、充分行使下列权利: 1.收集证据;2.申请法院调取、保全证据;3.申请法院进行鉴定、勘验;4.对证据进行辨认、核对,向提出证据的一方进行质询;5.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进行质询;6.对证据发表意见,进行辩论。
当事人行使上述权利,应当符合法律规定,不得侵害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妨害诉讼秩序,不得故意拖延诉讼过程。
第十条 证据的核实和认定以当事人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和人民法院当庭认证为原则,但为提高诉讼效率,可以实行双方当事人庭前交换证据,庭审认定证据效力的制度。
第十一条 对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提交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分类登记,制作《证据目录》,注明证据的递交人、名称、收到的时间、份数、证据形式和来源等,并出具收据,由承办法官或者书记员及当事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二、举证责任规则
第十二条 民事诉讼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和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举证不能或者举证不充分应当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举证不能”是指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举证,因主观原因未能举证以及无正当理由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未能举证。“举证不充分”是指当事人所举证据不能确实证明待证事实或者诉讼主张。
第十三条 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在诉状中附有符合起诉条件要求的相应证据。
第十四条 经当事人申请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可以在开庭审理前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双方当事人也可以分别经人民法院向对方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对证据交换的情况,应当记录在卷。
当事人交换证据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的原则,便利案件及时公正审理。
第十五条 当事人举证的范围: 1.证明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的证据;2.证明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据以发生、变更、消灭的证据;3.证明对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以及造成具体经济损失的证据;4.证明当事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据;5.证明案件是否已由其他法院受理或者审理过的证据;6.当事人主张权利的行业规范和惯例;7.证明具备申请回避、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司法请求条件的证据;第十六条 在下列诉讼和某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案件中,对原告提出的事实,被告予以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侵权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以及堆放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6.因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7.因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8.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9.因医疗过错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10.因期货公司或者证券交易所未按客户指令下单或者未入市场交易引起的诉讼;11.企业开办单位因注册资金不到位引起的追加其为共同被告的诉讼;12.劳动者因追索工资、劳动保险待遇及劳动报酬引起的劳动争议诉讼;13.消费者因邮政、电信资费计算错误引起的诉讼;14.其他依法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诉讼。
第十七条 下列事实,属于司法认知的范围,当事人无需举证: 1.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主张,明确表示承认的;2.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和定理;3.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能够推定出的另一事实;4.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5.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第十八条 举证责任的分配按下列原则确定: 1.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主张事实,应当举证;2.被告进行答辩和反驳,或者主张新事实,应当举证;3.被告提出反诉,主张事实,应当举证;4.第三人主张事实,应当举证。
第十九条 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不否认的,可以确认其对该事实已经自认,并在二审或者再审中仍具有其证明力。
当事人的陈述在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中自相矛盾的,除有其他证据印证其陈述的证明力外,当事人在一审中所做的陈述,对其具有约束力。
第二十条 当事人提交的书证、物证应当是原件、原物,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或者对方当事人予以认可的复制件除外。
在下列情形下,当事人提供的书证、物证可以是复制件: 1.原件并非是由于举证方的恶意作为而发生毁灭或者丢失,无法在法庭上提出;2.原件是处于举证方的对方当事人保管或者控制之下,经合理的通知而仍未交出原件;3.原件属于政府职能部门保存的正式文件或者属于政府机关依职权所作出的记录;4.篇幅或者体积过大不便向法庭提交的原件原物。
证据的原件虽不存在,但双方当事人各自持有的证据复制件经核实其内容为相同时,则这些复制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一条 应当由当事人举证,但该证据为他人所控制而致使当事人难以自行调查收集的,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并提交待取证据与争执事实相关联的初步依据或者进行合理陈述。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所申请调查的证据与案件中的争执事实确有关联或者为证明案件事实所必需的,法院可以下达针对证据持有人的调查令,证据持有人应当根据调查令提供有关证据。拒绝执行调查命令的,以妨害民事诉讼予以处理。
证据持有人接到命令后,认为所调查的证据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而不便向当事人提供的,应向法院书面申明理由。法院经审查认为所调取的证据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应撤销命令,由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经审查认为所调查的证据不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证据持有人必须按命令提供证据。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说明证据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对方当事人对证据的形成过程有异议的,还应当说明证据收集的方法。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从有关单位摘抄、复印的书面证据材料,应当注明材料的名称、出处,并由有关单位盖章。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证据都应当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交。
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不能提交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和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合理的举证时限,最长不能超过十五天。人民法院限期当事人举证的,应当采取书面形式通知当事人,但当庭告知的,可以记录在卷,不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当在指定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是否准许延长以及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但最长不得超过十五天。
当事人超过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或者庭审结束后提交的证据,法院可以接受,并在证据收据上注明收到的时间,但对该证据可以不予审核。如提交的证据经审核认为足以改变案件的基本定性和主要事实,应当重新开庭对证据进行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补偿由此所支出的交通费、误工费、差旅费等有关费用。
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不能举证或者举证不充分,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诉讼后果。
第二十七条 在开庭审理中,当事人因收集补充新的证据,可以申请延期审理。人民法院同意延期审理的,应当同时确定并告知当事人重新开庭审理的时间。经延期并重新开庭审理后,同一当事人又以同一理由申请延期审理的,不予准许。对一方当事人因补充收集证据申请延期审理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补偿由此而增加的误工费、交通费、差旅费、证人出庭作证费等费用。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在二审和再审中提出新证据致使案件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上诉审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对新证据的确认,并说明第一审裁判是正确的;二审案件诉讼费用应根据新证据的证明对象、内容以及对新证据的采信情况,结合诉讼费用的负担原则综合确定;对于改判的,不改变一审判决确定的诉讼费用的负担;对于发回重审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补偿因此增加的误工费、交通费、差旅费、证人出庭作证费等费用。
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提出新证据申请再审的,应当按照原审的标准负担再审的诉讼费用。
新证据是指在一审诉讼中,当事人不能持有和无法取得的证据。
第二十九条 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人民法院为合法性审查(是否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的需要,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证明主体与行为合法的证据。
三、法院调查收集证据规则
第三十条 下列证据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和证据线索且经人民法院同意的;2.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3.当事人双方提出的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经过庭审质证无法确认其效力的;4.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经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的材料;当事人因身体健康等条件限制不能收集而又无力委托诉讼代理人收集的材料,以及其他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材料;2.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本案有关;3.有明确的调取线索。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为查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及提供证据的真伪,可以主动依职权收集证据。
第三十三条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由两人以上共同进行,并向被调查人出示证件。调查材料应由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签名或盖章。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摘抄、复印有关单位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文件、材料,应当注明出处,并加盖有关单位的印章,摘抄人和其他调查人应当在摘抄件、复印件上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鉴定(包括审计、评估等)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约定鉴定部门;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需鉴定的事项有法定鉴定部门的,必须约定或者指定法定鉴定部门;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可约定或者指定具有相应鉴定资格和能力的鉴定部门进行鉴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但拒交鉴定费的,视为举证不能。
鉴定部门和鉴定人应当提出书面鉴定结论,并在鉴定结论上签名或盖章。
第三十六条 在一审中,当事人对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并提出充分证据或者合理理由的,法院可以要求原鉴定部门重新作出鉴定结论,一般不再委托其他鉴定部门进行鉴定。
在二审或者再审中,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并提出证据证明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委托鉴定: 1.鉴定部门或者鉴定人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2.鉴定程序严重违法或者显失公正的。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上述情况之一的,其重新鉴定的申请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对鉴定部门具备鉴定资格,鉴定程序合法,但实体内容确有错误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有异议的,由会议庭决定是否自行委托鉴定。
第三十七条 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的,可以申请重新鉴定,但应当交纳鉴定费。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予交纳鉴定费的,视为举证不能。
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勘验物证或者现场时,应当出示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参加。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成年亲属应当到场,拒不到场,不影响勘验的进行。勘验应当制作笔录,记录勘验时间、地点、勘验人、在场人、勘验的经过、结果,由勘验人、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对于绘制的现场图应当注明绘制的时间、比例、方位、图例、测绘人姓名等内容。
第三十九条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证据保全措施。为审理案件所必需,法院也可以主动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
第四十条 应当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四、证据质证规则
第四十一条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互相质证。
开庭审理前,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过证据交换已经共同认可,并由人民法院记录在卷的证据,在开庭审理时,可以不再当庭出示和由当事人质证。
第四十二条 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依法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但仍须由当事人互相质证。
第四十三条 对书证、物证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除人民法院准许外,一方当事人不能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拒绝对复制件进行质证。但本规则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四条 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也应当当庭出示,并由双方当事人互相质证。
第四十五条 庭审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以及有关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和说明,发表意见。
第四十六条 质证按下列顺序进行: 1.原告出示证据,被告和第三人进行质证;2.被告出示证据,原告和第三人进行质证;3.第三人出示证据,原告和被告进行质证;4.审判人员出示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原告、被告和第三人进行质证。
第四十七条 案件如有两个以上独立的诉讼请求及其事实,可以逐个分别由当事人出示证据,进行质证。
案件的同一事实,除举证责任倒置外,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再转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向法庭提出的证据,应当由当事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宣读或者出示。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宣读的证据,可以由审判人员代为宣读或者出示。
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由审判人员宣读或者出示。
第四十九条 经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许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互相发问,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但不得使用诱导、威胁、侮辱的言语和方式。
第五十条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
第五十一条 证人证言应当由证人出庭作出,并接受当事人的质询。除经人民法院许可外,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所作的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
第五十二条 证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出庭作证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 1.年迈体弱或者残疾人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2.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3.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的;4.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5.因其他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出庭的。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可以提供证人的书面证言,但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异议或者法院认为必要时,当事人应当出具由公证机关对证人的身份、作证资格以及证言的产生过程进行公证的书面文书。
第五十三条 对有关鉴定结论质证时,当事人对鉴定结论存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鉴定人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
第五十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将当事人的质证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当事人核对签名或者盖章;对证人证言质证笔录,也应当由证人核对后签名或者盖章。
五、证据审核规则
第五十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五十六条 证据的审核应当围绕着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及对案件事实证明的关联性进行。
第五十七条 人民法院审核证据,应当采取对每个证据逐个审核和对各种证据进行综合审核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第五十八条 对单一证据,应当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 1.证据是否是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件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有无涂改;2.证据与本案是否相关联;3.证据的取得、形成是否合法;4.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5.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
第五十九条 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1.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2.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或者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3.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件;4.书证被一方当事人涂改、更改,另一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
第六十条 审查判断数个证据的证明力,应当注意下列情况: 1.物证、历史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2.证人提供的对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低于其他证人证言;3.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4.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其证明力一般大于一个孤立的证据;5.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进行综合分析。
第六十一条 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但举不出相应证据反驳的,应当综合全案情况审查判断。
第六十二条 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理由否定对方证据的,应当分别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
第六十三条 对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取得的视听资料,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综合判断。
第六十四条 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综合判断。
第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从案件全部证据体系中每一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各证据之间的联系性等方面,依照逻辑法则,对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六、证据认定规则
第六十六条 证据经庭审质证审查核实后,应当就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第六十七条 凡是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人民法院均应当对双方当事人作出是否认定的表示。
第六十八条 认定证据应当公开进行,并说明证据是否采信的根据和理由。庭审中,能够当即认定的,可以当即认定。不能当即认定的,可以休庭会议后认定。会议后认为需要继续举证或者进行鉴定、勘验等工作的,可以在下次开庭质证后认定。不能当庭认证的,以及证明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应当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认定。
第六十九条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庭审中可以对证据逐一认定,也可以分组认定或者综合认定。
第七十条 当庭认证时,对于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可以由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直接认定;对于其他能够当即认定的证据,应当由合议庭评议后认定。
第七十一条 对庭审前交换证据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直接予以认定。
第七十二条 一方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除对方当事人认可外,按举证不能处理。
第六十三条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对方当事人认可或者不予反驳的,可予以采信。
第七十四条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予以认可的,可以对反驳证据予以采信。
第七十五条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对方当事人虽有异议但举不出相应证据反驳的,可以综合全案情况予以认定。
第七十六条 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理由否定对方证据的,应当分别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并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第七十七条 当事人在庭审质证时对证据表示认可,庭审后又反悔,但提不出相应证据和充分理由的,不得推翻已认可的证据的证明力。
第七十八条 有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所具有的证明力。
第七十九条 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中确定的事实,应当认定其证明力。
第八十条 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除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外,应当认定其证明力。
第八十一条 一方当事人提供的由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对方当事人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应当认定其证明力。
第八十二条 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自行调查收集的证据,包括调查材料、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勘验实物或现场的笔录等,当事人无相反证据推翻的,应当认定其证明力。
第八十三条 原始书证和与原始书证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无其他证据足以推翻的,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因原件遗失或毁灭,无法与之核对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八十四条 原始物证和与原始物证核对无误的复制品、照片、录像,没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的,应当认定其证明力。
因原物遗失或毁灭,无法与之核对的复制件、照片、录像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八十五条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提供的证明文书,没有依法经过涉外公证、认证程序的不予采信。第八十六条 有关单位向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文书,没有加盖单位公章的不予采信。
第八十七条 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应当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予以审查认定。
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以偷录、窃听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视听资料不具有证据效力。
第八十八条 当事人对书面证言提出异议,因证人不能出庭,该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八十九条 一方当事人委托有关部门或者有关人员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作出的鉴定结论,而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足以引起合理怀疑的,该鉴定结论单独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九十条 鉴定结论应当由鉴定人签字、鉴定部门盖章,不符合上述形式要求的,该鉴定结论不具有证据效力。
第九十一条 对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提出异议,须由鉴定人答复的,因鉴定人不到庭,该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九十二条 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及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九十三条 违法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九十四条 开庭审理时,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对证据进行认定的理由和结论,书记员应当记入笔录。庭审笔录应当由合议庭组成人员签字。
七、附则
第九十五条 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予以保护。当事人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打击报复的,依法予以制裁。
第九十六条 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应当由提供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承担。
第九十七条 诉讼参与人伪造、毁灭证据、提供假证据,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按照妨害民事诉讼处理。
第九十八条 本规则适用于一审、二审和再审案件。
第九十九条 本规则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