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的弊端

2024-08-20

我国刑事诉讼的弊端（共8篇）

我国刑事诉讼的弊端篇1

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弊端及其改革(1)当前，从地方到中央都在积极推行行政审批制度（行政法称行政许可制度。以下称行政许可制度或行政许可与审批制度）的改革。配合这一改革进程，拟就我国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弊端与改革问题谈一些看法，供有关部门参考。

一、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弊端

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有条件的解除禁止，赋予个人或者组织从事某种活动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关行政许可的条件、申请程序和对许可使用的监管规则构成行政许可制度。行政许可制度是世界各国政府行之多年的宏观管理手段之一，几乎在行政管理的每一个领域被广泛应用。

行政许可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其功能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果设置、运用不当，就有弊端。我国大量采用行政许可这种管制手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机制还处在形成之中，政府管理观念、制度仍处在转变、改革和适应的过程中，加上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许可法。因此，我国的行政许可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

（一）许可适用范围太广。据统计，在我国，中央政府的规范性文件涉及的许可、审批近850项，地方省市级规范性文件涉及的有500至1500项。这样，在一些省级（含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实施的许可审批项目最少在1300项左右，最多的省份超过2300项，这些项目分布在每一个行政管理领域。如此多的管制窒息了社会成员的创造性和活力。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许可之类的管制制度使用的范围较狭窄，通常主要用于对社会事务的管理，而很少用于对经济的管理。即使用于管理生产经营活动，大多也与公众的生活与健康有关。

（二）部分许可设置不当。国家设立许可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对某些社会事务或经济活动进行管制或规范，防止人们因自由从事有关事务或活动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保障社会和经济健康发展。然而，某些部门设置某些许可或审批的动机或目的并非出于管理需要，而是为了设卡收费，增加本单位收入。这背离了国家建立行政许可或审批制度的初衷。而西方发达国家建立政府管制仅仅是为了弥补市场本身的缺陷，而不是取代市场的作用，更不是出于财政的目的。

（三）重复交叉设置。由于行政机关职能交叉重叠普遍存在，同一事务多个机关都有管辖权，而管的方法就是设置许可或者审批。这样，必然存在对类似事项重复交叉设置许可审批的现象。重复设置许可不仅使生产经营者不堪重负，也增加行政成本。

（四）我国的许可审批程序僵化而且复杂，这也是各种许可审批的程序的共性：要求提供一些并非必要的材料、经过许多并非必要的关卡、耗费过多的时间。这使相对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毫无效率的行政程序中。比较而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许可程序就较为灵活，具有便捷、高效的特点。例如，无论在美国哪一州，注册公司的程序都极为简单，只要出示必要的文件，缴纳几百美元的注册费（基本上没有注册资本的要求），在州务卿那里登记，注册公司的程序就完成了。

（五）收缴过高。由于税外收入是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据统计全国1996年的财政收入中，税外收入占了一半左右），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行政收费。因此，不仅所有许可审批都收费，而且相当高。许可收费超过成本，公共管理也就变成了有偿行为了。比较而言，在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少许可是免费的。即使收取费用也只是收取工本费。

（六）监管不当。大多数行政主管部门主要是通过所谓年审制度来监管许可证的使用，绝大多数年审也是收费的。而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年审制度。对许可证使用的监控是通过平时的管理来实现的。实际上，采用年审制度监督许可证的使用对绝大多数许可证来说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必要的。年审最突出的负面作用是增加行政成本，降低相对人生产经营效率而提高其成本，从而最终削弱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二、改革行政许可制度的必要性

上述问题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这些问题继续存在，社会的持续进步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受阻，政府也将难以应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形势的发展。因此，改革我国的行政许可与审批制度，从更大范围来说改革政府管理制度已刻不容缓。

（一）改革许可制度，放松管制，是经济发展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解决长期困扰人们的经济增长缓慢问题，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出现了改革和放松政府管制的趋势。英国从撒切尔政府开始就抛弃了过去一贯奉行的国家干预政策，采用私有化、分权、放松管制、竞争机制、企业精神等所谓新的“自由市场经济”和非官僚化制度来促进经济发展。在美国，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一直是80年代里根政府8年执政的热门话题；90年代，克林顿政府亦宣称，“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政府的管理模式正由过去的强制管制朝着市场自律的方式发展。90年代以后，日本的泡沫经济开始崩溃，为应对严峻的局面，日本政府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放弃规制（管制）、保护模式的体制，构筑充满创造性和活力的健全的竞争社会。我国的情况虽与西方国家不完全相同，经济持续高增长，但如果不对过度的不适当的政府管制尽快加以改革，也难以保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二）改革许可制度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需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人到本地投资，这几乎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多年来一贯的承诺，良好投资环境所包括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有三项，即良好健全的法律法规、廉洁高效的政府运作和公正透明的司法制度。其中，一个很少或没有贪污且办事富有效率的政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改革许可审批制度，放弃不必要的管制，建立便捷透明的管制程序有助于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从而真正给投资者信心。

（三）改革行政许可制度，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要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管制国内贸易的行为（实际上远不止管理贸易的行为，可能包括政府管理模式和具体方法）均要受到世贸组织规则约束。在复杂的世贸组织规则中，无歧视的贸易、促进公平竞争、贸易政策法规透明度等基本原则，进口许可证协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中有关引进外资审批的规则等都与行政许可审批制度直接相关。这些规则对我国政府均具有直接的约束力。此外，各国普遍遵守的国际惯例以及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或经验，我们也应当遵守或者借鉴。

（作者：3COME未知本文来源于爬虫自动抓取，如有侵犯权益请联系service@立即删除）

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弊端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巨额外汇储备弊端

当前金融危机席卷了全球，造成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美国劳工部2009年6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失业率升至9.4％，为26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内阁府今年6月公布的修正后数据显示，经物价因素调整后，日本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较去年四季度下降3.8%，折合成今年全年增幅为-14.2%。而就中国而言，国内外普遍看好中国经济，认为中国拥有高达近两万亿元的外汇储备，有足够的力量支撑我国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然而事实上，中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截止到2008年12月17日，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仅广东省一个省份就有15661家中小企业倒闭。巨额外汇储备不仅没有能有效抑制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本身也存在着诸多弊端。

一、外汇储备的概念

外汇储备，又称为外汇存底，指一国政府所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外汇部分，即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持有并可以随时兑换外国货币的资产。狭义而言，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国用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偿还对外债务的外汇积累，表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为中央银行结算项目中外汇储备资产余额；广义而言，外汇储备是指以外汇计价的资产，包括现钞、国外银行存款、国外有价证券等。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国际清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有重要的影响。

二、外汇储备的功能

目前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外汇储备，这和外汇储备的重要功能是分不开的。作为一国国际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外汇储备的合理持有与运用、管理，对清算国际收支差额，维持对外支付能力，干预外汇市场，调节本国货币汇率，提高一国国际信用，赢得竞争利益是十分有利的。外汇作为一种支付手段，拥有较多数量的外汇，当然是好事情，温家宝总理曾经表示，我国的外汇储备的增加，“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支付能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尤其是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国家, 充足外汇储备作为发挥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本国货币汇率及充当一国对外借债和偿债资信保证起到重要作用。

三、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现状

决定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水平的既有政策因素又有经济因素，其中经济因素具有根本性影响。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外汇储备增长也较快，外汇储备是国际公认的国家经济实力的一个标志。尽管对于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经济危机的国家而言，外汇储备越多则越有安全感，但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并不轻松。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 )认为，外汇储备应保有在一定额度之内，应与进口应保持在一定比例，即他提出的R/M比例。一般R/M在40%比较合理，低于30%就需要采取措施，而20%为最低限。如按全年储备对进口额的比例算，一国的外汇储备量应满足3个月的进口为宜，约为25%左右。而就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来说，以2007年为例，外汇储备已经可以满足19个月的进口额，显然是过大了。

据最新数据统计，目前大陆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经济体第一，截止到2009年3月份，大陆外汇储备规模到达19537.41亿美元；日本虽位居第二，但其外汇储备约为1.024万亿美元（截止到今年5月底），仍远低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

中国历年外汇储备总表（1995—2009年）单位：10亿美元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其中2009年的数据截止到3月份。

四、巨额外汇储备所带来的弊端

1.购买外汇储备损失巨大

我国是非储币发行国，而外汇是以储币为载体的，因而我国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来“购买”储币作为外汇储备。而这些代价实际上就是廉价的劳动力、低价的资源、高额的环境成本，而这些又通过购买该储币发行国国债的方式流入该国，获得利息收入。假设中国购买了期限为10年的美国国债10000亿美元,收益率为3% , 10年后中国将增加利息收入300亿美元。在此过程中,我们是否考虑过这一问题,那就是美国人只用了300亿美元的代价就使用了我们价值5000亿美元的产品和资源。而且这其中很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它们在未来只能是变得更加稀缺和昂贵。很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当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资源时,我们不得不从国外进口。这种贱卖和贵买之间的损失是所有非储币发行国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2. 外汇储备难做他用引发持有成本

我国作为非储币发行国，须购买储币作为外汇储备，并且多投资于外国国债。如此投资方式是以利息换取投资收益。而我国近些年一直保持稳定持续且快速的增长，投资收益率远远高于利息率，近年来,我国的储备主要是美元,其在美国的投资渠道主要是美国国债和银行储蓄,这两项投资的年收益率在3 %左右(也有资料认为是5 %) 。根据我国国内的投资收益情况估算,近几年企业投资利润率的一般综合水平应在10 %左右。依此推论,我国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应占到外汇储备总额7 %的水平。这些造成了我国实际资金、资源利用率低，构成了持有外汇储备的静态机会成本；而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这种资金、资源的投入可使最终产出量成倍地增长,使之远远超过初始的投入量，这一部分又构成了持有外汇储备的动态机会成本。

中国目前急需大量的建设资金,新农村建设、教育、医疗等领域都存在大量的资金缺口,若通过合适的途径把部分储备投入这些领域,很可能会获得更高的回报率,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

3.增发基础货币导致通货膨胀

外汇储备结售汇制度使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同时,随着外汇占款的急剧增加,中国的基础货币供应量也急剧增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新增的基础货币的投放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与国内信贷对应而发放的基础货币;二是外汇占款,即兑换新增外汇储备而发放的基础货币。一般认为,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货币投放也随之增加)。而新增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扩大后,使中国的货币供应量迅速扩大。货币供应量的迅速上升又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通货膨胀压力。首先,从经济增长上来说,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引起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增加,其效果等同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因而刺激经济增长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其次,从数量上来说,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引起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增加,这使得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大于实际资源的需求,引起实际资源价格的上涨,带来通货膨胀。

4. 治理通货膨胀亟需管理成本

一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使该国不得不随之发行更多的本国货币，致使国内货币供应增加，形成或加重国内的通货膨胀，对本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消除这种负面影响，央行将支付一定的成本而发行国内债券，以回笼资金。这种发行成本相对外汇储备增加带来的收益相比要大得多，由此而形成外汇储备的管理成本。一国外汇储备越多，管理成本也就越大。

5. 央行调控货币备受牵制

外汇储备增长影响货币政策的结构。在外汇储备迅猛增加而导致货币供应量被动扩张的同时,央行为了控制货币供应量,必然会压缩除外汇占款以外的其他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从而使货币供给结构发生变化。中央银行由于增加外汇储备而增加的货币投放对象是资金相对充足的外向型企业、行业和部门（对原材料及基础产业的产品需求较大）;而内向型企业、行业和部门(一般为原材料等基础性行业)由于央行压缩了其他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使其资金会相对短缺。这种资金流向结构上的失衡,会随着外汇占款的比例上升而加剧,而货币投放结构的不稳定性会使我国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货币供给结构和投入渠道的变化将使生产资料市场的需求大于供给,从而具有推动原材料价格上涨及引发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压力。

外汇储备增长降低货币政策主动性。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在目前的强制结售汇制度下,中央银行被动地入市干预以维持汇率的稳定,通过外汇占款形式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再通过货币乘数的放大效应极大地增加了货币的供应量。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又会导致总需求的增加,从而有可能产生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为保持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在预定的范围内,就必须压缩国内信贷,此时货币政策的主动性降低,调控机制的有效性也随之降低。

6.逆差国施加压力使本币升值

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意味着国内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大于需求,必然产生外币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促使机构、企业和个人进一步改变资产结构,减持外汇资产,增加持有人民币资产,使人民币处于不断加大的升值压力之下；而我国目前基本上使以出口为导向的，我国外汇储备的一大来源就是数额巨大的贸易顺差，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将是我国出口减少，严重影响国内外向型产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由于我国顺差国的地位是相对的，我顺则他逆，不少逆差国就会利用WTO的规则，限制中国产品出口，保护本国产业。当前由于中国和美国贸易逆差比较大，使用反倾销最多的使美国，中国之被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将不断增多。

7. 投机者伺机套利造成资本冲击

在当前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日益扩大、流动方式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我国持续的国际收支巨额顺差,使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增强,；同时,中央银行为抑制通胀压力,需要提高利率,国内外利差趋于扩大,会促使外资涌入进行套利，如果未来市场预期发生逆转,这些投机资本又可能集中撤资,导致跨境资本集中流出,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

8. 美元贬值致使外汇储备实际缩水

我国实际采用的是“盯住美元”的准固定汇率制度,且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近几年来,美元已经贬值了20 %左右, 2001年以来,美元的持续走低已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损失惨重。尤其是美国为了缓解次级债危机给其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自2007年9月开始降息,至2008年1月31日,美联储已将利率从5. 25%降至3% ,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断刷新纪录,从而增加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会计成本，使我国长期积累的以美元为主的外汇资产进一步缩水，损失惨重。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目前高额的外汇储备潜藏着巨大的机会成本,给我国的宏观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消化掉多余的外汇储备,将我国的外汇储备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规模,促进我国对内经济和对外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龚双红,张兴.论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原因、机会成本及政策建议[J].探索,2008(2)

[2] 翟晓英,李晓锦.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困境与管理[J].经济问题,2008(4)

[3] 何惠萍. 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负面影响及对策[J]. 管理观察，2009（4）

[4] 郭垍. 金融危机形势下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对策探讨[M]. 网络财富，2009（4）

[5] 姜波克.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的弊端和对策篇3

【摘要】公民教育，是培养合格公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本文从基础教育的发展体制、教材内容和教育方法、教育理念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中小学公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公民教育基础教育综合课程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既为加强公民教育指明了方向，也界定了公民教育的内涵。归根结底，公民教育也就是如何培养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的问题，而培养合格公民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在中小学校进行公民教育。

但是，中国的中小学公民教育，起步晚，底子薄，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阻力，目前还未能形成一个成熟完善的模式。因此，事实求实地分析中国中小学公民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并且寻找对策，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公民教育发展的弊端

近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理论界，都已经认识到在中小学进行公民教育的必要性。但是，中国毕竟有着数千年的“臣民教育”传统，真正的公民教育还刚刚起步，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弊端：

1.基础教育发展畸形，公民教育带有明显的形式化倾向

虽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规定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应该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但大部分地区教育部门的领导对“素质教育”还缺乏认识，脑子里“应试教育”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把“应试”作为衡量中小学校管理水平、教学质量的尺子。正是在这个尺子的影响下，各个中小学校都片面强调诸如数学、物理、化学这些自然科学学科，把公民教育的相关课程作为“副科”搁置起来，相关课程形同虚设，公民教育自然也就流于形式。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学校和教师顺理成章地把提高公民素质的艰巨任务放在学生自己的头上，认为中小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具备一个合格公民所必须的道德、法律、政治素质，完全忽略了青少年自觉性差的客观事实，把提高公民素质和强化公民意识的希望寄托在中小学生的自身的道德内省上，这是一个极大的失误。

2.公民教育混同于道德教育

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体制中，倾向于把公民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从而把公民教育的侧重点放在对中小学生进行道德品质的培养问题上来，认为教育青少年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就是完成了公民教育的任务。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忽视公民教育的其他方面，片面地用道德教育代替公民教育，法制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权利义务教育以及政治教育被严重忽视，这样的混同导致了中国的青少年一代，虽然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却缺乏一个合格公民所必备的基本素质，法律知识欠缺，没有权利义务意识。

3.教材内容偏重理论，枯燥无味

中国的中小学公民教育的相关课程所用的教材，大多偏重理论，内容枯燥无味。以历史课为例，其教材本应包含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人物；也应该包含有很多色彩鲜明的图画以及历史文化资料，可现行的历史教材主干内容却是史实加结论，展现在学生面前的是经过了专家严密分析和论证的带有定论性质的历史理论。这些理论的主要特征就是概念化、教条化、抽象化，这些理论对头脑还过于简单的中小学生来讲，无疑是“天书”,他们小小的脑瓜根本理解不了这些高深的理论，历史课也就很难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公民教育本身的目的也就很难达到。

二、公民教育的对策

在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尚处在起步阶段，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弊端。学校要高度重视，加强有关中小学公民教育工作的探索和研究，采取有效的对策和措施，提高中小学公民教育的水平和效果。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好工作。

1.教育目标由道德人向全面发展的社会人转变

长期以来，中小学校在实践中都把公民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的目标偏向于培养道道德人。根据桑希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人塑造浅论》一文中的解释，所谓道德人是以追求道德完美为主要价值取向，按照道德法则行事的人。中国的中小学公民教育，把教育的目标定位为道德人，试图培养出一个个品格高尚、道德上绝对纯洁的人，这是一个极大的失误，不仅不符合人性，而且在实践中多归于形式，最终陷于虚无境地。在公民教育的目标由道德人向全面发展的社会人转变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全面发展的社会人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是既遵守道德规范又：知识渊博、既有政治敏锐性又有经济头脑、既有深厚的自然科学功底又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既与时俱进又脚踏实地、既尊重集体又极具个性、既追求物质利益又具人道主义的人，是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均衡发展，各种潜能都最大限度发挥的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人具备了一个合格公民所必备的各种基本素质，是公民教育目标的最终阐释。

2.课程设置由分科向综合化、系统化转变

以往的中小学公民教育课程设置采取分科型，通过历史、政治、地理等课程进行。分科型课程设置有其优越性，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可以保证教学的完整性，因而也就可以保证国家精英人才的培养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分科型课程设置因其各自独立的内容体系又使得各学科之间严格分开，将本来系统的知识分裂开来，束缚了学生的思维，必须对分科型课程设置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由分科型向综合型课程设置转变。综合型课程设置是针对分科课程的课程划分过于精细，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的缺陷提出来的，它能够摒弃原分科课程设置中陈旧的知识，对其进行更新，并且减少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学科的数量，便于减轻学生的负担，真正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基础教育改革，教育部门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课程设置方面的转变，1991年，上海开始在杨浦区10所中学进行《社会》综合课的实验，这无疑标志着我国开设综合课程的趋势正在日益增强。

我国刑事诉讼的弊端篇4

随着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运作方式都有了很大改观，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比，与以人为本的现实要求相比，还存在差距，还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进一步探索应对措施。

首先，是我国政府行政职能一直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越位是指政府在社会经济事务中不仅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缺位是指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没有很好的发挥，把有权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紧，而服务职能却注意得不够；错位是指政府的职能不仅涉及宏观调控，而且还包括企业内部事务，导致政企不分、影响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

其二，政府职能不能适应中国加入WTO的需要。WTO规则要求政府加快改革，转变职能。我国加入WTO已经五年，WTO中涉及到的政府承诺，我国政府都必须履行，政府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行使其管理职能。严格的WTO规则，迫使我国政府要加快改革，加快职能转变。

其三，我国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而政府机关的行政，执法能力值得怀疑。法律体系不够透明、公正。使得“官本位”思想意识严重。

最后，我国政府行为存在思想意识上的偏差。过去数十年，我们一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光注意经济、注意GDP是而忽略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公共医疗卫生和人类的健康问题。从而出现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强。

如何解决上述所存在的问题？应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政府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重点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行政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基础是理顺行政管理体制，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突破口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要进一步合理界定和调整政府职能，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坚决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

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执政之要在于为民，行政之要在于依法。坚持依法行政，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要求，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各级政府机关都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善于依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和其他行政事务。要以强化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重点，加强行政立法，提高行政立法水平。要改善行政执法，促进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要继续坚持各种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确保公共行政权力的公正、有效运行。要强化政府机关问责制，树立责任政府形象，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把生产投资型财政转变为公共服务型财政，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根本基础。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公益性、基础性领域的投入。建立严格、高效的财政支出管理体系，建立政府统一预算，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改革政府资助体制，提高政府资助的公开性、公正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机制。

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进行政质量，是加强政府行政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目标。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使其成为各级行政机关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贯穿行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要建立高效政务服务体系，继续完善各级政府及部门的“政务大厅”，推行“一站式服务”，在基层建立“政务超市”。要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更加重视行政规划、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探索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新途径。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让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我国刑事诉讼的弊端篇5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列入国家的立法规划；关于应当如何修改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早已引起法学界和司法实务工作者的普遍关注，并就各项诉讼原则、制度及具体程序的设计提出了完善立法的建议。本文不揣冒昧，拟通过分析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在刑事诉讼制度变革中呈现出的规律性，就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目标模式略陈管见。

一

纵观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尽管程度不同，却都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点，呈现出共同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追求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刑事诉讼的实践表明，过分偏重案件实体或对犯罪的惩罚，或者过分关注被告人的人权而置其他利益于不顾，都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维护。鉴于此，世界各国均不断地调整本国刑事程序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上的价值目标，以求在协调两者利益的冲突中谋求更多的利益。譬如，美国实行排除规则的目的之一，在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然而，由于实行该规则，使许多罪犯因证据收集程序不合法而被无罪释放，这就极大地抑制了刑事诉讼在惩治犯罪方面的功能。针对这种情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终于在1984年对该规则增加了“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例外”。据此，虽然系非法收集，但只要起诉方可以证明即使没有非法收集，该证据最终也会以合法手段取得，或者虽然查明系非法收集，但在收集当时警察的行为是出于善意的证据，都可以作为定罪的根据，从而大大限制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增强了刑事程序惩治犯罪的功能。联邦德国在50年代之前，原则上并不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6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在两个判例中强调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所得的证据应予禁用。①追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有的国家还在立法上明确设立条文予以规定。如日本刑诉法典第1

条就明确规定了刑事诉讼目的旨在追求正当程序与实体真实、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2、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互融合。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目的要通过一定的诉讼构造来实现。由于历史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刑事诉讼构造上分别形成了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与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不过，由于两大法系国家均在不断地寻求刑事程序中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故与此相适应，使得其各自的诉讼构造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对方构造的因素。即原来强调专门机关职权在控制犯罪方面的作用的国家，采取了一些限制国家司法权滥用和保障被告人权利的措施；而对专门机关职权作用重视不够的国家，则对发挥职权作用以更有效地追诉犯罪给予了关注。譬如，日本刑事程序原属大陆法系，“二战”后，其以美国刑事程序为样本，对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形成了以当事人主义为基调，以职权主义为补充的刑诉构造。意大利在“二战”后即开始关注对英美当事人主义的.引进，并于1988年颁布了以英美国家诉讼构造为范本重新设计的新刑诉法典。在具体程序上，大陆法系国家吸收当事人主义因素的突出表现，是确认了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依赖权和沉默权，废止或大大弱化职权主义的预审程序以增强审判前程序中的当事人抗辩因素，弱化或废止卷宗移送主义；在审判程序中，日本、意大利均采取了英、美国家的交叉询问的方式，并以法官职权调查证据为补充，还采用了英美法中排斥传闻证据的法则，从而保障了被告一方询问证人权利。

在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中，同样也有吸收职权主义因素的情形。依英美传统诉讼理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无严格区别，在制度上并没有侦查程序，庭审中法官也无需主动探明事实的真相。但这种传统的当事人主义也在发生变化。在英国，依1985年《犯罪起诉法》规定，自1986年起，由全国统一设置的检察机关作为公诉官负责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在1993年的报告中，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建议英国法官应更多地要求律师传唤有证明作用的证人。如果必要，法官也应准备传唤这些证人。英国上诉法院认为，法官在例外情况下可以行使职权传唤证人。在实践中，英国法官更愿让当事人举证以帮助展露事实。英国法官通常不会犹豫向证人补充提问或对证人的回答进行评论。②美国在独立战争后，由公诉取代了私人起诉。这些迹象表明，为强化对犯罪的追究，英美等国有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国家机关职权的作用。

3、寻求被害人人权保障与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平衡。随着本世纪中叶刑事被害人学的兴起和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护的呼声高涨，被害人在各国刑事程序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学

我国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的弊端分析篇6

摘要：随着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的制度背景的消失，由此产生的经济弊端逐渐凸显，而弊端产生的根源在于，买外汇发行人民币是央行与商业银行、企业之间的交易，缺少财政的参与，导致货币超发且没有回流机制。铸币税是政府发行货币的结果，被普遍认为是解决财政赤字融资的一种有效方式，而货币发行方式与铸币税的规模、性质和退出机制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并直接影响着铸币税的效用。因此，文章从铸币税的视角分析了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的弊端，并提出了我国人民币发行方式的机制转轨建议。

关键词：铸币税；货币发行方式；外汇；弊端

铸币税是政府发行货币的结果，是指政府在发行货币过程中获得的净利润。铸币税往往与财政赤字化融资以及货币发行方式相联系，被普遍认为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一种有效方式。铸币税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适度的铸币税不会直接导致通货膨胀，反而能够起到发挥调控宏观经济的作用，既能够带动经济的增长，又能够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增加公众的福利，这是政府和公众都乐意看到的。然而，公共财政并不能无限扩张，政府有义务给公共提供各种基础设施，在当前税负已经十分完备的情况下，如果征收过多铸币税这种隐性的税收，反而会超过经济体的需求，导致物价普涨，造成通货膨胀，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合理的控制铸币税的规模一直是各国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所重点关注的因素。然而，由于买外汇发行人民币是央行和商业银行、企业之间进行的交易，没有财政的参与，这种方式导致了货币发行担保机制、回流机制的缺失和铸币税被过多的征收。同时由于没有财政的参与，征收的铸币税不能被财政有效的利用，不能够起到弥补财政赤字及再分配的作用，从而降低了铸币税的经济价值，这是买外汇发行人民币造成的经济弊端的根源所在。

一、买外汇发行人民币方式下铸币税的形成机理

铸币税起源于金属货币制度中后期，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其一、公众付给铸币者的铸造费用与铸造成本差额。其二、铸币者对辅币进行掺假的收益。在信用货币制度阶下，随着政府建立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法定纸币制度应运而生，一单位的纸币和一单位的金币有着相同的购买力，货币的票面价值远远高于其印制发行成本，此阶段铸币税最广义的含义是指政府在发行任何货币中获得的利润。

现如今，铸币税已经得到全世界各国的广泛运用，而不同的国家的货币发行方式不同，铸币税的获取形式也存在加大差异。从上世纪汇改以来，我国便一直通过买外汇发行货币，并通过此方式征收铸币税。所谓买外汇发行人民币，是指我国央行以新印发的人民币作为支付的对价，购买公众在国际贸易中顺差中所创收的外汇，将人民币注入国内市场中，商业银行基础货币相应增加的一种货币发行方式。

我国央行在与公众进行结售汇交易的过程中，是以新印发的人民币作为购买公众手中外汇的对价，央行发行了新货币，央行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新发行基础货币面值与其印刷成本之间的差额，获得了一笔无偿（外汇无需支付利息）使用的资金，形成了央行的资产，因此从铸币税的含义出发，央行在这个过程中征收了铸币税，并且铸币税的形式便是外汇储备，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以资产的形式呈现。

二、从铸币税视角看我国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的弊端

1. 买外汇征收鑄币税使产权进一步模糊。财产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即使是政府，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个人财产进行侵犯。

在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的方式下，央行是以外汇作为担保来发行货币，然而本质上，外汇是公众通过出口创收获得的，属于公众的资产，央行以此作为担保，相当于用公众手中的资产作为其债务的担保，这是“以负债换资产”的不公平交易，该交易限制了公众对其资产的有效支配，模糊了产权关系。外汇是企业通过出口商品换取的，包含各种生产成本，而人民币发行只有印刷成本，这个交换过程中政府获得的外汇储备便是铸币税。买外汇征收铸币税的过程，发行的人民币是政府的债务凭证，公众持有人民币无疑是持有对政府的债权，即对此外汇储备拥有要求权，可见从本质上外汇储备的所有权属于公众。相对于买国债发行货币方式下政府明晰了整个交易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政府作为债务人，通过铸币税的形式向公众进行信用融资。在买外汇发行货币方式下，作为政府征收铸币税产物的外汇储备，并没有明晰债权债务关系，加上我国对外汇进行管制，经济条件的限制导致顺差不断持续，这样使得外汇一直作为政府可支配的资产被无条件占用。

外汇发行货币方式下以公众的财富作为政府发行货币的担保方式固然有着其制度和政治背景，但是应该明确的是，这种方式是政府在特定时期为了特定的目的而执行的不得已的政策。在现有制度背景缺失，政策弊端不断凸显的阶段，政府应该及时明确产权关系，从而从根本上规范金融市场，健全社会运行体制。

2. 买外汇发行人民币下铸币税征收无节制。由于缺乏自我约束机制，买外汇发行人民币下铸币税的规模有无节制征收的可能性，给经济运行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首先，买外汇发行人民币以企业的外汇收入作为担保，而外汇收入是销售收入，其包括所有的生产成本，远远大于社会的新增财富，因此以买入外汇的方式来发行货币，其发行速度和发行量要远远大于以新增财富作为担保的买国债发行。其次，买入外汇发行货币不以未来税收做担保，决定了这种方式下货币发行过程与财政赤字没有关系，央行的账户可以一直保持平衡，这使得铸币税过多的情况无法在财政和央行的账户上反应出来，以至于政府征收过度铸币税而不自知。再次，从交易的自主性看，买国债征收铸币税过程中，央行能够自主的决定是否购买国债向政府提供赤字融资，然而在我国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的机制下，由于外汇市场的不健全，汇率制度不完善，加上人民币不断升值，持有外汇便存在贬值的压力，因此即使现在已经不强制结售汇，公众在出口创汇之后也别无他法，只能向央行进行结售汇，而央行也只能被动的接受，不存在自主性，只能不断发行人民币来购买外汇，导致铸币税的征收无节制。最后，由于外汇是公众的资产，出口创汇的能力往往远远高于人民银行的资产，必然会导致买入外汇发行货币下的铸币税远远超过政府的偿付能力，铸币税数额巨大，且有不断扩张的趋势。

3. 买外汇征收铸币税缺乏退出机制。尽管征收铸币税是政府进行赤字融资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保持铸币税征收进退的自主性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自主性让政府既能够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征收铸币税来带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也能够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减少铸币税的征收，甚至加速原有铸币税的退出速度来有效遏制通胀。从这方面看，买外汇发人民币的方式存在着其固有缺陷。

买入外汇发行货币的方式是以外汇作为担保，而外汇不具有期限性、偿还性和收益性，外汇长期被央行占有，据此发行的基础货币持续在市面上流通。要消除铸币税，需要让公众用手中大量的央行负债凭证换回央行手中的外汇，即实现国际收支逆差。然而在中国现有环境下，买入外汇的发行方式又决定着这样的前提是缺失的。首先，通过买入外汇发行货币就意味着将人民币的汇率控制在均衡的水平之下，人民币不能升值到位，人民币相对美元的购买力不能提高，公众对美元的需求也不会提高，因此国际收支必然持续顺差。其次，常年积累形成的巨大外汇储备存量，要通过逆差来大量减少存量，收回市场上的流动性，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办到的。事实上，我国已经连续20年的顺差，外汇储备已达27.4万亿元（人民币），如此巨大的数额，想要通过逆差来减少铸币税的难度之大、时间之长可见一斑。最后，持续的、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意味着国内经济的严重消退，这也是我国经济无法承受的。因此，以上的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买外汇发行人民币方式下征收的铸币税缺乏一个有效的退出机制。

4. 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相当于向他国缴纳铸币税，无法实现财政融资作用。一般而言，铸币税具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意义，往往与财政赤字话联系起来，，在既定财政支出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征收铸币税的方式来完成赤字化融资，实现融资成本最小化。然而这种童子作用只有在买国债发行货币的方式下才能够得到体现，通过买外汇发行人民币不能给我国财政政府提供赤字融资，从某种意义上反而是向美国政府（实则是所持外汇国家政府，以美元为主）提供了融资，缴纳了铸币税。

首先，买外汇发行人民币，是央行、企业和商业银行之间的交易，没有财政的参与，因此是央行，而不是财政获得铸币税，而且央行在发行人民币征收铸币税的过程中获得的是外汇，即外汇储备是央行的铸币税。然而这笔收入，央行并不能够像财政发行国债征收的铸币税一样，通过财政支出来实现其经济效应，央行只有通过购买他国的国债或者资产的方式来实现管理，所以即使这个过程征收再多的铸币税，也无法像买国债一样，形成国内的经济效用。

其次，买国债发行货币的过程中，央行可以通过购买财政的国债来征收铸币税，而这种购买能力是受到财政税收和公众购买力所限的，受制于发行国家的经济状况，且发行往往可能对民间的生产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然而，如果像我国这样才去买外汇的方式发行人民币，那么政府征收的铸币税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存在，相当于我国用自己的商品和资源换取了美元，持有的是美国政府的债权，这样的过程其实相当于给美联储征收铸币税，为美国政府以低成本的方式进行赤字化融资提供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当于给美国缴纳了一定的铸币税。

5. 买外汇征收铸币税加剧通货膨胀。铸币税不等于通货膨胀税，征收铸币税也并不一定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这取决于经济对基础货币的需求、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和货币需求对通货膨胀和收入的弹性。一般而言，在买国债征收铸币税的过程中，按照经典理论，因为能够形成健全的、自我条件的利率机制，可以通过影响公众的购买意愿来限制铸币税的征收，因此通货膨胀式有限的，短暂的，可控的。

然而在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的过程中，因为市场一直就处于不均衡的状态，因此无法做到通胀的自行终止，通胀反而会进一步加剧。从对基础货币需求的因素考虑，在买外汇发人民币的体制中，央行通过发行货币购买公众手中的外汇来征收铸币税，市场上流动性增加，基础货币增加，物价上涨，按照经典理论，这时国内市场的利率将下降，汇率将下降，人民币将升至，从而抑制市场上基础货币的需求，经济体将回到均衡，物价恢复。然而这样的经典理论在我国并不适用，正如前文所述，公众企业在出口创汇之后，往往是被动的只能跟央行进行结售汇，而央行在结售汇过程中发行人民币征收铸币税，这样铸币税的持续征收导致市场基础货币相应增加，使得人民币不能够升值到位，難以抑制对基础货币的需求。另外由于人民币缓慢、长期升值，公众往往对人民币升值存在较大的预期，在这种预期下，公众对基础货币的需求非但不会降低反而会进一步增加，从而导致经济体的均衡进一步偏离，物价普涨的幅度加大，加剧通货膨胀。

三、对我国货币发行方式的启示

综上所述，买外汇发行人民币征收铸币税非但不能实现调控宏观经济、收入再分配以及拉动内需的作用，反而会进一步模糊产权，导致无节制征收铸币税，紊乱经济结构，阻滞央行对通胀做出反应，恶化通货膨胀。

正如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所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却有一个小国央行的特征。应该学习大国，用财政发债，把外汇储备买下，委托央行运营，这样就可以自然对冲外汇储备的增长，更多地用公开市场操作而不是用准备金率，用利率不是用汇率调节总需求，使经济更加稳定”。

具体看来，我国有必要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1）平衡国际收支。前文提到，铸币税没有自我约束机制和退出机制，是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的一个弊端，这会导致铸币税的规模有无节制征收的可能性，给经济运行带来诸多不确定性。而退出机制的缺失正是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结果。由于这种顺差，我国央行无法自足的决定人民币的发行规模和方向，导致即使在市场已经有过多流动性的时候，仍然被迫买入外汇发行人民币，导致铸币税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因此，央行要摆脱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减少铸币税规模扩大的危害，实现国际收支顺差是一个前提，而实现国际收支顺差的前提是国内消费增加，由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转变。目前制约我国内需的因素主要有：人均收入不足，税负高，贫富差距大，公众消费观念保守等。因此，政府可以通过不断加大公共财政支出，提高就业率，增加公众收入，增加公众购买力，以及改变公众消费观念的方式来拉动内需，从而从根本上为货币方式转轨提供前提。

（2）完善公共财政。拉动内需，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是货币发行方式转轨的前提，而公共财政支出是拉动内需的一个主要手段之一，因此公共财政支出是实现货币发行转轨的一个条件。没有完善的公共财政，意味着政府难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有效的拉动内需，也就无法实现国际收支顺差，有效利用铸币税弥补财政赤字的效用，而这正是货币发行方式转轨的目的所在。同时，公共财政赤字是国债的发行的前提，因此如果公共财政体系不完善，则国债市场不健全，买国债发行货币的前提便缺失。要完善公共财政，就意味着要明确人大代表权利义务，明确国债发行的审批和监管制度，意味着要构建健全的国债市场。

（3）实现利率市场化。自我约束和调节机制是买国债发行货币的一个优势，而利率市场化是约束铸币税规模的一种机制。按照经典理论，当央行购买大量国债以便政府征收铸币税时，基础货币增加，市场流动性增大，利率下降，市场上对基础货币的需求将增大，但是随着需求的增加，资金的竞争增大，利率相应上涨，反过来会抑制公众对基础货币的需求，导致公众向央行卖出国债的意愿下降，央行将不能够继续以购买国债的方式來征收铸币税。目前我国贷款利率已经放开，而存款利率尚处于管制状态，因此，为了能够有效的控制买国债发行货币下铸币税的规模，发挥其自我约束的机制，我国有必要健全国债市场，实现利率彻底市场化。

参考文献：

1. 汪洋.铸币税：基于不同视角的理解.经济学（季刊），2005，（2）.

2. 胡海鸥，欧平.货币发行中买入国债与外汇的不同逻辑含义.上海金融，2010，（3）.

3. 胡海鸥，王润华.央行资本金约束与货币发行机制的规范.上海金融，2013，（4）.

4. 胡海鸥，谈正达.论构建我国自我约束能力的人民币发行机制.上海金融，2011，（7）.

5. 吕旺实.国债、货币发行与汇率的关系研究（上）.财政研究，2007，（3）.

6. 吕旺实.国债、货币发行与汇率的关系研究（下） .财政研究，2007，（4）.

7. 刘玲.货币替代的铸币税问题及其政策含义研究——以美、中及东盟等周边国家（地区）为例.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8. 王志刚.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可持续.财贸经济，2012，（9）.

9. 胡锋.转轨时期我国财政风险成因及控制研究（上）.经济研究参考，2011，（72）.

10. 刘玲，刘红霞.货币替代的铸币税问题及其政策含义研究——以中国、美国及东盟等国家（地区）为例.华北金融，2011，（1）.

基金项目：上海交大文科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我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研究”（项目号：09TS1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我国货币发行由外汇买入转向国债的研究”（项目号：10YJA790072）。

作者简介：胡海鸥（1952-），男，汉族，上海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信用经济学、货币理论与政策；吴继平（1990-），男，汉族，江西省弋阳县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货币理论与政策。

我国刑事诉讼的弊端篇7

论文摘要现代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在追求程序正义过程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理念——控辩平等，它要求刑事诉讼程序设计时应当考量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程序对等和力量均衡。在这一前提下，检察权的发展也伴随着辩护权的发展，二者在司法制度向前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控辩制度。本文在深入阐述了控辩权发展内涵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分析我国控辩权的发展历程，探索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中控辩权的发展规律及趋势。

论文关键词控辩权控辩平衡附条件不起诉量刑建议

一、控辩权的内涵

控辩权的实质就是指检察机关的检察权与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在控辩制度产生之初，是没有辩护权与检察权这一概念的，但是，随着犯罪行为的出现，犯罪必然要求受到惩处，那么就需要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审判，因此，随着审判权的产生，辩护权也就随之产生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案件量的增多和对程序正义理念的重视，审判机关在刑事活动中的地位也越来越中立化、被动化，检察权也渐渐从审判权中得以分离出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处于侦查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其价值相当于缓冲器与过滤器。之后，为了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刑事案件分流作用和在刑事追诉中的能动作用，检察机关从追诉权中逐渐衍生出了案件审查权，检察机关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辩护权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基本就是随着检察权的发展而发展。因此，阐述控辩权的内涵，首先就是要阐述检察权的内涵。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说明“法律监督”有两层意思：其一，检察和监督相一致，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其二，监督与检察具有很大差别，监督的概念要大于检察概念，检察是监督的一种方式，检察权应是法律监督权的一种特殊种类，如人民代表大会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监督权，因此，并不能把法律监督权等同于检察权，检察权应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分析我国1979年检察机关重建以来二十多年的检察历史可以看出，启动诉讼程序、指挥诉讼程序、监督诉讼活动，是检察机关一直以来所做的主要工作，检察机关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的。因此，我国检察权发展的`主线其实就是对诉讼监督的发展。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二是对审判活动的监督，三是对裁判结果和裁判执行情况的监督。这三个方面都涉及法律的正确适用和执行问题，因此，对法律的正确适用和执行进行监督，是诉讼监督的主要方面，也是检察权的内涵所在。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基本的一项诉权，诉讼中的很多权利皆由辩护权而产生，或者密切相关，如申请回避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利等。辩护贯穿于诉讼整个过程，自刑事诉讼启动时起至审判结束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可以自行行使辩护权，还可以委托律师或者其他辩护人进行辩护，对侦控机关的控诉进行反驳和辩解，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效地行使自己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诉讼权利，因此，辩护权的内涵就是对侦、控、审活动的制约，充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

二、我国控辩权发展的现状

(一)在立法上的发展

1.刑事诉讼法的上进步。1979刑法对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方面相对忽略，控辩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明显失衡。例如，在侦查阶段，因为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办案人员在收集证据之时程序不合法，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检控机关未将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而是运用这类证据在审判阶段对被告人进行指控，对被告人进行证据突袭;只有当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律师才能接受被告人的委托;庭审时控方证据是由法院来出示，打破了法院中立的地位;“检察官与律师并不能进行平等的对抗，作为强者的检察官因为享有一系列的‘特权’而显得更加强大;而作为弱者的被告人则因为受到一系列的程序性限制而显得愈加弱小”①。

我国在对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为提高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总结以往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适当地参考了外国刑事诉讼法律和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围绕着刑诉法的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任务对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尤其是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增加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等原则”，体现了即使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也用法律的形式保障社会主义的人权，采用了抗辩式的审判方式，强化了律师的作用，保持控辩双方间职能相对均衡，这些都对人权的保障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2.律师法上的进步。第一，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会见中不被监听，几乎是各国刑事诉讼的通行制度，符合刑事诉讼理念，也是国际社会极力促成的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律师法》的上述规定，借鉴了相应制度规定，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人权的日益尊重，使新法表现出浓厚的国际化色彩。第二，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另外还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较之以往，这些规定更加具体明确，更具操作性，规范了工作程序，使律师执业有了制度保障。第三、新《律师法》还简化了会见手续、提前了阅卷起始时间、扩大了阅卷范围，使得新法比旧法更加合理。

(二)量刑建议与量刑辩论制度的实践

量刑建议，是指检察官依照刑法规定的量刑原则和要素，结合具体的量刑建议办法规定的法定基准刑范围、量刑要素、量刑适用规则、量刑方法，向法庭建议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