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共12篇）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1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 对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 减免收费, 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该司法救济制度现今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用。而刑事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形式, 也是该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该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 我国于1994年开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 在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才第一次规定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 并且在同年《律师法》中以专章对法律援助作了规定。随着民主制度的完善, 以及对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视, 我国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法律援助条例》, 但是从其法律效力以及实践效果, 该条例并未对这一制度的规范及完善发挥足够的效用。因此,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仍需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完善发展

1 刑事法律援助概述

1.1 刑事法律援助的概念

在刑事诉讼中, 尤其是公诉案件中, 面对强大的国家追诉机关,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因为缺乏法律知识等原因明显处于劣势。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 防止国家公诉机关在诉讼中滥用权力, 实现司法公正, 需要一种有效维持控辩双方地位平等的保障制度, 因此, 被控告人所享有的辩护权便应运而生。但是, 因为经济困难或其他因素, 并不是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可以及时请到辩护人为其提供有效地法律辩护。为了充分保护人权, 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许多国家便设置了法律援助制度, 为社会弱者免除或减少费用提供法律帮助。例如, 美国规定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在刑事案件有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时, 被告人的经济条件不足以聘请律师, 法院应当从地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领取政府工资的公设辩护人中为他提供辩护律师。在日本刑事法律援助则是指法院指定公设辩护人因为穷困或其他事由不能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进行的法律帮助。故笔者认为, 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国家采取措施, 为经济困难或特殊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救济制度。

1.2 刑事法律援助的特点

第一, 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国家利用其强制力为特定对象提供法律援助, 为了保护公民平等、民主权利, 维护人权, 这是国家应尽的义务, 其中, 援助的费用往往是由国家承担, 一般是从财政拨款中提供。第二, 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具有特定性。被提供法律援助的前提是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 一般是经济困难的或者特殊案件的被告人, 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 以及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三, 刑事法律援助具有专业性。提供法律援助的往往是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等, 为被告人提供法律辩护。

2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刑事法律援助并不是针对刑事案件的所有当事人, 其援助对象有一定的范围, 而且各国对此的规定都不相同,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也对此进行了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 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一条规定将受援助的对象分为了法院可以指定和应当指定辩护人两种类型。随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逐渐完善, 我国法律扩大了受法律援助的范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第37条补充规定:对于有下列情形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 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 (1) 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的标准的; (2) 本人确实无经济来源, 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 (3) 本人确无经济来源, 其家属经多方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 (4) 共同犯罪案件中, 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 (5) 具有外国国籍的; (6) 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7) 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有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主要是, 第一, 我国指定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只能是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的律师。第二, 有权指定法律援助律师的是人民法院, 这就说明我国的法律援助介入司法程序是在审判阶段, 在此之前则无辩护人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第三, 接受法律援助只包括当事人中的被告人, 而且被告人一般是经济困难, 或者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等特殊的被告人, 或者是特殊案件中的被告人。第四, 实施刑事法律援助的前提是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总体上看,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在这一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3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过窄。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法律援助只适用于公诉案件, 而没有涉及自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虽然在法院指定辩护人这一程序之外, 《法律援助条例》还规定了当事人自己申请法律援助这一程序, 但因为申请的过程繁杂和条例在我国法律效力的有限性, 实施中困难比较大, 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外, 在公诉案件中, 被害人作为当事人之一, 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又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 法律援助应该考虑被害人的现实情况, 在必要的时候也应该为其提供相应的法律帮助,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法律仅将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规定为律师, 缩小了辩护人的范围, 不能满足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需要。

第二,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方式不健全。我国只有《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司法行政部门是法律援助的监督部门, 对法律援助实施的方式没有规定, 其他法律对此更是没有涉及。到现在为止, 我国尚未建立实施法律援助的统一方式。有的城市是建立法律援助机关并设立公职律师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 这种方式需要政府机构调拨财政经费, 是比较少见的;有的则是强制律师必须完成一定的法律援助义务, 这就不能保障辩护律师辩护的质量;有的则是由律师事务所对承担援助义务的律师适当的补偿;有的则是由律师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基金, 由负责此工作的机构选择合适的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 并从援助基金中获得一定数额的补偿。要想尽快的实现法律援助的目的, 对其实施方式及经费来源应该尽快的予以健全。

第三,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介入诉讼程序的时间过晚。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但是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 法律援助是由法院指定的, 即为在审判阶段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才可以为被告提供法律救济,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无法得到相关的法律帮助。为了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应一视同仁, 既然如此就不能因为一些经济原因或其他因素剥夺其在审判阶段前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本来是要解决这一问题, 仅将其范围限制在审判阶段, 其目的的实现就大大削弱了。而且这样也导致辩护律师了解案情和被告人需求的时间短, 比较仓促, 律师能够为被告人提供的法律帮助就相对有限了。我国法律应根据实际情况, 将法律援助律师介入的时间提前以更好的发挥法律援助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程味秋.外国刑事诉讼法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3]李汉昌, 詹建红.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论要[J].法学评论, 2000, (5) .

[4]刘根菊.法律援助制度的几个问题[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1, (1) .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2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及其历史沿革。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对被告人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被害人、被害人的近亲属、检察机关向被告人或其他负有民事赔偿义务的人提起的赔偿损害和返还财产的诉讼活动。

附带民事诉讼就其解决问题的性质而言，和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是一样的，属于民事诉讼的性质，但它又与一般的民事诉讼有所区别，因为，这种经济赔偿问题是由犯罪行为引起的，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的，由审判该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一并审判的，它的成立和解决，同刑事案件紧密相连，因此，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

在古代，虽然没有专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犯罪行为造成损害的赔偿，有的国家已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古罗马法当时在这方面的规定就比较具体，明确提出了对犯罪行为引起的刑事与民事责任分别通过两种途径解决。在《法学阶梯》一书中规定：“关于一切侵害，被害人可提起刑事诉讼，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中，对行为人处以罚金，在刑事审判中审判员应依职权对行为人另外判处刑罚。”①

我国自唐代起即出现了“赎金入被害人之家”的制度。将先前赎罪的钱财补偿给被害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事赔偿的性质。此后的诸朝都依唐制。如《元典章》规定：“赎铜一斤，折钞二十贯入被死之家。”《明律·刑律规》规定：“若过失伤人者，各准计伤罪依律收赎，给付其家。”

近代意义上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起源于法国的治罪法。1808年，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典第一次使用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概念，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该法典开创了近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立法之先河，并为各国所效仿。英国在《1870年没收法》中，规定了被害 ①查士丁尼著：《法学阶梯》，商务印书馆1989年出版第203页

人可以提起因犯罪行为造成损害的诉讼。1890年，日本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附带公诉之私诉”的诉讼法律制度。

在法国，民事赔偿既可与刑事案件由同一法庭审判，也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而美国、日本则不采取附带民事诉讼，而是依据民事诉讼单独提出损害赔偿。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各国普遍强调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至18世纪，形成了近代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被告人刑事、民事责任的制度。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既简化诉讼程序，又节约人力、物力和时间，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并避免了作出相互抵触的裁判，从而体现了惩罚犯罪分子的彻底性。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适用存在的问题。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体法律适用的问题

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的民事诉讼，其解决的是民事责任问题，它显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刑事诉讼，因此，这又凸显了刑事诉讼的痕迹，在审理附带民事案件时，当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不发生冲突时，附带民事案件理应使用民事法律。然而，在处理附带民事案件时，经常会遇到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如何适用的问题，这两种法律常常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规定不一致而发生使用法律方面的冲突。如因侮辱、诽谤、虐待等告诉才处理的自诉刑事案件，其附带民事部分自始至终都会遇到适用民事法律还是适用刑事法律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预交诉讼费用。而刑事诉讼法第77、78条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规定，仅就其构成条件、请求范围、以及当事人和审判方面作出了规定，没有要求当事人缴纳诉讼费用的规定。当一审裁决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3条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期限为10日。而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47条规定，当事人则有15日的上诉期限。在请求赔偿范围方面，依据刑事法律的规定，只限于对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赔偿，若被害人同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就会以于法无据被驳回。然而，如果适用民事法律的规定，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只要造成严重后果就应当赔偿。由此可见，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存在着诸多究竟是适用民事法律还是适用刑事法律的问题，对此，有待立法机构做出规定。

2．附带民事诉讼审判程序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规定，集中规定在第77、78条之中，总计2条4款共164个字，在刑事诉讼法典的条文中所占比例不足1%，其规定又过于原则和概括。已远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现从以下两个方面简述如下：

① 附带民事诉讼在时效方面的问题

诉讼时效，是指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的权利人使其丧失在诉讼中的胜诉权的法律制度。《民法通则》第七章所规定的诉讼时效，通常被称为消灭时效，其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对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如果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显然不利于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依照刑法的规定，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称为时效。追诉期限的计算，是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经过20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经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之后，仍可追诉。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的，则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例如，在刑事自诉案件中，被害人因轻伤害于一年后提起自诉，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依照刑法规定追诉时效为3年，尚在追诉期限内。如果适用民事法律，被告人的民事责任就会因超过诉讼时效而得不到追诉，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显然违背了公正原则。因此，在时效问题上，应适用刑法关于追诉时效期限的规定，因为，附带民事案件涉及的侵害行为通常重于民事侵权行为。

② 附带民事诉讼在反诉方面的问题

反诉，是指在诉讼程序进行中，本诉被告人针对本诉原告人向法院提出的独立的反请求。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有权提起反诉。提起反诉，是被告的一项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中没有授予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提起反诉的权利。在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请求人民法院审判指控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并依法予以刑事制裁的诉讼活动，称为提起公诉。因此，检察机关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向被告人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作为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不具有反诉的权利。因为，在公诉案件中，附带民事

诉讼的前提条件是被告人实施了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因此，这就决定了被告人无权向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反诉。在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对自诉人提起反诉。刑事反诉的目的是指控自诉人犯罪，并要求追究自诉人的刑事责任，这就具备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因此，只有在反诉自诉人犯有罪行时才可以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反诉。要求自诉人赔偿损失。自诉案件的民事反诉权应适用民事法律的规定。

当前，刑事自诉案件自立案起就会遇到重重困难，自诉人会被法院以种种借口拒之门外，长期不能立案。刑事自诉案件的反诉更是难上加难，与立案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立了案，审限会一拖再拖，甚至是无期限的延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得到保障。

3．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存在的问题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是指被告人给被害人造成了损失或损毁他人合法财产后进行赔偿的诉讼活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对被害人人身的侵害赔偿是一种补偿性质，而对财物的毁损赔偿则是等价偿还。赔偿责任根源于犯罪行为，当被告人实施侵害他人的犯罪时，民事责任即随之而产生，没有侵害他人的犯罪行为，则不会产生附带民事案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中所谓“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间接损失未列入赔偿范围。对犯罪造成的间接损失的赔偿，早在公元5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所著《法学阶梯》一书中就有规定：“计算损害时，不仅限于灭失的物体的价值……而且还包括因灭失所引起的其他损失在内。”我国的民法理论也不例外的传承了这一思想。

笔者认为，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不赔偿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间接损失，将不利于惩罚犯罪分子和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附带民事案件赔偿的范围，应当既包括犯罪引起的直接损失，也应包括间接损失。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告人的赔偿能力问题，间接损失的赔偿执行起来往往不能兑现，或者只能履行部分的赔偿，对此，可以适当考虑赔偿责任的减免，并非是被告人不应赔偿的问题。

４．附带民事诉讼连带责任存在的问题。

监护人是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依法享有监护权，负有监护责任。如果被监护人有财产，则从本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所以，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为相对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在民事诉讼中属于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他们实施犯罪活动给他人造成损害，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首先以该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赔偿，不足部分由其监护人承担。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除继续上学或者在家待业外，有不少人在初中毕业后即参加了工作。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甚至还可以寄钱对其家庭有所帮助，实际上已经具备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的能力，法律应当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因此，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规定把这一部分未成年人，“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公民虽未成年，但是和成年人一样享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当他们犯罪引起民事责任时，应由它们独立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不能由其他人承担。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则普遍存在着与此大相径庭的做法，本人正在经办一起故意伤害罪的法律援助案件，被告人系“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未成年人犯罪，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提出高额赔偿的诉讼请求。在审理附带民事赔偿部分时，证实被告人没有个人财产，法庭以被告人系未成年人为由要求其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法院的这种做法有悖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关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因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没有以个人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负有民事赔偿责任，而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负民事赔偿的连带责任。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作出了规定。该法实施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日臻完善，成绩显著，但问题仍很突出。因为绝大多数的刑事侵害案件都可能提起民事诉讼，而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过于简单，存在着明显的缺失，从而造成司法实践中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已经成为当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一大难题。因此，除由国家

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条文进行修改和补充外，进一步研究、探讨解决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已势在必行。

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白洪涛

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篇3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所谓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负有法律援助责任的机构和人员对需要法律援助而又生活困难的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目前，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适用主体范围过窄

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并非所有的刑事案件都适用法律援助。在实际操作中，绝大部分适用刑事法律援助的主体是法院指定的五种人，即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是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以及被告是聋、哑、盲、未成年人。由此可见法院指定辩护的范围是相当窄的，也就意味着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主体是有限的。可能导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被告无法得到法律援助。同时非法院指定辩护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及近亲属申请法律援助，往往由于经济审查的苛刻和认识不到位，而无法获得刑事法律援助。

（二）法律援助介入阶段过晚

从整个诉讼过程来看，目前主要是在审判阶段提供刑事辩护法律援助。而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很少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这两个阶段他们可能由于经济条件不达法律援助机构所要求的“困难”标准不能因申请而获得法律援助。同时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大部分发生在这两个阶段，如对犯罪嫌疑人超时关押、徇私枉法、暴力取证、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如果没有律师的帮助，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援助律师处于被动状态

现行刑事诉讼法不够完善，接受指派的援助律师对案件基本无法调查取证，在实际的法律援助案件中处于被动的状态。由于法院指定辩护的时间离开庭时间间隔短，援助律师来不及调查取证，只能利用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给予的现成材料进行辩护。在援助过程中，援助律师阅卷权利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只能到法院查阅检查机关在起诉时移交的证据目录和主要证据的复印件，而不能到检察院查阅案卷。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援助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不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刑事法律援助保障力度不够

虽然我国目前在《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了刑事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但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政府责任主要体现为律师责任。虽然有些地区提高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补贴标准，但是由于补贴的发放是按承接案件的数量发放而不考虑具体案件的难易程度。发放补贴的金额往往有限，较复杂的案件甚至连办案的基本成本都无法负担。如果承接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尽职尽责地完成辩护任务的话，往往不能有所收益，甚至要倒贴很多费用，致使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对执业律师缺乏吸引力。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一）应当扩大强制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1、除目前的盲、聋、哑、未成年人、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外，对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刑罚的被告人，其没有委托律师的，应给予法律援助。对此，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理应为了司法利益而得到更有效的保护。目前各国已建立的法律援助制度都优先保障刑事法律援助，有些国家更是规定在有可能判处监禁的案件中提供法律援助为最低限度标准。而我国目前已经建立的法律援助制度尚不能保证所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刑事被告人在无力承担律师费用时得到律师辩护的这一最低限度的国际标准。为缩小与国际标准的差距，也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完善，将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扩展至所有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可能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事被告人。

2、对经济困难的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而言，其经济审查标准不能依据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来参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质是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权利，而刑事法律援助的本质是使公民受到平等法律保护，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制度，二者不能等同。如果参照最低生活保障线来制定受援对象的经济审查标准，其结果将使大量的需要援助的对象被排除在刑事法律援助的大门之外。因此，在制定该制度的经济审查标准时，应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居民消费水平、社会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并要适当低于民事法律援助的经济审查标准，从而使大多数无经济能力去购买法律服务的人能获得刑事法律援助。

（二）完善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机关的衔接机制

法律援助机构和援助律师能得到公检法三家的支持和配合，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前提基础。法律援助涉及侦查、审查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如果在此过程中，得不到公检法三家司法机关的支持与配合，法律援助律师将很难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因此，完善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机关的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除了期待法律援助的立法外，首先应充分运用当前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其次，各地在执行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对象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要在相关制度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三）构建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

《法律援助条例》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对此可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方面，由于援助律师始终与当事人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当事人对援助律师是否尽职尽责履行起援助义务具有最直观的感受，故法律援助机构可向当事人征询有关援助最基本的情况，再要求援助律师作一个总结，两相结合进行审查;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最集中反映于庭审过程中，人民法院作为整个庭审的主持者，并具有专业知识，在结案后，由其依照法定的标准对援助者作一个评价，将客观地反映法律援助的真实面貌。通过以上过程，将会把法律援助纳入有效的管理监督体系之中，从而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保障人权、推进司法公正，最终实现法律援助的立法初衷。

(四)政府要对法律援助提供充足的财政拨款

政府是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律师只是实施义务的主体，只有在国家承担此项责任时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制度并具有讨诸实践的可能。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法律援助制度除了要具备较多愿意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外，还需要有充足、持续的资金来源和科学严密的管理机制。这也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要求各国政府要确保法律援助资金来源的立法根源所在。目前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渠道少，主要靠政府财政拨款。较少的经费，必然导致法律援助覆盖面小的现状。没有足够的资金，使得法律援助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建议，将“各级政府要为法律援助提供充足的财政拨款”写入《律师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4

一、目前我国被追诉人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法律援助是一项社会工作, 它所面向的是一切有需要进行辩护但没有辩护律师的被追诉人。可是就目前来看, 法律援助似乎得不到社会的支持, 应用法律援助的案件极少, 这导致了法律援助工作不能正常开展。

(一) 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制度中缺乏应有位置。

法律中的律师是否真的能够有效参与法律诉讼, 这成为了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理念。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在刑事诉讼中并没有得到确立, 依然是一个不规范、具有随意性的社会救济措施。另外, 目前一些主管部门对法律援助的定位也会有出现偏差的现象, 对法律援助的发展也是带来了消极影响。法律援助应该要受到法律界的关注, 重新审视其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这样才来保持着司法制度的长远益处。

(二) 法律援助外部的刑事司法环境的消极影响。

由于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定位不高, 因此很容易使法律援助的律师难以介入案件, 是否能顺利会见当事人、完整阅卷、充分进行质证和剔除辩护意见, 这些程序对于法律援助的律师来说仍然存在难度。这是因为法律援助的外部环境一直制约着律师的工作开展, 即使我国的司法环境总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 但是针对法律援助的情况来看, 司法环境还是不利于法律援助的工作发展。

(三) 法律援助自身发展的不足。

国务院的《法律援助条例》已经明确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政府对于法律援助的责任仅仅限制于“财政支持”。我们不能否认法律援助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财政投入的机构, 但是作为一种政府责任, 法律援助的成长并不是出于一个健康的发展模式。法律援助的出现比刑事诉讼的出现要晚得多, 它可以说是一种新兴事业, 因此, 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行内人认为法律援助还不足以登上法学界的舞台。另外, 法律援助的监理机制还不成熟, 基于众多的内外压力, 法律援助自身的管理规范也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去完善过。建立法律援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经济困难的群众的民生问题, 因此, 政府应该正确管理法律援助, 不仅在财政上予以支持, 在管理上也应该予以重视。

二、完善被追诉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措施

(一) 设置程序性制裁机制, 确保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基于法律援助的地位问题, 必须要正视法律援助的地位, 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因此, 就目前情况, 应该建立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援助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被告人的侦查、起诉、审判等法律行为可以在程序性制裁机制中得到维护, 而且能使诉讼程序得到正常有序地进行。

(二) 建立律师值班制, 便于被追诉人获得法律援助。

所谓值班律师, 是指隶属于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 在刑事被告人初次出庭前, 对被告人就起诉、诉讼程序和申请援助权利等提供咨询意见。由于这是由法律援助机构派专人执行于法院, 故称其“值班律师”。值班律师首创于日本律师界。一种是由律师会事先根据律师本人的志愿和日期制作值班表。负责当日值班的律师依值班表在事务所等待, 一旦受羁押的被疑人或其配偶、亲属等要求律师帮忙, 值班律师经律师会转告他们后即速与被疑人会面。另一种是由律师会把志愿充任的值班律师的律师会员名单独立编制成册, 由律师会按名册顺序向要求帮助的被疑人推荐值班律师。建立我国值班律师制度, 可以贯穿于侦控审三个阶段, 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执行于羁押场所, 随时受理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申请, 随时就起诉、诉讼程序和申请援助权利等为他们提供咨询意见。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三) 改善法律援助的自身问题, 维护公平和正义保障能力。

要提高法律援助维护公平与正义的能力, 就必须先解决法律援助的定位问题。我们知道, 在法律援助中, 民事法律援助在法律援助中占据了较大比重, 而刑事法律援助则往往被忽视。从国际公约来看, 刑事法律援助应当比民主法律援助的确立更早, 刑事法律援助才是法律援助中的重点。基于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自身的问题, 有以下改善意见:

1、加大投入力度, 确保政府责任落到实处。

法律援助的投入是持续的过程, 政府责任的落实也并非一劳永逸。确保责任落实, 必须加大督导力度, 由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相关组成部门逐级核杳落实情况, 严格落实措施, 加大惩处力度。

2、强化人力资源配置, 平衡区域发展。人力资源具有趋利性的天然属性, 而法律援助则是以区域而实施。

3、加强质量监督, 督促律师提供符合标准的服务。

4、是落实激励措施, 使在法律援助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真正获得奖励。

结束语

被追诉人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但是现实中, 经济困难等情况的被追诉人的辩护权确难以实现, 这不仅是被追诉人在诉讼中处于不公平的位置, 刑事法律援助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此, 构建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摘要：我国的刑事被追诉人享有和行使辩护权的权利, 这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核心任务。但是直至今天, 被追诉人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依然没有完善, 对于被追诉人和法律援助的社会地位仍然不高, 极容易被忽视。本文将就我国被追诉人法律援助制度中的存在的不足展开讨论, 进一步研究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被追诉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措施。

关键词：被追诉人,刑事法律援助,完善措施

参考文献

[1]沈丽飞, 构建和完善我国被追诉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J], 法学杂志, 2010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5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除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外，不适用调解。在现行法律未修改之前，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当是法官们应遵循的原则。长期以来，多数人认为，由于行政诉讼当事人身份的特殊性，行政诉讼适用调解是对行政职权的处分，违背了行政职权不可处分的原则和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但随着的十多年行政诉讼审判的实践，这种权力不可转让、不能妥协的原则很快就遭到人们的怀疑。如果能够调解的行政行为，法院仍要旗臶鲜明地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究竟是合法还是违法作出判断，似乎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大局相悖。怎么办？一方面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是化解“官”“民”矛盾的有效途径，该如何取舍？这就给行政审判带来一个全新的命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之所以在行政诉讼中排除调解，不外乎以下理由：

1、公权的不可处分性。认为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行政管理活动，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是国家意志的行为，是代理国家履行职责。因此，行政权属于国家公权，行政机关不得自行处分，法院不得居间调解。行政诉讼的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行政管理活动是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的，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由法律规定的，不能转让、放弃和处分。

2、行政诉讼审判任务决定的。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任务，在于确认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法者予以维护，不合法者予以撤销，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不存在中间状态，无调解之余地，人民法院要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审查确认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并作出判决。

事实上，从实际效果看，在行政救济程序中这种严格审查、不许调解的制度，所产生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不是很理想。主要表现在：

第一、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积极性受到了影响。为了将法律赋予的职权用足用好，人民法院当然要严格执法，坚决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没有给行政机关留有自我纠正错误的机会。即使行政机关已经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甚至行政机关已经撤销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只要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还要继续对原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使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积极性大为降低。

第二、原告诉讼目的已达到，但无调解结案方式。行政审判实践中往往存在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当事人在私下已经达成某种协议，被告承认违法并予以补救，原告受损害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补救和满足，因此原告表示谅解和接受。但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还要照常进行，因为法律并没有调解结案的规定。

第三、审查撤诉申请流于形式。虽然法律规定，行政审判中的撤诉缺乏民事诉讼中撤诉的随意性。但几乎没有哪个法院在审查撤诉申请后作出过不准许撤诉的裁定。法院对行政案件撤诉申请的审查权几乎完全虚臵，行政诉讼法限制撤诉的立法意图几近落空。有时，当经人民法院协调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时，不得已，人民法院只得动员原告撤诉，这实际与法律规定当事人自愿处分诉讼权有冲突，且有时原告处于种种考虑坚决不撤诉。在此情形之下，人民法院只能继续原来的诉讼，判决被告行为违法。使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归于无效。增加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还增加了诉讼成本、降低了诉讼效率。

在诉讼理论上，无论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基本功能都是解决法律争议，而调解正是解决争议的重要方式之一，调解能在民事诉讼、刑事自诉中适用，当然也可以适用于行政诉讼。所谓调解，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基础上，由人民法院主持，解决特定争议的活动。它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结案方式，是争议在判决前的解决，是提前结案。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具有现实必要性。

第一、人民法院认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以后，直接出具行政调解书等法律文书终结案件。该决定具有终局性，当事人达成的协商意见包含在法律文书中，具有强制执行力，提高了行政审判效力。

第二、经过证据交换或开庭后，被告自感有败诉危险，便主动请法院协调，而原告也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非讨个判决书。允许当事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对所争议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协商，可以消除行政纠纷，化解官民矛盾。

第三、据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全国法院行政案件一审审结的全部案件中撤诉约占30.7%；2003年约占31.6%；2004年约占33.4%。行政诉讼撤诉率如此之高，并非实质上的真正撤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诉讼双方达成了案外和解。

第四、从域外制度来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调解已是行政诉讼程序终结的方式之一。例如，在法国、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法律明文规定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调解（和解）。从立法宗旨看，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应当是通过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行政诉讼的调解应当建立在合法性原则基础之上，搞无原则调解，在诉讼中“和稀泥”，则既放纵了行政机关枉法行政，也不符合行政相对人长远的根本利益。故应当把握哪些行政行为可以调解，哪些行政行为不能调解，何时进行调解。笔者认为：

第一、可调解行政行为的类型。

1、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如果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基于自由裁量权作出，则法院可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进行调解。特别是对拘留、罚款、劳动教养、增收滞纳金、停业整顿等具有不同幅度的处罚。

2、存在行政程序问题的行政行为。如果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仅仅违反法定程序的，基于维持行政行为的稳定性，切实解决纠纷。可以进行目的在于说服相对人接受行政行为的调解工作。

3、行政裁决的行政行为。当事人要求纠正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其实质也在于满足其民事主张，法院判断行政裁决是否正确合法也始终以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是否正确合法为准。通过调解，动员行政机关主动变更或撤销显失公平的民事纠纷裁决，让原告撤诉，可以比较圆满地处理办案中的困难和矛盾。

4、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行为，即行政不作为案件。人民法院通过审查认为行政机关应当履行法定职责而没有依法履行的，对于拒绝履行的行政行为只能判决撤销，并责令其重作。对拖延履行、不予答复的只能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履行。一般地，对原告而言，显然效率太低，如果行政机关经调解而主动履行其应当履行的职责，对相对人来说正好达到目的，是一种典型的双赢局面。

第二、对行政诉讼中调解的限制。行政调解机制必须把握三条不能逾越的“红线”：一是审查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职责不能放弃、达成协商一致的内容必须合乎法律规定。如果协议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审查机关可以拒绝采纳，而继续行政救济程序。二是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性质，原则上不容许协商，不允许行政机关为了达成一致意见，以行政行为的法律性质为协商条件。三是不得直接以行政行为的作出或者撤销作为和解的内容。行政主体，不得通过和解向作为相对方的私人约定威胁公共安全和秩序的法律地位，或者约定放任该地位。

第三、行政调解启动的时机。在这方面可以充分借鉴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程序的做法，即行政调解启动的时机可以在法院立案以后直至作出最终判决之前。当然，在证据交换后，庭审之前这段时间效果更好，因为经过证据交换，原告诉讼的理由是否成立，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何，往往一目了然。此时适时调解，原、被告双方抵触情绪较小，容易促其和解。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6

关键词：刑事证人作证制度；金字塔结构；法律规定

证人作证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证人资格，证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证人保护，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等一系列规则的总合。证人作证制度包括证人资格制度，证人宣誓制度，证人保护制度，证人的交叉询问规则，传闻规则等等。

2012刑事诉讼法针对证人出庭作证做了诸多规范，至此，我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从整个刑事诉讼法体系来看，这些规范构成证人作证“金字塔结构”，区别于以美国为主的英美法系证人作证“平行结构”。就立法本身而言，“金字塔结构”与“平行结构”均是各自所处的特殊刑事诉讼背景的产物。

一、证人作证制度的结构

证人作证制度“金字塔结构”，修法后，我国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由零散化走向体系化。纵观整个2012刑事诉讼法架构，有关证人作证的规定见于刑事诉讼法第60条作证义务、第61至63条证人保护与证人补助、第187条证人出庭作证以及第188条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之规定，其中第188条包含了证人出庭作证的核心争议点——“近亲属”强制出庭作证豁免。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近亲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刑事诉讼法中的近亲属。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6条第6项之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同胞兄弟姊妹，而享有强制出庭作证豁免权的主体仅限于配偶、父母及子女。新法颁布后，学界普遍用近亲属指称强制出庭作证豁免权权利主体，笔者认为这种表达欠缺严谨性，故加引号以示区别。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研读新法之规定，不难看出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层次体系：

其一，证人负有作证义务是基本前提。不管证人是否出庭，只要属于法定的证人范畴，就负有作证的义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之规定，除了生理、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且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外，凡是指导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其二，证人出庭作证是例外。2012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有学者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这将解决困扰中国刑事诉讼实务界多年的证人出庭率低瓶颈，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从刑事证人作证制度体系来看，证人出庭作证仅是例外情形，原则上证人仍无需出庭作证。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2012《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对证人出庭作证作了严格的限定，只有同时符合三个条件，证人才有必要出庭作证：第一，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第二，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第三，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换言之，证人出庭作证并不是无条件的，并且证人是否出庭作证最终取决于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证人出庭作证并非常态。换言之，在负有作证义务的所有证人中，仅有部分证人需要出庭作证。

其三，有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包括训诫及十日以下拘留在内的强制措施，强制其到庭。

其四，在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前提下，如果有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确系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及子女的，证人享有强制出庭作证豁免权，也即不受人民法院强制到庭的约束。

至此，依据我国有关证人作证制度，特殊群体可以不“出庭”，但必须“作证”，这就构成的典型“金字塔结构”。在这个“金字塔”结构中，证人作证与证人出庭相互区别，相对独立，出庭与否并不影响证人作证的义务。强制出庭作证豁免仅指出庭豁免，而不包括作证豁免。从规范的价值层面分析，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是为了发现案件事实，证人出庭作证（包括强制证人出庭）是基于保障被告人质证权的考虑，而强制出庭作证豁免则是为了维系良好的家庭关系，维系社会稳定。规范上的“金字塔”结构也就决定了价值选择的优先性。显然，在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特殊结构中，案件事实的发现仍是基本、首要的价值，质证权的实现以及家庭关系的维系须以发现案件事实为基础。当出现价值冲突时，案件事实的发现首当其冲，另两个价值则成为可选择性的。保障这种价值优先性的规范设计则是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以及特殊证人的豁免权。简言之，2012刑事诉讼法在证人作证制度上显现出了其立法规范上的进步性，但是在法的实施层面，保障被告质证权的强制出庭作证规范以及维系家庭关系的强制出庭豁免从一开始就预示着其运行的艰难。特殊证人可享有出庭豁免权，但其仍然履行作证义务，不管其证言是否对被告人有利，因为利于和不利于被告的证言都将对案件事实的发现发挥作用。这就是“金字塔结构”式规范不彻底的劣势所在。相反，以美国为主的英美法系刑事证人作证制度“非黑即白”式的“平行结构”优势凸显。

二、证人作证制度的法律规定

1.证人资格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条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察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司法警察担任过本案的证人的，应自行回避。《律师法》第33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2.证人保护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49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证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3.證人伪证的法律责任

《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即追究法律责任。为此《刑法》第305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事诉讼法》98条规定：“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解释》第58条规定：“法庭查明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时，应当依法处理。”

参考文献：

[1]余为青.对我国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新解读——以刑事诉讼中心为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9期.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7

关键词：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范围,诉讼请求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是指法定适格主体, 对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向法院起诉, 由法院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活动。公益诉讼所涉及的范围较广, 表现在受损害者或即将受损害者的数量较多, 其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和非经济损失的程度都比较严重。今年出台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完善了我国现有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有利于小额分散性利益的救济。

一、明确和扩大了适用范围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条以列举的方式明确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 一共五项, 我将其简称为“存在实际损害”、“存在损害危险”、“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霸王条款”、“兜底条款”。第二项和第四项尤其值得关注。第二项中“对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作虚假或引人误解宣传的”, 这其实就是公益诉讼对虚假宣传的规制。本项的规定与《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订草案送审稿) 》中对虚假宣传行为的规定相契合, 没有采用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用“虚假宣传”修饰“引人误解”, 从而扩大了消费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第四项“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规定的”即“霸王条款, 对“霸王条款”的规制是该司法解释规定的亮点之一, 该解释同时赋予了起诉主体就该项可以提起确认之诉的权利, 这恰恰是与《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的无缝连接。

新的司法解释弥补了民事诉讼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范围的空白, 以列举的方式界定了其适用范围, 对司法实践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

二、起诉主体规定上留有余地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未出台之前, 民诉法关于起诉主体的规定较为模糊和笼统, 消保法的规定明确但是太过单一, 所以起诉主体这块儿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仍将起诉主体规定为省级以上消协, 采用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的规定。这种明确且单一的规定表明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权利的配置仍具有垄断性, 其他消费者组织和省级以下消协虽有保护消费者权益之职责但是却无消费公益诉讼之诉权。

但是第二款“法律规定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机关和组织”的规定是在为将来扩大起诉主体提供法律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5年7月1日正式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内蒙古等13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本级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试点。2015年7月2日出台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2016年2月最高法发布的《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均规定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案件时, 在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或者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 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目前, 检察机关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虽然只是在开展试点工作, 但是, 这无疑在特定区域范围内拓宽了起诉主体的范围。

三、诉讼程序的特殊性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结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我国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有了自己独特的诉讼程序。第一, 消协起诉前置程序的存在;第二, 法院受理后必须公告案件受理情况, 并且必须书面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第三, 当事人达成和解或调解协议的, 人民法院进行公告;第四, 人民法院认为和解、调解协议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 出具调解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 不予出具调解书继续对案件进行审理。此环节类似于美国消费者集团诉讼中法院对和解的干预, 限制了诉讼主体对私权的处分。第五, 判决生效后, 人民法院必须书面告知行政主管部门, 并可发出司法建议。

新司法解释的出台, 完善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程序, 该程序来源于民讼普通程序但又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是公益诉讼的特有程序。在该程序中, 法院的自由裁判权得到了充分发挥, 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 不再中立和被动, 而是公共利益的主动维护者, 如对当事人调解协议与和解协议的司法干预。

四、私益之诉的“搭便车”

新司法解释第十三条明确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损害赔偿不在其列, 原告不能要求被告赔偿损失, 也就是说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公共利益并不直接等同于个人的利益。在德国的团体诉讼程序立法中, 将团体利益与团体中成员的个人利益区别开来, 明确规定这两者之间的诉权不相互重复或抵触。美国的消费者集团诉讼, 法院起着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的桥梁作用。诉讼团体可以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判决效力及于所有没有选择退出的受损消费者。在台湾, 消费者保护团体可在受让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后提起诉讼。可见, 我国采取的是德国的“不作为之诉”模式, 我国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功能缺失。然而, 在私益诉讼中, 消费者提起的都是财产或人身受损后的赔偿之诉, 公益诉讼中损害赔偿的缺失, 导致其判决不能直接对消费者个体损失赔偿的适用, 其判决效力并不能解决消费者个体所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新司法解释赋予了私益诉讼“搭便车”的权利:在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起诉的是同一侵权行为时, 公益诉讼生效判决认定之事实可免除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其中, 利于消费者的认定可直接支持, 利于被告的认定被告仍须举证。“搭便车”的规定, 表明我国不仅在实体法方面对消费者存在倾斜性保护, 在程序法方面同样存在倾斜性保护。

私益之诉的“搭便车”行为是公益诉讼审判结果辐射所有受损害的消费者的一种表现, 解决了消费者私益诉讼中举证难的问题, 这既鼓励了消费者依法维权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又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但是, 这种辐射, 仅在于事实的认定方面, 这也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功能缺失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白彦.民事公益诉讼理论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3.

[2]肖建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模式研究——以中、美、德为中心的比较法考察[J].中国法学, 2007 (5) .

[3]刘学在.消费者团体诉讼的当事人适格问题之再探讨[J].武汉大学学报, 2015, 7, 68 (4) .

[4]黄忠顺.论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融合——兼论中国特色团体诉讼制度的构建[J].法学家, 2015 (1) .

[5]2016年<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订草案送审稿) >.

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篇8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项制度, 并载入《世界人权公约》。我国律师制度起步很晚, 2008年才正式确立,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很速成, 有学者将刑事法律援助视作“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瓶颈”。[1]我认为应从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 指定辩护制度不完善

刑事指定辩护是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 也可以说是它的高级形式,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讲, 要不要委托辩护人是他们的一项权利。[2]我国对刑事指定辩护的监控是形式化的。尽管说有指定辩护律师的参与比被追诉人自己去辩护要强得多, 但和委托的辩护律师比起来, 却是天壤之别。指定辩护律师通常不从事刑事委托辩护工作, 因此, 其专业性总是得不到训练, 往往不敢辩, 不爱辩, 不愿辩, 懒得辩。

(二) 民众行使权利不积极

很多人到现在还认为刑事法律援助只是一种慈善行为, 国家福利, 是国家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刑事法律援助有着深刻的用意。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刑事诉讼中, 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弱势;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权等重要权利。所以民众的支持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来说必不可少。

(三) 资金投入不足

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短缺的问题仍未解决。我们假设律师很负责的完成法律援助的任务, 却无所收益, 甚至反而要自己倒贴费用, 那么法律援助对执业律师就会毫无吸引力可言, 律师就会没有动力和热情, 没有工作积极性, 这样的法律援助制度本身就违背人情, 我们又怎么期待律师热情满满的投入, 又何谈社会责任感呢?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一) 构建中国特色的指定辩护制度

1. 完善衔接机制

首先, 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发布的通知要统一到一部法律中, 成为一门单行法。其次, 让被追诉人享有知情权, 确立权利告知制度;最后, 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 在刑事指定辩护诉讼中, 构建被追诉人选任辩护人的机制。

2.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良好的法律法规是有法可依的前提。[3]我国可以移植借鉴德国经验, 在法律中明确规定, 在指定辩护律师的缺失的情形之下可导致法院审判程序中止或重新开始, 并成为上诉的绝对诉因。

(二) 建立完善的法律援助程序

1. 明确责任的主体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责任的主体有两个:一是政府;二是律师。这导致国家只扮演管理者、监督者的身份, 而由执业律师承担绝大部分的义务。这导致一些律师不愿意提供法律援助, 以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敷衍了事;即使律师愿意承担法律援助义务, 也会因为费用的严重不足而制约质量。法律援助具有强烈的公共属性, 理应由政府买单。律师不应该是买单方。

2. 改进办案模式

法律援助办案模式主要有社会律师模式、政府律师模式和混合模式。[4]我国属于混合模式, 社会律师及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均可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而我国应当转变为社会律师模式, 可以考虑引入美国合同项目模式, 法律援助合同项目是指由律师、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协会同州、县或其他的司法管辖区签订提供刑事辩护服务的合同, 由律师、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协会在一定费用的基础上办理特定数量的案件。[5]

3. 保障案件质量

日本规定律师在法庭上辩护不受法律追究, 即使律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之下为有罪的被告人作无罪辩护也不追究任何法律责任。[6]我国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 保障律师执业安全。其次, 构建公共辩护制度。第一, 由国家作为承担法律援助主体, 通过聘请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执业经验的律师为被追诉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第二, 由财政买单聘请专职律师, 并对辩护律师办案过程实行全程跟踪, 提供必要的指导与帮助。第三, 对于公职辩护律师的考核, 在司法是案件中, 应以最后量刑为评判标准。

三、结语

综上, 只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才能使处于弱势的辩方拥有与控方相抗衡的力量, 促进实质正义。“一种制度如果不受到批判, 就无法得到改进”。如前所述, 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正面临进一步的改革, 它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沈丽飞.构建和完善我国被追诉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J].法学杂志, 2010 (3) :38.

[2]马明亮.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瓶颈[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4 (4) :73.

[3]陈瑞华.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与主义[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 :384.

[4]马明亮.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瓶颈[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4 (4) :77.

[5]王国枢.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8:210.

论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 篇9

一、知识产权在刑事法律保护价值取向

( 一) 自由与保护

当知识已经成为权力的支配工具时, 知识产权的合理性就是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在知识产权创新的基础上, 扩大对于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必须的发展, 但这种发展结果会导致对新的技术垄断, 不利于市场的自由竞争, 由此了解刑法对于知识产权是一把双刃剑, 良好的把握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不良的支配是对市场的垄断, 把这个问题放置于任何一个社会里, 都是不可避免的, 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 知识产权与刑法就是这两个不同的群体, 法律的目的就是平衡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 实现每个群体的利益双赢, 建立起和谐的社会关系, 这也是我们刑法对知识产权保护时必要遵循的原则, 因此刑法就要在既保证市场自由竞争, 又要保护知识产权的私有性, 所以在立足于保护主义立场的同时, 加之以自由主义的理念, 使得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在一个合理的框架内进行, 这才是刑法对于知识产权的价值。

( 二) 权利与秩序

从法律的意义上看, 法律主要对于两方面有着保护, 一种是对于私人的财产权, 另一种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 前者认为侵犯了知识产权就是对人造成严重的伤害, 后者认为对于知识产权的侵犯不仅是对个人的侵犯, 也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在现在知识经济社会时代, 两方面的保护哪个更应该被重视? 由于在商业社会中, 商品经济就是一种交换的经济结构, 在商品的交换之前, 双方必须要承认对方的知识私有性, 由此决定了刑法必须要有一定的权利公正性, 法律必须有着权利的支持, 才使得法律能正常进行,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一样, 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必须立足于权利之上, 在支持私有化的情况下, 兼顾着秩序的维稳, 一种真正的对于知识产权的科学保护才能够建立, 反之如果没有在权利之上进行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不科学的, 不完整的。

二、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反思

( 一) 罪名的缺失

我国对于知识产权的犯罪设置了多达7 种不同的罪名, 能够比较全面的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的刑事责任, 但随着科学不断发展, 人们进行更多的创新, 渐渐发现现在的刑法法典对于知识产权的罪名存在着疏漏, 主要存在于下面一个方面: 对于商业机密的侵犯太过于简单, 我国虽然与其余大部分国家对于商业机密侵犯罪都相同, 都是将其作为一项重大犯罪来规定, 但我国却只是把侵犯商业机密罪作为一个单一罪名规定, 其余国家都是将其作为一类罪名规定, 在一类罪名之下, 可以在其中设置更多的若干罪名, 由于不同的行为手段反映出的社会危害性是不同的, 罪名设置的不够细致会导致一些犯罪被忽略, 一些对于知识产权的侵犯不被制裁, 这种对于知识产权的发展和保护都是不合适的。

( 二) 刑罚的不科学

在现代的刑法思想和政策的影响下, 在对于知识产权的犯罪刑罚上, 发达国家仍然以偏重罚金的惩罚, 适时的以一些格行的运用, 注重对于文明和经济的发展, 而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定刑有些不科学, 第一点是刑罚规定过于严厉, 世界各国虽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很细致, 但是刑罚却并不严厉, 我国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分为两个层次, 对于基本构成知识产权犯罪的, 处以3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对于情节严重者, 处以3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 很显然我国对于知识产权侵犯是相当严厉的。第二点是定刑的设置缺乏针对性, 世界各国在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控制都以利益为核心, 一般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来增加其犯罪的成本, 侵犯知识产权的都具备贪利性, 这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罪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通过对犯罪人的财产剥夺, 对其造成极大的痛苦。

三、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措施

为了弥补我国对于刑法保护上的不足, 应采用结合性立法模式, 发挥刑法的作用, 跟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 需要知识产权也作出合理的回应, 针对知识产权犯罪的新情况, 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模式应由集中型向结合型转变, 坚持刑法的基本前提下, 除了刑法典规定的知识产权外, 利用商标法; 著作法; 专利法等单行的知识产权法的规定, 充分发挥这些附属法的作用, 提高知识产权刑法的及时性, 同时确保知识产权保护的现代化实现。

四、总结

我国的刑法对于在现阶段科技发展之下的知识产权没能进行有效的保护, 主要存在于保护对象狭窄, 罪名不完善, 刑法不科学上面, 有必要向一些法制社会发达的国家学习, 既能有效的保护知识产权, 也能有利于法制社会的建设, 推动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田宏杰.论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J].中国法学, 2003, 03:141-152.

[2]旺娜.论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完善[D].河北师范大学, 2011.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10

一、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在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1.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专门法律规定缺失。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与希望, 确保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与合法权益才能够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在我国, 未成年人属于特殊群体主要部分之一, 司法领域中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法律援助条例》、《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中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条文。尽管在这些法律中对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内容都有所涉及, 但是其条文规定过于分散, 导致未成年人很难对自己的权利进行及时、全面的了解, 更不能够对权利进行合理地行使。这种情况一方面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 另一方面影响司法公正与效率。

2.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内容不完善。

我国的相关法律中并没有对法律援助主体的资质进行明确的规定, 导致对援助主体的要求过于宽松。在援助工作中, 庞大的工作量会需要较多的参与人员, 如果这些参与主体的知识不全面或专业知识较差, 将会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影响。此外, 法律援助主体存在差异性, 平时的工作中交集较少, 统一的培训与指导工作实现几率较小。如果未成年人案件法律援助主体不专业、不适合、不合格, 将会导致更多的麻烦, 不能够很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3.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程序不完善。

《法律援助条例》中缺乏对法律援助程序使用问题的具体规定, 只对法律援助的申请、审查与实施进行了规定, 并没有针对未成年人制定对应的法律援助申请程序。同时, 对于代未成年人进行法律援助申请的主体的规定也不完善, 法律中指出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申请主体为其法定代理人, 如果出现法定代理人参与案件中, 想要法定代理人为其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法定代理人对未成年人的所作所为并不知情, 将会错过申请法律援助的机会。

(二)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实施方面存在的问题

1.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缺乏。

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政府收入、社会捐赠等, 其中政府收入为第一来源, 包括政府直接的拨款与间接的拨款。直接拨款指的是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直接拨付的款项;间接拨款指的是司法机关费用中预留的法律援助事业款项。虽然我国政府及社会在法律援助费用的筹措方面较为努力, 但是费用依旧存在着非常大的缺口, 导致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缺乏经费保障。

2.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缺乏。

随着法律援助阶段的提前及范围的扩大, 法律援助人员的数量已经不能够满足需求, 而且其中具备了法律专业知识的援助工作人员所占比例较小。这就导致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存在着援助主体匮乏或者援助主体素质能力不足的情况, 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与司法秩序的维护造成不良影响。

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完善措施

(一)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法律规定的完善

1.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法律制度整合。

我国的多部法律法规中都有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规定, 但是这些规定过于分散的特点导致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对未成年人权利的掌握造成不利影响。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不断完善, 应该实现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条例等内容的整合, 形成较为全面且针对性较强的法律, 将所有未成年人的保护条文、规定都囊括在内, 为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及实施奠定基础, 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2.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完善。

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法律援助条例》、《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中都体现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但是中间程序衔接方面的法律要求并不具体, 导致实践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要实现衔接机制的完善, 充分利用资源, 重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首先, 法律援助机构要建立援助程序报告制定, 通过书面的形式, 详细上报援助过程中的每一个程序;其次, 司法机关要做到及时通知, 将利害关系人的意向向法律援助机构或工作人员进行传达;最后, 实现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配合与监督, 对司法公正进行维护。

(二)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实施的完善

1.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经费来源的扩展。

我国法律援助机构所需要办理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加, 如此庞大的案件数量导致经费消耗较大。法律援助经费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以政府为主、其他为辅。由于当前法律援助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 一方面要减少经费的开支, 另一方面要扩大经费的来源。通过法律援助专项基金会的成立与媒体的宣传来扩大法律援助制定的影响力, 通过增加社会援助与基金方面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此外, 还可以借助其他国家的彩票委员会提供部分法律援助资金的方式, 从我国的彩票收入中拿出一定的比例来对法律援助事业进行支持。此外, 在经费来源扩大之后将会得到更多的法律援助经费, 要对这些经费进行良好的管理, 做到专款专用, 确保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能够对这些经费进行合理、充分的利用。

2.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人员要求保障。

我国法律援助机构中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远不能够满足法律援助的需要。因此, 要适当增加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数量, 一方面依靠律师团队, 另一方面积极组建专业法律援助工作人员, 对律师的工作进行规范。首先, 通过媒体宣传法律援助的重要性, 吸引更多的人员参与其中;其次, 通过“未成年人法律援助进校园”的活动, 吸引更多的法律专业学生参与其中, 在未来的工作中能够积极为更多的人提供法律援助。

3.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培训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我国当前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模式采用的混合模式, 其中的法律援助主体包括援助中心专职人员、社会律师、社会团体等, 由于不同的法律援助主体承担着不同的责任, 而且其专业水平、职业道德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因此要对法律援助主体进行统一的培训, 提高法律援助主体的综合素质。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培训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只有参与一定期限的职前培训并考核通过之后才能够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针对未成年人等特殊的援助对象, 法律援助机构还应该进行定期的培训, 提高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 更好地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三、结语

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中已经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进行了相关的规定, 但是其较为分散的特点导致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此外,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 要有针对性的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 为未成年人提供更为全面的刑事法律援助, 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

摘要：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目的是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权力进行更好的保障, 主要的方式为法律服务费用减免。未成年人在刑事案件中处于弱势地位, 要通过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确保其刑事诉讼中的平等诉讼机会。随着我国未成年人数量的不断增加, 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问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过程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当前, 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在立法、实践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律援助

参考文献

[1]黄丹娜, 李汶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现状及立法建议[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0, 09:42-43+55.

[2]路琦, 董泽史.论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的发展与完善[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2013, 05:36-43.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11

我国有些地方在探索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并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这一制度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刑事被害人救助相关制度在我国现阶段还不成熟,下面是结合本人工作实践对于建立和完善刑事被害人相关制度的一些思考。

一、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对象的范围

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范围不应太死板,更不应限定犯罪类型,我们建立这一制度的原则是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损害赔偿途径未果的弥补;救助的目的是解除被害人因不法侵害所导致的生活困境。为此,对救助对象应限定为因犯罪受到人身伤害(限于重伤残疾及死亡)但无法从加害人及其他方面获得实际经济补偿,生活特别困难的自然人。范围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被告人被执行死刑,附带民事部分无力赔偿,且被害人及家庭生活极其困难的;(2)被害人被致伤、致残急需救治,被告人无力赔偿,被害人及其家庭无力支付巨额医疗费用的;(3)被害人死亡或失去劳动能力,依靠其抚养、扶养和赡养的人没有劳动能力和其他生活来源的;(4)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巨大物质损失,被害人及其家庭生活极端困难的。

二、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方式和途径

一是结合我国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现状,应以金钱补偿为主要救助方式,我们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被害人及时摆脱因犯罪行为而导致的生活困境,维持他们正常的生活,而符合国家救助条件的被害人或其家属也必须因犯罪行为而陷入极端困难的生活,解决这一问题最现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给予他们必要的金钱补偿,用以解决他们医疗或生活的燃眉之急,缓解其生活压力。

二是综合考虑被害人不同的被害情况及他们的实际需要或要求,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救助方式,比如对于被害人死亡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一次性救助难以维持以后正常生活的家庭,可以给其家庭成员或成年子女安排就业或对其进行技能培训,以排除其对以后生活的后顾之忧,或者将被害人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使其持续受到救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

三是引导社会帮扶刑事被害人,刑事被害人救助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法律不是万能的,具有一定的僵硬性,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不可能面面俱到。通过立法可以从经济上对刑事被害人进行补偿救助,但是不能直接地针对被害人的具体情况及时提供各种帮助和辅导。要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有效的救助,还应当积极发挥社会的作用。目前,社会团体、组织和志愿人员在被害人救助工作中的作用在我国尚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还没有得到发展,需要整合各种社会救助资源,弥补国家救助的不足。比如发挥妇联、共青团、工会、残联、社区以及新闻媒体在救助中的作用,允许慈善机构通过接受企业、社会捐赠设立专门的被害人补偿基金,通过发动社会志愿人员成立被害人救助热线或专门的被害人援助机构,做好被害人的心理辅导及家庭的善后工作等。

三、救助机构、监督机构的设置

救助机构及监督机构的设置应当本着既能方便被害人又能体现快速、高效、公平、公正的原则,同时救助决定机关与资金管理机关应当分别设立,二者各负其责,互相制约,并能接受监督机构的监督,使得国家能够客观公正地承担救助义务。从我国的实情出发,将被害人救助的决定机关设在法院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因为我们所探讨的被害人救助问题是由刑事案件引发的,在老百姓心目中法院就是为人们评理说法、明断是非、惩恶扬善、帮被害人伸张正义、解决问题的地方,所以老百姓对法院容易产生一定的信赖与依赖心理,法院作出的决定对百姓比较有说服力;再者,由于法院对大部分案件的案情比较熟悉,对被害人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所以从节省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和救助的及时性分析,法院具备更大的优越性。资金的管理机关应当设在最具经济实力的国家各级财政机关,并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决定机关的裁定,使被害人在被决定获得救助的第一时间内能获得金钱补偿,减少太多的中间环节可能为被害方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和浪费太多的时间,体现国家对被害人的关注之情,最大程度地抚慰被害方受伤的心灵。为切实防止救助决定机关、资金管理机关的决定有失公平公正,其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不作为或乱作为行为给被害人或国家造成损失,对救助活动的监督机构仍应设在最具监督实力的检察机关,立法上要使检察机关能够全程跟踪整个救助程序并监督救助活动的及时性、合法性。建议在我国基层人民法院及以上各级法院设置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审议委员会,实行两裁终局制,最高人民法院审议委员会的裁定为最终裁定。在救助裁定机构的管辖问题上,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案件审判管辖原则确定。

四、救助的具体程序设计

(一)申请。在无法从加害人处获得足额赔偿的情况下,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即可向审议委员会提出国家救助申请。为了督促被害人能够及时地行使权利,从而免去查证、取证的困难,有必要规定申请期间。作者建议,国家救助请求人请求国家救助的时效可定为两年,自犯罪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救助请求人在救助请求时效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償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当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已经被追究,申请时效可以延长至生效判决作出后的一年内。救助申请原则上应于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生效后,并且被害人不能从犯罪人得到足额赔偿时提起。但是有下列情形的之一的,申请人只要能证明被害人受到的侵害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在申请时效内提出国家救助申请,而不受有无生效的刑事判决文书的限定:(1)刑事案件立案后一年内未能破案的;(2)有确实证据证明犯罪人明显无力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的;(3)被害人经济特别困难,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4)其他应当先行支付的紧急情况。

(二)调查。审议委员会经过形式审查认为申请成立,决定受理后,由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调查。调查内容:(1)审查救助请求报告。包括案件的详情,被害人的责任,犯罪人的责任,被害人与犯罪人可能存在的关系,被害人同司法机关的合作情况等。(2)审查医疗状况。包括伤害的部位及程度,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3)查阅有关保险方面的规定,确定被害人是否可以从保险机构取得救助及数额。(4)调查被害人是否取得其他方面的经济援助。(5)调查被害人个人经济收入情况。(6)调查该案的刑事及附带民事诉讼结果,等等。

(三)决定。根据调查掌握的事实和国家救助的具体规定,审议委员会决定是否予以救助及救助数额。决定支付时,必须同时决定支付的具体金额及支付方式。救助金的支付方法,一般分为一次性支付和分期支付两种方式。对于医疗费、护理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救助金等应当一次性支付;残疾救助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应分期按月或年支付。这样规定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和年老、重伤害者的保护是非常合理的。

(四)先行支付。当案件情况复杂,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作出是否支付救助金及其具体金额的决定时,如果被害人的生活状况因其受害而陷入极度困难或被害人急需抢救而需治疗费用时,审议委员会有权在审查核实后作出先行支付救助金的决定。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之后,其经济需要的紧迫性和诉讼的缓慢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如果按照正常诉讼程序难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应当先行支付救助金。此后,如果审议委员会作出正式救助决定,则在先行支付的金额以内,国家不再有支付义务;最终决定的给付金额少于先行支付的金额时,领受人必须返还其差额;如果最终决定不予救助,领受人则必须返还全部先行支付的金额。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建议 篇12

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

1. 人权保护方面的不足

人权是指每个人都有其作为人而享有的平等的待遇, 它是最基本的公民的权, 在我国的重视度却远远不够, 更有甚者认为它只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两个字。在刑事诉讼领域, 保障人权具有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等刑事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二是保护被害人在内的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三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以往我国司法部门执行较弱的环节是保证犯罪嫌疑与广大民众的权益这两部分。犯罪嫌疑人在为定罪前就常会受到周围人的歧视误解, 主要原因就其人权未得到好的保护。而广大群众的人权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个人身份住址等信息的泄露都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有时甚至会招来灾祸。

2. 打击犯罪力度的不够

“重打击、轻保护”是许多人眼中我国打击罪犯的特点, 打击力度重固然是好, 可是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重点禁止的问题仍无法杜绝, 正如许多市民所议论的, 抓了放放了再抓, 许多罪犯无法定罪一直危害社会, 重点抓捕的罪犯逍遥法外等现象都使得我国司法部门及刑事诉讼制度被质疑。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传唤、拘传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个小时。侦查机关普遍认为时间太短, 难以完成侦查讯问任务, 而许多罪犯也利用这点故意拖延时间使得最终被释放继续做违法的事情, 这也说明了我国之前司法制度的漏洞。

3. 证据制度的不完善

旧法案中关于证据的内容很多: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规定, “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皆称作证据”。第42条最后一项还规定, “以上证据要经过查证属实, 才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条意在说明证据的真实性, 真实是证据的首要要素也是最难确定的一点后者作为补充意在强调证据作为真实事件的准确性, 但实际上证据调查取证难度十分大, 犯罪嫌疑人收买他人作伪证的现象层出不穷。

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建议

1.“保障人权”成新制度总则亮点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条的立法任务中写入“尊重与保障人权”是本次修法的一大亮点。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创设和完善的许多程序和规则都体现了尊重并保障人权这一重要原则。而保障人权中较为重要的体现是审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细化这一改变。刑讯逼供是对犯罪嫌疑人人权极大的侵害。但刑讯逼供类似的行为是无法完全杜绝的, 只有细化法律, 依法行事, 才能从根源上杜绝侦查机关滥用权力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现象。首先, 第116条中写道, 犯罪嫌疑人被遣送交看守所关押以后, 侦查人员对其进行的讯问的地点应是看守所。看守所工作人员与侦查人员相互制约监督, 使得审讯过程更加合理。其次, 审讯过程要保障人权出合理外还要透明。应该明令侦查机关在审讯过程中进行录像或录音, 这是保证侦查人员审讯不侵犯罪犯或嫌疑人人权的最有效的办法, 具体执行可在每个看守所审讯室内安装监控设备或派其他部门的人负责记录。应强行要求侦查部门执行, 保证执法透明。

2. 加强打击罪犯力度

加强打击犯罪力度与我们生活的十分密切, 各地加派警力巡逻保证市民安全就是这点的一个体现。它主要致力于减少黄、赌、毒现象, 这三类犯罪往往藏匿在广大群众之中, 在社区、歌厅等地多发。打击这类犯罪只靠侦查机关加强监督是不够的, 更需要广大群众的配合、监督举报, 然而广大群众多以旁观者的身份不监督举报, 这为执法带来了较大的难度。法律中应加入对知情不报者的惩戒。打击罪犯强度的增加还体现在逮捕条件的完善与细化上,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60条写道, 已证实犯罪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可以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 有逮捕必要的, 应依法逮捕。其中的“有逮捕必要”十分不明确, 要加以细化, 有证据证明罪行即要先行羁押或严格监控, 以防止发生逃跑或危害群众人身安全等意外。另外, 应加强取保候审的条件, 防止不法分子被取保候审继续做出不利于社会的事。

3. 完善证据制度

完善证据制度除要加强证据准确性的鉴定外, 更要着力于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要明确规定哪些关系的人可以作为证人出庭提供证词, 还要对证人拒不到庭和到庭后拒不作证的处罚, 更要加强对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 以防止证人接触过多的人而修改证词。

而对于违法收集到的对于案件有利的证据, 要给出合理的解释、保证没有危害广大群众的利益并上报上级获得批准才可以。对于解释不清的有利于案件进行的证据也应酌情不予采用。这就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侦查人员以非法手段获取得到的证据, 不可采纳为对被追诉人不利的根据。非法证据排查制度应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明确非法言词证据的范围及排除方式、明确非法实物证据的范围和排除方式、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阶段和责任主体。总之, 完善证据制度主要要着力于保护证据、增强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2012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意义上较为完整适合我国社会, 但随着不同类型刑事案件的发生, 其中会有更多需要改进之处。本文主要针对人权保障、打击罪犯力度、证据真实性和证人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给出了相关建议。这些地方大多需要或已经细化, 法律只有足够细致才能伸张正义维护社会稳定。我国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要不断学习在已发生的案件中获得经验,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制一定会在探索和实践中实现更大的进步。

摘要：我国在2012年出台修正的新的刑事诉讼法改革完善了1996年颁布的旧的法律法规。但随着社会进步, 刑事诉讼制度应向着新型化、完善化、大众化不断改革完善。

关键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教出版社, 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