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反腐法律法规

我国现行反腐法律法规（共6篇）

我国现行反腐法律法规 篇1

近年来,我国的电子商务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特别需要注意的是,2013年成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区更是明确了电子商务类经营性增值电信业务的外商投资可以控股,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形势大好。电子商务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良好的技术支持以及经济氛围固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电子商务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的支撑。只有建立有建立有关电子商务的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用完善的法律规范来调整电子商务相关方的法律关系,明确交易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才能保证和促进电子商务的科学发展。

一、电子商务法律规范概述

所谓电子商务主要是指以电子交易和电子服务为核心、利用互联网进行的各种商务活动的集合。以货品为主要对象的电子交易行为称之为电子交易,而以服务贸易为主要对象的电子交易行为称之为电子服务,两者相互独立,是电子商务的基础,电子商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得以形成完整的系统架构。

所谓电子商务法律制度,简言之就是调整在电子商务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与传统的商务活动相比,以计算机网络为载体的电子商务并没有改变其商务活动的本质属性,因此在电子商务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当然受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调整商业活动的法律规范的约束。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电子商务活动有其特殊性,针对电子商务活动中出现的新型的特殊数字化问题,现行的法律制度往往难以应对,这就要求与电子商务的特殊性相适应的电子商务法律制度的建立,既是适用于电子商务活动的专门法律规范,同时现行的商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我国现行的电子商务法律制度

(一)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现状

由于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对我国传统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冲击，我国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制定电子商务的相关法律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首先,《合同法》条文中有6条电子商务活动有关。第11条关于书面形式的规定明确将数据电文纳入合同书面形式的范畴,从法律上确认了数据电文的效力与传统的书面形式乡里相同;第16条第2款和第26条第2款界定了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要约和承诺的到达时间:第34条明确了采用数据电文订立的合同的成立地点;第24条对于数据电文行使下承诺期限的计算进行了明确界定。可以说,《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电子商务法律制度勾勒出了大致的框架,为电子商务法律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其次,《专利法实施细则》也间接地认可了数据电文的效力。再次,作为我国信息化领域的第一部法律,《电子签名法》确立了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同时对于如何规范电子签名行为、维护电子商务相关方的合法权益进行了明确界定，从法律制度上保障电子交易安全、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此外,许多行政法规、规章在电子商务立法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例如,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正式认可了通过联网下达证券交易指令、获取成交结果的委托方式的合法性。

虽然在电子商务立法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不可否认,我国现行的民商事领域的法律法规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与电子商务法律制度背道而驰,许多合同例如担保法上规定的保证合同、保险合同、保险单等均规定要采取书面形式,票据法规定票据应为书面形式并要求签名或签章。目前,现行的绝大多数民商事法律都是要求基于书面形式的。

(二)我国现行电子商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虽然我国的电子商务立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不可否认,建立一套完整的电子商务法律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国现行的电子商务法律制度还比较之后,电子商务立法不是由国家统一指导,而是行政部门多头立法,缺乏一部统一的、专门的电子商务法,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规定只是散见于一些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中,并未形成规范完整的体系,而且在电子商务的许多方面都存在立法空白,再加上电子商务相关的法律规范的位阶比较低,大多数属于管理性的行政规章,根本无法满足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活动的需要,在实践中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前不久发生的电商价格大战,充分暴露了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电子商务竞争无序、乱象丛生的现状。除了电子商务法律制度本身的问题以外,目前我国的电子商务法律制度还缺乏与之相配套实施的完善的信用体制,只有将个人信息与其信用相结合,加大失信行为人的不诚信成本,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因此,针对上述问题,必须尽快完善我国的电子商务法律制度。

三、我国电子商务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我国电子商务法律制度的原则

电子商务较之于传统的商务活动有其特殊性,买卖双方通常是不见面交易,因此在电子商务发展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许多特殊的问题,例如电子商务运行模式的选择和规范、交易双方主体资格的确认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问题、电子商务过程中所产生的数字化的商务行为以及相关的数据电文的法律效力问题、电子结算的规范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税收管理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电子商务交易双方之间的争议和纠纷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在完善我国电子商务法律制度方面应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鼓励交易、买卖自由、尊重交易方意思自治的原则,允许并鼓励电子商务的发展,鼓励支付服务机构不断创新;第二,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认可行业规则对于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规范效力,以应对法律规定的不足;第三,坚持富有弹性的法律条文规则,以应对随着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所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减少其滞后性。

(二)完善我国电子商务法律制度的建议

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套完整的电子商务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电子商务法律制度、建立一套系统完整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修订完善现行的法律规范,又要制定新的法律法规。

1、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填补电子商务的法律空白

目前我国的电子商务立法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法律漏洞,填补这些法律漏洞对于我国电子商务法律制度的完善无疑意义重大。要完善《合同法》,在《合同发》中增加对电子签名的效力以及如何认定的规定,进一步明确电子商务活动下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特别是作为消费者的买方权利保护问题以及当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的规定。第三方支付中介机构在电子商务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应从法律上肯定起作为一个新兴金融主体存在的地位,用法律规定它的成立条件、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

2、对现行的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法规进行全面清理

我国现行的电子商务法律制度有许多是基于传统商事交易的纸面环境制定的,其中的许多规则已经不适应目前电子商务活动的发展，甚至在法律适用方面会产生冲突,严重阻碍了电子商务的发展。因此,清理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现行法规是完善我国电子商务法律制度的重要环节。例如,对于电子商务交易中经常会用到的关于数字签名、身份确认、电子证据的效力等多方面问题进行明确、补充和完善,剔除与电子商务交易背道而驰、相冲突的规定,从而使我们的法律规定适应电的子商务活动的发展要求。

3. 建立配套的诚信机制

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引入诚信机制、建立信用体系是推动电子商务活动健康发展的保证。它直接影响到电子支付和正常服务的履约,决定着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效率和质量。在电子商务的条件下,买卖双方由于不是面对面交易,对于彼此的信用状况信息无法知悉。凭经验直觉、网上交流、网下调查等构成了判断对方信用情况的基本手段,然而网下调查需要高昂的成本,而直觉和网上交流是不可靠的,因此在交易信息、供货、付款等方面很容易会出现诚信问题,如果问题长期存在,必将导致人们对电子商务失去信心,因此,必须加快健全我国的信用管理体系,建立失信黑名单制度,对于失信行为人实施禁入、罚款等一系列处罚,确保电子商务交易当事人诚信履约。

4. 重视与国际电子商务法的接轨

电子商务活动的范围并非仅限于国内,很多情况下会突破国界,因此我国的电子商务法律制度要高度重视与国际电子商务立法的接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已经确立了一部示范法,对于规范国际间的电子商务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奠定了电子商务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基础。而且,我国已经加入WTO,需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因此,我国在电子商务立法时,要充分注重与国际电子商务法律的兼容和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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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利明.电子商务法律制度:冲击与因应[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3]周忠海.电子商务法导论.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0

[4]沈木珠.中国电子商务立法的几个问题[J].河北法学,2001:1:第19卷

[5]蒋坡.我国电子商务法律调整问题[J].政治与法律,2000;第1期

我国现行反腐法律法规 篇2

外语教育是一种语言教育。语言教育不同于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其他课目教育，语言教育有其特殊性：语言和民族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的重要特征。由于语言具有民族性特征，大部分国家都有相应的法制进行规范。同样，我国也制定了一系列调整语言关系方面的法律法规。所以，作为语言教育的我国外语教育，其制度设计必须考虑语言的民族性特征，遵守有关法律法规，防止把外语教育和数学、物理、化学等普通课目教育相提并论。

一、外语必修制度的法律分析

我国现在有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通用语言文字法、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幼儿园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语言文字进行法律规范，但现行外语教育制度在多方面违反以上法律法规。

1.外语必修制度使中国公民因为不懂英语等外语而被剥夺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马克思主义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反对强迫一个民族学习、使用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我国宪法第4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也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种法定的自由应该包括这样一种涵义：中华民族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仅仅通过中华民族的语言就可以获得受教育和职称晋升等权利，并不以掌握其他民族语言为条件。但是，在外语必修制度的要求下，许多人却会因为不懂规定的外语而被剥夺读中学、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受教育权，被剥夺职称晋升的权利。中国公民因为不懂其他民族的语言而被剥夺在中国的受教育权和职称晋升权，这显然违背宪法和法律精神。

我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法规也对普通话的推广作出了一些规定。但在外语必修制度的作用下产生的现实却是：一个中国公民普通话水平不高影响不大，可以考硕士、博士；但一个中国公民外语水平不高则直接影响一生的教育和发展，就是读函授、自考本科，也有学位外语考试在卡住你，更不用说读硕士、博士了。由此可见，外语必修制度把外语的地位置于中国人的母语之上。

笔者认为，对于外语学习而言，我们都应该和越南、泰国、韩国、埃及等其他国家的民族一样，不应该在不自愿的情况下被迫学习。更何况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而且并不是一个所有文化都需要向其他民族学习的劣等民族。中华民族当然应该向其他民族学习，但这并不等于要求全体中华民族儿女都学其他民族的语言，而应该让国民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选择。

2.学位与外语四六级挂钩，涉嫌违法。对高校的学位授予行为，中国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80年2月制定、1981年1月实施并于2004年8月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进行规范。该条例对学位授予条件作了明确规定，学位授予条件分“课程考试成绩”、“论文答辩”(学士学位没有要求“论文答辩”)、“学术水平”三方面。只要符合以上三个条件，学位申请人就有获得学位的法定权利，因为这是条例明确规定的，任何高校都无权剥夺。以上三方面显然不包括外语四六级。

有人认为，外语四六级可以纳入“课程考试成绩”的内容进行要求。笔者认为这是对法律的误解。因为大学开设的外语课，各高校在课程结束时都有一个课程考试，其成绩就是“课程考试成绩”，该成绩还记录在学生的档案内，具有“课程考试成绩”的法律效力。

有人认为，高校是不是可以用办学自主权来设定学位与外语四六级挂钩呢？这是不可以的。因为法律已经对学位授予条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任何人不可以违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体现在课程设置种类、课程考试的难易程度、论文答辩的难易程度、学术水平要求等方面。某高校认为外语重要，可以增加外语课程考试的难度，但不能在条例规定的三大条件之外增加其他条件。

3.外语必修制度，不符合国际通行惯例。据笔者了解，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实行外语必修制度。实际上，不但现在没有，就是纵观人类历史，实行外语必修的现象也是很少的。世界各国人民当然也有很多学习外语的，但一般只是鼓励、引导等，而不是像中国这样实行外语与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挂钩的外语必修制度。

二、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弊端已经很严重

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是在中国英语人才奇缺、以致于影响到中国当时外交工作正常开展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生的，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任务，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执行该制度20多年以后的今天，在人才市场的英语人才已经大量过剩、而周边国家语种的外语人才又相对紧缺的情况下，该制度的弊端就显而易见。

1.消耗了国民太多的时间、精力。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精力学外语？这虽然难以精确统计，但我们不能否认，外语学习确实花了国民很多时间精力。

据有关权威机构的调查表明，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精力投入到外语学习上了。但是这些大学毕业生实际达到的外语水平确实十分有限。就是在已经取得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证书的学生中，能够比较流畅地阅读英语原文现代报刊，或能够比较流利地进行英语对话的人还是极少数。大多数学生实际掌握的英语除了应付毕业考试、入学考试、证书考试以外，几乎派不上其它用场。

2.严重阻碍、扭曲专业人才发展，破坏人才生态系统。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元的，而人才的形成由于受天赋、兴趣、环境、经历等方面的影响，也是多元的，是各有特点的。这种多元人才之间的相互补充，适应着社会对人才的多元需求，构成生气勃勃的人才生态系统。要保护人才生态系统，必须保护人才发展方向的多元性。中国的外语必修制度，抑制了人才的多元化发展，阻碍、扭曲了专业人才发展，破坏了人才生态系统。

一是外语学习占用了大量专业学习时间，影响了专业学习效果，也降低了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造成学生综合能力的欠缺，甚至拉大了中国专业人才与国外的差距。

二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才失去了专业发展的机会。比如一个报考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考生，由于外语差，即便专业再优异也是白搭。

三是阻碍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专业人才的培养。生活在中国广阔边疆地区的居民，由于他们和邻国居民长期友好往来，有不少还和邻国同属于一个民族，所以有得天独厚的学习外语所必须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掌握邻国语言也就轻而易举。但是，在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要求下，他们却不得不学习对他们来说用途不大的英语，而实际上学英语恰恰是他们的弱项。所以，许多少数民族学生或者因为学英语困难而荒废学业，或者因花费大量时间学英语而荒废其他专业，后果是阻碍了边疆民族地区专业人才的培养。

3.使中国教育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学会一门外语，应该学会用外语来听、说、读、写，而不是通过死记单词、琢磨语法、研究考试技巧来对付考试，使学生从踏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天开始，再次陷入“听讲—死记—应考”的怪圈，大学、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外语教学也被迫再次循着“单词—语法—考试技巧”的老路走，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

4.影响汉语学习，有损中华文化传承。2005年2月底，国家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呼吁：不能重外语而轻母语；母语是民族的标志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及组成部分，其应用水平体现和直接影响着民族的教育、文化和素质。笔者认为，中国目前重外语轻母语的现象已经很严重，已经影响了汉语的学习，损害了中华文化的传承。

本来，汉语是联合国的五种工作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而且全球“汉语热”正持续升温，包括美英日韩等100多个国家的2300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达3000万。可是在我国，国民对汉语却表现出一种严峻的冷漠。甚至在一些大学里，中文专业学生过不了英语四级考试就拿不到学位，可写不出锦绣文章却没人计较。

语言本身是一种工具，同时又是一种文化，一种语言是一种文化的承载体，对于培育民族精神、孕育民族情结、弘扬民族文化都有极强的凝聚、教化作用。母语的衰落必将深刻地影响到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5.阻碍了中国外语教育的区域多元化发展。中国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在语种上限于英语、法语、日语、俄语、德语等少数几种。可是，中国国民对外语的需求远远不止这几种外语，而是几乎涵盖了全球各个国家的语言。特别是在边疆地区，对邻国外语需求一般要多一些。如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架构下，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疆地区对包括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泰国语、缅甸语等在内的东盟国家语种人才需求将越来越普遍。但是，由于广西、云南等地目前都是执行全国统一的外语教育制度，高考、硕士博士入学考试以及职称考试等语种仅限于英语、日语、俄语等少数几种，这样就必然不利于西南地区培养东盟国家语种的外语人才。

三、依法理性重构中国外语教育制度

外语教育作为语言教育，有不同于数学、物理等一般课目的特殊性，它涉及到民族特性。不但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对此有专门的论述，而且我国也有多部法律法规对语言有所规范。另外，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已经不符合目前的时代要求，而且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弊端，急需改革。笔者在此提出自愿化、专业化、基础化、区域化和激励化的改革思路。

1.自愿化。一个人学不学外语，完全由个人自由选择。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将高考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公共外语科目以及外语专业第二外语考试科目取消，或者由高校自己决定是否开考；将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公共外语科目以及外语专业的第二外语科目取消，或仅作为任意选修课；取消职称外语考试。特别是应依法禁止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大学学位证挂钩的做法。

有人担心，外语学习自愿化以后，谁还会学外语呢？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如果学外语有用，会给学习者带来利益，那么，自然会有人学。其实，我们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主要是指英语，而越南语、泰国语等其他语种是没有纳入必修的，但越南语、泰国语等其他语种人才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完全实现了自我动态平衡。

2.专业化。如果说中国目前在人才市场上出现外语人才缺乏的问题，那一定是外语专业人才缺乏，而不是全民外语水平的问题。有资料也显示，中国是翻译大国但不是翻译强国，因为翻译的总体水平不高，鱼龙混杂、粗制滥造之作很多。造成中国翻译“大而不强”的首要原因是外语专业人才少。所以，中国有必要把更多的资源投放在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而不是把资源分散在全民外语普及方面。

3.基础化。笔者认为可以在小学、初中阶段开设外语课，但不要纳入升学考试当中去。这种基础化的外语教育，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幼年学语言的优势，为以后在必要时的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一方面学习压力不大，不会浪费大量时间，也不会扭曲专业人才发展。

4.区域化。在基础阶段的外语学习，笔者认为不要全国都学英语，而应根据各个地区的特点进行安排。比如在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疆地区宜选择越南语、泰国语等东盟国家语种，在辽宁、吉林等东北边疆地区宜选择朝鲜语、日语等语种，在黑龙江、内蒙古等北方边疆地区宜选择俄语、蒙古语等语种，这样既发挥了语言学习环境的优势，也更加实用。

我国现行反腐法律法规 篇3

关键词：循环经济；法律体系；问题；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法律和政策上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基本的制度环境。从数量上看，有关环境污染方面的立法有5部，资源方面有3部，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法律有11部之多。在吸取地方立法经验的基础上，2008年8月29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自2009年1月1日实施。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循环经济起步较晚，立法理念与法律制度设计还存在不少的缺陷。

1.循环经济立法理念滞后

在我国，关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新理念和内容并未纳入到宪法、环境保护的基本法中。虽然在实践上，我国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的问题很突出，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仍然尖锐，而我国现有环保法律的立法思路主要仍然基于末端治理或分段治理，对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及规制重视不够。

因此，应当调整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理念，在立法中必须要注意到循环经济模式与末端治理模式二者在理念和方式上所具有的显著区别。过去有关环境领域的立法主要针对的是自然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少量针对的是恶化环境的重大事件，因此，属于被动性立法；现在循环经济立法应当强调有效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以保护资源、防治污染、保护环境为主要目标，增强主动性和控制能力，通过循环经济立法确定政府、企业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引导和促进公众介入和参与循环经济系统的建设。同时，对于国际范围内的循环经济法中为大多数国家认同的一些原则，也是我们在循环经济立法应当加以确定的，例如各国对其管辖范围内的生态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的原则、全球协作精神原则和公平承担责任原则等。

2.循环经济的立法体系有待完善

根据当前国外成熟的立法经验说明，我们国家在循环经济立法方面有这样几个方面需要完善：

2.1宪法需要修订

通过修订现行宪法，承认环境权所具有的基本人权属性，并赋予其宪法权利的地位。事实上，环境权既是生存权，又是发展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不能缺少的前提。因此，必须整合我国现行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对循环经济的国家发展战略作出明确的宣告；修订我国宪法第9条第2款的规定，把“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这一规定改为“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节约和合理利用，促进废旧物质的良性循环和能量的梯级利用”，把发展循环经济确定为与保护环境并重的基本国策。

2.2循环经济基本法律《循环经济促进法》的配套立法需要制定

首先，根据这一基础性法律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各个专项法律。我国应以《循环经济促进法》为基本法律框架，抓紧制定更为具体的法律法规。根据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立法实际，我们认为，我国目前缺位的主要循环经济单行法至少包括《汽车再利用法》、《包装物再利用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电子产品回收再利用法》、《绿色消费法》、《废弃物处理法》等。同时，从循环经济立法体系分析，现行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节约能源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对循环经济某一具体领域的制度规定零散且抽象，缺乏系统的实体与程序解决机制，因此，很有必要采取专门立法和完善现有立法相结合的方式加以解决。除此之外，法律体系的不健全还体现在资源法、环境保护基本法和专门法之间，缺少一类跨行业和跨部门的综合性法律，以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进行综合规定，例如像日本的《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和《废弃物处理法》这样的法律。

2.3《环境保护法》需要修订

将循环经济的理念纳入到环境保护法等基本法律文件。在环境保护法总则中对循环经济作出原则性规定，在分则中单列清洁生产和资源的回收、再用、再生利用规定。同时，增加相关程序性规定，增强可操作性。

2.4循环经济的关联立法文件需要修订

我国仅有的几部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循环经济方面的关联立法甚少，但过去由于缺乏一些综合性法律的统一指导和协调，相互之间仍然存在不少冲突和矛盾，且普遍不具有实际操作性。例如，很多国家对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限内实行普通退税甚至特别退税政策的普遍情况相比起来，我国没有规定这方面的优惠政策。相对高额的税收负担的这些负面作用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遵照已经出台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对于已有循环经济关联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清理和修订，对这些法律的不足进行修正，以使现有的各循环经济关联法律文件与《循环经济促进法》相适应。

2.5需要制定和完善循环经济的专门条例和行政规章

为了与这些法律相配套，我国政府还需要制定与之配套的法规条例。例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条例》、《资源综合利用条例》、《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条例》、《环境监测条例》、《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能源开发环境管理条例》、《清洁生产审核办法》、《重要生态功能区管理办法》、《废旧家电回收利用管理办法》、《重点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强制回收的产品和包装物回收管理办法》、《包装物回收利用管理办法》、《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管理办法》、《节约石油管理办法》、《转基因活生物体进出口管理办法》、《能源标识管理办法》等。另外，在制定专门条例和行政规章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充分结合我国的国情，强调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为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打下基础。

除法律体系需要完善之外，审视循环经济立法内容，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单个企业层次、区域和全社会层次以及综合层次上的循环经济法律规制不完善，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生态环境资源产权法制存在先天不足，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权属制度和环境容量资源权属制度两个方面。

3.地方性循环经济立法滞后

循环经济立法作为一个全新领域，在国家逐步进行循环经济立法的同时，许多省、直辖市、自治区也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地方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目标，并通过一系列的文件将这些既定的方针、战略固定下来，但真正能够体现循环经济内在要求的地方性法规并不是很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性法规是：《山西省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细则》、《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云南省清洁生产审核实施办法》、《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决定》、《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等。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大大促进了当地循环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国家层面的循环经济立法提供了很好的立法经验。例如《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该法明确规定循环经济立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废弃物的产生，推进新型工业化，保障生态城市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该条例还明确地从

城市规划、政府职能、清洁生产、资源再生利用、法律责任等方面规定了很多具体细则，非常具有操作性。深圳市于2006年3月审议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还确立了发展循环经济的中长期规划、绩效考核、政策扶持、政府采购等10多个重要制度。

虽然不少地方进行了循环经济立法，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我国大多数地方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是以环境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因此，许多地方循环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仍处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运行主流的边缘状态，与此相应的地方循环经济法规政策制度仍很粗糙，对地方循环经济发展的促进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

3.1缺乏综合性的循环经济地方立法

当前，我国有许多省、直辖市、自治区制定了清洁生产方面的实施细则和办法，不少省、直辖市、自治区制定了固体废弃物方面的管理条例，如上文所述，还有个别的省份制定了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和资源综合利用条例，而几乎没有地方全面制定这些综合性地方法规、地方性规章、法律性文件等，使他们之间形成系统的循环经济地方立法体系。

3.2缺乏地方循环经济的专项立法

例如关于强制回收和回用名录的建立、废弃条件的设置、工艺标准及技术性规范的设立、回收和回用率的确定、循环信息的公开等法律问题，各地目前非常缺少这方面具有可操作性的专项法规。

3.3欠缺对企业实践循环经济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这方面的措施例如财税、价格、投资和金融政策等方面相应的利益激励机制非常缺乏，一些企业宁愿支付罚款也不愿意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加大投入。不少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违反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的行为，不能加大处罚力度，不能对企业的行为起到有效的规范作用，使得减排节能等循环经济实践在经济活动执行过程中仍呈现边缘状态，经常被企业规避。

4.相关配套的制度建设不够完善

要发展循环经济就必须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转型，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肯定需要逐步重建一套新的经济制度体系来在转型的过程中支持这一经济发展转型完成。为此，我国应该优先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配套制度完善：

一是补贴制度需要完善。需要取消各种扭曲能源、资源价格的各种补贴。

二是价格制度需要完善。需要落实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价格和收费政策，完善我国自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更好地发挥配置资源中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三是税费制度需要完善。例如企业排污费的征收标准需要提高，以减少污染排放；对企业开征生态建设税，将所得的这部分税收收入主要用于中西部的生态建设：对企业征收新鲜材料税和产品包装税，促使企业少用原生材料：推动征收城市居民污水处理费和垃圾处理费：同时，还应当全面实行有毒有害物质的包装物、电池或包装容器的押金返回制度。

四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循环经济产品的标示制度，推动政府绿色采购，鼓励公众购买循环经济产品。

五是需要大力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推进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

六是把循环经济发展转为政府投资的重点领域，对一些重大循环经济项目进行贷款贴息、资金补助或直接投资，发挥好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示范、引导作用。

我国现行反腐法律法规 篇4

印花税是一个很古老的税种,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誉为税负轻微、税源畅旺、手续简便、成本低廉的“良税”。中国的印花税制最早试行是1885年。1912年,北洋政府根据清末印花税则重新修订,拟定印花税法13条,同年10月,经参议院通过公布。1913年,北洋政府首先在北京开征印花税,收入5万元。其后,各省政府相继开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征收[1]。

1950年,《印花税暂行条例》颁布,我国正式开征印花税。到1958年工商税制改革时,将印花税并入了工商统一税,此后未单独征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1988年8月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于当年10月1日起施行,从而将印花税作为一个单独的税种开征。

2 我国现行印花税制的法理分析

2.1 印花税的概念及征税范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条例》所列举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按照《条例》规定缴纳印花税。下列为应纳税凭证:一是购销、加工承揽、建设工程承包、财产租赁、货物运输、仓储保管、借款、财产保险、技术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二是产权转移书据;三是营业账簿;四是权利、许可证照;五是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同一凭证,由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签订人各执一份的,应当由各自就所执的一份全额贴花。

2.2 我国印花税的立法原则

2.2.1 印花税的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包括四部分:第一,税种法定。税种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非经税种法律规定,征税主体没有征收权力,纳税主体不负缴纳义务。第二,税收要素法定。税收各要素即征税主体、纳税主体、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和地点、减免税、税务争议及法律责任等内容都要在税收法律中予以明确和详细的规定。第三,税收程序法定。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实体权利义务得以实现所依据的程序性要素须经法律规定,且征纳主体各方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第四,合法性原则。税收立法权、执法权的设定及其这些权力的行使程序和由哪些部门行使,要有法律明确规定,包括中央和地方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及各级税收执法部门执法权限问题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2.2.2 印花税的税收公平主义

税收公平主义又称税收公平原则,是指纳税人的地位必须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进行公平分配。一是税收的负担公平,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前者指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当缴纳数额相同的税收,后者是指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当缴纳不同数额的税收,才能限制政府不顾纳税人具体情况而采取摊派式的征税办法。二是税收的经济公平,是指通过课税机制建立机会平等的经济环境。在这种机会平等的基础下,人们按能力进行竞争,通过自身努力增加收入,由此形成的差别应当认为是合理的,所以,对收入也应采取比例征税。机会平等的标准是劳动和贡献,而不是血统和出身、地位和权力、金钱和财富。

2.2.3 印花税的税收效率主义

印花税的开征符合税收效率主义,是指成本与效益、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税收的效率主义要求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发展或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障碍。

印花税的“轻税重罚”原则以及“三自”征收方式能比较好地体现税收效率原则,但是,在征税范围和税率的设计上也有不少漏洞,在下一步的税制改革中要适时完善。

3 完善我国现行印花税制的建议

1)调整征税范围,扩大税收基础。第一,将《合同法》列举的合同全部纳入征税范围,且对应税凭证不再采取正列举方式,仅对免税凭证进行列举。第二,扩大权利许可证照的征税范围,将主管部门如文化、卫生、公安、消防、烟草、林业、安检等发放的证照列为征税范围。第三,为平衡税负,对虽未签订合同、协议,但通过电子商务等方式进行网上经营的活动,比照证券交易印花税征税办法,按实际交易额征税[2]。

2)调整征税标准,简并税目、税率。除了权利许可证照、营业账本实行定额税率外,对合同、凭证实行四档比例税率。印花税税率低、税负轻,比例税率之间税负差距不大,为了便于征管,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征税成本,建议调整征税标准,简并税目、税率。

3)明确扣缴义务人,加强源泉控管。印花税税源零星分散,难以控管。《条例》虽然规定“发放或办理应税凭证的单位,负有监督纳税的义务”,但没有明确规定发放或办理应税凭证的单位负有代扣、代缴义务。如果上述单位不按规定履行纳税监督义务,税务机关既不能强行要求其代扣、代缴,又无依据对其处罚。因此,建议在《条例》中明确发放权利许可证照的主管部门和合同签证、公证部门为印花税代扣、代缴义务人,不按规定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的,按《税收征管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4)单边征收,即只对买方或卖方征收。目前,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实行交易税率单边征收,其中既有对买方单边征收,也有对卖方单边征收。采用单边征收的方式,既降低了印花税水平,也使得买方成本和卖方成本不一致,进而体现出不同的税收扶持政策。

5)完善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制度。依照《条例》规定,印花税税目只包含购销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财产租赁合同、货物运输合同、仓储保管合同、借款合同、技术合同、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权利许可证照,并不包含股票,所以,股票交易印花税的确立没有法律依据,股票交割实行集中托管和无纸化交易使得股票交易使得既无有形书据又无法计算贴花,这样勉强说对股票交易是比照“产权转移书据”的规定征收印花税是不准确的。

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还承担着部分资本利得税的功能。可是,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一种行为税,资本利得税是一种所得税,将这两种毫不相关的税种“合并”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且,资本利得税是对证券投资收益征税,没有投资收益就不用交税,而高额印花税将资本利得税包含进去,投资者无论盈亏都要支付,这本身就不公平。所以,要适时推出证券市场的资本利得税,但是当前并不适宜立即开征资本利得税,因为最近一年来投资者备受打击,证券市场的“赚钱效应”非常微弱,开征资本利得税给投资者加税的印象,可能会对证券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导致股市混乱[3]。

与当前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可按照“宽税基、低税率”的原则对证券交易印花税进行适当的改革。一方面应尽快填充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真空地带,将目前的征税范围扩大到企业债券(包括可转换债券)交易,而对国债交易和基金交易可以继续实行免税,对国家股、法人股交易也可以考虑征税。另一方面,在全球股市不景气的情况,适当降低税率,以激励股市重新反弹。

参考文献

[1]齐银昌.印花税史[J].北方经济,2002(2):30.

[2]邹鹤,朱冬,冯峰.印花税纳税常见问题释疑[J].中国税务,2007(5):41.

我国现行反腐法律法规 篇5

张 宏 吴 焱

一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执行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如果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上述规定确立了我国的执行异议制度。我国民诉法的这一规定赋予了相关案外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仍然存有以下缺陷：

(一)缺乏被执行人实体权利的救济途径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执行异议制度，应属于实体上的救济方法，是一种实体诉权的表达形式，是执行异议人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之间对物权的对抗。据此，被执行人即使认为其实体权利在执行程序中受到侵害而提出不同意见，也不属于执行异议，并不必然引起执行救济程序。而德、日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执行立法中，均对被执行人的实体权利保护途径作了明确规定，即通过债务人异议之诉予以救济。如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14条规定：“执行名义成立后，如有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示之事由发生，债务人得于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提起异议之诉，如以裁判为执行名义时，其为异议原因的事实发生在前诉讼言词辩论终结后者，亦得主张之。”

(二)缺乏程序权利救济途径

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执行机关因违法实施执行行为而由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救济的方式。司法实践中，对于执行机关违反执行程序、错误采取强制措施以及其他侵害利益的行为，当事人惟一的救济途径就是向上级法院提出申诉，从而启动执行监督程序。但执行监督与执行救济是两个不同概念，其实施过程体现在法院系统内部，当事人无从参与，不是执行程序所专有的救济方法。而且执行监督程序的启动往往不是依申请为原则，而是法院的职权行为，程序是否启动的主动权在上级法院。而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执行立法中，均对执行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程序权利保护途径作了明确规定，日本强制执行立法中称为执行异议和执行抗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中规定为申请和申明异议。

(三)执行异议制度在设计和适用方面的欠缺

案外人因其实体权利遭受侵害而提出保护其权利的主张，构成一个独立的诉，案外人理应有权诉请法院通过审判程序来解决。而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案外人的主张只能直接向执行员提出，由执行员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审查，而不能采取诉讼的方式保护其实体权利。这显然与诉权基本理论不符。

同时，执行员对执行异议享有绝对的审查和确定权，异议理由是否成立完全控制在执行员手中。不难看出，执行员对案外人异议的审查，实际上就是执行员依据案外人提供的证据，对一个未经审理判定的新的独立的法律关系进行审查，从而判定案外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并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定的过程。这种审查与判定，从实质上讲，与审判活动并无不同之处，而这恰恰与执行程序只调整程序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根本相悖的。在未规定执行异议审查程序，监督约束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这种审判权性质的审查权的行使，有时难免会具有随意性，也为某些执行员的枉法裁判创造了条件。虽然法院执行机构正进行内部运行机制的改革，实行执行权内部权能的分离与制约，将执行裁决、执行实施、执行异议审查权三

种权能分别赋予不同的合议庭，但是，实现三权分离只是起到了规范执行机构内部权力运行的作用，并没有改变用执行程序代替审判程序的现象和由执行员处理执行异议这一特征，民事诉讼中各种程序之间职能混乱的状况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此外，由于驳回异议的裁定是终局裁定，执行异议人没有上诉权。因此，在执行员作出处理决定而强制执行后，即使该裁定是错误的，案外人也难以再有其他途径寻求法律救济，其合法利益仍然缺乏法律保障。

二

鉴于我国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存在的缺陷，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执行立法，结合我国执行工作实际，对执行异议制度应加以充实和完善，以切实保护执行当事人、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一)设立执行异议程序和普通诉讼程序的转换制度，完善案外人异议制度，增设债务人(即执行程序中的被执行人)异议制度，将案外人异议之诉和债务人异议之诉作为实体上的救济制度，并统称为“异议之诉”。

如前所述，准许案外人、债务人提起异议之诉是符合法理的。案外人对强制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债务人以排除执行名义的执行力为目的提出请求事由，是基于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债务人与债权人在本案之外存在的一个独立的未经审理判明或未经确认的法律关系。案外人、债务人就这一法律关系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审理判明或进行确认，是案外人、债务人应享有的基本诉权，这一诉权即使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也不能随意剥夺。结合司法实践，该制度应具备以下内容：1.告知和征询制度。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如果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法院有义务告知其可以在一定的期限内(如规定十日)，以债权人、各债务人为共同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而对于债务人提出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之事由的，法院则有义务告知其以债权人为被告，提出债务人异议之诉。同时，法院可以在告知案外人、债务人享有诉权的同时，在不损害案外人、债务人利益的情况下，就案外人与债务人的执行异议先征询申请执行人的意见。若申请执行人放弃对该执行标的的执行或撤销执行申请的，则法院可以据此终止对该标的的执行或终结该案的执行程序，案外人、债务人也就可以无须提起异议之诉。2.审判制度。对于异议之诉，为了简化和方便司法，可规定其在程序上一般适用普通民事审判程序的各项规定，即异议由执行法院立案受理并审查。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裁定驳回。案外人、债务人对驳回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的，应予立案，案件进入普通程序。由于强制执行的特殊性，在案外人提起异议之诉时，已开始的强制执行并不当然停止。3.异议裁决后的处理制度。法院经审理，如认为案外人的诉讼请求有理由，应判决宣告案外人对特定财产有特定的权利，法院不得再对特定标的物进行强制执行。对于债务人异议之诉，如其有理由，就执行名义未实现的部分，则可以排除执行力。如诉讼请求无理由，法院应驳回诉讼请求。同时，为了促使案外人、债务人有效地行使诉权，在案外人、债务人主张不成立，诉讼请求被驳回的情况下，如果申请执行人因此而受到经济损失的，应判令案外人或债务人给予赔偿。

(二)完善现行的执行救济制度，设立程序上的救济制度即“执行异议”，赋予受非法执行侵害的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案外人强制执行救济方法，从而保护他们的程序权利，同时也促使法院的执行行为依法进行。

笔者认为，该制度的具体内容为：1.执行异议的主体。不仅案外人可以提起执行异议，执行当事人也可以提起执行异议，当事人异议甚至应当成为执行异议的主要方面。2.提起异议的事由。提起异议的事由一般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针对强制执行的种类;(2)针对强制执行的方式;(3)针对强制执行的程序;(4)针对执行的处分;(5)针对其他侵害利益的情形。案外人与执行当事人可以对侵害自己程序性权利的上述五种方式中的一种或者几种提出异议，异议请求应逐项列出。3.异议提起的时间。异议应在执行开始以后终结以前提出。4.异议的处理。为了与现行我国执行机构的现状和内部权力运行机制相协调，异议由执行机

对我国反腐败法律对策的思考 篇6

一、从立法的角度来看, 我国《刑法》应加重对贪污受贿罪的量刑, 加大贪官犯罪的成本, 敲山震虎, 以达到预防腐败的目的

我国《刑法》中对贪污受贿罪是这样规定的:个人贪污受贿金额不满5000元情节较重的, 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较轻的,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 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 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没收财产,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以死刑。简单来说, 贪污受贿5000元才被视为犯罪, 10万元以上才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贪污受贿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高官也很少有被判处死刑的。

国外许多国家的做法均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在法国, 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 同一涉案数额, 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对普通老百姓的量刑要高出40%到一倍。譬如说, 普通百姓偷盗5000元被判处2年徒刑, 那么公务员贪污受贿5000元就要被判处4年徒刑。道理很简单, 这就是知法犯法、明知故犯。也就是说同样性质的犯罪, 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普通老百姓翻一番, 对司法人员的量刑在公务员的基础上再翻一番。外国除了用重典严惩贪官外, 还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制约、监督公务员的言行和财产, 以便对公务员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

二、从执法的角度来看, 应加大执法的力度, 严格执法, 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

在现实生活中反腐倡廉的相关法律制度往往是执行不力, 法律出台仅停留在做做宣传、组织学习、提提要求上, 对法律制度的真正贯彻落实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我们要切实做到用强硬的法律制度来管住手中握有实权的高官, 保证把为人民赋予的权利, 切实用在为人民服务上。就要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 严格执行反腐倡廉的法律制度, 关注民生、维护民利。特别是针对一些实权部门, 例如:物价、税务、财政、人事、建设等腐败多发部门, 要强化责任追究制, 对发生的违规违纪行为, 严厉打击绝不姑息, 要毫不留情从源头上真正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一些高官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保护伞, 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在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 极力保护腐败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姑息纵容、为犯罪行为开绿灯, 想尽一切办法插手干预影响审判结果而导致的不捕、不判、少判等。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加大公众监督举报的力度, 让国家机关的执法之手变得强硬起来。

三、从司法的角度来看, 应严格依法审判

从近年来被依法惩处的贪污官吏的级别和数量来看, 我国当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有的地方司法不公、贪赃枉法, 甚至引发串案、窝案, 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为此, 要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 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促进司法公正, 严格依法办案;同时要剖析典型案件, 增强破案的能力, 堵塞漏洞, 以完善制度, 提高办案的质量, 发挥司法审判案件在治本方面的作用。还要严肃查处利用司法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 充当黑势力保护伞的不法行为。特别是要重点查办在安全生产、工程建设、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典型腐败案件。要加大对腐败犯罪分子的刑事处罚和经济处罚, 赃款赃物追缴的力度, 坚决查办违法违纪案件。

四、从法律意识的角度来看, 我们要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不断提高公务员及公众的反腐意识, 特别是要增强官员的法治观念

有关部门要大力开展反腐倡廉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自觉性和廉洁从政的意识。通过胡长清等贪污腐败的反面典型案件来警示、教育广大的党员干部, 以提高干部的认识引以为戒。此外, 还可以把法制学习纳入到干部的继续教育、年终考评、提拔进修中作为其中的重要一项, 相互挂钩, 计入学分, 每年进行必要的考核。从法律意识、思想认识上逐渐加深对我国反腐倡廉相关法律规范的认识, 使官员们铭记于心,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特别是要求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自我, 将一切贪污腐化的思想苗头扼杀于萌芽之中。让他们认识到贪污腐化的严重后果和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看到法律规定就心存畏惧, 真正认识到法律的权威性。

反腐倡廉必须从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意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地综合治理, 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方针。在国内形成党纪、政纪、法纪紧密结合的国内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此外, 还要在国外积极开展跨国追逃、资产追回、国际反腐合作, 以有效地铲除贪污贿赂犯罪滋生的土壤。

反腐倡廉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需要完成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依法严肃查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 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刑事政策的立场。我国已经到了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 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繁荣、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建成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 就必须对待腐败实行零容忍, 必须对待贪官严惩不贷, 以期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

参考文献

[1]刘勋.当代中国反腐败法律机制的建构[D].黑龙江:黑龙江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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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其营.论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构建[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1, (4) :8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