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现行预算法的完善

浅谈我国现行预算法的完善（精选8篇）

浅谈我国现行预算法的完善 篇1

浅谈我国现行预算法的完善

刘小玮 121100903 摘要：预算法具有“经济宪法”之称，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但是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现行的预算

法在实践中存在着内容过于简单、规定过于原则等诸多问题，从而难以起到约束

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作用。有必要加快预算法修改的步伐，通过将全部财政纳入

预算统一管理、扩大公众参与、建立预算审查制度等举措，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预

算法律制度。

关键词：预算法；财政收支；预算法律制度

Abstract:Budget law is know as＂economic constitution＂,which demonstrates its importance in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But along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democratic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our country’s current budget law in practice has such problems as the content is too simple that is difficult to play the role of constrainting the behaviors of government revenue and expenditures.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budget law changes,through the unified management of all the finances in budget,expanding public participation,establishing budget review system and so on,further perfect the budget law system of our country.Keywords:Budget law;financi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Budget law system

《预算法》从1995年1月1日实施至今，国家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民生日益改善，而且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民主和法治意识有了明显提升。不仅如此，在财政实践中，诸多预算改革举措被证明行之有效，急需通过法律形式予以确认。近年来，对于预算法的修改可谓“雷声大，雨点小”尽管修改预算法面临着很多难题和阻力，但是对于《预算法》的修改无疑是必要而且可行的。

一、全部财政全部纳入预算统一管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只有两项工程是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一是1956年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水电站工程建设项目；二是1992年三峡工程建设项目。而投资总额达到3500亿的南水北调工程；国家大剧院50亿的预算，都未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批准。1尤为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为了抵御世界金融危机的对我国的不利影响，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十项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为实施上述措施，国务院决定到2010年底投资4万亿元。2008 年12月1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委员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同意财政部在预算批准前预拨项目支出资金的汇报。委员长会议同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之前，预拨一定比例的项目支出资金，在批准之后，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上述举措对于积极应对金融危机不无重要意义，但是有违预算法定原则。根据预算法定原则的要求，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无预算不支出。根据《预算法》第19条规定，4万亿的财政投资属于预算支出的范畴，理应编制预算报全国人大审议审批。而委员长会议同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之前，预拨一定比例的项 1 刘剑文:《宪政与中国财政民主》，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2007年会暨第五届全国财税法学学术研讨会。

1目支出资金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严重损害了预算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与此呈现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政府2008年9月提交的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却是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并经总统签署《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后才正式生效的。

“政府花钱，议会审批”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在我国，政府的任何财政收支都必须首先编制预算方案并经报权力机关批准。唯此，才能真正发挥预算对政府财政收支权的控制作用。美国学者汉密尔顿也曾指出：“确保议会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的工具中，掌握财政预算权力被认为是最完善和最有效的武器，任何宪法利用这种武器，就能把人民的直接代表武装起来，纠正一切偏差，实行一切正当有益的措施。”

允许预算外收支的存在，是《预算法》久遭诟病的原因之一。该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按照规定必须列入预算的收入，不得隐瞒、少列，也不得将上年的非正常收入作为编制预算收入的依据。言外之意，并不是所有的收入都必须列入预算，只有“按照规定必须列入预算的收入”才受《预算法》的调整和规范。这就会导致大量的收支合法游离在预算之外，无需接受立法机关的监管，政府内部的财务管理也难以规范。预算外收支以这种形式将《预算法》撕开一个大大的豁口。本应在公共财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预算法，其地位和作用也会因此大打折扣2。

二十年前制定《预算法》时，也许确实是因为条件不成熟，以至于不得不保留预算外收支。但是，经过漫长的努力以及众多财税专家的摇旗呐喊，时至今日，再说条件不成熟，显然没有说服力。利用此次修改《预算法》的契机，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取消预算外收入和支出，将所有的财政收支纳入预算管理，恢复预算的完整性。如果《预算法》仍允许预算外收支的存在，继续纵容政府财政行为不受监督，那将是《预算法》修改的一大败笔。

二、加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扩大社会民众的参与

（一）细化预算编制要求

预算编制是预算的首要环节，其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未来预算执行的效果。现行《预算法》对于各级政府编制的预算草案并无具体规定和量化指标，从而导致行政部门编制的项目不详细，预算表所列科目级次太少，所列内容太粗。面对这些没有收支明细表以及详细说明的文字，人大代表既看不出每笔收入来源是否合理、可靠，也看不出重大建设项目有多少，更无从判断预算是否科学，同时，也无从审查这些支出能否带来相应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预算草案的编制一定要细化，对于收入编制到目，支出按功能分类编制到目，按经济分类编制到款，项目支出必须按项目分列并编报项目预算。

（二）扩大社会公众对预算的参与

在我国，长期以来，预算都是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编制，然后由政府将预算草案送交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批。在预算编制过程中，从未通过报纸、网络等方式向社会公开，也未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征求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和要求，编制完成后的预算草案被当做一项“秘密”。社会公众对政府预算的编制是否科学、合理缺乏知情权，更谈不上参与。故，笔者认为应当通过以下几种制度来扩大社会公众对预算的参与。3

1.建立预算公开法律制度

此处强调的预算信息公开，是指将全部预算信息向社会公开，任何不特定的人都 12 华国庆：《预算法的理念与中国预算法的完善》，载于《法学论坛》，2009年第4期。

熊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预算法>修改的中庸之道》，载于《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3 参见李文经、陆友山、佘运军：《论预算民主与参与式预算》，载于《当代经济》，2008年第3期。可以查询，与有选择地对特定人公开部分信息，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在目前的情况下，要贯彻这种预算公开原则，必须审慎考虑一下问题。

（1）预算公开的主体。既然预算草案要经过立法机关审批，就必须向人大和代 表公开相关信息。因此，这种公开不是一种真正的公开，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预算信息公开。本文所谈的预算信息公开，是对不特定人公开，是对全体民众的公开，是指预算信息可以自由的传播，是公众可以随时查询的公开。预算公开的义务主体是政府，而权利主体是不特定的公民。只有按照这种方式理解预算公开，《预算法》确认公开原则才有意义。

（2）预算公开的对象。预算公开的对象除了审批通过的预算外，理论上还应包括预算草案。目前，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无论是全国人大制定法律，还是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甚至国务院各部委制定规章，都已经做到向社会公开草案，征求公众对立法的意见。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关于个税的起征点就广泛向社会征求意见；又比如最近公布的公司法修改草案。国家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为了吸纳公众参与决策，破除闭门立法，让法律、法规和规章更能体现人民的意志，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3）预算公开的程度。如果说预算公开的范围反映了预算公开的广度，预算公开的程度则决定着公众对预算信息知情的深度。就现实而言，预算公开的程度首先取决于领导人的政治魄力；另一方面也取决于预算编制的精细化程度。中国的预算收入设有“类”、“款”、“项”、“目”四个层次的科目，预算支出科目则分为“类”、“款”、“项”、“目”、“节”五级。也许政府编制的预算已经做到非常细致，但是，就目前公布出来的预算，无论是综合预算还是部门预算，大多只限于类或款这一级。尽管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但是，相对于公众了解政府预算信息的需求，其结果远远没有达到让公众满意的程度。

2.建立参与式预算制度

参与式预算是一种民众能够决定部分或全部可支配预算或公共资源最终用处的机制和过程。参与式预算的最初目的是将弱势群体吸纳进决策过程，通过公平分配资源、激励行政改革和监督行政官员，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公正，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参与式预算将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结合起来，是参与式民主的一种形式。1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将公民包含到政府预算过程中，要实现两个目的：一是将政府的预算决策传递给公众；二是将社会公众吸纳到政府的决策制定过程之中。而参与政府预算的社会公众，在表达个体需求、实现自我利益的同时，其公民精神、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将会得到很大的提高。2

参与式预算的核心思想是将公众的意愿直接贯彻到预算当中以提高公共决策的有效性和在整个社会的可接受性。早在20世纪初，美国纽约市政府在推行预算改革时就提倡“通晓预算便是好公民”的理念。巴西早在1989年就已经开始参与式预算的试点，秘鲁制定了适用于国内所有市政府和省政府的《国家参与式预算法》。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基层于近年来也开始了参与式预算的试点，上海闵行区、浙江温岭等地逐渐重视公众在预算监督过程中的天然优势，将公众吸引到公共预算决策过程中来，公众能和政府官员、人大代表进行直接对话和交流，这也是公众对预算最有效、最直接的监督方式。3只是目前这种改革还是局部性的，而且还踩着体制的边线进行创新。因此，要有效解决法律和体制在这方面的限制，逐步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参与式预 12 夏敏、王英磊：《浅议预算民主问题》，载于《经济研究参考》，2009年第25期。

李明： 美国地方政府预算过程中的公民参与研究[EB/OL]http:// 3 陈奕敏：《预算民主：乡镇参与式公共预算的探索》，载于《学习时报》，2007年第9期。算制度。

3.建立预算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源自于英国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是指在做出影响他人权益的决定 前，应当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制度。听证制度对于公共决策的效用主要体现为：公开透明、公众参与、公正平等、理性选择、合法高效。1作为一种程序民主，预算听证是指政府财政机关在制定预算调整尤其是预算追加方案时，赋予利益相关人表达自身利益的权利和机会，并将这种利益表达作为预算是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的参考。实行预算听证是不少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做法。如美国《国会的预算与财政管理》对听证会和有关的报告作了具体规定：在为各个财政年度提出预算共同议案时，参众两院的预算委员会应当举行听证会，并应听取国会议员以及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公众人士和全国性组织的预算委员会认为适当的代表的证词。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至少有四个预算听证会。2004年2月底，重庆市首次举行财政预算追加听证会，5个项目共申请追加4310万元，听证后确定为4660元。其中，针对社保处提出的追加安排乡镇敬老院建设经费，评议人一致同意今年优先安排3000万元，比申请多了500万元。而另一个项目因备受质疑，通过听证反而被核减150多万元。建议在未来的《预算法》修改过程中，就预算听证的原则、主体、程序等做出具体规定。

三、建立预算的实质审查制度

预算乃行政机构的生命之源，审查与批准预算法案，一方面是代议机关掌控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以及截断政府滥用权力的物质来源，从而威慑政府的一种有力手段，另一方面通过代议机关民意的行使，表明民选代表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从而保证政府权力运作的正当性和经济基础。议会对政府财证权的控制为公众对财政预算事务参与决策、参与管理搭建了政治框架。2在美国，预算审批是参众两院的权力，围绕政府提交的预算草案，参众两院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激烈辩论后才有可能达成一致，且因预算不被通过而导致政府关门的事件经常发生。我国《宪法》第62条、第67条以及《预算法》第12条都规定了全国人大负有预算的审批和决定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负有预算的调整审批和决定权，但无论是《宪法》还是《预算法》对人大审批监督预算只做了原则性规定，对于审批监督的范围、主要内容、实施程序和操作办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都没有相配套的专项规定，从而导致人大对预算的审批监督流于形式。由程序性审查向实质性审查转变，是我国预算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

（一）设置人大在预算审查方面的专门机构，增加这方面的专业人员。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审查主要依靠其专门机构、工作机构—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进行。我国财经委的工作近年来有显著进步，目前财经委是我国全国人大九个专门委员会中成员规模第二大的专门机构，但其职能甚多，很难集中精力研究、审议和拟定有关财政预算方面的议案，因而，实有必要增设专门的预算委员会、公共收入委员会，广泛吸收全国人大代表中经验丰富的老领导和财政、预算、法律、会计、公共管理等专业领域的专家，与法律委员会等其他专门委员会相配合，切实加强预算审查、审议和财政、税收等方面法律的研拟工作，推进预算审议实质化、强化财税薄弱环节立法。

此外，为加强人大对预算的实质审议和监督能力，我们有必要借鉴国际通行经验，改革现行审计机关的隶属关系，使其成为服务于人大的工作机构，在人大常委会领导 12 彭宗超，薛澜，阚珂著：《听证制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乔立宁：《浅谈英国政府预算的民主与法制环境》，载于华商，2008年第10期。下独立开展审计工作。目前，国际上关于审计机构的设置模式多种多样，但审计机构直接对法律负责，尤其对国会负责以保持对行政体系独立的外部审计模式最为多见。各国宪法多对审计机构的设置与职责，人员任命与任期，财务、工薪保障制度等做出特殊重要的规定，借以确保审计的独立性、公正性。而在我国，审计机关是受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直接领导的，这就很难保证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应当通过修订《预算法》、《审计法》，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经验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做好《预算法》与《审计法》之间的配合、衔接，在预算的各环节中赋予审计机构以更大的职权、更多的程序参与机会。

（二）完善预算初步审查制度，延长人大对预算的审批时间

预算初步审查制度是人大预算权力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目的是为了保障人大的预算初审机构可以提前介入预算进行初步审查，从而有助于对政府的预算编制权形成某种制衡。但是，《预算法》第37条对该制度规定得过于粗糙而难以实行，因此，在《预算法》的修改中需要将预算初审制度进行更为合理、详尽的安排，要扩大初审的主体，提高初审的质量。1

预算审查是比较复杂的工作，也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许多国家的议会把一半的会期用于审核预算，而我国的全国人大只安排半天的时间审核预算，人大代表的审议时间过短，问题难以得到充分的暴露。另外，根据预算法的规定，预算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而国务院每年11月10日前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中央部门下达编制下一年预算的指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财政部门汇总本级总预算，应当在下一年1月10日前报财政部，这就是说在预算年度开始后，预算还处于编制之中，地方甚至才开始布置预算的编制工作。这就意味着，在2月下旬3月初各级人代会召开时，将近有4个月的实际政府的财政支出是毫无约束而言的。故笔者建议，将我国的财政年度改为当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或者把全国人大会提前到上一年12月底或者加开到一次秋季会会议，单独审核预算。2

（三）建立单项表决制度

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预算时，常常会陷入这样的尴尬：政府提出的整体预算中，有一部分项目预算是合情合理的，但也有一部分项目预算是不合理的。但由于预算审议投票采取整体的、一揽子表决，一些人大代表便会左右犯难，若投赞成票，无疑意味着自己不赞同的项目预算将会搭便车通过；若投反对票，又意味着自己赞同的项目预算就会受到牵连。在整体表决模式下，很多人大代表投出的票，不管赞成还是反对，都未能充分体现自己的本来意见，亦即未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鉴此，建立预算单项表决制度就显得尤为必要。3

四、规范预算调整的程序，强化预算法律效力

在行政机关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如果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致使预算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不可避免要对预算作一定的调整，以保持预算在本财政年度的平衡。目前，世界各国对何种预算变动属于预算调整，预算调整需履行何种法定程序等，都因国体、政体的不同而各异。一般来说，追究预算是典型的需经立法机关审批的行为，而其余的变动则可以由政府自行决定。如在日本，预备费管理者是大藏大臣，各省、厅长官如要使用预备费时，必须请求大藏大臣批准。不过，预备费支出必须在下次国会例会上得到追认。当因预备费不足而需要追加预算时，可编制补充预算经立法机关批准。

刘剑文，熊伟：《预算审批制度改革与中国预算法的完善》，载于《法学家》，2001第6期。.陈少英：《从4万亿投资看预算法的缺陷》，载于《法学》，2011年第11期。3 傅新：《预算“单项表决”值得借鉴》，载于《经济研究参考》，2007年。我国《预算法》第53条的规定，只有发生了预算的总支出超过总收入的部分变更才属于预算调整的范畴，并需要经过人大审批，除此之外的其他变动都不需要这一过程。这一规定将行政部门自主调整预算的权力扩大到了极限。当然，预计的情况和实际发生的情况总会有所不同，赋予行政部门一定范围内的自主调整权是必要的，这就是各预算支出科目之间的流用。因此，笔者建议在《预算法》的修订中规定这样的内容：预算调整是指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中央预算和经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本级预算，在预算执行中由于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必须及时增加预算支出的，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先使用预备费，在预备费使用完的情况下，各级人民政府才可以先行安排，事后列入预算调整方案，接受人大审批。政府本级预算的各个预算级次变动幅度在5%范围之内的，可以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调整幅度超过5%的，需经同级人大审批后方可执行。1

此外，《预算法》第57条要求，不同预算科目间的预算资金需要调剂使用的，必须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报经批准。不过，科目留用并非仅为政府内部事务，不同预算科目之间的资金调剂，实际上也是一种预算变动，有可能影响预算目的的实现。因此，《预算法》不宜授权国务院财政部门，而应该对其直接加以限制。

较之于《预算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对预算变动增设了一个要求。该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预算安排的农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资金需要调减的，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其实，上述资金调减既可能是预算变更，会影响到预算总收支的平衡，也可能只是预算科目之间的资金调剂，属于科目流用。《预算法》对二者设计了两种不同的程序，预算调整的审批更加严格，科目流用则由政府酌情决定。但是，农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资金具有特殊性，其涉及到国家需要重点保障的民生支出，《监督法》对之设置更加严格的审批标准，确实具有充分的合理性。《预算法》修改时应将此项内容增补进去。2

五、完善预算监督法律制度

我国的预算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与缺乏有效的预算监督不无关系。我国现行《预算法》涉及法律责任的条款仅有3条，仅规定了各级政府擅自变更、动用预算款项和隐瞒预算收入等极少数违法行为，责任类型仅为行政责任一种，且可操作性差，无法真正约束和惩戒违法行为，起不到应有的监管作用。比如，根据“四万亿”投资督查小组发布的信息，截止到2009年年底，“四万亿”投资计划中的中央项目地方配套资金未落实的情况还比较严重，有些地区地方配套资金有40%的缺口。3预算法律责任的不完善，致使预算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其他预算违法行为得不到追究。就理论和实践的现实来看，至少将刑事责任纳入预算法律责任体系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另外还应确立宪政责任，如由国家权力机关依法罢免相应人员的职务。

六、结语

自《预算法》实施16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预算法》从立法理念到立法技术乃至制度设计都明显滞后于我国的预算实践，阻碍了预算法推动公共预算的成长和发展并进而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4当然，我们在讨论《预 1

2陈少英：《从4万亿投资看预算法的缺陷》，载于《法学》，2011年第11期。

朱大旗：《科学发展与我国预算法修订应予特别关注的五大问题》，载于《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9期。3 华国庆：《预算法的理念与中国预算法的完善》，载于《法学论坛》，2009年第4期。4 蒋悟真：《法理念视野下预算法修改的理路》，载于《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算法》的修改时，一方面不能否定多年来《预算法》在努力推进民主预算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预算法》实施中的成功经验，立法者应认真提炼、坚持和发展，特别是我们应看到一些地区积极尝试的有关预算民主改革的实践操作，在推进预算民主方面进行了超前的改革，这实际上为《预算法》的修改提供和积累了经验。然而，地方预算公开依然鲜有，公共参与预算亦方兴未艾，推进预算民主依然阻力重重。这一切的改善都有赖于我们在预算法理念的引导下，对预算法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部署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时提出，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完善预算管理制度体系，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完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的政府预算体系，完善预算公开制度，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则是今后一个时期加快财税体制改革需要重点做好的工作。

浅谈我国现行预算法的完善 篇2

一、现行政府预算编制方法存在的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政府职能日益多样化,建立健全政府预算编制方法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相比于传统的基数预算编制方法,现行的政府预算编制方法有长足性的发展,但在诸多方面仍存在不足与问题,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预算分配权过于分散

当前,我国政府预算分配权相对比较分散,导致有预算分配权的部门、财政部门之间存在资金分配上的矛盾。这样一来,不仅造成项目确立滞后,而且不利于预算指标的及时到位,影响了政府预算编制的有效实施。此外,当前的预算编制方法表现出割裂式的显著特点,这就导致可供分配的资源无法进行有效核定,不利于零基预算编制方法的实施。

(二)预算支出缺乏有效制约

首先,在预算编制的过程中,由于基础数据不完整,且数据源于各部门,其真实可靠性难以保证。且在方案的制定、选择上,存在较大的主观随意性,这也是当前预算编制存在的显著问题;其次,预算支出编制缺乏科学的评估方法,在软指标的确定、执行等方面存在不足;再次,一些部门单位申请额外专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预算分配的准确性、公正性,也不利于财政部门的综合平衡。

(三)预算编制的技术手段滞后

在预算编制的过程中,由于编制过程比较繁琐,需要构建相关的数学模型,这就需要依托先进的技术手段,确保预算编制的有效完成。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预算编制的技术手段比较滞后,缺乏成熟的系统软件,以及相对成形的模型,这就弱化了预算编制方法的可操作性。尤其是零基预算编制法、绩效预算编制法的技术比较复杂,对系统软件、成形模式的要求较高。

二、完善政府预算编制方法的策略

优化并调整政府预算编制方法,是新时期政府预算编制改革发展的重要的基础,具有显著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在笔者看来,完善政府预算编制方法,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政府预算编制方法,逐步夯实改革发展的内外环境,狠抓落实关键环节,实施绩效预算与零基预算相结合,从本质上完善政府预算编制方法。

(一)夯实改革的内外环境,推进政府预算编制方法改革

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化政府预算编制方法的改革发展,是我国发展的必然需求。首先,建立科学的政府预算编制方法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作,强调依托完备的理论体系,确保预算编制方法的科学合理性;其次,预算编制的完善应基于“有效性”、“目标”和“效率”三大原则,指导建立科学的预算编制方法;再次,确保相应配套措施到位。建立预算单位信息库,以便于及时了解其人员编制、收支等情况;建立数据库,对信息库中的信息情况进行量化,以便于计算机管理;建立健全考核指标体系,为预算编制方法的完善创造条件。

(二)抓住预算编制的关键环节,积极完善绩效考评制度

预算编制方法的完善,应注重关键环节的狠抓落实,切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建立支出绩效管理专家数据库,逐渐打破传统行政关系的束缚,完善绩效预算编制方法;进一步明确绩效考评的实施主体,尤其是是在考评措施的设定方面,要遵循适用性和科学性;量化考核指标、完善考评组织方式。量化考核是完善绩效考评制度的重要内容,而绩效考评组织形式的完善,旨在强化考评制度的适应性,以确保制度有效执行。

(三)绩效预算与零基预算相结合,完善政府预算编制方法

无论是绩效预算,还是零基预算,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单一的方法实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若实施绩效预算与零基预算相结合,博采众长,也是完善预算编制方法的有效措施。一方面,我国在零基预算编制方法的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的问题,实施绩效预算与零基预算相结合,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两者相结合,改进了预算编制的方法,提高了预算工作水平和质量。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政府预算编制方法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强调发展内外环境的优化、抓好关键环节工作,这些都是预算编制方法改革发展的必然需求。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政府预算编制方法的完善,应注重预算编制方法的科学合理性,并逐步完善绩效考评制度、实施绩效预算与零基预算相结合,从本质上完善政府预算编制方法,突出预算编制方法的实用性、可操作性和科学性。

参考文献

[1]张莹.我国政府预算编制的制度改革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11;04

[2]李燕.我国政府预算编制现存问题及其改革[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0;01

[3]刘虹.关于我国政府预算编制若干问题的思考[J].财政研究,2011;08

我国现行刑法人权保障的完善措施 篇3

当前，人权问题已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与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演变成了国际社会与各国与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将人权作为一项法律来对其进行保障，是人权最为基本的一项前提，而在这个保障体系当中，其基本法即为刑法，由于人权保障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与广泛，因而促使在人权保障方面刑法具有重要功能。利用刑法达到保障人权目的的原理就在于不断限制国家发动刑罚权，通过现行罪行法定原则对一般公民自由与权益进行保障，使犯罪主体不受到额外刑罚与非人道刑罚处理。

一、现行体制之下我国刑法人权保障的具体情况

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1979年，我国对刑法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修订，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1997年新刑法，此后，截止到2011年，对其修改已达8次。1997年推行的刑法，其兼顾了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两项功能，并进一步对人权保障有所旨化。刑法在人权保障层面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包括以下几点。

1.罪刑法定原则

而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罪刑法定原则主要形式、实质的两个层面，我们先来看形式侧而，它的意义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层面。一是法律主义。也就是说，法官只能遵循现行成文法律对犯罪人进行量刑定罪。二是禁止绝对不定刑。这从最大程度上起到了嚴防法官滥用职权，损害人权，有意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违背。此外，罪行法定原则还充分体现了禁止有罪类推与事后法，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对人权的保障。我们再从其实质侧面来看，它则兼具明确性（对法律后果与犯罪规定明确）、禁止不均衡残虐、禁止对不当罚进行处罚的行为，这些具体规定都彰显了人权的不可侵犯性。

2.人人平等原则

无论是谁如若违反法律都必须接受法律制裁，人人平等不仅体现于量刑、定罪的平等之上，而且行刑也必须平等，它尽量对法益要求做出了保护，是预防犯罪的具体要求。

3.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等同于罪行相当

但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对罪行进行分析时，法律不仅将客观危害性考虑进去了，而且人的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也被纳入至考虑范畴之内[1]。

二、探讨现行刑法之下完善人权保障的措施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作为衡量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重要标尺，法律也理应做到与时俱进，只有如此，才能时刻保持刑法体系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1.进一步完善罪刑法定原则

这主要在于要不断提高刑法明确性。明确性是法律规范有效保障公民各项权利的前提之一，其重要性无须再述，那么，究竟如何明确这一措施呢？笔者认为，进一步完善罪刑法定原则就是要不断提高法律条文的确定性以及严谨性，即文字清晰、不可模棱两可，意思必须确切。中华文字博大精深，同样的情节恶劣与情节严重，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其蕴含程度与表述意义往往差别很大，对于刑法当中这些具有关键性的词汇，笔者认为应当对其进行明确界定。特别对于常出现于刑法体系当中的“其他”一词，究竟属于何种范畴？作为立法者而言，他们都赋予了司法者更多的裁量权利，增加了自由裁量及司法公正难度。就如“其他”一词，笔者认为，可采取列举的行为，对他们的行为作出一一列举，尽可能详尽。同样的道理还适用于量刑情节的规定层面上，要不断提高其可操作性，杜绝在罪刑法定原则之外，刑事执法者对刑法进行适用。

2.减少死刑配置

自1764年提贝卡利里首次主张废除死刑以来，死刑存在的合理性就普遍受到质疑，发展到今天，死刑废除早已是大势所趋。1997年，我国在减少与限制死刑上曾做出了巨大努力，然而就现行刑法来看，我国死刑立法偏多，且其自身核准程序也不系统。上世纪九十年代，联合国就明确规定，对于仍保留死刑的国家，死刑不适用于因非暴力引起的经济犯罪。尽管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当中对13个非暴力经济犯罪死刑进行了取消，但就现行减少与限制死刑方面来讲，从人权保障角度出发仍有许多值得完善的地方。

3.逐步确定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匹配的保安处分制度

作为刑事制裁的一种辅助性处分，保安处份因具有注意消除犯罪源由的正面效应，因而在现行法治体系之下采用率较高。在我国行政汉、刑法等法律当中都有保字处份制度的提及，但却不具系统性与完整性，且从适用层面讲决定权大多集中于公关机关手中，缺少必要的法治监督与诉论程序，有违现代人权保障与法治精神，必须在现行法律的基础之上逐步确定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匹配的保安处分制度。

三、总结

作为我国法律体系当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刑法直接与公民人权保障与基本权利相挂钩，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文明的不断提高，人权保障将逐渐成为刑法修改以及完善当中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本文所做的探讨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当从司法、立法以及价值理念等多个方面加强对人权的保障，只有如此，我国才能真正形成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法治，切实提高人权水平。

（作者单位：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浅谈我国现行预算法的完善 篇4

一、引言

个人所得税是国家为调节个人收入、贯彻公平税负、缓解社会分配不公而对高收入者征税的一个税种，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自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个人所得税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已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不管是在课税主体、课税客体，还是在征税方式上，均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个人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对社会稳定以及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基本情况

从国际上看，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模式主要分为综合税制、分类税制以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也称为混合税制）三种类型。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综合税制或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而我国实行的则是分类税制，具体如下：

1、纳税人：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包括居民纳税义务人和非居民纳税义务人。居民纳税义务人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其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均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非居民纳税义务人是指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其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2、征税模式：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制度，应税所得分为11项，具体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等。

3、税率：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包括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形式。其中，工资、薪金所得适用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均适用20%的比例税率。

4、费用扣除：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采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两种方法，比较简明易行，但对于一些情况比较特殊的家庭难以完全兼顾。

5、减免税：为鼓励特定纳税人或照顾部分特殊人群，个人所得税法及相关法规规定了若干个人所得税减免税政策，主要包括：省、部和军级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和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奖金；国债利息；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唯一的家庭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城镇居民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取得的拆迁补偿款；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免税的其他所得等。

6、征收方式：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源泉扣缴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两种征税方式。对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利息、股息、红利等各项所得，一般由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但对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以及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等情形的纳税义务人，则要求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三、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现行税制模式不合理

征收个人所得税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调节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手段，公平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是指征税额与纳税人收入水平相适应以保证各纳税人之间税负水平均衡。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采用的是分类税制。这种税制模式虽然适应我国的国情，可以实现分别征收，有利于控制税源。但随着居民收入来源日趋多样化，使所得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与综合税制模式相比，分类征税模式难以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缴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多缴税的现象，这显然有失公平原则，不利于调节收入差距。这一制度的漏洞使公民的纳税意识逐渐减弱，使国家财政收入严重流失。

（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不科学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采用“定额扣除法”。首先，由于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长期没有随收入和物价提高而调整，从而难以适应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居民生活费用支出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而且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在所得税征管范围之内，增加了征管对象的数量和征管成本，影响了征管效率。其次，这种费用扣除方法对不同纳税人采用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没有考虑不同纳税人之间家庭结构的差别，以及教育、住房、医疗等开支对纳税人生活费用的影响，从而会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妨碍了税收公平。再次，我国对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每月税前扣除额为4800元，比我国普通居民纳税人多了2800元。这种形式在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的。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出发，这种形式是为了吸引外资和外国人才。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违背了税法所倡导的公平原则。

（三）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设计不公平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区分不同的项目，分别采用5%～45%、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和20 %的比例税率。首先，本来同属劳动所得的工资薪金和劳动报酬，工资薪金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劳务报酬适用20%的比例税率，虽有加成征收，税收负担也是有差距的。这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也给税务管理带来了不便。其次，工资薪金实行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45%，与世界各国相比偏高。过高的税率一方面会增强纳税人偷漏税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45%的税率在现实中极少运用，以致于税收真正作用于中下层收入者，对高收入者的调节作用甚微，达不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目标。这一税率只起象征性的作用，有名无实，却使税制空背了高税率之名。

（四）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基不够广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在我国居民所得中，除了工薪、劳务报酬所得等劳务性收外，利息、股息和红利等资本性收入也逐渐成为居民个人所得的重要来源。此外，劳保福利收入、职务补助、免费午餐及其他实物补助形式也逐渐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法对应纳税所得额采取列举具体项目的规定，难以将这些新的应税项目包含进去，使所得税的税基过窄。与此同时，许多公司利用这一税制缺陷，减少现金奖金和工资的发放，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提供健身俱乐部会员卡、用餐券、假期等福利，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额，侵蚀税基。另外，由于现行减免税及优惠名目太多，费用采用分次扣除，客观上造成税基缩小。

（五）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力度不足

首先，征收方式难以控制高收入者。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我国采用了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方法，但更侧重源泉扣缴。由于税法没有对所有纳税人要求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对扣缴义务人的纳税检查信息是单方面的，无法有效进行监督，使得源泉扣缴的执行力度在不同单位间有很大的差别，导致个人所得税只管住了工薪阶层，没管住高收入阶层。其次，征管水平低、手段落后，使征管效率难以提高。税务代理制度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发挥其中介组织的作用。再次，处罚法规不完善，处罚力度不强，对违法者本人起不到吸取教训、自觉守法的约束作用，对广大公民更起不到警示和威慑作用，违法现象得不到抑制。因此，遵纪守法、自觉纳税的良好社会风尚难以形成。

四、完善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建议

（一）建立混合税制模式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制可考虑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它吸收了分类所得税制和综合所得税制的优点，既体现了按支付能力课税的原则，对纳税人不同的收入来源实行综合课征，又体现了对不同性质的收入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所列举的特定项目按特定办法和税率课征。按照这种混合所得税模式，需要对不同所得进行合理分类。从应税所得上看，属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股票等有价证券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宜实行分类所得征税；属于劳动报酬所得和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个体工商业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等项目，可以考虑实行综合所得征税。实行混合所得税制，既有利于解决征管中的税源流失问题，又有利于税收政策的公平。

（二）调整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综合考虑纳税人的收入和支出

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税负是个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民众、舆论很关心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的问题。

我国的个税改革属于小步前行，经过三次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后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提高至现在的2000元。当年将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定为800元，主要是因当时改革开放进入中国的外企工作人员与我国居民收入悬殊，当时个税费用扣除标准主要是针对极少数的富人。随着经济发展，除了价格上涨因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了20多倍，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力也从过去的高薪人群演变为广大的工薪族，个人所得税的缴纳给这类人群带来相当大的负担。我认为调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可以刺激我国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应在2000元的基础的再次调高费用扣除标准。

（三）优化税率，合理税收负担

我国目前的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偏低，且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较大，个税主要影响工薪阶层和中低收入者。适当降低税率，有利于建立和稳固和谐社会。总的趋势是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和减少税率级次，以简化个人所得税税制。应本着“照顾低收入者，培育中产阶层，调节高收入者”的原则，实行“少档次、低税率”的累进税率模式，应充分发挥累进税率的调节作用，使不同收入层次的纳税人的负税税率不同，但调节的速度不可过于剧烈，要使税负比较“温和”地增长。这样既有利于纵向公平纳税，又不至于使高收入者产生过多抵触情绪。在尽可能扩大综合课税项目的基础上，将目前个人所得税的两个超额累进税率表合二为一，实行5%～35%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综合各项所得，按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纳税，以平衡税负。

（四）扩大税基

我国应当采取概括性更强的反列举法，规定不纳税的项目。凡是能够增加居民收入的所得都应在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之内，对某些特殊的个人所得可采取列举法予以减免税收，以体现税收上给予的优惠政策。

（五）加强税收征管，建立以源泉扣缴和纳税人自我申报制度相结合的征管方式

首先，努力改进税收征管手段，建议在建立混合税制模式的基础上，对各类所得实行逐项扣缴、综合申报纳税的方法，以有利于税务机关对税源的及时监控。其次，应健全和完善一些基本条件，包括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进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限制和减少现金支付的范围；尽快实现不同银行之间的计算机联网，以个人身份证号码为唯一标识，建立各金融机构统一的纳税人账户信息共享和查询平台；健全个人及其家庭房地产、汽车以及金融资产等重要财产的实名登记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企业、银行、工商、公安、证券、住房、海关等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相关数据的法律义务，并逐步形成网络共享数据库等。再次，提高税务征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

五、结语

完善现行税收法制体系的调研报告 篇5

一、现行税收法制体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更好地发挥税收组织财政收入、有效调节宏观经济的功能，我国1994年税收的完善和发展主要把实体法的完善放在首位，虽然我国税法的经济内容得到了进一步规范，税收处罚法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我国税法立法技术有了新的提高。但由于1994年税制改革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实体税法上，而不是整个税法体系由实体税法到程序法的全面完善。因此，原税法体系固有的一些矛盾：各单行税法松散排列和协调性差、税收立法权没有得到合理划分、整体立法层次不高、与现行税法体系相适应的司法保障体系等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一）税收法制体系不完善。

1、税收立法层次低，缺乏权威性。我国现行税法体系在宪法精神的指导下，直接由各单行税法构成。各单行税法之间是平行的，没有统领与被统领的关系。我国现行税法主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税收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三个层次构成。其中，实体税法是现行税法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目前由23个税种构成，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屠宰税、筵席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辆购置税、农（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契税以及关税。这些税种中，个人所得税与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是税收法律，其他税种都是采用条例或暂行条例形式的税收法规，同时大量的税收政策甚至很重要的税收政策是通过税收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颁布的。税收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较低，一般情况下，不作为税收司法的直接依据，只具有参考作用，应该说这种比较低的税收立法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税法的统一受到挑战，客观上削弱了税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2、法规政策调整频，缺乏稳定性。特别是大量税收规范性文件和内部规定的存在，使税法缺乏公开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表现在有的税收法规、条例出台后，补充规定、通知便接连不断，现行增值税便是例子。有的税收政策法规的调整经常发生，有的政策上级与下级税务部门的解释和理解有所不同，造成各地和各级执行不一。由于有的政策经常变动和政策法规因自身存在着一些疏漏而不得不增加一些补充规定，这些都使纳税人感到政策不稳定，面对不同的解释而无所适从。有些政策法规以红头文件形式出现，不仅时常调整，而且因保密规定而不能被社会所了解，使我们的税收政策的公开性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利于有关税收政策在社会广泛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贯彻实施。

3、地方政府干预大，缺乏公正性。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越权擅自制定税收政策的问题还比较严重，这既违背了统一原则，又影响税收政策的公正性。同时各地税收执法力度不一，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干预税收执法的现象还时有发生，随意减免税，收“人情税”，“关系税”或收“过头税”的现象并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另外，各地区为吸引外资竞相制定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和减免税的“土政策”，使税务部门很难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不仅使税收执法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受到冲击，而且也破坏了税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二）司法保障体系不到位。

税务机关对于涉税犯罪活动没有独立的侦查、预审、检察、审判等权力，税务司法活动基本上依靠公、检、法机关执行，这样就造成了《税收征管法》中所规定的税务机关所具备的种种检查权、行政处罚权、强制执行权等缺乏直接、快捷的保障手段而难以落实；另一方面，对于涉税犯罪的查处，由于受人员不足、经费不丰、精力不够、专业知识不全等条件的限制，使得税务犯罪案件立案难、查处难、结案难的状况普遍存在，专业化的税务司法保障体系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三）内外管理体制不统一。

1、内部改革机制不统一。围绕征管模式、征管框架、征管程序、征管方式，各地理解不一，因此造成机构设置五花八门，征收管理形式多种多样，不仅纳税人有点难以适应，同时也给税收政策的贯彻带来不便，造成政策脱节现象的产生。

2、国地税收分设矛盾多。国地税分设，原来一个单位完成的变成两家去做，其税收成本的加大不言而喻，而且两个部门如果在执法上稍有不统一，还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国地税争议最多的是围绕新注册企业所得税征管的界定上，虽

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所得税分享体制改革后税收征管范围的通知》（国税发[2002]8号）对征管范围作了具体的明确，但由于国地税两部门在理解上的偏差和地方政府从心理上更多袒护于地税的客观现实，往往造成税收归属权不愉快的争议。尤其欠发达地区由于地方收入任务吃紧，在企业所得税管理上经常“竭泽而渔”，导致纳税人纷纷注销现有企业名称，进行改头换面重新注册争取纳入国税管理。应该说这些矛盾并非个别，这些矛盾的存在对于税法的正确贯彻执行和税务整体形象的树立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四）纳税服务宣传不全面。

在税收行政执法中，对纳税人的纳税信息知悉权、税收法律法规了解权利和知情权往往得不到普遍重视，税法宣传由于重形式而轻效果，没有起到应有作用，造成我国的税法透明度差，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度不高。

（五）执法队伍体制不健全。

一是执法观念和执法意识不强。有些干部执法意识不强，随意性大，思想上缺乏公正、公平的责任感，并未能从思想上认识到执法的重要性，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公正执法形象。

二是税务队伍素质偏低。目前的税务干部整体素质很难适应信息化的需求，一些税务干部虽然通过函授等多种途径在学历上有所提高，但学历的“含金量”值得质疑，第一学历本科以上的偏少。税务队伍中的微机、法律、英语专业人才不多，既专微机和外语，又精法律、税收知识和财会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则更少之又少。

二、完善税收法制体系的对策

（一）完善税收立法，保证有法可依。

1、尽快出台税收基本法，明确税收立法权限。立法是执法的基础和前提。正在研究中的税收基本法，应该将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划分列为重要内容，以确立中央、地方税收的合理划分。目前我国所有税种的立法权、解释权及税目税率确定权一律集中在中央，这不利于财权与事权的统一，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不利于使国家的税收导向与国家的政府、经济导向趋同。税收立法权划分的不甚合理，也是导致地方政府频频越权干预税收的一个重要原因。考虑到我国实行分税制，并且编制复式预算，因此适当赋予省级人大和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是必要的，应当在税收基本法中明确中央和地方各自立法的范围、权限，一经确立，必须严格执行，不允许再有超越权限、擅自立法的现象发生，否则坚决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2、尽快健全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一是单行税收法律的制定要以科学合理设立税种为基础，并与我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力相适应，增强可操作性，对现有税种该调整的调整，该合并的合并，该取消的取消。如将印花税合并到契税中;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取消农林特产税和农业税；在取消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房产税等基础上,开征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物业税、环境保护税等等。二是提高多数适用的暂行条例、补充规定的法律级次，由人大以法律形式颁布，提高税法的严肃性、权威性、稳定性。三是新《征管法》的出台，无疑是对依法治税的强力推动，应该进一步加大宣传推行的力度，以适应征管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3、强化税务机关独立执法的权力。新《征管法》已明确规定税务机关在税务行政执法领域的唯一合法主体地位,作为地方政府不得擅自作出所谓的“优惠”政策，税收入库权一律由税务部门行使（关税除外），其他部门如财政、审计等不得越权插手，参与税收执法活动；还应明确有关部门的协税护税义务及其如果不履行这种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保证税务机关进行有效的监督检查，增强执法刚性。

（二）建立税务警察，健全司法保障体系。

许多国家都建有税务警察，取得了一定效果，我国可以在借鉴其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税务系统建立起专业化的税务司法保障体系。建议一县成立一个税务警察大队，其编制和管理属税务部门，其业务指导属公安部门。税务警察的职责对于涉税犯罪活动应该有独立的侦查、预审、检察、审判等权力，对稽查案件应移送司法的进行受理，这样一方面有了有效的司法保障，使得《税收征管法》中所规定的税务机关所具备的种种检查权、行政处罚权、强制执行权等手段都得以落实；另一方面，对于及时查处和快速打击涉税犯罪，使得税务犯罪案件立案难、查处难、结案难的状况得以大大改观，从而增强税收执法刚性。

（三）统一税收管理模式，加快国地税部门合并步伐。

对于征管改革，应该是“个别试点”，不应是“全面开花”，否则改革成本太高。现在全国各地税务部门都在搞新软件开发，搞改革创新，许多软件的重复开发多花多少钱，机构改革也是如此，一地一模式，每一次改革虽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这种目标不明确、方向不统一的改革不宜提倡。全国应在个别试点的基础上，固定一个模式，在这个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实际，稍加补充完善即可。对于征管软件更应全国一盘棋，这样不仅是节省软件开发成本的问题，也给实际操作运行带来极大便利，大大提高效率。有了统一的机构模式和运行软件，对于税收政策法规的及时贯彻、准确执行意义重大。

对于国地税部门合并应做到逐步推进，加快步伐，国地税合并不仅仅可以减轻财政负担，方便纳税人，更重要的一点是保证了税法执行上的统一性，它的法律意义重大。

（四）加强税收宣传服务，优化依法治税环境。

就税法而言，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让纳税人能系统、及时、准确地了解我国的各项税收法律和政策，包括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地方性税收法规。首先，建立和健全税收法律法规的变动和修改情况通告制度。其次，成立纳税人协会，建立纳税人自我管理、自我保护的组织，并定期开展活动，以税法的自我宣传和教育为重要的内容。再次，对税收法规进行专门整理汇编以供纳税人和有关方面查询。可以充分利用政府网站通过国际互联网向公民广泛宣传和系统介绍我国的税收法律和政策，税务机关要经常地、主动地、充分地、及时地把税收政策告知广大纳税人，积极地为纳税人提供信息和政策服务，改变过去坐等纳税人来要信息的情况，不能认为“国家制订了税法，纳税人应主动了解”，而要积极地、主动地让纳税人知道并执行，提高税收遵从度。

（五）重视教育培训，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全局观念，各级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都要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搞狭隘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收入要与国家收入并重，税源充裕地区要力争多收超收为国家分忧，国税地税应主动通报情况协调行动等等。

其次要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税务人员素质的高低，关系到税收执法行为是否公正，关系到税务机关的地位、形象，关系到税务行政执法质量。鉴于部分税务人员素质不高、能力不强的问题，必须通过学习培训来解决。一要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税务执法人员树立坚强的政治责任感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为税收事业献身的崇高信念。二要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税收法律法规的学习。三要开展具体执法操作程序的培训，狠抓岗位练兵，培养征管能手。四是实行培训考核与执法资格挂钩办法。对不参加培训或考核不合格的，不发给资格执法证，并不能从事税收执法，对那些严于律己、秉公执法者则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树立先进典型，并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五是引入人才。主要从高等院校毕业生中录取，也可向社会招聘。

再次要搞好内外监督制约机制。一要全面推行税务行政执法责任制。在明确执法部门职责、规范执法程序的基础上，对不履行职责或执法不当行为追究当事人责任，其目的是给执法人员增加压力，督促他们增强责任意识、提高效率和质量，尽量减少或避免失误，以便更好地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二要加强税务执法检查。针对各地执法检查多流于形式，检查标准尺度不

一、检查结果不如实上报问题，既要持续深入地开展执法检查，保持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相结合，也要坚持以税收法律法规作为检查依据，对检查出的问题真正落实整改。上一级税务机关要加强对检查结果的复查、抽查，抽查面应尽可能宽些。对涉及当地政府的，应作好说服解释并要求更正，或向其上级政府报告；对参与和支持违、犯法行为又知情不报或虚假报告的，应追究有关领导责任并严肃处理。三要建立税务行政损害赔偿制度。根据《国家赔偿法》有关要求，要建立起税务行政赔偿的有关实施办法和对个人进行赔偿的具体规定，切实保护纳税人利益。

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所得税分享体制改革后税收征管范围的通知》（国税发[2002]8号）对征管范围作了具体的明确，但由于国地税两部门在理解上的偏差和地方政府从心理上更多袒护于地税的客观现实，往往造成税收归属权不愉快的争议。尤其欠发达地区由于地方收入任务吃紧，在企业所得税管理上经常“竭泽而渔”，导致纳税人纷纷注销现有企业名称，进行改头换面重新注册争取纳入国税管理。应该说这些矛盾并非个别，这些矛盾的存在对于税法的正确贯彻执行和税务整体形象的树立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四）纳税服务宣传不全面。

浅谈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篇6

中文摘要与关键词 ……………………………………………………………………1

一、宪法监督的必要性 ………………………………………………………………1

二、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现状 ………………………………………………………2

（一）经常布置宪法监督工作………………………………………………………2

（二）对法律进行必要的解释………………………………………………………2

（三）纠正不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的现象…………………………………………2

三、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3

（一）公民的宪法意识淡薄 …………………………………………………………3

（三）监督对象具有较大的局限性……………………………………………………4

（四）缺乏有力的措施纠正违宪行为…………………………………………………4

四、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4

（一）提高全民的宪法意识……………………………………………………………4

（二）扩大宪法监督范围………………………………………………………………5

（三）完善宪法监督程序………………………………………………………………5

（四）健全违宪审制度…………………………………………………………………5

（五）设立相对独立的宪法委员会……………………………………………………6 参考文献 ………………………………………………………………………………7

（二）缺乏有效的专职机构……………………………………………………………3 「摘要」宪法监督制度对保障宪法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宪法监督是指为保证宪法实施所采取的各种方法、手段措施和制度。我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是由最高权力机关行使违宪立法审查权的社会主义型。此宪法监督模式虽然具有权威性、标准性等特点，但也存在不完善之处。因此，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十分重要。本文将对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不足及完善提出思考。「关键词」宪法监督 宪法监督制度 完善

浅谈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宪法实施监督制度是保证宪法正确实施而对违反宪法的行为进行监督的制度。它是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的一项重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宪法监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宪法监督，是指对有关涉宪活动实行的全面监督。就监督主体来说，除了宪法监督的专职机关以外，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织以及公民。就监督对象来说，既包括国家机关的立法活动、行政活动、司法活动，也包括公民个人的活动以及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的活动。狭义的宪法监督，是指依法负有宪法监督智能的机关对立法活动和行政活动所实施的监督。

再好的宪法，如果没有相应的保障监督体系和制度，由宪法所反映的人民意志和旨在由宪法实施保证实现的人民利益就不可能达到宪法制度时的预定目标。因此，为了保证宪法在实际中得到很好地实施，必须要对宪法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并对宪法实施结果进行矫正，以促进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日趋完善。

一、宪法监督的必要性

（一）由宪法自身地位所决定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其他一切法律的根本。它是国家一切法律、法规、条例和命令制定的基础，只有宪法得到顺利贯彻实施，才能保证其他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贯彻落实。要使宪法能通过法律、法规条例、命令的规定加以具体化并使之变成具体行动的准则，离开一系列的在没一个环节上的宪法监督是难以奏效的。没有监督，就没有宪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有实行宪法监督，才能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才能提高人民的守法意识，保证宪法应有的地位和权威性。

（二）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并且写入宪法。历史一再表明，政治并不是当然地在为国民的幸福而运作。政府的权力如果不受到监督，政府的腐败迟早就会发生。因此，要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就必须明确法律的至上地位，并得到全国人民的一体遵行，要达到此目的，首要的就是要确立宪法的至上地位并得到落实。唯有搞好宪法监督，宪法的至上地位才有望落实。

（三）实行宪法监督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法律经济，这一观念已深入人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只有使处于本法地位的宪法得到贯彻落实，这一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二、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现状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完善。1954年宪法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1975年宪法删去了这一规定；1978年宪法再次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 ；1982年宪法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宪法监督制度。1982年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并在第六十七条第一项中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委员会共同负责宪法实施的监督工作，这就在根本法上确立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国家宪法监督机关的法律地位，这是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重大发展，也是体现我国宪法监督体制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国家政治、法律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威不断提高，以及总体工作的不断提高，宪法监督工作也越来越受重视，并在实践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有一下三个方面：

（一）经常布置宪法监督工作

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权威，就必须消除不符合宪法的规定，改正不符合宪法的做法。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作了这方面的工作布置，要求政法各部门应当主动地、系统地检查工作中有没有和宪法不符合的问题，凡是与宪法不符合的都要抓紧认真纠正。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实行宪法监督的一个可行的和有效的方式。

（二）对法律进行必要的解释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判明法律是否与宪法相一致的时候，对法律的含义进行有权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法律解释机关，作了许多法律解释工作。对各地提出的法律适用、法律程序和其他有关法律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都尽量做出答复，对保证宪法的权威和法律的实施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纠正不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的现象

各级国家政权机关一般注意依宪、依法办事。但是，也时有发生对依宪、依法办事不熟悉、不习惯，不注意依宪、依法办事的现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方面出现的问题，有的提醒注意，有的进行批评；对一些带有共同性的问题，采取适当措施加以纠正。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还在编印的《工作通讯》中，经常刊登一些地方采取措施纠正不依法办事的事例，有力地维护了宪法的权威 和尊严，保证宪法的实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以及党、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对保证宪法得到正确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实行代表机关监督的宪法监督机制，它体现了监督主体来源的广泛性。在宪法监督程序上采取了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方法，通过事前监督，防止违宪事件的出现；采取事后监督，对违宪事件加以纠正或撤销。2006年《监督法》的颁布实施，对于健全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实效，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使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三、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公民的宪法意识淡薄

在实施宪法中，公民的宪法观念、宪法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没有牢固的宪法意识，宪法的实施就会遇到障碍，监督更是无从谈起。由于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长期处于封建的“专治、独裁”统治之下，人们的民主意识、法治观念非常淡薄，直到今天，这种情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宪法至上”的观念依然比较淡薄。

（二）、缺乏有效的专职机构

我国没有宪法监督的专职机构，采用的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体制，由于诸多原因，宪法监督作用并不理想。

从法律监督时效上讲，现有的宪法监督体制不能胜任实际宪法监督工作的需要。全国人大每年只开一次会，会期仅半个月左右，而且议程多，代表的素质又难以适应宪法监督工作专业性、技术性较高的要求

因而根本无瑕顾及宪法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开一次会，而当前立法任务相当繁重，进行宪法监督实在力不从心。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各有各的职责，进行宪法监督只不过是协助性的工作。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由于诸多的原因，在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内的贯彻实施方面也很不尽人意。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当然享有对国家权力行使者行宪情况进行监督的权力，但是我国，人民监督宪法途径并不畅通，加之人民群众宪法意识、法治观念不强，因而在监督宪法实施中的作用也不理想。

从法律监督机理上讲，仅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为我国监督宪法的机构难以实现宪法监督的目的。因为宪法监督的主要方面是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以防止立法的违宪。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既是我国的立法机关，同时又是我国立法合宪性的审查机关，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监督，而理论和实践均证明，自我监督往往等于没有监督。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它的组织和活动在于代表和表达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全国人大及其委员会的立法活动，就是表达人民意志的突出体现。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全国人大委员会，都难以有效地承担宪法监督的职责，也不适宜成为宪法争议的裁决机关。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现行宪法颁布近2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几乎从来没有正式审查、处理和纠正过有关违宪的案件，在宪法监督方面无所建树。

（三）、监督对象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我国宪法监督采取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事前监督是指在法律、法规和法律性文件尚未正式颁布实施之前，由有权机关对其是否合宪进行审查；如果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其违宪，给予立即修改、纠正。事后监督是指在法律、法规和法律性文件颁布实施之后，或者在特定行为产生实际影响之后，由有权机关对其是否合宪进行的监督。我国宪法程序序言和宪法第五条虽然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就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具体监督内容来看，它侧重于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对其他具体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则不够有力；侧重于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而对“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和各企业事业组织”等其他宪法主体特别是执政党的监督则缺乏明确的规定，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四）缺乏有力的措施纠正违宪行为

由于我国目前还缺乏各种查究违宪行为的必要措施，所以对大量的违宪行为不能依法严肃有力地予以查究，违反了宪法至多是有关部门指出来纠正，根本不用担心承担任何政治的、法律的或行政的责任。许多违宪事例只有在上级国家机关干预或公诸报端以后才迫不得已予以纠正。由于措施不够有力，尽管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人大代表、党组织、社会各方面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强烈反应纠正某些违反宪法的行为和现象，宪法监督机关、有关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也作了大量工作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仍然没有取得应有的社会效果。有些违反宪法的现象屡禁不止，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宪法权威的损害。

四、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一）提高全民的宪法意识

切实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一方面要加强先发的宣传、教育工作，及时作出宪法解释，使公民在具体的实践中感受到宪法的 存在和威严；另一方面要提高各级人大代表的宪法素养，把监督宪法的实施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

（二）扩大宪法监督范围

目前我国的宪法监督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审议法律草案时对该草案是否与宪法相抵触进行事前审前；另一种是对已通过的报全国人大委员会备案的法规、规章是否与宪法相抵触进行事后审查。也就是说，其监督对象仅限于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而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其他形式的违宪行为和现象却得不到应有的监督。例如“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歧视案”，在案例中，公民享有的公民基本权利均受到了不同程度地侵犯，却没有刑事、民事、行政等有效的救济手段，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违宪行为。然而这些却不在现行的宪法监督范围之内，从而使宪法的威严大大降低。宪法监督委员会或宪法委员会应负责涉及宪法监督的一切事务，包括解释宪法、提出对宪法修正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违宪审查、受理宪法诉讼等。宪法监督的对象应尽量广泛，至少应该涵盖以下三个方面：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全体公民行为的合宪性；处理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属争议。

（三）完善宪法监督程序

宪法作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法，其法律效力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来实现。宪法监督活动的程序应当包括宪法监督活动的全过程，即解释宪法程序、提出对宪法修正的意见和建议程序、违宪审查程序和宪法诉讼程序等。在程序设计上有两项内容必不可少：一是设计具体的违宪审查程序，即有哪一个机构具体受理；二是公民个人在认为自己的宪法权力受到侵犯时，如何向有关机关提出审查建议。

（四）健全违宪审制度

违宪审查监督制度，是指通过对一国的立法和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对违宪行为予以纠正和制裁，以保证宪法的实施，维护宪法的尊严。违宪审查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纠正机制，保障宪法的真正贯彻与实施；通过对违宪行为的审查处理；保障公民的权力和自由的实现，保证国家权力的运行符合宪法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因此，目前在法律违宪的可能性被排除的情况下，要扩大违宪审查的范围，在实际审查中，不仅要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而且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纳入到审查范围。

（五）设立相对独立的宪法委员会

当代世界有三种宪法监督模式，即议会或权力机关监督模式、普通法院监督模式、专门机构监督模式。宪法监督模式必须与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环境相适应，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专门机构监督模式中，独立的宪法委员会是适应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的一种最佳模式。宪法委员会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性机构，它在组织形式上比较灵活、富有弹性

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具体做法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立独立的宪法委员会，由该委员会独立行使宪法监督权。这个机构既无立法职能，更不能参与政府活动，其职责就是对法律、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行为进行合宪性的监督、审查和裁决，纠正和处理违宪行为。该机构依法独立行使宪法监督权，其监督活动不受其他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的干涉，以保证宪法监督活动的真实和公正。其次，这个专门机构不能违反我国现行政体，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它仍然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下的一个独立机构。在坚定地树立宪法和法治思想，养成依宪、依法办事的习惯。教育和严格要求机构内的各组织和党员切实尊重和认真遵守宪法和法律，对宪法制度切实做到监督，最终使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得到正确的贯彻和实施。

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我国公民宪法政治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与保障。我们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和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到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实际情况，借鉴外国宪法监督制度中切实可行的方法，建立和健全一整套完善的宪法监督制度，使我国宪法真正得到贯彻实施，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监督体制，从而促使社会主义治法建设在宪政的良好轨道上运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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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签章）：

浅谈我国现行预算法的完善 篇7

关键词：夫妻财产,财产约定制,契约,缺陷

一、夫妻财产约定制概述

我国《婚姻法》着眼于中国具体实际, 本着约定先于法定、夫妻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平等、保护弱者权益、保障夫妻合法的财产权益和维护第三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确定了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两种夫妻财产制度。所谓夫妻财产约定制就是指夫妻 (或拟结为夫妻的双方) 以契约方式约定婚前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归属、管理、使用、处分、收益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等事项, 并排除法定夫妻财产制适用的制度。法定财产制是依照法律直接规定而适用的财产制, 而约定财产制是夫妻以协议、契约的方式依法选择适用的财产制, 其效力要高于法定财产制, 只有在当事人未就夫妻财产做出约定, 或所做的约定不明确, 或所做的约定无效时, 才适用法定财产制。

(一) 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内容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19条的有关规定, 婚姻当事人约定夫妻财产制的种类有明确的限制, 即只能在法律允许的三种夫妻财产制中选择其一:即一般共同制、限定共同制和分别财产制。对于这三种形式, 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进行财产约定。

1.一般共同制。一般共同制, 是指夫妻双方婚前、婚后的全部财产均归夫妻共同共有, 但特有财产除外的夫妻财产制度。不论夫妻各自婚前还是婚后财产, 也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 一律归夫妻共同共有, 由夫妻双方平等地共同享有财产的所有权, 只有法律另有特别规定的财产除外。现行《婚姻法》第18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1) 一方的婚前财产: (2) 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金等费用; (3) 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4)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5)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权。

2.限定共同制。限定共同制是指夫妻以契约方式约定其婚前或婚后所得财产部分归夫妻共有, 而其余的归夫妻分别所有的夫妻财产制度, 即部分共同所有、部分个人所有。这种制度与婚后所得的共同制的区别在于共有财产的范围不同。法定婚后所得共同制中共有范围严格限制在婚后所得财产, 婚前财产依法属于个人所有。而限定共同制下, 共有财产的范围完全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 当事人可以将婚前的财产约定为双方共有, 也可以将婚后部分财产约定为共有。

3.分别财产制。分别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婚前财产及婚后所得财产全部归各自所有, 并各自行使管理、使用、处分和收益权的夫妻财产制度。这种制度不排斥夫妻一方以契约形式将其个人财产的部分或者全部的管理权交给另一方, 也不排斥双方拥有一部分共同财产。分别财产制建立在夫妻别体主义基础之上, 它充分肯定了夫妻是各自不同的独立之人, 特别是该制度充分承认已婚妇女有独立的人格和财产权利, 具有反对夫权主义和男尊女卑的积极意义。

(二) 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形式

婚姻法要求夫妻对财产制进行约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书面形式, 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包括了协议书、信件和数据电文 (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 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三) 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的效力

夫妻财产约定制为法律明文规定, 受到法律的保护, 相应地也产生法律约束力。夫妻之间关于财产的约定能够产生两方面的约束力:

一是对夫妻双方的约束力。夫妻财产约定一旦生效, 即在夫妻之间及其继承人之间发生财产约定的物权效力, 婚姻当事人双方均受此约定约束。夫妻双方都必须依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夫妻财产利益的分配也必须按照有效约定进行。

二是对第三人的约束力。《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 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 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 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因此, 在夫妻财产约定中, 凡第三人事先知道夫妻财产约定的, 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反之, 第三人不知道该夫妻财产有约定, 婚姻当事人的夫妻契约不得对抗第三人, 即夫妻任何一方不得以债务不是自己欠的、夫妻有约定而不承担该债务。夫妻中未借债一方只要不能证明作为债权人的第三人知道该财产约定的, 均得以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先行对第三人清偿债务, 清偿后, 夫妻中不负债的一方再向另一方追偿。

(四) 约定的时间

约定的时间, 可以在婚前、结婚登记时, 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可以附条件和期限, 反之亦然。但该条件和期限不得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的要求。例如, 约定当妻子生育儿子时, 双方的经济收入才合并为夫妻共同财产, 即为违反男女平等原则的。约定作为一种双方协议的民事法律行为, 在法律范围内, 可依法成立, 也允许依法变更或撤消原约定, 而使用法定财产制, 亦可对原约定的内容进行部分或全部变更。如原约定采用限定财产制, 即部分共同共有, 部分各自所有, 可变更为采分别财产制, 即全部财产均各自所有。变更或撤消原财产约定必须履行与订约相同的程序———订立书面协议。从约定终止的原因来看, 婚前定理的财产约定, 可因双方不履行婚约而自然失效;也可由于约定所附加条件不成立而无法执行;还可能由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而撤销。

二、夫妻实行财产约定制的有效条件

关于财产约定应当具备哪些有效条件, 婚姻法没作明确规定。但约定既然是一种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 它自应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 意思表示真实; (三) 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婚姻法》第19条又规定: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因此, 笔者认为夫妻财产约定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财产约定时, 必须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夫妻双方亲自订立, 不得由他人代理。如果夫妻一方已丧失了或部分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 例如夫妻一方出现精神病发作或因某种原因而丧失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夫妻之间不能就财产问题做出有效约定, 那么这对夫妻只能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 而不得另行约定夫妻财产制了。

2.当事人必须自愿, 意思表示真实。这是指当事人在意志自由并能确认自己意思表示法律效果的前提下, 内心意志与外部表现相一致的状态。以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行为不正当地干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破坏了意思自治原则, 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 则不能产生法律上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

3.夫妻双方必须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而且约定的内容必须合法, 不得利用约定规避法律或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的利益。夫妻双方必须通过平等协商, 对婚前财产或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进行约定。约定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不得超越当事人双方所享有的财产权利范围, 不得规避赡老育幼、偿还对第三人债务等法律义务。对属于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权利以及当事人非法所得的财产也不得列入约定的范围。规避法律的约定应认定为自始无效。

4.约定应该采取书面形式, 协议的内容要明确。将约定的内容以文字定成书面文件, 双方应当署名。采用书面形式“白纸黑字”能够将法律关系更加明确化, 防止和减少争议和纠纷的发生, 有利于减少家庭矛盾。为了加强约定的公示效力和确定性, 夫妻也可以自愿将书面约定进行公证。如果关于财产的约定中涉及需要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批准、登记、备案手续的, 应当及时办理。另外, 需要强调的是, 协议中应该指明哪些财产属于婚前财产, 哪些属于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 哪些属于夫妻个人所有的财产, 哪些属于部分共同所有的财产, 等等。如果没有做出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 则相应的财产不属于夫妻约定财产, 根据《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所有财产和夫妻个人所有财产的规定处理, 这样的财产约定协议自然不产生效力。

三、我国夫妻财产约定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我国现行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制度方面作了不少努力, 与旧婚姻法相比有了较大的进步, 但仍存在着缺陷和不足。

1.夫妻财产契约何时生效问题, 立法没有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 夫妻财产契约, 是婚姻契约的从契约;夫妻订立财产所有关系的契约, 不能独立存在, 只能依附于缔结夫妻关系的婚姻契约, 婚姻契约经国家审查批准生效, 附随于婚姻契约成立的夫妻财产契约才能生效。婚姻依法成立以后的夫妻财产契约, 由于婚姻契约已经生效, 当然可以附随生效;而婚前财产契约则只能在婚姻契约生效时生效。

2.夫妻财产制度的约定缺乏公示程序的规定, 令该约定缺乏公信力。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虽然该规定约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但是笔者以为, 该约定毫无公信力, 根本不足以对抗第三人。由于书面约定, 乃是夫妻之间的合意, 无公证机关的介入, 其约定势必可任意曲解, 第三人根本不可能知情。于此, 善意第三人利益不应因此受损, 根据法律最终之价值取向, 将不得不以牺牲该约定的公信力为代价, 在与夫妻任何一方发生交易之时, 第三人的债权可向夫妻任何一方主张债权。在这方面, 许多发达国家法典比我们规定得明确: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所有财产协议, 均应有公证人在场, 当事人对此协定均表同意并且必须有公证人在契约上签字, 该证书必须指明在举行结婚前交至身份官员。德国法也有类似之规定, 我们应该借鉴。

3.夫妻财产约定是否可以变更或撤销, 立法没作出明确规定。一些国家规定在夫妻约定财产以后, 不得变更或撤销。如《日本民法典》第758规定:“夫妻的财产关系, 于婚姻申报后, 不得变更。”夫妻财产约定为契约性质, 是夫妻双方意思一致达成的结果, 是其意思自治的反映, 自应允许变更或撤销, 但应有一定的条件和程序。我国立法没有这种规定, 原则上应准许变更或撤销, 但又没有规定变更或撤销的条件和程序。这也是不足之一。

对夫妻财产制度的几点建议:

鉴于上述的缺陷与不足, 为了防止纠纷, 预防纠纷, 我们因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由于我国的婚姻法刚行修改, 再进行修改已不可能, 但可以在与之不相冲突的婚姻法实施细则中加以完善,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中明文规定, 夫妻财产约定生效的具体时间。婚前缔结的约定于结婚时或约定的其他时间发生效力, 婚后缔结的约定于约定当时或约定的其他时间发生效力。

2.规范夫妻财产协议, 规范公示程序, 未经公示程序不得对抗第三人。至于采用何种公示程序, 存在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 夫妻财产制选择的约定, 应当进行公证。夫妻对财产的书面约定经过公证证明, 其效力更为可靠;另一种意见认为, 夫妻对财产制的约定应当向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 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或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由于夫妻财产登记的内容、效力等问题比较复杂, 而我国对家庭财产的监管还不够规范和完善。所以笔者认为, 夫妻财产约定的公示程序应以公证为准。公证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个公证业务辖区至少有一个公证机构, 对夫妻财产约定的受理情况十分有利, 而且便于第三人查核, 可以达到公示公信的效果, 确保夫妻双方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夫妻财产约定必须公证, 由公证机构具体把握约定的合法性及真实性、有效性问题。夫妻财产约定以公证对抗第三人, 不公证, 只发生对内效力, 不发生对外效力。

3.增加财产协议变更或撤销的条件和程序。笔者认为, 夫妻约定在订立生效以后可以变更或撤销, 但变更或撤销必须经夫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方可为之, 同时, 变更或撤销应到公证部门公证备案;且约定的变更、撤销不得影响行为人对第三人原应承担的财产责任, 以欺诈和逃避财产责任为目的而订立或变更、撤销约定的行为均应视为无效。其次, 须对变更次数作出限制, 以保证协议的公信力, 也是对夫妻变更冲动的轻率作出必要规制。

为了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及与国际社会接轨,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我国应在借鉴别国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 从我国实际出发建立起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 既科学、规范、明确、具体, 又具有操作性的夫妻约定财产制。

四、结束语

任何一个时代的法律和法学, 归根结底都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所决定的, 但又不能离开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而凭空创造, 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扬弃过去时代法律和法学中不适合需要的东西, 吸收适合需要的东西, 并加以改造和创新而形成的。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国的夫妻约定财产制随着婚姻立法的完善而逐步规范化, 解决了现今社会对于夫妻之间财产约定时可能出现的纠纷。吸收和扬弃才能促进立法的发展, 财产制度涉及到交易安全问题, 如果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不明确, 就容易发生纠纷, 夫妻一方在与他人进行交易时, 他人因为不清楚夫妻一方的资金来源以及性质如何, 可能不敢同他进行交易, 也可能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科学的规定和完善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对于家庭、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以及婚姻纠纷的处理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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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现行预算法的完善 篇8

一、我国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立法极限不明，导致法出多门，名称各异，并在事实造成地区差异

在我国，就外资立法而言，不同的法律、法规对某一具体法律关系可能会做出迥异的规定，不仅内容重复，而且形式混乱、名称各异，这是由于外资立法权限模糊导致的。例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有权规定；国务院及其有关部委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也有权规定。正是由于外资立法权限分散，因此地区差异问题时有发生，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同一。例如：对设立在我国不同区域的外商投资企业按不同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一方面，从外观上这符合我国总体经济战略的要求，但同时这种差异从深层次上降低了我国利用外资的全局效能，并导致投资失衡。

(二)立法内容抽象、落后，严重缺乏科学性、协调性

1．在部分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中，法律条文过于抽象含糊。例如：三部外商投资基本法中，均存在“一般应”、“必要时”、“原则上”、“特殊情况下”等含义不清的表述，结果常导致不同主体对其理解不一，不同有权机关解释不一，从而导致同一行为缺乏同一对待。

2．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某些规定已落后我国经济发展，缺乏现实意义。例如：外商投资期限过长等等。

3．由于中央、地方多层次立法缺乏必要沟通，导致中央立法地方修正，结果是立法冲突、司法矛盾大量出现，严重破坏法制的协调统一。

(三)“双轨制”立法方式太过绝对化，立法技术合理化程度低

内外资分别立法的“双轨制”立法方式与计划经济相伴而生，建立在主体实际法律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这种立法方式显然无法顺应时代的发展。同时，按企业形式分别立法导致外商投资企业立法重复、矛盾严重，给法律的权威性及统一实施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四)我国在外资待遇标准上实行的是优惠多同时限制也多的差别待遇标准

由于我国现行外商投资立法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所以我国至今未对外国投资者正式实行国民待遇。在许多方面，外国投资企业所获待遇与国内企业差别很大。要么“超国民待遇”，要么“次国民待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该待遇标准既不利于吸引外资，也不符合与国际惯例衔接的需要。

二、我国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立法完善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显突出。尤其在中国加入WTO后，我国法制现代化已提出全球化的法律规范如何与中国具有本土特色的法律体系相结合的问题，这就为完善我国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笔者认为只有针对我国现行外资立法存在的问题合理分析，才能提出可行方案。

(一)规范立法权限，提高立法层次

应当由《立法法》重新做出规定，有中央统一行使外资立法权，做到内容完备、形式合理、名称清晰，以确保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权威。一方面，国家收回地方的外资立法权；另一方面，有关具体引进和管理外资的行政法规的制定权，收归国家对外经贸主管部门单独行使或会同其他有关职能部门一起行使。

(二)增强法律条文的具体明确程度，坚持及时立法、科学立法，促进法律之间的协调性、系统性

1．依“公平、合理、有效”为标准，将大量的模棱两可的法律条文具体化，如：将“一般应”、“必要时”、“原则上”、“特殊情况下”等模糊表述尽量明晰为“应当”、“可以”的明确规定。即使现行情况确须留有余地，也应该将解释标准统一化、具体化，尽量避免因理解不一、解释不一而导致的争论不休，乃至中方因此而频频让步。

2．针对外资立法的短期性、片面性，缺乏全面规划，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应加强预测工作。关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并对我国外商企业立法的发展趋势及现行立法的社会效果进行综合预测和评价，以杜绝轻率立法、矛盾立法。

3．由中央统一行使外商投资立法权，避免立法源头上的冲突。同时，就具体的外资立法事项，地方有关部门应与中央立法机关积极有效地进行沟通，说明地万利用外资的特殊情况，使中央立法全面考量，防止矛盾在法律实施后序环节的恶化。

(三)部分地区使用“双轨制”立法方式，制定统一的外资法典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内外资一直采取分别立法的“双轨制。立法方式，计划性强烈，给人以差别待遇的非国民印象，当然，完全实行单轨制立法也是不现实的。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现行的大量分散、重复的外资法律、法规、管理办法统一起来，制定统一的外资法典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法》。这个法典应将现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国独资企业法》以及配套和相关的法律、规定统一，全面系统地规定外商投资的概念、投资形式、投资领域、法律原则、保护范围、鼓励与优惠措施、设立与管理程序等等。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们应本着高起点、高标准的精神进行外资立法，这就要求立法者要树立以下意识：国际水准意识、平等竞争意识、内外无别意识、国家主权意识。制定统一的外资法典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我国进行该项工程的时机已基本成熟，因为：(1)国家重视，(2)我国有利用外资的丰富经验，(3)有系统的涉外立法经验及研究，(4)我国已具备了人的基础一既理论丰富又实践能力强的人才。对我国统一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典的基本内容可设想如下：第一章总则，第二章设立与登记，第三章出资方式与出资比例，第四章投资方式与审查和批准，第五章税收与优惠政策，第六章外国投资的经营管理。此外，还应将劳动管理、投资争议解决等列为专章。总之，外资法典化与单轨制还是双轨制无必然联系。制定的统一的外资法典，同时在部分领域仍实行双轨制，关键要看这样立法是否适合我国国情，是否能对外资更好地保护和促进，是否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四)确定国民待遇标准作为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待遇标准

我国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之所以存在上述缺点和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外商投资采用不合理的待遇标准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外商投资待遇标准问题，各国外资立法及司法实践各异。有采用公平合理待遇标准的，有采用非歧视待遇标准的，也有采用国民待遇标准、最惠国待遇标准的。然而，采用国民待遇标准的情况较为普遍和常见。国民待遇作为一项制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才形成的，它主要是指一主权国家在互惠的基础上，授予他国国民或公司在投资财产、投资活动及有关的司法救济上以不低于本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简称为“外资的国民待遇”。然而现实中存在的大量问题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中有外国资本的注入与存在，故常被认为与国内一般企业有性质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常采用不同的对待方式，最典型的就是采用差别待遇标准，实质上造成了对外资的歧视及不公平。然而，外商投资企业实际上可以视为外商权利的载体和媒介，尽管外商将其资本投入东道国，但一个国家给予外商投资企业何种待遇，直接会影响外商的投资决策，最终影响外资的出入及流向。因此，确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标准，不仅可以消除差别待遇而引发的非国民待遇印象，同时也符合近来国际投资规范的基本要求，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