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

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通用9篇）

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 篇1

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形态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我国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学制，这个学制还在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里得到了确认。它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的教育。

学校教育（幼儿园）：招收3～6、7岁的幼儿。

初等教育：主要指全日制小学教育，招收6、7岁儿童入学，学制为5～6年。在成人教育方面，是成人初等业余教育。

中等教育：主要指全日制普通中学、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和业余中学。全日制中学修业年限为6年，初中3年，高中3年，职业高中2～3年，中等专业学校3～4年，技工学校2～3年。属成人教育的各类业余中学，修业年限适当延长。

高等教育：指全日制大学、专门学院、专科学校、研究生院和各种形式的业余大学。高等学校招收高中毕业生和同等学历者。专科学校修业年限为2～3年。大学和专门学院修业年限为4～5年，毕业考试合格者，授予学士学位。业余大学修业年限适当延长，学完规定课程经考核达到全日制高等学校同类专业水平者，承认学历，享受同等待遇。条件较好的大学、专门学院和科学研究机关设立研究生教育机构。硕士研究生修业年限为2～3年，招收获学士学位者和同等学力者，完成学业授予硕士学位。博士研究生修业年限为3年，招收或硕士学位者和同等学力者，完成学业授予博士学位。在职研究生修业年限适当延长，完成学业者也可获得相应学位。

从形态上看，我国现行学制是从单轨学制发展而来的分支型学

制。

随着生产和社会的发展，对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需求越来越大和越来越迫切，我国的单轨学制必然要走向分支型学制。

二十多年来，我国学制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就是重建和完善分支型学制。我们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通过发展基础教育后的职业教育走向分支型学制，下一步要走的道路将是通过高中综合化走向单轨学制。这是现代学制发展的大趋势。

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 篇2

土地征收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 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 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为国家所有, 并对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土地使用权人予以补偿的行为。

二、目前土地征收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各地掀起投资热潮, 城镇周边的大量耕地被占用, 变成了开发区和商品房。这股“圈地”的热潮给我国带来了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 具体表现在:

第一, 土地征收程序不规范。由于片面的追求政绩, 以及部分地方领导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加之土地征收属于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的特点, 部分地方在征收土地的时候没有全部依照甚至完全没有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 此外征地补偿标准偏低、截留征地补偿款、以租代征、越权审批、占地过程中滥用公检法部门等现象也非常严重。

第二, 征地补偿标准偏低且补偿对象不一致, 部分地方截留征地补偿。征收土地补偿标准是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来执行的。由于《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 所以地方政府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会自己制定本区域的补偿办法, 所以出现了各地补偿款分配不一致的现象, 此外各个地方对于有特殊情况的农民如出嫁女、外迁户等给予的补偿都不一致。最为严重的是部分地方政府截留农民的征地补偿款, 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三, 公共利益的界限模糊, 大量占地不属于公共利益需要。土地征收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强制取得土地所有权的行为, 并没有明确何为公共利益, 如何确定公共利益。这就导致国家的土地征收权事实上不受限制的情况, 造成权力滥用。一些地方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政绩工程”的促使下, 滥用土地, 把大量的农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和工业用地, 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第四, 土地市场无序混乱。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农村土地资源呈现市场化趋势。但这种市场表现为透明度和可操作性极差的隐性市场, 而且这个市场呈现为随意交易、随意价格、口头协议等无秩序、不规范的格局, 存在大量非法交易集体土地, 直接出卖土地、变相买卖土地等违法违规的现象。

三、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途径

土地对农民不仅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场所, 是重要的生产资料, 也是农民获取生活用品的主要来源, 是安身立命之所在。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严重侵害了农村和农民阶层的权益, 以牺牲占我国2/3以上的人的利益换来经济的高速腾飞, 不仅违背了公平正义的要求, 也最终将阻滞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 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 拓宽补偿土地征收补偿范围, 提高补偿标准, 丰富补偿安置方式。合理确定征收补偿范围是补偿公正性的前提。借鉴各国法律规定,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土地征收补偿范围除包括现行法律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助费, 搬迁安置费之外, 还应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损失补偿、残余地分割损失补偿、经营损失补偿以及其他各种因征地所致的必要费用等可确定、量化的财产损失列入补偿的范围。

第二, 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 明确规定公益性的含义。通过立法确定公益性的含义, 严格界定公益用地的范围, 避免国家滥用公益用地的名义征收土地, 从而保护农民权益。

第三, 明确土地补偿费分配主体。针对存在的问题, 我们认为应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 即农民。实践中一些外嫁女、离婚回村住的妇女、入赘女婿、在外上学学生等一些特殊主体的分配资格问题需要法律做出明确。

第四, 健全和完善土地征收补偿的救济。土地纠纷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争议, 若将土地争议诉诸法院, 交由法院审理裁判, 无疑会加重法院的负担, 占用本已匮乏的司法资源;倘若交由行政裁决, 对不免有“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之嫌, 因此较为妥当的一种做法是建立一个中立的专门土地裁决机构解决土地征收中出现的种种纠纷。

第五, 完善征地程序, 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首先, 设立征收土地的公告或通知程序, 保障农民的知情权, 保障土地权利人的参与权、异议权。其次, 增加听证会制度。听证会可以就土地征收合法性、土地征收补偿等问题举行, 听证会上应充分听取被征收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使被征收人和利害关系人获得表达意见的机会。再次, 完善土地征用程序, 赋予被征土地产权人异议权, 同时, 建立对异议的复议和诉讼程序, 提高补偿的公正性。

综上所述, 可以看到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从法律和制度两方面入手, 构建合理的征地制度和征收土地补偿标准, 然后用法律加以确定和规范, 才可以更好地解决土地征收过程中问题, 并在同时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城市建设用地越来越紧缺, 为满足城市建设用地的需要, 国家大面积征收了农村集体土地, 但土地征收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究其原因, 在于现行土地征收制度不完善, 由此引起的纠纷不断。文章针对征收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 剖析原因, 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土地征收,农民权益,完善途径

参考文献

[1]、刘骞.关于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中公共利益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 2009 (33) .

[2]、陈年冰, 王凯锋.论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与农民权益的保障[J].甘肃社会科学, 2009 (5) .

建议调整我国现行学校假期制度 篇3

根据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坚持全年放假10周不变的情况下，建议做以下调整：一是将暑假缩短1周时间，相应增加1周以上的春假。春假时间排在“五一”之前或之后，由各地灵活安排。二是允许北部寒冷地区省份将暑假减少1周，相应延长寒假。

进行以上调整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学校将形成1、6、3周的放假格局，北部寒冷地区可形成1、5、4周的放假格局。在寒暑假以外，加上“五一”春假和“十一”长假（亦可看作秋假），每个学期都有一个长的假期和中间的一个短假。错时灵活放假，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

1.有利于缓解“十一”和暑期旅游与交通紧张的问题。目前学生外出游玩主要选择“十一”黄金周或暑假。寒假北方过冷且有春节这一家庭团聚的传统节日，并不适合外出游玩。因此造成“十一”黄金周和部分暑假时段交通拥挤。如有春假和延长寒假，人们可以多一些选择。

2.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学生暑假长时间休息容易懒散，降低学习兴趣，開学后需要较长时间调整。缩短过长的暑假，增加春假，是解决这一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且春季万物复苏、温度适宜，这时外出游玩有利于学生接触大自然，促进身心健康。

3.有利于节约能源。北部寒冷地区延长寒假，学生在家休息或外出游览，能够减少学校的取暖耗能，节约教育经费。

我国现行上诉制度弊端及完善 篇4

一、问题之缘起

上诉案件的巨幅增长是现代世界国家的普遍现象。以法国为例，据统计，从1980年到1989年由初级法院许可上诉的案件数量由59800件上升到97797件，由州法院许可上诉的案件数量由46379件上升到60170件。在我国，各类上诉案件的增长也呈现十分迅猛的态势。（1）以某基层法院1999年至2001年的上诉案件统计情况为例，该院1999年受理案件民商事案件1988件、上诉108件，2000年受理民商事案件2201件，上诉201件，2001年受理民商事案件2578件，上诉268件。就上诉效率而言，1999年为5.4，2000年为9.1，2001年为10.3,就上诉案件的绝对数量1999年至2000年递增了10.7个百分点，2000年至2001年递增了17.1个百分点。纯粹从数据的统计分析角度而言，三年中上诉案件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从百分比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攀升，并从整体上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当然，上诉案件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事人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但是，从上诉设立的制度价值而言，不可否认，在这些大量增加的上诉案件也不乏一些不应进入二审程序的案件。比如，在上述的上诉案件中，其案由大都比较简单，如离婚、人身损害赔偿、简单的买卖纠纷等，而其提起上诉的理由大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争议，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一审并没有什么问题。因而，上诉的结果大都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类案件上诉率逐年攀高的现象，一方面为二审法院增加了诉累，浪费了诉讼资源，影响了诉讼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导致了第一审判决的既判力的不确定性，对于民事诉讼程的序安定价值无疑是一个莫大的干扰。以上反映的问题，是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上诉问题的一个缩影。由此，我国民事诉讼中上诉问题的存在，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过多的上诉案件导致了诉讼资源的浪费，影响了诉讼效率；另一个方面是，过于频繁而无效力的上诉，在较大程度上削弱了我国第一审判决的既判力。对于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在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益的角度学界已达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程序公正观和效益观的确立对于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民事诉讼领域的许多问题，从本源上考虑，往往归结为如何在理论和立法实践中如何平衡两者关系的问题。对于上诉问题的考量自也不能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解决和处理好上诉问题就是在制度层面如何均衡好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的问题。而依程桂明先生在《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在法的价值序列中，法的安定性优先于正义和其他价值。有鉴于此，我们可否大胆地提出：程序安定也是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1），由此，笔者是否也可以认为，上诉问题的解决也可以从程序安定的角度进行考虑。行文至此，对于前述提出的效率与既判力的两个层面的问题，在笔者心中已有了基本的价值考虑的归依。即从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合理配比角度着手，解决上诉在诉讼资源浪费、导致诉讼效率低下的问题；从程序安定角度入手，维护第一审判决既判力。我国现行上诉制度之弊端对任何问题的考量都不能离开一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基础，尤其是该问题赖以存在的法律制度前提。对于上诉制度问题的考虑同样如此，而我国上诉制度存在之前提无疑乃为二审结构之存在。所谓二审结构系指二审审理与第一审法院之间的关系，它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复审型、续审型和事后审制。复审制的特点在于，二审法院对于第一审审理的案件完全重新审理，第一审提出的诉讼资料不能作为第二审法院裁判的基础，当事人在第二审中应当重新提出一切诉讼资料。由于二审程序重复了第一审的审理过程，故称之为复审制。续审制系第而审以第一审言辞辩论终结时的诉讼状态为前提，续行第一审的程序。事后审制是指第二审法院对第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资料和证据资料进行审查，以判别第一审判决是否妥当，当事人在第二审中不得提出新诉讼资料。三种审理结构相比，续审制由于在效率方面所具有的显著的优越性，而为广大西方国家采用。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二审原则上是一审的续行，当事人和法院在一审中实施的诉讼行为，要受到第二审法院的审查，当事人可以在二审中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因此我国在二审结构上采取的是续审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规定，我国二审法院的审理范围被限定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其中“适用法律”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第153条根据一审判决中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不同情况，规定了维持原

判、依法改判、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等二审处理方式。同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我国也存在着一审事实审功能不足的现象，当事人依法享有当然的上诉权，大量案件直接进入二审，二审既是事实审又是法律审。此外，二审法院还承担着审理第一审案件、对已决案件进行再审，答复下级法院关于法律问题的请示等多项工作任务，最高人民法院还承担着规范性司法解释的制定

工作。就工作量而言，我国的二审法院比两大法系的任何国家都要承重，工作性质也更为复杂，无西方国家那种专门的上诉法院或上诉庭的设置，这种状况不利于事实审功能的发挥和法律适用的统一，同时加剧了我国上诉审程序效益低下的窘境。当然，除了制度层面的因素，还有社会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公民法律意识、法律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因素在影响上诉制度的运行。为行文逻辑结构的严密起见，在此，笔者着重从制度因素角度进行探讨。具体而言，我国现有的上诉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或不足：

1、对当事人上诉权没有进行合理的限制，加之一审（事实审）无法从制度给予当事人充分的信赖感，导致当事人对上诉权行使需求的膨胀，进而导致上诉权盲目扩大，滥用上诉权，无形中增加了诉累，浪费了诉讼资源。上诉权的启动频繁适用与上诉权未得到有效的限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国相关法律在关于上诉人上诉权行使权利的规定方面比较简单，依笔者看来似乎只有《民诉法》第147条对此进行了规范，即：“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而就上诉方的角度而言，在上诉权的行使未受到实际上制约的时候，其上诉失败所应付出的成本相对于胜诉的收益而言，无疑是微乎其微的。根据我国的诉讼制度，在绝大多数场合上诉方一旦上诉失败所应额外支付的仅仅是上诉所引起的诉讼费用（当然二审判决增加其债务负担的情形除外，但此种情况由于二审制度“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项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1）的原则而较为罕见。），而一旦争议的事实得到二审支持则对于起诉方而言，无疑将得到更大的收益，在较小风险承担的前提下可以有望获取潜在的较大收益，对于心智健全的一方当事人（起诉方）而言，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同时，当事人对上诉权的青睐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我国一审程序所能赋予当事人公正安全的信赖感尚嫌不足，这与我国现在对基层法院投入不足、重视不够，以及行政化管理、分级定不无关系。由于待遇和社会认同甚至自我认同的巨大差异，我国基层法院无论在人员素质和物质装备方面都与二审法院有着较大的差异。这样的差异无疑成为了上诉权频繁提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在我国根深蒂固的级别、官本位思想也在其间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2、上诉案件审查的范围没有科学的设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上诉能否真正达到目的，从根本上关系到我国二审终审制这种审级制度能否得到完全的贯彻实施。如前所述，根据《民诉法》第151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正如我国司法界权威人士所指出的那样：“上诉程序的发生，只有在当事人提起上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上诉人一旦提起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就必须作为上诉案件进行审理，同时，当事人对不服一审判决、裁定的哪些方面提起上诉，完全是上诉人的权利。既然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后，当事人已经接受判决其中的某些部分而不再提起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进行审查。”（1）而问题就在于，在世界范围而言，不管是对第二审审理范围采取全面审查的国家，还是规定第二审受上诉范围限制的国家，都不是绝对的限制法院依职权进行司法审查。综观《民诉法》的规定，也不难发现我国的立法对于法院依职权的在二审中司法审查也未采取完全杜绝的态度：

1、根据《民诉法》第13条的规定，当事人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应当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如果一审裁决对非上诉部分的处理具有重大错误，不仅有损当事人的正当权益，而且违反社会的公共利益，二审法院不应视不见、见而不纠。

2、根据《民诉法》第153条的规定，如果二审发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发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消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发现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消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在此，所谓的法院发现各种错误并未仅限于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而发现的错误。

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80条中又补充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时，如果发现在上诉请求以外原判决确有错误的，也应予以纠正。”

5、从审判实践来看，二审范围也并没有完全受上诉内容的限制，既不能作到及时纠正一审的错误，也不利于执行“两便原则”。上诉部分的内容与非上诉部分的内容往往具有密切的联系，有时对非上诉部分的审查是审查上诉部分的基础，如果二审范围仅限于上诉部分，就不利于发现一审的错误，使本来在二审中可以纠正的错误还要通过再审程序加以纠正。另外，即使二审发现非上诉部分的内容有错误，却因受到上诉范围的限制而无权纠正，只好发动再审程序，这就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和法院的工作负担。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实际的操作中，法院应当如何把握依职权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的尺度？如果过分拘泥于上诉的申请范围，则势必导致二审纠正偏差确保公正的制度价值无法很好的实现。如果无视上诉申请范围，任意进行司法审查，则无疑将过分挫伤上诉人的积极性，导致上诉率的极大萎缩，无法实现二审制度的积极功效。

3、二审终审制这种单一的上诉制度，不能完全涵盖解决审判实践中所遇到的上诉问题，同时导致某些简单的上诉案件不能实现诉讼效率、当事人之间不能完全实现诉讼公平。首先，在审判实践中有在许多情况下，法院的司法公正、独立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尤其在一些商事案件纠纷中，涉及到地方政府财政利益的案件，往往会招致地方当局的出面干涉。而在我国二审终身制的情况下，作为一审法院的往往是基层人民法院，往往难以抗拒政府对司法审判的“实际”介入，即便到了二审情况也好得有限，即便在二审中地方政府的干扰大大减少的情况下，也会看在一、二审法院间微妙的关系上，而网开一面，予以维持。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其对于上诉制度价值功能的实现无疑是一个较大的阻碍；其次，由于在诉讼制度设计上的缺漏，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简单的案件也被纳入了二审范畴，无论从诉讼的效率还是从制度的严谨性角度而言，这样一种现象的存在都是不应容许的。当然，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还有上诉申请范围的不受限制等，但究其最为本质的原因而言，仍应归咎于对此类简单问题处理手段在现行民事诉讼制度中的缺失。也正因如此，作为最为直接简便的救济途径的二审上诉制度便成为了一些简单问题的解决机制的替代。从诉讼效率的角度而言，对事实简单、法律适用清楚的案件并不适宜动用二审的审判资源，至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宜动用。因此，寻求二审制度以外的制度设立便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出路、对策。

三、对策现行上诉制度存在的问题，如需彻底解决尚有待我国国民法律素养之深入提高，我国法律文化传统与西方先进法律文化的进一步交融互补。但从价值实现的角度考虑，在进行这一问题的分析解决过程中，我们既要考虑公正与效率的合理分配，又要对程序安定的价值进行必要的兼顾。关于程序安定的问题，笔者以为，有必要进行一些专门的介绍，根据程桂明先生的认为：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应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程序的安定性包括两个不同层面的安定，即程序规范的安定和程序运作的安定性。（1）由此从制度层面考虑，围绕上述三个价值的实现，我们还是应有许多措施可以采取，以期实现问题解决之功效。

1、上诉权的设立反映了古今中外一脉相承的“自然正义”观念。不管是中国古代老庄的道法自然，还是西方的自然法思想源流，在各国的法律观念中都存在这样一个共同的理念：即既然法官也是人，那么就可能犯错误，出于正义实现的价值考虑，当事人要求上级法院审查下级法院的裁决，确保裁断的公平正义，这是依自然理性而应赋予当事人的权利，是不需要任何论证而能为人接受的应然性的法律制度的追求。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上诉权而言，应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至少在法院角度应当享有一定的对上诉权的审查权利，即上诉权不应再被视为一旦当事人一方提起即当然启动的法定程序，而应当在启动程序方面有所限制。从维护原审判决的既判力而言，这无疑也是极为重要的。众所周知，我国的上诉制度规定，只要当事人在法定的上诉期间内提起上诉即可当然引起第二审程序的发生。而在此期间法院不具备立案时的程序审查权利。当然，由于在法定的上诉期间，法院判决的既判效力已被阻却，由此角度上诉权的任意行使并不对其构成任何的侵犯影响。然而，从二审最后作出的结果角度而言，如一味纵容当事人提起无谓的上诉，而二审裁决结果大都是维持一审的原判。则由此角度，事实上一审的正确判决被提起上诉的上诉人认为的阻却了生效的时间，在一方当事人有意以讼累对对方进行报复的恶意上诉场合，一审判决既判力的遭受侵害更是尽显无疑。同时，在另一个层面由于上诉权提起的不受限制，导致二审审判资源的极大浪费，甚至出现了一审行同虚设的怪异现象。因此，为上诉权的提起设定限制性条件无疑是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由于上诉制度本身对当事人正当权利实现的巨大保障作用，这样的一种限制又不能过度。因此，该条件的设定应当在维护当事人正当权益衡平双方当事人之间利益及维护法院审判权威之间进行再三的斟酌。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上诉率升高的原因也与上诉人对上诉本身需求的高涨，因此，如何减少当事人对上诉的需求无疑也成为解决上诉程序启动过于频繁这一问题的一大途径。笔者建议：（1）限制上诉。在控制上诉案件的数量上，最简单、粗俗的方法就是限制或者排除某些案件的上诉权。参照外国的经验，对于小额诉讼案件而言，许多国家规定一定金额以下的案件不允许上诉。如德国1990年将二审案件的金额由700马克提高到1200马克，1991年由提高到2000马克。此外，对于中间裁决而言，多数国家规定终局裁决可以上诉，而中间裁决的上诉受到限制。这是因为，准许中间裁决的上诉会造成上诉的零碎性、重复性，使正在进行的本案审理发生中断结果往往是浪费时间、拖延涉讼。正如法兰克福大法官说的：“为了讲效率，司法部门决不能因循拖延，如准许整个诉讼理由从组成部分一一分别进行审查，那么司法的能动作用就会受到阻碍。”（1）有鉴于此，我国在今后的立法、司法过程中，也完全可以通过排除小额诉讼案件、中间裁决案件的上诉控制上诉权的滥用。（2）降低上诉需求。在控制上诉案件数量上最为恰当的方法是通过提高当事人对一审判决的信赖来减少对上诉的需求。事实上，审判制度的目的就是追求达成值得当事人信赖并能使人民信服的裁判。为此应尽量健全一审（事实审）的程序制度，充实可使当事人信服裁断以便当事人能在该审级对法院表示是否信服裁判并提出资料说服法官等内容。“也就是保障当事人当事人有充分的机会，可籍此预测法官之判断而提出利于节约劳力、时间、费用以及发现真实的材料。经由此等机会的赋予，防止发生突袭性裁判。”（1）无疑这样的制度设置，对于我国的上诉制度改革也有着较大的意义和价值。

2、如同笔者在第二部分中所认同的，对我国二审法院的审查范围界亟待进行合理的界定。欲解决这一问题，愚以为应丛以下三个方面入手：（1）明确依据当事人申请进行审查与依法院职权进行审查的关系。根据《民诉法》第151条的规定，二审的审查范围应当以当事人上诉提出的请求为基本内容。但是有关案件的定性、适用法律以及重大的程序问题，人民法院无论当事人在当事人请求中是否提出，均应依职权主动予以审查。比如在经济合同纠纷中，一方当事人仅对一审判决给付赔偿金的数额提起上诉，要求增加或减少赔偿金。二审法院如果不审查一审定性是否正确，不首先确定合同是否有效，就无法判断当事人上诉请求是否合理。所以，在具体操作上，二审法院应进行阅卷，针对上诉提出的问题以及人民法院依职权应予以审查的主要问题进行查证和审理；（2）明确二审和一审的关系。二审就一审判决中非上诉部分如果认为处理正确，在二审判决中不必认定，以免形成全面审理，即仅就原审判决中的上诉部分进行认定，在判决书主文中不必写明“双方对一审判决的其他内容无争议”或“维持一审判决主文的其他内容”。但是，如果二审中发现原审判决中的非上诉部分存在错误，则应依法纠正，并在判决书主文中写明。另外，需特别注意一审判决非上诉部分无论是否由二审变更和纠正，其法律效力都将因当事人的上诉而停止，这是因为裁判的整体法律效力是不可分的。认为一审判决中未上诉的部分过了上诉期即先于上诉部分发生法律效力的观点是不正确的。（3）明确二审与再审的衔接关系。再审不是一个独立的审级，而是一种特殊的纠错机制，对一审判决中的错误，在当事人上诉的情况下通常应在二审程序予以纠正，而不应因其不属于上诉内容而留待再审程序予以纠正。那样做不符合审判程序的分工，认为地造成一案多审、重复劳动。

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 篇5

[论文提要] 司法鉴定在诉讼中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程序失范，在制度上严重阻滞了现代司法进程。为此，本文通过对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辨析，从英美和大陆法系司法鉴定制度的考察，提出了重塑我国司法鉴定体制之路径。

[关键词] 司法鉴定制度 鉴定机构 鉴定人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由司法机关指派或当事人委托，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的一种活动[1].司法鉴定涉及诸多领域，据统计，“目前我国司法鉴定学科的种类已经多达30余个，一年鉴定案件100万件以上(包括一案数种鉴定)”[2]可见，司法鉴定借助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解决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以弥补侦查、审判人员知识的不足，它以其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帮助司法机关判明证据真伪，起着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随着科学的进步，社会分工的细化，鉴定的应用领域必将不断拓宽，其重要性也将因此而进一步提高” [3].但是，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体制，是从建国初期司法机关侦查办案所需的内部鉴定而发展演变出来，司法鉴定工作显得滞后，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存在诸多弊端。

一、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司法鉴定立法严重滞后

1、法律对司法鉴定的规范甚少。目前，有关司法鉴定方面的法律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之中，仅6个条款。且六个条款主要是关于鉴定决定权的授权性规定。从全局上看，至今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法。

2、部门规范杂乱。出于需要，各部门相继制定了一些调整司法鉴定的文件：如司法部制定了《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公安部制定了《刑事技术鉴定规则》，最高检察院制定了《法医工作细则(试行)》，最高法院下发了《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还有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文件等。这些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鉴定领域在操作中的困扰，但效力层次不高，适用范围较窄，冲突与矛盾并存，且各自为阵，施行各异。

3、绝大部分专业未制定统一的鉴定技术标准。目前，除部分法医鉴定和司法精神疾病有几个部联合颁布的部颁标准外，其他学科尚无统一标准，多数还只是各自确定的标准或经验型的.标准。“各类学科、全国性的行业标准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公认型的鉴定标准还没有”[4].众多的鉴定机构由于其行业或专业的特点，往往有着完全不同的鉴定标准，如同样的人身损伤进行伤残等级评定，适用公安部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伤残评定标准》和劳动部制定的《职工工伤和职业病鉴定标准》结果往往不同，当事人亦常根据自身的利益选择鉴定机构，鉴定机构也以此迎合委托人。在众多的鉴定标准中，有的还不科学、不准确，给司法审判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如法医鉴定中重伤偏轻和轻伤偏重以及轻伤与轻微伤的鉴定结论概念模糊。这些问题必然导致对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产生分歧和动摇，对公正司法产生直接

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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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制度（ 一）我国体育锻炼标准制度的发展 1954年，以群众性锻炼活动刚刚兴起之时，中央体委经政务院批准发出通告，在全国实施劳动卫国体育制度。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委颁发了《劳动卫国体育制度条例》，1964年改名为《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1975年正式称为《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又经几次修改，1990年经国务字批准，国家体委发布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施行办法》。为了推动职工和军人的锻炼活动，总工会和总政治部、总参谋部还分别制定了与国家体育锻炼标准配套的《全国职工健身七项标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体育锻炼标准》。目前，国家体委正在组织力量对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做进一步修改，已进行增加武术内容的试点，并拟增加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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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施行办法》的主要规定 根据这一法规的规定，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在学校全面施行，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城市街道、农村乡镇可以根据条件施行。施行工作由体育行政部门会同教育等部门督促所属基层单位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卫生部门负责卫生医务监督工作。各地体育场馆应当创造条件，建立辅导站和测验点，为锻炼者提供方便。锻炼标准按年龄分为四个组别，19岁以上为成年组。共设跑、跳、投等五类测验项目，在一年内按测验累积总分确定达标的等级。

二、广播体操、工间操制度

（一）广播体操制度 1951年，全国体总、教育部、卫生部等发出《关于推选广播体操活动的联合通知》，逐步在全国建立起广播体操制度。1954年和1955年，国家体委及有关部门分别发出联合通知，先后推出了少年广播体操和儿童广播体操。到1989年，已经推出了7套成人广播体操，5套少年广播体操和7套儿童广播体操。1992年，国家体委等发出了《关于在幼儿园（大班）中施行幼儿广播体操的通知》，建立起幼儿广播体操制度。在新的条件下，广播体操制度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发展。

（二）工间操制度 为改善干部健康状况，提高工作效率，1954年政务院发出了《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运动的通知》，规定上午和下午的工作时间中各抽出十分钟做工间操，要求领导干部负责组织并带头，动员所有工作人员参加。随后，工间操制度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部分企业中广泛建立起来。一些单位还建立了班前操制度。1981年，国务院办公厅又重申了上述通知，要求坚持好工间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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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体育评比制度

（一）、争创体育先进县制度 国家体委1984年发出的《关于加强县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为适应农村形势的发展，加强和改革县的体育工作，决定从1985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创体育先进县活动”，并同时制定了《体育先进县的标准和评选办法》，转年又发布了标准细则。1987年，国家体委发布了进一步修改的《全国体育先进县的标准和评选办法》。评选标准所括党政领导重视、体育机构健全、群体活动普及、业训成绩显著、竞赛形成制度、注意技术推广、搞好场地设施、推进体育社会化等八个方面。至今，已在全国范围进行了四次评选工作，命名全国体育先进县388个，对农村体育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目前，国家体委正与有关方面对评选标准与办法做进一步修订，以使这一制度更好地坚持下去。

（二）田径之乡评选制度 为了广泛开展群众性田径活动，建立开展田径运动的基层典型，1983年，国家体委发出《关于加强“田径之乡”建设的通知》，要求各地将创建田径之乡活动广泛实地开展起来，并发布了《全国“田径之乡”评选条件》。在连续三次评选的基础上，国家体委于1994年发出《关于评选第四批全国田径之乡的通知》，重新制定了《全国田径之乡评选办法》和评选标准。按照最新的规定，从领导重视、活动普及、成果突出、竞赛形成制度、基本设施和经费有保证这五个方面，每4年评选一次，由省（区、市）体委检查验收后申报。经国家体委检查、审定后使表彰。各地还可根据情况，评选本地区的田径之乡。

（三）群众体育工作评定制度 1989年，国家体委开始建立全国的群众体育工作综合评定制度，发布了《全国省、区、市群众体育工作评定办法》，1990年、1991年，分别下发了不断修改的《全国省（区、市）群众体育工作评定办法实施细则》。群众体育工作的评定标准包括综合、学校体育、业余训练、职工体育、农村与民族体育、协会体育活动等六个部分，由各地根据标准计算得分，国家体委采取适当形式进行抽查核定。对评定结果予以公布，分设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奖和全国群众体育工作进步奖进行表彰和表扬。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群众体育的改革与发展，群众体育工作评定制度也正在进行有关内容的修改。

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 篇7

1 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双轨制”的弊端

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是指由医学会组织有关临床医学专家或和法医学专家组成的专家组, 运用医学、法医学等科学知识和技术, 对涉及医疗事故行政处理的有关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 并提供鉴定结论的活动。司法过错鉴定制度, 即司法鉴定机构负责组织医疗过错责任鉴定, 是指在诉讼过程中, 对医疗损害责任的专门性问题, 由司法机关或当事人委托法定鉴定单位, 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 依照法定程序作出鉴别和判断的一种活动。这两种鉴定制度长期并峙, 形成了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的“双轨制”, 这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为患方寻求权利救济增加了一条途径, 但事实上却带来了诸多问题[1]。

1.1 双方当事人提出不同鉴定方式时出现法律空白

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当医患双方就同一纠纷提出不同鉴定方式时该如何处理, 而出于不同的诉讼请求, 医方和患方往往会选择不同的鉴定方式, 这不仅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了麻烦, 同时也给法官出了一些难题。这时法院面临的情形可能有下面几种:第一, 决定只做医疗事故鉴定;第二, 只做医疗过错鉴定;第三, 两种鉴定同时进行;第四, 先做医疗事故鉴定, 如果不是医疗事故再做医疗过错鉴定。而无论法院作出哪一种决定, 都可能会让未被法院认同的鉴定申请一方对将来的鉴定结论产生心理上的不信任或者不服从。例如, 2009年5月19日, 杨国祥诉江西省肿瘤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落幕, 此案被称为江西省第一例司法鉴定抗辩3次医疗鉴定案, 历时4年多, 经过了三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一次司法鉴定。这深刻地反映了医疗损害二元化鉴定模式的弊端。

1.2 现行“双轨制”导致赔偿“二元化”结构

在诉讼中, 如果当事人选择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方式, 那么赔偿标准则应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赔偿;如果当事人选择的是司法过错鉴定方式, 则赔偿标准就应该按照最高院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标准赔偿。两者的赔偿标准不同, 计算方法差距很大, 于是, 同一医疗纠纷却得到不同的赔偿数额, 导致赔偿“二元化”结构。

1.3 存在着公信度问题, 有“自我鉴定”之嫌疑

医学会实际上是一个官方色彩很浓的学术组织, 是在政府指导下开展工作的。通常情况下, 医学会的成员也就是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 医学专家库的成员常常具有双重身份, 导致实质上是“自我鉴定”的模式, 其公信力较差, 也正因如此, 司法过错鉴定制度才应运而生。此外, 专家鉴定组对鉴定结论实行集体负责制, 而集体负责制的根本问题就是无法追究个人的责任, 也就出现了在法律上可以追究责任而在实际上并不能追究任何鉴定人的责任的现实状况[2]。

2 国外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的经验

在西方国家, 法院认定医生责任时, 鉴定都是必经程序, 但不是法定程序, 法官必须组织鉴定, 通过专家的鉴定, 认定责任是否存在。我们不妨借鉴德国和荷兰的一些经验。

德国和荷兰也有医疗事故鉴定机构, 但与法官组织医疗专家鉴定的鉴定人不是一回事。德国类似于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机构是医生协会, 该协会对医生进行管理, 代表医生的利益。在每一个州的医生协会分会中都设立鉴定委员会。如果发生了医生责任的争议, 病人可以请求该委员会进行鉴定, 并且可以进行调解, 如果患者能够接受调解和鉴定, 则病人不再起诉, 解决了纠纷。病人如果不同意鉴定意见或者调解, 甚至认为鉴定结论是偏袒医生的, 可以向法院起诉。在荷兰, 医院设立投诉委员会, 受理各种医疗投诉;此外, 全国设立5个医生纪律委员会, 医生纪律委员会可以对患者有关医生责任的投诉进行调查, 作出结论, 并且对医生的过失进行处置。

在德国, 组织医生责任鉴定是法官依照程序进行的。每一个医生都有义务就法官提出的问题为法官作出鉴定结论。每一个法院都有一个列表, 列出每一个具有某种医疗专科鉴定人资格的医生名单。鉴定时, 法官从中选择在这个领域中最为权威的医生作为鉴定人。由医生协会做出的鉴定, 对法官没有约束力, 法官如果认同该医生协会的鉴定结论, 则确定医生协会中的一个专家写出医生协会的鉴定意见, 作为证据使用, 并由该专家个人负责 (我们则实行集体负责) 。在荷兰, 民事法官认定医疗过失有相应的程序和条件, 法官可以聘请专家进行鉴定、调查, 确定是否存在医疗过失, 是否有医疗损害的事实。即使是医生纪律委员会鉴定说医生有过失和损失的事实, 法官也不一定采信。法官对医生责任案件也可以进行调解, 先给对方一个反应的机会, 如果双方都认可这个调解, 就可以结案;如果不同意调解, 则由法官判决。但是, 医生纪律委员会的结论对法官没有拘束力。上述德国的一些经验, 对于改革我国现行的“双轨制”鉴定制度,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改革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的思考

3.1 医疗损害责任鉴定机构必须统一

所谓鉴定机构统一, 就是统一确定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才可以组织医疗损害责任鉴定, 不论是司法鉴定机构还是医学会, 凡是有医疗损害责任鉴定资质的机构, 都可以接受当事人或者法院的委托, 组织医疗损害责任鉴定。鉴定机构只负责组织, 而鉴定必须由鉴定专家进行。法院应当确定本地区在某个医疗专科中最有权威的几个医学专家、法医学专家, 授予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人的资格, 具有这个资格的人, 才有资格作为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人, 做出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结论。

3.2 确定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的性质是司法鉴定, 法官有权进行审查

我们应该借鉴德国的经验, 在我国确认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的性质是司法鉴定[3]。如果医疗损害责任鉴定是司法鉴定, 那么法官就应当享有全面的医疗损害责任司法鉴定的决定权、组织权和审查权。对于医疗损害责任司法鉴定的结论, 应当像其他司法鉴定结论一样, 法官有权进行审查, 有权决定是不是应当重新鉴定, 有权决定作出的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结论是否采信。

3.3 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应当实行鉴定专家个人负责制

在一般情况下, 应当否定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的集体鉴定制, 应当由个人负责, 由具有资质的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人独立作出鉴定结论, 对于鉴定作出的结论, 鉴定专家个人承担责任, 以防止鉴定结论发生错误后相互推诿, 集体鉴定集体都不负责任后果的出现。

为了增加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可信性, 应当建立鉴定结论的复核制, 另外聘请一个鉴定专家对鉴定结论进行复核[4]。在作出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之后, 鉴定机构应当另行委派具有鉴定资格的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人对鉴定结论进行复核, 提出复核意见, 佐证鉴定结论的真实性。鉴定专家和复核专家各负其责, 发生错误都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

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们的维权意识日益增强。我们现行的二元化鉴定制度, 已不能满足今天社会生活的需要, 借鉴国外经验, 尝试改革, 建立一个统一的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杨立新.医疗损害责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255.

[2]王冰.医疗纠纷律师在线答疑[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45.

[3]艾尔肯, 方博.论医疗损害鉴定制度[J].时代法学, 2009, (7) :15-16.

浅谈我国现行死刑复核制度 篇8

摘要：死刑又称生命刑，在刑罚体系中是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复核程序是法院对死刑案件复核遵循的特别制度。死刑复核制度作为死刑案件的最后一道“闸门”，对控制我国死刑数量、保证死刑案件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介绍了我国古代和现代的死刑复核制度，并分析了现行死刑复核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一些不足。

关键词：死刑；死刑复核制度；刑法；书面审查

引言

近年来，学界知名学者为死刑的废除奔走呼吁，陈兴良教授坦言：“从应然性上说，我是一个死刑废止论者；从实然性上说，我是一个死刑存置论者”1，诚然，从中国的现实上看，要立刻废除死刑是不可能的，也是目前国情所不允许的。我们不能立刻废除死刑，却可以最大限度的限制死刑，“保留死刑、少杀慎杀”。限制死刑有两条途径，途径一：通过立法的手段限制《刑法》中死刑条文，途径二：通过司法途径，即建立完善的程序严格适用死刑，在司法活动中严格控制死刑数量，力求可不杀的一律不杀、可不立即执行的一律不立即执行。《刑法修正案（八）》明确了未成年人、孕妇等特殊人群人不适用死刑，說明我国从立法方面对死刑的限制已经做出了努力，但在司法方面，却有很大的缺陷，死刑复核制度经历过多次改良，却仍存在一定弊端。

一、我国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

我国死刑复核制度萌芽于汉代，成型于隋唐，而后各代均有发展完善。《唐六典·刑部》记载：“凡决死刑，皆于中书、门下详复”，注释中：“旧制，（死刑）皆于刑部详复，然后奏决，开元二十五年敕，以为庶狱既减，且无死刑。自今以后，有犯死刑，除‘十恶’死罪伪造头首、劫杀、故杀、谋杀外，宜令中书、门下与法官等详所犯轻重，具状奏闻。”说明在唐代死刑是由相关机构审查后再报统治者核准。2宋元时期，死刑仍需经中央有关部门统一核准。到了明清，死刑复核制度则更加完善。清朝，案件被判处立决后，由大理寺丞、都察御史、刑部官员等进行“会小法”；之后，再由左都御使、寺卿等进行“会大法”。被判处秋后处决的案件则按照秋审和朝审进行，并被称为“一朝之大典”。可见，历朝统治者深谙生命的重要性和唯一性，为不错杀，对死刑案件的救济都做了一定的规定。首先，所有被判处死刑的案件都要经两道关卡：复核和复奏。其次，就死刑复核案件来说，无论立决还是秋后决，均须按照死刑复核程序进行审核，不同的只是死刑立决案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审核，而秋后决的案件则由主要的司法机关进行会审。再次，被判处秋后决的案件在执行之前，还可以有其他广泛的救济途径，如上诉、申诉以及向统治者直诉，比如邀车驾，登闻鼓，上表等。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死刑复核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按照“少杀慎杀”的原则，建立起了实际上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行使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的死刑复核制度，对死刑的复核相对较为严格。文化大革命时期，司法基本瘫痪，死刑复核制度更无从谈起。文革后制定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核准死刑案件，并在《刑事诉讼法》设专章规定了死刑复核程序。1983年“严打”期间，为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发文规定反革命案件、贪污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判处死刑的以及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被判处死刑的案件。1997年新刑法规定死刑都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是由于当时我国实际国情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时机还不成熟，面临较大的困难，不得不将继续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这段时期，我国实际上是实行死刑双重核准制度，即死刑案件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行使和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授权行使。直至2007年1月1日，才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这是我国死刑复核制度的重要的标志，对于确保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控制和慎用死刑，统一死刑适用的标准，具有重大意义。

三、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及弊端

死刑又称生命刑，死刑作为一种最古老的刑罚，是最严厉的刑罚方法，历来都是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被认为是具有最大威慑力的刑罚方法，其存在被认为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直到1764年，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死刑》一书中对欧洲中世纪封建专制社会的刑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以过人的勇气提出了死刑废除论。两百多年过去了，许多国家意识到生命权的不可剥夺性和人权的不可侵犯性，把死刑从刑法中废除。欧洲国家对死刑极其反对，他们认为“死刑剥夺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禁止死刑被写进了47个欧洲国家共同签署的《欧洲人权公约》，并成为加入欧盟的一个必要门槛。而有些国家如土耳其、阿尔及利亚等属于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在法律上仍然保留有死刑条款，但是在过去十年内没有执行过死刑。就我国而言，立即废除死刑是不符合国情的。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并且在我国由来已久，其存在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条件下，立即废除死刑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审核准所遵循的特别程序。3它是刑案件在诉讼阶段的最后一道“控制闸”，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设置死刑复核程序的目的是统一死刑规格、统一执法尺度，确保适用死刑的正确性；控制死刑数量，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防止死刑滥用，保障人权，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因此，在“保留死刑，但严格控制死刑”的大背景下，死刑适用程序正当是最现实而有效的手段，那么死刑复核制度重要性尤为突出，但从呼格吉勒图、聂树斌等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现行死刑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4：

（1）等级监督性质明显，被告人相关权利救济功能有待加强。死刑复核按照下级法院主动报核、上级法院单方面复查的程序实行，本质上而言，属人民法院内部监督程序的一种，是监督理论的产物，体现的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职权，具有明显行政权运作特征。其在设计理念上存在权利价值观的缺位，诉讼双方没有主动寻求救济的权利，控辩双方很难有效地参与死刑复核程序，致使被告人、辩护律师等对复核程序难以发挥应有的影响，致使该程序的权利救济功能存在严重不足。

（2）死刑复核大多以书面审查为主，复核程序的意义受到明显限制。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死刑复核一般不通过公开开庭审理的方式进行，大多以书面审查为主，虽会听适当取控辩双方意见，但双方特别是辩方参与程度低，一定程度上是复核法院单方面行使职权，不利于彻底地发现错误，尤其是事实上的错误，其程序价值十分有限。

（3）复核所有死刑案件，存在司法资源浪费情况。死刑案件在两审终审制的基础上增设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的质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障，但这种对死刑案件未经筛选全部予以复查，明显会导致死刑复核缺乏针对性。同时，也会增加复核法院的办案压力和任务，一定程度上会使得实际存在问题的裁决难以被发现，最终影响死刑复核的效果。（作者单位：平和县人民检察院）

参考文献：

[1]陈兴良，中国死刑检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1-7

[2]陈永生，对我国刑事诉讼相关问题之检讨，收录在陈兴良中国死刑检讨213页

[3]陈光中，刑事诉讼法（第二版），北京教育出版社，2005：370

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 篇9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我国增值税是指对从事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从事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获得的增值额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从理论上讲，由于增值税是以增值额为课税对象，也就是说，增值税只对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收入中没有征过税的那部分增值额征税，对销售额中属于以前环节已征过税的那部分销售额则不再征税，从而使增值税具有有效避免重复征税的优点。此外，我国增值税税率档次少，绝大部分货物一般按一个统一的基本税率征税，这就使得绝大部分货物的税负是一样的，因此增值税具有中性税收的特征，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我国１９９４年对原有的增值税进行了改革，并以增值税改革为核心建立了新的流转税制格局。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增值税改革并不彻底，现行增值税制度仍存在很多问题。

一、我国现行增值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1.1不能完全消除重复征税

首先，这是由于我国增值税属于“生产型”增值税。增值税根据扣除项目中对购进固定资产处理的不同，可分为“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消费型” 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是指在计算增值税时，不允许扣除任何外购固定资产的价款：“收入型”增值税是指在计算增值税时，对外购固定资产价款允许扣除当期计入产品价值的折旧部分：“消费型”增值税是指在计算增值税时，允许将当期购入的固定资产价款一次全部扣除。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例子来看这三种类型的增值税的区别。

例：某一般纳税人1月份购入一台价值6000元的机器从事生产，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税额1020元，该机器预计使用5年，无残值；当月该纳税人购入原料一批，价款300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税额5100元；当月生产销售产品60000元（假定该纳税人5年中每月购货、销售情况不变）。

在“生产型”增值税下，该纳税人5年中每月应纳增值税＝60000×17%－5100＝5100（元），5年累计应纳增值税＝5100×12×5＝306000（元）。

在“收入型”增值税下，该纳税人５年中每月应纳增值税＝60000×17%－（5100＋6000÷60×17%）=5083（元），5年累计应纳增值税＝5083×12×5＝304980（元）。

在“消费型”增值税下，该纳税人当年1月份应纳增值税＝60000×17%－（5100＋1020）＝4080（元），以后每月应纳增值税＝60000×17%－5100＝5100（元），5年累计应纳增值税＝4080＋5100×（5×12－1）＝304980（元）。

由上述例题可见，“收入型”增值税与“消费型”增值税最终的应纳税额是一致的，而“生产型”增值税则要多纳税1020元，这一部分就是购入固定资产所负担的税额。也就是说，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在计算增值额时不能扣除外购固定资产价值，从而导致对固定资产的重复征税。而且越是投资规模大的企业，重复征税就越严重。我国采用该类型的增值税，虽然可以保证财政收入，却不利于鼓励投资，也难以划分纳税人购入的原材料哪些用于应税产品生产，哪些用于自制固定资产，造成税额计算上的困难，并导致重复征税。

此外，由于在商品流通环节同时存在增值税应税业务和营业税应税业务，而两种税在计算上各不相同，导致增值税已税货物进入营业税应税劳务的征税环节时，由于营业税以全部营业额为计税依据，使得已征增值税得不到抵扣，从而产生重复征税。

1.2税款抵扣存在问题

我国增值税的计算采取凭票抵扣进项税额的办法，即采用凭发票注明税款进行扣税来计算增值税。这种计税方法不仅科学、简便易行，而且是一种能最及时地计算应纳增值税额并允许增值税使用多档税率的方法。但我国现行增值税在税款抵扣上却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在我国增值税征税范围上，对劳务方面仅限于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其他劳务服务则征营业税。虽然营业税整体税负低，可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但在扣税上，现行增值税的扣税凭证并不局限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无法取得专用发票的废旧物资收购企业，以及向农业、交通运输业等未征收增值税的行业购进货物或劳务时，可以凭收购发票、普通发票和运输发票抵扣进项税额。而收购发票、普通发票、运输发票的管理远远比不上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其业务的真实性很难证明（实际上有很多是虚开的），从而造成很大漏洞，税款流失严重。

1.3混合销售、兼营业务处理上存在困难

我国在商品流通环节同时存在增值税应税业务和营业税应税业务，但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企业不可能单一从事增值税规定的项目，也不可能单一从事营业税规定的项目，总要按照经营活动的需要兼营或者混合经营不同税种或不同税率的应税项目，也就是混合销售或兼营行为。混合销售行为是指一项销售行为既涉及增值税应税货物又涉及非应税劳务，它是针对一项销售行为而言的。兼营行为是指纳税人在从事应税货物销售或提供应税劳务时，还从事非应税劳务，且从事的非应税劳务与某一项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并无直接联系和从属关系。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对各种兼营或混合销售行为在适用税种、税率和计算应纳税额上如何正确进行税务处理的问题。混合销售与兼营行为在税务处理上有着不同的规定，但由于两者的区分及适用税种、计算应纳税额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从而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

二、改进设想

2.1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 我认为，可将原来征收营业税的行为改为征收增值税。为避免改革幅度过大而导致经济上的波动，这一改革可以采取循序渐进、分步到位的办法。同时为了不使改革后的某些行业税负骤然加重而影响到这些行业的发展，可以先对这些行业适用一个较低的增值税税率。

扩大征税范围，不仅可以解决对混合销售、兼营行为区分适用税种及计算应纳税额难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可以解决税款抵扣凭证不规范而造成的税收流失问题，以及增值税已税货物进入营业税应税劳务的征税环节而产生的重复征税问题。

2.2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型”增值税会造成重复征税，重复征税不只是造成税负不公，还会造成出口货物含税而降低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消费型”增值税最适宜采用规范的发票扣税法，能对每笔交易的税额进行计算，在法律和技术上都远较其他方法优越，而且这种增值税是凭固定资产的外购发票可以一次将其已纳税款全部扣除，既便于操作，也便于管理，因而是三种类型中最先进、最能体现增值税优越性的一种类型。

世界上实行增值税的国家普遍选择“消费型”或“收入型”增值税，并且以“消费型”增值税为最多。虽然“收入型”增值税也可解决重复征税问题，但“收入型” 增值税对固定资产的进项税实行分次扣税，也就难以采用规范的发票扣税法。从而增大税收征管难度，且在分次扣税计算上，还可能造成新的税收漏洞和税负不公。当然，从“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在一定时期内会对财政造成压力，但我们认为，目前我国财政是有足够的承受能力的。因此，在增值税改型问题上，没有必要通过“收入型”增值税过渡，可以一步到位。

2.3改分类所得税制为综合所得税制

综合所得税制不考虑所得的性质与来源，都视为同一种性质的所得予以征税，适用的税率和扣除标准都是相同的，这样就排除了在制度设计之初对于不同种类所得的差别待遇，从而也就避免对于取得不同种类所得的纳税人的差别待遇。

在综合所得税制下，取得任何所得的纳税人都是公平的，纳税人不会因为所得不同而存在差异，仅存在所得多与少的差别。公平对待每种所得导致公平对待每位纳税人。公平对待每位纳税人就是对“人”的充分尊重，就是真正“以人为本”。2.4改定额和定率扣除为个别扣除

综合所得税制下的扣除不是一刀切的定额或者定率扣除，而是根据纳税人的不同情况分别扣除不同的费用，也就是个别扣除，每个人扣除的数额都是不同的。当然，由于人与人并不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人均基本生活费的扣除可以相同。

综合所得税制下以个人或者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由纳税人自由选择。纳税人的费用扣除由基本生活费扣除和其他特别支出扣除组成。基本生活费可以保持目前的每月2000元水平或者适当降低。以家庭人数确定具体的扣除数额，如标准的七口之家就每月扣除14000元，而没有老人赡养的三口之家每月只能扣除6000元。纳税人其他的合理的、必要的开支只要有合法的凭据都应当作为特别支出予以扣除，如医疗费、托儿费、学费、健身费、交通费、通讯费、房贷利息、公益捐赠等。

综合所得税制把人看成是社会人，是需要赡养老人、养育儿女的人，是丰富的、具体的和真实的“人”。最后我们再一次温习马克思的名言：“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在设计个人所得税制度时，请把每个人都看成社会关系的总和吧。

2.5扩大纳税人知情权，增强纳税意识

法律是关于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权利义务是对称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享受权利者必履行义务,履行义务者就有权享有权利。现实社会中权利义务不对等,履行纳税义务与否,并不影响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享有。既然能享受权利又不履行纳税义务,必然使“纳税光荣”只剩下空洞的口号,丧失了法律公平、正义之本。在税法宣传上更多的是宣扬纳税人的义务而淡漠纳税人的权利,弱化了纳税意识。可以相信,解决纳税义务者的权利后,其纳税积极性会大大增强。因此扩大纳税人的知情权,增加政府财政预算、财政开支的透明度,使纳税人真实感受到是国家的主人。纳税人不仅征税过程清楚,而且税款流向也明白,使纳税人的纳税抵触情绪消除。政府职能的正常运转与纳税人的纳税行为密切相关,政府部门使用纳税人提供的资金,纳税人享有监督政府部门工作和接受政府部门服务的权利,纳税人的监督能有效防止诸多重复建设、浪费,也是遏制腐败的一剂良方。

三、完善我国增值税制注意问题

税制、税法座位国家上层建筑的内容，其作用的发挥受制于一国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税制建设最快也最为成功，是与其发达身后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础和完善的成熟的市场机制分不开得。而我国国情特殊，表现在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作用机制渠道不畅，多重经济成分共存一体，制度环境复杂，计划体制下积聚的诸多问题与矛盾在转型时期都表现得十分尖锐。为避免在增值税转型和扩大行业范围的过程中引起不必要的社会震荡，至少应该注意：1.速度问题；2.政策配套问题；3.增值税纳税主题范围问题；4.与其他税种的搭配问题；5.税率优化问题

四、结论 总之，增值税制的改革与完善是税收制度发展的大势所趋，是国际增值税制发展的要求更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现实需要。

参考文献

【1】 现行会计制度中增值税信息披露的不足与对策【作者】大公、俊斌、国臣 【2】 完善我国增值税制度的几点意见【作者】李剑宝 【3】 增值税的国际比较与借鉴【作者】郑备军、夏海舟 【4】 我国增值税类型转换的分析与设想【作者】王曼 【5】 增值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作者】冯志丽 【6】 对增值税配套改革的思考【作者】汪岩

【7】 关于完善我国增值税的若干思考【作者】杨雪竹 【8】 浅析加入WTO对中国税收的影响及完善措施【作者】牛序成 【9】 完善现行增值税制度初探【作者】高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