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离婚法律制度范文

中国现行离婚法律制度范文（共7篇）

中国现行离婚法律制度范文 篇1

中国现行离婚法律制度

中国现行的离婚法律制度是从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其他涉及离婚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构成相应的法律体系。基本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1.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是离婚法律制度的基本指导思想。婚姻自由已被《婚

姻法》确定为基本原则，婚姻自由自然包括离婚自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婚姻

当事人想离就离，可以轻率随意的离婚，而是以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前提条件；可见，婚姻法这一规定既保障了离婚自由，也限制了轻率离婚！

2.离婚程序实行双轨制。《婚姻法》既规定了登记离婚，也规定了诉讼离婚，在双方

自愿离婚并且就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达成协议时，可以申请登记离婚；否则只能

通过诉讼程序离婚。

3.诉讼离婚实行感情破裂主义，离婚后果上兼顾过错主义。《婚姻法》规定了法院判

决离婚的标准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同时规定了过错方在分割财产时应少分或不

分，而且无过错方可以向过错方主张损害赔偿。

4.离婚过程中注重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保护妇女子女的合法权益是《婚姻

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婚姻法》规定：在女方怀孕期间和分娩后一年之内或中止

妊娠后6个月之内，限制男方的离婚请求权！在子女的抚养问题上明确以子女的利益为优先靠虑因素。

中国的离婚法律制度体现在《婚姻法》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当中，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随着会社会的发展，新的司法解释也将适时颁布实施，我们国家的离婚法律制度将更加完备！

中国现行离婚法律制度范文 篇2

近年来, 国家知识产权局围绕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体系建设, 积极推进知识产权与金融资产的有效融合, 通过加强专利权质押登记管理, 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工作, 探索创新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信贷模式, 有效推动知识产权投融资工作, 有力地支持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 已在全国近20个地区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投融资服务试点及创建国家知识产权投融资综合试验区等不同层次的试点工作。

2006年, 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人民银行召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研讨会, 探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资产评估、风险控制及信用担保等问题并达成政策共识。2008年, 在全国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工作, 率先探索基于知识产权价值实现的创新融资机制。2010年, 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财政部等六部委发出《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与评估管理,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通知》, 从建立协同推进机制、创新服务机制、完善风险管理机制、深化管理机制等方面提出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的意见和措施。同年10月, 《专利权质押登记办法》施行。

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推动专利权质押融资的进行, 各地方也都进行了政策性的尝试, 制定了各地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管理办法, 但是由于知识产权价值的不确定性、难以评估性、质权实现的困难性等因素使得知识产权的质押贷款尚未实现其应有的作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在实践中发展得不尽如人意, 除了知识产权自身的特点外, 与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质押制度不健全也有着很大的关系。虽然国家在政策上大力推进, 但是还需要在法律的制度层面进行完善, 通过法律将好的经验、做法固定下来, 对不足之处加以修改完善。

2 现行专利权质押法律制度的缺陷

2.1 立法价值取向上重安全轻效益

质押作为债的担保方式的一种, 其功能就在于确保债的安全, 当债务人不能按期履行债务时, 债权人得以处分质物的价值优先受偿。由于专利权的价值受经济环境、市场状况、技术发展程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衰减性, 安全就成为专利权质押中一个至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立法者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也更为强调通过对质物价值的控制来保证债权的安全。立法者于是为了维护债的安全, 对出质人的处分行为进行了限制《专利权质押登记办法》第16条规定“专利权质押期间, 出质人未提交质权人同意转让或者许可实施该专利权的证明材料的, 国家知识产权局不予办理专利权转让登记手续或者专利实施合同备案手续。”即出质人只有经过质权人的同意才能将设定质押的专利权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

债权安全的维护是必要的, 但是并非只有对质物价值的控制才能确保债的安全。这种对质物价值控制确保债的安全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既忽视了专利权的价值特点, 也忽视了专利权人和质权人的利益。专利权与其他质权标的不同, 专利权的价值主要体现为转让、实施、许可实施而获得的收益, 限制出质专利权的转让、实施实际上就是限制了专利权人经济利益的实现。专利权具有时间性, 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受到保护, 而出质的期间也只能在专利权存续期间内。债权人如果不同意设质的专利权转让、实施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专利权人转让、实施专利权的权利。由于技术进步的加快, 专利权的经济寿命往往短于其法律寿命, 在出质期限届满, 权利回复圆满状态时, 专利权的价值可能已经很低, 出质人不能获取足够的收益来确保质权人的优先受偿, 这不但是对出质人利益的损害, 也是对债权人利益的损害。

2.2 立法体系不完善, 没有国家层面的法律规定

目前关于专利权质押的相关法律规定, 零星地分布在《担保法》及其解释、《物权法》中, 《专利权质押登记办法》主要是就登记而言的, 这些法律规定也未能与《专利法》进行合理的衔接。许多地方都针对自己的情况出台了一些《专利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 但是还未出现国家层面上的相关法律规定。正是因为没有国家层面的相关法律规定, 各地方性的规定不统一, 有的甚至差别很大, 以致专利权价值评估、专利权质押的实现、专利权质押具体的操作程序都无法作出统一的规定。

2.3 具体法律规定不明确, 操作性差

《担保法》、《物权法》中就专利权质押的规定基本上属于原则性的规定, 有些规定还是依据动产质押的规定类推而来。由于缺乏直接的规定, 使得专利权质押的某些内容并不十分确定, 不利于专利权质押的适用及有关纠纷的处理, 可操作性不强。

专利权是国家依法授予权利人的一种垄断性权利, 专利财产权包括专利实施权和专利转让权, 专利权质押已有《担保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作为依据, 但是专利申请权和临时保护期内的专利权也具有财产权性质, 同时根据法律规定也可以依法转让, 具有权利质押的特征, 但是这两种权利能否用于质押融资, 《物权法》中没有明确规定, 根据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法》中未明确规定的权利不得作为权利质押的客体, 实际上是否定了专利申请权和临时保护期内的权利的质押融资。

传统动产质押的设立是以质押物的交付为生效要件, 而专利权质押的生效要件是登记。但是根据我国《专利法》的相关规定, 专利权人取得专利权时, 有关机关应当颁发专利权证书证明专利权的存在。由于质权人不能像控制有形物一样将质物实际占用, 那么, 作为证明权利的专利权证书是否应当予以交付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做法。有人认为, “为了防止出质人在将知识产权设定质押后擅自转让知识产权, 应当要求出质人向质权人交付知识产权权利证书, 如商标注册证、专利证书等。”否定意见则指出, “就专利权证书而言, 它与债权证书不同, 债权证书为表示债权之证书, 而专利权证书之本身, 则非表述权利, 故理论上不应以交付证书或转移占有等要物行为为必要。”

《物权法》第195条明确规定,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 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上述规定中除了当事人可以协议折价外, 专利权质押最主要的实现方式就是拍卖或者变卖, 而专利权价值的不确定性, 加之专利权价值评估机制的缺失, 拍卖、变卖往往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使得专利权被低价处理, 因此现有的担保物权实现方式不足以适应专利权质押的特点。

3 专利权质押法律制度的完善

3.1 立法价值取向上兼顾安全与效益

我国专利权质押立法不但要考虑债权的安全, 同时也应考虑效益问题。财产性权利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利用其使用价值在生产经营中发挥现实作用, 二是利用其交换价值作信用担保以保证债务的履行来获取必要的资金。在债的担保中最大限度地利用物的交换价值, 利用这种交换价值来实现债权, 因此应当赋予出质人在出质期间对专利权的转让、许可实施权利。专利权质押作为一种债权担保制度必须合理协调和平衡质权人、出质人之间的利益。只有质权人的利益得到保障, 债权人才会接受专利权作为主债权的质押担保。赋予出质人对设质的专利权享有转让、实施、许可实施的权利虽然不会必然危害债权人的利益但却有危害债权人利益的潜在可能, 因此应当赋予质权人对出质专利权的转让、实施、许可实施享有知情权和对因此产生的收益享有相应的控制权是兼顾安全与效益必然的制度选择。

3.2 细化具体制度, 增强可操作性

3.2.1 将专利权质押的登记生效主义变更为登记对抗主义

《物权法》第227条规定“以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 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专利权质押登记办法》第12条规定“专利权质押登记申请经审查合格的,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专利登记簿上予以登记, 并向当事人发送《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质权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时设立。上述法律规定说明专利权质押合同的生效并不代表质权的设立, 我国专利权质押制度坚持严格的登记生效主义模式, 其长处就在于便于确定质权成立时间, 便于登记机关对担保合同的监督和管理, 但这势必增加交易成本, 妨碍交易便捷及效率, 加重登记机关的负担, 制约我国专利权质押的发展与推广。登记对抗主义是专利权质权自质押登记合同成立时设立, 但非经登记, 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 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目前多数国家的立法均以专利权质押登记为对抗要件, 登记对抗主义具有更大的优势。首先, 登记对抗主义有利于交易便捷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极大地提高了担保交易的效率, 能够使当事人自行斟酌情势以决定是否登记, 充分体现了司法自治的精神。其次, 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利益, 第三人与债务人进行担保交易时, 可以通过查阅登记簿而了解担保物的权利状态, 在充分掌握担保物信息的情况下决定是否与之交易, 因而不会损害交易安全也无碍于第三人利益的维护。登记对抗主义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同时注重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是较为理想的模式。

3.2.2 规定多样化的专利权质押实现方式

目前, 专利权质押的实现方式为折价、拍卖、变卖, 而且都是在债权到期未受清偿的情况下采取的措施。将其完全作为专利权质押的实现方式并不恰当, 因为折价、拍卖、变卖均以质物价值的稳定性为前提, 而专利权的价值具有不确定性。结合我国实际, 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 将依法院的让渡命令使债权人通过清算程序直接获得出质的专利权的方式, 以及依管理命令由第三人处得到的使用费或受让费充作债权的清偿的方式明确规定下来, 以在物权法定原则的框架下使得专利权质押能够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当然如果专利权的价值超过债权额, 质权人应将超过部分返还于债务人, 以防止对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造成损害。

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最近的立法趋势来看, 肯定流质契约效力的意见已占据主流, 有限度地

摘要：专利权质押融资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 国家知识产权局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与金融资产有效融合, 全国许多地区都已开展专利权质押融资试点工作, 各地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但是现行的专利权质押法律制度还存着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专利权质押贷款的全面展开, 本文分析了目前法律规定上的缺陷, 提出在立法价值取向上应当兼顾安全与效益, 细化具体制度, 增强可操作性。

中国现行离婚法律制度范文 篇3

为正确划分物流服务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在对我国现行有效的关于无名合同法律适用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律规定梳理的基础上，讨论物流服务合同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结论为：作为无名合同，在发生纠纷的物流服务明确的情况下，物流服务合同类推适用其他法律及《合同法》分则的规定；在不明确的情况下，适用调整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规范，其后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如果物流服务合同具有涉外因素，则依据我国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来解决其法律适用问题.

关键词：

物流服务合同；法律适用；无名合同；货物运输法；涉外因素

中图分类号：D912.296；D922.29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41008 修回日期：20150904

0引言

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我国物流法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效力层次低、法律效力不强、立法滞后、存在立法空白等；同样，许多学者，如孟琪[1]等，也提出了制定统一的《物流法》或《物流合同法》的建议.这样的建议对于我国物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理论和前瞻意义，但需要过程和前提条件，实现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或是不必要的[23].现实是物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物流服务合同纠纷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影响着物流业的健康发展，对参与物流活动的当事人的权利造成损害.本文运用法理学理论，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论述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如何正确适用法律，以维护物流服务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物流服务合同内涵与外延

讨论物流服务合同相关问题的前提是对物流服务合同的内涵和外延加以界定.对这个问题的争议颇多，赵云海[4]

和黄义等[5]

以物流及物流服务的概念为基础，张广敬[6]和魏晓楠[7]等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为依据.

①由于物流服务合同是无名合同，因此双方当事人的名称没有相关法律来明确，本文暂用物流服务提供方和物流服务需求方指代

②该文件是推荐性国家标准，2001年发布，2006年修订.该标准对物流方面的概念加以定义，本文在涉及到与物流相关的概念时，主要以该标准为依据

1.1物流合同、物流服务合同、第三方物流合同的本质相同

对物流服务提供方提供物流服务，物流服务需求方支付费用的合同①，

学者们从理论上分别使用物流合同、物流服务合同和第三方物流合同.这些只是文字表达的不同，实质并无异.这是因为第三方物流是通过合同形式来规范物流服务提供方与物流服务需求方之间的关系的，第三方物流（又叫合同制物流或契约物流）合同的标的是物流企业提供的物流服务.

国家标准《物流服务合同准则》规定的物流服务合同的概念，即物流服务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针对特定物流服务行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这个概念是以《合同法》对合同的规定为基础和蓝本的，并且以物流服务合同的标的——物流服务——与其他以行为作为标的的合同相区别.笔者认为该名称能比较准确地描述物流服务提供方与物流服务需求方的这种法律关系，故本文采用此名称.

1.2物流服务合同是混合合同，至少应包括两种物流服务

首先，物流服务合同是无名合同.这是因为“法律尚未对其专设规范，也未赋予其名称”.[8]同时，“物流服务合同”也未出现在我国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对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其次，物流服务合同属无名合同中的混合合同.混合合同指“合同本身由数个合同的部分组成，其显著特点是虽然内容上可划分为几个有名合同，但该合同为一个合同而非几个合同”.[9]根据《物流术语》②

的规定，物流活动包括物流过程中的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和信息处理，每一种物流活动都有相应的法律规范，从事这些活动的当事人之间存在相应的有名合同关系.但物流服务提供方提供的是综合物流服务，是相关物流活动的有机结合，最终实现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流动.

再次，只提供单项物流服务的合同不是物流服务合同.实践中对提供单项物流服务的合同是不按物流服务合同处理的，如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物流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270号）.该文件明确物流企业必须至少能提供“运输（或运输代理）和仓储两种以上的一体化服务”，因此其与物流服务需求方成立的物流服务合同也应至少包括两种以上的服务.

1.3内容不包含运输服务的合同不是物流合同

根据《物流术语》的规定，物流指“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程.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施有机结合”.物流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莫过于使物品产生物理上的位移，其他环节均是围绕该位移而发挥作用的，即物流系统中起核心主导功能的环节是运输.没有运输，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不包含运输服务内容的合同不是物流服务合同.

2不具有涉外因素的物流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

本文首先将物流服务合同作为无名合同来讨论其法律适用问题.对于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合同法》第124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

2.1《合同法》总则的适用

物流服务合同属于《合同法》定义的“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范围，不属于“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根据《合同法》第124条的规定，物流服务合同是“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应当“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合同法》总则由8章组成：一般规定、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权利与义务的终止、违约责任和其他规定.也就是说，在上述8个方面，物流服务合同的当事人应当遵守《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其合同内容不得违反《合同法》总则.

2.2《合同法》分则及其他法律的适用

对于混合合同的法律适用，理论上有吸收主义说、结合主义说和类推适用主义说.无论采用以上哪种学说，所有立法及理论欲实现的均是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的基础上，考虑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10]由于结合主义说在实践中难以实现，所以本文只讨论类推适用主义和吸收主义下物流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

2.2.1类推适用主义下物流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

类推适用主义认为，就混合合同的各构成部分类推，适用各有名合同的特别规定.类推适用时，应斟酌当事人订立合同所希望达到的经济目的和社会作用.在发生纠纷的物流服务明确的情况下，类推适用《合同法》分则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具有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根据《物流术语》的规定，物流活动是指物流过程中的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和信息处理.参与这些活动的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在我国《合同法》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均能找到相对应的规范进行调整.根据类推适用主义，物流服务合同的适用，就是对物流服务合同中的这些“构成部分”进行类推而“适用各有名合同的特别规定”，具体而言：

①上述两案的判决，详见中国裁判文书网

物流服务合同当事人在运输活动中的权利与义务按照运输法确定，物流服务提供方为承运人，物流服务需求方为托运人.在我国，不同的运输方式由不同的规范性文件调整：当发生争议的物流服务是海上货物运输时，首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其次为《合同法》第17章运输合同的规定；当物流服务提供方提供航空运输服务发生争议时，其与物流服务需求方之间的关系依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运输法》（简称《航空法》）、《合同法》第17章运输合同的规定和《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内运输规则》处理；当对铁路运输服务发生争议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合同法》第17章运输合同的规定、《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和《铁路货物运输规程》适用于当事人之间的物流服务合同；当对国内水路运输服务发生争议时，首先适用《合同法》第17章运输合同的规定，然后适用《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

物流服务提供方提供储存服务时，适用《合同法》中第20章仓储合同和第19章保管合同的相关规定.物流服务提供方的地位是保管人，而物流服务需求方的地位是存货人.

物流服务提供方提供的包装和流通加工服务，其实质是加工承揽服务，而加工承揽合同在《合同法》中为有名合同，物流服务提供方与需求方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确定等适用《合同法》第15章承揽合同的规定.

物流服务提供方提供装卸搬运服务时，适用调整其所附属的运输的法律规范.一般情况下，装卸搬运环节附属于运输过程.由于我国不同的运输方式由不同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调整，所以附属于不同运输方式的装卸搬运服务也就适用相应的调整其所附属的运输方式的规范性文件.如果装卸搬运服务发生在港口范围内，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物流服务提供方为需求方提供的信息处理服务实质上是技术、咨询服务.因此，按照《合同法》第18章技术合同的规定处理.

按照类推适用主义确定具体适用的法律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如：在“全胜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忻洋物流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纠纷”一案中，发生纠纷的环节为无单放货，因而适用了《海商法》；“上海宝腾物流有限公司与上海兴扬仓储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物流公司与案外人签订了仓储合同，而在本案中与被告又签订了仓储合同，被法院认定为存货人，被告有义务向其返还仓储物.①

2.2.2吸收主义下物流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

吸收主义主张将构成混合合同的各部分区分为主要部分和非主要部分，而适用主要部分的有名合同的规定，亦即在法律效果上主要部分吸收非主要部分.

对所发生的具体服务无法确定的情况，笔者认为应按照吸收主义确定物流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内容不包含运输服务的合同不是物流合同，其他环节（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信息处理）只有附随于运输才能成为物流活动，与运输无关的活动均不能成为物流环节.运输服务为物流服务提供方的主要义务（物流服务合同中的主要部分），其他服务则为从义务（物流服务合同中的非主要部分），因此应当适用调整货物运输的法律规范，而不是类推适用其他有名合同的规定.

第一，不能适用委托合同的规定.一些学者认为物流服务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但其重要依据集中在为物流服务提供代理报关、报检和代办保险等方面.[11]这些内容实际上不是物流服务，关于这些服务的协议，就如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一样，实际是物理上存在于一个文件中的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合同.更重要的是，物流服务提供方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物流服务需求方签订合同，并且以自己的名义提供物流服务的.物流服务合同与委托合同在是否亲自处理委托事务、是否允许转委托、是否承认间接代理和责任基础方面都有重大差异.

第二，不能适用承揽合同的规定[12].这是因为承揽合同的标的并非承揽人提供的劳动，而是一定的劳动成果.承揽人完成的标的物具有特定性，在承揽人承揽之前并不存在.然而，物流服务合同的标的是物流服务，其标的物在物流服务提供方提供服务前已经存在，合同的目的不是完成一定的劳动成果，而是完成物品从供应地向消费地的空间位移.

①与物流服务有关的国际公约，在航空方面，我国参加了《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蒙特利尔公约》），铁路方面则是《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

不具有涉外因素的物流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涉及到《合同法》总则、《合同法》分则和其他法律，这就引起了另外一个问题——适用的顺序.笔者认为：在发生争议的服务能够确定的情况下，物流服务合同应当首先适用其他法律（包括为了执行民事法律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如果发生争议的物流活动没有特别法的规定，则适用《合同法》分则的规定；对于《合同法》总则，因其是所有非人身性质协议的普遍适用的规范，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应当在没有可以适用的特别法，《合同法》分则也没有规定时才适用.在物流服务无法确定的情况下，适用货物运输法.如果对该物流服务合同提供的服务中的运输服务有相关的特别法可以调整，则该法优先适用，《合同法》第17章和总则依次适用.

3具有涉外因素的物流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简称《法律适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简称《适用法解释一》）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是解决具有涉外因素物流服务合同法律适用的依据.

3.1国际公约的适用

国际公约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海商法》第268条、《航空法》第18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95条都规定国际公约优先适用原则，《适用法解释一》第3条和第4条再次明确这个原则.因此，如果发生争议的服务是航空运输和铁路运输方面的①，

则具有涉外因素的物流服务合同优先适用我国缔结或参加的相关国际公约.

3.2合同当事人选择的法律的适用

《合同法》第126条明确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物流服务合同属于《合同法》调整的合同，且该法明确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在没有相关的国际公约的情况下，具有涉外因素的物流服务合同适用合同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所选择的法律包括外国法和国际公约（包括对我国未生效的），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除外.

3.3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适用

《法律适用法》第41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在没有相关国际公约，且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的法律的情况下，具有涉外因素的物流服务合同适用与该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3.4法院地法（中国法）的适用

在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所确定的适用的法律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或无法查明，或我国法律规定强制适用我国法律的情况下，具有涉外因素的物流服务合同纠纷由我国法院受理，适用我国法律.

综上，对于具有涉外因素的物流服务合同，首先适用对我国生效的国际公约；在没有相关国际公约的情况下，依次适用当事人合法选择的适用的法律、与该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法院地法则是在当事人选择的适用的法律或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或无法查明，或者法律强制的情况下适用；如果物流服务合同不具有涉外因素，或根据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规则而适用我国法律，则其适用的法律的顺序依次为其他法律规定、《合同法》分则、《合同法》总则.

参考文献：

[1]

孟琪.从发达国家物流法建设看我国物流立法未来走向[J].中国物流与采购，2011（9）：71.

[2]张敏，雷争鸣.系统论下的国际物流法模式构建——国际货物运输法向物流法的嬗变[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3）：433.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3.025.

[3]孟于群.第三方物流合同及其相关法律问题[J].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1）：49.

[4]赵云海.浅析第三方物流合同[J].理论探索，2007（1）：159.

[5]黄义，才略.第三方物流合同纠纷解决的有关问题探析[J].物流技术，2010，29（12）：66.

[6]张广敬.第三方物流合同若干法律问题分析[J].中国商贸，2012（12）：139.

[7]魏晓楠.第三方物流合同法律关系相关问题研究[J].物流技术，2014（8）：143.

[8]郭明瑞.民法[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00.

[9]陈晓春，雷宇.论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70.

[10]严励.论无名合同及其法律适用[J].云南大学学报，2006，19（1）：108.

[11]孙丹.关于第三方物流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和法律关系研究[J].法制博览，2013（7）：280.

中国现行离婚法律制度范文 篇4

时间：2014-03-06浏览次数：108 次

6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邀请周伯华、厉以宁、陈锡文、杨凯生、李彦宏等就“深化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新华网记者提问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农村集体建设性土地可以和国有土地实行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包括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慎重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改革试点。请问今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会如何推进？另外，我们还想知道这种改革的推进会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看待去年深圳等地探索的农地入市的问题？

陈锡文：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涉及到土地制度改革的内容很多，由此可以看出来土地制度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就你刚才提到的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建设用地市场这个问题在《决定》中至少提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改革我们的征地制度，逐步缩小整地范围，规范整地程序。二是逐步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对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机制，适当的、合理的提高个人收益。再有就是你刚才直接提到的关于农村集体建设性用地进入市场的问题。按照三中全会的《决定》，大家都可以理解，不是所有农村土地都能进入到建设用地市场。第一，要符合规划。第二，要符合用途管制。第三，只有农村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才可以入市。我们知道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实际上分为三类：一类最大的就是农民的宅基地。第二类就是农村的公益性和公共设施用地。第三类就是农村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实际指的就是乡镇企业用地。

倒过头来讲，只有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才可以进入这个市场，和国有土地同权同地同价。这件事情推进起码要有两方面的重大改革：一个是对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涉及到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问题要进行改革。比如说，农民的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这涉及到的法律据我了解，至少有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宪法》。《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所以现在的城市建设用地都要从农民手里征过来变为国有土地才能建设，如果《宪法》这个规定不改，按理来说农村的建设用地就不能进入城市的建设用地市场。二是涉及到《土地管理法》。农民集体的土地使用权不能出让、出租和转让用于非农业建设。就是它要用，只能批准之后自有自用才可以，现在它要进入市场，这个法律也要修改。三是涉及到《物权法》、《担保法》等等。这里面都明确提出，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用于抵押和担保，土地开发商拿到这个地不能抵押和担保，那建设就没法搞。

所以第一需要对这些法律法规进行清理，清理之后觉得这件事要做触及到哪些法律法规应该立改废，到底能不能立改废，怎么进行立改废，那就要通过实践，这就要进行试点，通过试点获得经验之后再对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制度。第二，《决定》已经提出，要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在这个过程中非常明确的提出，要适当、合理的提高个人的收益，就是对农民的补偿收益要合理提高。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提出来了。大家知道，2月28号中央全面深化领导小组改革举行了第二次会议，第二次会议已经审查通过了今年的改革重点，其中也包括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内容。这个决定通过之后，各个专项改革领导小组、各个部门都在按照要点进行研究方案来确定哪些地方来搞试点，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我想不久之后就会推出试点来进行。

剩下两个问题，一个是土地财政的依赖，一个是深圳的问题。土地财政大家对他的诟病很多，任何一个政府不可能通过卖地来获得收益进行发展，所要总要转到集约用地上来，这一系列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形成兼顾三者利益的土地分配机制，包括合理提高个人的收益等等，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应该把政府从卖地中直接获得的收入逐步降低水平，只有降低了，土地才能在使用中更加得到重视，能够集约节约利用。所以土地制度改革会对目前的政府收入结构产生很大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去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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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行离婚法律制度范文 篇5

摘要: 垄断和倾销是不同的概念，垄断是指利用自己在行业中的支配地位，压制、限制其他竞争对手，但他自己仍然是盈利的，其价格一般高于成本；而倾销则不同，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而且反倾销一般是进口国对于出口国的，反垄断则国内也可以。反倾销与反垄断本来是针对国际贸易中不正当的价格歧视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实现贸易的公平化。依据它们的原理和规则来看，无论在反倾销和反垄断的制度设计本身，还是在其实际执行的结果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共同点和相异点。关键词: 倾销反倾销反垄断法

一、倾销与反倾销的一般分析

在经济学上，倾销意味着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以不同的价格销售，而且这种价格差异不是由于生产成本、生产效率和正常竞争造成的，而是一种人为的价格歧视。这种价格歧视往往以垄断本国市场，占领外国市场为目的，违背了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对出口国和进口国其他生产商带来损害。但是，并不是现实中的所有的价格歧视都会影响自由和公平的贸易。

反倾销的立论依据是所谓的“倾销有害论”，即认为倾销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它会对国际市场造成干扰和破坏，影响经济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最佳配置，还会对他国的生产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在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允许使用的控制进口措施中，反倾销措施是少数可供单边使用的手段之一。其初衷是要消除或抵消国际贸易中人为的不正当的价格歧视，以实现贸易的公平化。本来，在这个限度内实施反倾销措施是正当合理的，一旦超出这个限度，反倾销就演变成贸易保护的工具，其危害程度甚至超过关税壁垒，具有反竞争的性质。

二、在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反倾销制度与反垄断法的协调

由于打着反对不公平竞争、保护进口国产业不受损害的旗号，加之在运用过程中存在大量操作技巧，而且可单边有选择地自动实施，因此反倾销措施成了当前许多国家极力寻求使用的贸易武器，造成了自由竞争的严重扭曲。基于此，现行反倾销制度的合理性遭受了普遍的质疑。

不仅在国际层面上发生反倾销制度与反垄断法的协调问题，而且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内部市场上也会发生这两者的协调问题，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在各成员方内部市场上同样存在着。实施反倾销制度，无论是对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还是实施价格承诺，都会使得国内市场上相关产品的价格竞争受到限制，如果反倾销措施被滥用，那么这种损害竞争的情况就更加严重。因此，在同时实行反倾销制度和反垄断法的国家或地区，就面临着如何在内部市场上协调这种冲突的问题，主要是反垄断法如何看待和处理有关企业在实施反倾销过程中的相关行为问题。而且，从紧迫性和可行性方面来看，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内部的这种协调更为明显。

在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执法的实务上，就曾有上游企业申请反倾销调查，而下游企业则向“公平交易委员会”检举该上游企业违反公平交易法的情形。该案最后的结论虽然认为上游企业并未违反公平交易法，但“公平交易委员会”并没有因为反倾销税属于其他法律的规定而拒绝对该案进行实体调查。该委员会也曾对于企业是否构成反倾销法授权范围外的反竞争行为所进行的实体调查，这都显示在台湾公平交易法确有介入反倾销税相关行为的空间。此外，“公平交易委员会”认为，主管机关拒绝反倾销税的申请，并不当然会因而使申请人被认为违反公平交易法，但是若申请人藉由反倾销之名，而实际从事反倾销制度范围以外的其他反竞争行为，则有公平交易法介入的机会。

以上这种协调内部市场上反倾销制度和反垄断法的基本立场和做法，比较恰当地把握了这两种制度在国内层面的本质要求，较好地兼顾了各自的基本功能，值得借鉴。

三、反垄断法律制度概述

反垄断法与民商法制度之中的基本原则包括保护私人所有权制度和合同自由原则制度的关系。私人所有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制度。如果一个国家可以随意没收私人财产，如果一个人的财产可以随意遭他人抢劫，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创造财富，国家和社会就不会得到发展。合同自由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如果市场上如果没有竞争，合同自由原则不可能得以实现。

垄断是指违反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合谋性协议和协同行动，或通过滥用经济优势地位排斥或控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济活动，在某一领域或流通领域内实质上限制竞争的行为。是指各国反垄断法中规定的、垄断主体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进行排他性控制或对市场竞争进行实质性限制、妨碍公平竞争秩序的行为或状态。法律意义上的垄断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即违法性和危害性。独占垄断也称为完全垄断，它是指一家企业对整个行业的生产、销售和价格有完全的排他性的控制能力，即在该企业所在的行业内，不存在任何竞争。这是典型意义上的垄断，也为各国法律所严格规制。寡头垄断是指市场上只有为数不多的企业生产、销售某种特定的产品或者服务的状况。每个企业都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对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实施了排他性的控制，但它们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竞争。联合垄断是指多个相互间有竞争关系并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企业，通过一定的形式，联合控制某一产业的市场或销售的状态。当时正在实行计划经济，把竞争视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认为竞争对社会生产力会造成巨大浪费和严重的破坏，“竞争”一词被带上了资本注意意识形态的色彩。

一般来说，反对垄断、规制集中是从保护市场竞争结构方面考虑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而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资并购，而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资并购或以其他方式参与国内经营者的集中进行规制是从保护产业利益角度考虑国家经济利益，属于投资法律的范畴。从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二者都是一国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我国形势和现实对策中华全国律师协会WTO专门委员会副主任黄文俊律师认为，这是我们加入WTO应对不足的表现。把狼放进来了，却没有带上皮鞭，让他们在羊群里胡作非为。黄文俊说，入世后跨国公司迅速在中国攻城拔寨，占据市场垄断地位，打乱了原来关于反垄断法出台的如意算盘。原来的计划是将180家大型国有企业合并至30到50家，组成联合舰队，在规模上可以与国际巨头抗衡时，再推出反垄断法，否则合并行为会与法律抵触。在我们一厢情愿的整合自己的时候，跨国公司以惊人的速度杀进来了。他们通过合并企业、滥用市场垄断地位、在产品价格和数量上建立核心卡特尔等一系列不正当竞争行为，打击国内企业，确立霸主地位。

跨国公司心里很清楚，他们在中国这一系列做法在本国都是不可想象的，一定会受到反垄断法律的制裁。黄文俊每年都要接受大量的跨国公司咨询，如何规避我国现行的关于反垄断的法律。跨国公司“精明”的利用了中国企业组建联合舰队的时机，趁着反垄断法尚未出台，攫取最大利益。等到反垄断法真正出来时，中国的广阔市场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了。

跨国零售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垄断行为，伤害的不仅仅是本土零售业。我国要加快完善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出资人主导的体制与机制。在培育和发展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方面，国有企业出资人要保持对资产的高度敏感，发挥更大作用。要加快完善“投资人主导”机制与体制，充分发挥出资人在企业重组兼并中的主导作用，按照市场法则，推进优势企业之间合并，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

垄断与倾销现象是当今经济社会产生的市场现象，自中国加入WOT后，迎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同时也会承受经济大潮中的经济风险，在认清反垄断与反倾销的概念后我们才能攻城拔寨，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托马斯·曼：《英国的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蒋小红：《欧共体非市场经济反倾销规则研究》

覃有土常茜奕《论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

中国现行离婚法律制度范文 篇6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前面的话]

长期以来，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依据的是“道条”，即1988年3月9日国务院发布《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及国务院于1991年9月22日颁布、1992年1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虽然我国《民法通则》已早于1987年1月1日施行，也规定了民事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但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过程中仍适用该行政法规与规范性文件。在适用行政法规与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办法”却明确规定以“违章行为”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依据，并根据作为行政执法机关认定的违章行为所起的作用来确定责任承担的大小或多少，这样就把是否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与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混为一谈，让人认为违章行为即为民事过错，作为行政机关的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理解为民事责任的认定。“办法”第44条还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但按照10%计算，赔偿额超过交通事故发生地十个月平均生活费的，按十个月的平均生活费支付。”被称作为民法上的公平原则，或称“无过错赔偿原则”。众多的人认为，所谓这样的“公平”实质上是最大的不公平，因为它直接违反了《民法通则》第123条对“高速运输工具”造成损害事故的归责规定。此时，不论是法律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中均呈混乱状态，社会各界颇有微词。

十多年过去了，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经济生活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人的身体健康权与生命权的理解与尊重，使得人们对民事过错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进行了不断的反省与审视，越来越认为必须采用无过失责任来加强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及行人的保护，社会舆论呼声日益增长，2004年5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就确立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过错责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无过失责任。

肯定地说《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顺应了历史和世界的发展要求与方向，《道路交通安全法》实行前，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法释[2003]2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同在2004年5月1日施行。与此同时，公安部公布了于2004年5月1日施行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该“规定”的第58条明确“

（五）计算人身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失总额，确定各方当事人分担的数额。造成人身损害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 至此，我国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出现了行政机关处理与人民法院处理适用同一标准的新局面。但这此仍给众面对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损害赔偿的实际处理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问题，本文尝试对这些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损害，以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其他损害的有关新问题作简要初步分析。

一、交警部门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性质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前，公安交警机关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范性文件做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其认定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其责任认定无疑是一种行政责任，而不是民事责任，公安交警机关也无作出民事责任认定的职权。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一般须对当事人的行为作是否存在过错，是否构成民事侵害责任进行认定，依此裁判。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首先要面临一个问题，即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否作为认定民事责任的证据予以采信，不论是诉讼当事人，还是人民法院的合议庭审判人员都必须面对。但实质上，交警机关做出的责任认定是一种行政责任认定，它不能作为直接认定民事责任的证据，更不是唯一证据。例如，交警机关认定机动车方无责任，但在处理时，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44条规定，机动车一方需要承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赔偿。而如果将交警机关做出的“机动车方无责任”作为认定民事责任的依据，那么就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 “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机动车一方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两者出现冲突，实质上是规范性文件直接违反了基本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人民法院一般采取回避其法律性质的做法，直接作为认定民事责任证据采用。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5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过调查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当事人逃逸，造成现场变动、证据灭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

（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

（三）各方均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的，推定各共同侵权人承担同等责任。人民法院应当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告知赔偿权利人，并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情况在法律文书中叙明。”的规定来处理。对于复杂的诉讼当事人主体的确认时，要求责任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时，赔偿权利人必须把这些共同侵权人都列为共同被告，如果未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必须追加共同侵权人参与共同诉讼。这种诉讼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不可遗漏共同被告。而且，共同侵权人之间尽管存在着责任分担比例的问题，但对受害人却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解释》的规定不仅更加符合侵权法理论，也从实际上加强了对受害人的保护。

四、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之工伤赔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　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解释》这一规定意味着的凡已参加或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只能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对于企事业单位员工而言，如果在履行职务，或出差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应当依法进行工伤认定，一但认定为工伤，其人身损害赔偿只能由所在单位参保的社保机构进行工伤保险赔付，而不能获得《解释》规定的民事赔偿，也不能获得双重赔偿。

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1、工伤认定只要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与《工伤认定办法》的程序，即为工伤。而不要求伤者是否有过错。例如，某司机被企业派遣，送该企业业务员、财务人员三人前往外地催讨货款，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经交警机关认定为与事故中对方车辆司机负同等责任，此时，该司机仍应当认定为工伤。

2、在这一案例中，该司机等三名企业员工均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坐在副驾位子上的业务员在事故中死亡。按照《解释》第12条第2款的规定，该三名员工以及其亲属不能向该司机要求人身损害赔偿，也只能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享受工伤赔付。

3、在这一案例中，该司机与其他三名企业员工可以依据《解释》第12条第2款的规定，向事故中的司机或司机所在单位要求人身损害赔偿。但如何适用《解释》第12条第2款存在着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与司法实践难于裁判的尴尬情形。主要原因是：

1、由于该企业四名员工人身损害损失赔偿均由社保机构支付，这一项就不应计入总损失金额中；

2、对方应当承担的赔偿金额不能超过事故总损失金额的一半，那么该企业已应承担一半，实际形成了“过失相抵”，至少是赔偿数额相抵；

3、对四名企业员工索赔请求而言，是双重赔偿，还是补充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公布了近一年期间内，没有给出任何说法，这一问题基层人民法院根本无法可依。

五、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之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之工伤赔付

交通事故每日每时无不发生，对于企业、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的员工发生交通事故赔偿从其《工伤保险条例》。但对于事业单位员工发生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就比较麻烦了。其原因有三：

1、《工伤保险条例》有明确规定，适用于事业单位的规定另行制定，而《工伤保险条例》施行即将一年，其规定仍未有任何出台的迹象，事业单位自然无法可依，无规可从。

2、事业单位目前没有工伤认定的机构；

3、国家目前尚未出台国家事业单位参加社保的统一政策。对于事业单位目前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即自行参加社保工伤保险，否则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及工伤事故只能按国家现行事业单位福利待遇政策处理。

六、受害人过错的处理

《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这就是所谓的“过失相抵”，它同样民事审判实践中存在问题最多的方面之一。过失相抵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不仅适用于过错责任，同样也适用于无过失责任。从法理上讲，在民法的过错责任中，受害人自己具有过错（又称：混合过错）时可能会影响到侵权人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影响到承担责任的多少问题。在无过失责任中，过失相抵作为当事人具有过错的法律后果，只能使侵权人减轻赔偿损失的数额，也就是说解决的是赔偿多少的问题。但一般表现为赔偿数额上的相抵，至少这对当事人非常重要，也非常现实，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在交通事故同等责任时，法庭就会让机动车一方赔偿其50%；机动车一方承担主要责任时，一般都为赔偿70%、80%甚至90%；承担次要责任时一般都为赔偿40%或30%；原则上机动车一方赔偿较多损失，这是因为我国目前没有关于过失相抵尺度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解释》第2条第2款的规定：“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明确规定了只有在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才“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至少什么是“重大过失”司法解释没有下文。从责任实质从讲，民事责任是实际存在的，而不存在相抵减轻责任的问题，归责原则所决定的是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过失相抵所解决是减轻赔偿及其多少的问题，特别是在实践操作中如果持“相抵减轻责任”这样的观点，将直接影响归责认定，具有十分严重的危险性。如果有一套完整规定来解决过失相抵的比例基准或标准，这种危险性将减少与扼制。

基于我国《民法通则》的条款过于简单，长期以来交通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处于不系统、散布，甚至相互之间存在严重冲突的状态，司法实践又急需操作规则，无法等待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致使相关司法解释总滞后，相关制度未能建立、完善与配合，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必然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交通事故当事人各方的利益，同时也会影响到社会、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虽然目前有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公安交警部门也适用该司法解释，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实行了相对统一的标准，但我国有关交通事故

处理的各种机制与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道路仍相当漫长。

中国律师制度法律体系的构建 篇7

【内容提要】：随着新《律师法》的正式实施和新法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产生，有关我国整体律师制度法律体系构建的设想和要求已经让广大律师从业人员渴望已久，然而如何构建相关的法律体系，我国律师法律制度的实施还有哪些瓶颈氶需解决，从哪些方向来完善我国律师制度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这都是广大法律工作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作者针对立法、适法和守法三个领域的问题大胆对我国律师制度法律体系的构建展开了设想，从理论和实物的角度展开了分析，并尝试解决相关问题。

【关键词】律师制度

新律师法

法律体系

构建 前言

2008年6月1日，对中国律师界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新修改的《律师法》正式实施了，修订后的律师法有多处亮点，尤其是规定了律师会见不需要经过批准，扩大了律师的阅卷权，赋予律师直接的调查取证权，解决了一直困扰刑事辩护律师“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的三大难题。

然而这部中国律师界甚至是中国法律界期待已久的法规的横空出世，却没有给中国的法律界带来应有的惊喜，事实上从律师法实施后的情况来看，情况却并不客观。

据悉，重庆市律协已接到近10个律师的情况反映??新律师法实施以来，没有一个律师享受到了新律师法的“待遇”。两个到渝中区公安分局看守所会见的律师称，检察院不开手续了，公安要手续，他们的会见“泡了汤”。⑴

6月2日，河北邯郸极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谷守太，到邯郸市看守所，准备会见。按照相关规定，他随身携带了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但让谷律师始料未及的是，他碰了“软钉子”。民警告知，“他们并不知道办案单位是否需要派员在场，须向市局监管处请示”。当日，谷律师等来等去，看守所的大门并未向他打开。⑵

„„

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修订后的律师法生效后，与之相冲突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相应的修改，因而导致律师法实施后面临尴尬。看来指望新《律师法》规定的“会见权”一时解决律师工作的“会见难”问题，是不实际也不客观的，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

事实上，简单的“会见难”问题只是我国律师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中的冰山一角。《律师法》的实施，对于完善律师的执业环境，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具有重大意义。但一部良法要实现其最佳效果，还需要在实践中得到“畅通无阻”的执行。执行不了的法律，再好也是一部软法。而一部法律的实施，从执行上需要得到众多相关部门的配合，从立法上也需要众多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合，也就是说，要有效地推进新律师法的实施，我们必须要建立非常完善的律师制度法律体系⑶。制定新的律师法固然让人心喜，但是如何系统地为我国律师制度构建相应的完善的法律，使律师更多的权力更好的实现，更能依法办案，推进我国的整体法制建设和法律透明度，同时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体现律师应尽的义务，已经成了律师法急需配套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律师体制法律体系目前的缺陷和困难

中国律师体制、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二⑷在于适法（狭义指执业）的困难。中国律师执业的具体权（义）规范在法律法规方面，如上节所述，表明上看基本规定也比较齐全，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代理部分的规定（第四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代理人的规定（第五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代理的规定（第四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关于代理的规定（第四章第二十九条）等，至于各类配套的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等，也相应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是，事实上，律师执业中的三难现象却在现实中持续、普遍、严重存在⑸，甚至新的律师法实施以后，依然面临这样的问题。

对集中以律师执业三难为表现的现象进行深入思考可以发现：律师适法与律师立法有密切的或者是因果的关系。但从2006年7月20日四川仁寿警方硬闯省人大抓走上访者事件及参与中国法治进程的其他执法部门、人员所遇到的问题也可以发现⑹，中国国情条件下的律师适法问题如果一直深入追究下去，根源、现象、问题之间的联系将越益复杂化。在此，我们只能尽量简化从这些联系中凸显的关键之处，笔者认为中国律师适法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律师立法的系统性；第二、律师立法的配套性（细节）；第三、律师适法的社会机制状况。

二、以《律师法》为基础设计中国律师体制和行业制度，建立完善的律师制度法律体系

新修订的《律师法》总结了原《律师法》施行10年以来律师工作的实践，特别是多年来律师工作改革的成功经验，适应新时期新阶段党和国家的新要求，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同时借鉴了国外律师立法的有益做法，对我国律师制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新的规定，对原《律师法》作了较大调整、补充和修改，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我国律师制度改革发展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律师制度。它的颁布实施，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际步骤，是保障我国律师工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为律师更好地履行职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更加自觉地积极投身于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为进一步推进律师工作、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完善律师管理体制、提高律师工作水平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

新修订的律师法对中国律师的性质、社会地位、指导原则、权利义务等系统的规定不仅将大大有利于改善律师的法治环境问题，而且，对于其他涉及律师执业内容的法律法规在拟订、制定、修改时，一部高度统一、清晰和规范的《律师法》也将为它们提供重要的立法操作依据。目前看起来，虽然还很困难，但是，我们不应当放弃这方面的努力。

律师体制和行业制度的设计在以《律师法》为基础规范进行的同时，以《律师法》为出发点，以权威的机关或机构为牵头和协调组织，在相关法律法规整理汇编的基础上，就其他法律法规当中如何体现《律师法》的精神、内容进行研究，并规划性地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建议或修订工作。

对比《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规则》⑺的建立过程及内容、形式等，以及结合后文提及的中国律师体制、行业制度化建设的不足，我们也可以发现：体现法治精神和现代社会多变性、内容复杂性、现实需求性的中国律师的配套规范尚有很大不足。就律师的性质、地位、作用、执业指导精神，甚至是业务性质的规范，应当配套的规范在很多方面仍然处于空白状态。⑻

所以，我们得律师制度体系应该以《律师法》为基础规范，在细节上或实施上予以落实和保证，我们需要建立相关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社会衔接机制。具体来说我们应当围绕如下三个方面细化和落实律师基本制度：律师实习及申请执业的机制完善、律师执业过程或业务展开过程的机制完善、律师执业风险防范和化解的机制完善（包括业务范围和社会保障等）。

现实中，我们可以围绕律师制度设计的核心三权：调查取证权、均衡抗辩权、有限豁免权，以诉讼为参照标准，以一段时间来及今后可预见一段时间为指南，重点设计相关的执业保障制度、细则。在面临国情差异的现实情况下，为保障制度设计的可行性，具体的实施方法可采取地方先行、律协先行、部门先行、政策先行、积极改革、大胆试点、鼓励探索和创新的指导原则。

三、摒除灰色操作，完善律师守法环境制度建设，从制度上遏制行业违法，改善律师的执业环境

法律设计或法律规避是指在合法前提下利用现有法律规定进行能实现自身最大利益要求的活动。由于律师在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具有应服务对象的要求，经常为其提供法律技巧设计的要求，在违法和合法之间，律师的很多这种操作似乎极难将其定性和归类。实际上，在律师的操作中，由于种种原因，尺度的把握失衡或很难把握往往驱使律师游走在技巧与轻微违法之间，这种现象如果在短时间内没得到纠正，后果就是极大促进违法犯罪的产生。⑼

分析之下，律师灰色操作的根结当然和律师的制度设计立法面及适法面相关。立法上，例如司法部与律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衔接的《律师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六条规定：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或设区的市司法局给予警告；

（十二）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两年内，违法规定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但是，如果是涉及上述回避人的近亲属呢？在直到2000年司法机关明确考虑将回避范围扩大到原回避人的近亲属的规范出台以前，⑽在立法性文件中，对上述问题的规定仅是含糊的和片面的，相关的可操作性及效力、处罚问题等，难觅踪迹。⑾适法环境上，例如01’律师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冒充律师从事法律服务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现实情况却是，遍布城乡的“法律服务所”中大量冒充律师的法律工作者俯首皆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他们与律师往往展开恶性竞争，这种恶性竞争的压力，在律师行业的反应自然是律师执业环境的加速恶化。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特色的这种基层法律服务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律师行业良性发展的一个外在的但却是重要的破坏因素。⑿也由于这种恶性竞争，上引条文第二款，现实中更难实现，上引条文第二款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实际情况却是：当事人和代理人（包括律师）双方此种交易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而每年受到处理的案例少之又少。

鉴于此，笔者认为，灰色操作的界定应当在律师法体系中予以重新认识、明确定义，并进行再构，否则，不足以突出对律师机构或律师灰色操作现象的认识和处理力度。所以，当务之急，我们应该起草、修订和完善对律师机构或律师灰色操作现象的组织管理制度。制度上更多的增加软性的防范和处理方式，如告诫、通报、警告，直至纳入年检范畴等。完善相关的组织管理工作，以对灰色行为的管理为基线，在已有的涉及惩处工作的组织经验的基础上，对既有的投诉、检查、听证、救济等规范进行再构。

四、我国律师制度法律体系构建的设想

建立立体化、系统化的的律师法律制度，对完善发展司法制度，实现司法公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去年６月１日正式施行的新修订的《律师法》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的基本框架，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的基本内涵，为深入推进我国的律师制度法律体系化进一步奠定了法制基础。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要按照修订后《律师法》确定的制度设计，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

（一）加快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规定，保障律师执业权利⒀

律师依法享有执业权利是确保律师“司法平衡器”功能正常发挥的前提。关于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问题，各国法律有不同的制度设计，通常英美法系赋予律师更多的执业权利，但是各国设计律师执业权利普遍包括独立执业权、豁免权、职业秘密权、调查取证、阅卷权、会见和通信权，并给予了充分法律及制度保障。笔者认为，目前情况下，要保证律师这些权力的实现，最现实也是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要解决《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等相关内容的冲突，让新法在执行的时候，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从而根本上构建律师依法执业的保障机制，切实解决律师执业“三难”问题。

（二）大胆放权，实效管理律师行业，从制度上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实现律师自治

我国对律师实行的是“双轨”管理模式，即行政管理与行业管理“两结合”。应该说，“双轨”模式总体上是符合我国不发达的律师业实际的。但是如何实现结合，双方之间应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机制等都有待作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目前，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以至管理的权责不对称，基层司法行政机关无法对律师行业实施有效管理。笔者认为，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应该率先放权，将具体的事务性的管理职能直接下放给一线管理部门，以便基层单位更好行使管理职能。同时，司法行政机关亦应大胆向律师行业管理机构放权，要大力支持行业协会切实履行行业管理职能，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试行律师管理方式由“两结合”向行业自治转变。

（三）加快公职律师队伍建设，完善律师的保障体系，提高律师的社会地位，从制度上完善律师队伍的体系

公职律师制度是律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职律师制度中的主体是政府律师，具体是指具有律师资格，依法取得公职律师执业证，享有公务员待遇，为所在政府部门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公职律师与社会律师不同，公职律师只能领取政府薪金，不能收取律师服务费用；只能在政府的授权范围内，代表政府和公共利益，就受委托的法律事务，履行特定的职责，不能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在欧美许多国家中，大多数都建立了公职律师制度。如美国各级政府都有律师，仅联邦政府雇用的律师就达数千人，其中国务院法律顾问团有律师39名，司法部有律师近1000人，纽约市政府有律师400多人。英国贸工部就有政府律师400多人，他们经常代表政府参加国与国之间涉法问题的谈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大约有近千名律师活跃于律政司、法律援助署、破产管理署、注册总署、廉政公署等政府部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律师，对政府的重大决策和政治生活方面的影响巨大，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建立公职律师制度，不但可以增强政府的法治意识，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提高政府和司法机关对律师的认可程度，而且可以提高整个律师的社会地位，并最终真正建立起现代律师制度。

另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律师的社会福利保障已经成为了严重的问题。与律师执业间接相关的律师的社会福利当然在国家的普遍的社会福利统筹安排之中。但鉴于律师执业的特殊性，如执业性质的特殊性、执业风险的特殊性、执业时间跨度长的特殊性等，国家应抓紧时间进行相关立法或立法授权律师行政机构、劳动机构、金融机构制定相关强制或指导性政策，以确保律师的社会福利不至成为一个严重阻碍律师执业的盲区。

（四）积极应对ＷＴＯ和ＣＥＰＡ挑战，从制度上推动律师机构的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我国加入世贸后，特别是随着ＣＥＰＡ等文件的签署，内地开放法律市场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如何应对国外、港澳法律服务业的挑战，是我国律师业必须面对的课题。而对国内律师业而言，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律师事务所的规模较小，缺乏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规模型、集约型、专业型与全能型相结合的大所，缺乏懂法律、懂经济、懂英语的人才。目前，世界前50强的律师所平均人数为800人，而我国律师所平均只有10名律师，这显然缺乏国际竞争力。因而，必须整合重组现有律师所，创新律师所的组织形式，努力培养国际化的专业人才。⒁

在相关国家行政体制建设完善的同时，加快律师行业协会的社会化进程。新形势下，对律协的改革并不仅仅是涉及律师执业机构、律师和律师行政主管部门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国外律协组织的“中立化”的做法，这种“中立化”是一种社会化的体现，而律协的社会化，一方面，可以使律协与其他国家机关机构的联系更加紧密，实质作用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在律协体制、行业外人士的介入后，也可以让律协的工作更加透明和富有活力。

律师执业机构的社会化建设主要是律师执业机构的组织法制化工作，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形式多样的律师执业机构的存在，可以极大地促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化进程。由于律师执业特殊的风险性，确立有限责任的律师执业机构，国家应当鼓励。同时，根据律师执业的个人形象的实质的重要性，确立个人律师事务所的进度应当加快。随中国市场经济的渐渐深入，鼓励更为专业的根据社会分层需要而产生的细分化律师所、鼓励公司制律师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多种的纵横联合等形式。总之，单一或有限形式的律师执业机构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的高速的社会发展形势。

（五）慎对律师队伍的“精英化”，制定制度也要依据我国的国情

从司法资格考试正式确立以后，5年时间不到，目前在法学界进一步试图对中国律师制度进行“精英化”设计的呼声已时有产生，从上文分析的情况来看，在国家和社会发展对大量高素质法律从业人员的需求已经与律师体制、行业的发展产生严重脱节的情况下，本已严格⒂的律师资格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后续需要的是系统、配套、具体的规范的架构完善，否则，“进一步精英化”设计的后果必然是国家、社会现实与执业成本、期望的巨大反差，必然是精英化阶层需要与普通群众实际承担能力、需要的巨大反差。因此，对于中国律师体制、行业的制度设计，“进一步精英化”的设计不过是欲速则不达的主观想法而已，也并非是符合国情和现实的中国律师体制、行业制度设计方向。

综上，错综复杂的中国律师体制、行业的问题，及其产生根源最终又可以归结为三个差异：国情与国际化的差异、社会要求与体制、行业现实的差异、严峻现实与配套措施的差异。而解决因这些根本差异而导致的种种现象、问题，我们只能依照中国的国情和现实，依照中国的总体的法治化进程的要求，去进行系统化的制度设计和渐进性的措施改革。

结语

中国律师体制、行业产生的各种问题与挑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回应这些挑战的思考与实践，应当成为每一个中国律师和即将成为中国律师的有志之士勇于面对的终生课题。

注释：

⑴引自《重庆晚报》； ⑵引自“中国普法网”；

⑶目前我国法律界尚未正式用“律师制度法律体系”来称呼律师相关法律制度； ⑷中国律师体制、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在立法；

⑸关于律师执业的三难现象，2005年6月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贯彻执行情况的检查。检查报告指出:“在《律师法》贯彻执行中，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基层司法机关不在法定时间内安排律师会见，有的限制律师会见时间、次数和问询案情，有的对律师会见进行录音，还有的对律师不允许律师依法复制证据材料。”（《律师仍遭“三难”的困扰执业环境不容乐观》，新华网≥法治频道≥法制快递，2005年8月1日）；

⑹“执法者违法四川仁寿警察硬闯省人大抓人”及“四川仁寿县冲击省人大捉拿上访者警员被免职”事件分别见《新华网≥法治频道≥法制快递》2006年7月25日和7月27日的报道。执法环境的问题，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如：《歹徒法庭外绑证人打法官抓获18嫌犯2主犯在逃》。（新华网≥法治频道≥法制快递，2006年11月29日。）我们并没有把中国律师的执业问题孤立起来进行对中国法治现状的考评，作者认为：中国律师的体制、行业运作所遇到的问题和中国其他执法部门遇到的问题，作一个并列的参考，可能对我们的启发更大；

⑺《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规则(2004版)》（前言），中国律师执业网≥域外法律文献；

⑻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律协近年来也在逐步弥补这方面工作的不足，如制定《律师办理征地拆迁操作指引》《律师办理商品房买卖操作指引》《律师承办国有企业改制与相关公司治理业务指引》《律师办理海商海事案件指南》等；

⑼例如：某律师执业机构在一并不拥有所有权的商住楼外悬挂这样一副招牌：XXX律师楼。该执业机构的这种行为该如何界定和进行管理？

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 ⑾这方面的探索，可参见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王明魁的论文《克林顿的律师执照还有用吗？—关于曾担任审判人员的执业律师是否回避问题的思考》，该文作者指出：“院法发[200015号、法[2002]94号、法[2000195号三个司法解释中先后详尽明确规定了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后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应回避的情形；

⑿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及其所涉及的“黑、假”律师情况，可参见《法院周边律所扎堆儿租房揽案源令法院“头疼”》报道（新华网≥法治频道≥法制快递，2006年12月11日。）—这已经成为了全国范围内极为普遍的现象；

⒀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张耕在2008年全国检察机关贯彻修订后《律师法》的电视电话会议中对此十分强调；

⒁律师和律所都要不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外面不赚钱的时候，就静下心来多学点东西，专业的服务是律师的安身立命之本。

⒂基于国情认识：中国在较长时间内将持续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同时，参考同样处于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但法学理论更为发达的俄罗斯的律师制度，对于急于向英、美、德等法治程度高度发达的律师制度靠齐的“进一步精英化”的中国律师制度推进者的言论，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截止2007年3月仍然有效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事故公开公正处理工作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等。

2、薛晓蔚：《中国律师的出路》，中国律师网，2006年10月23日。

3、张晓维：《完善律师执业权利制度路径的思考》，中国律师网，2006年10月23日。

4、田恒胜：《律师怎么了—关于律师制度的反思》，中国律师网，2006年10月23日。

5、陈兴良：《七个不平衡：中国律师业的现状与困境》，“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德恒论坛”主讲论文，2005年1月10日。

6、李英才：《坚持科学发展观 深化律师制度改革》，安徽司法行政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