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制度在中国

离婚制度在中国（通用6篇）

离婚制度在中国 篇1

中国现行离婚法律制度

中国现行的离婚法律制度是从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其他涉及离婚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构成相应的法律体系。基本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1.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是离婚法律制度的基本指导思想。婚姻自由已被《婚

姻法》确定为基本原则，婚姻自由自然包括离婚自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婚姻

当事人想离就离，可以轻率随意的离婚，而是以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前提条件；可见，婚姻法这一规定既保障了离婚自由，也限制了轻率离婚！

2.离婚程序实行双轨制。《婚姻法》既规定了登记离婚，也规定了诉讼离婚，在双方

自愿离婚并且就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达成协议时，可以申请登记离婚；否则只能

通过诉讼程序离婚。

3.诉讼离婚实行感情破裂主义，离婚后果上兼顾过错主义。《婚姻法》规定了法院判

决离婚的标准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同时规定了过错方在分割财产时应少分或不

分，而且无过错方可以向过错方主张损害赔偿。

4.离婚过程中注重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保护妇女子女的合法权益是《婚姻

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婚姻法》规定：在女方怀孕期间和分娩后一年之内或中止

妊娠后6个月之内，限制男方的离婚请求权！在子女的抚养问题上明确以子女的利益为优先靠虑因素。

中国的离婚法律制度体现在《婚姻法》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当中，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随着会社会的发展，新的司法解释也将适时颁布实施，我们国家的离婚法律制度将更加完备！

离婚制度在中国 篇2

关键词：婚姻法；离婚制度；夫妻关系；法律建议

一、现行离婚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意愿主导偏重问题

一定程序而言，婚姻关系作为公民的民事行为，可以理解为男女双方在社会活动中的特殊形式的契约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尊重个人意愿，基于本人意思上施行法律自治，应该充分肯定，也发挥了一定效应。任何事物总有两面性，自由必须在社会活动的大环境下得以合理宣扬。毕竟婚姻是社会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在家庭子女财产等问题上，不能无限放大其自由的程度。特别是过度自由、意愿主导的离婚，可能导致损害未成年人的权益，同时也容易滋生在婚姻契约随意解除过程中的不当牟利。

（二）离婚标准不一致

现行情况是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在法定标准上、法定程序上、执行流程中以及认定准则都是不一致。婚姻法律中把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作为婚姻关系解除确立的离婚法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还有诸多解释，把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纠纷处理时准予离婚的唯一准绳。然而，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法定标准，却在协议离婚制度里还未涉及到，夫妻双方仅仅只要凭借自身主观自愿，并得到协商一致，即可以履行离婚协议。双重法定标准出现在同一种法律关系的调整，从立法层面上无疑是有一定缺陷的。

（三）离婚程序不统一

我国离婚的法定条件。我国现行《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准予离婚法定条件。除了诉讼离婚，在协议离婚制度中，对于离婚协议的签订、内容、程序上没有任何详细的规定。既然，离婚协议是一项表达离婚当事人自愿与双方协商一致的凭证，是解除婚姻契约关系的合法证据。仅要求夫妻双方对于子女和财产问题达成一直，未免太强调了夫妻双方对离婚问题认可一致行为，却忽视了离婚行为、离婚后果对于社会的影响效应，长此以往将产生诸多后续问题。

（四）审查幅度过于自由

婚姻机关进行婚姻登记、离婚登记，在法律制度中，规定必须对当事人提交的离婚协议书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查后方准予登记。现行的离婚制度要求上看来，从立法本意还是实际操作层面，协议离婚过程中的婚姻登记部门的审查仅是一种形式上审查，根本没有任何内容上审查的意思在里面。由于未进行任何内容审查，离婚协议中存在的不公正、有损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况，肯定有可能发生，监管管理更是无从谈起。同时，许多假离婚、有到不正当目的的当事人情况出现，降低了离婚登记的权威性，严重影响了法律制度的权威性。

二、完善我国离婚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设立离婚缓冲期

基于现在唐突离婚、冲动离婚较多的现状，建议在离婚法律制度中设立的离婚缓冲期，可以开设一些婚姻指导与家庭课程，让意愿离婚的夫妻双方能够适当坐下来，冷静思考一下，全面考虑一下离婚对于自己人生、对于家庭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在原来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规定了一个月的审批期，而在新的《婚姻登记条例》中却规定了“当场”办理。其中，有许多需要商榷的地方，离婚意愿是一种可变性思考模式，设立一种缓冲阶段，给双方深思熟虑的思考时间。

（二）保障未成年人原则

离婚对于夫妻双方来说，可能仅仅是婚姻契约的解除，但是对于社会、家庭带来的后遗症，其中对于未成年的伤害是最主要的问题。对于未成年子女来说，父母离婚不仅仅意味着骨肉分离，亲情绝迹，更多的改变时家庭关系的急转直下，这会极大程度得影响自己的成长环境，改变对于人生、家庭、爱情的价值观念。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小个体，孩子是社会的希望和明天，离婚必须减少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最大限度地保障未成年人。

（三）建立补偿机制

我国婚姻有其传统的特点，在传统婚恋观念的影响下，女人往往投入的是智力投资、情感付出，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和子女生育等重要任务，女人在婚姻关系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很有可能被男方在事业上的成功，社会交际中的光环，人们世俗认可所代替。为了婚姻家庭关系正常延续，女人总是需要牺牲许多了工作机会、晋升机会，投入更多时间经历成本。婚姻收益的获取方面，男人的付出与得到基本能够保持一致，然而他总是在婚姻的初级阶段就能够获取很多东西；而女方在婚姻的整個过程中需要付出许多东西，而收益则要等到婚姻中后期阶段，除了经济保障之外，更重要的是情感的反馈和保障。因此，建议建立离婚补偿机制，最大限度保障女人的利益，维护公平正义的原则。

（四）完善事后监督

法律对于很多社会民生行为的调控，都离不开事后监管，这种手段对于许多不利于社会大方向的问题有着很有效的解决方法。因此，对于离婚制度的事后监督也是很重要，也是现行的监管中存在缺位的主要问题。比如，对于在不正当得利目的下，采取的虚假结婚、故意离婚等现象，就可以采取事后监管的方式，一旦发现有任何背离自身意愿，不是以夫妻感情为基础的结婚、离婚事实行为，就应当给予行政处理和法理矫正。同时，针对现在许多“剩男剩女”现象，对于婚姻法中所规定的，胁迫、欺诈或合谋骗婚等行为，应当充分保护公民对于感情的真实意愿，严惩此类行为。

三、结语

毋庸置疑，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是公民不可剥夺的私人权利，但如若过于自由，随意离婚，不仅会造成对传统的颠覆，也会对家庭结构和家庭制度带来冲击，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为此，国家应从立法角度出发，对离婚自由加以合理限制，有效平衡保障离婚自由和维护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以切实保障婚姻双方的权利，尽可能地降低离婚率，维护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婚姻家庭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浅论我国离婚制度 篇3

浅论我国离婚制度

摘 要

关于我国离婚制度，我从中国的社会婚姻状况、失败的婚姻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我国的离婚制度、离婚的法定要件、离婚赔偿问题的思考、离婚的财产分割、离婚时对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等方面综合分析了我国对现实婚姻状况的观点，以及离婚构成要件，男女双方对婚后财产的分割原则，包括对一方经济困难的帮助。在离婚损害赔偿当中以无过错方主张过错方赔偿，如何认定、应否赔偿及赔偿的金额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本文注重从实际出发，在民事婚姻法律领域当中如何运用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婚姻、离婚、离婚赔偿

一、我国现阶段的婚姻状况

我国公民的个人生活空间自由度不断增大，社会环境更加宽容,然而,婚姻和家庭是受社会法律和伦理规范保护的社会细胞,婚后的幸福只有一小部分建立在婚前选择上,而大部分是要靠婚后的相互适应,全靠自己去耕耘.奉劝大家不要感情用事,理性对待婚姻大事,冷静决定离合.总之,婚前要认真考虑,三思而行,婚后要珍惜自己的爱,好好地呵护自己的婚姻。当然,不幸的婚姻解体也是好事,但我们是要对对方，对婚姻负责。民政部前一段时间公布的数据统计，去年全国办理结婚登记834.1万对，比上年增加22.7万对；办理离婚登记161.3万对，比上年增加28.2万对，增长21.2%。

离婚率上升的原因，最主要是现代人对婚姻质量的期望值增高，一旦婚后的现实与婚前的期望产生矛盾且不可调和，离婚就是必然的选择。在这里离婚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它并不是文明的倒退，恰恰相反，它是我国文明进步的表现。回望20多年前，中国人的婚姻确实处于超常的稳定状态，但这种稳定是一种以低质量为代价的，在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深深陷在“从一而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中不能自拔，婚姻最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20多年前离婚对中国人而言是最困难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总会千方百计地维持下去，而由此造成的痛苦家庭何止万千？迫不得已离婚的人，还被视为有人格或生理缺陷被受歧视。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对离婚者越来越宽容和理解了，离婚是解除痛苦婚姻、提高婚姻质量的一个开始，越来越多摆脱痛苦婚姻的离婚者，挺起胸膛走向了新的生活。

二、我国的离婚制度

我们必须明白，离婚率是衡量婚姻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标准但决不是唯一标准。如何设计中国的离婚制度，是在《婚姻法》修订的过程中一个被受关注的焦点。中国1980年《婚姻法》继承了1950年《婚姻法》的精神实行协议离婚和判决离婚并行的制度。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到民政部门办理协议离婚者约有50万对；经人民法院判决或调解离婚者约有100万对，总体而言，判决离婚要比协议离婚者多出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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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离婚属于双方自觉自愿，纯粹为当事人个人意愿的反映，充分体现了婚姻自由的原则，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一直不存在大的冲突和矛盾。而判决离婚，由于决定婚姻命运的大权掌握在司法部门手中，常常是一方盼望离婚，而另一方不原离婚，在判决离婚中实际上是运用国家公权，解决私人意志的争端，因而就涉及到法律如何公正合理地确定离婚的标准和尺度，这也是多年来司法实践中屡生争议的焦点。

中国1980《婚姻法》基本采用“破裂主义原则”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从而“感情已破裂”成了判是离婚的法定尺度。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离婚率的急剧上升，有很多人开始对1980年《婚姻法》判决离婚的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由于法律对离婚条件规定的过于宽松，从而导致家庭极不稳定，希望在《婚姻法》修订过程中要求抬高门槛，严格限制离婚的呼吁更是达到了高潮，(占被调查者的46.3%)甚至有人提出 “包二奶”“第三者”等都无权提出离婚，有24.2%有人认为修改后《婚姻法》应当放宽离婚条件，对于已经死亡的婚姻关系，只有尽快解体才不会破坏社会的稳定，而不应该人为地用加大离婚难度来降低离婚率。

很显然，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和不结婚自由，同时也包括离婚自由。限制离婚是不人道的做法，但人必须明白，离婚与结婚不同，它会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国家要进行适当的限制，由于“婚外情”“包二奶”等引起的离婚，法律当然要出面干涉，但此过错只能作为承担民事责任，比如支付离婚过错的赔偿，而不能成为限制离婚的理由，有调查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婚姻家庭矛盾激化引起的杀人犯罪，在杀人案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其中不少，就是夫妻一方坚持要求离婚，而另一方坚决不同意离婚，拖来拖去，最后，你不想我好过，你也别好过，干脆同归于尽。这类悲剧，实际上说明当时离婚率低，最离婚难的现实。

三、离婚的法定要件

1980《婚姻法》所确立的破裂主义离婚原则。至今仍不失为一种较先进的理论，然而需要正视的是1980的《婚姻法》对判决离婚标准采取的是“概括主要义”的立法方式，泛泛规定了“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为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至于何种情形属于“感情确已破裂”则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感情确已破裂的尺度，成了审理离婚案件法官最头疼的事，由于法官对离婚尺度的主观理解不一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该离的不判离，不该叛离的确叛离的现象。

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完善我国离婚法律制度的需要，保护我国婚姻家庭的基本方针，我国《刑法》《民法通则》和《婚姻法》对于夫妻、父母子女等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权益和义务都是明确给予法律保护的，但由于我国1980年《婚姻法》的离婚制度中缺少离婚损害的赔偿的规定导致过错方实施违法作为引起离婚，造成无过错方损害，不能依法追究其赔偿责任，这使我国法律关于保护家庭的规定很不完善，有损社会主义法律的严肃性。

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新形势下保护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需要，建立损害，...文章写作指导 淘宝搜:文秘代理机构

是履行婚姻义务的必然要求，和实现离婚自由的重要保障，离婚损害赔偿作为一捉民事责任，是有一定的功能的。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离婚损害赔偿是要有一定的条件和责任的，有防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有一定的过错行为，有一定的损害事实与因果关系，需以离婚为前题条件的，同样对于可撤消离婚也不能适用该制度，离婚是构成离婚损害赔偿等程序上的要件。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篇4

[关键词]：离婚侵权物质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提出和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婚姻关系中的婚内侵权行为屡屡发生，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而因重婚、纳妾、“包二奶”等严重不道德、违法的行为而导致离婚的案例有增无减。这些都严重破坏了婚姻家庭的稳定，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进步，也使许多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虽然我国宪法和民法中都有关于保护婚姻家庭的规定，但这些规定过于笼统和概括，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而旧婚姻法又没有相应的具体制度来支撑这些原则性的规定，对这些严重破坏家庭的行为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受害者得不到法律的相应救济。旧《婚姻法》未对离婚中的过错赔偿制度作任何规定，在实践中，因夫妻一方存在过错而使夫妻关系破裂，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无任何法律依据来要求过错方赔偿损害。只是 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在离婚分割夫妻财产时，对无过错方适用“照顾”原则。但是这种照顾只是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中的参考因素，从数量和范围上也仅限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不能涉及过错一方的个人财产，其结果是以“照顾”代替“赔偿”，从而使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也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失去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1]。

为顺应追究过错配偶侵害配偶权利的法律责任，对故意侵害配偶权利的过错行为进行制裁，新《婚姻法》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二）现实意义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旧的婚姻法没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如夫妻一方不履行义务，严重侵害另一方的合法权利，并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新婚姻法借鉴国外的经验，补充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既呼应了宪法、民法的相关规定，使之更加具体化，增强了可操作性，又展示出我国法律的人性关怀，保障了人权，体现了婚姻法尊重人、保护人的精神。这一制度的确立无论是对婚姻家庭行为的指引，还是对违反婚姻家庭行为的制裁，都更加全面、明确而具体，完善和健全了我国的婚姻法律制度。

2、制裁和惩罚过错配偶方，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利。配偶双方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立的人格，相互间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旧的婚姻法对夫妻关系的调整持宽容态度，这不仅不能有效的保护夫妻双方的权益，反而纵容了婚姻关系内部侵权行为的发生，导致家庭内部的不道德和违法行为愈演愈烈。新确立的夫妻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正视原有法律中存在的不平等因素，进一步确定了夫妻双方的平等地位，对导致离婚的过错方进行民事制裁，使其承担必要的民事法律责任。一方面由过错方对无过错方进行损害赔偿，用经济手段惩处过错方，这在一定程度上教育挽救当事人、预防和制止了夫妻间损害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维护了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通过损害赔偿，无过错方得到一定的财产补偿，虽然经济上的一点补偿无法弥补精神上的痛苦，但至少可以使其得到精神上的抚慰。作为法律上的权利救济制度，离婚损害赔偿中的赔偿也只能以财产的方式出现。

3、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旧《婚姻法》未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离婚时法院难以责令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只能按对无过错配偶给予适当照顾的原则分割共同财产，放纵了离婚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不利于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尤其在一方擅自变卖、转移和隐匿财产，甚至销毁证据致使财产存在的真伪及财产的权属难以查证时，更加重了善意一方财产和人身的双重损害。如不对无过错方予以相应的保护和补偿，则难以消释和平衡感情上的冲撞及财产上的损失。”[2] 新婚姻法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法院可以依照法律，支持无过错方的赔偿请求权，责令过错方对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以及婚姻关系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以此保护合法婚姻关系，保障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

二、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

新婚姻法增设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有着客观依据的，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物质基础上的。

（一）法理基础

1、夫妻在人格上的平等性。夫妻间在人格上是独立、平等的，相互间承担一定的权利义务，各有财产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正是因为夫妻关系是建立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夫妻各自具有独立人格及财产权，一方才可能对另一方产生侵权，从而受害方才能要求另一方给子损害赔偿。夫妻别体主义的产生使得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成为可能。

2、夫妻双方享有的配偶权。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其中，夫妻之间在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也被称为配偶权。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虽未明确配偶权的概念，但通过若干条款的规定，己确认了配偶权的主要内容，如夫妻之间有姓名权、住所决定权、同居义务、忠实义务、相互扶养、扶助权义务等。婚姻的和谐美满往往取决于对这些义务履行的好坏，违反义务，常常导致婚姻家庭的崩溃瓦解，而这种由于一方过错行为所导致的婚姻解体，必然使另一方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受到损害，对此法律应予补救

[3]。所以，夫妻双方互享权利，互负义务，任何一方违反义务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无过错方可以依照法律向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

3、离婚自由原则。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离婚自由原则，即法律在调整离婚问题时，以尊重和保护公民的离婚自由权利为宗旨，而不是以限制公民的离婚权利为目的。无论是过错方还是无过错方，只要是夫妻感情破裂都可以要求离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基于离婚自由原则，对无过错方进行救济和补偿，惩罚过错方，体现了当代社会中“保护弱者、维护公平”的法治理念。离婚自由主义不是对个人轻率行为的放纵和个人的任性，不限制严重违反夫妻义务的一方提出离婚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4]

（二）法律基础

1、国外立法依据。从国外立法看，离婚损害赔偿是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早己有之的救济性的法律制度，我国新婚姻法增设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对外国立法经验的借鉴。早在1791年法国《宪法》就规定：“如离婚的过错全在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随后其他国家的民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如《瑞士民法典》第151条也有相应的规定：“

（一）因离婚，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在财产权或期待权力而遭受损害的，有过错配偶一方应支付合理的赔偿金，（二）因导致离婚的情形，配偶一方的人格遭受重大损害的，法官可判与一定金额的赔偿金作为抚慰。”《日本民法典》第709条规定：“不论侵害他人之身体、自由、名誉或财产权，依前条规定应负损害赔偿责任者，对于则产之外之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56条规定：“夫妻一方，因判决离婚而受损害者，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前款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为限。”我国香港地区《婚姻诉讼条例》第50条规定：“申请人在申请离婚或申请裁判分居或只要求赔偿时，可以其妻子或丈夫与某人通奸为由，向该人要求赔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上述国外立法体制不同，但都包含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精神。这也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确立提供了借鉴的依据。

2、国内立法依据。我国宪法、民法、刑法等其他法律部门都有关于婚姻家庭的立法保护，这为离婚赔偿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宪法第49条明文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民法通则》第104条规定“婚姻、家庭、老人、母亲和儿童受法律保护”，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它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则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婚姻关系中的当事人发生侵权行为也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17条、第120条对损害公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赔偿问题作了规定，它同样适用于婚姻家庭关系。我国刑法也规定了重婚罪、遗弃罪、虐待罪等犯罪行为，对破坏婚姻家庭的犯罪行为进行惩处。我国婚姻法第2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第3条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和遗弃。”这些法律条款都是对婚姻家庭进行整体性的保护，为离婚赔偿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在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最直接的前身是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司法解释，该解释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要坚持“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但该司法解释对“过错”的外延内涵没有界定，具体的“照顾”方式也无可参照的依据，在司法审判中难以得到真正落实。新婚姻法正是在回应宪法及各法律部门原则性规定，修正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创立了离婚赔偿制度。

（三）物质基础

新婚姻法颁布之前，我国实行的是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主，以夫妻约定财产制为辅的夫妻则产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配偶双方，特别是女性的生存能力得到显著提高。由于夫妻双方各自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人们对家庭的生存依赖程度逐渐减弱，对婚姻家庭财产也产生了结构性和观念性的变化。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家庭财产的增加的同时，也使夫妻在经济上有了相对独立性，特别是女性，有了自己的生活来源。另一方面，夫妻双方的个人财产的保护意识也在逐渐增强。新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夫妻个人则产的范围，夫妻约定财产的内容方式和效力等问题，这些规定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顺利实行保驾护航。在实际生活中，个人财产的增多，使得夫妻双方可以完全独立地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自由处分自己的财产。因此夫妻在提出离婚，受害方要求赔偿时，有了可以执行的经济基础。

三、离婚赔偿制度的实现及其完善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适用于诉讼离婚而不适用协议离婚。但是本人认为判决离婚和协议离婚两者的后果是一样的，并不因为解决的途径不同而存在法律效力差异，离婚过错赔偿请求权既可适用于判决离婚，也可适用于协议离婚。在协议离婚时，如果双方没有就损害赔偿进行约定，并不表示无过错方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协议离婚生效后，无过错方仍可在一定时期内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判决离婚的，无过错方可在起诉离婚的同时，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

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可见我国婚姻法对违法行为种类和范围采取的是列举式的规定，规定了四种损害赔偿适用的情形：一是重婚，即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的违法行为；二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指重婚以外的，不以夫妻名义但形成婚外同居关系的行为；三是实施家庭暴力，即是发生在家庭之间，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四是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即指经常以打骂、冻饿、禁闭、强迫过度劳动、有病不给治疗或其他方法肆意折磨、摧残家庭成员的行为。只要夫妻一方有以上行为，另一方就可以要求损害赔偿。

很显然，不是任何离婚都发生损害赔偿问题，损害赔偿只存在于法律列举的四种情形中。这样的规定有其局限性，不能全面保护婚姻家庭中弱者的权利。比如因赌博、吸毒、通奸等行为而导致离婚的，遭受物质、精神损害的无过错方就无法依据法律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就达不到保护婚姻法的立法目的了。因此应该扩大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情形的范围，在46条最后增加一个机动款项，规定“其他导致无过错方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的情形”，再通过司法解释具体规定。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就能够灵活使用法律手段进行调整，维护无过错方的合法利益，体现法律的公平性，体现裁判的公正性。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

离婚赔偿的主体，主要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根据新婚姻法46条“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可知，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限于无过错配偶一方。也即这个无过错方不包括其他家庭成员，仅限于夫妻双方。而且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这个无过错方仅是指没有法律规定的四种违法行为的一方，而不问他是否有其他的过错行为。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29

条规定：“承担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可见法律只将有过错的配偶列为赔偿主体，即使由于“第三者插足”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乃至离婚，也不能越过夫妻过错一方直接向“第三者”追究责任。对此，法学界有很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离婚赔偿是调整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果是第三人给无过错方造成损害的，不应在离婚时请求赔偿，应另行起诉；反对者认为，第三人侵犯了配偶一方作为夫或妻的权利，与配偶另一方构成共同侵权，所以应承担连带责任，婚姻法所规定的责任主体过于狭窄，应扩大义务主体。

本文赞成第一种观点，无过错方的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只能向自己的配偶提出，不能向婚姻关系以外的其他人提出。因为婚姻法调整的婚姻家庭内部的关系，离婚诉讼也只是夫妻双方的事情，与第三人无关，夫妻以外的第三人在该诉讼中与请求赔偿的权利主体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而且把对第三人的侵权之诉加入进来，势必会使案情复杂化，不利于法院及时判案，不利于保护弱势方的权益。但这并不是否认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无过错配偶一方可以在离婚诉讼之外另行起诉维护自己的权利。

（四）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

1、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的时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30条规定：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起诉讼，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一年内另行起诉。

可见我国法律严格规定了请求权行使的时间：离婚诉讼原告的无过错方，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离婚诉讼被告的无过错方，可在离婚后1年内就损害赔偿单独起诉的权利。

2、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法确定某种事实（确定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其所主张的有利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5]离婚损害赔偿诉讼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无过错方必须对自己的主张负举证责任，证明对方存在法定过错情形。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举证困难的问题。其一，无过错方处于弱势地位，要求其单独取证，承担举证责任，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其二，离婚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往往具有隐蔽性，要通过正当合法途径获得更加是不现实，而法院是不采信非法途径得来的证据的。其三，受害人单独取证时，往往会发生侵害第三人隐私的行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要有效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对离婚过错赔偿的举证责任问题应予以完善。可以有条件地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人民法院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协助当事人搜集证据，以维护无过错方的利益；无过错方通过非法途径搜集到的证据不能一概不采信；无过错方因搜集证据而侵犯第三人隐私，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不是故意的，又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危害后果的，应该免于追究侵权责任。

（五）离婚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二十八

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可见法律是规定了赔偿的范围，但是没有明确规定赔偿的数额，而赔偿数额的确定是损害赔偿的核心。

物质损害赔偿应遵循损害多少赔偿多少的原则，即过错配偶赔偿责任的大小应以其实际造成的损害为限，这一原则是由损害赔偿的功能所决定的。[6] 物质损害赔偿主要包括人身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害赔偿。前者如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违法行为给无过错配偶所造成的身体方面的损害，主要有医疗费、误工费及今后尚需治疗的费用等。后者指配偶一方因特定过错行为，对另一方的财产利益造成了损害。根据《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赔偿应当遵循全部赔偿原则，要赔偿直接损失，又要赔偿间接损失。因此物质赔偿的数额确定都是有章可循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了精神损害的确定因素：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可见，我国法律并没有给出详细明确的数额，而是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要考虑诸多因素，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综合考虑。本文认为，司法解释应该根据危害后果的不同，补充规定相应的赔偿幅度。这样，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结合本地的经济情况，适当的调整赔偿标准，在考虑其它相关因素的基础上确定赔偿数额，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

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3 篇5

2001年修改后的我国《婚姻法》第一次将离婚救济理念植入离婚制度，增设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细化离婚时经济帮助的方式，确立了较为完整的离婚救济制度和体系。这些规定适应了我国现实情况下调整离婚关系的需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有利于维护合法婚姻关系，保护无过错的合法权益，制裁过错方的违法行为。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内涵及特征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指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导致婚姻关系破裂，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过错方赔偿损害的制度。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离婚损害赔偿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它通过对夫妻无过错一方被侵害的婚姻权利的救济，维护婚姻家庭平等、健康和稳定。

第二，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适用于离婚无过错方，并且只有在待定情况下才享有，即过错方为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和遗弃家庭成员的。因此，不是所有的离婚都发生损害赔偿问题。

第三，必须有损害存在且损害是夫妻一方的上述重大过错造成的。

在司法领域中，损害赔偿的产生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侵权；二是违约。然而离婚损害赔偿属于侵权之责还是违约之责在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违约责任论的主要依据是缘于婚姻契约说，认为婚姻本身是通过符合相关法定要件的当事人的充分意思表示，并经过一定的法定形式所确定的一种具有合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在契约说的支配下，离婚损害赔偿是赔偿配偶一方对配偶另一方违反双方的同居义务，踏实义务和相互扶助义务致使其受到损害而承担的一种违约责任。而侵权责任论的主要依据则缘于婚姻制度说，认为婚姻不仅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产物，还是一种维系社会理论功能的社会制度，配偶一方对婚姻制度的侵犯不仅侵害了该制度的社会功能，而且还将对配偶另一方造成损害，因此，离婚损害赔偿更带有一种侵权责任的色彩。相比契约说，婚姻制度说更具有合理性，它更好地反映了婚姻的本质，而且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我国的立法者还是支持侵权责任说的，如司法解释第28条明确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包括物质赔偿与精神赔偿”。根据一般法理理解，精神损害赔偿不属于违约责任的范畴，而是属于侵权责任所调整的范围。此外在我国合同法中主要采取严格责任原则下，离婚损害赔偿视为违约责任，也难以体现社会的道德评价，并会进一步导致诉讼的泛滥，不利于家庭婚姻的稳定。所以，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应该是一种侵权责任，而非违约责任。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内容

《婚姻法》在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中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可见，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夫妻一方的过错行为导致双方离婚时发生的赔偿，而非仅因离婚造成损害的赔偿，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婚姻过错行为与双方离婚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该条规定还明确了下列问题：第一，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仅限于夫妻中无过错的一方；第二，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必须以离婚为条件；第三，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仅限于上述法定事由。因其他事由导致离婚的，如，一方有婚外性行为并未达到同居程度的，不属赔偿范围。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原则

（一）全部赔偿原则

全部赔偿原则也称为全面赔偿原则，是现代民法最基本的赔偿原则，是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通例。全部赔偿原则的含义，是指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当以加害人违法行为所造成损害的财产损失范围为标准承担全部责任。即夫妻一方的待定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当全部赔偿，赔偿应以该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为限。对损害赔偿的性质历来有补偿主义与惩罚主义不同观点之争。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是对受害人即无过错方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的一种补偿，同时过错方对其违法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也是对其不法行为的一种法律制裁，因此，补偿应当是赔偿损失的基本功能，制裁则是辅助功能。所以就要求以受害人的全部损失为标准、范围来赔偿。

（二）法定标准赔偿原则

所谓法定标准赔偿原则，是指由法律明文规定夫妻一方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应赔偿损失的具体数额或数额度。在婚姻立法就此规定之前，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以弥补立法的不足。

（三）法官斟酌裁量赔偿原则

在审判实践中，对于离婚损害赔偿纠纷的案件，法官常常感到确定原告损失和赔偿金额数的困难，感到法律规定不够完善，没有可操作性的条款可遵循。因此，在确定离婚损害赔偿数额时应当赋予法官一定的“斟酌裁量权”，以满足对形形色色案件进行审判的需要。所谓“斟酌裁量”是要求法官确定赔偿数额时必须依据客观事实，依照《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的规定，依靠法官本身的法律意识和审判经验，仔细地分析和判断案情，反复斟酌处理和解决当事人争议的方案，以求公正、公平、合理，并精细、快捷地对案件作出裁判。法官在斟酌确定损失赔偿额时，根据审判经验，一般应该考虑以下要素：

1、受害人所受的损害后果是否严重；

2、主观过错（故意或过失，如果是过失，是重大过失还是一般过失）；

3、侵害行为情节恶劣程度；

4、违法行为的社会影响；

5、双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

四、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失

学者普遍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抚慰、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的功效.但是，无论透过司法实践，还是进行理论的分析，这一制度的缺失都是不容忽视的。司法实践中传来的信息也不令人鼓舞。一者，当事人离婚时提起损害赔偿的案件在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中所占比重很低；二者，即便当事人提出了赔偿请求，最终获得法院支持的比例也很低。中国法学会关于《婚姻法执行中的问题》课题组的调查表明，离婚时的损害赔偿在实践中之所以受到冷落，原告举证困难和可提起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过窄，是该项离婚救济方式适用的两个直接障碍。不仅如此，实践中反映出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无过错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发生必须以双方离婚为前提的规定，限制了配偶一方对婚姻中的违法行为，基于其作为民事权利主体依法产生的赔偿请求权的行使。这使得许多婚姻当事人不离婚只要求配偶给予损害赔偿的愿望得不到司法支持，也使得受害人在不离婚的情况下，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成为不可能。以潘某诉丈夫刘某故意伤害案件为例。潘某与刘某结婚后，多次遭到刘的殴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严重殴打达27次。1999年1月8日刘再次用战刀、铁棍、铁链、皮带、鞋殴打潘，用手抠潘的眼睛，导致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左眼球结膜下充血，血尿，腰痛，经北京市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为轻伤。2002年7月4日，潘某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自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刘某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同时要求被告人刘某附带赔偿因伤害造成的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等损失。一审法院做出判决，认定被告刘某殴打潘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同时认为，“自诉人潘与被告人刘的离婚案件尚未审理完结，对潘提出的民事赔偿诉求另行做出判决。” 可是，在婚姻法修改之前，这类因家庭暴力导致的刑事案件，法院认定伤害罪成立，对被告

人判处刑罚的同时，都一并给予了民事上的赔偿。

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本身而言，其立法理念是在离婚时关注过错，追究过错方先前的导致离婚的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以使无过错获得精神的慰籍。这确实与中国《婚姻法》（1980年）确立的破绽主义的无过错离婚原则的精神相矛盾。因为，破绽主义的无过错离婚原则注重婚姻破裂的结果而不强调一方或双方的过错，对离婚过错损害赔偿是持否定态度的。尽管有法学专家认为，离婚时的过错损害赔偿实际上是一个财产问题，是侵权法的问题。我们仍然可以坚持无过错离婚，离婚是可以无过错的，但是在财产的问题上有过错还得赔。这里必须明确的是：第一，离婚损害本身主要是非财产上的损害。从法定四种违法行为侵害的客体和这一制度的功能看，它所针对的主要不是财产的损失（当然对人身的侵害，也会带来受害人财产的损失），而侧重于对无过错方精神痛苦的抚慰。只是赔偿损失这种民事法律责任方式，是通过过错方向无过错方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体现出来的。第二，婚姻关系的确不是侵权行为的“豁免地”，婚姻家庭成员间的违法行为可以依据《民法通则》规定来请求法律保护。但现在无过错方必须在离婚时或者离婚后法定期间内提起损害赔偿要求。就必然使其为了达到对过错方的民事制裁，在离婚诉讼之始，就收集各种证据证明对方过错的存在，难免使离婚双方在法庭上关注和追究一方的“婚姻过错”，从而忽视对婚姻关系实体是否已经死亡的判断，也就难免给中国无过错离婚原则罩上强调“过错”的阴影，客观上不利于个人离婚自由权的行使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性质，学术界的看法尚不统一。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它是侵权责任。不过《婚姻法》第46条列举的四种情形各自侵害的客体是什么？却是值得探讨的。对于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两种情形而言，它们侵害的客体是明确的，是受暴配偶及其他受害家庭成员的健康权或生命权；而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两类违法行为侵害的权利性质则尚不明晰。有台湾学者主张一方的婚外性行为，按照侵犯另一方的名誉权对待。我国大陆学者倾向于认为它们侵犯了配偶权，但对配偶权的内涵又有不同理解，一是广义配偶权，泛指夫妻间的一切权利，是他们人身权、财产权的集合；二是狭义配偶权，仅指基于配偶身份的确立而产生的权利，它的核心是性权利，就是配偶一方对另一方性的独占权，即每一方既享有对对方性的独占权，又承担着性忠实的义务。

笔者认为，自然人的名誉，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名誉权则是”自然人对其名誉所享有的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 它是一个人得到社会合理评价，人格得到社会其他成员尊重的权利，有学者因此将它归为”社会尊重权“之列。配偶一方与他人重婚或婚外同居只会使自己的社会评价受损，而不会因此损害到对方的名誉。因此，过错方的行为侵害的并非无过错配偶的名誉权。至于配偶权，这一权利概念本身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果从广义上解释配偶权，实在没有提出这一概念之必要；狭义配偶权其内涵又与时代的发展、立法的理念不相符合。至于《婚姻法》第4条关于”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规定虽涉及夫妻忠实问题，但它是倡导性条款，并无强制性，不能据此推出夫妻负有相互忠实的法律义务。笔者比较倾向于认为，依照《民法通则》第104条，将这两种行为归为侵害对方合法的婚姻家庭权，即婚姻家庭关系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

五、完善我国离婚损害制度的若干建议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和实施，对制裁离婚过错方，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正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婚姻法》适于这一制度的条文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该制度的同法解释在使用方面仍存一些不足，影响了其应有功能的充分发挥。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完善。

（１）放宽请求权主体限制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将有权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主体范围限制为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方，即请求权主体只能是夫或妻，不包括其他人员，但该条

（三）（四）两项即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行为的侵害对象并不仅限于夫或妻，还有可能是与婚姻关系当事人共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如子女、岳父母、公婆等。在现实生活中，因婚姻当事人一方暴力侵害、遗弃、虐待其他家庭成员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而离婚的不在少数，如妻子虐待公婆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丈夫起诉离婚，在此情况下，其父母（及其妻子之公婆）可否对媳妇提起损害赔偿？若不可以，则《婚姻法》第四十六条

（三）（四）项尤其是第（四）项就无存在的必要，因为反正作为非婚姻关系当事人的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行为的受害者无权再离婚诉讼中提起损害赔偿，倒不如把

（三）（四）项规定的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仅限为婚姻关系另一方，排斥受侵害的其他家庭成员，但这显然是与立法意图相违背的。因此，要真正发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应有功效，就应当扩大损害赔偿的请求主体，不仅限于无过错的婚姻当事人，还应包括与婚姻当事人双方共同生活的，受婚姻过错方暴力侵害或虐待，遗弃的其他家庭成员。例如，因暴力侵害、虐待、遗弃婚姻关系当事人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应允许受害者参加到离婚诉讼之中，并有权独立请求损害赔偿。

（2）拓宽赔偿义务文体范围。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仅规定无过错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而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向谁提出赔偿请求，即未限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九条却把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限定为无过错方的配偶即过错一方，而排斥了婚姻当事人以外的。破坏合法婚姻关系的第三者。笔者认为，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力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若第三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同居、重婚导致离婚的，合法婚姻关系的无过错方应有权在离婚诉讼中要向其主张损害赔偿，如第三者有违法行为的不到法律制裁，显失公平正义，且与社会公德相侼。《解释》对法律规定不明的条文作出限制性解释，是不恰当的，也制约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功效的发挥。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依据实际情况，考察第三者是否“明知”，若为“明知”，则第三者应作为共同侵权者，承担连带责任。瑞士、美国、日本等国和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即有类似的规定。我国《婚姻法》也应把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同居的故意侵害合法婚姻关系的第三者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范围之内，以在赔偿主体上趋以完备。

（3）增加有权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之情形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列举了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四种情形，但现实生活中，情况是复杂的，重大过错不可能为列举的四种情形所能全部涵盖，如发生婚外性行为但未达到“同居”程度而对配偶以防造成严重伤害的，应不应该赔偿？笔者所在区法院判过这样一起案件：男方通过亲子鉴定发现“儿子”非已所生，遂起离婚，并要求妻子给邓精神损害赔偿，合议院判准予离婚，同时判女方赔偿男方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万元。这例判决实际上已超过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可提起损害赔偿的范围，但如不判，显然有悖情理，对无过错的男方也极不公平，可见，《婚姻法》规定的可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有须要加以扩大。严格地说，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对过错行为破坏婚姻家庭关系，并导致婚姻破裂结果的赔偿制度。这种过错，不论是何种形式，只要违背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达到一定程度导致婚姻破裂，都应承担赔偿之责，《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以示例的方式对众多的过错予以了较大的限制，仅列举了四种情形，那么这四种情形之外的其他较为严重的过错只能由道德规范来调整，事实上，这种将其它过错行为推旧于道德规范调整的限制不仅在理论上缺乏支撑，在现实生活中也难获公众认可。比如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的通奸、吸毒、赌博等现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如果夫妻一方有这些行为，给另一方所造成的损害在某些程度上并不亚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它同样会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成为离婚的直接原因。因此，笔

者认为，《婚姻法》规定的可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应予以扩大，对诸如通奸，长期吸毒，赌博等重大的，情节严重的其他过错行为，应赋予婚姻关系另一方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以体现法律的尊严，公平和正义。在法律条文的表述上，可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中增加一项：“

（五）其他严重违反本法规定的情形。”司法实践中由法官根据《婚姻法》的精神自由裁量即可。

（4）离婚损害赔偿应适用“过错相抵”原则。

论离婚救济法律制度的缺陷 篇6

摘 要 我国离婚救济法律制度在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以及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三个方面存在缺陷。

关键词 离婚救济 法律制度 缺陷

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缺陷

现行《婚姻法》第42条规定了对离婚时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制度,然而该制度现己不适应社会现实。

第一,适用条件过于苛刻。即必须是一方生活有困难,需要他方帮助;而另一方有负担能力的,才给予适当帮助,二者缺一不可。而一方有劳动能力因无业等生活暂时困难,另一方有能力的,可给予短期的或一次性的经济帮助;结婚多年,一方因年老、疾病、残障等原因失去部分或全部劳动能力而无生活来源的,另一方有能力的应当在生活方面给予其适当帮助。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条件比较严格甚至苛刻是与立法时的经济环境相适应的。然而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该条文已不能适应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

第二,“帮助”所要解决的生活困难具有严格时限,即指离婚时已经存在的困难,而不是离婚后发生的困难。立法只关注离婚时的困难,排斥可预见的离婚后的困难,致使部分配偶的合理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离婚纠纷或诉讼,短则一、二个月,长则半年,其间若发生经济困难,可通过追索扶养费等途径解决。所谓“离婚时”的限定,过于短暂、仓促。当事人若有生活困难,应该说更大的可能是在离婚后遇到。如原来辞去工作一心照顾家庭的配偶,离婚后无经济来源等等。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2001年修订《婚姻法》时新设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即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这一制度是我国立法对离婚当事人中的弱势一方进行保护的一个重要举措,使无过错方在离婚时得到物质上的补偿,充分体现了婚姻法对受害一方的关注和保护,具有填补精神损害、抚慰受害方、制裁过错方的三重功能。但该规定在立法技术和立法价值上仍有许多争议。中国法学会在婚姻法实施过程当中进行了一个跟踪的调查报告分析,对婚姻法实行中的问题在2003年形成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给我们提供了一组数字。这个数字是这样的:在哈尔滨100件二审离婚诉讼中,尽管有24例提出损害赔偿,但由于举证的问题,无一例获得赔偿。在厦门400件离婚案件中,只有4例提出损害赔偿,其中一例获得赔偿。

第一,“过错方”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在司法实践中容易产生歧义。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没有绝对是与非、对于错,有无过错不是绝对的,在二次大战以后,各国对离婚法都进行了修正,修正的方向主要是以无过错离婚为主,或者叫破裂主义离婚理由来取代过错主义的离婚理由。

第二,重大过错行为范围过于狭窄,四种重大过错行为,因其没有“其他”的概括性规定,使离婚损害赔偿成为一种严格的责任。但是,现实生活中,如一方长期与他人保持通奸行为、在外缥娟给对方传染上性病,又传染给配偶及子女、婚外生子、抚养的非亲生子女等等。法律对过错行为的严格列举,限制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

第三,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界定不清。离婚损害赔偿是适用于诉讼离婚,还是适用于登记离婚,还是两种形式的离婚均可适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后的司法解释中回答了这一问题,但立法上对该问题过于原则、抽象的规定,大大降低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可操作性。

第四,举证难,阻碍了大批受害配偶真正获得赔偿。

三、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缺陷

现行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局限于夫妻分别财产制适用条件的束缚,先天不足,形同虚设。我国2001年修改婚姻法时新增加了第40条的规定,即“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就是确立了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这一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为专门从事家务劳动或为家务劳动付出较多一方,主要是妇女,在离婚时提供了很好的救济措施。它是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实现夫妻实质上平等的需要,且在立法上也弥补了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缺陷。

但实践证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条款过于笼统,不易于执行。立法者确立该制度的良好愿望未能得以真正实现:第一,法律规定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仅限于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当事人,这种限制使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在实践中被适用的情况很少,因为目前在我国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仍然很少。

那些曾经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普通法系国家,早己开始转向婚姻共同财产制。在离婚分割财产时,使用公平分割的原则,而不问是否为分别财产。因家庭主妇对维持婚姻所作的无形贡献是积累家庭财富的间接方式,因而對有经济收入的一方所得的财产享有平等的所有权。1963年美国民事和政治权利委员会就妇女地位向总统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指出,婚姻是一种合伙关系,每个配偶都作了不同但同样重要的贡献。家务劳动在商品交换社会中,对社会而言无经济价值,但对家庭而言是有经济价值的。妻子通过家务劳动、子女抚养而对婚姻的贡献,与丈夫维持家计、扶养家庭成员有同等的价值。这是婚姻法第四十条的严重不足之处。第二,关于家务劳动补偿的具体数额的计算,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交由法院自由裁量。第三,实践中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直接适用非常鲜见。

参考文献:

[1]陈苇.离婚损害赔偿法律适用若干问题探讨.法商研究.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