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谈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共8篇）

谈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篇1

谈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摘要：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一个国家的税收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存在许多缺陷。应全方位、多层次地完善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使之在吸引外资、更好地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服务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法定主义;中国

一、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这些内在缺陷主要体现在：

1.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致使税收优惠内外有别，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目前我国实施的是内外两套税制，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内资企业，内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远远重于外资企业。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是外资企业在国内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地位，这种税收歧视也使得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导致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被兼并甚至破产倒闭。某些内资企业为获得和三资企业一致的待遇，改头换面钻法律空子，以“三资企业”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国家税款流失。

2.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缺乏总体的规划设计和宏观控制。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导致地方与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税收优惠措施相互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人为地造成了外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分布。

3.税收优惠方法单一。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主要以直接减免税额、降低税率为主，具体措施有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免二减三”征收所得税，或返还一定比例的已纳税额等。这些税收优惠只能使一部分企业受惠，如“免二减三”的办法对投资小、经营期限短的项目有利，而对于投资期限长、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则难以奏效，甚至与短期项目比还有不利影响。再如，直接减免型税收优惠对于生产型，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有利，而对于无形资产或设备投资比重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不利。由于税收优惠存在时限因素，部分外商还可以采取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的办法规避税法，延长享受优惠待遇的时间。因此，单一的税收优惠方法在实践中会因其过于简单而使其作用大打折扣，从而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

4.税收优惠以地区性优惠为主，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协调。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偏重于地区性(主要是沿海开放地区)优惠，对结构性运用不够。税收优惠制度对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产业引导力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这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外资不分资本规模、技术层次密集投向沿海地区，在经济特区，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较少。再如，对投资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其税收优惠待遇只提供给国务院批准的特定地区，弱化了外资税收政策的产业调节效果，导致外资大量涌入规模小、技术质量低的行业，而现阶段面临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换代、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局面，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悖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有悖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二、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实行内外完全一致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实现内外资企业平等的税收待遇，使内外资企业在平等的起点上公平竞争。

1.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明确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税收法治程度的衡量标准和前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WTO原则对税法的最高要求。只有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才能保证各种税法措施(包括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普遍性。

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等税法要素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不能在课税要素中留下空白并委托行政机关立法决定，否则就会影响税收法律的效力。因为税收优惠无论形式如何，如税率减免、税额扣除等，都是对原有税法要素的改变，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权行使税收优惠的立法权，即使是授权税务行政机关立法，授权事项也只能限于个别具体的和辅助性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必须只能是最高立法机关，税收优惠立法权通过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方式行使，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及行政机关的内部规范性文件等都无权涉及税收优惠立法权的行使。

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制约，税收法定主义所代表的税收法治在我国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国务院委托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这些优惠措施的适用进行解释和补充，但不能对课税要素作出变更或修改，除此之外的地方各级政府(包括经济特区政府)和地方税务部门都无权制定新的税收优惠措施，从而维护和保障税收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2.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统一税收优惠，保障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我国应按照国际惯例，逐步统一税法，对征税对象一致的税种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税法，取消境内纳税人在法定适用上的区别待遇。首先，从与企业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所得税人手，制定境内所有企业统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法。

其次，对征税对象一致的其他税种也要制定统一的税法。如：将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房产税法和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城市房地产税法加以调整、合并、完善，制定出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房产税法;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车船使用税法等;此外，在城市建设维护税方面，应取消外资企业不用缴纳该税的规定，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成为同样的纳税人。

在统一税法的目标实现后，应在消除税收优惠差别待遇根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种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无疑仍需坚持，但应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重点应放在取消外资企业不合理的、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待遇上，逐步实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内外统一，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必须由国家统一部署，根据国家产业调整的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优惠政策，使我国境内的企业，不分其资本来源、产权归属，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条件，符合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就可以享受与之相对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这一举措也是WTO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3.调整税收优惠的实施范围，使之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惯例。调整税收优惠范围，使其偏重于技术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社会效益好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要改变地区性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适应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地区性税收优惠的结构。在东南沿海地区，税收优惠应偏重于投资规模大、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对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再给与优惠;税收优惠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企业要给与大量的税收优惠，只要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于市场前景的企业，即使是传统的制造企业也可享受税收优惠。

从整体上看，税收优惠范围也应紧密结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发展的需要，加入产业性、技术性税收优惠的内容，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优惠力度，同时，外资税收优惠不能仅面向外商直接投资，还应给与外商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在境内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形式吸引的外商间接投资也可以享受优惠待遇。为此，应考虑对境外个人从中国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和特许权使用费等降低预提税率，以鼓励间接投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于投资农业、开垦荒山荒地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过批准，可以延长一定年限的免税期。

4.建立多种优惠方式并存的税收优惠模式，丰富税收优惠的形式和内容。我国应将现行的税收优惠调整为“间接减免为主，直接减免为辅;过程优惠为主，结果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模式。优惠模式要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第一，由直接减免为主转变为间接减免为主，充分发挥间接减免方式在税收优惠中的作用。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具体的产业和地区特点，灵活采用跨期结转、项目扣除、缩短折旧年限、延长减免税期限等办法将税收减免的重点转向间接减免。根据产业调整的需要，对资本投入较大、时间长、短期内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前期资本投入大的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准予加大项目扣除额，对于投资绿色环保型农业的外资企业给与较长的免税减税年限;对前期投资较大、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会短期亏损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延长亏损抵补期限;增加关于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用以鼓励外商投资于科技含量高、社会效益好的环保产业和节能产业，这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重大。第二，由结果减免为主转变为过程减免为主。首先应改革增值税制，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纳税人扣除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总额，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他流转税优惠由结果优惠转向过程优惠，特别是对于投资规模大、短期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应采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允许抵扣资本购进项目的全部增值税税额、允许扣除技术开发费用、允许扣除无形资产投入等过程减免措施，以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让的所得应予以免税或减税。

5.改善投资环境，为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投资环境是指足以影响资本有效运行，发挥资本的基本职能，实现资本增值的一切外部条件和因素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综合环境。税收优惠是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其他条件的成熟。各级政府必须采取综合配套的措施，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在完善“软环境”方面，重中之重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改变工作作风，建设“廉洁、务实、勤政、高效”的政府;同时应加强法制建设，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建立交通方便、通讯畅通、环境舒适的投资环境。总之，要多管齐下，全方位建设吸引外资的良好环境。只有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外资税收优惠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我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按照WTO原则的要求对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进行改革。只有坚持内外资企业税收无差别待遇，并根据我国产业政策调整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内容和形式，才能为我国经济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提供一个高效、公平、稳定的税收法制环境，更好地促进我国税法体系的完善以及更好地与国际惯例接轨。

谈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篇2

1 税收政策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概述

高新技术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一般情况下是从事一种或多种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以及生产,高新技术产业在开发的过程中往往存在很大的难度,但是如果克服困难之后,开发成功,对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具有很高的效益。所以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各国都提倡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且把高新技术产业所谓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还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大力的支持。但是与此同时高新技术产业还存在很高的风险、经济外部性强等特点,正是由于这些客观因素,导致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一定要弥补市场的缺失,税收在市场经济中不能仅仅是换取财政收入,更需要在宏观调控中起到相互平衡,支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所以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现阶段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能够起到促进作用。［1］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一般情况下都采取税收减免的方式给予企业优惠政策。一般情况下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点,减免税。这一点主要就是为了帮助最新兴起的高新技术产业,对该企业进行税收减免的优惠,以便于减少企业的经济阻碍,降低企业投资的风险,帮助企业快速成长起来,还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的时候减免增值税等相关的税务; 第二点,加速折旧。这一点的主要意思就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允许固定资产所能够使用的年限初期,提取相对比较高的折旧,这样能够帮助企业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中增加折旧费,加快企业资金的重新投资; 第三点,投资抵免。就是说在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中当年的所得税中扣除新投资设备的税额,这样能够减少企业的赋税,在另一角度鼓励企业技术进步。第四点,把企业发展中用于科学技术研究、新产品试验的投资,选出一定的比例或者是全部作为费用扣除,这样发展下去,企业的资金也会有充足的剩余,保证企业的发展。

2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进步,随着我党和国务院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规模,并且持续地向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因此我国某些领域的高新技术产业也逐渐接近了世界发达国家。［2］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也在稳步提升,据调查显示,在1992—2006 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年总额度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情况,并且随着不断地发展,每年的增长率都在增加。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总产值在1992 年的2410. 6 亿元增加到2006 年的24359. 7 亿元,平均的年增长速度为21. 57%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在1992 年以来一直保持着17. 5% 的速度在不断增长。也正因为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国政府等相关部门一直在引导全社会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投资,希望能够镀金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现阶段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具备了相当大的规模,并且具有飞速增长的特点,这一点对于我国从工业化进行正向的整体社会发展模式和构造具有很大的作用,也是支撑我国企业发展的最新力量。［3］

3 税收制度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缺失

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过程和局面来看,现阶段税收政策对于高新技术的发展还有一定的缺失和局限性。也就是说政府的税收制度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些特殊领域,调控能力比较弱,具体表现如下。

我国政府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问题还缺乏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应该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处于一个主导地位,统率着其他单行税收政策,这也是决定国家所有高新技术产业税收和司法活动的基础。

高新技术产业税收的立法部分等级高低,一般情况下都处于一个初级阶段,但是因为我国具体国情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我国政府在制定税法的时候一般都是通过国家的授权立法以及行政法规定的。［4］

我国税收的优惠政策和目前为止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特点就是,更新换代的速度特别快,这其中也跟随着产品的升级和更新,最终导致高新技术产业的市场淘汰率特别高。这一点就要求我国政府需要在税收方面运用一定的手段和方法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还需要依据不同时间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情况不断调整和修改税收政策。把落后的技术和市场前景黯淡的企业和产品,不予以扶持。把有限的资源聚集在一起,用于真正具有发展前景和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品中,以便于有效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发展。

4 税收优惠政策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建议

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中,借助于政府税收的优惠政策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柱,也是当前我国政府经济政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助于企业能力的增强,并且高新技术企业在国际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强大起来。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情况,可以了解到,根据世界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转变,以便于加快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过程。［5］

首先,在税收政策方面,政府针对高新技术企业扶持,应该侧重于降低企业成本风险,以便于促进企业的投资,鼓励企业把资金多投入到科研上,根据这一点来保证企业的发展。第一点是加强加速折旧方面,加快高新技术企业投入资金的周转,减少企业在税收方面成本; 第二点是通过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等税收优惠措施,降低税收负担,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经营成本。第三点是通过减免研发人员个税等税收优惠措施,降低研发人工成本中的个税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的总成本,鼓励企业把节约的个税成本投入科研上,进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是税收优惠政策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良好措施。

其次,需要实现区域优惠向产业优惠的转变。我国现行的高新技术税收的优惠一般情况下体现在某些经济特区、行政特区,以及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样明显的区域优惠,有利于区域的发展,但是却不利于产业的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对于企业的发展起到先导性、示范性、集聚性等作用,并且可以在短期内吸引资金的流向,还可以使资金流向需要发展的区域,这样也能够建立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区域环境。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问题也在逐渐凸显,一方面是这一点不能充分的实现税收制度的激励作用,并且在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中没有起到一个引导作用,因此这种区域性的弊端也日益凸显,没有体现出税收优惠制度的力度。另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实效性,无限期的税收优惠对于企业创新机制的建立有消极作用,并且不利于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资。除此之外不同企业增加对于研发的投资,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开发时间不同,因此相对的优惠政策也有所不同,这就造成了政策性的差异。［6］

最后,还需要对有风险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因为高新技术产业活动的运转周期和风险投资的运作周期的相同的因此,风险投资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也有利于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发现,税收优惠政策能够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勇于面对挑战和风险投资。

5 结论

综上所述,我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国需要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以便于尽早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也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主要核心,并且对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促进作用,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现阶段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同样也是我国税收的主要来源,纵观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都采用税收优惠政策以便于更多企业开始自主创新,发展成高新技术产业,从而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也需要不断地在税收上进行改革,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达到促进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为我国在国际上的发展做出相应贡献。

摘要：税收中的优惠政策是我国税收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目前我国政府干预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文章通过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高新技术产业在发展中的税收情况,以及税收优惠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具体阐述相关问题出现的原因,把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制度问题作为主要的切入点,进而提出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持续发展的相关解决对策,以此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制度提出相应的建议,保证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发展。

关键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制度

参考文献

[1]张义忠,汤书昆.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制度的基本原则探析——以法律原则为分析视角[J].科学学研究,2007(5):853-857,890.

[2]闫佳佳,雷良海.关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税收扶持政策的思考——基于韩国、新加坡的对比分析[J].商业经济,2010(20):41-43.

[3]李雪冬,江可申,魏洁云.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制度实施效果评价——以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1):129-132.

[4]柳光强,田文宠.完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设想——从区域税收优惠到产业优惠[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3):1-5.

[5]黎春燕,李伟铭,刘骋.后发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扶持政策建设研究——以海南省投融资、财税、人才和产学研政策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15):108-113.

谈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篇3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问题；完善路径

中图分类号：DF4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663(2009)04-0052-03

个人所得税自1799年在英国创立，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如今在世界各国广泛推广采用，并成为发达国家最主要的税收来源。我国于198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首次开征个人所得税，其后经历了两次修订，但由于制度设计简单、粗陋、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与税制建设整体的滞后，税收征管乏力和公民纳税意识弱，我国个人所得税应有的功能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同时，由于近两年对个税起征点的两次调整，引发了民众对个税改革的空前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刚刚成长起来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种种问题，构思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路径。具有重大而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概述

(一)个人所得税的含义和功能

个人所得税是对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征收的一种税。它最早于1799年在英国创立(在1799年，英国将原来用于募集战争经费的“三步合成税”改为个人所得税)，目前世界上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了这一税种，有近40多个国家以其为主体税种。由于个人所得税在世界税收史上具有税基广、弹性大、调节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增长等诸多优点，因而正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发展。不仅成为许多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有利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在国际社会享有“经济内在调节器”和“社会减压阀”的美誉。并且与每个公民的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现状

我国于198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首次开征个人所得税，其后经历了两次修订，1994年分税制改革，颁布施行了现行个人所得税法。1999年8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2000年9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有关通知精神，制定了《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同时，2005年和2007年，国家两次上调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进一步减轻了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

自1980年个人所得税开征以来，收入连年大幅增长，特别是1994年新税制实施以来，个人所得税收入以年均34％的增幅稳步增长。1994年，我国仅征收个人所得税73亿元，2008年增加到3722亿元。1994年到2008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由0.15％上升至1.24％，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由1.4％上升至6.4％。个人所得税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收入增长最为强劲的税种之一，目前已成为国内税收中的第四大税种，在部分地区已跃居地方税收收入的第二位，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个人所得税经过不断发展，在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国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与当前经济生活的不适应之处逐渐增多，与世界税制改革发展趋势间的差距也逐渐显现。1999年8月，我国曾对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进行过一次修改，但仅涉及对利息所得开始征税问题，没有大的变化。从那时至今，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如何改革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话题。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制度设计粗陋，不能体现科学、公平和合理

1、分类所得制模式难以体现公平合理。

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主要采用的是分类税制。也就是将个人各项所得分成11类，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不同的计征方法以及不同的费用扣除规定。这种模式，广泛采用源泉课征，虽然可以控制税源，减少汇算清缴的麻烦，节省征收成本，但不能体现公平原则，不能很好地发挥调节个人高收入的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收入构成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收入不仅仅体现为劳动取得的工资薪金，资本性收入也越来越多，并且呈隐性化的灰色收入也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行分类税制必然出现取得多种收入的人，多次扣除费用、分别适用较低税率的情况，使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者的调节作用甚微。这不仅不能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反而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不用纳税或少纳税，所得来源少的、收入相对集中的纳税人却要多纳税的现象。具体说来，首先，分类课征模式对不同的纳税人的不同类型收入采取不同的税率计算征税，影响税收征管的效率。其次，不能全面、完整的体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收入多元化后，分类所得税制会导致收入来源多的纳税少，单一和集中的高收入者多纳税，违背税收的公平性原则。再次，还不能有效地发挥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最后，分类课税制本身容易使纳税人通过种种手段降低税负以逃避负税。比如，按所得纳税时，有的按月，有的按年，还有的按项和按收付的次数为计征区间，使纳税人可在不同项目、不同的纳税期之间转移收入而逃税。

2、税率结构不合理，严重损害效率。

由于我国现阶段采取分类所得税制，个人所得税税率依所得的性质类别不同而异，大体有三种：一是超额累进税率，即对工薪所得实行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制，对个体经营、承包租赁经营所得则实行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制；二是对其他8项所得项目适用20％的比例税率，稿酬所得在使用20％的比例税率后减征30％；三是对一次收入畸高者的劳务报酬所得适用加成征税税率。这种税率结构设计得非常繁琐、复杂，既不利于纳税人纳税，也不便于税务机关征收管理。特别是工资薪金所得，级距过多，达到九级，边际税率过高，违背了税率档次删繁就简的原则。对于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同为劳动所得，而征税时却区别对待，对劳务报酬所得还要加成征收，这种做法缺乏科学的依据。因为税率设计复杂，边际税率偏高，严重影响了税收征管的效率，也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间接损害了社会发展的效率。

3、费用扣除方式粗陋、不科学，不具有人性化。

现实生活中，由于每个纳税人取得相同的收入所支付的成本、费用所占收入的比重不同，并且每个家庭的总收入，抚养亲属的人数，用于住房、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支出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规定所有纳税人均从所得中扣除相同数额或相同比率的费用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样很容易在实质上造成税负不公的后果。具体来讲，首先，我国个人所得税

减免和扣除的范围过宽，项目过滥、过杂，造成征管工作困难，使纳税人容易通过种种手段偷税漏税，也不利于扩大税基，对个人所得税的进一步发展极为不利。其次，费用扣除缺乏合理精细的划分。个人所得税实行定额扣除，既不考虑纳税人取得收入付出的成本、特殊费用和生计费用，也不充分顾及纳税人婚否、教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多寡，更不会考虑教育、住房和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造成的个人负担的相关费用的差异。不充分考虑纳税人所面临的各种负担，就不能真正按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扣除各种费用，无法贯彻税收的公平性原则。再次，没有考虑地区经济及消费状况的差异。全国各地一律一刀切采用统一的起征点不合理也不公平，比如现行对工资薪金每月扣除2000元非常不合理。因为不同地区消费水平不同，2000元在北京和在一个贫困县买到的生活资料是绝对不同的。

(二)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制度混乱、信息化水平低

1、执法受地方政府机关影响，权大于法。

我国税收征管以行政机构为主导，导致有的地方以发展地方经济和吸引人才为借口，擅自越权颁行一些违反国家统一税法精神的优惠政策，如私自提高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额或擅自扩大免税项目；一些地方政府“默许”足球俱乐部按“自定”税率征税，使国家税款大量流失。

2、个人收入难确定。

个人收入隐性化已成为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个人收入隐性化是指个人收入或财产的相当部分不是由正常渠道取得，或个人收入并非都在其名下反映出来，使得个人收入难确定。个人收入隐性化既是个人所得税征管前提上的难点问题，也是税收收入在个人所得税上严重流失的漏洞，故被称为“税收第一难”。正如钱晟教授所言：“第一，新生贵族的分配渠道不规范，很多隐性收人、灰色收人不为人知，更谈不上纳税；第二，现金交易普遍，存款实名制提供了征税的前提条件，但是征税机关又无权查，这是银行法的规定；第三，权大于法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收入又往往非勤劳所得，这不仅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主因，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难接受的。

3、纳税申报不实。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申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纳税人的申报，即纳税人主动申报应税收入并缴纳相应的税款。据统计，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主动申报的人数占应纳税人数不到10％。二是收入支付单位作为代扣代缴义务人的纳税申报，这种申报占应纳税申报情况的绝大部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申报的主要方面。近几年反映在纳税人和代扣代缴义务人纳税申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纳税申报不真实，申报没有明细表，甚至瞒报和不报等。民营企业基本不交个人所得税。

4、个人所得税按月计征不科学。

有的人收入具有季节性，如有的本月收入较多但下月可能失业没有任何收人；有的上半年有收入但下半年收入少甚至没有收入。再如一本专著出版，可能耗费作者若干年甚至毕生精力，一旦出版则应在当月纳税。显然按取得收入月来计征个人所得税既不公平又不科学。

5、征管水平低，征管手段落后。

税务征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税务工作的要求，以人工为主的落后征管手段和方式，不能使税务部门及时取得纳税人的收入资料，并对其纳税资料进行处理与稽核。这无疑影响了税收征管的效率。

6、处罚法规不完善，处罚力度轻，不能对纳税人起到震慑作用。

具体表现在：(1)对偷、漏税等违法行为的界定模糊，使税务执法机关难以把握，往往避重就轻。(2)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不具体、不明确，幅度落差大，使税务执法机关难决断，可能会出现受主观因素影响而轻罚的现象。(3)处罚标准的规定太低，重补不重视处罚。(4)在税收执法过程中，由于没有规定处罚的下限，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因而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比较严重，一些违法者得到庇护时有发生。所有这些都客观上刺激了纳税人偷逃个税的动机。“要富贵，去偷税”甚至成为一部分人的致富秘诀。甚至出现了一些外国人在本国不敢偷、逃税款，而到中国却也大胆偷、逃税款的现象。

(三)公民纳税意识淡薄及社会评价体系的偏差

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是公民纳税意识薄弱的历史原因。相当多的人不管收入高低一旦要纳税就使出浑身解数逃税。越是高收入者逃税的越多。他们或利用权利自订纳税标准或化整为零，以实物、债权、股权分配等方式逃税，或拉拢税官以吃小亏占大便宜等手段逃税。

此外，现在个税偷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评价体系有问题。有人一方面为社会捐款捐物，另一方面又在大肆偷逃税款。因为社会和个人似乎都认为捐赠比纳税更有价值和意义；另外社会不觉得偷税可耻，别人也并不因此视你的诚信记录不好，不与你交往，或与你断绝交易。而在国外，只要你有偷逃税行为，不但你在经营上会因此受阻，而且你的行为会受到公众的鄙视。这就是我们评价体系的偏差。

(四)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

一是在纳税人中的工薪层与高收入阶层间存在着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现象。虽然在理论上，税法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事实上，以工薪为唯一生活来源的劳动者的税负不轻，且在发放工薪时即通过本单位财务部门直接代扣代缴，税款“无处可逃”；而高收入阶层及富人却可以通过税前列支收入、股息和红利、期权和股份的再分配、公款负担个人高消费和买保险、现金交易等多种手段“合理避税”。高收入者和富人占有的社会资源多，纳税反而更少，这种反差在社会上会形成一种不好的导向。二是在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上，同样存在着权力与义务的不对等。经济学把税收理解成“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意思是说，政府收了税，就必须为纳税人提供各种服务。如果交完税之后，对怎么花这些税款毫无发言权，甚至被贪官污吏们挥霍浪费时，纳税人也无权置喙，那么，不要说人们纳税的自觉性无法提高，连政府向民众收税的合法性都有问题。公民有交税的义务，同时也有监督政府如何使用这些税款的权利；国家有收税的特权，但也有为纳税人服务并接受监督的义务。

此外，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的制约因素还有：财税制度不完善和不配套；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的协助和配合不到位；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程度不够；政府依法治税的决心不够等方面。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

通过考察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成熟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笔者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建构必须遵循国情循序渐进，同时坚持低税负原则和有效运行原则，从以下几个方面科学设计具体制度。

(一)继续由分类所得税制逐渐向综合所得税制过渡

借鉴美国及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应继续由分类制向综合制转变。变按月按次分项计算纳税为按年收入综合计算纳税。当然，我国的征管制度和水平尚不完全具备这种转变的条件，可等待时机循序渐进分步到位。

(二)设置合理的税率结构

首先，将现行的两套税率统一为超额累进税率，平衡纳税人。其次，为简化税制，应缩减累进税率档次，可考虑将9档降至3-5档。再次，在条件成熟时，根据纳税人的家庭和婚姻状况设计不同的超额累进税率，鼓励纳税人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申报纳税。

(三)规范扣除范围和标准

首先，应按纯收益原则，对为取得收入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给予扣除。其次，对纳税人发生的特殊支出，如医药费、意外事故损失等，应允许实事求是地扣除。再次，确定个人生计费用扣除时，要考虑纳税人的婚姻、家庭照料人口等情况给予个人宽免扣除。

(四)扩大纳税人知情权，增强纳税意识

扩大纳税人的知情权，增加政府财政预算、财政开支的透明度，这样做不仅征税过程清楚，而且税款流向也明白，可有效消除纳税人的纳税抵触情绪，增强监督的自觉性，也有利于对腐败现象的遏制。

(五)加大对偷漏个人所得税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全国应进行每年多次的个人所得税的专项检查，加强税务部门与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通过立法，赋予税务机关一些特殊的权力，增强执法的力度；加大对纳税人罚款的力度，参照一些国家的做法——不管纳税人偷多少税，都罚其个倾家荡产，并将其偷税行为公之于众，以做到“罚一儆百”，促使其他纳税人依法纳税。同时，对一些偷漏税构成犯罪的纳税人，不能以罚代法，必须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六)提高征管信息化程度，完善税收征管的各项配套措施

谈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篇4

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设立的特定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该项规定具体适用于：

1.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设立的从事下列项目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

（1）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项目；

（2）外商投资在3000万美元以上，回收投资时间长的项目；

（3）能源、交通、港口建设的项目。

从事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应当由企业提出申请，经省级科委审核并出具审核证明后，报省级主管税务机关审查，省级税务机关审查合格后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后，才能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3.在经济特区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地区设立的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但以外国投资者投入资本或者分行由总行拨入营运资金超过1000万美元、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为限。

4.在上海浦东新区设立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以及从事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电站等能源、交通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指直接投资建设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电站等能源、交通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包括承包这些项目建筑、安装工程作业的企业）。

5.在苏州工业园区从事港口、码头、铁路、公路、电站及配套设施等交通、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

6.在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的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在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设立的被认定为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

7.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设立的从事国家鼓励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

我国村镇银行法律制度的完善 篇5

李蕊

为了破解农村融资难的困局， 年我国开始在部分省市试点村镇银行。根据银监会规定，村镇银行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据统计截至2012 年4 月，全国共组建村镇银行 749 家，其中开业 681 家，筹建68 家。[1]作为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产物，村镇银行的建立给农村金融服务注入新的活力。首先，村镇银行基于一定的地缘关系成立，经营机制灵活，能根据农村需求和农户的个性化特征，针对性地提供多层次的产品。在满足多元化的“三农”金融服务需求，有效缓解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2]其次，村镇银行促进了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引导当地资金流向和有效配置方面起到促进作用。它在体制上为包括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民间资本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本进入金融业开辟了道路。[3]再次，村镇银行的出现增加了金融供给，增强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实现了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改进”效应。尽管目前村镇银行总体运行良好，但作为新生事物，在发展的道路上也遇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单纯强调社会服务目标的社区金融机构无法长期运行，不但不能实现其良好初衷，反而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4]Gulli 曾认为，对消除贫困贡献最大的可能既不是贷款也不是储蓄，而是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机制。区别于传统的商业银行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作为破解农村融资困局的“草根银行”，村镇银行应该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作为衡量其是否成功的标准。这里的可持续性是指村镇银行能够在实现服务“三农”目标的同时，不借助外界支持因素，在财务上实现收入能够覆盖成本并且有盈利。

一、我国村镇银行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持续性受到制约

(一)定位偏差阻碍发展

按照银监会规定，村镇银行在县(市)、乡(镇)设立，不得跨区经营，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资产规模相对较小的银行业金融机构。[5]其实质是农村社区银行。国外关于社区银行的定义强调资产规模、区域、自主经营权三大核心要素。[6]服务“三农”是村镇银行的根本宗旨，同时作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企业，村镇银行也实行市场化操作。然而这种目标定位并没有强调村镇银行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补充者，对农村广大中低收入者的信贷问题，也没有找到利用市场化操作对农村贫困者融资的有效机制。

自然条件和农业自身特性决定了农村金融必然具有需求小额分散、缺乏抵押物、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如果照搬城市商业银行模式，必然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首先，从现实看村镇银行的发起人或大股东是现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甚至是外资银行，这种组织模式可能导致村镇银行基本延续发起行的商业模式――过分注重吸收存款，以传统银行的信贷技术提供大额贷款，注重盈利性强的中间业务和结算业务等，进而成为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吸虹器”。其次，股东作为所有者最关心的是自己所投入资本的使用情况和资金回报率，导致部分村镇银行无意“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的三农业务，而将目光放在贷款金额比较大、收益较高的城镇工商企业。再次，目前大部分村镇银行都是建立在乡镇以上的地方主要是县城，这也使得资金需求最迫切的广大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被迫与之远离。

(二)资金不足限制发展

村镇银行发展中的一个限制条件是资金不足。首先，按照《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 25 条规定：“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 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也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 10%。”这种对股东的持股比例的制度安排，限制了具有较强资金实力的单个自然人、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向村镇银行投入资本。其次，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补充，村镇银行大多设立于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和乡镇企业的闲置资金有限，再加上村镇银行刚刚建立，信誉积累不够，制约了村镇银行存款总量的增长和资金的积累，目前许多村镇银行存贷比接近甚至超过了 75%的监管上限。再次，配套政策缺失导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从其他金融机构融入资金渠道不畅。由于结算系统不畅，村镇银行与其他银行间的同业拆借难以进行;村镇银行也没有获得类似农村信用社“支农再贷款”等优惠贷款支持;种种因素影响其持续发展。

(三)信贷风险制约发展

村镇银行主要以发放小额贷款为盈利来源，贷款对象收入不稳定，信用水平较低，大多缺乏有效的担保方式和可变现的抵押物，贷款方式以信用贷款为主。在农业保险等体系不健全情况下，信贷资产的风险系数较大。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新进入者，相对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往往被迫选择那些因为信誉程度不高被传统金融机构拒绝的客户为信贷对象，因此会存在更多逆向选择风险。

二、完善村镇银行法律制度的路径选择――政府主导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政府行为主要是适应市场发展，以法律或规章等形式确认保障金融交易和市场秩序正常运行。例如，美国政府在社区银行发展中的主要作用是为其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其进行监管并在信贷市场失灵导致信贷不公时进行适当的干预。相反，我国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更多的是采取直接的行政干预。政府在农村金融领域实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均是从金融供给角度，对农村金融市场所作出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安排。虽然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滞及摩擦成本，却没能提高农村金融效率。

笔者认为，在完善村镇银行的`路径选择上要按照平衡协调的原则，既坚持政府主导又要遵循农村经济金融发展规律，兼顾政府、银行、投资者、农民等各方利益。正如刘易斯所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一定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是政府不能替代市场。要通过出台财税、信贷优惠政策去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去干预市场。以法国为例，法国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有的农村金融机构都与政府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私人机构接受政府的指导并得到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私人机构始终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政府尊重其自主经营的权力，很少进行强制性的行政干预，形成一种政府与民间混合治理的结构。

政府对于市场失灵、外部性比较强的领域，具有财政提供的责任。我国农村金融本身具有复杂性，由于信息障碍和信息成本导致农村金融市场失灵，同时村镇银行又具有积极的正外部性，其社会效益较高而经济收益不高，理应受到国家财政政策的关注。发达国家实践表明政府的财税扶持可以增强农村金融机构自觉服务国家政策的意愿，使其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较好实现国家农业政策。美国也对农业贷款实行贴息制度，对农村信用社不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并可免交存款准备金。日本在金融体系运行过程中通过政府财政对农村金融组织运行及农村中的贷款提供各种补贴，还设立了专门的基金弥补贷款的损失，对于农村金融组织所得税方面也有优惠。

为促进村镇银行服务“三农”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其初创阶段必须借鉴国际经验从财税法角度采取相应措施，增加其财务收入，补偿其业务经营成本。笔者建议，在现有优惠政策基础上，根据村镇银行涉农贷款比重不同，实施差别化的税收减免政策和补贴政策，鼓励涉农业务开展;对于贷款利率低于一定水平的村镇银行在成立最初五年，在现行补贴(当年贷款余额 2%)的基础上上调补贴标准至 4%，用以鼓励微利信贷业务的开展;在现行税收优惠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减、免税范围，加大减税力度，建议参照给予农村信用社的税收优惠政策，免除村镇银行成立最初三年的所得税和营业税，并落实“三农”贷款税前损失抵扣政策;为鼓励在村镇行政区域设立村镇银行，建议对免税期经过的设立在不同级别行政区域的村镇银行应实行差别税率政策以及有差别的准备金扣除制度。

三、完善村镇银行的具体制度安排

(一)完善村镇银行的产权结构

不同国家商业银行产权结构根据股权的密集程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美英银行为代表的高度分散型股权结构，银行股权构成以分散的个人持股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为主，以完善的市场体制和发达的证券市场为基础。第二类是以日德银行为代表的相对集中型股权，银行与公司交叉持股比率较高。第三类是高度集中型股权结构，法国、意大利、韩国等在不同时期都出现过国家高度控股银行。

从股权约束的角度看，一个合理的公司股权结构应该既避免股权过度集中又避免股权过度分散。股权过度集中则内控不足，难以形成股权制衡。大股东和经营者易联合形成“内部人”控制，损害小股东的利益，从而影响公司治理效率。股权过度分散，易造成股权约束弱化，使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经营者手中，造成更为严重的代理问题，从而影响公司治理效果。

目前村镇银行虽然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但在股权结构上普遍存在大型商业银行“一股独大”，股权过分集中的现象。“中国村镇银行发展论坛”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 86 家村镇银行中只有10% 银行股东人数超过 30 人。[7]

首先，在股权相对分散基础上的适度集中是目前村镇银行股权结构的最优选择。按照《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 25 条规定：“村镇银行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其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并且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 20%。”[8]此项制度被称为“主发起银行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有利于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保证村镇银行经营安全。但也使得村镇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主发起银行的附属，抑制了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积极性，难以形成股权制衡，导致公司治理的低效。[9]从股权优化的角度考虑，建议对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进行限制。由主发起银行做最大股东，确保主发起银行对村镇银行的主导权，对村镇银行风险负责。但主发起银行股权占比不必无限大，关键是通过主发起银行的杠杆作用，吸引更多民间资本投向村镇银行。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应当适当降低村镇银行控股股东的准入门槛，允许有实力的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业金融机构一起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这不仅有利于调动非银行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增强村镇银行的资金实力。

其次，就发起人以外股东而言，目前村镇银行自然人总持股比例普遍小于企业法人总持股比例。“中国村镇银行发展论坛”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86 家村镇银行中有 44 家村镇银行没有自然人持股。作为草根银行的村镇银行应当扩大自然人持股比例，平衡股权关系。第一，自然人股东通常会比法人股东更关心自身的投资收益，愿意付出更大的精力来维护自己在股东大会的权利。第二，自然人股东来自民间，对社会底层有天然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是双向的，有利于银行通过与当地借款者的互动获得软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有利于银行与当地借款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在长期的业务互动中相互监督。[10]

再次，《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限定村镇银行只能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设立，对于非营利性组织等其他主体参股村镇银行没有进行规定。与企业的运行理念不同，国际开发组织、慈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非营利性组织相对更加注重社会效益，由其参股的村镇银行的信用贷款发放将可能更多地覆盖一般农村金融机构不愿涉及的农村最贫困的群体，促进村镇银行服务“三农”宗旨的实现。建议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本着股权结构多元化的理念，允许国际开发组织、慈善组织等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主体参股村镇银行，促进产权合理配置，提高村镇银行的资金实力。

(二)建立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公司治理是一种以契约的方式，规范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合理配置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为促进村镇银行专注于服务“三农”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村镇银行治理中不仅要关注股东利益，更应将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最大化作为村镇银行治理目标，建立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11]

作为银行金融机构，村镇银行的运行涉及到股东、经理、债权人、政府和社会公众等多方面的利益。其治理目标不仅在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在于减少市场系统风险和保持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定。[12]此外，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补充者和农村社区银行，按照银监会规定村镇银行必须承担服务“三农”的责任，这使得利益相关者对于村镇银行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实质上是对以股东为中心治理机制的修正。村镇银行作为商业银行属于高负债运营的企业，自有资本比率较低，债权约束和产品市场约束难以对其发挥外部治理机构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必须引入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利益相关者治理体现了企业治理模式由一元激励向多元激励的转变。

与传统商业银行一样，目前村镇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依然体现股东至上主义。利益相关者治理首先要求村镇银行加强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债权人是村镇银行利益相关者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前论述，村镇银行作为新生事物信誉积累不够，客户认同度低，导致吸收存款相对困难，因而有效保护债权人利益对于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西方国家通常依靠设立存款保险制度来为银行体系提供相关担保。目前我国存款保险机制尚不健全，《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对于村镇银行监事会的设立也没有规定。[13]为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在村镇银行内部应当建立行之有效的独立董事制度，由独立董事代表股东及广大债权人对银行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独立董事的引入，不但有利于强化董事会内部的制衡机制，对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也可以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

利益相关者对村镇银行的期望是动态变化的，村镇银行要准确获得反映利益相关者期望的信息就必须建立银行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机制。通过沟通交流建立银行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在对话的基础上，建立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优化董事会结构，促使一些重要的利益相关者通过董事会、监事会等直接参与村镇银行的管理和决策。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广大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对于村镇银行内部治理的广泛的表达和参与，有利于完善村镇银行治理，推动村镇银行作为农村社区银行扎根农村实现服务“三农”目标。

(三)完善村镇银行信贷业务监管机制

目前银监会现行规章对村镇银行的监管基本上借鉴了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规定，只在存款准备金率、资金充足率等方面做了调整。[14]虽然考虑到村镇银行作为农村社区银行的特殊性，但没有体现村镇银行地域性和服务低端市场的特征，对村镇银行的信贷业务尤其是对于农村贫困人群歧视性信贷业务没有明确的监管要求。

为了促进村镇银行服务“三农”功能的实现，解决农村贫困人群融资难的问题，美国《社区再投资法》(简称 CRA)的监管规定值得借鉴。为了消除银行金融机构“划红线(Redlining)”和“社区不投资(Community Disin ―― vestment)”等歧视性信贷行为，促进中低收入社区和居民的信贷可得性，1977年美国通过 CRA。CRA 要求参加联邦存款保险体系的几乎所有银行机构等必须为其所在的社区提供信贷支持，其中一部分必须贷给社区的中低收入人群。该法主要用于评估金融机构在满足当地社区信贷需求方面所作的贡献，尤其是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贷款需求。[15]为了弥补监管机构监管力量的不足，美国社区再投资法引入公众力量作为实施的重要保障，规定金融机构应在其主营业地(跨州经营的机构，应在各州分支机构所在地)张贴公告披露贷款数据等信息，鼓励公众参与评级过程。既有力地促进监管执法，同时也较好解决了约束尺度问题。尽管一些学者认为 CRA 导致银行成本高昂和效率降低，但是毋庸置疑作为使用政府干预来支持社区经济发展举措的 CRA 的实施打破了落后地区信贷恶性循环，帮助中低收入人群有效获得融资服务。

建议借鉴 CRA 的规定，授权银监部门监督村镇银行的贷款流向，明确村镇银行为农村服务的贷款比例，特别是明确对中低收入农户以及农村中小企业贷款的金额、发放笔数、贷款分布和占该机构在本社区贷款总额的比例等并向全社会公开。如果村镇银行不能够做到服务农村地区，或者服务低端客户发放小额信贷、支持农村微小企业的比例达不到监管要求，就应当对其采取监管措施。同时建立对村镇银行支农服务质量的考核体系和涉农贷款的正向激励机制，定期对村镇银行发放支农贷款情况进行考核评价。

(四)建立资金互助社(专业合作社)社员联保机制

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现代经济和金融正常运行的基础，制约村镇银行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农村授信环境较差，征信体系建设滞后。一方面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普遍缺乏有效的、便于流转的抵押品。另一方面传统的农村乡土社会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伦理道德逐渐式微，伦理规范、道德规范及意识形态等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导致农村社会信用环境缺失。

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成功运作打破了传统的金融理念，证明通过某种制度安排，在贫困人群与金融机构之间可以建立一种互相信任和制约的交易关系。村镇银行可以借鉴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简称 GB)担保机制的经验，化解贷款风险。GB 打破了传统金融机构的担保和抵押等贷款风险限制门槛。其“小组 + 中心 + 银行工作人员”的运行方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管理无担保、无抵押的放贷方式，在全世界被广泛移植。每个 GB 的贷款申请人都必须加入一个有连带还款责任的“贷款支持小组”，一般 6 至 8 个小组构建一个中心。小组成员根据其他成员的项目结果获得贷款，小组成员互相监督、互相帮助，共同承担担保职责，每个小组又为中心其他小组所监督。GB 通过营造相互制约和帮助的组织，改变了单个成员不稳定的行为方式，调动起借贷者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在村民之间建立互担风险，互相监督的机制。

为化解村镇银行信贷风险，建议借鉴 GB 经验从我国国情出发建立资金互助社(专业合作社)社员联保机制。与村镇银行相比，农村资金互助社最大的优势在于地缘信息优势，能够有效地化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我国村镇银行发展中，不必专门建立“小组”或“中心”。可以充分利用农村现有资金互助社、专业合作社等资源，建立村镇银行 + 资金互助社(专业合作社)信贷模式。鼓励对村镇银行有信贷需求的农户或农村中小企业首先加入资金互助社(专业合作社)，建立资金互助社(专业合作社)社员联保贷款机制，资金互助社(专业合作社)社员对外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相互监督、相互帮助，共同承担担保责任，增强成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16]从而促进村镇银行农户贷款管理从“零售”向“批发”转变，弥补农村金融信用供给不足，降低金融贷款运行成本和信用风险。

(五)完善配套立法

优良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能保障金融机构实现有序、持续发展。各国实践表明，政府通过立法可以为农村金融组织的创建和规范运行创设良好的环境。20 世纪初美国《联邦农业贷款法》、《农业信用法》、《联邦信用社法》等出台为农村金融机构的稳健持续运营提供了法律保证。日本在 20 世纪中期相继通过了《农业协同组合法》、《农林中央金库法》、《临时利率调整法》等法律法规，为农村金融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为规范和促进村镇银行发展，银监会已制定《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组建审批工作指引》、《关于加强村镇银行监管的意见》等一系列关于村镇银行组织及运营监管的规范性文件。但这些规定还存在层级较低，欠缺操作性等问题。根据《立法法》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我国设立金融机构实行特许制。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规范性文件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银监会制定的部门规章无权设定行政许可。为了保障村镇银行持续发展，建议尽快由国务院制定《村镇银行管理条例》，对村镇银行的设立宗旨、法律地位、市场准入、经营管理、市场退出、债务清偿、法律责任等进行明确的规定，并将现行财政、税收、货币支持政策系统化、规范化，再由中国银监会制定实施细则。

农业是弱质产业，受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大，为了防范贷款风险，保障村镇银行信贷资产安全，亟需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但是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目前我国《保险法》尚无具体规定，《农业法》仅规定了国家扶持农业保险的原则，且滞后于农业保险的实践。()为防范村镇银行农业信贷风险保障其可持续发展，笔者建议尽快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经验建立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相结合的机制，规定参加农业保险的农业生产者可以优先获得信贷服务。对农业保险的性质、经营目标、业务范围、监管部门、财税支持措施、法律责任等加以规定;并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业再保险机制，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制度等在更大范围分散村镇银行农业信贷风险。

谈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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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民事执行是指执行机关运用国家强制力，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权予以公力救济而进行的司法活动。民事执行制度是一个法治国家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法律制度之一，有效的民事执行可以树立国家司法制度的威信和威慑力，是实现国家法治化的必要前提。本文通过对我国民事执行法律制度的分析，指出现行民事执行法律制度在执行发动程序、执行管辖、委托执行、财产调查、执行和解、协助执行及执行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通过对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及俄罗斯等国民事执行制度的述评，结合民事执行工作实践，对完善我国民事执行法律制度提出建议。最后提出，完善的民事执行法律制度，应该能够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尽快依法实现，能够对恶意逃债人产生巨大威慑作用，让拒不履行义务的债务人付出比自觉履行义务要大的多的代价，此外，对确实没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也能在依法执行的基础上体现出人文关怀。

关键词：民事执行法律制度缺陷完善

目录

引言………………………………………………………………………………3

一、我国现行民事执行法律制度的缺陷……………………………………3

（一）执行发动程序与客观实际不相适应………………………………4

1、未确立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

2、对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没有严格区别规定

3、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制度欠缺

（二）在执行管辖方面的立法缺陷…………………………………………5

1、规定不合理，违背执行规律和效率原则

2、管辖规范缺漏，程序运转艰难

3、缺乏级别管辖的规定，案件分布不均

（三）民事执行通知制度存在弊端………………………………………5

1、暂时剥夺了权利人对财产所有权的取得权利

2、变更履行期限没有法律依据，有效送达存在诸多困难

3、常起到提醒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的“逃债通知书”的作用

（四）委托执行制度不健全，实践中收效甚微…………………………6

1、执行权被分割行使，产生矛盾很难协调

2、被执行人财产查证困难

3、委托法院和受托法院的重视程度问题

（五）缺乏完备的被执行财产调查制度……………………………………7

1、由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或线索

2、通过被执行人报告其财产状况

3、人民法院依申请或职权调查被执行人财产

（六）执行和解制度存在不合理性………………………………………7

1、执行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

2、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期限问题

3、执行和解协议其他不容忽视的问题

（七）协助执行制度亟待加强，司法冲突尚无规范的解决机制…………8

（八）执行救济制度存在许多疏忽之处……………………………………9

1、程序性救济的缺位

2、对第三人实体权利的保护不充分

二、对有关外国民事执行法律制度的述评……………………………………9

（一）英国、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执行制度述评………………9

（二）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执行制度述评…………10

（三）俄罗斯的民事执行制度述评………………………………………11

（四）国外其他国家的民事执行制度述评………………………………11

三、完善我国民事执行程序的构想……………………………………………11

（一）重

构

执

行

发

动

程序……………………………………………12

1、确立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

2、严格规范民事案件执行移送制度

3、确立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制度

（二）构

建

完

善的执

行

管

辖

制度…………………………………………12

1、重新确定执行案件地域管辖原则

2、明确级别管辖

3、统一地域管辖

4、确立指令管辖

（三）改

进

委

托

执

行

制度…………………………………………………13

1、做到“受托执行案件”与“非受托执行案件”平等对待

2、严格遵守委托执行与赴外执行的划分界限

3、明确委托法院和受托法院的权限，并保障各自权限的有效行使

（四）废除执行通知制度，增设执行警告程序………………………14

（五）完善被执行财产调查制度、强化被执行人的义务和责任………14

1、被执行人必须如实申报义务

2、申请执行人异议权和执行法院调查审核权相配合

3、进一步强化被执行人的义务和责任

（六）完善执行和解制度，杜绝“赖帐少给”现象……………………15

1、明确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2、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

3、注意控制被执行人财产，确保债务履行

4、完善告知制度，促进执行公开

（七）完善协助执行制度，规范司法冲突解决机制……………………16

（八）完善执行救济，确立执行异议之诉制度……………………16

1、关于程序上的执行救济

2、关于实体上的执行救济（1）、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2）、建立第三人异议之诉制度

（3）、设立较为完善的执行复议和执行听证制度 结语……………………………………………………………………………18 参

考

文献………………………………………………………………………20

引言

民事执行是指执行机关运用国家强制力，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权予以公力救济而进行的司法活动，一般是指国家强制性地处分债务人的财产以偿还其债务。民事执行制度是一个法治国家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法律制度之一，承载着将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付诸实施，以实现权利人合法权益的重要职能。有效的民事执行可以树立国家司法制度的威信和威慑力，是实现国家法治化的必要前提。

在我国，民事执行是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伴随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而产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大量增加而逐渐发展起来。由于我国法治基础比较薄弱，民事执行工作自发展之初就存在着机构不健全，人员数量不足、整体素质不高等先天不足，加之社会商业活动中拖欠债务成风，恶意逃债现象普遍等社会经济现象，执行环境不尽如人意。20世纪80年代后期，“执行难”问题开始出现，大量的生效法律文书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执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社会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念得不到弘扬，国家法律的尊严受到严重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解决“执行难”问题，中央在1999年专门下发了11号文件，全国各级法院经过不懈的努力，执行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未能完全摆脱“执行难”的困境，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一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完善我国车船税收制度的法律构想 篇7

一、我国新旧车船税的对比分析

将新旧车船税进行对比, 可以发现, 新车船税最大的变化就是将乘用车的计税额度, 参照排气量的大小一共分为七档。新车船税的规定中主要有如下变动。

(一) 征税范围的变化

2006年版的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定为依照法律应在车船管理有关部门登记的车船, 单位内部作业的车船, 若无需登记, 则无需缴纳车船税。新车船税出台后将不再以车船登记与否来确定其是否需要征税, 规定有本法所附《车船税税目税额表》所列的车船的单位及个人, 都需缴纳车船税。

(二) 计税依据的变化

新车船税的纳税范围为乘用车、商用车、其他车辆、摩托车和船舶。其中, 汽车按其排气量计征车船税, 相对于之前的车船税, 1.6升及以下的汽车税额幅度降低或保持不变, 1.6—2.5升的税额幅度适当提高, 2.5升以上的税额幅度较大提高, 载客9人以上的商用客车税额幅度略作提高, 货车和船舶的税额幅度基本不变。

新车船税中乘用车的计税依据由统一计征转变为按排量大小分档计征,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节能减排和汽车销售结构的完善。另外, 船舶中, 新增了对奢侈品游艇的计税标准, 按其艇身米数计征, 每米每年征收600—2 000元不等的车船税。在很多西方国家, 游艇的车船税计征也是按照艇身计算。因为一般情况下, 游艇的价值与它的艇身成正比。这也能很好的体现出车船税作为财产税的这一性质。

(三) 税收优惠的变化

新车船税相对于旧车船税, 其税收优惠最大的变化是加入了对节约能源、新能源车船的免税或减税许可。该规定对于促进节能新能源车船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 对于受严重自然灾害影响导致纳税困难的, 可以适当减免车船税, 也很好的体现了政府对民众的人文关怀。

二、国外车船税法律制度的分析及经验借鉴

(一) 以美国和法国的车船税为例

1. 美国

美国作为“车轮上的国家”, 平均每个家庭拥有1.05辆车, 并且依不同环节对汽车征税, 包括购置环节、保有环节和使用环节。使用环节征收的税款占整个税收的份额比重较大, 其余两环节只占到很小的份额。在美国, 汽车使用环节的税收只来自于燃油税的征收, 包含全国统一的联邦税及各州自定的州税, 很好地体现了“多开多交, 少开少交”的原则, 一定程度上来看是公平的。美国汽油燃油税平均约每加仑47美分, 其中联邦税为18.4美分, 其余为州税。

美国依靠燃油税向汽车征税, 虽然很好地体现出公允性, 但是并未体现出车船税作为财产税的特性, 失去了车船税这一财产税的价值。但是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却是特例, 其车船税是以购买价为计税依据, 税率为1.25%, 采取逐年折旧方式, 头2年全数计征, 第3、4年按车价的90%计征, 以此类推, 直到第10年按车价的10%计征, 此后每年仅需缴纳25美分的固定税额。

2. 法国

法国车主的税种主要体现在燃油税内, 按照现行规定, 凡购买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120克的新车, 车主可获得不同额度的环保奖励, 排放量越小, 奖励就越高。相反, 对于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于155克的新车, 车主每年需缴纳环保税。据媒体报道称, 这种递进式多排放多纳税的最高征税额高达2 600元人民币。

法国车船税将燃油税与排放量相结合, 更好地体现出公平原则和“水污染谁埋单”的思想。但却忽视了二氧化碳仅是汽车尾气的一种, 并不是唯一能确定污染程度的指标, 还有一氧化碳、硫化物、碳化物等其他污染物, 未做到足够公平。

(二) 国外车船税的法律制度的经验借鉴

考察上述国外车船税的立法, 多数发达国家采取的是按油耗或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征税, 这也会是车船税的必然发展趋势。按二氧化碳排放量计征的方式, 一定程度上很好地体现出“谁污染, 谁埋单”的公平原则, 同时也会促进汽车行业的结构优化, 促进发展低排量节能环保型汽车。按二氧化碳排放计征, 必然是需要对不同车型分类统计标明其具体排放量。相比之下, 按油耗计征, 即直接通过燃料税计征, 其征收所花费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更少。但是按耗油多少来征收, 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不同汽车对于大气污染的程度的差异。

三、完善我国车船税收制度的法律构想

我国汽车的相关税收负担仅次于日本, 位居世界第二。汽车税费达20多种, 部分地方多达40多种, 而发达国家汽车税收只有5—6种。国内针对汽车征税主要有3种:汽车购置税、燃料附加税和车船税。汽车购置税在购买汽车时一次性计征, 其次还需缴纳其他的购置费。车辆购置阶段所缴纳的税费包含5%汽车消费税、17%的增值税、10%的车辆购置税、牌照费等, 总体比重高达车价的30%—35%。燃油附加税于2009年1月1日起开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规定“燃料附加税”替代养路费, 自此养路费取消。事实上, 燃油附加税征收后, 养路费并未完全废止, 车船税税负增加, 高速过路费、国道仍在继续收费。面对我国汽车征税负担重, 车船税计征方式存在的问题, 完善我国车船税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一) 立法目的明确化

现行的以保护环境、促进节能减排为目的计征车船税通常有两种方式, 按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以及将车船税合并到燃油消费税中征收。我国现在已经对燃油开征消费税, 但征税标准相对于发达国家略低, 未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伴随经济发展, 大气环境污染严重, 车船税的征收目的会逐渐向节能减排, 保护环境方面转变, 增加财政收入等目的会逐渐削弱。明确保护环境立法目的后, 需要切实以该目的为出发点制定立法。

(二) 计税依据合理化

在车船税改革中, 其节能减排的功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结合国外车船税的征收方式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可按“依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和“按燃油税征收”结合起来, 实行“双轨征收”。按二氧化碳征收作为车船税主要征收方式, 可以参照英国车船税的相关做法:关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标注在购车时候的注册登记证书里, 排放二氧化碳越少, 所需缴纳的车船税就越少;同时建立汽车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库, 方便在线查询汽车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计征的重要指标, 相对于按汽车排气量征收, 其合理性更强, 更切合车船税之以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为目的。但是此种计征方法, 征收成本有所提高, 这就要求汽车业技术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另一方面, 按燃油税征收, 其计税单位额度基本无需大幅改动, 仍可以沿用之前的汽柴油消费税单位税额为每升1.0元, 柴油消费税单位税额为每升0.8元, 或者在此基础上适度提高。旨在促使民众更多的去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减少私车出行。这两种计税方式的结合是比较合理有效的, 虽然技术上存在难题, 但是并非是不能克服的。

(三) 税收结构的调整

乘用车在购车前要负担的税收过重。其中车辆购置税属于中央税种, 其几年来又有部分税率提高, 车辆购置税的高速增长将更大的增加车主的负担。然而车船税属于地方税收, 收入比重占地方总税收的比重小。就个人而言, 税收负担的感觉越来越明显。合理整合税种, 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合理利用税收收入才是根本的改革方向。降低车辆购置税税率, 同时降低保有环节车船税的税额, 相对提高燃油税的税负。如此, 才能推动汽车行业绿色化发展。

(四) 加强对节能车型的配套设施建设

随着油价的上涨和技术的发展, 新能源混合动力节能型汽车也成为许多消费者考虑购买的对象。但是这种类型的汽车存在先天的不足, 养护成本高。相关配套设施不完善, 电池寿命期短, 更换价格过高。政府有必要合理配置汽车资源, 对节能型车型加大财政支持和技术支撑, 建立完善的节能车型配套设施, 积极引导汽车行业发展节能型车。

(五) 提高车船税征收和监管效率

现行的车船税征收缴纳方式单一, 应增加征收方式和代缴渠道。可发展网上缴纳、银行转账或自动柜员机等方式。此外, 税务机关应在全国实现税收缴纳情况联网查询, 减少税制漏洞, 规避偷税漏税违法行为的发生。另外, 加大对纳税人的税收政策宣传教育, 使其能够自觉承担并履行所需的扣缴义务和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蒋莉.环保能正当化车船税调整吗?——兼论车船税调整的法理问题[J].民主与法制, 2011, (4) .

[2]王一棠.新车船税法对汽车行业的影响[D].长春:吉林大学, 2012.

[3]刘佳.浅析我国车船税法存在的问题与建议[J].东方企业文化, 2012, (2) .

[4]曹静韬.我国车船税改革的最佳取向[J].中国财政, 2010, (17) .

[5]刘源.新旧车船税的对比与合理性分析[J].中国港口, 2012, (1) .

[6]易有禄.关于我国车船税立法目的的思考[J].税务研究, 2011, (1) .

[7]朱志钢.车船税该怎么改革[J].中国税务, 2011, (1) .

谈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篇8

[关键词] WTO 税收法律制度 税收立法 税收征管

从20世纪后半叶至今，我国的税法体系由原来的税种少、比较单一发展到现在既参照国际惯例又体现中国特色的多层次、多税种、多环节调节的税法体系。但应当看到，我国的税法体系如今仍存在许多与WTO规则和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缺陷，要想使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调整既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又适应入世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还是有多方面的问题亟需解决的。

一、WTO的相关原则及其对税收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

1.WTO的法制统一原则及其对税收法律制度提出的統一化要求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税收制度在税收结构、税制要素，税收政策及征收管理方面日渐趋同，加入WTO后，客观上要求我国尽快与国际税法接轨，尽快建立我国的税收基本法律，在税收基本法律的统领下，协调我国税收法律内部体系结构，提高税收立法层级，最终使得税收的公正性、权威性得以体现。

2.WTO的非歧视原则及其对税收法律制度公平性的要求

WTO的非歧视原则包括了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即税法在实施优惠措施和对相关主体进行限制时不能对其他成员实施歧视待遇。但同时，非歧视原则也要求税收法律制度在施行中要注意“实质公平”的实现。即国家在制定税目、税率以及确定征税对象与减免范围时应当依法对地位不同的纳税人实行不同措施。在制定税目、税率及确定征税对象与减免范围时要对不同地位的纳税人有所区别。

二、加入WTO后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综合我国入世后的相关情况，可以概括出我国税收法律制度中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1.税收法律体系架构的不完整

税收法律体系是指由不同形式的税法规范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我国的现行税收法律体系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

但是，应当看到，除了宪法中的相关规定，我国税收法律缺少一个基本性的法律。税收基本法是各个单行税收法律的母法，起到统领的作用，它对于理顺我国税收法律体系架构，发挥不同位阶法律法规的效力具有重要意义。正是由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缺少一个这样的税收基本法，所以我国现有各类税法形式中仍存在各种矛盾、重复。在具体结构上也存在分散、交叉、重叠的现象。

2.税收法律制度中存在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的现象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吸引外商投资和利用先进技术，我国对外国投资者和外国产品给予了较大幅度的税收减征及各种优惠，使其享有了“超国民待遇”，这在当时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随着我国加入WTO，非歧视原则要求我们将外国投资者和外国产品放在与国内企业和相关产品同样的地位上，否则会给我国的相关企业和产品造成巨大的冲击。如《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就规定了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地区减免优惠、产业减免优惠、地方减免优惠、再投资减免优惠、年度补亏优惠等各种内资企业不能充分享受到的优惠措施。

三、完善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对策

加入WTO后，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在面临压力和挑战的同时，也面临着难得的完善机遇，我们应当抓住机遇，针对有关缺陷采取相应对策，具体说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

1.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架构，加强税收立法和修订工作

在税收法律体系架构上，应当看到，由于税收基本法的缺失，我国税收法律体系是不甚完整的。因此，应当建立以税收基本法为主导，辅之以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从而真正形成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完整形态。

(1)应当在我国尽快建立起税收基本法律。税收基本法是税收法律制度中的宪法性法律，是整个税收法律体系的灵魂，它统一约束指导着各单行税种税法，解决着各单行税种税法中的共性问题，从而化冗去繁，简便操作，提高税收法律制度内部统一性。

(2)要不断适应WTO规则和经济发展要求，完善税收实体法。在我国现行税收法律中只有少数几个法律是全国人大的立法，其余都是以授权立法的形式由国务院制定，而且有很多还是暂行或试行规定，法律位阶较低，缺乏权威性。在具体税法的改革中，应在不违背WTO规则的情况下，将现行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同时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等，适应入世需求。

(3)要对税收征收管理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程序规定进行完善。现行税收征管法中有些规定可能让执法人员感到无所适从。如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这其中的“根据”如何操作，难以把握。另外如“纳税人有明显转移财产的迹象”中“明显”一词又如何把握。这些规定都过于主观，妨碍了法律正常的实施，应当制定更清晰透明的相关规定。

2.严格执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依法治税

税收法定主义一般是指“有税必须有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的原则。它主要内容为纳税人、征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税收优惠等课税要素要法定化，而且其规定要尽量明确化，税务机关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涉及纳税义务人的权利义务做出相应决定。 税收法定主义的执行有利于实现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透明化，也有利于超国民待遇的解决。

另外，有了良好的法律规定，还必须要有正确的执法行为，规范治税，只有这样才会适应加入WTO的现实需要。具体地来讲，就是要明确税收执法责任，建立相关问责制度，在税收征管检查等各个工作环节中细化责任，减少不公。

参考文献：

[1]刘剑文：《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涂龙力王鸿貌:《税收基本法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