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论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的缺陷与完善（通用8篇）

论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篇1

论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摘要：城乡低保标准挂钩物价

民政部5月18日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定和调整工作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城乡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正式建立。意见规定，各地要运用基本生活费用支出法、恩格尔系数法或消费支出比例法制定城乡低保标准，建立和完善城乡低保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并随着当地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定期调整。

农村低保制度落实至今，为广大收入水平低于全社会的低收入者解决了温饱问题。对贫富差距的扩大也有很好的延缓作用。但农村低保制度在实施也存在着缺陷，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低保制度的实施不够灵活。努力看到该制度在实施过程当中的不足才能更好的保障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实现其基本生存权的需要。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消除贫困、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继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在我国农村反贫困事业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尽快解决绝对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实现其基本生存权的需要。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乡居民均等享受国民经济收入和改革发展成果的需要,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都把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并要求在新农村建设中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建立农村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既是农村扶贫目标和思路的创新,又是国民经济收入和改革发展成果的再分配,可以使城乡居民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实现制度性的均等化。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农村最低保障制度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实施不够灵活。表现在不敢轻易更换保障对象,低保对象几乎几年不变,除非是子女长大成人或低保对象死亡。有的还把农村低保制度误认为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部内容,在实际的操作、宣传、舆论引导方面,对其社会功能寄与了太高的期望。亦或者是低保标准很少改变，社会经济一直在发展，物价处于时时变化当中而且大多数是在上升，而低保标准却没上升。

保障范围过窄。从多数地区开展低保的工作情况来看,低保范围一般是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孤老残幼以及劳动力少、家庭收入低或因灾、病及残疾致贫的家庭,主要保障对象是农村绝对贫困的人口。低保的覆盖面不够广,实行低保政策后,有些地区保障人数比特困户救助人数还要低。因低保资金和低保指标有限,只能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先解决特困类弱势群体。

农村低保资金监督管理不到位，挪用现象严重

多年来，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建章立制，确定申报审批程序和相关条件标准，取得明显成效。由于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处于实验和摸索阶段，尚未制度化，社会保障主要项目的法律、法规不健全，还没有一套规范的操作方法，各地区在实际操作中随意性很大，保障资金的发放还没有规范化。经办人员把关不严、不按申报程序办理等不规范现象，存在人情保、养懒汉现象。低保基础管理薄弱、档案材料保管不齐、信息化建设落后问题普遍存在，还没有完全做到低保资金的社会化发放。执行过程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贪污腐败、挪用、占用保障资金的现象严重。截留、挤占、挪用、侵吞国家专项资金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新闻，有些部门年终突击分钱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有些地方政府把国家用于扶贫的专项资金，擅自改变用途，成了地方修广场、建马路、盖办公楼的主要资金来源，有些地方把国家的专项资金成了寻租和钱权交易的工具。当然，这与我们财政核算和预算不实有极大的关系，也有我们财政运行管理上存在极大的制度问题，同时，还有国家专项资金监督管理的制度缺陷问题。

既然已经意识到低保制度实施过程当中的缺陷就应该有相应的完善措施： 加强调查研究，准确确定保障对像

农村低保涉及人员最多，且居住分散，家庭收入复杂且变动大，这就要求工作人员必须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农村贫困人口进行全面的排查和摸底，并在此基础上准确界定保障对象，这是做好农村低保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这就必须研究改进收入调查方法。

科学界定、调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标准过低，解决不了贫困农民的最低生活需要；标准过高，会造成财政负担重，同时会出现负激励问题，容易出现养懒汉现象。因此，要科学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的基本要求是，既要能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又要能防止保障标准过高而形成养懒汉的倾向。其主要考虑因素，一是维持农民最基本生活的物质需要。各地应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准确测算出贫困对象年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均基本生活费支出。二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主要考虑当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三是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四是物价上涨指数。由于以上各因素是不断变化的，保障线标准也应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每隔一段时间（一般为一年）调整一次，各地应在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一个科学可行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的参照系数。

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监督管理

在农村低保人口的资金监管上，要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监管制度。对这一块工作，在财政预算上，特别是中央财政预算要坚持执行“从中央到人头”的一卡式管理，对地方政府和部门要在资金的运行上要实行封闭运行。切实克服截留、挤占、挪用、侵吞的行为，同时，要解决“雁过拔毛”的部门问题，要把好事办好。

为确保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安全和合理使用，除了建立完善的审批制度和规范工作程序外，还应建立检查制度，即由民政部门牵头，会同审计、财政等部门，实行半年分查，年终总查，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对低保资金发放情况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确保农村低保资金的安全、规范、高效运行，并及时了解和掌握实施动态，及时修改实施规定和实施办法。应该重视群众的监督和检举，为群众提供良好、安全的上访环境。此外，还应该建立低保民主议事会制度，进一步增强群众对低保审查的参与度，使低保资金审批更加透明化，把财政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切实做到“应保尽保”。

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业务管理

各级民政部门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业务的主管部门，负责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的规划、决策和业务管理工作。保障资金筹集起来，集中到县一级管理，由民政局开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基金”专用账户，各乡镇基金单列，每年分批由银行按民政部下达各乡镇的兑

现金额，分别拨付给乡镇信用社，保障对象凭保障金领取证到乡镇民政单位办理三联单后，到乡镇信用社领取保障金，市级民政部门只走账，不管钱，做到专款专用。

上述是我们小组认为农村低保在实施过程中的不足及解决这一不足的意见。但我们还认为农村低保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人民的生活保障。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得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有社会经济发达才更有能力照顾贫困人民。

论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篇2

所谓立功, 是指刑法所规定的, 犯罪人在到案后至刑罚执行完毕以前, 揭露他人的犯罪行为, 经查证属实的, 或者提供重要线索, 使案件得以顺利侦破, 或者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

所谓立功制度, 是指刑法根据犯罪人的立功表现, 对其进行处罚是予以从宽处罚的制度。在我国现行刑法制度中, 立功制度不是一种单纯的刑罚裁量制度, 而是关于量刑和行刑两大环节的一种刑法制度。

二、我国现行立功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 立法方面的缺陷

1.立法所体现的价值取向过于功利

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立功制度体现了公平和效率两大基本价值, 但客观而言, 对效率的追求体现的更加突出一些。刑法第68条第2款规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应当”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 而此处的“犯罪”却是一个笼统的规定, 没有程度轻重、危害大小之别。根据罪行法定原则, 无论多么严重的犯罪, 只要犯罪人同时具备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的, 司法机关就必须对其进行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样一律减免的规定, 虽然操作起来比较简便, 但是难免造成罪与行的严重失衡, 从而有悖于人们的公平观念。

2.现行刑法对于立功制度的规定存在明显的立法缺位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 对于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自首后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是立功后只具有一般立功表现的应该怎样处理?立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而基于立法原理, 自首后具有一般立功表现的应该作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 具体的程度排位应当为立功、重大立功、自首﹢立功、自首﹢重大立功。另外, 我国刑法第50条规定, 死缓犯在死缓期间内没有故意犯罪的, 减为无期徒刑;确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 死缓犯在死缓期间只有一半立功表现应该怎样处理?我国刑法却没有任何规定。

3.现行刑法无单位立功之规定, 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 立功的主体包括构成犯罪的单位和个人, 既然单位能够作为犯罪的主体, 那么理所当然也能成为立功的主体。而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对立功主体的研究只限于自然人, 没有涉及到单位。

4.对立功表现规定的过于笼统, 缺乏明确性, 影响操作性

我国现行刑法第50条关于死缓的立功制度, 仅仅只规定了“确有重大立功表现”, 其他再无任何相关解释;刑法第449条关于特殊立功制度的规定, 也只是规定为“确有立功表现的”, 对于任何理解此处的“立功表现”存在很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 此处的“立功表现”仅指立军功;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此处的“立功表现”不仅包括立军功, 还包括争取立功的愿望和行动。

5.立法用语缺乏专业性, 政治色彩浓烈

我国现行刑法将立功主体规定为“犯罪分子”, 而关于“犯罪分子”的称谓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 相关刑法和司法解释也未作出相应的具体规定。

(二) 立功制度司法适用方面的缺陷

立功制度司法适用方面的缺陷, 主要是立功表现如何认定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认定犯罪人是否具有立功表现的主体是司法机关, 而司法机关将以何种程序来认定, 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而在量刑过程中, 犯罪人揭发了他人犯罪行为, 或者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但是由于受到审判时间的限制, 侦查机关无法在审判期间内“查证属实、侦破其他案件”, 从而致使犯罪人得不到从宽处理。任何解决, 司法实践中是一个难题。

三、我国立功制度的完善

(一) 立功制度的立法完善

1. 纠正立法功利倾向

对于我国现行刑法第68条第2款的规定必须从严掌握, 在判断犯罪人是否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时, 应当将犯罪人所立功的大小与其本人所犯的罪行程度进行比较。只有在功大于或者等于罪过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具有重大立功, 否则只能认定为一般立功。具体到发条的设计, 可以修改为:犯罪后具有自首和立功表现的,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不能免除处罚。这样修改后, 既缓解了立法的僵硬性, 又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从而避免了罪行的严重失衡, 使之更加符合社会的公正理念。

2. 完善立法内容, 弥补立法空挡

对于我国现行刑法第50条死缓的立功制度, 增加一般立功的规定;对于第68条关于自首后的立功制度, 增加自首后只有一般立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明确规定单位也是立功的主体;建议把立功的时间明确规定为犯罪人到案后之刑罚执行完毕之前。

3. 完善立功表现之规定, 增强可操作性

应该明确规定, 死缓的立功表现主要包括: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 经查证属实;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 有突出表现;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对于刑法第449条规定的特殊立功制度, 其立功表现应作出统一规定, 便于司法实践的适用。

4.

规范立法用语, 将“犯罪分子”修改为“犯罪人”

(二) 立功制度司法适用方面的完善

1.建立专门的立功认定机构

国家各级公检法司和刑罚执行机关都应该成立立功认定机构。该机构的组成人员必须要有一定的资质, 专门听取相关办案人员的汇报, 审核立功登记表, 如有必要, 可以询问相关犯罪人, 核实立功表现的情况。

2.建立立功告知制度和立功受理登记制度

所谓立功告知制度, 是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有义务在首次讯问到案犯罪嫌疑人时, 必须告诉他立功相关规定的制度。建立立功告知制度, 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 并能鼓励犯罪嫌疑人积极立功, 同时便于犯罪嫌疑人梳理他人犯罪的信息, 从而有效体现立功制度的立法目的。

3.立功认定机构在审查立功人的立功表现时, 必须遵循法定的立功认定程序

论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篇3

分析我国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缺陷，提出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路径，以便参考。

关键词：

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6）04016003

1 我国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缺陷

在传统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极不统一，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质。

1.1 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层次较低

首先，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立法滞后，法律体系不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必须以社会立法为手段，才能使其规范化、法制化。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颁布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律，专门性法规的建设也相当薄弱。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于2011年7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对保险费用的征缴、支付、运营、管理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是，还须尽快出台具体实施措施。此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其他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的立法也有很大的欠缺，基本上处于立法的空白地带。

其次，农村社会保障法律立法主体多元，立法层级无序。《宪法》明确规定：“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1）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但现实中许多部门却在制定着行政法规，如民政部制定并颁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即是一例，由此可见立法主体之混乱。

1.2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乏互助性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乏互助性。社会保障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在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互济，社会保险制度理念的基础是以个人自立为基本点，认为帮助个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抵御可能遇到的生活风险是政府的责任、社会的义务。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帮助是个人的权利。农村社会保险是构建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其基金的筹集应以个人为主、集体为辅、国家支持为原则。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以及为了避免出现因大包大揽而造成效率低下的弊端，政府不可能承担全部的财政支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政府不承担任何财政支出。尤其是在农村社会保险发展之初，政府更应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支持。这种支持主要应用于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险进行组织和管理的行政性支出（比如基本设施的配备、人员配备、创造良好管理条件等方面的支出）、社会保险基金中统筹部分的补助、为配合合作医疗的建立对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的支持等方面。

1.3 制度实施缺乏可操作性

农村社会保障的监督和管理机制比较薄弱。在养老保险方面，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由当地的民政部门独立管理，征缴、管理和使用三权集于一身，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这种集权式的管理非常容易导致违规发放、使用农保基金，挤占、挪用农保基金，贪污、挥霍农保基金情况的发生。

在医疗保险方面，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医疗保险模式仍然较为单一。而对于那种突发性的、高额的医疗风险使得患者家庭在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同时，又难以接受强有力的医疗保障与救助。2013年，我国农村医疗保障重点向大病转移。肺癌、胃癌等20种疾病全部纳入大病保障范畴，报销比例不低于90%。《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只要基本医保报销后自付部分超过当地年人均收入，参保（合）人可再次报销，实际报销比例不低于50%。多地实施方案陆续出台，从已有效果来看，患大病后报销比例明显提高，家庭负担减轻。然而该项制度仍有待完善，如新农合统筹区域多在县一级，而意见要求为市一级；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工作推进和协调存在一定困难。此外，为防范资金透支风险，也需要尽快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并对商业保险机构进行有效监管。

在低保方面，政府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上尚未发挥作用。与传统的救济制度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衔接和整合还存在诸多问题。目前农村实行的救助方式主要有“五保”供养、最低生活保障、特困户基本生活救助几种制度并行。从发展和完善角度看，原有的定期定量救济和临时救济都应统一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行管理。社会救济只有一个标准，即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2 完善我國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路径分析

2.1 完善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

2.1.1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低保制度

虽然因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导致低保制度在城乡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差异，但是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不存在实质性区别。目前，浙江、广东、天津、深圳、厦门等省市将城镇低保与农村低保纳入一个法律文件中予以规范统一。因此，将城乡低保制度纳入一个法律规范不是不可能的。虽然农村低保制度起步稍晚发展缓慢，但是从长远来看，两者终会合二为一。短期内需要将所有的农村居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并走向全国一体化显然缺乏现实基础，低保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仍会是城乡有别的“双轨”制。但是不应该在城乡一次分配差距已经很不合理的情况下，让二次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

政府有义务根据国家财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推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整合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分为两步来走：首先，在农村地区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就农村而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很不平衡，总体来说，中东部地区走在了前面，而西部地区相对落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农村固有的土地保障逐步弱化，原有的“救济型”保障已经无法适应农村发展形势的需要。应在尚未建立的地方由低保制度取代农村传统的救助制度，完成在农村地区的全面建立。第二，实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融合。低保制度在农村地区完成建制后，城乡地区低保制度的融合就水到渠成了。在低保制度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既要实现制度的统一，也要注意城乡差别，不能简单将两者合并。

2.1.2 整合低保制度与其他专项救助

现行的政策主要是从低保对象中选择在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的有困难的家庭实施专项救助，这样做的结果是低保家庭获得的利益不仅是保障金，而生活标准略高于保障线的家庭却得不到任何保障。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有三种方案可以考虑：第一种方案是把所有的优惠政策都折算成货币，在此基础上确定一条最低生活保障线，由一个部门进行统一的综合救助；第二种方案是把专项救助与最低生活保障分开，专项救助必须按照自己的特殊标准确定自己的救助对象，不能仅仅把目光盯向低保对象；第三种方案是根据各项社会救助的特点，分别明确自己的救助对象，这些救助对象会与低保对象在某些部分存在一定的重合，将这些部分找出来交由一个专门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其余的则有相关部门负责，实行具体救助措施。我们认为，第三种方案既照顾到了特殊救助的对象，又避免了重复救助，有其科学性和可行性。

2.1.3 依法加强对保障资金的筹措与管理

首先，要加大政府资金的投入。就社会救助的资金来源而言，可以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稅拥有庞大的税源，每年却有相当比例的税款流失，主要原因是征管法规不完善，征管手段落后，为数众多的人未履行纳税义务。建立完善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度将为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持。此外，部分学者也提出征收社会保障税是可行之策。

其次，在社会救助中，除了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外，应鼓励民间公益性组织和社区组织的积极参与也是十分重要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贫困人口，社会救助任务十分繁重，因此更要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政府在保证对社会救助的投入每年都有一定幅度提高的前提下，需要更加充分的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通过各级各类组织，大力开展各种社会募捐活动，设立弱者权益保障基金，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让每一个社会弱者都能够真正享受到拥有社会保障和救助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时加强社会互助机制建设，要进一步完善经常性社会捐赠体系。相对于财政税收机制而言，可以将经常性社会捐赠体系看作是非正式的互助机制。

2.2 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

2.2.1 参保对象方面

在参保对象方面，北京市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2009年北京市出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办法》。该办法规定，凡是具有北京户籍，男年满16周岁未满60周岁，女年满16周岁未满55周岁（不含在校生），并且不在事业单位退休金制度或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内的居民，都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涉及20万人。缴费标准为1000元至6000元，可以自选。参保人员中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时，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的，可按月领取养老金；不满15年的，可自愿延缴，最长5年；延缴后仍不满15年的，按照不低于上年度最低缴费标准，一次性补足差额年限的保费；如不选择延期缴费的，领取一次性养老待遇。自2009年后，由外埠迁入本市户籍的人员，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时缴费年限不满15年的，按照上一年度最低缴费标准，一次性补足差额年限保险费。对于2008年12月31日前男已满45周岁，女已年满40周岁的人员，退休时已经不可能缴满15年，被称为“大龄参保者”。这些人不受15年缴费年限的限制，只需按年不断缴纳保费，达到年龄即可按月领取养老金。

2.2.2 制度模式方面

在目前不具备全国统一立法的条件下可单行立法或制订地方性条例。对目前经实践证明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尽快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巩固下来。建议制定地方性法规对新型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对象、范围，法定权利，各级政府的责任，财政拨款支持的初始额度以及逐年增长的比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构的设置，基金的筹集、管理、发放，公民享受养老保障的程序，侵害公民社会养老金权利行为的处置等，作出具体规定。在条件成熟时单独制定全国农村社会保障法案。使农村养老保障工作有法可依，改变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工作一直是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局面。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立，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以农民个人账户为主。农民个人缴费以及财政、集体缴费的一部分，全部计入农民个人账户。现阶段，农民个人账户实行缴费确定型的支付办法，即按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的总额确定保障基金发放标准，体现效率原则。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建立健全社会统筹基金，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一体化的制度。财政出资和集体缴费的一部分进入统筹基金。社会统筹基金除了用于承担个人账户的支付责任，还可以根据当地农村生活状况，拿出一定比例发放社会统筹养老金，社会统筹养老金可以作为补充形式，这样可以更加体现社会公平。

2.2.3 筹资机制与保障水平方面

根据估算，全国现有60以上老龄人口约1.5亿左右，其中农村人口约1亿左右。如果财政给60岁以上农村老人60元/月/人的基本养老金，一个人一年下来是720元，全国一亿多农村老年人口是720亿元，相当于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的2%。2009年开展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覆盖全国10%以上的县（市、区）。新农保要对农民有制度上的吸引力，养老待遇绝对不能够低于当地农村的低保标准。按照2009年覆盖全国10%左右的县（市、区）的要求，中央财政估算需要投入40亿元以上。

从2010年起全国10%左右的县（市、区、旗）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这是历史性的突破，对农民的养老问题可以说是里程碑的转折，意义重大。但是保障水平仍然较低。就拿发达地区浙江来说，按照现在政策，如果农民个人交费按每年500元档次交足15年，加上国家财政补贴和集体补助，60岁以后每月可以领取养老金120元，仅相当于最低生活保障的40%，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年人均养老金的15%。

2.3 完善我国农村医疗保险法律制度

2.3.1 完善立法规划

首先，从立法目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效率至上一度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反映在法制层面，一项制度的确立往往优先考虑经济效益，从而忽略了公平正义。公平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由于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从而形成一种公平的保障。同时，又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使社会成员不因遭受疾病而陷入困境，这就形成了一种平等。对公平和效率的权衡取舍取决于制度的设计者的价值目标，由于我国国情，特别是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要求医疗保障制度的设计至少在当前应体现公平优先的原则。

其次，从提高立法层次来看，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自我保障和集体保障为主，其它保障为辅的保障体系，该体系主要依赖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系统。法律真空的长期存在给农村医疗保障带来一系列问题。要想使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工作步入正轨，就必须提高农村医疗保障的立法层次。国家应该尽快制定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在此基础之上制定《农村医疗保障法》。同时，政府还应制定和完善相关的配套法规。

2.3.2 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模式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会受到当地农业生产特点、家庭结构、收入水平、文化习俗及医疗条件、管理等方面的制约。因此各地区应从实际出发，遵循“制度先行，逐步推进，政府支持”的原则，因地制宜灵活选择医疗保障的模式。

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对医疗服务的支付能力仍然很低，因此维护“低水平、广覆盖”的合作医疗是保障初级医疗需求的合理机制，应继续推广和完善合作医疗保障制度，抓好卫生扶贫和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解决贫困地区卫生设施条件差和缺医少药的问题。

对于中等发达的农村地区，要完善大病医疗保障制度。大病医疗保障的优点在于风险概率小、保费较低；被保险事件是花费较高的大病，易于核保和理赔；大病保险含有自负额，可减少道德风险。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推行可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出资共同筹集的办法，互助互济，以保证稳定的资金来源，确保大病医疗保险的正常运转。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如东部沿海农村，可向高保额、高保障的方向发展。由于当地生产力水平高，农民生活富裕，可以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将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纳入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综合统筹，平稳过渡，互相结合。而对于富裕农民，不能满足其较高的医疗保障要求时，他们也可自愿寻求商业保险的保障，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障需求。

2.3.3 依法加强对农村医疗事业的管理

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医疗保障的管理制度不完善，具体体现在医疗人员及服务建设、药品管理方面。在医疗队伍和服务建设方面。农村地区医护人员素质普遍不高是导致医疗服务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政府应从各个方面进行积极引导，在工资待遇、职称评定、福利津贴、培训教育等各方面大幅度向农村倾斜，稳定农村医疗队伍，积极动员医学院校大中专毕业生去农村发展，为农民服务。同时，在医学院校的教学培养方案中，应该适当增加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环节，加大对农村医务工作人员的培养力度。此外，还有一批在农村医疗服务一线的个体医生，数量较多，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政府应该保护和利用，经过选拔和培训后，允许其持证上岗，从而提高他们的服务质量。其次，组织和引导城乡参保人员到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农村卫生服务机构就医，是降低医疗消费成本，减轻参保患者个人医疗负担的有效措施，但是如果要吸引参保人员到这些机构就医，政府除了要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提升农村基层卫生服务水平。互联网的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一方面要靠政府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整合农村已有卫生资源的力度。政府增加这方面的投资既可解决农村人口医疗服务的可及性问题，又可以进一步改善城乡之间医疗卫生服务使用不公平的现状，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董保华.社会保障的法学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宋斌文.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李昌麒主编.中国农村法制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崔卓兰.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5]期海明.城市化视域下农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6]周琳琅.统筹城乡发展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7]杨宝山.专项社会救助对象应当如何确定[J].中国民政，2003，（8）.

[8]马蔡琛.我国社会保障筹资模式的选型与设计[J].江苏经济探讨，1999，（8）.

论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篇4

发布时间： 2010-11-11 1:37:04 被阅览数： 215 次 作者： 丁橡雨 黄星华

文字 〖 大中小 〗 自动滚屏（右键暂停）

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是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由于二元金融结构的影响,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面临着比城市金融更复杂的局面。当前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不仅承受维护金融稳定的任务,还将承担起解决农村金融资源短缺,农村金额贫困的巨大挑战,对此,必须重视对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各项建设,保障农村金融的发展,推动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村社会的和谐进步。

一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缺陷

我国当前农村金融市场监管法律制度的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尚未形成成熟完善的监管法律体系

首先,现有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不完备、系统性不强。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立法由《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农业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法律法规构成,其中均规定了金融监管问题。但这些立法中存在着众多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实际可操作性,而且监管内容简单化,滞后于金融业发展现状,并随着农村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对一些新兴的金融业务、金融产品还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对农村民间融资未采取法制化、规范化的引导,对高利贷只是依照传统社会公德来约束。而且从现行金融监管法律的整体结构上看,规章比重过大,实施起来缺乏权威性。另外,在构成现有金融监管法制体系的众多规范性法律文件中,部门规章的比重过大,实施起来缺乏权威性。同时,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衔接性不强,有的彼此之间甚至存在重复或冲突现象。这些都势必影响到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和金融监管行为的公信力。

其次,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不强。在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中,对市场准入、市场稽查、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基本上已经有所涵盖,但大多是原则性的简单规定,缺少相关的实施细则,可操作性不强。以市场退出的法律机制建设为例,尽管200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为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奠定了法律基础,但由于金融机构的特殊性,该法的相关规定显得过于原则化而使其在现实中操作性较差,常常不得不由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行政性手段加以解决,弱化了法律在市场退出过程中的规制作用,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而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法律机制、征信机构的法律规制机制、金融市场同业组织及其自律机制的法律设计的缺失更加凸显了我国金融法律监管机制的不完善,反映了政府在一些领域越位的同时,也存在着在另一些领域缺位的现象。

(二)欠缺公平竞争的监管理念

制度不仅要有效率地配置权利资源,还应该公平地配置权利资源,实现各金融市场主体权利的平等保护。缺乏正义目标的金融市场不是现代金融市场,背离正义理念的金融监管制不是现代法治所提倡的制度安排。当前的监管法律制度,体现着对民间资本,非公有制行业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是社会资本的不同形式,应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民间借贷监管制度应促进并体现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而不是为了保护个别市场主体的特殊利益,尤其不应成为国有金融机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谋取垄断利益或政府部门实现部门利益的工具。

(三)忽视农村地区居民的金融权利

在很长的时间内,我国的整个金融法律制度将金融问题视为经济发展的问题,视为资源配置的问题,在制度设计中对民生保障问题考虑不够,甚至为了金融的稳定而牺牲了公民自由融资的权利诉求。虽然国家和政府早已认识到这一点,采取小额贷款、允许设立村镇银行、借贷公司以及支农资金支持等措施加大农村资金的供给,但这些基本上都是具体手段层面的改革,整个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基本理念并未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由于农村金融市场的监管法律制度的局限性,形成了农村地区金融资源总量不足,金融资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不平衡性,大量的农村资本外流,进一步削弱了农村金融供给能力。也导致了弱势群体的金融资源获取不足,特别是对微型企业和农户的金融供给不足。农村金融市场监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导致了农村地区没有真正建立起能够针对不同客户、不同需求层次,提供差异性金融服务的完整的农村金融体系,导致农村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种类单调,无法满足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金融服务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广大农民的金融福利水平很低,分享不到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二、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落后的监管理念的制约

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中,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驱动力,适度的金融自由是金融活动的重要推动力,应当成为金融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在适度自由的价值目标下,金融市场才能形成多层次良性互动的结构,才具有可持续性。一直以来,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以限制竞争、保障安全为指导思想,以直接控制资金价格、业务范围和市场准入为手段,虽然比较好地维护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但是也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农村金融市场化与金融创新的发展需要,严重损害了我国农村金融效率,扭曲了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削弱了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制约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内和国际竞争,这种以牺牲效率和竞争力为代价而换取的安全与稳定将是无法持久的。

(二)农村金融市场情况复杂

按照“金融抑制”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金融制度和经济发展存在“金融抑制—资本短缺—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我国农村的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导致农户与农户间差异很大,对资金也表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不同需求,因而满足不同对象的不同愿望异常困难。这使中国农村金融监管问题不仅相对于发达国家,即便是相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明显表现出资金运行流程更复杂,绩效更不容易显现,缺陷更容易放大,实现监管法制化的任务更艰巨的根本原因。我国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具有收入不确定、投资周期长、收益低的产业特性。农民是弱势群体,多数属于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金融监管法制问题关乎“三农”的发展,情况极为复杂。我们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高度关注农村金融问题,不断扩大农村金融的发展空间,改进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切实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风险,促进农村金融业的良性运行。因此,如何确保农村资金从有限的供给渠道和组织网络流向数以亿计的农户家庭,并实现供需平衡,始终是富有农村金融监管法制建设面临的挑战性的议题。

三、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农村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现代金融是法治金融,政府权力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通过金融监管法制的调整和规范作用实现的。完善的法律体系是监管当局进行依法监管的前提条件,融监管的绩效与金融监管立法的完善与否以及质量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促进我们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农村居民金融服务的提升,我国应该顺应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及时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

具体而言,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在加强农村基础性金融监管法制建设的基础上,顺应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性要求,有前瞻性地建立、完善我国农村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首先要及时完善金融监管的主体性法律制度,制定与其相配套的法律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并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其次要根据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监管需求及农村金融市场改革展的趋势,适时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弥补我国农村金融监管立法空白。如适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对民间地下金融进行法律规范、加快征信法制建设和标准化建设以农村金融创新市场的规范化建设等。再次要顺应农村金融改革的发展趋势,立足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安全和农村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制定兼顾有效性、可操作性和一定程度的前瞻性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实现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体现公平保护的理念

金融监管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而金融业的安全并不是金融监管的中心目标,也不是金融业存在和发展的终极目标。从这样的角度讲,金融监管的终极目标应当是满足金融业繁荣发展的需要,并以此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提高社会福利。由于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比较特殊,农村金融不属于完全的商业金融范畴,农村现代金融制度应当以促进广大农村居民公平获得发展机会和结果为主要目标。

(三)保障公民金融权利的实现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存在权和发展权是一切法律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追求。金融的本质是为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提供资金融通,保障民生。在市场经济中,主体及利益开始多元化,众多公民进入市场从事经营活动,资金成为许多人从事生产经营的基本条件,尤其在广大农村,融资事实上已经成为公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融资权利成为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一部分。学者们的研究证明,获得贷款的能力虽然不是农户增加收入的决定性因素,但在许多情况下,能否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进行生产性投入,是农户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的必要条件。尤其在不发达地区,农村的民间借贷具有明显的居民互助性质和功能。在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明显不均衡和不合理的背景下,广大中小企业和农户获得融资特别困难,农户和农村工商业者的资金需求从来就未得到过满足,民间借贷因而具有了更为突出的解决基本民生问题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讲,监管制度严格限制甚至禁止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存在,惩罚私自放贷者,事实上压制了农村资金的自由流动,影响了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排除了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和机会。因此,农村金融监管监管制度的本质应当是为广大公民融资提供安全保障,而不能简单地排斥或压制资金的流动。

论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篇5

[摘要]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条件、任期,及权利义务和陪审的范围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标志着人民陪审员制度将更加完善和规范。①她是我国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一条有效途径，然而,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却未能得到有效实施，针对陪审员制度的缺陷和完善提出浅薄的意见。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制度缺陷完善

民事诉讼陪审员制度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从审判机关审判人员之外的社会公民中产生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一项司法制度。它源于西方国家, 于清朝末年引人中国, 它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吸收并借鉴外国有益经验, 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的基础上确立并使之发展而成的。②然而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突出的问题表现在:

一、陪审员素质过低且结构不合理

在今年暑假民庭的实践中，接触到民事诉讼的审判程序。得知法院在进行一审的民事案件中，很多一部分都没有陪审员，开庭审理案件时，法官常以陪审员有任务出差等理由来推脱，而且陪审员中很大一部分是社会界人士自愿报名参加的，或者是一些企事业单位不懂法律的人滥竽充数到陪审员队伍中去的。这样，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为了法庭的摆设，法官的陪衬，非常不利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落实，而且使得人民群众对“司法民主”的信任度大大降低。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目前我国的陪审员一般都采用任期制，任期一般为2 年或者3 年，而且可以连选连任。然而，有的陪审员甚至由于某些原因会连续担任陪审员达10 年或20 年之久，成了所谓的“陪审专业户”，而事实上如果陪审员的任期过长的话不仅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审判的积极性，而且不利于发挥审判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

二、人民陪审员产生的途径不规范

我国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中第38 条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 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这样的规定再加上当前我国公民的法治观念和参与意识并 1

不是很强，导致一些地方法院干脆自己直接聘请一些人大代表、有职有权的行政干部或者是有名气、有名望的企业家等名人来做陪审员。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不懂法，又没有经过培训，在岗位上，往往不能发挥陪审员的作用。《决定》里虽然规范了陪审员的产生方式和程序,但是,按照规定,陪审员的产生方式是符合条件的公民,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的基层组织推荐或者本人申请,由基层法院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但是，在当前对于陪审制度缺乏足够认识的形势下,符合条件的本人又有多少人会主动申报呢? 为此,对陪审员的产生方式更加规范和细化，势在必行。

三、陪审人员的参与意识不强

《决定》中对陪审员的性质、地位和职责作了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除不能担任审判长外,与法官享有同等权利。然而,当前一些陪审员对于陪审制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懂、不了解,再加上现阶段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性不高,法制意识不强，于是一些人民陪审员把陪审工作看作额外的负担或是走走过场而已。当法院发出邀请时,常被以本职工作忙等理由推辞,请而不来或者即使来了也是陪而不审,案件审理时一言不发,案件评议时随声附和。陪审员在工作中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民事诉讼实行陪审员制度, 从民主的角度看,它的实质在于能使社会普通公民参与司法审理案件的过程, 体现了人民民主的优越性。尤其在我国,它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体现, 是审判机关走群众路线, 接受群众监督的体现, 也是保证司法公正的一项有力措施。然而, 要真正实现这些价值，笔者认为：

一、应明确规定陪审员的任职条件

陪审员应具有一定的法学专业知识，且应经过考核认定；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和较好的文化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总之,通过吸收社会公民报名参加考核认定, 择扰录用并建立陪审员培训学习及上岗制度，实行陪审员档案制度。在目前的情况下, 笔者认为，法学研究工作者、法学教育者以及广大律师人员等都适合担任民事诉讼中的陪审员。他们具有丰富的理论水平或专业技能,为法院审理案件提供理 论依据，科学性更强, 更富有权威性。

二、应明确规定陪审员的产生办法

首先，陪审员只能从符合任职条件的公民中产生, 其次应由相应的机构进行考核和任命，由相应的机构推荐具有专业技能的社会人士，并根据他们的能力作为具体案件的陪审员。

三、应提高对陪审制度的认识

在实践中，法院可以通过强化人民陪审员的教育和业务培训,为其依法参与审判活动夯实法律业务基础。并同司法行政机关有针对性地、不定期地进行业务集训,使陪审员能够真正认识陪审工作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陪审工作中去。在工作中，陪审员也要注意加强法律知识和各方面文化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和文化修养, 充分认识到陪审员制度是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同时法院可以把法院工作的评议、考核、业绩评定、有关人员的职务晋升等要求进行挂钩,实行奖惩，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加强他们的责任心。

试论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篇6

【摘要】 缓刑，是对于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项刑罚制度。缓刑不是一种刑罚，而是依附于刑罚而存在的一种执行刑罚的方法，是作为一种集刑罚社会化、缓和化、个别化、人性化、经济化融为一体的刑罚制度，缓刑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符合刑罚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体现出强有力的生命力。缓刑在我国刑罚裁量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我国在适用缓刑条件的规定上过于原则化、系统化，在适用的程序上有待改进和完善，且缓刑执行的内容及制度不够完善，还存在监管机制不健全等方面的缺陷，因而影响了缓刑的适用效果，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具体而言,应当对缓刑的适用条件和不适用条件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适当修正对累犯一律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建立罚金刑缓刑制度和未成年犯缓刑保证金制度；建立考察联动机制等级，从而保证我国缓刑适用制度的作用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缓刑的刑法价值也会得到更大化的实现。【关键词】缓刑适用条件问题完善

当今社会，人类对自身价值倍加重视，体现在刑罚上就是由重刑主义向轻刑主义发展，随着肉刑的被废止和死刑的被严格限制，自由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缓刑作为一种集刑罚公正、社会化、个别化、人道化于一身的刑罚制度，符合刑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但在我国，受传统的司法观念、现行《刑法》有关缓刑适用规定等方面因素的制约，缓刑的适用率一直非常低，没能让缓刑制度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缓刑的概念和意义

（一）缓刑的概念

我国的刑法典所规定的缓刑，属于刑罚暂缓执行，即对原判刑罚附条件不执行的一种刑罚制度。它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其刑罚的执行，若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没有发生法定撤销缓刑的情形，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此为我国刑法中的一般缓刑制度。

缓刑不是刑种，而是刑罚具体运用的一种制度，是刑罚裁量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宣告缓刑必须以判处刑罚为先决条件，缓刑不能脱离原判刑罚的基础而独立存在。若犯罪人未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就不能判处缓刑。缓刑的基本特征

为：判处刑罚，同时宣告暂缓执行，但又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执行所判刑罚的可能性。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不同，与监外执行不同，缓刑与死刑缓期执行不同。

（二）缓刑的重要意义

缓刑适用制度是依据我国刑法适用惩办与宽大处理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罚制度中运用具体化，是依靠专门的机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同犯罪作斗争的方针，是在刑罚具体适用中的体现。实践证明，把那些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放到社会上，置身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中，不仅能够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同时利用社会力量鼓励犯人改过自新，节约司法资源，而且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安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有利于贯彻少捕的政策、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缓刑有助于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最优化地发挥刑罚的功能；缓刑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缓刑是实现刑罚社会化是重要制度保障。

二、缓刑的适用条件

我国《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根据上述规定，适用缓刑需符合前提条件、实质条件、排除条件。

（一）缓刑的适用前提条件

其适用于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短期自由刑的犯罪分子，而不能是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和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二）缓刑的适用实质要件

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是适用缓刑的根本条件。缓刑的适用是为了促进犯罪分子改恶从善，关键是要准确把握缓刑人员适用缓刑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尺度。认定确实不致危害社会的标准可以分解为：犯罪情节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客观标准；悔罪表现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主观标准。

（三）缓刑的排除要件

排除要件是指法律排除缓刑适用的情形。我国《刑法》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累犯屡教不改，主观恶性较深，有再犯之虞，适用缓刑难以防止其再犯新罪，所以累犯被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不能适用缓刑。对于一人犯数罪，犯罪人被数罪并罚的条件下能否适用缓刑的问题，刑法学界存在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犯罪人实施数罪，被适用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后，如果符合缓刑的条件，仍可宣告缓刑。

三、我国缓刑适用制度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缓刑所需条件的规定过于原则

法律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法官对犯罪人定罪判刑后，必须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才能适用缓刑。而对如何判断“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法律未作进一步规定，首先由法官根据案情进行预测，由于法官的个人因素和外部影响，导致不同的预测结果。其次，在实践中容易导致法官不敢大胆适用缓刑和滥用缓刑的两种消极倾向。

（二）适用程序上存在明显的欠缺

从现在的缓刑适用制度来看，缓刑适用的决定权仅仅局限于法官，而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则是通过对案情的认定、根据各方面的因素作出主观判断来决定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其实，我国刑法在缓刑适用决定权的问题上，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缓刑适用只有法官裁量权而没有检察官裁量权；二是缓刑适用只有实体性条件而没有程序性条件；三是只有法官的裁量权而没有社会（群众）的参与权。

(三)没有法官判断错误责任免除的规定

法官在处理一个具体的案件时，结合案情并通过主观预测认为符合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决定是否适用缓刑。一但适用缓刑将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被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积极表现、改过自新、接受监督，考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二是在考验期内又犯罪而撤销缓刑数罪并罚或者执行原判刑罚。然而法官办理案件不仅受到法院内部的监督，还受到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一但法官判断错误可能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受到行政处分。

（四）现行的监督考察体制跟不上需要

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了人、财、物的大流动。农民进城务工、做生意、城镇居民去外地投资，搞项目，人口流动加剧，城乡居民人户分离现象严重，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各种改革措施逐步落实，以家庭为单位参加各种农村活动成为主要形式。农村的各种组织也因农村改革而成为一种松散状态，这大大增加了缓刑犯的监管考察难度，由于监管不力有的缓刑犯违法乱纪，有的甚至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严重地影响了缓刑的质量。

四、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一）应当对缓刑的适用条件作出具体的规定

我国刑法应当作出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以便法官在考虑是否适

用缓刑时做到有法可依，笔者认为，对我国刑法“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改为“应当适用缓刑”的情形，详细表述如下：

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若真诚悔罪，对其适用缓刑不危及社会秩序的，应当适用缓刑。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若其真诚悔罪，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不会危及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

1、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聋哑人、盲人及其他病残者。

2、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

3、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

4、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人；

5、属于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而造成犯罪的；

6、犯罪中止的。

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

1、累犯；

2、犯罪性质严重或影响极为恶劣的；

3、犯罪后拒不认罪的。

4、同时犯数罪的；

5、惯犯、教唆犯及团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屡教不改者；

6、缓刑或假释期考验期间再犯新罪的。

（二）建立罚金缓刑制度

对罚金能否适用缓刑，目前，世界各国刑事立法上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态度，日本、法国、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典规定可以对罚金适用缓刑，巴西、俄罗斯、瑞士和我国等的刑法典则明确规定对罚金不适用缓刑或者没有规定对罚金可以适用缓刑。笔者认为，从缓刑的功效、罚金缓刑的程度、罚金适用缓刑在理论和实践意义等方面来看，罚金是可以适用缓刑的。

1.从缓刑适用的刑种来看，在自由刑和罚金刑并列的情况下，如果只允许自由刑适用缓刑，而罚金刑却不能适用缓刑，不仅在理论上依据不足，而且在适用中亦诸多便。尤其是因罪责轻没有科处自由刑而单处罚金时，形成事实上的较重的刑适用了缓刑，而较轻的却没有适用缓刑，有悖公平正义。

2.从罚金缓刑适用来看，允许罚金缓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罚金的弊端。首先，犯同一罪处相同数额的罚金，同罪同罚，看似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因为犯罪分子的经济承受能力存在着差异，对同等数额的罚金，不同的受刑人感受不同，在适用缓刑之后，则可平抑这种刑罚效果的实际上不平等；罚金刑的执行必须以受刑人拥有一定财产为前提，而受刑人贫富不均，对于无钱的受刑人，罚金刑是难以执行的，在适用缓刑之后，有助于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刑罚的适用应坚持罪责自负，不株连无辜原则，罚金刑的适用难免要影响罪犯的亲朋好友，而对罚金刑适用缓刑后有助于减少罚金刑的这一负面效应。

基于上述理由，我国应建立罚金刑缓刑制度。第一、有利于避免罚金刑弊端，使罚金刑功能更强大，适用范围更广，更好地发挥罚金刑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功能。第二、规定罚金刑缓刑制度，实际上在单处罚金与免于刑事处罚之间设立一等级，便于对犯罪人采取区别对待政策，使刑罚体系更加完整。第三、设立罚

金刑缓刑制度可以充分挖掘缓刑制度的潜能，促使犯罪分子自觉悔过自新、改恶从善。

(三)建立未成年犯缓刑保证金制度

缓刑保证金是指对缓刑人员在考验期内由提出担保的缓刑人员亲属或所在单位，向人民法院交纳规定数额的货币，保证缓刑犯遵守监督规定、不再犯罪的一项缓刑制度。缓刑保证金制度在国外已颇为成熟，但在我国理论界仍分歧较大。赞成者认为，缓刑保证金制度，在我国对缓刑监督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具有调动保证人监督缓刑人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缓刑保证金制度可能导致“有钱才可以缓刑”的现象，影响缓刑的公正适用。笔者认为，单纯的缓刑保证金制度在实践中未必能实现其目标价值，并且的确存在制度性不公正的诱因，因此，应当有条件的将缓刑保证金制度引入我国的缓刑制度，即限制适用主体----仅限于未成年犯。对未成年犯扩大缓刑的适用是现代国际社会的普遍倾向。对未成年适用缓刑保证金制度，既符合刑罚教育的目的，又符合缓刑的价值目标。首先，未成年人可塑性大，自制力差，需要特殊保护；其次，缓刑保证金制度可以强化对未成年犯的帮教、考察。当未成年犯符合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和排除条件，法官不能确信未成年犯“不致再危害社会”时，如果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提供缓刑保证金，并进行保证，法官可以考虑适用缓刑。

（四）建立考察联动机制

一是对经过批准外出的缓刑犯，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机关予以继续考察，以确保缓刑考察的连续性。另外，采取户籍网络登记，即将缓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记在公安系统的人口信息网络，全国共享，对其进行联网监督。二是具体明确监督考察的工作人员。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均规定在两委会中应当设置治安保卫委员，其代表基层自治组织履行治安等方面的职能，因此，可以明确由基层治保委员具体负责监督考察工作，由同级财政发给相应的报酬。三是明确监督考察机构及其人员的职责，主要包括：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人民法院报告缓刑犯的监督考察情况，对是否撤销缓刑犯的缓刑提出建议，帮助缓刑犯发展生产，实现改过自新等。四是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尤其是明确缓刑犯的强制报到制度、定期报告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防止脱管和漏管现象的出现。通过上述措施，建立健全缓刑考察制度，充分体现缓刑制度的功能，使公、检、法都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好地发挥缓刑的真实效用。

【参考文献】

［1］李文燕、左坚卫《论我国缓刑适用制度的完善》，《当代刑罚价值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高铭暄、赵秉志：《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一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第76条

［5］、详见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督管理规定》，1995年2月21日发布施实

［6］赵秉志、黄京平：《刑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2003年1月第一版

［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第72，74、449条

［8］赵秉志主编《刑罚总论问题探索》（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9］赖达军：《适用缓刑须防误区》，《法庭》2003年第8期

论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篇7

关键词：婚姻,离婚,财产分割

在离婚案件中, 夫妻双方的财产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重点关注的问题, 更是夫妻双方争夺的焦点。厘清我国婚姻财产制度, 对于界定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处理夫妻双方的矛盾, 实现社会的和谐共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说, 我国在立法层面上是非常重视该问题的, 建立起以《婚姻法》为主体, 以《婚姻法》三大解释为辅助, 其他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财产分割制度, 在实现夫妻财产之间的公平正义发挥出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何建立健全夫妻财产分割制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离婚相关理论研究

(一) 夫妻财产制的概念

夫妻财产制, 另称婚姻财产制, 是专门调整夫妻关系在存续前、存续期间、存续后的财产分割的法律制度, 主要内容是财产的归属、管理、收益、使用和处分等五个方面的权利。夫妻财产制是婚姻法的基础性法律制度。正确理解夫妻财产制, 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所有权关系, 即夫妻双方财产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这是夫妻财产中的根本性问题, 这决定了夫妻在离婚时共同财产的界定与分割等重要问题。 (2) 管理权与处分权关系, 即夫妻双方的财产于结婚后管理权与处分权归属问题。如, 夫妻一方婚前拥有一套住房, 已经办理房产证, 且已付清所有购房款。婚后, 这套房子虽然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但其管理权与处分权却在一定程度上被让渡给对方, 享有权利的一方可以将房屋出租进行牟利等活动, 但是出卖和抵押等重大权利必须得经过所有权人同意之后才可行使。 (3) 责任关系, 即夫妻双方所负的债务于结婚后应由何方承担的问题。按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 婚姻存续期间, 产生的债务一般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双方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4) 清算关系, 即夫妻关系终止后, 夫妻双方如何界定和分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财产。

(二) 夫妻财产制的种类

按照不同的标准, 夫妻财产制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世界上很多国家大都能够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用各具特色的财产制。

1.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

根据夫妻财产制确立的根据不同, 夫妻财产制可分为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法定财产制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夫妻财产制的形式。法定财产制又可分为通产法定财产制和特别法定财产制。我国《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一) 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 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三) 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四)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五)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据此可知, 我国采用的是法定财产制, 且以分别财产制为特别法定财产制。

约定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通过约定的方式来决定夫妻财产的关系。约定财产制可以分为开放型的约定财产制和封闭型的约定财产制, 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夫妻双方是否只能对于法定的财产种类进行约定。开放型的约定财产制是指对于任何财产都可以进行约定。封闭型的约定财产制则是指只能对于法定的财产进行约定。

2.共同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

根据夫妻财产制的内容, 可以将其分为共同财产制与分别财产制。共同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所有的财产均属于共同所有。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 工资、奖金; (二) 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 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 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 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权。”从本条的规定可以看出, 我国适用的是共同财产制。

分别财产制, 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之前所有的财产, 夫妻双方各自获得的归属于各自所有。该财产制是夫妻别体主义的产物, 也是女权主义的集中体现。但是该财产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即对于大多数的女性可能是不利的。因为在家庭生活中, 女方会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家庭, 在收入能力上会较弱。

二、夫妻财产的分割原则

在离婚诉讼中,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当贯彻一定的原则, 在法律没有规定, 或者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之下, 可以依靠这些原则来指导。

(一) 平等原则

简单地说, 平等原则是指夫妻双方在分割共同财产之时平均分割的原则。但需要说明的是, 平等有两种表现形式, 即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平等, 婚姻法所要追求的是实质上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具有较强的迷惑性, 不是真正的平等, 实质上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

从婚姻家庭的现状来看, 与男方比较起来, 女方不仅在身体处于弱势, 常常遭受家庭暴力, 还在经济上处于弱势, 常常丧失话语权。基于这样一种现状, 如果在离婚中仍然坚持形式上的平等原则分割财产的话, 那么女方的权益势必会受到侵害。所以, 在分割财产中, 要坚持实质上的平等, 抛弃形式上的平等。

(二) 过错原则

在夫妻分割财产的过程中, 一方如果存有明显的过错, 那么就应当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这在婚姻中也是得到明确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 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 (一) 重婚的; (二)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 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 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 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原则

在离婚案件中, 未成年人是永远的受害者。婚姻的破碎, 家庭的破裂, 父母的利益, 未成年人已经遭受到第一次伤害, 法律绝对不应该在分割财产之时对其造成第二次伤害。目前,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七已经对此做出了一定的规定, 根据该条规定, 未成年人的利益得到了一些保护, 但是这样的保护力度依然是不足的, 难以弥补未成年人受伤的心灵, 更难以保证其今后能够茁壮成长。为此, 笔者认为, 在夫妻分割财产之时, 应当加大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 在必要之时, 政府的民政部门可以参与其中。

三、对我国离婚财产分割现状以及缺陷的探讨

(一) 家庭劳动价值的认定存在缺陷

随着知识经济和无形资产所占比重的日益增加, 如果在离婚时对财产的认定和分割仅仅局限于有形财产, 那么会与时代发展相脱节。我国现行《婚姻法》在这方面存在着缺陷, 欠缺了对于家庭劳动价值的规定。

在我国的婚姻家庭生活之中, 夫妻双方之中往往有一方在外工作挣钱以养家糊口, 另外一方则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 如洗衣做饭、照顾老人小孩、打扫卫生, 以保证家庭生活和谐, 井然有序, 这样家庭发展的整体效益最大化。现实中, 这种牺牲自己人力资本投入家庭劳动中的大多是女性。而由于这种牺牲人力资本所损失的机会成本以及家庭劳动所产生的收益往往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因而在分割家庭财产时, 得不到肯定和合理的补偿, 那么必定使得离婚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剥削和掠夺。这与《婚姻法》中规定的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利益的基本原则是相违背的。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注意到了现实生活中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和家庭劳动的价值, 并规定予以补偿。但这条规定过于狭隘, 因为仅能适用于约定财产制, 并不能适用于法定财产制。即便如此, 对于这种补偿的标准和方法等内容均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在实践中没有统一的尺度和程序, 比较难以操作。女性在青壮年期间, 承担着社会生产、人类自身生产和家庭主要劳务的任务, 牺牲了自己的人力资本的增加, 因而不对此作出补偿是不公平的。同样, 法院在审判离婚案件中, 如果不是约定财产制, 一般不会考虑家庭劳动的价值或因一方人力资本的牺牲带来的对方的发展, 这对承担了大量家庭劳动的一方也是不公平的。

(二) 夫妻分居期间共同财产或共同债务的认定存在缺陷

夫妻分居是指解除夫妻同居义务但不解除婚姻关系的制度。我国的《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分居的概念, 而是承认事实上的分居。《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四项规定, 夫妻双方因为感情原因分居超过两年的, 经过调解仍然坚持离婚的, 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离婚。由此可以看出, 分居可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之一。然而, 对于分居如何认定, 现行婚姻法未明确规定。当事人对在起诉以前婚姻双方是否分居、分居时间长短这一事实普遍举证难,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婚姻法相应条款的适用。由于目前夫妻分居现状的日益普遍, 纠纷日益增多, 而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夫妻在分居期间取得的财产性归属未作特别调整, 实践中分歧较大, 比较难以处理。

根据现行婚姻法的规定, 由于分居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以, 所得的财产需要认定为夫妻共同共有。

(三) 未取得产权证的按揭房屋的分割

关于未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分割方法, 《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有专门规定, 但是根据这样的规定, 人民法院对于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房屋是不予分割的。这样的立法规定的确给人民法院带来的很多便利, 但是其将矛盾继续高高挂起, 留下隐患。对此, 有学者认为让离婚财产纠纷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消极不作为, 这样一来既不能体现出诉讼效率原则, 而且也使法律在解决纠纷方面的作用难以发挥”。当然, 代表实务工作者则认为人民法院对于对于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房屋是不能够分割的, 即使是在夫妻双方进行协商并达成了协议。笔者个人认为, 为了调和人民法院裁判的权威与婚姻家庭的稳定之间的矛盾,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予以裁判, 抛弃一刀切式的置之不理, 将矛盾继续留给夫妻双方。

(四) 夫妻财产分割中举证责任的缺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的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 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简单地说, 就是“谁主张, 谁举证”。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模式, 从表明上看是较为合理的, 殊不知, 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 夫妻双方的财产表现形式已经也变得纷繁复杂。此外, 各种诸如网络应用宝、银行理财、固定资产投资、个人举债等方式, 都已经让夫妻一方不知对方确切的财产现状, 更不用说举证来加以证明了。此时, 如果我们仍然死守着“谁主张, 谁举证”的立法理念, 那么我们只能说是以形式的合理性来代替实质的合理性, 最终伤害的却是法律的公平正义。

我们仍然需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 即在现在的国情之下, 夫妻双方之中, 女方多承担着家庭的内部事务, 男方则承担着养家糊口、拼搏创业的责任。也就是说, 在夫妻双方之中, 女方多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一旦发生离婚诉讼需要分割财产之时, 女方根本就不清楚男方有多少财产, 此时如果法律还要生硬的让女方来举证, 让女方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法律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谈起。

四、如何完善离婚财产分割制度

(一) 明确家庭劳动的法律地位

从公平原则考虑, 一方从事家务劳动为另一方的人力资本增加做出了牺牲, 必须予以经济补偿。根据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观点, 当协议合伙被解除时, 合伙财产就必须在合伙人间分割。且不论过错问题, 那么婚姻中也应该如此。但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将会变得艰难。在多数情况下, 女方收入较少, 但是家庭工作沉重, 对家庭贡献同样大。可以说, 只有女方的默默付出, 才有男方的工作所得。换句话说, 男方的收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妻子的帮助和努力。也许妻子原本可以通过高级培训而提高自身收入能力, 但为了资助丈夫人力资本的提高, 妻子失去了机会成本, 所以妻子有权像债权人一样获得经济补偿。这样的立法规定在国外很多的国家中均有体现。如在瑞士民法典中, 就规定夫妻一方为夫妻另一方所从事的事业或行业所做的贡献已大大超过其维持家庭应尽的义务, 该方有权获得合理的补偿。

(二) 完善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归属

首先, 应该明确分居的概念以及确立分居制度。双方因感情不和而分居, 为避免无法对分居事实进行举证, 或者对分居期间的财产及其他权利义务关系出现争议, 应该规定与分居相关的登记制度。与离婚不同, 夫妻分居应仅采取登记制度, 而不需要经任何第三方的调解及同意, 在相关部门 (街道或民政局) 进行登记即可生效。分居时因建议签订一份书面分居协议。

其次, 明确规定夫妻分居期间所得财产和债权债务的认定。主要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夫妻分居期间的所得和债务一般归夫或妻一方所有或承担。因为, 夫妻分居期间在财产上和经济上的联系逐渐减少, 尽管婚姻关系依然存在, 此时的收入已经不再是夫妻共同劳动所得, 若再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话, 不合理。同理, 夫妻分居期间所负债务一般也与对方无关, 应该有债务方独自承担。二、夫妻分居期间, 一方为子女的教育、医疗、生活等方面所欠的债务, 应当作为夫妻双方共同债务, 由夫妻双方承担。同样的道理, 在赡养老人或其他夫妻双方应该共同承担的义务上, 也不能因为夫妻分居而免除。三、夫妻分居期间, 因一方生病等特殊原因, 为治病而引起的债务以及生活上的困难, 另一方有扶助的义务, 其债务应该认定为共同债务, 由夫妻双方承担。

最后, 可以考虑在夫妻财产制之中设立“排斥期间”。根据上文, 分居期间作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一个特例, 并以在有关部门进行登记, 则在此期间不宜再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 即设立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排斥期间”。排斥期间的起始日期为分居登记之日, 自此之后夫妻财产, 除前文建议的法定夫妻共有以外, 应归一方个人所有。该排斥期间的终止日期为双方注销分居或者离婚之日止。该期间的财产除法定排除条件之外, 为个人财产, 债务亦有其个人承担。

(三) 完善未取得产权证的按揭房屋分割

《婚姻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之所以会表现的如此生硬, 在没有充分的法理支撑和法律的规定前提之下, 对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按揭房屋做出如此的规定。这样的立法态度可能源自于对期待权理论的忽视。期待权是指将来有取得与实现的可能性的权利。在房产交易合同或协议签订后, 买方对房屋即拥有了期待权, 法律上是保护这个权利的

根据期待权的理论, 我国可以对《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作出适当修改:“离婚时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 夫妻双方经协商达成协议的, 依据协议处理。未达成协议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 但房屋归属的期待权不明确的除外。房屋归属的期待权确定后, 当事人仍然无法达成协议的, 可以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 完善离婚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法院应当灵活运用该举证规则。在“谁主张, 谁举证”的前提下, 应根据处于弱势一方的举证能力, 当该方提供足以推定事实成立的证据, 其举证责任即应视为完成, 举证责任应转移给相对强势的一方, 而不应该由弱势的一方完全承担举证责任。法院应该从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出发, 坚持查清事实, 再依法进行财产分割。可以考虑延长女方财产追索的诉讼时效, 离婚时没有查到的应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 在离婚后若查明, 可以追索。

综上, 婚姻家庭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处理离婚中财产的分割问题是解决婚姻家庭中矛盾的重要路径, 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方法。对此, 我国婚姻法一直致力于解决财产分割问题, 《婚姻法解释三》的颁布实施让这一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明确和可操作性, 但是依然存在着对于家庭劳动价值认定不足、未取得房产证的按揭房屋分割等一系列问题。本文限于篇幅只是选择了三个不同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广大学者的齐心努力, 共同构建起完善的婚姻法体系。

参考文献

[1]陈苇.中国婚姻家庭法立法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 2010:64-73.

[2]奚晓明.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1:44-60.

[3]贾明军.离婚财产分割疑难对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52-63.

[4]何力.婚姻法最新解读: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88-101.

[5]陆静.大陆法系夫妻财产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92-132.

[6]刘洪.从现行的离婚财产分割来看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D].华东政法学院, 2001:13-18.

[7]张蕾.论我国离婚财产分割及救济制度[D].暨南大学, 2013:7

[8]吴晓芳.<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 适用中的疑难问题探析[J].法律适用, 2014 (1) :69-70.

论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篇8

关键词：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缺陷；完善

前言：近年来，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国家的事了，而是成为世界环境保护的发展趋势，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当中的很多条款都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以及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程度也很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的修改是必要的，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有实践中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对我国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的现状、存在的缺陷以及完善我国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的途径进行研究。

一、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概述

（一）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的基本概念

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就是国家通过一系列环境立法建立的一种制度体系，主要是确保公众有权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各种活动中，并在这个过程当中行使自己的权利，监督行政部门以及环保部门的工作，以便于更有效的保护环境，维护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

（二）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的内容

我国法律学者对于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内容给出许多不同的答案，综合各学者的观点，最后主要有以下几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指國家环境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环境职权的企事业组织和公务员依法主动申请将除国家机密等以外的其他环境信息公开的制度。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可以使公众了解到我国目前的环境现状，增加了公众的参与度，这也是建立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之一；环境立法参与制度，这是指公众根据法律的规定，遵照法律，参与到环境法、行政法规等等制定过程中，为环境法律的制定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实现公众参与的要求。通过这个制度，可以听取来自各个阶层对于环境法的建议，能够充分反映民意，做到了我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能够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为立法和实施过程都有一定的帮助；环境行政参与制度，是公众对环境行政权进行监督和控制，确保环境行政权的合法行使，协助行政机关更好的进行环境决策和管理的制度。公众参与可以对环境执法部门进行有效地监督，这样既能够增加了公众的参与度，也能够监督行政部门，二者之间能够互相平衡，促进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环境权利救济制度，是指公众在对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并且损害到其环境时，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要求责任人对于其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赔偿等等，追究责任人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制度。保障公众的救济权是保障公众环境权的前提条件，这样涉及到公众的自身利益时，公众才能够更好的参与到保护环境的队伍当中，从而更好的保护公共环境。

（三）建立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的必要性

就理论层面来讲，我国许多学者认为，公民环境权的出现，为我国建立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建立环境公众参与制度更重要的是要充分的保障我国的公民的环境权；弥补了环境调整机制不足的需要，我国为了保护环境需要市场机制、政府机制以及社会机制进行互相配合，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在对于环境的管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和局限性，因此，这时需要社会机制站出来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样才能确保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更好的发挥作用；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的内在需求，保护环境对于我们公民来说不仅仅是个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可以看出来要想将我国的环境问题解决的更好，就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地参与到保护环境中来，将保护环境作为我们的事业，并在生活中养成保护环境的习惯。

二、我国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的现状

目前，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形式是非常严峻的，但是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现状却不容乐观，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非常薄弱，更重要的是我国保护环境还是以政府控制为主要手段，过于重视政府的管理，而没有加强公众参与程度，这样就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保护环境。由于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不够完善，导致了我国公众不能够及时的了解到有关信息，不能很好的保障自身利益，从而对政府的领导产生了不信任，久而久之，政府就会失去领导力；虽然我国已经存在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但是贯彻落实不到位，公众并没有实际参与到保护环境中；在这些过程中，我国尚未建立环境诉讼制度，因此，在公众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受到环境破坏而带来的伤害时没有坚定的法律后盾捍卫公众的利益，公众的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三、我国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存在的缺陷

由于近年来我国的环境问题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政府也加强了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一直在寻找一个合理的对策进行对环境的保护，但是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时间相对较晚，所以，存在许多缺陷：

（一）缺乏专门规范环境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

目前，在我国现有的环境法体系中，没有一部专门规范环境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虽然在早年提出了这个想法，但是一直未有明确的法律出台，对于环境法公众参与，涉及到很多原则性的规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项规章制度就能解决的；而且环境保护是个非常大的概念，也关系到很多个部门[1]。如果将这件事都规定给环保部门，那么政府就不能够更好的履行自己的义务，去从大局控制环境保护的大局。

（二）现有环境立法对公众参与制度的规定不明确

公众在行使权利时要有一个可以遵守的法律法规，公众在没有一个可以遵守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就不会充分履行自己身上对环境保护的义务，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没有法律作为保障。现有的公众法律制度都没有明确的表达，含糊其辞，有很多法律条款都能够体现出来。

（三）相关立法过于原则抽象，缺乏具体实施细则

通过对我国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研究，一些对公众参与制度的规定都是原则性的，太过于抽象，缺乏这个制度的可操作性，这些法规如果不能明确规定出公众的参与制度，那么公众在实际保护环境的过程当中就会无从下手，公众参与制度也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

（四）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立法不完善

我国公众参与制度得不到很好的落实与实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相关立法还不够完善，政府忽视了对环境信息公开的重要性。我国不仅仅对政府做出了公开环境信息的要求，而且同时也这么要求企业，但是由于信息公开制度的不健全，企业采取的是自愿公开环境信息，这样公众对环境信息的了解知之甚少，这对于完善我国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不够的；而对于不依法履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环保部门，我国还没有一个有效地惩罚措施，只有在侵犯了公众的权益时才可以提出诉讼，这样对于公众的权益救济没有更好的保护，由于各方面的缺陷，导致我国环保部门在不能对环保信息及时做出公开时，还能找到理由免去自己的责任。所以，要从大局着手，积极配合，才能将我国的环保事业做好。

（五）环境立法参与制度和行政参与制度不健全

在环境决策方面，我国对于公众参与自身的权力是十分有限的，仅仅限制于规划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的评价，在一些细节环节的决策时没有使公众发挥参与作用；而在环境行政执法方面，我国对于公众参与环境执法的规定太简单了，很多方面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在出现纠纷时，公众不知道该到哪个部门才能保障自己的权利，最后，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害，更不用提如何让使公众参与到保护环境中来了[2]。

（六）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缺乏直接专门的法律规定

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上缺乏直接专门的法律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利依旧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及时的救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是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前提和保障，公众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时，公众也不会继续去参与环境保护。

（七）欠缺对环保社会团体参与活动的相关规定

环保社会团体是环境保护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主体，对于环保社会团体保护环境会得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不规范他们的行为活动，那么他们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是不能够规范环保社会团体的。因此，就限制了环境保护社会团体在环境保护上的作用和意义，损害了环境保护社会团体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完善我国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的途径

（一）制定专门规范环保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

我国环境法公众参与在实践过程中存在许多缺陷，我国虽然重视公众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总体上我国环境公众参与制度还是缺乏系统而严明的立法，因此，我国应该制定一部规范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向国外其他国家学习经验，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并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

（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我国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前提条件，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可以实现公众的知情权，而且有利于公众更好地监督环保部门的工作，形成一個高效的、网络化的环境管理体系，能更好的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与环境管理的实现，信息公开是环境保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的基石。要适当扩大公开环境信息的企业范围，企业作为影响环境的一个重要载体，要对环境保护负责，因此，要公开企业本身的环境信息；结合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保障公众的权益；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将环境信息公开的界限清晰化，哪些需要公开，哪些不公开都要做详细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规范我国的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

（三）健全我国的环境立法参与和行政参与制度

建立我国的环境立法参与和行政参与制度，能够促进环境立法和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通过对公众意见的收集，弥补不足，为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支持，同时也监督了行政部门的执法，更好地保障了公众的权益，公众的参与度越高，环境保护工作就会越有成效。根据我国的国情，我们可以采取举办座谈会、论证会等等形式，将公众的参与形式具体化，最后合理分析并将有效地将建议用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更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参与制度。

（四）建立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就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对于侵犯集体利益的行为，向上级请求诉讼的活动，由于环境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建立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也是有优势的，这就要求了要在《环境保护法》中增加环境诉讼的制度，并在实践过程中实施诉讼制度，这也给公众救济提供了重要保证[3]。

（五）颁布专门的行政法规以规范社会团体参与环保活动

社会团体作为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的中坚力量，对环境保护工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团体具有广泛的群众的基础，他们自发的为政府、环保部门贡献自己的意见，广泛的宣传环保知识，而且社会团体成员能够以身作则，这样就将社会资本引向环境保护中，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还能够促进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因此，我国要制定一项规范社会团体的法规，这样才能将社会团体的活动规范化，使其发挥最大的能力为我国的环保工作做贡献，也避免了纠纷的出现，为我国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节约了资源。

（六）构建环保宣传教育制度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

目前我国公众环保意识是十分淡薄的，人的意识支持他的行动，当意识不到环保的重要性时，公众就不会发挥主动性去保护环境，因此，加强公众的环保意识是势在必行的。所以，政府等行政部门就要经常下到基层中去宣传环保的重要性，构建环境保护教育制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去宣传，树立公众正确的环境保护意识，将环境保护意识贯彻到公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结论：根据上文所述，近年来对于公众参与环保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环境保护法更加强调了公众参与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公众依照公众参与制度更好去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成为了当今乃至日后我国发展的主要趋势，对于促进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环保公众参与制度也会跟随着国家的发展更进一步完善，早日将我国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参考文献：

[1]陈冬，严格的起诉资格规则——以鲁坚案为中心析美国环境公民诉讼[J].环境资源法论丛，2014，12（5）：489-500.

[2]潘世钦，石维斌.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执法机制的缺失与完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5（10）：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