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腐败与反腐败

论我国的腐败与反腐败（精选8篇）

论我国的腐败与反腐败 篇1

当前我国腐败与反腐败的发展趋势分析

过

勇

与腐败程度的变化相比，腐败类型和结构的变化更为重要。当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我国的腐败和反腐败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

一、从贪污挪用到行贿受贿，再到利益冲突。从腐败罪名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腐败犯罪先后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贪污挪用到行贿受贿，第二次是从贪污受贿到利益冲突。目前，越来越多的腐败发生在利益冲突领域，而我们相应的防范制度存在严重缺陷。2007年5月，中央纪委颁布了《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同年7月，“两高”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从制度层面对隐蔽性贿赂行为、利益冲突问题进行规范。面向未来，防止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反腐败的共同挑战。

二、从公共部门到私人部门，再到社会组织。当前，社会中介组织中的腐败越来越突出，对原有的法律体系产生了冲击，我国对于腐败犯罪主体的界定范围也在发生调整。2005年开始的反商业贿赂工作，首次将私人部门纳入到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内容。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

（六）增加了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2007年11月通过的《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三）》取消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行贿罪，增加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对贿赂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对象已从最早的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逐渐扩大到所有可能掌握委托权力的人。

三、从个人腐败、单位腐败到集体腐败。根据腐败行为的主体，可以将腐败分为个人腐败、集体腐败和单位腐败三种类型。在改革初期，腐败主要表现为个人腐败和单位腐败。到90年代，腐败逐渐呈现出向集体化发展的趋势，是未来我国反腐败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与个人腐败相比，集体腐败具有更大的危害，会造成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的合法性危机，并产生一种清廉者无法生存的官场文化，必须引起重视。

四、从影响政策执行到影响政策制定。根据腐败发生的环节，可以将腐败分为政策制定中的腐败和政策执行中的腐败。现实中，老百姓感受更多的是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腐败，例如官员的吃拿卡要等，而对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腐败问题，普通老百姓往往并不了解。但是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众多小腐败相比，政策制定过程中发生的腐败行为危害更加严重，也逐渐成为未来腐败的发展趋势。

五、从反黑色腐败到反灰色腐败。黑色腐败指的是社会精英和社会大众都公认的腐败行为，例如贪污、挪用、受贿等。坚决惩治黑色腐败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灰色腐败指的是“不合法”但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合理”的腐败现象，例如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灰色腐败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反腐败努力。对灰色腐败的治理，不能简单地靠教育和惩治，更重要的是进行系统的改革，减少腐败机会，铲除其产生的制度土壤。

六、从惩治需求方到惩治供给方。行贿和受贿双方都是腐败行为的受益者。但在司法实践中，受贿者往往被严厉惩处，但得到更大利益的行贿者却逍遥法外。行贿罪和受贿罪在定罪量刑上的较大差异，不仅有失司法公平，也必然会削弱对行贿者腐败动机的约束，降低他们的腐败行为被发现的风险和成本。在司法实践上，既要惩治需求方，也要惩治供给方，不断加大对行贿者的惩处力度。

论我国的腐败与反腐败 篇2

20世纪, 现代化大潮席卷全球, 人类新文明走向辉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 现代化不仅家喻户晓, 而且成为奋斗目标。特别是50年代以来, 随着现代化理论的传播, 现代化成为一个大众化词语。

一般来讲, 现代化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变化;它既发生在先发国家的社会变迁里, 也存在于后进国家追赶先进水平的过程中。现代化是有阶段的, 它包括第一次现代化 (经典现代化) 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 以及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过程和变化。

二、现代化与腐败的关联性

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最剧烈进行时期往往是腐败最为盛行时期。我们从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中都可以发现美国学者亨廷顿总结的这一现象。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都曾有过腐败程度升高的经历。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家在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这是因为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孕育着诱发腐败的因素。亨廷顿曾指出, 现代化加剧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接受现代价值准则并用来评价既定的行为模式时, 许多传统的行为方式会被裁定为腐败行为。腐败概念的流行表明现代化导致的公私利益区分的概念得到人们的广泛承认。二是现代化开创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 具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兴起以及他们在政治领域中力图产生影响的尝试造成了腐化的产生。新富集团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 穷人则用选票换取金钱。三是政府权威的扩张和受政府管理活动的增多也增加了腐败的可能性。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也往往是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匈牙利等许多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 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腐败猖獗的肆虐。

这是因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诱发腐败的因素。首先, 体制转轨在造就一个新富起来的社会阶层的同时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而公职人员阶层的收入增长较慢, 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自我补偿的冲动。其次, 市场化改革为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行为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计划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差价为掌握政府资源配置权的经济管理部门官员运用权力发家致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最后, 政府改革滞后导致政府管理不善, 进一步助长了腐败的泛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管理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 与新的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现象。

三、我国在体制转轨时期的腐败现象

首先, 腐败现象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不断滋长蔓延的发展势头。涉足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无论在层级和数量上均呈上升趋势;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 但腐败案件增长势头有增无减;被称之为“不正之风”的行业性、部门性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和用公款进行奢侈性消费与挥霍浪费的各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对外开放以来, 受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影响, 一些道德堕落、生活腐化的干部数量在增加。

其次, 日益猖獗的腐败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危害也愈来愈突出。从经济上说, 因各种腐败行为和与之相关的经济犯罪的盛行而给国家和集体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量惊人而且呈直线上升趋势。从政治上说, 用人问题上的腐败导致“以钱买官, 以官赚钱”的腐败行为恶性循环, 一些地方司法腐败和行政执法上的腐败, 给人民群众造成的精神伤害和身体伤害, 给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的伤害都是无法估量和难以弥补的。从现实来看, 腐败现象长期得不到有效遏制往往会扭曲正在实施中的各项改革, 败坏改革的声誉, 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影响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外资以及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努力。从长远来看, 腐败的猖獗还败坏了社会风气, 打击了人们爱国报国的积极性, 加剧了人才的流失。腐败的盛行必将危及社会的稳定。

最后, 无论是党和政府还是人民群众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的关注程度都愈来愈高。日益猖獗的腐败问题成为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反腐败问题越来越重视, 反腐败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在抓紧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 旨在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制度建设的一些重大举措也相继出台, 中国正在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反腐败路子。

四、如何遏制腐败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的剧烈进行以及体制的转轨与腐败的高发多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上述诱发腐败的因素只是增加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而不是意味着腐败的高发多发是不可逆转的现实。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和体制转换时期腐败的高发时期只要采取得力措施, 腐败的程度是完全可以降低下来的。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例子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新加坡在殖民时期特别是二战后到人民行动党执政前, 腐败曾是该国人民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1959年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 从一开始就认识到, 腐败的猖獗与该党追求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格格不入的, 经济发展的成功有赖于一个廉洁的、高效的政府的大力推动。因此, 清除腐败现象, 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 成为首要任务。他们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1) 寓廉政要求于公务员制度建设中, 建立和逐步完善现代公务员制度, 并不断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减少腐败动机; (2) 厉行法治依法行政, 建立起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体制, 尽量减少腐败的机会; (3) 建立精干的、高效能的反腐败机构, 严厉调查和惩处公务员中的腐败分子, 增加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这三方面的措施相互配合, 共同发挥作用, 从而做到了使公职人员“不想贪, 不能贪, 不敢贪”, 该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五、我国遏制腐败的制度探索

改革开放以后, 党和政府始终对反腐败斗争抓得很紧, 但腐败现象仍然保持发展和蔓延的势头, 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的反腐败工作经验教训加以总结。一个教训是, 反腐败斗争往往是在某种或某些类型的腐败形成一定的气候之后才去设法扑灭它, 而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做好事先的制度防范工作。改革易于产生腐败, 是因为改革和体制转换的过程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如果在重大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就对这些措施可能诱发的腐败机会进行认真研究, 并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工作, 反腐败就有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个教训是, 反腐败不能治标不治本。每一种类型腐败的兴起都同特定的制度安排及其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 只有找到诱发腐败的制度上的源头, 改变相应的制度安排, 才能达到治本的效果。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党和政府在科学总结以往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反腐败标本兼治的新思路, 实行制度创新,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被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从1997年开始, 党中央、国务院在实行制度创新加大反腐败治本力度方面相继出台了许多重大措施。这其中包括: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脱钩;公检法工商四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抓紧建立有形建筑市场;试行或推行政务公开, 检务公开和审判公开等。这些措施的推行对于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反腐败制度创新不可能一劳永逸, 旧的腐败形式消失了, 新的腐败形式又会出现, 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的工作会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在转型期的中国情况尤为如此。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在转型期的中国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它将长期伴随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之中。

参考文献

[1].[美]塞谬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 1988

[2].尹保云.现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3].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4].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人民出版社, 2001

浅论我国企业的营销腐败 篇3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营销工作在经济的竞争与发展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然而 ，一些企业或营销人员利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不完善之处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进行营销活动 ，对企业及消费者乃至国家的利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营销腐败是指在营销活动中企业和相关的企业权力行使者利用企业和社会公共权力牟取私利并严重损害企业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二、营销腐败的分类

1、分销关系腐败：

2、供应关系腐败：

3、公司内部关系腐败：

三、营销腐败的表现

1、营销窜货中的腐败

窜货是经商网络中的公司分支机构或中间商受利益驱动，把所经销的产品跨区域销售，造成市场倾轧、价格混乱，严重影响厂商声誉的恶性营销现象。窜货又分为自然窜货和恶性窜货。在一些企业中，营销人员工资不太高，但其市场部经理们却“富得流油”，原来是这些经理们利用窜货来谋求非正当收入。

2、市场营销调研中的腐败

市场营销调研是针对企业特定的营销问题，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系统地、客观地收集、整理、分析、解释和沟通有关市场营销各方面的信息，为营销管理者制定、评估和改进营销决策提供依据。然而，部分营销人员在市场营销调研中不是认真地进行实地考察，而是把一部分营销调查费用变通后放入自己腰包，这样不仅使企业所需信息失真、决策失误，而且也会产生市场营销在调研过程中的腐败。

3、价格营销中的腐败

价值营销是企业对抗价格战的出路，也是企业真正成功的关键所在。价值营销是通过向顾客提供最有价值的产品与服务，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取胜。有些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违背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的价格手段牟取暴利。

四、产生营销腐败的原因

1.人的自利性是营销腐败的主观根源

趋利避害的自利性是人性的一面，利他性则是另一面。人性的这一对矛盾体相互对立，相互依赖。在人性进化的長河中，自利性是本能，，利他性是潜能。在单一的利他性的牵引下，公共权力的运行不会超出它应有的规范，也就不会异化，即使超出了，也只是偶然的失误，不是腐败。因此营销腐败的主观根源是人性的自利性。而不受监督的权力是营销腐败的温床。

2、营销行为不规范

有些为了赚取营销费用，往往不愿意将钱花在终端市场的精耕细作上，而是从营销费用开支中拿出一部分钱用于低价窜货把销量做上去，销量上去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营销费用可供支配，可供支配的钱多了，就可以设法从中牟取不当收入，也就促使了腐败的孳生。

3、管理中的“裙带”关系

部分管理人员执法不严，办事讲究人际关系、权钱关系，或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执法犯法、营私舞弊等，这都助长了不良营销行为的扩展和腐败的产生。

4、部分营销人员的素质不高

不少企业的营销人员大多没有经过系统培训，素质普遍低下：有的思想道德品质不高，在营销过程中通过各种不合理、不正当手段牟取私利；有的认为营销就是把已有的产品“推销”出去，因此不惜采取违背法律及道德规范的手段开展营销活动；因而在营销时必然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长此以往不可避免地产生腐败。

五、防范营销腐败的对策

1、法律法规的建设。企业的营销行为就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促使企业自觉地规范自身的营销行为。

2、加强政府部门对营销行为的监管。司法部门要严格执法，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要进行严厉的处罚，并向全社会公布处理结果，从而对其他经营者起到警示作用。

3、树立正确的营销观念。企业真正树立起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现代营销观念，一切以消费者利益为基准，并将此观念贯穿于生产、经营及销售全过程，正确处理企业利益、消费者利益及社会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注重眼前利益的同时，充分考虑到战略利益及企业长远发展。

4、加强对营销人员的考核与培训。业要把对营销人员的考核放在第一位，应调查营销人员在原单位的工作表现，同时对新进入公司的营销人员要抓好教育。丰富营销人员的专业知识，提高营销人员的业务水平；通过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帮助全体员工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服务观，增强职业道德意识，使其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关系，注重企业形象，讲求营销道德，自觉规范营销行为。

5、规范公司的管理制度。企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行为得到有效约束和收敛，并可以逐渐堵塞漏洞使“营销蛀虫”难以生存。

6、加强财务审计。企业总部应设立监察部门，对发现的窜货等违规行为要严厉打击；对财务加强审核，发现蛛丝马迹要严查到底。

六、结论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及时发现企业营销中的不良行为，，并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加以预防和矫正 ，对推动企业营销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需要企业、政府部门的参与，更需要从自身做起维护大家的共同利益。

参考文献：

[1]林竹.论现代市场营销理论[J].现代营销（学苑版）2009，（11）

[2]贾伟锋.市场营销的趋势变革[J].市场研究，2009，（10）

论我国的腐败与反腐败 篇4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这三十多年来除了带给我们国民经济的腾飞之外还带来国内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日益严重。本文试从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的总体现象出发，发掘腐败滋生和迅速蔓延的原因，并进一步一些结合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新情况，提出一些反腐反贪的新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状况的总体透视

本文首先通过对最高人民检察院1980-2008年正式公布的腐败案件进行汇总统计。统计指标包括查处案件数、大案要案数、挽回经济损失数以及主要的腐败类型和重点治理领域等几个方面［资料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1980年-2008年），http:///］。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案件的数量和涉及金额的变动趋势 ：

（1）1979-1980年为第一个周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此时经济体系的运行基本沿袭计划经济的模式。查处的涉及经济问题的案件数量仅数千件，1979年数据缺失，1980年查处案件只有7000件，大案要案89件（涉及金额一万元以上），腐败案件数量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相当。

（2）1981-1984年为第二个周期。腐败现象在1981年进入第一个波峰阶段，当年查处的案件开始急剧上升，达到31000件；1982年继续上升到32602件，这一年查处的大案要案激增到2512件。1983年数据缺失，1984年查处案件有小幅回落。1981-1983年涉及的金额数据缺失，1984年仅为0.9亿元。

（3）1985-1988为第三个周期。1985年查处案件数量上升到28000件，1986年急剧上升到49577件。该阶段内大案要案数量也呈急剧上升态势，1986年大案要案也达到这一周期的顶峰13888件，这一年案件涉及金额也增长迅速，达到了8亿元。1987年数据缺失，1988年查处案件回落到21100件。

（4）1989-1992年为第四个周期。查处案件数量在1989年形成高峰，达到58926件，大案要案也高达13507件。此后逐渐回落，1992年查处案件36700件，大案要案也降至9526件。涉及金额由1989年的4.82亿元上升到1990年的8.1亿元，1992年降至3.65亿元。

（5）1993-1997年是第五个周期。这一阶段我国的腐败现象蔓延比较快，几乎是直线上升。1993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腐败案件和大案要案的数量上升势头非常明显，分别在1996年和1997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高值，即145497件和48066件。1997年以后开始逐渐下降。在这一周期涉案金额一开始就从1993年的22亿元高位急剧攀升，并在1996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高峰67.80亿元。

（6）1998-2002年是第六个周期。1998年以后，腐败的蔓延势头受到遏制，数量下降比较明显，但是发案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00年查办案件达45113件，大案要案18086件，其中100万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如199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副董事长金德琴侵吞公款达5000多万元；2000年，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4000多万元；1998年，浙江金华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被查处，案值达63亿元；2000年，厦门特大走私案被查处，案值高达530亿元，偷逃税款300多亿元。这种大案要案，对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破坏性是十分巨大的。

（7）2003-2007年是第七个周期。五年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79696件，209487人，比前五年分别下降13.2%和9.9%，2007年立案数的比率比2003年提高了29.9个百分点，五年来立案侦查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的案件35255件，涉及省部级以上33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达244.8亿余元。陈良宇、郑筱萸、邱晓华、刘志华、杜世成、李宝金、韩桂芝、王怀忠、高严、刘方仁……这些省部级官员纷纷落马，既彰显出检察机关加大对大案要案查办力度的战果，也极大地震慑了腐败犯罪势头的上扬。

二、当前中国腐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结合上述整理后的资料，可以得出改革开放以来贪污腐败的主要原因：

1.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一方面，在新旧体制的交替和转换过程中，旧的体制可能已经破除，而新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并且，新的体制可能存在漏洞或短板，它的完善也需要时间，这样，在制度与制度之间不衔接、不配套的地方就会出现大量的体制缝隙和漏洞;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采取了渐进策略，“双轨制”成为一定时期和部分领域改革的策略选择，这样，也导致体制缝隙和漏洞的大量存在与产生。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权力的腐败者正是利用体制缝隙和漏洞，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和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并不健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反腐败机构之间分工不清晰、专业化程度不高;二是反腐败战略存在薄弱环节，廉洁教育的对象和手段需要进一步改进，预防腐败的针对性、前瞻性和专业化程度不高;三是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没有一部统一的《反腐败法》，对腐败行为的界定不清晰，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高。同时，中国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不完善。第一，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其监督应该最具权威性和强制性，但目前其监督的实际效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第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存在不足，监督体制不够健全、不够科学，监督重点不够突出，难以抓住要害，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不到位。第三，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特别是对于执政党的监督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第四，由于政府工作的制度、程序、行政活动公开化的机制还不够健全，透明度不高，群众和社会监督渠道不畅。第五，新闻舆论监督亟待加强和完善，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权利和舆论监督权力还缺乏充分的法律保障，影响了舆论监督效力的发挥。[7] 因此，中国反腐败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也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空间。

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惩罚是对付违法犯罪与腐败行为最重要的手段。对于某种“流行”的恶行，惩罚一定要及时，将它“扼杀”于起始之时。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长期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特别是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往往集中在受贿者，即主要是党政官员的一方，并且，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的惩治力度存在较大差距。首先，受贿者所受到的最高量刑要高于行贿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行贿罪最高可处以无期徒刑，而犯受贿罪最高却可处以死刑。其次，2005年之前实际因为行贿罪而受到起诉的人很少。在1998年至2002年的5年间，中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行贿案件6440件，只相当于同期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数(207103件)的3.1%。由于惩处的力度不够，增强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侥幸意识，削弱了他们的自律意识。看到一些人非常腐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开始起而效尤。这种逆向激励和示范效应，使得一些人热衷于所谓的官场技巧和社会关系，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扭曲，从而开始滑向腐败的深渊，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因“低风险、高收益”变得非常活跃和猖獗。腐败者所付出的代价太低，激励和促长了腐败行为，由此导致的腐败行为泛滥成为因对腐败惩罚不力付出的另一种代价。

3.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

“心清则自正，无欲则自廉。”廉洁是从政之德的基本内容，它要求领导干部要不断通过学习、教育和锻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和信念。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其他各种不良风气有了滋生的土壤，并开始侵蚀部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利益冲突最激烈的时期，还是各种利益对处于“脱贫致富”过程中人们诱惑最大的时期，这对领导干部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同时，在体制转型时期，体制缝隙和漏洞导致正向的激励机制没有形成，反而出现了一种逆向的激励机制。有时候，秉公办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甚至反受他人攻击;而拉帮结派、弄虚作假、鼠窃狗盗之徒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反被提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可能发生扭曲，廉洁自律意识就可能丧失。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富的增长不仅使社会具有了生机和活力，而且使人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特别是，改革开放破除了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更刺激了许多人的物质欲望。在这种背景下，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身手;抗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谈何容易?结果，一些领导干部放松了廉洁自律的要求，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都开始出现问题。老百姓讽刺一些人把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变成了：“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吹捧与自我吹捧”。有的领导干部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路边工程”，劳民伤财，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有的领导干部在利益诱惑面前，放弃了本应坚持的原则，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三、当前中国腐败问题造成的主要危害

1.腐败损害经济发展

胡鞍钢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了初步估计。他先将中国的腐败类型划分为四种类型，然后对每一种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计算，结果表明，腐败确实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腐败还会阻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一些人为了美化腐败的作用，把腐败视为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并认为反腐败会束缚人们的观念，阻碍改革开放。还有人提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权威的扩张和政府管理的活动增多，使得腐败不可避免。实际上，这种错误认识的目的只是在证明腐败的合理性。事实证明，腐败只会破坏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阻碍改革开放的进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研究表明：“腐败行为对任何实现现代化理想的努力都是十分有害的。腐败盛行造成了发展的强大障碍与限制。”由于权力腐败，政治权力不正当地介入经济领域，使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机制受到扭曲。权力对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作用，也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损害了市场经营环境，扰乱了经济秩序，必然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2.腐败危害社会秩序

腐败破坏了正常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对社会资源，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重要资源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分配，会导致全社会的不满，从而激化社会矛盾。例如，如果人才流动、资源调配和人事晋升的权力掌握在腐败分子手中，必然会出现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的情况，造成行政效率低下，资源调配不合理。腐败分子还会通过人事权力和干部任用与调配的权力组织私人关系网络，形成权力体系的个人化、家庭化和小团体化。并且，腐败也会使党的方针政策无法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在政策执行中，由于腐败的存在，一些人就会曲解政策和截留政策，或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都会损害政策对象的利益，挫伤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并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影响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腐败所导致的贫富悬殊会直接导致社会不稳定。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腐败现象进一步普遍化，而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涉案金额达到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上亿元的案件时有披露。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轻而易举地获取巨大财富，并在无形中剥夺了其他人获取财富的平等机会，这必然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聚集，从而加剧贫富悬殊，增大社会风险系数。一部分人的腐败行为又使得现实存在的贫富差距在人们心理上更加放大，并产生“示恶效应”和法不责众的心理，从而危及社会稳定，损害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失范现象肆意蔓延，最终破坏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会使社会陷入动荡和混乱之中。

3.腐败危及政治稳定

改革开放开始后，利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时机，一些领导干部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大肆谋取不义之财，从而一夜暴富。非法致富，权钱交易，腐败泛滥，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引起人们心理的不平衡，使许多人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增强对社会的不满和不平。腐败危及政治稳定、损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并使人们对政府的决策制定和执行以及其他政府行为失去信任，严重的还会引发社会**和政府倒台。腐败败坏了社会风气、践踏了道德和法律的尊严、助长了投机心理，使社会成员丧失了是非感。[13]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当腐败现象不断蔓延，特别是在一定区域内形成腐败集团之后，那里的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首先需要效忠的就不是国家和人民，而是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小团体，并会增加人们的离心倾向，削弱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

腐败问题还会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部分地区、部分部门的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可能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者对群众疾苦无动于衷，把自己同群众对立起来，使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使局部性问题转化为全局性问题，使群众同个别领导干部的对立转化为群众同党和政府的对抗，从而激化和扩大社会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腐败甚至可能导致亡党亡国。

四、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系机制

要减少甚至消除贪污腐败带给国家的危害就必须要建立一个健全的预防和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法规体制。

1、.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充分发挥惩治腐败的重要作用

惩治腐败，必须从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威慑力。惩治无力，教育就缺乏说服力，制度就缺乏约束力，监督就缺乏威慑力。严格依法办案，提高执法水平。要健全查处案件的协调机制，加大查处案件的组织协调力度。要坚持法律和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违纪违法行为，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要加强纪检、审判、检察、公安、监察、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跨区域协作办案及追逃、追赃机制，完善相关程序，形成整体合力。要综合运用法律、纪律、经济处罚、组织处理、限制从业资格等方式和手段，增强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切实提高执纪执法水平。查办案件工作既有治标的功能，又有治本的作用，要充分发挥查办案件在治本方面的建设性作用。

2、进一步强化党内民主，促进党内监督有效实施

目前的贪污腐败现象可以说已经系深入到党内，只有不断强化党内民主，运用党内民主的力量加强党内监督的实施。现时，党内监督是减少贪污腐败的最有效方法。我建议党内监督应该进行创新的监督方式，除了以前的监督方式之后还应该添加新的监督方式。比如说应该用上下级双向监督的方式来实施更为有效噶党内监督力度，同时又应该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反贪反腐机构，类似于香港的廉政公署，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利，让他们可以独立于其他党内监督机构进行自主的监督考察，加强监督的力度和强度。

3、真正实现人大监督和政协监督

加强党内监督只是一个当前治标的方法。更长远的是应该真正实现人大和政协对政府的行政监督。当前我国的人大监督和政协监督只是徒有其名，因为人大和政协没有足够或者真正可以使用的确实权力去进行对政府的监督，只有释放权力给人大和政协，让他们发挥真正的行政监督作用。才能让贪污腐败现象得以制止和扼杀。

4、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地方自治普选

论官员财产公示与反腐败改 篇5

内容摘要：在当今社会，腐败问题几乎成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财产申报制度是预防腐败的最有力的措施，本文就官员财产公示的渊源和现状，财产公示与反腐败，“阳光法案” 等等措施，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

关键词： 腐败 财产申报 财产公示

作者： 杨海燕,宁夏石嘴山市委党校。

在当今社会，腐败问题几乎成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财产申报制度是预防腐败的最有力的措施。因此，国内外的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的著作、论文研究财产申报制度，其目的是确保国家公职人员廉洁奉公，防止非法获取财产。

一、官员财产公示的渊源和现状

早在封建社会就出现了财产申报制度的雏形。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就记载：“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但这只是由于个别统治者出色的管理能力所决定的，并没有形成体系。而我国在建国初期由于国民经济水平比较低，官、民一样。因此，不具备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的条件，也根本不需要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贫困差距逐渐加大。此时，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经济、政治条件都已经成熟，所以，从1995年到2010年这15年间，我国一共出台了三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政策性文件。但是, 在这些规定中财产公示制度始终缺位。2009年初,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浙江省慈溪市两地率先对部分基层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 1

进行公示试点, 这些实践被认为具有破冰意义。2010年规定了一项新的举措，虽然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 但仍然缺少具有关键意义的公示环节。

目前，在我国之所以还没有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干部阶层自身不支持，主要分为内、外两个原因：一是从内因上看，是领导干部自身民主意识薄弱，缺乏对公权的认识。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是针对腐败行为防范的，而我国几千年来倡导“德治”统治，提倡官员提高自身的修养，不需要旁人监管，这样在我国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官本位”的思想，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是人民群众给予的，应该对群众负责，受其监督。二是从外因上看，利益的驱使导致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遭到反对。财产申报制度公布的是领导干部的财产，因此，它建立的最大阻力不是人民群众，而是干部本身。官员们害怕公开自己的财产，导致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遭到反对。

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我国现阶段尚难以推行的原因分析

第一，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难以准确核实官员的家庭财产。财产申报制度的目的不在于申报，而在于最终认定申报情况与实际状况是否吻合。这就需要能够准确掌握官员的个人财产状况，而只有当社会信用体系严密到可以无缝对接并且系统通畅才能达到这一要求。但是，我国目前连严格意义上的金融账户实名制尚未实现，全民信用体系更是无从谈起，庞大、复杂而又存在漏洞的金融体系难以准确核实个人的金融资产，成为制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实施效果的一个具体而又巨大的障碍。在不能准确核实官员家庭财产的情况下，腐败分子可以轻而易举地逃避财产申报而不被发觉，而且，官员财产申报的真实

性也难以保证。

第二，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金融账户实名制实行不彻底。健全金融监管机制，是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有力保障。但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制建设还不完善，还不能有效防止利用金融监管机制存在的漏洞进行的腐败活动。尽管电子货币化在我国发展很快，但现金流通量不是在减少，反而在增加。由于现金交易量太大，且基本不留痕迹，因此，为官员收受贿赂和隐匿非法所得提供了便利。由于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使得财产申报难以推行，即使推行也很难起到监督的作用。这是财产申报制度在我国现阶段难以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技术上的一大障碍。作为反腐败的一个重要制度手段，采用“存款实名制”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准确掌握官员的金融资产状况，从而防止、发现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尽管现在已实行了金融账户实名制，但并不彻底，也不完善，存在很多漏洞。除了银行外，还有证券交易、信托、典当、拍卖等机构，离真正意义上的金融账户实名制还有很大的距离。

第三，对官员腐败所得财产的转移缺乏有效的拦截机制。由于社会信用体系和金融监管机制的不健全，近年来，贪官在海外设立账户，秘密通过各种渠道将腐败所得财产转移海外，为一旦东窗事发逃亡国外事先铺平道路，已经成为我国腐败官员暴露后的常见问题。这些腐败官员可以将在国内的财产用来应付申报，而将转移到海外的巨额财产隐匿不报，且不被发觉。此外，由于收受的贿赂一般为现金和贵重财物，腐败官员往往将其转移到亲朋好友处隐藏而难以察觉，躲避财产申报。不能切断腐败官员财产转移的途径，就不能实现如实全额申

报。官员如果可以轻松地将贪污受贿索贿所获得的财产转移，再完善的财产申报制度也只能成为形式。

第四，官员个人财产与家庭其他成员的财产关系难分清。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划分官员与其亲属的财产关系。在我国，父母给成年子女结婚、买房、买车，认为天经地义,父母与成年子女的财产关系并不分明。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实施中，只有能明确官员个人收入与家庭其他成员收入，才能判断官员实际财产与其应有合法收入是否吻合，而这在实践中操作难度较大。由于我国监管机制还不够严密，一般情况下对个人经营、投资活动收益很难准确计算，如果官员仅申报个人合法收入，而将贪污受贿所得都作为其他家庭成员合法经营活动收入，要查证其是否属实较为困难。尤其当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其家庭成员的经营活动提供便利而获得收入时，这种腐败收入由于披上了合法经营的外衣，更具有隐蔽性，更加难以认定为腐败所得。而现实中，利用权力为亲属谋取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常见的腐败现象。

三、官员财产公示的路径分析

世界反腐败经验表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阳光法案”和终端利器，同时，它也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基本机制。回顾我们的反腐败历程，制度建设一直强调并不断完善，但一些能够预防和抑制官员腐败的制度，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还未有实质性的立法层面的突破，而域外经验与我国的现实表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预防和抑制腐败方面的作用持久、有效且具有根本性，比查处几个案件、抓几个腐败分子、搞几次运动意义要

大。正如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说：“预防犯罪比惩罚更文明，这乃是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

基于以上判断，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的路径已经逐渐清晰。一是先党内后党外逐步推行。先建立党内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试行一段时间，充分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而制定国家的官员财产公开法律是现实而可行的办法。二是公开财产的范围逐渐扩大。先进行部分财产公开，然后进行全部财产公开。借鉴阿勒泰模式，进行公开申报和秘密申报，是目前情况下比较可行的方法。官员个人的财产可以先行公开，家庭成员的财产状况进行秘密申报。这样既可以减少风险，减少推行的阻力，也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三是公开的主体范围逐渐扩大。先进行重要官员财产公开，然后再逐步推行到全部官

论反腐败的社会意义 篇6

【摘要】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将腐败问题作为首要任务严抓严防。中国共产党清晰认识到反腐败的作用，历来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反腐败不仅能维护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还能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转型提供保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全社会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 反腐倡廉 社会意义 和谐

近一段时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好评不断，引发热议。

一部电视剧再次带动了全社会对腐败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那么电视剧的背后反腐败斗争有什么意义呢？

党的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始终在路上，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这不意味着反腐败可以停一停、缓一缓，须知道腐败与反腐败永远处在权力天平的两端，一直进行着残酷的较量，也只有反腐败的力度和强度不断加大，才会真正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的成绩都是暂时的，反腐败的斗争需要持续进行下去，这也是锤炼党员干部队伍、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必然要求。

第一，反腐倡廉能够从根本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维护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稳定、和谐的群众基础。

党的领导不能仅仅是靠其执政党的地位和权力，更重要的是党要依靠群众，在群众中树立威信，实现鱼与水的党民关系。而当党内滋生腐败分子时，那些人就会背离群众，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前苏联共产党之所以垮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前苏联共产党长期没有搞好党的建设，党内腐败现象严重，脱离了群众，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造成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最终导致了党的自我毁灭。所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共产党的领导能否实现，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

第二，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有利于打击社会分配不公，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制度之一，但是“有些人劳而不得，有些人不劳而获”；而这问题的根源就来自腐败问题，有的当权者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将大笔灰色收入收入囊中，更有甚者，以权谋私做家族企业，收获大笔黑钱。有的人还存在独断专行、任人唯亲等腐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更有甚者，包庇犯罪组织，滥用权力充当走私、贩毒组织和当地黑社会团伙的“保护伞”，严重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而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使掌权者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依法行使职权，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正常化、有序化和民主化。

第三，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有利于全社会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实表明，腐败现象扰乱人们的思想，侵蚀人们的心灵，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氛围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甚至造成社会正义、道德信念的泯灭。很多人有从众心理。一有事就习惯性找熟人、走后门、送礼，轮到别人求己也就一样照收，把法不责众当成“潜规则”的挡箭牌。因此，加强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三观和权力观，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人际关系和诚实劳动、勤奋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论我国的腐败与反腐败 篇7

一、犯罪主体

(一) 我国刑法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体

近年来, 我国立法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体的界定逐步扩大。主要体现在:

1. 由“自然人受贿”扩大到“单位受贿”。

1979年的刑法典规定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 越来越多的单位及法人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 其受贿现象也是越来越严重, 仅规定单纯的自然人受贿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1988年1月的《补充规定》, 首次将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纳入了贿赂犯罪主体范围。1997年刑法典正式将单位贿赂犯罪加入到法条中。

2. 由“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扩大到“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1979年的刑法典规定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1997年刑法典中规定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范围还是较窄, 对于司法实践中的许多其他人员仍无法定性。2006年《刑法修正案 (六) 》将刑法163、164条的犯罪主体由公司、企业人员扩大到“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 从而将主体进一步扩大到了非国家工作人员。2009年《刑法修正案 (七) 》, 第十三条增加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具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这一新罪名的设立无疑加大了打击受贿犯罪的范围, 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纳入了受贿罪主体。原本只能将这类犯罪归纳到共同犯罪中去, 现在可以直接单独定罪, 这无疑是关于受贿立法的重大突破。

3. 由“特定关系人”扩大到“关系密切的人”。

2007年7月8日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了“特定关系人”。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七) 》中将其改为“关系密切的人”。作为影响力交易罪的主体, “关系密切的人”的范围不仅包括诸如亲属、情妇、共同利益关系人等, 还包括了更为广泛的关系, 例如:师生关系, 朋友关系, 上下级关系等等。这些人对国家工作人员及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 此类案件也是层出不穷。

(二)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体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对主体部分的规定大致如下:

1.《公约》第十五条规定, 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罪的犯罪主体是公职人员。

2.《公约》第十六条规定,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的犯罪主体是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

3.《公约》第十八条规定, 影响力交易罪的犯罪主体是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

(三) 我国刑法与《公约》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体之比较

在经过几次修改后, 我国刑法对于受贿罪的主体已基本做到囊括了所有的人, 与《公约》的范围几乎差不多。唯独欠缺的是未将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纳入受贿罪主体范围。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国与外国, 国际组织的交往越来越密切, 将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纳入受贿罪主体范围中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犯罪客体:贿赂的范围

理论上关于贿赂犯罪之贿赂的范围有着多种意见, 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1.财物说。这种观点认为, 贿赂只能限定为财物, 即金钱和物品。

2.财产性利益说。这种观点认为, 贿赂不应仅限于财物, 还应当包括其他财产性利益。在这种观点内部, 有的学者认为, 刑法所规定的财物的范围本身就可以解释为包括财产性的利益在内。有的学者则认为, 财物本身的范围并不足以包括财产性的利益。但是从实践中惩处犯罪的必要性角度看, 有必要将贿赂作一定的修改, 即将财产性利益包括在贿赂之内。[1]

3.一切利益说。这种观点认为, 贿赂应当包括财物, 财产性利益以及非财产性利益。

(一) 我国刑法受贿类犯罪的犯罪客体

1979年新中国第一步刑法典中将受贿与行贿的中介物笼统地规定为“贿赂”。1997年刑法典中正式将贿赂的范围限定为财物。财物, 从本质上讲是指钱财和物资。但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 财物的定义也应不断扩大。当今社会, 贿赂犯罪的手段不断翻新, 为了规避法律, 很多人采用新型行贿方式。例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旅游等服务。可以说这些犯罪方式的危害性与以财物为贿赂并无本质区别,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上列举的几类行贿方式的标的均为财产性利益。那么, 财产性利益能否包括在财物这一定义中那?我认为, 就我国现行立法来看, 财物的范围完全可以包括财产性利益。这样的扩张, 显然也不能称做是法外扩张, 而是概念外延随时代变化应有的结果, 不能说是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2]财物的本质在于:一是具有经济价值, 二是这种价值的数额可以用货币尺度进行计算。而财产性利益显然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首先, 财产性利益具有经济价值, 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内容完全体现了经济方面的价值。其次, 财产性利益基本上是可以用货币来计算的, 如先前所说的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等都可以按照行贿者的实际支出来认定其受贿数额。人们现在的观念也完全可以接受财产性利益作为财产的一部分。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7年7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也将诸如收受干股这类财产性利益纳入了“财物”这一范围。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收受他人财产性利益的行为, 也多是作为受贿罪来处理的。综上所述, 我认为, 我国刑法中贿赂的范畴包括财物以及财产性利益。

(二)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客体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 将贿赂的范围认定为“不正当好处”。所谓“不正当好处”, 是指通过非法的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能够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和精神欲望的一切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 外延要明显大于金钱财物。[3]显然, 《公约》中采取了“一切利益说”。

(三) 我国刑法与《公约》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体之比较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 对于贿赂范围的界定, 《公约》规定的“不正当好处”大于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财物”。建议我国刑法将贿赂范围规定为“不正当好处”。理由大致如下:

1. 随着社会的发展, 贿赂犯罪的形式、特点也在发生着变化, 非财产性利益累贿赂的比重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

类似利用迁移户口、提供女色、晋职招工等非物质性利益来进行贿赂的案件层出不穷。这种贿赂形式比传统贿赂方式更为隐蔽, 难以发现及取证。倘若我国刑法继续将贿赂的范围限定在“财物”内, 显然会使其成为犯罪分子们以权换利的“避风港”, 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类犯罪的蔓延。

2. 纵观世界各国, 大部分国家均将贿赂的范围扩大到财物以外。

如意大利、瑞士、德国等。日本《刑法》中虽然没有对贿赂内容进行限制, 但是根据其判例, 只要是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一切利益, 包括购物、艺妓表演、性服务等均可以成为贿赂。[4]《意大利刑法典》中规定的三种受贿罪都明确了除钱款之外其他也是受贿罪的对象。[5]

3. 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 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的国内法措施确保公约相关规定的实施。

也就是说, 我国刑法中贿赂的范围不得小于《公约》的相应范围。而且《公约》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关于治理腐败最为完整、全面的一部国际性法律文件, 是值得我们主动学习借鉴的。

(四) 扩大贿赂范畴可能遇到的问题

1. 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范畴, 在当前我国社会尚不具备共同认知。

崇尚礼尚往来, 注重人情世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交往的重要内容。因此, 究竟只是人情的礼尚往来还是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在现实操作中是很难区分的。例如, 行贿人安排受贿人子女就业, 只要其子女不是领取挂名薪酬, 根据一般社会观念, 认为这是一种不正之风, 属于违纪性质, 作为受贿犯罪定性不太容易接受。[6]

2. 非财产性利益不同于“财物”, 无法用数量来计算, 从而认定犯罪及确定量刑的轻重。

正如有学着所指出的, “由于我国刑事立法采取以一定的财物数额为惩治标准的体制, 物质性利益因可以折算为金钱而在量刑上有一定困难。如果我国刑法将贿赂内容扩展至‘需要说’, 必须打破目前以数额大小为基础的处罚体系, 建立根据性质、情节、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综合情况共同认定量刑的新的体系”。[7]

三、犯罪主观方面

(一) 我国刑法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观方面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 受贿罪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索取贿赂, 第二种是收受贿赂。前款罪只要行为人有“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 就足以构成受贿罪;而后者要求行为人要同时具备“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以及“为他人谋取利益”两方面的要件, 才能构成受贿罪。此外, 《刑法》第388条中对斡旋受贿构成要件的主观方面也有一定规定, 即必须是要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如果行为人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居中斡旋, 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 但为请托人谋取的是正当利益的, 则不构成受贿罪。

(二)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观方面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对于主观要件方面只规定, 只要是故意犯的, 均成立受贿类罪名。

(三) 我国刑法与《公约》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观方面之比较

我国《刑法》中对于受贿类犯罪所规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为查处和追究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腐败交易设置了人为的法律障碍。[8]且如何划分不正当利益与正当利益的观点不完全一致, 法律也没有相关的规定, 这就导致这一部分在实践中被认为可操作性不强, 认定时存在诸多的困难。尤其是那些正在为他人谋利但是尚未实现的情况, 因为无具体结果而更难证明。因此, 建议我国《刑法》将这一构成要件取消, 可以将其作为量刑情节。

四、犯罪客观方面

(一) 我国刑法受贿类犯罪的犯罪客观方面

我国《刑法》中规定受贿罪的客观要件有三个, 分别是: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

(二)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客观方面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受贿罪的客观要件有两个, 分别是:索取或收受贿赂;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

(三) 我国刑法与《公约》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看, 客观方面之比较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 我国《刑法》中的“利用职务便利”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是大同小异的。因此, 同《公约》相比, 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要多一个“为他人谋取利益”。

我认为, 我国《刑法》应当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客观要件, 转而将其作为量刑情节。理由大致如下:

1. 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 (包括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及职务行为公正性) 。即只要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了他人贿赂, 就已经构成了侵犯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事实。至于主观上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 客观上是否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并不能改变行为人行为的受贿本质。[9]

2. 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成立与否的客观要件, 会放纵部分受贿犯罪, 为一些人规避法律提供了可乘之机。多数情况下, 行贿人给予公职人员一定贿赂是为了取得相应的对价, 即帮助其谋取利益。但是也有些行贿人在给予公职人员重金后并不立即明确请托事项, 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 期望以后获得一定利益。在面对这类案件时, 司法机关往往难以取证。

3. 同为受贿类的犯罪, 我国《刑法》仅仅在受贿罪中规定了“为他们谋取利益”这一要件, 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单位受贿罪中都没有对此作出要求, 显然是不合理的。这导致了法条逻辑的混乱, 经不起仔细推敲。在这里甚至不必讨论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是不是具有合理根据, 因为不论结论是什么, 都至少有一条法律违反了刑罚法规内容正当的原则。[10]

参考文献

[1]李希慧、徐光华.贿赂犯罪立法完善的几个问题[A].赵秉志主编.刑法评论 (2009年第2卷) [C].法律出版社, 2009.190.

[2]李希慧、徐光华.贿赂犯罪立法完善的几个问题[A].赵秉志主编.刑法评论 (2009年第2卷) [C].法律出版社, 2009.191.

[3]吴益民.《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比较探析[J].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2) .

[4]监察部研究室.部分国家和地区刑法惩治贪污贿赂罪的有关规定[J].中国监察, 1989 (1) .

[5]黄风译.意大利刑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98.

[6]刘华.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立法完善[A].赵秉志、朗胜主编.和谐社会与中国现代刑法建设[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905.

[7]孟庆华.受贿罪的立法完善问题探讨[A].赵秉志、朗胜主编.和谐社会与中国现代刑法建设[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914.

[8]刘希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J].兰州商学院学报, 2004 (2) 。

[9]李希慧、徐光华.贿赂犯罪立法完善的几个问题[A].赵秉志主编.刑法评论 (2009年第2卷) [C].法律出版社, 2009.199.

试论现阶段腐败现象与反腐对策 篇8

关键词：腐败 反腐 廉政

在当今世界，腐败逐渐凸显成一个全球性的现实问题，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健全发展的一大陷阱。朱元璋曾经感慨：“我欲铲除贪污官吏，为何朝杀而暮犯？”世界上第一个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苏共的垮台可以说是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他们长期以不合法手段占有社会财富的合法化过程，搞垮苏共主要力量是党内的腐败分子。随着权贵阶层形成，苏共开始满足于虚假繁荣，喜欢做表面文章，单纯追求权力；把权力特权化，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滥用权力，荫庇亲友，以权谋私；把公仆官僚化，许多人不是关心人民，而是关心自己官运、地位和特权，任人唯亲，排除异已，人身依附普遍存在；把权力商品化，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苏共蜕化变质从根本上说是权力变质，一切腐败都与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关，苏共的前车之鉴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

一、当今我国社会腐败的现状

在四二零雅安地震后，社会各阶层纷纷伸出援手为灾区捐款筹资，而在震后第四天，香港立法会财委会经过两个小时的特别辩论，仍没能就港府要求拨款一亿港元驻内地赈灾作出表决。这并不是因为港人变得冷漠，而是内地官场腐败导致没有人保证善款不会再次被滥用。五年前汶川大地震，港府与市民合共捐款二百三十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但这笔巨额捐款去了哪里，连港府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正如内地网民调侃：这是穷人给富人捐款，是戴山寨手表的人给戴百万达翡丽的人捐款，是提着人造革皮包的人给提着爱马仕的人捐款，是吃五元盒饭的人给喝茅台酒的人捐款。

总体而言，现今我国的贪腐发生呈现出以下态势：第一，基层腐败现象增多。基层官员身处国家庞大行政机器中的“末梢神经”，通过将社区公共权力资本化、集体资产私有化，无法纪、乱集资，以权谋私；第二，“一把手”领导干部大案要案频发，近年来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由于涉入贪腐案件纷纷落马；第三，贪官外逃、资本外逃和贪官洗钱现象猖獗，由原先的权钱交易、权物交易演变至今，腐败方式愈发多样化和高智商化；第四，禁赌成为反腐败的新战场，频繁发生的国家公务人员出境赌博、挥霍公款，乃至豪赌狂输后畏罪潜逃等案件，昭示着赌博已成为行贿受贿的暗道和温床；第五，腐败官员年轻化，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官员涉入腐败案件，违反党纪国法公然收受贿赂；第六，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同时暴露，很多被查处的贪腐官员生活作风方面也堕落腐化，包二奶养情人等事件频繁曝光。

二、产生腐败的原因

党的十八大强调：“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腐败形成有其原因，归结起来不外乎个人和制度的两个方面。

我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漫长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旧社会留下的印记不会轻易被消除。“家长制”、“官本位”遗留下来的陈腐思想，导致一些领导干部专横跋扈，权力不受限制，买官、卖官出现直接影响官员的素质，部分官员很难抵御权力地位和物质财富的诱惑，导致贪欲膨胀、心理失衡。

在经济体制方面，列宁认为：“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由此可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腐败产生的制度根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制度脱节产生空隙，再加上当时各项法律制度不完全以及市场经济本身逐利性的特点，为腐败现象的产生和滋长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政治体制方面，长期以来，人大的监督制度被搁置未用，人事安排与经费依赖于政府从而受到政府的牵制；行政监督制度不完善，多元监督主体之间的相互权责关系没有完全理清处理造成权能交叉重复、监督缺位以至于乱用权力；我国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国家反腐倡廉立法和党内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缺乏协调性和相关性。

三、防治腐败的对策设立

在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这半年中，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一场群众性的社会改革运动，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树立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应该积极借鉴我党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反腐倡廉的教育过程中，要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紧紧依靠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已成为腐败最易攻破的薄弱环节。只有领导干部从日常行为规范入手，改进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以艰苦奋斗的执政理念抵御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以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遏制官僚主义；以“以人為本”的群众观念扫除封建腐朽思想，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廉政文化建设是推进反腐倡廉的重要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张扬个人利益的文化理念不断与中国文化相碰撞，为了警惕由此产生的“个人利益”、“自我享乐”等消极价值观念的腐蚀，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文化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要引导干部培养高尚情操，形成科学文明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方式；引导干部加强文化修养，培养秉公执法的党性原则和严于律己的慎独精神；引导干部处理好工作与享乐、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体系。

制度问题是国家反腐廉政建设的核心要义。关键在于完善体制内监督，在党和行政内部监督机制上，实行由上级的纪检部门对下级行政机构进行监督.确保监督的权力保障性；完善选举制度，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确保人大对一府两院进行有效的监督；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等的舆论监督形式，拓宽监督渠道，发挥广大民众的监督权；完善官员财产监督，试行并不断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对官员财产进行有效监督，有效遏制腐败，建设廉洁政府，服务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要牢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的道理，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切实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努力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参考文献：

[1]季正矩.通往廉洁之路-中外反腐败的经验与教训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07.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01.

[3]高放.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M].人民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