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员腐败现象

论官员腐败现象（精选8篇）

论官员腐败现象 篇1

新形势下官员腐败现象及对策研究

孙伟峰

摘要：本文探讨了腐败的表现，剖析了腐败产生的原因，包括心理原因，经济原因，监督机制不完善以及腐败成本太低等；归纳了腐败的危害，包括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破坏了正常的官场、市场秩序，损害了国家形象，加速了道德沦丧等；列举了反腐败的措施，包括加强思想教育，完善监督机制和改变惩处方式等；分析了当前反腐败工作遇到的难点，包括腐败的隐蔽性和长期潜伏性；“一把手”撑腰架空监督制度和腐败人员外逃和犯罪资产外流等都对反腐败工作造成了很大难度。

1921年7月，一个伟大的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个党，诞生在民族危机的生死关头，诞生在内忧外患的废墟中。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就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统治为己任，以建设新中国，建立共产主义为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为根本宗旨。正是她将中华民族的生存大计、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国社会的未来与自身的命运紧密相连，经历了军阀割据的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从建党伊始的几十个人，发展到拥有七千多万党员、执政六十多年的大党，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更离不开我党一代又一代杰出领导集体对党建工作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将党建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都非常重视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党建的理论和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核心，更是将党的建设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党建工作作为一个专题进行报告。

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党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腐败，是腐蚀党的群众基础、降低党的群众威望、削弱党的执政能力、丧失党的执政地位、毁灭党的前途命运的最大敌人。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痼疾，也是社会公众十分关注的问题。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关系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关系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和一贯主张。

一、腐败的表现及特征

根据腐败发生的层次，可划分为权力腐败、行业腐败和社会腐败；根据腐败性质的严重程度可将腐败分为：官僚主义，违反党纪、政纪和违反法律但不构成犯罪，触犯刑律构成犯罪；根据腐败主体的数量不同将腐败分为个人腐败、制度腐败和整体腐败；根据腐败主体的目的可将腐败分为：拜金型、拜物型、徇私型、享受型、贪色型、庇护型、报复型、图名型等。

根据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党风党纪”课题组和中国社会调查研究所抽样调查，可将目前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划分为以下十五种类型，即：

(1)利用职权、贪污受贿；(2)为自己或亲友谋取私利；(3)在经济活动中，玩忽职守或瞎指挥、乱拍板，造成重大经济损失；(4)选拔干部任人唯亲，拉帮结派；(5)办事拖拉、推诿、扯皮；

(6)限制民主、打击报复、诬告陷害；(7)弄虚作假，搞浮夸，骗取荣誉；(8)用公物公款送礼，为自己谋取私利；(9)公款挥霍，摆阔气，铺张浪费；(10)思想僵化，反对改革；；(11)搞团团伙伙，破坏党内团结；(12)赌博，嫖娼；(13)婚丧嫁娶大操大办；(14)搞封建迷信活动；(15)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

随着党和政府打击腐败力度的不断增大，腐败又表现出了新的特征，例如，家族式腐败，集团式腐败，跨部门腐败，跨地区腐败，甚至出现了联合腐败现象。

二、腐败的危害

腐败带来的危害有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种危害：

一是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

党和政府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党员。腐败行为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书记实际是党在地方的形象代表，是党的政策的发布者和执行者，更是党的纪律的模范执行者。当前“书记”腐败已经形成特色，因为书记是其所在地方的绝对权力拥有者，对属下干部的政治生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且很多还掌管重大工程的归属，绝对的缺少监督的权力必然造成绝对的腐败，所以以书记为特色的大肆卖官，疯狂收敛财物，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等早已屡见不鲜。从根本上讲，官员的腐败行为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也考验执政党的奋斗目能否以实现。贪污腐败的行为侵犯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损害了政府的威信，一个贪污腐败的政府机构必然导致其领导权威的降低，导致政令不畅，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矛盾加剧。

二是破坏了正常的官场、市场秩序。

腐败直接导致干部任用的时候，任人唯亲，任人唯钱，任人唯色。腐败的领导干部在任用和选拔干部的时候，首先考虑到是送礼较多的，关系亲密的，听话乖巧的干部。那些有能力、有胆识、有魄力的干部，如果想升迁，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与他们拉拢关系，甚至还需要送点礼。这直接导致了官员整体执政能力的下降和下一轮腐败的滋生。

腐败的领导干部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达到为其亲属、部下甚至情妇、二奶等谋取利益的目的，不惜干扰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到处吃拿卡要。

三是损害国家形象。

根据联合国有关部门调查，目前中国的清廉指数远远排在世界后面，在很多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后面，甚至落后于香港，台湾、澳门。具有崇高理想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清廉指数排位落后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直接损害了国家的形象。

四是加剧社会矛盾。

腐败官员为了某些人的利益，势必会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往往是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政策执行的偏颇，司法的不公，能力低下的干部等，公众往往把对某个官员的不满，扩大为对某地方官场的不满，甚而至于扩大到对政府的整体不满，严重的腐败会加剧官民矛盾。在很多地方，官民的矛盾急剧激化，甚至导致武力冲突。例如，鹰潭的“砸毁龙舟。禁赛龙舟”事件，贵州的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等，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除了政府机构处理不当之外，恐怕也是当地各种矛盾激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吧。

五是加速道德沦丧。

腐败直接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以罚代管。最典型的就是在食品安全领域，几乎找不到一种能够让人放心食用的食品。近年来，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例如苏丹红，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中国的道德沦丧已经很严重了，人人为了经济利益，可以置他人生命健康不顾。更不要说其他的了。这些问题各地的政府部门难道就没有提前察觉？ 腐败导致信任出现危机，诚信出现偏差，信仰缺失。腐败长此以往，将会使国家政治失信，经济崩溃，国防空虚，法律成白纸，民族正气丧尽。当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那些腐败的官员必然是第一批逃离。长期的腐败会导致整个民族丧失自尊，失去民族信念。

腐败还会导致人们质疑那些英雄事迹、那些先进分子，总之，腐败会导致人们对一切文化和观念丧失信心。人们将不相信一切，除了金钱。最终，将导致人们思想的空虚和信仰的崩塌。

三、腐败产生的原因

1、心理因素是腐败产生的根本。

贪念是人性中的弱点，是与生俱来的弱点。导致腐败的心理因素主要有6种。一是失衡心理。一些拥有绝对权力而且有政绩的领导干部，与老同学、老同事相比，甚至与企业主、大款、外商、发达国家公务员攀比，认为收入与贡献不相符，心态严重失衡，认为通过手中权力谋取一定利益作为补偿。二是侥幸心理。相当一部分违法犯罪的领导干部自认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组织不知，群众不知，风险小，保险系数大，心存侥幸。三是贪婪心理。有些领导干部从小打小闹开始，随着贪污的数目越来越大，贪污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形成恶性循环，甚至形成一种贪污的习惯性心理。四是法不责众的心理，或者称为集体安全心理。在近几年查处的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案件中，串案、窝案越来越多，关联犯罪的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种贪污网络，相互包庇，相互开脱。五是消极从众心理。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层领导干部，在集体腐败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腐败的危险性，主观上并不想参与，但因种种利害关系，“无可奈何”，混迹于腐败分子之中，同流合污。六是怕得罪人心理。一些人认为收受红包是朋友之间、单位之间的礼尚往来，尤其是在婚丧嫁娶、生病住院、出国考察、逢年过节时，认为拒收红包，不近情理，怕得罪人，拉不下脸。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受红包的数额越来越大，自己也习以为常，逐渐滑向腐败对深渊。

2、经济根源为腐败提供了环境。

一是政府在微观经济活动中的干预易引发腐败。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仍然有计划经济的身影，特别是在微观经济领域，在颁发经营许可证、生产许可证、价格管制、贷款审批等活动中容易产生腐败。二是多种经济成分的不规则竞争容易诱发腐败。现在的经济成分非常复杂，有外资，民营的，乡镇的，国有的，在他们的相互竞争中，公职人员担任着裁判员和监督者的角色，各种经济实体必然会向公职人员行贿，以达到其目的。三是国家公职人员收入相对较低。市场经济的规则之一是按劳分配，公职人员的付出往往难以计算，导致收入相对较低。在加上各种豪华消费的出现，都刺激着公职人员的神经，加上理想信念的滑坡，从而导致腐败。

3、权力监督机制不完善为腐败提供了空间。

一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的监督机制。虽然我们有五大监督体系，包括党内监督，其主要力量是党的纪律委员会、检查委员会、党委会、各级党组织和部分普通党员；党外监督，主要是民主党派和政协；法律监督，主体是各级人大，法院、检察院等；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五大监督体系仍然存在着缺陷。现在纪委监委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好，存在的问题是监督没有日常化。发现贪官的地方，纪委、监委都没有定期的汇报制度和监察制度，也没有监督力量来促使监督机构完成监督职能。现在发挥作用最弱的是党委会、各级党组织，有的已经丧失了监督作用。在党内监督里面最失效的是普通党员的监督。例如，干部一年一度的年终考核，基本情况是领导干部述职之后，所有人都填考核表，领导没有回避。这就使得群众监督大打折扣。大家投票以后，箱子上锁，然后很严肃的拿走了，表面上很民主。但是结果基本上是不公示的。二是监督体制运行不畅。很多常设的监督机制形同虚设。三是监督手段不够硬。党政监督机关和司法监督机关的监督手段都各有优势，又都略显不足。党政监督机关缺乏有效的司法手段，而司法机关对党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权力监督和制约的不足，为腐败提供了生存空间。

4、腐败的成本太低，变相鼓励了腐败的发生。

腐败成本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腐败官员的严重程度。目前的监督体系，能够查处的腐败官员，大多数经过数年甚至几十年的经营才被查处的，即使被查处了，这些官员的亲属、家眷、联袂也都已经沐浴“恩泽”很长时间了，贪官自身的财产即使全部被没收，他们也许还有海外资产，隐形资产等财产，而且承受他们“恩泽”的这些裙带人员还是得到了天大的好处。况且，被查处的贪官只是贪官群体当中的一部分，还有侥幸逃脱党政国法惩罚的贪官，他们的收益就非常大了。

四、反腐败措施

尽管我党在反腐败问题上，从不手软，但是，腐败现象依然严峻。经过长期的反腐败斗争，我们党逐渐意识到，在加大力度打击腐败的同时，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必须标本兼治，治本工作尤其

重要。反腐败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思想教育。针对腐败的高发人群，定期进行反腐败思想教育，定期检查他们参加各种组织生活的情况，按时听取他们的思想汇报，引导他们当好人民的公仆，让他们意识到，腐败终究难逃党纪国法的追究，只有请政廉明，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爱戴，才能不负党和国家的重托。

二是完善监督机制。现行的监督机制，有很大一部分都已经丧失了监督功能，因此，建立自顶向下的独立的监督机制，权力和任免相对分离的政治体制，畅通普通党员群众的监督举报渠道以加强和完善对各种权力的有效监督。

三是改变惩处方式。现在对腐败官员的惩处多是首先进行党纪处罚，然后是司法处罚，包括罚没个人财产，判刑等，然而，这种惩处方式，没有将纪检委等失职单位纳入惩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监督体系的效能。应该改变这种惩处方式，将贪官及对其负有监督职能的纪检委主官一起惩处，或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五、反腐败的难点

腐败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古今中外的腐败既有相同的特点，也具有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特点，因此，反腐败斗争还面临着许多难点，主要包括：

一是腐败的隐蔽性和长期潜伏性。

腐败官员大多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经营，腐败行为具有隐蔽性。从官员开始腐败到被进入党政国法的惩处，这期间有很长的时间。而且，腐败行为本身也是需要证据的，随着反腐败工作的开展，腐败行为本身也愈加隐蔽，难以发现。

二是“一把手”撑腰架空监督制度。

很多贪官都是单位的一把手，纪委、司法等监督部门都置于他的领导之下，而且，腐败本身也朝着集团化发展，往往是窝案，查处难度大。

三是腐败人员外逃和犯罪资产外流。

腐败人员外逃和犯罪资产外流给反腐败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对于这些外逃的贪官，需要各个国家建立引渡机制，需要拓宽反腐败在国际上的合作。然而，有很多国家我们并没有建立这种合作机制，还有些国外金融机构，并不是实名制，这也给反腐败工作带来了困难。尽管我国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国际合作措施，但在司法协助、合作执法、人员引渡、人员遣返、资产追回、与国际刑警组织合作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六、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反腐倡廉的决心坚定不移。从建国初期对刘青山和张子善判处死刑，到对成克杰、陈良宇、郑筱萸和张敬礼等的惩处，无不显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反腐倡廉的决心和勇气。但是，随着腐败和反腐败双发的博弈，腐败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反腐败工作也必须与时具进，对官员的思想教育、党和国家的监督体制机制、以及对腐败官员的惩处方式和力度上等作出相应的调整，才能保证将腐败置于可控制的范围。

参考文献

[1] 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

作者简介：孙伟峰（1978-），男，硕士，讲师，西安通信学院一系，研究和工作方向为网络与信息安全。

论官员腐败现象 篇2

20世纪, 现代化大潮席卷全球, 人类新文明走向辉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 现代化不仅家喻户晓, 而且成为奋斗目标。特别是50年代以来, 随着现代化理论的传播, 现代化成为一个大众化词语。

一般来讲, 现代化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变化;它既发生在先发国家的社会变迁里, 也存在于后进国家追赶先进水平的过程中。现代化是有阶段的, 它包括第一次现代化 (经典现代化) 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 以及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过程和变化。

二、现代化与腐败的关联性

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最剧烈进行时期往往是腐败最为盛行时期。我们从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中都可以发现美国学者亨廷顿总结的这一现象。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都曾有过腐败程度升高的经历。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家在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这是因为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孕育着诱发腐败的因素。亨廷顿曾指出, 现代化加剧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接受现代价值准则并用来评价既定的行为模式时, 许多传统的行为方式会被裁定为腐败行为。腐败概念的流行表明现代化导致的公私利益区分的概念得到人们的广泛承认。二是现代化开创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 具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兴起以及他们在政治领域中力图产生影响的尝试造成了腐化的产生。新富集团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 穷人则用选票换取金钱。三是政府权威的扩张和受政府管理活动的增多也增加了腐败的可能性。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也往往是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匈牙利等许多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 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腐败猖獗的肆虐。

这是因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诱发腐败的因素。首先, 体制转轨在造就一个新富起来的社会阶层的同时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而公职人员阶层的收入增长较慢, 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自我补偿的冲动。其次, 市场化改革为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行为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计划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差价为掌握政府资源配置权的经济管理部门官员运用权力发家致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最后, 政府改革滞后导致政府管理不善, 进一步助长了腐败的泛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管理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 与新的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现象。

三、我国在体制转轨时期的腐败现象

首先, 腐败现象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不断滋长蔓延的发展势头。涉足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无论在层级和数量上均呈上升趋势;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 但腐败案件增长势头有增无减;被称之为“不正之风”的行业性、部门性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和用公款进行奢侈性消费与挥霍浪费的各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对外开放以来, 受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影响, 一些道德堕落、生活腐化的干部数量在增加。

其次, 日益猖獗的腐败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危害也愈来愈突出。从经济上说, 因各种腐败行为和与之相关的经济犯罪的盛行而给国家和集体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量惊人而且呈直线上升趋势。从政治上说, 用人问题上的腐败导致“以钱买官, 以官赚钱”的腐败行为恶性循环, 一些地方司法腐败和行政执法上的腐败, 给人民群众造成的精神伤害和身体伤害, 给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的伤害都是无法估量和难以弥补的。从现实来看, 腐败现象长期得不到有效遏制往往会扭曲正在实施中的各项改革, 败坏改革的声誉, 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影响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外资以及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努力。从长远来看, 腐败的猖獗还败坏了社会风气, 打击了人们爱国报国的积极性, 加剧了人才的流失。腐败的盛行必将危及社会的稳定。

最后, 无论是党和政府还是人民群众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的关注程度都愈来愈高。日益猖獗的腐败问题成为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反腐败问题越来越重视, 反腐败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在抓紧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 旨在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制度建设的一些重大举措也相继出台, 中国正在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反腐败路子。

四、如何遏制腐败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的剧烈进行以及体制的转轨与腐败的高发多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上述诱发腐败的因素只是增加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而不是意味着腐败的高发多发是不可逆转的现实。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和体制转换时期腐败的高发时期只要采取得力措施, 腐败的程度是完全可以降低下来的。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例子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新加坡在殖民时期特别是二战后到人民行动党执政前, 腐败曾是该国人民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1959年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 从一开始就认识到, 腐败的猖獗与该党追求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格格不入的, 经济发展的成功有赖于一个廉洁的、高效的政府的大力推动。因此, 清除腐败现象, 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 成为首要任务。他们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1) 寓廉政要求于公务员制度建设中, 建立和逐步完善现代公务员制度, 并不断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减少腐败动机; (2) 厉行法治依法行政, 建立起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体制, 尽量减少腐败的机会; (3) 建立精干的、高效能的反腐败机构, 严厉调查和惩处公务员中的腐败分子, 增加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这三方面的措施相互配合, 共同发挥作用, 从而做到了使公职人员“不想贪, 不能贪, 不敢贪”, 该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五、我国遏制腐败的制度探索

改革开放以后, 党和政府始终对反腐败斗争抓得很紧, 但腐败现象仍然保持发展和蔓延的势头, 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的反腐败工作经验教训加以总结。一个教训是, 反腐败斗争往往是在某种或某些类型的腐败形成一定的气候之后才去设法扑灭它, 而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做好事先的制度防范工作。改革易于产生腐败, 是因为改革和体制转换的过程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如果在重大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就对这些措施可能诱发的腐败机会进行认真研究, 并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工作, 反腐败就有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个教训是, 反腐败不能治标不治本。每一种类型腐败的兴起都同特定的制度安排及其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 只有找到诱发腐败的制度上的源头, 改变相应的制度安排, 才能达到治本的效果。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党和政府在科学总结以往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反腐败标本兼治的新思路, 实行制度创新,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被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从1997年开始, 党中央、国务院在实行制度创新加大反腐败治本力度方面相继出台了许多重大措施。这其中包括: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脱钩;公检法工商四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抓紧建立有形建筑市场;试行或推行政务公开, 检务公开和审判公开等。这些措施的推行对于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反腐败制度创新不可能一劳永逸, 旧的腐败形式消失了, 新的腐败形式又会出现, 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的工作会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在转型期的中国情况尤为如此。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在转型期的中国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它将长期伴随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之中。

参考文献

[1].[美]塞谬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 1988

[2].尹保云.现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3].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4].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人民出版社, 2001

官员出书中的“曲线腐败”现象 篇3

前不久，中央纪委监察部在新闻通气会上公布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张敬礼的“四大罪状”：收受巨额钱款；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得巨额利益；捏造受贿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生活腐化。据称，国家药监局新楼建设和装修花费甚巨，作为药监局新楼建设的主要负责领导之一，张敬礼收受工程施工、装修等单位的行贿款达600万元。

但是，上述“收益”与张敬礼“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得巨额利益”又可谓“小巫见大巫”。

据了解，张敬礼从事的最多的一项营利性活动是——出书。

看似文化气十足的出书行为竟然成为个别贪腐官员大肆敛财的手段，业内人士颇为感慨地说，深入剖析官员出书背后的腐败利益链条可以发现，当权力失去制度约束的时候，人性的贪欲不会放过任何可能的寻租空间。

据知情人士透露，张敬礼非法经营的总案值高达1700余万元，其中一本由他撰写的书籍就卖到了每本566元的天价。

在国家药监局任要职之余，张敬礼“笔耕不辍”。目前能查到的其署名或并列署名的著作就有《老年急症救治手册》、《百年ＦＤＡ：美国药品监管法律框架》、《维护公众健康：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探索与创新》、《中国食品药品监管理论与法律实践》、《寿世补元》等。其中大部分著作是在2003年他出任国家药监局副局长之后所作。

据著名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喆介绍，近年来，像张敬礼这样的“学者型贪官”为数不少：

原湖南省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也是贪官中著名的“文化人”。据了解，李大伦在位时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大伦书法作品集》，定价418元；一本是《岁月如诗》，定价35元。有关部门查明，上述书均通过市委宣传部向党政机关强行摊派，几年下来，“挣”了3000多万元。

不过，翻开李大伦的散文《感受郴州》，却是诗一般的语言扑面而来：“我用激情的脚步触摸、我用专注的耳朵倾听、我用虔诚的心情拜谒……”优雅式腐败之名由此不胫而走。

此外，2006年，四川省成都市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察机关举证，高勇从担任凉山州副州长起，以“支持出书”或者“买书”的名义，向近百家单位和个人索要赞助费数百万元。

在山西省，也有这样一位“文人官员”。他就是临汾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月喜。

政务之余，王月喜不仅写诗，写散文，还出版了多部著作。经查，王月喜不仅使用公款支付个人图书出版费，还非法出版个人及亲友编著的图书。

已经落马的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也有过异曲同工之举。

王益以涉嫌受贿罪被逮捕后，人们发现，这位副部级金融高管虽然不识五线谱，却是当年红遍全国的大型交响乐《神州颂》的作者，甚至曾被业界誉为“天才音乐家”。

有关部门事后查明，这位所谓的“天才音乐家”只不过是提了个创意，实际的操刀人是多位音乐界专业人士。而《神州颂》能火遍大江南北，是因为与王益关系密切的企业有的直接提供赞助，有的则买下数百张票让员工去看。

“官员靠出书敛财，说明个别官员的贪欲已经膨胀到了一定程度。现在通常在官员工作或主管的领域加强了反腐的力度，方方面面‘盯’得也比较死，于是这些官员就通过其他渠道，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敛财，玩‘曲线救国’，这样贪腐起来更加隐蔽。”林喆说。

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干部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近年来，陆续有一些在职官员送给他一些所谓的“文墨”，闲来无事翻阅了一下，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遣兴述怀类。个别官员走到哪里都喜欢吟上几首。日积月累，诗稿盈筐，于是要汇编成册。可惜这些诗要么有一种“为赋新诗强说愁”式的牵强，要么有一些“关门闭户掩柴扉”式的哆嗦，要么就是有一堆“夏天热呀冬天冷，春刮风来秋结霜”之类的废话；

回首往事类。内容无非是少年时饱受磨难，青年时发愤图强，到如今功成名就，忆往昔峥嵘岁月，免不了痛定思痛的伤感。看今朝，字里行间，既有舍我其谁式的豪迈，又有“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式的得意；

生活琐记类。如某人日记今天记的是自己的反省和自责：“喝酒太多，大醉，这样怎能为老百姓办事啊？”明天记的是与群众欢聚的场面：“乡亲们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真是俺们的好领导哇’。”一本生活烂账。

文件汇编类。此类书籍汇集的是官员多年的报告、讲演稿一类的东西。“这些文章的著作权或许应该属于官员的秘书，这些书所凝聚的是秘书的汗水，体现的是秘书的水平。”上述老干部说。

“谁都知道，这几类书一般不会畅销，因为读者有限。但一些出版社愿意出版，还有些人专门搞这类书的策划、约稿，就是因为里面有利可图。”这位老干部直言不讳。

正是由于官员出书腐败诱因太多，许多真正爱好文学的官员都难以为继。

在湖北省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获得“鲁迅文学奖”后，便遭到广泛质疑，甚至被称为“文学媚权”。

对此，车延高公开回应称：“大家对我这种身份与这次获奖有没有关系产生质疑，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于腐败问题的仇视和对权钱交易的憎恨。”

“有些官员出书的出发点是好的，主要是想把自己在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写成书出版，留给社会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说。“但个别官员出书的目的，确实值得警惕。”李成言认为，个别官员出书的“别有用心”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当其冲的是提高社会地位。

“通过出书，个别官员可以包装自己，让别人觉得自己不但是领导干部，而且还是文人雅士，无形之中抬高身价。”李成言说。

此外，捞取政治资本也成为个别官员从出书中获取的利益。

据李成言介绍，个别官员在书中有意识地写一些有自传性质的内容，与自己的政绩、业务挂钩，为自己树碑立传、做隐性广告。

“还有个别官员利用自己的职位，手中的权利来找‘枪手’代写，写完之后就与出版社进行以权谋私的交易。而出版社往往认为他是领导，从而提高版税提高自己的书价，这些情况是一般的作者做不到的。”林喆说，“同时，个别官员又利用手中的职权要求下属购买他的书，或用公款买下以后再发下去。这些官员之所以能这么做就是因为能‘独霸一方，大搞一言堂’，当遇到跟他意见不同，不愿意买书的人时，或破口大骂，或采取给下属‘穿小鞋’的方式进行报复。这种情况存在，是我们制度的问题。”

据了解，早在2002年9月，湖北省纪委、省监察厅即规定，“领导干部不准违反规定用公款出版个人编著的图书或举办个人的书法、美术、摄影等作品展览”。

此外，2005年3月，四川省省委、省政府也明确要求“未经组织批准，各级党政干部不得以个人名义参与出版物的编写，不得在出版物上挂署党政职务头衔，不得利用职权和影响在出书中牟取不当利益”。

但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国家层面的法规来规范官员出书。

林喆认为，官员出书也应当作为重大事项汇报，因为这里很可能存在腐败的空间。

此外，针对封堵个别官员出书造成腐败的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龚维斌建议：“一是发挥人民群众、社会团体、新闻媒体对官员出书的监督作用；二是在职领导干部出书至少要经过纪检监察部门备案，由纪检监察部门加大对于官员出版经费补贴和稿费的使用情况监督力度；三是对有些在职干部由于单位和部门工作需要，由单位组织力量集体撰写、以领导个人名义公开发表的文章，妥善处理版权归属和稿费归属；四是由纪检监察部门研究出台政策法规，增强对领导干部出书的监管力度。”

对官员腐败受贿的分析 篇4

近年，关于贪官的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不断有高官落马。***，李春城，刘志军，刘铁男等一大批副部级以上高官的落马折射出中国政坛的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的弊病之深刻。在我起初意识里只有基层才是腐败的高发区，这样看来高官也存在巨大的贪腐风险。我想从两个方面来思考贪污受贿的成因。

首先从贪污受贿的外因来看，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人情社会，这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能够找到答案。中国人讲究人情，逢年过节走亲戚访好友总要提上点礼品。说是要到别人家里做客，不带点东西都觉得不实在，感觉不舒服。这实际上是官员贪污受贿的一大社会深层次的原因。

另外，官员拥有巨大的社会公共资源和资金的支配权，这给官员的贪污提供了操作空间。从内因来说，贪官一般是不会洁身自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贪污受贿的机会。甚至有些人投身公务员事业就是为了能够为人民“币”服务，而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丢掉了作为一个人民公仆的基本职业操守。另外，“走后门，找关系”的风气盛行也为贪污受贿提供有利条件。

通过分析，要想真正的遏制贪污受贿现象的盛行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加强作风建设，整顿官员的工作作风，坚决处理官员“不作为，慢作为”的行为，达到真心实意为百姓做事，避免从为百姓处理事情中获取好处。其次是加强思想建设，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定期开展廉政教育，纯洁官员思想。再次，完善我国针对贪污腐败方面的法律法规，需要对贪污受贿案件进行严肃查处，不能对其行为进行包庇纵容。形成对腐败分子的强力震慑。

当下我们应该对贪污受贿坚决的说不，只有从内在和在外两个方面入手才能够真正的解决贪污受贿。只有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多层次的反腐决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受贿。只有从每一个官员的内心拒绝贪污受贿，才能够解决贪污受贿，只有赋予人民对官员的更大的监督权，才能够逐渐的解决贪污受贿。另外，我们还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通过各种渠道增强对贪污受贿官员的打击力度，比如通过网络渠道等提高对官员的震慑，让有贪污受贿想法或行为的官员远离贪污受贿。

怒斥官员腐败的主持人被换 篇5

近日，央视曝光了湖北省一国家级贫困县(房县)斥资几亿元圈占百亩农田违规修建豪华办公楼一事，湖北荆州电视台《垄上行》栏目组就此做了实地探访和深入报道。当晚一位男性节目主持人在评论该新闻时，情绪激动，干脆不看眼前的题词器，开始了自己的独白。他义愤填膺地说：“他们(房县官员)比的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不是政府服务水平的提高，而是奢华排场。”一位主持人在主持现场情绪激动，义愤填膺的痛斥那些腐败的官员。这种节目到时引起了群众的共鸣，是群众的呼声。可是这让官员们就不乐意了，私下骂骂官员可以，利用传播媒介揭了官员的老底就是不行，快要原形毕露的官员岂能容忍别人撕开自己的面具呢？所以这位主持人被换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为何主持人会如此情绪激动呢，这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尽管这位主持人在直播现场这样做难免有点不妥当，但是这也是代表群众的呼声，为何不倾听呢？ 开展群众路线不是说要广泛听取民意吗？不管是群众以何种方式表达民意，都不应该拒绝。不是说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不管是谁的旨意把这位主持人换掉，但绝对是为了维护官员，害怕自己被问责。而现在存在着一些人也下基层听取群众意见，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应景而蜻蜓点水，造势而冠冕堂皇，心不诚，情不深，难免徒劳

往返。群众路线要深入，不能搞形式主义。要以尊重、平等、信任的态度，“俯下身子，放下架子”，深入基层，融入群众，不打官腔“唠家常”，去掉官气“接地气”，哪里反映问题最突出就到哪里，哪里的群众意见最大就到哪里，切实把自己摆进去，真听意见、听真意见，使教育实践活动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工作。所以，群众路线应该要听取群众意见而且还要深入，不能搞形式主义。对于这位主持人的话官员们应该扪心自问，应该反省，而不是去堵住群众的嘴。

官员迷信现象值得深思 篇6

许道敏 周恩深

我国的迷信一词，相当于英语词汇Superstition，是指对某一些事物迷惘而不知其究竟，但又盲目地相信其说。

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等腐败官员形形色色腐败行为中，迷信活动也特别典型，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是边腐败边拜佛型。一些落马官员家里，堂而皇之地供奉着观世音等佛像。例如，刘志军、韩桂芝、丛福奎都信仰佛教，各自在住宅内设置佛堂烧香拜佛，其中，韩桂芝在所供的佛像边贴着条幅:“佛德我升大官，官大升我佛德”。而丛福奎在家里设了佛堂和道台，每月初一、十五都要烧香、念经、打坐、拜佛。为了得到神的“保佑”，他还在被褥下铺了五道佛令，在枕头下压了五道道符。

二是迷信风水堪舆型。对于风水一词，《辞海》的定义是:“风水，也叫堪舆，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刘志军除了信佛教在家烧香拜佛外，还搞其他迷信活动。曾经红极一时的“风水大师”王林对刘志军说:“帮你在办公室弄一块靠山石，保证你一辈子不倒。”

三是择日选辰型。有的官员每逢上任、建房、购车等重大事情都要问问神灵，甚至连出行也要算日子。刘志军为求“平安”，在铁路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的开工、竣工之前，他都会请“大师”选择黄道吉日。铁路工程往往列入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其间，其铺张浪费剪彩活动仍使人记忆犹新。刘志军等腐败官员信教搞迷信活动，分析其实质和动机是通过“贿赂”鬼神获得神秘力量相助。他和其他腐败官员一样不信马列信鬼神，其迷信的动机不单是“信仰缺失”，仔细分析推敲，还是因为他们欲望太多，希望通过信奉迷信贿赂鬼神，得到一种神秘力量相助，为自己过去的劣迹寻求庇佑，为未来的飞黄腾达升官发财借力。

国家行政学院程萍教授作过“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与分析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7.6%的县处级公务员表示不相信迷信现象。与2005年发布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中有关数据相比，县处级公务员不相信迷信的比例仅比公众高出6.1个百分点，其中县处级公务员相信“相面”的比例甚至略高于公众，达到28.3%;自称相信“周公解梦”的比例排第二，为18.5%;自称相信“星座预测”的比例为13.7%;自称相信“求签”的比例为6.0%。也就是说，有超过半数(52.4%)的县处级公务员，不同程度地迷信。其中5.6%的人对4种迷信现象和“灾难预测”持“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的态度，也就是说，有5.6%的县处级公务员相当迷信。研究表明，影响官员职业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变得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因素越多就会更加诱发官员信教和迷信。

论官员腐败现象 篇7

一、入仕之途滥杂, 官僚队伍臃肿庞杂, 官员素质不高

宣统朝科举已罢, 捐纳已停, 然而官员的入仕之途仍然滥杂。赵炳麟有过这样的记述:“科举虽罢, 而学堂毕业立授实官。举贡考职大逾常额。捐纳虽停, 而旧捐移奖, 叠出不穷。市侩居奇, 竟同贸易, 兼之勋臣后裔, 名器裘滥, 至今已极。”[2]入仕之途滥杂造成官僚队伍臃肿庞大, 鱼龙混杂, 官员素质不高。仅宣统二年 (1910) 所出的京外各官就近万员。仅十二月验看分发之人就多至1400余员, 举贡就职的按经历、盐经历、州判三项计1010人, 为开国以来所未有[3]。官僚队伍如此庞大, 而实缺有限。在取得做官资格后, 要补实缺, 不少人得依次挨补;而得缺后之升迁, 一般也得慢慢熬资格。“官之迁皆以年资, 人无干进之心, 即干亦无幸获;得第早而享永年, 则驯跻卿相, 否则以词馆郎署老。”[4]106故低级官员为谋升迁, 或谨小慎微, 或逢迎上司, 或厚贿钻营;熬至高官者, 深知此位来之不易, 必多方以保之。于是守旧因循, 多方取容, 希图固位。刚直不阿、勇于任事, 不怕丢官而触上司、皇帝忌讳者, 为数必少。“贤者勤劳正事往往沉沦下位而不免朔饥, 不肖放弃官司往往交结要津而骤跻显位, 是以官场中相传妙语谓‘做事还做事, 做人还做人, 做官还做官。’”[2]

御史饶芝祥曾弹劾袁树勋:“初到广东, 扬言禁赌, 得赌商贿三十万, 因以全省盐务交赌商包办, 事后再酬二百万。”[1]两江总督端方:“狎邪小人, 初至两江, 号为债帅, 不一年而收蓄骨董碑帖字画珠宝值数十万金。”[1]河南布政使朱寿镛, 贪心太重, 以素稔地方利弊也, 遇有差缺, 悬价以售, 优者昂利必倍之, 从无虚掷巨款之事[5]。有些州县官, 本来就是钻营贿买得职, 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了搜刮钱财, 一至任所, 就行同豺虎, 搜刮取盈。江苏阜宁知县李绍卿的行事就很有典型意义。江苏布政使樊增祥在批复阜宁绅商的呈词上承认:“适王道崇烈为李绍卿说项, 谓其家资颇裕, 以握印为荣, 虽赔万金不惜。因禀商督宪, 委署阜宁。不图到任两旬, 天怒人怨。……兹据禀称李令残暴异常, 随带两镖客, 或入民居, 或至市肆, 日夜以敲诈为事, 其无辜被笞被押被罚者, 不一而足。又借拿匪为名, 突至大通口, 妄拿居民五十余人, 彼时得钱者释放十余人, 其余男女四十余口, 概带入城管押。”[6]

二、在腐败成风的情势下, 官吏更调太频也是造成宣统朝吏治腐败的重要原因

宣统元年 (1909) 五月间直隶总督杨士骧因病出缺, 朝廷以北洋为紧要之缺, 必须以德高望重之人方可胜任。于是命前两江总督端方调补直隶总督, 又怕直隶布政使护理直隶总督不能胜任, 特派那桐暂署。自杨士骧出缺, 端方调补直督, 一时牵动大局。前粤督张鸣歧补江督, 前山东巡抚袁树勋署粤督, 并升孙宝琦为鲁抚。不想半年之后, 端方又被解职。陈夔龙补北洋, 苏抚瑞澂补鄂督, 晋抚宝棻补苏抚。在一年之中, 北洋两易其人, 致吴楚晋鲁诸省大吏频频更调。各省督抚每经一番变动则全省之属员必起一番恐慌。“宣统朝每年都有一系列的谕旨贬革各地官员。长官们斥责这些人犯了各种各样的罪名, 尤其是吃空额和各种形式的侵吞公款。这类罢黜案件中, 有些无疑是要真心斥革那些贪污而不称职的人员。可是, 这些案件往往发生在督抚们调动以后不久, 这就表明它们大半是由于分赃不均和争权夺利。原任人员被解职以让位于各新贵, 这批新人并不一定比旧人更廉洁或更有效率。”[6]143

关于督抚的任用调动, 当时的人们认为:一省之督抚若自本省之府道藩臬而递次升迁者, 则与本省之官员, 上自府道, 下至佐杂, 共事多年, 互相了解, 则能审识时度, 知人善任, 用人得当。若本省督抚出缺而以异省之藩司升任或以异省之督抚调补, 则视事之初人地生疏, 事事假手于幕友胥役, 鲜有不颠倒错乱者[7]。新任的督抚往往带一批信任官员赴任。凡省中如财政局、善后局、铜元局、厘捐局、警察局、学务公所、督练公所等重要差委, 必设法易其私人。“如果前任不知振作, 弊端丛生, 借此整顿, 尚有益处;倘新任者非人, 则将翻尽旧日之所为而日就败坏。”[8]这也反映出不调为好的意见。

同时, 督抚要治理好地方, 必须了解民情, 进而采取相应的统治政策。各省民风不同, 即使一省之内, 各地情况也不相同, 督抚要了解民情不是旦夕能够做到的。另外, “署中之幕僚追随主人多年而运筹帷幄, 遇事赞划, 其于全省之政事民情或较身任大吏者更为周悉。一旦大吏迁调, 幕僚星散或随节而去, 则后继者所带幕僚不了解民情, 往往贻害于全省政事”[8]。因此, 各省督抚每经一次变动, 则全省政事亦必有一番纷扰。调动与否, 要视官员是否清廉公正。颓风已成的局面下, 调动往往成为新一轮搜刮的机会。

三、州县官调委过多, 也是造成地方吏治腐败的原因之一

早在乾隆年间, 州县官调委过多就成为官场比较突出的问题。乾隆皇帝曾明降谕旨, “州县佐贰等官自应各就各任, 实心办理, 使地方官久于其任, 事有责成, 心无几幸, 方于地方有益, 若任意更调, 通省皆然, 则督抚既得藉以市恩并恐开属员侥幸营求之渐, 其所系于吏治官方者甚巨”[8]。此后, 又明确规定:调署州县佐贰不得超过实缺十分之二, 并且要求各省州县无论奏调委署代理, 每届三个月汇奏一次。然而各督抚多视此为具文, 依然是我行我素。宣统朝, “直省各督抚于实缺州县仍复多合其本任, 调署别缺, 或令在各局所当差转将本缺改委别项人员署理。其委署人员或有不合例者则率皆声明为地择人、破格拔用, 至委署期满又另以他员代之, 并有由前届委署之员自行觅代, 随后禀准补札者。辗转相循, 为数日众, 往往有一州县之中而每岁新旧任代卸至再至三者, 亦有一州县而十余年不见实缺人员。到任者, 通各省统计, 此项调委人员实占实缺十分之六七”[9]。“悬缺不补, 漫无限制, 推其迟延之由, 无非为调剂委署之计。及到补缺之后, 又或不令到任, 纷纷调署。部选之员, 则谓吏事非所素习;外补之缺, 又谓拘于班次。籍人地之不宜, 为纷更之便计。甚至积重不返, 沿成例章。委署一年, 辄予瓜代, 一官传舍, 致贤者有才而无所施, 不肖者攘利而惟恐后, 吏治腐败, 职此之由。”[9]调委过多, 使州县官人人存“五日京兆”之心, 都想狠捞一把, 然后溜之大吉, 不肯实心任事, 不虑考地方利害、民间疾苦, 遇事心存观望, 何谈吏治之清明。

当然吏治腐败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 而宣统朝入仕之途滥杂、更调频繁、调委过多的官员选拔和任用制度则无疑加剧了清王朝官场的腐败, 并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参考文献

[1]沈云龙.宣统政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八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

[2]御史赵炳麟奉仕途滥杂请馈详议官规折[J].东方杂志.

[3]盛京时报[N], 1911-8-18.

[4]梁启超.近代学术概论[M].商务印书馆, 民国29年.

[5]申报[N], 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6]江苏阜宁县商人罢市知县被民人拘囚[J].东方杂志.

[7]中华民国史料丛稿:第一辑[M].中华书局, 1978.

[8]申报[N], 宣统元年四月二十日.

腐败官员与房市泡沫 篇8

一重庆市渝中区原副区长王政、渝中区委原副书记郑维、沙坪坝原副区长陈明因收受房地产商巨额贿赂。不久前分别被法院判处死缓、13年、10年有期徒刑。这三名厅级官员在城市开发中大肆出卖手中权力。为房地产开发商、承建商谋取不法利益，受贿总额高达1100多万元。这件以地生财腐败案在山城引起不小轰动，其背后的房地产权钱交易潜规则昭然若揭。

此前，上海市房地局有6名在职和已退休处级干部遭遇调查后。已有部分人员由检察机关处理。他们涉嫌在此前参与土地出让的违规运作。在短短一年中上海直接曝光的房地产领域相关腐败案件不下5起。如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市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市房地局原土地利用与管理处处长朱文锦等人的落马。均与涉嫌房市腐败有关。此间的舆论认为，上海乃至全国房市反腐雷霆彰显高层强力反腐、力挽房市和谐的决心，并将对今后房地产市场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早在2007年4月6日，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动员部署，于是年4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楼市专项治理。与以往不同。本次整治行动目标直指“房地产行政审批过程中涉及的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违规行为”，重点在项目立项、土地取得、规划审批、预售许可等环节，惩治违规审批、滥用权力、违法不究，以及在行政许可中的索贿受贿等行为。

种种迹象表明。已经兴起的楼市专项整治行动，将重点打击房地产官商勾结。“这是一场极有针对性的整治，矛头对准了人们深恶痛绝、房地产领域日益严重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用房地产专家顾海波话说，“人们更愿意将它看作是一场楼市清污，行动”。

伴随着房地产业宏观调控进入关键时期，房地产行业的权钱交易“潜规则”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据统计，在2006年全国建设系统查处违法违纪和涉嫌违法违纪的415人中，建设行政机关和具有管理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占68％。房地产行业已成为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高发的重点领域。而打击房地产领域的官商勾结可谓众望所归。

江苏省纪检系统不久前举办的一个反腐教育展让许多参观者驻足。其中负责城建的政府官员与开发商相互勾结牟取暴利频频落马的案例格外引人注目，近年来。江苏省为数不少的贪官受到查处都与房地产商有关，如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竹琴等人相继落入法网，其贪腐行为均与房地产有直接关联。从中可以看出房市腐败不仅让国家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大打折扣，也吹大了房市泡沫，使购房者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

早在2004年初。江苏省纪委根据群众来信对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腐败问题进行立案调查，是年8月江苏省纪委最终查明姜人杰任苏州市副市长期间，利用分管城建的职务之便，不仅大肆受贿，而且伙同其子在变更土地用途过程中，非法敛财，数额特别巨大。姜人杰腐败案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老子管城建，儿子搞开发。如姜人杰指使苏州某国企老板挪用巨款。充当其子开办私人公司的注册资金。而姜人杰的儿子开办公司时，从某大学工商系毕业才一年。同时，姜人杰还利用职权。将苏州一块工业用地变更为房地产用地。并将这块地交给其子的公司拍卖。

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腐败案极具典型性，其主因是被房产商所控制，不能自拔。张东林在近几年审批房地产开发项目等过程中。被查出索取和收受17名房产商贿赂270余万元，涉及具体楼盘近30个，有的房产商每开发一个楼盘都要向他行贿。为收买张东林，某开发商费尽心机地开了一家酒店。专门应承他的个人宴请，几乎不对外营业。为让张东林能与情人浪漫幽会。开发商送给他的两个情妇价值54.6万元和25.8万元的住宅各一套，不仅装修奢华。并配有高档家电。另一个开发商送给他的儿子38万元购房款，张东林得知后。只是若无其事地说了声“我知道了”，

那么，开发商为何如此仰赖一个负责城建的政府官员呢?是因为看中这些政府要员手中的土地审批大权，比如在常州一段时期房地产商们都深谙“谁和张东林的关系铁，谁就会成为主流房地产企业”的道理。的确，受贿后的张东林为开发商提供的服务可谓是细致入微：确保审批项目顺利过关，减免土地出让金，为国有房地产企业核减亏损，为开发商协调各种关系，以审批代替土地招投标等等，权力所及，无所不包。

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竹琴贪腐案的情况与张东林一案极其相似。据纪检部门证实，魏竹琴在用地协调、规划审批、规费减免、项目立项及承接上，千方百计为开发商谋利，大肆收受钱财。其随身携带的他人赠送的各种消费卡就达数10。

其实类似的套路，并非江苏贪官所独有。官商勾结，谋取私利早已成为不少地方一些贪官们的拿手好戏。如湖南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主政郴州7年。郴州市许多工程的背后都有李大伦与房地产商勾结的影子。2006年6月以来，相继落马的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李宝金、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等一大批贪官。都有与房地产商狼狈为奸的劣迹。

新华社曾报道，有记者到山东省监狱，与2005年震惊全国的青岛房地产腐败大案主角之一，青岛市原市长助理、原崂山区委书记王雁进行对话。王雁说，“我刚到崂山区工作时，感到地价过低。结果，通过冻结土地批租等方案，不到三个月。崂山区的土地价格就大幅上涨，城乡接合部沿海一线的地价涨幅达到100％至150％。”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地方官员，要想在任期内干出看得见的业绩。抓城市改造、房地产开发是最快捷的途径。而一些腐败分子在政绩、人情和谋利心态的驱动下。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俘获，与开发商结成利益集团。

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公务人员与开发商投桃报李，发房地产横财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在位时利用职权及人际关系，在土地出让、房屋销售审批等方面为开发商牟利；离任或下海后再到这家房地产公司谋取要职，收获先前播种的收成；有的干脆以亲属等名义直接获取一定的股份。二是利用职务之便，以亲属、朋友的名义。从开发商处打折购房，转手出售。折扣高低视权力大小而定，所谓亲属、朋友事实上就是代理人。三是替开发商抬轿子造势，忽悠消费者，自己收取不菲的出场费。甚至一些不法房地产商还充当为官员卖官鬻爵的金主。如在绍兴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王金良、蒋永舟卖官受贿案中，直接行贿者一半以上

是企业的老板。这些金主。大多是房地产开发商。他们积极为买官者充当掮客，上下活动。

二“房地产宏观调控一大任务是反腐败!”不少有识之士都认为，腐败存在于房地产市场的众多环节，比如土地批租、土地融资，甚至灰色收入投资等。官商勾结扰乱了房地产市场操作的公平性，也打破了市场经济规律下的资源配置有效性。房市腐败频发与制度设计和行业特点不无关联。

就目前房地产市场来看，从土地出让、项目审批、银行贷款到销售环节，每环节都有可能给官商勾结、行贿受贿提供方便，而不法房地产开发商最终要将行贿成本计入房价。从而导致房价飞涨，使居民的基本居住需求得不到保障。

南京一位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曾坦言：“如果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成本就能降低15％。”那么，房地产项目的灰色成本是如何入账的呢?据业内人士透露，除了虚支招待费、管理费消化一小部分外。再就是摊到建筑安装成本上，因这一环节税费相对低，所以开发商们屡试不爽。当然，这些灰色成本最后都是要购房者来埋单的。以江苏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受贿270多万元一案为例。如果要摊到1000套房子上。每户要承担2700元；如果是500套房子，每户要承担5400元。

业内人透露，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要办齐“五证”，盖好20多个公章，这些环节除了涉及规划、国土、建设等主管部门，还需经过房管、工商、税收、建设、交通、环保、卫生防疫、消防、地质勘探、园林、人防等众多机构的审批或备案。江苏一名开发商坦言：“部门林立，表面上环环相扣。但却很不透明、很不规范。如果我们不一个个上门去烧香，当官的就会拖，楼盘开发是资金密集型的，哪个环节都拖不起啊。”又如，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价格会直线飙升。而土地用途变更的权力掌握在负责土地规划的领导人手中，实际决定权就在分管副市长或副秘书长手中。其中的制度监管缺陷，很容易成为开发商集中攻关和负责城建的官员权力寻租的环节。

容积率是指在建筑区划内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值。在开发商眼里容积率简直就是点石成金的魔术棒。因为容积率越高，可供其销售的面积就多，获利也越大。于是。哪怕是为提高0.5个百分点，开发商也会不惜血本地攻关。原重庆渝中区副区长王政在规划部门任职时，一名开发商通过向其行贿手段，将某项目的容积率提高2个百分点。一下子就获利1000多万元，开发商为此先后送上感谢费100万元。

一些政府官员个人与开发商结成的利益集团，是搅乱房市的怪胎。对于这些官员而言，利用权力为房地产托市、造市，乃是一石双鸟：既为虚假政绩开源，又为个人腐败引流。尽管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试图为房地产市场降温的宏观调控政策，然而。结果却是一次次被化解于无形。房价仍然我行我素，变本加厉地上扬。房地产业官商勾结触目惊心的案例。再次证明了一个事实：在房地产市场虚火的后面，除了以地生财、靠房吃房的畸形政绩观外。还有一只腐败之手。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国内房地产市场中的权力寻租色彩并没有被稀释。在一些地方反而越来越浓。有的开发商拿到的土地容积率远远高于周边地块。一个中等项目容积率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会增加数千万的销售额。而在土地出让环节，虽然在2003年实行了招拍挂制度，但“围标”、“陪标”现象并不少见，这说明土地在拍卖前早已内定了买家。官商勾结的城建腐败案显示。房地产能够满足地方官员两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房价快速上涨带来的是税收增长。房地产能提升城市形象；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官员通过权力寻租从中捞取个人私利。这条隐藏的铁律不打破，房价调控效果必将大打折扣。

房价畸高畸涨的民情、国忧，抵不过少数地方官员与开发商合谋的私利，即使国家调控频出重手。也会能够遭遇架空。权力介入市场，必然扭曲市场，甚至毁掉市场。假如说，买房在以前被普通民众称之为梦想，而这几年畸高畸涨的房价，则使这种梦想现在变成了妄想，变成了噩梦。很显然，仅仅依靠经济手段调控，已不足以扭转房市乱象。在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合谋下，房市调控的效力很容易被消解。房市虚火的下面，有官员腐败的干柴。只有将腐败的干柴抽掉了，房市虚火才会降温，调控力度也才有可能到位。

时下，地方官员主导房地产发展的冲动依然非常明显。因为在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中，有75％归地方政府所有。现在土地出让金的30％直接划入地方财政。而土地出让价格的高低与房价密切相关，房价越高，当地土地拍卖价也越高。的确，尽管房地产调控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但一个重要例证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城市的主管官员公开表示要让房价降下来，可见，房地产市场的矛盾，反映了调控与反调控的博弈。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话说，这是“目前中国涉及利益面最广、博弈技巧最纯熟、悬念最多、结局也最扑朔迷离的一场博弈”。

三面对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房地产市场，一方面是巨大的利益诱惑，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就有了可乘之机。从近年来各地发生在房地产领域的典型贪腐案件来看。国土、规化和城建部门的行政审批权过大、过于集中，尤其是行政权力的运行不够公开、透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成为房地产开发领域的突出问题，

早在2006年2月，中国首次界定的商业贿赂重灾区中，与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的工程建设和土地出让，首当其冲。事实证明，在这两个环节中，一些政府官员与开发商形成了一明一暗、化公为私的谋利模式。在开发商和政府官员之间，客观上存在一种共生的寻租现象。开发商一方面是政府官员的政绩推动者，同时又很容易把政府官员拉下马，成为诱导官员腐败的麻烦制造者。从经济层面上分析，双方在攻关和寻租上一拍即合。容易结成利益集团。

回顾近四年房市调控历程，在房产新政启动前，听到风声的一些地方官员就坚称当地的房价在合理区间；调控开始后，一些地方官员暗中鼓动开发商，力挺房价；棋到中盘时，又有一些城市急忙打时间差，很快公布某时段房价下跌的数据信息，力图让调控见好就收；见调控连连出招。一些利益集团便不断释放出“房价下跌会导致国民经济灾难性后果”等威胁，借以瞒天过海。扰乱决策。

中国政府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调控至今近四年时间。房价在呈现边调边涨的态势之后，终于低下高昂的头出现下跌。在一些城市甚至呈现出快速下跌趋势。但此前房地产宏观调控在一些城市效果有限，甚至成为一纸空文。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腐败现象太多。而房地产业腐败高发又与房地产领域的制度缺陷有关。房地产业宏观调控抵不过少数地方官员与开发商合谋的私利。以至于尽管国家房地产调控频出重拳，但却像是打在棉花上难以奏效。围绕房市一些官员腐败的警讯，彰显房地产宏观调控仍任重而道远。

目前，高房价已成为广大群众沉重的负担，超出了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房市调控着力点主要是拧紧土地供应和商品房信贷闸门，提高税率，调整住房供应结构，下一步的房市调控，应考虑梳理或再造房地产项目审批和监管流程，弥补相关的制度缺陷，让每一个环节都能阳光运行。

尽管说。作为官商勾结的副产品之一，房市灰色成本或许并非是房价高企的决定因素，但它无疑助长了房地产领域的寻租行为，如果某些公章成了腐败的机会，那么落实调控政策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下一个腐败的机会。真正可怕的是每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官商合谋的“复制效应”。因此，有关专家建议，在今后的房市调控政策中，应考虑明确设置惩治房市腐败议题，虽然说，近两年来，房地产宏观调控掺入行政性手段，一直饱受开发商诟病。但官商勾结腐败高发态势显示，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反击房地产腐败或许是最有效的方法。因为，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一旦暗中形成，房地产调控的效力就很容易被消解。

值得关注的是，在上海。从2006年年中开始，随着社保案的爆发。房地产腐败成为社会最为关注的话题，一些政府官员因房市腐败落马。整个2007年，上海房地产市场笼罩在反腐斗争氛围之中。就全国范围看，自2007年4月起到2008年初，根据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等八部门作出的部署。所有在建并已进入商品房预售环节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将被全面清理，逐一排查，有投诉举报的项目更是重点调查对象。此外，房地产企业发布违法广告、囤房惜售、哄抬房价、合同欺诈、偷税漏税以及违规强制拆迁等行为。也将成整治的靶子。不过。业内人士也提醒。打击房市官商勾结不能雷声大、雨点小，关键还在于执行到位。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他们热切期待的是，房市专项整治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以往习惯于打入房价的灰色成本有所减少。在房地产领域，开发商将非成本性价格，也就是寻租价格计入房价，这是公开的秘密。一旦房地产市场寻租少了，哄抬房价的少了，交易更加公平、公正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就能够得到维护；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良性的秩序将带来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当权力干预因素减少些，市场化、透明度就会提高些。对于国家来讲，房市专项整治既可以促使行政机关更加依法行政。有利于廉洁政府的建设，也能因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偷税漏税成为本次整治的重点，房地产企业“利多税寡”的不正常状况将获改观，国家来自房地产业的税收有望得到增加。